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八为了光明的中国（一）（19）
在这关键时刻，**审时度势，提出绝不允许“南北朝”的历史在中国重演。他向全国人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在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中，用古希腊一则寓《农夫与蛇》的寓意告诫全国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号召中国人民为防止那些感受到冬天的威胁，但还没有冻僵的，无论是露出毒牙或化装成美女的蛇还阳复苏，就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26］
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教育那些对国民党仍存幻想的“民主主义者”，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又接连表《评战犯求和》、《关于时局的声明》、《**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战争”变成“呼吁和平”》、《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战斗檄文，彻底戳穿国民党“假和平”的嘴脸。为了减少人民痛苦，教育广大人民，中国**在加紧准备渡江作战的同时，于3月26日正式通知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谈判，提出谈判从4月1日开始，地点为北平。国民党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章士钊、刘斐等组成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4月1日抵达北平。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国共双方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是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字。4月21日，在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的第二天，**和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指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动渡江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精心布置数月的千里长江防线。4月23日，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凯歌行进声中，**写下那“风雨下钟山”的著名诗篇，抒他“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怀。
注释
［1］赵继：《在南方局工作的七年》，《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2期。
［2］《**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1页。
［3］1946年5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
［4］《**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7页。
［5］1947年1月24日**为**中央起草的致陈毅、饶漱石及中央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
［6］《**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4页。
［7］同上书，第1286页。
［8］同上书，第1252页。
［9］同上书，第1331页。
［10］同上书，第1330页。
［11］同上书，第1324页。
［12］同上书，第1333页。
［13］同上书，第1253页。
［14］同上书，第1264～1266页。
［15］同上书，第1294页。
［16］《**年谱》（1893—1949）下卷，第278页。
［17］《**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35～1336页。
［18］《**军事文集》第5卷，第22、28页。
［19］《**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36～1337页。
［20］《**军事文集》第5卷，第103、105页。
［21］同上书，第137页。
［22］《**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61页。
［23］同上书，第1351～1352页。
［24］《**军事文集》第5卷，第269页。
［25］《**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63～1365页。
［26］同上书，第1375页。
167.九开国立业（一）（1）
为新中国奠基
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军的隆隆炮声中，**开始逐步地把主要精力转向创建人民共和国。
1948年4月30日，**中央布经**修改审定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翌日，**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在香港主持民盟盟务的中国民主同盟常委沈钧儒在大陆的民盟组织已经被国民党政府强令取缔解散。，提出立即着手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希望民革、民盟同**共策进行。**的这一主张，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表通电致**，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指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1］由于交通信息阻隔，**于8月1日收到电文，当即回电，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同时，提出开会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事宜，希望共同研讨。
自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人物，由香港等地分批陆续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10月3日，**、朱德、周恩来致电第一批抵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表示慰问。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55名抵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作工作报告。在经过22年的艰苦转战之后，**不无自豪地宣布：“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报告中还阐述了胜利之后国内外的基本矛盾和党在各方面的政策，提出必须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他还特别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工作更伟大，斗争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后，3月23日，**率领中央机关告别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前往北平。在那里，他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去夺取全国胜利，同时致力于领导新中国及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由中国**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和个人代表共134人组成。**主持会议并作了讲话，他指出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并且明确宣布，只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并在常委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和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政权的工作。
168.九开国立业（一）（2）
为了统一全国人民对新的国家政权性质的认识，**于6月30日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系统地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文章明确指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只能建立工人阶级（经过**）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和**。这一观点进一步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柱石。**在文章中还告诫全党各级干部：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的这篇文章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为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做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准备。依据这两篇文章的精神，新政协筹备会《共同纲领》起草组，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共同纲领》。**非常关心《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他多次审阅文稿，并认真修改。在**和周恩来等的辛勤努力下，具有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日臻完善，得到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体代表的一致赞同，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同纲领”。
