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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历史中的吴三桂

    吴三桂（1612年—1678年），字长伯。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明末清初辽东人，祖籍江苏高邮，身高约合现今1.73米，武举出身，锦州总兵吴襄子，以战功及父荫授都指挥。明天启末年曾带二十余名家丁救其父于四万满洲人之中，孝勇之举遍闻天下，有“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美誉。曾在北京短暂逗留，遍识名公巨卿及文人雅士，吴伟业称其为“白皙通候最少年”。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发动大凌河之役，吴襄在赴援时逃亡，导致全军覆灭，祖大寿降清，孙承宗罢去，吴襄下狱，乃擢吴三桂为辽东总兵官，镇守山海关。史载吴三桂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是明末最后一支有战力的铁骑部队。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李自成破大同、真定，逼近北京　，崇祯帝飞檄加封他为平西伯，令其放弃宁远(今辽宁兴城)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吴三桂奉旨入援京师，十六日抵山海关，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二十日抵达河北丰润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景山（煤山），北京失陷，吴三桂撤兵退保山海关。李自成后曾多次招他归降，吴三桂再三犹豫，因其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掠去，其父也被拘押“拷掠甚酷”，大怒。遂上书清睿亲王多尔衮，请清兵入关灭贼。李自成闻知此讯，4月13日，亲率大军十万号称二十万，奔赴山海关攻讨吴三桂。22日山海关之战，吴军初败，吴三桂求救于清摄政王多尔衮，清兵入关。吴三桂与清军在一片石战役中联合大败李自成，受清封平西王。

    生平经历

    折叠明朝总兵

    吴三桂出身于辽东将门望族，吴襄自幼习武，善于骑射。吴襄耳闻目睹了明朝在天启二年（1622年）如何丢失广宁，辽东经略熊延弼如何被传首九边，辽东巡抚王化贞如何下狱而死。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吴襄奉旨调进北京，娶了祖大寿的妹妹为妻。祖大寿是世居辽东的望族，吴襄成为祖大寿的妹夫，吴三桂成了祖大寿的外甥。祖、吴两家的联姻，使吴襄，吴三桂父子找到了坚强的靠山，也使祖氏家族的势力更加壮大。

    吴三桂在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等的教诲和影响下，既学文，又学武，不到二十岁就考中武举，从此跟随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开始他的军旅生涯。

    崇祯四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中，团练总兵吴襄率马步四万余往援大凌河祖大寿，结果吴襄临阵逃脱，被削职。第二年六月，为平息山东登州参将孔有德等兵变，吴襄随副将祖大弼出征山东，最后孔有德从登州乘船渡海，投奔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成为清初“三顺王”：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而吴襄恢复了总兵职务。

    随着吴襄官复原职，吴三桂也在当年任游击，时年20岁。崇祯八年（1635年），吴三桂被擢为前锋右营参将，时年23岁。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任前锋右营副将，相当于副总兵，时年26岁。崇祯十二年（1639年）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方一藻、总督关宁两镇御马监太监高起潜，报请朝廷批准，吴三桂被擢为宁远团练总兵，时年27岁。吴三桂从游击、参将到副将，再到总兵，升迁之快，超乎常规。一来和他懂文习武，能说会道有关，也和他父亲吴襄，舅舅祖大寿是总兵有关，还有一个关键是吴三桂拜御马监太监高起潜为义父。蓟辽总督洪承畴年初调到辽东，发现辽军缺乏训练，影响战斗力，用吴三桂为署练兵总兵官，负责练兵。后来吴三桂参加了几次战斗：杏山战斗，松山战斗，松锦大战。以上几次战斗吴三桂虽有战绩，既表现出智慧勇敢的品格，又暴露出怕死投机的秉性，这种性格的两面性后来影像并决定了吴三桂的命运。

    崇祯十六年，发生的四件事改变了吴三桂。

    一、正月，已投降的祖大寿在沈阳收到吴三桂的来信，祖大寿即将来信转交皇太极，皇太极回信道：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次机会，殊可惜耳。吴三桂在动摇中，虽然没有降清，但是已经给自己留出了降清的后路。

    二、春天，吴三桂奉命入关，驰援京师，抵御第五次迂道入塞的清军。行军迟缓，到达时清军已退，但是崇祯还是很器重他，感谢他来北京勤王。五月十五日，崇祯帝在武英殿宴请来勤王的的吴三桂等，赐吴三桂尚方剑。

    三、觐见崇祯后不久，吴三桂应邀到国丈田弘遇家做客。田宏遇有一位养女，是崇祯的田贵妃，很受宠爱。这时田贵妃已经病逝，田宏遇感到无助，他见吴三桂受皇上重用，便想巴结吴三桂，邀请他来家做客，就在这里，吴三桂遇见了陈圆圆。　四、九月，清军绕过宁远，打下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前后七八天，三座城池全部失陷，这样，吴三桂的宁远，成为山海关外一座孤城，这时的宁远，已经失去战略意义。到第二年，崇祯十七年，明朝正陷于灭亡，使吴三桂深深陷入大明、大清、大顺的夹缝中，徘徊不定。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大顺军直指京师，崇祯诏征天下兵勤王，命吴三桂火速领兵入卫北京。吴三桂从宁远入山海关，200里路程，走了十一天。同时李自成派唐通带4万两白银前去招抚吴三桂，吴三桂不答。等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吴三桂才到达丰润一带，犹豫观望，停止不前。

    李自成令诸将发书招吴三桂，命吴襄写信劝子投降，另派人带白银4万辆犒赏吴军官兵。吴三桂和众将商议决定归顺大顺。四月初五日，吴三桂行到永平西沙河驿，见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父吴襄为闯王部下行掠，吴三桂大怒，考虑到自己和清军结仇甚深，北归很难，而“李害父陷于不知，不必仇”，到北京后再辨明。接着听到京城被李自成部下大掠，拷掠净尽，自己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占，发现不能投降李自成，改变了投降李自成的初衷，寻找新的主子。

    吴三桂投降清王朝未必完全是因为“冲冠一怒为红颜”，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对于投降的地主阶级严厉拷掠，虽然已经占据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完全反对地主阶级，坚决消灭地主阶级，这样就和吴三桂的既有利益冲突，和吴三桂的家族利益冲突，和吴三桂的支持来源冲突。这时吴三桂已清楚的知道，他和他的阶级不能和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共同相存。

    献关降清晋爵平西王

    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一个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于胜，过大于功。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行投机，左右逢源，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首先，明朝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视。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

    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去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已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已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的主人，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几天以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可见，在李自成进京之初，吴三桂确曾投降过李自成。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的。但是，这一事件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合作的。因此，否认或是忽视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掳掠这一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

    核之《清世祖实录》卷3　顺治元年三月并无清军攻打山海关事。以此可知，此为吴三桂和李自成决裂后所制造的假军情。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了他的联清击李计划的实施。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很快，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解救不了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他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这说明，在清兵入关路线问题上，由于李、吴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吴三桂临时改变了决定，而这临时作出的新决定，是由使者代为口头转达的。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其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请求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痹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平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这就是剃发归顺清皇朝和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在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的一片石。次日，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在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兼之以连日作战，李军士气也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拚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凶猛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被击败了，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就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自明初以来，山海关一直是北京的门户和屏障。关门既已为清、吴军所有，北京即告危急。在军事上异常被动的形势下，李自成被迫西撤，途中，将吴三桂父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二十九日草草即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晨，仓皇撤离北京，率军西行归陕。与此同时，清、吴联军紧追不舍，长驱直入。五月二日进入北京，不久宣布迁都于此。这样，以吴三桂献关降清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吴三桂献关降清为清进据中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吴三桂也因此得到了新主人的最高奖赏：山海关之战刚刚结束，摄政王多尔衮即于军中承制，给吴三桂进爵为平西王。他请兵击败李自成，实现了亡明士大夫的共同愿望，又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赏识：南京福王政权建立伊始，便将他遥封为蓟国公，还派专使北上，携银犒军。一时之间，吴三桂这样一个在政治漩涡中挣扎图存、反复投机之人，竟然被戴上了“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的“世间伟人”的桂冠，成为了明清之际风靡一时的人物！

    杀故主晋爵亲王

    “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降清后，充当满清廷的鹰犬，打急先锋，从山海关直杀到云南，顺治十七年(公元1661年)在云南开藩，是为平西王。接着镇压了南明永历帝及李定国的抗清斗争，并绞死了永历帝。从此独据一方，在云南进行了二十三年的统治，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一是增兵索饷，图谋不轨。他养了大约七万人的军队，向清政府每年索饷九百万两，全省的赋税不足供他的军调，全省的粮食不足供他军队之需，而受害的却是云南百姓，当时米价每石涨至二十余两。二是霸占土地。他将原来云南土皇帝沐氏的庄园全部据为已有还不够，又掠夺了很多农民的土地，作为一个省会的昆明，几乎大部分土地已变成了他养军马的牧场。三是霸占矿冶，垄断商业贸易。他增重赋税，铸西钱以及后来的洪化钱等，控制了整个云南经济。四是兴建豪华王府和别墅安阜园。[3]

    清兵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政府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尽管如此，作为降清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政府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共同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也一度为清朝统治者所容许。但从长远看来，这一旗号又和清政府取代明朝、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的总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与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福王政权，他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再次，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朝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根据清政府的指令，顺治元年（1644）六月，吴三桂师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英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顺治二年八月，清政府将其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三年之后，清朝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新朝”的忠诚，不但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在西北地区抗清义军残部被剿杀殆尽之后，顺治八年，清朝政府又命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义军余部。几年之中，先后平定重庆、成都等两川重镇。顺治十四年，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顺治十六年，下云南。十八年，师出缅甸，擒斩桂王。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在李国翰死后，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顺治十六年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又以擒斩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其子吴应熊也选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就这样，吴三桂以千百万抗清义军的头颅博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并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权势的顶峰。

    折叠清朝叛逆

    然而，就在吴三桂开藩设府，坐镇云南，权力和声势都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却开始激化起来。就清朝政府而言，使用吴三桂攻打南明政权，是为了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为此目的，历时十数年，始将各地南明政权逐一消灭。在全国平定之后，清政府亟需在政治上实现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在军事上裁减军队以减轻财政上的压力。因此，早在占领云贵之初，便向这些地区派出了行政官吏，而后不久，又计划撤回和裁减满洲及绿营军队。清朝的这些措施，无疑是和当时整个社会都需要休养生息的要求相符合的。但是，由于十几年来吴三桂政治、军事势力的迅速增长，清朝的这些措施却触犯到吴三桂本人的利益。就吴三桂方面说来，在南明政权尚未消灭之前，他与清政府命运相连，必须拼死作战。但在云贵底定之后，他便作起了“世镇云南”的美梦，并处心积虑地要把云南变为自己的割据领地。在政治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于辖下的各级官吏，他“选用自擅”，“各省员缺，时亦承制除授，谓之西选”。与此同时，他还以重金收买在京朝官及各省将吏，为自己效劳。在经济上，吴三桂除利用政治特权籍没“故明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之外，还大肆兼并土地，“勋庄棋布”，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与此同时，他还“垄盐井、金铜矿山之利”，官卖各种土特产品，放高利贷，并凭借其庞大的财富，豢养宾客，收买士人。在军事上，他招纳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编为忠勇五营、义勇五营，加紧训练。此外，吴三桂还纵容部下将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杀人越货，毫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事实证明，吴三桂已经成为分裂割据势力的总代表。

    对于吴三桂的这些活动，清朝洞若观火。因而在云贵平定之初，便着手裁抑吴三桂的权势。康熙二年（1663）即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了他的平西大将军印信，接着，又“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六年，又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中央。同时，还剥夺了他的司法特权，“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吴三桂则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扩军索饷相报复。吴三桂和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康熙十二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而后，又对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撤藩要求也依例照准。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疏朝廷，请求撤藩，实则希冀朝廷慰留他。对于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康熙皇帝非常清楚。他认为，吴三桂和朝廷对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于是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允其撤藩，还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经理撤藩事宜。

    清朝同撤三藩的决定粉碎了吴三桂“世镇云南”的美梦。吴三桂气急败坏，暗中指令死党向撤藩使者请愿，要求停止撤藩，继而又拖延时日，与心腹将领密谋发动叛乱。他还指使其党羽以“九天紫府刘真人”的名义吹捧自己是“中国真主”，为反叛大造舆论。在经过一阵短暂的准备后，同年十一月底，吴三桂铤而走险，杀巡抚朱国治，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令部下“蓄发，易衣冠”，称兵反叛于云南。为了给自己的反叛活动披上名正言顺的外衣，吴三桂在“矢忠新朝”三十年后，又扯起了“复明”的旗号。反叛之前，他装模作样地率领部下祭扫桂王陵墓，“恸哭，伏地不能起”，对部下大加煽动。反叛之后，又发布檄文，指责清朝“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并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吴三桂**滇中十四年，这场叛乱又是蓄谋已久，因此，在反叛之初，吴军乘锐连下贵州、湖南，福建靖南、广东平南二藩和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如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之罗森、孙延龄，陕西之***，河北之蔡禄等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形势对吴三桂显得非常有利。在他看来，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远胜八旗，而揭起反满的旗帜，可以争取广大汉族士民的支持，就指挥才能而言，年轻的康熙皇帝又决非自己的对手。他以为自己又可以稳操胜券了。但是，实际情况恰与吴三桂的愿望相反。一是吴三桂兵力虽然强盛，但却不具战略眼光。在其起兵之后，既没有“疾行渡江，全师北向”，设法以军事上的胜利去推动政治上的成功；也没有“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或“出巴蜀，据汉中，塞淆函自固”，以建立巩固的后方，而是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镇。这就贻误了战机，给了清朝政府以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其次，由于此时清兵入关已经三十年，民族矛盾早已下降为次要矛盾。吴三桂以反满相号召不过是刻舟求剑，脱离实际。而且，吴三桂降清以来的自我表演也太充分了。在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矢忠新朝”，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曾几何时，他却又要“共举大明之文物”了。吴三桂的自我表演使人们看穿了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覆无常的野心家，一些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之更是嗤之以鼻，耻与为伍。因而吴三桂发出的“反清复明”的号召，在广大汉族士民中并未产生什么重要影响。

    再有，与吴三桂的估计相反，康熙皇帝虽然年轻，但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干。早在撤藩之初，便已对撤藩可能导致的后果有所准备，因此在他得知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后，镇定自若，措置得当。他首先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在政治上孤立吴三桂，而后，又在京师处死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同党，以打击吴三桂气焰，巩固后方。与此同时，为对吴三桂部下进行分化瓦解，康熙皇帝还宣布，在各省任职的吴三桂部下的亲属概不株连，各安职业。在军事上，康熙皇帝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征讨吴三桂，还分别派出得力将领硕岱、赫业、马哈达、科尔坤等分赴荆州、兖州、太原、四川等军事重地。虽然在叛乱发动之初，清兵有所失利，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是讨逆平叛，经济上是以全国制一隅，时间不长，便扭转了军事上的失利局面，使得正面进攻的吴军，不能越长江一步，双方在战场上暂时出现了相持的局面。

    康熙十五年是双方军事形势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由于兵兴三年，吴三桂深感兵力、财力严重不足，而吴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离心离德，各有图谋。与此相反，清朝政府却以全国的兵源、财源作后盾，数路出兵，进行反攻，并迫使各地之吴军处于守势。在湖广战线上，清军将领安亲王岳乐师出湖南，连克萍乡等镇，矛头所向，直指潭州。在西北战场上，自是年初图海任统帅以来，所向皆捷。六月，穷蹙无路的***被迫投降。在东部战场上，康亲王杰书也率师自浙入闽，连克重镇。十月，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师进入福州。受此影响，盘踞广西的孙延龄和盘踞广东的尚之信也表示要叛吴降清。十二月，孙延龄因事泄被杀，尚之信则遣使诣江西简亲王喇布军前投降。

    折叠衡州称帝

    康熙十三年为“周王”元年，并联合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和各地反清势力起事。

    康熙十五年（1676）十一月初五，吴三桂率兵经潭州至衡阳，以衡永郴桂道衡州知府衙门（旧衡阳市衡南县政府所在地）为“行殿”，指挥各路军事。

    清兵的反击挫败了吴三桂的锋锐，吴三桂为鼓舞士气，挽救危局，稳定军心、民心，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1678年3月23日），筑坛于衡州府回雁峰前馒头岭，举行称帝加冕典礼，称“大周昭武皇帝”，定国号为“周”，改元“昭武”，改衡州府为“应天府”，改钟鼓楼为“五凤楼”，回雁门为“正阳门”，大街名“棋盘街”等，一切用京城名称，册妻张氏为皇后，孙吴世璠为皇太孙，加封文武，百官颁制新历。大周帝国辖衡州、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和甘肃等省。八月开科录士，录取者60人。建造皇帝宫殿95间，象征九五之尊。

    康熙十七年六月初，吴三桂在都城衡州亲点大将马宝，并授计率5万大军南下，攻击兵家必争之地永兴，两战两胜，大创清军，一战击毙都统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三，夺据清兵河外营地（永兴依耒水而立，此水上接衡州，下通广东）；一战大败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宜思孝所率援军，营垒被冲垮，河南岸失陷，清军被迫退回广东，给清军和康熙以严重的军事打击。

    康熙十七年六月中旬，张皇后驾崩，吴三桂精神受挫。

    康熙十七年七月，吴三桂亲自部署对广东、广西的大规模进攻。在衡州派出大将胡国柱、夏国相率10万大军，突入两广，几度得手，尤其在广西取得了更大的进展，除了梧州，全部都被吴军收回。

    北部岳州战事由吴三桂侄儿吴应期主持，御清军于湖湘门外，清兵几次渡江，均未得逞。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衡州酷热，吴三桂加之心情不舒，焦虑过重，肝火过盛，便突然得了“中风噎嗝”的病症，随后又添了“下痢”病症，太医百般调治，终不见效。吴三桂便授意心腹大臣，迎接皇孙吴世璠来衡州继位，托付后事。八月十八日深夜，吴三桂在都城衡州皇宫驾崩，时年六十七岁，只做了五个多月的皇帝。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的侄、婿与心腹将领马宝、胡国柱、夏国相齐聚衡州，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派胡国柱回云南，迎吴世璠前来衡州奔丧。胡国柱到达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传达众将的意见，准备护送吴世璠去衡州继位。郭壮图有一女儿嫁给吴世璠，为保势力，力阻吴世璠离开云南，去衡州继位。

    康熙十七年(1678年)九月，吴国贵召集并主持诸将会议，讨论今后的方针大计。其制定至大计为“舍弃云南而不顾，北向以争天下：以一军图荆州，略襄阳，直趋河南；一军下武昌，顺流而下，经略江北。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拼死决战，剜中原之腹心，断东南之漕运，即令不能混一，黄河以南，我当有之。”　吴国贵虽是周帝国颇有眼光、有胆有识的统帅，但诸将欲保云南家小财物，此议没经慎重讨论，便被否决了。

    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一月，胡国柱等用棉裹吴三桂遗体，秘密载经宝庆入贵州，经宝庆入贵州，大将军马宝留守衡州（衡阳）。吴世璠迎至贵阳，并即帝位，康熙十八年改元为“洪化”元年，尊祖父吴三桂为“太祖高皇帝”，父吴应熊为“孝恭皇帝”。官制皆依三桂所定，郭壮图女儿晋封皇后。

    康熙十八年(1678年)二月初七，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复衡山县，五月中旬，吴国贵、马宝、夏国相弃衡州出逃，奔永州、辰州，入贵州。

    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清军复克大周帝国都城衡州（衡阳），结束了衡阳作为帝都的短暂历史。

    乘此时机，清朝政府加强了政治策反和军事进攻。康熙十八年（1679），克复湖南、广西。康熙十九年（1680），又下四川、贵州并进兵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春，师围昆明，并分兵克复附近州县。十月，昆明城内粮尽援绝，吴世璠自杀，余部投降。由吴三桂掀起的持续八年之久的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至此全部平定。

    降清别论

    “引”清兵入关经过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大同总兵姜镶投降大顺军。京师震动。因大同乃京畿西边门户，大同陷落，北京危殆。此时崇祯再也顾不得驻守关宁的吴三桂部所负北防重任，急令吴三桂入卫京师。三月中旬，获令后的吴三桂立即着宁远地区几十万辽民内迁，三月十九日（一说十六日）到达山海关，继而率兵西进京畿。二十二日吴三桂兵至玉田一带，这时突获京师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同时又获悉明居庸关总兵唐通已降大顺，并奉李自成令乘虚占领山海关。吴三桂进退失据忧心忡忡。

    就在吴三桂撤离宁远之后的两三天，都设沈阳的清廷业已探知。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一大喜讯。宁远这座城无疑是他们辉煌事业的一个黑洞。在那里长留着他们抹不去的耻辱。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初，他们那不可一世的、与明廷交锋百战百胜的大汗努尔哈赤所率的六万大军惨败在宁远城下。努尔哈赤也身负炮伤。清军撤回沈阳后，努尔哈赤羞愤交加终日忧忿，不久伤患（一说背痈）恶化，不治身亡。经过一番角逐以后，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

    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在出兵朝鲜获胜后，率凯旋之师猛扑锦州、宁远，志在必胜以报父仇、雪国耻。不期赵率教矢志坚守锦州、袁崇焕拼死保卫宁远。后金军死伤枕藉，皇太极不得不饮恨撤围。又一次惨败宁远城下。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太极暴卒。幼主福临立，多尔衮、济尔哈朗摄政。为树立威望，九月，济尔哈朗就迫不及待地率军猛攻明廷残留在关外最后几个军事据点。他很快攻占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但当他率军攻打宁远时，却遭到吴三桂的坚决抗击。宁远，这座城市简直是清的梦魇。从1626年到1643年，清军三次猛攻它都铩羽而归。然而没想到今天它竟然垂手可得。清廷真是大喜过望。急于建功立业的多尔衮等人闻讯当即下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

    三月下旬到四月初，吴三桂盘桓踯躅在永平、玉田一带。崇祯死、明廷亡，他和所有明廷故臣一样都在寻找出路。而一条最简捷的出路就是投降大顺。这并不违反礼教。改朝换代，自古亦然。既然明太祖贫僧一名竟是真命天子，那么李自成这个驿卒又为什么不能做皇帝呢？

    大顺对吴三桂的政策亦是招降。李自成遣使三桂，给予其四个月军粮及白银四万两，并声明“俟立功日升赏”。这对于已缺饷一年多的吴军确实是雪中送炭。吴三桂已有降意。就在这关键时刻，吴三桂先后接到两种文书。一是大顺使者所持其父吴襄劝其归顺李自成的书信，二是有人送给吴三桂密信，详告其父被刘宗敏抓捕追脏，遭到严刑拷打。其父已凑白银五万两，但离刘宗敏所索二十万两甚远。此外，吴三桂爱妾陈圆圆亦被刘宗敏霸占。吴三桂闻讯大怒。遂拔剑斩案、升帐演兵场，斩一名来使，将另一名割去双耳，令其传言李自成：“李贼自送头来。”同时，起兵回师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

    吴三桂从态度模棱两可转变为公开对抗，这在大顺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一派意见是立即予以征讨。另一派意见是暂时放置。持后一种意见的原因有二。一是刘宗敏、李过等已沉醉在胜利的欢乐中。拷掠故明脏官、坐拥声色美姬实在是不亦乐乎。不想立即再去冒死作战。二是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基于策略的考虑，认为暂不宜大举征伐。因为“新得京师，人心震迭”，而且吴军以“素能战”闻名，不可轻视。他们认为还是暂时维持现状，继续招降为上。但李自成力排众议，下令亲征。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兵十万，号称二十万东出京师。

    大顺朝决定征伐一事，吴三桂先期探知，大惊。他自忖断无抵挡大顺军的力量。为自保计，他决定向清借兵。条件是不但给予清财帛，而且“将裂地以酬”　。清对关内的这些变故并不详悉。它只知李自成陷京，崇祯身亡，应藉此中原大乱的机会与大顺一争天下。四月九日清大军起程沈阳。十五日行至翁后遇到吴三桂派来的特使。多尔衮等大喜且疑，并未加快行军速度。二十日到达连山。吴三桂第二次使者至。言李自成军已薄山海关，情况紧急。清军闻讯日夜兼程二百里，于二十一日傍晚抵达关外。二十一日白天，大顺军与吴军已有交战。吴军几不支。吴三桂再度遣使到清营，急催清军加入战斗。此时明了情况的多尔衮再不以吴三桂所言“不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为满足，他的志向是入主中原，故改而坚持吴三桂必须剃发以降方出兵相助。此时，吴三桂已别无选择。若明日单独与大顺军交锋，必将不敌，身家性命必毁于一旦。于是只得依多尔衮所示，亲往清营，剃发跪拜。次日，山海关大战展开。狡诈的多尔衮令吴军先与大顺军战。待交战双方皆疲，而吴军已显不支之时，方挥师跃入阵中。毫无思想准备的大顺军兵败如山倒。至此，吴三桂所谓借清兵以伐大顺，以复明室的设想已成泡影。在军事上、政治上已完全掌握主动权的清，只把吴三桂视为众多归降故明官员中的一个，并驱之若走狗来为其征服全中国的企图效力。

    折叠引清兵入关的客观原因

    基于农民起义军对地主豪绅阶级和故明官僚的痛恨，大顺军许多将士对明廷降臣进行拷掠追赃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李自成并不具备一个封建改朝换代者的眼光和胸襟。古代的农民起义并非近代、现代的民主革命。它只能是以一个新兴的王朝代替原有的王朝。大顺要能站稳脚跟就必须与故明官僚合作。而且这些故明官僚已抛弃朱明政权张开双臂准备与大顺朝合作了。如礼科给事中惠世扬就十分肉麻地向李自成下跪说：“天生老臣，以遗陛下。”可是李自成竟对个中奥秘欠缺洞悉。任由大顺将士去拷掠故明官员，甚至骚扰百姓，于是李自成大失京师民心。许多故明官员降后复萌叛志，有的则化装潜逃。

