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俞大猷之子俞咨皋
俞咨皋
字克迈，俞大猷之子。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中武举，因父功袭卫指挥佥事，治军海坛（今平潭），后累官至福建总兵。
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
明·万历卅一年（1603年），荷兰殖民者首次派军舰侵入澎湖列岛；万历卅二年（1604年）被明军驱逐。
清·光绪《澎湖厅志·卷11》载：
“万历廿九年（1601年），有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外夷，语其酋曰：‘若欲通贡市，无如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诚得此，贡市不难成也。'酋曰：“若守土官何？”曰：“税使高采嗜金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事必谐矣。”酋曰：“善。”锦乃代为国书移采，俾秀、震赍以进。守将陶拱圣大骇，系秀于狱，震逸去。
初，秀与酋约，如有成议，当遣舟相闻；而酋急不能待，卅一年（1603年）七月，即驾大舰直抵澎湖。时汛兵已撤，遂登陆伐木筑舍，为久居计。
（万历卅二年，1604年）会总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将兵往谕。有容负胆智，大声论说；夷人露刃相诘，有容无所慑，盛气与辩。酋心折曰：‘我从不闻此言。'时抚按严禁姦民接济，酋乃去。”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荷兰又侵入澎湖。连横《台湾通史·卷13·军备志》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荷人突入澎湖，嗣为总兵俞咨皋所逐。”
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公历7月），荷兰殖民者再度派遣远征舰队司令（提督）雷尔生（cornelis reyersen，或译作“雷约兹”）率领军舰8艘（一说17艘），兵力2000人，从马宫（今马公）附近的红木埕登陆，入侵澎湖列岛，掳掠渔船600多艘，并役使当地居民1500人，修筑了4座城堡和许多炮台。被虐死者达1200多人，剩下侥幸没死的也被运到印尼爪哇卖作奴隶。
清·光绪《澎湖厅志·卷11》载：“天启二年，外寇据澎湖。”“万历末，外夷复入北港（属台湾岛）；天启二年，出据澎湖，筑城守之；又泊船风匮仔尾，出没浯屿、东淀间；海寇李旦复助之，海滨戒严。”
另有史料曰：“天启二年，荷兰出据澎湖，筑城守之，意求互市。守土官惧祸，说以毁城远徙，即许互市。红毛从之，毁其城，移舟去。巡抚商周祚以遵谕远徙上闻，然其据台湾者自若也。已而互市不成，红毛怨，复筑城，掠渔舟六百余，俾华人运土石助筑。寻犯厦门，官军御之，俘斩数人，乃诡词求款。再许毁城远徙，而修筑如故。已又泊舟风柜仔尾，出没浯屿、白坑、东椗、莆头、古雷、洪屿、沙洲、甲洲间。而海寇李旦复助之。滨海郡邑戒严。”
连横 《台湾通史·卷13·军备志》载：“天启二年，（荷兰）复至，戍兵已撒，遂踞而有之。”“天启二年，荷将高文律乘戍兵单薄，以十余舟入澎湖，据焉。因山为城，环海为池，破浪长驱，肆毒漳、泉。”
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后，一面不断要胁与福建互市（通商贸易）；一面又勾结海盗，骚扰厦门、海澄一带。
福建巡抚商周祚屡屡晓谕雷尔生，提议荷兰人退出澎湖迁往台湾来交换通商。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1923年（天启三年）公历2月23日由batavia寄呈董事会之信件称：“中国使节向荷兰人提议：荷兰人如愿放弃澎湖群岛，而迁往台湾，则可准其通商。该公使亦曾向我方提议，如我方愿往台湾，亦可同样通商。” 但荷兰人因已在澎湖打下根基，雷尔生依仗着强悍的武力，不肯退让。
部议出兵
天启三年（1624年），继任福建巡抚南居益派遣使者至南洋爪哇巴达维亚城，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论理。荷人竟口吐狂言，威胁说，已大集战舰澎湖群岛，如若中国朝廷不允其驻扎该岛，便兵戈相见。
南居益亲自视察海域，派俞咨皋、守备王梦熊等人带领军队先后在铜山（今福建东山）、厦门鼓浪屿海面击败来犯的荷兰海盗船，活捉而论那、牛文来律等七十名。并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五日施行“海禁”。
福建巡抚南居益见荷兰人“筑城澎湖为持久计”，知道非以武力驱逐不可，态度转为强硬，召福建总兵俞咨皋商议后，决定采取武力對抗。
清·光绪《澎湖厅志·卷11》载：“天启四年（1624年），巡抚南居益上言：‘番船五艘复至，与风匮仔船合凡十一艘，其势愈炽，声言该国已大集战艘，议聚澎湖求互市。若不见许，必至构兵。为今日计，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调兵足饷方略。部议从之。”
另有资料载：“先是，居益上言：‘臣入境以来，闻番船五艘复至，与风柜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势愈炽。有小校陈士瑛者，先遣往咬吧宣谕其王，至三角屿，遇红毛船，言咬吧王已往阿南国，因与士瑛偕至大泥谒其王。王言：咬吧国主已大集战舰，议往澎湖求互市；若不见许，必至构兵。盖阿南即红毛番国，而咬吧、大泥与之合谋，必不可以理论。为今日计，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调兵足饷方略，部议从之。”
誓师渡海出击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二日(公历2月8日)正式誓师，南居益亲自浮海至金门，下令渡海出击澎湖。
总兵俞咨皋、守备王梦熊统率战船40多艘、兵卒2000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澎湖，经由列岛北部的吉贝屿，一举拿下澎湖要冲镇海港，边筑城边战斗。荷军突遭猛击，由妈宫屿仓皇退到西南部的风柜尾屿，企图死守。
明·《熹宗实录》载：“天启四年正月初二日，繇吉贝突入镇海港，且击且筑，垒一石城为营。屡出奋攻，各有斩获，夷退守风柜一城。”
清·光绪《澎湖厅志·卷11》亦载：“（天启四年）正月，遣将先城镇海港，且筑且战。番人退守风匮城。”
风柜尾屿三面环海，陆上则与莳上屿一线可通，荷军于此屿掘沟列舰，严加防守。俞咨皋夺取妈宫屿后，继续攻击风柜尾屿。然风柜尾荷军炮台坚固如铁，久攻不下。
第二次增兵
俞咨皋向南居益建议，应另以明军兵船攻击荷船，取得海上优势，大军方可登陆。南居益见大明海上军力不若荷兰人，将打败荷兰人的重责大任寄托在郑芝龙身上，于是招安郑芝龙等，授以官职，命其牽制荷舰。
