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九开国立业（一）（30）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为了巩固这一伟大的成果，还有大量的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紧跟着进行，这主要是国家对资本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进行定股、定息和人事安排等。
国家对私营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原则，进行清理和估价，核定私股股额。截至1956年底，全国公私合营的私股共有24亿元，其中工业17亿元，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6亿元，交通运输业1亿元。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给私股股东以固定息率（年息5%）的定息。当时资本家心存顾虑，不知定息能拿几年。为此，1956年12月5日、7日和8日，**三次召见全国工商联代表人士谈话，他说：定息到底多少时间，**中央谈过，认为时间太短不好，赎买就要真正赎买，不是欺骗的，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大家很关心。我们以7年为期——今年、明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又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7年过后，国务院又宣布，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1966年9月，停止了支付定息）。1956年底统计，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有114万人，国家共为定息支付1。2亿元。“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24］对原企业的资方在职人员和资方代理人，国家采取“包下来”的方针，进行全面的人事安排。在安排过程中，贯彻了“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结果安排直接参加生产经营的约占60%到65%，安排为企业管理人员的约占35%到40%，对部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在国家机关、国营经济业务部门安排了行政职位。对于他们原有的高工薪，作为赎买的一部分，也都保留下来，不予变动。到1956年7月底，全国基本上妥善解决了公私合营**后所产生的政策调整和相关的遗留问题。
这样，在1956年内，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三大改造进行之顺利，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得之快，出乎**的意料。1955年10月29日，**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还针对工商界一些人士要立即全面实行公私合营的提法指出：那样搞太厉害了，要求太急了，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不曾想两个多月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全面完成。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率领人民通过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中国人民继夺取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获得的又一个划时代的胜利。**把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每一个步骤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在他和**中央的领导下，这场涉及几亿人的社会大变革，得以顺利完成。并且，在变革中不仅没有使社会生产力下降，相反还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展，使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在1956年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完成。到195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创纪录的1388亿元，其中工业784亿元，农业为604亿元，工业产值次超过农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尽管在三大改造的后期，**有急于求成的绪，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等问题，但是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消灭了持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毫无疑义，这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又一个伟大贡献。
注释
［1］《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216页。
［2］1950年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文稿》第1册，第290页。
197.九开国立业（一）（31）
［3］《**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7页。
［4］同上书，第1427～1428页。
［5］**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点，《建国以来**文稿》第2册，第126页。
［6］同上书，第328页。
［7］《**书信选集》，第349页。
［8］《**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5页。
［9］《建国以来**文稿》第2册，第482～483页。
［10］《建国以来**文稿》第4册，第575页。
［11］《建国以来**文稿》第2册，第513页。
［12］同上书，第524页。
［13］同上书，第646、653页。
［14］《建国以来**文稿》第3册，第12页。
［15］《建国以来**文稿》第2册，第528页。
［16］薄一波，《为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而斗争》（1952年7月1日）。
［17］《**中央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若干问题的指示》（1952年6月15日）。
［18］《**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页。
［19］《建国以来**文稿》第3册，第308、311页。
［20］《建国以来**文稿》第4册，第271页。
［21］同上书，第324页。
［22］同上。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08页。
［24］《**文集》第5卷，第337页。
198.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1）
伟大的开端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顺利确立，使**产生了抑制不住的喜悦。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他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
此后，**把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思索着探寻一条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适合于中国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和准备，由来已久。如前所述，党的二大就提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四大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初步酝酿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抗战时期，**系统地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描述了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的具体步骤；1948年的“九月会议”和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及**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细致地勾画了新中国的建国方案；1952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把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除了理论准备之外，在实践上，中国**从创立革命根据地之初就开始积累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建国后，在三年恢复时期，虽然主要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但同时进行的就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工作。进入过渡时期后，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重，即所谓“一化三改”。这些重要的理论摸索和实践积累，无疑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全面地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直接的宝贵经验。**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全面探索，是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时，制定全国农业展纲要开始的。
1955年11月间，**先后同15个省、区的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展问题交换意见，共同商定了“十七条”。12月21日，**中央将“十七条”至各地征询意见。当天夜里，**即乘火车离开北京，先后到保定、邢台、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找沿途的地方干部谈话，调查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直到1956年1月12日回到北京。在此期间，**对“十七条”作了反复的修改。其中1月14日的改稿增加为22条，1月7日前又增至36条。在1月17日的铅印件上，根据**前一次批注意见，增加了有关青年的一条，以及有关农业科研和技术指导的一条，共38条。1月18日的铅印件上，又增加了关于勤俭办社和工农联盟两条，共40条。接着，**中央邀请在北京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人士1375人对草案进行讨论，并作了修改。1月23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个纲要草案的修改稿。随即，**又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进行讨论，他在会上指出：从1955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还特别强调指出：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变化。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展纲要》（草案）于1956年1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表。《纲要》（草案）分前和正文两部分。其中正文共40条，主要内容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秦岭、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皮棉）每亩平均产量按照各地况，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60斤、80斤和100斤。《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展纲要》（草案）一经公布，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跨黄河！过长江！”的热潮。《全国农业展纲要》（草案），体现了**展农业的一系列思想，如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依靠提高农业技术展农业生产；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党大办农业等，这些思想体现了**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199.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2）
