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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5 胥吏】

    大明朝的疆域在韦宝的这一世，也没有什么改变。

    明初在外蒙古边境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为边防前线，包括东胜卫、斡难河卫、开平卫、大宁卫等皆为明朝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西拉木伦河一线。

    永乐以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致使边境逐渐南移。明中期，随着蒙古复振，边境再次内迁，并修建长城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当时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

    朱元璋置辽东都司经营辽东，后朱棣招抚女真部落，于1411年设奴儿干都司，共辖130多个卫所。

    1435年明宣宗撤回在奴儿干的流官驻军，至万历年间卫所增加至384个。

    晚明，后金崛起后逐渐进占辽东。

    东北邻国高丽于元明之际大肆扩张领土，通过招谕、剿杀、驱赶女真部落，使疆域不断向北推进。

    1393年，朱元璋内迁铁岭卫，默许取代高丽的李氏朝鲜占据鸭绿江以东、图们江以南的地区。

    幸好在韦爵爷手里，天地会控制了朝鲜的两个道，并且是最重要的两个道，都是政治经济中心，并且，天地会的影响力已经遍布整个朝鲜。

    朝鲜一直是大明的藩属国，但从未像现在这样与汉人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士大夫阶层至少有一半倒向了天地会。

    明初于西北先后设有哈密、沙州、安定、阿端卫、曲先、赤斤蒙古、罕东左等卫，明朝西北疆界涵盖了后世的新疆。

    1472年，哈密卫被吐鲁番攻陷，后于1482年兴复。

    弘治年间三失三复，1528年后嘉峪关以西皆为吐鲁番所据。

    1370年，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率吐蕃诸部归降，后于青藏地区设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

    在完成藏区的统一后，明太祖要求藏民输马作赋、承担徭役，或蒸造乌茶、输纳租米，强调“民之有庸，土之有赋，必不可少”。

    1407年，明成祖派遣刘昭、何铭等人前往藏区设置驿站，1414年，又遣中官杨三宝往藏区招谕各土官恢复驿站，经多年努力终使往来西番的驿道安全畅通。

    1382年，明军平定云南全境，除正式府州外另设有三宣六慰，永乐年间増设底兀刺、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统治范围包括今缅甸、老挝大部及泰国西北部抵达孟加拉湾，明朝中后期这些地区多放弃或为周边国家所并。

    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最南边达到日南州一带。

    次年明朝设置交趾布政使司，安南正式成为明朝的一个行政区，下设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零八，共得三百一十二万人民。

    1427年明朝罢交趾布政使司，放弃安南。

    安南再次脱离中国独立，建立后黎朝。

    1540年，莫登庸请降，明朝将安南国降为安南都统使司。

    1553年葡萄牙租借澳门，获得停泊船只权，1557年取得居留权，葡萄牙人要向明政府交付租金，明朝依然拥有澳门主权。

    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南部，筑热兰遮城。

    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也进入台湾北部。

    此时的大明王朝不说岌岌可危，可能还不至于，但已经在下滑的快车道上面了，四面都是问题，内部更是问题重重。

    这些都和韦爵爷没有太多关系，韦爵爷也没有起到什么影响力。

    不管是朝堂上的话语权，行政权，还是在地方上的军事实力，韦宝都只能改变很小的区域，对整个大局没有多少影响。

    不过韦宝在朝堂有一项优势，不是依靠他的老丈人英国公张维贤，而是依靠他所控制的御史衙门都察院和大理寺衙门。

    这两个衙门的官员，九成以上都是韦宝弄出来的。

    这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弄出来的官，谁带入官场的，谁就是这个人的宗主。

    所以韦宝虽然才十五岁，还得过两个月才到十六岁，但韦宝底下的门生已经有两三千人之多了。

    这些新上来的人，也还是属于旧式官僚。

    而韦宝直接控制的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的地方官与军官，则全部出自天地会。

    都察院和大理寺之所以不安揷太多天地会的人，主要还是因为在京城，审查的太严格，弄太多不是本衙门子弟的人进来，太惹眼。

    地方官就要宽松一些。

    在韦宝看来，京官和地方官当中，还是地方官更加重要。

    地方官和京官，也说不上谁比较有优势，有人想当京官，而有人却想当地方官，都有。

    1622年，大明朝廷为了让张鹤鸣经略辽东，升他为太子太保，又赏赐给他尚方宝剑，并且皇帝亲自给他送行。

    张鹤鸣迫于无奈，只得出发，在路上磨磨蹭蹭的走了大半个月。

    后来他上书朝廷，表示自己年老体衰，请求辞官回家。

    张鹤鸣原先担任兵部尚书，是正二品。后来朝廷封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这显然是升了官。

    他手上还有尚方宝剑，可以说是恩宠非常了，但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地方做官。

    清朝乾隆下江南时，曾召见浙江道员罗源浩。

    乾隆对他印象不错，就想把他调到京城做官。

    罗源浩虽然口头答应，但是却面有难色，后来就把他留在了地方。

    罗源浩当时属于地方官，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做京官。

    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

    但是，在做官上面，又有两个选择，一种是做中央系统的官员，是为京官。

    一种是离开中央，到各地方去做官，是为地方官。

    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状元、榜眼、探花直接留在中央，授予官职。

    剩下的进士，则要继续考试，合格的进入翰林院继续学习，是为庶吉士。

    三年期满后，还要考试，合格的留在京城，授予官职。

    不合格者，则发配到地方做知县。

    显然，在朝廷看来，京官比做地方官有前途。

    那么，在明朝和清朝时期，京官和地方官相比，有哪些优劣呢？

    发展潜力不一样。

    新科进士如果出任知县，大多如丧考妣，很多士人会感觉仕途无望。

    因为，明清时期的士人，如果做地方官，大多都是知县、知州等官，很少能够做到知府、道台的，更不要说，尚书、巡抚之职。

    而做京官，虽然.asxs.也不高，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升迁还是不成问题的。

    尤其是庶吉士，更是多方拉拢的对象，因为他们的未来不可限量。

    后来更是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不翰林不入内阁”的传统。

    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有人就代表着资源，也就是靠山，而有了靠山，升迁就会很容易。

    传统政治中，党争很严重，随便加入一方，就算有了靠山。

    即使不想卷入党争，在都城几十年，几个朋友还是会有的。

    说不定以后哪个发达了，顺便就可以捎带一下自己。

    还有的京官，如果有机会做侍讲学士，给太子当老师，以后前途更是不可限量。

    明朝著名的政治家高拱、张居正都曾做过太子老师，后来都成为内阁首辅。

    而地方官，除了上级领导之外，很难找到自己的资源和靠山。

    所以，地方官想要升迁就很难了。

    名臣于谦在任地方官时，因为入京述职时，不肯贿赂权臣王振，最后竟被投了大狱。

    因为朝中无人，没人愿意帮他。

    最后，是当地百姓群情激愤，联名上书，王振迫于压力，才把于谦放了。

    但是，做地方官的，很少有人能做到于谦这样的威望。

    地方官政务复杂，例如知县，不仅负责审案判案，还负责税收、徭役等各种任务。

    不仅工作多，而且压力还大，有各种考核，极易出错。

    朱元璋时期，地方官每年都要到户部报告财政收支，户部审核通过才能结算。

    但是，因为牵涉到一个州县的财政，所以，经常会出错。

    如果有账对不上，这就需要地方官回到任职地，重新造册，然后再盖上机关大印再来户部核查。

    但是，古时候交通不方便，来回可能就要折腾几个月。

    所以很多地方官会在出发时，带着盖上机关大印的空白印册备用。

    这是元朝的惯例，在明朝初期也没有被禁止。

    后来，朱元璋发现此事，认为欺君罔上，竟然下令所有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这就是著名的“空印案”，共牵连上万人。

    明朝著名学者方孝孺的父亲，也死于此。

    遇到王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地方官更是可能性命不保。

    张鹤鸣之所以不愿意在辽东任经略，就是因为后金当时闹得凶。

    明朝官场称：“州县官犹如琉璃屏，触手便碎。”可见地方官压力之大。

    而相对来说，京官的工作任务较轻。

    尤其是明朝的很多言官，后来更是为骂而骂，没事找事。

    京官很多时候，都在忙于一件事情，那就是争权夺利和讨好皇帝，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

    还是有很多士人愿意做地方官的，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

    清朝官员俸禄承袭明朝，俸禄主要由年俸、禄米和养廉银组成。

    例如正一品，年俸180两，禄米180斛，虽然俸禄很低，但是还有其他途径来钱。

    为了防止地方官搜刮百姓，清朝开创养廉银制度。

    正一品官员养廉银则有16000两之多。

    而年俸相比于养廉银，简直是微不足道。

    其他官阶的养廉银，也比年俸多的多。

    有的地方官，贪心不足，有了养廉银之后，继续搜刮百姓，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罗源浩就是因为此，才愿意一直做地方官。

    但是，京官是没有养廉银的。

    当然，京官也会有一些灰色收入，例如冰敬、炭敬等，这是地方官员孝敬给京官的。

    但也只有高级官员才会有，京城小官，还需要继续忍受煎熬。

    京官占整个朝廷官员的一半，所以，京城有的是大官。

    做京官，就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得罪人。

    而地方官就不一样了，所谓天高皇帝远，地方官员有很大权力。

    普通京官，只能坐两人抬的小轿，否则就是僭越，会受到言官弹劾。

    而地方官出巡，可要威风的多，铜锣开道、衙役净街，还有长长的仪仗，风光无限。

    其实，在明朝和清朝时期，无论是地方官还是京官，对于真正想造福于人民的官员而言，两者并无优劣。

    而对于想为自己谋私利的官员来说，会因为政策的不同而去认真分析。

    但是，这样的官员一旦到任，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也是灾难。

    因为依靠种种利用法律漏洞或直接不合法的途径，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并不低，成倍于法定官俸，这种积习成久的官场恶疾浸入明朝政治的肌髓百年，最终成为明朝统治机器机能崩溃的一大原因。

    从法律规定来讲，太祖给明朝官吏规定的俸禄的确堪称可怜，具体的数值很好找，我就不在此罗列以防冗长，清修《明史》就直接定调：“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其实与当时的物价对比来说，洪武后期所最终确定的官俸并不算低，明中期人王琼有言：“国初定制，百官俸给足勾养廉用度”。

    但问题在于，洪武年间制定的俸禄待遇被明朝定为“永制”，而明朝自成、弘之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已经是今非昔比。

    更为可怜的是，明朝官俸自永乐开始分为本色、折色二部分。

    在国初，俸禄都是按米粮实物支给的，但问题在于靖难之役把国库打光了，成祖登基以后对粮储很发愁，于是朝廷下令：“天下仓粮，宜撙节以备国用。各处都司官俸，旧全支米者，宜米钞中半”

    从此，明朝官员的俸禄就分为本色与折色。本色就是照旧按米粮实物发放的俸禄，后来亦有用布匹等物充当的。

    折色，则是将俸禄的一部分折成白银与宝钞，而明初用白银支付很少。

    一般来说，本色还能照常、照实发放，但问题就出在折色上。

    折色多少，是在建文四年末按照《俸粮支米钞格》严格规定的，后世虽有变动，但幅度不大。

    明朝粮食价格上涨的速率并不低，正嘉以后，米价是在持续上涨的，同样的钱到了哪怕到了成化朝，充其量也就只能买额定大米一小部分。

    更要命的是，大明宝钞的发行极其失败，不久就是废纸一堆，发给官员的宝钞什么也买不到。

    到了景泰时，没有办法，只能把理应折成宝钞的折色俸再折成白银发放。

    到嘉靖朝开始，索性除月米以外，一切概折白银发放。中间来回折腾几次，官员手中实际能拿到的俸禄还不抵规定的那点可怜的数值。

    即使在吏治澄清的明初，明朝人已经在抱怨俸禄之低。自此，明朝人对本朝俸禄可怜的抱怨不绝如缕，如万历朝的于慎行阁老竟然仰天长叹大明王朝的官俸连北汉小朝廷都不如：“至北汉刘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国，宰相月律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较之唐末已为太减矣。乃今一统之盛，宰相月俸犹不能半此，则近代之俸可谓至薄矣。”

    俸禄太低，但是官员要养家糊口，要上下交际，要维持排场。

    特别是晚明，整个社会沉醉在消费主义的浮华之中。

    明朝官员们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开发出层出不穷的敛财手段。

    明朝官员的法外收入有五个主要途径，乞请与赏赐、占田收租、逃避赋税、贪污受贿、以权经商。

    其实，赏赐只是九牛一毛，以权经商也不普遍，而贪污受贿终究是严重违法行为，时刻有可能因此锒铛入狱甚至丢掉脑袋。

    最重要的，还是以避税为支撑点的广为占田，和常例钱两大途径。凭藉这两大途径，明朝官僚的实际收入极其可观。

    明代官僚有免税特权，故而中进士任官之后，就会有大量人来投献土地，而明代官僚们也都是兼并土地的老手，因此获得的地租收入，足够大多数官僚衣食无忧。

    如果说贪腐是彻彻底底的黑色收入，“常例钱”就是名副其实的灰色收入。

    常例也是搜刮民脂民膏，也是不合法的收入，但却是大明王朝从上到下都心知肚明，人人都拿钱的收入。常例虽不合法，但久经实践，已经形成国家机器运转中的潜规则，拿这份钱，人人心安理得，也不会冒有掉乌纱帽的风险。

    谁若拒绝常例，譬如海瑞，反倒要被看作是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表现。

    到了清朝，一脉相承的陋规之风更是愈演愈烈，无法收拾。

    明朝的常例自州县到阁部，无所不浸染其恶，但它的深根长在帝国统治机器的最下层——胥吏。

    韦宝便是通过从天地会往各个地方输送胥吏这种最低级别的官员，来达到不显山不露水，慢慢控制各地基础行政的。

    经过实践，这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几乎无人察觉。

【0946 爵爷回京】

    明朝政府的基本运转掌握在胥吏手中，特别是与百姓最为息息相关的刑名钱谷，往往操持在胥吏手中。

    这些胥吏没有上升的希望，自然汲汲于倚仗手中权力肆意寻租，百姓稍有不从，可能面临家破人亡的后果。

    故而被搜刮的民脂民膏，实际上第一层先进了胥吏的腰包里，不少书办和衙役都能赚的盆满钵满。

    胥吏虽然能对一般人民作威作福，但在顶头上司，州县官面前却像一只蚂蚁一样。

    留下自己的那份，更大头的要献给知州知县老爷。

    层层推进，就形成了越来越**的官场。

    燕天南以前看《大明王朝1566》，就觉得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剧，甚至是可以再刷一遍的好剧。

    剧中反应明朝官场众生百态，鲜活生动，剧中人物言语作为，初看有许多不解，后来细品，才发现处处有缘由，不得不佩服编剧的巧妙安排。

    现在韦宝身处真实的大明王朝，对于大明官场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这是电视剧所无法完全阐述清楚的。

    就如同海瑞所说，大明朝之所以权臣把持朝政，官员贪墨，病根上还是皇权的集中。

    明朝的皇帝集权颇为严重，朱元璋撤了宰相，后期宦官当道。到了嘉靖帝这一朝，即使是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修仙”，也能够将权力都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皇帝控制着官员、宫廷和皇室。

    那在这部剧里，几个主要人物除去现有的官职，到底适合做什么呢？

    实干家胡宗宪是里面最符合本职工作的人，妥妥的实干家。

    胡宗宪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进士，嘉靖十九年（1540年），被授官为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县令，嘉靖二年（1523年）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史。

    当时严嵩的义子赵文华被派往江南督察沿海军务，发现胡宗宪是个不可多得的实干家，于是大力举荐。

    嘉靖帝擢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又加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

    从此，胡宗宪正式以严嵩的学生的名义出现在朝野中。

    他是能干的，但是剧中的胡宗宪受惠于严嵩的权势，得以被上升一品大员，但也受困于严嵩的师生情，最后结局悲凉。

    胡宗宪其实对朝廷局势洞若观火，明明知道朝廷的“改稻为桑”政策是剜肉补疮，却不发一言。

    在他的意识里，这道建议是他的老师严嵩提出来的，他怎么能说这道政策不能实行呢。

    他是严嵩举荐的人，正如他所说“以后的朝代史书上都会说我是严阁老的人”。

    既然是严嵩的人，那么他即使对政策有一万个不满，也都默默的接了命令，拼命想方法去实行。

    严嵩等人制定政策的时候并不会想到实际落地中会有各种困难，这点胡宗宪得想到；部下执行的时候，并不把百姓的苦难放在心上，宁愿毁堤淹田也要施行，这点胡宗宪更得想到，否则当地出了反民还是胡宗宪的罪过。

    后世对胡宗宪评价很高，有人说胡宗宪身系浙江百姓安危，对国家忠心不二，清官一名，再难也用“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硬扛。

    而胡宗宪囿于严嵩的关系，不肯指出弊端，明知腐朽，也在大明的制度规则中尽力做一个好官，适应能力真的很强，但他并没有革新的愿望和精神。

    电视剧上塑造胡宗宪这样的形象，其实就是更说明，即使是如此的实干家，明白局势也明白做事，却寸步难行。

    遑论明朝其他的官员贪墨横行，大明朝怎么可能不衰退下去。

    徐阶在严嵩之后也做到了内阁首辅，然而风格却很不一样。

    徐阶有皇帝喜欢的才华——青词写的好，性格隐忍深沉，勤勉谨慎。

    虽然是内阁次辅但并不显山露水，严嵩在位时表面上和严嵩相处平和，实际上到了裕王府时便也会参与进如何扳倒严嵩的讨论中，只不过他的意见比较谨慎不激进。

    在改稻为桑的事情上也是主要顺着严嵩的意思。在和皇帝讨论事物中，他能够敏锐的知道皇帝心思，应对的十分巧妙。

    在需要宣判海瑞是否处斩的当天，皇帝一想起海瑞的奏疏就生气处决海瑞就在一念之间。

    徐阶为了保全海瑞的性命，于是陈奏了海瑞的妻子和胎儿都死了的事情，让皇帝一时也感到心声怜悯，干脆以表面处决实际留海瑞一条性命。

    但是他的缺点也十分明显，他是在尽力维护大明朝的统治，却无力解决任何一个尖锐的矛盾，只能去打地鼠似的维持现状。

    如同最后所说的，他也是一个媳妇，苦了子孙也要顾着公婆的要求。

    他可能最适合的还是做太子的师傅。

    赵贞吉立在一个精致利己的清流理学之士的耻辱柱上下不来。

    他贪名重利，一心想着抓住一切机会能够向上爬。

    对皇帝的需求，不管创造条件也要满足，还是超额满足。

    对民生疾苦漠不关心，不借粮怕站错队，死了多少人都是个数字。对不听话的下属，心胸狭窄，容不下不同的声音。

    不论他学富几车，在利益面前全然不见踪影，并不会解决问题，只是在观察局势之后作出一些表面的文章。

    嘉靖升他入内阁，但是其实内心也知道，赵贞吉私心重，不适合担大任，所以最后留给裕王的首辅名单里，并没有赵贞吉的名字。

    虽然私心重，但他应该也不会像严嵩一样成为权臣，那也太不符合清流的名誉了。

    可能他适合做一些有名无实权的事，或者直接如他所说“官场无非进退二字”，那还不如随了他退的心意，回去研究他的心学去。

    高瀚文不适合做官，在剧中胡宗宪已经点醒过他。可他后来经商也还想着能够为朝廷做些事，说明他骨子里还是非常渴望得到朝廷官僚体制的认同。

    即使不做官，他也要做个红顶商人。

    他提出的方案不接地气，一方面由于本身的士族出身，不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翰林院待久了，十分希望能够为官光宗耀祖，才在没有思考过可行性之前就提出议案。

    这些原因直接限制了他做和经济这样实用性强有关的智库，可能他就适合研究音律这样的阳春白雪，即使是给休闲娱乐著书立说，也不枉费了自己的才情。

    海瑞是革新者，不是革命者。虽然他直言弊病，惩治贪腐。

    但他的出发点还是希望皇帝能维护统治。

    如果这时出了起义军，估计他一样会镇压起义，维护统治。

    他最可贵的是已经能够指出明朝弊病的根源在于皇权的集中，皇帝视百姓为可搜刮的草芥，视百官为奴仆。

    诺大的国家就靠皇帝一人的喜怒治理，国无宁日。

    后来等嘉靖死后，海瑞在隆庆期间任应天巡抚，他严守法律，惩治贪官，是革了不少人的命。

    体恤百姓，人送“海青天”的称呼。

    直臣海瑞，不但勇气可嘉，能够看到大明朝制度性的缺陷也是人中豪杰。

    但他的缺陷也很明显，对人也简单的用两分法去看，善或者恶，清官或者贪官，只要违反法律，那就得严惩。

    除去杀贪官，他并没有任何亮眼的功劳。

    所以，他称得上是革命者，但是却不是一个建设者。

    他还是最适合管理贪腐的刑部。

    **皇权从降临中原大地那天起，便以对暴力的独占为基础，成为整个官僚机器的权威来源。

    其性质理应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否则便不够稳固，不足以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政体。

    皇帝为了确保自身掌控的皇权，当然就要把政府的人事权与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皇帝是傀儡或者不能行使皇权，也会有人出来代行皇权，而很难另搞出一套制度来。

    这一点除了东晋的门阀政治期，总体上是谈不上有什么变化的，而在王朝内部，往往因为某些皇帝更强，显得他个人的皇权更强些。

    而中国历史上所谓君主**的长期加强趋势，其实不妨理解成皇帝对行政事务的直接介入在制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那些曾被视为保障皇权的必要措施，如两汉的外戚辅政，中古很流行的太子听政。

    虽然事实上嫡长继承制还发挥影响，但太子这个政治角色却被尽量弱化了，乃至宰相制度等，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隐了。

    这恐怕不只是因为它们对守成期的政治结构稳定其实有碍，还因为它们在行政上也是可以被“优化”掉的。

    在吸取前代经验教训之后，清代便成功实施了一段相当高效的君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两三亿人民实施了直接统治。

    经常有人把清代的君主**归结于满洲的“民族性”，其实说是异族统治需要加强行政效率则可，说是本身民族性。

    努尔哈赤两次立储失败以后，晚年留下的可是一套四和硕贝勒轮值听政、八和硕贝勒分掌各旗、共同议政的贵族共和制。

    可惜代善一系私心太重，否则爱新共和国就要屹立于17世纪前期的东方，与联省共和国东西辉映了。

    如果要解释一下这种彻底的君主**的话，那就是在平稳发展的年代，在成熟的官僚系统与法律法规的帮助下，并不需要什么“命世大才”才能担任行政首脑。

    只要皇帝肯下功夫熟悉政务就好了。

    **君主的角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

    后世的学者经常以宋代的皇帝来说明“君主**说”之不确，然而举例时往往挑出那几位不是中风就是精神疾病的皇帝来，要是他们生病的时候还能扮演好**君主，那就见鬼了。

    明代其实也一样，因为废除了宰相，皇帝自身便成了行政首脑，必须日理万机，不能像前元那些酒蒙子大汗一样委政中书省。

    而内阁的任务，是从旁“辅理”，一般而言并不负什么行政责任。

    如果一个宰相被怀疑整天偷懒，难道会没有人明里暗里地批评他。

    前代官员可以私下向作为行政首脑的宰相反映意见，现在作为行政首脑的皇帝既不能下台，也不能写私信，明代官员以奏疏形式向他反应意见，再正常不过。

    何况有些皇帝的确对决策工作完成的本就不是很好。

    明中后期皇帝，除了毅宗之外，都只是把早朝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礼仪场合，不大讲话，举行经筵的话会见几个翰林，平时最多再召见几个亲信重臣，一般官员没有宋代“轮对”、“陛辞”那样的机会面见皇帝，所以也只能设法在奏疏的文本里表达意见。

    有的人走的就是耸人听闻的路线，所以看上去会很“激烈”，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标题党式的吸睛手段。

    这不只是言官求名问题，也是沟通不畅的体制问题，没有办法~讲句公道话，其实把某些行政系统内的正常现象优先放在权力斗争的框架里，将其视为“制衡”并大书特书。

    这是一个政治价值的问题，“分权制衡好，君主**坏”。

    至于这种价值判断又是怎么来的。

    作为一个明代的普通佃农，十个老爷还是五百个老爷决策如何统治，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差别不大。

    长远来看也未必能玩出什么花样，毕竟中国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高水平战争打得太少，对军事技术发展及金融业的刺激不足，可要是打得多了，作为讨论基点的今日之中国也未必存在了。

    只能说，就华夏的历史来谈华夏历史，则君主以权术施行独裁、国势“丰亨豫大”、对外积极开疆拓土、对内不断深化改革的宋徽宗朝，正是千年来一种长期趋势的先兆。

    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手里，这种趋势隐隐约约有走向巅峰的趋势，皇权太大了，只要皇帝不乱用人，光用几个太监就能保证帝国不出大乱子。

【0947 黑暗的时代】

    很多人印象里明朝没有汉唐那么强大。

    在国人心里，也包括在韦宝的心里，汉唐才是华夏历史上极盛时代的标杆。

    而明朝，很多人的直观印象则是黑暗的，而且皇帝大都昏庸。

    明朝比不了汉唐，有一个原因是，明朝已经没有汉唐时代的豪族阶层来支撑。

    越远的时代，越单纯，甚至越热血。

    先秦惨烈的诸侯战争就别提了，汉代卫青、霍去病破匈奴，班超投笔从戎，唐初横扫东亚大陆，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看得实在热血沸腾。

    尤其汉代这两件事，是入选教科书级别的伟大操作，已经家喻户晓。

    然而明朝，除了朱元璋，朱棣打的蒙古人屁滚尿流外，好像其余的时间就没啥闪光点了。

    为人所知的，1449之变，1550之变，太监乱政，被李自成一顿揍，实在没法看，也就戚继光还能说说。

    但是明朝要真的只有那么窝囊，是不可能支撑得了300年的。

    15世纪晚期，明宪宗一样完成过成化犁庭，王越汪直破王庭等壮举，打得女真人蒙古人抬不起头，然而这些壮事却被埋在了历史的角落，少有人知。

    所以，同为大一统王朝，造成明代与汉唐反差那么大的原因，上层集团的变动是很大的原因。

    汉代是士族、外戚的时代，对士族而言，几代都是做官的，做学问的，自幼出身于这种家庭，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完全不用担忧，从小.asxs.更高，视野、见识绝非常人能比。

    所谓“三代出贵族”，就是这么个道理。

    不用再操心于普通人艰苦的生活，甚至官也不用辛辛苦苦去考，精力便可以集中在建功立业上，威力自然非同凡响。

    外戚就不说了，皇帝是自家亲戚，对于有志者而言，还有比这个更涨志气的吗？心气决定人生的高度。

    至于外戚，有亲戚汉武撑腰，卫青霍去病便可以大胆去尝试去努力，失败了不仅是自己丢人，做皇帝的亲戚一样脸上无光，这种血缘上的责任感自然不是普通大臣与皇帝“打工者与老板”的关系能比的。

