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九开国立业（一）（15）
谈判伊始，美军提出要占领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它“海空军优势的补偿”的无理要求，在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叫嚣着“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从1951年8月18日动了东线的“夏季攻势”，西线和中线的“秋季攻势”。与此同时，为配合其夏、秋攻势，美帝国主义依仗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方的工厂、矿山、农田、水库以及运输补给线实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日夜轮番狂轰滥炸，即所谓的“绞杀战”。中朝两**队英勇顽强地给予了坚决的回击，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夏季、秋季攻势和绞杀战。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接着又动了新一轮细菌战；后来，在国际国内强大的声讨下不得不停止，重回到谈判桌上来。之后，美帝国主义又利用战俘问题破坏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谈判，片面宣告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1952年10月，美帝国主义又动了金化攻势。在43天的争夺上甘岭的战役中，付出近200万炮弹以及2。5万人的代价，却未能前进一步。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消灭敌人，配合谈判”的方针，从1953年5月下旬到7月下旬，志愿军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先后进行了三次反击作战，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扩大阵地238平方公里，歼敌12。3万余人。1953年7月27日，美国侵略军在连续遭到沉重打击后，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中朝人民终于赢得最终的胜利。“联合**”总司令官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无奈地说：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签订没有胜利的协约的美军陆军司令官。抗美援朝战争将美国操纵的“联合**”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以南，保卫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促进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树立起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在国内，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由于采取**提示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中国的国民经济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得以迅速恢复和展，全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达到空前的团结。
改造旧制度武装新思想
建国之初，**在致力于领导经济建设事业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十分重视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造。开国大典的礼炮余音未消，**就提出文教工作要协助中心工作并为其服务的思想。1949年10月15日，他在给其同学、时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的周世钊的信中说，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贯彻**的上述思想，明确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以及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展新教育的方向。1950年4月，应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请求，**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在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他要求既反对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也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在同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上，**、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周恩来按照**的思想，就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理论与实际相一致、团结与改革等问题作了指示。**还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中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展问题。1950年6月，他在看到反映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后，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要求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他认为学习与开会的时间宜大减。1951年1月，他再次给马叙伦写信，重申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从而实际上提出缩短学制、课程改革的问题。
为了使教育事业进一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为人民服务、为生产与建设服务的方针，中央人民政府按照**的指示，作出一系列决定，加深对旧有教育事业的改革。1950年8月公布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并批准教育部制订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10月，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1951年10月，又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1月，教育部拟定工科院校调整方案。1952年7月拟定农林院校调整方案和专业设置方案等等。通过以上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逐步消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在教育领域中的影响，使整个国家的教育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成为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的力量，奠定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基础。
182.九开国立业（一）（16）
除了从制度上进行改革外，**还十分关注文化思想战线的动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在全国解放前夕，对那时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就有一个基本的估价，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8］同时，**也估计到旧社会、旧教育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
全国解放前夕，在评论美国“白皮书”时，他就号召少数对帝国主义尚存幻想，企图走中间路线的知识分子，“丢掉幻想”，“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朝鲜战争爆后，**进一步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克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激反美爱国热，投身抗美援朝爱国运动。
1950年底到1951年春，报刊上表了一些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赞扬文章，这引起**的重视。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表**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径，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由此，在全国进行了持续半年之久的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形成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批判运动。这场文化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宣传资产阶级唯心论。**当时就明确地讲：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动对《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是**引导全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开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武训的行乞兴学摆在中国历史展的具体环境中来重新考察，并提出新见解，这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在政治上上纲过高，语气也过于尖锐，把它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在思想文化战线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先例。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写信给周恩来，讲北京大学有12名教授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想聘请**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教师。**阅信后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根据**的意见，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由此，开始兴起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及时肯定了这一运动。他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他认为：“思想改造，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9］为了推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全面开展，11月30日，**签了经他审改的《**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开展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1952年1月，在**的主持下，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于是，形成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183.九开国立业（一）（17）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1951年秋持续到1952年冬。***由于贯彻了**提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各界知识分子结合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社会实践，以及学习社会展史、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和**思想，世界观生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收到较好的效果。