    从整体上来看，大顺的作法是丢弃了于自身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的故明官僚的合作，从局部上来看，是逼反了吴三桂。这既是促使吴三桂降清，也是使大顺朝由盛至衰最终覆灭的关键。对于那十几天－－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间－－里的情况各种史籍中有着略有出入的记载。在剧烈的变动面前，吴三桂情绪激动举止失措。有记载说他已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只是在还没有完全公开之时，又陆续得到父亲被关押拷掠和爱姬被霸占的消息。有说是，他还勉强能接受父亲的遭难，却决不能接受爱姬的受辱。他明白自己是处在清和李自成两大势力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出于父亲滞留京城的考量，还是从他与清拼杀了十几年的仇恨来看，他归降大顺才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三十二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武将在斩了李自成的使节并口出“李贼自送头来”的狂言后，就自断了这条应该走，并且本来已打算走的路。可是尽管如此他对降清仍有顾虑，以至在获悉李自成起兵后曾想自戕以了断一切。然而当他面对现实后，只得走出向清搬兵的招数。

    民间史学界多认为吴三桂并非一开始就是明朝叛臣，而是由于清打着“为君父报仇”的名义叩关，相对于攻占北京逼死崇祯帝的李自成，被明朝册封过的建州女真反而是自己人。联合清兵共同打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当时看来再合理不过。

    然而后续的发展并不如忠直的明朝旧臣所想。清以大明臣属的名义公开寻找崇祯之子，声称会将崇祯之子奉为正统，令其即位。却又自食其言，将明朝旧臣和内宫老太监都认定是崇祯第三子朱慈炯的人处死，并称此人是假冒的崇祯后裔。自此明庭失去了正统的继承人，明室的诸亲王都缺乏正统性和号召力，南明小朝廷也不得不走向了衰亡之路。此时的三大降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三人已是骑虎难下：清廷已经坐大，只有协助清廷消灭南明，才能保他们家族的平安，并消除他们降清的道德危机。明室虽从未薄待过吴三桂，身为降将的吴三桂却不得不积极的消灭南明，并最终手刃永历帝以向新主子表忠心。

    “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这是发自他内心的话，说明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的尴尬，曾经使他六神无主过。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事迹

    陈圆圆(公元1624年-1681年)，字畹芬，原姓邢名沅。中国常州武进(今江苏境内)人。姑苏名妓，能歌善舞，色艺冠时，江南八艳之一。

    陈圆圆当时已是“江南八艳”之一，名震天下。吴三桂，偶然一次见到她，倾心不已，可惜再见无期。他到处寻访，想用千金聘她，可惜她已经被崇祯皇帝妃子的父亲田畹抢走了，他们就这样失之交臂。可是，陈圆圆并不爱田畹，她弹琴吟诗，田畹并不懂得半句。田畹虽然对圆圆百般宠爱，但陈圆圆一看田畹白发佝偻，便心灰意冷。

    当时流寇猖獗，田畹托付吴三桂保护全家，并请他到家中欣赏歌舞。吴三桂因此又一次见到了仙女的陈圆圆，而她也认出了这位英姿飒爽的英雄统帅。两人再见恨晚，眉目传情。

    吴三桂以陈圆圆为交换条件，终于抱得美人归。两人郎才女貌，旗鼓相当，自然如漆似胶，浓情蜜意。

    可惜，吴三桂很快就要出关赴战场，他只好将陈圆圆放在家中，赶向山海关。但是他还未到战场，却传来京师沦陷、明帝殉国的消息。

    李自成杀进了京师，得知陈圆圆是天下无双，于是将陈圆圆据为己有。陈圆圆只有悲痛欲绝。

    本来，吴三桂已经要向李自成投降了，他把边关都交给了李自成的军队，准备回京。可是，他听说圆圆被李自成掠走了，当即恼怒不已，昏倒在地。醒来之后，他拔出宝剑，把案几砍成两段，誓要让李自成如同案几。

    他杀死李自成派到边关的将领，让所有将士都为崇祯皇帝穿上丧服，与三军将领歃血为盟，誓死消灭李自成。

    果然，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吴三桂勇挫李自成20万大军，李自成想要求和，吴三桂却寸步不让。终于，李自成被赶出了京城，吴三桂和圆圆得以相见。那一刻，陈圆圆泪如雨下，她想拔剑自刎，因为她已经不是那个洁白如玉的陈圆圆了。而吴三桂说，我日夜不停地赶回来，就是为了你。现在见到了你，你却要死，那我也跟你一起死吧。

    陈圆圆顿时泪流满面。

    吴三桂成为滇王后，带着圆圆来到了云南，终于过上了相知相守的生活。后来，吴三桂被攻入的清军杀死。相思成灾的陈圆圆也不能自活，跳入吴三桂为自己修建的莲花池中，香消玉殒了。

    可吴三桂怒发冲冠为红颜的故事，却永远地留了下来，刻在了每一个渴望有一个柔情铁汉的女子的心里，并永不磨灭。

    史料：家仇所使，引清入关

    现玉田县南部窝洛沽镇，仍保留着完整的《吴氏家谱》，其中记载，吴三桂引清入关的原因，皆因李自成逼迫吴三桂投降，未果，一怒之下，在北京杀吴家百余口，原文如下：“李贼进京，于宣武门外，杀吴家百余口.....”，并未闻怒发冲冠为红颜。家仇所使，这才是他引清入关的真正原因。

    折叠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后人对于吴三桂的评价不一，甚至是两极化。

    大部分人认为，由于他作为汉人，却与清朝勾结，导致大顺政权及南明政权等汉人政权的覆亡，加上曾杀死永历帝、明朝皇族、大臣等，故他的行为应被视为“汉奸”。因此故经常有人拿“现代吴三桂”这个称号来攻击对手。

    也有人认为，在动荡的明清交际时代，吴三桂不过是忠于他和他的家族利益行事，所谓汉奸评价实在太过苛刻。更有人指撰写《圆圆曲》讥讽吴三桂的吴梅村本人，最后竟然自己去做到清廷的国子监祭酒侍讲，在道德高度上实在没有资格去写诗辱骂同样是投清的吴三桂。

    折叠编辑本段文物史料

    折叠昭武通宝

    吴三桂在衡州（衡阳）称帝，并铸造的昭武通宝钱币在漳州诏安发现。这枚古铜钱直径3.5厘米，孔径0.8厘米，正反面都是篆体字，正面文字为　昭武通宝，背面为壹分。

    吴三桂称帝后的大周政权铸造了一批昭武通宝及利用通宝钱币，两钱并行，传世的“昭武通宝”有平钱及壹分钱二种，平钱有篆楷二种，人称“小昭武”。壹分钱人称“大昭武”，存世仅见篆书一种。流通范围为湖南、贵州、云南、福建、四川、广东、广西等地区。清政府平乱后，严禁昭武通宝下令一律收缴，因而昭武通宝绝大多数被付之一炬。当地专家称，该钱币在诏安首次发现，对研究当时的衡制、重量、度衡有一定的价值。

    折叠文县守御所印

    “文县守御所印”印，印面7.6x7.6cm，通高10cm。印铜铸，柱钮。印面阳线宽边框内铸阳文叠篆书体印文，右上起顺读。印台有楷书刻款“文县守御所印。礼曹造。周五年二月　日。天字四千六百九十三号”。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叛乱被彻底平定。文县守御所印刻年款为“周五年二月日”，说明此印是吴三桂称周王时颁行的地方官印，印款推行纪年，也表明吴三桂在衡州称帝之前即有称帝之心。印款编号之大，足见吴三桂当时的影响与号召盛极一时。此印的整体铸造形式与同类的清政府官印基本相同。

    折叠永历皇帝绝笔信

    将军本朝之勋臣，新朝之雄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逆肆志，突我京师，逼死我先帝，掠杀我人民。将军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原未尽泯也。奈何清兵入京，外施复仇之虚名，阴行问鼎之实计。红颜幸得故主，顿忘逆贼授首之后，而江北一带土宇，竟非本朝所有矣。南方重臣不忍我社稷颠覆，以为江南半壁，未始不可全图。讵鸾舆未暖，戎马卒至。闵皇帝（指弘光）即位未几，而车驾又蒙尘矣。闽镇兴师，复振位号，不能全宗社於东土，或可偏处於一隅。然雄心未厌，并取隆武皇帝而灭之。当是时，朕远窜粤东，痛心疾首，几不复生，何暇复思宗社计乎？诸臣犹不忍我二祖列宗之殄祀也，强之再四，始膺大统。朕自登极以来，一战而楚失，再战而西粤亡。朕披星戴月，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朕於贵州，奉朕於南（宁）、安（隆），自谓与人无患，与国无争矣。乃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勋，督师入滇，犯我天阙，致滇南寸地曾不得孑然而处焉。将军之功大矣！将军之心忍乎？不忍乎？朕用是遗弃中国，旋渡沙河，聊借缅国以固吾圉。出险入深，既失世守之江山，复延先泽於外服，亦自幸矣。迩来将军不避艰险，亲至沙漠，提数十万之众，追茕茕羁旅之君，何视天下太隘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竟不能容朕一人哉！岂封王锡爵之後，犹必以歼朕邀功哉！第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朕不能身受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能。将军既毁宗室，今又欲破我父子，感鸱鴞之章，　能不惨然心恻耶？将军犹是中华之人，犹是世禄之裔也。即不为朕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身之祖若父乎？不知新王何亲何厚於将军，孤客何仇何怨於将军？彼则尽忠竭力，此则除草绝根，若此者是将军自以为智，而　不知适成其愚。将军於清朝自以为厚，而不知厚其所薄，万祀而下，史书记载，且谓将军为何如人也。朕今日兵单力微，卧榻边虽暂容鼾睡，父子之命悬於将军之手也明矣。若必欲得朕之首领，血溅月日，封函报命，固不敢辞。倘能转祸为福，反危就安，以南方片席，俾朕备位共主，惟将军命。是将军虽臣清朝，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厚恩矣。惟冀裁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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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明末四大高僧

    中国佛教至明代已呈颓废之态，佛门各宗到此时后继乏人，社会各界对佛教也不象前代那样极力支持。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晚明出现了所谓四大高僧，收拾颓废局面，佛教出现了短暂的回升之势。这四位高僧指的是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其中云栖祩宏(1535-1615)被认为是明代中兴净土的宗师，而藕益智旭则在佛学理论方面作出了极有影响的发展。

    一、云栖祩宏(1535-1615年)

    别号莲池，俗姓沈，任和(今浙江杭州)人，一段时间内连续遭受父母双亡、丧妻、失子的本伤刺激，看破红尘，于三十二岁时出家，受具足戒后云游参学，后居杭州云栖寺。云栖祩宏对于华严圆融学说和禅悟都有极深的造诣，力主佛教内部的融合并归向净土。他认为，宋明佛教衰落的原因，就在于禅法的堕落和戒律松弛。禅家乱用机锋棒喝，公案泛滥，抓了鸡毛当令箭，扯虎皮当大旗。古人棒喝是为了引发禅机，要求施者明具慧眼，而当时的禅师们自己不悟，答不出来问题就伸出棒子打人，往往师徒们互不尊重，倒在地上打作一团，实在让人对禅失去了信心。云栖祩宏又试图以经教的权威性来拯救禅的危机，他说:

    "参禅者藉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饶汝参而得悟，必须以教印证，不与教合系邪也。(《竹窗随笔.经教》)"

    主张禅教合一的同时洙宏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禅净合一的论述上。在他看来，即便是有大慧根的人，修净土也是值得的，"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禅宗净土，殊途同归"，因而:

    "禅者净土之禅，净土者禅之净土，而修之者，必贵一门深入，此数语尤万世不易之定论也。"

    禅和净土完全失去了界限，禅是净土的禅，净土是禅的净土，洙宏把禅净合一发挥到极致。而且，"贵一门生入"，净土的易行性是无可质疑的。

    禅家有名言说:"本来无佛，无可念佛，佛之一字，吾不喜闻。"而净土宗则有训导说:"西方有佛，号阿弥陀，忆佛念佛，必定见佛。"两家差别可谓了然分明。可是祩宏一点也不觉难以调和，他说，参禅和念佛都是通向解脱的道路，适合什么就该做什么，提倡某一种法门在文字上与其它宗派发生冲突是不奇怪的。他举例说，当年的禅门巨匠如永明延寿、真歇清了等人，既是禅门巨匠，却又都修习净土有成，禅法高明，又谋得了好去路。接下来祩宏又从报身的角度证明净土的好处，他说，禅悟并不等于成佛，禅悟并不等于得到圆满的报身，很难达到真正的涅盘境界。念佛则不然，一心诚念阿弥陀佛，到了极乐国土后，有佛力的直接加持，终归能修到圆满的报身，永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祩宏为宣扬往生之法，特别强调所处时代的恶劣，即末法时代修法是十方困难的，禅家流于胡搅蛮缠，教家空头理论也做不周全，只有净土法门修起来最简单。净土之教，"专一心而向往，历三界以横超"，是"末法之要津"。"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总之，与其做各种各样枝节上的努力，不如直接抱住大树，就怎么也不会出叉子了。

    祩宏很清楚在明末的衰世，再讲高深的佛理已经不合时宜，故而，他重视一些浅显的说教和宣称，比如作《戒杀放生文》，宣扬佛教最基本的爱护生命的精神。他更不满于当时的佛教道场中男女混杂，不守时规的状况，作《水陆仪轨》整理佛教礼仪。这些都在民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紫柏真可(1543-1603)

    字达观，俗姓沈，江苏吴江人，是和祩宏同一时代的高僧，许多著名学者如汤显祖等都曾向他问教，可见其学问功底之深，真可一生参访尊宿，没有专一的师承，立志复兴禅宗，同时又对儒释道三家以及教内各宗持调和的态度，和当时佛教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合拍而动。真可一生从未受请担任寺院主持也从不开坛说法，但却十分重视语言文字在接度后学方面的作用。他把文字比作水波之相，禅比作水本身，据此发问说，如果一定要离开文字去求禅，岂不是和渴了饮水，却偏要拨开水波一样可笑吗?他又把禅比作春天，把文字比作花，两者互为表现，据此又得出了德山喝、临济棒都是文字，澄观疏、智者论也是禅的观点。

    真可对净土的评价很高，但却不象当时僧人们常说净土易修，他认为，参禅得悟固然难度不小，但是修成净土也不容易，不解佛法三昧，修净土也很难成就，对于那种"以为念佛求生净土易而不难，比这参禅看教，唯此着子最为稳妥"的看法，真可持怀疑态度。真可因此对净土看得很重，说倘若"到家果能打屏人事，专力净业，乃第一义"，这就是把净土捧到最高法门上去了。

    三、憨山德清(1546-1623)

    字澄印，俗姓蔡，安徽全椒县人。十九岁在金陵栖霞寺披剃出家，初从云谷禅师修习禅法，后随无极明信学习华严教法。二十六岁时，德清北游参禅，广访名家。万历四年(1576)，德清与祩宏的禅净合一说影响了德清。德清与紫柏真可交情也深。

    德清从师承上属临济宗的传人，其思想重点却在于禅教一致和禅净合一上。

    德清首先批判了禅宗的堕落。他认为自禅宗建立到宋初可算是禅门兴盛的时期，但随即就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明代，道场败坏到了难以收拾得地步。参禅者多，而且个个傲得愚蠢，把佛门仪式看成低贱的事，与佛法作怨家，嘴里说的是套话，又以胡言乱语为机锋，情况已到了十分糟糕的地步。

    解救禅门危机的良策是禅净合一。德清极力提倡宗杲看话禅，认为参禅之人只有抱住一个话头，发起大疑情，才有可能大疑大悟。看话禅与经教是一致的，禅不离教，教即是禅。

    "佛祖一心，教禅一致。宗门教外别传，非离心外别有一法可传，只是要人离却语言文字，单悟言外之旨耳。今禅宗人动即呵教，不知教诠一心，乃禅之本也。"(憨山老人梦游全集)。

    教禅两者都统一于一心这里，并非离开一心去参悟另外的禅。教诠释一心，所以也是参禅的根本。德清继承延寿的观点，把性相、禅教等都摄到一心之中了。

    关于禅净合一，德清的观点与真可稍有不同，真可把参禅看成是念佛的入门手段，德清却把念佛看成是参禅的必由之途。德清着重地指出，对于参禅者来说，心地不净是最大的障碍，"非念佛无以净自心"，心净了自然也就领悟了自心。"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烦恼消除，了明自心，即名为悟，如此念佛，即是参禅"。

    发展到了极致，德清要求参禅之人干脆把"阿弥陀佛"四个字当成话头:"念佛审实公案者，单提一声阿弥陀佛作话头，就于提处即下疑情，审问者念佛的是谁。再提再审，审之又审，见者念佛的毕竟是谁。"

    在德清眼中，明末已是佛教末法之世，人心恶浊，少有利根，所以只有从念佛入手参禅修道，他一再声称"念佛、参禅兼修之行，极为稳当法门"，而且，念佛往生净土可以作为任何学人的理想归宿，所谓"净土真修"，不但能对治禅门流弊，而且可以保证最终的解脱，因此，净土修行有不可比拟的优点。德清一再强调，念佛这一种法门，即可包容统摄其它所有法门:

    "......净土一门，修念佛三昧，此又统摄三根，圆收顿渐，一生取办，无越此者。以上佛祖，极力开示，已非一矣，无奈末学，志尚虚玄，以禅为高，薄净土而不为。"

    净土一门适用于任何根性的人，从大菩萨到声闻缘觉，从"愚夫愚妇"到"极恶之辈"，任何人都可以借此捷径修成正果，彻底地解决"生死大事"。到此憨山德清把禅完全地纳入念佛之中，两者甚至连特征上也失去了区别。德清晚年闭关念佛，昼夜念佛六万声，以禅师的身份大修净土，在禅门中实属罕见。

    四、藕益智旭(1599-1655)

    明末四大高僧中最晚也是影响最大的是藕益智旭(1599-1655)。智旭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江人。少习儒书，曾著《辟佛论》，对佛学进行批判，后来因为读到了祩宏的著作，转而信佛，二十四岁时，智旭从德清弟子雪岭出家，论师承也应算是临济宗门人。智旭出家后，有感于明末清初禅门败落之况，"每每中夜痛哭流涕"，甚至把法师骂成乌龟。起初他着意于宣传戒律，但根本没有人注意他的行动，从此他潜心研究佛经，开始做禅教一致与净土理论的工作。

    智旭的佛学深受天台宗学说影响，以一念统摄教禅各家，而最终则归于念佛的当下之念。智旭告诉信徒，不要在心外觅法，法外亦无处觅心，整天参禅、看教、学律，终是一念。一念者，就是要至心念佛，如果一切众生以此谛信念佛法门，那么教、禅、律都可以归入这一最高的法门中，不再有分歧了。

    智旭不但要把诸宗归入净土，还试图论证诸宗本来就出自净土，"若律、若教、若禅，无不从净土法门流出，无不归还净土法门"。念佛法门是一切法门的根本，是了中之了义，圆顿的圆顿，方便中的方便。古人早就摄禅于净。今人错会了古人的意思，如此等等，智旭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净土的圆满。当时的禅宗，在智旭看来，不过是"口头三昧"，街头卖弄口舌而已。总之到了智旭的时代，禅净合一已经变成了以净摄禅了。

    智旭思想的另一特色是他对地藏菩萨德大力宣扬，在智旭看来，要修净土，要追求现世的幸福，都必须至心供养持颂地藏名号，如此能切实地灭除罪报。

    地藏菩萨，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佛经中说他生生世世发下了数不尽的，最为深重的誓愿，如"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等等，所以是以大愿为其德性表征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又说，持颂地藏菩萨名号可以灭除五逆重罪，甚至于转变现报，故而在佛教徒眼中，这位菩萨是专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大神，民间把他推崇为阴间的教主，地位远在各殿阎罗之上。这当然是中国老百姓根据自己的想象所作的形象定位。事实上地藏菩萨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可说是尊崇之极，佛经上一再说明，过去、现在、未来无数的佛陀都是蒙地藏的愿力得以证道的，并且，在释迦入灭，弥勒未生之中的50多亿年里，娑婆世界众生的问题都交由地藏菩萨代为照料，所以地藏菩萨又是代理元首级的人物。

    智旭根据诸经认为，既然地藏菩萨威神力量可以消除各种先天、后天的罪报，那么，诵地藏之名号对于一般愚昧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十方必要的。崇祯九年(1636年)，智旭前往地藏九华山，住华严阁，专劝僧俗持念地藏菩萨名号。他曾结坛百日，持颂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五百万遍，又让僧俗共持"十万万"遍，"求转大地众生共业"，颇有关怀全人类的风范。在智旭的倡导下，地藏信仰在东南地区广为传播，九华山道场盛极一时。

    智旭的活动带有极强的宗教实践色彩，他不但大力宣扬以得救，还在具体的宗教行事中实施礼忏、持咒、血书、燃香等活动，有效地唤起了下层民众的热情，给处于兵荒马乱中的人们以巨大的精神安慰。

    净土往生也好，地藏信仰也可，智旭强调的都是一个信字，这在中国宗教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

    总结：可以说，发展到明清时代衰落的佛教僧人，已经不再着力于探索宇宙人生玄而又玄的解脱境界，而更多地把希望的眼光落到来世的幸福上去。从重视实践修行方面说，是对原始佛教精神的复归，但从其追求易行方便的实际作为看，各宗归净使得中国佛教失去了原有各宗鲜明特色，理论上融合混杂，难以谋求更大的发展。中国佛家发展至此，创造力的活力也近于灯枯油尽了。

    客观总结中国的佛教发展史，在明末四大高僧手中，揭开了中国佛家彻底转向信仰实修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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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一、

    明清时期盐行专卖制，获利甚厚，为商人争趋之业，而其中又以山西籍盐商为多，诸如河东盐区、长芦盐区、两淮盐区、四川盐区等，到处都有山西盐商的足迹。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大体说来，山西盐商多由以下几种人构成:

    其一、势豪望族。这是山西籍盐商中势大财雄者。如明朝议大夫阎蹯楚之祖、之父，均以“太原望族，贾淮上盐筴”1。又如张四维和王崇古家。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今永济)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万历三年(1575)以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人赞机务。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父，也是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官居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都是奔波一生，“足迹半天下”的商人。张四维共兄弟9人，四维为长，其三弟张四教从16岁开始经商，随其父从业沦瀛间，“治业滋久，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2，是非常能干的大盐商。张四维的四弟张四象，前妻王氏家也是商人。王氏去世后，张四象的继妻范氏，其家还是商人，其祖父范世逵在明初实施开中法时就经营盐业。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正，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先后在邓州、湖北襄阳、陕西、河南鲁山、甘肃张掖、酒泉等地进行贸易，积累一定资本后，贩盐于淮浙间。王崇古之兄王崇义则是长芦盐商。王崇古的伯父王文显也是长芦盐商。王崇古的长姐嫁给了沈廷珍，其长男沈江，是随其父活跃于扬越的盐商。

    张、王两家及其姻戚，多为盐商，而张四维官居内阁大臣，王崇古是边疆大吏，这样的家族业盐，真可谓财大势雄。所以御史永郜春巡视河东盐池后说:　“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郜永春所说之势要，就是指张四维、王崇古家而言。

    其二、皇商。皇商即官商。在清代的官商中，以内务府的皇商资本最雄厚，与清政府的经济联系最紧密，而其中又以山西介休范氏最著名。早在明初，范氏已在边塞地区进行贸易。历经七代，传到范永斗时已成为张家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商人。

    清人关前，范永斗即充内务府皇商。顺治初年，正式入内务府籍。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范永斗在其子范三拔的襄助下，利用皇商特权，插手盐、铜运销和对外贸易，势力越来越大，获利越来越多。从康熙到干隆初年，范三拔的儿子范毓馪、范毓　[香+奇]、范毓[香+覃]，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清政府先后授范毓[香+覃]太仆寺卿、范毓[香+奇]布政司参政。范毓[香+覃]以武举累擢为正定总兵官等要职。范氏利用其皇商特权，曾经营长芦和河东盐。从干隆四十六年(1781)范氏破产的清单中，可知范氏在直隶、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都设有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斤的仓库。

    其三、富商兼地主。如王履太、尉济美，老家都是山西人，“本北省富室，业盐淮南而家居”。又如山西平阳府富室亢氏，据马国翰《竹如意》卷下载:“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惶惶。亢独然，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不难看出，亢氏是一个大地主。亢氏经营粮店、当铺，而且还是个大盐商。据记载:“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这两家都是“业鹾”起家。亢氏在扬州业盐，曾与扬州“盐务商总”的安麓村齐名，有“北安西亢”之称，西亢即山西平阳之亢氏。

    其四、一般商民。这种人包括家贫而业盐者，如前述王文显，其父原至教谕，官卑而贫，王文显为长子，翱翔长芦之域，最后卒老于盐场。。亦农亦商者。如薛论，大同府天城卫人，其家世力田以农致饶，兄耕弟贾，业盐于淮。弃儒而贾者。如乔承统，山西襄陵人，系明季贡生，父乔养冲，中盐卒于扬州，承统遂弃儒而贾9。籍先人遗资业盐者。如杨近泉，振武卫人，“籍先人遗资，……挟数千金，装游江淮间”。

    明清山西盐商，不仅足迹遍于国内各大盐场，而且多富商。在两淮，“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太原阎蹯楚之祖、之父，在“淮上笑盐，积贮丰盈”。在长芦，如蒲商王文显，以盐商起家，“大室庐，备宾祭，毕婚嫁”13。清代山西介休范氏为长芦首富，拥有资本“百余万两”。在四川、当地“充商者，不尽殷实之户，每有将所领之引，出售与山陕客民行销”。在福建，据《福建盐法志》载:“官办各帮，本地商殷富者少，大半皆西商”。另外，从致富途径上看，有起边于商的，如蒲州人范世逵，“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积缗钱以万计”。如洪洞人李映林，“财雄里中，起为边商”。以贩运起家的，如临猗人阎天杰，“出应盐务，运发陕西长安、华阴两县，商事五年间，盈利数万。”

    一为善于心计。如蒲商王文显，经商40年，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致饶；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势伸缩”。又如范世逵，“有心计，……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再如蒲州人展玉泉，“虽居厘中，不切切计刀锥，凡废居迁易，内定于心”。

