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13）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8］
**从上海回到长沙不久，五四运动爆。**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和领导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本人则站在斗争的前列，率领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拟写传单，动员青年学生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正在这时，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很多代表，分赴各省活动。邓中夏等2人于5月中旬来到了长沙，向**、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5月23日上午，**约蒋竹如、张国基等在第一师范后山操坪，商谈响应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问题，决定第二天分头行动，要求每个学校推荐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几天来，**到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等学校进行活动，向学生骨干提出：反帝爱国方向要明确，力争山东主权完整，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要有统一组织，力量集中；要准备对付张敬尧所施加的压迫。
5月25日上午，**同蒋竹如、陈书农等，与各校学生代表易礼容、彭璜、李振翩、何培元等共计20多人，在楚怡小学开会。**介绍邓中夏与各校代表见面。邓中夏报告了北京学生运动生的经过，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动学生总罢课，以推动反帝爱国运动。会后，各校代表各自返校，分头进行组织和动工作。这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组织学生的政治活动上。他亲拟传单，与其他学生会会员一道，积极进行串联动。经过几天的联络和协商，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虽然不是学联的成员，但他每天都到学联去和学联负责人研究问题，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是这个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省学联成立以后，不顾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重重阻挠，迅速动了全省学生的总罢课。6月3日，学联表罢课宣。宣说：“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湖南学生“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宣还向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等内容。这天，长沙大多数学校实行罢课，只有明德中学、湖南法专和几个女校没有行动起来。**亲往明德中学进行说服，明德中学随后实现了罢课。7月9日，在**的指导下，省学联联合工、商各界，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联合会以学联组织的“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7月间，“救国十人团”已展到400多个。
为了提高群众觉悟，扩大革命影响，推动爱国运动的展，**认为迫切需要办一个革命刊物。省学联根据他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并聘他为主编。经过10多天的紧张筹备，《湘江评论》创刊号于7月14日在长沙正式出版。为办好这个刊物，**全力以赴，呕心沥血。据周世钊回忆：《湘江评论》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由他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卖。
17.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14）
《湘江评论》共出版了五期和一期“临时增刊”。每周一期，四开一张，增刊八开一张，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新文艺”等栏目。据统计，除第五期（至今尚未找到）外，共有长短文章83篇，其中新民学会会员写的有56篇。**写的最多，有40多篇。
**在《湘江评论》启事中说，《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中，一开始便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样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创刊宣最后宣布：“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9］
《湘江评论》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第二、三、四号上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在文章中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如何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呢**指出，进行民众大联合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小联合”。“大联合必须要从小联合入手”，小联合要以各个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做基础，农民就要和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种田人的利益；工人要和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工人的种种利益；学生、教师、警察、车夫等各色的人都要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这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成立为大联合。像研究学问是我们学生分内的事，就组成我们研究学问的联合。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份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根据以上的分析，**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他认为，只有俄国十月革命，才使“全世界为之震动”。十月革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他说：“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在文章的最后，**满怀信心地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即久，其必速。……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查封了，但它以远见卓识的内容、热奔放的革命激和彻底无畏的战斗风格，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有人说它是湘江的怒吼，有人说它是湖南人民的声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价它“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创刊号寄到北京，李大钊认为这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每周评论》第36期载文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议论一方面。……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北京《晨报》说它“内容完备，魅力非常足”。《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影响深远。《每周评论》认为这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成都出版的《星期日》就曾转载过《民众的大联合》的全文，上海的刊物上也介绍过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湘江评论》成为当时广大青年和爱国进步人士争相传阅的报刊。创刊号两千份当天全部销完，后来又重新印了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从第2期起即改印五千份。