1954年秋，开始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接着又对胡适及其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这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又一个重要步骤。
1954年10月16日，**针对两个青年表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的文章受阻一事，给**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他在信中指出：“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指责文艺界领导对青年的压制，他说：“事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
此后，在全国报刊上表了一批文章，形成对俞平伯的政治围攻，并全盘否定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成果。从**来说，这次批判主要是为了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斗争。因而，他试图将学术批评和政治批判区别开来。他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0］后来，**在同陆定一、周扬谈话时进一步指出：各家意见都可以暴露，特别是我们都缺少学问，红楼梦问题不要急于做结论。学术问题要开学术会议来解决，不能由中宣部来做。要在各学术部门清除唯心论。“对俞平伯的斗争应该停止了，应转到批判胡适的思想。特别是借此向全国人民宣传唯物论思想。”
这样，就由文学艺术界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拓展成“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在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流毒”的斗争。这场文化思想批判运动，前后持续了两年，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促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但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代表人物的过程中，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给科学文化事业的展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在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中，**比较注意将学术争论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但是，1955年5月，在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就忽略了这个问题。虽然他对一些问题的批评，不能说全无道理，不能说在客观上毫无教育作用。但是，由于他根据一些片面的材料，混淆了敌我矛盾，把文学上属于人民内部不同流派的分歧和争论，上纲为敌我斗争，使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演变成“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造成一桩错案。
总之，建国初期，**领导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民革命，并且是由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人们在思想上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顺应社会的展潮流。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大多数是爱国的，许多人同或参加了革命，但在思想上，或多或少地仍有旧时代、旧思想的影响。因此，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必要的。实践证明，**这样做也是很有成效的。如果没有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没有知识分子在参加社会实践中的锻炼和自我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观的转变，就不可能有建国初期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展。**和**中央也不可能在1956年作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但是，转变人的思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在此问题上，**未能将他提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针贯彻始终，主要是要求过高过急，有时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184.九开国立业（一）（18）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关于防止**的方针，告诫全党在执政以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拒腐防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的**员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工作人员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他们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赢得广大人民的信任。但是，当时一方面由于全国刚解放不久，旧社会的种种恶习还未得到彻底的扫除，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为了非法牟利，利用金钱、美女、享乐等种种手段，极力腐蚀党和国家机关、企业厂矿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革命队伍中的少数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开始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贪图享受，腐化堕落。相当一部分从旧社会留用的公职人员也恶习未改，贪污腐化。某些部门和领导中滋生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1951年11月，**中央东北局向中央报告，随着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揭露出一些干部的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一叶知秋，**敏锐地意识到东北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可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资产阶级对党和国家政权肌体的侵蚀已见端倪，不能等闲视之。同年11月20日，**根据东北局报告的况，起草转东北局报告的批语，并果断地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宣布，要“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1］这是**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
**经过考察和认真地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进行“三反”斗争的实质。他认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都属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而官僚主义作风则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展的根本原因，凡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多半是贪污浪费的重灾区，这就要求在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所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三反”斗争，意义十分重大，它是关系执政党命运和前途的斗争，“是全党一件大事”。必须“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许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贯彻二中全会就早已料到的这种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2］据此，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保卫公共财产，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在**的指导下，**中央于1951年12月1日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全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与清除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以此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
“三反”运动开始后，**为全党制定了“长负责，亲自动手”的方针，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站在运动前列，向群众反复宣传“三反”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主动公开检查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错误和其他某些不干净的行为，并且采取多种措施，扬民主，启和鼓励群众向领导展开批评。从1951年11月下旬至年底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为“三反”斗争亲自批转的报告、写的指示、批语和书信就有50多件。他在这些指示中明确指出：“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害现象。”他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在斗争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了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掌握运动，宣传政策，为群众撑腰，鼓励群众起来斗争的做法，号召“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习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同时，**指示全党上下都要一致行动，限期开展斗争，注重督促检查。指令县委以上各级党委，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和军队系统的领导，均须将开展三反斗争的况限期向中央作出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对这场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以便实行奖励和处分”。“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13］“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4］
185.九开国立业（一）（19）