    二为精于计算。如盐商张四教，“居业沦瀛间，识量益宏达，综计精确，不屑较锱铢，每年羡于人所不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栗布勾股商分等法，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末年，业用大裕，不啻十倍其初”。

    三为父传子习。如展玉泉，“自其父时，以居沦瀛为业，玉泉方龆龀岁，因已从翁游焉。翁多画而善中，于时盐制方敦，诸近境类为它运司所侵，其滨海诸郡率私贩畿以右，又民善煮碱卤为盐，沦盐岁所发运不及额十之三四，诸贾人多去之，乃翁守其业不迁，仍付其子。近岁法制渐复，占沦盐者往往牟大利，诸贾人四方辐辏之，视昔时不啻十倍众矣，而唯展氏为世商，故蒲人谓教子不易，其业为有见也”[、。

    四为不辞辛苦。如范世逵，幼服贾四方，时“商人占淮浙盐者，责令输栗甘肃、宁夏等边，给通关领引，而守支于淮浙，谓之飞挽。然自开中以及支给旷日延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眺朒，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兰皋，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

    山西盐商所获之利润，其去向主要有四个方面:甲、奢侈挥霍。如盐商张四教，“襟度旷达，乐施好义，当其义气所激，即挥置千金不顾”。盐商亢氏，康熙时《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两”。乙、购置土地房屋。如前述盐商范世逵，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积缗钱以万计。又如张四维的祖母很疼爱次子张遐龄，临终嘱托长子张允龄说，遐龄不善生计，希望兄长能给予帮助。后来，张允龄便给了张遐龄一座庄院，让他靠土地过着悠闲的生活。可见张氏土地不少。张氏是大族，分居京师、蒲州，两地都有不少房宅。张允龄晚年因思念故乡，离京回原籍居住，特在城东十里新建别墅一座，院中花卉四时皆开，颇具规模。再如盐商亢氏，为“晋商魁首，家临汾，宅第连云，苑如世家”。据《扬州画舫录》载:“亢园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丙、投资它业。据清朝《军机处录副》载“晋省民人素善经营，从不肯将银钱闲贮在家，自(河东盐池)裁商之后，即将资本另行营运，或赴别省别图贸易”。大体说来，明代山西盐商资本多用于盐粮贸易。入清以后，经营范围逐渐扩大，兼及绸缎、皮毛、木材、洋铜、茶叶等。如乾隆《陕西周至县志》卷9载:“行盐贩木及开张绸缎、皮革皆属晋人。”丁、捐助饷款。这种款项以清代特别是清季居多。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这种捐输，一种是用于军事方面。如雍正时，清兵出征西北，山西盐商范氏一次捐输银44万两，一次捐输262万。山西介休人张英，主要经营河东盐，乾隆时捐输银14000两，助金川军需；嘉庆时又捐银2万两，以理军资。另一种捐输是恭逢皇帝巡幸。清朝皇帝经常去五台山巡幸，山西盐商只好“情殷报效，愿备赏银”。政府对捐输助饷的商人，给予奖赏，以资安慰。如太谷县盐商程凤南，“出囊中资，捐饷增课，力助军需”，“给九品顶带，以示特奖”。实际上这种捐输带有强迫性，常使商人视如猛虎苛政，以至嘉庆帝也感到这种横征暴敛有可能“激成事端”，告诫地方官员要妥善办之。戊，其它方面。诸如修路筑桥、祠庙义学、助赈义行等。运城盐池的姚暹渠，即由盐商捐银浚。

    在山西商人中，因经营盐业致富者较多。而这些商人，家境原来并不富裕，他们是经商后才富起来的。如前述王文显家，原来家中比较贫困，后来王文显外出经商，才得以添置家产，建筑新居，帮助弟妹完婚，使王氏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就连赫赫有名的大学士张四维，在其父辈家境也一般。其父张允龄经商数十年，仅是“产业略增”。后来张四维之弟张四教业盐后，由于四教为人十分精明，尤谙熟经营沦盐、淮盐，加上在京做官的兄长张四维的支持，得以致富。而张四维又在有财力的家庭支持下，官运亨通，最后得以入阁。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山西盐商的破产，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由于自身经营不善所致。二是由于封建政府干预，直至查封家产，判罪入狱。例如:盐商朱立基，山西凤台人，捐纳布政司经历，长芦盐商米立基，曾经营母舅王堂之常茂号。干隆二十五年(1760)，王堂接办内务府引地永庆号盐务，又由朱立基代办。由于常茂号本银早已用完，朱立基就将永庆号银两盐包陆续挪在常茂号营运，3年共享银91600两。干隆二十六年在河南的厂店盐仓被水淹没，亏折成本，兼之近年一切运盐需用绳斤、席片、车船脚价升值，卖价不敷运本，连年亏缺，常茂、永庆二号共折银25万两。干隆二十七年冬，经营期满，另换新商，成本帑课亏折，底里尽露，以至参追。政府一面将朱立基等家产并在外贸易资财等项封查，估价值银16万两，尚欠银9万两。同时将朱立基革经历衔，发附近充军，到配所杖一百，对其伙友也给予不同程度处分。另外，对所欠帑银，由曾经投资列名者王得宜包赔3万两，由刘运宏等11个保人包赔6万两。

    经济损失，而且要治罪。所谓帑利是指帑本和利息。清代的帑本有二:一为皇宫内务府贷出的资本，称内务帑本；一为由地方官衙借出的资本，称京外帑本。政府通过发放帑本，从盐商处获取巨额的生息银两。尽管帑息制度最初对盐商等集资金有一定好处，但是，法行弊随，仍然逃脱不了封建政府对盐商的高利贷剥削。特别是乾隆以后，出现了盐商既要偿还帑本，又还要报销捐输的状况。而政府方面却将盐商报销捐输之款又作为帑本再交盐商经营，同时还要付这一帑本之利息。盐商原有的资金，无形中变成了政府的帑本，并要付政府利息。这种帑本不仅对盐商毫无帮助，反而成为盐商的沉重负担。结果导致“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特别是在引盐滞销时，就使盐商陷入了负债累累的境地。而封建政府对拖欠帑息的容忍也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就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严重亏欠课帑的盐商抄家清产，最后导致盐商破产和身家复败。这也就是曾经动辄数十万银两的朱立基盐商集团，最后彻底垮台的原因。

    社会以商为末业和传统的儒学影响，并不以商为荣，而是重仕轻商，追求仕宦，这样就形成了如下几个心理特点:

    1.轻商重儒观。如盐商王文显之父，官教谕，职卑而贫。文显兄弟5人，文显为长，四个弟弟均望文显而立，以是文显弃儒就商，最后以商致富，为王氏之兴立下汗马之功。可是其父告老返家后，由于轻商思想作怪，首先让长子王文显分家出去，使文显大受刺激，悲作《五噫歌》，歌词中有“朝人扫除兮，出而暮思噫，清风飘裳兮，明月鉴之噫；古有履霜兮，实获我志噫”。其父听到此歌后，有所悔悟，父子才和好如初。当文显弟王珂举于乡时，其父高兴地说:“兄商而利，弟士而名，乃吾今何憾矣”。又如盐商杨近泉，虽为两淮盐笑祭酒，却“独喜与士子游”，当其子杨恂举于乡时，杨近泉在淮上闻捷，掀髯喜曰:“夫我乃不以儒显，儿子以儒显矣，尚何事贾，即日弃资斧北还，与乡老结社觞咏为欢”。再如盐商沈廷珍，“经商所至，必携小学通鉴，时诵习之，遇事辄有援证，工楷书，喜为近体诗”。

    2.锆营仕宦观。如蒲州盐商展玉泉，上数百金，得授归德之商丘驿丞，对其经营之沦盐，遂命其子掌之。临行时，高兴地对其子说:“我仕矣，得间或视尔”。展玉泉虽然只得了个小小驿丞，且受到了同业者羡慕，“荣其贾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业”。另外，在河东盐池专为商籍子弟设立了运学；在淮扬盐场，山西之阎、李，科第二百年。下述部分盐商子弟科举仕宦资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3.义儒经商观。盐商王文显的观点最为典型，他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所以善商者，身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4.积德行善观。如山西襄陵人乔承统，父中盐卒于扬州，承统弃儒而贾。承统弟得罪两淮盐督，亡去，追捕甚急，承统挺身而出，就狱，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产予弟。顺治二年(105年)，清兵南下，令军中所俘妇女，其家愿赎者，可放归。承统闻故旧女子多俘在中，乃遍访诸营，倾囊赎以归其家。又如临猗人阎天杰，经营盐业五年，盈利数万，旋辞商归家，倡修庙宇，周济苦民，每于岁暮，设施饭衣，终身不倦。

    经济状况、心理状态的分析，鉴于盐是一种专利品，获利大，以至连皇室族人也插手其间，所以在山西盐商中，势豪望族大地主不乏其人，他们上下勾结，左右盐业，从中谋取暴利，至于一般商民只能拾其残羹。从山西盐商的发展过程看，他们大体是:　(1)以盐商起家，登上仕途，利用权势，支持其商业；(2)利用先人遗产遗资，投资盐业运销，增殖资本；(3)通过盐业与其它商业互相支持，互为补充，扩大财富。山西盐商的成功，除了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和本省拥有运城盐池的自然条件外，他们善于经营和不辞辛苦，也是成功之道。但由于当时的社会主要是自然经济的格局，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以致他们虽然集中了一些资本，却不能投资于生产事业，其资本一部分被他们挥霍掉，一部分购买了土地，一部分被捐输助饷。加之，由于受封建文化的束缚，他们在心理上追求的是仕宦儒学和封建伦理道德，这种由商人到仕宦之途，而不是由商到工的道路，可以说是明清商人的悲剧。究其原，还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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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明末三大军之关宁铁骑

    关宁铁骑是明末组建的一支兵力并不很多、但战斗力相当强的骑兵部队，是明末最精锐的部队，能与满清的八旗军正面交锋(明末三大军)。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关"是指山海关，"宁"指宁远，山海关、宁远、锦州等辽土是大明抵御后金的重要防线，孙承宗力主"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因此在归附的辽民中精选身体强壮者充实军队，同时大力栽培祖大寿、满桂、赵率教等一大批辽将。

    明末三大军分别为:关宁铁骑--祖大寿;秦兵--孙传庭;天雄军--卢象升。其名称是后人所加。

    关宁铁骑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精锐部队，是历代骑兵中的强悍军队之一。关宁铁骑与三国曹魏的骑兵方队;汉武帝的重装骑兵;唐太宗李世民的"玄皂骑兵";岳飞的"背嵬军"，共同记载于历史典籍。明朝的多种书籍中记载了关宁铁骑的作战历程;《明季北略》中明文提到，三桂手下有"关宁铁骑"数千，皆敢战，建州为之惧。关宁铁骑全部使用当时最先进之三眼神铳，极为强悍。这种武器全身带刺，即可远战，也可近战当狼牙棒使。

    翻阅的史籍中，吴伟业在清顺治九年成书的《绥寇纪略》中明文使用"关宁铁骑"这四个字。但是依据当时的舆论倾向，"关宁铁骑"不大可能是指袁崇焕训练的骑兵，而有可能是戚继光抗倭之兵中的一个分支。袁崇焕当时有"投敌叛国"之嫌，直到清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时，乾隆下诏为袁崇焕翻案，而这时已经是150年后了。而《绥寇纪略》成书於顺治九年，此外《　太宗实录　》六十八卷，吴伟业本人没有参与《　太宗实录　》的编纂，不可能有机会提前知道内幕，所以他本人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歌功颂德。

    根据《绥寇纪略》明确指出所谓"关宁铁骑"指的就是祖大寿的家将入关所带的军队。　祖宽(胡人，见明史)是祖大寿的家仆，祖大乐是祖大寿的堂弟。此两人携家将部队入关清缴农民军。

    根据《明季北略》明确记载祖大寿组织家丁，形成一支善战的部队。《明季北略》明确给出了关宁铁骑的定义:"铁骑者，山北近河北、山西、辽阳人，俱控弦习战之士。"可见家丁中的来路是比较复杂的，多是弓骑的战士。

    同时《明季北略》里说吴三桂也有一支"关宁铁骑"。考虑祖大寿与吴三桂的关系(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之父吴襄是祖大寿的部下)，这是同一支部队。谈迁的《国槯》参考了《绥寇纪略》等书，这里谈迁称之为"关辽铁骑"，同样指出是汉人组成。

    《明史》中介绍辽东将领尤世威中，也有这么一段:"七年命偕宁远总兵官吴襄驰援宣府。坐拥兵不进，褫职论戍。未行，会流贼躏河南，诏世威充为事官，与副将张外嘉统关门铁骑五千往剿。"与《绥寇纪略》《明季北略》，经查询史料确定，此为杨嗣昌崇祯四年任山永巡抚时在山海关所编练的关门铁骑营。与传闻中的关宁铁骑无关。

    所谓铁骑，不外乎两种解释:1　披挂铁甲的战马的骑兵，2　借指精锐的骑兵。因祖大寿和吴三桂的兵属于关宁军，才称其为"关宁铁骑"。　这与传闻中的铁血军团没什么关系，可证传闻为假。

    而关宁铁骑也并非为孙承宗所编练，根据熹宗实录，天启六年袁崇焕上书辽镇军编制，依然沿用孙承宗所额定的编制，并没有关宁铁骑。到天启七年，户部尚书郭允厚疏言:"关门内外兵马自枢辅裁定，而后连匠役杂兵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一员名在内共一十万七千三员名马骡五万三千八百五十二匹头　。"又一次证明关宁军依然是孙承宗所定编制。

    根据《明档》记载，崇祯元年三月前后，有约十万众蒙古部落归顺明廷，被时任辽抚安置在锦州附近，辽镇将领即从中招募大批精壮善战之夷人充做家丁，时锦州总兵祖大寿更直接将部分蒙古人整编为降夷左右营，以蒙古部落首领为将，成为了祖大寿直属指挥的一直精锐军队，人数约三千人左右。

    关宁铁骑也并非袁崇焕所编练，袁崇焕被任命蓟辽督师是崇祯元年四月，七月入都见皇帝，后面一直忙着平兵变，策划杀毛文龙，然后就是己巳之变被捕下狱。短短一年多时间并未来得及对关宁军做出变动。梁启超《袁崇焕传》与金庸所著《袁崇焕评传》也均无关宁铁骑的记载。

    袁崇焕下狱后，祖大寿成为了辽军方面的军事首脑，任辽镇总兵官。从此，以祖大寿为首的以降夷为主要战力的祖家军跨上了主导明代辽东十数年的历史舞台。随着崇祯八年，祖家军的将领祖宽、祖大乐带以降夷家丁为主的部队入关剿匪，祖家军的善战之名即在关内传开，至崇祯九年，有人开始以"关宁铁骑"称呼祖大寿所领的以家丁为主力的祖家军。

    吴三桂其父为吴襄，与祖大寿是姻亲关系，也属于祖大寿军事家族内的一员。当祖大寿于松锦之战投降于皇太极后，吴三桂即成为祖家军在明朝辽军方面的代表。其麾下三千家丁也成为其所依赖的重要战力。

    综上，历史上真实的关宁铁骑实为祖大寿为首，以家丁为主要战斗力的一只家族化的军队。因大凌河之战与松锦之战，祖氏家族大部降清，这只军队也得以为清廷所用，成为了汉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战成名：

    明天启七年5月，皇太极领着百战精兵来到宁远城下，在宁远外围扎下九座大营，形成了对宁远的包围之势。刚刚登基不久的皇太极面对宁远城，心情很是复杂。当年，父亲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宁远城下，被炮火轰成重伤，不治而亡。所以，皇太极这次有备而来，就是要打下宁远，为努尔哈赤报仇雪恨!

    三声号炮响起，数万八旗骑兵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直向宁远城下冲去。战鼓咚咚，马刀闪闪，喊声震天。

    明军还是延续以往的战法，在城上用大炮轰击。一排又一排的八旗兵在炮火中倒下去，人仰马翻，血肉横飞。皇太极面无表情，坚定地一挥手，八旗军冒着炮火继续冲击。为了这场胜利，他已经研究过明军的战法，他知道，只要冲过这片开阔地，一旦进入炮火的死角，就是八旗军的天下了。

    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把皇太极吓愣了，也让八旗军的将领们惊呆了。大炮仍在城上轰击，炮火硝烟中却杀出一支几万人的马队，马上士兵手持三眼铁铳，离八旗军百八十米就开始射击，铅弹如狂风般向八旗军扫来。八旗军还没等明白过来，明军已经冲到近前，把三眼铁铳调过来，抡起如铁锤似的枪把便向清兵头上砸来。

    一场短兵相接的大混战，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了中午，八旗军的尸体铺满了旷野，宁远城外血流成河。眼见着伤亡越来越大，皇太极只好下令撤军。

    战后，皇太极才知道，这支凶猛异常的部队就是袁崇焕新组建的关宁铁骑。

    九千铁骑守北京：

    有了这支铁骑驻守在宁远，八旗军再也没敢进犯。崇祯二年秋，皇太极避开关宁铁骑，率军绕道蒙古草原，于10月26日突破喜峰口入塞。毫无准备而且刚刚才因为欠饷闹过兵变的明军在如狼似虎的八旗军冲击下，顷刻间土崩瓦解。30日，清军合围了北京的最后一道门户遵化。

    袁崇焕得知后大惊失色，要是皇太极攻进北京城，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军掠走的那一幕可就重演了!时间紧迫，袁崇焕再次想到了手中的关宁铁骑。命令离北京最近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带领4000轻骑立刻出发，急援遵化;自己亲率九千铁骑随后跟进。

    然而，出乎袁崇焕意料的是，赵率教领军赶到之前，遵化已经陷落，赵军于城外几十里处中伏，全军殉国，赵率教英勇战死!

    随后跟进的袁崇焕得知凶讯后，下令，人不下鞍，马不停蹄，全军转向蓟州，一定要把清军拦截在蓟州。

    九千关宁铁骑赶到蓟州时，狡猾的皇太极却已带领军队绕开蓟州向通州进发。通州离北京只有四十里，是京师的门户，容不得半点闪失。袁崇焕又率领铁骑来到通州，刚刚驻扎下，得知八旗军已开往北京城。就这样，袁崇焕率关宁铁骑，追着八旗军的屁股，在京畿之地疲于奔命。待赶到北京城下时，已是人困马乏，有的战士累得连刀都拿不起来了。

    皇太极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他采取拖兵之计，先把关宁铁骑累垮，然后再在北京城下，当着明朝皇帝和文武百官的面，全歼关宁铁骑。

    清晨，关宁铁骑与八旗军在北京城下拉开阵势，这决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一边是皇太极亲自指挥的数万八旗大军，兵精粮足;另一边，则是袁崇焕和他的疲惫之师关宁铁骑，人数只有九千!

    袁崇焕深知此战关系到明朝的存亡，他的战前动员很简单，也很有煽动性:"我们的身后是什么?　"士兵回答:"是北京，是皇帝!　"袁崇焕说:"还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如果不想让他们落到鞑子兵手里，成为他们的奴隶，我们应该怎么办?　"士兵挥动手中的刀枪大声喊:"杀死他们，杀死他们!　"喊声如雷，声震原野。

    此时，皇太极正在调兵遣将，他认为，关宁铁骑不过万人，肯定采取守势。他准备调集全部人马，以泰山压顶之势，一举冲垮关宁铁骑，拿下北京城。却没有想到，袁崇焕竟然乘他们调动之时，率军突然发起冲击。九千骑兵一人一支三眼铳，密集的弹雨猛烈地向还没做好准备的八旗军扫去。清兵猝不及防，队伍马上被冲得七零八落。

    经过四个时辰的激战，八旗军终于支撑不住开始退却。皇太极再一次败在关宁铁骑手下。

    九千关宁铁骑打败了数万的八旗军，完成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明王朝因此而延续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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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孙承宗

    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杰出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1。

    万历三十二年（　160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1。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

    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　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机小题大做，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假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1638），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谥号文正。﹝当作文忠,见明史本传﹞著作有《高阳集》。

    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等四部分组成，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很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如说：“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所谓“用火”即是发扬火力；所谓叠阵即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战斗队形也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方、圆、曲、直、锐等各种队形，向人们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步、骑、炮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形，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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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历史上的魏忠贤

    魏忠贤（1568年－1627年12月11日），字完吾，北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汉族，原名李进忠。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由才人王氏复姓，出任秉笔太监后，改名魏忠贤。明朝末期宦官。明熹宗时期，出任司礼秉笔太监，极受宠信，被称为“九千九百岁”，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

    朱由检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自缢而亡，其余党亦被肃清。

    一、自阉入宫：

    魏忠贤少时家境贫穷，混迹于街头，不识字，但却懂得射箭与骑马，喜欢赌博，迷恋酒色，　魏忠贤经常一群恶少年赌博，有次，他赌博大输后感到很苦恼，便恨而自宫，改姓名叫李进忠，因早与宫中太监熟识通融，谣传因此未净全身，仍有一粒睾丸。后来又改回原姓，得皇帝赐名为魏忠贤。魏忠贤自万历年间被选入宫，隶属于太监孙暹，靠巴结他进入了甲字库。他又请求做皇长孙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巴结上了魏朝。魏朝多次向王安称赞魏忠贤，王安也就善待他。长孙的乳母叫客氏，一向私下服侍魏朝，这就是所谓的对食关系，到魏忠贤进宫后，客氏又与他勾通，客氏于是冷遇魏朝而喜爱魏忠贤，两人结成了很深的关系。

    二、飞黄腾达

    泰昌元年（公元1621年），明光宗朱常洛驾崩，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年号天启。魏忠贤和客氏并受宠爱。没过一个月，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荫封她的儿子侯国兴、弟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哥哥魏钊为锦衣卫千户。魏忠贤不久从惜薪司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魏忠贤不识字，按例不能进司礼监，但因客氏的缘故，他得以破例。

    天启元年（1621年），朱由校诏令赐给客氏香火田，给魏忠贤记治理皇祖陵墓的功劳。御史王心一劝谏，朱由校不听。到朱由校大婚时，御史毕佐周、刘兰请将客氏遣出宫外，大学士刘一火景也这么说。朱由校恋恋不舍，说：“皇后年幼，尚需老媪护理，等皇祖大葬后再谈。”魏忠贤独占客氏，逐出魏朝。他又忌恨王安主持正道，阴谋杀死了他，将他名下的阉官全部斥退。客氏淫毒凶狠。魏忠贤不知书，但记忆力很好，性猜疑残忍而且阴毒，好阿谀奉承。皇上非常信任这两个人。两人势力更加嚣张，他们用司礼监王体乾和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人为羽翼，宫中人都不敢忤逆他们。后来客氏出宫，但不久又被召入。御史周宗建、侍郎陈邦瞻，御史马鸣起、给事中侯震先旸后极力谏阻，都受到斥责。给事中倪思辉、朱钦相、王心一又向朱由校进言，都被贬往外地。他们都还没有指向魏忠贤呢。魏忠贤于是劝朱由校选择武阉人，制造火器在宫内操练，并秘密勾结大学士沈翭为援。他又每天引导朱由校沉溺于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之中，刑部主事刘宗周首先弹劾他，朱由校大怒，赖大学士叶向高相救，才得以获免。

    三、专擅朝政

    当初，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年久，对政事已感到厌倦，章奏多不批阅。廷臣逐渐建立起门户，他们以过激惊人的言论为时尚，借国本之争，指斥宫禁。宰辅大臣被言官弹劾攻击，常常被迫称病引退。吏部尚书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海内士大夫多依从他。“东林”之名从此而始。后来“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发生，整个朝廷如同在打官司。与东林党相对抗的，众人便把他目为邪党。天启初年，大臣几乎全被罢免斥退，有识之士已担忧搞得过激将要发生变乱。到魏忠贤势力形成后，他的党徒果然图谋要依靠他排挤东林党。而徐大化、霍维华、孙杰首先依附魏忠贤，刘一火景和尚书周嘉谟都被孙杰弹劾而离去。但当时叶向高、韩火广正在辅政，邹元标、**星、王纪、高攀龙等都官居高位，左光斗、魏大中、黄遵素等人在言路，他们都全力主持清议，魏忠贤没能得逞。[

    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校评修庆陵功，荫封魏忠贤的侄儿为锦衣卫指挥佥事。给事中惠世扬、尚书王纪评论沈翭与魏忠贤、客氏交通，结果都被贬职。正好初夏下冰雹，周宗建说冰雹下得不合时令，是魏忠贤谗言和邪恶造成的。修撰文震孟、太仆寺少卿满朝荐也相继这样说，都被罢免。

    天启三年（1623年）春，魏忠贤引荐私人魏广微为大学士。令御史郭巩攻讦周宗建、刘一火景、邹元标以及杨涟、周朝瑞等人保举熊廷弼，说他们袒护奸邪之徒，误了国家。周宗建反驳郭巩受了魏忠贤的指使，御史方大任也助宗建攻击郭巩和魏忠贤，但都不获胜。这年秋，朱由校诏令魏忠贤和客氏的儿子侯国兴所庇荫的锦衣官准予世袭。兵部尚书董汉儒、给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论纷纷劝谏，朱由校不从。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将内操军增加到一万人，内穿甲衣出入宫禁，恣意作威施虐。他假传圣旨将朱常洛的选侍赵氏赐死。裕妃张氏有身孕，客氏阴谋杀死了她。又革除成妃李氏的封号。皇后张氏妊娠，客氏施计将她堕了胎。朱由校因此缺乏子嗣。其他被害的还有冯贵人等宫嫔，以及太监王国臣、刘克敬、马鉴等人。禁宫事秘，无法详尽了解。这年冬，魏忠贤兼领东厂事务。

