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14）
**动的“反右倾”斗争，在客观上严重地冲击了经济战线正在进行的纠“左”进程。
**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仍在努力摸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继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他在庐山会议上再一次建议全党结合中国的实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集中两个月时间带领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研读该书。他边读边议，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大大地丰富了他关于中国式建设道路的认识。比如他次提社会主义展阶段论。他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表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充分、更客观清醒的认识。
但是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工作的运行轨迹已经开始偏左运行。庐山会议后，为了贯彻会议“反右倾”的指示精神，研究新的生产计划，1959年10月16日至29日，全国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如何超额完成1959年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计划和为1960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做好准备工作的问题。会议认为，6～7月份各地在计划落实工作中，降低了一些偏高的指标，减少某些方面的生产，主要是由于有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吹冷风，使人们泄了气、松了劲，因而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会议提出：当前工交战线的任务，就是要把右倾反透，把干劲鼓足，使已经掀起的增产节约群众运动的新**巩固起来，并且持续不断地展下去。紧接着，1959年10月25日至11月26日，中央又召开第八次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任务。会议提出，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要争取1960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并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展农业，以钢为纲，优先展重工业的方针。随着全国“反右倾”斗争的展，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确定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3年至8年的工作设想。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更好。会议规定，1960年的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会议设想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会后，各省响应号召，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为继续“大跃进”、为提前实现过渡创造条件，从而使“共产风”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在“反右倾”斗争过程中，1959年11月27日，经**和**中央批准的军委总政治部提出的《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下全国，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这个“标准”规定：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公开为彭德怀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的；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对党心怀不满、1958年以来又有严重右倾论和行动的，均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据这个标准，各地均错划了一批“右倾分子”，在这场斗争中，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或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365万人，群众也有300多万人。
庐山会议以正确开始，以错误结束。它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开展了全党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在前一段时间里受到批评的“左”的口号、政策、措施，又被重新肯定下来。这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1959年底到1960年底得以恶性展。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突然单方面中止经济援建合同，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到1960年底，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比例失调，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不少地区生了浮肿病、人口外流、非正常死亡等严重况。这种实际状况逐步透过“左”倾思想的封锁反映到中央，反映到**那里。对此，**忧心如焚。
212.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15）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他听说全国城镇居民的粮食和副食品削减定量供应时，也马上宣布要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他曾连续七个月没有吃一口肉。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很多天没吃粮，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当时**的心是十分沉重的，多次做自我批评。1960年11月28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给全党的文件的批语中，以中央的语气写道：“**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17］
在深刻反省自己的同时，**领导全党开始纠正错误，调整和恢复经济。1960年11月15日，**为**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对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示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指示》还强调：“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这个文件的下达，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1月13日，**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从实际出，实事求是，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1月14日至18日，**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正式通过调整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会上的中再次强调：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
会后，**直接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省的农村基层进行调查研究。1月下旬，他亲自到河北、山东、江苏进行调查，着重了解当地农村整风整社中现的问题。2月上旬，他又到浙江、湖南搞调查，考察人民公社问题和整风整社工作。2月下旬，**领导的各调查组汇集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在广州，**初步反省到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失误。他虽然仍认为反右不得不反，但认识到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3月10日至13日，**在广州召集中南、西南、华东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简称“三南”会议），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件（草案）》（即“六十条”）。**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对浙江、湖南、广东三个调查组的大量调查材料的分析研究，概括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的思想。3月13日，他在“三南会议”上宣读了他写给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议（有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即“三北”会议）的中央同志的一封信，建议中央的同志到县、社、队进行调查。**在信中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是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自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信中希望中央领导同志下去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还指出，对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中央的同志、省、地、县的第一书记，至今还是不甚了了。
213.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16）
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将他一度丢失、新近重新现的一篇重要著作《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印给一些领导同志阅读。他还几次在“三南”会议和广州会议上，详细介绍1930年5月他在寻乌搞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再一次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这篇深为他喜爱的文章的重新现，正值他在新的形势下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候，于是成为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作风的有力武器。
