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二参加建党（11）
1920年11月，湖南军阀赵恒惕挤走谭延闿，取得湖南省长兼督军的职位。***赵恒惕为愚弄人民，巩固既得地位，于1921年4月，在长沙各报刊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1922年元旦颁布《湖南省宪法》。3月，依据其法，改造了省议会，接着又表演了一场“民选省长”的丑剧。**一方面在湖南《大公报》上表文章揭露赵恒惕的真面目，同时决定利用赵恒惕的假民主，倡议劳动立法。1922年5月1日，**利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时机，在湖南《大公报》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要求“自治省的湖南”，更宜注意劳工的三件事，即“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他批评省宪法“虽然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他提醒人们不要对省宪法抱有幻想。**在文中暗示：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是弃不了的，“‘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后悔不及了！”
**的立法观点比后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立法大纲十九条》要早得多，**是中国劳动立法运动的倡者。
1922年6月15日，**中央第一次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把劳动立法作为党“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二大进一步提出：“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行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贯彻中央决定，于8月向全国各地工会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拟就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大纲19条。
**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通知后，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并同总部负责人邓中夏以及上海、武汉、广东、北京分部负责人联名向众议院递呈“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要求众议院采纳通过，在宪法内将十九条予以规定，并要求取消“暂行新警律”第224条“罢工骚扰罪”及“治安警察条例”。**等还将“请愿书”和劳动法大纲十九条表在湖南《大公报》上。
9月6日，**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协进社、长沙理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并以各工会、各公团的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通电告诫议员们：若劳动法案未能通过，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9］为扩大影响，湖南分部还将电文送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汉口《江声日报》、湖南《大公报》、《民治日报》等报刊，并请它们转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请报界、工界和各界“办事公道，大加赞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倡导劳动立法运动时，就着手组织工人，把基点立在工人的团结、自己解放自己上。他派党的干部到新河站办工人夜校，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他多次去安源，了解工人生产、生活况，和工人亲切谈心，并派李立三到安源办工人夜校，建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他以“十人团”的形式把长沙泥木工人组织起来，成立长沙泥木工会，并亲自起草长沙泥木工会章程18条；他还在长沙人力车工会、笔业工会成立大会上表激动人心的演讲。这样，劳动立法运动之后，湖南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很快投入罢工斗争中。
以**为的**湘区委员会、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根据**中央的部署，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结合湖南实际，在1922年下半年，先后动和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安源路矿、长沙泥木、长沙铅印等10多处4万余工人参加的罢工斗争，形成了湖南第一次工人运动**。
32.二参加建党（12）
1922年11月，新河、岳州、株萍和徐家棚四个铁路工会，在新河成立粤汉铁路总工会。大会由**主持，全省各工会都派代表参加。这是全国铁路工人中最早的统一组织。成立会通过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决议。随即，省工团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粤汉铁路总工会出席，并被推为会议主持人。11月5日，省工团联合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讨论通过由**等起草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选举**为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等为各科正副主任，并将工团联合会的成立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是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也是当时中国**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自此，湖南工人阶级紧密地团结在以**为总干事的全省工团联合会周围。
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以后，**湘区委根据**的建议，针对赵恒惕政府对工人运动的诬蔑，决定派出代表，利用湖南省宪法，向省政府及赵恒惕作说理斗争。
1922年11月11日至13日，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率领11个工团的代表郭亮、任树德等23人，会见省长赵恒惕。**等就政府对工界的态度、工人集会、结社、信仰等10个问题，同赵恒惕及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等进行面对面的说理，迫使赵恒惕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这次说理斗争是**和湖南工人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典范。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湖南，由于**和**湘区委员会及时采取“弯弓待”的方针，整顿工会组织，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展党团员，保存积蓄革命力量，并开拓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新路。因此，湘区工人运动得到继续展。铜官陶业、湖南造币厂、汉冶萍公司株洲转运局、常德泥木、缝纫、第一纱厂、长沙人力车、衡阳染织业等，或建立工会，或要求提高工资，或举行罢工。到1923年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辖的工会达32个，会员约4万人。
**和**湘区委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工作出色，“引起社会之注目”，1923年6月，在**三大上，总书记陈独秀总结了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同志工作有疏漏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注释
［1］《**年谱》（1893—1949）上卷，第38页。
［2］《**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3］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4］《**早期文稿》，第478页。
［5］《新民学会资料》，第146～149页。
［6］《**早期文稿》，第508页。
［7］《**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8］转引自高菊村等著：《青年**》，**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9］湖南《大公报》，1922年9月10日。
33.三在大革命中（1）
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2年8月，**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进行两党合作。国共合作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