    四、东林党争

    天启四年（1624年），给事中傅木魁交结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为兄弟，上书诬告中书汪文言，并且连及左光斗、魏大中。汪文言被投进镇抚司监狱，并将被大行罗织罪名。执掌镇抚司的刘乔接受叶向高的教导，不给汪文言定罪。魏忠贤大怒，将刘乔撤职除名，用私人许显纯来代替他。这时御史李应升就内操的事进谏，给事中霍守典因魏忠贤乞求祠堂匾额而进谏，御史刘廷佐以魏忠贤滥加荫封进谏，给事中沈惟炳以设枷锁进谏，魏忠贤都假传圣旨给予斥责。于是副都御史杨涟非常愤怒，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奏疏上呈后，魏忠贤害怕了，向韩火广请求调解。韩火广不答应，他便跑到朱由校面前哭诉，并辞掉东厂职务。而客氏从旁为他解释，王体乾等人也一起护着他。朱由校懵然不辨真相，便温语安慰他，而在第二天打回杨涟的奏疏，痛加斥责。杨涟既被斥责，魏大中以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抚宁侯朱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声等七十余人，纷纷上奏魏忠贤的不法之事。叶向高和礼部尚书翁正春请将魏忠贤遣回私宅，以平息公众的指责。朱由校不许。

    那时，魏忠贤很气愤，想将异己者全部杀掉。顾秉谦便偷偷地把魏忠贤所忌恨的人记录下来，交给他，让他逐个将他们贬斥。王体乾又倡议用廷杖，威胁廷臣。不久，工部郎中万火景上书指责魏忠贤，立即被杖死。魏忠贤又借御史林汝翥的事侮辱叶向高，叶向高因此辞职而去，而林汝翥也被杖打，廷臣都很恐惧。一时间被罢斥的有吏部尚书**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以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前后数十人。其后又驱逐韩火广和兵部侍郎李邦华。正直之士离开朝廷，就如摇动枯树纷纷落下的叶子一样。魏忠贤于是假传圣旨用旧例转科道官员。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寺丞，恢复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用徐兆魁、王绍徽、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人作为他的爪牙。不久，又起用拟被遣戍的崔呈秀为御史。崔呈秀于是编造《天鉴录》、《同志录》等，王绍徽也编造《点将录》，都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火景等为魁首，并将不依附于魏忠贤的人全部网罗进去，将他们指为东林党人，献给魏忠贤，魏忠贤很高兴，于是这帮小人更加向魏忠贤献媚，连手攻击东林党。

    当初，朝臣争论三案以及辛亥、癸亥这两年的京察和熊廷弼一案，魏忠贤本没有参预。其党徒想凭借魏忠贤的权力排挤那些正直之士，便相继归附魏忠贤，自称义子，并且说：“东林党将要害您老人家。”因此，魏忠贤也想自图快意。御史张讷、倪文焕，给事中李鲁生，工部主事曹钦程等，竞相打击报复好人，而御史梁梦环又重兴汪文言一案，将他下到镇抚司拷打至死。许显纯编录囚犯供辞的文书，词语连及**星、杨涟等二十余人，使他们或被撤职或被遣戍。又逮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将他们牵连进熊廷弼案中，投进监狱，拷打至死。又杀熊廷弼，将他的亲家御史吴裕中杖打至死，又将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侍郎公鼐等五十余人撤职逐出，朝中机构为之一空。而特召亓诗教、刘述祖等人为御史。凡是与魏忠贤有私人关系都得越级升迁，于是魏忠贤的党羽遍布朝野。

    五、祸害天下

    那时候，东厂的缉捕人员四出横行，凡他们缉访过的地方，不管情况是虚是实，都被整得稀烂。外戚李承恩，是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家中藏有公主赐给的器物，魏忠贤诬告他盗窃乘舆服饰等禁物，将他判了死罪。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的奏疏时，击掌赞叹，家奴将他告发，结果怀贤被杀死，家也被抄了。武弁蒋应阳为熊廷弼讼冤，立即被诛死。民间偶有言语触犯了魏忠贤，便被捉拿杀戮，甚至被剥皮、割舌，被杀者不可胜数，人们路上相遇，只能以目传意，不敢言语。这年，记门功，魏忠贤得加恩三等，庇荫都督同知。又荫封他的族叔魏志德为都督佥事。升傅应星为左都督，并表彰他的母亲，而以魏良卿为佥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务。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皇帝仪仗队组成，魏忠贤得以庇荫都督佥事，他又派党羽李永贞假冒浙江大盗李实上奏，逮捕惩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以及已辞官归乡的江浙籍人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遵素、李应升等。高攀龙投水而死，周顺昌等人死于狱中。苏州百姓见周顺昌被捕，很不平，便打死了两名校尉，巡抚毛一鹭便逮捕颜佩韦等五人，将他们诛死。刑部尚书徐兆魁治理狱案，凡是魏忠贤所恨的人，便判以重刑。魏忠贤又听从霍维华的意见，命顾秉谦等人编修《三朝要典》，竭力毁谤东林党人。御史徐复阳请拆毁讲学书院，以绝党根。御史卢承钦又请立东林党碑。海内人士都屏息丧气。霍维华于是教魏忠贤在边防冒进邀功。

    辽阳男子武长春逛妓家，说了些妄言，被东厂擒拿。许显纯将他拷打治罪，故意夸大其辞说：“长春是敌人间谍，如不擒获将有变乱，赖东厂臣属忠诚机智，立下奇功。”朱由校诏封魏忠贤的侄儿良卿为肃宁伯，赐给宅第、庄田，颁给铁券。吏部尚书王绍徽请尊崇他的先世，朱由校诏令赠魏忠贤以上四世为肃宁伯。魏忠贤又假传圣旨派他的党羽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守山海关，收揽兵权。再给他记功，庇荫都督同知和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各一人。浙江巡抚潘汝桢奏请为魏忠贤建祠堂。仓场总督薛贞说草场失火，赖魏忠贤救助，得以无害。于是为他歌功颂德的人相继不断，各地祠堂都从此开始兴建。

    六、打击异己

    编修吴孔嘉与同宗人吴养春有仇，便诱使吴养春的奴仆告发主人隐占黄山，吴养春父子结果都死于狱中。魏忠贤派主事吕下问、评事许志吉先后往徽州抄他的家，株连相属，非常残酷。知府石万程心中不忍，削发挂职而去，徽州几乎酿成祸乱。其党羽都督张体乾诬告扬州知府刘铎代李承恩图谋陈解狱案，勾结方术士方景阳诅咒魏忠贤，结果刘铎竟被斩首。又以睚眦之怨，诬告新城侯的儿子锦衣卫官员王国兴，将他判以死罪，并罢免主事徐石麒。御史门克新诬告吴县人顾同寅、孙文豸写诔文祭奠熊廷弼，两人被判犯了妖言罪斩首。又逮捕侍郎王之肕，将他毙死狱中。凡是魏忠贤素来所恨的，像韩火广、张问达、何士晋、程注等人，虽已离职，也要将他们从官籍中除名，重的则被充军，死了的还要追赃，将他破家。有些魏忠贤偶然忘了的，他的党羽一定追论前事，激起魏忠贤的怒火。

    当时，内外大权全归于魏忠贤，阉官除王体乾等人外，还有李朝庆、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做左右拥护。外廷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称为“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称为“五彪”。还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人，称为“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而做崔呈秀这帮人门下的，又不可胜数。从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都遍布他的死党。他内心忌恨张皇后，这年秋，便诬告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纵奴犯法，然后假传中宫旨意，企图撼动张皇后，朱由校为他按奴法治罪，并责备张国纪。魏忠贤不满意，又派顺天府丞刘志选、御史梁梦环轮番揭发张国纪的罪状，并说皇后不是张国纪的女儿。正好王体乾危言劝阻，魏忠贤这才罢了。

    天启六年（1626年）冬，三殿建成。李永贞、周应秋上奏魏忠贤的功绩，朱由校遂进封魏忠贤为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那时已晋封肃宁侯，这时又晋封肃宁公，食禄按魏国公例发给，再加恩庇荫锦衣卫指挥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书薛凤翔上奏给魏忠贤赐府第。不久太监陶文上奏喜峰隘口筑成，督师王之臣上奏筑山海关城，刑部尚书薛贞上奏大盗王之锦狱案，南京修建孝陵竣工，甘镇奏捷，蕃育署丞张永祚擒获盗贼，他们都说是出于魏忠贤的筹划和计策。魏忠贤又自己上奏三年缉捕的功劳，朱由校下诏褒奖。半年之中，魏忠贤所庇荫的有锦衣卫指挥使四人、同知三人、佥事一人。又授给他的侄儿希孟世袭锦衣卫同知，外甥傅之琮、冯继先为都督佥事，而升崔呈秀的弟弟崔凝秀为蓟镇副总兵。名器被僭越滥用，至此达到了极点。他的同党全部坐镇蓟、辽，以及山西宣府、大同各险要之地。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人每年都向他奉献名马以及珍玩之物，从不间断。

    七、海内献媚

    天启七年（1627年）春，又派崔文升总督漕运，李明道总督河道，胡良辅镇守天津。崔文升原来曾侍奉光宗服药，受到东林党的攻击。海内争相望风献媚，督抚大臣如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相为魏忠贤颂德立祠，纷纷攘攘，唯恐不及。下及武夫、商贾小人。无赖之徒也都为他建祠。这些祠堂都建得极为工巧，他们侵占百姓田宅，砍伐坟地树木，谁也不敢控诉他们。而监生陆万龄甚至请求以魏忠贤配祭孔子，以魏忠贤的父亲配祭启圣公。

    当初，潘汝祯首先上书，御史刘之待会藁迟了一天，即被撤职除名。而蓟州道胡士容因不备具建祠书文，遵化道耿如杞因入祠不拜，都被投入狱中，判了死罪。因此天下的风气，章奏无论巨细，都称颂魏忠贤。宗室如楚王朱华、中书朱慎鉴，功勋外戚如丰城侯李永祚，廷臣如尚书邵辅忠、李养德、曹思诚，总督张我续以及孙国桢、张翌明，郭允厚、杨维和、李时馨、汪若极、何廷枢、陈维新、陈尔翼、郭如暗、郭希禹、徐溶等人，都是佞词连篇，不顾羞耻。魏忠贤也时常给他们加以恩泽作为报答。所有的奏疏，都称魏忠贤为“厂臣”而不称其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在起草圣旨时，也必说“朕与厂臣”，没有人敢直写魏忠贤的名字。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画下图像上报朝廷。黄立极等起草圣旨说：“厂臣修德，故仁兽到。”妄言欺骗竟至于此。朱由校前后赐给他嘉奖令无数，所发给的诰命都仿九锡文。

    这年从春到秋，魏忠贤冒领汪烧饼擒获阿班歹罗铁的功劳，累计庇荫锦衣卫指挥使达十七人。他的族孙希孔、希孟、希尧、希舜、鹏程，姻亲董芳名、王选、杨六奇、杨祚昌，都官至左、右都督和都督同知、佥事等。客氏的弟弟光先也加封为都督。魏抚民又从锦衣卫调任尚宝卿。而魏忠贤的志愿还没达到，正好袁崇焕上奏宁远捷报，魏忠贤于是令周应秋上奏封他的族孙魏鹏翼为安平伯。再记三大工程功劳，封他的侄子良栋为东安侯，加封良卿为太师，鹏翼为少师，良栋为太子太保。于是他普遍赏赐群臣，用崔呈秀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唯独将袁崇焕的功劳废弃不录。当时鹏翼、良栋都还在襁褓之中，还不能走路呢。良卿甚至还代天子供祭南北郊社，祭祀太庙。于是天下都怀疑魏忠贤要篡夺政权了。

    朱由校性机巧，好动斧锯以及涂漆之类的事情，累年不倦。每次在拉线削墨时，魏忠贤之辈常来奏事。朱由校很厌烦，荒谬地说：“我已知道了，你们好自为之。”魏忠贤因此便任凭自己的意愿恣行威福。他一年中多次出行，每次总是坐着文轩，羽帘青盖，四马如飞，铙鼓鸣镝之声，随着轰隆而过的车轮，隐没在飞扬的黄土之中。锦衣卫官校腰围玉带，踏靴着衤夸，提刀相随，夹驰于左右，厨师、优伶、百戏、奴婢这些随从的人，又以万计。百官的奏章，要用快马才能赶上。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欢呼九千岁，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20]　而魏忠贤还左顾右盼，不加理睬。客氏居于宫中，胁持皇后，残虐宫嫔。偶尔出宫回私宅，侍从声威显赫，光照道路，看上去就像是皇帝的仪仗队。魏忠贤原来愚笨无所长，他的党羽便日夜教他，又有客氏做内主，于是群凶肆虐，荼毒海内。

    八、权宦末路

    天启七年（1627）秋八月，朱由校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朱由检素来熟知魏忠贤的罪恶，自己深加戒备，魏忠贤的党羽开始恐惧了。杨所修、杨维垣先攻击崔呈秀以试探朱由检心意，主事陆澄原、钱元悫，员外郎史躬盛于是纷纷论奏魏忠贤。但朱由检隐而不发。

    于是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一与皇帝并列，二蔑视皇后，三搬弄兵权，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王封爵，六目无圣人，七滥加爵赏，八掩盖边功，九剥削百姓，十交通关节。奏疏呈上后，朱由检召见魏忠贤，让内官读给他听。魏忠贤非常恐惧，急忙用重宝贿赂信邸的太监徐应元，求他解救。徐应元是魏忠贤从前的赌友。朱由检知道这事，便斥责徐应元。十一月，便将魏忠贤发往凤阳安置，魏忠贤在去凤阳的途中，仍豢养一批亡命之徒，朱由检闻悉后大怒，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北京审判。[22]　李永贞得知消息，连忙派人密报魏忠贤。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行到阜城时，听到后一项命令，便与同伙李朝钦在阜城南关客氏旅店痛饮至四更，最后一起上吊自杀。　朱由检诏令将魏忠贤**，悬头于河间府。将客氏鞭死于浣衣局。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都被处死，并暴尸街头，还抄了他们的家。在抄客氏的家时，得八名宫女，大概想仿效吕不韦所为，所以人们尤其憎恨她。

    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朱由检命大学士韩火广等人审定逆案，这才将魏忠贤的党羽尽数逐出，东林党人又得以进用。那些与逆案有关的人日夜图谋报复。其后温体仁、薛国观之辈相继执政，他们暗中排挤正直人士，为翻逆案做准备。朱由检也厌恶廷臣结党营私，于是又委任宦官，而逆案中的阮大铖等人终于肆毒于江左，直到灭亡。

    九、亲属成员

    配偶：客氏

    族叔：魏志德

    侄子：魏良卿

    外甥：傅应星

    族孙：魏希孔、魏希孟、魏希尧、魏希舜、魏鹏程

    姻亲：董芳名、王选、杨六奇、杨祚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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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明朝京师禁卫军

    禁军三大营是明朝军队中最精锐的野战部队.由明成祖朱棣亲自下令组建,分别为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

    内卫京师，外备征战.

    一、五军营

    明代禁军三营之一，由马军、步军组成。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明太祖时设大都督府，以节制中外诸军，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48卫卒。成祖北迁后，增为72卫。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始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称为五军。除在京卫所外，每年又分调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各都司兵16万人，轮番到京师操练，称为班军。

    明太祖时设大都督府，以节制中外诸军，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四十八卫卒。成祖北迁后，增为七十二卫。永乐八年（1410年）始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称为五军。除在京卫所外，每年又分调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各都司兵16万人，轮番到京师操练，称为班军。十二营、围子手营、幼官舍人营、殚忠营、效义营附五军营中。五军营设提督内臣一人，武臣二人，掌号头官二人，大营坐营官一人，把总二人。各军营设坐营官一人，马、步军队把总各一人。平时操练营阵。皇帝亲征时，答应居中，五军分驻于外，为作战主力。

    二、三千营

    三千营，明永乐时禁军三大营之一，以塞外降丁三千骑兵组成。嘉靖中改名神枢营。

    之所以叫三千营，是因为组建此营时，是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的，当然后来随着部队的发展，实际人数当不止三千人，三千营与五军营不同，它下属全部都是骑兵，这支骑兵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是朱棣手下最为强悍的骑兵力量，他们在战争中主要担任突击的角色。

    三千营分作五司:

    掌执大驾龙旗、宝纛(dào)、勇字旗、负御宝及兵仗局什物上直官军。

    掌执左右二十队勇字旗、大驾旗纛金鼓上直官军。

    掌传令营旗牌，御用监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官军。

    掌执大驾勇字旗、五军红盔贴直军上直官军。

    掌杀虎手、马轿及前哨马营上直明甲官军、随侍营随侍东宫官舍、辽东备御回还官军。

    三、神机营

    神机营是中国明朝永乐前期创建的禁军三大营之一，也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建立的火器部队，担负著“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重任，是朝廷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

    永乐八年(1410年)征交趾(今越南)时，朱棣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明成祖在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神机营也成为明军的一个兵种。该营是京军三大营之一(其余两营是五军营及三千营)，装备有火枪、火铳等，后期又添置火绳枪。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处于领先地位，比欧洲最早成为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创建于1510　年)，要早一个世纪左右，是明代早期火器部队领先于世界的佐证。

    神机营担负着"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重任，主管操练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兵，是皇帝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神机营与明初创编的卫所驻军的编制不同，其最高编制级别为营，营编提督内臣2人、武官2人、掌号头官2人;营下编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各设坐营内臣1人、武臣1人，除中军下领四司外，其余各领三司;每司设监枪内臣1人、把司官1人、把牌官2人。营专习神枪、神炮。稍后，又得都督谭广马5000匹，称五千下营，附于神机营，设官如神机营以下各军，营下编四司，每司设把司官2人。

    据史载，神机营为了能够保证长时间持续的射击，通常使用"三段击"战术，此战术分为三排，前一排首先由处于队列第1、3、5、7、9、11等位置的士兵射击，再由处于队列第2、4、6、8、10、12等位置的士兵射击。前一排的士兵在每一次射击之后，马上将神机铳递回中间一排的士兵，同时从中间一排的士兵手中接过装好弹药的神机铳。中间一排的士兵一方面负责从前排士兵的手中接过射击之后的神机铳，并向后传递给第三排的士兵装上弹药;另一方面负责从第三排士兵的手中接过已经装好弹药的神机铳，并向前传递给前一排的士兵。如此反复轮换，战斗力十分强大。

    此一战术最早为明初名将沐英所创制，是所有前添枪最核心的战术，领先西方二百余年，领先日本二百余年。

    此方法本用于对付沐英防守地段起义军的大象，后经朱棣将其改良并用于对付机动性更加的骑兵，先由装备火铳的士兵射击敌方骑兵，射击后立刻退向军队侧翼之后便由五军营及三千营的骑兵继续对敌方骑兵展开第二次打击，其后便由五军营的步兵用制(反)骑兵武器对对敌方骑兵进行第三次打击。其对骑兵的杀伤力非常大。

    明朝的战争形态，战争模式和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其中火器的应用是起到了核心作用。如果说中国的火器在战场上的应用，宋朝是萌芽阶段的话，那么明朝就是大发展的时代，而出现这种形势则是与朱元璋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的。

    朱元璋在长江附近起家，在他发展之初，就有一个叫焦玉的人献上他所研制的火器，于是朱元璋的队伍成为了江南起义军中可以说是唯一的火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起义军。江南水网纵横，再加上刘福通的北伐，蒙古人引以为傲的骑兵队伍发挥不了应有的威力，于是拥有火器的朱元璋很快就尝到了甜头。在与陈友谅的一系列战斗当中，火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洪都保卫战当中，陈友谅挥军六十万围攻洪都，结果洪都的朱军在火铳的帮助下使陈友谅久攻不下。而其后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的军队更是发挥了火器的威力，使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等火器，开创了在水战中以"舰炮"轰击敌舰的先例。

    明朝建国后，火器成为了明军的制式兵器之一，通常明军的构成为"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火器的比例占到了10%。而随着火器的发展明朝出现了两个新的兵种，一个就是神机兵(火器兵)，而另外一个则是车兵--战国时期被抛弃的战车重新焕发青春。

    明代永乐年间，创建了战略机动部队--神机营，它与五军营、三千营一起随皇帝出征。神机营以火炮，即铜火铳为主要装备，它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炮兵部队，使炮兵成为一个独立兵种，完成特定的军事任务。神机营创建后，多次跟随明朝皇帝出征,用手中的厉器--铜火铳作战。神机营的铜火铳作战时，列于阵线前列，各炮队之间有一定间隔，便于装填炮弹，可以轮番齐射，用炮火摧毁敌人阵地。1410年2月，明军受到蒙古军队阻击，神机营立即用炮火突击阻敌，敌军的防守阵地被神机营的炮火所摧毁，大部分守军在炮火中丧生。明军的骑兵部队发起攻击，大获全胜。

    但是，风势轮流转。时光到了1449年10月，蒙古兵越战越勇，步步进逼，12万蒙古兵已经攻到了京城附近。守备京城的将军命令神机营设伏于北京德胜门外。10月13日，蒙古兵兵临城下，明军守卫部队派出骑兵小分队，将蒙古兵引入神机营设伏地区。

    明军的神机营装备着最早的火炮--铜火铳。而且，神机营久经百战，有着火炮战和机动战的经验。在蒙古兵被引入神机营设伏地区后，守城的将军一声令下，神机营的大小铜火铳一齐开火，大小铜火铳发射的石制或铁制的球形弹丸，一齐射向蒙古士兵,用来杀伤敌人。

    神机营的大小铜火铳打乱了蒙古兵阵形。此时，城内外明军乘势出击，大败蒙古兵。在这次京城保卫战中，神机营的铜火铳发挥了重要战斗作用，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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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魏良卿的功勋。。。

    以前一直听说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被封为公爵，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功勋，今天看《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时，忽然发现了这样的一段：

    天启六年十月，魏忠贤被进封上公爵位，从子魏良卿也被封宁国公。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原来，朝廷兴修三殿至此告成。这自然是大功一件，且全仗魏忠贤督察有方。于是太监李永贞上奏其功，吏部尚书周应秋也连声附和，魏忠贤便被进爵上公，还要加恩三等。一位太监，竟在短短几年内爵至上公，无以复加，似乎在本朝尚无先例。不过，对魏忠贤，当然可以特例特办。

    至于其从子魏良卿的进爵的理由，则稍稍有点见不得人。这位魏良卿，本早已是被封了肃宁伯、肃宁侯的权贵了，不过总还要找个机会继续予以提拔，方显得他魏家的与众不同，也符合朝廷内举不避亲的用人原则。当然，照顾总是难免的，谁让他是魏忠贤的从子呢？更何况魏良卿还是为朝廷立了不少功的。如先前被封爵伯侯，就是论功而赏的。立功经过是这样的：这一年的春天，有位名叫武长春的辽阳男子，在逛妓院时，乘着酒兴，信口开河说些大逆不道的言辞，被东厂的人抓获，由许显纯掠审严讯。审讯的结果是：如果武长春的案子不及时破获，那么肯定会有犯上作乱之举，后果不堪设想！幸亏赖厂臣忠智，才立此奇勋。魏良卿当然是得了头功。天启帝知道后，自然十分高兴，论功行赏，给封了肃宁伯，赐了铁券(可依此免死)，不久又把他晋升为肃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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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以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实在是不敢置信，于是请教了流星大神，然后流星叔叔给出了《熹宗实录》里的记载：

    ○吏部尚书王绍徽疏言：查得大明会典一款，国初因前代之制，列爵五等，非有社稷军功者不封，子男后革，所封公侯伯皆给诰券，或世、或不世，各以功次为差。看得奸细武长春等当奴酋猖獗之时，潜伏京师，群不逞之徒，作为内宄，危在社稷，且欲谋泄庙谟为奴酋内应，所关军功莫甚焉。幸赖魏忠贤缉获叛党，奠安根本，功在社稷，又令逆谋未逞，制胜庙堂，使宁远告捷，摧积年之强虏，其于军功大有禆也。比之宁晋伯刘聚，彼以折冲千里，此以扫靖肘腋，辉目□夬，简册先后齐方，勋庸诚无二也。要与封爵之典合，至给诰券，或世、或不世，其带砺之盟所关匪细，相应题请，非臣等所敢擅拟。得旨：当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贼内应之奸，非但封疆胜负攸关，抑亦宗社安危所系。魏忠贤膎预发不轨之深谋，大挫积年之强虏，捷音虽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宁晋先后齐芳世爵褒封，允当特封忠贤侄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为肃宁伯，世袭宫衔，照旧岁加禄米一千一百石。其遗下世袭锦衣卫都指挥使另行承补锡之诰券，与国同休，誓以山河，永世无斁，藉此彝典，作劝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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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深刻地意识到，厂公德配天地，威镇寰宇，古今无比！厂公的侄子都这么厉害，赤手空拳粉碎了在妓院里颠覆国家的阴谋，天启皇帝知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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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魏忠贤与魏朝

    魏忠贤,明末宦官，明熹宗即位后，开始平步青云，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昏暗的宦官专权的序幕，一时厂卫之毒流满天下，一大批不满魏忠贤的官员士子惨死狱中；一大批无耻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某些阿泱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耗费民财数千万。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他自称九千岁，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明崇祯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自缢而亡，其余党亦被彻底肃清。

    客氏之所以要力挺魏忠贤，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俩是“两口子”，伴侣关系。在古代宫廷中，太监和宫女长期不能过正常家庭生活，生理和心理不免失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流行一种“对食”关系。从字面上看，是男女合伙吃饭的意思，实际就是临时夫妻。两人虽不能真的“那个”，但意思意思也聊胜于无。

    早在汉代，宫里的这种男女互助关系就叫“对食”。到明代，因宫女常为一个固定的宦官热菜热饭，所以又称女方为“菜户”，也就是“临时老婆”的意思。单身男浆洗做饭有困难，单身女挑水劈柴乏力气，互相一补充，就协调了，有助于稳定宫内的服务人员队伍。万历皇帝原本最恨宫中男女配对儿，曾禁止过此类不伦关系，但人之基本需求，哪里禁得住？于是后来他也就不管了。

    这个客氏，原先是“小魏”——乾清宫管事兼兵杖局掌印太监魏朝的“菜户”。魏朝是最早伺候并保护由校的太监，是真正的侍卫有功。由校对魏朝很信任，刚一即位，就给他安排了这两项要职。他和客氏，都是由校的旧人，年纪又相当，可说是很般配的一对儿。