3月14日至23日“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负责人会议）合并，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制订工作。这是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第一次系统地解决农村工作问题的会议。条例草案总结了开展人民公社运动三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会后，**中央又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印全国农村讨论，并在部分地区试行。响应**的号召，**、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听取讨论意见，先后向中央提出关于不硬性坚持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妥善处理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问题，搞好“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等建议，并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各地组织讨论和试行的基础上，**中央在5、6月间召开的北京会议上，就**提出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与处分四个问题进行讨论，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又作了一些重大修改，作为“修正草案”予以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基本精神是继1960年11月3日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之后，进一步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平调”问题，主要是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关于公共食堂，“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关于分配制度，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给制，规定“生产队对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等社员，经过社员大会的讨论和通过，实行供给或给予补助，从公益金中开支。6月15日，中央出指示，要求全国农村讨论和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在此前后，全党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是继续调查研究农业问题。7月，**到河北邯郸地区作调查。在那里，他召集山东、河北的部分省、地委书记、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讨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9月29日，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指出：我们对农村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即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明确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而不是大队。”**的这个决策，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补充和突破。10月7日，**中央根据**的建议，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大队好还是以生产队好的问题。全国各地随即普遍进行关于这个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调查和试点的结果表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符合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欢迎。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根据一年多来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况，进一步修改了《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主要是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小队。此后，在1962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修改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通过。在**的带动和倡导下，大部分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纷纷深入农村、工厂、学校进行调查研究，现了许多政策上的问题。他们将现的问题及时地向**中央和**作了汇报，并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认真阅读了汇总来的调查报告和信件，并加写许多批语。继农业“六十条”之后，**中央又陆续制定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全面地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经济形势逐步地得以好转。
214.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17）
为了总结过去12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战胜经济困难，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由**亲自主持。会议原定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和修改**代表**中央准备向大会作出的书面报告，后来在会议的进行过程中又增加了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内容。
1月30日，**在大会上讲话，比较系统地阐述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扬民主的问题。**先就这次开会的方法进行了说明。他说，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讨论的结果。他认为，如此开会的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值得提倡的一种方法。接着**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认为，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他们害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这怎么行呢我们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他还认为，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他强调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既然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种方法。他要求全体领导干部，要认识到：不依靠群众，不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当前的困难。他还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讲话中还对几年来工作中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还阐述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其中，他着重阐述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他承认，“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要求全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应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他鲜明地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215.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18）
**在讲话中特别提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的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这时他认识到，“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18］
**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对动员与会者充分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的带动下，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和一些省市委负责人也纷纷作自我检讨，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态度诚恳坦率，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从1960年冬到“七千人大会”，**为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及其对“左”倾错误的深刻反省和就工作中的问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构成他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三个阶级。和第二阶段一样，这一段的探索也是着眼于解决实践中的失误因而也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比较强的特点。所不同的是，在这一阶段，**除去个人的探索外，还特别注意挥和调动全党同志的智慧，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一阶段探索的重要成果有四：一是**本人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核心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二是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阐述健全民主集中制，充分扬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思想；三是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中央相继制定出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使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更加完善和具体化、使各行各业的工作有章可循；四是在他的带领下，全党上下更加自觉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从而在更深刻、更广泛地意义上，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
注释
［1］《**著作选读》下册，第717～718页。
［2］同上书，第717页。
［3］1956年8月22日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插话。
