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十一烈士暮年（一）（11）
十一烈士暮年（二）
1964年2月，**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4月，他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提出，如果中国出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12月，他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1965年10月，他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正是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中，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了。
1959年4月，**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要求党内干部为党的事业要敢于讲真话，不要怕这怕那。同时对广泛存在的不敢讲真话的恶劣作风，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有很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并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站起来说真话。当时**曾对胡乔木说，建议找一位研究历史的人写写这方面的文章。当时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史学家吴晗接受胡乔木的建议，积极响应**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后又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邀，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2年，在党内除有**秘书头衔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但当她提出要批《海瑞罢官》时，却没有得到响应。
**一心要打开批判的突破口，但她看出在彭真主持工作的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秘密来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合作，借上海攻北京。1965年初，**在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张春桥组织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执笔写作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定稿前，**不止一次地亲自审阅过。
1965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毫无根据地把吴晗1960年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的明朝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硬是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证明《海》剧影射现实，对它作了猛烈的攻击。
第一线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一段时间内不知道或不确切地了解**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所以最初不同意姚文元的观点。又由于上海有关方面没有按正常做法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表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因而中央有关部门没有出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通知。因此，除华东各省外，全国报纸都未及时转载姚文。这在**的意料之外。他指示出单行本，而全国新华书店不知内，许多书店又没有及时订购。这一切使**非常愤慨，印证了他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从而加深了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线主要领导人的不满。后来，迫于压力，北京各报相继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各报刊登时均增加了编者按语。《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彭真亲授的；《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经周恩来亲自修订的。这些按语都强调要根据“双百”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力图把这一讨论局限在学术讨论范围内。然而，揣摩到**意图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积极物色“左”派，以便组织文章伺机扩大批判声势。这时《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和戚本禹搅了进去。在康生的支持下，戚本禹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上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借批判胡适，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等人的历史观。
12月，**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击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更进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力度。
227.十一烈士暮年（一）（12）
1966年2月3日，彭真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召集小组开会，拟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的主旨是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做出规定，对已经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这个提纲，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同意，2月8日，彭真率五个小组成员到武汉向**汇报。**对提纲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月12日，这个提纲由**中央转到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表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的文章。而姚文元的文章这一炮没有打响，拥护者不多，连《文汇报》在表一组相关文章时的编者按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看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抵制，就请出“一尊神”来开辟另一条战线，直接配合姚文元的进攻。在取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支持后，**于2月2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既不在中央工作，又不在军委工作，也没有受到中央军委的委托，却要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所议的也不是部队文艺工作，而是整个文艺工作。陈伯达、张春桥等参与了座谈会纪要的整理，**亲自修改，并在标题上加写了“**同志委托**同志召开”字样。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个座谈会纪要经**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4月10日转全党。与此同时，**对彭真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的抵制态度极为不满，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3月底，他连续找康生、**、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都要解散。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批判彭真从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16日至20日，**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批判并决定撤销《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大革命”之火，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引线已经燃烧起来了。