1923年6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三大。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上，张国焘提出：工人阶级应该在“自己政党旗帜下”进行革命，“若加入了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张国焘反对**员加入国民党，也反对在工人、农民中展国民党组织。**针对张国焘的，依据自己领导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论证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赢得多数代表的支持。大会接受共产国际于同年1月12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成员。随后，又被推为秘书，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日常事务，起草、联署文件（按规定，中央出的文件必须由委员长和中央局秘书联名签），掌管党的组织工作。**三大期间，**捎信给当时任**湘区委员会负责人的李维汉，指示他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展国民党组织。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委派何叔衡、**与国民党元老覃振等组织筹备组。
**三大后，**驻上海中央局机关。为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尽快实现，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审阅和起草各种党内文稿，同时还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不断表文章，号召建立全国各阶层的联合战线，同心协力地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他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强调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就是简单的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来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的历史使命”。为完成这个神圣的历史使命，他呼吁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一个“严密的联合战线”，“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1］
为贯彻**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于1923年9月又专程回到湖南，指导**湘区区委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9月28日，他致信当时的国民党党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谈在湖南展国民党工作。他说：“关于本党在湘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同志［2］（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它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3］在**的推动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次年4月，组织了湖南省临时省党部。1925年10月，正式建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1923年冬，**受命离开湖南，赴广州参与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1月20日到30日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出席大会还就《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出版及宣传问题》、《本党设立研究会》、《比例选举制》等议案作了，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推动大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朝着正确的方向展。30日，**被大会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以此为契机，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国民党“一大”结束的次日，**参加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地区的党务。会后，**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地区的党务。会后，**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上海执行部的实际领导工作，以主要精力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2月25日，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议决由**代理秘书科主任职务和组织部秘书职务。**在担任这两个职务期间，按照国民党“一大”的要求，主持组织部负责对国民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在上海执行部一直工作到1924年12月，他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进行坚决的斗争。如1924年8月1日，在叶楚伧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还造成武斗。后来，右派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事件生后，**、恽代英等14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的破坏国共合作罪行。此后，**和叶楚伧的斗争公开化，**多次及时揭露叶的分裂行径，叶也因此嫉恨**。由于叶楚伧的排挤、打击、独断专行，也由于在国共合作策略上**与陈独秀的观点有分歧，再加上他工作劳累，身体虚弱，失眠严重，**于1924年12月底请假回湖南“养病”。**借回乡“养病”之机领导动了韶山等地的农民运动。
34.三在大革命中（2）
1925年9月上旬，**从湖南到达广州。***10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会议决定由**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稍后，他又着手创办《政治周报》，并担任主编。
**到达广州不久，就生直系军阀孙传芳带兵反奉，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事件。此事引了北京等各地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起草反奉宣传大纲。11月27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提交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宣传大纲》。《大纲》指出：“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直系之动，仅仅是一支先队，不能算作主体”。“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的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12月3日，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同一天，**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宣传大纲》及《通告》出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奉**。
1925年10月20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表了演说，并参与起草大会宣，还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撰写“刊词”。他在“刊词”中指出，国民党改组以来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高涨是历史展的必然，是孙中山富有远见地正确审察环境的结果。“孙中山先生看得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国共合作是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实现的。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妄图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阴谋并未停止。为巩固和展统一战线，**坚决地进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1925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借以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员加入国民党，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出现，立即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戴季陶主义”进行坚决打击。
