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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0 理直气壮的韦爵爷】

    韦宝现在的确是给顾秉谦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难题。

    也难怪张维贤那么自信，顾秉谦会具名，会替代韦宝上这道奏本。

    天启崇祯两朝的国家税收，到底是多少，本身就是个迷。

    后世没有任何文献能够完整反应天启、崇祯两朝一年具体财政收入及支出数字。

    明代堪称完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数字，也仅仅是万历六年的。

    茶税改完是海关税，自隆庆开禁以来，无论白银流入还是财政税收，都成了朝廷重要的收入来源。

    隆庆开禁以来，海关税成为朝廷重要收入来源。

    万历六年，全国财政收入全部折银，共两。

    其中田赋共两，占比89.49%；钞关402308两，占比2.22%。

    那万历年间的海关税有多少呢？

    福建：《东西洋考》：“本府军需往往告匮，即隆庆间开设舶税，仅数千金，万历间增至万两，以此佐之，犹且不敷，动请司饷济急，往牒具在也。迨十三年增税至二万余。”

    才二万两，连田赋的零头都比不上。

    广东：《广东赋役全书》：夷舶饷原额银二万六千两，续因缺额太多，万历三十四年该司道详议两院会提，准允减四千两，尚实额二万二千两。

    海关税收连田赋收入的零头都不上。

    在魏公公治理下，又拖欠了不少银子。

    嘉靖十八年以后，明廷就裁撤了全国绝大部分镇守太监，仅留南京、凤阳、承天、太和山等地的守备太监。

    天启六年，明熹宗高举“成祖旧制”的大旗再度派遣内官镇守地方，当时有镇守太监的分别是辽东、山海、蓟镇、宣大、山西、皮岛。

    但明熹宗的这一决定遭到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王绍徽等人的激烈反对。

    魏公公忠诚的干将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王绍徽也是东林党吗？他们都是阉党。

    韦宝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李自成可以推倒明朝，为什么太平天国不能推倒清朝？

    同样都是王朝末期，清朝末期更加腐朽，太平天国农民军也比李自成农民军厉害，为什么太平天国没能推翻清政府。

    17世纪的哈布斯堡相比19世纪的列强是废物。

    既没有派出理财专家帮助大明打理市舶司，监督大明按章收税，也没有以无敌舰队为后盾派特使深入内地，警告张献忠泥腿子不得进入武汉三镇这种通商口岸。

    也没有出动海军陆战队武装保卫江南，保住大明的钱袋子。

    更没有让三十年战争后的老兵、浪人下岗再就业，华伦斯坦在大明兼任剿匪总兵官，军事顾问，直接插手军队的指挥和训练。

    太平天国的失败固然自己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如果认为洋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重要，那也是不对的。

    天京事变固然对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有毁灭性的打击，但二鸦造成的咸丰北狩同样对清廷的威信打击巨大，连留在北京的文武高官私下和英法使节沟通时对前途都不看好，那段时间曾国藩的举止也十分微妙。

    这个时候外国列强的态度就成了上了秤的砝码。

    因此虽然民间乃至下议院对太平天国持同情态度的不乏其人，但保守党控制的上议院最终还是选择帮助清廷渡过危机，采取了叫停和天平天国的外交接触，警告太平天国不得进攻通商口岸，勒令本国商人不得和天平天国贸易，帮助清廷运送军队，出动军事顾问协助清廷训练军队，乃至在江南地区亲自下场和李秀成大战等举措。

    考虑到当时的投送能力，这基本就是列强干涉的极限了。

    因此教科书上说太平天国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并非虚言。

    就明清自身来讲，末期面对的核心问题其实差不多，都是人口超过了土地承载力的极限，只不过明是陕西人口先超过了土地承载力的极限，清则是两广地区的人口由于一鸦的影响率先进入极限。

    差异主要在这么几个方面。

    明吸取唐的教训，镇压农民起义时不放开团练，这就导致应对起义的弹性很差，一旦中央军团灭就是血崩。

    而清吸取明的教训，在嫡系八旗被一路暴打后最终决心放开团练，太平天国除了要和八旗大战外，还要和组织起来的各路土豪凝结核比如湘军血战，华夏处处都是武德高地。

    太平天国最初起势一日千里时，政策过于激进，基本没有给士绅留出足够的合作空间，再被曾剃头卫道除魔一带，基本是势同水火。

    中期在天京好不容易搞出了个正式政府的架子，天京事变自己一波搞废。

    后期逐步转为民族主义宣传后，在和地方士绅的合作上有一定进步，但是洋人强势支持清廷的态度很难让他们下决心上天国船。

    总得来说，在争取士绅支持上做得不好。

    大顺在这方面做的行不行，智者见智，但其实还行，大顺的口号并没有脱出传统改朝换代那一套，襄阳建制后在招揽地方士绅上总体做的还可以。

    甲申年的崩溃与其说是考掠不如说是战略上的决策失误。

    毕竟伴随着的对复社在京青年才俊的招揽工作成效很大，连复社头面人物周钟都为大顺起草南征檄文，说煤山战神是“暴比桀纣”。

    领袖层面，李自成其实个人魅力和才能都还可以，礼贤下士，宽以待人都做过，即使极为抹黑他的明史也承认他生活简朴能和士卒共甘苦。

    而阿洪无论中外留下的记载中形象好像都不怎么样兰贵人治国不行，但政治手腕其实没得黑，在八旗勋贵、汉人文官、保守派、洋务派几个鸡蛋上跳舞维持平衡。

    但另一方面，她本身对权谋的渴望对国家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典型就是庚子国乱。

    换爱新觉罗上来，还真不一定能在那么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维持下去，事实也是如此。

    而明思宗的手腕、用人、政策确实就是两个字——操切。

    最后一点则是太平天国虽然还是在古代农民起义的框架内，但已经有了新时期革命的萌芽，因此并不适合和明末农民起义在内的古典农民起义做成败比较。

    太平天国对意识形态构建、传播和利用的重视，其实和传统宗教起事，比如义和团，是有显著区别的。

    太平天国与西方交流后拟定的现代化蓝图指出了传统道路外的另一种可能，这都是极有意义并且在未来以不同程度重现的事情。

    太平天国虽然没能推翻清政府，但它后期推行的反清民族主义宣传，以及间接推动汉人地主掌握大权，都为清王朝的最终垮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李自成攻克北京就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辉煌巅峰了，之后因为急功近利导致被八旗大军入关摘桃了。

    可以说，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却标志着新时代的黎明。

    李自成推翻明朝北京中央政府虽然成功了，却是明末农民起义悲剧的开始。

    因此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谁更成功，还真说不好。

    说朱由校重用魏公公下大棋的都属文盲，绝无例外。

    为什么呢，很简单，朱由校重用魏公公，不是天启四年和东林完全决裂之后，而是泰昌元年朱由校登基后不久。

    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庙登极，拟册立先帝为东宫。

    是时逆贤尚列库衔，暗与客氏深谋，遂相与刻意拥戴王太监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无不可者，遂充东宫典膳局官，此缺客氏力也。

    一个在1620年8月还只是名列甲字库库衔，之后也不过是东宫典膳局官的货色，在天启即位后可以说是火箭一般的蹿升以御马监太监魏进忠提督宝和三店。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条及先帝即位数月，二人因宠渐相冒嫉，于乾清宫暖阁内醉骂相嚷。时漏将丙夜，先帝已安寝，而突自御前哄起，司礼监掌印卢受、东厂邹义、秉笔王安、李实、王体乾、高时明、沈荫、宋晋等皆惊起。

    是时逆贤已升秉笔掌惜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国臣升乾清宫管事掌兵仗局，并跪御前听处分。

    从泰昌元年八月的东宫典膳局官，到泰昌元年末，魏公公这货已经从东宫典膳局官先提督宝和等三店，之后又升司礼监秉笔掌惜薪司。

    按刘若愚的说法，天启初年逆贤即掌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尚膳监印，督宝和等店。

    司礼监秉笔这种例由文书房宦官任的机要职位，魏公公在短短几个月就当上了。

    即刘若愚所谓：逆贤自泰昌元年冬升秉笔，凡不识字而躐跻秉笔者，穆庙时孟冲、神庙张明、先帝时魏忠贤、孙暹、王朝辅五人而已。

    这种蹿升速度和破格提拔，显然不是魏公公自身能力有多高，而是魏公公从小服侍熹宗，而作为东宫旧监，魏公公从熹宗那里得来的回报。

    同样是司礼监大太监的刘若愚UU小说记载的魏公公和熹宗小时候的情形。

    光庙在青宫淡薄，先帝既诞之后，生母才人王老娘娘无人办膳，贤遂夤缘入宫，办才人及先帝之膳，其介绍引进者近侍魏朝。

    魏公公和朱由校的联系，最初是魏朝引进，魏公公则为熹宗及其生母王才人办理膳食而搭上的。

    贤性狡猾，指称办膳为名，于十库诸内臣如药张等，皆骗其食料，醯酱或财物、玩好，以至非时果品、花卉之类，必巧营取之，而转献先帝以固宠也。

    万历时宫禄不恒给，皇孙苦之。诸阉戏曰：陛下万岁，殿下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登极，鸿恩有河清耳。而忠贤独恭敬，时进饮啖，中其欲。

    魏忠贤必然能依靠这种机会时常与幼年时的熹宗常常亲近，为其进献各种玩物，与其奠定一定的感情基础，这是外廷的官僚无论如何无法比拟的。

    实际上，从之后熹宗自己所说之话，也能感受到熹宗对魏忠贤的感情。

    忠贤事皇考于春宫时，朕在襁褓间，便赖护卫，迨圣母升遐后，朕殷忧危险，皆所饱尝，服食起居，总忠贤是赖。

    当皇考弥留之际，曾云：内侍忠直，不避行迹，独此人耳。

    由此可见，魏公公的步步蹿升，既不是什么下大旗，也不是什么能力出众，本质就是青宫旧监，有护理之功，作为熹宗的心腹太监而被逐步提拔。

    与其可以类比的是熹宗朱由校他爹，光宗朱常洛提拔的邹义。

    初万历庚申秋，神庙宾天，光庙念典玺局郎邹义潜邸劳久，升秉笔掌东厂兼尚膳监印。

    一朝天子一朝臣，邹义能升到司礼监秉笔掌东厂监掌尚膳监，靠的就是在朱常洛潜邸劳久。

    同样，魏公公能在短时间内升司礼监秉笔掌惜薪司兼提督宝和三店，靠的也是在朱常洛、朱由校潜邸劳久的缘故。

    魏公公勾搭上客氏，并一脚踢开其恩人魏朝，之后正大光明的与客氏来往，也进一步增加了其在熹宗心里的分量。

    原因也很简单，客氏对熹宗太过重要，甚至难舍难分，其原因多样，但主要仍不外乎客氏从小照顾熹宗起居。

    可以从熹宗的敕谕里看出其对客氏的感情。

    兵部等衙门接出圣谕：盖闻侈功笃物，朝廷有崇报之章；恩泽溥颁，臣下无向隅之念。朕昔在襁褓，气禀清虚，赖奉圣夫人客氏事事劳苦，保卫恭勤。不幸皇妣蚤岁宾天，复面承顾托之重。凡朕起居烦燥，温饥暖寒，皆奉圣夫人业业兢兢而节宣固慎，艰险备尝，历十六载。及皇考登极匝月，遽弃群臣，朕以稚龄，并失怙恃。自缵承祖宗鸿绪，孑处于宫壸之中，伏赖奉圣夫人倚毗调剂，苦更倍前。况又屡捐己俸，佐桥工、陵工，助军鼎建。逆想青宫夙绩，曾成鞠育渺躬，加以累次急公，而懿德益茂。亘古今拥祜之勋，有谁足与比者？外廷臣庶，那能尽知。简在朕心，于兹十七载，盖未忍一刻忘也。今朝廷三殿庆成，捷音迭奏，朕感今怀昔，加尚良深。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奉圣夫人可特加恩荫，用彰殊典。该部即便议拟安确，速奏闻，以昭朕与念今简元功、恪遵皇妣顾托至意。特谕。

    看这份敕谕，再联系一下之前熹宗对魏公公的描述，那就很简单了，这就是对奶爸和奶妈的感情，这种从小到大的感情，不是外廷几个大臣随便弹劾一下就可以改变的。

    熹宗对魏忠贤的奖励也不是天启四年之后才开始的，泰昌元年九月，就廕其兄魏钊为锦衣卫正千户，天启元年正月因魏忠贤侍卫之功，于陵工完成时叙录，当年九月叙功，熹宗还特地除高时明之名，而叙魏忠贤，被魏忠贤辞免。

    天启二年正月、天启三年七月又叙功，可想而知熹宗对魏公公的宠信。

    此外，弹劾魏忠贤也不是从天启四年六月开始的。

    泰昌元年九月，杨涟就弹劾魏忠贤参与盗宝案，后被查出魏公公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接着刘宗周、周宗建、王纪、方大任、王心一等都接二连三弹劾魏忠贤、客氏等。

    魏公公在内廷是越做越大，天启三年下旬又兼掌了东厂，反而是刘一燝、周嘉谟、王纪等纷纷去位。

    东林在外廷盈朝的时候，丝毫抵御不住魏公公在内廷的盈朝。

    王体乾既掌司礼监印，逆贤既窃柄，遂升梁栋、诸栋、史宾、裴昇、张文元为秉笔，而杀王太监安，复驱逐原选熹庙张后之刘克敬于凤阳而亦矫旨杀之，摈斥掌东厂之沈荫而畀宋晋，驱逐大臣王纪。

    顾秉谦看向韦宝的眼睛，韦宝的目光很清澈。

    “你真的愿意放弃海防总督衙门，让旁人出任总督？你什么都不要，只想让大明凑集到银子？”顾秉谦疑惑的问道。

    “自然！”韦宝道：“我对陛下，对大明忠心耿耿，日月可鉴。”

    顾秉谦点了点头，对韦宝的印象大为改观，还真看不出来韦宝居然是一个忠臣？

    贪归贪，但并不是所有的贪官都不忠诚的。

    顾秉谦见过的官员太多了，包括他自己就是巨贪，但是顾秉谦认为，该为大明效忠，为陛下效忠的时候，他顾秉谦也不会比旁人差！

    “爵爷，要不然这样吧，老夫与你联名上奏，你看怎么样？”顾秉谦退了一步，被韦宝说动了。

    韦宝笑了笑，给顾秉谦讲了一个有关于大秦帝国战神白起的故事。

    战神白起以16万的秦兵包围45万赵军，杀25万，降20万而这20万降卒尽数被杀。

    白起自己不愿，也不忍杀降卒，但在王命不可违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杀。

    此且不说，但当他想乘胜攻取邯郸，消灭赵国的主张遭到秦昭襄王的否决，半年之后秦昭襄王又要他重新带兵攻打邯郸，他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已过，出兵必败，昭襄王不听，果然损兵折将。

    昭襄王再次请他出征挽救败局，他说：为将者，明知战不能胜，却还要牺牲士兵生命，他不能这样做。

    此后，无论是丞相范睢威胁利诱也好，王上施压督促也好，他都推脱不去。

    一个**王权下的臣子，能够这样爱惜士兵生命，为了秦国的国家利益，百姓利益以及王上的长远利益，如此不顾个人安危，实乃古今罕见，难怪他能成为战神。

    战神者，能够把国家利益和士兵生命放在首位，审时度势，依据实际不受干扰的做出正确决策。这是基本规矩。

    昭襄王关注的是“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然而，作为一国的至高无上的王，秦昭襄王更重视的是自己的权利，重视的是臣僚对自己的忠诚，对自己的绝对服从。

    至于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利益，士兵的生命，那都在其次。

    面对战神白起对战争前景的透彻分析，他显然知道战神是正确的，但他恼火的是你白起口口声声的秦国利益，士兵生命，“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历史的真实究竟是否这样，想不探究。

    儒教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王永远高于臣民，重于社稷。也许剧作者对此不满，所以塑造了这样一个情节。

    登上社会巅峰的统治者，极少有把民众和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至上。

    出身草莽的大明太祖诛杀功臣，想的就是为自己的儿孙稳固最高地位。

    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最高地位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担心的是武将们像他一样发动兵变。

    就是那个世代颂扬的李世民，他也只是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而对“水”实行宽松政策，又何曾把民众利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

    为官之道，要把掌权者的利益，尤其是最高掌权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官场的潜规则。

    忠臣终究都输给了奸狡。

    秦昭襄王与范雎君臣单独对话，秦昭襄王明确的说范雎是阴险奸诈的小人，但却表示自己喜欢范雎，原因是范雎能够绝对的服从他，投他所好。

    这就是掌权者与奸狡小人的关系。

    但忠臣就不一样了。

    战神白起信奉的是自己的能力，他的地位是在出生入死的刀光剑影中拼杀出来的，他的战神名声是靠他浴血奋斗出来的。

    因此，他认的死理就是国家社稷的利益，是士兵的生命鲜血，是颠扑不破的战争规律。

    这样的良臣，从来都不招掌权者的喜欢，但掌权者又迫于形势需要不得不用。

    一旦掌权者认为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这些良臣就会被弃之若破履。

    司马迁UU小说的“飞鸟尽，良弓藏，走兔死，猎狗烹”就是这个意思。

    战神白起在王亲自登门也不肯出征的情况下，先是被解职，后是赐死。

    战神白起靠的是百战百胜的能力，范雎靠的是巴结逢迎的嘴皮。

    能力斗不过嘴皮，战神良臣败给奸狡小人。

    纵观历史，这也是一条规律。

    忠臣，忠于谁？

    中国的传统思想把“忠”作为极为重要的道德要求全体国民，中国历史充满了对忠臣的歌颂和褒扬。

    表面看，这是绝对的正能量。

    但是战神白起的死明确不过的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臣子应该忠，但应该忠于谁？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还是忠于皇帝或国王一人。

    儒教传统特别强调“君君臣臣”，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提倡的“忠”至始至终都是对最高统治者皇帝或王的忠诚，而且这种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哪怕这个君是倒行逆施的昏君，暴虐无道的民贼。

    所谓“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就是提倡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忠。

    最典型的是“赵盾弑君”案。

    一个不理朝政、沉湎欢乐，草菅人命，以杀人取乐的暴君。

    他不顾百姓死活的搜刮民脂民膏来装饰他的宫殿。

    在宫殿上公然以强弓硬弩射人取乐，因为煮出的熊掌不对他的胃口就杀了厨师，宠信佞臣而残害忠良。

    托孤老臣赵盾勤于政事、为民做主、克己奉公，多次规劝竟遭到他的厌恶，便派武士鉏麑刺杀赵盾，鉏麑佩服赵盾忠心，触槐而死，以表自己不能杀忠臣，也不能违背君命。

    刺杀不成，就想在酒宴上杀死赵盾，武士提弥明牺牲自己救下赵盾。

    赵盾为了避祸逃出晋国避祸，走到半路就传来了赵穿杀死暴君的消息。

    晋国臣民都为此庆幸，但史官董狐在史书上却记下了“赵盾弑其君”并公示于众。

    孔子就明确的评价董狐正直，批评赵盾是“弑君”的乱臣。

    这就是儒教的忠诚观。

    皇帝可以无道臣民不能不忠。所谓忠，就是忠于君，而不是忠于国，不是忠于民。

    战神白起处处为秦国秦人着想，忠心耿耿，毫无二心。

    但他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他的忠心耿耿上。

    他忠于的是大秦这个国家，他爱护的是秦国人民、士兵的生命，是国家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正好犯了君王的大忌。

    站在独裁者君王的角度，你越是对国家社稷忠心耿耿，越是对国民百姓忠心耿耿，你就越是让君王不安。

    道理很简单，你今天为了国家人民能够抗命，明天就可能为了国家人民反对甚至背叛国王。

    正因为如此，战神白起不能不死，非死不可。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亚圣孟子的这个观点只是说说而已，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那个王朝实行过。

    那个所谓大儒执行过。

    公认的爱国忠臣岳飞，他是抗金名将，但他的抗金丝毫没有为人民为国家的意思。

    史实明摆着，为了君王的统治，他可以将已经收复的失地放弃，率领岳家军离开抗金前线去洞庭湖残酷的镇压农民军。

    在镇压农民军之后，他再次北伐，朱仙镇大胜之后，金人胆怯，敌占区人民纷纷起兵响应，形势一片大好，但他却又因为皇帝老儿的金牌圣旨放弃了所有收复的土地，把大兵撤回江南。

    他对赵宋皇帝够忠心的，至于国家民族，还有金人铁蹄践踏下的人民，还有抗金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将士，他才不关心呢。

    但就这，他还是被宋高宗赵构处死了。

    赵构的祖先曾有规定，七品以上的官员都不能处以极刑，纵观赵宋王朝历史，岳飞是唯一被处死的国家大员，而且是非常诡异的罪名——莫须有。

    莫须有说白了，就是因为岳飞说过“直捣黄龙，迎回二圣，徽钦二帝，这二圣可能威胁到高宗的地位。

    触犯了最高统治者的利益。

    岳飞尚且如此，帝皇又岂肯容忍任何把民和社稷放在自己之前的臣僚。

    顾秉谦听韦宝说了一大篇，晕头转向，“你什么意思？爵爷你聪明绝顶啊，你怕被人说，想让我一个人顶锅？”

    “只能是首辅大人一个人顶锅呀，否则我就一个人单独上奏了。”韦宝说的有点理直气壮。

    顾秉谦差点没有晕倒，“凭什么我一个人顶锅，这本来就是韦爵爷你一个人想出来的主意，与老夫毫无关系，老夫肯与你一同上奏，这还不算帮你吗？你却想着让老夫一个人顶锅，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吧？”

    “首辅大人啊，合着我说了半天，你没有听懂啊？”韦宝笑道：“我知道这事情是犯忌讳的，会得罪天下地主，也犯了陛下的忌讳，提出这道奏本，提出这些解决问题的法子，等同于把大明水师都集中了。所以，这事是有很大压力的。”

【0961 居然说服了大半个内阁】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承担压力？”顾秉谦还是没有明白，“是不是觉得老夫好摆布？岂有此理。”

    “有压力，也有好处啊，这是实实在在为大明做了贡献！而且，这事做成了，我是始作俑者，但我不用担负骂名，能得到许多好处，我日后一定投桃报李，扶持首辅大人的两个儿子登上正二品以上高位！保住首辅一家世代荣华。”韦宝大言不惭的道。

    顾秉谦被韦宝说的心中一动。

    顾秉谦的身体不好，致仕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了，而且顾秉谦早就想致仕，看出来魏忠贤对他不满，觉得他没有能力。

    而且捞了一大笔，也过了当首辅的瘾头的顾秉谦，也想全身而退了。

    顾秉谦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没有给两个儿子铺路，韦宝算是抓住了顾秉谦的软肋。

    “顾台硕和顾台砥两兄弟我都见过，都是中书舍人，若是没有人扶持，他们二人日后能到知府的位置，已经是极限。”韦宝笑道。

    顾秉谦没有说话，但内心赞同韦宝的说法，两个儿子的确比较平庸，又不是正规科考出身，能到知府的位置，自己还得设法出力。

    “那我还是不肯！这太冒险了。”顾秉谦坚决反对。

    “我就不明白了，和我一起上奏，就不冒险了？顾大人堂堂首辅大人，只是提出一项为大明开源节流，筹措几百万两银子的法子，旁人顶多反对，还能为此事问罪于首辅大人吗？”韦宝道：“只要你上奏把客光先为海防总督衙门总督，客巴巴一定感恩。客光先是客巴巴的弟弟，侯国兴是客巴巴的儿子。两个人都在锦衣卫，其实是重叠的，她一定想让其中一人上外面揽权。侯国兴年纪太轻，不可能出任总督，客光先则有一点希望。我再上奏本，请让顾台硕与顾台砥出任海防总督衙门参政，两个人便是顺理成章的升迁，未来不管是在海防总督衙门，还是外放，至少是三品大员。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力保他们入京为官，别说正二品，就是从一品，正一品，也不难说没有机会。我与顾大人的交情，两位兄长便算是我的人了。”

    顾秉谦缓过神来了，马上道：“我那两个犬子虽然年纪比韦爵爷大一些，但他们怎么敢妄称是爵爷的兄长？我与爵爷今后便兄弟相称，他们便是爵爷的侄儿。”

    韦宝呵呵一笑，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客巴巴在入宫之前是有丈夫的，并且还生了一个儿子，便是侯国兴。

    李成楝是百户，侯国兴一上来便是千户。

    同时升迁的还有客光先和魏忠贤的一大堆子侄兄弟。

    为什么这些人一上来都先到锦衣卫镀金，一方面因为锦衣卫权势显赫，是皇帝的亲军，皇帝可以直接任命，比较方便。另一方面因为，从锦衣卫调到别的部门也比较方便。

    顾秉谦听韦宝分析的这么细致，若有所思。

    至于顾秉谦让两个比韦宝大很多的儿子给韦宝当侄子。

    这种事，顾秉谦还真做得出来。

    顾秉谦，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进士。

    翰林出身，学识过人，无耻也过人，无耻到魏忠贤没找他，他就自己上门去了。

    当时顾秉谦的职务是礼部尚书，都七十一了，按说干几年就该退休，但顾秉谦偏偏人老心不老，想更进一步，大臣又瞧不上他，索性投了太监。

    顾秉谦改变门庭倒也无所谓，最无耻的地方在于，他干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顾秉谦为了升官，顾秉谦先生不顾自己七十高龄，带着儿子登门拜访魏忠贤，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认您做父亲，但又怕您觉得我年纪大，不愿意，索性让我的儿子给您做孙子吧！”

    顾秉谦，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生，魏忠贤，隆庆二年，1568年出生。顾秉谦比魏忠贤大十八岁。

    认一个比自己小那么多的人当爹，无耻，无语到了极点。

    所以现在顾秉谦做出让两个儿子认韦宝当叔叔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张维贤之所以让韦宝找顾秉谦以顾秉谦的名义上奏本，也是看破了顾秉谦这一点，知道顾秉谦畏惧韦宝的权势，肯定会答应的，加上韦宝的口才，不可能说不动顾秉谦。

    果然，顾秉谦最终让步了，当魏广微、黄立极和冯铨三人的面，还真的写了拜帖，让两个儿子认韦宝当叔叔。

    韦宝笑着答应了。

    韦宝不怕搞外人到海防总督衙门去。

    因为海防总督衙门各个位置的官职已经定好了。

    只要不将他踢出海防总督衙门，管你是谁当海防总督衙门的总督，都别想换人。

    人事方面，外人别想动，至于具体办事，别人更没有能力揷手。

    就算开放了通商口岸，将所有大明水师都合并在一起，想搞到银子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如果一次性拿出七八百万两银子，这本身就很是个事情。