动全国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错误理论的恶性展。1965年，**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认为：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7］他断：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如何杜绝和解决各级领导部门已经出现的所谓修正主义问题呢**认为：这需要一种形式、一种公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动广大群众来揭我们的黑暗面，［8］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主持，**在杭州未出席会议。16日，会议通过根据**会前几次讲话精神起草、并经**多处修改的《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亲笔写道：“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务。这次会议还根据**的意见，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错误的组织处理，并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在组织上使**、康生、陈伯达等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得以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并逐渐替代**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五一六通知》布后。“文化大革命”正式全面展开。
228.十一烈士暮年（一）（13）
6月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接管后的《人民日报》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二天，又表由**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同时刊登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一时间，各城市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响应号召，很快就掀起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陷于被动以至瘫痪。
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面对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无所适从，忙飞往杭州向**汇报，并请求**尽快回京主持工作。**表示暂不回京，同时委托**、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邓小平等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虽然赞成在学校等部门开展文化革命，以克服官僚主义等作风，但是，他们既不了解**的意图，也不理解或同意**的若干意见。在处理复杂局面时，仍旧力求按照党的一贯工作方式办事。6月上旬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接着，一些学校的学生生两派或几派之间的斗争和某些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派工作组又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新的问题。在这种局面下，**、康生等人则格外活跃，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唯恐天下不大乱。这样，学生青年们就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形成所谓“支持革命”和“镇压革命”的斗争。
7月16日，**以73岁高龄在武汉畅游长江，号召广大青年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7月18日，在**从武汉回到北京的当天，**等就工作组问题向他作了片面的汇报。7月24日，**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和邓小平，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翌日，**明确指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8月1日，**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7日，他向全会印他在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炮打”**为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他修改《十六条》时曾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9］按照他的意见，《十六条》写入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全会根据**的提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在中央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却一跃而名列第二位，会后不久又实际上被宣布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这次领导机构改组时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10］这表明，这次改组，不仅是接班人的变动，而且**本人也由第二线重返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这使他“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复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这是他看到**转交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后的回信。**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热烈支持，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的支持。”这封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并传遍全国，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勃然兴起。
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精心谋划，8月18日，在**广场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身穿绿军装与**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城楼。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他在致词中给**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这样三个定语。**在讲话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是统帅”。从那以后，人们**，必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定语。大会结束后，**在**城楼检阅了都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北师大附中一位学生将红卫兵袖章佩戴在**的臂上。**欣然默认了“红司令”这一红卫兵总司令的称号。9月5日，**中央、国务院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在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的况下，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肩挎绿军包、手持语录本的红卫兵们，“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开展了全国“大串联”，把学生造反行动带向全国，带入各个行业。以后，**又先后七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0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229.十一烈士暮年（一）（14）
**在8月18日的庆祝大会上讲话，号召红卫兵“打倒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此后，红卫兵先在北京继而在全国搞起“破四旧”运动。他们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散传单，表演说，号召群众起来砸烂所谓封、资、修的东西，掀起一股打、砸、抢、抄的浪潮。对于“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历来是不赞成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出于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却一度实际上容忍了这个错误的方针。在1966年10月召开的以批判所谓“资反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那些都不同程度也受到冲击的高级干部们说：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运动才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也不能完全怪**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他还亲自审改了**、邓小平拟在这次会议检讨的稿。他在**的稿子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并建议将稿子以草案形式印下去征求意见，修改后再讲，以求稳妥。**对邓小平的稿子，则是更明确地表示：可以照此去讲。并建议删去题目中“初步”二字，还亲自为他加写了一段积极振奋之类的话。从这些况可以看出，**在思想上是矛盾的。