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表关于“中间派的问题”的演讲。这是**第一次提出“中间派”的概念。**针对戴季陶等人扮演的中间角色一针见血地指出：“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这是因为：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袖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间派的基础就动摇了。”二、从中国近代历史看，确曾出现诸如政学系、研究系等颇强大的中间派，但最后都“做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民众的公敌，完全成了反革命派了”。在革命**中，以革命与反革命决斗，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随后，**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4］**关于中产阶级右翼提出的所谓“独立”的政治路线的论断，为此后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35.三在大革命中（3）
西山会议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的一个反动派别。***
孙中山逝世以后，1925年11月23日，邹鲁、谢持、张继、林森、居正、覃振、沈定一等10余人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以反苏**、破坏国共合作为中心，通过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取消**在本党党籍案》、《鲍罗庭顾问解雇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这次会议被称为“西山会议”，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及其支持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以《政治周报》为阵地同“西山会议派”的**和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政治周报》从1925年12月5日创刊至1926年6月共出版14期。在第一期上，**针对反革命派在宣传中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两面黑旗，写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志同仇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等杂文，指出“**产”的实质是：“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政治周报》第二期上，**以“子任”的笔名表《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的报道，质问“西山会议派”不愿在革命**之广州开会，而愿在段祺瑞统治下之北京开会，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政治周报》第三期上，**仍以“子任”的笔名表《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分析了上海《民国日报》被“西山会议派”操纵走向反动的必然性，并转引国民党中央决定查办该报的消息。同一期上，**还以“润”的笔名表《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三篇短文，从政治上揭露“西山会议派”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关系。在《政治周报》第四期上，**又表了两篇批判国民党右派的文章。一篇题为《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继续报道国民党各地方组织谴责“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消息。在另一篇题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的文章中，**指出，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一）从时代特点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变化来看，中国革命已处于新的历史时期，它既不同于18、19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也不同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动力是资产阶级一阶级，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而现在的革命，其动力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成为动摇的阶级，其对象是大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前途是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就中国具体况看，辛亥革命时口号是单纯的“排满”，没有组织工农群众，没有中国**，没有国际无产阶级援助；现在革命口号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革命队伍中加入了工农阶级，并且有了**，还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由于这些变化，有跟随时代前进的，有落伍的，也有背叛的，致使国民党内部生了分化。（二）从国民党的历史和国民党员的社会阶级属性来看，国民党前身，经历了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等不同阶段，组织几经变化，混进了一批地主、买办、军阀、官僚政客，成员比较复杂，国民党自身就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基础。有些人对国民党的进步、革命形势的展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三）特殊时局的影响，加速了国民党的分化，现在时局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阵营分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为一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为一方，而中产阶级又梦想西洋革命、走中间路线，但实际不可能，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或者向左跑入革命。**说：“我们可以毫不犹疑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相反，“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36.三在大革命中（4）
1926年元旦，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并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会上，**和其他**人一起，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进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1月8日，**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宣传报告》。他在结束语部分讲道：“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在**等中国**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等，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居正、石青阳、叶楚伧等十二人提出警告，责其改正，命令叶楚伧将上海《民国日报》交出改组，责令戴季陶限期反省。大会给“西山会议派”以沉重的打击。
蒋介石是国共合作中后期统一战线内出现的新右派的代表。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向**和国民党左派起进攻的信号。事件生后，**极力主张给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以坚决回击。茅盾（沈雁冰）回忆说：“中山舰事变的第二天晚上，**同我谈起大局形势，记得主席说了大体是以下的一些话：蒋介石现在掌握的实力唯第一军，而第一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部分是有觉悟的，就省城而，蒋的实力是大的，但就全局而，蒋的实力是小的。他此番制造中山舰事件，向我们突然进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我方示弱，他就要得寸进尺；我方强硬，他就要知难而退。故我方万万不能示弱妥协，要坚持同他斗争。”**还极力主张“把我们当时掌握的武装力量集中在粤、桂边境某地（我忘其名），同时说服国民党左派撤出广州，争取第一军外各军（他们同蒋本来有矛盾）反蒋，至少使他们中立，名正顺地声讨蒋背叛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以武力对武力，逼蒋下台，削弱他的兵权。”**还进一步分析了当时各派政治力量及第一军以外各军的况，他指出：“假若我方退让，则他们会由于蒋的利诱和威胁而倒向蒋。”［5］**积极将上述意见和主张向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提出建议。但是，季山嘉坚决反对。陈延年犹豫不决，说“不敢作主”，要“请示上海中央”才能决定。最后，**的正确主张没有被以陈独秀为的党中央所接受，相反采取了退让妥协的政策，从而使蒋介石先顺利地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领导权。“中山舰事件”后，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退出的**员达250多人，**和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但陈独秀又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因此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行。