    需要以海防总督衙门旗下的海防钱庄牵头，向民间筹款。

    除了韦宝，谁有这个能力凑集七百万两纹银，相当于大明大半年的赋税银子啊。

    不知道是性格原因，还是心理扭曲，韦宝就是喜欢看悲剧。

    以前在现代读历史的时候，也总是去翻阅王朝的没落，居然能够对那种大厦将倾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然而令韦宝惊异的是，无论哪个王朝的灭亡，都不是一泻千里，总是给人中兴的希望，又让这希望付诸东流。

    以前韦宝看《明史》，就深有其感。

    满族人在辽东的崛起，与其说注定了明朝的灭亡，不如说是给了一些英雄于用武之地。

    不光是那些清朝的开国元勋，也包括明朝的某些将领。

    后金在每战皆赢士气高涨之时，大明朝廷百官丧胆正欲退回山海关，而将辽东拱手与人。

    而韦爵爷甘冒矢石，北上辽东考察防务，并且敢于肩挑独力抵御后金进攻的重任。

    要知道在此之前，多少名将覆灭与八旗劲旅之手，以致身败名裂，而他仅仅是个刚刚考上科举的文弱书生。

    历史偏偏给了韦爵爷扬名立万的机会，也给了大明王朝一个延续气数的机会。

    对面那个身经百战鲜有败绩的清太祖恐怕最后都不敢相信也不甘相信，击败他的就是这么一个后辈小子。

    有时候韦宝自己也不相信这低矮的城头最终抵御住了八旗军的如潮进攻。

    可历史就是历史，韦宝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当时战争的惨烈。

    也可以从将士们的传说里寻找到血的记忆。

    韦宝不敢想的是最终代替明朝统治中国的会是在他面前无法前进一步的满洲人所建立起来的清王朝。

    站在大明这个时代的京城古城边上，韦爵爷看着即将升起来的朝阳。

    韦爵爷会觉得他所保卫的明朝也如这朝阳。

    一定不会，因为他和他所效忠的朝廷一样，都是历史演绎出的一幕悲剧。

    韦爵爷其实对于大明最终走向什么地方，是不是像原本的历史那样到点就完蛋，其实是无所谓的。

    只要自己发展的够好，大明完了，可以建立一个新兴的汉人政权嘛。

    只是韦宝担心历史不可逆这一条，就目前来看，他穿越重生之后，所有的历史大事件，没有一样是改变了的。

    即便韦宝试图改变，依然无法改变。

    就比如杨涟和左光斗的死。

    可是他却从建奴手里硬生生的抢来了一个诺大的辽南。

    并且拿稳了韦家庄。

    并且名正言顺的建立了一个海防总督衙门。

    这些事情在历史上都是没有的。

    所以韦宝有时候也挺疑惑的，不知道那些是可逆的，那些是不可逆的。

    历史令人扼腕叹息，而今命运在韦宝的手中。

    文字的力量是伟大的，愿有更多有志之士，复兴华夏文明，还我“中国”之尊严。

    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

    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

    宋朝覆亡，厓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

    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

    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

    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

    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

    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

    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

    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

    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三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

    可以说华夏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

    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

    汉人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

    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

    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汉人的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

    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

    汉人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

    所以才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

    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

    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且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

    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即出自这个典故。

    明亡后，朝鲜和日本认为华夏已亡，日本从此蔑称中国。

    明治维新后，自认为华夏正统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甲午战争等对清战争。

    唐、宋、明时作为对中国文明衷心倾倒的两个附属夷国，日本和朝鲜到了后世还因宗主国文化沦丧而对中国存有偏见。

    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兵至崖山。

    南宋残军与元军在崖门海域展开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

    二月初六日晨，崖门海域风雨交加，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至黄昏，最终战败。

    太傅张世杰护杨太后突出重围，左丞相陆秀夫携少帝突围无望，遂杖剑驱妻子入海，并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

    大宋后宫及群臣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

    杨太后闻赵昺死，赴海死，张世杰葬之于海滨，亦投海殉国。宋遂亡。

    明弘光元年，1645年，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明弘光政权金陵。

    六月初五日，多尔衮谕江南前线总指挥，豫亲王多铎，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六月十五日，多尔衮谕礼部，通令全国剃发，“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七月，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中国”始终都是华夏，华夏始终都是进步文明的代表。

    而华夏也根本不曾以种族、民族划分。

    “崖山之役以下，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有能力又有意愿全盘接手华夏文明，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中国正朔已断。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大约此意吧。

    蒙古军的屠城，杀掉北方百分之80的汉人，精英殆尽。

    明朝只算诈了下尸，可惜当年汉人的精气神全没了。

    我们没什么值得自豪的了，只愿有生之年可以凭吊崖山，以慰不孝之罪。

    崖山是中国一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中国人应该认识它。

    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

    为了复兴宋室，一直不停奋战，但事到如今，已无力挽回了。

    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应该断然作出不辱没您血统的决定。

    我明白了，你没有背弃我，并且自始至终侍奉我，太感谢了。

    陆秀夫面对少帝这种勇敢地态度，不得不强忍住眼泪。

    陆秀夫背起少帝，用带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蒙古军啊，将来有一天，继承我们遗志的同胞，一定会征讨你们的。

    就这样，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

    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

    南宋的陆秀夫死了，赵宋终结，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

    这场战争的两个对手的来历都不平凡，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改朝换代.

    其后蒙元和满清交替的异族入侵，带给华夏人民极大灾难和深重杀戮，这是二个野蛮对文明血腥征服的朝代。

    中间一个明朝，又是以保守自大、丧心病狂且腐朽堕落闻名的（如海禁、如明太祖诛尽开国功臣、明成祖夷方孝孺十族、明思宗碎磔刚刚血战解了京师围的袁崇焕）。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自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

    不少国外的史学家也将宋朝覆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宋以后，特别是宋明相继覆亡于蒙元和后金满清手中时，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断。

    勇烈诚信的人群几被杀绝，民族最优秀成分基本丧失，存活下来的都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衍生出来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后社会总是充满太多圆滑世故的保命哲学。

    再经历宋明理学特别是明代以来的文化自我割后，剩下的古老中华文明基本属于一种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文明。

    虽然古老，却是戗害着最优秀成份的一种老人黄昏式智慧。

    虽不无可取之处，却于历史大格局深有妨碍。

    宋是这样一个铭记了汉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时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着不解精神文化传承。

    南宋之亡，内有贾似道、史弥远奸臣当道，外有刘整、吕文焕望风而降，否则蒙古人不见得能迅速摆平。须知，南宋是蒙古花了半个多世纪才灭掉的，其他国家，有几个可以抵抗蒙古人10年。

    有明之亡，内有崇祯刚愎自用，外有吴三桂、洪承畴之流，尽管不乏忠义之士，但是史公可法的志大才疏，也是历史永远的遗憾。

    崖山之后无中国，历尽磨难的中国人作为整体，究竟在什么时候变得如鲁迅UU小说形容得那般卑微、猥琐、没有气节，已经不可考，消失在历史的浊流中。

    两百年前，英国驻中国首任特使马葛尔尼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千年的发展，华夏成为了世界最富有最文明的民族，“世风日靡，黔首犹着丝衣。”

    宋代冶铁，陶瓷，造船和火药技术都获得了远远领袖世界，西方人总是惊异日本的武士刀最锋利，可是他们不知道，日本的冶铁技术是宋人传过去的，元朝严禁汉人炼铁，因而这些工艺失传。

    南宋的造船技术比18世纪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发达，根据打捞上来的南宋船“南海一号”和相关史料，南宋船长三十米，阿拉伯人惊叹道“东方的宝船简直是一个城市”。

    汉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将火药应用于战争中的，制作了当时最好的火器，可是后来元朝严禁汉人制造火药。

    南宋时期，皇帝权力极其小，诏书必须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才会有效，而人民经常集会议论朝政，北宋末年罢蔡京杀六贼，不是太学生陈东和十几万百姓联名上书施压的结果吗。

    丁大全当政时，陈宗则联合杭州市民集会要求理宗罢免之。而南宋学风自由活泼，技术人员备受重用也是其他文明国家所远远不及的。

    航运促进了大型贸易，商业文明大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伴随的纸币的流行，资本主义萌芽正在茁壮成长，此时西方依然在神教的麻醉下昏昏入睡。

    然而华夏文明在他最辉煌的时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残暴最野蛮的侵略，蒙古人用他们几乎全部力量，打击华夏文明最软弱的政权-南宋。

    蒙古人可以几个月内，就踏平花腊子摸，铲平俄罗斯，夷灭东欧列国，但是在江南的华夏文明面前，他停顿了几乎50年。

    元军攻打襄阳，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军攻打四川，川民杀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杀光，才放弃抵抗。

    扬州李庭之军队抗元，直到扬州人皆死，方才屈服。

    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军依然抵抗，因为根据宋制，投降诏书必须丞相大臣连署之后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国家没有投降。

    而崖山失败后，30万宋军将士只有2万人被俘虏，其余全部战死，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都自杀殉国。

    听闻宋灭后，浙江十万士子纷纷跳海自杀，福建有四万。

    这是什么，这就是华夏精神！

    多尔衮在汉民族最虚弱的时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强大，但是它还表明了其他吗。

    如果一个民族只会用刀，即使他再凶暴，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个蛮族，永远也创造不出伟大的文明，康熙也许喜欢算术、化学和天文，但他永远预料不到这些东西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变化。

    因为只喜欢支配奴隶的他对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没有兴趣。

    这就是康熙为什么要查禁《天工开物》，为什么禁止前明时期大发展的火药技术，为什么要限制民间冶炼钢铁，为什么消灭造船的技术。

    因为他的支配奴隶性统治**是永远不会关心文明的，他只对如何支配他的奴隶感兴趣。

    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们用他们的政策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就是他们的所有统治技巧和残忍暴力只能证明他们对文化的野蛮无知，对杀戮的渴求和与文明世界的隔绝，这就是他们的鞑靼文化。

    一种依托掠夺的寄生文化。

    满清只对培育奴隶和愚民感兴趣，对社会的进步和自由毫无兴趣。

    而华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经世致用的“国士”。

    孟子说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

    强调君臣人格之平等的他，被清室愤恨，于是拆其牌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庭要烧毁王阳明，王夫之，李贽等人的书籍。

    因为此皆华夏文明之象征。

    明末的落后，是所有人的责任，不是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部分人的责任。

    我们的自卑，是我们的无能，我们没有一丝理由更没有任何资格抱怨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和土地。

    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最广阔的土地，凭借这些土地，我们孕育了最多的人民。

    所有人都是这个个伟大荣耀的礼仪之邦中央帝国的子孙。

    虽然韦爵爷花费的时间不多，却说的很是清楚明白。

    而且，韦爵爷居然最终说服了顾秉谦。

    韦宝不但说服了顾秉谦，连魏广微和黄立极这样的铁杆阉党，胆小如鼠，风吹两面倒，习惯了依附于权贵的大臣，居然也主动表示愿意与顾秉谦一起具名上奏给陛下。

    韦宝看向冯铨，顾秉谦、黄立极和魏广微也看向冯铨。

    现在就差冯铨没有表态了。

    加上在此之前，韦宝等于已经说动了丁绍轼支持自己。

    韦宝等于说服了除去冯铨之外的整个内阁！

    “你们别看着我啊，我才刚刚三十出头，资历尚浅，我具名不具名，无关紧要吧？我默默支持诸位阁老便是。”冯铨比韦宝更加大言不惭。

    冯铨的意思很清楚，他很年轻，仕途还很长，不像顾秉谦、魏广微和黄立极。

    你们三个都老了，你们看好韦宝，希望借助韦宝的力量，将来惠及子孙。

    但我冯铨不用这样做，我冯铨还很年轻，我将来肯定是首辅人选。

    等我当了首辅，还需要依靠韦宝什么？

    韦宝淡然一笑，也不勉强，怕节外生枝，便对顾秉谦道：“首辅大人，我们去面圣吧？”

    顾秉谦点了点头：‘韦爵爷，我与魏大人，黄大人，把该做的都做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事情，办不成的，东林党一定会群起围攻。’

    “是啊，东林党掌握的土地是最多的，真的这么做，对他们影响最大。”魏广微也点头表示赞同顾秉谦的说法。

【0962 都是韦宝没有想到的】

    黄立极则看的比较开，“我觉得没什么。”

    阉党的确是很看得开的。

    自从融入了这个时代之后，韦宝能看到，能想到很多以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情。

    杨涟所上的《二十四罪疏》后，由魏广微票拟的圣旨，奉圣旨：朕自嗣位以来，日夜兢兢，谨守我祖宗成宪，惟恐失坠，凡事申明旧典，未敢过行。各衙门玩愒成风，纪纲法度十未得行一二，这本却将从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亲裁尽从旁落。

    至于中宫贵妃并妃事情，宫壼严密，况无指寔，外庭何以透知。

    内言毒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

    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聀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扰，姑不问。

    以后大小各官务要恪守聀业，不得随声附和，有抗违不遵的，国法宪典具存，决不姑息，该部知道。

    实际上，此类把锅往自己身上引，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圣旨，熹宗也不是第一此搞。

    如天启元年十月，刘宗周弹劾魏忠贤时，天启就说：朕自登极以来，遵守祖宗法度，讲学勤政，并无宴游等事。

    刘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当重治，姑从轻罚俸半年，以后堂上官还著督率司属各修职业，毋淂沽名奏扰。

    天启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弹劾魏忠贤，熹宗回复：言官互相攻讦，骋辩求胜，何得无端牵引。章允儒阁揭申救，讲筵奏请，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从私挠？降处允放，各官并推典阁臣，悉朕亲裁，何人厄逐？本内所言交结陷害等事，有何实据？凭何见闻？着周宗建从实回将话来，该部知道。

    天启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周宗建奉旨回话之后，熹宗又批周宗建奉旨回话，自当明白确奏。乃尚牵连揣度，委于风闻，好生恣臆沽直，姑从轻罚俸三个月，该部知道。除去刘宗周、周宗建因与杨涟弹劾得程度及内容有所区别，而导致得圣旨指责轻重、内容不同外，大体都是不差的。

    从中也可以看出，仅仅只是二十四罪疏，根本无法导致天启四年下半年的政局颠倒，其本质原因还是东林内讧和魏广微、崔呈秀等人的依附，这当然也远远谈不上所谓的下大棋，还是熹宗宠信的近侍结交大臣进行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而且即便是如此，魏公公本人对东林的态度，都不是不死不休的。

    时为魏忠贤主笔者数人，世传赵鸣阳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为汶上举人，而郭万程曾受业其门，当杨左之逮也，郭私为营救于内，忠贤意亦将释，而傅应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语，故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惧祸潜逃。

    从中就可以看出了，真正想要东林诸公命的，不一定是魏忠贤本人，而是积极为其筹划的，天启初年被东林排挤，或者和东林反目成仇以及投东林而不被接纳的那批人，借杨涟《二十四罪疏》这个茬开罪魏忠贤，而魏忠贤交结东林又被拒，只能依靠其他外廷之人之力，驱逐东林。

    而这批人则出主意，必定要弄死东林，自己才好上位，内外勾结，才会有东林党祸。所谓的初，忠贤积恨东林诸人，数论其罪，实于三案及京察、封疆无预也。群小欲籍忠贤力为报复地，驱除异己，遂籍此数事一网罗之，清流之祸，此为烈矣。

    把熹宗重用魏公公套上阴谋论，很符合明粉们所谓的如果不是崇祯即位，换个人上，明朝都不会亡这种奇谈怪论，而这种奇谈怪论发明的背后则是明粉们对清王朝的不屑，以及对汉族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覆灭的惋惜，但他们通过各种奇谈怪论，发明历史，各种打着阴谋论、人性分析来占据舆论，显然是犯众怒的。

    如果有一天明粉发现，天启的法子崇祯都用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办？

    崇祯就是不懂政治平衡，就是废除厂卫，就是不收商税，就是不用太监，就是十七年年年众正盈朝。

    宣府年例银每年两，天启六年发8000两，七年发120000两，拖欠两。

    大同年例银每年450630两，天启六年发11488两，七年发137400两，拖欠752372两。

    山西年例银每年206300两，天启六年发29000两，七年发74000两，拖欠309600两。

    延绥年例银每年433739两，天启六年发62470两，七年发173144两，拖欠631864两。

    宁夏年例银每年133795两，天启六年发32072两，七年发99629两，拖欠135889两。

    甘肃年例每年197588两，天启六年发42291两，天启七年发86036两，拖欠266849两固原、下马关年例188191两，天启六年发105195两，七年发70089两，拖欠201098两。

    蓟州年例银每年426871两，天启六年发244976两，七年发157247两，拖欠451519两。

    密云年例每年365391两，天启六年发169258两，七年发151000两，拖欠410524两。

    永平年例每年289866两，天启六年发91693两，七年发105000两，拖欠383039两昌平年例每年140232两，天启六年发115681两，七年发53000两，拖欠111783两。

    易州年例每年146595两，天启六年发65996两，七年发46269两，拖欠180925两。

    天启七年七月丙戌，巡抚山西牟志夔题：冲边缺饷难支，乞发京运以保危疆。

    得旨：览奏，三关京运累年缺额数多，即天启六、七两年欠军饷多月，而西路抚赏尤为无措，饥军待哺，边储仰屋，将何以济。著该即将六、七两年春、夏二年原题京运欠数速行措发，以称厂臣竭虑筹边抒画恤军之意。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陕西巡抚胡廷宴疏言：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外。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乞将前欠银两速发，以奠危疆，报闻。

    天启七年十月丙申，甘肃巡抚张三杰疏言：平镇二千里长边，处处临外。以京运言之，节年累欠至七十余万，天启六年年例尚该银一十五万余两，西安等处欠银自天启元年至今共欠八十余万两。西兵利于马战，而库如悬罄，乞借给十万金以济。旨令带运欠数著户部上紧拨发，民运欠数行抚按查催，勒限完解，马价银两并与确核。天启七年七月壬午镇守宣大太监葛九思题：宣镇缺粮数月，乞亟催二运，以杜脱巾。

    得旨：览奏，宣镇戍军待哺数月，向赖厂臣指纵节发京运以救湏臾。今京、民二运积欠二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饥军将何接济？着该部将京运不拘何项，先行凑发，以济然眉。其民欠着该镇抚、按速咨该省直抚、按严立考成，以完欠数目定大计，黜陟务守催额欠前解该部，都如议速覆行。

    崇祯元年三月壬午，三边总督史永安会同巡抚延绥岳和声、巡按李应公合疏言：延饷积欠相因，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启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至二十七个月。千里荒沙，数万饥兵食不果腹，衣不覆体，盈庭腾诉，麾之不去。间有脱衣鞋而易一饱者，有持器具贸半菽者，有马无刍牧而闭户自经者，有饿难忍耐而剪发鬻市者，枵腹之怨久酿，脱巾之変立生，此延镇缺饷之难也。

    因臣部匮乏，或缺饷五、六个月，或至三十个月，岂不是二年半！

    上问：三十个月是哪里？

    臣对：是延绥。

    东林有两大渊源，一是地方书院讲学，二是万历中期朝廷斗争中反首辅的官员，特别是吏部官员。

    要说阶级代表性，那和诸多其它官僚派系的代表性没啥区别，地主阶级、商人而已，带不了一个“大”字。

    另外还要考虑它的地域性问题。

    其实万历时期的各地官员形成的政治派系多了去了。

    常有人说东林“代表江南”，然而东林党的大本营在常州，一边有统合苏州人的昆山党，一边有浙党，皖南还有个宣城党。

    可谓四面环敌。

    谈迁《枣林杂俎》：万历末，朝士分党，竞立门户。有东林之党，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金坛于玉立等，废居讲学，立东林书院，而常镇人附之。有昆山之党，则顾天峻及湘潭李胜芳，苏人附之。有四明之党，则沈一贯，浙人附之。有宣城之党，则汤宾尹，而宁国、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党，则邹元标；有关中之党，则冯从吾，各同省人附之。

    冯尝督学山西，则山陕合。冯、邹又讲学相善，又江右山陕合也。经济史上所谓的江南指的是明代南直隶的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等五府、太仓州与浙江的嘉兴、杭州、湖州等三府，统共八府一州之地。显然东林连狭义的经济江南都“代表”不了，更别说代表全国的地主阶级了。再来看一个具体例子。

    缪昌期《自序》：朱烏程久棄鄕曲，輸肝吾黨。朱国桢一个浙西湖州人，来参加东林都被常州府江阴县人缪昌期说成是“久弃乡曲”背叛家乡，可见真东林所出的地域范围是很狭窄的。当然，东林初起时又有以讲学会友的一面，所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域性的。那么除了常州一带之外，出身其它地方的那些往往被称为“东林”的官员又是什么来头。

    文秉《先拨志始》：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派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為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元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秦人、晋人、江西人是东林的传统盟友，不过也只是“外此”的盟友而已。齐人经常联合浙人，与楚人并称三党，但楚人也曾经与东林合作。

    黄尊素有句话说的很清楚：晋人争巡抚，先生语太宰曰：“秦、晋、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变，参卹典而关中之人心变，再使晋人心变，是一鬨而散之局也和秦、晋、江西“同舟”的是谁。

    就是狭义的“东林”在政治上的势力。

    这个真东林不过是诸多派系中的一个而已。

    既然秦人和东林经常站一条线，什么“西北多加赋东南不收税”的荒谬性就更明显了，否则他们还不自己打破头。

    一般而言，对党争中派系成员的描述可以分两种的，一种是自己表示的认同，另一种则是政敌的划分。

    很多人自己没有去东林书院讲过学，东林人也没有说过他们是东林，但在政敌眼中他们就是一伙儿的。

    至于阉党炮制的那些东林名单，更是以罗织罪名的方式，把反对自己的人都挂进去，最后扩大化到连顾秉谦都上了榜，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派系分野。

    东林党就是江南财阀的代言人，阉党就是皇帝的爪牙吗？

    有明一朝，江南士子在朝人士一直数不胜数。

    阉党里面的江南士子不见得比东林党少。

    阉党里面官职最高的两个人，大学士顾秉谦、礼部尚书周应秋，一个是昆山人，一个是镇江府，都是根正苗红的江南人。

    甚至可以说，明朝末年无论东林党还是反东林党的人，主干大多数都是江南人。

    一大群江南地主，凭什么阉党里面的江南地主就要反对江南财阀，东林党里的江南地主就是江南财阀的代言人？

    动不动就是什么江南财阀的代言人，只能说见识浅薄。

    狭义的东林党指和东林书院有关的在野及当朝的人员，这是正统东林人比较认可的。

    广义一点的东林党可以指齐、楚、浙三党主持京察下野的那些人，后世有些历史学家比较认同这种说法。

    再广义一点，可以说是反对阉党之人，广大网友比较认同这种说法。最就明亡之后东林党殉国人数来说，并没有辱没读书人的称号。

    李自成打到北京，一矢不敢发就投降的是京营。

    身负崇祯信任，负责守城却直截了当开门投降的是太监曹化淳。

    先投李自成，再投后金的是吴三桂。

    革鼎之际，事多难言，只盯在钱谦益，用一些子虚乌有的水太凉、头皮痒的段子来娱乐，没什么意义。

    后世很多人谈起大明，对于东林党都颇多非词，对于阉党等批评得没那么痛心疾首。

    爱之深，责之切。历史学家之所以对于东林党的一些行为非议颇多，是因为他们认为若是不天天党争来、党争去，东林党、齐党、楚党等的一批人是有可能帮助明朝重新振作的。

    但是他们这些读书人没做好，所以恨铁不成钢，所以骂东林等一批人因为党争耽误了大局。

    那为什么不骂阉党呢？因为懒得骂。

    说顾诚在《南明史》里为什么对史可法几乎是指着鼻子骂，对于那些真正投降卖国之人，如四镇和左良玉部，言辞反而没那么激烈。

    不是顾诚要故作反动，而是他认为史可法可以拯救南明，但是他没做到，所以顾诚怒其不争、哀其无能。

    东林党的确不全部是善男信女。

    他们非议东林是因为觉得东林好还是不好这件事有争议，不骂阉党是因为他们觉得阉党是垃圾这件事没争议。

    大明版共济会，怎么可能是“善男信女”呢？

    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而且不乏党同伐异的斗争手段。

    所谓有斗争意识，指的是东林党掌控政权的终极目标。

    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

    这个东林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

    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

    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黑暗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顾宪成和东林党。

    历史的真相，恐怖如斯！

    那么这个可怕的组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当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星。

    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

    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叶向高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星。

    顾宪成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的平民，他在暗中操纵着一切，与皇帝分庭抗礼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

【0963 韦宝没有想到这么顺利】

    不了解明代内阁权力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与六部之首吏部的权力斗争，就不能认识到万历二十一年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阁部之争”的体现。

    也就无法理解顾宪成与他的同僚们为何前仆后继地一再与内阁作对，只能解释为顾宪成这个“幕后黑手”操纵他的上司。

    不了解内阁与科道利用与反利用的博弈，就不会明白为什么会有“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的局面。

    只能把言官视为一群疯子或表演型人格障碍患者。

    不了解吏部各司的职掌和内阁阁臣的具体流程，就不能理解五品郎中何以能够与皇帝过招。

    只能归结为深不可测的能量。

    不了解京察制度的诸多成例和阁臣“徇庇以挠察典”的泛滥，就不会理解京察制度的崩坏和沦为战场。

    只能把围绕京察的斗争视为公报私仇、党同伐异。

    不了解嫡长子继承制对古代王朝政治稳定的重大作用和时人观念对此的重视，就会把立太子视为“皇帝家事”。

    而把“争国本”视为争权夺利的幌子，甚至对皇帝报以同情。

    不了解东林书院的规章制度，就会把讲学理解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把书院想象成一个**势力的基地，甚至脑补出“号令周边各县”的场景。

    不了解东林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了解东林学派“经世致用”的主张，就会把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归结为乡党势力和朝廷重臣的支持，把东林党人想象为只会嘴炮。

