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2）
在安源部署就绪后，**亲赴铜鼓，途经浏阳县张家坊，被地主团防队扣留。1936年**向斯诺这样回忆道：“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了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9月9日，秋收起义爆了。湘赣边界的起义军从破坏粤汉铁路开始行动，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同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从修水出，向平江长寿街进军。11日，越过平修边界，占领龙门厂。当行进至离长寿街15华里的金坪时，起义前夕收编的邱国轩团即第四团，投机叛变，致使第一团腹背受敌损失惨重。总指挥卢德铭当机立断，率部退向平、浏边界；9月10日正是中秋节，在安源的第二团按部署攻打萍乡。但9月11日激战一天，城未攻下。宜春之敌军赶来增援，面对这种况，二团决定弃攻萍乡，改攻老关。12日，二团在占领老关后乘胜进扑醴陵。在与当地起义农民会合后，起义部队分三路攻城，旋即胜而占领之。9月14日主动撤出醴陵，16日占领浏阳。在胜利形势下，以王兴亚为的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疏于设防，并拒绝听取潘心源等人提出的及时把部队撤出浏阳城的正确建议，结果在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重围，损失兵力达三分之二。9月11日凌晨，**亲自指挥第三团进攻浏阳的白沙镇，旗开得胜。9月12三团乘胜前进，直扑浏阳东门市。在离东门不远的十二墩与敌接火，击毙敌排长一人，东门守敌闻讯向达浒方向逃去。三团胜利地占领东门市。后因强敌反扑而受挫，退驻浏阳上坪。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三团先后到达浏阳文家市。被打散的第二团的少数战士也闻讯赶到这里会师。
**在部队宿营就绪之后，不顾旅途劳累，当晚就在师部所在地文家市里仁学校，继续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会上，**和余洒度都较系统地表了自己的意见。余洒度固执于原定的起义计划，“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则具体地分析了敌变化及敌强我弱的客观况，主张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去坚持农村斗争，以便将来湘赣粤三省“任何一省的农民暴动时，我们随时都可参加”。经过激烈争论，**的主张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最后前委决定部队撤离湘东地区，经萍乡退住湘南，以保存革命力量。
翌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共1500多人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举行会师大会，**作了鼓舞革命信心的重要讲话。他着重说明，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能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展我们的武装力量。
9月21日，起义部队由文家市向萍乡进，向湘南退却。至此，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进军方向完全转变，由向长沙进攻改变为向农村山区进军，由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改变为向农村山区寻找革命军队的落脚点。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折。**这时并没想到，为此他后来受到了中央的严厉处分：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
47.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3）
然而，更为现实的沉重打击才刚刚开始。***在向湘南进军的途中，部队顶炎热余威，爬山越岭；疟疾、痢疾蔓延，缺医少药；敌人尾追堵击，部队弹药缺乏，没有给养，伤病残人员大量增加。在江西萍乡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部队中党的各级组织不健全，部队思想混乱，许多指战员在困难与背井离乡面前绪低落下来，随着行军路线的不断向南，逃亡逐渐公开化。这支革命部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经过艰苦转战，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三湾处在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4县交界的地方，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是较大的村庄。当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先是整编。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时已不足千人，但仍是起义前的编制，有的团、营官多兵少，枪多人少。这样的组织显然不利于作战。因而前委决定将3个团1个师部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另设一个特务连、一个卫生队、辎重队。编余军官组成一个军官队。**同时宣布：凡不愿意留队者，根据路途远近，3至5元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允许离队，希望你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如愿回来时，还可以回来。对伤病员，统由卫生队管理，以利战斗。其次，建立和健全部队各级党的组织，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沿用北伐军时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党支部建在团上，营、连只设党代表。**根据一路上的调查与思考，决定将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以上设党委，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同时规定，重要问题都要经党委讨论决定。这样，**第一次为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次，为了废除军阀军队的旧制度及其影响，**决定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烦琐的礼节，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并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被选者不得超过委员会人数的1/3。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织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等。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之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是增强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正如**自己后来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4］
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927年10月3日，**率经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向宁冈古城开进，下午抵达古城。部队驻扎停当后，**就在文昌宫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对越来越迫切的寻找部队落脚点的问题作出决断。
**在会上先初步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由于经验不足，秋收起义在战术上有深刻的教训，这就是，部队过于分散，没有很好地集中使用兵力，没有实行有力的统一指挥，以致分别遭到敌人的袭击，打了败仗。没有改造的邱国轩团的叛变也是一大教训。但是，工农革命军并没有全部被打垮，我们的骨干力量还在，这是继续同敌人斗争的本钱。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把工农革命军整顿好、建设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迎接更艰巨的革命斗争。接着，会议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在率领工农革命军南下途中经过调查研究，已选定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脚点。
48.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4）
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边境，介于宁冈、遂川、酃县、永新4县之间，西北与九陇山区相望，地形险要。***1926年9月，在**领导下宁冈人民举行武装起义，驱逐了反动县长，成立了由龙超清担任主席的行政委员会。自此，这里的党、政、军大权基本上掌握在**手里，还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这是工农革命军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的极好条件。