他既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认为**和许多干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却又肯定红卫兵的冲击，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刹车。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着重指责**、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会议的“批判”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行动竭力加以吹捧，却指责人们对社会乱的担心和防范是什么害怕群众、怕革命，甚至是镇压群众和反对革命。在**等的煽动下，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便在全国掀起。此时，在1966年9月间成立的“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小组”的煽动下，公然喊出“打倒**”的口号。聂元梓等人在大字报中提出：“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澜铺天盖地而来，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很快陷于瘫痪或濒于瘫痪。
“斗、批、改”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这篇社论实际是阐述了1966年12月26日**对“文化大革命”在下一阶段走向，所提出的要求。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下，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对上海全面夺权给予充分肯定。1月8日，**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的这番讲话，吹响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角。11日，根据**的指示，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派团体”出贺电。贺电说：“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上海造反夺权的影响下和**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各地的夺权风暴席卷全国。
230.十一烈士暮年（一）（15）
夺权以后，新生的政权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呢这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海夺权以后，在张春桥授意下，于2月5日成立所谓“上海人民公社”这一地方国家机构。但**否定了这一名称。2月12日，**为此事专门召见张春桥、姚文元说：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但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国家体制的改变，又牵扯到外国是否承认的问题）。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在**和中央指示下，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易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后的其他各省在夺权后就全部以“革命委员会”来命名新的政权机构。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这是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根据**的指示精神，“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形式进一步完善。“革命委员会”逐步扩展成为既是省以下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又是各企事业和农村基层单位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并实际取代各级党组织，“以政代党”。从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历时一年八个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夺权任务已基本完成。1968年3月，**总结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认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11］“革命委员会”的产生，既是“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收拾时局，填补政权和各级领导班子空缺的不得已之举；也反映出**变革中国政治体制以防止官僚主义和产生特权阶层的政治思考。
为稳定日益动荡的局势，**多次批示修改旨在稳定军队、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军委八条”。1967年1月23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后，解放军陆续对一些要紧机关、部门和领域，以及派性武斗严重的地区实行军管。这对控制全国的局势一度产生重大的作用。但也带来不小的副作用。1967年7月中旬至9月下旬，**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三个大区，调查河北、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况，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的这次视察，是在“文化大革命”陷入极度混乱的局面下进行的。7月中旬离京后，**沿途找来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汇报况，了解和考察运动开展况，并表谈话。面对极度混乱的局面，**希望使其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针对当时群众之间的分裂现象，**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认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组织。**提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求：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各自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批评说：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他指出：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针对当时武斗成风的局面，**指出：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针对红卫兵的过火行为，**告诫说：对红卫兵要加强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231.十一烈士暮年（一）（16）
**到达武汉后，原想按预定计划横渡长江（武汉为纪念**横渡长江一周年，计划组织一百万人横渡）。一年以前，他就曾在这里横渡长江。然而，这时武汉的局面也相当混乱。“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派群众组织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武斗事件频频生。7月15日、16日，**在武汉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人开会。**指示要放掉被抓起来的“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等人。同时指出“百万雄师”也是群众组织，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要求谢富治、王力派人做工作。但是，谢富治、王力歪曲**有关指示精神，也不执行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不要支一派压一派的指示，而是按照**等人的意图，表讲话，宣称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依靠等，由此引起“百万雄师”及一些部队干部战士的愤慨，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立即贴满武汉街头。7月20日，“百万雄师”及省军区独立师部分军人采取行动，扣押了王力，造成轰动一时的武汉“七二○事件”。事件生后，**、**等人诬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人搞政变，军区独立师是“叛军”，并接回王力等人，由此又进一步掀起“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在这种况下，**放弃横渡长江计划，离开武汉前往上海。
**力图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左”的错误。针对“打倒一切”的现象，**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提出：“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
对于干部问题，**还作了一些具体指示。**虽然批准撤销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但对他们是否真的反对自己持有怀疑。**对随行的杨成武说：我想，陈再道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特意指示杨成武告诉周总理，要保护陈再道的安全。“八一”建军节前夕，**指示杨成武回京参加建军节招待会。当杨成武报告有人要以9月9日**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日为建军节时，**明确回答：“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9月9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1933年，中央苏维埃作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当杨成武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帅也受到了冲击时，**分别对几位老帅作了评价，他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陈毅是个好同志。”“荣臻可是个厚道人。”“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不能搞。那是张国焘的事。”“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杨成武受命回到北京，及时向周恩来传达了**的指示。