    甚至把“袖手谈心性”这种东林学派带头批判视为东林党的流毒。

    后世的人基本未脱出“东林党争误国”的论调，对东林党人的气节还是承认的。

    东林一党，站在道德高处看的话，往往持有二元论，非黑即白。

    “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

    如浙、楚、齐党不少官员，与东林政见不同，就被列入邪党。

    东林以京查为方式，将非东林政治主见者一概斥为邪，直接迫使了反对东林主张的官员抱团取暖。

    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小人之玷。及至魏忠贤坐大，反东林者纷纷投靠其。

    最后成了所谓“阉党”与东林党争朝政的格局。

    说起来，被东林早期打入邪党，后来崇祯朝平反东林又列入阉党的，一些人确实有能力且为官不算差。

    例如与齐党党魁之一的礼部给事中亓诗教，被**星斥为凶邪，**星在天启三年京察中将亓等浙、齐党四人弹劾，吏都给事中魏应嘉为此提出异议，不同意对这四人处理。

    但**星却坚持已见，并著文《四凶论》，把亓诗教等人比作上古尧舜禹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

    最终四人以素行不端为由撤职。

    然查亓诗教之事，其并非大恶之人，反而是有能力，品行端正之官。

    在淮安府出任，颇有政声。

    天启年巡抚河南等处地方，并提督军务，兼理河道，政绩也颇为可见。

    万历三十五年，万历敕命曰：“直隶淮安府推官亓诗教，志行端纯，才遒朗练，自抢廷献。再理邦刑，而尔能察丽，求中缘，经辅律敬，慎重一成之。”

    “明万历四十三年，东省大饥。次年正月，人相食。亓诗教特疏请赈，得发帑币二十三万两，全活甚众。东人感德，为立生祠于莱西郊外”

    万历四十三年，万历也下敕令给元诗教之父亲，赞赏其教子有方，其中曰：子之能仕，岂独父训哉！亦有以母而成父之志。及成而不获食子之报，其情良可念矣。而增孺人程氏，乃礼科给事中亓诗教之母，妇德孝恭，母仪圣善。丁年挽鹿，备赏井臼之劳；丙夜和熊，克赞诗书之业。

    亓诗教又对朝廷在山东推行的粮食征购政策以及存在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用停征、改折、抵平、留人四种方法，调整山东粮食征购政策和税收方面存在的问题，解救了山东百姓，特别是青州一带的叛乱，饥民免遭生灵涂炭。

    为了感激亓诗教对山东百姓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莱芜、青州两地百姓在莱城城西为亓诗教修建了生祠，以表达两地对他的爱戴之情。

    其中莱城一坐生祠有一首诗赞美元的功绩：“觥觥静初祖，独立万仞巅。河南开府临，孤月当空悬。清风携两袖，大任克负间。当其立朝日，风霜肃班联。每有所论列，毅然一身先。其时东省饥，青州独尤焉。洋洋数千言，至诚乃格天。亿万万生灵，顷刻获安全。公德系人思，功业垂史篇。”

    在天启三年被东林当成四凶驱逐，天启五年东林倒台又重新上位，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并申请外放远离党争之地。

    然而崇祯初年，阉党倒台，遍索阉党余孽，亓诗教以依附阉党冯诠等人论罪，最终罪及次一等，赎徒为民。

    站在皇帝的角度看魏忠贤，魏忠贤是忠臣能臣。

    甚至可以说魏忠贤是第一忠臣，所有说魏忠贤要造反的史料，都是错误的，因为找不出他确切要造反的真凭实据。

    而且魏忠贤造反也没任何的意义。

    别说天启，崇祯他都不反，忠心耿耿当一条老狗。

    很多人说，崇祯掩饰的好。

    崇祯那演技，糊弄糊弄普通人都不一定行，人家魏忠贤就靠演技出身的。

    玩权谋，崇祯这种毛头小伙子，哪里是魏忠贤的对手。

    别说崔呈秀、顾秉谦，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崇祯要动魏忠贤，魏忠贤到底也没反。

    皇帝要钱，魏忠贤给弄来钱，算是挺有能力的。

    皇帝要大臣听话，魏忠贤帮着监督各诸侯大臣，这帮人家里掉个铜板，皇帝在宫里就能听见响声。

    皇帝要朝政清平，魏忠贤监督各种规章制度、抚恤赈灾的实行。

    魏忠贤再怎么折腾，也没损耗你皇权一分一毫。

    魏忠贤就是皇权的代表。

    说魏忠贤拉帮结派，当九千岁。

    搞政治的，谁不拉帮结派？

    大明开国，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朱元璋还杀个什么劲？

    胡惟庸、李善长为啥死？还不是拉帮结派尾大不掉。

    后面太子党燕王党，后面的齐楚浙，后面反派严嵩温体仁，正派的三杨张居正，历朝历代没有一个不拉帮结派的。

    站在东林党的角度，大多数地主文人的角度，魏忠贤就是地痞、流氓。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魏忠贤跟普通老百姓没啥关系，非要说有啥关系，比后来某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东林党玩意好多了。

    魏忠贤属于最底层的穷苦人出身，还知道站在百姓的角度考虑一下。

    等东林党完全掌权，那帮家伙，为了搞钱，全然不顾民间疾苦，连皇帝都不管的，硬生生让大明过早灭亡了。

    否则以大明的底子，真的没有那么快倒台。

    所以有人觉得如果天启皇帝朱由校不死，大明能多存活很久，韦宝是相信的。

    至少，天启皇帝朱由校不死的话，魏忠贤能一直掌权。

    在权钱的长期诱惑下，魏忠贤做的还算是不错了，至少比东林党掌权好得多。

    所以韦宝觉得崇祯不应该杀魏忠贤，给人留一条生路，让去守灵也好。

    魏忠贤这样的人只要不死，很多人就会有所忌惮，会老老实实干点活，至少不会把崇祯当个二傻子一样哄骗。

    崇祯那点水平，只会哭着求大臣捐银两打建奴，再勤政也没有用，既没有多少经验，也没有多少学识，不是人人都能天赋异禀当好偌大的一个帝国的皇帝的。

    魏忠贤文的武的、好的坏的、明的暗的，魏忠贤有一百多种办法从大臣那里搞来钱，这就是水平的差异。

    那对待下面的事情来说。

    魏忠贤要搞走孙承宗，但魏忠贤在扶持完全没有关系的袁崇焕上，就能显示出还是看重办事的人的能力的。

    袁崇焕再怎么折腾，只要还能打仗，做的再过分，魏忠贤只会打压他，会留着打仗。

    魏忠贤死了，袁崇焕只要做错了，从上到下，直接要他命。

    所以韦宝现在看问题特别佛系，比较全面。

    觉得说魏忠贤好，说魏忠贤坏，都有道理，各个角度不同，观点肯定不同。

    反正从韦宝的角度来说，魏忠贤是扎扎实实帮过韦宝不少忙了。

    没有魏忠贤，韦宝不可能金榜题名。

    韦宝也不可能拿稳辽南，拿稳韦家庄，也搞不出海防总督衙门。

    人本来就是最复杂的，最具有多面性，人人背后都有小辫子，人人都有阴暗面，只要吃喝拉撒睡、吃五谷杂粮，就会有缺点。

    在金钱和权力的常年腐蚀下，还能心系老百姓、心系天下苍生，这种人很少，连韦宝都时常感觉要在上流社会迷失自我了。

    都是普通人，没有几个人能承受上流社会的**生活。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海瑞，别说三五年不吃肉，两三天不吃肉就能馋得慌。

    要是在太平盛世，魏忠贤就是个地痞、流氓，没问题。

    但处在明末这个重大的历史节点，魏忠贤是皇家的利刃。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大明帝国已经不是又大又强又富又美，而是外强中干、虚弱憔悴的病秧子。

    这时候，不需要仁义道德、不需要孔孟说教，需要的是苟延残喘。

    大明，需要的不是崇祯这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一条道走到黑的极端分子，动不动就要拿出硬币抛出来，和满清乱民赌输赢，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样的人是不行的。

    满嘴仁义、内心盘算家里小金库、晚上哪个姨太太过夜的伪君子，更是不行的。

    这时候的大明，就需要魏忠贤这样的地痞、流氓，只要谁能耍够无赖把钱搞来，让边兵能有战斗力，让大明撑下去就行。

    只要魏忠贤能镇住那些伪君子，让那些伪君子不那么无耻，锦衣卫东厂能上蹿下跳让这帮大臣不得安生，老老实实干点活就行。

    只要魏忠贤能再耗个几十年，撑过小冰河时期就行了。

    至于满清，更好说。

    只要能糊弄几十年，满清就完了。

    满清是世界范围内，骑兵最后的辉煌。

    这个辉煌只是昙花一现，新的火器、新的战法只要出现，满清的骑兵就没有那么大优势了。

    再就算满清骑兵能一直保持战斗力，但是满清的高层不会一直稳固，实际上，满清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非常严重，只要有一次处理不好，马上就是内部分裂，自己把自己玩残。

    满清前期每次权力交接，其实就是走钢丝，所以大明只要把满清挡在关外，满清不会每次都能稳稳的走下钢丝。

    韦宝此时面对的大明，屋漏偏逢连夜雨，外面哗哗下大雨，屋里淅沥淅沥下小雨，这时候，找个盖过皇宫的能工巧匠来，一点用也没有。

    韦宝随着几位内阁大臣一道入宫面圣。

    不，应该说随着所有有资格上朝的大臣一起入宫的。

    和预想的一样，天启皇帝朱由校今天又不打算临朝了，魏忠贤一句散了，便完事了。

    几个内阁大臣倒是很有默契，没有马上走。

    魏忠贤也没有过来和几个人说话，而是由一个司礼监大太监李永贞过来。

    “几位阁老，韦爵爷，请随老奴来吧。”李永贞笑道。

    李永贞笑的很温暖。

    韦宝暗忖，这些个老太监，大太监，小太监们，个顶个都是人才，要是跑到现代搞销售，人人都有资格当销售经理，至少看着让人感觉舒服。

    几个阁臣都面无表情，尤其是丁绍轼。

    作为唯一的东林党大臣，丁绍轼现在不管是在内阁，还是在宫内，都仿佛谁都欠了他很多钱。

    丁绍轼在私下还会与韦宝说话，有人在的时候，连韦宝也是不理的。

    几个人随着李永贞到了平台，天启皇帝朱由校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韦宝看到皇帝身边站着一个熟人。

【0964 初见杨嗣昌】

    这个熟人不是别人，是天地会统计署的一名骨干。

    叫李元忠，是与统计署主任林文彪差不多资格的。

    李元忠也是从老林子柳子帮出来的，当时已经当到了站长级别。

    李元忠入宫，是韦宝安排的，但韦宝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做一些残忍的事情。

    比如自己那啥了，自己把自己弄成不是完整的男人。

    韦宝不会做这种事情，也不需要。

    如果缺太监，是不难弄到的。

    很多自己把自己弄成不是完整男人的穷人，弄了之后，依然没有办法入宫，因为入宫也是要关系的，要挑选的。

    如果需要往宫里面派人，完全可以弄几个这样的人就可以了。

    当初韦宝派了几个人。

    李元忠、和另外一个白有根，都是自己把自己搞成不是完整男人的，在柳子帮的时候就已经不完整了。

    另外还有一个在魏忠贤身边当太监，另外一个宋三狗是后来安排在信王府，通过李成楝，但不让人知道和李成楝有关系。

    所以，天地会统计署打入宫内和朱由检身边的密派是非常成功的。

    早在韦宝还没有发迹，就办了这件事。

    当然，这其中韦宝本人也是功不可没，因为韦宝一直很重视情报这一块。

    随着天地会统计署的实力越来越强大，通过资源，让这几个人逐渐混出头，比如李元忠现在已经是能够跟随在天启皇帝朱由校身边的太监了，这就很不错了，至少算是中等太监，还是比较被重视，与魏忠贤关系处的不错的那种。

    否则，能留在皇帝身边的太监，都是经过了非常严格挑选的。

    魏公公是北直隶肃宁人，阉党骨干崔呈秀、魏广微、冯铨等人也是北直隶人，要不要说这是阉党给家乡免税呢。

    然而这时候根本还没有阉党这个政治集团，魏公公也没那么大影响力。

    恐怕明朝皇亲国戚的庄田多在北直隶的原因更大。

    天启六年的时候，大明朝廷预征了明年的三成的加派。

    天启7年除了收齐本年的七成之外，又预征了下年的三成。

    这样相当于朝廷又临时加收了100多万两。

    此外天启3年起，楚、桂、蜀、滇四省的辽饷加征改用于镇压奢安之乱了，这样辽饷专款中的田赋加派的收入就减少了82万两。

    天启3年的额数是348万两。

    直到崇祯三年，明廷为了应付己巳之变之后大增兵的新局面，在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建议下，又加派每亩0.003两。

    所谓杂项，是天启元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汪是东林党，提出的多种增加收入的名目的总称。

    汪应蛟在奏疏中称每年增加收入可达296万两。当年开始实行，但未规定各省具体的份额，共征得116万两。

    天启2年只收到65万两。

    天启3年开始规定各省具体份额，其中楚、桂、蜀、滇四省杂项收入同样镇压用于奢安之乱，其它各省共定额181万两。

    根据天启3年的份额，说明杂项中包含卫所屯田的“子粒”收入，之前没有参加辽饷田赋加派，现加收23万两。

    优免丁粮，明朝官员、有科名者、为政府服务的儒士、吏员等人分别享有免除本身的差役及减免不同数额的田赋的特权，现除秀才之外，酌情加收，共44.4万两。

    这显然就是所谓的“向士绅收税”。

    以上两条实际上是继续增加田赋收入。

    平籴仓是地方州县的储备仓，平时每年入藏一定数量的粮、银，饥荒时用于赈济。现将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中央。共14.6万两。

    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强制从民间调发，后来逐渐取消强制性，改为地方政府加收工资即“工食银”，从民间雇佣。

    “工食银”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万两。

    马夫祇候：类似工食银，是将给地方官服务的马夫等人的工资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近10万两。

    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各省的督抚和巡按御史以中央官员身份到地方上办差，本无直接的地方财政收入可以支持，按例地方上要调拨办公经费，且督抚办案有罚金之权，也可充当经费。

    现将这些经费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19.8万两。

    中央从地方财政中争夺收入。

    房产交易税，税率2%，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5等，每年分别征税10-50两不等，额征19.5万两。

    以上两条可是向金融、房地产两大暴利行业征的税啊，又不影响“实业”。

    准许民众捐银130两买生员身份，未见定额。生员可以不纳丁银，这实际是在出卖一种免税特权。

    规定税额很详尽，然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每年还是只能交上来60多万两。

    到崇祯二年户部开始做预算，把杂项重新规定为97万两，显然是现实面前的无奈举动。

    这次预算把之前征不上来的“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减去了，但崇祯四年预算中重新出现了这项，并开始征收“生员优免”40余万两，向之前仍然赋予免丁役特权的生员下手。

    盐课盐课加征是天启元年户部主管辽饷的官员新饷司郎中杨嗣昌提出来的。

    当时明廷使行“纲法”，规定一批固定的商人每年认购盐引。

    本来商人在认购盐引时就要交纳“余盐银”，实际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户、盐田的控制权，反而将这笔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现在认购盐引时还要交额外的辽饷，天启3年辽饷数据中有“盐引银”32万两，可能就是天启元年定下的数目。

    天启4年5月曾加征盐课54.7万两，但这笔加征持续时间不详，且后来叙述辽饷者都未提到这笔加征，很可能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

    之后又有一些陆续的加征，实际数额不详。

    崇祯三年将之前的盐课加征都归入辽饷，并将额数增加到94万两。

    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设有钞关，对过往船只根据载货量进行征税。有的钞关还同时征缴对商人货物征收的“商税”。

    天启元年在原额34.5万两的基础上加征6.5万两，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并加征13.5万两。

    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

    至魏公公征收工商税除了落在这13.5万两上，实在是无迹可寻。

    魏公公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坐赃”没收家产倒是有的，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约在崇祯2年，又增加5万两。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33.6万两。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

    总体来看，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

    杂项、盐课、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时期定下来的。

    至于崇祯年间，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当铺爱国捐、盐课、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而且都增加了。

    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似乎没加过什么税。

    魏公公这几年增收盐课，盐是专卖品，只会转嫁给民众、助长私盐，铸造劣质铜钱牟利，大肆诬告坐赃，卖紫禁城骑马特权，征收各地方的库银。

    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着“以助大工”的旗号，就是为了给天启皇帝修三大殿。

    这殿工天启初年暂停，5年二月重开，到7年8月修成，紧接着熹宗就驾崩了，两年半修完，不可谓不快，耗银595万两，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

    阉党的干将崔呈秀、孙杰，天启末年干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儿。

    魏公公还有一招“捐助”，一开始是号召各王府捐助，这还罢了，毕竟有固定收入，后来把任务摊派到在职官员身上，于是就搞出许多“私派”。

    本来官员要擅自在辖区内加税是不行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堂，至少可以在组织内部搪塞了。

    韦宝除了认出了李元忠，天启皇帝朱由校身边的其他人，韦宝是不认得的。

    其中居然还有一个官员。

    这在韦宝看来比较反常。

    因为朱由校连内阁大臣都懒得接见，更别说一般的大臣了。

    这个大臣穿着五品的朝服，显然品级很低，按理说是没有资格在这种平台地方议事的啊。

    “小宝，你来了。”天启皇帝朱由校很热络的道：“都过来。”

    天启五年十月甲申户部尚书李起元以国计匮诎，採集舆论：一、暂复榷税，议檄行各省直抚按查境内关津扼要，水陆衝衢，照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征什一于商贾，事平即止，仍慎择榷官，严禁骚扰。

    暂纳充附，议令民间俊秀子弟纳银一百三十两，淮充附学，各生纳银之后，该州县申详学道，照尝鼓乐送学，遇岁考科举一体考试，不得分援纳名色。

    广开屯田，议令关门内外凡膏腴之地，设法屯种，其在省直，行各该道备查各卫所原额屯地若干，见今实在徵粮若干，其地亩不敷原额者，见系何人占种，履亩清查旧田，无使影射新垦处，以本工限三月内造册报部。

    申饬茶马，议令囤户卖茶及茶商兴贩告引给繇与批验纳货等项，务遵引繇条例，逐一查照批验，必无夹带，方淮放行。盘获私茶并船车头畜等物，一槩入官。

    申明盐法，近有积姦吴惟顺剏议新法卖窝指商，一时商人惊散，幸本部条议三十万之咨至，而商心稍定，然三十万之内亦有难行者，今量将一、二十万坐发运司，作为年年铸本，年年将铸息按季解部，以为积贮，仍将吴惟顺付盐臣罚治。

    至如先年征倭、征播加派钱粮，事平之后已奉旨概行蠲免，然闻各省直有已徵未解尚留在库者，又有朝廷虽蠲而司府州县仍行带徵，借作别项支用或抵充公费者，乞敕抚按官尽数清查，以解臣部。得旨：诸款凿凿可行，榷税照旧例量徵，委廉能甲科推官管理。

    入赀充附既非虐取贫民，又不壅塞仕路，各省直提学官即如议遵行，一体考试。屯田籽粒实数，著各抚按管屯设法清查，依限报部。

    其征倭、征播加派钱粮已经蠲免，有司毋得溷徵。茶马、盐法俱依议著实举行，有虚文抵塞视为故事者，你部会同该科参来重治。

    天启五年十月，户部尚书李起元提出照万历二十七、八年故事，暂复榷税，得到熹宗同意。

    因为早些时候的天启五年二月，三大殿复工，有大量的殿工急需材料通过各种方式入京，明熹宗便把这部分货物免去征税。

    天启五年十一月戊申工部以殿工急需物料，商人因税阻滞，请免税以劝来者。

    上从之，仍命户部行一切内外关津门禁，凡系殿工物料，俱照例免税。天启六年正月戊申上传与户部。

    榷税暂复，用济急需，当在关津渡口商贾凑集之处，其芦沟桥及各处负贩柴米者，悉与停免，毋得概徵滋扰。天启六年四月丙申上传与顺天府。

    近京煤米担负与商客往来已有明旨，不许抽税。

    今闻通州仍榜示收徵，该府即作速禁止，不得朦胧故违，致扰商民。

    明熹宗对部分地方和物品因为特殊原因禁止征税，那么一个月后阉党骨干分子崔呈秀以辞官威胁明熹宗废除半年之前恢复的新复榷税，并得到明熹宗的同意。

    可以看出，根本不存在所谓收工商税。

    天启六年五月己未督察工程崔呈秀、杨梦衮俱以天变陈言，有暗相指摘者，具疏求去，因言新复商税、拖欠物料、捐俸助工三事。

    得旨：大工紧急，何得因言求去，宜即出供职，不淮辞。榷税一节，户部因军兴无措，农民困苦，地亩难以再加，疏请暂开，万不获已，原非朕意，著槩行停免，以惠贫商，有司朦胧徵收者参治。拖欠物料，责成抚按严催类解，不必遣官。捐俸助工，会典可据，在京尚书以下，在外州县正官以上，俱捐俸薪一年，余俱免捐。

    一个月过后，明熹宗正式颁发各地，明令不得再征收。

    天启五年十月，新复商税。

    天启六年闰六月丁巳南京御史罗万爵言：皇上下德音，罢复税之议，欢声雷动，引而伸之，民间所苦，无如带徵。惟正之供己自不赀，辽饷之沠又不能少缓，民力止有此数，足于加派必亏于正额，况兼之带徵，骨尽而髓不継矣。今带徵即难槩置，而催科要分缓急，与其使民分力于远逋而亏额于本年之新饷正额，何如使民并力于正额新饷，而薄责于带徵。

    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臣所为引伸漙被者，计无先于此。得旨：停税奉有谕旨，速宜颁示通衢，使商人望关津为乐境。至带徵钱粮，朕念民力有限，天启元年以前尽行蠲免，已徵在官者即著扣筭还民，侵在书吏者不得复洒花户，元年以后照尝徵解，宽其旧徵，以急其新。其本年各项正额，务要及期速完，仍刊定榜册，使百姓晓然共见、共闻，知朝廷与民休息至意。

    天启六年闰六月十七日，明熹宗正式罢免天启五年十月在户部尚书李起元建议下恢复的新开商税，总计连一年时间都不到。

    天启六年九月七日巡抚福建右佥都御史朱钦相言：近奉明旨停止榷税，此浩荡皇仁，臣子敢不仰体。惟是闽中税分新旧海澄洋税，与福州税课司从来额徵，以给兵饷，且彭湖向为红夷窃据，今筑城增兵，远海长戍，俨然一重镇，兵不可撤，则舍洋税饷无所出，相应仍遵前旨，以济急需。

    若闽安、竹崎等关，则万历年间新开之税也，新税已停，无容再议，但未奉旨之先已收过闽安等税四千余金，傥蒙留抵新饷，固出特恩。

    若以大工浩烦，仍当解助，非臣所敢妄觊也。得旨：海澄洋税与福州税课司从来额徵，以给兵饷，淮照旧行，不得与新税同免。

    其收过闽安等税银四千余两，仍著解进，以助大工。

    福建一省总计收到新复的商税不过四千两，还被用去修了三大殿。

    之后，明廷又陆陆续续罢免了其他商税。

    天启六年十月戊申镇守山海太监陶文言：关外潘家口、桃林界、岭冷口等处每年所抽木税等银，通计四千有余，原非正额之供，久作虚糜之耗，乞敕部酌议，或解助大工，或存留修筑城堡。得旨：边口各商贸易良苦，各口税银既不系正供，著尽行蠲免，以彰朝廷恤商德意。天启七年正月辛卯免榷潼关、咸阳商税，从陕西巡按庄谦请也。

    天启七年五月癸未，浙直等处商人翁元等以鄚州药王庙商税蒙厂臣奏免，请许捐资建坊，以彰仁化，许之坊名，显德流芳。

    可以看出，天启年间压根不存在一个专门压迫商人，在商人身上拔毛的魏公公。

    相反，魏忠贤和其同伙倒是罢免了不少商税。

【0965 杨嗣昌】

    九千岁魏公公收矿税是无稽之谈。

    开矿这个话题在天启朝几乎是一个禁题，谁提开矿，明熹宗必然严加训斥。

    天启元年十月九日府军右卫后所百户陈有继奏请开矿，命付诏狱治之。有继论斩，并谪同谋御马监内璫梁运南京军。

    这位后辈想学前辈怂恿万历开矿一般去怂恿明熹宗也开矿，他估计不知道明神宗在临死之前遗诏罢除矿税，熹宗他爹在继位之前以太子令旨明确罢除，熹宗继位以后也再三明令矿税业已罢除，结果撞在枪口上，被朱由校论斩。

    魏公公时期，天启五年九月十四日御史杨新期疏请开才用，得旨：方今海内虚耗，正宜休养民力，何得以开矿生衅？

    杨新期不谙事体，姑不究。

    这位名列东林点将录的杨新期请求开矿以济国用，竟然被明熹宗以不谙事体责备。

    明熹宗才是真正的身在阉党，心在东林。

    天启七年三月初六丰城侯李承祚疏陈三议：一、江西南赣吉三府仍食淮盐；一、开采珠池、一开铜矿以资鼓铸。

    得旨：珠池、铜矿封禁已久，如何辄议开采，以惊扰地方。江西南安等三府食盐应否全归淮额，该部议妥具奏。后部覆请以吉安一府食淮盐，从之。

    谁敢提开采，明熹宗就训斥谁。

    天启七年五月十七日掌内官监太监李永贞题：银矿洞口封完，乞勑严禁，以保久远。

    得旨：据奏，近畿矿洞俱已封固，又将山场草木烧燬，盗贼敛迹，具见恪守厂臣法令，勤劳敬事，即著行霸易二道永久扃闭，并涿州参将以及各该州县正官分防协禁，严加巡警，如有疏虞，将地方官参来重处。所以魏公公也就顺着主子，干脆把近畿的矿洞都给封了。

    所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贤搞钱的法门实在是不多的。

    魏忠贤搞钱也不是为了大明朝廷搞，主要为了个人，都靠贪污。

    所以，魏忠贤对于韦宝搞钱给皇帝，是持肯定态度的。

    魏忠贤自己弄到手里的银子，自然舍不得拿出来给皇帝，拿出来给大明朝廷。

    但魏忠贤作为掌权者，很清楚皇帝和朝廷比他更加需要钱。

    韦宝在这一年当中，已经陆陆续续向皇帝提供了超过三百万两的巨额银两，这也是为什么朱由校看见韦宝像是亲人一般的原因。

    韦宝和几位阁臣，一起恭恭敬敬的向陛下行礼。

    “行了，都平身吧。韦爱卿，朕听闻你昨日来京的，一路路途劳顿吧？”朱由校向韦宝招手示意道：“你站前面来。”