在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不仅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也是当时国际**运动尚未解决好的一个重要课题。当时东欧的各人民民主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都搬用苏联经济模式，即走一条以钢铁为中心，优先展重工业的建设道路，因而出现工农业生产严重脱节，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同时，又由于只强调中央指令性计划，而忽略挥地方工业积极性的问题，因而又造成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这种况下，如何以苏联为借鉴，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就自然成为**所深思的一个问题。
继1955年冬至1956年1月，**围绕制定《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展纲要（草案）》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之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又用一个半月的时间集中听取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期间，他曾连续六天，每天下午用一两个小时，或三四个小时参观机械工业展览，并在讲解员讲解的基础上，找一些相关的图书资料认真研读，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况和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央政治局又进行了多次讨论，集体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接着又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进一步的阐述。他在讲话中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提出《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因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是：第一，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思想。有的论者认为**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口号，比较含混，至多只是把“革命”与“建设”并重，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思想是在党的八大上才明确的。这个观点有失公允。其一，**对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明确讲：“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就是后来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2］其二，就《论十大关系》所论述的十个问题的内容看，主要是谈中国工业化道路、经济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即使是谈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内容的，如民族关系、党派关系和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也都是围绕着如何调动积极因素为建设事业服务展开的。关于这个问题，**在八大召开前夕的一次讲话中讲得更为明确，他说：八大会议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建设。［3］至于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论断，则更是众所熟知的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后来改变了八大路线而否定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率先明确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第二，在《论十大关系》的前三条，**集中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在《论联合政府》中就已经提出的奋斗目标，这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矢志以求的愿望。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呢鉴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教训，**提出在坚持重工业为国家建设重点的同时，还要加重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多展些农业和轻工业。这一观点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是一条有别于苏东国家片面展重工业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尽管后来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得并不尽如人意。但是，**的这一观点和后来他所提出的农轻重为序的观点，以及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实际勾勒出以工、农业并举实现国家工业化道路的轮廓。与此相关，**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沿海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方面的观点，也都是具有创造性的真知灼见。但是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制约，这些观点未能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第三，提出对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某些尝试。这些观点主要是：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的利益问题，中央简政放权、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问题（他建议“党政机构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企业要扩大自主权，成为公开的、合法的“独立王国”［4］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问题等等。这些观点虽然都是初步的，并没有充分展开，但却展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时，要求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使之更相适应的强烈愿望。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的提出，对全党上下全面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起了表率和号召作用。第四，提出或在新形势下重申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如在民族问题上，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而重点在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在党派关系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肃反问题上，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原则；在是非问题上，分清是非、教育同志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等。这些至今仍是我们政治生活坚持实行的方针和原则。第五，系统地论述了向外国学习问题。**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因而都存在着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例外。而且，向外国学习是长期性的。“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针对建国初期一度存在的只注重学习苏联经验的偏向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的目的是“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当时，**虽然还没有做出对外开放的政策，也没有使用“开放”的字样，但已经很全面地阐述了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和长期性，以及向外国学习的方针、方法、内容和目的，展示出他走向世界的博大胸怀和强烈愿望。
200.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3）
上述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伊始就比较全面地提出这些问题，无疑是个开拓性的重要贡献。需要强调的是，**和他的战友们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伊始就注意到了公有制形式单一和片面追求公有制高级形式的倾向，同当时生产力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下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陈云提出以国家和集体经营的工商业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工农业生产的主体，以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补充。在此前后，**和**则提出可以允许展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的思想。**在1956年12月上旬三次接见各地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时指出：全行业公私合营，谁也没有料到这样快，下一步的国有化就不要这样快了。快了，对国家对民族都不利。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针对三大改造后出现的地下工厂等问题，他明确表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5］他们的这些设想，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后，探讨了在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什么样的市场结构的问题，实际开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