［4］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5］《**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70页。
［6］《**书信选集》，第514~515页。
［7］《建国以来**文稿》第6册，第530~531、497页。
［8］同上书，第548~549页。
［9］同上书，第550页。
［10］《**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48页。
［11］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2］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13］《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1页。
［14］1958年11月6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15］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16］《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237页。
［17］《建国以来**文稿》第9册，第364页。
［18］《**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2页。
216.十一烈士暮年（一）（1）
国际反霸
**是作为军事家、战略家活跃于世界外交舞台的。***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7月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国际局势进行分析，认为美国愈加孤立，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很不统一。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应该把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中国的外交工作除了要继续加强同苏联和东欧民主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之外，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国家。即使是对美国也要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即在原则问题上寸土不让，坚持斗争；但同时也要争取主动，公开主张与他们和平共处，解决台湾问题。按照他的战略构想：新中国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及其他仍在敌视和封锁新中国的国家，则采取民间外交策略，促进双边人民之间的往来和友谊。同时，加大对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殖民霸权主义斗争的支持。于是，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一贯主张各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他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典范。
在建国之初，**领导全**民顶住美国当局的经济封锁和核战争恐吓，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美国于1953年9月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军事协调谅解协定”，进一步插手台湾事务。为了防止台湾问题固定化，**和中国政府决定加强解放台湾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准备。1954年7月25日，**致电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指出：“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是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除动政治上的宣传攻势外，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炮击国民党军盘踞的金门，表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立场决心。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加紧谈判，于同年12月2日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想以此来威吓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于1955年1月18日解放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不承认美蒋条约的原则立场。美国政府便调遣更多的军事力量到台湾，其国会众参两院批准了其总统艾森豪威尔“必要时动用军队干预”的紧急动议。
1月28日，**在接受芬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严正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论调，吓不倒中国人民。”美国政府见其威胁政策没有奏效，反而招致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遂于2月5日宣布“协助”蒋介石军队从浙江沿海的大陈岛等岛屿撤退。随后，美国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不得不于同年7月13日通过英国向中国提出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从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的15年间，中美的大使级会谈136次。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它毕竟为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敌对状态下，保留了一个相互沟通和联系的渠道。
1958年夏季，由于美国武装入侵黎巴嫩，并继续支持蒋介石在台湾海峡进行战争挑衅，国际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为了配合中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国侵占台湾的阴谋，**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著名的“八二三”金门炮战。炮击金门、马祖，不仅使美国海军被迫部分地撤走驻地中海的舰队，以加强台湾海峡的兵力，支持了中东人民；而且在炮战中，**巧妙地利用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使海峡两岸实际形成某种默契，共同抵制美国企图在台湾海峡划线，使台湾与大陆隔绝的计划。在这次炮战中，**决定暂时维持金、马现状，把解放金、马同解放台湾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不让蒋介石集团从金、马脱身。这样，不仅又一次挫败了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并且使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更加清楚地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1958年9月8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1］
217.十一烈士暮年（一）（2）
**在领导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和称霸世界的政策进行不懈的斗争的同时，从50年代后期起，又对苏联的一些大国沙文主义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等原则问题上逐渐出现严重分歧。赫鲁晓夫上台后，力图与美国和平共处，共同主宰世界，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公开挑起中苏论战，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企图使中国外交政策服从于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为便于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希望在中国选一地点，由苏**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电台，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对此非常警觉。他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认为这里有个主权归属问题。6月，彭德怀答复苏方：同意建设长波电台，欢迎苏方在技术上给予帮助，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可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苏联方面对中国要求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性立场不予重视，要求电台作为中苏共有。这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事后，**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强调：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7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拜见**时，转达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希望同中国商议建设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的建议。**当即表示：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不久，**再次会见尤金大使，更明确地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过去提出的希望苏联为中国新型的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他认为，如同合资建设长波电台一样，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也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他尖锐地对尤金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严正拒绝了苏联这一要控制中国海岸、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此后，随着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逐步演化为公开的论战，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开始逐渐恶化。
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赴美访问后，转道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他在同**等中国领导人进行长达7小时的会谈中，不但埋怨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整个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的无理意见和要求被**等当场驳回。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1961年苏联又逼迫中国偿还债务，主要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军火债。1962年，苏联在中国新疆地区进行颠覆活动，策动和胁迫6万多名中国公民逃至苏联。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顾中国**的反对，于1965年3月召开制造分裂的**工人党会议，两党关系彻底破裂。此后，苏联除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上反对中国外，还在中苏边界、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使得中苏边境形势十分紧张，成为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两国关系也更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美国也继续加强推行**政策。1958年夏季，在台湾海峡地区公开进行战争挑衅，唆使蒋介石集团进行骚扰活动，叫嚣“反攻大陆”，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支持印度政府与中国作战。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轰炸越南北方，扩大侵越战争，并把它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开把中国当做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对手。