    虽然韦宝的官阶仍然只是正三品，在这里根本排不上号。

    但韦宝现在是侯爵的身份。

    别说是侯爵，就是最低等的伯爵。

    有爵位就是不一样的，可以说，韦宝是在场的人当中品级最高的，甚至比顾秉谦都高，都说的过去。

    所以韦宝向几位内阁大臣拱手示意之后，也没有谦虚，便按照皇帝的意思，站在了离朱由校最近的地方，“谢过陛下关心了，昨儿个傍晚到的。”

    “嗯，朕今日听闻你与几位阁老一起入宫见朕，朕很欣慰！韦爱卿啊，你不但能文能武，为大明朝廷增加了许多银子进项，还为朕和朝廷挡住了不可一世的建奴，丰功伟业，堪比太祖爷与成祖爷一代的从龙功臣。”朱由校笑道。

    “陛下言重了，微臣惶恐。”韦宝赶忙谦逊道。

    在宫外，韦宝无论怎么趾高气昂，不低调都没事，在皇宫，在皇帝面前，韦宝还是懂的低调的。

    因为皇帝能随时要自己的命，皇宫也没有警卫力量保护自己，这一点，韦宝很清楚。

    不光韦宝很清楚这一点，每一回韦宝入宫，韦宝的手下人都会很焦虑。

    像是林文彪，恨不得能随着韦宝一同入宫，但那不可能。

    “大家都坐下谈吧，今日不是上朝，不必拘束。”天启皇帝朱由校对几名阁臣道。

    几名阁臣也不谦让，道谢之后，便在太监们搬来的位置上分别坐下了。

    只有一个臣子，仍然站着，就是刚才引起韦宝好奇的那个五品官。

    在地方上，五品官不算小了，但是在京城，真的只是小吏而已，在皇帝面前，更是小吏中的小吏。

    “他叫杨嗣昌，是户部的主事。”朱由校道：“杨嗣昌，你对大家说说今年的财政缺口有多大。”

    “是，陛下。”杨嗣昌答应一声。

    韦宝心中微微一凸，才知道这就是杨嗣昌。

    杨嗣昌的大名，韦宝在重生之前，在现代的时候就比较熟悉。

    这位老兄在天启朝不算什么，但是后面在崇祯朝，可是了不得的人物，简直可以说是主角级别的人物，戏份甚至比崇祯还多。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年二月二十七日，杨嗣昌出生于明朝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他是三代单传之独子，父亲是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三边总督。

    武陵杨氏原籍安徽郎溪，在洪武年间因诖误而发配武陵充军，后代逐渐崇尚文学，追逐功名。

    杨嗣昌在家风熏陶下，自幼潜心读书，埋头科举，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及第，开启了从政生涯。

    韦宝十五岁金榜题名，但韦宝的功名都是搞鬼得来的，并不是真本事。

    人家杨嗣昌就不同了，十七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金榜题名了！

    这是货真价实的大儒了。

    在封建科考时代，做官晚和做官早，天壤之别，但凡能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年少就金榜题名的人。

    张居正是如此，杨嗣昌也是如此。

    因为只有年少提名，才有足够的时间熬资历，才能在年轻的时候在朝政中发挥作用。

    人一旦老了，就会缺乏斗志，很多事情就没有了锐气。

    杨嗣昌步入仕途后，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擢户部郎中，同年十二月至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迁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

    天启二年五月初二日刚上任就替登莱巡抚袁可立向皇帝请饷，“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

    到天启五年，1625年，，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渐有擅权之势，与朝中东林党人矛盾日益尖锐，杨嗣昌为躲避政斗漩涡，遂称病挂冠，隐居家乡。

    其父杨鹤亦被魏忠贤罢官，返乡与杨嗣昌一起隐居，过着优游林下的生活。

    当时，后金侵犯明朝，辽东告急，军需吃紧，杨嗣昌留心边事，将他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编为《地官集》二十卷。

    现在韦宝与杨嗣昌见面的这个时间点，就是杨嗣昌父子快要暂时离开大明朝廷的节点。

    天启七年，1627年九月，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

    不久后，魏忠贤被扳倒，杨鹤、杨嗣昌父子亦先后被起用。

    崇祯帝还未登基时，就看过杨嗣昌的《地官集》等书，赞叹杨嗣昌的才能。

    崇祯元年，1628年，杨嗣昌分巡河南汝州道，加右参政，不久后移霸州道。

    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迁整饬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

    此时，他的父亲杨鹤因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任上招抚流寇神一魁失败，被下狱论死，杨嗣昌闻讯后三次上疏请求辞职，以代父罪。

    结果崇祯帝免了杨鹤的死罪，而改戍江西袁州，然而却没有让杨嗣昌辞职，还多次温言抚慰，激励他尽职任事。

    翌年五月，杨嗣昌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海关、永平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他在任内整饬防务，修筑山海关两翼城。

    崇祯七年，1634年九月，他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赴任后六次上疏陈述边事，并主张开矿招工以瓦解乱党，多所规划，给皇帝的印象是异才可用。

    不久后，杨鹤去世于袁州，杨嗣昌回家丁忧，一年后又遭继母丁氏之丧。

    这时，关外满清入塞大掠，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帝决定起复杨嗣昌，遂于崇祯九年，1636年十月下旨夺情，命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三疏请辞，崇祯帝不许，他便于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中心。

    此时是1625年年底，杨嗣昌只有三十六七岁年纪，离四十岁尚且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再过十二年不到，杨嗣昌便将居于高位，影响整个大明的朝政和军事。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

    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杨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

    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

    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杨嗣昌对明朝未来的规划可归纳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其对策主要集中于前两点。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2万，其中步兵74000人，马兵36000人，并增加饷银2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于是崇祯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杨嗣昌所提的三点纲领，都是为了实现他“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来服务的。

    这一计划的执行依靠的是五省总督洪承畴和五省总理王家桢的配合，洪承畴已在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颇建功勋，但王家桢被杨嗣昌认为是个庸才，不堪此任，于是杨嗣昌经密友礼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绍，向崇祯帝推荐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五省总理。

    各省督抚在杨嗣昌的指挥下，围剿农民军有了很大进展，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广农民起义军领袖刘国能、张献忠先后受熊文灿招抚，杨嗣昌鉴于其父招抚失败的教训，提出反对意见，并主张刘、张等杀贼自效才可信任，崇祯帝和熊文灿急于招安，杨嗣昌只好顺从皇帝意见，相信了农民军的投降。

    结果刘国能确实效忠明朝，但张献忠却是假招安，最终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时的闯将李自成正在洪承畴、孙传庭等的穷追不舍下势力锐减，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率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逃亡商洛山中。

    杨嗣昌所说的“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就要走到尽头。

    就在杨嗣昌紧锣密鼓地指挥围剿农民军的同时，亦开始筹划对清议和的事宜，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

    同年五月三日，崇祯帝在中极殿以“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为主题策试大臣，杨嗣昌在策论中以天象引入话题，接着列举历史上天象示警与异族关系的故事，如东汉时日蚀火星，汉光武帝与南匈奴议和，宋太宗时月蚀荧惑，宋军兴师伐辽而战败。

    其实他是借此影射他对清议和的主张，正如谈迁所说：“星历之学非嗣昌所谙，而推言之甚详，专为建虏而发，力主封赏。”

    尽管多数朝臣反对此议，但崇祯帝却非常赏识，加上杨嗣昌无偏无党、勇于任事，崇祯帝对他更加信任。

    于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于当年六月提拔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故人称“杨阁部”。

    其实，杨嗣昌已经在秘密启动议和行动。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辽东巡抚方一藻派瞽者周元忠出使沈阳，试探口风，皇太极对其相当礼遇，并表示：“如有确议，则撤兵东归”。

    杨嗣昌接到方一藻的报告后，立刻建议崇祯帝允许方一藻及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办好议和，得到崇祯帝默许。

    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致高起潜的书信，信中称：“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

    杨嗣昌极力劝说崇祯帝把握时机与清和谈，但崇祯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潜“细酌”。

    杨嗣昌不依不挠，继续上疏批评言官不顾兵部处境，只会空言误国，请求“圣鉴允行”，即明确批准方一藻与高起潜议和。

    此时杨嗣昌主导议和已经公开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杨嗣昌运动，其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他们表面上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际上反对他主导的对清和议。

    崇祯帝于当年七月五日召集群臣于平台，让杨嗣昌与黄道周在御前辩论，最后崇祯帝袒护杨嗣昌，贬斥黄道周等弹劾杨嗣昌的官员。

    尽管杨嗣昌摆脱弹劾，但崇祯帝碍于群臣反对，不敢接受杨嗣昌的建议，对和谈明确支持，方一藻、高起潜与满清的和议遂不了了之。

    同时，新被起用的兵部尚书卢象昇亦坚决反对与清议和，与杨嗣昌形成尖锐对立。

    皇太极见此情形，乃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举入塞，对明朝展开惩罚性打击。

    由于明廷内部政见分歧，总督天下援兵的卢象昇未能与杨嗣昌、高起潜良好配合，导致卢象昇战死于巨鹿贾庄，七十余城先后失守，四十六万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枢。

    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军方才扬长而去。

    事后追究责任时，杨嗣昌虽被弹劾，但崇祯还是保住了他，并感慨：“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崇祯十一、十二年之交的清兵入塞，使局势急转直下。

    不但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和谈计划化为泡影，十面张网战略也因为洪承畴、孙传庭被调入京师勤王而使农民军死灰复燃，逐渐成为一张破网。

    张献忠在谷城厉兵秣马一年有余，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举反旗，李自成前去会合，八月以后又分东西两头行动，至此“抚局”破产，明朝内地再度陷入干戈扰攘之中。

    杨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压力，不仅李希沆、王志举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责任，他本人也屡次上疏引咎辞职。

    崇祯帝贬斥了弹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职带冠视事，不久以叙功名义使其官复原职。

    杨嗣昌已有脱身之意，遂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他的兵部尚书之职。

    没过一个月就传来张献忠撕毁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杨嗣昌知道后颇为不安，因为招抚张献忠的熊文灿正是他本人推荐的，熊文灿被捕，他显然难脱干系。

    崇祯帝似乎也渐渐发觉杨嗣昌有点不靠谱，自己已经力排众议委以重任，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师，倘若成功，便可以对外面有个交代。

    杨嗣昌揣摩帝意，请缨督师，崇祯帝顺水推舟，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下旨命杨嗣昌督师平寇，赐尚方宝剑。

    经过一番准备后，杨嗣昌于九月六日陛辞，当日平台饯行时崇祯帝赠诗曰：“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杨嗣昌听罢，边哭边拜，随后离开京师，踏上不归之路。

    杨嗣昌抵达湖广襄阳行营以后，便积极展开部署，以围剿张献忠。

    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杨嗣昌麾下的总兵左良玉在川东夔州府太平县玛瑙山大败张献忠，杨嗣昌报捷战果“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岩谷死者无算。”

    张献忠的妻妾高氏等和军师潘独鳌都被俘虏，押往襄阳。

    崇祯帝闻讯大喜，不仅加封左良玉为太子少保，还亲笔慰谕杨嗣昌。

    但是，由于杨嗣昌没能处理好诸将关系，导致左良玉和贺人龙两员骁将都不肯听命，陕西总督郑崇俭也对他阳奉阴违。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官军在夔州府大昌县土地岭吃了败仗，局面再度恶化。

    因为四川巡抚邵捷春无能，杨嗣昌亲自来到重庆主持围剿。

    张献忠流窜四川，杨嗣昌尾随追击，疲于奔命，张献忠曾作顺口溜挖苦道：“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当时杨嗣昌曾贴出告示说：有能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

    不久后他的行营衙门惊现张献忠的传单，上面写道：“有斩阁部者，赏银三钱。”

    杨嗣昌瞠目结舌，对周围疑神疑鬼，身心更加痛苦。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又在开县黄陵城大破猛如虎所部，出川直趋襄阳。

    与此同时，一直被围困在奉节鱼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矛盾，突围转进河南，并攻陷了洛阳，处死皇叔福王朱常洵。

    二月五日，杨嗣昌一直认为安全的行营襄阳为张献忠所奇袭，襄王朱翊铭被杀。

    张献忠在处死朱翊铭时还说：“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

【0966 八百万两银子的缺口】

    当时杨嗣昌已须发皆白，罹患重病，他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八日就向皇帝感叹：“此身之忧劳病瘁，日呕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毙，不敢言矣！更兼襄库饷无半文，督臣移咨可骇，臣愈增忧愤，不知死所。”

    二月二十八日，杨嗣昌为追击出川的张献忠而行军至夷陵时，得知洛阳、襄阳相继失守及二王被杀的消息时，深感无颜面对皇帝，彻底崩溃。

    从此杨嗣昌饮食不进，走到荆州沙市徐家园时便卧床不起，一切事务交给监军万元吉处理，并通知家属来荆州见他最后一面。

    三月初一日，杨嗣昌死于沙市。

    关于他的死因，有记载他是自缢或服毒而死，但都是传闻之词，其实是因为洛阳、襄阳失守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稻草，使本已重病在身的杨嗣昌惊忧交加而死。

    杨嗣昌去世后，崇祯帝亲撰祭文，追赠太子太傅，并哀叹：“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虽然崇祯皇帝朱由检也下令追究杨嗣昌使二藩沦陷的责任，但最终以“议功”之例免罪。

    针对攻击杨嗣昌的上疏，崇祯帝也一概留中。

    朱由检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进宫内，宣布：“杨嗣昌系朕简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

    接着朱由检训斥上疏的臣工是“大家排斥，意欲沽名。本该重治，尔等又说朕庇嗣昌，姑饶这一遭。”

    杨嗣昌以辅臣之礼葬于龙阳县，两年后张献忠破武陵，扒开杨嗣昌的坟墓并烧其灵柩。

    针对愈演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杨嗣昌夺情起复兵部尚书后，就于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十六日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向崇祯帝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匪战略。

    杨嗣昌将农民军重点活跃的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作为“四正”，这四处的巡抚对农民军以剿为主，以防为辅。

    将“四正”周边的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作为“六隅”，这六处的巡抚对农民军以防为主，以剿为辅。

    “四正六隅”合为“十面网”，如果农民军在陕西，那么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延绥、山西各巡抚张网六面合围。

    以此类推，农民军出现在“四正”任一地区，都会有六个巡抚张网以围困之，而五省总督和五省总理则负责剿杀。

    这是杨嗣昌抓住农民军流动作战的特点，而精心设计的围堵战略。

    杨嗣昌鉴于农民军主要活动于夏秋两季，冬春两季天寒地冻不便流动，所以他选择今冬明春，十二月、正月、二月，三个月作为围剿之期，把主战场摆在河南、陕西两省，分别包围，各个击破，决不能让盘踞在陕西的闯将李自成、过天星惠登相等部进入河南，也不能让河南、湖广等处的各部与之会合。

    为此，严令陕西巡抚阻断于商南、雒南，郧阳抚治阻断于郧阳、襄阳，湖广巡抚阻断于德安、黄州，安庆巡抚阻断于英山、六安，凤阳巡抚阻断于颍州、毫州，应天巡抚堵于潜山、太湖，江西巡抚堵于黄梅、广济，山东巡抚堵于徐州、宿州，山西巡抚横截于陕州、灵宝，保定巡抚飞渡延津一带。

    然后五省总理熊文灿率边兵，监军太监刘元斌率禁军，河南巡抚率左良玉、陈永福部，同心并力，合剿中原，摆出不尽不休的架势。

    倘闯将、过天星等部越潼关东出，则总督洪承畴率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等部追踪东出，务求合歼于中原。

    对于这样的布置，杨嗣昌显得信心十足，向皇帝保证：“下三个月苦死工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虽然杨嗣昌未能完成“三月灭贼”的许诺，但在之后一年中确实起效，张献忠走投无路，接受招安，李自成被追剿得仅剩十八骑，其他各支农民军也相继表示投降，风雨飘摇的明王朝一度有回光返照之象。

    但杨嗣昌与满清和谈的计划流产，导致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清兵入塞，崇祯帝急忙把围剿农民军的洪承畴、孙传庭等调入京师勤王，杨嗣昌非常反对，力争：“贼未绝种，承畴、传庭宜留一人于彼镇压。”

    崇祯帝为解燃眉之急，拒不接纳。

    随着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再举反旗，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计划宣告破产。

    可以说，如果把崇祯的皇帝位置给杨嗣昌坐的话，杨嗣昌很有可能让大明起死回生。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之说。

    也很少有几个皇帝能有大臣厉害。

    能位极人臣的大臣，普遍是有几把刷子的。

    不说多，几千年华夏历史中，找出上千厉害臣子，不成问题。

    而能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帝王，如果不算开国之君的话，十个手指头能数的过来。

    毕竟，皇家的选材面太窄，需要极高的天赋和极好的机缘，才能产生雄主。

    至于开国之君厉害，多数是时势造英雄。

    当然，韦宝认可杨嗣昌的本事，但是历史上对杨嗣昌的评价是不一致的，众说纷纭，说好说坏的都有，杨嗣昌也属于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

    崇祯十一年，畿辅戒严，命继祖移驻德州。时标下卒仅三千，而奉本兵杨嗣昌令，五旬三更调。后令专防德州，济南由此空虚……明年正月，大清兵克济南，执德王。继祖一人不能兼顾……逮下狱，弃市。不听他的话，立马要负责。方象升之战殁也，嗣昌遣三逻卒察其死状。其一人俞振龙者，归言象升实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

    所以，听从了杨嗣昌的话，很有可能被杨嗣昌杀了，出了事也得自己负责，杨嗣昌不会帮你负责的。

    贼攻淅川，左良玉不救，城陷。山西总兵王忠援河南，称疾不进，兵噪而归。嗣昌请逮戮失事诸帅，以肃军令，遂逮忠及故总兵张全昌。你不怂的话，会被他架空。初，良玉受平贼将军印，浸骄，不肯受督师约束。而贺人龙屡破贼有功，嗣昌私许以人龙代良玉。

    所以，就算是听了杨嗣昌的话，也很有可能会被杨嗣昌拉去杀鸡儆猴。

    打了败仗，你需要负责任，杨嗣昌绝对不会管是什么理由。

    当是时，捷春提弱卒二万守重庆，所倚惟秦良玉、张令军。无何，秦师噪而西归，楚将张应元等败绩于夔州之土地岭。于是捷春……以部将邵仲光守之……献忠突败仲光军……嗣昌遂收斩仲光，上疏劾捷春失事……下狱论死。

    打了胜仗，功劳是杨嗣昌的，尽管杨嗣昌连前线都没去，但最大的功劳，必须是杨嗣昌的。

    崇俭乃以十三年二月率人龙、国奇会良玉大败贼于玛瑙山，获首功千三百三十有三，降贼将二十有五人，获马骡、甲仗无算。是役也，崇俭身在行，而嗣昌远处襄阳。及论功，所赐半嗣昌，但增一秩，复先所降一秩而已。你得罪了他爸爸，他记你一辈子。会文灿至麻城，应桂请协击，不从……贼逸于应桂所分地，文灿遂劾其后期误军。兵部尚书杨嗣昌以应桂曾劾其父鹤也，奏逮之。

    如果有谁得罪了杨嗣昌，就别想再升迁，哪怕功勋卓著。

    闯王李自成者，为洪承畴所逐，尽亡其卒，以十八骑溃围遁。关中群盗悉平，是为崇祯之十一年春也。捷闻，大喜，先叙澄城之捷，命加传庭部衔。嗣昌仍格不奏。你得罪了他，哪怕你战死沙场，你死了也是白死。（卢象升）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一军尽覆。起潜闻败，仓皇遁，不言象升死状。嗣昌疑之，有诏验视。廷麟得其尸战场，麻衣白网巾。一卒遥见，即号泣曰：“此吾卢公也。”三郡之民闻之，哭失声。顺德知府于颍上状，嗣昌故斩之，八十日而后殓。明年，象升妻王请恤。又明年，其弟象晋、象观又请，不许……方象升之战殁也，嗣昌遣三逻卒察其死状。其一人俞振龙者，归言象升实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

    从杨嗣昌对待卢象升，就能看出杨嗣昌心胸极度狭窄。

    跟杨嗣昌意见不合的话，大敌当前，杨嗣昌不会顾及大明朝廷的利益，不会顾及皇帝的利益，杨嗣昌是敢拆台的。

    清兵入墙子岭……象升主战，嗣昌与监督中官高起潜主款，议不合，交恶……戒诸将毋轻战，诸将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观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

    跟杨嗣昌一次意见不合，杨嗣昌就永远跟这个人不合。

    嗣昌用承畴以为蓟督，欲尽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蓟、辽……传庭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明年，帝移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既解严，疏请陛见。嗣昌大惊，谓传庭将倾之，斥来役赍疏还之传庭。传庭愠，引疾乞休。嗣昌又劾其托疾，非真聋，帝遂发怒，斥为民，下巡抚杨一俊核真伪，一俊奏言：“真聋，非托疾。”并下一俊狱。传庭长系待决，举朝知其冤，莫为言。

    在杨嗣昌手下，打了败仗，是要杀头的。

    京师被兵，枢臣皆坐罪。二年，王洽下狱死，复论大辟。九年，张凤翼出督师，服毒死，犹削籍……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分五等……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则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

    而杨嗣昌自己打了败仗，啥事没有，因为规矩是他定的。

    及是，亡七十余城，而帝眷嗣昌不衰……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他忠。所以事无巨细必须遥控指挥。嗣昌虽有才，然好自用，躬亲簿书，过于繁碎。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会。王鳌永尝谏之，不纳。……况贼情瞬息更变，今举数千里征伐机宜，尽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动逾旬月，坐失事机，无怪乎经年之不战也。

    他信。所以他说剿饷只征一年。初，嗣昌增剿饷，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其半。至是，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帝虑失信，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于是剿饷外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

    他孝。所以他的下属不能用他爸爸的名字。嗣昌自是益不理于人口……一鹤屡建功……嗣昌父名鹤，一鹤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鸟，楚人传笑之……一鹤亦连疏引疾。他义。所以只要是他推荐的人，再无能他也坚持用。文灿就逮，嗣昌犹为疏辩云。

    他智。所以他推荐了很多自己的能人。十一年六月，宣大总督卢象升丁外艰，嗣昌方任中枢，荐新甲堪代……会大清兵深入内地，诏新甲受代，即督所部兵协御……新甲与相倚仗，终不敢战。他胸有韬略。献忠走入川，良玉追之。嗣昌牒令还，良玉不从。十三年二月七日，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夹击献忠于玛瑙山，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岩谷死者无算。其党扫地王曹威等授首，十反王杨友贤率众降。他从谏如流。

    其间能自出奇者，惟玛瑙山一役。若必遵督辅号令，良玉当退守兴安，无此捷矣。

    杨嗣昌与人为善。

    初，良玉受平贼将军印，浸骄，不肯受督师约束。而贺人龙屡破贼有功，嗣昌私许以人龙代良玉。及良玉奏玛瑙山捷，嗣昌语人龙须后命。人龙大恨，具以前语告良玉，良玉亦内恨。

    更夸张的是，杨嗣昌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剿饷外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论者谓：“九边自有额饷，概予新饷，则旧者安归？边兵多虚额，今指为实数，饷尽虚糜，而练数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练之议，抽练而其余遂不问。且抽练仍虚文，边防愈益弱。至州县民兵益无实，徒糜厚饷。”以嗣昌主之，事钜莫敢难也。

    更甚者，杨嗣昌死了，别人要陪葬。

    崇俭军五日三捷，威名甚振。以年衰乞骸骨，不许，令率总兵郑家栋还关中……崇俭既去，未几，人龙军亦自开县噪而西归，楚师遂败绩于土地岭，蜀中由是大乱。嗣昌因言崇俭撤兵太早，致贼猖獗……明年春，献忠陷襄阳，嗣昌死……逮下狱，不俟秋后，以五月弃市。福王时，给事中李清言：“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群臣微知其冤，无敢讼言者，臣甚痛之。”崇俭冤始白。

    你手里有兵，哪怕你再跋扈，杨嗣昌不敢动你，这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比如左良玉的兵打没了，哪怕是你将门出身，杀贼最多，没用，拉去砍头，这叫宜付有司论其刑赏。

    比如祖宽是著名政治家，提出的唯二政治主张，一个是议和，一个是筛子一般的“四正六隅”。

    他是著名军事家，打的唯一一个漂亮仗，是手下部将抗命，不按他的安排去打而打出来的。

    就因为他是杨嗣昌，字文弱。

    杨嗣昌干的事，很多时候，不是人能干的出来的。

    杨嗣昌取出一份宣纸，宣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汉字的数字，还有各种进项和开销。

    “几位大人请过目，这些都是今年的主要进项，还有必须支出的项，赈灾与边军军饷迫在眉睫，尤其是边军军饷，没有军饷，哗变便会此起彼伏，恐会酿出大祸事。”杨嗣昌道。

    韦宝看了一眼魏忠贤，能在皇帝面前说这些事情，显然，这是得到了魏忠贤默许的，魏忠贤就凭这一点，就不算堵塞视听，至少会把急事告诉皇帝。

    “字太多，我们就不看了，具体多少银子，是差了九百七十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五两纹银吗？”顾秉谦直接看向宣纸的最底下。

    韦宝暗暗好笑，后世网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文章，啰里啰嗦一大堆，很多时候，只要看最后一句话便知道说什么了。

    看样子，人家顾秉谦能当到首辅大臣，处理公务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杨嗣昌点了点头：“差了这么多，但只要能筹到八百万两银子，余下的一二百多万两便不用太着急了，明年再补漏也还来得及。主要还是边军军饷，京营军饷和赈灾银子。”

    “筹集银子是你们户部的事情啊！现在户部没有尚书，你身为户部郎中，只会算账，不会想法子吗？”魏忠贤忽然不咸不淡的问了一句。

    韦宝这才知道，原来杨嗣昌并不是魏忠贤的人啊，这就有点奇怪了。

    不知道魏忠贤为什么对这个杨嗣昌这么大度，让杨嗣昌有机会面见皇帝。

【0967 狗脑子】

    在韦宝印象里面，似乎魏忠贤很防备与皇帝接触的人。

    能与皇帝接触的，除了内阁中的东林党这种极少数的反对派，是魏忠贤实在拦不了的人之外，其他人，一般都是魏忠贤认可了之后，才有机会与皇帝的。

    韦宝不知道杨嗣昌为什么可以自由到皇帝身边说话。

    杨嗣昌听见魏忠贤这么问，表现的很淡定，既没有装作听不见，也没有怼回去，而是平静的回答道：“回九千岁的话，下官才疏学浅，无能为力，陛下让人叫户部整理今岁的亏空，下官只是遵旨而行。”

