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十一烈士暮年（一）（26）
**反革命集团动的武装政变，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从“九一三”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凶的，高呼“四个伟大”最响的，由党章规定为**接班人的**竟然谋害**叛国出逃；而新擢升的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参加了这一反革命活动。人们不得不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到底正确与否“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人民带来灾难，还是稳定“九一三”事件的生，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事件的生，对**精神上打击很大，身体一下子衰弱了许多。不久，他就得了一场大病。在病中，他以惊人的毅力，领导了对**集团的揭批查工作。同时，他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正了“左”的错误。特别是他支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为使政治安定和经济好转所做的种种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着重抓了为一大批错整的老干部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这件事。
1971年11月14日，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陈伯达、王关戚的。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有气嘛，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和他们吵了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问题搞清楚了，是**支持的，搞了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后来，**指示叶剑英将他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的话，转告生命垂危的陈毅。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去世。追悼会定于1月10日召开。当时追悼会的规格定得很低，规模也很小。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人数为500人，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是在1月8日签中央送审的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把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便签了。1月10日午饭后，他突然决定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要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的电话打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又立即拨通中央办公厅电话，请办公厅的同志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和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并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也请他出席。追悼会的规格由于**的参加而大大提高了。追悼会前，**见到了陈毅夫人张茜，不禁也凄然泪下，他握着张茜的手，请她坐在自己的身边，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嘛。他跟项英不同。新四军九千人在皖南搞垮了。当然啰，后来又展到九万人。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团结的人。”他还说：“要是**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这时，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康克清、宋庆龄、叶剑英以及刚刚赶到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都在座。**在向西哈努克亲王通报**事件后，又说：“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他还谈到“二月逆流”，是陈老总他们对付**、陈伯达、王、关、戚的。**不顾张茜的劝阻，坚持参加了追悼会。会场里，**站在追悼行列的最前面，静静地倾听周恩来缓慢沉重地宣读悼词。最后，他又向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追悼会结束后，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告别时，**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当他准备上车离开时，几次用力迈步都登不上汽车，双腿明显无力。6月8日，**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的种种行，在当时产生了良好而广泛的影响，给了许许多多老干部以“解放”、复出、重新工作的希望。在这种况下，周恩来因势利导。遵照**的指示，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列为纠正“左”倾错误的主要工作之一。
242.十一烈士暮年（一）（27）
1972年4月，国务院第八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和内务部长曾山两位老同志，因救治不力，在一周内相继病去世，这件事在老干部中引起很大震动。***周恩来抓住这件事，指示卫生部对疏散在各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普遍进行体检，改善医疗条件。据此，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500名副部级以上老干部作了体检，其中不少人是从外地“五七干校”赶回来参加体检的，实际上在这个名义下获得“解放”，并逐步被重新安排工作。此后，不少老同志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获得了自由，住院检查身体，并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8月1日，为庆祝建军45周年，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在周恩来安排下，经**批准，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这是自“文革”开始以来老干部出席并见报人数最多的一次建军节招待会。会后，这批高级干部恢复了名誉，并陆续出来工作。特别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解放”。当时的邓小平与**齐名而被称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正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劳动。经**建议，保留党籍，1972年1月，**在参加陈毅追悼会时，曾表示，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揭批判**，同时，作了当时条件下不能不作的自我检查。8月14日，**对这封信作了批语，主要意思是：（一）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按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是有战功的。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段不足200字的批语对邓小平作出肯定的评价。尽管这种肯定还远远算不上是充分的肯定，但这毕竟是等于“解放”了邓小平。周恩来立即把**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成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他还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并指示将一些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的提议，致信主管中央组织工作的纪登奎以及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并约他们面谈此事。之后，纪登奎、汪东兴根据谈话精神，拟出让邓小平仍然担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过后，又经**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央的名义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出要“继续落实**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这一时期，**因在年初心脏病严重作，身体很弱，批阅审改的文件很少。但他仍然批转了陈云、杨成武、廖汉生、林枫等一批老同志或是其亲属要求为其解决就医和工作问题的信件，并直接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办了一些类似问题。推动了老干部的解放。12月，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写信给**，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的况。**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的。”周恩来抓住这个有利契机，立即于18日给公安部写信说：“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李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在此后的清查中，又一批无辜被关押的老干部获释，监狱管理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同月，**又关心地问及谭震林的近况。周恩来又立即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在他的督促下，谭震林不久就回到了北京。1973年春，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大量便血，需要手术治疗。术前，他专门给**写信，建议抓紧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提出先易后难方案，就送政治局讨论。中组部提出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逐个研究。
