61.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17）
**在表示：大家对他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对他有好处的批评他会考虑。但对有些批评意见，他表示可以保留，将来让事实来证明是对是错。他还特别说明，我们红四军是党委领导下分工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并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要从实际斗争经验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由于军紧急，大会只开了一天，最后通过了陈毅按其报告精神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选举**、朱德、陈毅等13人为新的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未能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七大后，**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离开部队去蛟洋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陈毅根据**中央关于要红四军派一得力同志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指示，决定前往上海。
陈毅走后，前委工作由朱德代理。为稳定官兵绪，整顿部队，9月下旬，朱德主持前委决定在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由于放手让群众讨论，事先缺乏必要的意见准备，所以这次大会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争论不休，“毫无结果”。会后，朱德和很多政治工作人员等**回来复职，主持前委工作。他们写信给**，**因故回信拒绝了。
10月下旬，红四军前委率一、二、三纵队奉中央指示：“到东江游击，向赣梅展”。**仍留在闽西，同闽西特委一起，继续领导闽西的革命斗争。在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努力下，闽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展和巩固。到了1929年11月，闽西根据地已由3个县扩大为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6县，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
7月间，陈毅于苏区出，经厦门赴上海。陈毅在动身之前，先将红四军党的“七大”上的争论问题和会议决议写信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并说明自己即将来中央报告工作。到上海后，在9月中央召开的各地区军事联席会议上，陈毅除向党中央写了书面的《关于朱毛红军及其历史状况的报告》外，还口头向党中央客观地汇报了红四军党的“七大”上的争论，部队存在的不良倾向以及**已离开部队等况。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和李立三等认真研究了红四军七大的决议及其附件（包括6月14日**的信），几次召开会议讨论，9月28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执笔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有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肯定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根据地，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红军要克服单纯军事观点，以免使根据地一切行动成为单纯的军事活动。来信指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并指示**仍为前委书记。中央“九月来信”，吸收和肯定了**一系列基本观点，作为中央指示，它又反过来直接促成了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帮助了古田会议决定的写成。
根据中央指示，陈毅迅即绕道香港返回闽西。并在11月18日的前委上杭官庄会议上，忠实地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党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11月23日，红四军再占汀州，前委即决定由陈毅去请**回来负责。
陈毅即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到**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回来工作。11月4日在攻占汀州之后，陈毅再次写信给**，“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62.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18）
**于11月26日偕福建省巡视员谢汉秋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表示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11月28日，前委在汀州召开扩大会议，除同意前委官庄会议关于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政权的决议外，更深一层检查红军的一般况，认为若不抓紧训练和整顿，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为了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随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汀州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12月3日，**、朱德率领红四军开往连城新泉。**、朱德、陈毅一起冒着严寒深入各连队召开座谈会，与到会同志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格外重视党内的调查研究，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通过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为起草党代表决议准备材料。同时，**还到新泉邻村庄报一公祠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12月中旬，红四军进驻上杭县古田镇。
红四军进驻古田后，前委、政治部和司令部设在八甲村。四个纵队分别布防于周围的赖坊、竹岭、溪背、菜屋等村庄。在八甲，**主持召开各支队、纵队、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和支队以上的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进一步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进行准备。
联席会议之后，代表们便回到各纵队、支队、大队去召开党委或支部会议，传达党代表联席会议的精神，并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作初步检查。**则利用这段时间，在政治部二楼的住房里，最后完成《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起草修订工作。
1929年12月28日，一切准备就绪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宗祠）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0多人，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会议。会上，**代表红四军前委，作关于政治决议案的报告，并多次讲话，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党中央“九月来信”，同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全体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和**的政治报告，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改选前委，选举**、朱德、陈毅等11人为前委委员，**为前委书记。