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视察中，**强调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甚至还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预：“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都将会变得更好。”由于**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而与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左”的错误的愿望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等人利用**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肯定，利用**对“天下大乱”的肯定，继续煽动作乱，从而使得混乱局面无法得到安定。
232.十一烈士暮年（一）（17）
对全国范围内的武斗局势和混乱状态，**在8月底9月初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根据**的指示，**中央于8月底对煽动乱军和夺外交部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其后戚本禹也被审查。8月25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9月5日，又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9月13日，再次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这些措施虽然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内乱局面。
1968年夏，随着全国夺权斗争进入尾声，**就开始反复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斗、批、改”。8月2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中传达**的指示：“要认真搞斗、批、改。”8月25日，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又公布了**关于“斗、批、改”具体任务的指示，即：“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在这里说的是“工厂”，实际是针对全国而的。二是落实政策。“斗、批、改”的提法，最初见于1966年颁布的“十六条”，是作为“文革”的目的提出的：“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开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比较而，这时的“斗、批、改”的内容已生很大变化，这时的“斗、批、改”已成为更具体的任务。它的提出，反映了**试图通过“斗、批、改”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和结束“文革”的意图。正如他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所说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要稿到底。什么叫底……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正因为“斗、批、改”运动如此重要，所以**非常重视。运动之初，他亲自抓了“六厂二校”军管会或工宣队的经验，以为指导（“六厂二校”是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向**上报《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其中总结该基本经验是：“放手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阅后，于5月19日批示：“建议此件批转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经他批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于5月25日转这一总结。此后，又陆续转了《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驻清华大学**思想宣传队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北京大学工宣队的《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况报告》、《整党建党的况报告》，以及《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整党建党况报告》和《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于整党建党况的报告》。同时，报刊上也表了大量介绍这些经验的文章，加以推广。
“六厂二校”经验有体现了**落实政策要求释放、解放干部的一面，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在许多讲话中都从路线的高度要求释放、解放干部，在“清队”中要“缩小打击面”，注意一个“准”字。他在《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一文上批示道：“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在1968年12月26日**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还特意加上三段重要内容，一是：“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二是“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三是“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的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这三段话，把“犯过走资派错误”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区别开来，又创造了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新名词与其家庭有所区别。这样一来，“走资派”不应再被看成是“坏人”、“敌人”、“专政对象”，大批被当做“走资派”而打倒的领导干部，在他们“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之后，可以得到解放或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虽然是在肯定“犯了严重错误”的前提下的“解放”，但相对于“全面打倒”的极左做法也要好得多。像这样一些经验的推广，在当时条件下是有益的，它对很多单位和地区在清队中乱揪乱斗、违反政策的现象起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但是，“六厂二校”经验总的看是“左”倾的。由于极左思潮的笼罩，在推广“六厂二校”经验的过程中（实际上“六厂二校”自身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又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233.十一烈士暮年（一）（18）
全国范围的“斗、批、改”运动，并未严格按照**所分三个阶段进行，而是交叉进行的。除**所规定的内容之外，在实践过程中，又增加了“对知识分子‘给出路’和‘再教育’”，“教育革命”、“上山下乡”等项内容。
大批判。“革命大批判”贯穿“文革”始终，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在“斗、批、改”中，同样强调“大批判引路”，这是“六厂二校”的共同经验之一。这次“大批判”始于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196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文章《划时代的文献》中写道：“革命的大批判，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使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打倒，从而巩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统治地位。”当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从政治上组织上被打倒后，**提出以“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靶子的“大批判”，意在配合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从思想上、理论上和政治上把**及其影响批倒，并给“斗、批、改”开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错误的目的，同以往的“大批判”一样，仍然采用了以引证代替论证，断章取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错误手法，给**及其所谓的各级代理人罗织了许多的罪名而加以批判。当时报刊上着重批判了所谓“黑六论”、历史上的“罪行”、“人性论”、“唯生产力论”等问题。