南居益请调精兵增援，并亲临海上督师。先行攻击敌舰，以战船、火船、舢板等将荷军巨舰团团包围，荷舰被击沉、击伤，逃上风柜尾，龟缩于炮台中，负隅顽抗。明船一接近白沙湾，荷兰军舰便施以炮击，若离开，荷舰则不予追击，俞咨皋无计可施。
《明·熹宗实录》载：“是月，南院发二次策应舟师，委加衔都司顾思忠等统领至彭湖镇海会齐，嗣是攻打无虚，而夷犹然不去。”
第三次增兵
到五月，澎湖仍未攻下来，荷兰人仍在坚守。明军不得不派出第二次增援部队100多艘战船，增兵至10000人，对荷兰侵略军形成包围之势，准备一举攻下澎湖。
《明·熹宗实录》载：“南军门虑师老财匮，于四月内又行巡海二道，亲历海上，会同漳、泉二道，督发第三次接应舟师。委海道孙国祯，督同水标刘游击、彭湖把总洪际元、洪应斗驾船，于五月二十八日到娘妈宫前……”
僵持
当时与荷兰人私下贸易的海商海盗团伙都在跃跃欲试想要支援荷兰人，他们正在聚集在澎湖海域上。俞咨皋曾就此事向南居益报告说：“今倭夷连和，奸盗党附，我孤军渡澎，宾主倒置，利害判于斯须，胜负殊难期必。事急矣！”
六月十五日(公历7月29日)，在得到新来的火铳部队支援后，俞咨皋率军再次发起总攻，一直打到风柜仔的红毛城下，用大炮轰击城堡，并断绝城内水源，然后又成僵持状态
议和
夏，荷兰提督雷尔生辞职，宋克(martinus sonck，或译作孙克)继任荷兰舰队司令。
公历8月3日，宋克抵达澎湖，他发现形势已十分严峻。据当时荷兰人写的《巴达维亚日记》(村上直次郎译注、中村孝志校注，东京平凡社，1974年)载，宋克报告说：“白沙岛驻有中**约四千人与兵船一百五十艘，以后兵数逐渐增加，至是月中旬，增至一万，进出澎湖岛。荷兰人虽将台窝湾（今台湾安平）之砦破坏，调回其守备兵，然白人不过八百五十人，其中少年兵有一百十一人，病人亦属不少，到底难以对抗。”
当时明军坚持战斗的决心已使宋克对局势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明军拥有10：1的人力优势！《巴达维亚日记》载：宋克承认“中国人不但拥有一万人及包括战船、击沉船、火船等合计戎克船二百艘，而且中国对我方有令人难以置信之戎克船兵士等大量准备，盖战争系奉中国国王之特命所行……我们若不肯离开，他们诉诸武力，直到将我们从澎湖岛逐出中国境外为止”。所以，宋克认为荷兰方面没有派来支援力量，自己部队再继续战斗下去已没有希望了，必须谈判解决这场冲突。
当时，明朝政府正面临农民大起义和东北满族力量日益强大的威胁，无力顾及台湾防务，鏖战八个月后，明朝已支出军费十七万七千余两，造成财政困难；而荷兰亦面临孤立无援的窘境。
七月初二日(公历8月15日)，在中国海商李旦的斡旋下，宋克乃与明军主帅（总兵）俞咨皋进行和谈。
《巴达维亚城日记》纪录当时达成荷兰退军的条件是： 1荷兰从澎湖岛撤离 ； 2明朝对荷兰占领台湾不表异议保障荷兰与中国通商 。
中国的文献虽然都只提到荷人撤军是南居益力战之功，是荷军“食尽计穷，始悔过乞降，拆城夜遁”、“彭湖信地，仍归版图”，但也留下默许荷军占领台湾的蜘丝马迹。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卷99】提到：“总兵俞咨皋者，用间移红夷于北港(台湾地名)，乃复得澎湖。”说明双方约以荷兰如放弃澎湖，则明朝对其占领台湾不表异议。
此举反映出明人缺乏对台湾的主权意识。经长期闭关自守、实施海禁之后，明人不了解国际情势的转变，心目中仍只有澎湖，明初洪武帝实施海禁，裁撤澎湖巡检司，强迫澎湖居民迁往内地，与台湾联系的机会大为降低。明·给事中何楷疏《春明梦馀录》的记载，就反映了一般明朝官员的观念：“台湾在澎湖岛外，水路距漳、泉约两日夜?其地广衍高腴，可比一大县；中国版图所不载?”所以明朝统治阶层认为台湾既然不在版图之内，被荷兰人先占了也无关紧要。
从现有史料看，同意荷兰人对台湾的占领，只是俞咨皋等地方官员的私下承诺，未经上报朝廷批准。
《巴达维亚城日记》记载，荷兰人占领台湾后不久，就同日本人发生冲突，因为日本人反对向他交纳关税。在争执中，荷兰人指出：“台湾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是属于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已将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作为我们从澎湖撤退的条件”，现在东印度公司已成为主人，日本人应当向他们纳税。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当时荷兰人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但他们说中国皇帝已将土地赐予他们，则不是事实。因为那是俞咨皋等地方官员的私下承诺，未经上报朝廷批准。所以《巴达维亚城日记》又指出：“中国人已获准前往台湾(指安平)与我方贸易，但宫廷并未公开许可，而军门、都督及大官则予以默许。”。从日记还可看出，当时只答应台南的安平港，并没有答应整个台湾。
荷兰人撤离澎湖
七月初三日(公历8月16日)，明军大发兵，南居益命谢隆仪、俞咨皋、王梦熊三路齐进，直逼夷城，荷兰人不得不同意撤离。
《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述：“初三日，我兵（明军）直逼夷城（马公），改分兵三路齐进；而夷恐甚，高文律随竖白旗，差通事同夷目至娘马宫哀禀……并无作歹；乞缓进师，容运粮米上船，即拆城还城。孙海道（孙国祯）恐攻急，彼必死斗，不如先复信地后一网尽之为稳，姑许之。”
七月十三日（公历8月26日），荷兰人开始拆城，将建筑材料、大米、武器及其他财物转移至“大员”(荷人称之为tayouan—“台窝湾”，今台湾安平)，携同驻台湾第一任长官马蒂孙克从鹿耳门（今安平港口，时荷兰人称为walvis been)登陆，建立新的商务据点。
《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述：“夷果于十三日拆起，运米下船；止东门大楼三层为旧高文律所居，尚留恋不忍。乃督王梦熊等直抵风柜，尽行拆毁。夷船十三只，俱向东番（台湾）遁去。”
清·光绪《澎湖厅志·卷11》载：“居益大发兵，命总兵俞咨皋督诸军齐进。寇势窘，两遣使求援兵，容云米入舟即去。诸将许之，遂扬帆去。独渠帅高文律（或译作“葛温津”）十二人据高楼自守，诸将悉力破擒之，献俘于朝。澎湖之警以息。”
从此荷兰退出澎湖，转进台湾，开始在台湾南部三十八年的盤踞，彻底改变了台湾的历史命运。《康熙戡定台湾记》论及：“荷兰红毛夷求香山、求澎湖于中国而不得，乃以重币啖倭，求台湾一互市地。”
此战明军三次增兵，战事拖延了八个月时间，拥有10倍于敌的兵力却始终不能攻占荷兰人的要塞，最后以围困战术逼退荷兰人。这次战役海上交锋的事迹几乎没有，明军扬长避短以自己的优势陆军来决定战斗胜负，在战争计谋方面做的不错，总算收回了澎湖。但是由于朝政**军备松弛的情况已经表露出来很多了。
分兵防守澎湖
连横《台湾通史·卷13·军备志》载：
“总兵俞咨皋逐之，乃复澎湖，筑城暗澳，高丈有七，厚丈有八，东西南各辟一门，北设炮台，内盖衙宇，建营房，凿井驻兵，以控制妈宫。妈宫之左为风柜山，高七八尺。荷人凿其中，垒土若雉堞，毁之。
