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十一烈士暮年（一）（41）
1975年9月，**的侄子毛远新担任**的联络员。这时，**处于重病之中，已经不能从更多的渠道了解党和国家的状况，毛远新的“联络”几乎成为**获取况的唯一耳目和出指示的唯一喉舌。**一伙通过毛远新不断向**进谗。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汇报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了一大堆。3。**、**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的这些话，对**产生很大影响。**认为，有些人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因此，**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邓小平以自己在文革中长期“靠边站”为由予以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直接导火索是来自教育界的两封信。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4人先后给**写了两封信。信中对迟群、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报告和揭露。信由邓小平转交**。与此同时，迟群也指使他人给**写信，吹捧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战线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诬告当时在教育战线得力贯彻全面整顿方针的教育部长周荣鑫。毛远新也在**耳边吹风：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战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认为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遂对刘冰等人的信作了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的有关批示。随即，清华大学开展起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端。1975年11月8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并说：“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130余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传达了**关于刘冰等信件的批示，并说：“中央认为，**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次特殊形式的会议，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耐人寻味的是，打招呼会议的要点是批评邓小平的，但**仍让邓小平出面召集会议，并继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1月26日，**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的第一书记出《关于转〈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了打招呼会议的况，转了《讲话要点》，要求在常委中传达讨论。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是公开表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12月14日，**中央转《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况报告》，报告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四起，攻击和分裂以**为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257.十一烈士暮年（一）（42）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消息传出，全国人民沉浸在深深的悲恸之中。1月20日，鉴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日上，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邓小平写信给**提请解除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而“四人帮”也加紧了争夺总理职位的活动。此时，**既未提议排名第一的副总理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已经受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判，也未提议排名第二的张春桥，尽管“四人帮”及其亲信正在大肆鼓噪。1月21日、28日，**两次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让邓小平专管外事。前一项提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于2月3日作为**中央1976年1号文件出。2月5日，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2月6日，《人民日报》表记者述评，提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问题，并用“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作为邓小平的代名词。2月12，《北京日报》署名梁效的文章又将其升级为“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2月25日**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其中点名批评邓小平。会议要求揭、批判邓小平，解决“转弯子”问题。3月3日，**中央出《关于学习〈**重要指示〉的通知》，转了**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批邓”问题由此正式在党内公开。在此前后，**、张春桥等人十分活跃，到处煽风点火，甚至擅自召集十一省、区会议，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大汉奸”、“造谣公司的总经理”、“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等等。
**对“四人帮”一伙也是保持警惕的。1976年3月10日，**曾再次批评：“**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一省谈话。”“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也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主题，抨击“四人帮”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不断出现。3月底4月初，随着清明节的临近，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反抗“四人帮”的活动达到**。4月5日，生**事件。4月7日，“四人帮”指使炮制《**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攻击邓小平是“当代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同日上午，**听取毛远新的汇报，指示要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7日下午，**又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中央的两个决议，即《**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后，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还尽力帮助华国锋在党内树立威信。1976年4月间，**曾明确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认识华国锋同志。”4月30日晚，**会见外宾后，听取华国锋的工作汇报，当听到全国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况时，**当即给华国锋亲笔写了3条指示：一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再次表明了由华国锋做接班人的决策。
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是**一生中所作的最后一个重大决策。这是当时条件下所能作出的选择，虽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人选，但毕竟打破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梦想，而且为后来**中央粉碎“四人帮”创造了重要条件，对**身后的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享年83岁。
258.十一烈士暮年（一）（43）
注释
［1］《**同志国际问题论集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279页。
［2］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的讲话。
［3］《人民日报》，1960年5月4日。
［4］《建国以来**文稿》第11册，第85~87页。
［5］参见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编：《**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412页。
［6］**：《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7］1965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8］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
［9］《建国以来**文稿》第12册，第83页。
［10］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1］《建国以来**文稿》第12册，第477页。
［12］《人民日报》，1968年9月5日。
［13］**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14］《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15］同上。
［16］同上。
［17］同上。
［18］《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
［19］《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
［20］《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2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87页。
259.后记（1）
**一直是自己心目中最敬仰的伟人。1978~1982年笔者读大学时，社会上对如何评价**和**思想的历史地位有过许多争论。结合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学习，自己对**有了初步的认识。那时公开出版的**著作还不是很多，只是把《**选集》反复读了多遍，甚至是每写一篇有关党史的习作，都要把《**选集》从头到尾，包括注释都一条不落地读一遍。可以说，我是借助《**选集》学习**党史的。研究生毕业后，有幸被分配到一个专门研究**著作、生平和思想的权威机构工作了7年。非常感谢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的领导，非常感谢那里的同志们7年间给我的熏陶和教育，使自己对**的生平和著作有了比较系统的学习。自那时起，在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自己陆续撰写表了一些有关的论文和书籍，积累了一些相关的知识。
1995年底，韩钢、张树军两位朋友邀我参加《**一大代表丛书》中《**》一稿的撰写。由于深感自己水平和积累之不足，再三推托，直到1996年2月，才答应按照整套丛书的写作风格和体例要求，试试看。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终于草成此稿。
在写作过程中，吸收和参考了历年来表的，如《**年谱》等有关研究成果，特向那些作品的撰写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里特别要向过去和我合作撰写《**》（1991年收入《**党史人物传》第五十卷）的吴正裕同志，合作编写《世纪伟人**》的刘敏、李东朗、张文和、刘延兵等同志，合作撰写《长征途中的**》的郑广瑾同志，合作撰写《走近**》的曹志为同志，合作撰写《**外交生涯第一幕》的王宏斌同志，合作编写《**家世》的张民等同志，以及其他一些书籍的合作伙伴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本书稿中肯定融入有他们的劳动。
由于我个人的水平所限，书稿中一定有许多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6年10月
再版后记
本书是在1997年12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书的校勘本。为赶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出书，省却再次审批之累，没有对书稿的基本框架和结构做任何实质性的改动。与此相关，该书出版十多年来，尽管自己在对**生平、著作和思想的学习与研究方面有所进步。但是，自己对**及其思想的基本认识一直没有质的变化。因此，此次修订中对原书稿的基本观点，也没有改动。当年在撰写原书稿时，《建国以来**文稿》和《**文集》尚未出齐。一些相关的文献和档案还没有公开表，特别是因为自己的水平所限，书稿中存在不少的疏漏和技术性错误。对这些问题，此次逐一进行了订正，篇幅也相应地略有增加。
借此再版之机，向原出版单位的李保平、马千海、荆彦周等同志表示感谢，向《**一大代表丛书》的主编郑惠、张静如老师表示敬仰与感谢（本书原来是该丛书的一种），向上次送审时对书稿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的郑谦、韩钢、张树军、张琦、庞松等学长、朋友表示感谢。我在原书稿的后记中，对多位在我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曾给予诸多帮助的合作伙伴表示鸣谢。当时忽略了一同编写相关工具书的一些朋友和老师，如共同主编《新版〈**选集〉大辞典》的挚友张占斌，带领我们编写《**研究事典》的前辈廖盖隆、邢崇智、蒋顺学（该书曾获得1993年度中国图书奖），以及后来共同撰写《**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的同事和好友边彦军、刘敏、张素华等。事实上，还有许多其他相关书籍合作者的帮助，没有一一列出。特别是还有多位前辈、师长和领导，30多年来（1978年上大学至今），曾给予我大量的关怀和指导，因避拉大旗之嫌，对他们的哺育和教诲之恩，只能是铭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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