**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全文长达2万多字，分为9个部分：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七、废止肉刑问题；八、优待伤兵问题；九、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其中心思想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建设红军。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指出：所谓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它们在红四军党内的具体表现是：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绝对平均主义；唯心观点；非组织意识；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决议中严肃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成功。”为此，决议具体规定了解决办法，主要如：“以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5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各级党部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上级对下级要有详细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63.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19）
关于军队的建设问题。*****认为，红军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是**关于军队建设的根本思想。从这一根本思想出，决议中强调指出：“军队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为了保证红军上述任务的实现，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批判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决议规定在军队中实行民主主义制度，着重提出举行废止肉刑运动，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
此外，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了要重视宣传工作，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优待俘虏，要优待伤病员，等等。
古田会议期间，蒋介石策划闽粤赣三省军队“围剿”闽西革命根据地。对此，前委决定红四军全部“离开闽西”转战江西，以求达到粉碎敌之“围剿”而后“巩固闽西”之目的。1930年1月5日，红四军开始向赣南转进。到赣南后，红四军掀起了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各部队都认真组织了对会议决议的学习，并且按照决议逐条地检查了本部队各支部存在的问题，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一个反对不良倾向的群众运动。同时，还在部队中建立了许多重要制度，加强了政治工作。古田会议及其决议，对于红四军的党和军队产生深刻的影响，部队面貌为之一新。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和军队即使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并在工人不占主要成分的况下，也能成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的、真正的人民军队的问题。
古田会议不久，1930年元旦前夕，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给**写了一封新年贺信。**在信中描述了红军中存在的一些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未必很快到来，提出应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流露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比较悲观的看法。
**接**“贺信”后，认为**反映的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于1930年1月5日，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住地，给**写了一封关于《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以党内通信形式将复信油印至红四军各大队党的支部和地方党组织。
信的开头，**写道：“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忙着，二则也是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紧接着，**针对**信中反映的种种悲观论调指出：“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鲜。我知道你相信革命**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的深刻观念。……你认为距离革命**尚远的时期的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只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式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与中国的形势不适合的”。而“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64.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20）
**在这封信中，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在总结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他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先，**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而国内各派反动军阀为了维护他们自身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的利益，互相之间长期混战，始终不能有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权的现状，就是这种争夺的必然的直接反映。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在这个基本特点之下产生了两种况：一是各派军阀混战都以大中城市或包括县城在内的中心城市为目标。他们的军队豢养在城市。他们的反动统治以城市为最恐怖。这就使得中国**领导的革命力量难以在城市立足。二是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特别是偏远乡村和各省之间的边界地区，就成为反动统治的薄弱地带。因此，就产生了一件除中国以外而无有的“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展”。这种“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就是中国**领导红军开辟的乡村工农民主政权。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是先在农村积蓄和展革命力量，建立乡村革命政权，逐步推进直至取得城市，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历史所显现出来的不可移易的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为此，**在信中批评了“城市中心”的思想。他指出，“城市中心”的思想，“是与中国革命的实不适合的”。“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展，以为将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他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村斗争的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其次，**指出，中国**领导的红军战争是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点之下，中国农民遭受的压迫与苦难尤为深重，农民起义因而具有全国规模的展，中国农民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但是，小生产的生产方式限制了他们的“政治眼光”，导致其狭隘性、散乱性和无政府状态的自认识浓厚，所以他们不能成为革命战争的正确领导者，而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和游击队，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才能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所以，**在信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指出，中国社会矛盾的向前展，决定了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然而，“现时的客观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为此，**分析道：“如问中国革命**是否快要到来，只要详细细去察看引起革命**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升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展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同时，**又特别强调：“所谓革命**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快要来到，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子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65.