    燕天南暗暗好笑，一般人在皇帝面前，是不会称呼魏忠贤为九千岁的，这显然犯了魏忠贤的忌讳，属于比较强硬的了。

    但是听杨嗣昌这么说，似乎又不完全是强硬，因为杨嗣昌的语气和其他的话的内容，明显又是在示弱，感觉比太监还像一个太监。

    这真的是那个历史上很厉害，却被人各种诟病的杨嗣昌吗？

    杨嗣昌肯定算不上好人，为了私人恩怨调走卢象升三万主力军只胜五千老弱，最后从没败仗的卢战死，全军阵亡。

    杨嗣昌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将坚称卢战死的情报兵严刑拷打三天三夜致死。

    大敌当前这大明的内阁大学士所作所为，对称得上吗。

    杨嗣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杨文弱这个名字太形象了。

    只顾自己权势，对国家大事弃而不顾，卢象升就是最好的例子！

    卢象升、孙传庭都是死在太监高起潜和这东西手里的。

    对外他对野猪皮剿不能剿，和不能和。

    对内他对农民军抚不能抚，灭不能灭。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管是这次见到杨嗣昌之前，还是以前没有见到过杨嗣昌的时候，韦宝都不曾很讨厌杨嗣昌这个人。

    有时候韦宝看历史是会带上个人主观色彩的。

    但是历史上记载的杨嗣昌的那些毛病，韦宝觉得主要还是酸文人的毛病，基本上是个文人，大都心胸狭窄。

    杨嗣昌坑死了宣大总督卢象升，三边总督傅宗龙，不遗余力的打击秦师统帅孙传庭。

    其实卢象升之死，要说与杨嗣昌没有多少关系，其实也说的过去的。

    第一，杨嗣昌提议议和，是跟卢总督通过气的，卢象升的意思是如果在能打赢对方的前提下，如果对方同意议和，是可以议和的。

    但很可惜的是，后金并没有议和的诚意，明军也没议和的资本。

    而卢象升跟高起潜和关宁军的矛盾，杨嗣昌也在尽力调节，但你要说杨嗣昌可以调动关宁军，强迫他们支援卢象升，这就太难为杨嗣昌了，或者说太高看杨嗣昌了。

    历史上的辽东边军，是很多人当家的，而且当家都是辽东将门，外人根本揷不上手，除非是韦宝私人的宝军。

    杨嗣昌亲自督师剿匪的时候，连贺人龙都指挥不动，左良玉也九檄而不至，内地的军阀他都指挥不动。

    这就更加不能指望着杨嗣昌调动关外的辽镇军阀去支援卢象升了。

    至于卢象升死后，杨嗣昌不准别人替他收尸，更是扯淡，杨嗣昌虽然心胸狭窄，却也没有狭窄到那样的地步。

    杨嗣昌是个政治家，就算卢象升是他的政敌，卢象升已死，他的权势已经影响不到杨嗣昌半点，那么做有什么意义。

    至于压迫傅宗龙和孙传庭，压制他们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论傅宗龙还是孙传庭，二人之死跟杨嗣昌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傅宗龙和孙传庭之死，十分相似，都是被关监狱，然后崇祯无人可用，然后把二人放出来直接外放到陕西不到两年时间，就逼着他们出关剿灭流贼。

    但二人又不是神仙，两年时间，没粮没兵，拿什么东西去剿流贼，但还不得不出关，不然又被崇祯那神经病关起来了。

    两人出关之后，凭借勉强到手的兵力，先是小胜，然后大败，然后左良玉贺人龙之流撒腿就跑。

    然后傅宗龙，孙传庭被围，傅宗龙被执，不屈而死，而孙传庭力战而死。

    显然都和杨嗣昌没有直接的关系，要说领导责任，也是崇祯背大锅才对。

    杨嗣昌充其量就是一个参谋长，而且作为历史上的参谋长，杨嗣昌至少能排进前十，是很不错，很有才干的参谋长，只可惜，天赋太差的崇祯硬是要将杨嗣昌放在司令官的位置上。

    崇祯十六岁登基，爹死得早，而前任皇帝哥哥，又是玩了七年的天启，留给崇祯一个支离破碎的烂摊子。

    崇祯年纪不大又缺乏导师，而且一上来就是阉党跟东林党斗得水深火热的局面，完全没有时间让他适应权力角逐，还没撸清局势脉络就被迫在东林党和阉党之间二选一。

    尽管他哥天启帝说过，可以相信魏忠贤。

    但是魏忠贤臭名昭著，且很有可能曾经欺压过崇祯，关系不是很好。

    所以，权势通天到甚至可以威胁到自己性命的魏忠贤，实在是让崇祯爱不起来。

    而另一方面，口号喊得倍儿响，一副为了君王献身躯的东林党人，看起来更像被奸臣迫害的忠臣。

    事实上，只要不是开了上帝视角，无论多英明的皇帝面对这种开局，都会掉坑里。

    很多时候，韦宝就更喜欢与东林党一起吹牛，贼带劲，一个个都是传销专家。

    崇祯选择了东林党，并且漂亮地坑死魏忠贤，同时将阉党连根拔起。

    阉党是坏人，需要连根拔起才能一振朝纲。

    这种想法没毛病。

    直到这一步，崇祯的所作所为都是明君模板，没什么可指摘的。

    然而，游戏进行到了这一步。

    崇祯的路也差不多都封死了。

    就算朱由检他祖宗朱元璋重生，大开杀戒，也没法拉住明朝这座将倾的大厦。

    之所以敢下这种武断的话，关键得看看东林党是个什么东西。

    明朝采用的是八股进士制，用八股制文以取天下之才。

    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人才录取方式，避免了高门豪阀垄断权力。

    然而，无论多么优秀的制度，推行久了都会出现漏洞。

    八股文取材的方式尽量避免了有人作弊钻空子，但是官僚们无法从未录取的人下手，却通过摘录了某人，就自动成为某人的导师这种方式来结党营私。

    一个考生，要过乡试会试殿试才能当上状元。

    殿试且不提，考过了乡试会试就等于有了两个老师。

    而担任主考官的，不用说，必定是朝廷的大员。

    像这种大腿，没有任何考生会拒绝的。

    即使有考生不愿意攀附，但是既然名义上是考生的导师，那么那考生日后若是针对导师，会被各种社会舆论打击的。

    明末党派斗争热烈，一个官员的名声毁了，前程也必定不保。

    这些藉着师生名义缔结在一起的团伙党派，一般是以地方命名。

    其中，东林党就是以江南著名的清谈圣地东林书院为名。

    东林党的发源既然是江南，江南士绅对他们的资助自然不少。

    时值明末，手工业和商业在江南飞速发展，甚至后人有称，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即将萌芽。

    而东林党收受了士绅们的好处，同时也得为士绅们的利益而战。

    利益的根源就已经让东林党人歪了身子了，但更可怕的是，东林党循旧迂腐，盛行空谈，喜欢抨击时事，但是本身却不擅长实务。

    东林党最为人知的，大概就是“水太冷”的钱谦益了。

    而他，就是崇祯时的东林党魁首之一。

    不过是在阉党和东林党二选一的时候选错了。

    那些历史上溜得一逼的皇帝哪个不是权术高手，等知道东林党是什么玩意后照样弄死他们。

    理是这么个理，但，问题是阉党里面就包含了所有的被东林党欺负的党派。

    在万历年间，东林党就已经是朝廷的第一大党派了。

    其它的浙党、楚党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

    甚至万历帝都肛不过势力庞大的东林党，气得万历帝二十年不上朝。

    后面登基时间太短的泰昌帝，再后面的天启帝一开始也是被东林党折腾的。

    天启皇帝朱由校还算可以，后来发火了，扔魏忠贤出来。

    魏忠贤吸收了那些被东林党压迫的党派，建立起了阉党。

    天启帝在位玩了七年，东林党人就被魏忠贤咬了七年。

    阉党正式成为新的黑恶势力。

    其实要不是天启帝英年早逝，或者明朝不会灭亡也不一定。

    但是天启驾崩之后，新上任的崇祯就没什么把握控制魏忠贤了。

    这也就是一开始的二选一。

    以一个统治者的角度看。

    崇祯铲除魏忠贤的决定未必是错误的，毕竟是前任皇帝遗留下来的大太监，又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崇祯也不敢用。

    可惜的是，阉党里面大概还真是大明王朝最后的精英了。

    魏忠贤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却是一个务实的人。他选拔的人不论出身，大多数都是有真材实料的。

    随着魏忠贤倒台，这波子还算务实的官僚也被清算了。

    为什么后世会出现那么多为魏忠贤洗白的人，就是因为有件事东林党是绝对绕不过去的。

    明末史书文章全是他们写的。

    以明末文人的骨气操守看，其中的水分很大。

    而阉党当中确确实实是有很多精英人才，并且做了不少实事。

    东林党虽然也有精英，也不能说没有人干实事，但相比起阉党来，太少。

    两者比较，若是开了上帝视角，很好选择的，用阉党打压东林党的大政方针不变，大明不会那么快玩完。

    干掉阉党，而东林党无可用之人。

    这是选择东林党的第一个弊端。

    而东林党的第二个弊端，东林党跟江南士绅勾结，根子就不正。

    或者说东林党本身就是江南士绅集团的最大代表。

    几乎每个朝代随着时间推移都会产生三个问题。

    官僚**、土地兼并、社会阶层对立。

    农业税越来越难收，人民满意度越来越低，社会越来越不稳定。

    这三个问题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唯有当政者的不断改革反腐，才能继续保持王朝的活力。

    有心也好，无意也罢。

    天启帝放魏忠贤出来咬人的举动，还真的有重新洗牌，扫清这三大恶疾的可能。

    明末处于小冰河时代，天灾不断。

    西北尤其严重，甚至几度兴起农民起义，而江南水乡却刚好免于灾难。

    只有稍微有点大局观的皇帝，就会知道要抽调富裕地区的资源去供给灾区。

    但在一众东林党“让利于民”的洗脑之下。

    崇祯竟然还真的做出了减江南税赋，反而在灾区农民头上加税这种反智行为。

    崇祯面对的又岂止是一个东林党加士绅的组合，小冰河时代影响的不只是明朝的西北地区，同时期的后金政权也是小冰河时代的受害者。

    甚至由于他们更加靠近北方，他们的受灾情况比西北地区更加严重。

    老实本分的农民们尚且在天灾之下不得不三翻四次起义，更何况后金政权这条食肉的狼。

    与地主资本阶层为敌，就等于与东林党为敌，就等于大半个朝廷的官员都不认这种政策，就会变成暴政，大明就更要完蛋，几乎是死循环。

    所以，崇祯上台的第一步就注定了崇祯的悲剧结局。

    东林党没能力办事是一回事，但更要命的是，他们挡住明朝的财政命脉。

    就算他们其实很能干，但只要收不上税赋，明朝也一样得完。

    而混不吝的魏忠贤，他已经用事实教过江南士绅做人了。

    天命之子不需要解释。

    其实，明末最可悲最可怕的是，很多人误国而不自知。

    孙承宗爱国，袁崇焕爱国，杨嗣昌爱国。

    甚至东林党里其实有也不少人是爱国的。

    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拆自己国家的基石。

    孙承宗功绩很多，但跟熊廷弼政见相左，坑了老熊一把。

    熊廷弼路子是坚清壁野，甚至认为可以先放弃辽东。

    孙承宗却同时修建了关宁防线，给大明那惨不忍睹的国库又一记重创。

【0968 罢免杨嗣昌】

    大明朝廷当时已经捉襟见肘，无力赈灾，大片防区的军备凋零，与这条防线脱不了干系。

    要是早点放弃辽东，或者像韦宝现在这样，重点防御，做做样子，只用几万兵马就能扼守要道，通过海路补给。

    后金一点辙没有。

    在明末，谁能帮朝廷搞钱，省钱，谁就是最爱国，就是最有用的。

    只可惜，韦宝没有办法让众人都拥有上帝视角，都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袁崇焕是明末争议最大的一个人。

    袁崇焕继承了老师孙承宗的关宁防线，并且还继续修到了锦州。

    说明袁崇焕一样也是个不懂经济的主。

    或者说袁崇焕利欲熏心，懂大明的难处，但是为了名利，不惜拿大明整个帝国当赌注！

    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导致皮岛势力群龙无主乃至陷入窝里斗。

    后面毛文龙的手下就只能纷纷投降了后金，对明朝廷简直是双倍伤害。

    这是袁都督最大的污点。

    同时，袁崇焕后期也主议和。

    袁崇焕不傻，知道不议和，自己得死。

    可惜，袁崇焕牛吹的太大，不务实，怎么都得死。

    杨嗣昌，深得崇祯信任的兵部尚书，绝对的和崇祯站一起的人。

    杨嗣昌提出与后金议和的政策很有见地，但也因为政见不同而坑死了卢象升和孙传庭。

    这两位可是明末最后两个能打的将领了。

    卢和孙都是进攻派，而杨嗣昌主议和。

    若是把这些爱国忠君人士放在一起，他们就得先为自己的政见能执行而先打出狗脑子来。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

    根据韦宝穿越重生之后对人生新的领悟就是，每个人的人生路，是悲剧还是喜剧，其实是从第一步就决定好了的，以后很难改变。

    明末的问题是历史大势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哪一批人的问题，是错综复杂，各种势力，各种情况混合出来的结果。

    所以韦宝早就领悟到，他能改变一些人和事，但他永远改变不了大势所趋！

    如果不是纯汉人思维，如果没有原则的话，韦宝甚至能想到投靠后金。

    那就没有吴三桂那帮汉奸的事情了，韦宝封王爷，指日可待。

    所以明末的问题不是那个皇帝有多厉害，关键在于能不能认清自己的定位。

    对于一个历经了二百多年风雨的王朝的皇帝来说，目标绝对不是如何重回巅峰，而是该怎么样安详、体面的辞世。

    东汉末年，中央式微，皇权衰落，民变四起，下放权力到地方州牧建立私人武装，逐渐形成的军阀，为了利益和名义上的效忠攘外“安”内，军阀势力膨胀喧宾夺主，汉朝去世。

    大唐末年，中央式微，皇权旁落，民变四起，下放权力到关外节度使建立私人武装，逐渐形成的藩镇，为了利益和名义上的效忠攘外“安”内，藩镇势力膨胀喧宾夺主，唐朝去世。

    鞑清末年，中央式微，皇权旁落，民变四起，下放权力到南方士族建立私人团练，拉拢洋人剿灭起义，直接形成的藩阀暂时维护了清廷统治，清廷卖国求存用洋人平衡了国内势力，藩阀势力膨胀，清廷卖无可卖，被洋人抛弃，武昌一声枪响，满清去世。

    而大明呢，明朝末年，天灾**，崇祯勤政，直接去世。

    从大规模民变伊始，到王朝覆灭和新王朝秩序的重塑，汉唐清分别是，汉，公元184年黄巾之乱始，220年东汉灭亡，一共拖了36年。

    280年晋建立，96年。

    唐，公元874年王仙之起义，907年唐朝覆灭，唐朝拖了33年。

    979年宋灭北汉，105年。

    清，公元1851年金田起义，1911年清帝退位，60年。

    而大明，从民变到去世不到17年，活脱脱一个猝死。

    再到1662年清灭南明不到35年，简直就是中原无主，剩者为王。

    所以说满清是捡到了一个天下。

    崇祯大帝的确难辞其咎，堪称反作用皇帝经典榜样。

    换个完全不干活的，可能国家还能多支撑几年。

    很难说刘协、李儇、朱由检、光绪和溥仪在能力上有啥高下之分，当然，一个个都菜的抠脚是肯定的。

    给一个将死未死的王朝苟且偷生最重要的不是能力，而是自我定位。

    所以如果想要在明末抢救一下，或者是不想让清军入关。

    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换一个稳得住，能笑对党争、拎得清，不死撑，不蛮干，而且心态好，不怕当亡国之君的君主。

    让明朝在这样的人的指挥下多苟且一段时间，让地方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秩序和武装，既可以压制起义，也能抵御外敌。

    即便满清依旧入关，面对的也不再是人心惶惶、混乱无序的中原。

    当然，如果这样的话，后世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那么爱大明了。

    大明是风骨的，至少大明皇家有绝对的风骨，崇祯没有给祖宗丢脸。

    但能力上，崇祯的确不行。

    不说朱由检的祖宗朱元璋起于群雄逐鹿的江南，朱棣以漠北击破侄子的百万精兵。

    光是朱由检他哥天启都做得比他好，局势稳住没恶化。

    崇祯是悲情，但和他的无能、推卸责任和好面子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为人主者，本来应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管理属下团结属下，崇祯没有做到。

    换朱元璋朱棣，自然会砍了魏忠贤，但是绝不会偏激的把阉党全部清算。

    因为借力打力、萝卜加大棒一直是这父子俩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肯定是严惩顽固的，奖赏听话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绝对不会把自己的错误推到他人头上。

    韦宝看着眼前的杨嗣昌，不禁忍不住感慨，这就是大明末年的男二号了呀，再加上一个男一号崇祯大帝，你俩就是一部电视剧。

    “岂有此理，杨嗣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魏忠贤怒道：“你是户部郎中，难道一个户部郎中只管算账，不管如何为大明筹划银两吗？”

    “那是户部尚书，户部侍郎，更甚者是内阁大臣们的事情。在其位谋其政，是这个道理吧？九千岁若是硬要我一个户部郎中出什么主意，就是逼着我请辞。”杨嗣昌的言辞逐渐强硬，但态度仍然很卑微，语气也软的很。

    “真是岂有此理，官不分大小，都当为朝廷尽心尽力，合着依照你的意思，大明什么事情都得由陛下亲自操持吗？陛下是最大的，是不是这个意思？”魏忠贤今天似乎火气很大。

    韦宝有点搞不清楚状况，魏忠贤是堂堂九千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是何等身份啊？这么尊贵的身份，你和一个小小的户部郎中计较什么？

    “对，应当罢免了这庸官。”冯铨立刻站队魏忠贤。

    魏广微、黄立极也跟着点头，都表示该罢免杨嗣昌。

    丁绍轼和顾秉谦没有什么表示。

    丁绍轼是东林党，阉党赞成的事情，丁绍轼没有表示，韦宝能理解。

    顾秉谦是什么意思，韦宝暂时也没有搞明白，顾秉谦应该马上站队，赞同九千岁的话吧？你不是魏公公的干孙子的老爸吗？

    “首辅，你为何不说话？朕记得，这杨嗣昌是你举荐到户部任上的吧？你算是杨嗣昌的老师。杨嗣昌此人也确实有些才能。”朱由校道。

    韦宝这才知道，顾秉谦和杨嗣昌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这算是师生关系啊。

    杨嗣昌不算东林党，不算阉党，因为杨嗣昌后面和东林党的关系不怎么样，而杨嗣昌的老爸杨鹤是被魏忠贤赶回家去的，到了崇祯朝才得以起复，所以杨嗣昌肯定不能算阉党。

    但杨嗣昌又是顾秉谦的学生，这真的有点意思。

    不过，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杨嗣昌应该就是一个中立派，政治偏向不明确的这样一个人，这种人在大明朝廷中也不在少数，至少两成到三成。

    萨尔浒之战以来，明朝国运似乎越来越背。到了末代皇帝崇祯，明朝国内矛盾的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各种党派互相内斗，官员普遍**无能，军队人心涣散战斗力极低，东北的少数民族势力也虎视眈眈。

    再加上，此时气候恶化，气温降低，农民收成锐减，但是税负只增不少，很多老百姓完全没法活下去，他们终于揭竿而起，形成李自成，张献忠等各路地方农民反叛力量。他们在国内流窜征战，把明朝朝廷弄得焦头烂额。

    而在崇祯帝无依无靠的时候，杨嗣昌的出现无疑是他最后一根稻草。

    杨嗣昌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官二代，小时候酷爱读书，因此学问很深，对于事物有着不一般的见解。

    崇祯皇帝登基后，发现在国家还有这么一个人物，很是开心，再加上杨嗣昌这个人把名气看得十分重要，不屑于拉帮结伙，从来都是独来独往，因此崇祯帝就想大力倚重他。

    杨嗣昌很快就上任兵部尚书。在和平年代，这个官职可能还很轻松，但是到了内忧外患的战乱年代，杨嗣昌无疑是扛起了国家的希望。

    他上台的时候，明朝内部，各地的农民军已经蜂拥而起，把四川等地搞了个底朝天，当地的地方军队完全不是对手，处处向朝廷请求支援。

    而满人也多次率领部队南下，每次都能将明朝守军打得落花流水，只能苦守。崇祯帝见到形式已经烂成这样，就急忙让杨嗣昌想办法。而杨嗣昌根据一番思考，也提出了策略。

    杨嗣昌的策略主要核心有三点：大体就是，在东北先撤出主力同满人谈判，以防守为主，先稳住满人的进攻态势。

    集中重兵力量消灭农民军，农民起义军消灭后，再“收拾”满人，收复之前的领土。

    围剿农民军方面，杨嗣昌的方案也很出色，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统筹五个省的力量统一规划，在他的安排下和孙传庭等人的努力下，农民军受到沉重打击，李自成、张献忠等部都连吃败仗。

    李自成势力一度在陕西被孙传庭打得差点断气，被打得抱头鼠窜的张献忠更是将杨嗣昌视为必须要千刀万剐的仇人。

    可以说，杨嗣昌的这套策略可以说大体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方案可以完全实施的前提就在于后金是否“配合”，而这也就是失败的伏笔。

    第一个方面，后金不是傻子，看到大明王朝已经如此脆弱，不可能错失时机，停止蚕食大明的领土。

    第二个方面，虽然杨嗣昌等人主张对后金议和，可是不和少数民族议和是明朝立国以来的“基本方针”。

    所以这个政策有很大阻力，再加上有很多爱国激进将领如卢象升等人激烈抨击杨嗣昌的行为是“卖国”，所以崇祯为了不戴“卖国”帽子，也不敢大力支持杨嗣昌。

    在大明朝廷还在讨论和后金战与和时，后金已经不给他们机会了。

    后金再次入侵，卢象升等人随即率兵血战。“小肚鸡肠”的杨嗣昌却因为自己和卢象升政治立场不一，竟憎恨卢象升，拒绝配合卢象升出战。

    令人惋惜的是，本来可以率军突围的卢象升，因为杨嗣昌完全不配合，而全军覆没。

    卢象升这么能打的人都战死了，让崇祯帝已经进入草木皆兵的状态。

    崇祯将陕西等地正在穷追猛打残余农民军的主力孙传庭拉到北京。所以杨嗣昌的方案因为个人心胸狭隘，已经完全破灭。

    而缓过一口气的李自成，却在后来慢慢发家，最终成为压死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韦宝很清楚杨嗣昌是什么样的人，知道杨嗣昌既不是阉党，也不是东林党，是中立派大臣，可能杨鹤带有一点点东林党属性。

    但杨家是北方人，这种属性应该也不会强，否则杨嗣昌也不会是顾秉谦的学生。

    “陛下，不用问首辅大人，我虽然是首辅大人举荐，但个人造业个人担，我没有能力，请辞便是。”杨嗣昌抱拳对朱由校道。

    “放肆！”魏忠贤又怒了，指着杨嗣昌。

【0969 一帮大能】

    冯铨明白该是自己表现的时候了，赶紧跟着呵斥道：“杨嗣昌，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这么同陛下和魏公公说话。”

    杨嗣昌当即跪倒，向皇帝请求辞官。

    顾秉谦则仍然紧紧闭嘴，不发一言。

    韦宝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弄懂是什么情况。

    魏忠贤搞杨嗣昌，也就搞了顾秉谦，这两个人对于魏忠贤来说，说是蝼蚁都不过分吧，不用这么大费周章的吧？

    “杨嗣昌，你起来，年轻而又有才干，正应该好好想想如何为朝廷效力，遇到有点事情就辞官，哪里有大明臣子的风骨？”朱由校道。

    韦宝这才有点明白了，敢情杨嗣昌在朱由校手里就已经有点崭露头角了啊，听皇帝的口气，这杨嗣昌挺得宠的啊。

    魏忠贤这么气杨嗣昌，估计是杨嗣昌能将大明的朝政情况汇报给天启皇帝朱由校，并且应该是如实汇报，这一点动了魏忠贤的逆鳞了。

    至于皇帝怎么知道直接找户部郎中汇报，估计可能是碰巧。

    可能魏忠贤认为杨嗣昌是顾秉谦委任的人，都是‘自己人’，这小子不会乱说话，所以应该没在意，哪儿想到杨嗣昌一见到皇帝，便竹筒倒豆腐的什么都说了。

    “魏公公，你也不要随便插话了，今日是商议如何堵上缺口，九百万两纹银，这不是小数目！赶走了杨嗣昌一个小小的户部郎中容易，问题是户部怎么办，大明财政怎么办。”朱由校道。

    韦宝听的暗暗点头，就冲人家朱由校这句话，就可以证明朱由校不是一脑袋浆糊的皇帝，稍微用点心思，思路很清晰，并且能切中要害，一语中的。

    “这事好办啊，陛下不是将韦爵爷找来了吗？”魏忠贤道：“韦爵爷是大明一等一的聪明人，才智过人，十五岁便金榜题名，又为陛下筹集了不少银子，并且还能稳定朝局，这一趟前去关外，不出两个月，便将边军整顿一新，将那老奴努尔哈赤打的毫无还手之力！”

    韦宝一汗，说的这么好，这说的是我吗？

    弄得韦宝皮很厚的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天启皇帝朱由校点头道：“说的不错，韦爱卿，你觉得呢？这件事，对大明来说可是十万火急，事关重大。”

    “微臣哪儿有什么聪明，要说有，也只是依赖陛下天恩，有一点点好运气，这运气，也全部是陛下赐予的。”韦宝谦虚道：“我觉得这杨大人能把收支账簿做的这么细致，的确是一个人才，就不要罢免了吧？”

    杨嗣昌没有想到韦宝居然会为自己说话，有点感动，也有点意外。

    因为今天是韦宝第一次与杨嗣昌见面。

    京官那么多，像是杨嗣昌这种品级的，不是出了什么大事，很难有机会见过韦宝。

    韦宝主要也没有在户部任职过。

    原来的户部尚书和户部侍郎等几个人，韦宝是认得的。

    “韦爱卿，现在不是客套的时候，朕想问你，有办法为大明找到解决九百万两纹银窟窿的法子吗？”朱由校问道。

    韦宝摇头道：“微臣没有想到办法，但微臣觉得首辅大人应该有办法的，今早上我与首辅大人聊了一会，首辅大人提出一个计划，微臣觉得很妙。”