243.十一烈士暮年（一）（28）
“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是在“四人帮”的干扰下进行的。**、张春桥等人对这项工作百般阻挠，设置种种障碍。在**的支持下，周恩来随机应变，不断排除干扰，使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恢复了名誉，一大批下放劳动及靠边站的负责人被重新安排到领导岗位上。限于客观况一时还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来的推动下和后来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以解放。“打倒”老干部，关押老干部，这是**错误动“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错误后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根本不存在“解放”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提倡的解放老干部工作，虽然并不彻底，但总起来说，这项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它为日后各方面工作的转机创造了组织条件。
**虽然重病缠身，他在部分地反省和纠正“文革”错误，为一大批老干部平反的同时，全力支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为使政治安定和经济好转而做的种种努力。特别是在精心领导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的过程中，1972年2月经他审阅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成为当时引进外国先进生产设备的突破口。此后，中国先后引进了总价值43亿美元的先进设备，而且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的一次。开了对外开放的先河，在新时期仍产生重要效用。
1973年8月，**主持召开**十大。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前，**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讲话，具体讲述召开十大的指导方针。关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说，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要认真看书学习，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要懂得历史，学点哲学，要批判尊孔思想。他引用《汉书·东方朔传》中的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指出，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什么事都搞得那么纯也是不可能的。根据他的建议，在会上宣布：“解放”李井泉、李葆华、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廖承志、曾希圣等13名老干部。后来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参加了十大，曾希圣已去世。**说，曾希圣虽有错误，但功大于过，现在他死了，应当全面地历史地看，给他恢复名誉。这次会议上，还宣布一项由**提议、政治局通过的决定：王洪文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与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实际上，王洪文自1972年9月起就被留在中央工作了。**事件后，**在解放老干部的同时，多次谈到要从工人、农民中找年轻一些的同志来中央担任负责职务。此后一批来自工农和基层的同志，如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李素文等陆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十大代表产生的办法和修改党章的原则两个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办法的决定》体现了**的上述指示精神：代表既要有“坚决贯彻执行**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特别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锻炼，表现好的，为群众信任的‘新干部’”，“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老干部”。关于党章修改原则。在《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提出这次修改的重点是总纲部分，关于**的一段话要删去；要求按照**多次提出的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行修改，不赞成三个里程碑的提法；增加**近年来的若干新指示和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等内容。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改变，也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十大的召开不仅没有收到纠正“左”倾错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效果，反而进一步展了“左”倾错误，从而使“文化大革命”又延长了数年之久。
244.十一烈士暮年（一）（29）
十大之后，**在思想和行动上日益陷于一种矛盾状态。***他一方面主观上希望全国政治安定、经济展，同时又不愿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1973年12月12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后又分别召见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在这几次会见和谈话中，**建议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他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对朱德讲，你是红司令啊！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搞的，我是听了**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于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也是听了**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但在谈话中，**又特别要大家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他还严肃地警告道，准备打仗，内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仗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这些讲话又反映了**对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状况的忧虑。
“九一三”事件后，**等人在**家中找到一些**摘录的孔子及儒家著作的语录卡片和条幅，其中有**“书赠叶群同志”的“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等内容。这些东西被**上报给**。与此同时，**指使迟群、谢静宜组织北大、清华的一些人编写《**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其中把**摘录的孔孟论以及**本人有关论，与孔孟论对比排列，以说明**是“孔老二的信徒”，他“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给**写信，说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要求将它转全国。**在信上批示：“同意转。”1月18日，**中央就把这份由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当年第一号文件下全党，“供批林、批孔时参考。”以此为标志，“批林批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开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