分军以戍，与案山、西垵相犄角，东为嵵上澳、猪母落水。当南之冲，旧有舟师戍之，亦筑铳城，以防横突。西为西屿，北为北山墩，又北为太武，稍卑为赤嵌，循港而进为镇海港，垒城其中，以扼海道。
其防守也如此。”
以夷制盗
天启五年（1625年），有海寇“伪用宽和年号，元帅、将军等旗帜，自称红夷第一哨，连入犯。”
天启六年（1626年），浙江海面出现“海寇林七老等纠合红夷，伪称王号，扬帆海面，御货杀敌。”
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闽广沿海一带海寇招徒结党，称王称国，其中以杨六、蔡三、钟六等最为雄强。福建与广东海军南北夹攻，于是蔡三走日本，钟六赴东番，而杨六率三千多人、大小战船七十二艘，向福建总兵俞咨皋乞降，愿讨贼自效。
天启年间，郑芝龙集团在台湾建立了基地后，想直接在大陆沿海有个基地发展贸易，曾多次打击福建沿海的明军，突袭金、厦明军水师，还在同安境内竖旗招兵，几日内招到几千人。
福建官员无奈中又想起了“以夷制盗”的招数。福建巡抚朱一冯图谋与荷兰人勾结，“以夷攻贼”，消灭郑芝龙的海上势力。
天启七年(1627年)，福建总兵俞咨皋主持的“以夷制盗”政策开始执行。他以书面允诺荷兰人一定可以获得皇帝的准许与中过贸易，派人勾引他们出兵攻打郑芝龙。
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荷兰驻台第二任长官韦特见机不可失，便拼凑所有在台船舰士兵，开往福建铜山岛攻打郑军。郑芝龙对官夷勾结很恼火，毫不留情予以还击，出动“火船”攻击荷兰舰队。荷兰韦特司令临阵脱逃，不发一炮，便率领二艘军舰逃返巴达维亚。双方海战，郑芝龙烧毁荷兰快艇奥沃克号，捕获西卡佩尔号等四艘舰船。这次海战，是荷兰殖民者第一次以台湾为基地进犯大陆，但以惨败告终，“不得不退却”。
当月，郑芝龙、钟斌缓过手后，以总兵俞咨皋勾夷激之为由，迅即破海澄，入中左所（今厦门）。郑船甚众，遍于漳、泉，咨皋度不支，越城宵遁回郡（泉州）。或曰：芝龙故有求抚之意，欲微达于明兵，乃舍先春不追，获卢游击不杀；又自旧镇进至中左所，督帅俞咨皋战败，纵之走。郑军将明金厦水师的船只一把火统统烧了，“全闽为之震动”。
从此，郑芝龙掌握了台湾海峡福建一边的制海权，荷兰船只不敢驶近福建海岸，一出现人、船就要被截获，而明朝水师更是退缩到港口内。
为郑芝龙事下狱、革职
《明史·列传148·熊文灿》载：“熊文灿……崇祯元年起福建左布政使。三月，就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海上故多剧盗，袁进、李忠既降，杨六、杨七及郑芝龙继起。总兵官俞咨皋招六、七降，芝龙猖獗如故。然芝龙常败都司洪先春，释不追；获一游击，不杀；咨皋战败，纵之走。当事知其可抚，遣使谕降之。”
郑芝龙屡破官兵，占领中左所（今厦门）后，已经坐大，成为一支官府无法控制的力量。当时，将全部罪过归之于俞咨皋。
初，巡抚朱钦相招抚海寇杨六、杨七等，郑芝龙求返內地，杨六绐其金不为通，郑芝龙遂流劫海上。
《國榷》载：“天启六年七月己亥，福建总兵俞咨皋议抚海寇杨禄（杨六）、杨策（杨七）等，抚按皆从之。自是，贼日甚。”
《长编》载：“崇祯元年正月己丑，时闽寇郑芝龙猖獗海上，闽人多言闽帅俞咨皋实致之。”
《漳州府志·卷27·宦绩4·明把总·蔡以藩》载：“蔡以藩，泉州人……崇祯间，授海澄营把总。视师甫三日，贼入寇……援绝，以藩力战死。……澄人相率诣郡，请立祠以表忠魂。郡守施邦曜署其牍曰：‘坐以藩香火堂上而塑二逃帅俞咨皋、陈文跪於庭。'事随不果，正自有关风教，人传以为美谈。”
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工科给事中颜继祖弹劾俞咨皋。
疏曰：“海盗郑芝龙生长于泉（泉州），聚徒数万，劫富施贫，民不畏官而畏盗。总兵俞咨皋招抚之议，实饱贼囊。旧抚朱钦相听其收海盗杨六、杨七以为用。夫抚寇之后，必散于原籍。而咨皋招之海，即置之海，今日受抚，明日为寇。昨岁中左所之变，杨六、杨七杳然无踪，咨皋始缩舌无辞，故闽帅（俞咨皋）不可不去也。”
又曰：“钱神有灵，冰山足倚，听强寇蹂躏内地同安、海澄间，故闽帅不可不去。”
疏入，逮咨皋下于大理寺。
《明史·列传139·钱龙锡》载：“庄烈帝（思宗·朱由检）即位……海寇犯中左所，总兵官俞咨皋弃城遁，罪当诛。”
三月，福建巡抚朱一冯罢官，由熊文灿接任；俞咨皋本拟死罪，后免死，革去世袭军职。
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刑科给事中刘斯涞为朱一冯鸣不平时，尽管是年九月郑芝龙已受抚于新任巡抚熊文灿，仍将罪过归于俞咨皋。“言：‘八闽寇乱，肇自俞咨皋而借抚修剿，旧抚朱钦相实多苦心，何以有薏苡之疑？朱一冯受事于库藏如洗之日，指臂不灵，姑以病请，何以坐规避之条？以身危奉上之抚臣，反代逐贼脱逃之秽并分过，又宁有为国家任事者乎！'帝责其代辩，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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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明代赌博现象
赌博，又称博弈、博戏，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论语》中有记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呼？”
《史记》中更是指名道姓：“博戏，恶习也，而桓发用（之）富。”货雌桓发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靠赌博发家致富的人。
其实博弈本事民间传统的游戏竞技，供人们在茶余饭后休闲消遣。但随着时代、社会和人们生活境况等的发展演变，这种带有娱乐成分的活动逐渐和金钱牵扯到了一起，以赢取财物为目的，遂成为一种社会陋俗。
历经秦汉、魏晋、唐宋，赌博发展到明代，更是愈演愈烈，风靡一时，上至皇帝、官员、士大夫，下至普通平民甚至流氓、乞丐，赌博活动已经遍布城乡，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概言之，赌博乃明朝社会一种普遍现象，对其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明朝社会的实况。
明代的赌博种类繁多，有偏重于室内的静态游戏，也有以各种动物斗赛赌输赢的室外游活动，千姿百态、花样百出。
最为普遍和流行的简介如下：