    顾秉谦一怔，本来见皇帝主动问起韦宝，韦宝应该自己说了吧？怎么还是把老夫推出来当挡箭牌啊？

    魏广微和黄立极也存着这个心思，虽然在内阁公事房的时候被韦宝忽悠的一起具名上奏本，但他们本意还是不想蹚这一趟浑水的。

    “哦？首辅，你有法子？你怎么不早说？这眼见着就是年关了，下个月拿不出银子，在过年之前没法发到兵士手上的话，会出大乱子的啊。”朱由校道：“轻则各地兵变，重则朝纲大乱，百姓也会跟着变乱了。”

    韦宝闻言暗暗点头，就冲天启皇帝朱由校这句话，又可以看出来，朱由校绝对不是只会玩木匠活的人，朱由校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几乎可以说句句切中要害。

    韦宝其实早就已经看清楚了朱由校是被“严重抹黑”的皇帝，其实朱由校很有水平，但是今天韦宝感觉朱由校简直是被黑出了天际了。

    因为朱由校的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可以说很高，至少韦宝感觉朱由校比他聪明，他是重生穿越巨，是站在后世的角度看这一世，自然什么事情都很看的清清楚楚的，而人家朱由校是当局者啊。

    后世有一些无耻的大儒喜欢污蔑朱由校平庸懦弱、是“文盲”、是“木匠皇帝”，还造谣说他和客氏有“不可描述”的关系。

    应验了一句话，宁得罪武者，不得罪文人。笔利如刀，杀人不见血。

    历史上被黑的不只有天启皇帝朱由校一个，对于那些对士大夫不敬的皇帝，“君子”们的记载堪称骂人不带脏字的典范。

    历史教训就是这样，千万别得罪文人，特别是那种会写书的“年轻”文人，他们往往会倾注毕生精力，塑造出一个昏君卑鄙无耻的样子，让这个昏君受千夫所指，留万古骂名。

    事实上天启的文化水平是很不错的，天启虽然未出阁读书，但有内臣吴进忠、刘良相教他读书，出阁后是大儒“孙承宗”等人教导他读书，说天启是“文盲”也等于在侮辱孙帝师。

    只要看过史料的人就能知道天启不是文盲，《熹宗实录》里就有很多关于天启读书的记载。

    天启初年“众正盈朝”初年的谕旨就是天启自己的作品，而且他还为《三朝要典》写了序，其中有俩句很有意思：“循此则忠良，悖此则奸贼。独奈何使奸贼得窃忠良之号哉？”

    “第邪虽芟而能保无伏莽？正虽显而能保无遗珠？万一倚伏贞胜之几，稍不审而至于误用，将奚以为先德光继？”

    天启对东林反扑的隐忧，虽不幸成真，但也显示了天启的智慧。

    则有很多“君子”们说天启“愚笨”是个“文盲”明显是为了黑而黑，一些人却当了真。

    “党争”可以说是天启朝的主旋律，在“士大夫”的宣传里天启是个被蒙蔽的“吃瓜群众”，但事实上“阉党”其实应该叫做“帝党”。

    因为天启才是真正的操盘手，魏忠贤只是站在明面上吸引火力的靶子，传说中的“白手套”。

    天启不是不理事、不见大臣的“胡亥”，怎么可能不知道魏忠贤做了什么？

    很多史料也可以证明，其中“天启打脸袁崇焕的话”是最经典的：“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

    以朕（天启）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士大夫”不直接骂天启，应该是给崇祯面子，也可能是因为天启有魏忠贤这个“背锅俠”。

    评论天启的一生，魏忠贤和客氏这俩位应该算是受了池鱼之灾，虽然这俩位有很多小问题，但绝不至于这么臭名昭著，可以说都是天启惹的祸。

    天启皇帝朱由校竟然敢对“君子”们不敬，“君子”们怎么会和你客气。

    宫里的事谁敢说比现在在场的一个秉笔太监“刘若愚”清楚？

    刘若愚现在就在旁边笔录，就在韦爵爷的正对面坐着。

    刘若愚曾经记载：“夫以乳媪，俨然住宫，自视为圣上八母之一，亦僭妄殊宠极矣。且倏出倏入，人多讶之，道路流传讹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皆不足信也。”

    内臣“刘若愚”的书是创作地点是天牢，目的是自证清白，或者说是为了保命。

    据说“刘若愚”写完这本书后就被放了。

    刘若愚想活着就必需跟着主旋律走，抹黑魏忠贤，书中还提到了七君子。

    可以确定刘若愚是不会美化魏忠贤和客氏的，他都承认的事情，那就应该是真实的。

    所以，记录天启皇帝朱由校，以及魏忠贤和客巴巴的，刘若愚应该属于最重要的证人之一了。

    刘若愚有点像是后世的污点证人。

    只是刘若愚做的是伪证，他是迫于无奈，算情有可原。

    而且刘若愚也是个妙人，在书中留下了很多彩蛋。

    《明史》是在“后金”皇帝的“亲切关怀”下、几十位“大儒”耗时“数十年”“精心”编写而成。

    “神器”都需要血祭，“后金”的精神法宝“明史”当然也不能例外，但血却是“明朝遗民”的血。

    “后金”为了“纠正”汉人“错误”的历史，可谓是煞费苦心，禁毁数十万本书可是体力活，成本很高。

    客氏原名客印月，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八岁入宫，定兴县民侯二之妻，生有一子，曰国兴，身份奶娘。

    客巴巴的相好魏忠贤，泰昌元年，1620年、三十三岁，冬封奉圣夫人。

    天启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并不是创新，神宗给奶娘的封号是戴圣夫人，由一个封号做出的那些猜测显得十分可笑。

    封乳母金氏戴圣夫人给冠服，升其夫锦衣卫正千户，王鉴为指挥佥事。《明神宗实录》隆庆六年八月记载的事情。

    客氏“每日天将明即至殿内，候先帝圣驾醒，始至御前，甲夜（晚七点）后回咸安宫。”可谓是忠勤客氏“出宫暂归私第，必先期奏知”。可谓有规矩。客氏悉心保存天启胎发、疮痂，及累年剃发落齿，及剪下指甲”，可谓重情义。

    她应该算是“细处有瑕，大节无亏”，喜奢华、爱排场或许有之，一朝富贵，多数人都会有点飘，衣锦还乡不只是男人的专利。

    但别的罪名实在太过荒谬，毫无实证，也不符合逻辑。

    《明史》说客氏“妖艳”“狠毒”“开放”，《天启宫词》说客氏“时将四十，颜色如二八”，但《酌中志》只说客氏“狠毒”“越制”“奢华”“善谋”。

    “酌中志”记载；惜薪司一刘姓内官是魏忠贤母亲的族弟，也就是说魏忠贤没进宫之前就对宫里的事物有一定了解，他进宫时应该有准备的。

    进宫就能在“隶司礼监秉笔掌东厂太监孙暹名下，派与御马监刘吉祥照管。”也说明魏忠贤是个“有能力”或者“有关系”的人。

    一个有外貌、有心机、有手段、会为人处事还会武功的人怎么可能穷，说魏忠贤因为“穷”进宫根本说不通。

    若说因为要“出人头地”好像也说不通，毕竟他不能预知未来，宫里的争斗是很激烈的，宫里那么多内臣，老资格的也不少，想成“厂臣”的难度不亚于成为“将军”。

    魏忠贤为什么进宫真的可以算是一个迷，也许跟刘若愚一样因为做了一个梦就进宫了。

    魏忠贤1589年入宫，在御马监做事，后入甲字库任职一肥差，刘若愚说是“马谦”一直照着魏忠贤，还救过他的命。

    但另一章又写马谦“性刚直”“持正不阿”。

    明显的矛盾，这存在两种可能，一种；魏忠贤是个人品不错的人，至少表面上是的。

    一种；这段是刘若愚为了抹黑魏忠贤编造的。这段里，有个魏忠贤“私往四川”的故事，本身漏洞明显“魏忠贤被倒吊三天，三天不吃不喝”竟然没事，只能说老魏真非常人也。

    魏忠贤1605年入东宫，办才人（王皇后）及先帝（天启）之膳，刘若愚说：魏忠贤是托了魏朝的关系。

    但另一章又写：“朝与贤既客氏私人，曾结盟为兄弟，贤居长而朝顾次之，称曰：大魏，二魏。”

    明显的有内涵，魏忠贤如果没有根基，没有能力，魏朝怎么会和结拜？魏朝难道喜欢把自己变成“二魏”？

    这也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魏忠贤有自己的人脉，不是魏朝的关系。

    一种是魏忠贤处人为事的本领强到没边，跟谁都能成为朋友。

    1605年，光宗是太子，天启是皇长孙，谁都知道这个职位的含金量。

    就算万历再看不上儿子孙子，还有大臣呢。

【0970 首辅大人的难言之隐】

    魏忠贤能得到这个职位，已经充分说明了他的能力和手段。

    当时魏忠贤人品作风应该也不差，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

    神宗和光宗是不会允许一个臭名昭著，满口脏话，不学无术，人品低劣的无赖接触小继承人的。

    不管万历怎么看不上泰昌皇帝，都不会太影响宫廷教育。

    顶多说万历一直不待见泰昌，一直将自己这个长子靠边站。

    天启又不是捡来的，皇长孙不是开玩笑的。

    魏忠贤真的是文盲吗？

    一个智商很高，情商爆表的人，怎么可能是文盲。

    想要爬上高位怎么能不学习？

    想要操纵朝廷，怎么能不认识字？

    而且“熹宗实录”记载：周宗建说魏忠贤“一丁不识”时，魏忠贤还非常生气的争辩，说明他应该是认识字的。

    “明史”里也有魏忠贤读书的记载。当然他的文学水平可能不高。

    为人处世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阿谀奉承也是需要知识量的。

    魏忠贤能跟一帮有知识的内臣一起玩，能和一帮有知识的高官处的不错，能把一帮有知识的领导哄高兴，最终能形成自己的阉党集团，这技术绝对不简单。

    “首辅，既然韦爱卿说你法子，你就说说吧，这里是议事的地方，有什么话，都尽管直说无妨。”天启皇帝朱由校催促道。

    顾秉谦心里还在打鼓呢，要不要对皇帝说韦宝的策略，他还没有拿定主意。

    最关键，顾秉谦不想自己当这个出头鸟。

    这事情太大了。

    他可以被韦宝忽悠的接受的策略，这主要是站在个人利益角度考虑的。

    因为顾秉谦看好韦宝的政治崛起，就凭韦宝的圆滑，和韦宝现在取得的成绩，以及韦宝的年纪。

    韦宝才十五岁啊，只要韦宝能在大明朝廷屹立不倒，三十岁之前入阁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更何况韦宝是英国公张维贤的女婿，有这么强硬的靠山，能出什么事情、

    所以，只要与韦宝搞好了关系，他顾家世代荣华可以保证。

    但是现在在平台，顾秉谦到底是一步步升上来的首辅，不是酒囊饭袋，到了这里，他会为大明朝廷设想的。

    打开海禁，尤其是按照韦宝提出的，开放十多处通商口岸，那就是全面打开海禁了啊！

    这对大明朝廷有多大的冲击力、

    大明是否会因此垮台？

    如果大明都垮台了，还谈什么富贵荣华？

    虽然顾秉谦不可能像韦宝一样站在后世的角度往前看，但是大明之前，历代也曾经打开海禁，这不是大明朝才有的事情。

    大明朝廷至始至终对开海禁不感冒，是有原因的。

    自隋唐以来，诸夏都是以东南之财赋养西北之士马，唐天子闻漕船来父子相对而泣，宋天子背靠河洛犹缺粮。

    明清天子亦视运河为命脉。

    但是有远见之人总是少数，东南士民大多不愿意出钱白养西北兵马，倘若东南有一只强大的兵马，那情况会怎么样？

    所以自隋唐以来在兵事上都是重北轻南，以防生变。

    如果不能以东南之财赋养西北之士马，最终来自草原的游牧掠夺者会长驱直入，裹挟北方汉人鲸吞山河，南人沦为末等仆隶。

    为何壬辰朝鲜之役日军势如破竹，因为朝鲜的主力在西北的鸭绿江防备女真，没有多余的财力供养更多的士马。

    为何明清中期的海防都是形同虚设，因为主力也在镇守北疆。

    因为不敢在东南养一支强军，尤其是东南沿海利于割据，也不希望东南出现强大的海商势力。

    二十世纪前的海商大多都是亦商亦盗的海盗，没有武装力量，就别在大海上混了，等着喂鲨鱼便是。

    各方豪强，就是一头一头的大鲨鱼，有本事的才能混下去。

    在工业革命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天子富有四海没有太大的扩张**，也没有超越时代的眼光，要想保证‘国泰民安’，少生是非，自然是禁海限商，甚至闭关锁国。

    这样事情就少了，自然安稳。

    明朝海禁是个传统政策。

    明朝的海禁政策是学习的元朝，而元朝则是学习的宋朝，宋朝以前没有海禁政策。

    宋朝为啥海禁，因为朝廷想要垄断海贸的利润，就像它垄断了酿酒业、盐业等生意那样。

    一旦打开海禁，外面的物资便可以源源不断的对朝廷进行冲击，对地主阶层进行冲击。

    所以韦宝对于弄钱毫不担心，只要打开海禁，韦宝自信几个月之内就能富可敌国了！

    元朝相对松不少，但那是因为它的统治能力太差了，管不过来。

    明朝一方面是继承了前朝的制度，另一方面明初的倭寇问题确实挺严重。

    此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代，不少倭寇趁着中原战乱过来抢劫。

    明朝的海禁坏，是因为明朝的时候私营工商业已经超过了官营，继续海禁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为啥宋朝以前没海禁，因为那年头只有宗阀世族和阿拉伯商人有能力进行远洋海贸。

    明朝以前民间海贸也远远比不了朝廷。

    海禁不等同于闭关锁国。

    海禁说白了就是海贸这玩意儿好赚钱呐，大明朝廷要独吞！

    明朝前期一直维持这一只强大的海军，还派郑和去下西洋。

    虽然朝是朝贡贸易，郑和是去撒钱建立朝贡关系的。

    但是能做到这一步，说明明朝朝廷有远洋贸易的需求。

    清朝的海禁已经不只是海禁了，而是闭关锁国。

    首先，清朝的海军和明朝根本没得比，晚清除外。

    满清作为一个游牧部族建立的朝廷，本能地反感水师、海军。

    其次，清朝对外贸易相当不积极，甚至只允许在广州这一个口岸进行海贸。

    而且，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逐渐松弛的。

    除了嘉靖时期，那年头正是日本战国打的最凶的时候，倭寇比较严重。

    清朝则是越来越严。

    鸦片战争后除外，那也是被外国强行打开了国门。

    除了赚钱和海防，明朝海禁除了垄断海贸和防倭寇这两个目的，还有其它目的。

    首先，明朝刚建国的时候人口很少，才6000万，要知道西汉的时候中国就6000万人口了。

    而元朝对南人的歧视使得东南沿海出现了移民东南亚的风气，明初海禁也是为了限制人口外流。

    其次，明朝以白银为主要货币，恰好欧洲人在美洲找到了很多金银矿，日本的银矿也很多。

    不限制白银流入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

    而且明初需要抑制工商业来恢复农业。

    最后，中国自秦时起的**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头，元朝就已经出现了大商人威胁皇权的势头。

    不要小看明清的君主们，他们虽然不懂什么叫资本主义，但却能看出新兴资产阶级会对皇权产生冲击的潜在威胁。

    这些事情君主能想到，顾秉谦这些内阁大臣，想事情，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会低于君主，并且大都博学多闻，他们更加能想到的。

    如果只是为了一时之间的缺银子，而开了一个更大的口子。

    可能暂时能弥补缺乏银子的洞，但那个更大的洞，可能一下子就让大明陷进去，没几天，大明就完了，这怎么办？

    从唐代开始，中国就是以东南之财赋，养西北之士马。

    换句话说，就是东南当钱袋子，出钱出粮养西北的边防军。

    宋后军事重心转移到东北，解决北方威胁问题。

    为了确保对边防军团的控制，唐以后定都都在北方。

    这就有两个问题，东南有钱出，能从东南拿出钱来。

    东南有钱出的问题，随着南北朝时期对东南的开发解决了。

    而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谁也不愿意当钱袋子。

    东南地区有钱，有大的地理拓展空间。

    有人，有钱，如果有一个强力的组织，很可能会自己闹独立，割据一方。

    当皇帝比当奶牛好吧，孙权，陈霸先都是例子。

    南北朝，五代南方割据，以及南宋都是例子。

    那么对于定都北方的大一统王朝来说，怎么确保南方不闹独立。

    或者说无法闹独立。

    方法有很多，其中禁海就是一个手段。

    海贸意味着巨额的金钱，有组织的团体，建造大型船舶的工坊，大量聚集的人口，还有与海外势力的频繁接触。

    一旦有变，都会导致帝国市区失去最大的钱袋子，进而导致整个帝国的覆灭。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海商集团从海外拉几千雇佣兵，本地水手发放武器有个两万人，乘大船入长江，分兵两路截断漕运，围攻南京，会有啥后果。

    大明北方就指着漕运吃饭，在南方的军队又基本是渣渣。

    古代军队机动性又慢，从北方调兵至少半年，等你北方兵过来，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开海禁，开海贸，这都是巨大的问题。

    皇帝知道，大臣也知道。

    天启皇帝不知道顾秉谦为难什么、

    魏忠贤却很清楚。

    以魏忠贤耳目的灵通，已经知道韦宝昨天在酒桌上提出的开海禁的话题了。

    “首辅！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你放心大胆的说吧，不管你说的对还是错，朕都恕你无罪！”天启皇帝朱由校忍不住催促道。

    “老臣只是一点点拙见，其实也没有想好，要不然，陛下还是直接问韦爵爷吧，他知道的比较清楚。”顾秉谦硬着头皮，又将皮球踢回来了。

    顾秉谦也是怂，不敢得罪韦宝，所以也不敢直接说这主意就是韦爵爷自己想出来的。

    “哦？韦爱卿，你知道？你说吧，你的口才好，说的清楚，朕喜欢听你说话。”朱由校高兴了。

    韦宝看了顾秉谦一眼，暗忖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你个老狐狸，不都是说好了的事情吗、

    韦宝道：“魏广微大人和黄立极大人与首辅大人有联名署名的奏本，要不然，陛下直接看奏本吧？”

    魏广微和黄立极闻言，相视一望，几乎晕厥。

    他们见顾秉谦不敢说，以为奏本的事情可能就这样过去了，顾秉谦肯定不敢拿出来了。

    谁知道韦宝自己提出来了？

    两个人和顾秉谦一样，也都是看中了韦宝的政治前途，想与韦宝沾边，能荣耀整个家族。

    但是开海禁这事情的确太大了。

    他们两个人也都不傻，与顾秉谦一样，都知道打开海禁会造成什么局面。

    而且，大明不止一次开过海禁，以前又不是没有搞过。

    朱棣执政的明代永乐朝，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洪熙、宣德两朝，有郑和七下西洋，应该是一个对外非常开放的时代。

    永乐朝的海禁实际上格外严格。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

    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平头船无法远洋航行。

    这次明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来达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见成祖的防范之心何等坚决。

    甚至对于洪武及建文时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绝不放过。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

    若仍恃险远，执迷不俊，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乐五年，郑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峡附近的旧港，就剿灭了拒不归就的陈祖义海商势力。”

    永乐五年(1405)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后所设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区内也坚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诏书中，成祖申明“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豁番货，违者依律治罪。”

    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永乐末年私人下海贸易的情况开始多起来。

    就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刚回到京师，宣宗即下令申严海禁：

    “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搜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比者已有擒获，各有犯者许诸人首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一体治罪。”

    如此严格的海禁，绝非防控海盗和危险分子所能解释的。为什么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规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如此严格地实行海禁呢？莫非下西洋真的只是赔本赚吆喝么？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亦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赏赐诸国，以求朝贡的目的。但是当诸国前来朝贡时，顺带进行的贸易无疑是互惠互利的。

    进行海禁，压制限止私人海贸，是为了将海贸官营化，收取其利，与汉代的盐铁官营一个性质。

    宋元两朝海贸极为发达，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税、逃税，贸易量巨大的同时，国家获利甚少。因此宋、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直到明朝，才具备实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过度重商，也导致大片良田种植经济作物，限制了粮食最高产量。元末人口不到9000万，就因为人口饱和而爆发大型农民起义，以至于灭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业的作用，更知道商业的害处。

    明代的抑商政策，包含许多保护商业的条文，绝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将商业的额度控制在一个最恰当的范围之内。

    为了从有限的商业份额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官营海贸是王朝初期较佳的选择，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贸，亦成为必备的辅助措施。

    不过官营贸易也有其机械化、僵化的弊端。

    明代朝贡贸易一开始缺乏限制，对于上门贩货者来者不拒，到永乐朝后期，因为进入市场的蕃货过多，导致蕃货贬值，就是很好的例子。

    且由于宣德之后，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断下降，已经难以有组织有规划地大规模进行官营贸易，所以明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放开私人海贸的口子。

    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便放开了对于东南亚海贸的限制。

    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罗船遭风飘到广东境内，按规定这艘船属于非朝贡的私船，不准进行贸易，但广东镇巡官却准许其贸易，征收其货物税以作军需之用。

    广东官员如此做法，明显是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贸易原则，它标志着明初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从此进入了私人海外贸易的新时期。

【0971 几方面微妙的势力】

    至于正德朝之后，仍然对西洋与日本进行海禁，原因在于。

    西洋人心怀叵测，难以揣度。

    而日本当时处于战国时代，时局混乱，海盗海商往往混淆夹杂。

    因此到了隆庆朝方才开月港彻底驰禁。

    然而从明代的海贸来看，东南亚、南亚才是海贸收入的大头。

    西洋与日本是否驰禁，在当时并不重要。

    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认为“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既非救书所招，又非旧例所载，不是朝贡船，不属市舶司的职权范围，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

    古代的海贸，参与的商民可以分为三种，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

    如果海贸一旦由韦宝掌控，韦宝将成为一个新的种类，巨商之上的巨商，将会提前在封建制度中弄出垄断资本出来。

    因为此前还没有哪一个人的权势达到这种地步，能够垄断华夏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的所有海贸的。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新产生的巨商也往往会寻求官方背景，他们有的被拒绝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有的则因为为朝廷做出一定贡献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许可，比如郑芝龙。

    但得到官方最高许可是非常困难的，绝大部分的巨商寻求的是与地方官僚势力勾结，官商互利。

    如海瑞的养孙海述祖，其父海中适凭借海瑞侄女婿，历任贵州乡试、兵部副使、湖广巡抚、兵部左侍郎等职的高官梁云龙及其家族的庇护，就成为了海南的海贸巨富。

    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层楼，富可敌国，据说海述祖曾经将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杀死在海上，夺取其货物资财，然后谎报说狂风败舟，幸凭擎天柱，遇救得免。

    海述祖是否是走私，实际上颇有争议，海述祖出海一事，时人皆知，或许是得到官方许可并纳税之后的正常出海。

    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似正是琼州。

    若是如此，则明代后期允许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恐非止漳州月港一处。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为无力买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永乐朝，小商民也可以选择参与官营贸易。

    到了正德朝开放异国与明朝的私人贸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国船上门交易时，与其进行贸易。

    而这种贸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为大清管理海关用火轮船打击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贸易收入绝大部分的来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来隆庆开海，亦不过开月港，每年发放船引88引，后来增加到110引。

    当然，110引船引实际上不少。

    《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衮奏折》写有：粤海一关，内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货物纷杂……海关税银，全赖洋船出入，历年多寡不一。

    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

    这说明那个时候的广州海关每年交税给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仅有20艘到30艘之间。

    这对于华夏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一点点船只往来的贸易量，可以说等于没有海贸。

    二三十艘船能运来多少东西，和一个县城做贸易都不够。

    影响非常小。

    康熙曾经说过，以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多至千余艘，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即便不限制，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

    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

    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总共收到的也只是是100万两，据说占南宋岁入20%。

    即便考虑到我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也是有够磕碜的。

    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上亿贯之类的奇葩数据，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

    据说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

    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

    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

    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深恶痛绝，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

    联系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被迫自杀。

    就能发现，闽浙士绅似乎并不愿意开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

    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

    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

    明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是分不开的。

    清朝不是很给闽浙富民面子，是否证明大清能够更好地打击豪强，保护平民利益。

    并不是如此。

    清朝土地兼并，能排在历朝历代第一。

    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

    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百分之三十几。

    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百分之六十。

    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

    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这与打击豪强什么的没有半点关系。

    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军纪极劣，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又实施了迁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坏。

    这些活动，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

    所以后来，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是否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抵抗少呢。

    不然，广东民风彪悍，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

    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更加惊人，如尚可喜屠广州，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万人。

    但是因此，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新产生的士绅阶层，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是由尚可喜集团及清廷扶持起来的。

    这无疑也是广州十三行能够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限制商民出海，是损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

    而广东十三行的存在，证明在清代，官商勾结的巨商已经不满足于和中等商民争利。

    他们更是将手伸向了陆上与外国商船的贸易，通过寻求代理官营形成垄断，使得无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计，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个情况在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更加明显。

    广州贸易的繁荣，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

    中国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

    从全局看，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明代汪直、徐海等人是有追求的海商，而指清代蔡牵、张保仔等人为穷凶极恶的海盗，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为什么清代海盗中出身底层者多，因为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底层商民无力从各地转运货物到广州港与外国人贸易，无以为生，不得不出海为盗。

    乾隆的一口通商政策，只是把欧美来华商船限制在粤海关，其他东南亚国家商船限制在其他三海关，三海关从来没裁撤过，似乎认为有东南亚等地商船在三海关贸易，底层商民的生计不会受到影响。

    然而到了清朝，全世界都进入了殖民时代，南洋贸易份额也逐步被欧洲殖民者控制，自然与欧美国家的海贸就成为了海贸的大头，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对于底层商民的生计没有影响，绝对是不可能的。

    在底层商民的保护方面，明代比清代好得多。

    “朕不爱看奏本，爱听人说，怎么？既然是首辅与魏爱卿，黄爱卿共同具名上奏的奏本，你们三人就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的吗？”朱由校问道。

    顾秉谦知道躲不过去了，皱了皱眉头，硬着头皮道：“那还是由微臣给陛下读一遍吧？我这奏本写的挺简单的，一听就明白。”

    “好。”朱由校手一挥，“那就由首辅读一遍吧。”