18.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15）
《湘江评论》被查封后，**和学联其他负责人来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在**影响和帮助下办起来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女子中学的《女界钟》、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刊物，仍在继续出版。9月间，**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和《新湖南》周刊主编龙伯坚的邀请，担任学生会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从第7期起由他主编。他在接办后，扬了《湘江评论》的风格，提出该刊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并坚持“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的信条。当时北京《晨报》对刷新的《新湖南》评价为“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继《湘江评论》之后，《新湖南》对反动军阀张敬尧的虐政进行猛烈抨击。不久，《新湖南》又被张敬尧查封。
此后，**又利用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表文章，继续揭露张敬尧的反动统治，抨击封建迷信和**的社会制度，宣传革命思想。1919年11月8日，**被聘为长沙《大公报》馆外撰述员。11月16日至28日，**就长沙城的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在长沙《大公报》上表《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人格问题》等9篇论文和杂感，在《女界钟》周刊讨论赵女士自杀的特刊上表《女子自立问题》的文章，集中抨击封建礼教和中国的万恶社会，激励人们向黑暗的封建社会猛烈冲击。
1919年8月中旬，由于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焚烧日货，张敬尧的军警包围了省学生联合会，胁迫学联会长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张贴布告，解散学联，并查封了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此后，**和省学联骨干分子开始秘密地组织驱逐湖南督军兼省长皖系军阀张敬尧出湘的活动。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和展。9月中旬的一天，**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省学联骨干酝酿驱逐张敬尧的会议。他就驱张的意义和行动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并当场布置：一、尽可能策动教职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运动；二、指派学联会长彭璜及商专代表李凤池等人去上海，作反张的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共同行动；三、积极恢复学联，作好由爱国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准备。
10月22日，**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联合署名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造并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11月16日，在**的领导下，原省学联的骨干分子重建学联。成立大会表了再组宣，指斥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12月2日，长沙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约万人，高举“民众联合”、“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张敬尧派军队弹压，“至伤十余人”，大会被迫中断。
12月3日下午，**、蒋竹如、周世钊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和省学联骨干，聚集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里开会，研究形势，商讨对策。**在会上分析了形势，认为湖南人民对张敬尧恨之入骨，青年学生、教育界忍无可忍，驱张有群众基础；张敬尧劣迹昭著，驱张可以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直皖两系军阀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驱张有矛盾可以利用。这次镇压反日爱国运动，侮辱学生，更是引火**，因而当前是驱张的大好时机。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开展驱张运动，动员和动全省学校总罢课，继续游行演说。之后，又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争取社会的同和支持。从12月6日开始，不到一个星期，长沙全部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都宣布罢课，73所学校的1200多名教职员也宣布总罢教。省学联代表长沙13000名学生向全国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战斗誓。
19.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16）
在长沙各校罢课的同时，各路代表团分途出。*****亲率一个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使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中心。12月22日，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同张百龄等组织平民通讯社，**任社长。从建社日起稿，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各报，把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和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据有关回忆：平民通讯社社址在当时北长街99号的一个大喇嘛寺（今福佑寺），条件很艰苦。办公室设在正殿里，办公桌用一张长条香案代替。白天他四处奔走，晚上就在这里编写稿件，每日出稿件百五十余件。通讯社的文稿他都要过目，有些则由他自己撰写，如各界向政府的请愿书等。后来驻衡阳、上海等地驱张代表团主办的《湘潮》、《天问》周刊相继出版，平民通讯社曾直接向《天问》周刊送了大量稿件，**也为它撰写了不少文章。
**和代表团成员在京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广泛宣传驱张。12月28日，**出席了在前门外湖南会馆召开的同乡会，参加的有学生、工界、教育界、新闻界、女界、议员、绅界、政界等近千人。大会议决了通电全国宣布张敬尧罪状并由国民公判等5项决议。12月31日，**同彭璜、张百龄等14人以湖南旅京公民的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一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1920年1月18日，**同罗宗翰、彭璜等55人为反对张敬尧侵吞湘省米盐公款，向天津、上海、湖南、北京等地的知名人士和群众团体出快邮代电，要求米盐公款“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浚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作用”。翌日，上海《民国日报》表了**、陈绍休、彭璜等湖南各界公民代表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的呈文《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呈文指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同日，他还与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凡、罗宗翰等联名呈文民国总统，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种种罪行，强烈恳求撤惩张敬尧。
1月23日，**的父亲在家乡病逝。他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没有回家奔丧，而是把无限的悲痛和对父亲的哀悼深深地埋在心间，继续留在北京为驱张活动而奔忙。