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21）
第四，**指出，建立红色政权是促进全国革命**最重要的因素。他在信中肯定地说：“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这里，**重申了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这三个方面实行有机结合。
在信的末尾，**再次向**指出：“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不仅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展的问题，而且在古田会议正确地解决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和党长期在农村展况下无产阶级化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无法以城市为中心取得全国性胜利，而必须以“乡村为中心”的光辉思想，标志着**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红四军经过一年的转战，初步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但许多地方多次易手，县与县之间被敌军割离，新开辟的根据地，大多不够巩固，一些地区在主力红军撤走后，就又变为游击区。古田会议结束后，为了粉碎闽、粤、赣敌人的“三省会剿”，前委决定红四军全军离开闽西，向赣南出击，先打乱敌人包围闽西的军事部署，然后相机消灭敌人，展新的根据地。但当时红军给养已经告罄。于是前委决定：由朱德率领一、三、四纵队先行出，北击连城，入连城筹款，然后经清流、归化、宁化，西越武夷山，去江西开展游击战争，打到敌人后方去，转移敌人的目标，也是为了实现原定的争取江西的计划。另由**和前委机关率二纵队同赤卫队在龙岩小池诱敌，阻击刘和鼎之五十六师，掩护主力红军远征，然后寻机撤出战斗，去江西同红军大部队会合。
1930年1月5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一、三、四纵队离开古田，经连城、宁化、广昌，至东韶红色区域，等候二纵队前来会合。
**和前委机关率二纵队暂留古田，并主动向小池开进，阻击东线之敌刘和鼎部，牵制和迷惑敌五十六师，掩护红军大队转移。任务完成后，亦于7日离开古田，跟踪红军大队由连城以东的清流、宁化、归化县境，翻越武夷山亦入广昌。前委已知红军大队在东韶，遂于1月下旬由洛口入东韶与红军大队会合。此时敌人主力离红军都比较远，周围仅有一些小股敌人，环境比较安定。于是，**当机立断，立即决定4个纵队在宁都、东固、永丰等县分兵，开展游击活动，充分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
2月3日，红四军三纵队到达永丰，赣西特委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派人找到红四军前委，报告了赣西的一切形。前委当即写了一封长信致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为部署争取江西先胜利的计划，准备2月10日在东固召开联席会议，并提议赣西南此时应开一代表大会。前委将信出后，遂派出以前委书记**等3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陂头，赣西特委扩大会议扩大为有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两特委、五、六两军军委参加的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于2月7日在陂头正式举行，一共开会4天。**在会上传达了古田会议精神，部署了争取江西先胜利的计划。会上讨论了这个计划和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的问题。
66.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22）
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会议决定将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地方工作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前委，统一指挥湘、鄂、赣、粤、闽的斗争。***四军另成立军委指导。这个前委由**、曾山、方志敏、朱德、陈毅等17人组成，**为书记。这个前委得到党中央的承认，仍随红四军行动。
按照陂头会议的决定，2月15日，又召开赣南工作会议，以解决赣南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前委**、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省委巡视员张怀万，赣西南特委常委全体，赣南各县区负责人30余人。会议主要内容，有政治报告及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行动等问题，批评了赣南党组织前段比较右倾的错误，同意陂头“二七会议”的全部决定。
按照军事部署，**、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冒着大雪由广昌进至吉安中鹄区施家边，准备向吉水动进攻。蒋介石得悉红军集中在吉安、泰和附近的赣江两岸，急令驻吉安第五十师第一四八旅加强防御，并从湖北调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到江西，令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主力和第五十二旅一部在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十二师金汉鼎部集中宁都地区，伺机对红军动进攻。独立第十五旅经南昌、樟树镇，于2月20日到达吉水县城和乌江镇之线。根据这一况，前委经过研究，认为不宜在吉水地区对敌军大部队作战，因为这个地区是地主武装会道门红枪会活动的区域，红军得不到群众的帮助。前委果断地放弃原定计划，立即率部向富田退却，准备“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尔后消灭之。敌独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现红四军后撤，随即兵分3路，向红军逼近至富滩。面对这个况，前委决定乘该旅兵力分散，态势孤立之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该敌，24日，红四军在红六军第二纵队的配合下，以一部兵力迂回敌人侧后，牵制右路、中路之敌，集中主力猛攻进至水南之左路敌军，经半小时激战，歼其大部。次日拂晓，红军以一部兵力插入敌后，主力猛攻右路、中路之敌，经一天激战，歼其大部，残敌逃往吉安。水南、值夏、富滩之战，歼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俘敌1600余人，缴获十多挺重机枪，七八门迫击炮。这一胜利，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展。
在水南休整10多天后，3月10日，红四军开到东固。此时一是深知兴国、于都一带没有敌兵；二是于都北乡群众要打马安石土圩子之靖卫团。红军应群众要求去展于都工作。同时想在于都一带解决给养，观察敌之变化，遂移师至兴国。到兴国后探知敌金汉鼎部全部入闽，与刘和鼎夹击卢兴邦以争夺福州，赣州空虚，即决定攻打赣州。3月中旬，红军一部进至赣州城郊，方知金汉鼎部第十七团由万安回赣还未开走，闭门固守，红军不能入城。3月16日，红军从东、南、西三面猛力攻城。赣州城高墙厚，素有“铁赣州”之称，红军又无重火器，因此数日不克。