事实上，此前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后，**就在多个场合几次对中国历史上儒家与法家的分歧和斗争进行过评点，他对法先人，还是法后人，即是厚古薄今，还是主张向前看，表了自己的观点。他反对倒退，主张前进。这实际反映出**对当时否定“文革”，要求恢复“文革”前一些做法的忧虑。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更由于“四人帮”对其错误的利用，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带来严重的后果。“左”倾错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广泛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系统、各领域中去，无论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以及经济上都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与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运动并非严肃的思想批判，更非科学的历史文化反思，只不过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对历史的实用主义歪曲。“影射史学”的明与盛行，使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展历史被歪曲篡改为简单的“儒法斗争史”。不加批判地赞扬封建**主义、任意夸大某些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功绩”，导致了人们历史观和政治思想的混乱。提出反“师道尊严”、“反潮流”，实际上提倡的是“好斗”哲学，培养的是“好斗”精神。学校中是师生对着干，社会上是群众与领导、群众与群众对着干，加之“四人帮”号召的“第二次夺权”，致使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刚刚恢复起来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产秩序又陷入瘫痪，混乱局势仿佛又是“文革”初期形的重演。不仅如此，它继“文革”之初的冲击波之后，进一步使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准则受到更大的冲击。中国几千年来优秀的伦理道德传统和建国以来二十多年中建立起来的新型伦理道德规范，经过“批林批孔”几近荡然无存，素有礼仪之邦的中国伦理道德水平大大下降。经济上的后果也极为严重。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来，伴随着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和政治局势的动乱，国民经济建设再度出现新的逆转而陷入半瘫痪状态。
245.十一烈士暮年（一）（30）
和“四人帮”不同，**批准动“批林批孔运动”，绝不是希望再度出现动乱局面，而“文革”带来的长期社会动乱，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和人民的强烈不满，本来就违背他“大乱导致大治”的初衷。***这时再度出现的严重混乱局势，自然会使他深感不安。**对周恩来的“纠左”不满，有意见，但又绝非有要就此打倒周恩来的意思。批林批孔中“四人帮”以“反周”为目的进行的种种活动，导致**对**等人逐渐不满起来。因此，在继续信任、使用**等人的同时，**又对他们的一些行不断地给予严厉的批评和不同程度的制止。早在1973年11月，**听信别人的反映误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根据他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当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姚文元也随声附和。但**并没有无条件地支持**。12月9日，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等人的谈话中，他一方面肯定了这次会议，认为“这次会开得好”，但另一方面又表示对**批评周恩来的提法的不满：“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才是迫不及待。”
1974年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等人把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制成录音带，准备下全国。**等人还在讲话中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批“走后门”。2月15日，**在叶剑英写来反映况的信上批道：“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根据这一意见，2月20日，**中央出通知：“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开展，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对不少单位提出的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3月20日，**在**伸手要钱、要求见面的信上批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当时正是**等人在军队中到处送材料，“放火烧荒”越演越烈的时候，**的这一批示使他们顿时慌了手脚。第二天，在中央政治局内，当着部分政治局委员的面，由王洪文、张春桥带着陈亚丁，演出了一幕丢卒保帅的丑剧：让陈亚丁承认是自己领会错了**的意思。乱说乱传，并做了检查，把**的行为隐蔽下来。
同一时期，中国政府准备派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但**提出反对。3月27日，**给**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他还亲自批准了邓小平在大会的稿。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有关三个世界的外交战略，引起强烈反响，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赢得了声誉。
**等对**的批评置若罔闻，继续到各地送材料、宣讲，组织串联。针对“四人帮”煽动动乱的行为，4月10日，**中央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的方式：“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这当然也是**的意思。7月1日，经**批准**中央又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重申：“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通知》中还批评了所谓“反潮流”的歪风，指出“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的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动群众揭批判。”
246.十一烈士暮年（一）（31）
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更严厉地批评**等人。***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他告诫**说：“**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极不愿地回答说：“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邓小平同志吧！”并表示：“说了算”，“不大好的就改”。**说：“你也是难改呢。”“此人（指**）一触即跳。”他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之，她代表她自己。”最后，他又对大家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上海帮”、“四人帮”的问题，虽然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中没有一个是“正宗”的上海人。
提出三个世界理论
“文化大革命”的生、展严重干扰了中国的外交工作，这引起**的重视。自1967年3月起，他多次在有关外事活动的文件上批示，批评一些“左”的做法。如反对给外宾赠送**像章，反对在援外物资上粉刷**语录，反对把中国的革命经验强加于人等等。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一贯主张和坚持各国间的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他领导中国人民为亚非拉国家的反殖、反霸斗争树立了一面旗帜，受到广大亚非拉国家人民的尊敬，也大大拓展了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外交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展，产生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它们纷纷加入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再次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该提案。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权利得到恢复，从而结束了美国操纵联合国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历史。