9月17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并授权常委会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研究商讨。
经过筹备会3个多月的充分准备，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的代表以及特邀人士共662人。**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豪迈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分为7章60条，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全国各族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以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教育、外交等基本政策。其中，关于国体和政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还决定，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9月30日，**受会议委托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明确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当日下午，会议闭幕后，**率全体代表到**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隆重奠基，以此告慰1840年以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千百万民族先驱。
169.九开国立业（一）（3）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率各位副主席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关，进行各项工作。会后，**率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到**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下午3时，都北京30万军民齐集**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乐队高奏《义勇军进行曲》，54门礼炮齐鸣28响。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按动电钮，亲手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接着，**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由人民无权的国家变成人民民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直属的各机构陆续健全和正式办公，新中国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逐步得以确立和稳固，**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建立和健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先是取得一部分地区的胜利，然后夺取全国的胜利，所以，到新中国成立之际，已有约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包括一亿多人口的地区成为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这些解放区连成一片，并将那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渐次推向全国。于是建立一个统一、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成为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要任务。**极为关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建设问题，以很大精力抓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中心环节，以求充分实现各族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权力。从1949年8月至12月间，他先后起草和表了关于召开各地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文件近20件，提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各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各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正是根据这些文件精神，严格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大体经历了由军事管制委员会阶段到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
各地解放之初，都在彻底摧毁旧政权的基础上先建立了军政合一的过渡政权——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管制制度的实行，避免了建国初期新旧政权交替时所产生的剧烈的社会动乱和破坏，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生产建设的恢复，为地方各级政权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通过自上而下的委任方式，逐步将权力移交当地人民政府。
为了使各级地方政府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使人民民主专政从一开始就成为统一战线的政权，**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坚持“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的基本精神，在保证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注意大量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地方各级政权的领导机构。他在给叶剑英、陈毅、彭德怀等大区和省的领导人的电报和信函中，一再强调要组成**占比较多数同时团结各方面民主人士在内的地方政权。他和周恩来等还将一些地方政权的组成人员名单就商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征询他们的意见。在**的亲自倡导下，继一批民主人士担任中央政权的领导职务后，又有一大批非**人士在各级地方政权中担任了重要职务。1949年12月，**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制定和通过《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通则规定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职责。省市县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负责听取与审查各级相应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与之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与通过相应的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重大事宜：选举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县长、副县长和与之相适应的各级人民政府的委员，组成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还没有条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况下作为一种过渡形式起着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它的代表亦非民主选举，而是由各群众团体推派和由政府特邀。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具备和经验的积累，逐渐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0年1月6日，政务院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同年12月8日，政务院第六十二次会议又通过《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这些通则，对省、市、县、区、乡各级地方政权的隶属关系、组成、职权、机构作了详尽而明确的规定，为各级地方政权的建立制定了法规，推动了各级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完善。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各地政权遵照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的精神，相继成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1951年9月，在全国建立了1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4个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28个省人民政府，1个自治区人民政府，9个相当于省级的行政区人民行政公署，12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属的市人民政府，67个省辖市人民政府，2087个县人民政府，以及数万个乡人民政府。到1952年底，全国所有的省、市、县、区、乡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省、市、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已分别增至19个、85个和436个，绝大部分乡的人民政府委员会已由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经过建国后3年的努力，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全部建立，并且日臻完善和加强。