从敌人方面来说，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在三湾改编期间，**即提出要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问题，他说：“部队不能乱跑了”，要“就地打主意”。在这次会议上，**介绍了井冈山地区地理人等况，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在茅坪安家，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部队在井冈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决定派人分头与中央、湖南省委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取得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会议还讨论了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问题。
古城会议后的10月6日，**即前往大仓村会见袁文才。**先向他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和革命展前途，说明工农革命军向农村进军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表明工农革命军来井冈山地区的目的和想法，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共同开展革命斗争。会面前，**已知道袁文才、王佐部队缺少枪支，便赠送袁文才步枪一百支、王佐七十支，诚心诚意地鼓励他们扩大队伍。原以为工农革命军是抢地盘，心怀戒备的袁文才、王佐，被**和工农革命军的诚挚态度所感动，消除了疑虑，表示一定尽全力解决工农革命军的吃粮和伤病员的安置问题，送数百银元给工农革命军解决急需的给养。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在**的率领下，分两路到达茅坪，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极尽地主之谊。在袁文才的大力帮助下，工农革命军得在茅坪攀龙书院设立后方医院，安置了伤病员；在步云山象山庵设立留守处，作为与各处联络的地点。军官队留驻茅坪、大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
10月中旬，**派陈伯钧、徐彦刚、游雪程3人赴袁文才部队当干部，帮助袁部开展军事训练，进一步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准备逐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同时，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派人与王佐取得联系（二人是结拜兄弟），并相机向王佐介绍工农革命的况及行动方向，后又派何长工去王佐部开展改造工作。对于袁、王部队的改造，**自始至终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不仅亲自对派出的干部作了许多明确而又具体的指示，给他们指出可能出现的问题，帮助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注意体察入微，直接做袁、王的工作。除抓住机会直接面谈外，**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还经常写信给袁文才、王佐，向他们讲政治形势，讲**的任务，讲军队的性质，讲革命的前途，讲无产阶级的纪律等等，这对袁、王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帮助是非常之大的。为了团结、改造好袁、王部队，**还抽出时间，到袁、王部队中看望士兵群众，给士兵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开导大家的眼界，提高觉悟。在**、前委和何长工等派遣干部的努力之下，袁、王部队的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王佐也很快就加入了**（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入党了）。1928年2月上旬，袁、王部队在宁冈大陇改编为正规军队，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团，下辖两个营。根据袁、王部队的提议和前委的批准，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大陇收编，标志着对袁、王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对袁、王部队改造的成功，创造了我党改造旧式武装的范例，积累了开展军队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兵运工作的宝贵经验。
**非常重视工农革命军的建设，努力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摸索一条新型的建军道路。在井冈山斗争的初期，**一反旧军队只管单一作战的习惯，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任务，向部队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的制订，既进一步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建军宗旨，正确地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又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对于工农革命军的成长与壮大、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制订的三大任务的要求，工农革命军每打一仗之后，全军便分成几路奔赴各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每一路又分连、排、班深入到各个乡村，根据敌我双方的形势，以及当地工作的基础，决定和力争按质按期完成十天或半个月或稍长时间的工作任务。为了加强部队的纪律，**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些规定，增强了军队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
49.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5）
在加强军队建设、开展武装斗争和努力密切军民关系的同时，**对重建湘赣边界的党组织工作，也予以高度重视。
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1927年9月25日到达莲花县甘家村时，**在此召集地方党负责人会议。在了解莲花、永新等地况的同时，鼓励他们坚持斗争。随后，工农革命军攻下莲花县城后，以**为书记的前委召开了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强调要恢复和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茅坪，永新与莲花的一部分党员正躲在该地“打埋伏”，当晚，**在茅坪的攀龙书院召开永新、宁冈、莲花三县部分党员的会议，要求他们回到原地，动群众开展斗争，在斗争中迅速重建党的各级组织。10月中旬，**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在这里，他不仅亲自主持了赖毅、欧阳健、李恒等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并在朱家祠堂接见酃县党组织派来接头的同志，指示酃县要赶快扩大党的组织，扩大农民协会，组织武装暴动。11月上旬，**在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永新的刘珍、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子珍，宁冈的龙超清，莲花的朱亦岳等人参加会议。**在听取他们的汇报之后，着重提出要抓紧时间，把三县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游击暴动，建立红色政权，为党的事业作出不懈的努力。
为了扩大根据地，解决部队给养，策应万安暴动，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随后分兵动群众，帮助建立了陈正人为书记的**遂川县委和王次淳任主席的县工农兵政府。不久，前委召开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会上，**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再次强调重新建立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重要性，要求在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展成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挥党的战斗作用。
在重建地方党组织的过程中，**特别提出：党要注意党的基本组织——支部，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他还经常教育大家：党支部是党的基础，它就像房子一样，基础不牢，房子就会倒掉。党支部办不好，党也不是坚固的，因此，“党的组织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组织”。为了展党员，建设好党的支部，前委从工农革命军中抽调党员干部，深入各地，做艰苦细致的党的建设工作。1927年底，毛泽覃到宁冈的乔林。建立了乔林乡党支部。翌年春天，**、宛希先分别到永新的秋溪与三湾，在那里展党员，建立起党的支部。