1月28日，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三个代表团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向北京政府做最后一次请愿。当日上午12时，三个代表团打着写有请求内容的旗帜来到新华门。**等6人被推举为代表，声明非见国务总理靳云鹏求个办法不可。在国务院没有见到靳云鹏，他们又来到棉花胡同靳云鹏的私宅。靳云鹏托辞不见，由其副官长代见。6位代表痛陈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靳承诺“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下星期四，请代表再到靳宅听候答复。2月5日，**等6位代表依约到靳云鹏私宅请愿候信。由于棉花胡同早有兵警设防，阻止代表通过，请愿未获结果。
由于湖南民众和**等坚持不懈的斗争，再加上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张敬尧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驱张斗争胜利在望之际，**开始考虑驱张以后，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在同彭璜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起宣》中指出，驱张胜利后不能乐观，因为“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要“以‘去张’为第一步”，“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10］
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由衡阳北撤，谭延闿、赵恒惕在吴佩孚的默契下，跟在后面，步步紧逼长沙。张敬尧在一片声讨声中和军事威胁面前，惶惶不可终日，6月11日仓皇逃离湖南。历时半年多的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20.一“改造中国与世界”（一）（17）
注释
［1］萧三：《**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第一版，第26页。
［2］周世钊：《**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新苗》1958年第9期。
［3］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早期文稿》，第84～85页。
［4］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3页。
［5］《**年谱》（1893—1949）上卷，第28页，注［1］。
［6］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早期文稿》，第60页。
［7］斯诺：《西行漫记》，第123页。
［8］《**早期文稿》，第174页。
［9］《**早期文稿》，第292、294～295页。
［10］《**早期文稿》，第681～682页。
21.二参加建党（1）
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1918年8月，为了筹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被安排在由李大钊兼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在图书馆的工作地点是第二阅览室，也叫“日报阅览室”或“新闻报纸阅览室”，具体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在这里的工作平凡琐碎，每月月薪8块银元。1936年**向斯诺曾谈到他在图书馆当助理员的况：“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是，管理报刊之便，**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报纸杂志，汲取了许多新知识。当时，北京大学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思潮在这里传播，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曾在这里任教。这些给**以极大的吸引力。他利用北京大学的有利条件，经常去听他所感兴趣的课，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在参加这些研究会的活动中，他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人，尤其是邵飘萍对他帮助很大。邵飘萍当时任《京报》总编辑，新闻学研究会的讲师。**曾在新闻学研究会听他讲《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还多次拜访邵飘萍，在新闻理论知识方面得到邵飘萍的许多教益，这对他后来回湘主编《湘江评论》等刊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除经常拜访杨昌济、黎锦熙之外，还拜访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等各种问题。并曾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谈学术和人生问题，以求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当时，**对政治的兴趣不断增长，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他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常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并赞同工读主义等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但是，这时对他的思想生直接影响的是李大钊，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7年冬受聘北京大学，接替章士钊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后，积极扩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少激进的学生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讨论、研究各种思潮，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来到北京时，李大钊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自然直接受到李大钊的影响。他有机会到李大钊处请教，并及时地阅读了李大钊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还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的研究各种新思潮的学生活动。他开始逐步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放弃了许多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1936年**曾对斯诺回忆说：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展”。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一面认真工作、勤奋学习，一面积极组织湖南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当时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有一部分被安排到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进行半工半读。**为了筹办这批青年的赴法路费，曾于这年冬季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并对工厂进行了调查。［1］他深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在职工中寻东问西，从生产细节到工厂经营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做了详尽的调查。这是**第一次细致地调查现代产业工厂和深入地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促进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22.二参加建党（2）