170.九开国立业（一）（4）
建国之初，国内外事务繁杂，百废待举。***担任党、军队、国家和政协最高职务的**，肩负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恢复国民经济、制定新中国基本国策等多种重任。胜利的喜悦，使他几乎忘记了工作的疲劳，他凭借多年斗争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审慎地观察与研究领导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所面临的新问题。他和战友们一起，为新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国策，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外交方面，为彻底改变旧中国历届政府在履新之初无不宣告要“外崇国信”，被迫承认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以换取外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为新中国制定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些体现独立自主精神的外交方针，彻底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使新中国在开国之初就获得完全自主的地位。他针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封锁政策和它为其侵华行径的狡辩，**在建国前夕，一方面连续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评论，系统地揭露和批驳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同时，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采用“一边倒”的方针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作为政治方针的“一边倒”，由新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所决定，也被贯彻于外交工作中，即将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了要位置。根据这个精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定共同纲领时，规定的外交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外交方针为：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和平。这一外交原则、方针，博得了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赞扬和同。因此，新中国一成立，立刻就得到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承认，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我国把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展友好关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要任务，因此同这些国家尤其是同社会主义苏联的外交关系展得很快。
1949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决定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好国家。20日，**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同时以**中央代表资格接洽两党事务。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严重斗争，因此巩固和展中苏两个大国、大党的友谊和合作，显得格外重要。12月16日，**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盛大欢迎。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人抵莫斯科，23日，**、周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谈判。在**主持下由周恩来起草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在莫斯科签字，同时，还签订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他协定的缔结，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英、苏雅尔塔协议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维护了中国主权，对保障中苏双方的安全，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加强中苏人民的友谊和促进两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对刚刚新生的中国来说“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2］同时也有利于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华禁运和封锁，有利于使各国无条件承认新中国，提高其在世界的地位，有助于新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展。
171.九开国立业（一）（5）
**在注重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外交关系的同时，也积极主张同对新中国取友好态度的国家展外交关系。通过谈判，印度、缅甸、瑞典、瑞士等国家确认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而同新中国建交。英国很早承认新中国，但它在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和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采取暧昧态度，建交谈判只好搁浅。对敌视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新中国则采取不承认其同国民党政府建立的旧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即采取**所说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实行，奠定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基石。
在经济方面，中国**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是一个在一百多年中饱受中外反动势力剥削、掠夺和压榨，又连续遭受几十年战争的破坏，有75亿人口的大国、穷国。如何恢复千孔百疮的国民经济，对**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是一个大难题，而且是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大难题。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乞讨才能活下去。但是，**坚信：“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3］**反复地告诫全党和全军：“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府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这里，**提出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工作又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思想。同时，**认为：城市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4］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面临着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市场不稳，物价飞涨，这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从1949年10月开始，上海物价出现疯涨势头，进入11月份，涨势更加凶猛，至11月24日，比10月上旬上涨了26%。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在不足一年时间里，就出现4次全国性的涨价**。