“清理阶级队伍”。“清队”是“斗、批、改”中的重要活动。它要求把混入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坏分子以及右派分子等都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最早是由**提出来的。1967年11月27日，**在一次讲话中别有用心先提出：“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当**批转“六厂二校”经验后，“清队”问题正式提出。为什么要开展“清队”活动**认为当时革命委员会立不起来是因为“大联合”搞不起来，“大联合”搞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队伍里坏人作祟。他在1967年视察三大区述及“一个工厂，分成两派”时就说过：“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既然有坏人，当然要“清队”。工作重点由整所谓“走资派”逐步转为开展“清队”活动。尽管**提出过“清队”中要注意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求“过细地做工作”，终因文革全局性错误，以及极左思潮干扰和派性作祟，特别是**、**等人的破坏，使得在“清队”工作中严重混淆了敌我，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即使是在**肯定的“六厂二校”中，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
整党建党。早在1967年10月27日，**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就作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公布了**提出的整党建党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中，又表**另一指示：“一个人要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就是贯彻这“五十字方针”，就是实行“吐故纳新”。正如1970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一文所说：“整党建党运动，就是要继续建设和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吐故纳新，把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的战斗堡垒，把广大党员进一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分子。”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之下，整党建党中又采用了一套错误的方法。如要求批判“黑六论”，学习“五十字方针”，实行“开门整党”，即要求“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开展“大学习、大批判、大评论、大总结”，党员要进行“斗私批修”，党组织要“吐故纳新”。这次整党建党的结果，从形式上讲，到1971年8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整党，产生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其后，下面也按“六厂二校”的经验进行整党，全国逐渐恢复了各级党组织生活。改变了前一个时期以革命委员会包办党组织，“以政代党”的状况。但从实质上，由于在党内推行“左”倾思想，不但进一步打击迫害了许多党员干部，而且也使一批投机分子、野心分子和阴谋分子混入党内，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以及组织上遭受严重的损害。
234.十一烈士暮年（一）（19）
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在“斗、批、改”中进行的精简机构，主要是按照**的主观设想，自上而下地精简下放。如原国务院所属部委经过精简、裁并，由原来的79个减至32个，其中还包括划分归军委办事组、总参、空军、海军和中央文革小组管辖的13个部、委、局，实际由国务院直属领导的部门仅19个。原机关工作人员53748人，减到只有9710人的编制。精简规模相当大，这对改变原来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进一步强化了行政干涉经济的趋势，并在以后很快造成宏观失控和再度膨胀。和精简机构相应的措施是下放干部当时在极左思想影响和派性支配下，许多单位在“精简下放”名义下，将大批干部、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下放，借机排斥知识分子和异己力量。
十一烈士暮年（三）
“文革”期间的干部下放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大机关、大单位、大系统都以办“干校”为主，也有一些携全家老幼到农村落户者。1968年5月7日，亦即**作出“五七指示”两周年纪念日，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经过几个月实践后，总结出一套经验。对此，**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柳河经验和**指示，并加编者按说：“**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的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从此，兴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中国大地，广大党政干部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以及山区、农村和基层，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五七干校”中以农业劳动为主，其办校的宗旨就是劳动生产、劳动改造。这种以歧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意义为指导，实际上已等同于变相劳改。下放到“五七干校”作为迫害干部、打击知识分子的合法手段，造成严重的后果，大批干部、行政和科技人员成年累月地在农业第一线从事生产劳动，固然对他们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有益，但长此以往，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消耗了大量的工作和科研的宝贵时光。同时，下放过程中，并未严格执行**的指示，多数况下，即使是老弱病残者也得不到照顾。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一词特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最早从50年代起，**中央就一再号召城镇知识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一题词鼓舞、激励一批有志青年，如侯隽、邢燕子、董加耕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等奔赴农村、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是到“斗、批、改”运动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文革”一个组成部分，展成一场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当时，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提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到农村去安家落户。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对此进行报道，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晚，北京四中的学生就打起背包走向农村。这是一个起点。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端，直到“文革”结束为止。
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相比，这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中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生毕业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文革”初期，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的信赖，怀着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真诚愿望，纷纷走上社会，加入“造反”的行列。随着“夺权”斗争的结束，需要他们安定下来。早在1967年10月14日，**中央就提出“复课闹革命”的要求。与此相关的是各级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就业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文革”是一场革“文化”命的运动，工厂、企业、机关等部门都不需要知识分子，原有的知识分子都要下放到农村去；国民经济展状况的徘徊不前也无法安置大量的城市剩余劳动力；高等学校停止招考更使中学毕业生无处可去。修完了“文革”必修课的中学毕业生，既丧失了升学的机会，也丧失了在城市中就业的机会。到1968年，积压在校的中学毕业生，即66届、67届、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已达1000万余人之多。在这种形势下，“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就成为知识青年们的主要出路，也是试图使“文革”由“乱”到“治”的一个重要措施。