1926年5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在国民党中央及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委员会的三分之一，**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等等。这是蒋介石企图限制和削弱中国**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阴谋篡夺国民党党权的又一个严重反革命步骤。**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去指导出席这次会议的**党团，在党团会议上讨论《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签字接受。**拒绝签字，主张“坚决顶住”，同时，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表决《整理党务案》时，他也没有举手。但是，由于陈独秀等的退让方针，《整理党务案》还是被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员被迫全部辞职。**也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37.三在大革命中（5）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蒋介石欲篡夺党、政、军大权，建立独裁统治的面目更加暴露无遗。***1927年1月，**和国民党右派在武汉地区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提高党权运动”，而党权运动的最高峰是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出席了这次会议，主张坚决反对以蒋介石为的右派势力。鉴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曾于1月3日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挑起“迁都之争”的事实，为防止当时仍留在南昌的蒋介石、张静江故伎重演，**在7日的预备会上提议：“在大会期间，政治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故生，应付与主席团全权办理”。这一提议得到于树德的赞同。表决时，多数通过。**在会上还主张取消蒋介石操纵的黄埔同学会，亦获全体通过。在**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了多项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
蒋介石制造“赣州惨案”之后，3月15日，**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会。**在会上表演说，指出：“在这革命的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6］在**人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运动，这是武汉政府时期反对国民党右派的高峰。
分析社会各阶级
1924年，中国**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后，在中国**的推动领导下，中国大革命运动开始高涨，特别是1925年五卅运动后，工农运动迅速向纵深展。同时，在五卅运动中，各阶级的政治态度都得到充分表现，国内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也日益尖锐和复杂起来。国民党新、老右派猖狂活动，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革命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对民主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尤其迫切需要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把握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以便确定革命的领导者、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1925年1月，中国**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把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写进了决议，并且把这个问题同动农民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大会议决案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不努力动农民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四大前后，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李大钊，以及陈独秀、张国焘等都写过关于中国各阶级分析的文章。
在**的革命实践中，先是投身于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继而起创建**并领导了湘区的工人运动，**三大后又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1924年底至1925年8月回湖南养病时，又动领导了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使得他广泛地接触了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士，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了完整严密的科学分析。他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在1926年1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1期上表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比较系统和全面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问题，从而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
**开宗明义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38.三在大革命中（6）
**指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与民族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抱“矛盾的态度”。他们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展感到威胁时，又怀疑革命。他们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但这种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下，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把小资产阶级分为有余钱剩米的、经济上大体自给的、生活下降的三部分，即右翼、中间、左翼三派，认为这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革命**到来时，三部分人都可以参加或附和革命。**指出：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贫民、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他们“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其中半自耕农和贫民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还指出：农村的无产阶级——雇农，在乡村中是生活最感困难者，因而“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关于无产阶级，**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比任何阶级都更为集中，而且经济地位低下，失去了生产手段，绝了财的念头，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他们特别能战斗，“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还特别提到游民无产者，这种人多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者，“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因此必须加以得法的领导，使之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
基于上述分析，**清楚地区分了中国革命中的敌人和朋友。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他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和中国**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步尝试，集中了当时**人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初成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初步阐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