投壶：在士大夫和文人儒生的社会交往中，投壶是最常见的娱乐活动之一，《明史》记载陈献章的门人李承箕时说他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举乡试，“往师献章，献章日与登涉山水，投壶赋诗，纵论古今事，独无一语及道。”在当时的士大夫心中，游乐已远重于论道和出仕。明代的投壶活动已突破礼法的限制，由古代的射礼变为以娱乐为主。《菽园杂记》描述了投壶的情况：“近时投壶者，则淫巧百出，略无古意。如常格之外，有投小字、川字、画卦、过桥、隔山、斜插花、一把莲之类，是以壶矢为戏具尔......近见镇江一悴有铁投壶，状类烛憼，身为竹节梃，下分三足，上分两岐，横置一铁条，贯以三圈，为壶口尔。皆有机发矢，触之则旋转不定。转定复平，投矢其中。”明人谢肇涮更认为“投壶视诸戏最为古雅”而且，“今之投壶名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廉、蝴蝶等项，不下三十余种，惟习之至熟，自可心手相应。”
围棋、象棋：下围棋、玩象棋本是清雅情趣之举，文人士大夫中颇为流行，到了明代开始在民间盛行，成为赢取金钱财物的手段。谢肇涮说：“古今之戏，流传最久远者，，莫如围棋，其迷惑人不亚于酒色，木野狐之名不虚矣。以为难，则村童俗士皆精造其玄妙；以为易，则有聪明才辩之人累世究之而不能精者。”象棋在明朝之前称为“象戏”，“其机会变换虽视围棋稍约，而攻守救应之妙亦有千变万化，不可言者。”
双陆：“双陆又名握槊，本胡戏也，日握槊者，象形也。日双陆者，子随骰行，若得双六无不胜也。”它局如棋盘，左右各六路，掷骰行马，马是槌形的，白马从右至左，黑马反之，双方各十五枚，先出完者为胜。双陆又名长行，或名波罗塞戏，其制有北双陆，广州双陆，南番，东夷之异。《金瓶梅词话》中描述西门庆、潘金莲和孟玉楼等人均“双陆象棋，无不通晓。。。”并以此为傲，足见这一博戏在当时的风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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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明代钱币
1、明朝钱币铸造与流通
重新统一中国的明王朝无论从政治领域，对外交往还是经济领域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其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里，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货币的铸造与流通也有其特点，明朝前期，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正式发行了“大明宝钞”，重新统一了纸币的发行流通。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纸币是由政府强制发行流通的，而朝廷又没有限制其发行额度，虽曾严禁金银，但最后也同元朝一样无法阻止宝钞不断的贬值。此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交易中自发的形成了用银用铜钱的状况。到明朝中期，孝宗年间，纸币制度已名存实亡，形成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局面。中期以后，白银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货币，形成了以白银为主，以铜钱为铺的货币流通制度构成了封建时代后期货币流通的新特点。
明清两朝把官制铜钱称为“制钱”，明朝铜钱的铸行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至明穆宗隆庆时期经历十二位帝王，其中只有六位铸钱，且都数量有限。自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才大量铸钱。直至明崇祯时期钱币铸行无度，钱制复杂，优劣不等，局面愈来愈恶劣。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命京城（南京）工部宝源局及各省宝泉局铸行“洪武通宝”明朝时由工部主管铸钱，下设宝源局。朱元璋为避讳元朝的元字把所铸之钱钱文一律叫通宝而不叫元宝，而不只是为避讳他自己的名字，以后所铸之钱也都没有元宝钱文。洪武通宝钱制沿续元末朱元璋所铸“大中通宝”的形制，分为五等，规定小平钱，每文重一钱，折二钱重二钱，当三钱重三钱，当五钱重五钱，当十钱重一两。同时继铸大中通宝钱。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纸币，规定大明宝钞每贯合铜钱一千文或值银一两，宝钞四贯合黄金一两。并且实行铜钱与宝钞并用的政策，但禁止金银流通，只能向政府兑换。明朝为推行纸币的流通，当年就停止了中央及各地方钱局的铸钱。到第二年全部停铸铜钱。明朝洪武十年，又恢复宝源局与各省钱局铸小钱至洪武二十年后又停铸。洪武二十六年，改变钱制，重新铸五等钱，按洪武元年铸行规定，后又改铜钱每文重一钱两分。其它四等钱，依照小平钱之重递增。洪武二十六年七月只准京师宝源局铸钱，其它各省再次停铸。到八月，因宝钞流通受阻，为坚决实行纸币制度再次禁止使用铜钱。直到明宣宗宣德未年，历时长达四十一年。
明朝洪武年间，全国各省除少数省外，都没有铸钱炉，年铸钱约十九万贯，其中洪武五年时铸钱最多。洪武《铸钱则例》规定，铸钱应用生铜。但当时铜材稀缺，所以就普遍用废钱和旧铜铸造，因铜质复杂，纯度不一，而造成“洪武通宝”成色不一的情况。
明成祖朱棣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铸行了“永乐通宝”，此钱铜色紫红，为真书直读，全部为小平钱，光背无文，钱币直径2.5厘米，制作上精致统一，钱文秀逸，笔画端庄。永乐通宝钱中也有折三大钱，但传世仅一枚，为孤品（现存上海博物馆），此钱史书上并无记载，而且当时正禁止用铜钱，应属试铸品并未发行。当时开铸钱局有两京（北京、南京）、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六处，其版式的差别，微乎其微，勉强区分，“永”字的横笔有长短两种，“宝”字的两点有接离两种，钱穿有大小之别。我国曾在西沙群岛的一艘明代沉船上发现了永乐通宝钱万余枚。此外，日本的丰臣秀吉曾用金银铜仿制过一批，分为打制和铸造两种，铸造钱与明“永乐”钱很相似。
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开铸“宣德通宝”，钱制沿永乐成规，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制作上稍逊于“永乐通宝”，书法一般，版别较少，相比同时期所出的“宣德炉”铜器相差很大。传世量少于永乐钱。宣德钱只是两京宝源局及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宝泉局铸行了十万贯，数量不多。永乐、宣德两朝铸钱所开钱局相同，连两京在内也只有六处鼓铸，每年铸行也都不超过十万贯。