以《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基本观点为指导，中国**酝酿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月间，**中央相继召开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的预备会议。**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他指出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号召全党要继续扬优良的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要犯长期的路线错误。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9月15日举行。会议由**致开幕词。**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章程》和《关于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大会选出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9月28日，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党的总书记。选举出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由**主持召开的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正确地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的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面地制定了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探索适合我国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鉴于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落后状况，**特别强调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按照他的意见，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经过**审改批准的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1月20日，**在会上指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他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随后，**在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他还认为，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中央赞同**的意见，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
201.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4）
5月2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还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9月1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我们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央委员会里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对这个方针的系统阐述，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广大知识分子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泼起来了。学术文化的各部门都比过去表现得活跃，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景象，全国出现“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当然，在兴旺、活跃和自由讨论风气浓厚的同时，有某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术文化领域内表现出来。
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一些同志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夸大这个方针提出后出现的消极现象的况，又一次指出：“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1月27日，他又进一步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作比较，并且同它斗争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同时，**也指出：“统一物的两个相互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紧接着，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再次强调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宣布全党要在年内开始整风的同时，再次强调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不能收，只能放。他特别指出：现在有五百万知识分子，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没有这五百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也做不好。他说，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不是已经改造好了，还是要改造的。他们的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但是要在他自己意愿的基础上，有别人的好心帮助，而不是强制地学习。在这个时期，**设想，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成为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吸取了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展的经验，总结了中国**领导科学文化的经验和教训，也观察和借鉴了外国党领导科学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它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展客观规律，尤其是对于广大知识分子解放思想、全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02.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5）
**当年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时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并阐述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关于两类矛盾的思想。**在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时已经有所孕育，他当时说的是非关系和革命与反革命关系两个问题中，就有两类矛盾思想的萌芽。同年12月4日，他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第一次正面地论述这个问题。他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用镇压的方法，后者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他认为，“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6］**的上述观点在同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并被吸收在《人民日报》12月29日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
在总结国际、国内关于矛盾斗争的经验教训和吸取全党关于矛盾分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理论。
**的讲话共12部分：（一）两类性质的矛盾；（二）肃反问题；（三）农业合作化；（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十）人民闹事出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的关系问题；（十二）中国有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根本改变面貌。
此讲话于1957年3、4、5月间曾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传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表**这个讲话的修改、补充稿。在这篇著作中，**先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展。在这些矛盾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况。在旧社会，这些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加以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一般不表现为对抗的性质，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进行调整和解决。在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日益巩固，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展。**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通常是指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和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指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所应采取的解决方法也就各不相同。一般说来，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办法去解决。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时，先要区别它们的不同性质，其次要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只有做到正确区分，才能实现正确处理。**还特别强调指出，为了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生的巨大变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大量的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还指出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便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起来说，就是要用民主的原则。分开来说，就是要在政治思想上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经济上采取对城乡各个阶层人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在**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方面，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肃反问题上，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上，要坚持正确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墓叵担?鹊取c?蠖?拐攵缘笔钡那榭觯?康鞅匦爰忧克枷胝?喂ぷ鳎?纫?炊酝牙胧导实慕烫踔饕澹?惨?炊怨拇导?嗣裰鳌14?宰杂傻淖什?准肚阆颉