这期间，他还参加了邓中夏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同邓中夏、罗章龙等一些进步青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19年3月12日，**偕同一批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于14日到达上海。在上海的20多天中，他参加了两次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欢送会，两次到码头送别。
4月6日，**从上海回到了长沙。此后，他“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的思想观念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展。在他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民众的大联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等许多文章中，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宣传冲破迷信和传统的束缚等，因而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为了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各界对驱张运动的赞同和支持，**率领驱张代表团于12月18日抵达北京。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
**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的同时，阅读了许多介绍俄国况的书刊，并热心地搜寻和研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撰写或翻译的**书籍。他还同正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邓中夏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这时，**较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展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
这次在北京，**于1920年1月加入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
这是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后来成为**员的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黄日葵、田汉等，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到上海继续做驱张工作。他5月初到上海，并在上海活动了将近3个月。这期间，他同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过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当时，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正在筹建上海**小组，为建立中国**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后来对斯诺谈到他在上海同陈独秀的交往，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认为：“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自己曾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宣》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
播种“圣火”
1920年7月初，**从当时同北京一样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阵地的上海，回到了长沙。
这时的湖南，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根据湖南的现状，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
他联络何叔衡、彭璜、熊瑾玎、陈昌、陶毅、罗宗翰和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及教育界人士方维夏、湘雅医学校职员赵运文等人，共同做起人。7月31日，在湖南《大公报》表了他撰写的《起文化书社》一文。《大公报》在这篇文章前面加了以下按语：“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省之一事”。
23.二参加建党（3）
8月2日，文化书社起人在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召开会议，通过了**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大纲还规定了书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方法。会议推定易礼容、彭璜、**为筹办员，负责起草书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筹备书社成立。8月20日，经赵运文介绍，租定长沙潮宗街56号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解决了社址问题。
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
文化书社自营业至1921年3月这段时间内，销售200本以上的和100本左右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晨报小说第一辑》、《杜威五大讲演》、《社会与教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托尔斯泰传》、《白话书信》、《尝试集》、《现代教育趋势》、《新标点儒林外史》、《新标点水浒》、《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有：《劳动界》（5000份）、《新青年》（2000份）、《新生活》（2400份）及《平民教育》、《新潮》、《新教育》等，其中《劳动界》由上海**小组主编，是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颇受工人欢迎。销售的重要报纸有：《时事新报》（每天75份）、北京《晨报》（每天45份）等。书社将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各地**小组主编的刊物以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作为重点推销。这从以上书社经销的有关书目和数量统计中可略见一斑。文化书社在湖南境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化书社不只是单纯地出售进步书刊，还想方设法地为那些无钱购买书报的人提供阅读机会和方便，动群众阅读进步书刊。书社在房屋本来就狭小的社内挤出地方，设立书报阅览处，陈列各种新书报刊供大家阅览、选购。并在报上刊登“介绍新著”、“通告好学诸君”之类的广告，对新书报刊广为宣传。此外，书社还印制一些广告宣传单，随书社所售书刊附送。书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一期（1920年9月1日出版）中，就夹有由**执笔起草的以“文化书社同人”落款的两份传单：《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