在此过程中，**不仅强调恢复和展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性，而且也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由于边界党员的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出身，边界党组织的基础，最大部分是建筑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之上。长期落后的个体经营方式和生产方式，使他们受到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经过调查了解，**敏锐地察觉到边界党组织内部，存在着这样两种不良现象：一是宗族主义，二是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前者的产生是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同姓同族共同居住的关系，一个党支部的成员往往是一个家族的，党支部开会，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后者则产生于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时还会生激烈的械斗。这种况反映到党内，便时常生无原则的斗争。此外，边界的党组织还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与白色势力的严重包围之中，社会上的各种落后思想意识，以及机会主义的不良影响，无时不从各个方面侵袭边界的党，使一部分党员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腐蚀。边界党组织所存在的这些况，使得**感觉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犯错误的。”［5］
50.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6）
由此，**和前委要求，“党的展，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当中，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和考查工作。***凡介绍一个新同志，应在一个支部会议上通过，经过区委批准，反对拉拢式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对于现有的党员，则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的教育。他对边界的党组织明确地提出：“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连入党仪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在**和边界党组织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努力下，通过对广大党员进行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有效地克服了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到1928年2月，茶陵、永新、宁冈、遂川4县建立了县委，谭思聪、刘珍、龙超清、陈正人4人分别担任4县县委书记。酃县建立了特别区委，刘寅生任书记。莲花建立了特别支部，朱亦岳为书记。此外，前委还和万安、攸县等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边界各县党组织的重建，有力地推动了边界的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等项工作的进行。
在边界党组织重建的基础上。前委于1927年11月，曾考虑成立边界的特委，以加强地方上党的工作。但是，由于当时根据地尚属初创，党的组织还未健全，因而，前委的设想未能付诸实施。到1928年5月，根据地获得了很大的展，各县党组织大多数建立，成立特委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1928年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为书记。从此，边界各县党组织，在特委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展、壮大阶段。
这样，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5月，随着工农革命军作战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以宁冈为中心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各一部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便初步建立起来。
星火燎原
南昌起义军的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后，朱德在陈毅的协助下，率领留守三河坝的一部分起义军，沿闽粤赣边境向西转移，力求迅速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土匪以及豪绅民团的袭扰，寻找立足点。1927年11月间，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在崇义、上犹地区打游击时，便派原在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覃前往井冈山与**联系。毛泽覃是**的胞弟，接受任务后，他装扮成国民党第十六军的副官，化名“覃泽”，由资兴经茶陵到井冈山。见到**后，他详细介绍了朱德所部及其行动况，并转达了朱德的问候。
与此同时，**也一直非常关心南昌起义部队的况。**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宁冈后，就派何长工去与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要何长工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10月下旬，**曾带部队向茶陵方向游击，亦在于打探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10月中旬，何长工在长沙找到湖南省委后，于12月中旬辗转来到广州，尔后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王尔琢及其部队，向他们介绍了**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的况，并汇报了这次下山找朱德联系的经过。朱德高兴地说：好极了。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到井冈山去联系了。1928年1月上旬，何长工返回遂川，把会见朱德、陈毅的况向**作了详细汇报。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智取宜章县城，揭开湘南暴动序幕。不到两个月时间，暴动浪潮波及20余县，中心区域的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县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三、第四、第七师和两个独立团，同时，动群众打土豪，开展土地革命斗争。3月底在强敌进攻下，暴动失败。湘南暴动失败后，部队干部战士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上井冈山，找**同志去！于是，朱德、陈毅等果断地决定，除留一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在湘南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两千余人及湘南农军八千余人一起撤出湘南，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
51.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7）
4月上旬，**得知湘南暴动部队向湘赣边界转移的消息，立即率领部队离开沙田，往汝城进，以牵制敌人，掩护湘南暴动部队的转移。第一团经桂东，攻占汝城县城。随后，**率领部队经土桥、田庄、邓家湾，在资兴县东南三四十里的龙溪洞遇到肖克领导的宜章独立营。**详细地询问了他们的况，并告诉他们：朱德率领的队伍向东转移了。还把今后的行动方向告诉了他们，要他们一起行动。尔后，两支部队由**率领，经青腰、彭公庙、中村、水口等地返回井冈山。
4月24日，**率领的第一团回到宁冈砻市，和先期到此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刚抵达砻市，**立即带领一、二团的部队干部去看望朱德等人。朱德听说**来了，赶忙偕同陈毅等人到门外来迎接。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了！［6］两军会师后，朱德所部有2000余人，湘南农军有8000多人，**所部有1600多人。这么多的军队聚在一起，就有了统一领导指挥训练的必要。因此，在龙江书院召开了两军营以上干部会议，通过了建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各项决定和人事安排。随后，在砻市召开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任军委书记。并决定部队给养统一筹措，各部队没收的粮食、布匹，尽量运至井冈山储存。5月2日，**以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写报告给江西省委和中央，介绍湘赣边界军事、政治方面斗争的胜利，提出需要上级党组织帮助解决的问题。其中提到，第四军以朱德为军长，**为党代表。5月19日，江西省委将吉安地委转来的**信件，上报给中央。这是**中央收到直接来自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个重要报告。在这以前，江西省委曾于4月25日向中央报告：“据吉安来人报告，**部确与朱德部汇合，现已乘虚重复占领宁冈，并向永新方向展。”