235.十一烈士暮年（一）（20）
“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之下的一种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手段。它的提出，与**认为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想不断拉平社会各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以此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革命战争时期，为动员、教育、培养知识青年，中国**形成了以“抗大”教育为代表的改造青年的经验。建国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展，**逐渐把这种经验绝对化，对于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表现出轻视书本知识和课堂教学的倾向，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要缩短”，“阶级斗争应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培养和造就接班人。这些想法体现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就使这场运动被提高到“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的高度上，反映出**试图通过使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密切同农民的联系，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的倾向。
“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参加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新疆、内蒙古、东北和云南等地是几个大的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插队落户的区域则非常之广，几乎覆盖所有的农村地区。“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1600万人之多。他们通过这一实践受到意志、品质等方面有益的磨炼，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社会的了解。其中绝大多数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那里洒下辛勤的汗水。但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践，并未产生如**所设想的效果，却带来严重的后果，给我国历史造成深远的影响。它耽误了年轻一代，加重了“文革”造成的“人才断代”现象。为了安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国家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先后支出经费100亿元以上，造成经济上的严重损失，不但没有能够解决知青的就业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同时，把大批青年以政治运动的方式，不区分地区，不区分具体况地推向农村，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和广大知识青年家长也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本已人多地少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到来，导致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和口粮的况，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而多数知识青年在农村中生活不能自给，要靠家庭补贴，又给家长造成经济上和思想上的负担。
对“上山下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是有所了解的。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反映其子在农村中的困难。这封信对**触动很大，他看了多遍，认为写得相当好。1973年4月25日，**复信写道：“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况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根据他的指示，当年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当时条件下，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1976年，**再一次在一份反映青年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可直至他去世，也未“解决”。
“教育革命”。**早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就已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十六条》中则把“教育革命”规定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教育革命”的提出，源于**对学校教育状况的认识，即“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1970年12月18日，他在同美国友人斯诺谈话中就谈道：“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教育革命”最主要的内容是对“旧”的教育制度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968年7月21日，**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236.十一烈士暮年（一）（21）
对知识分子，主要是实行“再教育”。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一文中说：“因为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现在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10天后的《人民日报》公布了**的意见：“从旧学校中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显而易见，这种“再教育”同党和**本人一贯倡导的“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相结合”、“知识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方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建立于对知识分子状况错误估计的基础上，是对待知识分子“左”倾方针的具体表现。尽管**一再强调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12］但在“教育革命”之中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被放到了被革命、被改造的地位上。在《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一文中，就把“文革”前清华大学的大多数教师说成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或“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对他们要进行“再教育”，“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恨谁、爱谁、跟谁走的问题”。文章还把全校各级干部都说成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强迫他们“承认错误”，才“给予适当的工作”。
“教育革命”是“文革”最早难的领域。**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是其“左”倾理论中最富想象力的部分。不仅在教育指导思想、教育体制、教学原则上，而且在教学方法上，招生考试等方面都有大胆改革现实的主张。但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充满偏激绪的。在**等的推波助澜下，这些主张在理论与实践上甚至展到荒唐的地步，其错误影响深远，后果十分严重。
“斗、批、改”。作为“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文革”“左”的方针下的产物，是为继续“文革”一整套错误服务的。因此，这一运动的进行，并未消除和缓解“文革”的动乱，反而制造出新的动乱因素。“斗、批、改”否定建国以后十七年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否定了十七年，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人民在各行各业取得的诸多建设成就。这是无法解脱的矛盾。加之又有**、康生、**等人的干扰破坏，虽然从动乱程度上看，比“文革”初期要好一些，但从总体上来看，是展了“左”的错误。通过“斗、批、改”，使“左”倾思想进一步渗透到各行各业各方面中去，加深了“左”倾思想对人们的控制和影响，因而也就不能达到胜利地结束“文革”的目的。