    至于班超，班家是汉代显贵与儒学大族，全家人都是史学家，这种家世会是普通人么？投笔从戎说的就是他，一个不高兴，文职不干了，要参军，平定西域。

    至于唐代，李世民本身就出自显贵，李靖属于李世民集团，他们的气魄自然不可能在卫、霍、班超之下。

    随着高宗晚年、武则天时代清除功勋、贵族集团取得重大成效，权力是尽归己手了，然而却也造成了将领的匮乏，武则天时代对外作战陷入低潮，甚至还惨败给了挨着长城边的部落契丹。

    到了玄宗朝，为了扭转颓势，开始启用胡人为将。

    胡人生存的边塞之地环境恶劣，战斗时有发生，不是安定的中原能比，在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胡人，作战自然是好手，于是8世纪开元天宝年，唐军战斗力得到了恢复。

    明代，文武并重才是人追求的方向，觉得格物致知有问题，想探寻哲学的真谛。

    你有功名吗，高中了吗？没有功名就读书考试，功名都没有还说什么建功立业？

    就这样，无数本有着远大理想的年轻人，终于被家长保守的说教给压下去了。

    所以汉唐一系列气吞万里如虎的大胆操作，再对比明代总体“沉闷、黑暗”的刻板印象，所谓的“没有汉唐的文治武功”，便可以理解了。

    而明代出类拔萃的那些顶尖人物，看看他们是什么时候中进士的，杨廷和，20岁；王阳明，27岁；严嵩，25岁；徐阶，20岁；最负威名的张居正，22岁，之前还被省考官刻意打压过一届以磨其心性，不然很可能就是19岁了。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别人半辈子甚至一辈子都没做到的事，事业的起步年龄已经非常趋近于当年的士族，士族阶层一般10多岁就可以做官。

    家长在这份可怕的成就面前，不敢也不可能会笑话他们的志气，没有考半辈子试的沉重现实负担，他们的心态，视野才能放得更远，建功立业才更有可能。

    “英雄出少年，出名要趁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他们的成就，真的是普通人能及的吗？

    这种天才终究是少，他们的存在，掩盖不了寒门出贵子的概率比士族豪族要低的事实。

    越完整健全的制度，总体架构也会越趋于稳定，越稳定，就意味着在这个制度内，想要火箭式升迁也越难，也越看重你是不是真的有超强的本事，而不是你身后的家世背景。

    在科举制度下，为了不犯错误而被政治对手踩你上台，你行事也会逐渐向求稳的方向靠，越走到高位，保持初进官场的热血方刚也越来越难得。

    要出事了，也没有什么世家大族能强行保你。

    在先秦时代，礼制尚未彻底崩溃前，生来是什么身份就是什么身份，贵族是贵族，平民是平民，基本没有流动的可能性，完全看血统。

    两汉时，秦朝把六国贵族上层全部清洗了一遍，自己又迅速崩溃之后，等于上层一下子造成了大量的权力真空，社会秩序大洗牌，平民才有了出将入相的可能性。

    但察举制这东西，靠的是各地推荐人才----推荐，这里面就大有猫腻了。

    随着承平日久，地方大族开始崛起，他们自然会利用手里的资源去为自己博取更大的利益。

    拉拢地方官员，推荐自家子弟，排斥平民。

    日后等自家子弟做了地方官，又会被地方大族拉拢，或者干脆推荐自家后生。

    往复循环，国家官制就又滑落到了一小群人的手里，这批人就是所谓的“士族”。

    另外，皇帝也不是傻子，察举制既然慢慢变味了，为了对抗逐渐崛起的士族，皇帝也懒得再以正规渠道选拔人才，谁知道正规渠道得到的是不是士族代言人，转而另外提拔外戚、宦官势力为己所用。

    于是，两汉士族、外戚、宦官之间斗的格外强烈，平民最终还是门外吃瓜的。

    曹魏，南朝，士族在6世纪中叶的侯景之乱中被大批屠杀，稍早一点北方也发生了“河阴之变”，北朝士族也被尔朱荣等叛贼们清了，醉生梦死的腐朽旧势力退出舞台，给新势力留出了发展的空间。

    统一的华夏终于有了希望，只有充满朝气的新兴势力才担负得起这个重任。

    新兴的杨家也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但是，如果制度上不改革，换汤不换药，那迟早也要再度滑落到士族醉生梦死，平民无法出头的灰暗时代。

    杨家站在统一全国的高度上，自然不可能认识不到潜在的危机。

    为了防止重现魏晋南北朝，皇帝阶层的黑暗时代，隋朝正式推出了科举，早在南朝时就已有雏形，但有根深蒂固的士族势力在，最终没有掀起什么水花。

    扶持外戚、宦官风险太大，杀敌一千也要自损一百，既然如此，我们不如试试把普通人拉进来与士族们相斗。

    当然，对于平民来说，一辈子都是平民的黑暗时代，终于要到头了。

    杨家的作死，让隔壁亲戚李家迅速取代了杨家并再度统一中国。

    隋朝的改革因为政权的迅速崩溃嘎然而止。

    于是，李家接过了这一大旗。

    天下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以这等能耐，自然不会害怕什么士族不士族的，而且自己即位时才29岁，正当壮年，哪个下属敢造他的反。

    朱元璋真正统一全国时已经50多岁了，以古代的寿命来说，不可能不考虑接班的问题，诛杀功臣的意愿才会非常强烈。

    所以李世民的唐朝和朱元璋的明朝从一开始格局就不同，李世民完全可以信任自己手下的功臣们，继续去厮杀去征战，强大的陇西军事集团持续闪耀在七世纪的天空。

    后人引起为傲的超级大唐，大部分功业正是在这个集团闪耀的时候拿下来的。

    可是，李治不是李世民，他没有统一天下的威望在手，李世民的忠实干将，对他来说反而是威胁皇权的负担。

    这个集团也不可能一步拿掉，只能边用边防，慢慢清除。

    武则天因为出身相对低微，所以李治坚决废掉出身大族的王氏，立武氏为后，一方面是打支持王氏的长孙无忌们的脸，另一面则是向依然强大的士族大家宣战。

    李治不仅仅是垂涎于武则天的美貌，在陇西集团、世家大族面前，他们是真正的盟友，真正共患难的夫妻。

    所以李治，心知武则天的权力欲之旺盛，然而直到去世，也没有把她拿掉。

    而武则天，哪怕养了一堆男宠，哪怕真的篡了李家的帝位，直到去世也还是要求与李治合葬。

    因为，她的心永远只属于自己的丈夫，也感谢自己的丈夫给了自己名扬千古的机遇。

    共同作战多年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绝不是两句甜言蜜语，两个年轻帅哥就能及的。

    在还政李家之后，她自认为没有愧对李治，所以选择了长眠在李治的身边。

    历经高宗，武后时代对陇西集团和依然存在的世家大族，长达半个世纪的清洗。

    从武则天时代起，普通人终于可以正式出入朝堂，而狄仁杰、姚崇等人则吹响了平民治理国家的冲锋号。

    但世家大族并没有彻底消失，相反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与新兴军事集团，也就是割据的军阀一起，继续缠绕着大唐的筋骨。

    历经200多年的斗争沉浮，宋代才终于完成了平民治理国家的历史使命，士族豪族被彻底扫出历史舞台的中央。

    而到了宋朝，以文制武众所周知，关键是，有鉴于前代的教训，国家权力是不能再由那些士族、宦官、武人插手了，那选项便只剩下科举文人。

    书生文弱，而且权力不可世袭，皇位的安全性无疑大大提高了。

    天下只有帝王能世袭，还有什么家族能威胁到帝王的利益。

    于是从北宋开始，国家成了读书人，也就是士大夫的国家，而宋明两代风气普遍趋于保守，扩张乏力。

    明朝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时代是例外，因为他们的皇位是从战场血雨腥风中打下来的，没有人能制约得了他们做决定。

    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反而成了时代的异类，和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努力终究石沉大海，郁郁而逝。

    他前任平淡如水的仁宗反而成了千古仁君，备受称赞。

    明宪宗强行压下大臣的反对，力排众议，方保得王越诸人东征西讨保卫疆土，没想到的是，被塑造成明君形象的，却是他作为平平的儿子。

    力图进取的宪宗和王越，一如前朝的神宗与王公，没有人理解他们的作为，乃至多有诋毁。王越被弹劾时，满朝文武无人求情，宪宗更是被说成了只知依赖万妃的巨婴。

    王安石更甚，大半个明代都在说他是毁灭王朝的罪魁祸首，不可原谅的“妖人”。

    所幸，王越的志向，当世有一人能理解，他的生涯更是一些人心中永恒的丰碑。

    汉的周边环境跟唐不一样，明跟汉唐更是天差地别。

    汉的时代在东北亚方向有大敌么，没有，在西北方向和草原方向有长期敌人。

    唐的时代东北亚已经有了完整的成熟的地方政权，武力并不弱于草原，一茬茬的地方政权在东北亚雨后春笋一般，西北和草原方向不比汉要面对的好多少，西南已经开始出现强权。

    汉的时代没有唐的时代这么棘手的多方面竞争对手，如果唐朝崩溃之后迅速崛起的中央政权武力强劲，迅速打崩周边地方政权，不给对方整合的可能，后一个朝代会好过的多。

    胡无百年国运，宋之前是笼罩在周边的魔咒，中原武力输出差不多有点起色就会被弄死弄残，典型的如高句丽，东北亚第一个地方民族强权就这么灭亡了，有民族会在高句丽之后自称濊貊又或者扶余？整合出来一个高句丽人了么。不可能。

    但是宋的时代，北方和东北方整合出来了蒙古和女真。

    原因很简单，女真按着赵宋打，把北宋赵官家熬灯油。

    汉唐需要面对这种规模巨大的认同感之后的敌人么，不需要的。

    只是一个自我挂着高句丽的名义上的朝鲜，都不是一个善茬。

    蒙元对王氏高丽的提携，带来的后果就是朱八八起来的时候，只是东北亚边陲都蹲着一个步骑十万级别的国家李氏朝鲜。

    靠着参考中原制度建立起来的李朝初期，一边跟明军边境摩擦一边在讨论入主中原，最后憋出来50多万军职人员出来。

    即便是在16世纪后期军制体制双重崩溃的情况下，八道瓦解三都沦陷之余，这种货色手下依旧有二十万的军队，导致十几万本子只能确保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事实上从来没有全境占领的能力。

    胡乱之时满洲军队更是快进快出，逼迫朝鲜臣服就立刻撤军不多深陷。

    明朝仅仅是朝鲜半岛一地所要面对的政权，就不是唐朝更不是汉朝所要面对的敌人的组织度，那么出发基地下的辽东，中原王朝又丢掉了多久才被朱八八重新收复。

    如果觉得朱八八格局不好，子孙无能，能否给当年的大明一个汉朝或者唐朝时期。

    能有同等的周边格局环境出来吗？

    连汉、唐时代只配零星带过的日本，在明朝都能挥军十余万渡海远征。

【0948 韦爵爷回京】

    在内喀尔喀部族到了喜峰口外围，辽西送来了一些粮食和必须生活品，边军又为他们安营扎寨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的情况下。

    内喀尔喀部众算是在长城边上暂时得到了安置。

    有长城和明军作为依托，努尔哈赤是不太敢追过来打的。

    努尔哈赤敢带人翻过长城，洗劫大同等北直隶周边地区。

    但是跑到京城附近作乱，建奴还没有那个胆子。

    并且，现在等于是内喀尔喀与大明边军合兵一处，这种情况下，建奴就更不敢长途追打过来了。

    个性开朗外放的乌兰图雅琪琪格入关找韦宝，她去的是山海关，而韦宝却已经奉皇命前往京师了。

    天启皇帝朱由校在一收到韦宝在辽东打的建奴大军无法占据任何一座城池的消息之后，便让魏忠贤招韦宝入京了。

    后面又知道居然有蒙古部族脱离女真人，回归大明怀抱，更为高兴，连番催促韦宝快点回京城。

    韦宝是不喜欢东跑西跑的人，即便知道皇帝这回肯定又要封赏自己，还是不太想去。

    无奈皇帝一天派一堆太监过来相请，韦宝见躲不过，只能来了。

    想到马上要见天启皇帝朱由校，快看见京城的时候，韦宝又高兴了起来。

    这回到京城，心情大不相同了，因为没有什么害怕的事情。

    与各方面关系都处的不错，且没有重大威胁。

    对于女人方面，韦宝没有太多期待。

    在京城方面，他喜欢的女人都在深宫。

    天启皇帝的张皇后，再漂亮再喜欢，跟他没有关系。

    西李娘娘，西李娘娘的女儿朱徽媞，都和他没啥关系，能否见上一面都得靠机缘。

    男人倒是有很多的朋友，可以见到义兄李成楝，可以见皇帝。

    韦宝对皇帝没啥感情，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天启皇帝朱由校是被韦宝归为朋友行列的。

    韦宝一直认为朱由校是被史书严重污蔑的一个人。

    其实朱由校是不是昏庸，看看他回复袁崇焕的平辽方略就知道了。

    袁崇焕不是到了崇祯手上才开始发挥吹牛大王手段的，在天启皇帝手里，同样也试图靠吹牛让试图雄起。

    袁崇焕曾经上了一个奏折，说他修城就可以困死野猪皮。

    这和后来忽悠崇祯一模一样。

    天启一口气问了他很多根本解决不了的技术性问题，比如怎么防止后金围点打援来抢粮食，在敌人来袭时，怎么保护城堡外的耕地和平民等，袁崇焕当时哑口无言。

    因为他解决不了。

    然后天启说：“胜无轻谈。”

    意思就是想取胜不是这么容易的，又警告袁崇焕：“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踏踏实实做事，别扯这些没用的。

    呵呵。

    只能说，就从这一点，作为半个工科生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其水平就远在文不成武不就的崇祯之上。

    崇祯就是再努力，被天赋限制，真的很难当一个合格的君主。

    很多事情，还真的需要讲一点天赋。

    天启作为一个统治者，不算昏聩，水平还是很高的。但是性格太软弱。

    到了明朝后期，文官集团已经变成了国家的政治正确和无法驾驭的怪物。

    嘉靖敢拿板子狂打文官们的屁股，再扶持一个严嵩来统治他们。

    万历和文官撕逼撕怕了干脆不上朝不作为拖死你们这帮王八蛋。

    天启很尴尬，不敢不上朝，也没有嘉靖那个本事，只能用太监去替自己办事和制衡文官。

    后代骂他无非是因为他纵容阉党，还搞出了九千岁魏公公。

    但是如果不默许魏公公顶着九千岁的头衔去替自己办事，大明可能在他这一届就完蛋了。

    天启皇帝知道大明无可救药，能拖一天是一天，至少自己不糊涂，很务实。

    崇祯就天真得多，被文官耍的团团转，要死了才觉悟：“天下文官皆可杀！”

    可惜，太晚了。

    黑天启皇帝朱由校的人，韦宝觉得主要有两拨人，满清权贵和大明的文人集团。

    满清权贵要黑天启皇帝，这大家都可以理解，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就必须把前代贬得一文不值。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不黑崇祯，反倒黑起天启。

    原因很简单，当初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满清这群伪君子可是高举着为崇祯皇帝复仇的旗号，一路南下，打击李自成、张献忠等，这个时候要是黑崇祯，岂不是自己打脸？。

    文人集团为什么要黑天启。

    明朝有个很厉害的监督机构叫都察院，都察院的御史们平时没事就是写奏本弹劾别人，有时候连皇帝也骂，然后除了御史还有给事中，二者互为互补。

    就是这样一套言官制度，很大程度掌控了当时的舆论走向，哪个御史或者给事中要是因诤谏被杀，还能在文人集团中落个好名声，流芳百世，所以他们有一部分逢事就骂，炒作自己高风亮节。

    这一部分人在明朝后期很有市场，形成了只要不爽就开骂的态势。

    张居正“夺情”，万历想立三子常洵，都愈演愈烈，有的甚至变成了污蔑，说张居正巨贪，结果抄家的时候没抄出多少，还把人给抄死几个。

    魏忠贤出身出现两种说法，一种说他屡试不中，最后换种活法进宫当太监，还有一种说他市井无赖，卖妻卖女，这种显然比较惨。

    魏忠贤的具体出身，韦宝也挺感兴趣的，还曾经让天地会统计署的人帮着查证过，可惜无从考究，但是魏忠贤出身贫苦是可以肯定的。

    据统计署大佬林文彪分析，赌博输钱，躲债入宫的可能性最大。

    不过就韦宝个人角度看，韦宝更倾向于前者。毕竟魏忠贤是能够进入司礼监的太监，要说一点文化没有，有点牵强。

    何况魏忠贤掌政那几年，政治虽然黑暗，但是社会总体还算稳定，可见九千岁治国理政也有两把刷子。

    至于为什么要被黑，那无非就是打压东林党人留下的后遗症。

    东林党人都是些什么人，个个都是标榜仁义道德的正义人士，可以说是当时舆论的风向标，谁得罪他们，就注定与舆论站在对立面，注定遗臭万年。

    而且这些文人集团特别看不起阉宦，所以特别喜欢黑太监，且不说魏忠贤，就是当初与东林党人交好的曹化淳也是被黑了一波，说他开城放贼，问题是老曹当初在天津养老六年了，开什么城，放什么贼，大明都亡了，人还不忘给主子修缮陵寝，这种人有什么好黑的。

    东林党余孽就要黑。

    在那个通讯不发达时代，这样的谣言真的是致命的。

    天启皇帝为什么要被黑，得先看看他是怎么被黑的。

    黑天启皇帝朱由校，无非总结为两个标签，木匠、傻子。

    事实真是如此吗？未必。

    韦宝一直有个疑惑，如果熹宗朱由校如清人所说是个没念过什么书，只会做木工的荒唐皇帝，那为什么他弟弟信王朱由检却具备中兴之主的潜质。

    如果两个人相差这么大，当时为什么左副都御史杨涟要拼死扶保朱由校上位。

    当时无论是朱常洛还是杨涟都觉得朱由校有成为明君的潜质。

    而且还有个重要的疑点可以证明，朱由校是个御人高手。

    那就是天启驾崩前曾召信王入宫议事，做哥哥的对弟弟说：“恪谨忠贞，可共计大事。忠贤宜委任。”

    有人说，这或许是魏忠贤的逼宫。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如果魏忠贤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也不会在短短一年内，就被年仅十六七岁的小皇帝朱由检给清算了。

    所以韦宝一直认为，九千岁魏忠贤从始至终就是天启的前台代言人，专干脏活累活。

    天启临死前相当于把自己最重要的棋子托付给了崇祯，然而崇祯被所谓的忠义之言蒙住了双眼，加上盲目的自信，没有听哥哥的。

    后来崇祯皇帝秘密安葬魏忠贤可以看出，崇祯是后悔没听哥哥的临终所托。

    至于天启为什么要重用魏忠贤。

    明史是说魏忠贤与客氏二人联手搞鬼的结果。

    但是从魏忠贤企图搞垮懿安皇后这个事上看，熹宗是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的。

    还有说他是浙、齐、楚等一批“在野党”共同联合执政的代理人。

    韦宝觉得不合逻辑，第一，这些党派本身遭受过东林党的严重打压。

    第二，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把持吏部，牢牢控制人事任免。

    在野党应该没那么大能量，推出个魏忠贤就把杨涟、左光斗、**星、顾宪成等一众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所以给魏忠贤站台的一定是皇帝。

    皇帝为什么要让魏忠贤上位呢。

    魏忠贤从小伺候自己长大，信得过且容易控制，维护皇权的核心本质与自己相同，再加上阉宦出生，不可能做大取而代之。

    天启登基之时，已经十六岁了，基本具备亲政的条件，但在当时，东林党一家独大，权倾朝野，严重威胁到皇帝自身，另外东林党这伙人死脑筋，教条主义，做事喜欢生搬硬套还双重标准。

    除了领头的几个，很多都是滥竽充数的伪君子。

    千古笑柄钱谦益，嫌水太凉不敢自尽，转身就投了后金。

    东林党人标榜仁义道德，自然是这群言官的道德楷模，舆论风向标。

    所以要动东林党，天启肯定不能自己动手。

    找来找去发现魏忠贤最合适。

    文人最不齿宦官，无非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脏活累活魏忠贤干，自己只要装作没看见就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朱由校谥号是悊，知人曰悊。

    这时候大家大概知道为什么文人要死命黑天启了。

    这些文人集团可不是傻子，他们知道，你天启是不杀忠臣，但你放狗咬人。

    首先就告你一个“不作为”。

    你以为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装疯卖傻是吧。

    这帮人把天启皇帝朱由校写傻，让你青史留名，变成个傻子皇帝。

    这就是在我看来文人集团黑天启的始末。

    但是说朱由校又力挽狂澜，拯救大明的本事，韦宝也是不认同的，这是历史大势所趋，和皇帝关系不大。

    假如天启突然垂死病中惊坐起，感觉自己身体虽然差了点，但再活个二三十年不成问题，于是没多久又投入到了对工程技术的研究中。

    此前天启病危，张皇后已召信王入宫准备继承大统，此时局面十分尴尬。

    魏忠贤趁机进言欲置后、王与死地。但信王入继本已得天启同意，况且天启无子，伉俪情深，手足谊厚，对此并不在意，被说的不耐烦了，反手一个超级加倍，以信王为大将军统领朝政，以绝魏之念。

    张后、信王遂谋诛阉党，恨天启不思进取，不肯稍动；臣皆亡国之臣，不堪驱使。乃矫诏征边军进京以壮声势。毛文龙、袁崇焕应召而来，东林亦百出活动，毛、袁互生猜忌，崇焕终矫诏诛文龙，并其部众。阉党惧怖，流言四起，铤而走险，挟持帝、后，召信王入宫。

    临行，袁崇焕力劝不可。信王怒以文龙事责之，竟至凌迟。信王入宫即为阉党所害。诸军闻信王薨，急攻宫门，破，尽诛宦官、阉党。有无须者虽非宦竖亦为所害。更有人指仇家为阉党以灭其门，东林树敌颇广，亦多死者。京华惨状，大明二百年未之有也。阉党既灭，诸将虑干系过重，不敢归政天子，乃推孙承宗为首辅，满桂为大将军、祖大寿司空、吴襄执金吾分掌各军、宿卫，改元健康，挟天子以保性命。健康二年，后金以明乱可趁，大掠京畿。十二月，孙、满力战而亡，后金亦受创而返。以周延儒为首辅。帝、后嘉祖氏四氏镇辽，位列三公，高位厚赏以安其心。以信王遗腹子慈烺为太子。三年，温体仁入阁。周、温各结军头，明争暗斗。各省亦渐生自保之心。四年，后金破大凌河，祖大寿锦州拒之。五年，毛文龙旧部孔有德兵变，祖大弼携襄子三桂讨之，孔北遁。

【0949 天启算是很不错的皇帝】

    六年，西北流民成军，声势愈大，过黄河，号为黄金军，入河南。

    七年，以陈奇瑜都督五省拒之。九年，张献忠入四川，建号。

    因以黄金军入蜀，故称黄蜀。

    十一年，各军剿黄金军颇得成效。

    十二年，孙传庭总督西北。

    十四年，李自成整合黄金军余部，进逼洛阳，孙传庭以秦军力拒之。

    健康十五年，后金犯锦州，以洪承畴督蓟辽拒之。洪持重缓进，兵部有主张速战者，为吴襄呵斥。

    后金师久无功，终于退却。洪部亦归。

    十七年，李自成、秦军对峙潼关。吴襄及家眷归辽，为人袭杀。

    襄子三桂接掌禁军，彻查此案，诛故首辅周延儒、兵部尚书陈新甲等数百人。

    太子奔南京，号召南京讨明贼吴三桂。史可法出师北伐，不利。

    洪、孙诸将劝和。太子自号监国，以史可法为兵部尚书，东南自保。

    中原、黄蜀、江东三足之势初成。

    呵呵，随便幻想历史。

    不过，反正天启皇帝朱由校不死的话，大明没有那么快倒台是肯定的。

    因为，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贤这对黄金搭档，如果时局真的不济，跑路是很有可能的。

    事实上，如果崇祯肯跑路，大明也同样能续命，怎么样都不会让建奴那么容易过长江。

    有长江天险，建奴没有水师。

    有号召力的皇权，各地不会大乱。

    有水路纵横的大纵深地带，建奴还真没有那么容易得到大明这个超级大礼包。

    对天启皇帝的评价，不管是太正面，还是太反面，韦宝都觉得不合理。

    天启皇帝的好学勤奋和对军事边防的强烈兴趣。

    主流历史舆论一直给后人灌输印象就是，天启大概是一个只会做木匠的白痴皇帝，还是个文盲，喜好的除了做木匠，就是吃喝玩乐。

    但《明熹宗实录》不是这样，事实也不是这样，韦宝就有直接的话语权，人家天启皇帝朱由校是爱思考的人，就凭这一点，这个人是肯定聪明的。

    实录中记载天启皇帝御文华殿讲读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军国大事亲自发表议论更是史不绝书。

    从真正严肃的史料来判断，天启皇帝文化水平是高的，头脑也是聪敏的，他对军事、对用人的许多意见往往比他的臣下更高明。

    大部分人印象里天启皇帝因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说法得自于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谈》：“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记载的源头又当是出自明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年间写成的《酌中志》一书。

    《酌中志》的原文是：“先帝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削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客氏喝采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齐良臣、李本忠、张应诏、高永寿等，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当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熹宗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

    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不过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

    《酌中志》里也说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

    所谓太阿之柄下移不过是刘若愚自己的揣测。

    天启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东林党的处境惨了一点，也就难怪天启被丑化成极度无能不堪。

    刘若愚在写《酌中志》的时候，正是崇祯时期被关入狱中，本身为了急于脱罪，撇清和魏忠贤等的关系，也就难免顺着当时的主流舆论说天启喜欢做木匠，而让魏忠贤窃权了。

    但从更严肃一点的历史资料来看，天启绝不是那些文人口中昏聩无能只会做木匠的皇帝。

    以清修《明史》说，尽管在本纪里对天启极尽丑诋能事，所谓“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但在有些地方也是不得不透露了点真实情形的。

    比如在明史孙承宗传里提到“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给皇帝讲课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内容都是有规定的。

    不象说书先生一样，光捡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哄小孩子开心的故事讲就行了，其基本内容还是要局限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上。

    孙承宗课讲的好，固然是一方面。

    天启皇帝能听这种课程，听的很开心，那也绝对是一有灵性的，头脑聪敏的好学生。

    同样是《孙承宗传》里还有一处记载，也表明天启皇帝除了对做木匠感兴趣之外，还对一件事情很感兴趣。

    “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

    一般来说，皇帝对于边情，听官员的奏报也就可以了。

    但天启皇帝显然对军事边防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例行公事的听奏报，而有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所以才会另外专门派遣东厂人员去探听边防情报。

    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情报意识可能是大部分明朝文官都不具备的，看看后来袁崇焕、王洽等人在情报工作上的麻木无能就可见一斑了。