为了制止由于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稳定物价，**领导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人民的支持，果断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次大的“战役”。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按照**和中央政府的指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上海，他们甚至扬：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动军警查封了金银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要投机分子238名，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银元之战”之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靠政治力量取胜的，就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涨价尤甚。这时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面对投机商人的猖獗活动，**和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平抑物价的工作，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指示以陈云为的中财委，依靠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运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时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中央人民政府从11月5日至30日，每日从东北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路沿线积压的纱布运至西安。在此期间，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准备了足够抛售的粮食、棉布、棉纱等物品。经过周密布置和充分准备之后选择市场物价达到高峰之机，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涌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吞食不下，26日市场物价立即下降。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30%到40%。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破产，竞相抛售存货，但是市场已经饱和，愈抛愈贱，愈是不易脱手。不少投机商是借高利贷抢购囤积的，结果不仅所囤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出很高的利息，两面挨耳光，其中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不得不宣告破产。许多私营钱庄也因贷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宣告倒闭。这次“米棉之战”后，投机商人一蹶不振。
172.九开国立业（一）（6）
在**为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精心指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打击投机资本、平稳物价的斗争取得了全胜，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渐向下浮动，并日趋稳定，一举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十多年的物价恶性上涨、市场混乱的局面，并使新生政权在市场上取得了领导地位。为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先决条件。平抑物价斗争的胜利，也给资产阶级以深刻教育，使他们对人民政府不依靠政治力量能在短期内稳住物价表示折服。**高度评估这次斗争的意义，说它“不下于淮海战役”。
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建国后第一次全体会议——七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其他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他指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实现这三个条件，**在报告中提出八项工作任务，这就是：（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调整税收和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三）在巩固国防，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提高国家机关工作效率的条件下，整编行政系统，复员一部分军队；（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教育事业的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五）认真地进行对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灾民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六）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七）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八）巩固和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的这个报告成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具有纲领性的文件。
针对当时中国**党内一部分人看不到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重要性，在工作中存在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左”的做法和急躁绪，**还在全会上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对党在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斗争中在政治上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作了透彻的说明。他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所阐明的这个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国民党残余、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提出：（一）要合理调整工商业，要调整税收，要使工厂开工，以改善和缓和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二）要解决失业问题，要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三）要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四）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五）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改造知识分子不能性急，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六）在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不要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改革。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对建国初期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特别强调在大力展国营经济的同时，要鼓励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他指出：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应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所谓不同是就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进步的应当取得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的待遇，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除了军事工业带点垄断性，其余都一视同仁。这样才能长久。
173.九开国立业（一）（7）
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斗争的过程中，**逐步酝酿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经济展战略思想。***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用三年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准备条件。1951年2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更明确地指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5］**认为，十年建设之后，经济展了，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三年准备十年建设，都是为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做准备。“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把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任务更确切地提到高级干部面前，是对全党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入建设的进一步部署，而这一部署也是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到1952年下半年，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迅速地恢复和展了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水利建设、内外贸易、文化教育等事业。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这一切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和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胜利完成。是年，工农业总产值为810亿元，比1949年的466。1亿元增长了74%，比旧中国历史上最高年产值增长了20%。其中，工业总产值349亿元，比1949年的140。2亿元增长了149%，比历史上最高年产值增长了22%，平均年递增34。8%；重工业生产的总产值为124亿元，比1949年37亿元增长了235%；轻工业产值为225亿元，比1949年325。。9亿元增长了41。4%，比历史上最高年产值增长了18。5%，平均年递增14。1%。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展，国民经济结构也生了重大变化。先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较快的展，巩固和建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其次，是现代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了相当的提高。1952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1%增长到41。5%，增长了11。4%。其中，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17%增长到26。7%，增加了9。7%。所有这些，都为新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在军事方面，**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针对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之势，**提出“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针，即远距离穿插至敌之后方，堵住退路，全歼残敌于内陆。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的这一战略方针，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以摧枯拉朽之势，分别在三个战场上向蒋介石残余军事力量动了猛烈的追击。