致力于农村大革命
**是中国**内继彭湃之后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袖。早在1923年4月，**派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其家乡衡山岳北农村动农民，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民组织——岳北农工会，领导农民进行平粜、阻禁地主富农谷米运出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4年12月底，**借“养病”之机从上海回到长沙，与**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交换况，对于国民运动、农民运动“作了详细的谈话和讨论”。随后，偕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过春节。1925年2月6日（正月十四），**偕妻孩回到韶山。在韶山，**和杨开慧、毛福轩等人商定，吸取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利用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提供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创办农民夜校。他们先后在毛氏宗祠、李氏祠堂、庞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族校设备，开办农民夜校，通过教识字，教珠算，向农民灌输革命道理。
39.三在大革命中（7）
在深入的思想动和团结了一批清贫农民与贫苦知识分子的基础上，**决定把他们组织起来。***从1925年二三月间即起组织秘密农协，不久即展到20余个。随后，为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还领导韶山农民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组织“雪耻会”，进行反帝爱国斗争。在组织农民的过程中，根据以前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十分重视在农村建立**基层组织。几个月来，在**的亲自培养下，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等很快成长为韶山农民运动的骨干。5月中旬，**展他们为韶山第一批党员，秘密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建立起**韶山支部，毛福轩为支部书记。**这次回乡养病，从1925年2月6日到韶山，到8月28日离开韶山，在家乡共住了半年多。这段时间，他在开展农运的同时，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写下大量的调查研究笔记，从而使他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的这一认识过程反映在他1936年在陕北会见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里。他说：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7］
国共合作后，工农运动迅速展。为适应革命形势展的需要，培养农民运动干部，1924年7月至1925年底，中国**人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了一至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秋，**回到广州。时值彭湃担任主任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期间，彭湃邀请当时注重农民问题又富有从事农民运动经验的**到该所担任教员。**向学生介绍了湖南韶山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并讲授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他说：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对于反动的土豪劣绅，“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8］**在这里精辟地阐述了农民革命的策略思想，对学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展，需要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干部，以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1926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林祖涵（伯渠）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林祖涵上任后，即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林祖涵、**、肖楚女、阮啸仙、谭植棠、罗绮园和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9人担任委员。同时，中央农民部根据国民党“二大”的决议，“为展全国农民运动起见，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希各省选派学生来所肄业”，［9］并于2月6日向全国出通告，通告各省选派学生事宜。
3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开办第六届农讲所问题。鉴于**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已有一定的经验，又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理论研究，会议决定聘请**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3月30日，**出席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会上，他指出：“农民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的建议得到议决通过。此后，他便着手筹办第六届农讲所。
40.三在大革命中（8）
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既懂革命理论又进行实际斗争的干部，**注重聘请了一批政治理论素养高，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教员到农讲所任教。***如专任教员肖楚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深入研究，又富有教学经验。教员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是中国**早期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人。教员李立三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经过周密筹备，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学生于3月底陆续到粤。4月间，举行了入学考试，录取学生327人。这是历届农讲所中学生人数最多、学生来源最广的一届。5月3日，农讲所开学，因农讲所会堂为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借用，延至15日正式开学。
**身为农讲所所长，负责处理所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生讲课。他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阐述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讲课中，根据中国的历史和当时的实际况，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等五个方面论述中国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的问题无由解决，故国民革命大部分是解决农民问题，其余问题皆不如农民问题重要。”**还进一步指出农民问题的具体内容：1。土地问题；2。地租问题；3。田赋问题；4。高利贷问题；5。苛税问题；6。苛捐问题；7。昂贵的工业品和低廉的农产品；8。天灾问题；9。资本匮乏；10。政治问题；11。文化问题；12。失业问题。
**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提倡学生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7月间，他曾组织50多个学生赴韶关学习一星期。8月，又组织全体师生赴海丰实习两星期。他把学生按来自不同的省区，组成“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浙江、山东、奉直、豫陕、三个特别区等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并拟出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生开始研究实际问题”。这36个研究项目是：1。租率；2。主佃关系；3。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4。利率；5。拖欠逼账及烂账等形；6。田赋；7。抗粮形；8。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9。