    那时候的天启皇帝也不过十六岁而已，换现在也就是一个高中生差不多，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当然《明史》的记载毕竟是只鳞片爪的，要想对天启有更全面的了解，还是要看熹宗实录。

    天启元年十二月的时候，内阁首辅叶向高曾经给天启皇帝上疏说：“我皇上聪明天纵，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矣。但今之尝朝，既是套数具文，无关于政事。而日讲开陈，时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于义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

    也就是承认天启很勤奋，经常上朝，也经常听讲。

    接下来他又担心皇帝退处深宫，会荒废时间。但看见天启批阅奏疏的时候，会经常传谕，说明天启即便在宫内都是非常留神关心国事政务：“尝见皇上发拟本章，每多传谕，以此仰窥圣心留神庶政”。

    但就是传谕内容过于琐细，要一一回复，对大臣来说也过于繁琐了，感觉有些吃不消：“臣等欲一一言之，则不胜其烦，欲默而不言，则又失辅弼之职”。

    对此叶向高提出批评，希望皇帝以后注意改进。另外还提醒皇帝，在平时休闲的时候也要注意学习，不要浪费时间：“皇上尤于燕闲游豫之时，览观经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苍生之大幸也。”

    天启皇帝的回复是：“朕在宫中，每日披阅文书，览诵经史及祖宗训录，兼时事忧劳，何有多暇？卿为辅弼元老，正赖责难陈善，匡朕不逮。览奏具悉忠悃。”

    也就是说他在宫里，每天都在批阅文件，都在阅读经史著作，再加上操心时事，并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

    尽管如此，还是很感谢叶向高能够提出批评建议。

    能做到这点，不说有多优秀，至少算是优秀皇帝行列了。

    可没有多少太平盛世的皇帝这么勤奋的。

    在军事问题上，天启的见识比袁崇焕和孙承宗要高明。

    从天启皇帝对许多问题的批示和处理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见识能力，有时候还在他的那些臣下之上，甚至是他的老师孙承宗之上。

    在天启六年十一月的时候，袁崇焕曾经上奏疏吹牛，依靠在关外修城屯田，就能够让后金投降。还对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

    那时候我们主要重点是在袁崇焕给魏忠贤拍马屁的无耻行径上，所以没有详细引用天启皇帝的批复。

    而天启皇帝对袁崇焕这份奏疏的批复详细摘录是：“得旨：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这里天启皇帝对袁崇焕的大话以及给魏忠贤拍马言辞没有丝毫顺应，相反针对他的大话吹牛，接连发出了六个排比质问。

    这一连串极为具体的质问，把袁崇焕的牛皮戳的体无完肤。

    而且最后更是明确告诫袁说：“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要他还是老老实实做好实事再说，少来这些大言不惭的把戏。

    这份批复只能是出自于天启皇帝自己的手笔，那些阁臣谁敢在一份对魏忠贤谄谀献媚，歌功颂德，报告形势大好的奏疏的批复中，对魏忠贤只字不提，反而大泼冷水？

    而魏忠贤对一份边臣，领兵官员给自己拍马奉承示好的奏疏，只会趁热打铁，笼络唯恐不及。又怎么会如此不解风情的浇冷水，言辞训斥。

    只有天启皇帝自己，才会给出这样的批复。

    而这个时候的天启也不过才21岁而已，嘴巴上的毛都还没有长齐。

    说明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思维周密程度，头脑清醒冷静，都已经远在中年人的袁崇焕之上了。

    天启四年的时候，毛文龙的一份塘报里提醒政府，自己接到情报后金和蒙古人勾结，有绕道蓟镇攻入关内的图谋，需要严加提防。

    《明熹宗宝训》卷四一段，天启皇帝给内阁的训示，恰好就是天启皇帝对毛文龙塘报的反应，显示出他对毛文龙情报的高度重视：“上谕内阁，朕览登莱巡抚塘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首级，得获鞑马夷器等件。虽功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

    而当时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的反应却是很麻木迟钝：“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举世不言复辽，独我皇上自为社稷远计，不忍高皇帝百战土宇，顿坏于逆贼。举世要省兵、省饷，而皇上特敕接济文龙，此恢复之大机也。”

    两相对照之下，显然天启皇帝的见识比起他的老师孙承宗要更高明一些。

    从天启二年以后，后金不但不能再前进半步，反而不断退缩，并非偶然，更不是什么天启皇帝运气好。

    天启皇帝朱由校重用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原因也不是乱来的。

    至于从天启四年之后，熹宗重用魏忠贤对东林党人进行严厉打击，这个恐怕不能完全说成是受魏忠贤操纵愚弄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天启面临和他的爷爷万历皇帝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里慷慨激昂的吵架，这样下去的话，国家的行政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以及人事牵掣造成的内耗确实太大了。

    天启确实也头疼的很。

    天启二年二月的时候，明熹宗实录里有这样的记录：“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览科道官，屡疏纷嚣，全无正论。辽左继陷，皆因经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切惊忧，昨张鹤呜慷慨自请视师，具见忠义为国。江秉谦妄言乱政，已从轻薄罚，今又结党渎奏，各逞已见。不恤国家之急，臣谊何在？尔部院便传与大小各官，以后务要虚心，协力共图宗社大计。将当行事，务着实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乱言，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

    当时辽东刚刚溃败，全辽丧失，而那些言官们还在不停的争吵，十六岁的天启皇帝实在是不堪其扰，只能训斥他们别再吵了，现在国事都危急到如此关头，你们还要这样争吵不休，究竟是在干什么。

    过了两个月，事情还是没有好转，那些官员还是成天说空话，喷口水，扣帽子，乱吵架。

    天启皇帝只能再次训斥：“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徵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褫。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

    也就是说他上任当皇帝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操劳国事，而你们这些官员在干什么？叫你们不要再互相攻击争吵了，你们还要争吵？再这样下去，绝不姑息了。

    可实际上，我们看熹宗实录，后面这类官员争吵的记载还是依然如旧，常常是长篇累牍的奏疏，我攻击你，你攻击我。我给你扣帽子，你给我打棍子。

    天启皇帝忙着劝架当和事佬都来不及。

    但对相关官员的责罚仍旧是非常轻微的，往往就是扣除几个月俸禄了事。

    应该说在和平时期，这样吵一下，也无伤大雅，反而是政治宽容民主的表现。

    但明朝当时已经是战争时期了，还这样吵来吵去，骂来骂去的，确实要坏事。

    天启皇帝头疼万分，但他生性仁慈，也始终无法下辣手来整治。

    到天启四年，东林党杨涟等人上疏攻击魏忠贤，非要置魏忠贤于死地，恰好让事情发生了转折。

    说起来这又是东林党自找的，因为那个时候魏忠贤也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而杨涟等人却已经象打了鸡血一样，将之看成似乎比努尔哈赤还要可恶的对象，咬牙切齿的罗织罪行，非要灭之后快。

    天启皇帝当然不愿意魏忠贤被处死或流放，而魏忠贤为了保命也要自卫。

    这样一来，天启就加大了魏忠贤的权力，让他去对付东林党了。

    就这样，原先天启皇帝朱由校狠不下心来做的事情，魏忠贤全给做了。

    天启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无数骂名去把东林党的清流压制下去。

    但可以说东林党被打下去的结果，绝不是天启因为怠政让魏忠贤操纵的结果，而多半是相反，是魏忠贤被天启皇帝和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利用的结果。

    天启皇帝既然不能象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用太极推手，用部分罢工的方式以柔克刚。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只能用这种辣手了，这并不是他情愿的结果，而是处在他的位置上，为国家百姓利益考虑下所能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

    天启皇帝重感情、重亲情的性格特点，也注定了他不是一个狠角色。

    天启可以说在历史上的所有的皇帝里，也算得上极为仁慈宽厚的一个，他几乎对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好。

    只要能与天启搭上关系，在天启朝，基本上都有很好的保障。

    大臣不必担心伴君如伴虎。

    天启皇帝朱由校对自己的老师好，对自己的弟弟好，对自己的老婆好，对自己身边的仆人好，对自己的奶妈好，他对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感情。

    对自己的老师好，在《明史》孙承宗传里就说的很清楚的，“眷注特殷”，“帝不欲承宗离讲筵”，“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廕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

    天启五年，熹宗最终同意孙承宗辞职，其实也是出于保全自己老师的考虑。

    这回朱由校招韦宝入京，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想和韦宝具体谈一谈辽东问题，也就是辽东谁当家的问题。

    其实朱由校已经想好了让孙承宗归隐了，想问问韦宝的意见。

    另外就是朱由校这个时候想到关外看看，顺便帮韦宝主持与赵金凤的婚事，还不是他一个人能做主的，有很多阻挠。

    毕竟边事凶险，而孙承宗推荐的马世龙刚刚吃了败仗，朝廷内官员纷纷弹劾，万一再有个闪失，按照明朝的国法，就算天启想要袒护自己的老师都是不行的。

    所以朱由校想索性同意孙承宗辞职，赐予各种头衔荣耀，荣归故里，也算是对自己老师一片报答之情了。

    至于天启皇帝对自己老婆和弟弟感情非常好，可以看《明季北略》里的记载：“顺天府丞刘志选，劾后父张国纪，上下旨切责。后贤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宫，顾几上书一卷，问何书？后曰：赵高传也。上默然。忠贤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厂卫。忠贤诬后父谋立信王，欲兴大狱。王体乾曰：‘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忠贤惧，乃杀甲士以灭口。”

    这里王体乾说“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中的“凡事聩聩”不能理解成说天启昏聩无能，而是说天启在许多事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闹去。

    朱由校对于自己的兄弟信王朱由检和自己的妻子张皇后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王体乾告诉魏忠贤，就算用谋反这样的事情也是搬不动信王和张皇后，一旦天启皇帝生气追查谁在诬陷自己的弟弟，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种记载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首先当然是天启皇帝对自己亲人感情深厚，不为谗言所动的态度。

    其次是从天启皇帝和张皇后的对话，也可以看出所谓熹宗不读书说法的荒谬。

    从王体乾说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可以看出天启皇帝绝对不是后世某些人想象的昏庸糊涂无能，相反他的才智能力都非常卓越。

    尽管魏忠贤大权在握，但是只要天启一发威，即便仅仅是可能性，仍旧足以让魏忠贤等人感到害怕。

    天启对魏忠贤的态度，对客氏的态度是众所皆知的。

    天启对所有这些人都很好，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因为迎合自己癖好，拍自己马屁，所以他才喜欢他们云云。

    至少从他对自己老师孙承宗，以及对自己弟弟朱由检的态度来看，确实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是秉性仁厚所致。

    甚至一开始他对朝廷官员的态度也是很好，这些官员互相争吵，互相攻击，以及对他本人的批评指责，他也都是用很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回应。

    后来是实在痛心于国事，在这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官员争吵中越搞越坏，也不满于东林党动辄盛气凌人，要杀这个，要杀那个的。

    所以才放纵了魏忠贤施加辣手打压东林党人。

    明末被丑化的不仅是天启皇帝一个人，后来的崇祯皇帝以及南明的弘光皇帝也没有幸免。

    崇祯处置大臣都是按照法律来严格执行的，并没有把个人意志凌驾在法律之上，结果被诬蔑成了滥杀大臣。

    至于崇祯内帑空空如洗，结果却被造谣说有七千万两白银在内帑里舍不得用，说崇祯是守财奴云云，更是颠倒黑白到了极致。

    而另一位南明的弘光皇帝被丑化的程度就更厉害，一提到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昏庸荒淫。

    一些假专家会根据明末的史料记载，指责弘光昏庸无能，麻木不仁，放纵酒色，致死多人。

    所以弘光是“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痴如刘禅，淫过隋炀”，“质性暗弱，有蜀后主、晋惠帝之风，而荒淫过之”。

    而实际上朱由菘是这样的人吗。

    黄俶成写的点校说明对李清和他的《南渡录》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李清，弘光时官至大理寺左丞。

    他写有多种反映明末历史的著作，除了《南渡录》之外，最著名的还有《三垣笔记》。

    “清修四库，首禁李清之书”，“李清治学谨严，持论平允，史家甚重其书，惜不易得睹”。

    “李清服官南都，事多参决，故记述多为亲睹亲闻，较他书为详，且无明季门户之见，是南明史籍中较重要的一种史料”

    “民国初年，俶成（应当就是指点校者黄俶成）母亲在李详，李清后人府中任家庭教师，尝闻这部拼着身家性命保存下来的著作失而复得。1938年，中央大学朱希祖教授在浙江省平湖县葛小严家得阅李清《南渡录》原稿，并并有李详之跋，惊喜不已，叹为南明史料中之至宝”。

    《南渡录》一共有十二种抄本，黄俶成点校本就在多种抄本基础上参校而成。

    根据李清的记载，所谓弘光帝童女，捉蛤蟆是为了制作药云云，纯属胡扯：“如端阳捕虾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辨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

    也就是端阳节捉蛤蟆，这是宫中的旧例，而不是什么弘光皇帝搞出来的名堂，却被一些人借题发挥成泼在弘光上的脏水。

    至于“**季女”，也就是童女，甚至致死多人，谣言造的很厉害，许多人也信以为真，等到了南京沦陷，宫女都逃散到老百姓家里的，把宫里的真相一五一十的说出来，才真相大白。

    这些泼在弘光皇帝头上的脏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不但没有什么童女的事情，弘光甚至并不是什么好色的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弘光帝：“燕居深宫。每徘徊诧叹，谓诸臣无肯为我用者，于吴姬亦罕近也”。

    也就是连宫里的江南美女都很少亲近。

    而且弘光本身是相当宽厚仁慈的一个人，本来在崇祯殉国之后，崇祯的几个儿子下落不明，他接位按顺序是理所当然的。

    但由于万历时期，东林党和老福王的恩怨，东林一系的官员就拼命鼓吹要立潞王，史可法甚至编造出了朱由崧所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不可立的罪状。

    他们当然和朱由崧没有亲自接触过，这纯粹是由于因为政治动机编造的谣言。

    而朱由崧即位后是个什么态度。

    李清的记载是，“上宽仁，即位后从不追究，一日，阁臣及潞王事。上曰‘王，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李清是弘光一朝的官员，曾任大理寺左丞，对许多事情都是亲历亲见，他记载的史料价值远比那些道听途说，辗转抄袭的要高得多。

    事实上也不单是李清，同样在弘光一朝为官，和弘光皇帝亲自接触之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也有诗句表达对泼在弘光皇帝身上谣言的愤恨，“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风羯鬼灵。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南明在短时间内覆灭，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东林党一系的官员难辞其咎。

    他们因为万历时期和福王的宿怨，为了阻止朱由崧接位，编造了大量关于朱由菘的谣言，所谓的“七大不可立”罪状，把他的形象丑化成极度不堪。

    使得弘光帝从继位一开始就丧失了在臣民中的威信，导致南明朝廷在短短一年里内斗不止。

    而清军能毫不费力渡江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明军大将左良玉，听信东林党编造谣言而对弘光帝极度不满，打着肃清朝政的借口发动内乱，置防清重任于不顾，把兵力指向南京。

    而马士英为了抵御，也把军队力量用在防止左良玉的内犯上了。

    要说南明覆灭的第一罪人，史可法排在第二，就无人能排在第一了。

    史可法等人在事前的昏聩糊涂也就罢了，但大量官员包括东林系官员，在和弘光帝有亲身接触之后，扭转了自己的偏见，在自己的记录里澄清了真相，还了朱由崧的清白。

    倒是许多局外人，没有亲睹其闻，依旧把凭借道听途说的流言诽谤当成事实传播。

    许多历史学者宁愿采信那些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传闻流言，而把最为可靠的李清等当事人的记载当作完全不存在一样，置之不理。

    说弘光才能平庸软弱，也就罢了。非要造谣说他荒淫、童女，还把这种谣言当成确凿无疑的事实来对待。

    当然如果真要这么认为也可以，那就正视南渡录中的记载，正视钱谦益的记载，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进行驳斥，也是一回事情。

    可有些人已经明确有当事人可靠史料澄清的情况下，就全当那些史料不存在，既不承认，也不反驳，还把那种谣传作为真实到处散播，只能说这些人是缺乏基本历史道德。

    明代的皇帝，在明人当时的记载里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和记载，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平实的记载，有夸张的记载；有亲自接触和认真考证后写下的记载；也有道听途说的流言传闻。

    到了现代，越是那些夸张的、离奇的、荒诞的、古怪的记载，越是被主流历史舆论当成是事实。

    似乎许多历史学家都是用一种小报记者窥伺明星**桃色新闻，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方式来对待明代历史，唯恐记录不够夸张不够离奇，不能吸引人眼球。

    而那些显得平淡客观的记载被弃若敝屣，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样。

    以这种方式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开始，一直到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弘光皇帝全都被丑化了个遍。

    如果有人指责他们的话，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的反驳说，我们引用的就是明代人自己的记载和议论，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

    当然也许这也不能全怪现代的历史学家，这种做法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在梁颂成编辑校订的《杨嗣昌集》的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四库全书答问》谈到乾隆帝编纂全书的私意的时说：‘对于明朝者，乾隆帝欲暴露朱明之短，故搜集明代种种失德之记载，使之随古人名著，共传于后世，以永播其恶于人间。’

    显然如果刊刻杨嗣昌的著作，那就等于宣扬了朱明大臣之长。

    于是《杨文弱集》被奏缴并列入禁毁书目是在情理之中，新编定的《杨文弱先生集》也便没有了付梓的机会”

    岂止是《杨文弱先生集》，凡是能澄清明代历史真相，洗清那些泼在明代皇帝大臣身上污蔑之词的书籍，比如李清的《南渡录》，钱谦益的著作诗集都在清代属于禁毁之列。

    乾隆皇帝再提到李清时的咬牙切齿：“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章宪典。今其身幸逃显戮，其所著书籍，悖妄之处，自应搜查销毁，以杜邪说而正人心”。

    而那些荒诞不经的毁谤污蔑明代君臣的记载倒是通行无阻广为流传。

    丑化明代历史的记载中有相当大部分都是虚假经不住考证的，就说光以这种手法来对待一个历史时期，本身就是极度卑劣的行径。

    等韦宝到了京郊驿站，已经有驿臣赶紧报之等着迎接韦宝的一众官员。

    本来韦宝还打算在京郊驿站住一晚，明天大清早在入京的。

    不过以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和丁绍轼为首的内阁大臣们都来了。

    还有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这样的权臣，以及文武百官都来迎接韦宝。

    韦宝也没法住一晚了，赶紧上前相迎。

    “使不得使不得，爵爷快快免礼。”顾秉谦是很会做人的，离着老远就高声叫道。

    韦宝依然恭恭敬敬的行礼，不敢稍有怠慢。

    想起这才年尾，年初的时候，自己入京，还只是一介举人，举人还是混来的。

    那时候这些阁臣对自己可没有客气啊。

    这一年变化很大，阁臣本来还有几个人，都是东林党的大臣，已经致仕回家了。

    像是朱延禧和周如磐，都是韦宝入翰林院的恩师呢。

【0950 先大宴同僚再拜访岳父】

    想想这一年的变化，韦宝不禁感慨，不管天地会有没有什么发展，其实对于他个人来说，在明廷这一边，发展的其实还算可以。

    尤其是一帮言官，都察院的御史们，大理寺的官员，这帮人可都是眼睛长在头顶上，天天靠参劾别人过日子的，但面对韦宝就不同了。

    因为韦宝现在其实还兼着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官职呢！

    虽然他长期不在京城了，但他的官职并没有人敢动。

    一方面，都察院和大理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他提拔的，他将原先的人都踢出去了，都换上了这些衙门的子弟。

    所以这些人对韦宝是对恩师，又是对座主，对领路人一样恭敬的。

    这是韦宝在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势力，别人想动也动不了。

    另一方面，现在是阉党当家，韦宝与阉党虽然没有到明里作为阉党干将的地步，却也几乎是半公开的了。

    不是和魏忠贤有良好的关系，怎么可能短短时间内升迁那么快，十五岁的人，十六岁还差一个多月，就已经做到正三品大员了，简直可怕。

    说和阉党没有关系，也没有人相信啊。

    更难能可贵的是，参遍了所有人的东林党，至今还没有几个东林党大臣参劾过韦宝。

    这都是因为韦宝曾经救过杨涟，现在还将杨涟的女儿留在身边，扶持杨涟和左光斗等人的儿子。

    或者说是保全了很多被魏忠贤杀掉的东林党大臣的后代。

    光凭这一点，即便大家觉得韦宝几乎可以算是半个阉党，但东林党并不恨韦宝，至少韦宝没有刻意针对过东林党，反腐都是全面对待，并不针对派系，不针对哪一个个人。

    还有，大明朝的官场并不像后世，不能横跨几个部门，大明朝的管理有点乱，没有这一说法。

    有的人兼任七八个职位都是有的。

    大明王朝的官场来说，愤青、喷子太多，假道学。

    当初张居正夺情时，个个群情激愤，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但到了魏阉专权时，也没见你死我活，不也无耻跪舔。

    再说奇葩头衔，陆炳一介武夫，可以活着加封三孤加三公，独一份。

    刘瑾，“立皇帝”，魏阉，九千岁，建生祠。

    魏阉侄子魏良卿活太师，比肩张居正啊。

    当然，魏良卿目前还没封伯爵、公爵，那要等到原本历史的几个月之后。

    因为弄死了努尔哈赤，袁崇焕有功，魏良卿也沾了光，直接一路从伯爵到公爵连着跳。

    像韦爵爷这种一上来就是侯爵的，在大明王朝历史上还是挺多的。

    其实韦爵爷也没有什么拿的出的功劳，但仗着是英国公张维贤的女婿，又与东林党和阉党都有良好关系，势力不说多大，反正也不算小了，毕竟把持了一大片地方，属于京城实力派加上地方实力派的综合体。

    加上控制了一个正二品衙门，弄个侯爵的名爵，也就不算什么了。

    明朝的治理有个公认的大失败，纸币问题。

    大明宝钞，永远神。

    胡元发纸币还知道得有丝绸白银这些真玩意儿当准备金，大明发的宝钞纯粹是在发纸。

    宋金发纸币还知道纸币用久了会磨损，国家得负责定期更换，顺便回笼一部分货币就当抑制通胀了。

    大明发纸币之前满朝文武好像连一个知道纸币会磨损的都没有，啥时候给老百姓换废纸也是看皇帝心情，开开关关没个定数。

    不过这还只能说是菜，毕竟对布衣将相来说理财不是本行。

    理财官僚也需要传承，鞑元儒学是从程朱传下来的，不是这一路。

    具体菜到啥程度，比如说宣德年间还有官儿建议说为了便利钞法，应该禁止民间以布帛米麦交易。

    菜可以容忍，但坏就不行了。

    宝钞应用的同时，禁止民间以金银甚至铜钱，哪怕是明朝自己铸的铜钱都不能作为货币来进行交易。

    然而，在统治阶级中，白银一直在流通使用，比如说，捕鱼儿海战役后，朱元璋就赐给蓝玉金二千两，唐胜宗、郭英白金各一千两。双重标准。

    洪武八年使用宝钞的时候，下令严禁民间造假币，谁向官府举报就有赏，赏金是什么呢？白银二百五十两！

    合着朱元璋自己也知道宝钞不值钱。

    这就只有一个解释，宝钞就是冲着老百姓手里的金银去的。

    百姓用宝钞，你朱元璋自己用白银。

    这种拿废纸抢贵金属的行为，这种垃圾货币大家能认才有鬼。

    到太祖晚年的时候，宝钞已经贬值了十四倍，洪武八年白银一两换宝钞一贯，洪武三十年能换宝钞十四贯。

    到了宣德七年更是白银一两换宝钞一百贯，正统元年白银一两换宝钞一千贯。

    通胀还有一个附加恶果就是官俸。

    虽然明代官僚工资历代最低，但按照洪武初年的标准，只要照数发给，还是多少够用的。

    可恶就在于将俸禄里的粮食折合成宝钞，二分米八分钞，这八分钞是让百官喝西北风去么？

    因为宝钞只发行不回笼，朝廷收税总不能收废纸吧？

    结果社会上宝钞泛滥，国库里反而宝钞不足，大量靠工资吃饭的官员连宝钞都领不到。

    当永乐宣德全盛之时，大明两京文武官员都能被朝廷欠了整整两年的俸钞！真是做法自毙。

    官不聊生然后民不聊生，遂置于一切糜烂的境地。

    韦宝不认为明朝是治理最失败的朝代。

    正如黄宗羲后来悟出的道理一样，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

    也绝非简单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释。

    由于对一切历史现象都从经济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渐不满。

    因此，韦宝试图从具体原因入手，根据自己目前看到的情况，总结明朝灭亡的几个主要原因。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

    两线鏖战的困境。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

    宦官专权与党争。

    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

    明朝的财政不良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

    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至于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

    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

    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般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

    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

    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

    同时，为支持战争，也分流了对救灾的投入。

    因此，可以说，明末民变与辽东战事有紧密的间接联系。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步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

    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

    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也不断加剧。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

    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

    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

    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便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本文这里指的国本是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非太子之意。

    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明清鼎革的结果最终也导致了江南新经济因素的挫折。

    入清之后虽仍有所发展，但亦受到了许多对其发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

    这种新经济因素出现并繁荣而最终未能突破农本束缚而夭折的现象在中国出现过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宝年间，在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下，各行各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没能在体制上给予适应的体系化配套建设。而是草草应付，设置相应行业的税使征税而已。

    而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出现倒退，新经济随之在战乱中大幅削弱；新经济因素与农本可能出现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年间，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市民经济相当发达，各种服务市民阶层的行当与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发展。

    交子、飞钱、瓦子的出现，活字印刷术的推广，说书业的兴盛，以及相应户籍体制中出现的“坊郭户”作为一个单独户种的出现。

    城市极大繁荣，海外贸易繁盛，无不体现了新经济因素的到来。

    而“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免役法”“均输法”无不体现了新形势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利用金融业的雏形。

    这次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可能进入近代的机会。

    但是，毕竟时机条件还是不太成熟，经济上农业仍为绝对主导。

    法律条文是旧式的，保守派与变法派官员是旧式的，皇帝是旧式的，思想是旧式的，整个社会原有体制与思想和社会经济条件均大体与旧体制符合，而少数不成熟的“冒头”思想很快被淹没。

    至于变法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重重问题，更明显带有旧体制的深厚烙印。

    苛求古人超越时代的限制，是极为不合适的，只能说这是历史环境的必然。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以致到靖康之变，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使得农本与新经济的矛盾再次强制性化解。

    因为新经济在长期战乱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统治中遭到极大削弱，其基石农业也发生暂时性衰退。

    第二次新经济因素未能突破农本经济。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第三次新经济因素再次发展到了与农本经济相冲突的地步，而这次最为发达，因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终究没有突破农本经济体制。

    因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分为两条线，新经济因素建立于农本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根据历史经验，农本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