    这样论起来，客氏还是“大魏”魏忠贤的弟妹。可是一来二去，魏忠贤也瞧上了客氏。魏朝升了官以后，忙昏了头，魏忠贤便趁虚而入。如《甲申朝事小记》所说，这两个魏“共私客氏”。不过魏朝一开始并不知情，头上戴了顶大大的绿帽儿。宫中的其他人却知道底细，都等着看笑话。

    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魏朝就是再迟钝，也有所察觉。他这才明白过来：自己曾经出大力气救下来的这个“魏哥”，原来是个白眼狼！魏朝气不过，便去责骂客氏。可哪里知道，客氏却更看好魏忠贤，当场就与魏朝翻了脸，两人高声对骂。

    事情公开化了，魏忠贤要有个态度才行。此时的客氏，正是如日中天，魏忠贤掂了掂分量，便一脚蹬了利用价值相对较低的老弟，公开跟客氏结成了对食。

    魏朝当然耿耿于怀。就在天启帝即位后几个月，某日晚，时近丙夜（半夜零点），魏忠贤和客氏在乾清宫西阁亲热嬉闹。恰巧魏朝路过，听到里面的浪笑，不禁气血上涌——卵虽然没有了，可是自尊心还有。他一脚踹开门，揪住了魏忠贤，抡拳就打。

    二人你来我往一场恶斗。那魏忠贤年纪虽大，但年轻时骑马射箭都练过，身手要敏捷得多，几拳就把魏朝打了个乌眼青。

    魏朝见势不好，一把拽过客氏就跑，魏忠贤跟在后面撵。两人“醉骂相嚷”，一直打到乾清宫外，惊动了已经睡下的天启帝。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东厂太监邹义、秉笔太监王安、李实、王体乾、高时明等，也都被惊醒。

    什么人这么大胆？天启帝穿衣起来，到了殿内，卢受等八名太监侍立两侧，二魏“并跪御前听处分”。几个太监知情，就对天启帝说：“愤争由客氏起也。”

    天启帝一听就明白了，他不但一点儿没生气，没准儿还在心里乐，态度和蔼地对客氏说：“客奶，只说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酌中志》）

    有皇帝愿意作裁判，客氏就大胆地表示了她的选择。她早就厌恶魏朝的“佻而疏”，喜欢魏忠贤的“憨而壮”。有了这一表态，天启当场就点了鸳鸯谱，让魏忠贤今后专管客氏之事。名义上是让魏忠贤负责有关客氏的事务，实际是皇帝给他们俩做了大媒。

    魏朝一看自己要彻底出局，心如刀铰，连忙哀求客氏不要太绝情。

    王安在一旁看不下去，怒其不争，狠狠打了魏朝几个耳光，勒令他去兵杖局养病，从此调离乾清宫。

    谁也想不到，这件宫里太监的“家务事”，对明末的政局、对当事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命运，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历史有一扇诡异的门，就在此刻悄然敞开了。巨奸大蠹，从此得以登堂入室。几个在场的太监各自回去后，也许心里只是好笑。不过，巨变就从这一夜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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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历史上的客氏

    客氏（？－1627），明末保定定兴（今属河北）人，其夫名侯二。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18岁时成为日后的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的乳母。

    熹宗即位后,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客氏依仗熹宗的眷顾，与魏忠贤勾结作恶多端，人称“客魏”。把持朝政十余年，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崇祯帝即位后被处死。

    乳母客氏

    魏忠贤阉党集团中，首逆除魏忠贤外，另一位便是熹宗的乳母客氏。魏忠贤的流毒，主要肆　虐于外廷，正直的士大夫多受其残害。客氏的险恶，主要集中于宫中，不依附于己的宦官及　后妃多受其害。客氏之所以能够专宠于宫中，首先是因为其熹宗乳母的身份。熹宗即位之初　，生母王氏已然去世。前面谈过，熹宗的父亲朱常洛在正妃死后没有再立妃子，即位后也没　有册封皇后，因此，熹宗也就没有嫡母了。宫中地位较高的是两位李选侍，即东李和西李。　客氏以乳母受宠于熹宗，在宫中的气焰远高于两位选侍。

    客氏名巴巴，本是定兴县侯巴儿（侯二）之妻，生子侯国兴。她在18岁的时候被选入宫中，　充当皇太孙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美貌妖艳，在宫中本就不能安分。魏忠贤先前侍奉过的太监　魏朝，就曾与客氏“对食”。原来，宫中值班太监不能在宫内做饭，每到吃饭时间，只能吃　自带的冷餐，而宫女则可以起火，于是太监们便托相熟的宫女代为温饭，久而久之，宫女与　太监结为相好，称作“对食”，又作“菜户”，与外间夫妇无异。明初，这种现象还是偷偷　摸摸的。到了万历以后，则是公开的了。如果有宫女久而无伴，甚至还会遭到其他宫女们的　嗤笑。客氏先后对食的“菜户”，有魏朝、魏忠贤。魏朝与魏忠贤为了得到客氏，曾经起过　争执，而最后由朱由校裁决将客氏配给了魏忠贤。据一些笔记史料记载，客氏的私生活，并　不仅限于魏朝与魏忠贤。她甚至可能与朱由校有染，所谓“邀上淫宠”。年纪轻轻的朱由校　，对于三十几岁年轻美貌的客氏诱惑，定然是无法把持。熹宗即位后不到10天，就封客氏为　奉圣夫人。客氏此后与皇帝出入，形影不离。天启元年二月，皇帝大婚，娶了张皇后。客氏　自然必须回避了。熹宗为此对客氏优容有加。若非客氏是已婚入宫，恐怕又是一个成化时代　的“万贵妃”。不过，客氏在朱由校做皇帝期间，作为一个乳母所受到的隆遇，的确是前所　未有的。每逢生日，朱由校一定会亲自去祝贺。她每一次出行，其排场都不亚于皇帝。出宫　入宫，必定是清尘除道，香烟缭绕，“老祖太太千岁”呼声震天。

    客氏宫中为恶的第一步，就是除去光宗朱常洛的原来亲信宦官、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王安　是明代少有的为士大夫所称道的宦官之一。他为人刚直，从万历二十年（1592）就服侍朱常　洛、朱由校父子。尤其在移宫一事上，他联合外廷的杨涟、刘一■等大臣拥朱由校登基，使　朱由校摆脱了“西李”的控制。熹宗登基后，也很感激王安，言无不纳。魏忠贤也投靠在他　门下。然而，王安此人，“刚直而疏”，心思不够缜密，又常常患病。因此，他与熹宗的接　触逐渐变少，而魏忠贤借客氏之力日益亲近熹宗，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天启元年（1621）五　月，朱由校任命王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按照惯例，王安自然要推辞一番。这时候，客氏的　作用便显现出来了。她劝熹宗干脆批准了王安的辞呈。然后，魏忠贤嗾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　王安，再利用秉笔太监的身份矫旨将王安发配到南海子去做净军——宦官军队。从魏忠贤本　人来说，王安于他有恩，不忍加害。但是，客氏的一句话坚定了魏忠贤除去王安的决心。客　氏说：“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也！”意思是说，你我跟李选侍比怎么样，她都被王安逼　得移宫僻居，我们为什么要留下遗患呢？客氏身为妇人，却无妇人之仁，做事非常狠毒。其　实，王安有恩于熹宗，如若不死，随时都有可能翻身。客氏和魏忠贤于是派当初李选侍宫中　的太监刘朝去掌管南海子。刘朝本就与王安有仇。让刘朝掌管南海子净军，是欲处死王安无　疑。刘朝到任后，就不让王安饮食。王安就取篱落中的“芦菔”为食。芦菔又名萝葡，其根　茎可食用。大概王安当时也就是掘草根为食吧。然而，就这样，王安仍坚持了三天没死。刘　朝实在有点不耐烦了，于是“扑杀之”，遂为客氏和魏忠贤除了心头大患。

    客氏深知，自己在宫中的地位是没有合法性的。大婚后的熹宗，曾经一度因为外廷的御史刘　兰等人的请求，将客氏遣出皇宫。但是，事隔不久，熹宗就重新召回了客氏。熹宗对臣下们　说：“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离左右，自出宫去，午膳至晚通未进用。暮夜至晓臆泣，　痛心不止，安歇勿宁，朕头晕恍惚。以后还着时常进内奉侍，宽慰朕怀。”既然皇帝因为客　氏的离去，引起了厌食、失眠、头晕恍惚诸多病症，大臣们再要反对，也是无效了。因此，　终天启一朝，客氏始终自由出入宫廷。但是，客氏明白，自己的地位只不过因熹宗的宠爱而　获得；一旦熹宗死去，自己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了。因此，选择谁接替熹宗死后的皇位，就　非常重要了。据说，客氏与魏忠贤处心积虑地想废除张皇后，然后以魏忠贤侄子魏良卿的女　儿为后。但是，熹宗对张皇后颇有夫妇之情，以致此计不能成功。客氏更害怕皇帝的妃子产　下皇子，母以子贵，从而得到熹宗的喜爱，而使自己失宠。因此，天启一朝中朱由校生下了　不少的皇子，但无一能够长成。熹宗总共有三个孩子。长子朱慈然，谥怀冲太子，《明史》　称“不详其所生母”。在《内起居注》颇详实的明代，这实在令人奇怪。次子朱慈，慧妃范　氏所生，未满1岁即夭折。三子慈炅（jiong），容妃任氏所生，未满1岁亦夭折。一些　学者认为，这都有可能是魏忠贤和客氏下的毒手。更有甚者，不少的皇子其实是在胎中已遭　客氏的暗算，例如裕妃张氏之孕。裕妃张氏因为无意中得罪客氏和魏忠贤，客氏、魏忠贤就　假传圣旨，将裕妃幽禁于别宫，逐去宫女，断绝饮食。当时的裕妃已然怀有身孕，却被活活　地饿死宫中。宫中的其他妃子，从此对客氏非常恐惧。例如曾生育皇二子的慧妃范氏，担心　自己会落得和裕氏同样的下场，就在平时预藏食物，后来果然被客氏幽禁半月之久，靠着私　藏的食物活了下来。

    魏忠贤与客氏两人，一方面处心积虑地除去宫中一切可能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向熹宗　进献自己的养女，冀图能生得一男半女。然而，熹宗一生三男二女，都早早夭折，魏忠贤与　客氏的如意算盘始终没有拨转。所以，熹宗的去世，对于客氏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信王朱　由检入宫即位后，客氏就再没有居留宫廷的理由了。九月初三日离宫的那一天，客氏早早地　起床。五更时分，身着哀服，入熹宗灵堂，取熹宗幼时的胎发、痘痂及指甲等物焚化，痛哭　而去。两个多月以后，即天启七年的十一月十七日，客氏被从私宅中带出，押解到宫中专门　处罚宫女的地方浣衣局，严刑审讯。审讯得出的结果令人诧异：当时宫中有8位宫女怀孕，　客氏承认这8名宫女都是自己从外面带进去的婢女，是想学吕不韦的榜样，觊觎皇位。结合　魏忠贤曾在熹宗死前说已有两名宫女怀孕，宫女怀孕这件事也许真是客氏和魏忠贤精心安排　的。如果客氏所说是真的话，那么客氏自然是罪不容诛，于是在浣衣局被活活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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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东林党的真面目

    万历时期，诤谏之风进一步发展，消极因素增多，并由量变到质变，正义的外表下隐藏着各种争权夺利的算计。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时人对此己有明确的认识。礼部尚书的于慎行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这反映了诤谏的名节动机。人们看重名节胜过一切，把受廷杖、流放视为登仙之路。既使被罢免，也神气十足。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这反映的是诤谏的功利动机。可获得清名，又可以升官，还可以诿过，一箭多雕。

    对此万历也心知肚明，他斥责群臣只会拿小道消息对他吹毛求疵，“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并一语揭穿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但言官们依然我行我素，万历也拿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言官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批判漫骂，只好采取鸵鸟政策，对类似的奏折，他说“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于是“卷而封之”，这就是万历“不批”的由来。

    万历所谓的“风闻之语”指得是立太子的问题。这是明代历史上继“大礼议”之争后又一个著名大论战，即“国本之争”。

    明代皇位继承制度健全，像正德这样即无子嗣又无兄弟的情况都没有出现继位问题。万历朝怎么会出问题呢？据说是因为万历不喜欢他的长子朱常洛，而想立他所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

    万历不喜欢朱常洛母子，因为他们与一桩丑事联系在一起。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像以往一样来到了慈圣太后的住处慈宁宫准备向他的母后请安，不巧的是圣皇太后因事不在慈宁宫中。慈宁宫的一名年仅17岁宫女王氏向19岁的万历献茶，万历见这位宫女端庄秀美、姿色宜人一时冲动宠幸了她。明朝崇尚儒家道德思想，讲究礼义廉耻。此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方面完全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对于饱读圣贤之书的万历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失礼且令人感到羞愧的事，在他内心肯定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没想到王氏十分不给面子，竟然朱胎暗结，怀了龙种，将皇帝这点**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令他十分难堪。

    万历的生母慈圣皇太后一直期待着皇长孙的诞生，对于这次兔子吃窝边草的事件不仅不见怪，还十分欣喜，1582年6月，她要求万历承认此事，并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万历本想抵赖，于是太后拿出了太监所记内起居注，他只好承认。同年8月，被册封升级的王恭妃不负众望的产下了一个男婴，万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相比之下，朱常洵的诞生则是真正爱情的结晶。公元1582年3月年仅14岁郑氏被选入宫被册封为淑嫔，在以后的两年里郑氏依靠她的美貌、聪明和丰富的文学、诗词的各方面的良好修养征服了皇帝，不久就被封为德妃，万历与郑氏的感情是真正的爱情。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为万历皇帝产下了他们的爱子朱常洵，万历大喜过望，打算晋封郑德妃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而对于先前已为万历产下长子的恭妃王氏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按说皇上晋封妃子和立太子没有什么关系，皇上喜欢哪个老婆纯属私事。但此时宫中盛传万历欲立与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并写有信物交郑贵妃保存。

    按照明代“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极”的继位制度。朱常洵是没有机会超过他的哥哥朱常洛的，然而，一旦皇后去世，郑贵妃可以升为皇后，这样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朱常洵为太子。

    国嘴们相信万历晋封郑德妃是为朱常洵接班辅路搭桥。于是纷纷上疏指责皇帝专宠郑贵妃，要求按照理论和习惯应当先晋封产下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也有人直接要求“册立东宫”。对于言官的指责，万历十分生气，他说册封贵妃与立储没有关系，大臣不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指责他（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

    当时朱常洵才四岁，皇后还年轻，还有生子的可能，万历认为“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并非毫无道理。

    东林党在万历末期式微后，暗中结交太子朱常洛，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驾崩，改朝换代给东林党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万历病重期间，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担心皇位继承出问题，比太子还心急，多次催促首辅方从哲入宫打听消息，甚至要求方从哲夜宿内阁以防变故。

    过了两天，方从哲带廷臣到皇宫问候，此时万历病情危重，太子在宫门外俳佪，没有被召见。杨涟、左光斗见此情景，担心有变，派人传话给太子的亲信太监王安，争取让太子进宫侍候皇上，以防不测。太子见杨涟等人如此维护自己，非常感动。不久，万历去世，遗诏宣布传位太子朱常洛。

    八月一日，太子朱常洛正式即位。朱常洛继位后，重用东林党人，东林党似乎又要东山再起。然而好景不长，朱常洛刚登上皇位就一病不起，一个月后去世。

    朱常洛这个倒楣孩子，从小就不被父亲待见，被大臣用口水托上了太子的位置上，父亲偏偏又是明代在位最长的皇上，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里。好不容易熬出了头，皇帝的宝座还没坐热就一命呜呼了。

    他的死因，主要是因为当上皇帝以后腐化堕落得太快，他虽然贵为太子，衣食无忧，但是在万历的眼皮底下，必定受到很多约束，难得自由。当上皇帝以后，就无所顾忌，压抑多年的**得到释放，贪恋女色，纵欲过度，身体很快就搞垮了。

    对于朱常洛之死，最遗憾是福王朱常洵。他一定在心里想，早不死晚不死，当了一个月皇帝死了，要是早死一个月，皇位就是我的了。

    比福王更遗憾的是李才人，如果常洛不死，自己肯定能当上皇贵妃，甚至皇后的位置也指日可待。

    比李才人更遗憾的是东林党人，辛苦经营了这么多年，终于翻身了，本想拥抱太阳，却迎来了流星。

    叹息之余，东林党人对新皇帝寄予厚望，积极运作新皇帝继位。不过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这位新皇帝将把他们淹没在血泊中。

    这位新皇帝叫朱由校，他是光宗朱常洛的长子。

    光宗临死之前两次召开专门会议，交待后事。他指定由朱由校继位，并封他所宠爱的李选侍为皇贵妃。

    由于光宗后郭氏和朱由校的生母王氏己经去世，光宗最宠爱的李选侍是事实上的第一夫人，她是光宗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女人，因此朱由校一直由她负责抚养，此次封她为皇贵妃，实际上是让她帮衬年轻的朱由校，以达到制衡朝臣的目的。

    李选侍原本想当皇后，对封皇贵妃很不满，不料光宗死得太快，连皇贵妃的册封也没有来得及进行，李选侍心有不甘，企图“携皇长子自重”。

    而东林党人也正计划“携天子以令诸侯”。光宗尸骨未寒，东林党人和李选侍争夺朱由校的战斗就打响了。

    东林党人以快打慢。九月一日，就在光宗驾崩当天，杨涟等人强行闯入乾清宫，在光宗的遗体面前行过礼后，要求见朱由校。此时李选侍将朱由校藏在乾清宫暖阁，光宗亲信太监、与东林党交好的王安出面将朱由校骗出暖阁，杨涟等人一见朱由校，立刻拉着往外跑，李选侍派太监去抢回，被杨涟等斥退。

    杨涟等人将朱由校带到文华殿，举行了册立太子典礼（此前朱由校还没来得及被册立为太子）。礼毕，李选侍派人来请太子回乾清宫，阁臣刘一燝劝说朱由校住在慈庆宫，不要回乾清宫。朱由校听从了刘一燝的意见，前往慈庆宫，众人议定九月六日正式即皇帝位。

    周嘉谟对朱由校说，殿下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要随便活动，更不要独自去乾清宫哭丧，要去的话也要等大臣们到了再一起去。杨涟一再嘱咐太监王安要保护好未来的皇上。王安等表示一定照办。

    朱由校虽然脱离了李选侍，可是乾清宫是皇上居住的地方，要当皇帝就必须回乾清宫。东林党人必须再下一城，将李选侍赶出乾清宫。

    第二天，东林党人左光斗、周嘉谟上疏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左光斗的奏疏写得很难听，他说，乾清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地方。选侍即不是嫡母又不是生母，没有资格居住在乾清宫，不要借抚养之名，干预朝政，使武后之祸，再现于今，如果那样的话，将来后果会非常悲惨。

    左光斗将李选侍比作武则天，有两层含义。一是武则天篡位；二是武则天**。武则天本是唐太宗的宫人，太宗死后却成了其儿子高宗的皇后，左光斗以此影射李选侍与朱由校同住乾清宫可能会**。

    李选侍看后非常生气，几次派人传诏左光斗，左光斗却不听命，他说，我是朝庭命官，天子才有权利召见我，你有什么权利召见我。

    李选侍更怒，派人请朱由校来乾清宫商议对策。当时朱由校己经十六岁了，基本成年，他需要独立，不希望李选侍管着自己。更重要的是，李选侍曾欺凌过朱由校的生母王氏，至使王氏于万历四十七年含愤死去。因此他站在大臣一边，不肯去乾清宫，反而要求李选侍择日搬家。

    朱常洛在临死之前，担心朱由校驾驭不了局面，有抬高李选侍，让她抚养并辅助朱由校处理政务的嘱咐。但同时他又担心李选侍专权而没有给予她皇后的名份。这样就留下了大片的模糊地带。李选侍名不正言不顺，势单力薄，一旦臣下抗命，将很难应付，而她手中唯一的“王牌”朱由校又嫌她多余，不与她一世。她除了接受现实，别无选择。九月五日，李选侍被迫搬出乾清宫，住进了宫女养老所居住的鸾宫。九月六日，朱由校正式即位。

    东林党人在两代帝王即位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天启的赏识，左光斗、刘一燝、周嘉谟等人受到重用，杨涟因在移宫案中表现过于抢眼，其动机和目的遭人质疑，被弹劾下台，但没过多久又重新启用。

    一批被万历处理过的东林党人如邹元标、**星、高攀龙、王之寀、乔允升、叶向高等也纷纷还朝，担任要职。顾宪成己于万历四十三年死去，不然也应重列朝堂。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布列满朝，分据内阁、吏部、都察院及六科、十三道各部门，一时势力大炽。

    东林党当权以后，对非东林党人进行了报复，以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详细内容见后）为议题，排挤驱逐非东林党人。

    非东林党人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纷纷投靠天启的亲信太监魏忠贤，结成所谓阉党与东林党对抗，很快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东林党人又把矛头指向魏忠贤，魏忠贤得到天启的支持，形势急转直下，东林党最终被打入深渊。

    魏忠贤，河北肃宁县人，原名李进忠，本己娶妻生子，万历十七年（1589年），因欠赌资被人追债，不得己将老婆改嫁他人，自行阉割当了太监。魏忠贤目不识丁，但为人机灵，有谋略。他判断皇长孙朱由校迟早会即位，于是竭尽全力接想近这位未来的皇位继承人。

    朱由校的奶妈客氏，18岁入宫，第二年丈夫去世，成了寡妇，后来她耐不住寂寞和太监魏朝搞得火热。魏忠贤通过巴结魏朝，结识了客氏，并由她引荐当上了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进入了朱由校的生活圈子。

    没想到魏忠贤这小子不厚道，不久就过河拆桥，当起了第三者，与魏朝争起了客氏。由于魏忠贤属于成人后才去势，娶过妻生过子，比起从小就阉割的一般太监更象个男人，凭着这个生理优势，魏忠贤赢得了客氏的欢心，战胜了魏朝。

    朱由校从小由客氏带大，因此对她感情极深，长大以后也离不开她。所以，当上皇帝后不到一个月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在事实上取代了李选侍在后宫的位置。在客氏的帮助下，魏忠贤也从惜薪司太监的岗位上被提拔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魏朝看到朱由校继位后客氏奇货可居，就想重新夺回客氏。一天晚上，两人酒后争抢客氏，叫骂声被天启听见。天启知道客氏心向魏忠贤，就责备了魏朝。不久魏朝被发往凤阳，魏忠贤派人将其缢杀。

    王安是光宗的亲信太监，天启继位时也出过力，深得天启信任。随着客、魏地位的上升，与王安形成了竞争，双方矛盾尖锐。

    从某种角度上说，太监也是臣，是内臣。宫中太监对权力的争夺，比朝臣还要激烈。由于明代外廷大员常与宫中太监勾结，互相影响，朝中宫内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复杂。

    天启元年四月，天启帝大婚。东林党人、阁臣刘一燝上言“请”客氏出皇宫，未果。此事很难说没有王安的影子，从此，东林党与魏忠贤结下了梁子。

    七月，给事中霍维华听说王安和魏忠贤势如水火，为巴结魏忠贤，上疏弹劾王安。魏忠贤矫诏允告，将王安“降作净军，发去南海子，看守墙铺”。魏忠贤又借刀杀人，派王安的死对头，太监刘朝任南海提督。刘朝到任后立刻对王安下手，他先是停了王安的伙食，想把他饿死，可是王安生存能力很强，到处挖野菜充饥，三天还没饿死。刘朝等得不耐烦了，命人将其缢杀。

    年底，阁臣刘一燝、吏部尚书郑嘉谟利用职权报复霍维华，将其降调陕西佥事。

    霍维华同党，给事中孙杰弹劾一燝、嘉谟。认为霍维华没有过失，一燝、嘉谟此举是为了给王安报仇，是徇私枉法。在魏忠贤运作下，二人被免。

    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万历末期的党争局面又死灰复燃，重新炽热起来。

    从天启三年（1623年）起，东林党人与其他派系矛盾激化，这年初，东林领袖**星新任左都御史，他利用六年一次的京察算旧帐，许多过去反对过东林集团的人被罢黜。同年晚些时候，**星出任吏部尚书，他到任后立即开始从全国特别是从北京的政府中根除他和他朋友的对手。

    东林党的活动升级，引起了天启的注意，这年，他任命魏忠贤兼掌东厂，就有整治结党的用意。

    天启四年春，魏忠贤将东林党人内阁中书汪文言下狱，开始对东林党下手。魏忠贤为什么会拿无名小卒汪文言开刀呢，因为汪文言实在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

    万历末年，就在东林党日暮西山的时候，有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挽东林于危亡，这个人就是汪文言。

    汪文言，安徽歙县人，是继顾宪成、李三才之后，东林党又一个著名的活动家。此人既非官员，也无功名，但为人讲义气，有智谋，善权变。

    汪文言曾在县衙里当差，从事过狱讼相关工作，收点钱，打通关节，捞个人这样的事自然少了不，因此在工作中培养了很强的“活动”能力。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闲居在乡的东林党官员于玉立。于玉立很欣赏他，派他到京城活动，为了方便他开展工作，于玉立还花钱替他捐了一个监生的资格，让他进了国子监。

    国子监这个舞台使汪文言如鱼得水，他的活动能力得到发挥，很快就和大量官员建立了密切关系，史书记载他“游诸贤豪间，恂恂若无所为者。蹑足孱语，时见端绪”，汪文言蹑手蹑脚的样子与水浒传中的时迁有几分相似，因此他在《东林点将录》中被称为鼓上蚤汪文言。

    汪文言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成果，是与光宗的近侍、东宫伴读太监王安深相结纳，沟通了东林党和太子联系的渠道，从而获得太子的支持。万历病危时，东林党人跳得很高，积极为太子顺利接班保驾护航，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根源在此，这个成果也为东林党后来的翻盘奠定了基础。