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10。地主的来源；11。货物价格与农业价格之比较；12。工价；13。失业形；14。祠堂组织及族政形；15。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16。地方政治组织；17。地方政治形；18。会党及土匪；19。团防形；20。教育状况；21。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22。兵祸及其影响；23。天灾及其影响；24。贪官污吏及其影响；25。烟赌偷抢各种形；26。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27。妇女的地位；28。农民的观点及感想；29。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30。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31。农村组织状况；32。地质之肥饶；33。宗教信仰状况；34。度量衡；35。民歌；36。成语。学生通过理论学习，又把理论用到实际研究中去，“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且与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的决心极大”。［10］
**把学生社会实践的调查报告、总结报告，审核、修改后，编入他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全国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参考。丛刊原拟出版52种，至1926年11月，已出版了17种，后来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为丛刊写了序《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是一篇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理论著作，核心思想是：“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是农民。他们能够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中国的军阀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是不知道轻重本末。**高度赞扬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他说，陈炯明的故乡，是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云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任何县都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刮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号召大家要学习海丰，不辞劳苦地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41.三在大革命中（9）
为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十分重视学生的军事训练。***他说：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就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还指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农讲所专门设置军事训练课，负责管理学生军训工作。军训时间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一，训练项目有：队列操练、持枪、刺杀、瞄准、实弹射击，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森林山地战、村落战的训练，还进行夜间演习等。学生在学习期间过着艰苦的紧张活泼的军事生活，为日后从事复杂而艰辛的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于1926年9月11日结业。**在结业式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总结农讲所开办以来的工作，指明当前农民运动的迫切任务，勉励学员“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衣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至10月5日，第六届农讲所所有学员除三人因病未回外，均回到原籍，投入工作。从而，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展，推动了中国农村大革命的进程。
1925年10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四届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在中央执委会之下设立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
中央农委成立之时，**正筹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务繁多，抽不出身。第六届农讲所刚结束，**中央即通知**赴上海出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11月，**偕杨开慧到上海赴任。**中央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定的《中国**关于农民政纲之草案》记载：“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去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困难原因，组织迄未完备，十一月中，**来任中央农委书记，始正式决定以阮、彭、易、陆、萧、cy二人［11］合作并组成中央农委，以委员一人驻局办事，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
**到达上海后，便立即起草了《目前农运计划》。计划规定大力展农运的地方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出“在目前况下，农运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即大力展北伐军经过的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的农民运动，以此为重点，同时在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全面展开。计划提出“省城及其它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预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民运动”。计划还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2］
为实现这一计划，**于11月下旬亲自“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形”，联络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国民党省党部，拟在武昌合办农讲所，得到三省党部的支持。湘鄂赣三省农讲所后展成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任中央农委书记期间，花了很大精力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中国革命又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
12月，**到达武汉，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十二月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左”倾，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会议根据陈独秀的错误分析，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际上是牺牲工农群众去迁就蒋介石。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陈独秀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会议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没有讨论**的建议。
42.三在大革命中（10）