    而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不过是农本经济发达带来的副产品。

    土地大兼并酿成社会动乱，社会动乱的结果摧毁脆弱的新经济。

    随后的清军入关又一次加剧了这一结果，新经济再次受到限制。

    总之，明朝的灭亡一定程度上是农本经济的周期性矛盾。

    经济发展——土地大兼并——社会矛盾激化——动乱——经济衰退——再发展。

    所造成的结果，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率有着殊途同归的结局。

    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规律的又一个适用者，这一链条中最后的牺牲品。

    清朝的灭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灭亡不完全适用于此规律。

    明代中后期交替进行的宦官干政与明末党争无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枢力量。

    属内政不良的表现，至于宦官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任人唯近的问题。

    信任自己接触密切，相互了解的人是人之常情。

    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与多数文官相比没有雄厚的背景。

    进士文官多出身于社会上中层，因为有能力使一个人长年读书应试科举的家族多数并非贫户。

    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权也是皇帝的一种统治方式，与汉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则上是有些类同。

    从皇帝的立场来看，重用宦官对自己皇权的威胁较小。

    当然事实证明不完全对，但的确自始至终宦官专权未对皇帝本人造成过太大威胁。

    明代宦官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互相制约，且各部均严重依附于皇权，明代的皇权已经高度成熟。

    明代宦官专权本质上是皇权的变态，是皇权一种特殊的行使方式，是皇权的延伸与异化。

    明朝宦官“人才辈出”，从“横刀跃马”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王振，到创办升级版特务组织“西厂”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刘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后活力的“九千岁”魏忠贤，无不为明朝的灭亡助了一份力。

    而文官集团的表现似乎也不太好，否则崇祯帝就不会在遗诏中称“文臣皆可杀”了。

    明后期朝廷内部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

    当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时，党同伐异，倾轧腐朽即是必然的结局。

    辽东经略熊延弼的悲剧与宁锦大捷后袁崇焕的被迫辞官，就是宦官专权与党派斗争恶果的直接体现。

    明朝后期的党争危害更大，这一点在南明各政权中体现的更为充分。

    明朝灭亡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明王朝后期所患的病症是综合性的。

    正如黄宗羲后来所悟出的道理一样，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

【0951 八百多万两纹银的缺口】

    在正统史书中，到了亡国之时，往往“奸臣当道”，扰乱朝政，而“忠臣”则与“奸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最后结局往往是代表正义与忠诚，忠君爱民的“忠臣”最后被强大而邪恶的奸臣势力所压倒、消灭。

    这非常符合悲剧艺术的创作手法。

    只可惜未必符合史实。

    韦宝与一帮官员好一通寒暄，然后与多位相熟的高官亲热入城。

    “酒宴都准备好了吧？”韦宝对林文彪道：“所有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务必请来，大理寺和都察院的所有人都请来。”

    林文彪答应一声，“都派人去办了，请爵爷放心吧。”

    魏良卿急忙道：“这哪里好意思，让爵爷这么破费？而且，爵爷请这么多人，怕是有上万人吧？”

    “没事没事，这都是小意思。”韦宝微微一笑，暗忖上万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人二两银子的标准，也不过两万两纹银而已，这点钱不算什么。

    “还是韦爵爷有气派啊。”顾秉谦忍不住赞叹道：“看来，这回替魏公公和陛下解决辽饷银的事儿，有着落了。”

    韦宝闻言一惊，靠，什么叫辽饷银有着落了？

    边军的饷银找我想办法？当我是财神爷啊？

    韦爵爷攀附魏忠贤是顺应历史潮流，但内心对魏忠贤是毫不认同的，魏忠贤不说不学无术，至少没啥大本事，充其量就是皇帝放出来执行政治任务的代言人而已。

    若说魏公公有本事的，回到明末，问问苦难的民众认不认同，江南的市民，陕北的农民，欠饷的士兵，作为这个时代的人，他们一定会为洗白魏公公感到极大悲哀。

    天启元年，奢崇明反叛，二月，台州兵变。

    天启二年正月，广宁失陷，二月，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反叛，四月，京师新募兵为取欠饷而兵变，五月，山东徐鸿儒起义。

    天启三年五月，京营士兵因迟发月粮，到总督戎政恭顺侯吴汝胤门前鼓噪，七月，山海关士兵因粮饷不继，大量逃亡。

    天启四年，长兴县吴野樵起义，五月，福宁州发生兵变，六月，南京操军鼓噪兵变，八月，十月，山海关士兵又两次鼓噪逃亡，八月，徐鸿儒义军起义。

    天启五年正月，旅顺失陷，九月，柳河大败，十一月，户部上奏，山海关年饷缺额一百七十万两，又修三大殿，疯狂敛财。

    天启六年，论宁远战功，魏公公从子魏良卿封肃宁伯，三月，苏州民变，八月，陕西已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天启七年，宁锦大捷后罢袁崇焕官职，魏公公养孙魏鹏翼为安平伯，魏良卿太师，魏鹏翼少师，魏良栋东安侯。

    三月，陕西澄县起义，饥民王二杀死知县张斗耀，正式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天启年间几乎没真正太平过，它烂但因为时间短反而给人一种误解，觉得锅都要给崇祯背。

    崇祯时的全面崩溃其实就是天启种的因开花结果的表现而已，就如癌症，早期就不是癌了？

    而且，最主要都是烂在没钱，大量的兵变，本身就给马上要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运动提供了人力保障基础。

    没有大量当兵的人领着，光是农民，很难一下子发展的那么快。

    当然了，评价一个人如何其实也要看立场所在，在天启皇帝眼里，魏公公及他一家真是“满门忠烈”，“功德万世”。

    魏公公就是皇帝手上一个工具。

    魏公公对明朝灭亡的危害很大。

    明亡是个系统性崩溃，魏公公的所作所为，无疑起到加速作用。

    魏忠贤靠裙带关系成为明朝政局实际操盘手，使得明王朝的政治道德出现极大缺陷，导致民心出现离散。

    魏公公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秩序，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在他所处的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他还这么干，无疑加速明朝灭亡进程。

    所谓魏公公能为百姓与官员斗，明显是意淫，中国不存在外国的国王要依靠人民与议会，类似所谓东林党，争斗以达到控制国家的情况。

    明朝的皇帝不是没权，而是很多皇帝不负责任或者自身能力有限。

    从法理上讲，明代皇帝至高无上，他们如果认真了，没有大臣敢对着干。

    天启年间的事实已经证明天启年间危机四伏，只不过是时间太短了，在危机没有彻底爆发的时候，天启年就结束了。

    如果天启年再长点，魏公公也不比崇祯强到哪去。

    总之，所谓能臣魏公公是想象中的，现实中的魏公公就是一个人品烂，政治水平偏低的人。

    位列东林党人榜排名第133的徽州籍人汪应蛟，天启元年刚当上户部尚书的时候，就提出了多项财政开源措施，比如铸钱、典铺酌分、屯粮、抽扣工食、平籴谷仓、东征事例、房屋税契、抚按捐助、节省钞关银、僧道度牒、催兵部马价银、南直牧马地、南粮改折、库折布粟等。

    这些也就是所谓的杂项，总共可额定征收的银子是约296万两。

    其中典铺酌分、房屋税契就属于商税类别。

    房产税契：凡有土地就有过割，有过割就有税契。

    民间房产买卖之时，酌定税契每两征收二分，也就是房产交易税，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从事典当生意的商人，获利甚多。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五等，每年分别征税十到五十两不等，额征19.5万余两。

    后来正式还征收“优免丁粮银”，明代文武职官、举、监、儒、吏等类人员享有豁免一定的租赋、力役的特权。

    现除生员依旧免征外，其余文武职官举监儒吏也酌收优免丁粮银，共额征44.4万余两。

    魏公公执政期间，甚至免除了陕西的榷税。

    天启年间，一年的辽饷收入大概就有400万两，这还仅仅是辽饷。

    左光斗在河间府的屯田搞得有声有色。

    左光斗管理屯田期间，积极提拔屯田人才卢观象，同时还主张把农政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标准。

    除此以外，左光斗针对北方人不擅长种植水稻，而北方赋税要比南方要轻的特点，招募南方人来北方教北方人种地。

    同时还开设“屯学”，这个“屯学”就是专门为屯军及其子弟设立的学校。

    要想进入“屯学”学习，还需要学骑射；录取的屯生，还给予一定的土地让其耕种；屯学童生还可以直接免去县试，直接院试。

    更好的是，屯田、屯学还不用国家财政支出，做到了自给自足。

    “昨岁六百亩，今为四千亩，向之一望青草，今为满目黄云，鸡犬相闻，鱼蟹举纲，风景依稀，绝似江南”，这些可都是左光斗的政绩。

    杨涟在常熟知县任上干得也很好，万历四十二年全国“举廉吏第一”。

    重视教育，增置学田八百亩，增置义田三百亩收租，用以学校开支；捐俸筑府塘石堤四十里，人称杨公堤。

    商业税主要分两大类：一、关税，包括内地关税和海关关税。

    其中内地关税又分钞关税，工关税，门税及过坝税，船税。

    杂项包括塌房税、酒醋税、渔课、契税、市肆门摊税。

    天启六年、天启七年，九边拖欠的饷银份额分别达72.38%（约237万两）和61.29%（约201万两），钱都去哪了。

    天启元年拖欠份额是36.58%，二年20.54%，三年9.76%，四年0.51%，五年8.38%。

    怎么反而魏公公执政了，九边饷银拖欠的数字反而越来越高。

    而到了崇祯元年，经过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努力，明朝才勉强缓解财政赤字。

    所以绝对不能对历史有什么刻板的印象，认为阉党会搞钱，东林党就完全不会搞钱，完全只知道吵架，不为国家着想。

    东林党里面也有很多很有能力的大臣是很为国家打算的，是办实事的。

    皇帝这趟急招韦宝入京，一方面是要韦宝随行护驾，让天启皇帝朱由校上山海关玩玩去。

    另一方面就是要搞定钱的问题，在皇帝和魏忠贤眼中，韦宝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四百多万两的缺口，再加上韦宝这趟裁军十万，需要补发的饷银，合计至少超过五百万两纹银。

    五百万两纹银这种事情，大明天下，除了韦宝，恐怕没人能够解决。

    当然，晋商也能做到，但一旦让晋商去做，这头从晋商手里弄来五百万两纹银，转头他们就能靠着从民间盘剥，靠着私下与关外做生意，充实蒙古人和建奴的物资补给，弄回来上千万两纹银，甚至更多。

    那样的话，本来就危机重重的大明，更加会雪上加霜。

    这些事情，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数。

    这世上没有谁是傻子，皇帝清楚，魏忠贤清楚，阉党清楚，东林党大臣们也很清楚，中立派大臣，甚至普通老百姓，所有人都清楚！

    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等几位阁臣围在韦宝旁边，韦宝与几个人应酬几句，主动让李成楝和骆养性帮着自己招呼一帮阁老，转而去同丁绍轼说话。

    丁绍轼大人现在是东林党在内阁中的独苗了。

    丁绍轼不喜欢韦宝，也不是很讨厌，主要因为韦宝属于倾向于阉党的人，却并没有做多少危害东林党的事情，反而还曾经挽救过很多东林党大臣。

    “丁大人好。”韦宝主动在丁绍轼身边打招呼，“感谢丁大人来迎我，我一个后生晚辈，当初入翰林院，还得到了丁大人的提携，丁大人能算我半个座师，这让我实在担当不起。”

    “韦爵爷不用客气，我们来迎爵爷，这是陛下的意思。”丁绍轼不咸不淡的道。

    韦宝微微一笑，“那也要丁大人肯来啊，丁大人完全可以随便找个借口不用来的，说明我在丁大人心里还可以。”

    丁绍轼也忍不住笑了笑，他是知道韦宝的口才的，韦宝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这本事，可以说满朝皆知。

    这时候张之极来了，打破了韦宝与丁绍轼一同走路，彼此无话的尴尬。

    英国公府硬算起来的话，应该算是中立派，肯定不会和阉党站在一起，有一点点倾向于东林党，就这样。

    所以丁绍轼对张之极要比对韦宝更加热情，“世子好啊，国公爷有日子没有见着了，他怎么样？”

    “别提了，我爹烦着呢，每到年关都烦得很，这不是马上就要开今年的饷银了吗？平时拖一拖还说的过去，大过年的不给结清，一个年都过不好的。”张之极道。

    丁绍轼和韦宝都点了点头。

    韦宝是知道京营的情况的，养了三万多草包，个顶个都是废物，全都是靠祖上的蒙荫世袭的人。

    三万多人，吃的是五万的兵额，快赶上边军了。

    韦宝觉得京营早就应该裁撤掉，简直是一个最大的包袱。

    打仗完全靠不上，待遇又好，五万人的军饷就能赶上边军七八万人的军饷。

    不过，作为皇城的御林军，撤销是永远不可能撤销的。

    “这好办啊，国公府有韦爵爷这么有本事的女婿，连陛下缺银子都要找韦爵爷，你们也可以找韦爵爷想想办法吧。”丁绍轼笑道。

    韦宝闻言微微一笑，心里却很不高兴，因为丁绍轼语气中带着戏谑成分，显然有点不尊重自己，自己又不是管户部的，找的着我吗？

    “这不可能，我妹夫又不能从天上掉银子下来，近三百万两纹银，他哪儿弄去。”张之极虽然不热衷政务军务，但也不傻，听出了丁绍轼话中的戏谑成分。

    “据我所知，大明库银早已经告罄，除了你们家韦爵爷，我是真想不出来，谁还有本事给边军和京营发饷银了，否则陛下也不会这么着急让爵爷回京。”丁绍轼轻声道：“韦爵爷以一己之力挡住了建奴冦边，是这么多年来打的最好的一次，还把一大批的蒙古部族从建奴那头打回来了我大明这一头，一下子就将孙督师这几年在辽东的功绩盖过了，但这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陛下想找爵爷商量怎么凑集银子，能者多劳嘛。”

    这一回，韦宝没有觉得不舒服，因为丁绍轼的语气自然了很多，也带着一点忧虑。

    显然，丁绍轼也希望有人有本事弄到这些银子，否则是真的会出乱子的。

    “我没有办法，这两项合起来近八百多万两纹银，我手里只有一个海防总督衙门，直辖的也就是河间府、沧州府，登莱和山东，都是穷地方，再怎么勒紧裤腰带也弄不到这么多银子。”韦宝道：“还要靠丁大人这样老成谋国的能人。”

    “眼下大明到处都是窟窿，是不好办。”丁绍轼道：“想不出办法也没有什么，我只希望韦爵爷再不要把脑筋打到各地士绅的头上了，那样是杀鸡取卵，会出大乱子的。”

    韦宝被丁绍轼说的脸红了，知道丁绍轼是什么意思，丁绍轼指的是自己搞的文字清查，波及整个北方，尤其是北直隶和他的海防总督衙门下辖的地区，简直等于刮了一遍地皮。

    韦宝自己也知道这是杀鸡取卵的法子，把地主都弄垮了，对经济毫无益处。

    但韦宝当时急红了眼，就是要搞钱。

    “丁大人，有的人的确目无尊长，目无朝廷，该教训的时候，还是应该教训的，至于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打的重一些，也可能会打的轻一些，底下人办事，总是有一定疏漏的。”韦宝自己给自己辩护了一句。

    丁绍轼笑道：“我不是要说这个事情，我只是觉得以后这样的事情，还是少一点好。”

【0952 韦爵爷为朝廷弄钱的计划】

    韦宝点了点头，敷衍道：“没错。”

    “倘若韦爵爷这趟能帮陛下把边军和京营的饷银给解决了，就真的是帮了大明的大忙了，那到时候我要第一个为韦爵爷请功，加封公爵都不为过。”丁绍轼接着道。

    韦宝苦笑道：“丁大人太看得起我了，我哪儿来的这么多银子，要想弄银子，得看朝廷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还得对大明有益处，不容易。”

    丁绍轼听韦宝这么说，庄重的看了韦宝一眼，对韦宝的印象立刻好了很多，不管韦宝是怎么想的，能说得出这样的话，足见韦宝是能臣，是干吏。

    其实丁绍轼很清楚韦宝一路上是怎么从童生到金榜题名的，很清楚韦宝的举人功名和会试都有哪些猫腻。

    只是朝廷现在有意鼓吹和神话韦宝，简直把韦宝捧上天，成了大明有史以来最厉害的神童，比张居正当年二十岁就高中金榜都牛。

    丁绍轼心里不舒服，却也不会刻意抹黑韦宝。

    现在听韦宝这么说，甚至觉得陛下和魏忠贤也算是有眼力劲的人，也许提拔这个韦宝，对大明来说，不是什么坏处，韦宝贪是贪了一些，又想要权力，又想要人，还想要地盘，但的确算是有些头脑的，这都是死板的读书人比不了的。

    “政策这个词用的挺好，那韦爵爷就想一个好政策吧，凭着韦爵爷同陛下的关系，同各方的关系，也只有韦爵爷有这个头脑，有这个能力弄来银子，助大明渡过难关了。”丁绍轼道。

    这时候顾秉谦和魏良卿等人凑近过来，听见丁绍轼这么说，也都纷纷赞同。

    阉党和东林党，很少见的在一件事情上看法一致。

    大明没有银子，渡过不了年底缺军饷这道难关，谁都不好过啊。

    韦宝一个呵呵，并没有答话，而是热络的邀请大家去吃喝。

    酒宴开始，紫醉金迷的挥霍，美酒佳肴仿佛不要钱一样。

    这样的生活，曾经是韦宝梦寐以求的生活，但韦宝现在有点麻木了。

    再好吃的酒菜，一个人的肚皮就那么大，还得考虑健康问题，能吃得了多少？

    唯有不断膨胀的权力慾望和名位慾望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

    实际上，关于如何搞钱，韦宝是有办法的。

    大明各地都是成体系的，搞倒了一个漕运总督衙门，新成立了一个海防总督衙门，这已经是韦宝目前能做到的极限。

    再想将手伸到各个省份，几乎不可能。

    大明是农业国家，士绅大户动不了，土地动不了，基本上就什么都动不了了。

    再要想搞钱，想有大动作，那就只能开海，加强加大海防总督衙门的权力一条路！

    明初，明太祖建立海禁和朝贡贸易制度。海禁制度禁止本国百姓出海贸易，只允许海外番国官方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

    这两种制度在洪武时期被严格执行，成为明代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乐时期，明成祖虽仍坚持洪武祖制。

    但主动派遣郑和大规模下海，与海外的东、西洋国家建立了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性质的封贡关系。

    明朝朝廷的大规模下海，促进了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及手工业品的生产，也客观上带动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

    虽然朝廷实行海禁，但私人出海贸易作为一股潜流在明初就已发展。

    仁宣至武宗时期，宣宗进巧了最后一次郑和下西洋。

    仁宣时期明朝逐渐安定下来，社会政治氛围也逐渐变得宽松。

    承平日久，明朝对于民间出海贸易表现得宽松，明中期私人海外贸易发展壮大起来。

    虽然明中期私人出海贸易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私人出海贸易仍为一种违法行为。

    为了使不断发展的私人出海贸易能合法且在政府管理下进行，成化时丘濬提出了恢复宋元时期市舶司制度的思想，使明朝的市舶司管理私人出海贸易并抽税。

    丘的这种思想标志着明中期开海思想的产生。

    明初的禁海政策主要是防御倭寇，后来转变为国家垄断海贸，宣德之后渐渐放开了监管力度，民间海贸便逐渐发展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刘大夏等人坚决阻止下西洋的原因之一，毕竟这损害到了沿海官府的利益。

    嘉靖帝由藩王即帝位后改变了武宗时的作风，主张厉行洪武祖制，对私人出海贸易采取严厉的海禁政策。

    出海的海商受到明朝海防官兵的阻止，海外贸易的发展势头受到政治的压制。

    因沿海地区山多田少，出海贸易是沿海地区百姓获取生活来源和财富的重要手段。

    海禁政策的实施使沿海商、民大困。

    海禁政策断绝了沿海百姓的生业。

    可是上有对策下有政策，下层百姓为了获得生活来源，闽、浙、广之沿海地方大族为了获得更多财富，不惜违反出海禁令，私自出海贸易。

    这里要提到一个人——朱纨，他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受命提督闽浙海防军务的朱纨上任后，严厉打击海上走私活动，使一些暗中支持走私活动的沿海豪势惴惴不安。

    于是，他们鼓动一些言官弹劾朱纨滥杀无辜。

    嘉靖二十八年，嘉靖皇帝下诏罢免朱纨之职并派员按问，朱纨感到闽浙走私豪势必然借机杀他，遂喝药自尽。

    然而不久之后，江、浙、闽、粤数省沿海却发生大规模海盗抢劫和烧杀事件，史称“嘉靖倭乱。

    面对“嘉靖倭乱”，明朝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直至嘉靖四十三年才将这场动乱平定。

    朱纨死后，明朝海禁已然名存实亡，相关官员不敢言“海禁”事。

    这个时候，明朝许多有识之士产生了新的海洋思想，如胡宗宪、谭纶等人。

    在倭乱平息后福建巡抚谭纶就给朝廷上《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就福建地方治安和民生问题提出开海方案。

    他在奏疏中提到：“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好处俱穿破”，并指出“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

    因此，他请求朝廷允许福建人开海通商。

    1567年1月23日，嘉靖皇帝病逝于乾清宫。

    2月4日，其三子朱载垕继承皇位，是为穆宗，纪元隆庆。

    明穆宗诏告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上奏予以修改。”

    不久，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一奏议得到朝廷批准，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

    隆庆开海局面之所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明穆宗及其朝廷通过“嘉靖倭乱”了解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关系，顺应了一些有识之士要求适当开海的呼声。

    嘉隆之际，福建地方大员一再奏请在该省开海，是基于“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的生活传统。

    而福建之所以选择于月港开海，是因为月港在十六世纪以后已经成为福建沿海地区最大的走私贸易港口。

    月港位于漳州东南五十里，地处九龙江入海处，因其地形状似弯月而得名。

    早在成化、弘治年间，已是“风向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的闽南巨镇。

    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人在广东被逐后即转到月港一带，不久，西班牙人、日本人也前来互市。

    嘉靖时期，由月港出海的“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隆庆开海后，凡是由月港出国贸易的商人，均采取每年申请制。

    他们首先要在自己所在里邻勘报保结，然后由所在道府审批并发给“船引”。

    船引是海商合法出海的凭据，要填写船上人员姓名、年貌、户籍、住址、所带器械、货物、前往国家、回国日期等。

    同时，督饷馆与所在州县的循环号簿，也要录写船引上的内容。

    海商回国时，则要根据所持船引和督饷馆所存号簿进行核查。

    每艘出海商船，都要领船引一份。

    凡是领得船引的海商，都必须交纳“引税”。

    最初规定，每张船引纳税银三两，后来增加到六两。

    起初，政府只是对船引的总量进行控制，每年发放五十张，万历三年增加到一百张，而没有对领持船引海商的出航国家进行限制。

    万历十七年，政府将前往东、西洋商船的总数各定为四十四艘。

    后来由于申请出海者过多，又将船引扩大到一百一十份。

    隆庆开海最主要是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隆庆开海后，除收取“引税”外，督饷馆还征收三种商税：水饷、陆饷、加增饷。

    “水饷”根据商船尺寸长短征收，类似于今天的吨位税。

    “陆饷”根据进口的具体货物征收，由到船上接买货物的铺商缴纳。

    “加增饷”是专门针对从马尼拉回航，商船没有携带货物而只带回白银所征收的特别税。

    督饷馆所征白银银两，开始每年在两万两左右，后来接近三万两，漳州督饷馆也被时人称为“天子之南库”。

    而对于海商从马尼拉带回月港的西班牙银元，漳州人周起元说，“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

    晚明从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从而为明代货币白银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生丝及纺织品、陶瓷器、漆器等工艺品、矿产品及金属制品、水产品、农产品等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

    以生丝及丝织品为例，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记载，海商贩运湖丝，太湖流域生丝及丝织品至东南亚，获利一倍。

    中国海商输往菲律宾群岛的丝货价值，1600年前后每年在103万两左右，1630年达到135万两左右。

    而运往菲岛的中国丝织品，除了小部分在当地消费外，大部分又通过西班牙人的大帆船运往拉丁美洲销售，中国丝货价格只及西班牙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

    在墨西哥等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一万四千人专门利用中国生丝进行加工制造；在拉丁美洲很多地方，中国丝绸不仅成为一些市民的服装衣料，而且还成为教堂的装饰品。

    明末商品物美价廉，因而多成为东南亚市场和欧美市场的抢手货。

    与此同时，明末的海外市场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浙、闽、粤、赣等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染织业、制瓷业、铁器业、制糖业等行业的发展。

    市镇经济兴起，商品地域特色突出，湖丝、松江棉布、景德镇以及德化瓷器、佛山铁器等，皆闻名于国内外市场；赣南山区甚至因为食糖大量出口而广泛种植甘蔗。

    此举也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产生了影响。

    明末海商从菲律宾引进的拉丁美洲作物，包括玉米、番薯、马铃薯、烟草、花生、辣椒、番茄等，不仅对我国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还丰富了饮食风味。

    而且隆庆开海也为外来的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引入带来了便利。

    所谓“隆庆开海”其实只是顺水推舟的将名存实亡的“海禁”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而已，本质上是顺应自由贸易的时代潮流，任何一个正常的朝代都会做。

    所以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政治举措，仅仅只是回归正常的罢了。

    涂泽民于隆庆元年申请开海禁，允许海商前往东西二洋贸易的要求，但是并没有说到朝廷何时批准这一申请的。

    包括后来的万历年间福建巡抚许孚远在《疏通海禁疏》中也只提到涂泽民于隆庆初年提出开海一事，也没有说朝廷具体何时批准的这一申请。

    于是隆庆初年，前任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议止通东西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几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

    “隆庆开海”的地点，大多数人可能潜意识里就以为海澄县的月港就是首选地点，其实并不是，当时考虑的首选地点是诏安县的梅岭，但是因为土匪盗贼太多，阻碍道路交通，无可奈何之下才选择了月港地区。

    从一开始的3000两白银，到后来几乎每年能给大明提供接近三万两的税收，收入十分可观，至于万历四十三年为何从29000多两降低到了23400多两，主要是因为万历派出税监高寀入闽横征暴敛，接受荷兰人的贿赂密谋出卖澎湖列岛，通倭外加拖欠大量商民财产还火烧一批民房镇压百姓合理诉求。

    福建全省官民多次投诉，终于引起万历重视，于万历四十一年撤掉了高寀，并且为了安慰民心，下诏减免了三分之一的关税，并且后续四十三年又下诏减免。

    万历四十一年，上采诸臣议，撤案珰还，诏减关税三分之一，漳税应减万一千七百。当事悉罢五关杂税，独以洋商罗大海之重利。即不减犹可支持，仅三千六百八十八两，然不可谓非圣世洪洞之恩也。