据**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收看到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电视新闻。当他观看到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大厦冉冉升起时，激动得热泪盈眶。随后他指示立即组团参加联合国大会，并要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都机场，为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送行。**针对当时有人就是否组团参加大会的顾虑，形象地说：为什么不去呢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我们当然要去。
针对6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和苏联在中苏边境的武装挑衅，**领导中国人民坚决回击了苏联的挑衅，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同时，他思索着如何进一步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1969年，美国共和党人尼克松上台执政，客观审视美政府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上台伊始，尼克松就要求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他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递信息给中国政府，表示想结束中美之间的敌视状态。**、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时机，积极开展对美外交。珍宝岛事件后，1969年4月至10月，**委托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形势，为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提出战略性意见和建议。10月26日，尼克松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酒会上，第一次有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12月9日，周恩来通过叶海亚传话给尼克松，表示欢迎尼克松来中国访问。12月18日，**同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朋友斯诺谈话，重点谈中美关系。**说：“目前中美两国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意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1971年4月，**又亲自批准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突破口，也称“乒乓外交”。四五月间，在**的直接关注和周恩来的具体主持下，中美外交迅速取得进展。5月31日，经**批准，**中央转《**会见美国友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公开表示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代号为“阿波罗”的秘密访问。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并共同表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春访华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
247.十一烈士暮年（一）（32）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访华。21日下午，大病初愈的**就会见了尼克松。双方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2月28日，双方表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公报根据**的意见，明确地摆出双方的观点。公报说：中美双方认为有机会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是有益的。两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它重申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双方声明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双方还讨论了扩大两国人民在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问题。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表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都产生巨大反响。它标志着中美两国25年敌对状态的结束，从此，开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继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后，中日关系也有很大的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日本吉田茂内阁直到1972年6月佐藤内阁，历届政府一贯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追随着美帝国主义参与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中日两国仍处于邦交不正常的状态，但两国人民为实现邦交正常化和展友好关系，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两国民间的来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不断展扩大，为恢复中日邦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1年10月7日，**在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朋友时指出：“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展，从1955年到1974年，**接见过37批日本外宾。周恩来也提出：“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国政府还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三原则在日本国内得到广泛的赞同和支持，日本朝野有识之士都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尽心努力。
1972年7月，日本组成以田中角荣为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为外务大臣的新内阁。新内阁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要任务。9月25日至30日，田中相和大平外相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中国。**于27日会见田中，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周恩来也同田中举行多次会谈。9月29日双方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政府承认上述中国政府提出的三原则；中日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总之，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苏关系极度恶化的况下，**运筹帷幄，全面分析新的国际形势，果断地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外交决策，打开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1970年10月到1972年12月，中国先后同41个国家建立或恢复邦交，特别是同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加上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合法席位的被重新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
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的打开，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同时也同**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以及他提出的从“两个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分不开。
248.十一烈士暮年（一）（33）
60年代以前，世界形势的基本特征是：以苏联为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对峙。***从50年代后期起，世界形势开始生重大变化。1965年，**将其概括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整个世界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过程中改变着面貌，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生急剧的变化和改组。进入70年代，形成了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两个阵营的对峙已经演变为美苏两国争霸的局面。同时，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不断兴起壮大，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对世界形势展科学分析的基础上，70年代前期，**提出独具特色的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