203.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6）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在国际**运动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规律（这是前苏联从十月革命一直到其解体都未能解决的问题），第一次提出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各种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坚持和展了**八大的路线，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3月12日，**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关于从今年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的决定。这次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中央和**想采用党内风整风、并让党外群众提意见的方式，改进党的领导，改善党群关系，正确处理和解决存在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以便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3月18日和19日，**连续在济南、南京和上海三地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具体阐述整风的任务、方针和必要性。他强调，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防止，但不要夸大。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告诫全党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要密切联系群众。4月30日，**召集包括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帮助**整风。他认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的，如同帝国主义战争，同资本主义国家办外交，都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不过，现在是新时代和新的任务，向自然界宣战。他号召**员努力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学自然科学，学计划经济，积累经验；同时，他希望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在讲话中甚至表示：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他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职权问题、学校管理体制问题等，专门开会进一步征求意见。翌日，《人民日报》表根据**几次讲话的精神起草、并经他审改的**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迅速全面展开。
**中央和**是真心实意地希望并鼓励党外人士给**提意见，一起反对官僚主义，消除党与非党人士之间存在的某些隔阂，共同把国家的事办好。整风运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5月4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中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他认为，“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先是指知识界）。”但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极少数人借机向**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现象，他们要求“大鸣大放”，一时形成相当紧张的气氛。这个况对于**触动很大，也是他始料未及的。他领导全党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了必要的回击。但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致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留下沉痛的教训。反右运动扩大化之后，**对中国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逐渐出现严重的偏差。
**熟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精髓，并运用这一理论领导中国**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他对这一理论有重大的展和创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三大改造完成后，他继续对这一理论进行探索，特别是提出严格区分、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至今对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放弃了自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提出的“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过度地强调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逐渐造成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失误。
204.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7）
当1956年下半年国内出现少数人闹事，国际上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中国国内有极少数人同国际上的**逆流相呼应，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时，**的头脑是十分冷静的。直到1957年春天，他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比较客观的。他认为中国只是生一些小波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不是七级台风。他主张通过开展党的整风运动，来带动党和国家政治制度上、作风建设上的改革和完善，促进全国人民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团结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力量，搞好经济建设。
整风运动开始后，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猖狂地进攻，这引起**的高度警觉，也使他感到很不安。这时，他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局上突然黑云乱翻”，出现“黑云压城城欲摧”和“惊涛骇浪”的局面。他领导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击右派运动。他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7］
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很快被打退，但是，却出现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经过反右派斗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重新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在1957年6月19日正式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加进阶级斗争仍然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做结论时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就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接受了**关于阶级斗争仍是主要矛盾的观点，使之逐渐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大跃进”年代
随着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随着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和一批工业基地的陆续建立，特别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中国破天荒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认为随之而来的一定是生产力的大解放。这使得他不满足于现有的、已经是相当快的经济展速度了。一百年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沉痛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叫嚣等外来压力，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一直有一种“时不我待”和“只争朝夕”的急切心。他开始酝酿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5年12月6日，**在一次主题为反右倾保守的讲话中提出，要利用休战加快建设，做到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各项工作均又快、又多、又好，更多、更好、更快地进入到社会主义。12月27日，**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的序中，更明确指出，几个月中（1955年下半年），“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当时注意力的中心，已由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开始转到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上来了。他认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问题，而是批判其他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
205.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8）
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正式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指出：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把各项工作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月20日，**在同一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速度问题。他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办法。