在中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在夏季作战中解放湖南、江西以后，经月余休整，于1949年9月，第二、第四野战军兵分三路对白崇禧部在衡阳、宝庆地区动攻击。至10月11日将白部主力第七、第四十八军大部围歼于祁阳以北地区，解放了衡阳、宝庆等地。
为了不使敌人获得喘息之机，人民解放军在略事休整后，按照**的部署，于11月6日动了解放广西的战役，由湖南省西南部分三路直插广西。西路军迂回百色、果德，断敌入滇退路；南路军西进郁林、博白之线，阻敌经雷州半岛入海；中路军沿湘桂边南下。22日解放广西省会桂林，25日解放柳州、梧州，12月4日解放南宁，11日占领镇南关。广西战役中，除少数敌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被歼，共计17。3万人，实现了**7月16日即明示的“应把白部10万人引入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的预定设想。1950年4月16日，海南岛战役开始。17日，解放军主力部队一举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吹嘘的所谓主体防线，在海南琼崖纵队的协助下胜利登上海南岛，随即向纵深展。经半月作战，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前进，连克万宁、陵水、榆林、三亚、八所、北黎，于5月1日解放海南岛全境，共歼敌33000人。随后，人民解放军又相继解放广东沿海的担杆岛、万山群岛、南澳岛、南澎岛等岛屿。至此，人民解放军在中南战场先后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了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等共43万人，除西沙、中沙、南沙诸岛外，中南全境宣告解放。
174.九开国立业（一）（8）
在华东战场，1949年9月初人民解放军攻占福州之后，乘敌惊魂未定之际，沿福厦公路向厦门进逼，动了漳厦战役，至9月25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同安、长泰、南靖、漳州及马尾、澳头、集美等地。***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渡海强行登上厦门岛，全歼守敌汤恩伯部27000人。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在一切工作就绪后，对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动攻势，19日全部占领舟山群岛。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还解放了渤海湾的长山列岛和闽南的东山岛。至此，除台湾和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外，华东地区全部解放。
在西南战场，**决定，以第二野战军主力配属第十八兵团及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由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统一指挥，向西南进军。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在北起巴东、南至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向国民党军起多路进攻。解放军先从两翼突破了宋希濂集团，攻占了秀山、恩施、彭水、酉阳等地，直逼乌江东岸。另一路则从湘西挺进贵州，于15日解放贵阳、思南。至此，国民党军大西南防线被拦腰切断。胡宗南部急忙向成都方向南撤，宋希濂部则布防于南川及其以东地区。人民解放军一部强渡乌江，合击南川，并于24日攻占南川，至28日，将宋希濂部主力第十五、第二十兵团大部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30日，解放重庆。此时，解放军另一路由贵阳、思南向宜宾、泸州方向迂回，至12月30日，相继解放自贡、泸州、宜宾等地。为了聚歼国民党军于成都地区，人民解放军分路疾进，第三、第五兵团先后攻占简阳、仁寿、乐山、眉山、蒲江、邛崃、大邑等地，将胡宗南部及四川境内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全部包围于成都地区。12月26日，开始全线进攻，被围之敌除少数逃往西昌外，大部被歼，俘敌5万余人。27日，国民党第十八兵团一部在成都以东地区起义，30日，成都解放。西南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基干部队。共歼敌70万人，四川、贵州两省全部解放。
西南战役进行期间，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起义。当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过**在雅安的秘密电台致电**和朱德，宣布川西、西康起义。起义通电出不久，**、朱德便复电，对刘、邓、潘率部起义表示欢迎，并指示他们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八章”和第二野战军的“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新秩序而奋斗。至此，西康省获得和平解放。云南省主席卢汉于12月9日深夜，也通过广播电台正式宣布起义，并出通电报告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12月11日，**、朱德复电卢汉，指出：卢汉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要求卢汉接受第二野战军刘、邓的指挥，并指示：“一、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军队；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4月22日布告与今年11月21日刘、邓两将军四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护地方秩序，听候接收；三、逮捕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1950年2月20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
西南战役的胜利，将解放西藏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作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但西藏地方政府却被玩弄“西**立”阴谋的上层反动分子所控制。对此，中央人民政府根据**的决策，一面命令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进军西藏，一面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1949年11月19日，西藏官员会议决定：派僧俗官员，争取英美等国的支持和援助。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采取政治军事手段，自称用“文武”两手，同中央人民政府对抗。然而，西藏人民是希望团结和解放的，1949年10月1日，在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为粉碎反动分子策划的“西**立”阴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50年1月初，**指示：以**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主力为主，在**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准备进军西藏，解放西藏。
175.九开国立业（一）（9）
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西渡金沙江，取得昌都战役的胜利，消灭了藏军主力，解放昌都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咽喉要道，促使西藏地方统治集团迅速分化。
1951年1月，经多方工作，**喇嘛同意进行谈判。1951年4月29日，在都北京正式开始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经过6轮谈判，双方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第二天，**在“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庆祝会上的致词中指示：“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展和进步。”［6］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1年7月，分多路向拉萨进，先遣部队于9月9日到达拉萨。10月26日，主力部队抵达拉萨。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黑河、日喀则、江孜、隆子、亚东等重要边镇和边防要地，将五星红旗插遍我国的青藏高原。