在这个时期，国际形势还出现了另一种趋向。这就是西欧国家为抗衡美国的控制和霸权政策，维护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组成欧洲共同体，西方阵营也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而亚非拉国家兴起不结盟运动，主张独立自主与和平，中立于两大集团之间，反对军备竞赛。整个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逐渐向多种政治力量转化和重新组合。这给以**为的中国**人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1956年7月，埃及生苏伊士运河事件。**就这一事件表评论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进而指出：“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2］由此，**主张，对社会主义各国，继续加强同它们的团结和合作；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得独立的民族国家，积极支援它们并且大力展同它们的友好关系；对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也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之间的中间地带，因而也要争取同它们展关系；对美国，认为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它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威胁，一方面仍然要争取同它和平共处，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
218.十一烈士暮年（一）（3）
随着历史的展，如前所述，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中苏之间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到60年代中期已不复存在，**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力量的认识也愈加深入。
1962年1月3日，**在与日本客人安井郁的谈话中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英、法、比、荷这些国家有殖民地；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是取得了真正独立国家，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是附属国家的国家，如法属非洲和英属非洲的一些国家，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名义上独立，实际上是美国的附属国。
从1963年起，**又进一步把这四类国家概括成两个“中间地带”。1964年7月10日，他在会见佐佐木更三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基于上述认识，从60年代初开始**放弃了在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转而实行既反帝又“反修”的战略方针。一方面，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努力倡导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特别是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另一方面，揭露和抵制苏联的霸权主义，捍卫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抗击苏联的武装入侵。与此同时，**非常重视加强和展同亚非拉各国的关系，全力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除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斗争之外，从1963年到1966年间，**还派**和周恩来先后访问了近30个亚非国家，提出展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不仅展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谊，而且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这些国家以大力支持。从1960年的5月起，**接见亚非拉各洲来访的朋友和各种组织的代表十分频繁，多次表重要讲话。他曾对来访的朋友们指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3］他还表示中国人民对“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目前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对于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完全同和完全支持”。除此之外，**还专门表《关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关于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1963年8月29日）、《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1964年11月28日）和《关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1965年5月12日）。可以说，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这个时期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内容，他把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成反对霸权主义的最主要行动。正由于此，中国也得到了这些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除去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正义斗争，加强同“第一中间地带”国家的团结合作外，**和中国政府，还加强了同“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联系和合作。**当时有一个重要思想，即“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可以作为我们间接的同盟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64年1月，中国和法国排除障碍，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在这之后，中国又先后同意大利和奥地利达成了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
219.十一烈士暮年（一）（4）
**关于“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为中国进一步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友谊，尤其是改善和展同美国之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这对改变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对打破美国的遏制和封锁，对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不断革命”
伴随着国际上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封锁、挑衅的加剧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利用我国的暂时困难进行颠覆、扩张活动，而盘踞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趁大陆经济上的困难之机，加紧进行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叫嚣反攻大陆。在国内，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在国家的困难形势下也有新的表现。特别是在刚刚度过的困难时期，在农村的一些地方，那里有些基层干部说假话、搞浮夸、吊打农民甚至摧残人命等无法无天的行为，给**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不只是干部作风和个人品质问题，而是有20％左右的基层干部已经蜕化变质。