在运动中，**非常注意抓像刘青山、张子善一类的典型案件，希望通过严厉处置这类严重的**案件，振聋聩，催人猛醒。刘、张二人都是3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了长期战争考验的高级干部。但是，建国以后，在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恶习的侵袭，逐渐蜕化变质，堕落成不可饶恕的犯罪分子。**接到华北局关于天津地委负责人严重贪污浪费况的报告后，非常重视，迅即批转全党，要求全党“严重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5］当时有许多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出面为刘、张说，**认为他们二人的罪行不杀不足平民愤，而杀他二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泄愤，主要是为了挽救和警戒20个，200个，甚至2000个他们这样的干部。刘、张二人被公判执行死刑后，**组织《人民日报》大张旗鼓地宣传此案，公开刘、张罪行和对他们的处理结果，表河北省党代会和该省主要领导人总结经验教训的消息和文章，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社会的注意。
1952年3月，“三反”运动经历动群众和打击贪污分子阶段后，进入第二阶段，即定案处理阶段。正确定案和处理并不意味着“三反”运动的结束。**始终认为开展“三反”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需要，其斗争成果应该落实到党的建设上。1952年6月，当“三反”运动的定案处理阶段告一段落时，**中央及时出《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若干问题的指示》，部署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方面的任务。思想建设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各个部门的具体的特殊表现，引导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批判，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确立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领导地位；组织建设则以整编为中心内容，确立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鉴于“三害”现象所以严重生，而又未及时克服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党章所规定的应有的民主生活”，“许多领导干部……得不到群众的教育和监督。”［16］因而规定“制度建设的中心是民主制度。”［17］关键在于建立和健全党和政府内部的民主生活。各级党委认真贯彻中央指示，致力于党和国家机构的全面建设，收到显著的效果。10月，党中央批转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三反”斗争胜利结束。
“五反”运动是随着“三反”运动的不断深入，又揭出许多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党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的严重违法行为，引起中央的重视后而开展起来的。1951年12月31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领导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机构）主任薄一波向**汇报“三反”运动况，特别谈到不法资本家经常用给回扣等行贿手法收买拉拢我们国家工作人员。**指出：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所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1952年1月5日，**在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同日，**中央根据**的批示出《关于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中央指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186.九开国立业（一）（20）
1月26日，**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决定从1952年2月上旬起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始“五反”运动，并规定了“五反”运动的范围、斗争的方针和任务。
**在谈到中央要采取“五反”政策时指出：资产阶级在调整工商业时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时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同时，**一再强调掌握政策界限，就是违法不违法。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6月6日，**在审政《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时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8］
“五反”运动中，查出不少资本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五毒”行为。许多党员、干部基于义愤主张一举消灭私营经济，而工商界人士绪低落。**注意到这一况，及时提出处理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并强调：无论“三反”、“五反”，都“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19］为了调动工商界人士的积极性，鼓舞他们振作起来搞好生产，在“五反”运动的末期，**劝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出面表一次讲话。他还亲自对黄炎培的讲稿作了一些修改，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在讲稿的最后一段，**又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经**修改的这篇讲稿表后，在全国收到很好的效果，工商界人士大受鼓舞。经过“五反”运动，进一步规范了生产经营秩序，1953年私营工商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展。
在**的领导下，“三反”、“五反”运动稳步健康地展，达到预期的目的。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加强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建设。“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充分揭露了私营工商业消极和落后的一面，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是党的二大通过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即已提出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则从理论上详细地论述了其基本内容。**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过渡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创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程，就是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做准备的过程。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列入议事日程。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步骤究竟应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什么方式进行，当时并不明朗，这主要是根据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展况，逐步明确起来的。对此，**在思想上也有一个展变化的过程。
187.九开国立业（一）（21）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根据中国生产力展水平低下和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等特点指出：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的一定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内经济的向前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一方面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存在和展；另一方面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限制政策。这就是**那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方针。当时只提利用和限制，还没有提改造。基于这种认识，建国前夕在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时，并未把中国社会的展，必须导向社会主义这个前途明确地规定出来，而是着重通过这个纲领中有关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各项规定，在实际上保证国家和社会向着社会主义前途展。
1950年4月，当有人提出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主要的斗争对象，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排挤等观点时，**对之进行了批评。他重申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达到团结他们共同展国民经济的目的。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还认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在“很远的将来”。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并没有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全面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并逐步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推向全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继续为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准备着条件。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清理帝国主义在华资产，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国有经济在工商行业中居于主体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有经济已经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53％。其二，医治了战争创伤，使长期在帝、官、封统治下受到严重摧残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大大地迈进了一步。1952年全国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不仅较1949年增长近一倍半，而且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22。3％。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加了48。8％，比战前最高年份1936年增长18。5％。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生了变化，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7％增长至26。7％。其三，生产关系生了巨大变化。一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国营工业资产总值由1949年的68。9亿元增加至108。4亿元。国营商业销售额比1950年增加了3倍。其中在商品批总额中的比重由23。2％增为60。5％；二是彻底废除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几亿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三是在党的利用和限制政策下，经过调整工商业与民主改革，特别是经过“三反”、“五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经营管理都生了重要变化。