5月4日，**出席在宁冈砻市召开的庆祝两军会师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先讲话。他宣布：根据党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同志。政治部主任是陈毅，王尔琢任参谋长。全军下辖3个师9个团。5月底，因枪械及人数不足，给养又生较大困难，第四军取消师的番号，缩编为6个团，主力是4个团，即：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宜章农军为第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秋收起义部队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原井冈山地区的工农革命军为第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陈东日。三十团和三十三团为耒阳、郴州、永兴、资兴农军。后来这两个团于5月间在各县干部带领下返回湘南，沿途遭受重大损失，余部在湘南就地坚持革命斗争。
此时，全国各地党领导的部队都还不称红军。井冈山和各地起义军大多称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25日，**中央布《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才明确提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建立红军区为目前的要义”，正式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6月4日，**中央又给**、朱德并转前委诸同志信里，进一步明确指示第四军：“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据此，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为红四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特别是在**、朱德的队伍会师以后，其影响波及湖南、江西乃至湖北诸省。这就逐渐引起敌人的不安，开始频繁地对井冈山根据地动“进剿”和“会剿”，妄图将这支革命队伍扼杀在摇篮里。
从1928年1月至6日，**和朱德指挥红军同优势的敌人作战，连续取得新城、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赣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四次“进剿”。其中，6月23日的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是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52.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8）
在此期间，**和朱德总结1927年秋季以来红军和赤卫队的作战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16字诀。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16字诀”，是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该报告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动很大的群众。’”游击战争16字诀，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是形成红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基础。它不仅对井冈山、赣南、闽西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得到党中央的赞同和推广，对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作战也生重大的影响。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展到宁冈、永新、莲花3个整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以及酃县东南部，使边界进入全盛时期。**在总结这一段的斗争经验时说，4月以后，井冈山根据地所以能不断地得到胜利和展，除边界地形有利于斗争，湘赣两省之敌不尽一致外，就在于边界**（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边界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7］
此后，**和朱德指挥红军又先后打破湘赣敌军动的两次“会剿”，扭转了因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的错误指挥造成的湘赣边界“八月失败”，井冈山根据地在“八月失败”中被敌占领的地区基本于1928年11月份恢复。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队伍红五军主力700余人到达宁冈，同红四军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
在率领井冈山军民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以极大的精力去领导边界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经过广泛的调查，**了解到，湘赣边界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土地占有况也极不合理，只占边界人口5%的地主豪绅阶级，却占有67%以上的土地；而占边界人口90%以上的农民，只占40%以下的土地。“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70%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60%，农民占40%。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8］地主豪绅凭借着土地所有权，以50%以上的租利率，残酷地剥削广大贫苦农民。
1927年11月上旬，前敌委员会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召开有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指示各县党的负责人要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并根据边界的具体况，指示各地在旧历年前，迅速开展一场以打土豪分浮财、废债毁约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
1928年1月5日，**率领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城后，立即分兵三路：一路到于田，一路到大坑，一路到草林，开展动群众的工作。2月，**又带领一部分工农革命军，深入永新秋溪乡一带，调查研究，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并亲自创建了秋溪乡党支部。同年3月中旬，**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酃县中村时，亲自召开群众大会，向到会的两千多群众讲述富人为什么会富，穷人为什么会穷的道理，用事实说明，依靠工农革命军的支持与帮助，农民群众开展了分田地的斗争。**还从军队中抽调一批干部，会同当地党组织，协助农民插牌分田。4月上旬，**又到桂东沙田一带，打土豪动群众，进行分田试点工作。
53.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9）
1928年5月20日，**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在讲话中，**阐述了深入土地革命对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号召开展全面分田。会后，在湘赣边界特委的具体领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全面分田**，在边界各地迅速掀起。
分配土地时，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区域为单位进行分配，边界各地的做法极不统一。像莲花以区为单位分配；宁冈多数以乡为单位分配，个别地方以区为单位分配；遂川多数以乡为单位分配，只有黄坳区以区为单位分配，小江区以三四个乡为单位分配，也有些地方以村为单位分配。实践证明，以村为单位分田是不好的。因为村有大有小，地主往往集中在大村，土地也多集中在大村。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小村的农民不仅田分得少，而且还是分差田。另外，边界地区往往是一村一姓，以村为单位分田，豪绅地主阶级易于利用封建宗族观念制造矛盾，挑起姓氏冲突，破坏分田。而以区为单位分田也有缺点，因为区域过大，互不了解，有的人乘机瞒田，有的因所分之田在他乡，不便耕种。**等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后来确定以乡为单位分配，作为分田的主要办法。另外，是按劳力分配土地还是按人口分配土地，也是争论得很激烈的问题，边界各地也有多种做法。开始时，多数地方按劳力进行分配，但自从**在永新塘边村进行分田调查，制订了分田临时纲领17条以后，各地基本上又改为按人口平均分田。方法上多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