**在赣州关山坪视察了红军围攻赣州城的战势，指示停止攻城。并在赣州市郊楼梯岭主持召开前委和红四军军委会议。会上，**认为，红军应撤围赣州，同时认为北进再打吉安无把握，南下去广东北江，对于夺取江西亦无意义。他主张，红军应乘此金汉鼎部入闽和蒋冯阎酝酿战争不能分兵到江西之机，打通闽粤赣三省边界的联系，把这一广大地区完全赤化，作为红军前进展的根基，从而进一步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在这个目标下，会议根据**的提议，决定红四、五、六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分兵动群众的工作路线，时间以3个月为期。3月底，红四军攻克大余县城。**在大余城省立第十四中学召开南康、信丰、南雄等县党的领导人会议。接着，**又在大余城吉安会馆召开的南康、南雄、信丰、大余、崇义、上犹6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对组织政权、建立武装、进行武装斗争，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等作了指示，号召大家建立赣西南革命根据地。4月1日，**率领红四军主力越过大庾岭，胜利进占南雄县城。4月9日，**又出攻打信丰城的命令。红四军第一纵队攻打南门；第二纵队攻打北门；第四纵队攻打西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鏖战，消灭负隅顽抗的地主武装三四百人，活捉国民党县长吴兆丰。半个月后，红四军又经会昌筠门岭开入寻乌城，开展革命工作。
67.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23）
在红四军、红六军的相互配合运动下，赣西南的斗争形势展很快。***自前委3月分兵过去3个月后，赣西南有组织的群众从陂头“二七会议”时的150万人展到300万人左右，红色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有了红色政权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正式红军以及地方红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二军等。至此，赣西南地区已由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区域，展成为有统一领导的、连成一大片的大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分田分地真忙
1929年上半年，红四军第二次入闽、三打龙岩，开辟了闽西革命新局面。为了进一步动群众，深入开展闽西土地革命，6月间，红四军在龙岩颁布了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陈毅签署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再次阐明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任务，并着重向群众宣布了打土豪分田地等党的土地革命政策。7月20日，中国**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蛟洋文昌阁（即蛟洋广智学校）正式开幕。**在听取特委工作报告和代表的之后，作重要讲话。他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高度赞扬闽西党组织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斗争经验，指出闽西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展闽西红色根据地。接着，**又告诉代表们巩固根据地的3条基本方针，这就是：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展工农武装，由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展；三、展党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并对土地问题作了原则规定。关于分田的原则，决议指出：“田地以乡为单位，按男女老幼依原耕形势，将他们在本乡邻乡田地总合起来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关于如何进行没收和分配土地，决议案规定：“一、暴动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刻没收一切地主土豪及庙会公堂等田地，归农民代表会或农民协会分配；二、自耕农田地不没收，但所耕田地除自食外尚有多余，经当地多数农民要求，经县、区政府批准者，得没收其多余部分；三、凡土豪地主反动派携家眷外逃者，其自耕田地由政府没收分配与农民，但家属在家，并不反动，经当地群众及政府准其在乡居住者，别又无他种方法维持生活者，得酌量分与田地；四、分田区域标准：（一）以乡为单位，由某乡农民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所耕田地总合起来共同分配。（二）以数乡为单位，如有三四乡（互相毗连者），内中几乡田多几乡田少，若以一乡为单位分配，其田少之乡村不能维持生活，又无他种生活可以补救者，则以三四乡合为一单位去分配，但田少之乡若有其他生产如纸业等不在此例。以上两种办法标准，第一种是普遍的，遇有特别形，经农民代表会议要求经县政府批准者，方可用第二种办法；五、分田的数量标准：（一）为使农民迅速得到田地起见，应照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有特别形地方，得以劳动力单位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一倍（十四岁以上至六十岁能耕种者为一劳动单位），但需农民代表会议请求得县政府批准；六、乡村中工商学各业能够生活者不分田，生活不够者，得酌量分与田地；七、旅外不在家者不分田，但现役红军官兵及从事革命工作者照例分田。”关于债务问题，《土地问题决议案》中规定；“工农穷人欠土豪地主之债不还”，“工农穷人自己往来账目及商家交易之账仍旧要还，但民国十六年底以前的账及非本身之债务不还”。此外还明确规定：“目前社会还需要金融周转，利息不能取消，但须禁止高利贷。”
**闽西“一大”制定的土地革命斗争的原则和办法传达后，立即成了闽西80万人民进行土地斗争的行动指南。**也离开蛟洋到上杭县的苏家坡和大洋坝等地进行农村调查，指导闽西土地革命。闽西的广大区域内，呈现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由于党的政策正确，广大群众积极拥护，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近8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
68.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24）
1930年4月底，**率红四军按前委原定计划到达寻乌，消灭了寻乌澄江的地主武装，并于6月上旬指导召开寻乌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县工农民主政府。***同时红军部队分兵在寻乌、安远、平远等地做动群众的工作，逐步地扩大红色区域的范围。**则仔细研究寻乌的况，认为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江西赣州、广东梅县之间的商品、物资的一个集散地，只要明了这个县的况，对三省交界各县的况就可以基本明了，而它对于全盘了解工商业状况和中国的富农问题，特别是解决党在土地革命中对中间阶级、中小工商业者的政策，防止出现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等都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决定选择寻乌亲自进行调查。
在这个过程中，**写出《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重要著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况”，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教育党员干部要从“本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说：“**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指出，本本主义者不根据实际况决定工作方针，只知道照章办事，“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根本拒绝实际调查。然而，“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他说，即使是对上级的指示，也决不能采取本本主义的态度，“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因此，不管实际况如何，“一味盲目执行上级指示是很不对的”，“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同时，**还批评了“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这种学习，“必须同我国的实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况的本本主义。”他告诫说：本本主义者认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
**说，“只有向实际况作调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而调查工作又必须有正确的方法，他明确提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通过这种解剖，“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况”，了解“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况”，“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以便据此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即“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这就是我们进行社会调查的主要目的。根据自己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的亲身体会，**提出“没有调查，没有权”这个振聋聩的响亮口号，并尖锐地批评道，一事当前，不去调查它的实际况，“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员的耻辱。”
在写作《反对本本主义》的同时，**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对寻乌城的概况和知人士作了一番深入的调查。