具体表现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展；反之，则受到限制而趋于衰退或被淘汰。原来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初步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管理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的、工人群众监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了。再加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对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挥了强大推动力和基本的政治保证作用，以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和全国上下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憧憬等因素的促进作用。**逐步改变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看法，即：不再是到“很远的将来”实行社会主义，而是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952年9月，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2月，他又讲：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随后，**又进一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1953年9月布的庆祝国庆4周年纪念口号，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2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对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对于为什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他还作了这样的说明：“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成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势。”**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政治方面的重要举措，就是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制定宪法。
188.九开国立业（一）（22）
1952年12月，**中央向全国政协常委会提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说，就全国范围来讲，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会议对召开普选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等项工作内容做了深入的研究。会议决定分别成立以**为主席，朱德、宋庆龄等32人为委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由23人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领导进行宪法和选举法的起草工作。根据1953年2月通过的选举法，全国各地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在21万余个基层选举单位，3?23亿登记选民中进行了基层选举，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566万余名。接着，县、市、省相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226名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致开幕词，他说，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展的里程碑。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他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全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开幕词结束时豪迈地指出：“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代表们在讨论中对五年来的政府工作表示满意，大会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
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在**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七次举行会议。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研究讨论；同时，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方面代表人物8000多人，用两个月的时间讨论宪法初稿，共提出5900余条修改意见，给予起草工作以重大帮助。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决议交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讲话说，这个宪法草案，是一部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说它好，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历史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他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此后，全国有1。5亿多人参加讨论，对宪法草案表示热烈拥护，同时提出很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提交大会的宪法草案，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既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又是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宪法用法律的形式把中国**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189.九开国立业（一）（2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这种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是同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相联系的。依照宪法规定，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统一地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我国的国家行政机关，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它们的监督，并可由它们罢免。国家行政机关不能脱离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违背人民代表大会的意志而进行活动。一切重大问题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全国性的重大问题，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在它闭会期间，经过它的常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地方性的重大问题经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这种区别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既有利于人民切实行使自己的权力，又便于人民经常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有助于充分挥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政治事务和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宪法明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对公民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作了相应的规定。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同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在起草宪法关于国家主席的权力的条文时，**特别强调：我们的主席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那样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罢免主席。
在一届人大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届人大的召开和宪法的产生，奠定了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化三改”，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体现了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从中国实际况出，把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同过渡时期统一起来，明确提出适合中国特点的逐步过渡的路线，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理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卓越贡献。
在领导贯彻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和中央人民政府，从1953年初开始实施旨在逐步达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开始进行三大改造。对于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很重视，但是他的精力更多的是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这种况同他的这个观点是有联系的，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
三大改造，先是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走合作化的道路实现的。