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和分配土地的实际工作，**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以湘赣边界工农政府名义正式颁布。在这个土地法中，**将土地革命运动的政策及方法等归纳为9条：
第一条规定土地分配的方法：“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第二、三条规定土地分配后的经营方式：“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土地分配后，每人都须参加劳动。第四条规定土地分配的数量标准。“（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第五条规定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坳区）。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形时，得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第六条规定山林分配法：茶山和柴山平均分给农民使用，竹木山归政府所有。第七条规定土地税征收标准：“（1）土地税依照生产形分为三种：15%，10%，5%。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免纳土地税。”第八条规定：“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第九条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由于缺乏经验，《井冈山土地法》有三个重要缺陷，即：提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属农民，农民只有耕种权；禁止土地买卖。尽管如此，**亲自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仍然是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第一部成文的土地政纲，第一次从法律上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因而，不仅为边界土地革命运动的继续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的形成作了贡献。
54.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10）
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在实践中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生存与展问题，进行了勇敢不懈的探索；另一方面对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提出红色政权的理论。***这一时期他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集中表述在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大会起草的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中心内容的决议案和11月2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写的后来题为《井冈山的斗争》的长篇报告中。在这两篇著作中，**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着重地阐明中国的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展的原因和条件，阐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答复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从而形成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伟大理论。
**提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赤色政权长期的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之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
第一，中国的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广大落后的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城市工商业和停滞的自给自足的广大农村经济同时存在。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形成政治上的封建割据和冲突，加之“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便引起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可以不依赖于城市而独立，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分裂和战争，革命力量就能够获得可乘之机，“于是生出赤色政权一小块或若干小块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块。**明确提出：“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赤色政权之产生、存在并且日益展，便是无疑的了。”
第二，中国小块红色政权的生和能够比较长期的存在的地方，不是那些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1926年和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动起来过的地方，特别是湘、粤、鄂、赣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农民协会的组织和工农阶级对城乡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这些地方的人民和军阀的军队都受过的民主革命的政治训练，因此，红色政权就易于先在这里生并能够长期存在。
第三，小地方红色政权之能否长期存在，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展这一条件。**指出：“中国革命形势是怎样呢实在是跟着国内国际资产阶级之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向前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政权之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是继续展日渐接近总政权之取得的。”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的红军之存在也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提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是**和割据地方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观念。”
第五，**组织的有力量和它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文章中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作了阐述。他说：“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展暴动，是一种特征。由于军阀和豪绅地主阶级不准农民有自由，更不准农民作反抗。所以在中国，要革命就只能拿起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须知“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了。”这里，**讲的是要进行武装斗争。
55.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11）