“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关于国际上有“两个中间地带”和“三种力量”思想的展。虽然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早已被**运用于中国的外交工作，但对其系统的表述，是在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出现之后。1973年6月22日，**在会见马里国家元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是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在联合国的讲坛上，邓小平向全世界就三个世界的理论做了全面阐述。
三个世界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根据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展变化，**先把处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国家区分为三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美苏两国“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达国家。”自从两个阵营解体后，美苏两个大国加紧了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它们两国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的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因此，“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14］第二世界是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和展中国家之间的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况是复杂的，其中不少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同时，所有这些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或主权完整的要求。”广大的亚非拉展中国家构成了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面积占世界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它们“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有着相似的苦难经历，也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和问题。“他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15］**对三个世界的划分，以各国政治和经济展程度，在国际事务中的状况以及国家利益为划分标准，意味着最终抛弃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基本观点和传统理论中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维方式。
249.十一烈士暮年（一）（34）
其次，**三个世界理论的主旨，是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反对美苏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50年代，适应两个阵营对峙的格局，中国的口号是笼统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60年代以后“反帝反修”口号的提出，使中国处于“两个拳头打人”的状况，这和国内的政治运动是一致的。进入70年代，由于两个超级大国已成为造成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和共同目标。“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超级大国的争夺遍及全球。……它们争夺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动乱。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重点。在此以前，中国一直以美帝国主义为斗争的主要目标。1970年，**在著名的“五二○”声明中还提出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口号。之所以从主要反对美帝转向主要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这是**分析了全球战略态势和中国周边安全之后的决策结果。60年代以后，美苏力量对比生了较大变化。苏联利用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全球战略”的漏洞，加紧对外扩张，与美国争夺霸权。勃列日涅夫集团趁美国经济危机和在越南战争中的困境，极力缩小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加紧军备竞赛，向美国展开全球攻势，使苏联在军事力量上接近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美国，显示出咄咄逼人的势头。“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数，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16］对中国而，进入70年代后，苏联变本加厉地**，展成为直接的军事对抗。这种况下，中苏分歧再也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对世界和中国都构成比美国要强烈得多的威胁，因此必须成为世界反霸斗争的重要目标。
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1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指出：在两个大国即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一个极其辽阔的地带，这个中间地带“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尽管那时这个“中间地带”中的许多国家还依附于帝国主义宗主国，远未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以他番茄的洞察力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经或将要起到的巨大历史作用，从而打破了战后初期世人对大国的迷信和对小国的歧视。1961年9月，“不结盟运动”确定了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反帝反殖的立场，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此后，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从属于苏联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使战后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基本政治格局大为改观，注入了南北矛盾的新因素。**密切注视着这一变化，1966年他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18］这较之中间地带理论，对他们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又前进了一步。到了70年代，第三世界驾驭国际事务的能力达到了新的高度。**看到了第三世界人民中潜藏着巨大的能量，既是对“大国主宰论”的否定，又是对世界人民力量的热肯定。第二世界的达国家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们的两面性，即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国家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联系的一面。对两个超级大国，既受到其欺负和控制剥削，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广大展中国家，也有进行压迫剥削的一面，但又能与它们一起进行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第二世界的达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斗争中的同盟军，是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
250.十一烈士暮年（一）（35）
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此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相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19］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展民族经济，反对殖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20］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展和扩大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文革”期间，中国除了一如既往地继续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支持他们的反霸斗争之外，尽管中国自己的经济十分困难，但仍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援助。