文化书社从1920年9月开始营业，到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被许克祥查封，历时近7年之久。7年间，文化书社努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展。湖南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1925年9月，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文化书社“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多者，推湖南和四川”；“销售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还与方维夏、何叔衡、彭璜等人一起，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姜济寰、易培基、包道平、贺民范等，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1920年8月22日，他们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商讨研究会的简章和组织。会议决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为宗旨”，会务包括：“一、研究有得后，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会上推举何叔衡、**、彭璜、包道平四人为筹备员，继续进行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工作。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文化书社召开。会议推举姜济寰为总务干事，**为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一切。会议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潮宗街文化书社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研究成果，行《俄罗斯丛刊》；派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并在船山学社开设俄文班，聘上海的俄国人来湘教授。对于组织赴俄勤工俭学，**早就有这个想法。1920年初在北京时，他就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打算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并与李大钊商量过这件事。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稍后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又说：“同仁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4］
24.二参加建党（4）
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其会员在报纸上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还将外地进步报刊上的重要论文，推荐给长沙的有关报纸转载。***如上海《**》月刊上登载的《俄国**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都在湖南《大公报》上转载过。这些文章，对湖南进步青年生了较大的影响。俄罗斯研究会千方百计地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上海**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然后赴俄。**、萧劲光、任弼时、任作民等就是通过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然后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俄国。这些进步青年学习回国后，大都成了中国**重要骨干。
除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特别加强了对新民学会的改造与展，以此推动会员的思想进步。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是新民学会成立大会通过的会章中规定的学会宗旨。由于没有提出远大的革命目标，所以有的会员说这时的新民学会“不过是少数读书人的一种读书团体”。很快，**等一些新民学会会员从湖南一师毕业，走向了社会。在“会友向外展”的驱使下，一批会员来到北京，进入留法预备班，做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这时，正值“五四”前后，经“五四”爱国运动的陶冶，会员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对学会的宗旨和会风等，有必要作出新的规定。1920年5月8日，**到上海与部分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召开送别会。这次会议就讨论了新民学会的进一步展问题和会务问题。这次会议的精神传到法国后，7月6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集会，蔡和森、向警予、萧子升、陈绍休、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13人到会。会议提出并确定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议讨论了改造的方法，但是在此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等人主张组织**，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萧子升等人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
8月间，蔡和森、萧子升分别写信给**，陈述自己的观点。**接到信后，对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新民学会的方针感到十分高兴。他仔细地研究了蔡和森的意见，于1920年12月1日复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并转在法诸会友。**在信中表明了自己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他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他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他明确表示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从历史经验看，“凡是**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他指出：“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5］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陶毅、陈书农、易礼容等10余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讨论旅法会员所争论的问题。会议主席何叔衡。会议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25.二参加建党（5）
1。***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2。达到目的需采用什么方法
3。方法进行即如何着手
讨论之前，**向会议介绍了法国会友对这三个问题的讨论结果：对第一个问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第三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开始有人提出已不必多讨论。**则认为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对于会议讨论时的不同意见，**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陈书农）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1月2日，新年大会继续进行。**报告了在巴黎的会员蔡和森的提议，并列举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5种方法：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列宁的主义）；4。温和**（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经过长时间讨论后，进行表决，结果：赞成用布尔什维主义的有**等12人，赞成采用德谟克拉西主义的2人，赞成温和方法的**的1人，未决定的3人。
1月3日，新年大会讨论第三个问题。**最后。在他之前10多人的中，提出各种着手进行的方法，诸如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等。对此，**均表示赞成，提出：“惟在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络名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益。”“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他认为，“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会议对大家提出的各种着手方法进行表决，获一致通过。
三天的新年大会结束了。从对第二个问题即采用什么方法问题的表决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出席会议的会员中有三分之二赞同布尔什维主义。在**、何叔衡等的周围，已经出现一批赞同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