1957年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和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及严重扩大化，对**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使他改变了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正确判断；另一方面是进一步促进了他加速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反右运动后**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改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工作。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事实上，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虽然对经济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扩大化、绝对化认识的日渐加重，这种影响越来越大，但却并没有使**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恰恰相反，在当时反倒成为**要加速进行经济建设的推动力。**认为，同资产阶级的较量，“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8］他所以得出这个判断，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他还进一步强调：“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9］
可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展生产力的思想仍然是十分明确的。**把生产力是否充分展，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关键，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英明的正确观点，但问题是究竟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显然，**当时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周恩来、陈云等就1956年经济过热进行的反冒进提出批评。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强调：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他还谈到探索我国自己的建设道路问题，明确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10］同年11月，**在第二次访问苏联期间，第一次提出15年内中国要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
11月13日，《人民日报》表题为《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后来，**对这篇社论中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表示赞赏。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表《乘风破浪》的社论，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保守的暮气。”**在审读这篇社论时，特别赞扬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提法，表示：这两句话很好，将来要把它写到总路线中去。**认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1956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1957年又进行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指整风和反右斗争）。从1958年7月以后，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接着，**在1958年1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2月在北京中央及一些部门负责人会议和3月的成都会议上，继续对纠正1956年经济过热的反冒进，进行了较以前更为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反冒进，6亿人民泄了气。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他甚至认为1956年国内生的“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扬独创精神。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对一些不同意在经济计划中搞高指标的同志进行批评，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在**的倡议下，加上党内同志普遍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乐观绪和急于求成的心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为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此，开始掀起“大跃进”运动的**。
206.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9）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按照**在这一时期对相关问题的阐述，对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进行了概括，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并鼓舞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其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一面，也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而逐渐显露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大跃进”运动中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和超越客观条件的一些做法，没有充分的认识。他深深地为亿万人民战天斗地的革命热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染。在这个时期**的诗词和行中洋溢着旺盛的斗志和浪漫主义的激。他说：“‘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11］有人说我们好大喜功，“我们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12］“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1958年这一年，从年初开始，**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从北京到杭州，再到南宁、成都、上海、武汉、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北戴河、安徽、广州。他来回奔波，深入到工矿、农村，亲自搞调查访问，检查工作，研究问题，部署任务，不辞辛劳。在各地考察期间，**特别注意现新事物、推广新事物。“大跃进”**中出现的人民公社运动，即是一例。
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就指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有几乡为一个社，当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13］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后期，有些地方组织过一些大社，但都效果不佳。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根据当时以大兴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展的需要，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又提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合并为大型社的建议。此后，随着农业生产浮夸风的愈演愈烈，造成农业生产力已有极大提高的假象，一些人便误认为合作社的规模和公有程度已经很不够了，远不能符合早日向**过渡的需要。在这种况下，8月6日，**视察7月份才成立的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他在视察中指出：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三天后，**在山东省历城视察时，当地负责同志请示大社叫什么名字好，**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2日，《人民日报》表了这段话，人民公社便很快风靡全国。
8月17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实现钢铁产量翻一番的奋斗目标。会议根据**的倡议，通过了《**中央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207.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10）
北戴河会议后，为了解各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况和指导工作，从9月9日到29日，**先后视察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在安徽视察时，他听说该省舒荼人民公社实现了吃饭不要钱时说，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他还认为，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给每个人，而不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认为应当提倡。据此，10月25日，《人民日报》表题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社论认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社论还认为，公共食堂要在全国农村和城市普遍建立起来，使之成为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此后，各地城乡纷纷成立公共食堂。公共食堂作为**改造中国农民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亲自倡导和指示下，人民公社化运动从7月份开始展，在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的动下，普遍规划试办，9月份全国进入**，到10月底，全国就实现了公社化，参加人民公社的有1。2亿多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农村人民公社的运动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出现的，再加上农业生产上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以及相应的“共产风”，造成许多乱子。特别是与这年秋冬季兴起的大炼钢铁运动并举，出的问题就更多、更严重了。