**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虽然也存在有对东欧国家在国际反霸斗争中的作用分析认识不足等缺憾，但总的看，这是一个正确的理论。它揭示了新的历史时期世界政治的基本格局和国际斗争的战略态势，不仅成为当时及以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而且也为建立国际反霸斗争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奠定了格局，提供了思想武器。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同时，在国际上，它的提出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既得到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和赞同，也得到第二世界国家政府的承认。“三个世界”外交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对此，邓小平多次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他认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同志的功绩。”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4年10月11日，**中央出通知，决定在近期内召开四届人大。通知中还传达了**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希望能够通过召开四届人大、安排好新的国家领导机构，从此国家走上正轨，胜利地结束“文革”。然而，与前几次想结束“文革”一样，这一次仍然是欲罢不能。
“四人帮”认为四届人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机会，**希望由他们出面“组阁”，以使他们继在党的十大上加强了在中央政治局内的势力和地位之后，再获取国家机构的领导权。随着开会日期的临近，他们加紧活动，除了继续为自己涂脂抹粉、树碑立传，为“临朝登基”大造舆论外，还上演了一出更为激烈的“反周组阁”闹剧。但是，在由谁“组阁”问题上**另有想法。周恩来重病在身，四届人大必须要解决能够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对邓小平有着较全面的了解，他尤其称赞其治国的才能。“文革”初期，他就坚持对邓小平“应与**加以区别”。1973年3月以后，邓小平已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开始协助周恩来治理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1973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会后，周恩来召集政治局成员继续开会，决定邓小平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来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翌日，**又召集部分政治局成员谈话，他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根据这一意见，1974年10月4日，**又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了安排。对此，“四人帮”极不甘心。从1974年10月起，他们开始制造并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进而在中央政治局内突然难，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风庆轮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我国有数十年制造万吨轮的历史，早在50年代，就已制造出了万吨级货轮。但总的说来，中国远洋运输事业还比较落后，远洋主要靠租借外国轮船。为了尽快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事业，周恩来在1964年曾提出过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意见，得到**的赞同。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但当国内造船一时还不能适应需要时，可以适当地买进一些船舶，以掌握远洋运输事业的主动权。造船和买船并进，这是自力更生展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正确政策。风庆轮也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但是，“四人帮”为了攻击周恩来，就在买船问题上大作文章。1974年初，风庆轮组装完毕，开始试航。**等人就开始有意借题挥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媚外”。根据姚文元的批示，10月14日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表题为《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们有预谋地利用“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进行突然挑衅。**阴阳怪气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严正地回答：“我要调查。”“四人帮”就一哄而上，大吵大闹，使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了。邓小平忍无可忍，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么，不能用这种态度待人。”之后他离开了会场。这时，张春桥阴险地说：“我早就知道邓小平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当晚，**等四人齐集在北京钓鱼台十七号楼紧急策划对策。他们未能制服邓小平，认定周恩来是他的后台。第二天，即10月18日，丹麦相哈特林要求会见**，**正在长沙疗养，哈特林就必须去长沙。而中国方面出面接待他的正是邓小平，邓小平当然要陪同哈特林一起去见**。在那里，**肯定要和邓小平一起研究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紧急磋商的结果是，派王洪文抢在邓小平之前，于第二天飞往长沙，向**告邓小平的状。
251.十一烈士暮年（一）（36）
10月18日下午，**在长沙接见王洪文。***王洪文危耸听地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王洪文诬告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同邓小平同志生争吵，吵得很厉害。”“邓有那样大的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么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1980年6月27日，王洪文在受审时就此事所作的笔供中承认，长沙告状是“恶人先告状，目的就是在**面前搞臭邓小平同志，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当即批评他，并告诫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王洪文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一定要按主席的指示办。
同一天，**在北京找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她们二人原是外交部的翻译，后来，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和新闻司司长的职务。王海容和**还有着亲戚关系，是**的表侄孙女。**晚年体弱多病，深居简出，能到他身边汇报况的人很少，而王海容、唐闻生却能在**接见外宾时见到他。**找她们来是要利用她们陪哈特林去长沙的机会向**报告：“17日晚在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同志和她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刚返京的王洪文一起又把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找到钓鱼台十七号楼，进一步介绍况。张春桥把“批林批孔”后国家财政困难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他还把17日政治局会议比作又一次“二月逆流”。由于事关重要，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先到医院向总理汇报了**找她们谈话的况。总理说，他已知道政治局会议的况，是他们四个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已多次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他们很久。10月20日，**在长沙接见外宾以后，王海容、唐闻生就此作了汇报。**听后很生气，并要她们回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他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的这种表态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