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于1962年8月主持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为召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会议原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城市和其他方面的问题。8月6日，**在大会上讲话，提出阶级（即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形势（即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矛盾（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三个问题。此后，他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阐明阶级还存在，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要贯彻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把在一线主持经济调整工作的同志对经济形势的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把一些农村的“包产到户”做法和邓子恢等对这种做法的支持，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等要求对自己历史重新审查，去掉不实之词，批判为“翻案风”。按**的讲话精神，这些问题在会上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还借鉴苏联自苏共二**以来所生的变化，他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会议以较大的精力讨论了**的讲话，并以其讲话精神为指导，为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会上再一次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还在会议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以下论断：“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他尖锐地提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问题，防止有人搞独立王国和阴谋小集团的问题。全会接受**讲话的精神，并在全会的公报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持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全会上的讲话和插话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样，就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提出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观点，把我国社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绝对化了。后来，把**的讲话说成是更加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即“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样，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理论，就具有党的纲领性质和作用了，产生愈来愈大的错误影响。
220.十一烈士暮年（一）（5）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提出的阶级斗争错误理论指导下，从1963年至1965年间，全国部分农村和城市基层单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冬至1963年春，一些地区，如湖南、河北省等地结合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抓了农村的阶级斗争。河北保定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况和当年分配，进行了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简称“四清”）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这些活动虽然对于克服管理混乱、纠正部分基层干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行为，兑现年终分配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了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四清”的先例。
1963年2月22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推荐了湖南和河北保定地区抓阶级斗争、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和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确定在全国农村应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3月1日，**中央出《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团级以下党政军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物资部门和文教单位（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进行“五反”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的基层逐步展开，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开始试点。
1963年5月2日至6日，**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草案）》，即“前十条”，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前十条”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左”的估计，偏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中国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况”，如果不抓阶级斗争，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根据这种不符合实际况的估计，“前十条”最后引证**的指示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进攻。并确认“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会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根据各地在试点中提出的问题，9月，**中央又按照**的指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对社教运动的基本方针、内容以及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农村干部，关于对地富反坏分子的处理及正确对待地富子女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具体的政策规定；强调运动应该和生产相结合，运动应该促进生产。这些规定对指导运动起了较好的作用。1963年11月14日，**中央出《关于印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决定将两个“十条”同时下到全国城乡。通知下达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开展起来后，一些地方党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夸大了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再加上当时中苏论战的影响，使**把开展城乡社教运动提到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想通过社教运动，在国内“铲掉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在这种国内形势下，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时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根据这样的分析，**指出，农村、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会议期间，鉴于“五反”、“四清”运动中忽视抓生产的况，**在会前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提出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搞好“四清”运动的标准之一。**中央出指示，强调在抓紧“五反”、“四清”的同时，必须抓紧生产工作。
221.十一烈士暮年（一）（6）
会后，**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作了调整，要求各省市以地区为单位，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集中工作队于重点县，上下左右同时清理。8月下旬，**又在北京主持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修改“后十条”。“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社教运动也越来越“左”。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以及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同时，**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指出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数，要逐步做到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提出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反对搞神秘化和烦琐哲学，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在工作方法上，要求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把政策交给群众，不要在少数人中活动，不要搞神秘化。此外，“二十三条”强调：“四清”要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但是，“二十三条”同时又明确规定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在下面的地富反坏分子，有在上面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领导和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在相当大范围内的一次实践，深受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错误的影响。在1964年5、6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估计，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到1964年底则进一步认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已经是“不止三分之一的问题了”。不仅大批基层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就是在中央领导中也面临着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不止一次地呼吁警惕出修正主义，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要顶住；可以独立，学蔡锷。他对各级干部所谓问题的性质也越看越重，由地富反坏的“代理人和保护人”，进而说成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运动要打击的“重点”。