自宣德九年后，到明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共六十八年未再铸钱。孝宗弘治年间宝钞信用动摇，百姓不肯使用，甚至出现了以物易物的情况。十贯宝纱换不到三文钱，明政府认为再不发行铜钱，就将无法挽回宝纱信用，且很多利益也被私铸商贩赚取，便下诏命两京及全国十三省重新开炉铸钱。铸行“弘治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此钱版本较多，各地所出，略有差异。传世有一“弘治通宝”大钱，为孤品。“弘治通宝”曾由原重一钱增加到一钱二分。弘治钱制作书法都较一般，且铸量也不多，没有达到要求的数额，因为改钱重铸新钱之时孝宗已死，明武宗继位，改元正德，此钱即停铸。
明世宗嘉靖六年开铸“嘉靖通宝”，为光背小平钱，真书直读，但含有隶意，此钱存世较多。在铸行方面，朝廷先下诏命令两京宝源局开铸此钱，并令工部按照永乐、宣德时铸钱标准在其它四省开铸，铸量比永乐、宣德时略有增加。“嘉靖通宝”初定每文钱重一钱二分，千钱重七斤八两。到嘉靖四十三年时，改为每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千钱重八斤。此外嘉靖通宝钱开始采用黄铜铸钱，同时为防止私铸，还提高了铸钱工艺，铸造出火漆、镟边、金背等钱，火漆就是二次溶炼。旋边就是用旋车锉磨边缘，金背是指经四火熔炼之黄铜，俗称“四火黄铜”。嘉靖通宝钱大都为小平钱，仅在二十三年时，令工部宝源局仿洪武钱五等式铸小平、折二，当三，当十大钱，于钱背穿右侧铸：“ 二钱、三钱、五钱及一两”，一两钱穿上再加铸“字十”，此套钱为记重钱，各只铸三万，且并未流通，只为充实内库。因为并未流通，因此传世也少，传世品中有一背穿右直书“一钱”的记重钱，为孤品。世宗所出的钱比前代各钱要精美。
明穆宗隆庆四年，铸行“隆庆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隆庆通宝钱制每文重一钱三分，有金背、火漆。隆庆时期铸钱比嘉靖时减少，当年两京铸钱仅二万贯，只及嘉靖时两京铸额的一半。
明朝前期的这一阶段，因大力奉行宝钞政策，对铜钱控制严格，三番两次停铸，禁用，即使开禁也有限制，要不就收入内库，充作库存。所以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民间私铸猖獗，可民间又因铜材缺乏，就用古钱，但古钱也有限，于是就私铸古钱，以作流通，这是因为私铸本朝钱币刑罚很重；二是促使白银使用普遍化，明时把银铸成马鞍形，名日“元宝”，也有其它形状，称“银锭”。
铸钱量上升是在明神宗万历时期，这是明代铸钱的转折，也是明朝的转折。神宗万历四年，开铸“万历通宝”，此钱版本较多，万历小平钱为真书直读，大多背无文，少数背铸有文字或星月纹，但都较罕见。万历通宝钱有折二钱，也为真书直读，狭郭，双点通，钱径为2、8厘米；“万历通宝“大钱传世只有一枚，为孤品。万历通宝钱由两京及全国各省为铸行，两京铸金背、火漆，其它各地只许铸镟边。万历二十年援助朝鲜对抗日本侵略战争开始后，开支递增数十倍，但收入却减少近一半。明朝政府应对的办法就是铸钱，以补充财政收入。万历二十年以前，全国铸钱局只有六十座钱炉，到二十年时增加到一百座炉，三十年时，户部等机构新开二百五十座钱炉，应天府也添一百炉，一年便增加三百五十炉，本来户部只管纸钞，工部管铸钱。此时宝钞已停，户部改铸钱，此事一开，全国各地纷纷效仿，起炉铸钱，一时全国有多少钱炉就无法统计了。由于铸量明显增加，而铜材又缺乏，铜价上涨，许多临时官炉无利可图，开炉不久即关门大吉，工人们无以为生，便自行私铸，他们铸的有的不比官铸的差，有的则很粗劣，当时私钱名称很多，像歪脖、尖脚、胖头等等，流传很广，至崇祯时仍存，现存的也有。
明光宗未铸钱，因其在位仅数月，未及铸钱，其子明熹宗于天启元年先补铸其父年号“泰昌”钱，称“泰昌通宝”。此钱为小平钱，真书直读，铜色淡红，也有黄铜钱，版本不多，有背月，背星钱，还有钱径达2.9厘米，大如折二钱的宽郭大样钱；也有钱径2.3-2.4厘米的小钱。明熹宗铸泰昌通宝钱只一年，次年便开铸“天启通宝”，同年设立了户部宝泉局，称“钱法堂”，从此由户部主管铸钱。所铸钱币主要用于军需，军队的铸钱炉只保留西北三镇，东南的一律取消，这时全国形成了三个造币中心，分别为两京及四川地区，但天启三年（公元1628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乱政，滥铸情况又出现，地方钱局大量出现，因此所铸的天启钱版本极多，差异大。钱背文大量的出现记地，记局，记重等形式。此前仅万历时期出现过，但版本有限。所以明朝钱币制式的复杂时期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天启年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继以往的方法，仍采用增加铸钱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省钱局滥钱恶钱，好赚取利润。大量的轻劣钱掺入官钱充数，与明朝前期制钱力求精整美观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启通宝”初铸为小平钱，后开铸当十钱。天启五年，因官私所铸大钱过多过劣，下令停铸，并由朝廷出白银，回收当十钱，其大钱铸期不过三年；天启钱钱重原定一钱三分，千钱重八斤八两，但后来由于官铸过于滥恶，小钱仅重七分，千钱仅重四斤八两，含铜量不足三成。此外有一种用日本铅锡销熔入铜所铸的铜呈折色的“折沙钱”就是此时所铸。天启小平钱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大类，背文比万历钱复杂，背铸有星月纹的种类多；背有文分记重，记事，记局、记地。背记事为“奉旨”二字，是当时宦官、大臣奉旨办事造钱的意思。“天启通宝”小平钱不仅背文多，其它如字文大小，文字水平，轮郭宽窄，钱文结构也有诸多不同，很复杂多变。“天启通宝”当十钱也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类，折二钱则大都背无文，存世也较少。这两种钱皆较少见。
天启七年，明熹宗去世，思宗即位，于崇祯元年开铸“崇祯通宝”，开始规定每铸钱一文，用铜两钱。力图恢复嘉靖，隆庆旧制，但并没有维持下去，因为明朝末期社会弊端严重，朝廷财政几近崩溃。各地钱局大肆滥铸，所铸之钱、文字、大小、轻重不一，相差很大，背文更为繁杂多样，比天启犹有过之。因此崇祯钱为我国古钱中最为复杂的一种。（详见崇祯钱币）
2、明末农民起义军钱币
明朝末年的两位主要起义军领导人都铸造过自己的钱币。
永昌通宝是明末著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建政权铸造的钱币。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自幼给地主家放羊，当过银川驿卒。后投身起义军，李自成带领广大起义群众，同明朝封建统治集团作残酷斗争，先后攻占了陕西、河南等广大地区，后兵分两路，攻打明王朝的心脏——北京。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下平阳，破汾州，驱太原，奔大同，沿着阳和，宣府直抵居庸关；另一路人马出井径，占大名，取真定，夹攻京师。从“正月初八日西安府起兵，至破京城才七十日，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偌大京城，一旦便破（《甲申纪事》赵士锦）。三月，李自成率大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于煤山自尽。