11月12日，**在长沙会见外宾后同邓小平谈话，“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他以满意和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邓小平回答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当即表示“我赞成你！”但“四人帮”并没有善罢甘休。同一天，**在给**的一封信中，提出一份名单：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加以培养。公开地向**伸手要官，引起了**极大不满和警觉。当天，他在信中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日**回信，先作一番“自我批评”：“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事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地分析。”然后，再次伸手要官：“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个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20日，**在**的信上批示：“**，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李固、黄琼是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仕。当黄琼被招聘入朝后，却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出。在他到达洛阳近郊时，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特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很欣赏李固此文，希望**能有所领悟。可是，几乎同一时期，**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转达她的意见，建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听后，立即尖锐地指出：“**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252.十一烈士暮年（一）（37）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飞到长沙向**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王洪文乘另一架飞机也随同到达。23日、24日、25日和27日，**和他们二人共进行了四次谈话。对“四人帮”，**仍然提出批评。他对王洪文说：“四人帮不要搞了，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说：“**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对**“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的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好了。”**还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他还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他要他们在长沙多住几天，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表示了对邓小平的高度信任。26日，**与周恩来单独长谈。除进一步交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意见外，**还特别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经济搞上去。［21］12月29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上传达了**的上述谈话要点。**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对周恩来、邓小平工作的支持，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上述背景之下，经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报告会议况，其中提出把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当时，**、张春桥等竭力争取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到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岗位上。周恩来与**等人交换意见，感到教育部长关系重大，确定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这一建议和其他一些人选得到了**的认可，因而否定了“四人帮”提名的迟群。1月5日，**中央出1975年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请求。会议闭幕前，周恩来请示**有什么话要说，**再一次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1965年初三届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伟目标，重申了党和**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宋健为国务院副总理。会后，因周恩来病重，经**同意，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四届人大以后，邓小平紧紧抓住**提出的“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两项方针，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根据**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于1975年4月底作出决定：除与**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300余名高级干部被释放，其中一部分被陆续分配了工作。5月17日，**在军委关于贺诚的任职报告上作了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日章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这一批示，表现出**对解放干部问题的重视和肯定。
253.十一烈士暮年（一）（38）
**还直接关心文艺工作的调整。***1975年5月3日，**在同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指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学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借用“样板戏”中的一句话说：“老九不能走。”7月初，**同邓小平谈话时又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进一步指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针对**等人对电影《创业》的指责批判，**于7月24日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文艺工作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生机。
在教育战线，当时表一批文章和评论，提出要使青少年“努力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批评了那种认为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重视基础理论教学、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头路的错误认识，批判了“以干代学”的实用主义错误。
在军队内部，遵照**提出的“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的方针，叶剑英和邓小平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迅速作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提醒军队的负责同志要警惕“四人帮”，要稳定部队。这些措施，对于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经济上的整顿先从铁路运输入手。3月5日，邓小平提出：“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整个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日，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文件强调指出要改进铁路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确保运输的安全正点。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铁路运输形势明显好转。到4月份，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问题最为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到4月份也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国20个路局除南昌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大大提高。
1975年5月21日，邓小平又在国务院会议上对钢铁工业整顿表重要意见，提出整顿的具体办法。6月4日，中央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并批转冶金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开始了好转，全国钢的平均月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月水平。