    万历四十三年，恩诏量减各处税银。漳州府议东西二洋税额二万七千八十七两六钱三分三厘，今应减银三千六百八十七两六钱三分三厘，尚应征银二万三千四百两。

    隆庆开海影响的方面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福建本地商民的影响；第二是对来华贸易的洋人的影响；第三是对大明政府的影响。

    从第一点来看，福建本地商民在开海中是受益极大的一方，众所周知福建多盐碱地，很难依靠种植粮食致富，土地贫瘠决定了这方土地不会太过富有，但是开海之后对外贸易利润能达到十倍之多，于是福建本土百姓纷纷出海，哪怕是船引限制，也抵挡不住私人出海的野心。

    大家前赴后继冲向致富的大海，不惧波涛生死，发家致富者不在少数，月港甚至因此被誉为“小苏杭”。

    于是，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墙为秣稆。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亦既习惯，谓生涯无逾此耳。方其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若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

    对于来华贸易的洋人来说，大明的开海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大明有着广阔的领土和数量庞大的人民，贸易需求很大，这也给了来华洋人发家致富的机会，每年少说几十万钱财的交易量吸引了不少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前来要求通商。

    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跨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然则澄之舶政，岂非巡经国阜财，固强边之最便者哉！

    当然了，也有洋人受到开海利润的诱惑打算通过非法手段强行滞留福建海面与大明百姓商贸，这就是荷兰人。

    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来到广东海面希望能够通商，被广东地方政府拒绝了，于是万历三十二年荷兰人又到了福建海面，通过海商潘秀，郭震二人向大明政府请求滞留澎湖列岛与大明通商，再次遭到拒绝，但已经尝到贸易甜头的荷兰人打定主意不走了。

    于是时任福建巡抚徐学聚上奏《初报红毛番疏》，详细解释了为何荷兰人不能滞留澎湖的缘由。

    海澄弹丸而能设关以税者，以商航必发轫于斯，可按而稽也。若番船泊彭湖，距东番、小琉球不远；二千里之海滨、二千里之轻艘，无一人一处不可自斎货以往，何河能勾摄之。渔船小艇，亡命之徒，刀铁硝黄，违禁之物，何所不售。洋船可不遣，海防可不设，而海澄无事关矣。

    简单来说就是海澄进出的商船都有登记，可以凭此征税，然而澎湖这里距陆地不远，可以长期停留，假如在这里聚集形成一个黑市，那么国家海关税收从哪里来？

    而且假如这些海船走私违禁物品出海销售，亡命之徒们在这里购买违禁物品进行犯罪，又怎么办？

    这样的后果就是洋船不再前来商贸，国家海防等于没有设置，海澄也就不能成为一个海关了，没有大明海关的事了。

    所以为了清除掉在沿海取代倭寇肆虐的荷兰人，大明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

    对于大明政府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财富的增加，每年多出来了接近三万两的额外收入，其次就是从日本以及美洲流入的大量白银，使得白银逐渐成为了主流货币且完全货币化。

    嘉靖初年对于白银的大量需求促进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而万历二年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后大量开采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对于这一阶段的大明财政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一点就是商人地位的逐渐崛起，以上述税监高寀为例，他来到福建后代表的是皇帝在此征收赋税，哪怕是横征暴敛，拖欠钱财，作为士农工商里最低等级的商人哪里敢和天子使者叫板。

    当然了，那是以前的商人，开海之后这些商人在不能忍受欺压的情况下，直接前往官署要求高寀还钱，虽然这件事因为高寀直接派人镇压殴打商人，烧毁民居，劫持福建都御史袁一骥的无耻行为下作罢。

    但是大量商人敢于直面官府申讨公道，足以说明商人地位的崛起。

    明朝其实始终都有官方垄断贸易，但民间是不能下海的，其他国家想与中国贸易必须称臣以后进行勘合贸易。

    而隆庆开关就是在南方的几个部分地区允许民间交易。

    由于民间开始可以安全的和外国做买卖，自然明朝的商业开始飞涨。

    再加上明朝商业税比较低，经济发展很好出现了一种诡异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明朝离资本主义还差的远。

    下至民间上至国家都没有那种意识，如果偏要说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就江南部分地区，而且最打脸的是清朝的乾隆时期也出现过“诡异的资本主义萌芽”。

    乾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规模甚至规模比明朝更大，但是相比政治环境乾隆中后时期比万历更差。

    即使乾隆时期商业更发达，由于政治更加**，相比万历时期从上倒下几乎都忙于剥削。

    乾隆为了收取贡品，整个国家不但下面官员强取豪夺还变相的破坏了所谓的“永不加赋”，官员几乎把百姓盘剥压榨个光。

    主要因为明朝的诡异式资本主义萌芽，在没有制度的支撑下，是很难出现资本主义，如后来清朝。

    无论如何隆庆的开关为明朝财政增加收入，还是有积极影响的。

    隆庆开关后中外交流更加频繁。

    这其实比简单的增加财政更大的影响。

    来华的人越来越多。

    无论处于什么目的，西方很多先进的装备和较为中国更完整的知识也是在隆庆开关后传入。

    如红夷大炮，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学。从1607到1628之间就翻译很多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并印制了“坤舆万国图”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本可以为整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础，但随着明政府政治越来越乱和其他各种原因，最后在崇祯时期，1627年到1644年，这段时期，又闭关了，对外交流减少。

    明朝晚期其实经历了一个“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经济崩溃”的过程。

    所以“隆庆开关”与明朝的覆亡，是有关系的。

    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从此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

    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5亿两。

    当时中国出产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海外各国欢迎，但是许多国家因缺乏明帝国必需的商品，无法进行商品互换交易，所以只好用白银来支付，以致引起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而明朝是“银本位”的国家。

    白银的过量流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物贵银贱。

    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

    白银是一种稀有金属，但它本身并不是财富。

    当数以亿计的白银从海外源源不断地流入明帝国后，并没有形成新的购买力，创造出新的价值，更没有促进创新，而是被集中到少数商人与权贵手中。

    而这些银子被他们用来兼并土地、购买房产，或就窖藏到地下。

    这使得土地和房产价格变得异常昂贵，普通百姓根本就买不起，于是土地、房产进一步集中到权贵手里。

    当明帝国出现”物贵银贱“的通货膨胀后，对外贸易开始萎缩，海外白银流入明帝国的动力开始下降。

    于是在崇祯初年，完全关闭海关之后，就出现了白银流入不足的问题，导致明帝国迅速跌入通货紧缩的泥潭。

    而这时真正要崇祯命的是张居正时期开始推行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规定把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一条鞭法在万历初年实行之后，确实效果相当好，不仅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简化了收税成本，缓解了经济危机，缓和了政治危机，也给处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带来了一线曙光。

    但到了崇祯初年，面对白银不足，全面紧缩的经济。

    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就会产生两个灾难性后果。

    由于税赋需折成白银，农民必须将出售谷物得来的铜钱折成银两去交税，但此时银价已经上涨，这样使得农民的税赋愈发沉重。

    农民的税收不上来，各地拖欠严重，朝廷的库银大幅减少，无法支付辽东的军饷，剿灭农民军的军费。

    沉重的税赋会让农民活不下去，引起农民暴动。

    以农业税折合白银的税收模式，使朝廷的白银储备更加恶化。

    而关外，满洲八旗正虎视眈眈，中原、关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在已经知道的历史中，崇祯对于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

    最后只能在这条末路上狂奔，直至吊死煤山。

    “泰山不肯来吗？”宴会上，韦宝问张之极。

    “爹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张之极笑道：“爹极少在府外参加饮宴。”

    韦宝点了点头，知道张维贤很爱惜名声，是一个保守而谨慎的人。

    其实当初真的不是韦宝相中了张美圆，他和国公府根本就不认识。

    虽然最后的结果很好，国公府算是能作为靠山的，张家小姐也生的倾国倾城，家世显赫，和韦宝各方面都很相配。

    但这些都不是韦宝所在乎的，如果没有特别情况，韦宝的正室夫人很有可能在吴雪霞和赵金凤二者当中胜出一人，两女属于五五开的局面。

    “大哥，吃菜，别客气。”韦宝笑着招呼坐在自己对面的李成楝。

    若是没有韦宝义兄这层关系，李成楝真的别想坐在韦宝这桌。

    韦宝这桌，可以说聚集了如今大明最有权势的人，内阁几个大臣悉数到场，外加魏良卿、田尔耕这些权臣，除了丁绍轼是东林党大臣，还有几个中立派大臣，其他都是阉党重臣。

    别说是李成楝这样的锦衣卫百户，就是骆养性，许显纯这样的准高官，都没有资格上韦宝这一桌。

【0953 开放口岸和统管整个大明水师】

    李成楝虽然是东李娘娘的亲弟弟，但是官场实际的很，现实的很，东李娘娘已经死了，还有谁管你这个东李娘娘的弟弟。

    更何况，当初东李娘娘活着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权势，虽然皇帝一直很感恩东李娘娘的抚养恩德，对东李娘娘也很好，但东李娘娘是不问世事的性格，在朝局中毫无影响力。

    “哦，好，贤弟，你不用管我，招呼大人们吧。”李成楝局促不安道。

    “大人们要招呼，大哥也要招呼！”韦宝微微一笑，“没有大哥，哪里有我韦宝的今天，来，咱哥俩先喝一杯。”

    李成楝连连摆手，“贤弟真的不用管我，有首辅大人在呢，还有锦衣卫指挥使田大人，我算什么东西呀。”

    “大哥，再这么说，我要生气了，来，干一杯吧，好几个月不见了，当弟弟的想念的很，等抽空，我还要请查看几个侄子的功课学业。”韦宝道。

    李成楝推脱不过，只得干了一杯。

    一桌高官通过韦宝与李成楝的对话，对韦宝的感官又抬高了一大截！

    大家都很清楚韦宝与李家的关系，本来以为李成楝这样的无名之辈，也就是当初韦宝进入皇家的一块敲门砖而已，用过了就应该扔一边去了，却没有想到韦宝将李家是真的当成亲人相处的呢。

    一帮高官在给韦宝聪明人的后面，又不知不觉的加了一个重义气的评语！

    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在江湖，重义气，都是首要标准！

    一个人不重义气，哪里来的朋友，别人哪里敢与之深交。

    “韦爵爷，刚才我听闻你与丁大人谈今年的军饷，倘若你有本事把边军与京营两处的军饷都解决了的话，公爵和海防总督衙门的正二品总督官衔，都不是问题！”魏良卿道。

    韦宝和众人都不意外魏良卿会忽然将话题又扯到军饷的问题上来。

    大明现在虽然不敢说是魏忠贤当家，但魏忠贤至少能替皇帝当半个家，而魏良卿作为魏忠贤的亲侄子，又是从子，简直等同于子嗣继承人，是负责传承魏忠贤香火的人。

    所以魏良卿现在在朝中的话语权也是极重的。

    顾秉谦点头道：“魏大人说的不错，韦爵爷，你若能为朝廷筹集九百万两纹银，大明的日子要好过好几年，至少在三年之内，都不会有太大的财政压力了。到时候，我一定第一个保举韦爵爷升为公爵，海防总督衙门也自然应该由韦爵爷这个正印总督统管才是。”

    众人一起纷纷附和，都是恭喜韦宝的。

    “爵爷，那我老田可就要沾了爵爷的光了。”田尔耕笑道。

    韦宝呵呵一笑，什么公爵的名号，什么正二品海防总督扶正。

    这些虽然都想要，但是并不是韦宝最看重的，韦宝还是看重个人势力的扩张。

    看重土地，人马，经济，这些硬实力！

    “如何缓解朝廷的压力，搞一笔银子用于拖欠已久的军饷，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想过。今天都是相熟的大人，又是酒桌上，我随便说两句，大家就当听个乐子，若是不可，请直言无妨。”韦宝道。

    众人忙说爵爷不用客气。

    这可不是普通的酒桌。

    这一桌都是大明权力顶峰上的人物，相当于后世的常，委了。

    随便一个都不是省一级大员能比的了，基本上不是国，就是副国这种级别。

    所以，怎么可能当乐子听。

    “要想搞到银子，必须增大开海范围，加强对外经济贸易，才能收上来税银。”韦宝道。

    众人闻言，立刻纷纷皱眉。

    韦宝不死心，虽然知道他们对这一点很不感冒，还是决定试探到底，“我打算奏请陛下，开放松江府、杭州府、宁波、温州、厦门、福州，广州，台湾府，潮州，琼州，汉口，九江，镇江为海关，作为通商口岸。全数由海防总督衙门管辖，这样一定能多多征收赋税。此外，大明一共有五处主要水师，登莱水师，南直隶水师，浙江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这五处水师，都应该由海防总督衙门统领，这样可以一体防御，并且裁撤掉大部分兵士，既可以提升战斗力，又可以节约军费。大家以为如何？”

    开放松江府、杭州府、宁波、温州、厦门、福州，广州，台湾府，潮州，琼州，汉口，九江，镇江为海关，作为通商口岸，全数由海防总督衙门管辖。大明五处主要水师，登莱水师，南直隶水师，浙江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这五处水师都由海防总督衙门统领？

    众人闻言吃惊不已，都觉得韦宝野心未免太大，你这哪里是帮朝廷解决难题，你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成绩揽权吗？

    而且你一个人控制了全部水师，你手里还有山东的陆军，还控制了山海关的主力边军，你一个人手里就有了多少兵马？

    大明以后是姓朱，还是跟你姓韦？

    你是怎么想的？

    “目前朝廷每年收取的海关银子在两万两到两万五千两之间浮动，这么点银子，有什么用？如果同意了我的建议，每年能省出来上百万两的军费，并且，我一年可以向朝廷上缴至少五十万两赋税！是目前赋税的至少二十倍！并且，我可以一次性缴纳十年。有了五百万两纹银，朝廷这三年都应该好过了吧？”韦宝赶忙补充道。

    韦宝自己也知道这种事情提出来太犯忌讳，属于主动揽兵权，揽财政大权，所以赶紧说出一个时限。

    事实上，韦宝有信心，只要让自己控制这些通商口岸超过十年，这些地方的驻军都是自己的人，到时候，应该是崇祯朝，崇祯即便想踢开自己，也很麻烦。

    果然，韦宝说出一个时限，让在场众人的表情稍微松弛了一点点。

    顾秉谦摇头道：“开海影响太大，只开月港一地，尚且对内地造成极大的冲击，若是按照爵爷设想的，连开十三处口岸，外人岂不是能在大明任何地方都进出自如了？到时候，粮食从外面买？布匹卖出去？哪里还有人种地？大家都跑去经商做买卖，岂不动了大明以农为本的国本了吗？”

    听了顾秉谦的话，众人纷纷点头，其中也包括丁绍轼。

    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还是中立派大臣，首先，这一桌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超级大地主，代表的都是大地主阶层在想问题，首先就会用地主阶级的思维去思考开海对大家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不用想都知道，肯定对他们是不利的。

    韦宝早就想过这个问题，笑道：“土地获利少了，可以转而经商嘛。商业繁荣了，也不见得就动了以农为本的国本。”

    “韦爵爷，此话不可信口开河，农业是我大明的根本，太祖开始就重视农业，农业要远重于商业，倘若没有农人劳作，光靠奸商买卖，能创造什么东西出来？大家都等着饿肚子吗？”黄立极一本正经的对韦宝道。

    韦宝呵呵一笑，“重农抑商，这是官面上的话。自古以来，真要是不允许从商的话丝绸之路怎么来的，士族把控商场，也就是说家族里有人做官，当然做官的地位比较高，有人经商。举几个例子吧，唐代开始的丝绸之路肯定是鼓励贸易的，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很出名，我朝郑和七下西洋，胡椒的价格降低了快一百倍

    。这些不都是对经济有益的吗？也没有影响农业劳作啊。”

    “问题是我们不需要从外部买什么东西进来，我们大明都有，商业发展会影响朝廷治理。”黄立极道。

    韦宝听了黄立极的话，觉得自己的想法恐怕有点天真，跟这些人真的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大商人地位高、宋朝工商业的财政收入超过农业。

    首先，大商人地位高与抑商不冲突，一是因为地主的影响力更大，二是因为国家在商业上看的是宏观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商人整体力量大不大、大商人是否会形成某种领域的垄断，若是有垄断是否可以轻易根除。说历朝大商人都是勾结权贵呼风唤雨，这句话本身是错的，可能只适用于明清。

    而另外，既然是勾结权贵那就说明自己不是权贵，各地的权贵都是地主，正是重农的体现。

    其次，宋朝工商税超过农业税是错的，因为工商税里包含了盐铁茶酒这样官办企业的收入，还包括了均输的收入。

    真正的商业税相当于关税，这是低于田赋的，况且北宋中期以后，大量土地被隐藏或者地主勾结寺院官员，因为寺院官员土地免税，他们可以合法避税。

    因此神宗时期的田赋不高也有很大的因素是收税不利。

    重农抑商也要分朝代，秦朝是重农抑商，从战国到秦朝灭亡，出了多少个个大商人？

    文景之治一度零关税，这是典型的要重振工商业，口号上也没有提出抑商。

    汉武帝时期，说要打击商人，那就是真的打击商人，收高额的财产税，鼓励百姓举报漏税，一经举报，十有八、九就是抄家。

    宋朝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根本没有这样的口号，反而强调不与民争利，这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中国式说法。

    明清的确是重农抑商的，要从宏观看，第一关税收入不高，第二是城镇化低得只有几个点，而汉唐宋在10%～20%之间。

    原因是发展工商业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多修路其他都不要管。

    但是这么大的帝国，有很强的离心力，如果都不管，很容易分裂。

    像中国历史上不太管的典型，周、汉文景、唐，三个朝代均出现了分裂势头，其中文景之后的七国之乱是被成功镇压了。

    但是春秋与唐中期后的蕃镇割据则不可逆。

    很巧的是，这三个中央政府不太管的时期均出现了工商业的盛世。

    因此，宁愿政府管得紧一点，你就不要发展工商业了，于是形成了汉朝后期的大庄园经济，大家圈地修堡垒，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还有明清时期的小农经济。

    他们要把帝国的命脉抓在自己手上。

    重农抑商的产生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华夏古代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农业是古代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和人民生计。

    国家通过征收稳定的土地税保证财政收入，增强经济实力。

    而工商业会导致劳动力从土地上脱离，这样也不便于统治管辖，不利于统治者认定的维护稳定。

    因而也有一定的原因，经济的发展水平最终还是要看实体经济。

    商业是必要的，但是要抑制投机过热，而交易性的是满足生产生活所需，如果没有商业那就只能回到原始社会，或者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

    韦爵爷想开放十多个通商口岸，增加大明的海关税收，进一步把持大明商业。

    并且想统管整个大明各地的水师，这样既能省下来很多军费，又能便于他介入大明的军事。

    想法十分圆满，然而现实却非常的骨感。

    韦宝自己也知道这种难度非常大，别说自己是一个外臣，即便是和皇帝穿一条裤子的魏忠贤想这么做，估计皇帝也不太可能答应，更不要说大臣们了。

    “海防总督衙门可以由朝廷直接管理，可以由户部和兵部直属管理，甚至可以由内阁直接管理。”韦宝意识到今天的言论有可能给自己惹祸之后，大有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势。

    韦宝觉得自己这么说了，就显得不是自己个人想牟利，自己真的是站在大明的角度想问题。

    这的确起到了一点点作用，众人闻言，神色又缓和了不少。

    “不是谁管的事儿，是大范围的开海，一定会影响内地农业。”顾秉谦对韦宝道：“把大明所有的水师都集中起来，也很有可能出现失去制衡，一家独大，出现将领独大的局面，这是朝廷不允许的。”

【0954 老丈人深夜召见】

    韦爵爷点了点头，同意了顾秉谦这个算是挺有诚意的回答。

    “兄弟，你就别瞎折腾了，你这些想法，也就是放在这里，要是被我爹听见，搞不好要锤你。”张之极自以为风趣的开玩笑道。

    韦宝知道张之极这是在为自己解围，不以为意的笑了笑，暗忖我既然说出来了，不用过今晚，一定整个京师周边，包括京师的官场所有人，包括老丈人张维贤，包括皇帝，包括魏忠贤，都会将我刚才说的话，知道的清清楚楚的。

    我怕人知道吗？

    怕的话，老子就不说出来了。

    虽然一桌的人都持反对态度，不过韦宝却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凡事有人反对，就总是会有人支持的。

    况且韦宝也知道这事关系重大，不可能那么顺利。

    现在需要银子渡过难关的是大明朝廷，不是他韦宝，反正天地会目前发展态势还算是不错，所以韦宝能保持一个不错的心态。

    宴会散了，韦宝当晚住在位于京城王府井大街后面的总裁府。

    京城的总裁府其实也挺大的，只是没有挂牌子。

    山海关没有总裁府，山海关只有海商会馆。

    韦家庄的总裁府堪比皇宫，不管规模，还是建筑格局，都是当世顶层。

    京城的总裁府虽然赶不上韦家庄的总裁府，但是在京城的王公贵族宅院当中，也是最顶级的，由好几个大四合院打通，又经过了精心的改造，所用材料也都是奢华之极，当初花了十多万两纹银。

    以韦宝的眼光，明朝人似乎对于建筑很热衷，算是有发展的。

    明朝在韦宝眼里，很多方面都发展了，就韦宝看官场来说，官制就十分先进。

    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现代雏形。

    明朝中后期的嘉靖，万历大多数时间都不亲理朝政，使得后人过低地评价明朝的各个方面。

    而对比一下自秦至清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延续时间超过260年，且没发生过分代，如西汉、东汉的，只有唐、明、清三朝。

    这不能不让人疑惑，就如清代史学家兼著名明黑赵翼曾慨叹：“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

    这就不得不说明朝的官制非常先进，且很实用，能保持国家正常运转，即便皇帝不干活，也能正常运转，这都是朱八八和朱棣的功劳，在世界上都是没有的事情。

    官制是政权机构的一个重要组织制度，关系到这个政权的盛衰，关系到当时社会的安定或动荡，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

    而且清承明制，所以可以不谦虚说明朝官制在中国延续了近五百年，支撑、维护了中国明朝和清朝的统治，甚至影响到了新中国的一些政治制度。

    明朝对云南地区的统治力度远超前代，奠定了西南版图汉，唐定都关中，对西北比较重视，但是对西南开发不足。

    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描述了云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汉唐都曾短暂征服统治过云南，但很快又丢失了，宋连大渡河都没过，云南真正纳入中国版图始于元朝，但是真正实施有效治理就是明朝了。

    明朝通过分封沐王，同时在云南内地设府、州、县，实行以流官为主的统治，在边远地区则建立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御夷”府州等，由土司管辖相结合的方式，终于奠定了中国在西南边疆的有效统治。

    在明朝的统治下，云南的银、铜的产量居全国第一。

    明末时候李定国能以西南一隅之地对抗清朝将近20年，也是得益于云南贵州等地经过大明200多年的持续开发。

    明朝人口远超前代。

    在明以前，中国封建王朝像汉、唐极盛时人口不过五六千万，宋末巅峰，后世的学者推测最多也就是1.2亿这个样子，不敢再往多推测了。

    但是晚明人口数量达到两亿甚至更多！

    明朝是中国人口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后世的绝大部分人的家谱都是从明朝开始修的。

    明朝经济发达，远超前朝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方面，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

    其中铁产量唐朝时只有5000吨，到了宋朝为7.5万吨，明朝时为15万吨，而英国直到1788年铁产量也不过7.6万吨，由此可见明朝经济之发达。

    大明王朝还恢复了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影响力郑和下西洋，朝鲜，越南的宗主国，后期抗日援朝，等等。

    这些还只是管中窥豹，明朝当然也有不少缺点和不足，例如发展极度不均匀，江南和西北完全是两个世界。

    后期官场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党争不断等等问题聚集，最终毁灭了这个曾经繁荣昌盛的王朝。

    但明朝依然是继汉唐之后的黄金时期。

    明代，无汉之外戚、唐之藩镇、宋之岁币，远迈汉唐宋！

    每当韦宝住在属于自己的古建筑当中，尤其是这些崭新的古建筑当中，就会分外自豪于自己处于大明这个时代，这个曾经让自己魂牵梦绕，现在一切都是现实的时代。

    韦宝刚刚要休息，已经在一群美女秘书的服侍下洗漱过了，都更衣了，这时候，有人来报。

    这么晚有美女秘书来报有事，韦宝知道肯定不简单。

    吴雪霞亲自问过事情之后，到韦宝身边柔声道：“是英国公想让总裁过去一趟。”

    “这，这都什么时辰了？”韦宝皱了皱眉头，很不想去，都已经快到子时了呀，也就是十二点多了，还能有什么事情、

    尤其想到自己刚才在酒桌上抛出的要开设通商口岸，并且要兼并大明所有水师的言论，估计自己的老丈人张维贤肯定是为这个事情找自己。

    韦宝跟自己这个老丈人接触的实在不多，而且老丈人比较端架子，对他绝对不像对张之极那样想说什么说什么。

    两个人之间不说有什么隔阂，反正算是有点疏离，主要因为张维贤很喜欢摆长辈架子。

    韦宝与吴襄都不会那样，与里正赵克虎更是相处的很融洽。

    不想去归不想去，韦总裁还是乖乖的重新换衣服。

    知道躲不过去的，因为今天不去，明天还是要去拜见张维贤，自己现在好歹也算是公众人物，奉旨回京，全世界都知道，又没法隐藏。

    不过韦宝对于张家在大明的一等一地位还是很满意的，的确是一颗不错的大树。

    泰昌元年，明光宗驾崩之时，明熹宗作为太子应当继承大统。

    而抚养他的李选侍和心腹宦官李进忠，也就是后来的魏忠贤，想利用熹宗年幼的机会把持朝政。

    因为李选侍在入宫以来一直深得明光宗的宠爱，在光宗病重之时准备封其为皇贵妃，然而野心不足的李选侍直接趁此机会要求封皇后。

    光宗深知李选侍心机深沉，在抚养年幼熹宗的情况下，获得此称号间而能把控朝政，一直未允。

    直至光宗暴毙，李选侍此时的意图就显露了出来，借此机会一直坐镇乾清宫，也就是属于皇帝和皇后专用办公和住宿的地方。

    想借朱由校把控朝政，统驭宫内。

    杨涟一番大臣见此情况，深知李选侍的打算，在杨涟本人作为顾命大臣的努力下，联合周嘉谟、李汝华等急忙找寻当时的首辅方从哲，群臣商议再三之后一起直奔宫内。

    杨涟率先奔进宫，太监们执棍阻拦。

    杨涟怒斥说：“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驾，嗣主幼少，汝等阻门不容入临，意欲何为？”

    太监们一时不知所措，只好让路，诸臣这才得以进入。

    众大臣见到光宗朱常洛的灵位，不禁失声痛哭，然后请求拜见皇长子朱由校。

    李选侍将朱由校留在暖阁，不让他出去。

    宫里有个耿直的老太监叫王安，他设法哄骗李选侍，这才把朱由校请了出来。

    众大臣连忙叩头，齐呼万岁。

    朱由校站在那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嘴里只是说：“不敢当！不敢当！”