明朝末年，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负担极重。大顺军在进攻北京时，就发出文告，揭露明朝腐朽的弊端，起义之初也提出过“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口号，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初，民间就传说着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阎王，阎王来时不纳粮”，足见人民对这支起义军的厚望。但是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却逐渐失去了农民军本色，逐渐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和军事部署，只满足于“均田免粮“的口号，并且提出“追脏助饷”，到最后为了追索钱财，造成了军纪的败坏。竞相掠夺钱财，起义军战斗力大为削弱。这时北方的满清军队和明朝残余势力对起义军形成了夹击之势，起义军形势急转直下，而此时农民领袖们却在思想上骄傲轻敌，生活上享乐成风，导致了最后军心涣散，失去了战斗力。四月，明朝叛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与大顺军决战，李自成失败，退出北京。后辗转战斗至湖北九宫山时，不幸被杀（历史上的一种说法）。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李自成的“永昌通宝”正是农民起义的历史见证。所见“永昌通宝”铜钱分小平、折五两种，均为楷书，背无文。但版别较复杂，仅小平就达20多种，区别集中在“永”字的写法上。“永”字常由“二水”字样组成，称“二水永”。也有“永”字第一笔为一点，第二笔为“一”字等，“永昌通宝”钱应是李自成为平抑当时腾高的物价而铸的。
“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则是明末另一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政权的铸钱，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出身苦寒，幼年随父贩枣，遭人欺凌，后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与高迎样、李自成同为陕西府起义领袖王自用的部将，号称“八大王”。起义军转战山西、河南等地，声势浩大。以后起义军分成两支，李自成则追随高迎样走向西北，而张献忠则向东南发展，转战在江淮流域。后来在强大的明军进攻时，张献忠曾一度假意投降，迷惑明军，以待时机。他命令军队不服从明军调遣，加紧屯集粮草，打造武器，后于湖北谷城再举义旗，与明军战斗。以后张献忠转战湖北，攻下武昌，称大西王。后又南下攻占长沙，控制湖南全省，湖北南部等地区。随后攻入四川，在成都建占大西政权，取年号大顺。张献忠在成都立足不久，就与南进的清军展开恶战。大顺三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与清军战斗时中箭牺牲。
“大顺通宝”是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时所铸，国号为大西，设置王府，六部官司员，并开铸钱局，取当地王府古玩器皿和城中寺院铜像铸成钱的。因此“大顺通宝”铜色呈金黄，光润精致。传说过去民间妇女把它打制成首饰头饰，灿若赤金。“大顺通宝”仅小平铜钱一种，楷书，分背无文和背文“工”、“户”、“川户”三种。“工”“户”字应为工部，户部分铸的。以背文“川户”者最罕见。
“西王赏功”钱应是张献忠占据武昌称大西王时所铸。该钱是颁赏给对敌作战有功将士的钱形奖章，属纪念性质，不是流通钱，“西王常功”面文楷书，顺读背无文，直径五厘米，字体端庄，笔画挺拔，制作较精致。有金、银、铜三种，存世极少，为极罕见品
3、南明时期的钱币
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兵攻下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后来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军开始征战中原，明朝在南方的宗室藩王们前后相继建立了政权，继续用大明国号，同清军对抗，这几个短命政权，统称为南明政权，其中有四个政权铸过钱。
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史可法等人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第二年改元弘光，铸行“弘光通宝”。有小平，折二钱两种。但此钱仅铸行了一年，福王政权就被清军推翻了。同年六月。鲁王朱以海在绍兴铸“大明通宝”，皆为小平钱，此钱真书直读，分为背有文及背无文两类。顺治元年，鲁王失败，逃至厦门，投奔郑成功。大明通宝钱铸行有六年时间。顺治二年，南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铸行“隆武通宝”，有小平，折二两种，此钱为真书直读；小平钱分背有文及无文两类。此外还有“隆武通宝”铁钱，较为罕见。隆武二年，清军攻入闽，唐王政权灭亡。顺治四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即位，改元永历，次年铸行“永历通宝”，有小平，折二、及背文五厘、一分四等钱。
唐王政权灭亡后，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等人共推桂王朱由榔监国，后在桂林称帝，建元永历。在南明四个政权中，桂王政权是存在时间最久的一个，先后延续了十六年，桂王政权曾控制过云贵，两广，湘，川等广大地区，而且与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李定国、李锦等人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清。但后来内受宵小权臣钳制，外受吴三桂追逼，进入缅甸，后被缅人献于清廷，为吴三桂杀害于云南昆明。