经常参加**召集的调查会的，有县苏维埃的委员、有在旧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有商人，也有塾师、店员、穷秀才，以及乡区干部等。开调查会时，**坐在中厅的一张八仙桌旁，其他人都聚在宝盖灯下，围坐成一个半圆。**亲切、谦逊地接二连三问：寻乌城里有几家工商业商业、手工业店铺各多少各个行业老板的姓名，是土商还是客商雇了店员没有本钱多少对革命的态度怎样……到会人员一边屈着手指报名计数，一边同别人小声商议，努力把**要的材料说得更准确些。**始终口问手写。一条条、一件件细细地问，静静地听，认真地记，碰到听不懂的土话就请古柏“翻译”一下，遇有疑义的就给时间让大家讨论。调查会开了10多天，调查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寻乌的历史到现在的盛衰荣辱，从寻乌的地理环境到政治区划，从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到政治经济，从旧有土地关系到土地革命，以至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
69.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25）
结合开调查会，**还深入田间、作坊和商店进行调查，收集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材料。***及至端午节后的第二天，又召开有50多人参加的调查总结会。这个大型会议整整开了两天。**问了大家一百多个条目，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都问到了。问得最多、最细致的还是寻乌的商业、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土地斗争况。其次如水陆交通、山林特产、进出口货、市场店铺、人口成分、土地占有、田租债利、店员和雇农的家庭、婚姻等等。
通过调查，**主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制定限制富农的政策。中国的富农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一般带有很重的半封建的性质。他们大多出租土地，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雇佣劳动的条件也是半封建性的。因此，在反对封建剥削的土地斗争中，广大贫苦农民主张同时废除富农的半封建的剥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富农和地主是有区别的，对待富农在经济上应采取削弱而不是消灭的政策。怎样限制富农在寻乌调查中，**了解到在土地斗争中富农往往把持好田，抽多不抽肥的土地分配原则，有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雇农。在对比分析寻乌南半县、北半县土地分配的快慢况以后，他指出，土地分配“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在考察了“抵抗平田的人”的况以后，他还现，在分配土地时，“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这里，**已经提出了“抽肥补瘦”的问题，但还未作为政策规定下来。［9］
二、制定和检验土地革命各方面的政策。关于土地没收标准问题，寻乌土地没收标准比较明确，即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地主阶级把持的“公共土地”，对于富农的土地则实行“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关于土地分配的数量标准问题，寻乌已经分配土地区域的80%是照人口平分的，即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去分配。这种照人口平分土地的“平田主义”，得到多数农民的拥护，只有地主、富农反对。因这样分配土地对于贫苦农民有利，只对于地主、富农不利。关于土地分配的区域标准问题：是以区为单位分配土地，还是以乡或村为单位分配土地，这是寻乌土地分配中讨论较多的又一个问题。寻乌的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为了这个，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有些连乡为单位都不赞成。所以寻乌县85%是以乡为单位分田，还有15%是以村为单位分田，以区为单位的则没有。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这区移到那区农民自己不赞成，就是这乡移到那乡也不赞成。**生动地描述：“‘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交通便利，商业达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地方去，也同样是经济理由。**说，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关于非农民分田问题，《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都规定，“乡村手工业工人，如系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在寻乌调查中考察研究“非农民是否分田”的问题，肯定了寻乌的做法，即“流氓在县城方面，略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不分；在县城以外各区，因流氓人数少，一概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大市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补足一部分。”对于游民，除了纯粹的流氓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的娼妓不分田外，大多数都是要分田的。寻乌城郊游民分了田的占60%，毫无耕种能力不分田的占40%。调查研究这些况，为完善党对农村手工业工人、游民等非农民的土地政策提供了依据。
70.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26）
三、解决对城市工商业和城市贫民的政策。*****用阶级分析方法剖析了寻乌城的人口构成，了解了城镇居民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寻乌城共有农民1620人，占全城人口的60%；手工业者292人，占全城人口的11%，这两者共占71%，表明寻乌城“还完全是个农业手工城市”。城市贫民（包括娼妓、游民）432人，占全城人口的16%；商人135人，仅占全城人口的5%。商人中5家是商人兼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有两家是反动的，有3家是“不话事”的。其余商人能向政界“话事”的也仅有4家。寻乌城的商店和手工业店铺多数不雇人或只雇少数几个店员、徒工，多数是小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这些调查材料说明，这时寻乌城并没有资产阶级，商人人数不多，经济力量很弱，政治上没有什么权力，即使有点权力的商人也是处于地主阶级帮手的地位。而城市贫民，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是“苦群众”，“在革命中得到了很大利益……与贫农所得到利益差不多”。因此一般都是欢迎革命的，应该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在城市的同盟军。关于这次调查的详细况，1931年2月，**在宁都小布整理出《寻乌调查》。它共分5章、39节、104个纲目，长达8万余字，分门别类记载了寻乌县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商业贸易、旧有土地占有、土地斗争及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等况。寻乌调查为**制定和完善土地革命政策、更好地解决对城市贫民和工商业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0年6月，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之机，**、朱德依照3月赣州楼梯岭分兵最后会师闽西的计划，率红四军从寻乌出，北入武夷山南端，再次到达闽西境内武平县，胜利地解放武平县城，接着进驻长汀、上杭县境内。这是红四军第三次入闽西。