**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这种民权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的土地革命，农民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中国**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动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要知道，“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这里，**讲的是要开展土地革命。
**指出：必须“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有所恃而不恐”，“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这里，**讲的是要有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这三者是有机结合和相互联系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土地革命，也就不能在白色恐怖包围下建立和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也就不能充分地动农民，武装斗争也就不能得到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支持，也就无从谈起根据地的巩固和展；没有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将失去依托而走向“流寇”行动，走向失败，土地革命也就无法、无处开展。
红色政权理论的提出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关于由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最后取得革命胜利这一光辉思想的雏形。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成立“剿匪”总指挥部，以何键为总指挥兼湖南省“剿匪”军总司令，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兼江西省“剿匪”军总司令，纠集了25个团约3万人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动第三次“会剿”。对此严峻的军事形势，以**为书记的井冈山前委，于1929年1月4日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军队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商讨破敌对策及红军的行动方向等问题。**主持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提出的“围魏救赵”的方案。**指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定要坚守，不能轻易放弃。但也不能死守，要善于钻敌人的空子。敌人大军围攻井冈山，后方空虚，必然有隙可乘。因此，我们的对策，就是以一部分红军守山，主力出击。敌人从这边打过来，红军从那边打进去，以此分散敌人兵力，使敌人顾此失彼，红军则可以趁机展新的根据地。会议通过这一方案，并决定：红四军主力下山，向敌人后方进攻，开辟新的根据地，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万一守山不住，可以转移到包围圈外，同红四军主力会合。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部队3600余人，在**、朱德率领下，从茨坪、小行洲出，分兵两路离开井冈山，一路走下庄、黄坳，一路走荆竹山。进入遂川境内，两路又会合，之后，一起进军赣南。
进军途中，散了**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红四军还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的指示精神，编写散了以中国**第四军军党部署名的《**宣》，提出**领导的工农红军所要实现的三项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剥削”、“推翻国民党政府，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布了下列十大政纲：
（1）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2）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船只、矿山和银行；
（3）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族的自决权；
（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6）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
（7）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的农民；
（8）改变兵士生活，给兵士田地和工作；
56.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12）
（9）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10）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
**起草的《布告》和《宣》，阐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纲领和具体的政策措施，用群众习惯和懂得的语进行“**宣传”，内容又切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它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起到动群众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号召书的作用。
红四军一下井冈山，“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急忙抽出4个旅的兵力，前往遂川的大汾、左安等地进行堵击，并尾追红军。这样，**、朱德调走了“会剿”敌军的一半，包围井冈山的敌军只剩下4个旅，这就大大减轻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红军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但另一方面，却给红四军主力增加了较大的困难。为了摆脱敌军的围困和追击，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途中，先后进行了多次艰苦的战斗。
1月25日，红四军攻克大余县城。28日，敌军李文彬旅围攻大余，与红四军生激战。由于当地无党和群众组织，无人替红军当侦探报消息，红四军事前不知道敌人前来进攻，兵力未能全数集中，还是休息队形，仓猝应战，导致此战失利。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不幸负伤，独立营营长张威等英勇牺牲。
红四军撤离大余后，经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2月初到达寻乌之吉潭、顶山。部队进入“三南”地区途中，但何挺颖的担架走错方向，与部队失掉联系，遭到敌人袭击，何挺颖壮烈牺牲。随即，部队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幅嶂山区。在这里休息两晚，**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指示“为安置伤病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往东固。”因为东固地区此时已展成为赣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是红四军一个很好的落脚点。
红军日夜兼程，向东固前进。2月7日，前锋部队千余人抵达会昌之筠门岭。8日，驻福建武平之敌郭凤鸣旅，派出炮兵两个连及步兵一个营，企图骚扰红四军，被红四军前锋部队击败。之后，红四军经会昌乌迳、瑞金武阳，2月10日抵达瑞金之大柏地。敌军刘士毅部两个团也紧紧追来。
大柏地位于瑞金城北60里的崇山峻岭中。这里，峰岭逶迤、森林茂密，杂草遍野，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石阶小路直通宁都。为了彻底摆脱尾追之敌，**与朱德、陈毅等在大柏地村的王屋祠堂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研究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分兵三路，布成口袋阵，伏击和消灭刘士毅部。2月10日上午，敌军被引进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立即派出小部队迂回到敌人后方，切断敌人的退路和增援。但由于红军数量少、弹药缺，两军从10日下午3时鏖战至11日正午。**站在山峰上，命令几个红军号手同时吹号，激扬斗志，终将刘士毅部队完全击溃，俘敌800多人，缴枪800多支。敌团长肖致平、钟桓被活捉，只因红军战士不认识他们，没有留心看管，被他们逃跑了。大柏地战斗，是红四军向赣南进军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经过这次战斗，红四军甩掉了敌人的围追，摆脱了被动局面。
大柏地战斗后，红军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当地驻敌赖世琮部不战而逃。红军在宁都休息了一晚之后，经宁都的赖坊、永丰的君埠，2月17日到达吉安之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会合，尔后又和赣南特委取得联系。
随后，在坳上云汉堂，**主持召开有红二、四团和东固地方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报告，阐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和斗争策略。为了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还听取了东固地方党组织和军队领导人的详细汇报，对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方针政策和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等问题，提出许多指示性的意见。同时，红四军前委还决定留下**等一批干部，帮助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57.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13）