创建**小组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民学会会员中，在国内以**为代表，在国外以蔡和森为代表，涌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政治思想觉悟的迅速提高，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中，已经认识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很快地产生了建立**的要求，并就建党问题展开了讨论。
1920年7月，蔡和森在蒙达尼会议上，在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目的的方法上与萧子升等产生分歧。后于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连续两次写长信给在长沙的**，阐述他主张建立**，走俄国人的道路的主张。
26.二参加建党（6）
在蔡和森提出建党问题的同时，**也从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意识到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性。他在1920年9月5日表在湖南《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说，俄国革命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的劳农阶级，如斯响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6］**接到蔡和森的信后，十分高兴，对信中提出的用俄式的方法，组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在1921年1月21日的复信中说：你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信中向蔡和森传递了国内有关建党活动的况，“党一层，陈仲甫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7］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成立**小组。这是中国第一个**小组，它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据李达回忆，上海**小组成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负责”。受陈独秀的委托，**和何叔衡等经过酝酿筹备，于10月、11月间，创建了长沙**小组。当时成员还有彭璜、贺民范等，共6人。
长沙**小组成立后，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开展工人运动。**、何叔衡等除了运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扩大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已开始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1920年秋，**利用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便利条件，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同时还办了一个工农子弟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夜校除学习文化外，则还重点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实行启蒙教育。1920年11月7日，**等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组织长沙工人、学生举行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
1920年11月21日，湖南劳工会成立。它的成立得到**、何叔衡、彭璜等的支持和帮助。1921年三四月间，该会领导了湖南第一纱厂收归国有的运动，5月1日，劳工会的工人和一部分学生在湖南一师举行劳动节晚会。大会进行讲演、游艺等活动，在纪念面包上印有“劳工神圣”、“不作工者不得食”等字样。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后来在**的影响下，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建立和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长沙**小组成立以后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花费很大精力，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8月，上海第一个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接到从上海等地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立即开始筹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积极地在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科学校、第一中学学校的先进学生中，寻找团员的对象。当时湖南一师附属学校的进步学生张文亮，在日记中记载：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见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毛（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同志。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三）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些同志做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四）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27.二参加建党（7）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17日。泽东送来《**》九本。［8］
在**的努力下，在“多找真同志”这样一个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下，长沙建团工作健康顺利地展。一些新民学会会员也参加了青年团。从10月到12月，3个月内就在湖南展20来名团员，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1921年上半年，长沙的青年团员已展到近40人，是全国团员较多的地区之一。
上海率先成立**小组以后，除长沙外，北京、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也建立了**小组，在法国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
1921年6月上旬，共产国际代表威经斯基等到达上海，会见李达等，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成立。上海**小组担负起建立中国**的任务。随即，他们致函各地**小组，各派代表2人于7月间到上海开会。
**接到上海来的开会通知后，与何叔衡作为长沙**小组的代表，于6月29日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初，到达上海。
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也参加了大会。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和周佛海任记录。开会地址在上海望志路106号。因会议中间突然遭到暗探侦察，出于安全考虑，随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游船上继续开会。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中国**的第一个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规定党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大会还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一大闭幕后，1921年8月，**回到长沙，积极进行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他和何叔衡、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组织湖南**的问题。10月10日，中国**湖南支部建立，**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党员有彭璜、郭亮、彭平之、陈子博等10人。这是中国**第一个省级组织。**采取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一方面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内个别地吸收先进青年团员入党，同时注意展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和**湖南支部成员多次到长沙湖南第一师范、省立一中、长郡中学、商业专科学校进行工作，展党员，建立支部，**还亲自赴安源、衡阳等地展党员，建立组织。**和**湖南支部陆续在长沙、安源、衡阳建立了三个党支部，有党员30余人。按照**中央的规定，1922年5月底，**湘区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湘区委机关设在长沙清水塘22号。1923年4月，**奉调党中央工作后，李维汉接任湘区委书记。