大炼钢铁运动的兴起，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基于对农业生产形势的过高估计，要求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会议为了保证**提出的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超过英国口号的完成，指出：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必须先保证重点。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的生产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展。为此，根据各地和一些钢铁企业纷纷保证要完成的钢铁产量，会议在**的决断下，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要达到1070万吨。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会后立即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9月，**在湖北、安徽、江苏、上海视察。在视察过程中，**谈到钢铁生产问题。他认为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从上海回到北京后，9月29日对新华社记者表谈话。他对那种认为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为了贯彻**的这一精神，为了实现钢铁指标，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领导于是就号召大搞小（小型企业）、土（办法）、群（群众运动），以保证钢铁元帅升帐。10月份掀起声势浩大的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成千上万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一起上前线。7月底，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才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到5000万人，10月底增加到6000万人，年底达到9000万人。土高炉遍地开花。经过全国人民三个半月的奋战，12月19日，党中央宣布：“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但在实际上，其中有300万吨是土钢，基本上不能使用，1958年合格的钢产量只有800万吨。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完全违背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展的规律，造成严重的损失。不仅如此，大炼钢铁运动还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的浮夸风和高指标风、瞎指挥风的泛滥，同时还大量地挤占了农村的劳动力，有些地区甚至出现稻谷成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的丰产不丰收的现象。
**最早现了经济方面的一些超越实际能力、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等严重问题。10月间，**到天津、河北、河南农村搞调查。在天津杨村由他召集的一个座谈会上，河北徐水县县委书记汇报徐水县建立**新村，实行全面供给制的况。**听后立即表示：这样一来，劳动力强的吃亏，劳动力弱的就占了便宜。劳动力强的贡献大，得到的报酬反而少。这种供给制不会给我们的生产带来好处，反之会带来坏处。针对这类问题，**随即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带头纠正急于过渡，否定商品生产等错误做法。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信，建议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社会》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本书，并先后在会上5次表讲话，批评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向**过渡的错误倾向。**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全民所有制。我国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即使将来全国实现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实行**。”他认为，区别两种所有制和两个过渡的关键在于生产力的高度展，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他还强调集体所有制的人力物力都不能调拨，并批驳了陈伯达为代表的废除商品和货币的观点。他认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并且极其有用。所谓商品，不光包括个人消费品，而且包括一部分生产资料。有些人一提商品生产，就觉得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只有通过这一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特别指出，我们的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展生产，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如果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农民。他还认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展。**在论述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时，第一次使用了“初期阶段”的提法。除此之外，针对张春桥关于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实行供给制的主张，**指出，有一些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如等级森严、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靠权力和资格吃饭等，但有一部分则是应该保留的，如保留适当的工资制和一些必要的差别，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等。这就明确地批判了有些人打着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公开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思想。会议还研究了生产建设问题，强调工业要抓主要矛盾，要以钢为纲。**重申了他9月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经提出的关于“三大元帅，两个先行”的意见。他说：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认为，人民公社找到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的全民所有制。第一个过渡要多少年他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设想：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他说：“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我耽心短的时候多。”“河南说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14］第二个过渡要多少年**当时设想是15年。但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急切得恨不能今天实行全民所有制，明天就进入**。鉴于这种况，**及时指出：北戴河会议关于公社化的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办不到，要改一下。现在就是太快，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错误。［15］
208.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11）
郑州会议对刹住急于过渡风起了重要作用。随后，**又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1月21日至27日）。他在会议上指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他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直理一定要保护。干部作风，要反对浮夸，要老老实实，不要去争虚荣，如扫除文盲，半年一年扫光，谁会相信”。**认为，今年钢产量1070万吨是个冒险的计划，明年的生产指标要低些。他还指出，北戴河会议规定的过渡年限快了一点，过渡还是长一点好，商品生产的时期也搞久一点好。**的这些正确意见，成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但他在讲话中又提出划分阶级有两个标准的观点，即经济标准和政治思想标准。强调作为经济上的剥削阶级消灭了，但作为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还没有消灭。
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主持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会议肯定了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讨论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实现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展为基础，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那样做，将大大降低**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决议》强调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展。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决议》明确宣布：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农具、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住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按照**的要求和中央的决议精神，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在整顿过程中，**进一步现公社内部管理规模偏大和平均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社员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与上面搞反瞒产的矛盾。**经过调查研究，于1959年2月21日在同河南新乡、洛阳、许昌、信阳4个地委负责干部座谈时，提出反对平调和不赞成反瞒产的意见，并指出在积累上光搞国家和公社的积累不行，积累上真正的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批评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指出共产风是目前我们同农民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本原因。他认为，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所有制的基础。”他又指出：“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所必须经过的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认为应该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农村人民公社在分配中必须承认合理差别，共产风“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的况”。他要求队与队、队与社、社与国家之间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