在东固，红四军进行短期休整。在这期间，传来井冈山失守的消息，且敌军又向东固攻来，**、朱德及时决定向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1929年2月25日，红四军离开东固，经永丰、宁都、广昌，向南折回瑞金之禾田。3月上旬，第一次进入闽西。3月12日，到达四都。13日凌晨，闽西地方军阀郭风鸣即派其侦察连前来偷袭红军哨所，当即被击退，红军乘胜沿渔溪、上蒸、南严、陂溪一直追到长岭寨脚下。在陂溪，遇到前来反映况的长汀县临时县委负责人段奋夫。当日下午，在陂溪村小河边的草坪上，举行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占领长汀（古代汀州治所），彻底消灭郭风鸣部。
3月14日上午8时许，**、朱德指挥红四军兵分三路向长岭寨起总攻。不一会，便打散守敌，占领了长岭寨主峰的两侧高地。这时，郭风鸣率两个团沿着山谷间的小路以一路纵队的队形开过来。红军前哨按预定的作战计划，与敌接火后，且战且退，退上山去。敌军自以为红军战斗力薄弱，害怕交战，便立刻向上追赶，中计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突然从隐蔽地点勇猛冲杀出来。敌郭凤鸣逃跑不成，被红军战士击毙。**得知郭风鸣被打死的消息后，指示红军战士将其尸体抬到汀州城里示众。
**来到汀州城后，住在城东面汀江河畔的辛耕别墅。为摸清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当日晚上就查阅了《汀州府志》和《汀州县志》。16日，他又邀请佃农、裁缝、钱粮师爷、教书先生、衙役、流氓头6种人到辛耕别墅开座谈会。通过调查，**初步摸清了汀州城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以及地主豪绅、资本家等各方面的况，为进行打土豪、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依据。正是在此基础上，**起草并以红四军军部名义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除阐明**革命的三大任务外，着重讲了对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指出：“**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对工商界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三大任务上努力。“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在汀州，**和朱德还对红四军进行整编。原二十八团一、二营扩编为一纵队；独立营和特务营以及二十八团三营合编为二纵队；三十一团为三纵队。每纵队下辖两个支队（相当营），每个支队下辖了3个大队（相当连）。每个纵队约有枪500支、1200多人。军长朱德，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陈毅。这种整编，是为了适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与集合，都很便利”，能以“很短时间，很好的方法，动很多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地开，又要随时收拢”，使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得以充分实现。
1929年3月20日，**在汀州城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根据赣南、闽西党和群众的基础，明确提出以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为目标的战略计划，即：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军阀战争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到动群众，以至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会议当天，**在他起草的《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并转中央的报告》中又向中央提出“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区，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并建议中央：“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报告中特别强调“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58.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14）
3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全国形势生急剧变化，敌军大部调离赣南。在此期间，**、朱德、陈毅接到了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突围出来进占瑞金之后的来信。于是，**等决定撤离长汀，回师赣南，建立赣南根据地，并使赣南根据地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的群众割据。
4月1日，红军从汀州回师赣南，部队从汀州出，一天就到了瑞金，与红五军会师。会师后，前委决定，将彭德怀所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德怀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并决定，红五军“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
4月3日，**、朱德在瑞金收到2月7日《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中央的“二月来信”。来信中对形势的基本分析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展，故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的到来。”由于这种悲观的估计，来信要求**和朱德离开部队到上海中央，把红军分成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动群众，搞土地革命，以待时机。
**不同意中央二月来信的内容，经召集前委开会讨论后，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了复信，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组织力战斗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争群众的。
“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地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部却袖手不去领导，由赣南、闽西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1929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是失败了。
“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我们部队是集中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大于我们的损失。……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在报告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千万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促进全国革命**的到来，直至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伟大的战略计划，这也是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只是关于一年为期争取江西的计划，**随即感到有“一些急躁性”，1930年1月5日，他便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里又作出具体说明，以补其不妥：“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59.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15）
4月8日，红四、五军由瑞金开到于都。*****随即召集有赣南特委和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蒋桂战争的形势，又一次作出红四军争取江西的决定。同时，会议根据彭德怀的要求，决定红五军回师井冈山，恢复和扩大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
4月上旬，**率领红四军三纵队从于都来到兴国县城，住在潋江书院。经过了解调查，**制定并颁布了《兴国地土法》。这个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里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明确指出打击的对象是地主阶级，使农民群众认识到土地革命代表自己的利益，也就争取了中间阶级，有利于集中打击地主阶级。所谓“公共土地”，是指在旧中国，有政治性的，如反动村、乡政府的土地；有名为“社会公益”性的，如义仓田和供修桥补路费用的土地；有教育性的，如学田；有宗教性的，如各类佛门教会的庙宇田；有宗族性的，如祠堂名下的公堂田。这些所谓的公共土地，其实大部分掌握在豪绅地主与富农手里，农民无权干预，正如**所称的“死地主”。**说：看起来，兴国的“死地主”也不少。这些“死地主”的田不平分给穷人的话，多数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仍然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为了贯彻《兴国土地法》，从组织上、理论上培养土地革命的骨干力量，**又亲自在兴国城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主要课程有国际国内形势讲话、农民问题及土地革命、党的组织和纪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不仅编写了大部分教材，还亲自登台讲课。接着，**又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