在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试图消除修正主义的社会思想条件的过程中，**还特别号召全党要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在1960年到1966年间，**在全社会掀起一个树立**道德风尚的活动。党和国家各级部门树立先进、宣传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引导教育群众，激起群众的革命热。这其中，宣传雷锋的先进事迹，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尚的**思想品德的榜样；宣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为广大干部树立起光辉的榜样；宣传王进喜的先进事迹，号召广大工人阶级更好地挥主人翁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对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从1963年开始，他就多次强调这一问题。他把这一问题与反修防修联系起来。1964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的问题。他强调“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从防止“出赫鲁晓夫”的角度出，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指出，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他强调，要使帝国主义预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的预彻底破产，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5项条件：（一）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二）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四）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取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堂”。（五）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4］
222.十一烈士暮年（一）（7）
紧接着，**在看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消息后，于7月4日写给吴冷西的批语中指示：要广泛采访、转载各省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在几年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报道的做法必须是真实的、典型的。对故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他要求《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做，各省、市、自治区也要这样做。
在**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赫鲁晓夫”式人物篡权的思想影响下，党中央把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1963年下半年，中央组织部向中央提出《加强地委以上领导核心，大力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的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国地委以上干部的状况，报告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培养第一把手的接班人，将来就会有脱节的危险。因此，从现在起就应该有意识、有计划地注意培养第一把手的接班人的问题。经**指示，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多次讨论这一问题，认为报告是正确的，干部更新问题是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要求中央组织部提出具体执行的办法和意见。1964年二三月间，中央组织部按照**的“反修防修”精神。召开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研究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8条具体措施。1965年8月，中央组织部又向中央提出《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指出对新生力量要大力培养，大胆提拔，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要反对重资格、排辈数、论级别不强调注意党和革命事业长远利益的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同年11月17日，经**同意中央批转这一报告，认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是目前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系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要求各级党委订出具体的规划和办法，认真贯彻执行。根据**和中央的指示精神，1965年全国提拔了400多名地委以上干部，其中省、部级干部达几十名之多。此外，还挑选了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以培养年轻后备干部。
**在注意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展新党员的工作。1965年11月7日，在**的指示下，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目前党员的况和今后六年接收党员意见的报告》，要求改变由于这几年基本上停止接收党员造成的青年党员过少、第一线党员过少、高等学校学生中党员更少的状况。在今后六年中，在坚持高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地、较多地接收一些新党员。根据这一精神，1965年全国新展党员94。3万人，1966年展319万人，充实了一批新生力量。
**倡导的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和展接收新党员是十分必要的，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这一工作是在“反修防修”的背景下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整党和重新登记学员等工作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因此，它不能不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严重影响，给党的组织建设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
四化宏愿
1960年冬以来，由于坚持贯彻调整经济的方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始摆脱“大跃进”和反右倾所造成的困境。到1962年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生产逐渐出现转机，国家财政扭转了前四年出现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实现收支平衡。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何进一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尽快摆脱落后状况，是**在这一时期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尽管自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开始，**注意力转向抓阶级斗争问题。但即使是在那次会议上，他在别的同志的插话中也仍然强调：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点和着眼点是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他吸取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干扰经济工作的教训，在1962的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要把做好当前的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干扰了这项工作。会后，尽管**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左”的错误日趋严重，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经济工作方面。
223.十一烈士暮年（一）（8）
根据**的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干扰了经济工作的指示，1963年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在前两年调整的基础上，再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党内对此看法不一。***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的指示：还要进行3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9月，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冷静分析了国民经济形势，排除了形势有好转就急于“大上”的“左”倾思想的干扰，再次确定从1963年起坚持继续调整3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的任务和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国民经济各部门力争取得基本协调，经营管理走上正常轨道，工业各部门搞好配套、协作，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遵照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从1963年起，**中央、国务院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对企业管理、劳动制度等经济体制实行了初步的改革。第一，在工业方面，1963年3月，中央决定逐步改进企业管理体制，试办托拉斯，以此来改变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的弊病。共试办了盐业公司等11个托拉斯，在国家统一计划管理下，进行独立经济核算，这不仅促进了生产，而且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第二，在劳动制度方面，逐步实行**提倡的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以及固定工人和亦工亦农两种劳动制度。这两种劳动制度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的称赞与肯定，并且中央于5月正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实践证明，这些半工半读、亦工亦农的新型制度，不仅减轻了国家负担，增加了劳动收入，而且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三，在价格体系方面，对一些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设立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和全国物价委员会，加强对物资和物价的管理，挥价值规律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第四，在企业管理方面，开始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加强企业管理，把思想政治工作，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密切结合起来，相应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第五，在基本建设方面，中央决定将农林水利、文教卫生等19个非工业部门的建设划给地方管理，由中央拿出一笔资金交地方统筹安排，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挥地方积极性。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其中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家计委的“三五”计划初步设想。5月11日和6月6日，**在会前听汇报和会上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过去我们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计算要多少煤、电、运力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是摇计算机的办法。钢的产量一变少，别的一律跟着削减。这种方法不实用，行不通要改变。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可能搞多少工业，还要考虑打仗。