至此，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及香港、澳门外，伟大祖国的领土已经全部解放，彻底结束了一百多年来中华版图实际上的分崩离析状态。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逐渐把军队建设的重点转向国防建设。他为组建新的军兵种进行筹划，提出：为了巩固国防、消灭残敌、打击敢于来犯之敌，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先后组建起海军、空军、装甲兵等新军、兵种，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陆军向多兵种的合成军的转化。鉴于战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新形势，**适时地抓了大规模的部队参加生产的工作，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并具体筹划了人民解放军大幅度削减兵额，转入地方进行生产建设等事宜。**十分重视人民解放军的文化建设。他亲自提议或批准设立了一大批军事院校。1950年8月1日，他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布《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他还就文化学习和时间安排、学习形式、应达到的标准等具体问题做了细致的规定。在**的直接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在取得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之后，逐步地向正规化、现代化展。
在三大运动中
建国初，**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导全国人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这主要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要推翻整个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新中国成立时，已有1。45亿多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实行了土地改革，但还有2。64亿多农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尚需进行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就开始有准备、有步骤、有秩序地领导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176.九开国立业（一）（10）
1949年冬季，党中央先在条件成熟的华北城郊若干地区，在河南的一半地区，即总共约有2600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其他的新解放区，则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剿土匪、民主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举行七届三中全会。土地改革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报告中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要进行土地改革，并把它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要条件。**就土地改革问题作了专门报告。紧接着1950年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在向大会所致的闭幕词中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他号召大家像过好战争关一样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这次会议通过**中央起草的土地改革法草案。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月30日，**主席布命令公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规定必须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对地主由过去没收其一切财产改变为没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房屋，其他财产不予没收，保护民族工商业等。新的土地改革法的基本精神和1947年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致的，但对半封建性质富农的政策生了变化。《中国土地法大纲》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和战争的要求，规定了征收旧式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全国解放后，国内形势生很大变化，**等清醒地看到恢复和展经济是全国人民的要任务，决定对旧式富农采取新的政策。1950年3月，**给**中央中南局并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出通知，征询各地领导同志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他在通知中提出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的建议，并说明它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显得特别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显得特别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批准**的提议，决定实行暂时保存半封建富农经济的新政策，并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一政策使土地改革的打击面从以往占农村户数的8%左右缩小到3%至4%左右，地主阶级陷于彻底的孤立，富农中立了，中农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土地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减少了，“左”的偏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防止。同时，富农经济在当时对恢复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效用，保存它对展农业生产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利于克服当时所面临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
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个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在广大新解放区先后展开后，以**为的中国**人为领导这场全面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艰苦的工作。
为加强对土地改革的领导，中央设立中央土改问题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土改工作。在地方，县以上人民政府都设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具体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为了帮助农民和封建势力斗争，党和政府派遣和组织了大批土改工作队（每年在30万人以上）深入各地农村。各地还颁布了有关惩治地主破坏活动的条例，充分挥人民法庭的震慑作用，及时严厉地制裁不法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
177.九开国立业（一）（11）
为了防止土改中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在1951年2月18日拟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指出：土地改革要“积极地创造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勉强去做”。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政领导机关都十分重视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坚持从本地区的实际况出，通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然后逐步铺开，而不是一哄而起。凡是土改的三个条件（即环境、群众、干部三个方面的况）尚不成熟的地区，就不仓促进行，而是先实行减租减息，积极创造条件。对条件业已成熟的地区，则集中力量放手动群众，及时地进行土地改革，并尽可能迅速地予以完成。同时注意掌握动向，及时现和纠正“左”、右偏差，使土地改革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为了搞好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为了使封建地主阶级完全陷于孤立，**还亲自部署和组织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参加和参观土地改革运动，使他们从中经受锻炼，提高对土地改革意义的认识，建立全国规模的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建立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重要的一环。
在**和**中央领导下，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在华北、华东、中南等条件成熟的地区展开。各市、县以上的领导机关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前，选择了少数地区进行试验，在方法上则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训练干部，根据不同地区具体况，再分期分批地进行。每一期土改一般都经过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步骤。在土地改革中，还坚持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划分阶级成分时，采取自报公议办法，即由乡村农民代表大会在乡村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民主评议，并允许个人申辩，由群众评定，最后报人民政府批准。清算地主阶级罪行时，放手动农民群众，迫使地主阶级在农民面前低头认罪。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和违抗、破坏土地法令的罪犯，则由人民法庭依法予以公判惩办。