    群臣奏请进诣文华殿。

    然后，朱由校登上一顶小轿。

    此时抬轿的轿夫还未来，为避免李选侍后派人将熹宗抢走，大臣刘一璟、周嘉谟、张维贤、杨涟抬轿，仓促前行。

    此时杨涟的职位为兵科右给事中，张维贤为英国公，大明爵位最高的国公。

    周嘉谟任职吏部尚，书刘一璟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无前例的高级轿夫就这样走了。

    大明宫廷中的轿子的重量可不轻，为了彰显明朝皇帝身份专坐称呼为龙辇，一般龙辇的重量都是需要八个人来抬动的。

    计算龙辇的选材、装饰等等各种累积的重量，不过在这种场合的情况下，大臣们应该会使用小轿来替代。

    真正的龙辇是适合八人来抬动，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人在当时的年龄处于五十多岁的知命之年，且是身子比较羸弱的文人，可以显现常年都是不会怎么锻炼的，就算是小轿子，猜想青壮年时抬桶装水的经历，能把这样的轿子抬走已经是豁出他们的老命了。

    可以说，不管是天启皇帝朱由校，还是后面的朱由检，都是被英国公抬着上龙座的，所以韦宝有这样的靠山，在政治层面，还是很吃香的。

    就在天启七年的二月份，澄城知县酷刑催科，激起民变，被百姓杀死，明末农民战争正式开始，这就是魏公公“为国聚财”的丰功伟绩。

    魏忠贤的势力确实大到了一手遮天、难以撼动的地步。

    只不过遮天的前提是天不塌下来。

    太监的权力固然来源于皇帝，但是，皇帝的权力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执行的。

    明末的文官集团历来是饱受诟病的，可是文官再烂，没有也不行，皇权必须得有人来执行才是真正的权力。

    天启皇帝靠太监来执行自己的一部分皇权，要真是个高明的君王，这么搞也未尝不可，问题是朱由校没这个本事。

    皇帝的信息来源靠太监，权力执行还靠太监，要是还不被太监忽悠那就没天理了。

    太监抢不了皇位，在不掌握军权的情况下也很难真正架空皇帝，但是可以让皇帝变得越来越耳聋眼瞎。

    因此，魏忠贤的存在对皇权绝对是有威胁的。

    天启其实是有点玩大发了，相对来说，崇祯用的一群太监虽然其中烂人也有不少，但起码比魏忠贤安全多了。

    崇祯光明正大地要杀魏忠贤，魏忠贤是没办法反抗的。

    但是这里面也有风险，因为宦官的势力深入皇宫内院，逼到狗急跳墙的话，存在威胁皇帝人身安全的可能。

    这事要换哪个办事特别不牢靠的皇帝，暴病身亡也是很有可能。

    而崇祯却是个特别谨慎多疑，杀人还果断的人，正好克魏忠贤，不管你有什么花样，先杀再说。

    就像汉朝的十常侍，能对付得了何进这种和他们玩权力的游戏的人。

    碰上袁绍和曹操立马玩完，管你有什么招数，拿铁甲钢刀的真理碾压一遍就是了。

    魏忠贤想反抗的话，要么得争取朝臣的支持，要么得争取督抚的支持，要么得争取士绅的支持，要么得争取武将的支持，可他一个都没争取来。

    宦官的权力来自利用皇权，自然也没法和皇权正面对抗，而魏忠贤在掌权期间始终没能培植起其他的权力来源。

    唐朝的情况比较特殊，宦官同时还担任外臣，甚至有军权，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其他的权力来源，就不是皇权轻易能动的了。

    在和臣子斗心眼，维护皇权方面，其实崇祯的水平还是很高的，把自己的乾纲独断坚持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后面之所以没坚持住是因为从三月十七日开始李自成把北京给包围了，然后十九日就上了吊，所以他这个高水平并没有多少用。

    有一个像英国公张维贤这样的一等一的国公爷坐镇，手中还有京营这样的兵权。

【0955 臣子难为】

    不管京营多烂，只要有英国公这样名位的公爵坐镇，震慑住京师的官员和太监是没有问题的。

    这都是韦宝的依仗。

    韦宝心中忐忑的到了英国公府，张之极正在门口等他。

    韦宝急忙道：“哪里敢劳动兄长亲自等啊？你今晚喝了不少酒，早点休息吧。”

    “我都睡下了，被我爹喊起来的。”张之极叹口气，“还非要让我在门口迎你。”

    韦宝哦了一声，随着张之极往里走，门口不是说话的地方。

    京城遍地都是东厂和锦衣卫的耳目，韦宝很清楚，不是非常紧急的事情，张维贤也不会这么晚找他，肯定会引起东厂和锦衣卫的注意的。

    现在听张之极这么说，估计还不是张之极将自己说的话汇报给了老丈人。

    这么看来，老丈人也挺牛的啊，也是耳目比较灵通的人，很有可能是安排在张之极身边，监视张之极的人，将自己的话告诉给了老丈人。

    反正韦宝不担心自己身边有监视自己的人，因为韦宝身边都是天地会的铁杆，宝军的铁杆，都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层层选拔出来的贴身护卫或者侍从人员。

    张之极领着韦宝一路到后院，到了张维贤专属的宅院，便不进去了，“你自己去吧，我睡觉去了。”

    “呃，你不一起进去吗？”韦宝有点尴尬，如果是他和张之极两个人，感觉还好一点点，这么大晚上的，单独和老丈人两个大男人说话，韦宝不是很喜欢这种场合。

    张之极呵呵一笑，“我才不去，我爹估计得跟你谈到天亮，我捞不到半点好处，可能还会被骂几句，我睡觉去了。”

    韦宝哦了一声，也不方便强留，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

    英国公府的下人很多，至少上了五十个丫鬟，家丁差不多也有四五十个。

    内院是没有家丁的，都是丫鬟，见着韦宝，全都轻轻叫一声姑爷，然后福礼。

    韦宝也不客气，开始还一个个点点头，人数实在太多，后来索性只是嗯一声，算是回礼。

    也难怪大户人家养成傲慢的做派，权力和财富到了一定等级，下人实在太多，不傲慢也难。

    人人都是卑躬屈膝，久而久之，便只能仰首向天了。

    到了老丈人的书房外面，书房大门是开着的，厚厚的豪华地毯，张维贤正在品茶。

    韦宝知道张维贤其实没有多少学问，却生着一副读书人的模样。

    英国公府好像基本上都是这样，除了最初几代陪着皇帝打天下的英国公稍微好点，武方面比较厉害，后面基本都是忠心为主，因为与皇家有牢不可破的依存关系。

    至于这样的顶级贵族，在明朝是很少有的，他们只要不谋反，基本上可以保持永远的荣华富贵，换句话说，他们也不可能谋反！

    如果儿子反了老子，会被天下人唾弃，谁会跟着造反。

    张维贤见着韦宝，没有起身，招了招手，“小宝，过来坐。”

    韦宝急忙行礼道：“给泰山见礼了。”

    “自己人不用客套，来坐，你和我儿子是一样的，甚至，我对你比对之极更好。”张维贤笑着说完，对门外道：“给姑爷上最好的龙井。”

    外面侍女似乎早有准备，答应一声，等韦宝一坐下，马上就有热腾腾的龙井送上，还有各色点心，把韦宝坐的两边的小桌子都摆满了。

    “你晚上应该喝了不少酒吧？肯定没有好好吃东西，喝点茶醒醒酒，再多吃点东西垫一垫肚子，我府里的食物肯定不如你那边，美圆对我说过，你们韦家的膳食比宫里的都精致。”张维贤笑道。

    “没有没有，美圆有点夸大了。”韦宝笑道：“但我身边有几十个厨子，而且每个水平都不比御厨差，这是真的，至于食材，也不会特意准备，时下有什么新鲜的菜就吃什么菜。”

    韦宝知道，张维贤找自己来，肯定是要说关于开放通商口岸和自己想控制所有大明水师的事情，不可能只是说吃菜喝酒这些小事。

    花钱花的多一点，反正有钱就行，这不是什么问题。

    韦宝在张维贤这里也不必遮掩什么，他的开销肯定是大明皇宫的好几倍。

    不过，韦宝个人花的多，韦宝身边的那些机构花费却不多，天地会统计署，加上总裁秘书处，还有下属机构，合起来的人数和宫里的宫女太监是差不多的，但是绝对没有宫里的宫女和太监们花费的多。

    办事效率，覆盖面，都是皇宫的宫女和太监们没法比的。

    张维贤聊什么，韦宝就陪着张维贤聊什么，就故意不说通商口岸和控制大明所有水师的事情。

    张维贤也为韦宝这种城府佩服，觉得韦宝的确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人。

    尤其韦宝还这么年轻，比张之极还小十多岁，远远超过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小宝，我听说你想向朝廷谏言，开放十多个府衙作为通商用途，开拓海外贸易？还想把大明所有的水师都收拢到你那海防总督衙门的名下？有这事吗？”张维贤终于忍不住问道。

    “有这事，只是今天在酒桌上偶尔说出来的，但我没有想过向朝廷和陛下谏言，都是被那帮人一直撺掇我为朝廷捐款，话赶话说出来的，否则我哪儿有那么多银子，我这样也是为了大明朝廷能开源节流，渡过难关。”韦宝的话说的很圆融，即便是在岳父这里，也滴水不漏。

    张维贤有点不高兴，觉得韦宝有些拿自己当外人，却也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两个人就陷入了沉默当中，韦宝也不知道张维贤是啥意思。

    在韦宝看来，开放通商口岸，在大明这个年代，绝对是对国家利大于弊的好事，这和清末被迫开关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中的通商口岸，长远来说对中国也是有益的。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决定中国古代高度集权封建统治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高中历史教科书告诉韦宝，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我们传承了久远时光的自然经济。

    在那个工业革命蓬勃开展，世界面貌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一成不变的搞这一套有前途吗？没有！

    随着通商口岸的设立，西方的产品会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中国，渐渐冲击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随着通商口岸数量，位置的发展，这种影响被带到中国沿海的各个城市乃至中国内陆。

    在一个个口岸周边，传统的经济模式在一步一步走向崩溃，外国人设立的工厂也好，官府兴办的工厂也好，买办们，资本家们开办的企业也好，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在全国蔓延扩展。

    城市在扩张，工商业在发展，那对立的两个阶级也在发展壮大。中国迎来了改变，迎来了发展，迈出了走向未来的脚步。

    虽然这脚步伴随着战士的鲜血，国家的屈辱，和无数底层人民的绝望。

    后世自己不还需要开放自贸区嘛。

    韦宝觉得，大明这个时代通商，等于自行开放自贸区了，能冲一冲小农经济，为国家经济带来更多更大的刺激，是好事。

    自贸区的实际含义是自由贸易园区，或者说自由港，最大的特征是园区以经贸为主，园区内的国际货物通常是免税并且可以不受海关人员的常规管理。

    虽然每个自由贸易园区的规章细节会有不同，但是归根揭底是政府为了促进贸易往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推出的一种政策，当然是公平的。

    而通商口岸，理论上讲只是允许这个地方和外国人做生意罢了。

    要是按照这个标准，其实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都能算是通商口岸了。

    为什么说通商口岸是不平等条约。

    得看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中国，日本等等国家采取的都是锁国政策，除了特定的城市港口，其他城市都是不允许和外国进行贸易的。

    甭管这是对我有利无利，我不想做，你硬逼我，总不能算平等吧。

    更何况按当时的条件来看开放通商口岸的确加剧了中国百姓的困苦贫穷。

    而且当时开放通商口岸通常伴随着一些恶劣的附加条件，比如要在口岸划定区域安置外国商人，开设领事馆，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这些在历史上和通商口岸的开放都是形影不离的。

    螨清政府还偏偏给了列强最惠国待遇，开一个口岸一堆洋鬼子过来一起凑热闹。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通商口岸，当然不是平等的。

    通商口岸仅仅是准许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而已，该交的税还是必须要交的，但是收多少关税，收多少钱，得中外两国商量着来。

    既然如此，显然破坏了中国的主权。

    而且这样的海关模式还对中国的内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外国人对中国财权的渗透，可谓是一点一点蔓延到了骨子里。

    这样的情况下，螨清政府自然也没法筑什么贸易壁垒，只能和西方国家已经发展成熟的工业生产来场肉搏战。

    这是小孩与大人的较量，毫无公平可言。

    但是大明朝就不同了。

    同样的条约内容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影响完全不一样，被迫和自愿不是一回事，国力强弱对比不同时也不是一回事，好比《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民国时能把中国资产阶级逼得跳反。

    但如果到了后世，发达强大的大中国，外国人还愿意和大中国签个这玩意儿，华夏能笑得嘴咧到后脑勺上去。

    当时的条约可不止开放通商口岸，片面最惠国待遇、单方领事裁判权等等这些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和平等不沾边。

    近代不平等条约中开放通商口岸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消极方面也有积极方面。

    消极方面是通商口岸的开放，是中国战败的产物，反映了列强侵略的要求。

    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和鸦片，使中国半殖民半地化程度日益加深。

    通商口岸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据点，中国原料被大量掠夺，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破产。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方面的影响的，积极方面是通商口岸是中国与世界发展潮流的结合点，便利西方思想文化与科技的传人，从而有利于中国了解世界文明。

    外商在通商口岸开办企业、进行早期资本输出等，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便利了中国学习外国长处和引进技术。

    对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产生了影响。

    近代列强通过发动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大门，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但中国大门的打开也使西方文明大量涌入，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事实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开放通商口岸和早期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互市是一回事。

    互市做生意方面，西方列强的目的不过是赚钱而已。

    而赚钱又分两方面，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卖，中国小农经济为主，不怎么买。

    把中国的东西卖回欧洲。

    在中国买的东西以特产和原材料为主，口岸开得多了更方便些。

    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荷兰商人首次购到由厦门运去的茶叶，1644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在《茶叶的种植、质量和品质》一书中说：“英国的茶叶，起初是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的。”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委托厦门商馆代买茶叶150担直接运往英国。

    1699年该公司定购的茶叶有优质绿茶300桶、武夷茶80桶。1702年该公司载运的整船茶叶，松萝茶占2/3，珠茶占1/6，武夷茶占1/6。

    而此时绿茶和乌龙茶的出口是同时进行的。

    1751-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茶叶1678余万千克。

    其中武夷茶2363万磅，万千克，占总输入量的63.3%，可见这时期输入英国的茶叶以武夷为主，平均每年约100万千克左右。

    在英国武夷茶被誉为“东方美人”。

    交通由于海禁，中国的外贸全部集中在广州，而闽茶如果要运到广州，虽然最简单的就是海运，但事实上却必须经北江水路至广州出。

    但是，清末灭白莲教时加的捐租，非常高，对于闽茶盘剥很重。

    此前英人已希望开福建口岸，直接海运时，但被拒绝。

    1684年，康熙23年开海禁，外国人多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通商。

    其时已有海关监督，粤海关为内务府派人，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浙海关及江海关由各省巡抚兼，即“皇商”、“总督商”、“将军商”、“巡抚商”，不一而足。

    但各地管理并不规范，各种陋规甚多，因此外商先侧重厦门，后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并因此衍生出十三行格局。

    到1756年，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通商地点。由此过往，应该也是外国人选择口岸的原因之一。

    厦门是亚洲最大的猪仔，奴隶，华工贸易中心，目的地是美国旧金山，古巴，南美等地。

    鸦片战争前已经是最大规模的非法偷渡港口，战争后则是合法奴隶贸易，要不开放厦门干什么。

    所以当美国打完南北战争，黑奴们被解放出来后，厦门就开始衰落了。

    至于福州，西方人进口中国的茶叶主要是红茶，福建武夷山附近的大红袍和正山小种，老外不喜欢喝绿茶，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红茶品种。

    武夷山在闽北，附近山多，只能通过福州出口。

    但是，当印度的种茶业兴起之后，比如阿萨姆和斯里兰卡红茶，因为采取了机器炒茶并且免税，因此出口到英国价格要低很多，口味也不差。

    以后，英国人就很少在福州买茶了，其他欧洲国家更喜欢喝咖啡喝啤酒。

    没有红茶出口，福州也就衰落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仅仅为通商口岸一地、一区之得失而伤及国家、民族之根本。

    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并且以主权换来的繁荣，以尊严舔来的经济，是带着血的。

    当时的通商口岸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

    经济上被侵吞，那么政治必然会被操纵，民族也必然会被同化。

    为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这是极端不可取的。

    当时的有识之士正是认识到一点才极力阻挠开放通商口岸。

    就拿当时的商埠和通商口岸的区别来说。

    何谓商埠，商埠就是由中国开办的类似于后世的经济特区，那是有主权和治权的正当经济交往的地方。

    而通商口岸只是在中国地盘上开办，但中国并不享有主权，中国只是个傀儡。

    所以开明的大臣支持自来商埠，而不是被迫打开，设立通商口岸的。

    所以，通商口岸并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民族情感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

    因此通商口岸不宜多开，相反，在当时，主要任务是阻止通商口岸的开办。

    因为要融入世界市场，借助国际潮流发展自身且双方关系平等，满清开埠时双方关系不平等。

    韦宝肚子里有很多话要对张维贤说，张维贤也一样。

    韦宝觉得他要向张维贤说清楚大明开放通商口岸的好处，至少得花费两三天，至少得占用二十个工作小时。

    张维贤也差不多是这样想的，所以造成两个人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道从何开始。

    “小宝啊，你如果真的把我当爹，你就给我透一个实底，你到底想要什么？”张维贤道：“凭你现在打下的底子，既占了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这么大一片土地，又在辽东取得了绝对的实权，比当年的李成梁都有实力，你已经很遭人嫉妒了，还不赶紧闷头把手头的东西捂热乎了，还敢再做遭人嫉恨的事？若是再让海防总督衙门控制了那么多通商口岸，控制了大明所有的水师，大明天下，岂不有一成到两成都变成了姓韦的了？那时候，岂不天下人都要嫉妒你？一个被天下人嫉妒的人，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

    张维贤的话，在韦宝的预想内，岳父能开诚布公的这么对自己说，其实韦宝内心是觉得挺温暖的。

    就韦宝个人而言，真的对于势力发展的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是无所谓的，毕竟韦宝知道朱由校活不了两年了，下个月就要过年，就是天启六年了！

    朱由校在天启七年的夏天就得挂。

    反正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韦宝现在已经对于这一世的法则很熟悉了。

    一般历史大事件是无法更改的，就算他强行改变。

    比如韦宝救出了杨涟左光斗等人，他们过不了多久还是得死。

    除非是一些对于历史进程可有可无的小人物，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才不会发生什么变故。

    等到朱由校一死，整个朝廷，整个大明天下，整个大明官场，整个大明的势力范围都会重新洗牌的啊，所以现在拿到的东西，到了崇祯朝，不见得还是属于自己的！

    韦宝现在就好像是在租店面做买卖。

    总是患得患失。

    生意好了，害怕房东涨房租。

    生意差了，也害怕房东涨房租。

    源头就是，房产不是自己的，自己是臣子，获得再多，也是租房子而已。

    租房尽可能的想周全，一切费用均可能会是坑。

    韦宝作为社会底层，在现代是租过房子的。

    记得有一次租了一个月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扣两百，说什么没打扫过公共卫生，水电，卫生，物业，监控。

    当时能想到的费用都得明明白白的写在合同上，另外，很大的一个坑是，别看租房的时候房东客客气气的，一交押金，以后啥样就不一定了。

    很重要一点就是看合同，仔细看，别管房东怎么催你，一定得看清楚了。

    韦宝现在在大明混生活也是这样的心态，老朱家就是他的房东，现在的房东天启皇帝朱由校还行，谁知道到了崇祯时代会怎么样。

【0956 翁婿推心置腹】

    “泰山，这些我想过，但作为臣子，我觉得关键时刻，还是要把陛下，把大明朝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有人疑心我，我可以主动辞去海防总督衙门的差事。”韦宝慨然道。

    韦宝目前在海防总督衙门也就是一个参政的身份，当然，没有设置总督的情况下，他掌管一切。

    即便韦宝不在，也有吴三辅帮自己看着，掌管大局。

    但如果另外委派了总督的话，一切就都将成空。

    所以，韦宝的话，让张维贤很意外。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张维贤道。

    “嗯。”韦宝回答的有点心虚。

    张维贤似乎看穿了韦宝的想法，笑道：“在我面前，就不必作假了。但你说的不错，你今日若是这样提出来，别人还真的不好说什么，并且会认真讨论。”

    “那现在也不晚啊。”韦宝到底是聪明人，反应不慢，经过张维贤这么一说，也认识到了问题出在哪里。

    “我可以推举一个没啥能力，且能被岳父控制的人出任海防总督衙门总督。”韦宝道。

    韦宝本来想说能被自己控制的人，但想了想，还是及时收住了口。

    一来，他毕竟进入官场的时间太短，有资格出任海防总督衙门总督的人，至少得是正三品以上官员，这种官员，至少都有了二三十年的官场资历，哪里能轻易被他控制？

    所以，韦宝手头并没有这种适合人选。

    他岳父张维贤倒是可能有这样的人选，岳父控制，和自己控制，没啥大区别。

    二来，这样更能显得自己一秉大公，没有私心。

    张维贤听韦宝这么说，微微一笑，虽然知道韦宝大概是怎么想的，但还是感觉挺舒服的，至少觉得韦宝开始尊重自己这个岳父了。

    “这样想就对了！我并没有这种人，到了一定的品级，哪个不是老油条，岂能轻易被控制。”张维贤微笑道：“而且，这种人不该咱们推选，应该让陛下自己委派，陛下才不会生疑心，派了人之后，你再设法控制，不一样能成为你自己的人吗？”

    韦宝眼睛一亮，看样子，自己的这个岳父也是一个老油条啊，真不像是表面看起来那么憨厚，果然是人不可貌相。

    “泰山说的是，受教了。”韦宝急忙道。

    韦宝的确觉得张维贤的法子是最理想的，尤其皇帝派的人，肯定就是魏忠贤派的人，肯定是阉党。

    阉党那些草包，根本没有能力掌控海防总督衙门。

    因为海防总督衙门有很强的技术性，这些人谁懂得商贸？

    而且过不了两年，马上朱由校就得死，崇祯上台就得大翻篇，如果自己能保住海防总督衙门副手的位置，到时候自己检举总督，反而能给崇祯留下好印象，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检举阉党的功臣。

    那样的话，岂不是就能轻轻松松的控制海防总督衙门了吗？

    再加上自己在辽东屡次立下大功，以韦宝从原本的历史对崇祯的了解，崇祯是很爱看表面文章的人，尤其重视辽东的防务，不会不考虑自己的功绩的。

    只要将自己划分在东林党一类，划分在扶皇帝上台的功臣一类，自己就能飞黄腾达。

    到时候尽量不在京师，避开崇祯这个喜欢猜忌的家伙，只要能在地方稳住三五年，牢牢的将海防总督衙门和蓟辽防务抓在手里，等于将大明的一半军事力量都抓在了手上，再加上英国公府的实力，自己就等于是大明最有军权的人。

    有军权，有天地会做后盾，哇咔咔，谁是我的对手？

    韦宝越想越高兴，强忍着興奋神色。

    韦宝的细微表情变化，并不能逃过张维贤的眼睛。

    张维贤笑道：“怎么样？现在想通了？”

    “想通了，多谢泰山提点。让陛下派人，不但能免去陛下和魏忠贤的猜疑，海防总督衙门一样能控制在我手里。一举两得。”韦宝笑道。

    “嗯，不错，孺子可教。”张维贤笑道：“那你今天晚上就写奏本，明天面圣的时候，直接带去给内阁吧。”

    “这么急？而且，我话已经出口，不用写奏本，别人也会告诉陛下和魏忠贤的吧？”韦宝问道。

    “他们知道不假，但他们不会当回事的。”张维贤解释道：“这趟陛下招你入京，一来是想让你陪陛下到山海关玩一玩。二来就是要抓你帮朝廷解决巨大缺银子的问题，你不解决，就会找晋商。只要你这趟帮朝廷解决了七八百万两纹银缺口的事，从此以后，在大明商界，就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了。”

    韦宝点了点头，“好，那我马上就写！那掌控大明所有水师的事情要写吗？”

    “写，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反正请别人当总督，请陛下亲自委派，你又没有私心，怕什么，最好是让一个大太监当监军，你可以请魏忠贤亲自挂帅大明水师总监军！这样一来，海防总督衙门虽然仍然是正二品衙门，可实际上就是已经能与兵部平起平坐的一等一的衙门了！魏忠贤一高兴，说不定能给你弄个副总督当当。”

    韦宝闻言心花怒放，真没有想到岳父平时道貌岸然的，皮原来这么厚？这么拍马屁，连韦宝自己做不出来啊。

    居然会想请魏忠贤出任大明水师总监军？

    太恶心了吧？

    “泰山，如果这样上奏，别人会不会说我是铁杆阉党，将来若是有什么变故，东林党再当权的话，我可就万劫不复了啊。”韦宝道。

    “我让你写，又没有让你署名，之所以让你亲自带到内阁去，你可以让顾秉谦帮你署名啊。”张维贤笑道。

    韦宝一惊，听的有点糊涂了，暗忖老岳父流弊啊，这都能想的出来？

    不过韦宝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好处，要是由顾秉谦上奏，那就更加没有他什么事了，自然是极好的。

    “好是好，只是顾秉谦他肯吗？今天我提出来的时候，顾秉谦是极力反对的啊。”韦宝道。

    韦宝也有点奇怪，岳父为什么这么支持自己了？岳父家里也是江南大地主啊，也有不少田产啊。

    不过，估计是爱护自己这个女婿，希望自己越来越有实力吧。

    张维贤笑道：“你只管拿去，顾秉谦一定愿意署名的。顾秉谦身体不行了，而且与魏忠贤的关系只是表面融洽，魏忠贤对他并不十分满意，这些，顾秉谦心里都有数，在顾秉谦走人之前，若是能办成这件大事，不但与你的关系拉近了，也与魏忠贤的关系拉近了！所以，你务必要让顾秉谦上这道奏本。”

    韦宝心悦诚服的点了点头，像是不认识自己的老泰山一般看着张维贤，果然还是姜是老的辣呀，难怪每次遇到重大政治变动，在原本的历史中，张维贤从来没有站错过队伍。

    “泰山说的有道理。”韦宝试探道：“泰山，我估计陛下活不过两年了，两年之内，信王朱由检必定上台！你想过吗？”

    张维贤闻言一惊！

    没有想到女婿为什么忽然对自己说这些，“你什么意思？”

    “我是没有什么法子与信王多接触的，而且我的身份是外臣，很敏感，岳父和兄长则不同。”韦宝道。

    张维贤这才明白了韦宝的真实想法，对女婿也不由高看了很多分，赞赏的点点头，“这话你没有对旁人说过吧？”

    “没有，我又不傻，这是犯大忌的话，怎么可能对别人说，我对美圆都没有谈过。”韦宝道，“我是见泰山看问题这么通透，信息这么灵通，应该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提一提，再说，这里只有我们父子二人，又没有外人，我觉得什么都能说，泰山觉得呢、”