国防工业的生产，经过整顿，况也全面好转。
1975年9月15日至19日，国务院先后在山西省昔阳县和北京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代表达3700人。这次大会在肯定和宣传大寨所谓“大批促大干”等“经验”方面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影响，但积极的方面是加强了党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由此掀起了一个大抓农业的**。
通过贯彻**的有关指示，进行全面整顿，国民经济的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钢产量增长13。2%，原煤产量增长16。7%，原油产量增长18。8%，电最增长16%，基建投资总额增长17。7%，铁路货运量增长12。9%，粮食产量增长3。4%，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9。2%，国家财政赤字降至5。3亿元。全面整顿取得显著成效。
但是，全面整顿并没有能够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矛盾状态是分不开的。
254.十一烈士暮年（一）（39）
1975年上半年，在全面整顿的同时，又在全国开展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这一运动源于**的两次谈话。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相保罗·哈特林时曾说：“总而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同年12月26日，**在听取了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选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从上述谈话中可以看出，**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这时仍未改变。实际上，**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和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理解有误。他不仅未能突破以往对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僵化认识，而且对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把一些社会主义制度也应当具有的机制如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混在一起，因而担心会出现“修正主义”。**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是从维护“文革”出的，反映了他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担忧。当然，**决不是为了维护他个人的名誉，他始终认为这些“左”倾理论观点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
十一烈士暮年（五）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2月18日，**中央出《关于学习**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通知指出：“**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有关谈话内容至基层党支部，要求口头传达到群众。随后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由**批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简称《三十三条》），姚文元署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的《论**反党集团的社会的基础》，张春桥署名、同样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相继推出，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
4月23日，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报告中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此前，邓小平也曾就这一问题向**请教。**在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得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了**等人的“反经验主义”。5月3日，**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他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坚持“三要三不要”。**对**等人再次批评：“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告诫**：“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是**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根据**的意见，政治局于5月27日、6月3日两次召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对**等人进行了批评。**、王洪文被迫做了检讨。对这两次会议，**予以肯定。他在6月7日会见外宾后同邓小平谈话：“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说：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要邓小平“要把工作干起来”。迫于**的批评，**不得已于6月28日向**和中央政治局做了一个书面检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7月1日，**在叶剑英建议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来信上批示：“同意”。这样，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255.十一烈士暮年（一）（40）
无奈的选择
“四人帮”不肯就此罢休，于1975年8月开始在全国兴起一次评《水浒》运动。评《水浒》源于**的有关谈话。早在1973年12月21日，**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在讲话中谈道：“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将《水浒》中宋江等人被招安投降与“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可看出**的一种担忧。**讲这些话，是希望引起人们的警惕，以免出现这种局面。
1975年8月14日，**同陪他读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当芦荻向**请教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时，**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水浒》。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究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姚文元当天便见到**上述谈话的记录稿。凭着特有的政治敏感，经过一番紧张的思考，姚文元即动手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在信中提出构想：“为执行**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一、将主席批示印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出版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三、在《红旗》上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当天即指示“同意”。
于是，从9月起各报刊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文章纷纷出笼。9月12日，**借口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来到昔阳大寨，对评《水浒》问题又大议论。她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就是有投降派。”“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是公开的人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所以**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她的讲话稿。9月24日，邓小平在陪同**会见外宾后向他请示此事，**怒斥**：“放屁，文不对题”。他在华国锋向他请示此事时更明确地表示：“稿子不要，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时，**已经察觉到**等人的别有用心。
1975年11月，“四人帮”又一次活跃起来，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出现，评《水浒》又与揪党内“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其斗争矛头更集中地指向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