由于党中央和**领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步骤是稳妥的，时机是恰当的，因而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展极为顺利。到1953年春，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台湾省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基本完成。这样，连同老区在内，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他们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700亿公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土地改革运动的全面展开和伟大胜利，彻底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打倒了地主阶级，摧毁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赖以实现复辟的社会基础，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翻身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从而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获得迅速的恢复和展，并为工业展提供了原料和广阔的市场，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即将开始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展社会主义经济准备了条件。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建国初党中央和**动领导广大人民同旧社会的反动残余势力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强力措施。
这一运动是从剿匪反霸运动拉开序幕的。1949年11月14日，**在致彭德怀、西北局的信中指出：“据青海省委迭次反映，马匪余党，在许多地方煽动群众，组织反抗。此次兰州会议上请予以严重注视。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力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针对土匪、恶霸势力的猖獗，**在1950年3月14日给刘揆一的信中指出：“匪祸必剿，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7］
178.九开国立业（一）（12）
朝鲜战争爆后，国内外的形势更加复杂，国内的反动势力残余大为猖狂，剿匪反霸斗争任务愈加繁重。***1950年10月**和**中央及时出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指出，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匪、惯匪、恶霸、特务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必须坚决镇压，依法惩办。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全面动阶段。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自始至终领导着这场运动。据比较粗略的统计，仅运动开展的第一年，他起草的有关镇反的文件、指示（不包括他审阅、批改的）就近两百件。
针对镇反运动中一度出现过分宽大的偏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对斗争的根本目的和意义认识不足。因此运动开展起来，他经常反复地提醒和教育广大干部，要从巩固政权的高度去认识镇反。例如1951年2月8日，他在一份批件中指出：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会道门特务活动猖獗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同月17日，**在送给黄炎培参阅两份镇反材料时写了一封信，用广东、广西因“宽大无边”给政府工作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后果的典型事例，解释和阐明“对匪、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的道理。3月24日，**在向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转邓小平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指出：“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非常重视各级党委和政府对镇反运动的领导，他规定，中央局和分局、省级单位必须在30天和40天内分别向上级作工作报告，以后每月定期报告一次。1951年上半年，他多次要求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向上级作报告，对未按时完成任务或迟迟不作报告的单位提出批评，并追究责任。在**的严格督促下，绝大多数领导部门都按时把每一步的镇反计划和总结向中央或中央局作报告，少数执行不力的单位经过批评也得到改正。**还把定期报告工作作为制度写进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稿，使其经常化、制度化。
在检查各地工作中，**注意抓典型，表扬先进，批评后进。他先后多次批转西南局的报告，肯定邓小平关于开展镇反斗争的正确意见；总结推广山西等地取缔一贯道的经验，北京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和杭州、无锡关于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反革命案卷审委员会”的做法；表扬史良表的《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文章，建议把此文列入学习文件，印成小册子，等等。同时，他对上海、南京等地在运动初期措施不力的现象，进行批评和帮助。通过抓两种典型使各地找到工作差距和努力方向，从而促进了运动的展。除督促检查下级向上级作报告外，**还提倡派干部或工作组下去指导。1951年3月23日，他在向各地转罗瑞卿的镇反考察报告时指出：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的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4月7日，他对派工作组下去的任务作了说明：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具有很大的帮助。
镇反斗争是错综复杂的，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偏差。**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和阐明一系列镇反政策。其中最基本的、影响最大的有三条：第一，稳、准、狠地镇压反革命。1950年12月19日，**在给黄克诚的电报中次作出这样的表述：“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以后他又在实践中加以具体阐述，指出：“稳，就是要讲究策略，处决反革命分子要有计划，不要统统集中在一起；宣传上要抓住重大典型案例，不要主次不分，造成社会上的恐慌。准，就是不要捕错杀错，对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他特别强调，镇反中草草从事比劲头不足更有危险，因此一定要谨慎，实行严格控制。狠，就是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杀，决不心慈手软。”第二，“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这是**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后来在镇反运动中经常加以阐述的重要政策。这条政策，把镇压与宽大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起到了分化瓦解反革命势力，集中打击恶分子的作用。第三，“死缓”政策。当运动即将进入清理积案的阶段时，**提出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死者，应当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他认为，这样做意义很大，可以避免犯错误，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彻底消灭反革命，保存大批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上述政策对于镇反运动的健康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52年底，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179.九开国立业（一）（13）
1950年6月25日爆的朝鲜战争，开始是朝鲜的内战。***6月2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称北朝鲜为“侵略者”的决议案。同日，杜鲁门表声明公开宣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随后又纠合英、法等15个国家的军队组成“联合**”，连同南朝鲜的军队统归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指挥。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使朝鲜战争性质迅速生变化。杜鲁门在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公然声称：“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在使台湾“中立化”的借口下，美国海军开进并控制了台湾海峡。