6月11日至13日，**在长汀南阳乡龙田书院主持召开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前委、红四军和闽西的党政军领导人朱德、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出席会议。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在会上作关于土地问题、粮价问题、流氓无产者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介绍了闽西特委和工农民主政府为解决分配土地中肥瘦不均、富农占便宜、贫雇农吃亏和谷贱伤农等问题，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和创办粮食合作社、建立工农银行的措施，同时实行奖励开荒、增产粮食的政策。**对闽西的斗争经验十分重视，在讲话中高度赞扬闽西党组织在分配土地中创造的“抽肥补瘦”的新鲜经验。经过认真讨论，联席会议通过了邓子恢起草、**审阅修订的《富农问题》、《流氓问题》决议案。
《富农问题》决议案，在原来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增加规定“抽肥补瘦”的原则，从而解决了分田当中，“不利于贫民有利于富农的根本问题”。针对当时农村的地主豪绅阶级被打倒后，贫农、雇农同富农之间生争多分田、分好田的尖锐斗争的新况，《富农问题》决议案指出：“分配土地不按人口平分，而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对于富农有利。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劳力多的多分，劳力少的少分，这只于富农有利。因为中国的富农主要还是半地主性的和初期性的两种，纯粹资本主义的农场和农业公司是很少的，南方各省中简直看不见几个。中国的富农既是以自己劳力为主体的占绝大多数，那么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这于富农很有利的，因为他们不但有劳力还伴随着充足的牛力、农具与资本，不比贫农虽有劳力，但伴随的牛力、农具、资本很不充足甚至没有。”因此，《富农问题》决议案接着又指出；“争取群众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只有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即就展生产来说也是按人口平均分较劳力差别分为有利。闽西就是很好的证据。闽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让要比去年年末分配时多收百分之二十。”
71.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27）
这些正确规定，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土地政策，更符合农村土地革命实际斗争的需要，推进了农村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但是，必须指出：《富农问题》决议案对什么是富农和富农阶级性的分析上是不确切的，因而提出反富农的过“左”政策。
南阳会议后，**又乘战争的间隙，作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写下《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等重要著作，回答了许多政策问题。同时现了由于地权不稳而产生的农民“不安的耕种”的严重现象。**在调查中指出：过去田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他认为这种况是很不好的。因此，**于1931年2月27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指示江西省苏维埃要布一个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即算分定得田的人……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己出卖，得了钱来供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土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这样，**就解决了从“八七”会议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认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有的过程”。
**在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注意调查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出，克服来自“左”的右的干扰，集中全党的智慧，到1931年初，就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路线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横扫千军
1930年6月，**主持召开“南阳会议”期间，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开始了对中央的统治。中央派代表涂振农来到汀州，传达中央的有关决议和命令。于是，会议接着移到了汀州继续举行。在汀州期间举行的联席会议，又称为“汀州会议”。涂振农在会上灌输立三路线，对红四军前委的工作横加指责。根据中央的指示，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红一军团总前敌委员会，**任书记。6月15日，李立三等又出《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指责前委“非常怕帝国主义，所以过去我们指示你们到东江，你们说东江帝国［主义］力量大，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先胜利，向南昌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你们说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不可能……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并严厉地指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四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四军能坚决的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开始即存疑虑，但在党中央的一再批评和压力之下，不得不在组织上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他在率领红军执行中央关于攻打南昌的决定时，采取了极其谨慎的逐步推进方针。6月25日，**和朱德训令红一军团所属各部按时在广昌集中后向兴国进。7月11日，红一军团总部在兴国根据当时江西“敌逆军邓英部以主力集中吉安倚固死守，峡江、吉水、新淦、泰和亦在该逆敌军盘踞中”、“南昌之敌逆已赴援铜鼓、以图与我第五军抗敌，樟树间有邓英部之小部队”的敌，决定：“进攻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诱邓敌弃置吉安，退回与我野战，使赣西群众武装得以乘间占领吉安。”并具体规定了部队分期推进的计划。
72.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28）
7月24日，红一军团击破樟树守敌两个营，顺利地占领樟树镇。***当时，**等已经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中，了解到江西省内敌军的主要配置况，南昌地区有一个旅（两个团、分散的）。据此，红一军团此时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向处于劣势的南昌守敌两个团动进攻，举行攻城战斗的。但是，在前委樟树军事会议上，**与朱德并没有贸然下达攻打南昌的作战命令，相反的却决定不打南昌。对此，**在8月19日于黄茅写的《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中，作了详细的阐述。信中说：“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之对岸前进，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经高安于七月三十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三十里一带，派了两个纵队于八月一日到达南昌对岸，攻击牛行车站。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