    “你能这样说，我很欣慰。”张维贤道：“你看事情很准，难怪小小年纪能平步青云！你的猜测，与我差不多，我也听闻陛下有暗疾，能否活过两年，真的不好说。”

    韦宝这下是真的有点吃惊了，他能知道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未来，那是因为他是穿越巨，知道历史走向，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岳父身为这个时代的人，也能猜测的这么准确！

    “你兄长要是有你十分之一的精明，我都能放手，安心的养老了。”张维贤叹口气，遂道：“这点你放心吧，只要你不做的太过火，不残杀东林党，你怎么样都不会被信王当成是阉党的人的。我与信王感情不浅，虽然见面的机会很少，但他很信任我，我也是唯一能保护信王的人，他将我当成亲伯父一般，信王与你兄长的感情也不浅，你兄长以前还带信王打过猎物。”

    韦宝点点头，暗忖厉害！原来你老小子早就布局了，这回与岳父推心置腹，更加放心了一些。

    “不单是信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你也要千万注意，若是有机会，需要保护张皇后！一旦陛下驾崩，张皇后就是皇嫂，分量也是极重的！”张维贤道。

    韦宝瞪大了眼睛，这下就不是惊恐了，简直对自己这个岳父惊若天人啊，太牛叉了，连张嫣都想到了？

    韦宝作为重生穿越巨，自然很清楚张嫣在历史上的分量。

    万历三十四年，张嫣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

    从小，张嫣就透露出比同龄人更懂事的一面，打扫庭院、洗衣做饭、学习女红、阅读史书，甚至在其父张国纪丧偶后，亲自照顾弟妹们。

    除了性格好、学识好，张嫣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艳后之一，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张嫣的容貌欣秀风整，面如观音，眼似秋波，口若朱樱，鼻如悬胆，皓牙细洁。

    天启元年，皇帝朱由校准备大婚，举国海选出五千名女子进京，最后只留下了三位。

    十五岁的张嫣不仅容貌上乘，身材也修长丰满、清爽秀丽，朱由校一眼就看中她，并钦定她为皇后。

    张嫣朱由校虽然不勤于政事，宠信宦官，但对张嫣还尚有疼爱理解之意，即使有奸人造谣，但并未根据没有证据的谣言惩处张皇后。

    皇帝乳母客氏与魏忠贤对食，一个在宫里面，一个在前朝，“强强联合”，成为当时明朝一股难以撼动的不正之风。

    张嫣个性庄重，颇有母仪天下的风范，她对二人联手祸乱朝廷的行为十分气愤，也多次在朱由校面前提出他们二人的出格、失礼之处，因此魏忠贤和客氏对这位张皇后怀恨在心。

    天启三年，张嫣怀有身孕，举国欢庆，但没想到这么一桩喜事居然给奸党的报复提供了契机。

    一天，怀孕的张嫣突然觉得腰痛，想要找一个会按摩的宫女来按摩。

    客氏担心皇后诞下皇子将会影响时局，于是找了自己人冒充宫女，这位宫女在按摩时，故意下了重手，几天后，张嫣流产，以后也未能再生育。

    一次，朱由校去看张嫣，看到桌上放了一本书，就问：“这是什么书啊？”

    张嫣答道：“《赵高传》。”

    嫔妃必读之书应该是《女诫》，但张皇后此举的深意朱由校也明白，她是想借奸臣赵高独揽大权、导致乱世的例子讽刺魏忠贤。

    朱由校心知魏忠贤、客氏和张嫣的对立，可他既没法惩治阉党，也不想皇后被害，于是选择沉默。

    但魏忠贤听说张嫣在皇上面前如此恶言，心生怒意，派人准备刺杀张嫣。

    没想到第二天，朱由校在殿上便搜到了一些兵刃，便将这些人收押至东厂审讯。

    魏忠贤本来想再次放出风声，诬陷张嫣之父张国纪意图弑君，拥护朱由检上位，这样虽然很冒险但对于他来说却是个一石二鸟的计划。

    魏忠贤的一个同伙在知道了魏忠贤这般心思后，便劝诫他说：“虽然皇上思绪不够清明，但对于兄弟、妻子可是十分尽心的，一个不小心，事情败露，你我可就不能再存活了啊！”

    魏忠贤听了这番话，顿觉一惊，脑袋转了好久，最后偷偷买通了侍卫，将那些他派去刺杀皇后的人灭口了。

    朱由校临死前，客氏安排一个怀孕的宫女进宫，想要冒充皇室子嗣，朱由校对张嫣说：魏忠贤告诉我说后宫有人有孕，如果是个皇子，就立为皇帝。张嫣马上表示反对，表示当由信王朱由检继位，二人僵持很久，朱由校才答应。

    朱由检收到皇兄的任命，想要推辞，这时张嫣从屏风后走出来，“皇弟义不容辞，如今情况紧急，当以大局为重。”

    朱由检无从推辞。

    朱由校临终将张嫣托付给弟弟，并说：“中宫陪着朕七年，常正言匡谏，获益颇多。今后年少寡居，良可怜悯，善事后宫。”

    朱由检登基后，对皇嫂十分尊重，为张嫣上尊号“懿安皇后”。

    有一次，朱由检的皇后周氏对他说大臣周延儒有欺骗之嫌、品行不端，朱由检对皇后干涉政事的行为很生气，又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周氏回答说，这是张皇后的意思，朱由检就没再说话。

    崇祯十七年，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让皇后周氏自缢，挥剑砍死砍伤了几个妃子和公主，又派人传口信让张嫣也自缢，随后自己登上煤山自尽。

    李自成进入皇宫后，就没再听到张嫣的消息。

    这些总总过往，韦宝虽然是从历史上只言片语得知的，但都充分说明了张嫣在明末这段历史中的分量。

    “多谢老泰山提点，但我没有什么机会与张皇后多接触吧？而且我人微言轻，哪里有机会保护张皇后啊。”韦宝道。

    “有机会的。”张维贤讳莫如深的一笑。

    “什么机会？”韦宝不解的追问道。

    “到时候就知道了，让若你真的能办成帮陛下筹银子七八百万两，并且把大明开辟十几个通商口岸，并且把大明所有水师都抓在自己手里这么大的事情，你就完全成为了陛下和魏忠贤一起的人，自然有机会接触这些机密。魏忠贤想杀张皇后不是一次两次了，前几次都是张皇后运气好，加上陛下起了疑心，但张皇后未必每次都有那么好的运气。”张维贤道。

    韦宝点点头，放心下来了，原来张维贤是这么想的，那就不用担心了，因为韦宝很清楚，历史上的张皇后，直到李自成攻破京城才自己自尽的，至少还能再活十九年。

    “那，泰山，我要不要想办法与张皇后接触，或者与张皇后的爹张国纪搞好关系。”韦宝问道。

    “不可！”张维贤果断道：‘“小宝啊，你知道你哪一点做的最好吗？”

    “哪一点？”韦宝不知道张维贤是什么意思。

    “待人处事。”张维贤笑道：“这点连我都佩服你，就因为你与每个人都关系不错，却没有把自己送出去，跟谁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才能左右逢源，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像我，我自问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干脆跟谁都不接触，我平时也是这么告诫你兄长的。所以我们张家才能在各派之间保持中立，谁都不牵扯。”

【0957 让顾秉谦上奏本】

    韦宝受教的点了点头，“我明白泰山的意思了，我不用刻意接触张皇后，也不用刻意接触张国纪。”

    “对了，每个人做过什么，其实旁人都是有评估的，你以为你那点心思，东林党和阉党他们都看不懂吗？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陛下喜欢你，一来是因为你们年龄相仿，二来因为你真的能办事！甚至可以说，你因为够贪，才让陛下和魏忠贤对你放心。所以，你今后切忌，一定要让人觉得你只想弄银子，并不想弄权，你就安稳了。有我们英国公府在，你贪再多，不算大事。”

    韦宝一副了然表情，差点笑出声。

    靠！

    老子还成天自以为很聪明，原来老子的一切，岳父他都看的清清楚楚的啊？

    “你现在做的非常好，东林党也不恨你，阉党还重用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张维贤接着道：“不是因为你大方，喜欢情人吃吃喝喝。其实就算是你给每个人发银子，别人也未必说你的好。而是你真的能办事！很多冗官冗员，大家都知道不好，都知道要裁撤，只是没有人有那个魄力去做，你做了，所以，只有受害的人家会气愤，留下来的官员，都不会说你的不是，老百姓更是会传颂你的好处。而且你执掌山东之后，地方安定，几十万土匪说杀就杀，这都是常人无法办到的。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大明满朝，不管是京官还是地方官，我可以说，除了我张维贤的女婿，没有人有这个手腕！”

    张维贤说罢，得意的笑了笑。

    韦宝心里那叫一个舒服，感觉像是喝了蜂蜜一般，老丈人的夸赞让韦宝很受用啊。

    “还不止，我之所以这趟觉得你的提议不错，很有可能获准，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在辽东打赢了努尔哈赤！这是多年未有的事情，还不止！你还打的一整个的蒙古大部族归降，这更是自从成祖皇帝以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些都能给人信心！若不是你还太年轻，而且已经几乎官至极品，大明可没有十五岁就当了侯爵的人啊，你兄长现在还什么都不是呢。”张维贤欣赏的盯着韦宝看。

    韦宝被岳父看的有点不好意思。

    虽然韦宝在现代没有成婚，也没有岳父。

    但韦宝听说一般女婿和岳母的关系都不错，和岳父的关系都是很尴尬的啊。

    “泰山，你别再夸我，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韦宝笑道。

    “我要夸你，也要说你，你太贪了，我希望这件事完了之后，你尽量沉下去，最好是三五年之内，大明朝廷官员尽量不提你的名字。”张维贤道。

    “这恐怕不太可能了。”韦宝叹口气道：“我明白泰山的意思，泰山是想让我低调。可我这么年轻就已经贵为侯爵了，还低调的起来嘛。”

    张维贤微微一笑，对于韦宝有的用词是感觉很好笑的，比如说这个低调，虽然张维贤能弄明白什么意思，可只有韦宝会有这样的新奇说法。

    与岳父又聊了一会，在岳父的眼皮子底下，韦宝将明天要带去内阁给顾秉谦的奏本写好了。

    张维贤反复的看了几遍，感觉没有什么问题，才同意。

    韦宝便离开了。

    韦宝本来以为需要彻夜长谈呢，没想到也就半个时辰就搞定，这让韦宝很满意。

    韦宝心情不错，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摇摇晃晃的轿子中翘着二郎腿哼唱小曲。

    人，要么像辣椒一样有脾气。

    要么像白菜一样有层次。

    要么像莲藕一样有心眼。

    可很多善良的人是做不到的。

    普通人玩玩像一根甘蔗，

    不会拐弯抹角，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虽然这样的性格吃不开，容易得罪人，但多数人还是喜欢这样的自己，

    不虚伪，不算计别人，喜欢做真实的自己，善有善报，恶有恶果。

    人活着，傻点，愣点，憨点，都没关系，简单点就好。

    太精明，太清楚，太明白，会伤心，会难过，会心累，受苦的只会是自己。

    无论是朋友，亲人，还是爱人，都别太较真，糊里糊涂的才能相处下去。

    这就是最大的明白。

    谁也不比谁聪明多少，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傻人，不代表真愚蠢，很多时候只是为人忠厚罢了。

    傻人，不代表眼瞎，很多时候只是不想拆穿，不想看穿罢了。

    傻人，不代表好欺负，很多时候只是大度忍让罢了。

    有时候不计较，不生气。是因为还有情义可言。

    有时候会心软，会原谅，是因为深爱还在。

    人生在世不过几十年，吃亏是福。

    何必因为利而精心算计，又何必因为情而斤斤计较。

    韦宝始终相信好人有好报，傻人有傻福。

    岳父说的不错，自己自以为掩藏的很好，其实自己做过什么，天地会内部再怎么对外封闭，外间也不可能毫无耳闻的。

    大明有那么一大片的土地被一个外臣摄取了，别人怎么可能不注意韦宝。

    当然，天地会治下地区对外封闭，传出来的消息也不会太多。

    而且韦宝得到的都是荒芜之地，大家也想不到能发展那么快，都以为韦宝控制的那些地方，都需要投入巨大，才不至于大规模饿死人。

    所有人都想不到，韦宝的天地会治下地区已经几乎能够自给自足了。

    当然，这些外界的观点，韦宝都是清楚的。

    这也是为什么韦宝能握稳了天地会治下地区，皇帝和魏忠贤都没有多说什么，大臣们也没有太多非议的原因。

    韦宝担心的其实不是通商口岸的事，而是海防总督衙门想执掌大明所有水师这件事能不能通过。

    如果能完全控制大明水师，实际上开不开通商口岸对于韦宝来说都无关紧要，因为水师就可以用来带货，用来包庇通商，他将成为大明最大的海军司令，或者说是大明最大的海盗头子。

    大明的水师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大明建立的过程中，在保卫大明的过程中，都建立过卓越功勋。

    明朝中期，曾经强盛一时的中国海军迅速衰落，使明帝国在北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安全空间急剧萎缩。

    并由此改变了东半球的力量格局，影响了整个世界近现代史的进程。

    明朝初年，中国拥有一支3500艘战舰的海军，每一年春天和夏天都要进行大规模巡航，1373年和1374年明朝水师两次追击倭寇直至琉球群岛，1409年在北部湾击败越南海盗。

    在郑和的第六次海上远征中一支中国分舰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直至西南非洲。

    另一支分舰队经所罗门群岛进入太平洋，直至澳大利亚东海岸。

    在马六甲海峡，斯里兰卡和苏门答腊，向中国海上权威的挑战都被粉碎，三十六个国家的使节向明帝国臣服，中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海洋国家。

    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北印度洋诸贸易要塞，马来半岛和南洋群岛以及硫球群岛所组成的大明海外帝国。

    但伟大的大明海军霸业在十五世纪中叶开始衰落。

    明朝的水师的衰落始于正统年间，至嘉靖年间废驰到谷底，明末有所增强。

    其具体表现为沿海卫所空虚，水师士气低落。

    卫所军是世袭的职业军队，待遇微薄，每一月仅一石，加之受军官的盘剥，生活困苦。

    作为军饷来源的军屯，由于贵族军官的侵占日益减少，使粮饷不济，士兵大量逃亡，如广州七卫在嘉靖中期缺额达69.8%，福建镇海卫缺额为76.1%，在数量锐减的同时，士兵士气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士兵衣食无着，漫无纪律，军官不知作战，只知道盘剥士兵，官兵互相视若仇敌，可谓“无用之将统无制之兵”。

    舰队减少，舰船破损。

    卫所军的锐减，也导致水师人员的锐减，如福建烽火门水寨缺额达73.7%，铜山水寨缺额达65.8%，各舰队的舰船数量急剧减少，浙江省船队原有700艘战船，1440年已不及一半，新江口船队400艘战舰，至1474年仅存140艘，重要水师基地登州卫，曾拥有100艘战船，1503年，只剩下3艘，同时舰船制造业衰落，郑和远征时2000料的宝船在海港中慢慢烂掉。

    至十六世纪初，明朝水师所用的最大战船只有400料，而且都是用旧船的木料建造的。

    大明的海防战略退步，海防线内缩。

    明初实行进攻型的防御战略，针对来自倭寇的海上威胁，明朝每一年都派出上千艘战舰在南北海域内巡逻，即所谓春巡与夏巡。

    首先以舰队巡逻于海上，警戒侦察和寻机歼敌。

    当倭寇深入内海，则利用报警通讯系统，集中水师与外岛守军协同歼灭。

    若倭寇登陆，则以水师与沿海卫所驻军协同歼灭。

    此外明军还经常出动舰队攻击敌占岛屿，粉碎倭寇的基地。

    进攻型战略的顶点是在追击倭寇的战斗中明军曾到达朝鲜海岸与琉球群岛。

    而为了消除来自东南亚方向的海上威胁，郑和的船队曾在马六甲海峡展开战斗。

    总之，歼敌于海上是海防战略的核心。

    仁宣之后，明朝开始收缩海防线，远洋船队被召回，大型舰只停止建造，岛屿基地被放弃，撤退政策使水师受到重创，海防线被从远海甚至外洋压回海岸。

    当然海军的衰落是相对而言的，直至十六世纪中国海军依旧能在南中国海三次击败横行印度洋的葡萄牙海军。

    抗倭作战的一度失败也主要不在装备和战术方面，那实际上是在与一支由中国商人装备和指挥的日本雇佣军作战。

    但海军的大衰落是无可置疑的，郑和时代中国曾拥有当今美国海军所拥有的地位。

    到明朝后期，海军再也找不到海上远征时的盛况，它已经从一支远洋海军衰落成海上警卫队。

    人员的减少，舰队的缺损，海防线内缩这些技术层面的表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

    首先，向海洋扩张的原动力日益消失是促使水师衰落的最明显的原因。

    日本海岛的海上威胁，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人口向东南迁移而引起的对东南沿海防务的重视及消灭张士诚。

    方国珍的海外残余势力，构成了明初水师发展的动因。

    在明朝水师的打击下，倭寇遭受重创，15世纪中叶倭寇入侵只有14次，其中10次被粉碎，倭寇不敢进犯。

    加之中日勘和贸易兴起，倭寇组织者有了合法的贸易渠道，倭寇的威胁似乎已经不足为虑。

    在郑和的武力镇压和明朝的招安下，以东南亚为基地的中国海上流民被消灭，尤其是陈祖义被消灭后，他们或投靠明廷，或销声匿迹，自南宋开始形成的南洋华人贸易网被粉碎，已无法构成对大陆的威胁。

    不管是在海防安全方面，还是在贸易垄断方面。

    海上远征所带来的光荣是巨大的，但朝贡贸易的利润很快便消失了。

    随着明朝军力的下降和纸币的贬值，明朝廷再也无法用强行压价和支付纸币来赚取利润，1433年明朝能用半贯纸币买到时价5-50贯的香料，能用50贯纸币购买一两黄金，而官方兑换率是400贯。

    但在1453年当香料市价5-8分白银时，明廷需付7分现银，朝贡贸易已无利可图。

    最后，长达三个世纪的向东南沿海的人口大迁移停止，大批人口回流内陆，浙江人口从1050万降至530万，福建人口从400万降至200万，广东人口从300万将至200万。

    人口和经济中心的北移，使向海洋扩张的压力大大减轻。

    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变动使明朝对海洋的兴趣减少，但缺乏刺激只是水师衰落的动因之一。

    其次，明朝把资源投向其他方面。

    倭寇的威胁是巨大的，但绝不是致命的，明朝的最大威胁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

    洪武和永乐时代的远征，使蒙古人遭到重创，并发生分裂，但当明朝军队衰落时，他们发动了对明朝的反击。

    1449年，蒙古军队俘虏了明朝皇帝并直逼京城，防范来自北方的威胁成为帝国的战略中心，因此它必然在海洋方向撤退。

    大多数明朝官员们不了解水师的重要性，反而挪用本应用于水师的资源。

    大运河开通后，他们把水师士兵调往运河运输粮食，水兵变成了运输工人。

    沿海的士兵七成以上被派去种地，三成被派去造船，大批水师人员被调往京城修建宫殿，本应用的海防的人力被运输业，农业和建筑业所占用。

    最可怕的是短视的皇帝们大量挪用水师饷银。

    1425年停止海上远征所节省的经费被用来赏赐皇帝的家属。

    1436年，战舰制造被大大削减，经费被用来修造皇帝的坟墓。

    再次，明朝政权的腐化和地缘政治思想的落后，是明朝水师衰落的重要原因

    明朝的腐化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皇帝挪用水师饷银，宦官动用运输船队，军官克扣水兵军饷，并动用战船进行走私，都造成了水师的疲惫不堪。

    同时整个明朝陷入党派之争，没有人去关心明朝的海上利益。

    **的危害是明显的，但思想观念的阻碍，确实难以察觉的。

    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有两个致命弱点。

    第一，缺乏海权观念，是典型的大陆性地缘政治观。

    中国并不是缺乏航海传统的国家，至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海上运输和海军。

    但却缺乏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重视，只有郑和有对海洋的战略眼光，郑和舰队的部分成员拥有海上探险精神，为此他们曾深入前人从未涉足的海域，他们实际上是进入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第一批航海家。

    然而他们悲惨的出身注定他们的努力是失败的。

    这些中国古代罕见的航海家都是备受歧视的宦官，他们的成功只能加重主流社会对航海的敌视。

    明朝官僚们在1422年趁郑和远在海外之际，终于让皇帝放弃了海外扩张的企图，他们的理由是，外面的世界太大了，它让我们感到恐惧。

    不久郑和被招回，舰队在海港中烂掉，它的航海资料被兵部销毁，停止建造远洋舰船，严禁海外私人贸易，将近在咫尺的制海权拱手让与他人。

    海权观念的缺失造成了国防战略中的大陆军主义，从而使水师得不到足够的资源。

    第二个致命弱点是半虚构的中国中心论，中国在自古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把其他国家当作蛮夷，沉醉在起初是真实的继则是虚幻的最后是伪造的世界中心地位中，不愿意了解朝贡圈外的世界。

    由于落后的地理观，当时认为郑和已到达整个世界，在海上没有发现与中国抗衡的力量，因此保持水师也变得没有必要。

    中国中心论所带来的文化优越感，使中国执行了一条世界主义的外交路线，尽管也有地缘政治利益和资源-贸易上的考虑，但更注重价值观的推行和文化的辐射。

    这种对外战略比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文明得多，但却容易漠视本国的战略利益。

    当郑和粉碎了来自马六甲海峡，锡兰和爪哇的挑战时，明帝国获得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的合法性，从而可以控制亚欧国际航路。

    然而传统的怀柔政策再次导致坐失良机，否则葡萄牙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远东。

    民族国家意识的缺失，造成了明朝海外利益的自动放弃。

    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一个可悲的结局，当西欧为了建立海军不惜像威尼斯银行家借贷时，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却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历经郑和船队数十年舍生忘死才得到的航海资料销毁，而且受到明朝所有官员的称赞。

    一支曾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海上力量的撤退，无疑会带来深远和复杂的影响。

    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的崩溃也是大明海军衰落的重要原因。

    中国商人早在唐宋时期便在印度洋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延伸至十六世纪。

    戈雷多曾说他在印度海岸发现许多中国人的商站。

    另一本葡萄牙著作说据霍尔木兹人讲中国船很多，仅一次涨潮就有4000艘中国船进入海峡。

    在郑和海上远征中，通过军事威慑和和平贸易，使许多印度洋国家成为明朝的藩属，构成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

    包括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西南海岸，霍尔木兹，亚丁和非洲东海岸的三座城市，摩加迪沙，孟巴萨，拉瓦尔。

    这些城市控制着通往西亚，东非和印度腹地的商路。

    当时阿拉伯商人垄断印度洋贸易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葡萄牙人要到1498年才能来到，中国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控制印度洋贸易，进而使印度洋成为明明朝的内湖。

    由此大明将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成为世界性海上强国，并控制海上丝绸香料之路。

    西方人将没有机会建立在亚非的霸权。

    但这一切都随着海上远征的结束化为泡影。

    尽管朝贡贸易仍在继续，印度洋上还有许多中国私人商船，但中国已丧失了对印度洋贸易的控制。

    失去强大的海上威慑力量，外国商人便不愿按官方比价买卖并接受纸币，从事朝贡贸易因此无利可图而减少。

    而明明朝与北印度洋各国的外交关系也随之疏远。

    同时，没有海上护航的商船队是没有安全保障的。

    仅在1511年7月7日一天，便有五艘中国商船在马六甲海峡遭到海盗抢劫，他们却得不到祖国的任何保护。

    将水师撤出印度洋的明朝已无力保护它的北印度洋藩属。

    郑和远征结束不足一个世纪，北印度洋朝贡圈已土崩瓦解。

    1511年葡萄牙占领拉瓦尔，1520年它吞并了豪巴萨和摩加迪沙，1510年他完成了对印度西南海岸的占领，1511年马六甲沦陷，1515年霍尔木兹陷落，不久它又吞并了斯里兰卡西部。

    至此，除亚丁外明帝国在印度洋的属国都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曾在印度洋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商人或被驱逐，或俯首称臣。

    由于遭到葡萄牙人的重税盘剥和海盗掠夺，中国商人在印度洋上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葡萄牙人在印度洋贸易中没有任何用有竞争力的工业品和航运能力，但依靠海军优势依旧获得巨额利润，占其国际贸易总利润的80%。

    对此明朝不仅无所作为，简直一无所知。

    当马六甲沦陷后，它只能发布一道诏书，命令葡萄牙撤退，令泰国出兵，因为大明这个时候在印度洋已无一兵一卒。

    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的崩溃使七次远征，三十年的经营化为乌有，中国丧失了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机会。

    而且使当地人民成为葡萄牙的奴隶，遭受残酷的殖民统治。

    作为唯一能阻止葡萄牙的东方帝国，中国不但没有负起保护者的责任，而且丧失了海上的军事屏障和贸易通道，而这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强国的最后机会。

    东南亚势力范围的萎缩也是大明水师衰落的一个原因。

    相对来说，北印度洋朝贡圈实际上只是一些沿海城市，中国除了得到文化优越感外，便只能得到长颈鹿，珍珠和生姜了。

    这些港口城市的价值在于他们是印度洋的战略要地，控制它们将控制亚欧国际航路，而中国并非一个致力于海上扩张的商业殖民帝国。

    东南亚对中国的意义重要得多，明帝国的主要属国大部分都在这里，全部中南半岛和大部分南洋群岛都是中国的属国。

    马六甲和旧港在名义上还是中国的海外领土。

    在朝贡贸易中，中国从这里得到矿产，木材，香料，黄金，珠宝和大米。尤其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锡矿石和大米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前者是制造铜钱的重要原料，后者是供给闽粤居民的粮食来源。

    而通过向东南亚出口或转口，中国的制瓷业，纺织业，制茶业和造船业盈利甚巨。财富之巨，“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

    除了贸易之外中国移民还在东南亚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中国通过调节国际纠纷，压抑爪哇，泰国，越南等地区霸国，建立自己主导下的中国-东南亚体系，将东南亚纳入自己的华夷宗藩体系，从而在自己的东南方向建立了一个的巨大的战略缓冲区。

    对于东南亚的战略地位，郑和曾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来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海洋，华夏危矣。我国舰队战无不胜，可用置于扩大通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海洋。”

    像郑和这样有战略眼光的人才毕竟很少，明朝不但自身从东南亚撤退，并严厉镇压东南亚华商集团，破坏了宋元以来的华商网络。

    但华商转而采取走私贸易甚至海盗贸易，最终迫使朝廷放弃海禁。

    同时在人口和赋税压力下，东南沿海大批居民移民东南亚。华侨在东南亚有自治地位，并拥有武装，在经济上拥有巨大实力。

    “从仁宣时代积极经营南洋，南洋已成为中国一部分，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都为中国附庸。南洋之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使明朝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