    汪文言对东林党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分化了东林党的对手。万历末年，东林党人像是过街老鼠，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日子很难过。汪文言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东林党人败退后，其他党派会因分赃不均产生矛盾，只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设计用间，就不难把他们搞垮。于是他在各党之间奔走，设疑布谣，大搞离间活动，加剧了浙、齐、楚、昆、宣各党的分裂和内斗，从而削弱了非东林党人的力量，减轻了东林党的压力。

    正因为如此，浙、齐、楚、宣各党对其狠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王安被杀后，顺天府府丞邵辅忠，立即弹劾汪文言，剥夺了他的监生资格。汪文言刚刚离开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捕下狱，受尽牢狱之苦，后经东林党组织营救出狱。获释后，汪文言并没有收敛，活动更加频繁，经常门庭若市。

    泰昌、天启年间，东林党势力大炽，在外廷倚仗刘一燝，在内宫靠王安撑腰，汪文言从中交通联络，后来大学士叶向高破格任用汪文言为内阁中书，相当于内阁的办公室主任。

    汪文言虽然官小，但他杰出的活动能力使他成为东林党实际上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

    汪文言的活动早己引起了魏忠贤的注意，魏忠贤磨刀豁豁向文言，苦于找不到借口，无法下手。

    天启四年四月，东林党人阮大铖与左光斗、魏大中因人事问题产生矛盾，转投魏忠贤集团，他唆使依附阉党的给事中傅櫆上书弹劾左光斗、魏大中，说他们与汪文言暗中勾结，专搞阴谋诡计。

    魏忠贤见疏大喜，立即草诏一道，经天启批准后迅速发下，将汪文言逮捕，关进诏狱。他们希望从汪文言身上打开突破口，以便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东林党人急忙止血，魏大中、左光斗上疏力驳，首辅叶向高也挺身堵枪眼，他上疏说，汪文言是我任用在内阁办事的，他的错责任在我，请皇上惩罚我一个人就行了，不要牵扯其它人，“以消缙绅之祸”。

    叶向高以辞职相威胁，把所有责任扛在自己身上，不惜牺牲自己来保护组织，魏忠贤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在东林党人御史黄尊素的活动下，汪文言被从轻发落，仅以“梃杖褫职”了事。

    魏忠贤出手打击汪文言对东林党人震动很大。尽管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集团长期龃龉，但这些斗争都是针对个别人，涉及到的人物也都无关紧要，这次魏忠贤对汪核心舞剑，意在整个东林，与以往有本质的区别，东林党人对此深感不安。

    天启四年（1624年）上半年，汪文言事件后不久，东林党人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讨论魏忠贤的问题。

    东林党内部就是否与魏忠贤摊牌意见不一，相当一部分人忌惮魏忠贤的权势，担心打狗不成反被狗咬，不赞成对魏忠贤发起攻击。

    左副都御史杨涟为人激进，又曾在天启即位时有逼宫壮举，有恃无恐，他力排众议，主张向魏忠贤开战。

    六月一日，杨涟上疏攻击魏忠贤，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包括擅权、迫害忠臣、干预人事任免、谋杀宫中异己、强迫皇后堕胎、绝帝〔天启皇帝〕嗣子等。

    杨涟奏章直斥天启与魏忠贤、客氏的三角关系，指出魏忠贤权大震主，人们怕祸不敢反映意见，魏忠贤偶尔“奸状败露”，又有客氏“为之弥缝”。批评皇上政务过于依赖魏忠贤，造成大量无耻朝臣对魏忠贤“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以至于人人“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杨涟还使出了激将法，质问皇上正值“春秋鼎盛”之年，“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

    最后，杨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皇上将魏忠贤交刑部议处，“以正国法”，并将奉圣夫人客氏驱逐出宫。

    奏疏一出，京师为之震动。此后东林党人炮火源源不断，揭发魏忠贤罪状的奏疏雪片一样送进宫中。

    尽管杨涟等人的火力很猛，可他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结党本身是有问题的，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允许，对东林党的处罚，是天启本人的意思，魏忠贤虽然起到了参谋助手作用，并具体负责执行，但最终决策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天启手中，魏忠贤不过是皇帝的一只狗而己，皇上让他咬谁，他就咬谁。

    毫无悬念，杨涟受到天启“严旨切责”，天启批评他的动机是“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以便控制皇上。在天启的支持下，魏忠贤对上疏的东林党人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工部官员万燝，曾任职皇陵工程，他控告魏忠贤不肯拿出内官监的旧铜器建筑光宗的陵墓，而在香山碧云寺为自己建造的坟墓却很宏大，跟皇陵不多。

    万燝的立论奇特，而且上疏时间在皇帝屡次“严旨切责”之后，属于顶风作案。

    被朝臣弹劾搞得焦头烂额的魏忠贤正无处出气，决定杀鸡骇猴，拿万燝立威，于是万燝被罚午门前杖一百，罢斥为民。

    六月十七日，一帮内侍闯入万燝家，将万燝抓往午门。

    从万燝家到午门有三四里路，魏忠贤公报私仇，让内侍们先上点小菜，一路上对万燝拳打脚踢棍殴，把万燝打了个半死。到午门后，开始上大餐，内侍们趁热打铁，行梃杖时格外卖力，将万燝打得死去活来，万燝身受重伤，不久死去。

    此后，对东林党的打击不断扩大，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一批东林党人受到处理。

    七月，叶向高被逼去职。

    十月，**星、高攀龙、魏大中因人事问题被罢黜。

    同月，因吏部尚书赵星南的继任人选问题将杨涟、左光斗、陈于廷削籍（永不录用）。

    十一逐斥接替叶向高的首辅韩爌

    十二月逐斥接替韩爌的首辅朱国桢，首辅之位落入魏忠贤集团的顾秉谦手中。

    天启五年（1625年），打击东林党的行动掀起**，许多反对东林党的人与魏忠贤结合在一起，展开了对东林党的大围剿。为了明确打击目标，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制定了黑名单，献给魏忠贤，以便定点清除。

    魏广微和顾秉谦搞了一本《缙绅便览》，其中将叶向高、**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一百余人列为邪党，将贾继春、霍维华、徐大化等六十多名反对过东林党的人列为正人。

    崔呈秀搞了两本：一本是《同志录》，收录东林党人名单。一本是《天鉴录》，收录东林党反对者名单。

    最精彩的要数王绍徽编的《点将录》，王绍徽是老牌东林党反对者，从万历三十七年就和第一代东林党人掐过架。他编的《点将录》将东林党一百零八人按其特征分别对应《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十分传神。

    大批东林党人被揭发出来，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无处躲藏，魏忠贤集团按图索骥，定点清除，东林党的势力跌到了低谷。

    在打击东林党的同时，魏忠贤起用非东林党人填补东林党人留下的空缺，一批曾经被东林党人打击过的官员纷纷官复原职，为了防止东林党人阻挠，此时的人事任免一般都是通过皇帝中旨的方式下达，而不是通过传统的由内阁票拟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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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东林党传奇人物之顾宪成

    东林党开山鼻祖顾宪成

    牛人一：忤逆皇上，更换首辅，削职为民后居然能操纵朝廷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如果说一个从五品官员忤逆皇帝的意愿，跟内阁首辅（权力仅次于皇帝的最大官员）对着干，竟然决定自己顶头上司的人选（正二品），而且竟然取得胜利，这在皇权决定一切的明朝恐怕是天方夜谈吧？然而顾宪成这个牛人竟然做到了。

    事情要想说清楚，先得说说“争国本”事件。所谓争国本，就是立太子，决定以后谁当皇帝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一人命运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可惜太长的时间都是这种体制。如果太子是个低智商的人，国家怎么可能富强？可惜的是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低智商的皇帝，尤其明朝一些皇帝的智商，那是相当的低！

    当时万历同志有三个龙种，长子朱常洛当太子是正统。朱常洛9岁时，大臣们为了江山巩固，上书要求册立他为太子，但是万历同志不愿意。万历喜欢郑贵妃，架不住枕边风常吹，就有想立郑贵妃生的三皇子朱常洵为太子的念头，却找不到废长子的理由，于是就采取“拖”的战术。万历心里怎么想，大臣们岂能猜不出？让一个女人操纵国事，坏了规矩，我们这些读了几十年书好不容易才熬到现在位置的大臣岂不都是吃干饭的？于是大臣们冒着降级、罚款、撤职的风险一封接一封地上疏，要求早立太子，为此被撤职的官员不可胜数，但耿直的大臣们仍然前赴后继地上疏力谏，真可用视死如归来形容，最后连仅次于皇上的首辅申时行也被牵连削职为民（撤掉能力最强的申时行，证明万历是自毁长城，如火如荼的党争由此展开，明帝国开始走向衰败）。

    接任申时行首辅位置的便是王家屏，因为刚直，经常跟万历老兄对着干，把万历折腾的直骂娘，很快被万历拿下（可见并非只有东林党人才耿直、有气节），换上老油条王锡爵，响应万历同志的密谋，搞了个“三王并封”事件，无非就是为三皇子日后当太子做铺垫，最后事败，导致自己下台，东林党开始崛起。

    说王锡爵是老油条，是因为他老了，开始知道和万历妥协。其实他自打进入朝廷，就一向以硬骨头闻名。张居正在位时，他跑到人家大闹，差点逼的张居正自杀；张居正病逝后，大臣们开始反攻倒算，都去踩他一脚，他却站出来说张居正是国家功臣；他的学生李植搞倒申时行，扶他上台，他却痛斥李植，自请辞职；他儿子乡试第一，有人怀疑他作弊，他就让儿子回家，直到十三年后他下台，才让儿子应试，结果会试第二，殿试第二。可见王锡爵的气节一点不输于东林党人，但他当上首辅后却和万历搞了个三王并封。我的理解是人老了，确实变得有些圆滑，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没当上首辅，不知首辅的艰难。不在其位，不知其肩上的担子重。仗义执言容易，妥协维持大局却更难啊！大义凛然，很多正义的书生都能做到，忍辱负重维持大局却非优秀的政治家才能做到，这让我想起可亲可敬的周恩来总理。有理有节地妥协，实现共赢，才是政治家们应该下足功夫研究的功课。

    用史实讲，在争国本事件中，前赴后继上书皇帝的是朝中大部分官员，他们并不分派别，更不是东林党人单独行为，因为那时东林党还没形成，但东林党人在拥立朱常洛为太子这件事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坚力量，而且为之奋斗了二十多年，在朱常洛及他的儿子当上皇帝后，东林党人的权力达到顶峰。

    争国本事件是个长期的斗争，尽管以后一直在顾宪成的掌控中，此时却还没出现顾宪成的影子。顾宪成出现在历史舞台始于京察事件。京察类似于现在中央组织部考核干部，六年一次。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开始京察，负责这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朗中**星，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正副部长。这两人看样子是想利用京察弄点事儿出来，他们上来就免了两人的官，一个是**星的亲家都给事中王三余，一个是孙鑨的外甥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拿自己的亲戚开刀，意思很明显：各路官员，今年考核，你们谁也别想靠送俩红包、请俩顿饭轻易过关。于是朝廷和地方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连内阁首辅王锡爵的铁杆轻信也未能幸免。这下王锡爵不干了，终于开始反击，结果是：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星官降三级。

    表面上看王锡爵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取得胜利，但他却没想到斗争才刚刚开始，因为**星等人的背后有一人在操纵一切，这个人就是顾宪成。

    前台**星等人刚刚下课，顾宪成就出手了，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纷纷上疏，矛头直指王锡爵王大人。关键时刻，万历同志再次证明对为他卖命的王锡爵是讲义气的，于是吏部尚书孙鑨免职，**星削职为民。

    取得皇帝的信任，王锡爵好像完胜这场战争，其实不然，他很快发现被贬为民的**星因为硬顶首辅王锡爵而名满天下，被誉为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一时间到府上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争先效仿他的官员也层出不穷。当时盛传：宁可丢官，不可丢人。每年都有上百人给皇帝上疏，要求重新让**星回来做官。二十年后，这位仁兄果然不负重望，官拜工部右侍郎，天启三年，再次主持京察，铲除奸佞，任用贤才。这当然都是东林党人在幕后运作，这是后话，暂切不提。

    这次京察，**星等人铲除了大批违法乱纪的官员，但凭良心讲，京察也授对手铲除异己的口实，是名副其实的党派之争。党争残酷，致使明朝衰败。排除异己，不能笼络人心，是东林党人日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的对手王锡爵等人也是严于律已，公正廉洁的官员，除了跟他们不是一个派系之外，可以说跟他们一样是当时杰出的士大夫。东林党最终被一个无德无才、卑鄙无耻的太监魏忠贤打翻在地，赶尽杀绝，是因为党争已使东林党头破血流，树敌无数。

    此次党争，孙鑨免职，**星削职为民，而幕后指使者顾宪成却升官了，由考功司员外郎（从五品）当上吏部第一肥差文选司郎中。以顾宪成耿直的性情，这实在是件不思议的事儿，然而更让人诧异的事儿是：因为吏部尚书孙鑨被免职，王锡爵打算趁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并且得到皇帝万历的支持，但顾宪成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结果让人瞠目结舌：陈有年任吏部尚书。再补充一点，吏部尚书是顾宪成的顶头上司，也就是说这个上级是由下级推荐的。

    一个文选郎中和皇帝做后盾的内阁首辅较量，就好比一个司长和国务院总理较量，而且居然赢了，决定了自己所在部的部长由谁来当，这不得不让我们对顾宪成其人好好研究研究。

    顾宪成，江苏无锡人，张居正当首辅时，他处处和张居正做对，可见此人相当地刺头。（私自认为，张居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罕见的有政治远见的改革家，东林党领袖如此对张居正，可见其政治主张也一般）也正是因为抗上，他始终没有升迁，但也没降级，在朝廷混了十多年，默默无闻，史书上找不到这段时间关于他太多的事迹，但以他日后的作为，有一点是可以推测的：此人这十几年必广交同道，周围团了一大批人，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不见形的小团体。在这十几年中，顾宪成虽然官职不高，但一直从事管理干部的工作，所有干部的升迁都经过他的手，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门。他虽无决定权，却有知情权，为他广交同道奠定基础。当万历皇帝下令推荐入阁人选时，顾宪成第一个推荐的就是把摆皇帝折腾得七荤八素的王家屏。这下万历忍无可忍了，终于将顾宪成削职为民了。

    一般来说，无论多高的职位，多大的能耐，一旦被削职，慢慢就会淡出历史舞台。但顾宪成例外，被打发回家，是他从幕后走向前台的开始，属于他的舞台才刚刚拉开帷幕。

    顾宪成被赶回家，不仅没淡出人们视野，相反名声暴涨，成了反抗皇权的代表，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可见万历时期，对大臣还是相对客气的，这一点比起朱元璋来了，真是进步百倍。若是朱重八老顽固再世，十个顾宪成也斩了，一点儿动静也别想闹腾出来。

    顾宪成回家后，他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家。官不当了，但胸中的政治抱负却不能不实现。三个关心国事，有着一大批同道的三个在野士大夫一核计：办个学院讲学吧！以他们的威望，办个学院实非难事，东林书院很快成立，东林党也正式形成。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东林党汇聚了当时最优秀、最有抱负的士大夫，焕发出不可思议的魔力。它宣传的反对独裁的政治观点和宁为玉碎的高风亮节，成为一种信仰，很多士大夫争先攀附，成为其忠实信徒，终于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大到可以掌控大明帝国的时局。

    顾宪成开办书院后，直到病死，再也没做过官，但朝廷的一切大事，他都了然于胸，而且能改变很多事的走向。我们来看他文章中的二句话：

    “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第一句话什么意思？新建、兰溪、四明、山阴及娄江是五个地名，暗指张位、赵志皋、沈一贯、朱赓和王锡爵。这五人中，除张位外，都当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官居极品。

    在别人眼里，这五人权倾天下，可在顾宪成眼里，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

    一介平民，远离京城，把朝廷大员看作木偶婴儿，此人不是吹牛便是确有实力。很明显，顾宪成属于后者，这从第二句话可以看出。

    第二句话的福清是指叶向高，与东林党关系密切，当时的首辅；漕抚指李三才，东林党人，为了东林党人的利益，私拆老师王锡爵给万历的书信，并涂改信件，出卖老师，终使王锡爵彻底身败名裂，叶林高坐稳了首辅的位置。

    从这件事看，东林党人为了争夺权力也是不择手段。我在这里并不想指责东林党人的品行，因为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常因一念妇人之仁而导致满盘皆输的惨剧。纵观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曹操、李世民，无不是手段毒辣之人。

    我的观点是：品德高尚和政治才华是二回事儿。你能因武则天的私生活腐化而否认她是个合格皇帝吗？我们中国人选官往往苛求德才兼备，但像诸葛亮、周恩来这样完美的人真是百年难求。如果德才二者必须选其一，我倾向于选才。这让我想起法国总统萨科齐。朋友请已婚的他当主婚人，没想到他却被新娘塞西莉亚的美貌所吸引，并当场向新娘眉目传情，展开了十二年孜孜不倦的爱情攻势，最后两人双双离婚走到一齐。朋友妻，不可欺，这事儿要放在中国，萨科齐得让口水淹死，根本不可能有政治前途。还有一事儿，这位老兄在其前任希拉克谋求连任时，曾是希拉克竞选班子的最得力助手，没想到在最关键时刻，萨科齐投向了希拉克竞争对手的阵营。这在中国是典型的卖主求荣，希拉克连任后，萨科齐又回到希拉克阵营。这要是在中国，萨科齐将永无翻身之日。这位老兄脾气火爆，当上总统后，还在公共场合与普通市民大吵大闹。就是这样一个品行不端，不注重身份的萨科齐，法国人却对他投了信任票。他当上总统后，迅速改善同美、俄、中等国的关系；提高了法国在欧盟中的地位；在利比亚的战争中充当领头羊的角色；法国经济开始好转……

    话扯远了，还是说说东林党人。对于他们的人格品质，我顶礼膜拜，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为官清廉，不畏强权，胸怀国家，同恶势力斗争不屈不挠，很多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切都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永远值得我们继承。但他们不畏强权如果走向极端，为反权威而反权威，则暴露了他们政治上的肤浅。如果说他们跟平庸的王锡爵、沈一贯之流斗斗也就算了，他们却跟卓有政治才华的张居正过不去，便是一种偏执和短见，这是旧知识分子特有的孤芳自赏导致的。对同自己不是一个派系的浙党、楚党、齐党等官员，不管对方是否清廉、有才华，都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一律进行打击排挤，暴露了中国人好内斗的劣性。党争，把跟他们一样清廉有气节的士大夫逼到阉党阵营，这是东林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啊！内斗的劣根，到今天也没消亡，相反，在大大小小的单位中，尤其是知识分子聚堆儿的地方，这株劣根还有肥沃的土壤，开的枝繁叶茂。

    再说顾宪成其人，因为始终是幕后策划者，所以得以善终。但他一手创立的东林党及其信徒大都没那么好运，很多人不仅死的极惨，而且被阉党诛连九族，惨不堪言。这在杨涟、汪言慎等人的记述中会有详细记述。

    顾宪成，一手创办了反抗独裁、廉洁清正的东林党，在历史上写下浓浓的一笔。在那样的时代，我们无法苛求他能创办如英法等国的议会体制，其反对独裁的思想已经难能可贵。

    每当我看到顾宪成的名字，我都会看到一大帮胸怀国事的读书人为了国运在血雨腥风中奔走呼号；看到一大帮看似文弱的读书人为了信仰在刀光剑影中从容赴死。是顾宪成，使我联想到《马关条约》签订后一千多名举人联名上书的事件；还是顾宪成，使我联想到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大学爱国学子举行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些读书人的爱国举动，是否有东林党人的影子呢？

    顾宪成，让我知道传统知识分子的傲骨从哪儿来。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我脑中逐步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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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东林党传奇人物之杨涟

    东林党第一猛将——杨涟

    牛人二：杨涟，一个看似文弱的名字，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勇士。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一个让魏忠贤在权力顶峰时，一提名字就心惊胆颤的人，你说这人猛不猛？

    杨涟，一个东林党人最典型的代表。

    杨涟，一个使东林党走上权力顶峰的人。

    杨涟，一个纯粹为了国运而舍生忘死的勇士。

    杨涟是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走上历史舞台。

    万历四十八年，皇帝病重，半个月不吃饭。此时的杨涟任常熟知县，廉政考核全国第一，体现了东林党人廉政本色。

    一个区区的七品知县知道皇帝病重后，连招呼也没跟上级打，直接来到京城，找到首辅方从哲说：“皇上病重，你做为首辅应该去问安。”

    此时的权力之争正进行的如火如荼，胆小的方从哲面对这个七品小人物丝毫不敢怠慢，恭敬地说：“皇上一向忌讳这个问题，我只能问宫里的内侍，但没消息。”

    国务院总理如此对一个县长说话，可谓给足了面子。但杨涟大怒，教育道：“你应该多去几次，自然会有成效！”

    临走，还给首辅大人下了道命令：“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走动！”

    毫无惧色，直言不讳，全不按官道常理出牌！不知道谁是大小王了！

    是什么让杨涟全不顾同僚们惊诧、愤怒、讥讽、幸灾乐祸等眼光，做出如此怪异举动？他没长脑子吗？他不要命了吗？

    其实不然，换个角度思考，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杨涟的行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杨涟肯定没听过，因为它是晚于杨涟的思想家顾炎武说的，放在这里显然是不恰当，但我实在找不到更能准确表达杨涟此时心理的词语。关心国事，岂不是每个东林党人的政治素养吗？哪里会想到自己位卑言轻？

    杨涟此时考虑的问题是：皇帝病重，谁能继位将决定大明的命运，东林党人一定要让太子顺利当上皇帝。为了这个目的，他根本没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将生死都置之度外。

    心底无私天地宽。有如此伟大的抱负，官场的一切规则自然约束不了他，敢于斥责首辅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仅仅是个开始，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同志行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他这一辈子都在为立三皇子朱常洵做皇帝而与大臣们做不懈的斗争。在这关键时刻，他竟没召见太子朱常洛，而三皇子的亲娘郑贵妃却在皇帝身边寸步不离。太子是个老实的孩子，明知郑贵妃在里面大搞手脚，只会在宫外急的团团转，却毫无办法。照此情形，万一万历同志下个遗诏，或者郑贵妃捏造一个遗诏，都不无可能。那时太子再想当皇帝，可就是白日做梦了。

    关键时刻，首辅方从哲等官员却毫无办法，只会傻等悲剧发生，又是杨涟挺身而出，派太监王安（魏忠贤的上级，宫内实力派人物）带太子进宫，直到万历死也没离开过。这是非常必要的，历史关头，要抓住关键时刻。

    第二天，万历驾崩，太子顺利继位，这就是短命的明光宗。

    至此，东林党人一直力挺的朱常洛当上皇帝，好像在这场权利角逐中大获全胜，其实不然，残酷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明光宗很够意思，继位后就提拔了周嘉谟、刘一暻等一大批东林党人，但这些人刚刚提升，地位没有巩固，再加上明光宗的懦弱，他们根本不是郑贵妃的对手。若不是杨涟的机智果断，这场斗争还不知结局如何。

    此时的郑贵妃立自己儿子当皇帝的美梦已经破碎，但她却争得万历一个口谕：立她当皇太后。

    皇太后什么概念？知道后来的慈禧皇太后吧！说废皇帝就废，如果郑太妃当上皇太后，会不会也垂帘听政？这不能妄加推测，历史是真实的，不能假设。

    郑贵妃在皇宫经营几十年，实力非同小可，她最有力的帮手就是李选侍——光宗最喜爱的老婆。

    李选侍后来成为皇帝最大的威胁，是因为她掌控的皇长子，将是明光宗合法继承人。

    此时的郑贵妃还是很有头脑的，她先是赖在乾清宫不走，想当上皇太后。

    乾清宫什么地方？皇帝住的地方。她在这儿不走，监视光宗的一举一动，岂不十分危险？

    事实上郑贵妃此时已经开始对光宗动手了。只是她出的招工很温柔，像是献媚于明光宗。

    郑贵妃绞尽脑汁想出个阴招儿，送给光宗同志一份厚礼，一份要了光宗命的厚礼。

    这份厚礼就是——八个妩媚妖娆的美女。

    光宗同志几十年缩手缩脚，畏畏缩缩，如今当上皇帝，终于可以扬眉吐气，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靠着特殊药物，和这八名美女昼夜战斗，全无视自己的身体，终于积劳成疾，病倒在床。

    面对如此危机局面，周嘉谟等人毫无办法，或许有办法却顾忌太多而无所作为。

    此时，再次显示杨涟的机智果断和心地无私。

    他仔细分析了郑氏集团，这个庞然大物看似不可战胜，却有个弱点，这个弱点就是郑贵妃的侄儿——郑养性。

    郑养性看似飞扬跋扈，却是个外强中干，性格软弱的人。于是杨涟率周嘉谟等人打上门来。周嘉谟当时是吏部尚书，相当于中组部部长。

    我没写错，官职高未必就有领导力，的确是杨县令带着一帮中央级部长气势汹汹地逼宫来了。痛斥了郑养性的种种罪行，并进一步威吓，如果不知悔改，全家性命难保。

    这郑养性果然是个软蛋，一开始还进行狡辩，很快就缴械投降，找到他姑妈哭诉：“为了全家人的性命，姑妈您就让步吧！”

    郑大妈毕竟是女流之辈，竟选择了退让，这一退就永远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个折腾明朝三十多年的郑大妈能全身而退，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儿！

    一个微不足道的七品知县凭着满腔热血搬倒了庞大的郑氏集团，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杨涟并不满足，把矛头指向了病卧在床的皇上，上疏云：