“永历通宝”铸行时间分为两阶段，永历二年至六年初，是永历政权在广东，云南，四川，等地区抗清时期，在清军连续进攻下，政权处于不停的变动中，铸造地点也常常发生变化。永历六年二月至十三年二月，永明王退入缅甸前，在云贵地区铸造时期，铸地较固定。先是永历五年二月，占有云贵地的孙可望接受永明王封号，联合抗清，也在云贵地区铸有“永历通宝”钱。永历通宝钱版本较多，有小平、折二、折五、当十，面文皆为直读，书体以真书为主，有行，篆，隶，分背有文和背无文两大类。其中有一种小平钱，背文分别铸有永历帝的敕文十二字：“御、敕、督、部、道、府、留、粤、辅、明、定、国”有称之为敕文钱，敕语钱的。意思之一是皇帝命令各级文武官员留守广东，辅佐大明，恢复江山。这种把旨意铸在钱背上的情况是少见的。其中背“府”、“道”、“明”、极罕见，要想收齐这十二字钱极为困难。此外，折二钱中有行、篆对钱，应是郑成功所铸，郑成功在台湾抗清时一直使用永历钱。永历通宝钱背“二厘”、“五厘”，“壹分”钱，背文所记皆为折银值的意思，系权银钱，折银使用。永历通宝钱铸行时间长，铸造地点多，铸行地域广，版别也多，较为复杂。这与永历政权是南明五朝中存在时间最长，领土最广，且政权所在地不断变换迁徒有关，其中云南、贵州、福建都是永历钱的重要铸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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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中国古代沐浴
要说洗澡，首先要明白何谓古人沐浴？与今日通常所说的洗澡有什么区别？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沐，濯发也。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
翻成现代语言，沐浴指的是洗头和洗身，洗澡指的是洗足和洗手。举个例子来说，在先秦时代，男人服侍一个女子洗澡，不过是一份普通服务生的工作，而在现代，你给女孩洗澡，那就是流氓了。
古人重礼，上之王公士大夫，下至庶民黔首，无不重视沐浴礼仪。先秦时代的浴室叫做“湢”。据传是上古高辛氏所创。王公，士大夫每逢祭祖之类的大典，必先沐浴净身，禁食荤腥，表示内心洁净虔诚，称之戒，亦称斋戒。当然这里的禁食荤腥不是不能吃荤，而是指的不能吃葱姜蒜之类有刺激性气味的食物。在礼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当然就是孔圣人了。史书记载“孔子沐浴而朝”，而且《礼记·儒行》云：“儒有澡身而浴德” 。“儒”在甲骨文里从“雨”，从“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国家制度上，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以王畿以内的供沐浴的封邑，就叫做“汤沐邑”。《礼仪·王制》云：“方伯为朝天子，皆又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诸侯要再专供沐浴的封邑先洗头洗澡，然后才能去朝见天子，沐浴洁身以示对天子的尊重。
至于庶民们，自然没有那么多讲究了，想洗就只能去河里。还有几个特定狂欢日子。例如农历三月三的“上巳节”。古人在这一天为了祓禊驱灾，招魂解神，高禖祈子，必成群结队去往河边沐浴，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阳春三月泡个澡，对人体也是有好处的。
此外，五月五，也是药浴的好日子。古人称沐浴温水为“汤”。所谓五月兰汤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兰，香草名，又称商，包括兰草（亦常简称"兰"）、泽兰（亦称"兰香"、"水香"），并非指今日的兰花。 《神农农本草经》有云“兰入药，四五月采，辟不详，故齐（斋）以事大神也” 。在五月端午这一日用兰汤沐浴，自然可以拔除不祥，去病防身。浴兰之浴，延至唐宋，寝为盛事，并号端午为浴兰节。《梦梁录》曰：“五日重五节，又曰浴兰令节”。东坡居士《浣溪沙》词：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还有一位南宋词人吴文英《澡兰香·淮安重午》：盘丝系腕，巧篆垂簪，玉隐绀纱睡觉。银瓶露井，彩箑云窗，往事少年依约。为当时曾写榴裙，伤心红绡褪萼。黍梦光阴，渐老汀洲烟箬。
当然用兰汤沐浴，并不是都是有两宋词人说的那么美好意境的。说回先秦。《韩非子·内储下》记载“燕人李季好远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妇曰：‘令公子裸而解发，直出门，吾属佯不见也。’于是公子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无有。’季曰：‘吾见鬼乎？’妇人曰：‘然’。‘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诺’。乃浴以矢。一曰“浴以兰汤”。
天可怜见，李季当了活王八，还以为见鬼，要洗澡辟邪。可见女人自古以来皆恶毒。因此“兰汤”日后也借指女人、尤其是美女用过的洗澡水。
当时的齐国还有发生在浴池里的谋杀案，受害者还是当时齐王。《左传》记载：“夏，五月公（齐懿公，名商人，桓公之子）游于申池”。之后就被他的两个手下被杀于池畔竹林之中。这段历史故事可谓综合了各种戏剧元素，竹林打斗，恩怨情仇，阴谋背叛等等，其中随便挑出一段，就可以养活张冯陈三大导演一辈子了。
与先秦差不多同时期的希腊诸城邦，也有沐浴的风俗，讲究的是有客自远方来，主人必让自家妻女侍奉贵客沐浴，洗的是玫瑰浴，抹得是橄榄油。而且当地风俗，圣女初夜多在神庙之旁，适逢客至，予女一金币，并耳边说敬神一类话语，则可携彼处子，兰汤沐浴，然后进行爱的献祭。（小熊强烈要求发明时光机，目的地，除了生下来就要冷水浴的斯巴达，雅典任何一城邦，偶都愿意去）。
略谈完先秦，再说到秦汉魏晋南北朝。秦有著名的阿房宫，骊山汤。怎么个豪华，可以去具体参看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到了汉代，“汉律：吏五日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通鉴》胡注：汉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汉皇每五日给官吏放假一天，让他们回家去洗澡浣衣，并作为法定的假日固定下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沐浴为理由而制定的假日，足见汉代非常重视仪容。此法到了唐代，才改为官吏每十天休息洗浴一次，叫作：“休浣”。俗以每月上旬、中旬、下旬为上瀚、中瀚、下瀚，瀚即浣的异体字，本意是洗濯，大概因为十天一浣的缘故，浣又有了一种计时的意义，一浣为十天，所以唐代制度十天一休沐有休浣之名。 其实据人考证，汉代官员多在馆署内工作，平常是不回家的，五天放回家洗一次澡，很正常。而唐朝，官员平常过的是上下班的日子，能够回家，所以才会改周末休息为每月三次例假。
汉代最有名的洗澡偷窥事件，可以参看以下韩偓《咏浴》
再整鱼犀拢翠簪，解衣先觉冷森森。教移兰烛频羞影，自试香汤更怕深。
初似洗花难抑按，终忧沃雪不胜任。岂知侍女帘帷外，剩取君王几饼金。