在中国**人领导土地革命的斗争中，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展模式，曾有深刻的影响。苏联的集体化道路是先搞农业机械化，再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国的实际出，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路子。1951年9月，**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会议通过由**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决议（草案）》。这是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文件于同年12月15日印到各级党委试行，**为印这个决议草案专门起草了一个党内通知。通知要求决议草案“在一切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号召各级党委要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决议草案汲取农民作家赵树理的意见，提出农民在土改后存在的两种生产积极性：一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认为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农民小私有者的特点，党不能忽视和挫伤这种积极性。同时，对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党必须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充分地将其挥起来。要教育广大农民，使他们逐步懂得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比起孤立的个体经济有极大的优越性，启他们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草案也总结了当时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临时性的或季节性的互助组，这是大量的；第二种是常年互助组；第三种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草案还指出，对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必须克服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对农村经济的展采取放任自流的消极态度，看不见农民由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经济的必然性；二是采取急躁的态度，用强迫命令的方法组织互助合作，违反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使运动轰轰烈烈一阵后不能得到巩固。为加强**中央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1953年2月15日经**中央修改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正式通过，给全党试行。决议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展，全国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倍地增长。1953年1月到4月，由3600多个展到1。4万多个。但在展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一些地区实行强迫编组、强迫入社，耕牛、家具一律作价归公，一些同志盲目追求公共财产，重社轻组，追求高级形式，认为越大越好。展合作社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结果引起中农的恐慌，出现卖地、卖牲口、杀猪宰牛、砍伐树木等破坏生产的况。3月17日，**批准布中央《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特点的指示》，指出：“应教育广大干部，使他们深刻认识，在向农村布置任务的时候，在农村进行工作的时候，在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时刻记住并且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多强调自下而上的集中群众要求，因地制宜，而不可强调自上而下的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中央指示各地对互助合作组织普遍进行一次整顿，凡不具备条件、用强迫方法组成初级社的，一律转为互助组。4月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在10年到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在全国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并按照这一指示重新安排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互助合作运动的展计划，适当压缩了原来规定的老区和新区展互助合作的速度。
190.九开国立业（一）（24）
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党中央和**的上述指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了两次整顿，收到良好效果。***到6月初，全国纠正农业合作化的冒进偏向，收缩了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合作社，全国有1万多个社得到巩固。但是，在纠正急躁冒进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产生过放任自流的现象。
为了总结一年来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央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会前的10月15日和会议期间的11月4日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两次谈话。**说，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带动互助组的大展。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做极为重要的事。目前农产品的供求矛盾极大，这是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只有将个体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展，解决农产品的供求矛盾。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难道可以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农业合作运动是农村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在谈到1953年展农业互助合作时，**说，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定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他又说，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小了一下，这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要积极一些，既要办多，又要办好。他建议1953年冬到1954年春，新区每县要建立1至3个农业合作社，老区要翻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到1954年秋收前，农业合作社要展到3。2万个，即增加2倍多。
**的谈话对会议产生重要作用，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央于12月16日通过了这个决议，并于1954年1月向全国公布。决议对于合作化运动进一步展的方针和方法作了系统的说明。它明确提出中国**所规定的对农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即经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互助组，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展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还明确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就是说，党的领导既不应当落后于群众的要求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也不应当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不顾可能与条件。决议公布后，从1953年冬到1954年春，广大农村掀起办社的热潮，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4万多个展到10万个，增加7倍。1954年4月2日至18日，**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检查了各地对中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决议和**指示的执行况，着重研究合作社大展后如何巩固的问题。会议认为已有的10万个社能否办好，对以后合作化运动的展关系极大。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积极努力把已有的10万个社切实办好，为迎接行将到来的合作化大展的新时期做好准备。1954年10月，**中央召开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一年来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和研究今后展计划，决定到1955年春，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0万个展到60万个，达到老区村村有社，新区区区有社。
1954年冬，各地按照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布置的任务，积极地展合作社，到1955年1月，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达48万个，到4月份，就已达67万个。老解放区的部分农村出现农业合作化**。但是，由于展过猛，出现了强迫命令和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又赶上全国搞统购统销，政府多征购了70亿斤粮食，引起部分农民对合作化的抵触和顾虑，一些地方农民闹退社，他们宰杀牲畜，变卖家具等。
**中央和**十分重视各地生的急躁冒进的偏向，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纠正。1955年1月10日，**中央出《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要求按照不同地区采取如下措施：一、停止展，全力巩固；二、适当展；三、进行整顿。3月26日**找邓子恢等谈话。他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暴动。他把当时对农业合作社问题的工作方针概括为：停、缩、。
191.九开国立业（一）（25）
各地遵循中央和**的上述指示和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对合作社进行整顿和收缩工作。通过整社工作，大多数的合作社巩固下来，全国收缩了两万多个社，主要是浙江、河北、山东等省。其他省基本没有收缩，工作重点是整顿和巩固。到6月，全国合作社已收缩到65万个，并贯彻了自愿、互利原则，合作化走上了稳定展的道路，使一度紧张的农村形势开始缓和。
1955年5月下旬，**中央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在会上说，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虽然重申“停、缩、”的方针，但着重强调要“”。会上还向各省分配了展合作社的数字。会议提出1956年春要展到100万个合作社的意见。
会后不久，在合作社的展速度上，党内产生意见分歧。邓子恢和其他一些同志，认为合作社的展速度不宜过快。他们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报告，主张还是按100万个的计划为好，即在原有的65万个基础上翻半番。**认为，目前农业合作社的展不是快，而是落在群众的后面，应当有个大展，才能跟上客观形势和群众的要求。他强调农业合作化的**在有的地区已经到来，在全国也即将到来。6月下旬，**外出视察归来，约邓子恢谈话，对1956年春展100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提出批评。他建议，到1956年春，合作社不是翻半番，而是翻一番，即从65万个展到130万个。**说，目前形势，新区应大展，老区应再展。
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一方面根据我国实际况，深刻地阐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产生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提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应当采取的正确的原则、方针、步骤、方法，这对于农业合作运动的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把党内一些同志坚持稳步前进的方针和采取边巩固边展合作社的步骤都批评为“右倾保守”倾向，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和有关同志。**认为全国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就要到来，群众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因此，要克服“右”的错误，加快合作化的步伐。从这种估计出，**提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要有全国的、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会后，各地根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精神和**的报告，重新研究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加快农业合作社的展速度。从1955年6月至10月底，新增合作社就有64万多个，比原有的合作社总数增加一倍。