209.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12）
会议根据**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健全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力，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这些观点，触及公社化错误的一些实质问题。由于**率先纠正党内（包括**自己）前一时期的一些错误和模糊的认识，并且作了有理有据的说服工作，使党内许多同志开始从前一段一些“左”的思想框框中解脱出来。会议还根据**的意见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若干规定》（草案）。3月，**在批转山西省一份材料时，根据各地整社中群众普遍提出的清算旧账（即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账目）的要求，提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4月3日他再次强调：“旧账一定要算，即使倾家荡产也要退赔。”这就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按照**的要求，为了在春耕前就把中央精神传达给群众，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五级或六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会议的精神及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直接掌握和指导了这一工作的进行，以党内通信的方式随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解决各地提出的重要问题。
在3月17日的一封通信中，**特别告诉基层党组织的同志们说：“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3月30日，他在一个批文中写道：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的指示，检查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公社整顿中提出的若干问题，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会议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对外，钢的计划指标1800万吨，但内部提要好钢1650万吨。**认为目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这次会议为八届七中全会的召开进行了准备。
紧接着，4月2日至5日，**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全会讨论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对**八届六中全会拟定的计划指标进行调整，原指标再次被压缩。会议还通过3月下旬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在讲话中，说服坚持高指标的同志，不能每天**，要波浪式前进。1957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做计划要留有余地。他肯定了陈云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表示赞成调整生产指标。**还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提出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他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还提出，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
会后，**针对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浮夸作风。向全国生产小队以上干部写了《党内通信》。他指出：“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要讲真话，不讲假话”。他认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16］这些意见切中时弊，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愿。接着，中央又对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等问题作具体规定，并布告于农，以便认真执行。在工业方面，陈云受**的委托，对落实钢铁指标问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同意陈云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再降为1300万吨，原煤产量指标降为3。4亿吨，其他工业品指标也大幅度降低的意见。
210.十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一）（13）
6月13日，**又召集有少数中央领导参加的会议。他在会上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兼顾到。**的这些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于重新恢复被搞乱了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能更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从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后，就开始从体制上考虑接班人问题，提出搞一线、二线，并在中央内部提出过他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1956年的八大，正式形成以中央书记处为一线，以政治局为二线的格局，1957年4月30日，**在**城楼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帮助**整风时又讲到此问题。会后，陈叔通和黄炎培联名给**、周恩来写信，力陈不赞成**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把该信批转给中央政治局传阅，并在批语中说，他要从1958年起摆脱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5月8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的请求。此后经过党内的充分酝酿，在1958年12月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才作出正式决定。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意**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由**继任。这是**为完善国家和政治体制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不任国家主席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
总之，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领导的“纠左”，不仅是初步地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而且是他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和深入。和1956年初到1957年夏的那次最初的探索相比，这次探索更具针对性，因而提出的问题也就更为切合实际，更为具体、更加深入。使我们党在所有制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经营管理体制问题、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问题和按劳分配问题等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1960年6月，**写了《十年总结》一文，简要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展过程。他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曾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但是，由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和在指导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的绪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致使他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二次探索出现严重的曲折。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59年7月2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试图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会议开始时，**提出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围绕这19个问题，**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如要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要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人民的衣、食、住、行、用，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安定的大问题，必须安排好等。**的这些观点，对指导全党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搞好后来的经济调整与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容许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7月10日，他在大会分组组长会议上讲话时，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作了估计，认为成绩是主要的，是九个指头的问题。总路线根本不会错。高级合作社也好，人民公社也好，与苏联不同，都能促进农业增产而不是减产。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驳斥了否定一切的观点，批评党内一些同志议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观点，一再坚持要办公共食堂和保留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对高指标也仍有保留。基于这种思想，当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他要求彻底清理“左”倾错误时，**就错误地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使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幕。**说：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6亿人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的这个讲话和会议期间他的其他一些批语，为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进行“路线斗争”定了调子。8月16日，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