**等率红一军团在奉新、安义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时，得知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和湖南军阀何键部向长沙移动的消息。8月3日，红一军团总部于奉新布《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指出：“南昌之敌仍守防御工事中，尚不敢向我前进，湖南何键部于7月19日由长沙向平江移动，有对我五军前进之势，武汉白军悉数北上参加蒋阎战争。”因此，决定“本军团以绝对急进攻击敌人之精神，决先取浏阳，进攻长沙，以威胁武汉，拟于本月五日由此地（奉新、安义）出动，沿途工作，向浏阳前进。”
8月18日，红一军团到达万载黄茅。此时得知红三军团在敌何键部全力反扑之下已退出长沙，红一军团前委乃决定攻取文家市，解红三军团之围。8月20日，红一军团主力围攻文家市，采取突然包围强袭之势，全歼敌三团一营一机枪连，击毙敌旅长戴斗垣。随即，红一军团乘胜于8月23日打到浏阳东部之永和市。8月24日，红三军团亦从长寿街来到永和市，与红一军团会师。当日，两军团前委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一、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和统一指挥红军与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任方面军总政委，前委书记和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
永和会师后，总前委立即就李立三命令红军一方面军“再战长沙，夺取武汉”的问题进行讨论。**等“对这项政策表示疑问”，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如若硬攻强大的敌军，“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但是，“这些看法都被否决了”。当时多数干部认为，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一、三军团应立即再战长沙。根据当时的具体况和多数同志的意见，**主张先试一试看。最终，总前委作出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决定。
红一方面军于8月末对长沙取包围之势后，方面军总部“拟以诱歼出击之敌然后乘胜进攻长沙”。然敌人龟缩在防御圈内，并未有出击的动向。于是，方面军总部于9月1日午后8时布《围攻长沙总攻击的命令》，准备9月2日起全线总攻击。正在这时，得敌作战文件一份，知敌动向，乃改变原定计划，于9月3日下午歼灭了由猴子石出击之敌七八百人。此后，何键部更是固守不出。红军一些领导干部便一再坚持强攻。方面军总部乃于9月10日在田心桥布《强攻长沙的命令》。命令说：“决强攻该敌夺取城垣，并定于本晚八时向二里碑、乌梅岭一带之敌阵地施行总攻击。”从此开始了强攻长沙的激烈战斗。由于缺乏攻城武器，红军久攻不下。指战员们想尽办法攻城，甚至采用“火牛”去冲敌人设置的电网，亦无济于事。红军伤亡越来越多，而敌人援军又从各方赶来，形势对红军已十分不利。
实践教育了人们，坚持二攻长沙的领导干部终于认识到红军还不具备攻坚战和阵地战的条件。于是，**等总前委成员因势利导，决定撤围长沙，并于9月12日布《撤围长沙于后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
73.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29）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退后，总前委决定撤至江西袁州地区，布置一军团夺取吉安，三军团进到清江一带威胁南昌、阻击援军，并决定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这一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可是，在总前委讨论这一行动时，三军团的某些同志在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仍有主张进攻南昌者。**又以极大的耐心，说明、启红三军团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使之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是错误的，改变攻打南昌的意见，从而统一了全军的思想。
9月28日，红一、三军团到达袁州，29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就在这时，**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以中央全权代表的名义，于当晚到达红一方面军总部。周以栗带来8月29日《**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治的指示》，要红一方面军返回攻打长沙，“湘中主要敌力击溃与消灭后，便应掉转主力击溃江西主要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使湘赣苏维埃能配合而巩固的向前展。”这样一来，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就产生维持原议攻打吉安与回头攻打长沙或南昌的争论。为此，总前委在袁州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袁州会议之前，为了说服周以栗改变主张，**与他彻夜长谈，详细地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形势和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教训，终于以充分的理由，说服周以栗接受了自己的意见。于是，袁州会议决定：既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打南昌，而是继续去攻打吉安。
10月4日，红一军团攻占吉安后，是否按照袁州会议的决定，再打南昌、九江，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总前委于10月17日在峡江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和行动等问题。会议况，**在10月19日给湘东特委的信中有所记述。**在信中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立场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一省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生与扩大，来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但是关于红军行动问题，会议未能就是否放弃打南昌、九江而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仍决定：“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全军团拟明后两日由峡江出，向南浔路前进。”
10月12日，**率总部机关到达清江县太平圩，觉国民党军队有从四面开来包围红军的迹象，乃果断地决定总部从清江太平圩后撤30里，10月23日到达新余罗坊，**根据收集到的国民党报纸和报，进一步判定国民党军队正在向红军包围而来，形势已显紧急。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的思想，确定红军行动方向，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于10月25日在新余县罗坊又主持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在会上，**最后说服了红一方面军的一些高级指挥员，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主张，并创造性地提出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对付即将面临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会议于10月26日讨论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长沙的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以及吉安的夺取，这不但对中国革命形势有大的转变，同样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在帝国主义军阀这一暂行联合对付革命之下，所以蒋介石有从前线大调兵力进攻革命的需要与可能。”这一准确的形势分析，使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在敌人的大规模“围剿”面前有了较好的精神准备。
74.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30）
从汀州会议到罗坊会议的数月时间里，经曲折反复的斗争实践，**等终于胜利地抵制了李立三要主力红军强攻敌人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使红一方面军和湘赣两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避免了大的损失，而且壮大了红军力量，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对此，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特别是**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展，并在一九三○年底到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0］