    韦宝暗暗点头，顾秉谦既然承认是他写的，就等于将这件事完全揽过去了。

    魏忠贤则暗暗皱眉头，魏忠贤还不知道韦宝去找过顾秉谦、黄立极、魏广微等人的事情，没有想到这三个人会和韦宝站在一起。

    其实这当中，几方面的势力情况是很微妙的。

    顾秉谦、魏广微和黄立极都认为韦宝与魏忠贤是一起的，所以赞同韦宝的策略，应该不会得罪魏忠贤。

    而顾秉谦、魏广微和黄立极同时又认为他们与魏忠贤也是一起的，他们都是铁杆的魏公公的人啊，既然韦宝也是自己人，自己人赞成自己人，就更加没有问题了。

    而魏忠贤从来没有完全将这些大臣当成自己人，只是将他们当成工具。

    至于韦宝，在魏忠贤眼里从来就都是需要防备的对象之一。

    韦宝之所以能取得魏忠贤的支持，主要是韦宝能搞钱，韦宝还能帮助他打压东林党。

    虽然韦宝在打压东林党的过程中，也没有少对阉党下手。

    但魏忠贤是长期在宫中的人，实际上对于阉党大臣被打击，他感觉不深。

    因为韦宝今年一年帮他搞到的钱，他底下所有人加在一起，搞三五年，也不见得有韦宝搞来的多。

    韦宝既没有动摇阉党的核心集团，又搞来一大堆银子，魏忠贤自然喜欢，也自然不会在意韦宝动了阉党的许多人了。

    但是今天，几个内阁大臣，并且还是阉党的大臣一起站队支持韦宝，并且，几个人还主动揽上身，帮韦宝写奏本，不用韦宝出头。

    魏忠贤便觉得事情不简单了，第一次起了废掉韦宝的心思，因为韦宝如果连内阁大臣都有本事笼络到他身边，韦宝就有本事与自己抗衡。

    再加上，魏忠贤知道皇帝一向很喜欢韦宝，有时候他想在皇帝面前打压韦宝，说一些韦宝的坏话，可苗头刚刚露出来，皇帝就将魏忠贤一通训斥，搞的魏忠贤已经不敢在皇帝面前说韦宝的坏话了，只能顺着皇帝的话，每次都对韦宝赞赏有加。

    既能笼络大臣，又取得了皇帝的信任，这对于魏忠贤来说是很可怕的，意味着韦宝甚至能替代他的地位了。

    在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角度，的确是这么看的。

    其实朱由校心里没有阉党这个概念。

    在皇帝的视野看，只有能帮自己做事的人，老老实实做事的人，和不做事，尽是瞎捣乱的人。

    显然，魏忠贤只是一个做事的人而已，皇帝不可能将自己看成是与魏忠贤一起的，一个太监，不配！

    虽然皇帝并不知道昨天韦宝在酒桌上抛出了什么言论。

    但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听完顾秉谦朗读的奏本，什么都明白了。

    这奏本就算不是韦宝本人写的，至少也是韦宝授意的啊。

    朱由校没有想到韦宝这么厉害，能让魏忠贤这么支持他韦宝？

    朱由校其实对于魏忠贤的一举一动，大概都是清楚的，魏忠贤的所有动作都不会威胁到皇权的安全，所以朱由校会放心让魏忠贤把持朝政，放心让魏忠贤办事。

    魏忠贤充其量就是皇帝养的一条狗子罢了。

    如果真的要说谁很皇帝是一条心的。

    客巴巴比魏忠贤更加与皇帝一条心。

    不管有没有什么不可描述的关系，客巴巴的身体该碰的地方都被皇帝碰过了。

    她是皇帝的奶妈，皇帝早已经成年，还把奶妈留在身边，这本来就很夸张。

    所以，客巴巴对皇帝的感情，就算是以前在宫外的老公，或者亲生儿子都不见得赶得上，更何况是魏忠贤？

    客巴巴的耳目没有魏忠贤那么多，但是客巴巴也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渠道，客巴巴自然已经知道韦宝昨晚上宴请一众大臣的时候，在酒桌上就抛出这番言论了。

    却没有想到，韦宝的动作这么快，昨天一众大臣还反对韦宝来着，今天居然全部改向支持韦宝了？

    于是，客巴巴疑惑的看向魏忠贤，还以为是韦宝与魏忠贤私下达成了什么协议，而魏忠贤没有让自己知道。

    魏忠贤明白客巴巴询问的眼神，本来当着皇帝的面，魏忠贤不好与客巴巴眉来眼去的，但是事关重大，还是忍不住微微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与韦宝这件事没有关系。

    天启皇帝朱由校只是一瞥，便将客巴巴与魏忠贤的细微表情交流都看在眼里了。

    朱由校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阅历不丰富，天赋也不算高，只能说比普通人稍微厉害一些。

    读的书不多，受到的教育程度很浅，但并不妨碍他什么事情都知道一点。

    朱由校会对宫里宫外的事情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能力。

    并且，朱由校对于身边的这些熟悉的人，是非常有话语权的，牢牢控制身边的人，并且能够很敏锐的观察到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这当中，魏忠贤和客巴巴便是首当其冲的，皇帝对这两个人都很了解，尤其是对客巴巴。

    朱由校见客巴巴都不知道这件事，知道这事很有可能，连魏忠贤事先都不知道，不由有点佩服韦宝的才干，一个才十五岁的人，怎么就能这么快拉拢几个内阁大臣支持他呢？

    更何况，顾秉谦、魏广微和黄立极还是魏忠贤的人。

    朱由校甚至在一瞬间想到，如果魏忠贤不好用，让韦宝取代魏忠贤帮自己打理朝政，似乎都可以啊。

    但朱由校转念又立刻打消了这样的念头，朱由校不傻，知道韦宝是外臣，不如长期在宫中的魏忠贤好控制，一旦韦宝这样的人有了实力，又有了异心，将会非常麻烦。

    而且韦宝还那么有本事。

【0972 韦爵爷技惊四座】

    “你们想连着开十多处海港，用来通商？还全部要让海防总督衙门管辖？这么做的话，会对大明的农业造成很大冲击的啊，你们想过吗？”朱由校听完，直接就抛出了自己的问题，并且，看问题很准，一下子就切中了要害，“把各个省的水师全部交到海防总督衙门手里一体管辖，自然可以节约不少军费，可一旦水师主将有了异心，大明不是将没有水师可用，毫无制衡了吗？”

    韦宝一听朱由校这么说，没有很吃惊，在他的预料之内，却仍然不得不赞叹皇帝果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昏庸无能。

    朱由校在韦宝心中，至少比他韦宝本人是要聪明一些的，只是朱由校的阅历太少了，很多事情都没有接触过，只是道听途说，或者从书本中接触来的。

    就这一点，影响了皇帝的才能，否则以逻辑能力来说，朱由校可以排在历史上所有皇帝当中的前几名。

    毕竟木工活也是技术工种，属于理科项目啊，又是要画图，又是要测量，又是要计算，还得设计，每一步都不能出错的，负责一件作品就完成不了。

    而朱由校有本事单独完成那么多作品，并且其中大都是美轮美奂的木工精品，连宫外的能工巧匠都会赞叹朱由校的手艺，可见朱由校的手艺的确是很不错的。

    就凭这一点，韦宝就觉得朱由校是聪明的。

    还有刚才朱由校问出来的这句话，韦宝是以后世的重生穿越巨的角度，才能看清海禁的一些问题，而且韦宝还当官快一年，接触了朝廷的各个衙门。

    而朱由校一直处于深宫中，碰到这些政务问题，其实对于朱由校来说，更像是做一道政治考试题。

    这些问题对于韦宝来说是很鲜活的，而对于朱由校来说，都是冷冰冰的。

    将心比心，韦宝就更加觉得朱由校厉害了。

    这一回，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甚至冯铨和丁绍轼，魏忠贤和客巴巴，在场的一些太监，大家都忍不住同时看向了韦宝。

    就这一瞬间，表示所有人其实都心知肚明，都知道这个想法就是韦宝提出来的，因为韦宝是最大的受益者，除了韦宝，不会有别人。

    这帮太监一个个都是很精明的。

    暗中向着韦宝的王体乾，以及韦宝派出，打入皇帝身边的李元忠，都暗暗为韦宝捏了一把汗！

    大家都想听韦宝会怎么回答。

    韦宝却假装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懵里懵懂的站着，有点傻萌。

    反正顾秉谦已经都揽过去了，韦宝现在不用当出头鸟。

    朱由校忍不住问道：“韦爱卿，你觉得首辅说的事情怎么样？你能回答朕刚才的疑问吗？”

    韦宝当即回答道：“陛下，微臣十分赞赏首辅大人的方略，海禁并不是我大明对外贸易政策的全部，单就其本身而言，是军事上的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厉行海禁的时期恰好都是海防压力大的时点，比如明初，反对太祖爷的海上势力以及嘉靖中期的倭寇之乱，这从兵部的海禁条文也可以看得出来，强调处以极刑的大罪包括禁止将违禁品通贩下海、擅造双桅以上大船出海以及泄漏军机等军事相关内容。而在沿海武备，因为国力衰退或海防压力较小而废弛的时候，这项条令其实是有所松动的。微臣举个例子，弘治年间有广东军民造违制大船通番下海被抓，这个本来必死无疑的大罪竟然被地方官府解读为“只要造船的和出海通番的首犯不是同一人就可以免死”。而且得到监察御史和皇帝的认可，最后仅发配广西充军，成为该时期违反海禁的量刑判例。我大明朝朝贡贸易的实质是官方垄断贸易，外国商人只能以贡使的身份入境贸易，且不得随意接触本国平民，市舶司对外商的货物有优先处置权，其次才是交由牙行经营，以更高的市价承令普通大众“博买”。在这个过程中，朝廷获利甚丰，但对于外国商使的招待费用以及路费却要地方政府一起分担，这对中央和地方在海外贸易的利得分配上来说是极不平衡的。另一方面，丰厚的朝贡回赐物本身的确有外交宣传上的含义，但也是在明初下西洋以低廉价格从东南亚收购各色番货，然后控制市场价格甚至按市价“折俸”的基础上进行的，从朝廷来说仍然是稳赚不赔。这种模式实际上形成皇室一家对官僚阶层、地方政府乃至普通老百姓，自然无法维持长久。英宗在即位之初即将“下西洋”作为前朝第一弊政而革除。垄断贸易的松动不是皇室不赚钱，也不是皇室不想主导海外贸易，而是在与官僚阶层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官方垄断贸易不是大明一家，在同时期的世界各国王室对海贸都曾出现过的常态思路，比如葡萄牙王国曾经严禁普通商人前往几内亚，违者死罪，奥斯曼帝国禁止黎凡特-埃及的商人私自参与红海与波斯湾的贸易，暹罗的大城王朝甚至完全禁绝本国平民百姓出海，海外贸易分别交给回来我大明朝的商人垄断。各国垄断海外贸易的手段尽管程度各异，但最终也都经过了中央控制力下降而私有经济抬头的过程。”

    韦宝的话，信息量很大，别说皇帝，就是内阁几位平时知识面比较广博，接触面比较广的大臣都听不太懂。

    魏忠贤和客巴巴，以及一帮太监们更是懵里懵懂。

    韦宝接着道：“禁止民间对海外的贸易，官方的对外贸易却是一直没停止的。大背景有两点。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有重农抑商的思想。还有就是太祖爷奠定的农业社会的强大的惯性，太祖爷在明朝开国初的种种政策法规，太祖爷的治国理想可归纳起来就是，在太祖爷的治国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这是太祖爷在他写的《“男耕女织”的理想国》中曾经具体阐述过的想法。具体原因有，明初防患倭寇、陈友谅等反对武装势力。之后主要是为了防患倭寇。但是大致从中期开始民间违法对外贸易日益频繁。原因主要是政治**，国家控制力下降；社会风气大变，从纯朴转为奢华；从轻商到重商，士农工商都开始趋向于参与商业活动；嘉靖后期倭乱基本消失；嘉靖之后的隆庆帝开放月港。民间对外贸易更加兴盛。主导力量是谁？君权强大时皇帝主导。但越到后来政治**，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我大明朝不是看不到海贸的利润，只是怕掌控不了，只要能掌控好，能赚取足矣支付边军军饷的银子，还能控制好水师，何乐而不为。”

    “关键谁能保证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们手里就能控制好呢？”天启皇帝朱由校又提出了问题的核心，非常的精准。

    韦宝微微一笑，他早就知道皇帝会这么问。

    16-18世纪的明清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繁盛。

    中国商人将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从其生产地送到巴达维亚、马尼拉、澳门、广州等贸易聚集地，欧洲商人则到这些贸易聚集地将商品买走，再转卖欧洲市场。

    因此，可以说16-18世纪的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联接了中国的供给与欧洲的需求，同时中国海商也从欧洲人手中挣回了大量的白银。

    这些白银基本上是欧洲人从美洲殖民地开采的。

    按照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时间顺序，即伊比利亚人、荷兰人、英国人。

    他们各自花了多少白银购买中国商品。

    葡萄牙商人通过澳门将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输入中国。

    王裕巽在《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引用的数字：自16世纪80年代至16世纪末的20年间，葡萄牙运至澳门的贸易银的年平均额，因已有较明确的统计数据，并获档案记录和中国史录的印证，约九十万元至一百万元，即25875公斤至28750公斤，合693450两到770500两。

    若以其平均数731975两，为年平均额估算，于此期间流入中国的葡萄牙白银为14639500两。

    这段期间，中葡贸易尚未发展起来，1567年—1580年这13间年的白银输入量以1580年后的半数估算，即年平均五十万元，合明制白银385250两。

    这一阶段流入中国的葡萄牙本土贸易银总额为5008250两。

    17世纪前30年，是葡萄牙远东贸易的鼎盛期，每年由本土运到澳门的贸易银额，至少维持在原有的一百万元的数额上，有的年份可能超过此数，故在此三十年间，流入中国的葡萄牙本土运来的贸易银当不少23115000两。

    明代后期由葡萄牙本土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额为42762750两，即4000万两以上。

    除了来自欧洲的白银，葡萄牙人主要从事中日间的贸易，他们还将大量日本白银输入中国。

    在16世纪的后50年中，葡人共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是500000公斤，1600—1609年是200000公斤，1609—1629年是300000公斤，1630—1639年是450000公斤。

    因此葡人通过长崎——澳门贸易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高达145万公斤”，合明制3886万两。

    葡萄牙人在明后期输入的欧洲和日本白银共计约8000万两。

    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每年通过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额。

    从1571年（明隆庆五年）至1821年（清道光元年）的250年中，由西属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约4亿比索，约合中国库平银2.88亿两。

    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输往中国，即大约0.72亿至1.44亿两库平银输入中国，年平均输入量为28.8万两至57.6万两库平银。

    1570—1760年赴菲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并估计出每艘商船的平均贸易额及白银占回航货物的平均比例。

    从1570年，隆庆四年至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的190年中，从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白银约有1.75亿两库平银，年平均输入量约为92万两。

    从1550年至1800年的250年间，西班牙共输入白银1.5亿两！

    荷兰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其东印度公司多次改变对华贸易形式。

    1728—1734年共有9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即荷盾的白银，约合700871中国银两。

    173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放弃从荷兰直航广州，改采荷兰—巴达维亚—广州三角贸易，每船30万荷盾的投资，部分白银，部分货物，由于该形式的贸易耽搁时间较长，影响从中国茶叶的新鲜程度，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国家公司竞争。

    1757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每艘荷兰商船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购买茶叶等商品。

    基本上可以说在18世纪荷兰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在1600万两以上。

    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1602年至1689年的87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商船直航中国。

    1689年至1728年的39年中荷兰则放弃直航，而改由中国商船将中国商品运至巴达维亚。

    1602年—168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的商船数量按照1728—1794年平均年派遣商船即3.5艘计算。

    由于处于中荷贸易初创时期，其贸易量肯定不如18世纪，相当于18世纪的三分之一，即每艘商船携带10万荷盾银币，那么此87年中输入中国的白银为4350荷盾，约合877万中国两。

    从1689年至1728年非直航时期，中国商船携带中国商品进入巴达维亚，在销售商品后，还会购买一些当地产品，所以回程携带的白银应该不多，为了避免过高估计白银流入量，我们暂且不将此段时间的白银流入量计入总数。

    从1602年至1794年是中荷贸易的黄金时期，在这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荷兰共计输入中国白银2500万两左右。

    英国1637年首航广州，开始与中国的贸易。

    17世纪中英国对华贸易额很少，英国东印度公司1677年输入白银4778两、1681年输入37500两、1682年输入84000两、1698年输入60000两、1699年输入79833两，5年平均输入53222两。

    1637—1699年的62年间白银年平均输入量是53222两，则17世纪英国输华白银仅330万两左右。

    在1700-1753年间，英国共运白银19440448两到中国。

    1637-1799年英国共计向中国输入白银56637003两！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3.1亿两。

    这是一个大概的数，实际上肯定不止。

    一定是大于这个数的。

    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等，在此一时期也开展对华贸易，使用白银购买中国商品。

    它们在18世纪共向中国派出商船466艘，输入白银总数达38536802两。

    除此之外，美国于独立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派遣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广州贸易，但在18世纪美国基本靠西洋参和皮毛支付中国商品货值，输入白银较少，19世纪以后才开始大量输入白银，因此可以忽略美国输华的白银量。

    日本输入的白银量是不能忽略的。

    日本在明后期，1567-1644年，共计输入中国2亿两白银，用以购买丝织品、瓷器、日用杂货等。

    自明后期（1567年）至18世纪末的233年间，从欧洲、美洲、日本等地输入中国将近5.5亿两白银，即超过2万吨。

    这2万吨到底值多少钱呢？

    根据2016年10月3日国际白银价格，每盎司19.2美元计算，2万吨白银合美金元，即135.45亿美元、903.25亿元人民币。

    在明后期至清中期的这233年中，每年外国购买中国商品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236万两之巨！

    明代中国国内白银的开采量。

    明代276年中，中国国内总共开采白银仅23353326两，年均开采量仅仅8.46万两，尚不及海外白银输入量的一个零头。

    明后期至清中期，1567-1840年，不但不存在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中国海外贸易反而持续繁荣，历经三代欧洲强国，而且均保持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在16-18世纪重商主义盛行时期，白银的巨量内流，说明直至工业革命前夕中国的工业，特别是丝织业、瓷器业、制茶业生产，就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仍居世界一流水平。

    后世有很多历史学家及部分爱好历史的普通公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但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白银大量流入这一流通领域的现象之上，没有看到在白银背后中国强大的工农业供给能力才是支撑这一现象的本质。

    而近代世界经济体诞生的真正动力，也正是在于白银国际大流动背后所隐藏的中国与西欧实体经济中供给—需求的整合与交汇。

    在日本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清末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索要的2亿两战争赔款就是根据明后期从日本流入中国白银数量计算的。

    当然，这是日本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想通过战争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白银罢了。

    很多人只知道明朝有海禁，不知道宋朝也有海禁。

    海禁不是闭关锁国，而是禁止民间私自海贸。

    因为政府要垄断海贸的丰厚收入！

    而且宋朝官府不但垄断对外海贸，还垄断了手工业，除了传统的盐铁，还有茶、酒、瓷。

    到了明朝，私营工商业已经全面超越官营工商业了，但明朝官府没能有效地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税收制度，钱都被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们拿走了。

    宋朝官府的工商业收入占总收入的70％左右，而明朝官府的工商业收入差不多只能占到10％。

    税收高就代表国家富吗？这显然不是的。

    宋朝税收高是因为它税收能力强且税率高，税收占国家gdp的比重很高。

    不收税哪来的俸禄养那么多官，冗官。

    宋朝的兵民比是历朝之最，还是发工资的募兵制，冗兵。

    还得给辽、夏交保护费，冗费。

    宋朝事实上是历朝历代搜刮百姓最严重的政权之一，比它还差劲的大概只有那些割据混战的军阀了。

    明朝是真的穷，但这个穷指的是国家财政。

    无论是gdp还是人均gdp还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生活水平，明朝都是比宋朝高的。

    不是穷的问题，而是地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必须是中央集权，建立一个由朝廷能够控制约束的官僚体系，实现区域间的均衡，说白了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拿富地方钱补穷地方，要不国家就得给拖死。

    明朝最为典型，老朱那时候刚打完仗，各地都很穷，他就以土地作为全部衡量标准，制定税收政策，问题在若干年后，由于海禁松弛，南方商业发展不断发展，富起来了，油水足，而皇帝在北方，对这个情况没有切身了解，只是多抽点税。

    其实他拿的一点和南方创造的财富相比百足一，这个短视，导致了政策调整出现了相当长一段空窗期。

    而小朱、小小朱们有没老朱和他儿子那手腕控制官僚体制，官员们趁此机会大捞特捞，与商人勾结成利益集团，甚至自己成为商人，国家要调整税收政策时，立刻跳出来坚决反对，特别是明代官僚中许多决策者都是富裕地方出身。

    在问题没激化前，自然不想从自己家割肉，这使朝廷不得不长期用可怜的税收去补剿匪、平叛、灾后重建的窟窿。

    随着物价上涨，开销越来越大，拖也拖死了。

    明朝和北宋不同在于，北宋的官僚上层大多出身北方，且当时文化上北方优于南方，经济南北差异还没有大，这使中央将南方钱抽到北方，北方用输出文化换取可以实现。

    至于南宋，就偏安在一隅，靠土地税连个活路都没有，只能靠发展商业，而当时的行都在杭州，临安，就是商业最发达地区。

    统治者时时刻刻都盯着这个唯一的活路，商业政策变得很务实。

    虽然官僚们该拿还拿，因为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贴的紧，贪污金钱占国家的收入的比例远小于明朝。

    这里要说明是比例，不是说南宋官僚比明朝官僚清廉。

    大宋的那个财政总量，单位叫“贯石匹两束”，分别对应的是“钱、谷、布、银、草”。

    假如，某年大宋某州府夏税：钱两千贯，粮食两万石，布五千匹、银五百两、草一万八千束。

    那么统计下来本年夏税是四万五千五百（贯石匹两束）。

    而各个州府加在一起，最后的总数汇总到中央，动不动一亿几千万。

    一束草和一两银也根本不等值。

    14～17世纪欧洲的新兴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纷纷来到东亚开拓殖民地，发展贸易，明清同他们的交往始于16世纪初。

    过去，总将这定性为反抗西方殖民。

    但当继续挖掘历史却能察觉到，这背后的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多很多。

    “陛下，可以由陛下亲自掌管海关税收，全部交给东厂去办，甚至把大明所有水师，都放在东厂下面，不叫监军，直接由太监领军，当初郑和下西洋，领头的不就都是宫中太监吗。”韦宝回答了天启皇帝朱由校的问题。

    韦宝的回答，将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把海关和水师都交给太监把持？

    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回答。

    其实刚才韦宝列了一大堆的数据，说的很清楚，大家都已经有点被韦宝说动了。

    唯一疑惑的就是皇帝提出的问题。

【0973 内阁出奇的一致】

    朱由校问的问题是：“关键谁能保证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们手里就能控制好呢？”

    天启皇帝朱由校提出了问题的核心，而且还非常的精准。

    而韦宝韦爵爷的回答却是，可以将海关和水师都交给东厂太监们去管。

    韦爵爷的话，可以称得上技惊四座了，任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答案。

    因为韦宝看的很明白，皇帝唯独担心的，最最担心的，就只有一条，经济失去控制，钱到不了自己手上，水师失去控制，养出海上的军方。

    韦宝将钱和军队都交给太监直接管理，一下子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但是韦宝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大明的太监只能偷偷揽权，至少不是名正言顺的，所以言官们才敢于一个个的跳出来撞墙当忠臣。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皇帝将君主权力赋予一部分给自己的家奴--宦官，让他们去干预朝政，就会形成宦官专权。

    这种现象的形成可能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皇帝受到来自外朝文官集团，包括带兵武将的威胁，另一个是皇帝个人权力与文官集团权力的对比。

    前一个因素决定皇帝重用宦官的权利有多大，他感觉到来自文官的威胁越大，就越有可能提拔宦官，让他们去制约外朝群臣。

    后一个因素决定宦官干政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就算皇帝极力想提拔宦官，但如果文官集团足够强大，就能挫败皇帝的努力。

    洪武初年，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干预政事，对宦官控制很严。

    朱棣因夺帝位曾得助于宦官，故视他们为亲信，设东厂，由宦官主持。

    宦官开始取得出使、专征、分镇等大权，为后来的宦官专政提供了条件。

    宦官专权，始于英宗时的王振。

    王振因得英宗宠信，权势益炽，跋扈不可制。

    明初鉴于前代宦官之祸，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防范严密，宦官无机可乘。

    朱棣起兵“靖难”，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许多宦官立过战功。

    如狗儿、李兴、郑和、马靖等，开始受到重用。

    “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虽然宦官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

    明英宗时，开始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太监们可以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

    在宦官24衙门中，司礼监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权力极大。

    “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

    势焰在内阁之上。

    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甚至左右内阁大臣的去留。

    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

    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职务。

    操纵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残害官民。

    大明朝的太监们，权力升级，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成化以前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

    正统年间，王振在朝中擅权，屡次对麓川用兵，劳师糜饷；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

    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耽于逸乐，不问政事，遂使宦官得势。

    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铭、梁芳、钱能、韦兴、陈喜、王敬等人。

    其中以汪直最为有名。

    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

    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

    屡兴大狱，激化了朝臣与宦官的矛盾。

    宦官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

    武宗时，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为“八党”，也称为“八虎”。

    刘瑾最为专横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必须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

    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中去办事。

    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

    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

    魏忠贤就更加不用说了，炙手可热，权倾朝野。

    “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

    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陷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

    自称九千岁，下有5虎、5彪、10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

    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

    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有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

    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安。

    对于中国的历代王朝而言，如何处理好宦官问题，是一个颇为费脑筋的事情。

    强如汉唐，也因十常侍之乱和甘露之变而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与汉唐相比，明朝的宦官问题颇有特色。

    在明朝，宦官们虽然没有东汉末年和晚唐时宦官动辄废立皇帝的巨大权力和嚣张气焰。

    但有明一代，宦官们得势之久，巨监权监数量之多，可谓世所罕见，为其他王朝所不及。

    为什么明朝宦官势力在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上你来我往，得势如此之久呢？

    要想探究明朝的宦官问题，首先要先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

    在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借鉴前代宦官弄权导致帝王身死国灭的经验，制定了严格的铁律来禁止宦官干政。

    贫苦人家出身的朱元璋认为，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每天在宫里扫洒侍奉便是其本职工作。