    您做为一国之君，身系国家安危却不自重，日夜忙些不正经的事儿，致使身体受损。

    敢讽刺皇上？这小子真活腻了！

    上奏一递到内阁，就在官员中盛传这样的议论：这下杨涟死定了。

    果不其然，三天后，光宗下令召见首辅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还有小人物——杨涟。

    需要一提的是，同时奉命进宫的还有一大批锦衣卫。

    锦衣卫是什么人？专门收拾人的人。

    方从哲不是东林党人，却钦佩杨涟的人品，劝道：你一会儿进去给皇帝磕俩个头，认个错，我们一说情，或许能免你死罪。

    杨涟的回答却差点儿噎死他：死就死，我有什么错可认？

    看样子为了国家利益，这位杨兄真是豁出去了。

    东林党人周嘉谟连忙打圆场：方先生是好意。

    杨涟仍强硬：知道是好意，好意能救国啊？死有什么可怕的，让我死可以，让我认错却是万万不能。

    就这样，明知宫内有锦衣卫无数的乱棒和屠刀，杨涟却昂首挺胸地大步进宫。

    结果却是另一番情形。

    奄奄一息的光宗和颜悦色地说：我快不行了，国家的事儿全依靠你们分忧了！

    口里虽说的是你们，但眼睛却始终盯着杨涟一人。

    这意味着光宗对这个小人物一点儿怨恨也没有，而且对他无比地信任。

    忠言逆耳的道理，光宗还是懂的。

    从这一刻起，更坚定了杨涟内心的一个决心——以死相报！

    这正是中国士大夫共同的信仰：士为知己者死。

    这一天，距光宗仙逝还有十天。

    这十天，是变幻莫测的十天，是暗流汹涌的十天。

    杨涟再一次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充当了中流砥柱的角色。

    又过了三天，光宗再次召见朝廷重臣，还特意叫上小人物杨涟。

    信任杨涟是光宗的英明，但这次会议他却做了件不英明的事儿：封李选侍为皇贵妃。

    郑贵妃隐退了，李选侍成为内宫最有势力的人。在此关头要名份，显然野心不比郑贵妃小。

    鉴于光宗的苦口婆心，大臣们答应了。

    又过了一天，光宗再次召集重臣，要马上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可见这位李大小姐已经急不可耐了。

    皇帝身体这么差，连续为同一问题召开二次重要会议，这实在令人惊诧。

    然而更让人惊诧的事儿还在后面。

    会议正着重地开着，李选侍突然闯进来，二话不说，拉起皇长子朱由校就走，并很快传来严厉的斥骂声。

    大臣们面面相觑，谁也没见过如此阵仗，要知道挨骂的人是马上要当皇帝的皇长子啊！

    但光宗不吱声，哪个人敢发言？

    直到外面训斥声停了，朱由校才满腹委屈地走进来，不情愿地说：她要当皇后。

    得寸进尺，又一个郑贵妃出现了。好再礼部孙尚书聪明，马上跪下大声道：皇上不是要封皇贵妃吗？臣这就去办！

    光宗心领神会，马上道：快办！

    李大小姐想当皇后的梦就此终结。但她并不死心，因为软弱的光宗马上就要完蛋，自己掌握着皇长子就意味着掌握着权力。

    美梦是可以做的，但她全忘了一个人，一个不该忘也不能忘的人，他就是——杨涟。

    此时的杨涟已看清了李选侍的庐山真面目，并认真思考对策。

    四天后，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光宗仙逝，不知死前是否还回味那八个让他欲死欲仙的美女吗？

    光宗的死对东林党绝对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从立太子到当上皇帝，东林党一直是光宗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是全力以赴地支持。所以于公于私，杨涟都十分悲痛。

    杨涟面临的斗争将更加残酷，任务将更加艰巨。虽然他只是个七品小人物，但谁让他把拯救国家当作己任呢？

    光宗仙逝的消息传出，首先到达乾清宫的是六部部长，当然还有杨涟。

    幸亏有杨涟。

    皇帝死了，当然由皇长子继位，但此时的朱由校年纪小，需要人照顾，由谁照看呢？

    那些凭苦读八股文而当上官的大人物，包括东林党的周嘉谟等人商议过后，竟决定把皇长子交给李选侍照顾。

    “万万不可！”唯一一个反对的声音在此时响亮地喊出。

    这个喊声太及时了，当然是清醒的杨涟发出的。

    此时的杨涟虽然仍是个小小的七品给事中，但他是光宗指定的顾命大臣，这些大臣们静静地听他慷慨陈词：朱由校很小，李选侍野心很大，一旦图谋不轨，后果不堪设想。

    一席话唤醒那些平庸的大臣，李选侍几天前狰狞的面目浮现在众人面前。于是他们听从了杨涟的建议：必须找到皇长子，带出乾清宫，让他脱离李选侍的控制。

    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将开始。

    十三位朝廷重臣在杨涟带领下，冲进乾清宫，却被李选侍安排的太监拦住，死活不让进。

    进不了宫，连皇帝的尸体都见不到，急得方从哲一干老头子干瞪眼。

    应该说李选侍的策略是对的，但她忽略了杨涟。

    杨涟实在是个不能忽略的人。关键时刻，他大吼一声：皇帝加崩，我们是顾命大臣，你们算什么东西，竟敢拦住我们的去路？皇长子现在情形不明，你们紧闭宫门，难道想图谋不轨吗？

    不男不女的太监什么时候见过如此猛人，一时被杨涟镇住，乖乖地打开宫门。

    方从哲等人这才见到皇帝尸体，跪在地上，一顿猛哭。

    杨涟心里清楚，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找到皇长子。于是大家开始找朱由校，这才发现，这么大的皇宫，想找到皇长子并非易事，累的方从哲这帮老头子打了退堂鼓，竟想回家明天再找。

    在这关键时刻，又是杨涟一声大吼：这又不是捉迷藏，怎可明天再找？如果李选侍明早下一道圣旨，皇长子连生死都难料！

    大臣们这才猛醒过来，但依旧找不到皇长子。

    这时又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起到关键作用，他就是前面提到的太监王安。一个聪明、富有正义感的太监。因为东林党人的刚正不阿，他一直是东林党人的支持者。是他，把朱由校从李选侍手里连哄带骗地带到众大臣面前。

    众大臣忙喊“万岁”，朱由校的身份由此敲定。但在人家的地盘，这万岁的地位并不巩固，甚至还很危险，于是一场只有惊险影视剧里才能看到的场景出现了。

    大臣们开始往宫外撤，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熟悉地形的王安在前面开路，内阁大臣刘一璟拉着万岁的左手，英国公张维贤拉着万岁的右手，首辅方从哲几个老头子在中间，勇士杨涟断后，匆匆忙忙地撤退，活像土匪绑架。

    事实证明：马上撤退是多么的英明。

    刚冲出乾清宫门口，背后就传来李选侍尖利的声音：哥儿（朱由校），回来！

    回去？是不可能的，大臣们早有准备，他们已经在宫外备下轿子。但此时追赶的太监已经近了，大臣们等不及了，亲自充当了轿夫。这四位高级别轿夫分别是：吏部尚书周嘉谟，给事中杨涟，内阁大学士刘一璟，英国公张维贤。

    他们的目标是文华殿，到达那里，完成大礼，朱由校就正式成为新一代皇帝了。

    这四名高级别轿夫里最年轻的就是杨涟，但业已经四十八岁。

    可怜他们都是些读书人，平时又不知锻炼身体，体力竟然不如不男不女的太监。

    他们很快就被一群太监拦住，领头的太监叫李进忠，一登上历史舞台就露出他凶恶的面孔，恶狠狠地训斥道：“你们打算把皇长子带到哪里？”

    一边说还一边拉扯朱由校，有动手打架的意思。

    那些老头子骂驾是专业，打架却是弱项，一时懵了，不知所措。

    关键时刻又是杨涟，再显勇士风采，怒骂李进忠：我们是朝廷重臣，拥立皇帝是我们职责，你算什么东西，竟敢挡住我们去路。

    杨涟又给朱由校打气：你是皇帝，天下人都是你的臣子，你怕什么？

    阴险的李进忠当场被杨涟镇住，见势不妙，竟然撤了。而且以后一见到杨涟，他就脚跟发软，底气不足。

    也许读者奇怪，李进忠算什么鸟人？让他畏惧有什么值得一提再提的？

    李进忠不算什么东西，但魏忠贤却是个不得不提的鸟人。因为正是这个臭名昭著的魏老太监，彻底剿灭了东林党人。

    然而要写魏忠贤，就不得不写李进忠，因为二者是一个人。

    李进忠在李选侍争权失败后，马上改名，投靠了另一个有权势的女人，并因此飞黄腾达，这是后话。

    魏忠贤和杨涟，二个天生下来的死对头，这是二人第一次交锋，以杨涟的完胜而结束。

    这次交锋，给魏忠贤心里留下恐惧的阴影，也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杨涟的护卫下，朱由校终于来到文华殿，接受了群臣的朝拜，成为了新的皇帝，史称明熹宗。

    终于拥立新皇帝了，杨涟长长地喘了口气，大意之间，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拒绝正确的建议，没有马上举行登基大礼，而是选了个良辰吉日——九月初六，并把朱由校放回乾清宫。

    平心而论，杨涟不是神，他也有大意的时候。

    皇帝都接受大臣们的朝拜了，差的不就是个仪式吗？还能出什么差吗？登基是件大事，不选个良辰吉日行吗？

    一切都合情合理，但这实在是个致命的错误。好在杨涟还有战友，还有一样跟他勇猛的斗士，这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左光斗。

    左光斗，时任都察院巡城御史。杨涟刚出门口，就被等在门外的左光斗一把揪住，并被吐了一脸唾沫：到初六才登基，今天才初一。这六天里如果发生什么变故，我们怎么对得起先皇。

    醍醐灌顶一般，杨涟终于惊醒。

    朱由校在内宫，如果被李选侍控制，号令群臣，后果不堪设想。

    果不其然，朱由校一进宫，马上被扣住。

    关键时刻，王安再次显示了他的智慧与狡诈。几番忽悠之下，李大小姐居然又把朱由校放了，失去最后扳回局面的机会。

    杨涟没再给她任何翻身的机会。

    至于王安怎么忽悠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我推测：王安的唇舌固然厉害，但主要还是李大小姐耳根子软，智商不够。

    从这件事看，出身卑微的人，未必决定不了大事。

    身世显要而内心软弱的人，未必能干成大事儿。

    一个人内心坚定，行动果敢的人才是成大事的必备品质。

    第二天一早，杨涟对李选侍发起猛烈攻击。

    周嘉谟和左光斗这两位东林党人联合上书，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

    左光斗还连夜写了封现在看来十分恶毒的奏疏，大意是：

    李小姐你不是皇后，又不是皇帝的母亲，谁也不想选你当皇后，你赖在乾清宫干吗？皇帝今年才十六岁，正值青春期，容易冲动被勾引，万一有什么意外，岂不是武氏之祸再现。

    大家知道，武氏就是武则天，原是唐太宗的妃子，太宗死后，勾引太宗儿子高宗，终于当上皇后，后来篡位当了皇帝。

    你李选侍要干什么？效仿武则天吗？

    这么看这份奏疏，真是恶毒且流氓。因为李选侍无非就是争个皇后名分，至于勾引朱由校，她可真没想过，这真是欲加之罪。

    可见，名人也有无赖的时候。

    知识分子耍起流氓来，比流氓还流氓。

    有时对付无赖，只能用更无赖的手段。

    李大小姐被彻底激怒，做了件愚蠢无比、自取其辱的决定，下召召左光斗进宫谈话。

    左光斗十分牛x，回道：我是御史，只有天子召我我才会去，你算个什么东西？

    李大小姐失去了朱由校，就失去了王牌，像断了线的木偶，束手无策。

    左光斗这份恶毒的奏疏送到朱由校手中，经王安添油加醋地解说，朱由校颁发命令：让李选侍滚蛋，永远不许进宫。

    李选侍还不死心，居然愚蠢地想找杨涟谈判，她的代表就是亲信魏忠贤。

    这是魏忠贤和杨涟的第二次交锋。

    此时的杨涟根本没把魏忠贤放在眼里，根本没给他多少说话的机会，就警告他：你回去告诉李选侍，如果乖乖地听话就算了，如果冥顽不灵，就等皇帝发落吧！还有你，也是如此，给我放老实点儿！

    估计魏忠贤第一次交锋就被杨涟吓傻了，这次没做太多狡辩就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妥协，选择了退让。因为他知道，他此时根本不是杨涟的对手。

    历史证明，学会妥协退让是所有搞政治的人必须学的一门功课。

    此次谈判，让天真的李选侍认识道：对东林党人，威逼利诱都是行不通的。

    东林党人有钢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心肠，头脑中根本没妥协二字。

    李大小姐学精了，她开始重新选择主攻方向，这次他选择了方从哲。

    从党派来说，方从哲是浙东，跟东林党是死对头。从权力来说，方从哲是首辅，官职比所有东林党人都高。她没想到的只是：方从哲是个软弱的人，软弱到根本不是杨涟的对手。

    我们不知道李大小姐是如何对方从哲攻关的，史书上只是这么记载：

    九月初五那天，杨涟找方从哲商议，希望他明天号召群臣，逼李选侍走人，算给皇帝登基的一份厚礼。

    没想到此前一直很配合的方从哲他老人家竟说：就让她再迟些搬也无大碍吧！

    杨涟愤怒了。但任凭他如何暴风骤雨般地劝说，方从哲就是保持沉默。

    杨涟是什么人？他是斗士。

    什么是斗士？斗士是那种越遇挑战越往前冲的人。凭你一个糟老头子的沉默就能让他打退堂鼓？

    绝无可能！

    在登基前的最后一天，杨涟不停地到内阁及各部去游说，告诉大家形势的危急，全不顾别人的讥讽和冷眼。

    他的执着终于打动了许多人。他们在杨涟的带领下来到宫前，面对深不可测的内宫，杨涟喊出响亮的战书：

    李大小姐，除非你今天把我杀了。你不搬出去，我们决不罢休！

    可怜的李大小姐，在如此不要命的斗士面前，她害怕了，她和郑贵妃一样选择了退让。她的所有野心和嚣张，都被天神般的杨涟给吓回肚子里去。

    她退出了乾清宫，退出了历史舞台，退的无影无踪，史书再无她的记载。

    跟他退出的还有她的贴身太监。除了一个鸟人，这个鸟人不男不女，甚至连太监都算不上，因为传说他净身未净，还有孽根残余。

    他就是——魏忠贤。

    九月初六，明熹宗登基，东林党人大获全胜。

    这个胜利着实不易。

    从八月二十二日到九月初六，这短短的十五天，杨涟经历了无数个关键时刻，遭遇了各式恶人、坏人，见识了各种阴招、损招，但他挺过来了，他成功了。

    他为成功付出的代价极大。

    史书记载，短短十五天，他的头发变成一片花白。

    这正是呕心沥血的真实写照啊！

    东林党人的呕心沥血没有白付出，明熹宗提拔了一大批东林党人。杨涟一年之内，从七品芝麻官变成从二品的左副都御史；**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任吏部尚书；孙慎行任礼部尚书；左光斗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一时间，出现“众正盈朝”的局面，东林党人掌握了朝廷各个要害部门，但最高长官还是浙党领袖方从哲。

    东林党人讨伐异党向来是手下无情的。他们借追查“红丸案”之机，迫使老好人方从哲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永远离开了朝廷，随之而去的还有一大批异党分子。

    方从哲走后，东林党人叶向高当上了首辅，标致着东林党权力达到顶峰。

    此时的东林党人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同属士大夫的什么浙党、齐党、楚党等党派，即便合在一起也根本不是东林党的对手，除非……

    除非什么？

    凡事就怕除非，我真的不想说除非这二字，可史实摆在面前，我还得接着说下去。

    除非阴人，纯粹的阴人，那种已经不能叫人的阴人。

    阴人做事完全不守人伦道德，根本不能拿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

    阴人之阴毒，即便是在烈日下，也让人不寒而栗。

    只有这样的阴人，才能打败强大的东林党。

    或许老天对东林党将异党赶尽杀绝的做法看不过眼，才为他们准备了一个天敌，阴人——魏忠贤。

    关于阴人魏忠贤的崛起，我实在不想说的太细，可不简单介绍一下，大家又认识不到他的无耻和阴毒。

    少年的魏忠贤没读过书，是个吃喝嫖赌俱全的小混混。结婚前就逛遍了城中大大小小的妓院，学会了一些房中术，这成为以后发达的一项技能。婚后又因为赌博卖掉了亲身女儿，逼走了老婆。后因生活所迫，举刀自宫，当上了太监。进宫后，装傻装孙子骗取太监魏朝、王安的信任，逐步得到重用。五十多岁时，突然焕发青春，得到李选侍的重用，成为李选侍的心腹。

    至于如何成为李选侍的心腹，史书没有记载。

    可惜李选侍心肠不够硬，在和杨涟的较量中很快败下阵来。魏忠贤虽然也随之退败，但他并不死心，很快把巴结的目标盯上朱由校的奶妈奉圣夫人——客氏。

    这位客氏娇艳毒辣，她的身份不仅是朱由校奶妈这么简单。

    传说她在宫中来去自由，经常和早不吃奶的朱由校在一起，有很大的特权。

    种种迹象表明，她和木匠皇帝朱由校的关系不清不白。

    左光斗怕朱由校和李选侍关系不清不白，真没担忧错，只不过对象错了，我们的朱熹宗同志是把乳母拿下了，或者说乳母把他拿下了。

    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反正魏忠贤通过“对食”的方式，成为客氏的铁杆。

    这里面我不得不解释一下什么叫对食。

    古代宫廷的太监和宫女非常寂寞，于是他们就互相取乐，互找对象。因为太监不算男人，大家有名无实，只能在一起吃饭，所以就叫对食。

    这一丑恶现象在大明非常普遍。

    客氏原来对食的对象就是魏忠贤的上司兼好友和提拔者——魏朝。但为了权力，魏忠贤用尽心智，拼命讨好客氏，或许还用上了房中术，终于成功和客氏对食，并杀掉魏朝，使自己地位进一步提升。

    杀掉魏朝之后，挡在魏忠贤权力之路的障碍就是大太监王安了。

    王安，这个人我们很熟悉，一个非常正直的太监，一个二代皇帝都很信任的太监，一个连杨涟、左光斗都非常敬重的太监，此时是宫内权势最大的太监。但权势再大也没皇帝大，皇帝又跟客氏关系非同一般。魏忠贤利用客氏，用不可思议的阴招扳倒了王安，并将之杀害。

    魏忠贤取代王安的地位后，成为最有权势的太监。但他的权势仅限于内宫。

    如果说此时杨涟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屡败于他手下的阴人野心，还是有能力把控时局的。可惜的是东林党人的目标是其他党派的官员，没把这个阴人放在眼里！

    凡事多败于轻敌！

    魏忠贤此时却是无比的清醒，他清醒地认识到：凭自己的实力，远不是杨涟的对手，更不是东林党人的对手。

    他采取的策略有两点。

    第一点是拼命讨皇帝朱熹宗的信任，这一点在客氏的帮助下，很快得逞。

    第二点就是利用高官厚禄，笼络那些不是东林党的官员。这一点，东林党对异党的穷追猛打帮了他大忙，他很快就笼络了一大批人。

    魏阴人拉山头的速度实在太快，很快就有什么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猴孙、五百义孙的名号出炉。

    好笑吧，或许魏阴人前世就是畜牲，他的手下多以畜牲为名号。一时间，魏阴人笼络的畜牲太多，多到不仅史书很难列全他们姓名，估计魏阴人自己也认不全他们。

    魏阴人不管，只要你投靠我，为我卖命，不管你什么出身，也不管你品行如何，一律封官授爵。根本不问品行如何，能力如何。

    他们中有些人，拿禽兽来比他们，禽兽都会脸红。比如说冯铨先生，这位仁兄靠贪污起家，投靠阉党后主动请命要求承担陷害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无耻任务，后来还主动投降清朝。短短的一生，集贪官、阉党、汉奸为一体。

    如此鲜廉寡耻之人，世所罕见，禽兽见了都害怕。

    就是这些畜牲，咬起人来，不遗余力。

    没原则收人就是魏阴人收人的原则。很快，他就控制了包括锦衣卫在内的大部分要害部门。

    但此时的魏忠贤仍不敢和东林党正面过招，或许想麻痹东林党人，他攻击东林党人的第一招尽是不断地给东林党人送礼，还逢人就说自己和**星是老乡，赵老乡如何如何的好，东林党人如何如何的好。并厚颜无耻地说：你们和太监王安都合作了，为什么不跟我合作？

    东林党人向来是做事一根筋，不知回旋。他们回答：王公公是什么人，正直有正义感。你是什么人？小无赖一个。

    他们对魏忠贤的态度就是：礼物全部送回，上门拜访赶走，一点情面不给。

    面对如此无情的东林党人，魏阴人一旦羽翼丰满，马上举起屠刀。

    东林党和阉党的正面交锋已不可避免。

    比较奇怪的是，几年来，杨涟亲眼目睹了魏忠贤的崛起而无所作为。他亲眼目睹了魏阴人抢走朋友的情人，杀死了朋友，坑死了上司，掌握了大权。

    他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强大的敌人站在他面前，却始终没有出手。

    他没有出手的真正原因史书没有记载，或许他看惯了太多的阴人，如刘瑾、严嵩。但他俩还有点儿人味可寻，做事儿还有个底线。这位魏阴人做事实在无底线可言，拿人的标准来衡量魏阴人，无疑是杨涟的错。

    或许杨涟太轻视这个魏阴人了，不懈和一个太监较量。这个鸟人二次和自己交锋，都灰头土脸地败走，不值得自己出手。这是多么要命的清高啊！

    或许杨涟不出手是因为他坚持一样东西——道统。

    坚持道统让杨涟为知县时廉洁奉公；道统让杨涟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道统让杨涟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我们实在推测不出杨涟迟迟不出手的原因。当他想出手时，却发现自己身边已空无一人。当年的敌人、同僚、甚至朋友都投入对手怀抱。

    但杨涟还是出手了，以他自己的一贯的方式出手。

    直接而勇猛的招式！

    天启四年，杨涟上疏，弹劾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

    应该说这份上疏字字见血，切实可信，非常有力度。

    这份奏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首先是东林党的同道纷纷上疏，怒斥魏忠贤；后来一些退休的老先生也发表议论，指责阉党；再后来，一些阉党内部的同志也坐不住了，倒戈一击，掉头就骂曾给了他们高官厚禄的魏公公。

    全国弹劾魏公公的公文纷踏而至，搞得魏公公狼狈之极。

    杨涟也很得意，认为如此大好的形势，自己一手扶持上去的熹宗皇帝还不雷霆大怒，把魏忠贤五马分尸啊？

    杨涟得意的有些大意了，甚至没有取得东林党最有力量的首辅叶向高的支持。因为叶向高不止一次地对他说：对付魏忠贤，不能来硬的，要看时机。

    事实证明叶向高是有远见的，而杨涟却认为叶向高是典型的投降主义。

    魏忠贤确实给吓坏了，但他已非四年前的李进忠。

    四年前，在杨涟面前他只有挨骂的份儿，却没还手的实力，可如今的他不仅掌握了内阁，而且掌握了六部，掌握了特务机构。极度恐慌中的他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千万别让这封奏疏传到皇帝手中。因此，他一开始利用权利拖着这件事不让皇帝知道，闹大之后，拖不下去了，才痛哭流涕地跪在熹宗面前：

    “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再为皇上效力了，请皇上免除我的职务吧！”

    以退为进，原是这阴人惯用的伎俩，不料熹宗一句话，让行将崩溃的魏阴人看到光明：

    “奏疏在哪里，念给我听。”

    魏公公大喜过望，这才想到天启皇帝不识字。

    尽管魏公公也大字不识，但他阅历无数，早把念奏疏的太监安排成他的死党。这死党念的奏疏和原来杨涟写的大不一样。二十四条大罪严重缩水，能致魏公公死罪的都免了。

    总之，天启听到的是一封无关痛痒的奏疏，因为他听完后，觉得这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于是对魏忠贤说：

    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

    天启皇帝整天不上朝，不理国事，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后宫干木匠活儿。谁要打搅他干木匠活，他就非常的不爽，就认为那人是大大的坏蛋。

    他认为的好人就是：对他好的就是好人，能让他安心做木匠活儿的人就是好人。

    魏忠贤帮他处理一切国事，不打搅他做木匠活儿，所以魏公公是大大的好人。

    结果，魏忠贤彻底解脱，东林党惨败。

    出现如此结果看似偶然，其实有其必然性，东林党人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理由一：光宗几十年都过的畏畏缩缩，根本没心思教育儿子，朱由校是个文盲，杨涟又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把奏疏当面念给皇帝听？这是杨涟失去了当年的机智谨慎啊！

    理由二：四年前把熹宗扶上位，为什么不紧紧控制着皇帝，教他处理国事，做个有作为的皇帝？相反，任由熹宗天天不上朝，热衷于做一个小木匠？这是东林党人的失职啊！

    理由三：发现魏忠贤的狼子野心为什么不早出手，坐看他实力壮大？这是政治上的短见啊！

    实际上，魏忠贤在害死王安后，东林党人就应有足够的警惕。

    皇帝一句话，杨涟的努力都付之东流，魏公公又开始包办一切，代皇帝下了一道道的圣旨，训斥**星等人结党营私，又下旨批评杨涟、左光斗等人，屠刀指向了东林党人。

    天真的东林党人彻底心灰意冷，**星、杨涟等人纷纷提出辞职，他们天真地认为：辞职可以保全性命。

    因为以前的党争，他们对异党都是撵回家为止，从没赶尽杀绝。

    但魏忠贤不是士大夫，他是个人渣，毫无人性可言。

    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赶尽杀绝，是魏阴人一向的作风，这在王安被害就可看出，王安不是先被撵出宫，然后赶尽杀绝吗？

    那些被赶出朝廷、在家养老的东林党人，被魏忠贤捏造了个冤案，都抓了回来。有名的人包括：杨涟、左光斗、汪文言、高攀龙、黄尊素、周顺昌等。

    历史上有“六君子之狱”，还有七君子事件，还有同情东林党人的颜佩韦等五位平民百姓从容就死事件。

    我们这里单单说说杨涟在狱中的表现。

    面对伪造的证词，杨涟是不屑辩解的。

    五彪之一的许显存威吓地要用刑，杨涟不屑地道：费那力气干吗，直接杀了我吧！

    许显纯是不会让杨涟轻易死去的，他下令每五天痛打杨涟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下颌被打脱落，牙齿被打掉，却无一字供词。后来许显纯用上钢刷，几次下来，杨涟体无完肤，“皮肉碎裂如丝”，但杨涟仍然骂不绝口。