1930年10月7日，蒋军攻下了河南郑州，蒋冯阎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基本结束。于是，蒋介石得以集中力量来对付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还亲自为这次“围剿”制定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出”的作战方针。具体战略是：三路大军，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8个纵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在吉安、泰和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企图将红军主力压至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聚而歼之”。
针对敌人即将动的大规模“围剿”，10月26日，**在罗坊会议上就提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况还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以粉碎敌之“围剿”。根据敌军企图在赣江西岸的白区一带来包围消灭红军主力的诡计，**主张红军应东渡赣江向根据地中心地带作“最后退却”，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部去打。
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于罗坊园前村布《移师赣江东岸工作筹款的命令》，实际上开始了诱敌深入的撤退计划。11月5日，敌人开始进攻。7日，各路敌军分别进到清江、新淦、黄土街、罗坊、新余、分宜等地。由于红军已先期转移，敌人扑空。敌总指挥鲁涤平觉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后，深恐红军夺取樟树镇、临川，急忙调整部署：他的第三纵队继续在赣江西岸进攻，第一、二纵队集中到赣江以东，寻求红军主力作战。11月18日至20日，各路敌军分别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结果又一次扑空。此后，敌人即在上述各地进行“清剿”，为继续进攻苏区的中心区作准备。
11月19日，**由吉安来到永丰藤田，与总部和红三军团会合。在这段时间里，总前委再次召集会议，研究战略退却的终点问题。**、朱德等经过反复考虑，11月27日，总部出《关于到黄陂小布集中的命令》：“方面军决定集结主力由右翼出击次第歼灭敌军，拟于12月1日以前在黄陂、小布、洛口之线集中完毕。”红军依令于12月1日到达退却终点——宁都西北之黄陂、小布地区，完成了反“围剿”的战略退却任务。12月25日，总前委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侧：“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在会上作动员报告，他说：“目前局势是严重的，敌人大兵压境。可是，我们有足够胜利的条件。”**对形势的分析，大大地鼓舞了苏区全体军民反“围剿”胜利的信心。
12月28日，鲁涤平命令其已经深入苏区的5个师向黄陂、小布、麻田地区之红军实施总攻。敌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以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率领师部和第五十二、五十三旅于29日进占龙冈，并决定次日晨向君埠前进。红军总部得知这一况，29日连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在龙冈及君埠之间的黄岭设伏，在敌人前进中予以歼灭。当晚8时，总部下达《攻击龙冈之敌张辉瓒师的命令》。命令规定：除留中央军委警卫团在黄陂钳制源头、洛口、头陂之敌外，主力全部利用夜间秘密西开。求歼敌人第十八师主力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际。
75.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31）
12月30日晨，敌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为先锋，师部及第五十三旅随后，由龙冈出前进。上午9时许，该敌在龙冈以东、小布以西登山时，突然遭到居高临下的红三军先头第七师的迎头痛击。敌人逐步展开两个团，向红军猛攻，均被击退。到下午3时许，张辉瓒孤注一掷，亲自指挥4个团多路向红军猛攻，又被击退。此时红十二军已沿龙冈北侧迅速插到张家车，完全截断了龙冈敌人同东固、富田等地敌人的联系，并从背后向龙冈敌人起猛烈攻击，红三军团主力已进到上固及其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切断了敌军从西北方向增援和龙冈敌军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红三十五师也迂回到敌后，切断了敌军从西方向增援和龙冈敌军向西方向突围的道路。这样，敌人第十八师主力被红军四面包围。下午4时左右，红军起总攻。敌人向西北突围未逞，随即溃散，到处窜逃。赤卫军、少先队也和红军战士一起冲杀，一起搜索敌人。黄昏前，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红军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活捉其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
敌十八师主力一战被歼，敌人全线震动。鲁涤平判断红军必将转扑谭道源师，为避免遭各个击破，于是迅速调整部署。**、朱德决定全力追击溃逃的敌人，把敌人歼灭在四周环山的东韶地区。红军总部布关于歼灭谭道源师的命令。此时，谭道源师已经逃到东韶，敌我相距35公里。为了迅速赶到敌人的前头，围歼敌人，三路追击的红区军民连夜向前急行军。一夜过后，除红三军未能到达指定位置之高地外，西、南、北三面红军都进入预定位置。不久，**、朱德也来到前沿阵地上。凌晨7时许，红军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向敌人起猛攻。谭道源惊慌失措，火速电请许克祥增援未至，不得不命令所部就地抵抗。战斗到下午3时，红军不断突破敌人的阵地，向东运动，形成合围之势。谭道源不得已，只好下令残部分别向南丰、洛口、抚州三个方向突围，于1月7日逃到抚州。东韶战斗，红军共歼谭师1个旅，俘敌3000人。缴枪两千多支，弹药无数。红军在5天内两战两胜，俘敌逾万，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军事“围剿”的失败，并没有使他放弃彻底摧毁红军和根据地的企图。1931年2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亲自确定：这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先在苏区周围集结重兵，并实行经济封锁；然后“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三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红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以期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此，蒋介石增调王金钰第五路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以及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师一部（4个团）到江西参加“围剿”，连同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军队，总兵力达20万人。
**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就已经预计到敌人会实行再次“围剿”。因此，他和朱德等领导人一起，积极部署红一方面军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做准备。1931年1月上旬，**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所派代表项英到达中央苏区，根据中央的决定，于1月15日撤销了以**为书记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宁都小布宣告成立**苏区中央局。在布的第一号《**苏区中央局通告》中指出：“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区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央局管理。现在决定周恩来、项英、**、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cy中央一人组织之。现已正式成立，开始工作。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党部（总前委取消）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在中央局成立的同一天，同时宣告成立了归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委员人选按党中央的规定。朱德、**仍分别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2月17日，中革军委设总政治部，**兼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