为了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到来，**中央于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会议集中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根据**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报告的精神，会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为会议作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这次全会标志着全国农业合作社大展的开始。在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说，现在农村中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的**即将到来。党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合作化运动作了悲观主义的估计，认为对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展更不敢设想。只有彻底地批判这种“右”倾观点，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这个转变是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同时决议还提出合作化运动的规划，认为合作化运动比较先进的地方，1957年春以前，70%到80%的农户参加合作社，即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全国大多数地区，在1958年春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在边疆地区实现合作化需要更多的时间。
192.九开国立业（一）（26）
九开国立业（四）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后，一个汹涌澎湃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各地迅猛展开。***仅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有5000多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的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那么，再有3到4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5年底，初级社增加到190万个，入社农户达7500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63%；农业集体的耕地面积达10亿亩以上，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64%左右。
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到来，在这个时期，**亲自主持编辑了约有90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一书，收集了176篇反映全国各地区农业合作化的文章和报告。1955年9月25日和12月27日，**为这本书写了两篇序，并为其中104篇文章写了按语。序和按语进一步阐述中国农业合作化到来的必然性，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只有展合作化才能巩固工农联盟，中国必须先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实现机械化等问题，同时在书中也批判了所谓“右倾保守”的思想。
随着初级社**的到来，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大批地展起来。1955年12月，**在向各地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的通知中表示，希望全国在1956年上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并进一步提出合作社的高级形式要争取于1960年基本完成，如若缩短一年，则争取于1959年基本上完成。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展纲要（草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基本上达到85%的农户加入初级社；要求合作化基础好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纲要（草案）》强调：“对于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应当分批分期地使它们转为高级社，不升级就妨碍生产力的展。”1956年春夏，全国农村又掀起以展高级社为中心内容的全国农业合作运动的第二个**。各地的初级社纷纷转为高级社。1956年5月，全国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达11013万多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1。2%，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有7472万多户，占总农户数的61。9%。
同年6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统一办高级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高级社化的**进一步席卷全国，到1956年底，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跨过了三大步：（1）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全国农民基本都加入了合作社；（2）基本上完成了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变，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87。8%；（3）普遍地扩大了合作社的规模，将20～30户的初级社合并为200～300户的高级社。也就是说，到1956年，在全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
**领导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出点是想通过变小农经济为集体经济，加快农业展，改善农民生活，为工业化提供充分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因此，他既强调展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和合作社的数量，同时更注重合作社的质量。他多次强调，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其能否比单干户、互助组有更高的粮食产量。否则就是失败了。**中央和**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基本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没有造成生产力破坏的前提下，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变革，这是国际**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它的胜利，使全国广大农民彻底摆脱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合作经济的广阔展道路，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时代。它的胜利也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九开国立业（一）（27）
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化三改”中的重要一环。***由于中国现代工业起步较晚，技术水平落后，规模很小，手工业生产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说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有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展的。”建国以后，按照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提法，**中央逐步制定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1950年7月，中财委召开的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草案）》，明确规定，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是“联合起来，凑合股金，建立自己商业的和生产的组织，去推销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并购买原料和其它生产资料，避免受商人的中间剥削，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当时虽然没有提手工业的生产经营问题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字眼，但实际上走的就是集体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条路子。1954年11月，国务院成立手工业管理局。12月份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确定1955年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摸清主要行业的基本况，整顿、巩固、提高现有合作组织，在此基础上，从供销入手适当展新社。1955年5月，征得**的同意，中央确定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作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这些方针措施实施的结果，1955年上半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展到近5万个，人数近150万人。1955年9月、12月**分别表的两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的序，其中提出加快手工业改造速度问题。他说，我们“只需要1956年1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展的需要。”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可以做的事，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12月5日，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的指示，要求各条战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他认为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到1957年达到70%到80%。在这种形势下，12月21日至28日，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合作化会议，着重批判怕背供销包袱而不敢加快手工业合作化步伐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6年3月4日，国务院手工业管理局向**汇报手工业的生产经营问题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听取**要加快对手工业的改造速度的意见之后，手工业管理局的同志还向**汇报了当时在手工业改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集中过多、撤点过多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的不便等问题。**插话：这就糟糕了，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他还说，手工业中有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一切好的东西，搞掉的，一定都要来一个大恢复，而且要恢复得更好一些。