（1）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民主政府；
（2）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借约；
（3）建立和组织革命的武装——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
（4）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5）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革命政权。
4月中旬，兴国县第一个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诞生，《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作为革命政权的施政大纲，迅速在兴国等地贯彻实施。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于都、兴国、宁都三县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赣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正当赣南革命浪潮不断高涨之际，蒋桂战争告一段落。江西敌人大部队返回，并以4个旅的兵力向红军推进，企图围歼红四军主力。而5月13日，在广东又爆了粤桂战争，紧邻粤东地区的闽西大小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先后投入了这场混战，造成闽西敌人力量空虚的局势。同时，**等于5月18日收到**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人送来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况》的书面报告，并请求红四军再次入闽。
审时度势，**、朱德决定红四军第二次入闽。5月19日，红四军从瑞金的武阳越过武夷山，急速向闽西挺进。5月22日傍晚，来到龙岩城西30华里的小池。晚间，**、朱德等在小池圩赞生店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临时特委派来的代表介绍龙岩城陈国辉部的近况，决定乘龙岩城内陈部兵力不多之际，攻打龙岩城。
5月23日凌晨，**在小池圩边的大草圩，向全军作了攻打龙岩城的战前动员。随即，部队按计划分两路行动，悄悄地直奔龙岩城。激战至中午时分，红四军胜利结束战斗。这是红军一打龙岩城。当日下午，根据**的诱敌回巢、待机全歼的指示，红军主力撤出龙岩城，相继攻占湖雷、永定、扩大了战果和政治影响。
红四军撤出龙岩城后，龙岩地方反动武装和陈国辉部一部分主力，在“失而复得”中又得意忘形起来。不期，**、朱德命令红四军三纵队会同地方革命武装于6月3日第二次攻下龙岩城，并于6月5日成立了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红四军二进龙岩之后，奉**、朱德的命令，再次撤离龙岩城，一则扫清龙岩外围的反动民团，二是让开永定龙岩的大道给陈国辉回来，以便聚而歼之。不久，由闽西的地方武装编成红四军第四纵队，傅柏翠任司令员，李力一任党代表。
60.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16）
6月间，陈国辉所部在红军骄兵之计的“引导”下，趾高气扬地回到龙岩城。***红四军前委见歼敌之机到来，即于6月18日指挥部队从新泉回到小池，三打龙岩城。6月19日拂晓，已完成包围龙岩计划的红四军动总攻。四面楚歌的陈国辉扮成老百姓潜逃，2000余部下则全部被歼。红军缴获了迫击炮4门、机枪10挺、步枪900余支、子弹不计其数。这是红四军进军闽西以来的又一大胜仗。
红四军三打龙岩的重大胜利，震撼了闽西地区的反动统治基础，土地革命的烈火也随之熊熊燃起，初步形成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经过半年转战各地，指战员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伤亡较大，红四军内党的组织状况也差强人意。1929年5月，全军约4000人，党员有1329人，占33。2%，其中工人成分311人，仅占23。4%；农民、小商人、学生等成分则占70%，尤以农民成分为最多。这种状况，在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因为频繁的转战，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够，使上述状况衍生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泛起，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思想，与**自三湾改编以来所创造和规定的党和军队建设的原则和政策生了矛盾，并经常引起党和军队领导层内的争论。除了这些问题外，还有对政治形势的估量和对红军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分歧。
上述这些问题和争论，在红四军党内和军内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在形势好转的况下才更为公开化而已。1929年5、6月间，围绕着是设立还是取消红四军军委问题，这些争论和分歧集中地暴露出来。作为前委书记，**对于这场争论的公开化与激烈化，有些始料不及。他细心观察和思考出现这场争论的原因和实质，努力寻求解决争论的根本有效的方式方法。6月1日，他向**中央报告说：“党内现生些毛病”，并乐观地表示“正在改进中”。6月14日，经过深思熟虑的**，又写了一封很长的党内通信，刊登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在这封长信中，**把红四军党内的“毛病”概括为14条，而最主要的“毛病”是党的领导问题。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错误的时常作，都与党的领导的削弱有关。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又给这些错误思想和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信中指出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于红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在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思想，这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党内成分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央派到红四军来工作的某些同志，不察实际况，硬搬教条，照抄“本本”，焉能不出问题！**在信中回答了某些同志的具体指责，指出，前委领导中没有“家长制倾向”，党的领导的加强是必要的，明确表示现阶段仍有成立军委的必要。**在信中没有一概否定这争论，而是肯定说，党内有争论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红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红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极大的进步。同时，他也严正告诫：红四军党内的不正确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途的，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刊这封长信，意在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消除分歧，结束争论。但是，长信刊出后，争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广泛和激烈了。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到会代表中，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陈毅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朱德等了。陈毅在报告中，一方面基本按照**6月14日长信中的分析，指出了这场争论产生的原因，同时又指出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如指出“组织不完备”，“领导兼职太多”，“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等，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对于党内争论的解决，陈毅提出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提出要“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改进支部生活”，“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