1969年4月1日，**主持召开**九大，他虽然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13］但事实上，九大只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并且使**、**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为他们下一步的反党乱军活动，创造了组织上的条件。
**九大期间，**在接见九大大组召集人时指出，落实政策还要一年左右。按这个预计，“文革”在1970年4月结束或基本结束。但这一时间安排，后来由于**一伙加紧反党篡权活动而被打乱。
**一伙所以能攫取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除去他们的政治欺骗外，主要是得到**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晚年的重大失误之一。随着“文革”的深入和展，**对**等人的活动逐渐有所警觉。特别是在**九届二中全会及其以后，**对他们有了本质的认识。
237.十一烈士暮年（一）（22）
粉碎**集团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把**作为接班人明确地写入党章。***这一“左”倾理论指导下写成的党章中称：“**同志一贯高举**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地执行和捍卫**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志是**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紧接着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加上由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对军权的掌控（这几个人在九大上均成为政治局委员），特别是解放军奉命“支左”以来，军队在各地和各部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切使**集团的势力展到了顶峰。随着权势的增长，其野心更加膨胀起来。**集团把四届人大视为一个“和平夺权”的最好时机。
1970年3月8日，**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9日，中央政治局遵照**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多数同志同意**关于不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远在苏州的**听取叶群对相关况的汇报后，要叶群电话转告他的意见，仍主张设置国家主席。
4月11日，**更郑重地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国家主席仍由**兼任。他说：这样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合适，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这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同意**任国家主席的人也占多数。4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关于**的意见的报告上做如下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并用三国故事，再次阐明观点。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对此没有善罢甘休。5月中旬，他对吴法宪说，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不顺。并指使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面对**的坚决态度，叶群一伙心急火燎。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怎么办往哪里摆”“**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13日下午，吴法宪按照叶群的旨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放炮：“有人利用伟大领袖**的伟大谦虚贬低**思想。”事后，**赞许地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8月13日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给陈伯达、黄永胜二人打电话，让他们马上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的语录，企图通过称颂**为“天才”的方法，借以宣传**的“天才”，为抢班夺权制造舆论。
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上，**同**一伙在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和较量。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他提出：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的会，失败的会。九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在事先没有告知**讲话内容的况下，**临时动议要在23日的开幕会上表讲话（22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还表示不）。他在大会上讲：“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况的特点，一个是**的伟大领袖、国家元、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还影射攻击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我们说**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对中央领导地位的巩固还是不巩固”。**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为其同伙定了调，了动员令。吴法宪紧跟着就在当天晚上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提出要全会改变会议议程，学习**的讲话，并得到政治局的同意。当天吴法宪曾打电话给还在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黄永胜，传达**在开幕会上的讲话。黄永胜则按照**讲话的口径，草拟了书面讲话要点：（一）拥护**的讲话；（二）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三）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很多况不正常。陈伯达则在当天夜里搜集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论述天才问题的材料，第二天中午即打印出来分送军委办事组除李德生、黄永胜之外的成员。
238.十一烈士暮年（一）（23）
8月24日，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宣讲“称天才”的材料。陈伯达在华北组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的伟大领袖、国家元、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的谦虚，妄图贬低**思想。”“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在陈伯达别有用心的煽动下，华北组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
8月24日晚，华北组第2号简报经组长签后，25日晨分各组。简报的内容是：“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是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在小组会上的，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的**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简报上还提出“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华北组的2号简报，火药味十足，一时气氛相当紧张。**察觉到是有人在里面捣鬼。25日当天，**召集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2号简报；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指出陈伯达的违背九大方针，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
8月26日、27日，周恩来、康生连续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要吴做检讨。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点名批判陈伯达。他写道：“这个材料（指陈伯达编的关于‘天才’问题的领袖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个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俩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239.十一烈士暮年（一）（24）