    干预政务，染指兵权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事。

    为了让后世子孙牢牢记住自己的祖训，朱元璋专门在宫中铸造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铁碑，以警戒后继之君们。

    明朝日后的宦官问题，看上去与明太祖朱元璋没什么关系，明朝太监势力的强大全都是因为后来皇帝的不争气，将太祖的祖训当成了耳边风的缘故。

    然而，事实是明朝宦官势力的巨大，恰恰和这位对待宦官颇为严厉的太祖有关。

    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给子孙后代扫平道路，他废宰相，屡次大杀功臣勋贵，仅诛宰相胡惟庸一案便株连三万余人。

    使得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也为后来宦官干政埋下了隐患。

    “这万万不可，东厂负责侦办缉拿，权力已经被人诟病过大。锦衣卫与东厂并列，活动加强，合称为厂卫。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朕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现在若是掌管所有的大明水师，天下人会怎么看？”朱由校问道。

    韦宝一听皇帝这么说，心里就有底了，朱由校并没有担心不可以开海禁，没有担心把整个大明水师收编在一起，而是担心别人的看法。

    说明皇帝不排斥他的发略，甚至已经偏向于接受了。

    “陛下，天下是陛下的天下，在大明创建之初，太祖百废待兴，什么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定下，世易时移，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海禁可以增收，统一收编所有水师，既可以保障海防，严查关税，防止民间有人不通过朝廷而私自出海。他们私自出海所创造的利润，可是和大明朝廷毫无关系，都便宜了与之勾结的官府，以及冒着杀头风险出海贸易的民间海商。陛下知道这些银子，远远高于大明每年收上来的赋税总和吗？所以，大明搞不搞海贸，海贸都一直存在，所以，不如重新洗牌，形成制度化，堵上漏洞，让九成以上的银子都进入国库。”韦宝道。

    “朕现在说的不是这个事儿，不是在问可行不可行，而是朝臣们肯定不会同意的。”朱由校叹口气道。

    “他们凭什么不同意，当初太祖起兵，成祖皇帝起兵，还有大明有几位亲自带兵的皇帝，皇帝亲自领军，有何不可，东厂领水师，就相当于陛下领军，再说了，京营不就是陛下直接统属的吗？怕谁说？敢胡言乱语者，是见不得陛下好，见不得大明好，其心可诛，该诛杀九族。”韦宝咬牙切齿道。

    朱由校心里听着暖融融的，感觉韦宝真是最大的忠臣，这么为皇家着想，这么为朕着想。

    东厂即东缉事厂，是明代的特权监察机构、

    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

    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

    地点位于京师东安门之北。

    明中叶后期锦衣卫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常合称为“厂卫”。

    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用武力非法推翻了建文帝政权，在南京自行登基，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永乐皇帝。但当时社会上对永乐政权的合法性异议纷起。

    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

    而朱棣亦对朝廷大臣多不信任。

    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

    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朱棣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

    而且太监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于是朱棣一反太祖关于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禁令，重用宦官。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明成祖朱棣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决定设立一个称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的新官署，命所宠信宦官担任首领。

    建立东厂还有监视锦衣卫的意图。东厂建立更深的背景是明代加强中央集权。

    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移到宦官手里，其权力在锦衣卫之上。

    成化十三年，1477年春正月，明宪宗增设西厂，用太监汪直为提督。

    其为员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及至宪宗时又复设立“西厂”。

    这个机构“不特刺奸之权，薰灼中外，并东厂官校，亦得稽察”。

    其后虽因内阁大学士的“谏阻而罢”，但至武宗时“西厂复设”，形成东西“两厂对峙”的局面。

    更有甚者，未几又设立“内行厂”，以大宦官“刘瑾躬自领之”，东厂、西厂皆受监临，“逻卒四出，天下骚然”。

    明朝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封建**的皇权面临严重危机，明熹宗重用宦官魏忠贤，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魏忠贤在宫内选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

    在外收罗齐楚浙党为主的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

    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

    魏忠贤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

    魏忠贤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

    内外大权一归忠贤。

    魏忠贤出门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魏忠贤九千岁。

    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银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祠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

    魏忠贤专权时，厂卫特务更是空前嚣张。

    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就开始自任东厂提督。

    锦衣卫的都督，则是魏忠贤的干儿子田尔耕担任。

    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

    “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

    一次，京城四个平民在密室夜饮，一人酒酣耳热，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不敢出声。

    骂者话音未了，突有隶役数人冲入，捉四人面见魏忠贤，魏下令将骂人者当场剥皮，另三人赏钱放回。

    生还者吓得魂飞魄散，险成疯疾。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

    通常由司礼监中排名第二或者第三的秉笔太监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

    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

    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

    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

    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

    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订了相当严密的制度。

    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的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东厂第一任厂主已不可考，《明史·成祖三》记载“是年，始设东厂，命中官剌事。”

    明代大太监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都曾统领东厂。

    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

    一人掌理，委以缉访刺探的大权。

    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

    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

    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东厂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

    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不经司法审判，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

    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又“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

    明代东厂大堂入内即可见大幅岳飞画像，提醒东厂缇骑办案毋枉毋纵，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

    可惜东厂在实际办案中完全背离了这个初衷。

    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

    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

    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

    明代的刘瑾、魏忠贤等专权的宦官，大多倚靠锦衣卫、东西厂、等类带有特务性质的专设监察机构，不断陷害、诬杀正直大臣，多用酷刑，魏忠贤的党徒拷掠杨涟、左光斗等正直官僚，用尽酷刑。

    “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这也就是说，东厂干事成为流氓头子，“自京师至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冤死者相属”。

    东厂建立初期客观上有反**的效果，极大的加强了皇权。

    但东厂更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历史影响。

    越过正常的官僚机构，进行特务活动，存在大量阴暗面，人为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但在明朝宦官只是皇帝权力的延伸。

    由于东厂镇压的手段极其残酷，且有因向独裁者邀功或其私利而为之，所以容易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以致于东厂在明代社会上的口碑极差。

    明代的宦官是人们不断诟病的对象，宦官及领导的东厂给明朝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对社会的干扰体现在方方面面。

    明朝多数士大夫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从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出发，对东厂干预司法的行为予以激烈的批评。

    他们认为，东厂受理词讼常常酿制冤案，随意侦缉威胁社会稳定，干涉狱政经常滥加私刑。

    他们指出，东厂干预司法，破坏了明初设立的三法司管理司法事务的祖制，威胁明王朝统治的稳定。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

    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

    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入。

    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是明代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关以外设置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

    锦衣卫，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

    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被撤销，只相隔一个月宪宗又恢复西厂。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属于外臣。

    而东厂、西厂的首领是宦官，即内臣。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后来居上。

    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

    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

    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

    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东厂、西厂与锦衣卫共同点是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即“巡查缉捕”。

    出于**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东厂、西厂与锦衣卫都是这样的机构。

    因为东厂本来就负责监视大明大大小小的各个衙门，所以并不存在韦宝开始想的，皇帝和魏忠贤担心有人把持了水师，会对朝廷不利这样的事情。

    韦宝在海防总督衙门一把抓，陆军和水师官兵用的清一色都是天地会的宝军，以及新招募的，或者是策反归顺了韦宝的原本的世袭官兵。

    总之，魏忠贤目前还没有功夫整顿到海防总督衙门去，另外韦宝能给魏忠贤搞到很多钱，魏忠贤也不会怀疑韦宝会对朝廷有什么不利，所以没有急于整顿海防总督衙门。

    倘若魏忠贤有需要，多派东厂番役到海防总督衙门去，一样能将海防总督衙门下面的官军控制的死死的。

    在大明朝正常的时期，就没有听说过几次官军造反的事，有也是很小规模的，不可能到总督造反这样的规模。

    这也算是东厂的一个巨大贡献吧，东厂对官员的钳制能力是很突出的。

    问题是皇帝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朝臣们的看法，“韦爱卿说的有些道理，首辅，还有你们二位，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吗、”

    天启皇帝朱由校问顾秉谦和黄立极、魏广微三人。

    三人同时看向魏忠贤，三人刚才就看了魏忠贤几次了。

    魏公公此时面色如常，看不出任何表情，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顾秉谦、魏广微和黄立极三人只能硬着头皮，对皇帝表示，他们的想法与韦爵爷说的一样。

    朱由校又问冯铨和丁绍轼，“你们两位今天为何不说话，你们怎么看？”

    冯铨狡猾道：“微臣才疏学浅，尚且没有想好。”

    朱由校有点不悦，虽然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但朱由校毕竟已经当了五年的皇帝了，对于官员是不是阳奉阴违，是不是有所不留是看的出来的。

    丁绍轼则道：“微臣觉得首辅大人，魏广微大人和黄立极大人，韦爵爷说的，有些道理，具体施行会如何，微臣不敢臆断。”

    朱由校点了点头，知道丁绍轼这算是偏向于赞成了！

    魏广微、黄立极、顾秉谦很奇怪，没有想到丁绍轼居然会这么说。

    通常情况下，凡是他们几个人支持的事情，丁绍轼是一定反对的。

    而丁绍轼支持的事情，他们也一定反对。

    阉党和东林党通常都是想都不想的，不管对错，不问是非，只争夺高下，这就是党争。

    顾秉谦、魏广微和黄立极三人奇怪，天启皇帝朱由校也觉得奇怪。

【0974 君臣饮宴】

    包括冯铨，包括魏忠贤和客巴巴，王体乾，李元忠等太监，大家都觉得奇怪。

    天启皇帝朱由校搞不清楚今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两帮人能达成一致，这让皇帝绝对有点不对劲。

    而魏忠贤更加警惕，如果这些人都与韦宝站在一起，这就是一派新势力了！

    “魏公公，你怎么看？”朱由校终于问到了魏忠贤头上。

    魏忠贤沉吟道：“陛下，这是军国大计，老奴只是一个内臣，不方便说话吧？”

    “无妨，这里没有外人。”朱由校道。

    “那老奴就说两句吧。”魏忠贤说之前，目光从顾秉谦，到几个阁臣，再到韦宝脸上，依次扫了一圈。

    魏忠贤没有看杨嗣昌，在这个场合，杨嗣昌是可有可无的人物，连皇帝也不会问杨嗣昌的意见。

    “老奴觉得不可，虽然开辟通商港口，能增加国库收入，统一大明水师，能缩减国库开支，但如果只是为了弄银子，这头弄来银子，灭了几处的火，会不会引来更大的火？到时候，是不是又需要弄更多的银子？老奴预估，如果这两项提出来，一定会引起朝野反对，这是其一，最怕是天下士绅一起反对。到时候，朝廷要么镇压举国臣民，要么，这两项新政推行不下去，引得朝廷威严扫地，陛下威严扫地，这个责任，谁担得起？变通虽然好，却也要考虑后果。如果天下士绅都反对的事情，将来如何收其他的税，士绅们都对抗朝廷，不再让子弟出仕，上哪儿弄人做官？更有甚者，还有可能引来朝廷内部官员大规模辞官，或者提早告老还乡。这些，陛下都不得不考虑。”魏忠贤道。

    本来一件没有做的事情，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魏忠贤这么一着重强调不利因素，强调风险，立刻让在场的人不寒而栗。

    诚然，得了好处，好处是朝廷的，若是有什么不测，责任可是个人的啊。

    顾秉谦一听魏忠贤这么说，吓得满头是汗，虽然是马上就要过年的关口，冷的要死，但顾秉谦却燥热的慌。

    “微臣觉得魏公公所言极是，微臣只是向陛下提一提，挺魏公公这么说了，便觉得这奏本有许多不妥之处。”顾秉谦立马站队魏忠贤。

    魏广微和黄立极立刻附和，都说这个奏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很欠考虑云云，都站队魏忠贤。

    天启皇帝朱由校先是看了看魏忠贤，然后看了看韦宝，问冯铨和丁绍轼，“你们两个怎么看？”

    “陛下，微臣觉得魏公公所言极是，这两项新政风险太大，只怕是抱薪救火，会引来更多的问题。”冯铨立刻站队魏忠贤。

    本来冯铨就看不得韦宝崛起，只是韦宝看似与魏忠贤关系非同小可，冯铨才不敢公然与韦宝对抗，现在正好落井下石。

    丁绍轼则道：“任何新政都有风险，就要权衡利益大，还是弊端大。微臣觉得韦爵爷刚才所言有理，海贸在民间一直存在，可以说是屡禁不绝。因为有利益，所以官府之中一定有害群之马与民间投机商人互相勾结，这不是轻易能化解的，因为确实有对外贸易的需要，洋人会送银子来，有利益，就有人敢于冒险。所以，朝廷只有规范管制，才能把银子收上来。这当中，可能因为扩大贸易量，触动很多有田产，把持了各地货物贸易的大户的利益，但不至于伤及根本，更何况，一旦扩大了海贸，这些各地的大户，也一定会加入其中，所以，损害他们利益不大。如果什么事情担心反对就不做，那什么都可以不用做了。所以微臣觉得，不如先开辟一两处口岸试一试。至于水师，整个大明北方水师，其实大半已经在海防总督衙门的管制之下，南京水师一直没有多少防务压力，不说形同虚设，也着实拿了军饷，不用干多少事情。防止海上私下贸易，以及防止倭寇，历来是浙江，福建，广东为重。微臣觉得，可以将金鳞码头和金鳞水师划拨归海防总督衙门一并管辖。”

    虽然丁绍轼将韦宝提出的两项新政缩减了九成以上，但丁绍轼依然明确表达了对韦宝的支持。

    这就让顾秉谦、魏广微和黄立极更加犯嘀咕，不知道为什么丁绍轼这回这么支持韦宝。

    实际上，丁绍轼作为目前内阁当中唯一的东林党大臣，丁绍轼支持韦宝，已经代表了，如果真的推行这两项新政，实际上，阻力将会相当小。

    因为东林党本来就是江南大士绅集团的代表。

    至少有丁绍轼这样的大佬支持，很多东林党官员不会太抵触新政。

    说是两项，开辟通商口岸和合并管理水师，其实就是一码事，没有控制当地水师，也就不可能控制当地通商口岸。

    朱由校听丁绍轼说完，不由点了点头。

    丁绍轼的话，很符合朱由校内心的想法，朱由校觉得试一试的确无妨！

    “杨嗣昌，你来说说看，你身为户部官员，想不出办法，朕不怪你，但你评判一项新政是否值得推行，应当有自己的主见吧？”朱由校居然问杨嗣昌的意见。

    杨嗣昌有点受宠若惊，这里哪里有他说话的份啊？

    韦宝虽然只是十来岁的少年，但人家韦宝是爵爷，是英国公张维贤的女婿，大明一等一的高官了啊。

    其他人要么是阁臣，要么是魏忠贤这种权倾天下，一手遮天的人物。

    “启禀陛下，微臣赞同丁大人的话，可以试一试，以少量口岸，以及长江以北的水师试一试，无妨。若是遇到问题，也方便应对。如果可行，再逐步加大规模，作为户部官员，自然希望开源节流，获得更多的收入银两的渠道。”杨嗣昌没有犹豫，直接说出来了。

    杨嗣昌本来就不对魏忠贤抱持什么幻想，他老爹就是被魏忠贤罢免回家了的，魏忠贤没有搞他，只是因为他人微言轻，没有什么害处，另外他是靠金榜题名，正式的科考一步步上来的，如果魏忠贤针对他一个五品小官，肯定会被众人诟病。

    杨嗣昌很清楚，以自己今天的表现，魏忠贤肯定容不下自己了，不如索性按照内心的想法，实话实说，也算是为大明朝廷尽忠了。

    所以，杨嗣昌虽然只说了寥寥两句话，内心却想了一大堆。

    天启皇帝朱由校又点了点头，魏忠贤、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反对，韦宝、丁绍轼、杨嗣昌赞成。

    如果没有杨嗣昌的赞成，赞成的一方就会显得很孤独。

    幸亏朱由校知道韦宝绝对不是东林党，杨嗣昌也不属于东林党，否则现在的局面很像是东林党与非东林党的争斗。

    “魏公公，你怎么说？你有听见丁爱卿刚才如何说的吗？”朱由校问道。

    “老奴糊涂了，老奴都听陛下的。”魏忠贤以退为进道。

    朱由校和韦宝都搞不懂魏忠贤今天是怎么了。

    本来依着韦宝的想法，现在大明是魏忠贤当家，最着急弄银子的应该是魏忠贤吧？

    而且韦宝把话说的很清楚，都挑明了，这个海防总督衙门，他韦宝可以不要的，可以让皇帝喜欢谁当就让谁当。

    所以，韦宝至少帮着出个点子而已。

    并且，韦宝还提议让东厂监管海防总督衙门，监管水师，等于把权力都给了司礼监了啊。

    这就等于是送给魏忠贤银子和权力，不知道魏忠贤为什么不支持。

    朱由校皱了皱眉头，若不是对魏忠贤不是一般的好，换了旁人，朱由校肯定要开骂。

    朕在问你话，你说都听朕的，那要你有什么用？

    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朕放心让你代批奏本吗？

    朕放心让你在那么多朝廷官员的任免当中起主导作用吗？

    “魏公公，你觉得好就说好，觉得不好就说不好！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回答吗？”朱由校压着火气问了一句。

    韦宝暗暗好笑，就冲着天启皇帝朱由校这句话，还是看得出来，朱由校依然是孩子性格，还没有长大的大孩子。

    韦宝估计今天的事情太大，关乎大明本身了，所以朱由校才会亲自主持平台议事。

    毕竟不管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没有了银子，都是很可怕的。

    十几万等着发军饷的兵士过年拿不到积欠的银子，真的要出大事。

    魏忠贤呐呐的说不出话来。

    魏忠贤内心虽然反对，但是听皇帝的意思，皇帝是赞成的，以魏忠贤的脾气，色厉内荏，在皇帝面前就是一条老狗，绝对不敢忤逆皇帝的意思。

    客巴巴看出了魏忠贤的窘境，打圆场道：“陛下，这事关系重大，不急着立刻定下来，今儿个天也不早了，不如先到这，大家先用午膳，明早上再议也不迟。”

    朱由校估计魏忠贤有什么话当面不好说，要私下对自己说，想想客巴巴的话也觉得有道理，便点头道：“那好吧，就听奉圣夫人的。几位爱卿，你们留一下，午时与朕一同用膳吧。”

    韦宝知道真实的皇帝与大臣相处，一起吃饭是家常便饭，并不像是后世的影视剧，君臣吃饭是多大的事。

    不过，今天对于韦宝来说挺特别的。

    他第一次向皇帝提出重大施政举措，这是一方面。

    魏忠贤支持还是反对，韦宝不用太在意。

    有了英国公张维贤这个大靠山，韦宝现在就算单独入宫也不怕魏忠贤敢谋害自己。

    敢杀了自己，自己老丈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朱由校与韦宝说些闲话，不再谈开辟通航口岸，不再谈关税，也不提收编统一管理大明所有水师的事儿了。

    韦宝是聪明人，皇帝不提，他更加不会提，韦宝挑拣换地爱谈的话题，说些木工活和旅游打猎的事情，还挑一点打仗的事儿，侧面暗中夸赞自己的军事才能。

    当然，韦宝就是隐晦的点一点，都靠旁人自己去设想。

    韦宝很清楚，在皇帝面前高调，在这帮大明最高层面前高调，除了遭人嫉妒，没有任何好处。

    他会打仗，用事实证明便可。

    一个又会打仗，又会赚钱的人，即便是皇帝再怎么喜欢，也会深深防备的。

    朱由校被韦宝的话逗的十分开心，问东问西，全然不像与大臣们说话的时候沉默是金。

    杨嗣昌没有资格在这种场合吃饭，已经走了。

    在座的几位都是阁臣，除了冯铨是年轻人，其他都至少五十开外了。

    在古代，超过五十的人就已经很老了。

    所以，阁臣们都不太参与皇帝与韦宝聊天，冯铨偶尔说一两句助兴。

    在皇宫里吃饭，和韦宝的府邸一样，二十四小时有厨子等着上菜，不用等。

    几大桌的丰富菜肴很快上来。

    八果垒、香橼、真柑、石榴、枨子、鹅梨、乳梨、楂、花木瓜，各式水果切盘打头阵。

    乐仙乾果子叉袋儿一行，荔枝、圆眼、香莲、榧子、榛子、松子、银杏、犁肉、枣圈、莲子肉、林檎旋、大蒸枣。

    缕金香药一行，脑子花儿、甘草花儿、朱砂圆子、木香丁香、水龙脑、使君子、缩砂花儿、官桂花儿、白术人参、橄榄花儿。

    雕花蜜煎一行，雕花梅球儿、红消花、雕花笋、蜜冬瓜鱼儿、雕花红团花、木瓜大段儿、雕花金桔、青梅荷叶儿、雕花姜、蜜笋花儿、雕花枨子、木瓜方花儿。

    砌香咸酸一行，香药木瓜、椒梅、香药花、砌香樱桃、紫苏奈香、砌香萱花柳儿、砌香葡萄、甘草花儿、姜丝梅、梅肉饼儿、水红姜、杂丝梅饼儿。

    脯腊一行，肉线条子、皂角铤子、云梦儿、是腊、肉腊、奶房、旋胙、金山咸豉、酒醋肉、肉瓜齑。

    垂手八盘子，拣蜂儿、番葡萄、香莲事件念珠、巴榄子、大金橘、新椰子像牙板、小橄榄、榆柑子。

    光是水果就摆了几个大桌。

    燕天南一直以为自己吃的算是丰富了，算是奢华了，与皇宫一比，好像自己吃的也不算奢华吧？

    这特么，你们都快赶上吃西餐了，上这么多水果做什么啊？

    上菜啊。

    韦宝已经养成了喝点酒的习惯，每顿饭都要喝一点点，通常都是一两左右，一只小巧的金玉酒盏装酒。

    然后终于来了下酒菜。

    下酒菜式也不少，主力的就有十五盏之多，还有小盘子装的。

    第一盏花炊鹌子，荔枝白腰子。

    第二盏奶房签，三脆羹。

    第三盏羊舌签，萌芽肚胘。

    第四盏肫掌签，鹌子炙。

    第五盏肚胘脍，鸳鸯炸肚。

    第六盏沙鱼脍，炒沙鱼衬汤。

    第七盏鳝鱼炒鲎，鹅肫掌汤齑。

    第八盏螃蟹酿橙，奶房玉蕊羹。

    第九盏鲜虾蹄子脍，南炒鳝。

    第十盏洗手蟹，鱖鱼假蛤俐。

    第十一盏玉珍脍，螃蟹清羹。

    第十二盏鹌子水晶脍，猪肚假江瑶。

    第十三盏虾橙脍，虾鱼汤齑。

    第十四盏水母脍，二色茧儿羹。

    第十五盏蛤俐生，血粉羹插食，炒白腰子、炙肚胘、炙鹌子脯、润鸡、润兔、炙炊饼。

    厨劝酒十味，江瑶炸肚、江瑶生、蝤蛑签、姜醋香螺、香螺炸肚、姜醋假公权、煨牡蛎、牡蛎炸肚、蟑蚷炸肚、假公权炸肚。

    食十盏二十分，莲花鸭签、茧儿羹、三珍脍、南炒鳝、水母脍、鹌子羹、鱖鱼脍、三脆羹、洗手蟹、炸肚胘。

    对展每分时果五盘，晚食五十分各件，二色茧儿、肚子羹、笑靥儿、小头羹饭、脯腊、鸡腊、鸭腊等。

    从明清开始宫廷御膳逐渐接近后世的食物，即便没有味精，但燕天南觉得绝对不输给后世放了味精鸡精的菜肴。

    虽然朱家登基后绝大多数时间待在北京，然而南京乃至整个江南对明代皇家饮食的影响是极大的。

    明代宦官刘若愚所记《酌中志》中的描述初九日重阳节驾幸万岁山登髙，或兔儿山旋磨台登髙，吃迎霜麻辣兔。

    菊花酒属于节令饮食，而这个麻辣兔，韦宝倒是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

    韦宝对吃比较感兴趣，所以知道这个的做法：“切丝鸡汤煨，加黄酒，酱油，葱姜汁，花椒末，豆粉收汤”，这典型的淮扬风格，侧面描述了明代皇帝喜南方饮食。

    宋朝人还没有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

    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朝才开始。

    明朝开始，人们大规模食用鱼翅了，烹饪的手法大类今朝，在后世吃鱼翅的话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却仍有很多人趋之若鹜，其中一部分或许就是从六百年前开始就有以鱼翅为奢为贵的思路，延续至今的缘故。

    相比之下海参的食用历史就提前了很多。

    《酌中志》记载，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羊肉包、浑酒、牛乳、乳皮、乳窝卷蒸用之。

    天启皇帝朱由校最爱炙蛤蜊、炒鲜虾、田鸡腿及笋鸡脯，又海参、鳆鱼、鲨鱼筋、肥鸡、猪蹄筋共烩一处，恒喜用焉。

    在迁都北京很多年之后的明朝皇室仍然对沿海一带饮食有偏爱，但羊肉与乳制品这些北方特色的食物也在宫中颇为流行。

    果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炙子烤肉是老北京传统的一种吃食，但明代的宫廷里面当时是没有这种铁盘的。

    韦宝对各种菜式，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更好笑的是韦宝还能说出各种做法，不停的品评论。

    朱由校大感有趣，一直问个不停，并且连连点头，对于韦宝的博学多闻，佩服的很。

    之前韦宝谈军事，皇帝都没有这样感兴趣。

    韦宝暗暗好笑，看样子，皇帝真的还是一个小孩子心性。

    韦宝甚至还让御厨拿来工具，亲自示范怎么烤肉。

    引得朱由校也拾掇起袖子，跟着一起干。

    皇宫里面皇帝最大，皇帝通常是没有老爸的，能登基的，老爸基本上都挂了。

    而朱由校立了一个先帝不得超的刘贵妃当皇太贵妃，老好人一个，更加不会干预皇帝，所以朱由校更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魏忠贤和客巴巴的参与感也十足，与皇帝，与韦宝一起干。

    瞬间成了烧烤晚会了。

    “陛下，这种烧烤，再配上我让人特别酿制的四特酒，，味道非常好，您试一下。”韦爵爷热情的推销道。

    朱由校尝了一口，觉得不怎么样，朱由校本来就不好饮酒，却很捧场，点头笑道：“好酒，这酒有什么来历吗？”

    “没有什么来历，微臣在家闹着玩弄出来的，却没有想到在各地卖的极好，现在京城各家酒肆，九成九以上，用的都是这种四特酒。”韦宝吹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