**湘区委成立后，继续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在粤汉路新河站吸收工人陈地广、卢士英等人入党，建立党小组。陈地广是火车头修理厂修理工，技术熟练，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常到陈地广家“拉话”。陈地广是**的第一个铁路工人朋友。通过陈，**又结识了许多工人朋友。**还深入到长沙泥木、铅印活版、缝纫、纺织工人中，用很大力量在这些手工业工人中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作，在领导手工业工人斗争的同时，先后吸收任树德、张汉藩、朱有富、杨福涛、萧石月等人入党，并在泥木工人中建立党支部。**湘区执委委员郭亮在岳州建立党小组，在铜官建立支部；蒋先云在常宁、水口山建立支部；黄静源在株洲站建立转运支部。在各地建立的党组织中，长沙、安源的组织最健全，展最快，这和**的直接领导密不可分。
28.二参加建党（8）
在着手建立地方党组织的同时，根据**中央局1921年11月的通告规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三千团员”。为此，**和**湖南支部在长沙和各地大力展团员。1922年6月17日，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召开改组大会，选举新的执委会，**任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主任，罗君强（后为汉奸）任宣传部主任。大会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细则。执委会下设学生、劳工、社会教育、妇女、农民、政治、非宗教特别运动委员会，由执委会派人任各委员会委员长。**在建立团组织时，很注意团员的工人阶级成分，强调团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湖南初期的团员多是由党员展的，许多政治活动都是党团共同进行。党员在斗争中培养团员，团组织亦能自觉置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这在全国团组织中颇具特色，是湖南党团组织能够稳步、健康展的原因。1923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团湘区执行委员会。至此，全区有长沙、安源、衡阳、耒阳、铜官等6个地方团执委会，新河、第一纱厂、平江、益阳、湘乡、宁乡、水口山7个团支部，共有团员790人。
**在建立湖南党团组织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党团员的组织生活和纪律。他曾在会议上批评年近六十的**员贺民范不参加组织生活，耐心说服教育那些对交党费有异议的同志。**自己则非常注意扬党的民主作风，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勤于工作，不辞劳苦，常常是不分白天黑夜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做调查研究。他还负责大量的文字工作。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和各地方组织通信联系，指示工作。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谦虚勤恳。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周围的同志们。
在建党建团过程中，**还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这是**建党活动的一个重大特点。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何叔衡等于1921年8月在船山学社社长兼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400块银元的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挂名任校长。**任教务长，实际负责一切事务。次年4月，贺民范辞职，校长一职由**接任。1922年11月，**又写信给在学术上已有名声的李达，邀请他来长沙任自修大学校长。这是中国**成立后，全国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一所最初的“党校”。
1921年9月，自修大学开始招生，招收学员极为慎重。《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明确写道：“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为此，学员在入校前，先要以通讯的方式答复以下问题：（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况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答案经学长评阅后，“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自修大学的教学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教育与生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它要求学生研究“致用的学术”，“注意劳动”，“图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均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自修大学的课程设置和研究中心完全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它要研究的是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等等问题。自修大学开设了文、法两科十多个专业，着重学习马列主义文献，还要学习中外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及心理学等课程。它强调师生深入工农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参加社会活动。自修大学还为长沙人力车、笔业、矿业等行业工人开办了工人夜校，通过夜校了解工人疾苦，提高工人觉悟，组织工人斗争。校内还设置园艺场、工厂和博物实验室，供学生劳动锻炼和现场试验之用。
29.二参加建党（9）
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为这种研究和宣传提供一块阵地，1923年4月10日，湖南自修大学创办《新时代》月刊，由李达任主编，**为该刊撰写“刊词”。***“刊词”写道：“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和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有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帮’，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即是**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这篇文章初步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预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主要政治势力的消长趋势。他提出的国共两党将要成立统一战线是很有见地的。《新时代》月刊共出四期，还刊载了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人阶级应有之觉悟》，李维汉《观念史观批评》等。这些文章对于帮助**青年党员的提高理论水平，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的创办，《新时代》的出版，引起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的不安。1923年11月，赵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为由，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新时代》亦被迫停办。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两年零三个月，培养了来自湖南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革命青年。他们经过学习，打下了文化和政治基础，成为**有力的后备军。他们中的优秀分子由教员介绍入党、入团。许多学员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著名社会活动家。