    郑和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由于明朝水师的撤退，中国丧失了东南亚的控制权，中国舰队撤走后，越南、泰国等地区强国又以强凌弱，东南亚再次陷入了混乱局面。

    “及郑和之战舰有南洋撤回，诸小国及散居各处之岛屿，亦皆立即瓦解，恢复其往昔互哄之状态”。

    中国只剩下宗主的虚名，丧失了海上威慑力量，使它无力制止各藩属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宗藩关系日益空心化，最终成为礼仪性的。

    安南便曾不顾明帝国的警告，吞并了同属明藩属的占城。

    韦宝的天地会治下地区，目前仅仅存在于大陆。

    就像是一条巨龙的尾巴，陆地的控制区域，只是韦宝在积蓄力量。

    韦宝很清楚，要想让这条巨龙成型，以至于腾飞，唯一的方式便是让巨龙出海，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去翱翔。

    次日，韦宝很早就到了内阁。

    平时内阁大臣们都是很守时的。

    不管是阉党大臣，还是东林党大臣，不存在劳动纪律的问题。

    可是今天，平时经常赶不上早朝的韦宝，却是第一个来的，这是因为他们昨天都喝多了。

【0958 丁绍轼】

    第一个来到内阁的是丁绍轼。

    丁绍轼看见韦宝这么早来，有些意外，“韦爵爷，今日要面圣吗？”

    韦宝点了点头：“本来就是陛下招我入京的。”

    “嗯，不过不知道陛下今天会不会上朝。”丁绍轼道：“要不然你问一下管事太监，看看陛下会不会招你去宫内相见。”

    “不问了，能见着就好，不能见着便随缘。”韦宝笑道：“是陛下招我入京，也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呵呵，韦爵爷倒是挺有道家风范，可惜现在的主上不是嘉靖爷那儿会了，否则你肯定更加受重用。”丁绍轼微笑道：“走，上我值房喝口茶吧。”

    “好啊。”韦宝想都没想便答应了。

    对于和丁绍轼这种东林党大臣走的近，会不会引起魏忠贤的猜忌，韦宝现在是不在乎了的。

    其实喝口茶，也不算走的多近。

    丁绍轼闻言很是高兴，没想到韦宝毫不避讳到自己值房。

    丁绍轼自然希望韦宝能靠向东林党，他现在在内阁已经是孤家寡人一个了，非常需要一个像韦宝这样的强援。

    以韦宝现在的年纪，实在太年轻，想进入内阁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韦宝是英国公张维贤的女婿，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同时横跨地方实力派和京官两条线，怎么样看，都能算是非常有实力的人了。

    到了丁绍轼的值房，丁绍轼殷勤的为韦宝泡茶。

    韦宝笑着东拉西扯，说些闲话，仿佛两个人挺熟络一般。

    其实丁绍轼平时是很高傲的，韦宝并没有与丁绍轼多接触过。

    两个人通过品茶论道，闲谈朝政。

    韦宝尽量避开谈朝政，因为韦宝一来不懂什么，二来不想与人谈这些。

    所以丁绍轼尽量往朝政上面引路，韦宝尽量避开，最终谈的最多的还是茶和道。

    韦宝对道教挺感兴趣的。

    大明这个朝代，也是道教的繁荣昌盛的巅峰时期。

    道教的根本信仰是“道”，即“道”的教化和说教，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又是“大自然的规律”。

    而道之在我者就是德，所以规定道教徒要“修道养德”。相信修道可以使人永远摆脱尘世的疾苦与烦恼。

    在个人修养上，老子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做到“不自矜”、“清静无为”、“清心寡欲”。

    道教追求的理想境界有两种：一是在现实生活中按道教教义建立一个理想的、公平的、和平的世界。

    二是企图通过个人修炼延年益寿厚道成仙。道教的思想渊源还包括古代崇拜鬼神、巫术和神仙方术以及阴阳五行思想。

    道教创立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有着重大影响。

    要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必须了解道教和它的发展史，所以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同样要研究中国茶文化，也必须研究道教及其思想。

    佛、道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是佛教徒修来生，企求死后能往西天极乐世界。

    道教徒修今生，盼望长生不老做神仙。

    道教徒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注重研究炼丹、气功、医药、养生，所以名医多羽客，寿星出道家。

    同时道教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些都和茶的自然属性，品性和功效紧密相关，所以道教徒说茶是“仙草”、“草中英”，因而爱茶、嗜茶。

    道教经历了五代战乱，出现了衰微景象。

    入宋，道教复兴，出现了两次着重道教热，第一次是在宋真宗时期，诡称人皇九人之一的赵玄朗是自己的始祖，于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

    赐24代天师张正隋为“真静先生”。

    第二次是在宋徽宗时期，“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废毁”，开封寺院改宫观69所，僧尼改德士，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生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

    许多士大夫也信奉道教，北宋晁迥“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与教义修为，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道教独特的服食炼养方式，促进了茶的发现、利用和向民间普及的过程。道家思想和道教的教理教义，不仅为中国茶文化注入了生机和灵气，而且是国人饮茶之“道”的最直接的来源。

    道教信徒为了修道成仙、长生不老，创造了辟谷、吐纳、胎息、导引、服饵等修行方法。

    在普通的道教人士看来，茶既然是天上神仙服食之灵药，其功效自是不同凡响，凡人食之，便可以上通仙灵了。

    后来，茶这样一种草木类药饵，在真人道士的服食过程中的渐渐日常化、嗜好化，并逐渐在社会上扩散开来，于是，茶从一种功能性的药物，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

    起初，道教服饵以服食金石丹药为主，然而这一类丹药须通过鼎炉炼制出来，所采用的原料以金、银、铅、汞及各种矿石为主，成本非常之昂贵，且服食的风险很大。

    草木类药饵则恰恰与之相反，虽然它的功效没有金石类药饵那样神奇，但是在养生延命方面依然可以达到可观的效果。

    古语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苦苦纠缠于名缰利锁之中，不得自拔。何以解之？

    传统道教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不失为一剂良药。

    首先道教让人们内心宁静。

    在道教看来，人心浮躁不安、偏激失态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对待人生的得失和把握**的尺度。

    处置好之，才能成为“常清常静皎如月，坦然应对世事人”。因此，道教主张“清心寡欲”、“宠辱不惊”。

    人作为万物中的个体存在，必须遵循事物运行的规律，树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祸福观与得失相互转化观，不以得喜、不以失悲，顺应自然、荣辱不惊。

    其次道教指导人们正确看待名利。

    有些人，一生为了名利付出很多。有的人，通过努力确实取得了成功，但在成功的另一面，却失去了许多人生乐趣甚至人的尊严。

    而更有甚者，虽然努力了，但结果并不理想。

    生活中，不必苦苦强求名利，或许是机缘还不够成熟，更不要怨声载道。对于名利，持“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立场。

    只有对名利看得开的人，才会拥有达观丰盈的人生。

    再次道教让人们对生活更加乐观。

    道教讲“阴阳和合”，即认为事物都有正面与反面，有相互矛盾的现象，也有相互融和统一的方面。

    主张看待事情不要执着于一个死角去思考问题，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大尺度的时间来看，任何事情是好是坏并不确定。

    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在本质上和财富、地位、权力没有绝对关系。幸福很大程度上由思想、心态决定，心可以造天堂，也可以造地狱。

    要开心，先“开”心，跳出心灵的圈套，钻出并打碎“牛角尖”，会使人感觉人生一下子海阔天空。

    虽然韦宝尽量避开谈论朝政，但丁绍轼依然与韦宝聊的挺开心的，没有想到韦宝的知识挺渊博的。

    丁绍轼是最清楚韦宝怎么金榜题名的一帮人，虽然不会在背后说什么，但骨子里是瞧不起韦宝这种靠歪门邪道上来的人，靠溜须拍马，靠手段获取了权势的人。

    因为丁绍轼这种大学士都是靠科考正规途径，一步一个脚印上来的。

    当然，他们也依托人脉关系，但他们自己不会认为属于溜须拍马，他们只会觉得命该如此，是他们的座主有本事，连带着，便该他们上位。

    丁绍轼，字文远，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出生于贵池县一书香之家。

    父名旦，岁贡，官湖广衡州府通判。

    相传在他出生前，其父梦见一只白鹤飞到他家庭堂上，不久他就呱呱而出。

    幼时胸腹有七个黑点，联缀酷如北斗星。幼即颖异，善于作文，文不矫揉造作，意赅言简。

    性格长益深沉，有气度。

    万历二十年，1594年选贡，二十二年应天乡试中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四十三岁时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越三年，1610年，授翰林院检讨。

    丁绍轼的升迁路线几乎与韦宝一模一样，但韦宝比丁绍轼当时的年纪整整小了三十岁。

    有时候，丁绍轼自己也会感慨当官要趁早。

    包括丁绍轼在内，所有人都知道韦宝是前途无量的。

    韦宝即便从现在开始，不依靠任何人，只要不犯下弥天大错，三十岁入阁，都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丁绍轼当官之后，先是接母亲到京城生活。

    无多时母亲病故，便告假扶棺回故乡安葬，守丧三载。

    服丧期满，回京任原职，奉使册封华阳王入楚。

    完成派遣任务后，顺道回乡拜谒父母墓，又以患疾病为由在家乡居住两年。

    得诏命回京，领取两年供俸。

    随即被任命为起居注。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典福建乡试。

    继之又以病假在贵池休养三年。

    这三年他认真阅读“二十一史”以为复职时实用。

    并注意留心时政，揣摩国家大事。

    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春，朝廷召其还京任职，绍轼以病辞谢，上不允。

    天启三年擢宫侍，天启四年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日讲官。

    绍轼说话声音洪亮，每讲经史及《帝鉴图说》都深入浅出，皇帝听了高兴。

    一天，熹宗偶感小疾。

    绍轼因《帝鉴图说》有唐明皇遣归方士一篇，就其中清心寡欲，节饮食，慎起居数语委曲陈说。

    熹宗为之动容。

    又一日，讲“博厚、高明、悠久”《书》义，引高帝事为配合，熹宗称赞曰“诸臣所进讲者，朕率不能晓，独此高鼻，指绍轼大声有髭髯先生进讲，朕能具悉。”

    天启五年，1625年春侍幸太学，帝赐坐于堂上，众臣为他高兴。

    这年八月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首辅是昆山顾秉谦，次辅是南乐魏广微、周如磐。

    周如磐分管绍轼的礼部工作，故绍轼位居其后。

    绍轼因能力强、业绩显，晋升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熹宗给四代诰命，荫一子任中书舍人，并赐坐蟒银币。绍轼上疏辞谢，帝不允。

    所以，丁绍轼也属于火速升迁的人，很晚才中进士，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手里，因为给皇帝讲学，与皇帝有了接触，才获得了火速升迁的机会。

    这一点，也与韦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都属于得到了盛宠的人。

    丁绍轼感谢皇恩，就国家如何备战备荒，防御外族入侵，尤其是京都的安全给熹宗朱由校上疏，阐述自己的宏观高论。

    疏云，京师为天下之根本，天下城池的安危没有比京师更为重要。

    要使京师固若金汤，应是守有守之兵将，守有守之兵器，守有守之粮饷、物资，而积谷储饷为京师安危第一等要事。今日京仓所积之粮，除本年正常支出外，能有多少积蓄，皇上应该问一问，做到心中有数。守城之兵将，谁分管何地、何事，万一战事发生，出现伤亡，谁接递谁，皇上也应过问，以做到从容递迁递去。

    至于文武官员之任职，应该将其姓名一一书写在御屏之上，各司其职。管理兵器者，应知兵器之详细数；操练兵马者应精通战略战术；管理粮饷者应知晓补充粮饷的来源和运输渠道，管理火药者应做到安全万无一失。

    对多年忠于职守者要嘉奖加衔，工作成绩出色者要越级提拔；对忘乎职守者，要罚无赦。若如此，则兵无不强，国无不富，守无不固，战无不胜，京师形势当是安定无虞。

    熹宗大悦，以绍轼为忠恳为国，对丁绍轼大加赞赏。

【0959 顾秉谦难办了】

    天启皇帝朱由校随即批令各部：“如议，著实遵守，如或仍前怠玩，视为虚者，听言官指名参劾。”

    对丁绍轼的疏奏，首辅顾秉谦认为是挟皇帝令诸臣，颇为不悦。

    这时期朝中有人倡议至浙江云雾山采伐大木，用作修葺宫殿，绍轼又上疏劝阻，停止采伐。

    御史赵允昌弹劾绍轼，绍轼上疏求退。

    熹宗认为绍轼心直口快，婉言挽留，绍轼再辞、三辞，帝仍不准。

    这时又有御史吴裕中弹劾绍轼为大奸，恶语极致。

    魏忠贤察言观色，见熹宗欣赏绍轼，以吴裕中报复绍轼之由，罢了吴裕中官职，廷杖一百。

    绍轼闻知此事，立即上疏为吴求救，疏上，吴裕中已被杖死。

    绍轼认为吴裕中死得冤屈，但碍于魏忠贤的淫威，深觉愧疚，而又有口难言。

    礼部侍郎冯铨欲追论前朝三大疑案，一是“移宫案”，泰昌元年光宗死，熹宗朱由校当立。抚养他的李选侍与心腹魏忠贤，想利用熹宗年幼的机会，把持政权，据乾清宫。朝臣杨涟、左光斗等不让她与熹宗同居一宫，迫使其迁至哕鸾宫，然后引太子还乾清宫举行即位仪式。

    二是“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手执枣木棍，闯入光宗朱常洛住的慈庆宫，打伤几个守门太监。被执后供系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时人怀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神宗与太子不愿追究，以疯癫奸徒罪杀张差于市，并毙庞保、刘成于内廷了案。

    三是“红丸案”，泰昌元年光宗即位后沉湎酒色，不久病重。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下泻药，病益重。鸿卢寺丞李可灼连进红丸，自称仙方，光宗服药后即死去。

    当时有人疑是神宗宠妃郑贵妃指使下的毒，引来许多争议。

    结果崔文昇遣南京，李可灼遣戍。魏忠贤专权时翻案，免李可灼遣戍，擢崔文昇总督漕运。

    诸多朝臣不满魏忠贤妄为，要将三案主要责任的姓名勒于碑上，永远不能翻案。

    绍轼担心此事引起诸多朝臣惊恐，极力劝阻不可妄行，使此建议未能实施。

    满洲兵侵犯山海关，关门兵少饷浮，熹宗准备下旨遣内臣坐镇指挥，新设一管理机构，负责清兵清饷。

    绍轼与诸阁臣以为不妥，同上密揭，述其理由有四。

    其一，考察古今，揣度利害，遣内臣坐镇边关一线几乎没有成功者，反而多出祸乱。因为内臣是皇上近臣，代表皇帝说话，一言一行，前方将吏谁敢不听，使臣一到将吏们围着他们转，分散将吏精力，无暇谋划战略战术。

    其二，无才者皇帝不会派遣，稍有才智者，往往下车伊始，乱发一番言论。

    前线辽东经略熊廷弼主张守，而辽东巡抚王化贞主张战，使臣不熟悉地形地貌和前期战况，支持谁的观点呢？若导致战争失利，责任由谁来负？

    其三，文与文、文与武不和导致战争失败的事例，屡见不鲜。

    而今将吏不和已是客观存在。

    今派使臣赴前线，使臣就成了“凭中”。

    文臣武将都要表述彼此是非，“凭中”若不能辨别对错，轻易表态，轻则加深矛盾，重则造成内讧。

    既然有如此之弊端，皇上为何要派内臣坐镇山海关呢？

    其四，清兵清饷是件好事，然而战争在亟之时能清出多少饷来？而增设一衙门要增加多少供应，并增加多少护卫，这是利少而弊多呀。疏上。

    熹宗遣使臣坐镇山海关的敕书已草成，准备发行。

    他阅览绍轼与诸臣密揭后，觉得言之成理，下旨暂停发敕书。

    数日后，熹宗在魏忠贤、顾秉谦等人唆使下，下旨逮捕东林党人，要将他们一网打尽，朝廷上下一片沸腾。

    绍轼上言劝阻，毫无效果，便托病不出。

    结果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御史黄尊素、文选员外郎周顺昌等惨遭杀害。

    就在此时，禁卫吏役在苏州乱抓人，激起民愤，顾秉谦认为是乱党作祟，要强力镇压。

    绍轼以为不可打击面太宽，顾秉谦听了他的建议，只惩治了为首者，胁从者一律得以宽恕。

    这年四月，熹宗晋绍轼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荫一子锦衣卫副千户世袭，复赐银币坐蟒，照新衔给应。

    得诰命，绍轼即上辞谢疏。

    丁绍轼为官虽近二十年，实际在职仅十年左右。

    他性素谨密，忠于国家，为了国家安定，敢于、善于向皇帝直言进谏；处处息事宁人，与同僚和谐相处，视朝中同乡为知己，多方关心他们。

    对亲友尊敬，对伯叔兄弟敬爱。

    在居家守丧和病休的八年时间里，拿出自己薪俸为乡党修堤筑墩，建造三座宝塔，加固水口，立会庄田以赡后学，并对家庭梓里之间的困难、矛盾，竭力支助，悉心调解，人人称颂其贤德。

    “韦爵爷，你对我说句实话，你想开放通商口岸，想控制大明所有水师，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培植自己的势力，成为有足够兵权与朝廷对抗的地方实权派？”丁绍轼问道。

    “这个话题，我不想多谈，我说绝对没有，丁大人你相信吗？”韦宝道：“将大明水师全部收编在一起，可以进一步裁撤军队，现在大明水师的兵额是十万，这还是我主动裁掉了一半登莱水师之后的数字！否则还得更多。一旦合兵一处，实力能得到加强，兵饷能得到缩减，岂不是两全其美？至于开放通商口岸，对地主们有一定的冲击，但是对老百姓，对大明朝廷，一定是有益处的！这一点，相信你们都能想明白。至于我个人，请您看看这道奏本。”

    韦宝说罢，直接将要拿给顾秉谦，让顾秉谦具名上呈的奏本拿给了丁绍轼看。

    丁绍轼看了一遍，“你请陛下委任海防总督衙门大臣？你不想当海防总督吗？眼下海防总督衙门未曾设置总督，就等于是你当家啊，这是多少人眼红的衙门。”

    丁绍轼不解的看着韦宝。

    韦宝微微一笑：“我自然想当海防总督衙门的总督，不想才是虚伪。但是比起大明社稷，我个人的升迁不算什么，我即便现在称病回家，十年八年不出山，再过十年，我也不过只有二十五岁，不出问题，我仍然是侯爵，仍然是大明的正三品大员，三十岁之前，闭着眼睛也能入阁。”

    丁绍轼点了点头，韦宝说的不错，“这么说，韦爵爷果然是无私，是为大明朝廷着想的，真是让人敬佩！那你为什么不具名？”

    “我打算让首辅大人具名，以首辅大人的名义呈报给陛下。”韦宝笑道。

    丁绍轼一怔，立马明白了韦宝的意图，也笑了，“你觉得首辅大人会做这种事吗？这是要担天下人的骂名的！哪家当官的家里没有许多田亩？只要开海，外面的粮食，金银进来，大明做买卖的人多了起来，就一定会对有田亩的人造成冲击。”

    韦宝笑着点头，看样子，这帮饱学鸿儒并不是书呆子，他们也是什么都清楚的。

    “若是首辅大人不肯帮忙，我就算了，不理这件事了，因为我人微言轻。”韦宝道：“我是听闻陛下为今年的巨额兵饷空缺烦恼，才想着帮朝廷献策。献策的目的已经达到，做的太多，反而容易引起猜忌。”

    “这件事，一定会引起非议。若是我上呈陛下，有人会反对。若是那头的人上呈陛下，东林官员一定会群起反对，不要以为你控制了大理寺和都察院，控制了言官就能霸占视听。”丁绍轼道：“韦爵爷，我个人来说，是赞成你这么做的，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法子，对大明利大于弊。”

    韦宝明白丁绍轼说的那头指的是阉党，只是这里不方便明说罢了。

    “多谢丁大人！我真没有想到你能这么宽宏大量。”韦宝道。

    “我也知道，有时候两边，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耽误了很多事情，但你不要以为我们都是什么都不明白的人。”丁绍轼道：“好了，这件事，如果爵爷能让首辅上奏陛下，我会暗中相助一二。”

    “多谢丁大人。”韦宝再次感谢，并且向丁绍轼施礼。

    顾秉谦等人很快到了。

    韦宝辞别了丁绍轼，便请顾秉谦给自己一点时间，要与顾秉谦单独说点事。

    顾秉谦答应之后，韦宝向魏广微，黄立极和冯铨稍微解释了一下，说他们等会就会知道是什么事。

    本来魏广微、黄立极和冯铨觉得韦宝有什么事情背着他们做，有些不高兴，但是韦宝解释了一下，几个人又连忙说没关系。

    顾秉谦知道韦宝找自己什么事，到了他的值房，首先便道：“爵爷是想说开放通商口岸和统一大明各地水师的事儿吧？”

    韦宝笑着点头：“首辅大人厉害，什么都瞒不过首辅大人。”

    “这事问我没用，不管我答不答应，都无关大局，毫无可能，你明白吗？首先，水师分散各地，便于相互制衡，以免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其次，开放那么多通商口岸，怎么可能？各地有田亩的人家，岂不都要将你视为死敌？陛下和九千岁也不会答应的。”顾秉谦道。

    “我是想请首辅大人具名，帮着将这份奏本上奏给陛下。若是首辅大人不肯，就当我没有提过。”韦宝说着，将昨晚上写好的奏本拿给顾秉谦看。

    顾秉谦惊奇的瞪大了眼睛，像是看鬼一样的看着韦宝，狐疑的接过了韦宝递过来的奏本看了看，与韦宝昨天说的别无二致，“你让我具名，让我上奏朝廷？岂不等于让我背负天下的骂名？你怎么想出来的，觉得我很傻？”

    “首辅大人冤枉了，我怎么敢认为首辅大人傻？首辅大人是我官场上的引路人，是我半个座师啊。”韦宝道：“我让首辅大人上奏朝廷，呈送给陛下，是想将留名青史的美差留给首辅大人！我的奏本上面写的很清楚，请陛下委任大员担任海防总督衙门总督一职务，而这个人肯定不是海防总督衙门已经有的人，所以绝对不是我。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朝廷着想，为了陛下着想，毫无私心。所以，由首辅大人上呈给陛下，天下人也会这么看首辅大人，是受到万民敬仰重要，还是区区一些有土地的人给的骂名重要？孰轻孰重，相信以首辅大人高超的智慧，一定能立刻想明白的。”

    顾秉谦苦笑着摇了摇头：“爵爷，我知道你的口才好，死的都能说成活的，但是放在我这里真的没用。老夫不可能做这种事，这种留名青史的机会，老夫不需要。当初提议隆庆爷开放月港的大臣，他留下美名了吗？”

    韦宝见顾秉谦态度坚决，也不着急，淡然道：“既然如此，那就当我没有说过吧。”

    顾秉谦有点不高兴，可你已经对我说过这事情了呀，只要做过，就可能被人知道，你这不是把火球扔我怀里了吗？

    等下陛下和九千岁知道了这件事的始末，还不得怨恨我不想为朝廷出力？

    “你就不该告诉我这事，要上奏，你自己上奏，行了吧？老夫保证支持，这总行了吧？”顾秉谦无奈道。

    “我不是怕担骂名，而是我上奏没用，我才几天的官场资历？这事一定会引起东林党的反弹，我又没有能力号召人支持我，一大帮东林党再弹劾我一下，就算我本人没事，这项方案也一定流产了。”韦宝道。

    顾秉谦觉得韦宝的分析很有道理，可还是连连摆手：“我是绝不可能具名的。你要是嫌自己分量不够，大可以找你家老丈人上奏。你老丈人可是比我有分量。”

    “我想过，那样的话，陛下和魏公公都不见得会答应。”韦宝道：“倒是东林党们很有可能会赞成，那更要流产了。”

    顾秉谦觉得韦宝用的流产这个词挺好笑的，却笑不出来，只是不肯答应。

    “那算了吧，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对旁人说起的。”韦宝说着便要撕了奏本。

    “哎，你干什么？别撕了啊。”顾秉谦道：“你再问一问魏广微、黄立极和冯铨三位大人的意思啊，他们肯上奏，也是可以的。”

    其实顾秉谦也希望能找到解决巨大兵饷口子的方法，如果这个时候，京营和边军同时缺饷银，情况是很糟糕的，本来各地就已经有民变的迹象，再要是让一大帮行伍出身的人加入民变，民变的火焰一定会越烧越旺盛，会动摇大明的根本的。

    作为首辅，到时候这些事肯定算是他担责任，而且，他很有可能成为背黑锅的那个人。

    “这个本子，只能由首辅大人上呈，别人都没有那个分量。”韦宝道：“要不然就当我没说过。”

    顾秉谦重重叹口气，“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顾秉谦说罢，去将魏广微、黄立极和冯铨三人也叫到了自己的值房，将韦宝的奏本给三人看了，“现在韦爵爷让我具名，以的名义重报给陛下，你们怎么看？”

    他们四个都是阉党大臣，同在内阁，属于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魏广微、黄立极和冯铨都惊讶的看了眼韦宝，自从昨天晚上韦宝在酒桌上提出来，他们就记下了这件事，本来以为韦宝会独立向陛下上奏本，他们就只当什么都不知道就行了。

    却没有想到韦宝这么厉害，居然会抓首辅大人上奏本，这不是找首辅大人当替罪羊吗？

    大明还没有听说过哪个下官能抓首辅大人当替罪羊的先例。

    顾秉谦深锁眉头，非常不安。

    其实顾秉谦不能说多有能力的人，也不能说是多果断的人，甚至都不能算是铁杆的阉党，坐上首辅这个位置，是很多因素造成的。

    顾秉谦是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进士，历任编修，累官礼部右侍郎。

    天启元年晋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

    第二年魏忠贤掌权，他率先趋附，史称为人“庸尘无耻”，“曲奉忠贤，若奴役然”。

    天启三年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五年正月晋少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改建极殿大学士。九月晋少师。

    叶向高、韩爌罢免后，他继任首辅。

    顾秉谦起草圣旨，每事都顺从魏忠贤的旨意。

    先前他假传圣旨将主考官王乾学治罪，又起草圣旨杀害杨涟、左光斗等人。

    只有周顺昌、李应升等人被投进诏狱，顾秉谦请将他们移交法司，不让他们死得不合法。

    时人说：“我闻今相国昆山顾秉谦，严相国俦也。”

    又充《三朝要典》总裁。

    宦官出去镇守，顾秉谦撰写皇上谕告，过后又与丁绍轼请求停罢此事。

    两事前后稍有矛盾。冯铨既已入阁，他们同党中日夜倾轧，群小们也各自支持一方。

    顾秉谦心中不安，屡次上疏请求退休。

    这些都看的出来，顾秉谦其实不愿意当这个烫手的首辅大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