全会同意**的意见，揭和批判了陈伯达。***在分组会议上表错误论的吴法宪等人，在全会上也受到批评。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就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表重要讲话。**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德文第三版写的序中的话）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最后，**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你晓得，世界上有这些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才干得好。”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进一步采取一些措施，以解决**集团的问题。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庐山会议上洞察**等人的企图之后，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1970年12月6日，**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小组的决定》。由康生任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任组员。其目的在于削弱**集团在党内的力量。12月18日，**在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说“四个伟大”讨嫌！“四个伟大”是陈伯达和**共同提出来的，这显然也是在批评**。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因当时误认为北京军区的负责人李雪峰、郑维山是**集团的人）。3月中旬，**几次在军委办事组一些成员的检讨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要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针对他们对自己错误的狡辩，他批驳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对黄、吴、叶、李、邱（均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盯得很紧。4月15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做总结时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陈伯达的反九大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照**的指示，实现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后来，**在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的南巡讲话中谈道：“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甩石头”就是在一些文件、材料上加上批语；“掺沙子”即在**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中增加成员；“挖墙角”即改组北京军区。
当时，**采取稳住**的策略，没有直接触及**，但**心里非常清楚，批陈，实质上就是批林。因此，**反革命集团决定改变夺权的方式，变文夺为武夺，搞武装政变。制定《“571工程”纪要》是**动武装政变的重要步骤。1970年10月，**之子林立果，把空军的一些帮派骨干分子组成所谓的“联合舰队”，作为动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的秘密据点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的“接班”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接班”，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接班”。面对三种可能，可有以下两个办法：一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二是直接谋害**。林立果要他们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3月22日，**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纲领制定出来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
240.十一烈士暮年（一）（25）
当时有两件事使**集团坐立不安，促使其决定对**采取暗杀手段。***一是**中央决定1971年“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一伙惶恐不安，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将要提出他们的问题，端出他们来。二是**8月14日，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巡视途中，**先后同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提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着重谈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指名批评**和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说：“庐山这件事还没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给我看。”“庐山这一次的斗争，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同**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说：“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9月5日、6日，**、叶群通过其在外地的死党了解到**谈话内容，十分惊慌。9月7日，**在北戴河下达武装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带着**的手令到达北京，9月8日深夜到9日凌晨，在“联合舰队”中密谋谋害**的反革命计策，策划攻打钓鱼台。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人估计**在9月25日以前不会离开杭州，决定在上海动手，初步确定用火焰喷射器和四○火箭筒打火车以及在**专列通过的路段埋设炸药等办法谋害**。
虽然**并不知道**一伙的全部阴谋活动，但凭着他异常敏锐的观察力和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丰富经验，并通过南巡途中所了解到的异常况，已经有所警觉。于是突然改变行程，提前结束南巡，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打乱了**反革命集团的部署。
**一伙在策划谋害**的同时，布置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安排飞机，准备在政变失败后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或叛国外逃。9月12日，**得知**早已离开上海，并已抵达北京的消息后，即做出9月13日南逃广州的决定，企图造成割据局面，分裂国家。
9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转来8341部队驻北戴河部队一负责人的电话，转达**之女林立衡的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带**坐飞机逃跑，北戴河住处出现一些不正常的况。不久，周恩来又接到第二个报告：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周恩来当即追查飞机的况并指示李作鹏：这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叶群、林立果得知周恩来查问飞机，非常惊慌，认为南逃广州的阴谋已为**中央所觉察。
9月13日零时左右，**、叶群、林立果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车从北戴河逃到山海关机场，强行登机起飞。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报告。在**乘坐的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后不久，**、周恩来断然出全国禁空令，即任何飞机都不准来北京，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合命令，任何飞机都不准起飞。当雷达现256号飞机向蒙古边境方向飞行，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9月14日，周恩来得到外交部转来我驻蒙使馆的报告：9月13日凌晨3时，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坠毁。乘员9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9月18日，经**批准，**中央出关于**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正式通知：**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9月24日，**中央宣布**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10月3日，**中央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工作，夺回被**反革命集团篡夺的那一部分领导权。这一天，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陈伯达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组。至此，**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