**对陈独秀等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很不满意，打算实地考察湖南工农运动。时正值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电邀**回湘指导。12月17日，**回到湖南，参加湖南第一次全省工农代表大会，并多次表演说。他肯定湖南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严厉驳斥“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的诬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论调，指出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加租加息，现在农民向地主要点减租减息就是“闹事”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边的人，就是破坏革命的人。工农大会后，**在国民党湖南省监察委员戴晓云的陪同下，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实际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在32天里**不辞辛劳，行程1400公里，广泛接触农民和农运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给**中央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歌颂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功伟绩，批判来自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充分估计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阐述中国**在农村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阐明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着重强调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创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任**中央农委书记期间，中国大革命已进入紧要关头。统一战线及**内部对农民问题意见不一，**除花大量精力力图统一**党内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还在国民党中利用一切机会支持农民运动。
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会议。13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土地问题案》（后改称《农民问题案》）。14日，他们又联合提出《对农民宣案》。16日，全会通过了《对农民的宣》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宣》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农民就不能获得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抵于完成。”《宣》强调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终究没有完成之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现在“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农民问题案》是《对农民宣案》的具体实施纲要，共有十项，要求“党部及革命的民众团体立即实行之”，否则，“国民革命将生很大的危险”。全会还决定组织中央土地委员会。
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议决成立。由邓演达、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五人组成。其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土地分配状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呈送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后，交农民部执行。在随后的两个月间，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四次扩大会、两次审查委员会会议。每次会议的讨论都很热烈和详细。**在这些会议上提出并阐述了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包括：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确定没收土地的标准及如何分配土地的方案；建立农民政权以便进行土地的没收和分配；规定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解决地税问题。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解放农民，增强农业的实力；保护革命；废除封建制度；展中国工业；提高文化。农民政权的建立应分两个阶段：“在农村革命的时候，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革命过后，乡村政府应在国民政府一个系统之下”，实行区乡村自治。没收土地问题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一、土地没收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第二步经济没收（“凡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二、必须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况，实行不同的土地没收政策。三、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必须实行经济没收。四、没收的办法，就是农民“不缴租给地主”，并非没收一律“归国家”。土地分配原则上以乡为单位进行，亦可以区为单位；分配以人口为标准，顾及年龄。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对佃农应定出保障办法，如免减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
43.三在大革命中（11）
**及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提出的许多解决农民问题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大都没有实施。同时，身为**中央农委书记，**还给**中央写了工作报告，提出建议，但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尽管如此，在大革命**中的农民运动还是得到迅猛展。为此，1927年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将筹组全国农民协会列入农民部的工作计划，以“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3月30日，湘鄂赣豫四省农协代表在湖北农协开会。会议推举13人组成全国临时农协执委会，其中**等5人为常委。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表就职通电，宣布“就职视事”，互推邓演达为宣传部长，**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由于邓演达肩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重任，全国农协临时执委的日常工作主要由**负责。
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刚组成，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反革命势力杀气腾腾，时局维艰。但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在**的领导下，仍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工作。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了“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随第二期北伐的北伐军进入河南，指导战区的农民运动；布了《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临字第四号训令》等，对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革命的况下如何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号召武装保卫革命。
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指导下，全国农民运动又有深入的展。据1927年6月武汉政府农民部调查，湖南有农协会员600余万人，河南24万，湖北250万，陕西70万，广东70万，江西38万，四川、福建、山西、广西、安徽、热河等省农协会员也日益增多。
**在主持**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期间，一身数任，主持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还负责全国农协工作，肩负着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他为展各地农会组织、培训农民干部、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等，付出了巨大而艰苦的劳动。
在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展的重要时刻和蒋介石集团叛卖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于4月27日至5月6日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但是大会在陈独秀、彭述之把持下，**的意见没有引起大会注意。**五大没有能够挽救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造成的险恶局势。五大后，**离开了**中央农委，由谭平山兼任农委书记。