在**的领导下，湖南创建**的工作，不图形式，扎扎实实，认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建党，从而为创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湖南的建党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受到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特别重视和多次表扬。后来，湖南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党员领导骨干和卓越的革命领袖，如何叔衡、夏明翰、方维夏、谢觉哉、罗学瓒、蒋先云、黄静源、陈昌、张昆弟、蔡和森、向警予、柳直荀、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夏曦、李维汉、李立三、**、任弼时、郭亮、肖劲光等等。这不是偶然的，它和**卓有成效的建党建团工作紧密相连。
领导湘区工运
**一大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在此之前，**党组织决议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宣布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随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建立了五个分部。**任湖南分部主任，负责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
**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中，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
湖南劳工会是1920年11月23日在长沙成立的劳工团体，组织者是黄爱、庞人铨。黄爱、庞人铨对军阀赵恒惕统治下的湖南工人的痛苦生活极为同。他们认为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工人觉悟，是改善工人状况的唯一方法。为此，他们组织了湖南劳工会。黄爱、庞人铨为劳工会规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维护劳工的利益；二是促成国家的统一；三是维护民族的尊严。劳工会的会员，成立初期多数是工业学校的学生，以后逐渐在长沙华实纱厂、光华电灯厂、造币厂、黑铅厂、兵工厂、泥木、理等行业工人中展会员。仅两年，劳工会建立了20个基层工会，会员达7000余人。劳工会设评议、交际、教育、出版等八部。黄爱任教育部主任，庞人铨任出版部主任。劳工会还曾创办工人读书会和工人夜校，出版了《劳工周刊》，借以联络工人，进行教育。但是，当时担任湖南劳工会主要负责职务的黄爱、庞人铨等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主张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纪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制度，平均财富，一切平等。劳工会成立初期，存在不作政治斗争，单搞经济运动的错误倾向。
30.二参加建党（10）
**深入劳工会内部了解况，具体分析，将劳工会中真正的工人群众跟他们的上层分子区别开来，在他们的上层人物中，又将黄爱、庞人铨等纯洁、正直、勇敢和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人跟那些混入劳工会内部，企图攫取某种利益的人区别开来；对一般劳工会会员亦具体分析，弄清进步的和落后的；对进步分子，**重点培养，力图形成以进步力量为核心的群体。***他多次找黄爱、庞人铨等人谈心，热赞扬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勇敢斗争精神，同时对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进行了批评。
1921年11月，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表了《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他说：“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我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完备”。文章针对劳工会前段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三点希望：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胜利，“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工会组织要有民主产生的全权办事机构，劳工会的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甚不妥当；三、为加强工人对工会的组织观念，工人应该养活自己的工会，要准备罢工资金，工人必须缴最低限度的会费。**教育黄爱、庞人铨要深入工人中去接受教育，锻炼自己。在**的影响和教育下，黄爱、庞人铨在1921年下半年开始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倾向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2月中旬，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去桂林会见了孙中山，途中在长沙稍作停留。**接待了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还介绍马林与黄爱、庞人铨等接触，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给黄、庞和部分工会群众“讲阶级斗争”，介绍“俄国革命”的况及经验。
在**的指导下，12月15日，黄爱、庞人铨以劳工会的名义，在长沙召集各界群众1万多人参加反对华盛顿会议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表示严重抗议。这次活动在湖南省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各地反对太平洋会议运动中，以“湖南工人最猛烈”。这是**争取劳工会的积极成果。**除自己经常帮助、教育劳工会的骨干成员外，还指定**党员同他们保持联系。**后来对斯诺说：“在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1922年1月，黄爱、庞人铨再次组织华实公司工人罢工，要求给年终赏金。在遭厂方拒绝后，黄、庞领导工人继续斗争。公司以5万元巨款贿赂湖南军阀赵恒惕派兵镇压，并阴谋杀害黄、庞。1月16日夜，黄、庞与华实公司代表在劳工会协商调停罢工问题，赵恒惕军队逮捕了黄爱、庞人铨。未经审讯，即于1月17日将他们绑赴浏阳门外斩；然后以省政府名义宣布黄、庞的所谓罪行是：“盛倡无政府主义，假劳工会名义煽惑人心，近复秘密收买枪支，勾结匪徒，乘冬防吃紧，希图扰乱治安。”随后，湖南劳工会被武力解散，《劳动周刊》也被查封。
**对黄爱、庞人铨被害极为悲愤，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和稳定工人绪。在**的主持下，工人们在船山学社召开两次黄、庞追悼会，并纪念刊。**和湖南党组织稳住阵脚，对赵恒惕进行坚决斗争。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谓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员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其艰难的工作。”
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他各分部的负责人一起倡议劳动立法，并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