1956年3月31日到4月25日，手工业管理局召开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会议提出，经省市自治区批准，选个别有条件的手工业合作社进行试点，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就这样，在紧接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之后，又掀起手工业改造的**。到1956年6月底，全国参加合作社（组）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0%。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组）经过调整为9。91万个，社（组）人员达到509。1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2%。至此，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基本完成。新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绝大部分是在改造**中直接组织起来的。
194.九开国立业（一）（28）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接收大城市之日起就拉开序幕了，当时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并将私营企业中的战犯、汉奸、官僚股收归国有，实行公私合营。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开始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就全面地有计划地展开了。
1953年4月，**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通过对上海、武汉等几个城市资本主义公私关系的调查，向中央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认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办法是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适当的方式，并提出进一步做好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十分重视这个报告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进一步指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是：“利用、限制、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召开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座谈会。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对我们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求中央财经各部门、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都要讨论这个问题。他又指出，资产阶级不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不走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它。他认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孤立起来了。他还具体指出，改造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变私营企业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使其由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7月9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一个文件上的批语中更明确地指出：“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的”。“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20］**的指示，通过全国财经会议的讨论，使全党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最适当的形式。
1953年9月7日，**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座谈时进一步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1］**还具体说明了这项改造的一系列政策：在形式上，采取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和收购等形式。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四马分肥”的政策，即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公积金占30%，资方红利占20。5%。在时间上，用3年到5年的时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22］在工作方法上，通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自愿地接受改造，不能像对待地主那样，实行强迫。**的这次谈话大大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积极性。谈话后第二天，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的指示，肯定了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和办法。9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进一步学习和讨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顾虑，从而促进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就在这次全会的结论中，**表达了他关于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设想。他说：围绕农业合作化展速度问题的大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在阐明农业合作化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的问题时，他说：我在三中全会（即**七届三中全会）说过，不要四面出击。因为那时全国大片地方没有实行土改，农民还没有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现在的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的消灭资本主义。
195.九开国立业（一）（29）
七届六中全会一结束，**立即部署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0月29日，**邀请工商联第一届全国执委会的全体委员召开座谈会，并表谈话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即将走向一个新阶段，工商业者应该认清社会展的规律，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指出：党和国家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适当安排，继续贯彻“赎买”政策，鼓励他们把自己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凡是现在对工商业的改造有贡献的，社会和国家都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
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传达和讨论了**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会者在讨论中，纷纷表示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他们分析对比了解放前和解放后资本主义不同的展道路，认识到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唯一光明的道路。会议通过《向**致敬电》和《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每一个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会议还指出，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是采取突然的剥夺的办法，而是采取逐步和平转变的办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的步骤，有秩序地进入社会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历史展的必由之路。
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代表，举行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会议，讨论**主持起草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在最后一天参加会议并讲话。他说，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展。在批评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接受社会主义这一错误思想时，他说：“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现在快要变为工人阶级，人家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23］会议充分分析当时的形势，提出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规划，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提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区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中央和**的部署，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制定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规划。这样，继农业合作化**的兴起，一个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大小城市开展起来了。
1956年1月1日，都北京的私营工商业者先提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这种申请已经不是一户一户进行，而是由一个行业一个行业进行的。1月10日，北京市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35个私营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和42个私营商业行业13973家商店，共17963户全部批准实行公私合营。1月15日，都各界20万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等出席大会。彭真市长宣布：“我们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在北京私营工商业改造先实现公私合营的影响下，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迅速推广到全国。到1956年1月底，私营工商业集中的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后，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城市，到1956年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标志着全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