**的这段谈话，虽然是针对制定“三五”计划谈的，但却反映了他对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但是不久，这一指导思想就生了重大变化。
这主要是1964年8月5日，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升级，越界轰炸北方越南民主共和国，将战火迫近到中国的南大门。这样，加上以前在东南沿海地区，蒋介石集团在“反攻大陆”旗号下不断袭扰；在西部，中印边境地区印军的袭扰和入侵不时生；在西北，中苏边境的纠纷和苏联驻军增加；在东北方向，美国驻兵南朝鲜和日本，对中国也构成威胁。这使得中国处于外**事力量的战略包围之中，**对可能生的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
224.十一烈士暮年（一）（9）
8月17日、20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动的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搬到内地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会议决定，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有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这个决定标志着国民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即由解决“吃穿用”改向以战备为中心。
同年，**还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大寨、大庆和人民解放军，都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号召全国学习，开展比、学、赶、帮，曾经对各方面的工作起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可是，**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五反”、“四清”等运动，其结果必然也会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造成一定的干扰。
尽管如此，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工作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1963年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4年全面好转。在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展时期。
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还根据**的意见，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四个现代化”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展的奋斗目标，它的提出，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早在七大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提出要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此后实现工业化成为经常涉及的口号。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5］这个口号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和中国**人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奋斗目标的认识过程。这一目标一经在三届人大上正式提出，就成为动员全国人民大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目标。
这个时期，**为经济的迅速展和国家的强盛而处心积虑、奔波忙碌。1963年，河北生百年一遇的水灾，**及时出“根治海河”的号召，并亲自到邯郸听取河北省水利建设规划；对大西南的钢铁基地攀枝花的选址和建设，**也十分关注。1964年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在领导三线建设中，他既从战备的需要出，同时也考虑到建设内地的长远战略要求。**在视察天津时询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地方负责同志回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听了很满意。他指出：“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搞好。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也没有什么浪费。”他认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援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展水平。针对党内有些人认为大规模的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6］1965年6月16日**在听取修改“三五”计划，加紧三线建设的汇报时，仍一再强调照顾人民的利益，他认为，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他强调制定“三五”计划，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不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1966年3月，他在给**的信中，将此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这个时期，**不仅自己仍然苦心孤诣地思索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基本上支持了中央第一线同志为领导经济建设所做的种种努力。正因为如此，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成为建国以来建设成效最突出的时期之一。
225.十一烈士暮年（一）（10）
点燃“文革”之火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提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会后，文学艺术界便开始根据这一观点检查工作。1963年5月，《文汇报》表**等组织撰写的《驳“有鬼无害”论》，公开点名批判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始了文艺界的批判运动。
1963年12月12日，**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在另一份报告上批示，进一步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两次批示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与批评，是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况的。两个批示的下达，对文艺界震动很大。根据**的两个批示，成立了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整风，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并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和各协会的领导班子。在文艺理论方面，许多本来完全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观点，被当做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来加以反对。与此同时，中宣部根据康生的指令，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请示报告》，得到**的批准。从此以后，全国各大报刊开始对《刘志丹》、《李慧娘》、《谢瑶环》、《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一大批比较优秀或并无大错的文艺作品进行政治批判。
文艺界的批判运动，迅速波及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教育界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是作为一个重大反党事件处理的。在批判中任意上纲，认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杀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和平与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杨献珍因此被打成反党分子，被撤销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很多与他学术观点相同的同志，也先后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及其经济理论。孙冶方针对当时经济管理中暴露出来的矛盾，提出要重视计划经济下的价值规律，要重视利润，扩大企业的权限等有创见性的经济思想。但在这一时期，统统被批判成“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和吴晗等人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等。上述理论观点有的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有的是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提出来研究、讨论的新观点。它们的正确与否，理应通过学术界的观点和争鸣来逐步解决。把这些观点都当做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等政治帽子，进行围攻、打击，势必伤害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
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展的重要表现。在这些“左”的批判中，康生、**等人推波助澜，使这一意识形态领域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日趋扩大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种批判主要是在报刊上和有关的文化团体、机关内进行，还没有形成社会性的群众运动。但这种批判，很快就蔓延到其他行业和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