    无数次失败后，许显纯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是绝无可能。于是暗杀就上场了。

    因为杨涟是以经济问题被弄进去的，罪不致死，所以要暗杀的不留痕迹。所以不能刀砍剑刺，许显纯用铜锤猛击杨涟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却没死。

    杨涟不仅是铁胆，身板也是钢筋铁骨。

    说老实话，我倒希望杨涟早点死去，因为不忍看这么一条好汉受到以后的种种折磨。

    铜锤没打死，许显纯用上了狱中最黑暗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就是晚上趁犯人睡觉，用装满土的布袋压在犯人身上。

    按学者方苞的说法：一般人晚上压住，天亮就死，绝对保质保量。但杨涟第二天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土，就当盖了一晚上被子。

    口供问不出来，连人也干不掉，许显纯疯了。下令把铁钉钉入杨涟耳中，但杨涟依旧没死，只是开始神智模糊。

    这个钢铁一样的人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时日不多，于是他微笑着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了最后遗书，藏在枕头里，被一名看守轻易的发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名看守原打算把血书拿出邀功请赏的，但看完血书内容，马上改变主意，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了此书。

    三年后，真相大白时，他拿出这份血书，昭示天下：

    “仁义一生，死于召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

    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但愿国家强固，圣德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

    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

    字字滴血的血书，如其说是滴的手指之血，不如说是滴的心头之血。

    最后关头，杨涟没有抱怨个人命运的悲惨，没有埋怨大明对他的不公。他字里行间渗透的是对大明强盛的祝愿，是对皇帝圣明的期盼。或许他早已对木匠皇帝朱熹宗失望，但他没有半句怨言。

    他用他的生命捍卫了他所遵循的道统，他用他的从容赴死诠释了信仰的力量！他用行动，榜样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勇士！

    铜锤没打死，土袋没压死，钉子钉入耳朵还没钉死，许显纯哆嗦了，他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快要发疯的许刽子手，拿起一枚大长钉，狠狠地钉入杨涟的头顶。

    这一次，奇迹没有发生，杨涟终于走完他英勇、苦难而传奇的一生。

    杨涟倒下的同时，一个伟大的殉道者如旭日东升一般，蓬勃升起在神州大地，照亮了黑暗的大明天空。

    几百年之后，出现了为变法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出现了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出现了为了民主共和而英勇捐躯的林觉民、喻培伦，出现了为抗日“我何惜此头”的吉鸿昌，出现了在日军包围圈中中几进几出的张自忠，出现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杨靖宇……

    我不知道这些英烈是否知道杨涟的事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跟杨涟一样：为了信念，以身殉道。

    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殉道者，才艰难挺过多灾多难的近代而没有在世界消亡。

    杨涟，还有和他一样的殉道者，是中华民族最坚硬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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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东林党传奇人物之汪文言

    东林党人的异类——汪文言

    东林党人成百上千，大名鼎鼎者也有几十位，为什么给我影响最深的人物中，他仅次于顾宪成、杨涟能排到第三位？

    事实上《明朝那些事儿》里关于汪兄的记述并不多，而在正史里则更少，拿当年明月先生的话说：史书里关于这位仁兄的描述都只是只言片语，为了查这位仁兄的生平，着实让我吃了苦头。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然而，就是这些只言片语的记载，却透露出汪文言是东林党里的干将，一个在残酷党争中，击败其他党派的关键人物。

    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史书如此轻视他的存在？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出身有点儿异类。

    几百年来，东林党人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帮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性格执拗，同恶势力斗争绝不妥协，为了信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读书人或士大夫。

    一句话，读书人是东林党的标致形象。

    然而汪兄却没读过几年书，他即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连秀才都不是，因为他从没进过考场，更没当过官儿。

    这在八股取士的明朝，他只能是个百姓。

    但这位汪兄显然不是百姓中的良民，他是个混混儿，而且是相当能混的混混。

    他的职业是：吏。

    说准确些，就是监狱里的看守。

    明朝官员的编制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吃皇粮的官员不过几人，靠这几人管理一个县，累死他们也管理不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群——吏。

    他们这些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没有官职，工资由地方解决，职务就是帮官员跑腿办事儿。

    没官职、没固定工资，只办事儿，有人愿意干吗？

    你要这么想就说明你没在社会混过。

    从古到今，就是说只到现在，仍有一些没任何官职却能量极大的人存在，比如说黄金荣、杜月笙。他们能办许多官员都办不了的事儿——拿不到桌面上说儿的事儿。

    对，明朝许多地方的吏都非常厉害，厉害到县太爷那些朝廷派下的命官都拿他们没着儿。

    我没说错，因为县太爷等官员都是上级派来的，没有根基，也没班底。而这些吏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擅长贪污受贿、结党营私、黑吃黑、阳奉阴违。

    如果你对吏这个职业的能量还不了解，我说一个人你一定知道，他便是及时雨宋江。一个小吏，却名满天下，天下英雄无不以结识宋江而自豪，终于坐上了梁山泊头把交椅。

    宋江有什么能耐？他文不如吴用，武不如武松，出身不如柴进，他凭什么坐上头把交椅？

    就一个字：混。

    靠仗义疏财混得好名声，结交无数朋友。

    其实，宋江的名声是施耐庵老先生捧的。

    论混的本领和在历史上的影响，宋江要比汪文言这位老兄差的远。

    汪兄不被世人所知，只是差了一个公平宣扬他的文人。

    对，汪兄就是一个超级混混儿，一个最狡猾、最会来事儿、能力相当强的小吏。

    他绝不是个正直的人，小吏那些不光彩的勾当也没少干。但他跟一般混混不同的地方是：他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是走投无路，他能帮都帮人一把。于是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一时间宾客盈门，办事能力越来越强，强到一些知县办不了的事儿都要倚仗他。

    但无论他名声多大，他始终是县衙一个小人物，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一个叫于玉立的人。

    于玉立，时任刑部员外郎，一个职位不高却想法挺多的官员。他经常串门拉关系，却成效不大，朝廷毕竟和江湖不一样，还是要讲道统的，那些沽名钓誉的勾当没有那么大市场。

    于玉立听说汪文言以擅长拉关系而闻名时，便将他招致麾下，为他打探消息，疏通关系。

    汪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准备在京城大展拳脚。

    几个月下来，汪兄发现凭自己在县里的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

    尽管朝中党争进行的如火如荼，但各党派——包括东林党都没人答理这位汪兄。原因很简单，我们斗的再狠，但好歹都是读书人，你汪兄算干什么的？一个小混混！

    谁会自降身份结交你这样社会底层的人？

    当然，除了出身比他更低的人才会看得起他。

    什么人比汪兄的出身更低？

    朝中是肯定没有了，但皇宫内有。

    聪明的读者一看到这儿就知道什么样人的会结纳汪兄这样的小吏。

    没错，你们猜的没错，是太监。

    但欣赏他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太监，是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太监——王安。

    对于王安，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东林党人的支持者，在光宗和熹宗两位皇帝继位斗争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曾是魏忠贤的领导。

    应该说能结识王安这样的实权派人物，完全是汪兄锲而不舍的努力结果。

    在朝廷内受尽白眼的汪兄毫不气馁，可见他还是具备东林党人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韧劲儿。他先是花钱捐了个监生，又四处行贿，上下打点混进太学，跟六部官员都混了个脸熟。

    当汪兄认识王安时，万历同志的身体还很好，我们的王公公还是没人搭理的小角色，但汪先生不这么看，鞍前马后地为他办事，还经常贿赂他。

    事实证明：汪兄有眼光。

    当杨涟密找王安，通报万历将驾崩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人在场，这人就是——汪文言。

    汪文言用自己混江湖几十年的经验劝王安：听杨涟的话，立即入宫。

    王安这才下定决心，带朱常洛进宫，演出了明史上最惊心动魄的皇帝继位场景。

    经过这件事，不仅加深了王安对汪兄的信任，也使东林党人认识到这个混混儿的实力。于是杨涟、周嘉谟、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

    傻子都能看出东林党人即将发达，何况老江湖汪文言？

    所以双方一拍即合，汪文言正式加入东林党阵营。

    正是因为汪文言的加入，使东林党实力大增，改变了党争激烈却胶着不下的局面。

    事实上，汪文言一踏入政治中枢时，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的那么乐观，东林党人并没有取得党争的绝对优势。

    虽说光宗是东林党人力挺上去的，但当时的首辅是浙党方从哲，浙党党羽遍布朝野。而且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看着东林党势力渐强，三党不自觉形成联盟，分工合作，极不好惹。

    东林党明争暗斗了几次，都没把三党搞定。

    一帮知识分子之间的内斗，只会打嘴仗，是专业的吵架选手。他们斗的虽然激烈，但大家都是读书人，性格耿直，文人相轻，但全是嘴皮子功夫，顶多把某某人吵回家而且认一个死理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哪里有政治家的手腕。

    汪文言是个有手腕的人物，他的出场改变了这种相对的均衡。

    在汪文言没上场之前，党争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争斗。他们斗的虽然激烈，但大家都是读书人，性格耿直，文人相轻，见面就是一顿吵架，认着一个死理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实际上他们除了派系不同，都是一类人，因此斗的不相上下。

    显然汪文言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他一登场，东林党人的策略就改变了。

    在汪兄的眼里，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朋友和敌人在利益面前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很有意思，汪兄的世界观在今天，都可以拿到国际政坛来说事儿。

    当今很多在世界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也都奉行这样的政策。

    可惜的是这位汪兄不是东林党人的领袖，不能左右东林党的方向，否则哪里轮到魏忠贤飞扬跋扈。

    汪文言充其量只是东林党一名骨干而已，一名只能在幕后策划而走不到前台的骨干，原因便是他的出身。

    他的策略是遇到敌人，先让他们自己绊一跤。他很快找到这块绊脚石，便是东林党人——梅之焕。

    梅之焕是东林党人，是因为他的德行和东林党人对路，是个正直、强硬的知识分子。东厂坑人，他骂东厂；首辅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点情面不留，标准的东林党人。

    梅之焕的一个身份是东林党人，但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湖北麻城人，跟楚党渊源颇深，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正是汪文言需要的。

    机会来自于一个非常无聊的事件。

    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已经死去多年，但朝中仍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的骨头拉出来修理一顿，由此事可以看出朝中的一些官员气度是多么的狭小，而且无聊之透顶。但这却是一些知识分子的通病。

    不巧的是提议之人是浙党。

    无论浙党提什么建议，东林党人肯定反对。一直以来，三党的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但只要是三党提的，东林党人就坚决反对。

    以梅之焕的性格，当然不甘落后，而且出言就挑衅：如果张大人还活着，你们这些无耻之徒敢这样吗？

    话音刚落，就有人上书支持，但出乎意料的是，支持梅之焕的非东林党人，而是楚党领袖官应震。

    之所以支持梅之焕，除了他们是老乡，关系不错，还有一个原因是：张居正也是湖广人。

    还有一个史书上无法考证的原因：官应震也被汪文言拉拢了。

    至此铁板一块的三党被搞垮，内斗开始，这一切都是汪文言老兄策划的。

    所以东林党前台那些辉煌的人物如杨涟、**星、左光斗等人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一个沉默却有力量的男人。

    虽然汪文言的做法拿不到台面上，可能有些道学家还会斥责他行径无耻，但他的做法却是最有效的。

    政治和道德大多数时候是貌合神离的，很多无耻的行径都披着道德的外衣，真实动机却是无比的肮脏和血腥。

    比如使中国陷入无底深渊的鸦片战争，英国却是打着保障自由贸易的口号；比如说绞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的口号是要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如日本的侵华战争，却是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比如说利比亚战争……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政治斗争从来就是肮脏和残酷的，只有那些口头仁义手段毒辣的人物才能有所气候。像杨涟这样的直肠子，不知变通，不知笼络人心，不知使用手腕的耿直性格，大多以悲剧收场。

    东林党人就不提了，岳飞结局好吗？徐达结局好吗？彭德怀结局好吗？这样的例子太多，因为政治讲的就是桌上振振有辞，桌下利益至上。

    这个利益未必是个人利益，可能是党派利益，可能是国家利益。

    美国就常常为了国家利益而挥舞民主的大棒四处征战，民主倒未见得，利益却没少得。

    为了利益，必须牺牲道德；为了利益，必须顶着道德的帽子才能实施。这实在有些奇妙，因此政治和道德又密不可分。

    三党一盘散沙，东林党走到了鼎盛，开始走向衰落。

    东林党衰落的原因是对异己穷追猛打，连给他们效过力的人也不放过。如官应震大人，是楚党领袖，仍被轰走。如此不厚道的做法，就是把他们不少人逼向一个面目慈祥、言语温和的胖老头。

    这个胖老头就是魏忠贤。

    不错，我没写错。面目慈祥，言语温和，历史真相就是这样的。至少魏阴人的表面是这样的。

    只有这样才具有欺骗性。

    内心越阴险的人，面目越慈祥。

    魏忠贤要对东林党人下手时，却发现杨涟等人的品行是如此完美，干干净净的一点儿抓不到把柄。于是他开始仔细排查，终于发现了汪文言。

    汪文言没有功名，没有官职，却是东林党的支柱，最主要的是他本身有很多把柄，他实在是底子不干净，所以轻易就被人抓到牢房。

    然而他低估了汪文言的能量。

    不久，汪文言就出狱了，而且出狱之后，名声大震，**星、杨涟等人亲自拜访。

    更出人意料的是，首辅叶向高找到了他，任命他为内阁中书，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实在让人惊诧。

    对此，魏公公不露声色，他认识到自己的实力还不够。

    可惜的是东林党人并没警觉，没有对魏忠贤采取有效措施。当和蔼的魏公公觉得足够强大时，再次轻易地将汪文言抓到牢中。

    但事实再一次证明，魏公公再次低估了汪文言。

    汪文言入狱后，审来审去毫无进展，而且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好吃好喝，没人为难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汪文言不是书呆子，他原是小吏出身。无论京城的吏还是小县城的吏，他们都有钱就好使，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汪老兄到了狱中，当然如鱼得水，各种关卡特清楚。

    当然，还有一个人帮了他大忙。

    此时的东林党中有两大智囊，一个是汪先生自己，另一个则是黄尊素，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

    汪文言两次被抓，黄尊素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要动手了，因此他找到锦衣卫头子刘侨，四处活动，因此汪先生才能有滋有味地待在狱中。

    魏忠贤主动退让了，他还要蓄积实力。

    两次动手都失败，证明魏忠贤手段并不怎么高明，是东林党人没有及时反击。

    又过了几个月，当“众正盈朝”变为“众兽盈朝”时，当杨涟反击失败时，汪文言的好日子到头了，地狱之门由此打开。

    汪兄先是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好吃好喝的也全没了。然而，这只是个开始。

    魏忠贤为了从汪文言身上打开缺口，让“五彪”之一的许显纯亲自审讯他。这个人非常地变态，常常用铁钩扎穿犯人的琵琶骨，把人吊起来，还会想出匪夷所思的酷刑。

    杨涟就是被他折磨死的。

    杨涟是钢筋铁骨，没想到汪兄的皮肉也很结实。一连审了十多次，我们这位汪兄就是三个字：“不知道。”

    许显纯急眼了，加大拷打力度，终于一天，奄奄一息的汪文言说“你要我承认什么？我承认就是了。”

    许显存欣喜万分：“只要你证明杨涟受贿，我就放了你。”

    汪文言沉默片刻，坚定地说：“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

    许显纯惊诧了，一个油滑的县吏，一个唯利是图的小吏，一个以妥协和圆滑处世而名满朝内外的小吏此时竟变的如此强硬和固执。

    无奈之下，变态的许显纯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伪造证词，妄图在心理上摧毁汪兄。怎么样？没你的证词，我照样能定杨涟的罪。

    汪文言用尽全身力气喊道：“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质！”

    这是汪先生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汪文言先生一辈子都在追逐名利，都在坚持利益至上，都在官场尔虞我诈，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选择了真理，选择了信仰，选择了坚贞，选择了壮烈……

    汪先生用他最后的选择，证明了他是当之无愧的东林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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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东林党传奇人物之黄尊素

    东林党中的君子——黄尊素

    东林党人是知识分子的团体。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既然是知识分子，就应该有君子之风，有知识分子的从容淡定。

    在无比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谁最能体现这种君子这风呢？

    答案是——黄尊素。

    关于黄尊素，《明朝那些事儿》中描写并不多，但就是这不多的笔墨，让我印象极为深刻，专门写一篇关于黄尊素事迹的文章。

    黄尊素是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儿子，名字叫做黄宗羲。

    黄宗羲是谁？你如果问出这个问题，就别看这篇文章了。

    说句实话，这篇文章即非传记，更谈不上史书，只不过是写东林党中牛人事迹的，是一篇读书札记，不可能什么问题都回答。

    我写黄尊素，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儿子，而是因为他本身的事迹就非常传奇。

    首先，黄尊素是“狱中六君子”之一。其次，黄尊素和汪文言是当时东林党的两大智囊。汪兄是以干练圆滑见长，黄尊素则以学识渊博见长。再次，就是黄先生从容淡定的君子之风。

    要想说清楚黄先生的传奇事迹，先得说说五平民事件。

    五平民事件的起因是周顺昌。

    魏忠贤最初拟定的逮捕名单中是六个人：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周宗建、缪昌期和周起元。

    这就是六君子。名单中没有周顺昌，他之所后来被追加进去，六君子成为七君子，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从这一点我们再次可以看到东林党人真是耿直的有点儿愚腐了，连杀头这样的事儿也唯恐落后。

    东林党人魏大中被抓过境时，周顺昌把他请到家中，好吃好喝招待，还对身边的东厂特务说：

    “你不知道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叫周顺昌，只管找我！”

    后来东厂抓周起元时，他又站出来大骂魏忠贤，惹的魏忠贤大怒：

    “无名小卒，以前不稀理你，还当你公公我仁慈啊？”

    于是周顺昌也被列为黑名单。

    没想到周顺昌这样一个小人物，竟惹起一场轩然大波，吓的魏阴人出了一身冷汗。

    周顺昌，进士，东林党人，疾恶如仇，为人清廉，仗义疏财，名声极好。

    有个关于周顺昌的故事，能充分说明他疾恶如仇的性格。有一次人家请他看戏，开始挺高兴，结果看到一半，突然怒发冲冠，众目睽睽之下冲上舞台，抓住演员一顿暴打。

    原因就是：那位演员演的是秦桧。

    东厂特务去抓周顺昌，大概以为苏州人文弱好欺负，抓住周顺昌后就开始往周家要钱，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在半路就给把周给黑了。

    别说周顺昌家是真没钱，即便有钱，以他执拗的性格也不会给，所以他也公开扬言：就不给钱，看你能咋样？

    但这位周兄平时人缘太好，苏州百姓开始自发的凑钱给东厂这帮王八蛋，有人为了出钱，把衣服都当了。

    东厂领头的特务叫文之炳，不仅贪婪而且愚蠢，居然嫌钱少，要加价。

    这下大家不干了。

    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

    文之炳这人智商实在太低，看这仗势，连夜把周顺昌押走不就啥事儿都没了吗？他偏要第二天大张旗鼓地把周顺昌带走，大概还想耍把威风。

    我看他实在不该叫文之炳，应该叫傻之炳。

    又过一天，苏州十几万市民为周顺昌送行。文之炳此时还没认清形势，气势汹汹地握着刀说：

    “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哪个敢妨碍公务？”

    这时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出面问道：

    “你们是奉的魏忠贤的命令吗？”

    文之柄大怒，道：

    “大胆，魏公公名字是你叫的？小心割了你舌头。我们逮人是东厂的命令。”

    原以为能拿东厂吓退这个平民百姓，没想到这人振臂一呼：

    “原以为是天子的命令，原来是东厂走狗，扁他！”

    说完他抓住文之炳就开始拳打脚踢。

    这个人的名字叫颜佩杰，历史会记住他的。

    其它特务刚想拔刀相助，没想到十几万胆大包天的人冲向他们，逮住就是一顿暴打。

    可怜的东厂特务们平时只会狗仗人势，何时见过如此场面？此时撒退就跑，只恨爹娘少给了自己两双腿。他们有的跑进民宅被揪出暴打，有的跳进粪池中被捞出，有的跳到房屋上被干掉，有的逃跑不及被人踹倒踩死了……

    事情闹大了，大到连杀人如麻的魏公公都害怕了，只好大事化小，下了道命令：只把周顺昌带回，其他人既往不咎。

    苏州人也有些东林党人脾气，官府还没动手，就有五人前来自首。

    他们是商人颜佩杰和马杰，贸易行中间人沈扬，轿夫周文元，卖布的杨念如。

    几天后，周顺昌在京城被许显纯拷打至死。

    周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为威吓百姓，那个在群众暴动中曾跳到粪池中的巡抚毛一鹭决定处决这五人。

    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毫无惊恐及反悔之色。

    沈扬说：无憾！

    马杰大笑：“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

    颜佩韦大笑：“列位请便，学生去了！”

    五人遂英勇就义。

    从此，世间少了五位平常百姓，世上却多了五位名垂青史的平民。

    颜佩杰五人没读过多少书，但激昂大义，视死如归，颇有士大夫的气节。

    他们舍身追求的是一种反抗**的信念，立志为此殉道，名垂青史。

    见过多少平时张牙舞爪、横行乡里的恶棍，关键却时尿一裤子。

    这五人平时普普通通，大义面前却能从容赴死，诠释了什么叫做：真的勇士。

    还有一个现象想说一说：这五人中有四人是商人，说明苏州的商业贸易很发达。事实也是如此，苏州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这里荟聚了中国最早的资本家。

    五平民事件中，十几万人罢市，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斗争精神和力量。

    精神可嘉，但不彻底。颜佩杰等人说到底还是追求封建士大夫的那种不畏**的气节，脑中无民主、自由的思想。

    力量尚可，但无纲领、无组织，属自发的行动。因此反抗斗争不可能有长期性和持续性。

    资产阶级思想和制度此时在世界已经开始逐步成为发展趋势，中国的资产阶级萌芽却始终没有壮大，成为主流，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政治团体，却看不到世界的发展，也不可能看到世界的发展。

    遗憾之余，让我们知道开放对于一个国家是多么得重要！

    闲话少说，说了这么一大圈儿，五平民关系和黄尊素究竟有什么关系？

    有，非常巧合的关系。

    正是这种巧合，体现了黄尊素的从容不迫和视死如归精神。

    周顺昌等人被抓，七君子中幸存的只有黄尊素了。

    黄先生早做好准备，交待了后事，在家静等特务们上门。

    不巧的是，抓黄尊素的特务要想抓黄尊素，必须经过苏州，正巧赶上了五平民事件。这几个人即没捞钱，也没嚣张，倒霉的是他们身着东厂装束，于是苏州人民顺道把他们也干了。

    黄尊素在家还纳闷儿呢，他早就知道东厂要抓他，怎么等了十多天还不见来人呢？

    黄尊素是个聪明人，他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战友们都英勇就义，他岂甘落后？于是他自己穿上囚服，主动到衙门报到，几个月后，被许显纯拷打至死。

    死的从容不迫，坚贞不屈。

    这让我想到庵党第一干将、魏忠贤的“五虎”之首崔呈秀。

    他得势时多么的嚣张，杀人不眨眼，可知道自己要死时，下令准备一大桌酒菜，把自己的大小老婆都拉出来，还摆上多年来搜刮的古玩财宝。

    然后一边吃一这哭一边砸，吃一口，砸一件古玩，痛哭一声，只因他知道这些东西再也不属于他了。

    吃完哭完闹完上吊自杀，真是没一点骨气。

    没骨气倒也罢了，尸体还被人挖出来凌迟，被刮了上千刀，真是窝囊！

    至此，东林党人覆灭，再无人能与魏忠贤争锋。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是沉重的，真的不想再写左光斗等人的事迹，太悲惨，太可惜了。

    但思考是抑制不住的的。

    东林党时代过去了，东林党的事迹已被浩荡的历史潮流冲远，但留给我们很多思考。

    思考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应该由什么阶层领导。

    东林党人至死都奉行着传统的忠君思想，他们认为效忠君主天经地义，并愿为之付出生命。

    他们从没想过自己来治理这个国家！

    在那样的年代，我们无法指责他们的思想。

    我想说的是，到了民主政治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我们国家需要一个阶层。

    这个阶层要有文化，要有前瞻性，要有坚定信仰，要为信仰百折不挠，要关心国事忧国忧民，要有原则懂法律，还有一点，要思想稳定且有人数达到一定数量。

    这就是我心中的精英阶层。

    可惜这个阶层还没有形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忙于搞市场经济，关心国事的是些只会嚷嚷的愤青。

    思考二：这个阶层该怎样形成。

    我的答案是明确的：学习和教育。

    我们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国际上主流的价值观。

    而现实正象白岩松所说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很多方面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跟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冲突。

    真正把中国带入近代社会的是清未那些一批又一批公费或自费的留学生。无论是科技制度还是思想文化，二十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都是极端繁荣的年代，是硕果累累的年代。

    二、三十年产生的科学家、改革家、政治家、学者和文学巨匠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但成就最大的政治家**竞没留过学，这不能说是件憾事，是整个民族都应遗憾的憾事。

    如果开国元勋**留过学，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华盛顿，中国的戴高乐？

    功成身退，开国元勋中我最佩服这两人。

    不对，还有一人，他便是国父孙中山。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还是想假设：孙中山先生如果能多活十年，如果把大权交给跟他同样留过学的同仁而不是投机分子蒋介石，中国的社会将会怎样？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达了，竞技体育强盛了，流行歌曲发达了，影视作品繁荣了，但思想界和文学界却相对沉寂，科学巨匠没有出现新秀。

    我们需要顶尖的，有理性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来推动思想文化界的繁荣，从而出现一大批如东林党人那样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在新闻界、在教育界应该大展手脚，把国际主流的价值观传播到每个角落，让我们这个民族既能继承优良的传统，又能吸收外来的文化。

    我愿做一个小小的宣传员，不断地把好书好理念好思想介绍给大家。哪怕这思想的火花如烛光那般弱小，但也能照亮周围的方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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