美国的侵略行为，证明**关于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较量不可避免的预见是非常英明的。1950年6月28日，在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第二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表讲话指出：“各国的事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者的任何挑衅”。中国政府一方面连续致电联合国，谴责美国对朝鲜和对中国台湾的侵略行为，要求其撤军。与此同时，开始做被迫卷入战争的准备。早在1950年7月间，根据**的提议，中革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加强东北边防的军事部署问题，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议》，决定立即抽调战略预备队，并配属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及工程兵部队，集结于东北地区，组成东北边防军，抓紧进行整训工作。这就完成了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第一步部署。8月下旬，中革军委和**决定再调两个兵团的实力，部署于山海关内机动地区作为第二线兵力，以策应东北边防军。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革军委和**还极为重视加速特种兵的建设，决定从苏联购置装备，扩编空军、装甲兵、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同时，加强沿海地区及东北地区重点城市的防空力量。这些富有远见的战略应变措施，为保障国家的安全和援助朝鲜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争得战略上的主动。
1950年9月中旬，朝鲜战局生急剧变化。美军在仁川登陆，9月28日占领汉城，朝鲜人民军主力被截断在南朝鲜，以美国为的“联合**”即将越过“三八线”。同时，美国空军不断侵袭中国领空，轰炸、扫射安东（丹东）等地，美国海军在公海炮击中国商船。全国人民对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群激愤，纷纷要求同朝鲜人民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警告，于10月1日起，南朝鲜军队和美军先后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新中国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10月1日，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致电**主席请求中国出兵援助。10月2日，在**的主持下，**中央初步作出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在为**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遭到根本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10月3日以后，**中央继续开会讨论出兵问题，在大家尽量摆出出兵的困难后，**表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也难受。10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赶到北京，在会上他坚决支持**关于出兵的意见，并接受了指挥志愿军的任务。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这充分表明了美国一意孤行，不听警告的态度。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出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10月10日，因苏联改变向入朝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的允诺，**中央政治局再度召开会议，重新慎重考虑同美军交战问题。经过全面深入地分析当时的形势，充分估计面临的困难，从挽救朝鲜危局，保卫新中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这一根本立场出，**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3日，**致电已在苏联的周恩来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对各方都不利，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80.九开国立业（一）（14）
用什么名义出国作战，也是**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为的**中央在作出出兵决策时，已下定不惜打烂了重新建设的决心，作好美国公开向中国宣战的准备。在立足于最困难的况的同时，**中央也力争使“朝鲜战争局部化”，使其不至于成为中美两国之间乃至世界性的全面战争。因此，以**为的**中央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考虑到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惯例，力求在军事行动的范围和名义上有所节制，减少侵略者的口实，使自己在国际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后，**采纳了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的意见，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战争。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秘密入朝。志愿军入朝前，**考虑我军初次出国作战，况不明，又要以劣势装备对付现代化优势装备之敌的进攻，因此，设想入朝第一阶段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山区建立根据地，并在该线以南的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线。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待条件具备后进行反攻。但是，入朝后战场况生了重大变化。敌人没有料到中国会真的出兵参战，因而在占领平壤后，毫无顾忌地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疯狂冒进，妄图在感恩节（11月3日）前占领全朝鲜。中央军委和**根据这一新况，及时改变了原定的防御作战计划，决心利用敌人判断错误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突然起进攻，击敌于轻举冒进之中。于是，改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指导方针，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做法。
10月25日，志愿军起第一次战役，东线以两个师钳制敌人，西线集中16个师的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经过13昼夜的连续作战，歼灭敌人1。5万余人，赢得初战胜利，把进犯之敌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敌人在遭受迎头痛击后仍判断中国只是“象征性出兵”，又动了所谓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在此况下，**指示志愿军将士采取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方针，动第二次战役再歼敌3。6万余人，迫敌退回三八线附近及以南地区。后为不给敌以喘息机会，于12月31日紧接着又起第三次战役，采取稳进方针，粉碎敌人诱我深入登陆夹击的圈套，使敌人由战略进攻逐步转入战略防御。
为了制止敌人在全线起的进攻，志愿军从1951年1月25日起组织第四次战役，进行长达85天的防御作战。第一阶段西顶东反。西线则让敌深入，集中主力对运动中态势突出之敌实施反击，全歼南朝鲜军第八师3个团。第二阶段是运动防御，设置多道纵深防御阵地，顽强抗击敌人一个半月，以空间换时间，掩护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动第五次战役准备了条件。第五次战役，中朝军队投入15个军的兵力，以运动战为主，取得了歼敌8。2万余人的胜利，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在5次战役中，志愿军虽多次对敌重兵集团形成包围，但大都未能达成彻底的歼灭战，特别是没有像国内战争歼灭俘虏国民党军那样整建制地大量歼灭美军的有生力量。**及时针对这一新的况，总结了志愿军5次运动战的经验提出打小歼灭战的方针。1951年5月26日，**致电彭德怀司令员指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灭任务。”“似宜每次作战决心不要太大，只在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则在几个月内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后来，志愿军在阵地战时期，贯彻这一方针，积小胜为大胜，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美帝国主义在战场上连续遭到重创，被迫接受1951年6月23日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同联合**代表团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举行停战谈判。早在停战谈判之前，党中央和**就指示志愿军：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手段予以解决，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们愿意同美方谈判。但是，不要对谈判有依赖和侥幸心理，必须加紧作战准备。如果敌人大举进攻，我们必须大举反攻，必须明确持久作战的方针，能打几番激烈的战斗，给敌人以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教训，也许敌人会知难而停。为此**提出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