5月31日，全国农协及湖北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饭店欢宴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主持宴会并致欢迎词。他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命题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再一次强调中国农民“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13］**的这一论述对当时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的主张是针锋相对的。
6月上旬，湘鄂赣三省都处于白色恐怖中，**员、国民党左派、工农群众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在血雨腥风中力挽狂澜。6月13日，**出席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马日事变的处理问题。他以大量的事实驳斥“军工冲突”、“军农冲突”的谰，澄清事实真相。他说：“马日事变完全是潜伏在北伐军队伍里的反动军阀策动的叛乱，是许克祥的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向省农工会袭击，缴工农的枪，屠杀工农群众的行动。”这时武汉政府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马日事变。**中央在陈独秀的把持下，亦采取“农军不得进攻长沙，湖南问题静候武汉国民政府解决”的方针。对此，**非常气愤。
44.三在大革命中（12）
同日，**同邓演达等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出《临字第四号训令》，号召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北伐后方的反动派；明令惩办许克祥等叛军，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恢复湖南省农协、省总工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明令禁止江西朱培德部驱逐**员及工农领袖；肃清湖北各县土豪劣绅、逆军、土匪，镇压蒋介石的奸细。“训令”还号召各省农协，努力团结农民，严密农会组织，迅速动员工农武装，反击土豪劣绅及反动军队的武装袭击。［14］
**还在7月4日**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保存武力的主张。他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主动要求去湖南，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上山建立根据地。［15］
但是，由于陈独秀独断专行，拒不接受正确意见，**提出的以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主张未能被采纳。继蒋介石4月12日在上海动反革命政变之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也公开叛变革命，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个漏网”的血腥口号，开始进行疯狂的大屠杀。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于失败。
注释
［1］《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2］夏希，即夏曦。
［3］《**书信选集》，第23页。
［4］《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5］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8期。
［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31日。
［7］斯诺：《西行漫记》，第135页。
［8］《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1日。
［9］《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1日。
［10］王道：《革命的摇篮——回忆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青年报》，1961年6月29日。
［11］指阮啸仙、彭湃、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及团中央2人共7人。
［12］《**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1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6日。
［14］《**年谱》（1893—1949）上卷，第203页。
［15］《**年谱》（1893—1949）上卷，第205页。
45.四开辟中国革命之路（一）（1）
把红旗插上罗霄山脉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局势日益恶化，**的思想也在急剧展。***8月初，**在武汉为**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明确指出：“湖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反唐部队联络”，“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到推倒唐政府之目的”。欲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注重军事，建议请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的粤农军他调，浏、平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在湘南动起义。这个大纲体现了**以军事暴动为主，建立正规军队，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是**“上山”思想的新展。这一思想更明确地体现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里。在“八七”会议上，**提醒全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1］会议选举**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湖南秋收起义的问题。当时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的巡视员马也尔向中央写来一信，提出这样的主张：由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的军队往广东，以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这是很错的”，**在会上断然提出批评说：“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2］**的观点，得到以瞿秋白为的临时中央的赞同和支持，于8月12日任命**为中央特派员，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湖南领导全省的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长沙，传达党中央指示，帮助改组湖南省委，组织领导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召开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关于暴动的区域问题，省委的多数同志“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始终认为这个计划不符合实际况，力主缩小暴动范围。经过激烈争论，多数同志赞同了**的主张，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于是，湖南省委放弃了原拟的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的全面开花的暴动计划，决定湖南的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同时暴动的是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7县市，这个区域能够影响湘、鄂、赣3省。其他地方则虚张声势，以牵制敌人。**挥了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重要思想，强调：“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要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暴动的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3］
会议确定了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并按照**的意见，要起义军直接打出**的旗帜（工农革命军），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称谓（八一南昌起义仍使用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成立了以**为书记的最高指挥机关——**的前敌委员会。9月初，**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将拟参加起义的主力，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钟文璋、王兴亚、苏先俊分任团长。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军原来都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因未能及时赶到，这时还驻扎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进击长沙，在城内工人的响应下，会攻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