这首小诗说的是汉成帝与赵合德的故事。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这种东方式的，含蓄，清新，隽永的爱情故事，比之西方蛮夷那种纯粹的sex，不知高出多少倍。故圣人云"夫av之道，西洋不如东瀛，东瀛不如香江，而香江诸士大夫，能执此道之旌旄者，唯王晶一人耳。惜王君久不出片矣，噫！，斯人不出，其如天下苍生何"？
言归正传，再看看当时的西方罗马。罗马人喜欢洗澡，那是出了名的，不多展开。不过也有一种看法，罗马灭亡，有沐浴而导致的人口数量下降，是一重大原因。原理在于过多热水浴，会导致人体睾丸机能受损（因为睾丸温度通常是低于人体正常体温的），进而导致精子活力下降，影响下一代诞生。说的简明一点，煮熟的鸡蛋是孵不出小鸡的。（这段科普文字，小熊是特意写给几位版主看的，以后泡汤三温暖一定记得叫上偶这个保健大夫，不然熟了的话，别人是救不了你的）。
接下来就该说到："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的两晋南北朝了。这个时代，多得是特立独行的另类人群。有"澡刷不谨，浣沐失时"的卞彬，也有成天不停地洗浴，被称为"水淫"的何佟之。据吾友押沙龙考证，所谓桓温浴后，多喜穿着旧衣，是因为魏晋时人多服食五石散，导致皮肤敏感的缘故。说开了，是药物使人体毛细血管充血，扩张，并伴有致幻症状，从而使人产生错觉，自我感觉皮肤好似有一种游走感，这就是道友们通常所说的－－－蚂蚁上树。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佛教逐渐兴盛，佛教节日之中有一就叫做"浴佛节"，传说农历四月八是佛陀的生日。所以佛教徒讲究在这一天以香汤浴佛，斋僧，以表生清净心，荡去昏沈之业。本土的道教一看情形不好，洋和尚要抢班夺权。于是提出道家养生术，也提倡洗澡，而且是干洗导引最好，类似现代按摩术。从眼口鼻到四肢躯干全面按摩。而且佛们提倡四月八一日，道家干脆提出全年十二个月都有良辰吉日可以进行干洗。比如，正月十日，沐浴，令人齿坚。然后就是二月怎样，三月，四月以此类推。最灵验的是最后十二月十三日，沐浴，得玉女侍房。小熊试过，百试百灵。寒冬腊月，半夜沐浴，到时一定感冒，必上医院，然后有没有九天玄女下界护持是不敢说，但是肯定有护士姐姐给你打针，送药。到时装可爱也好，扮成熟也罢，夜勤病栋，全看各人的造化。
紧跟南北朝的隋唐时代，官家最爱洗的是温泉浴，其中最出名当属华清池。经过历代唐王的反复扩建，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华清池分为九龙汤和芙蓉池，九龙汤专供皇帝御洗，芙蓉池专供杨贵妃沐浴，后来亦称为"贵妃池"，并设温泉监掌汤池官禁之事。当之无愧的成为天下第一名汤。唐玄宗和杨玉环是如何鸳鸯戏水的？详情参见白乐天的《长恨歌》。就不多说了。说说当时的欧洲。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一切按照基督教义，用中国话说"存天理，去人欲"。神父修女们基本上是不洗澡的，而且越是不洗，越是容易成为圣人。直到十字军从拜占庭东征归来，古罗马的沐浴文化才再一次风靡欧洲，不过那时的公共浴室，大多都是红灯区。
话分两头，五代残唐一过，就是宋朝。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繁荣，城市中出现公共澡堂，当时称为民汤。而一般人家建房都设有浴室，沐浴就更为普及，就连客人远道而来，主人相迎也要先设香汤给客人沐浴，再摆筵席招待，名曰洗尘。文人士大夫更是酷好沐浴，这在文人笔记中多有记录。苏轼就喜好上公共浴堂沐浴，专门写了二首《如梦令》词记述他沐浴的感受，
其一云：
水垢何曾相爱，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其二云：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呵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当然有喜欢洗的，也有不喜欢的，比如大奸似忠的王安石。不好洗沐，身上长虱就是他做政治秀的一大表现。要不是此人妄变祖宗成法，挑起数十年的新旧党争，消耗了宋朝元气。哪有后来靖康之变。再往后数百年，蒙古一来，东方文明固然沦陷，全民无心洗澡之外，西方也好不到哪去，蒙古人带来了黑死病，西方人认为洗澡时毛孔打开，容易致病，于是开始全民性的禁浴。整个东西方文明世界沉浸在一片游牧民族的膻腥气味之中。说到蒙元，唯一值得提提的是，在四川钓鱼城下受了重伤的蒙哥，最后死于重庆北温泉（现温泉寺）内。无独有偶，他之后几百年的后金努尔哈赤同志，好像也是受了炮伤，最后死在温泉疗养圣地。
蒙古时间不长，明朝兴起，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各种服务行业也日渐兴盛，城市中普遍出现"混堂"，据说是朱元璋为修建南京城的数十万农民工而创。以字面意义来说，大概是入浴之人不分高低贵贱，"混"而洗之的意思，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交上钱，就可入得浴池泡澡。当时得人们对沐浴较之以往更加讲究，明人屠本畯曾将"澡身"与"赏古玩"、"亵名香"、"诵明言"相提并论，视为一种精神享受。笑话自然也有不少。
明人豫章醉月子选辑的《精选稚笑》中有一则混堂笑话云：
义官奔走汗甚，因就混堂浴，浴毕而起，大衣小衣已被人偷去，正喧嚷间，主人诮其图赖，义官愤甚，乃戴纱帽着靴，以带系赤身，谓众人曰："难道我是这等来的。"
澡堂浴室这一行业，从宋代开始被称作香水行，门前多悬挂一壶为标志，到了清代改作红灯笼。清代以扬州浴室最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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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古代沐浴用品、用具、用地、装置
至少在唐朝时就已经有的关于公共浴室的记载，估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逐渐交融，而少数民族对于身体的禁忌不如汉人，公共浴室应该出现。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宋代的公共浴室情况非常发达，遍布开封城内外，浴室实行男女分浴，服务非常周到，除了提供沐浴外，还提供揩背、修剪指甲、按摩等服务，还提供茶水、酒类及果品等。除都城外，大大小小的城镇也遍布各种公共浴室。
元代的公共浴室情况非常发达，马可.波罗记载当时的人们“每日早起，非沐后不进食”，还出现了药浴。明清时期，中国的厕所和浴室更加普及，基本上一建房都要同时配建厕所，明代的公共浴室叫混堂，又叫“浴肆”，每次沐浴的价格为一文钱，配有澡豆等洗洁用品，在当时又叫肥皂，最著名的肥皂叫“天理肥皂”。清代的公共厕所及公共浴室与现代已经差别不大。 ’
中国古人非常注重自我清洁，号召春天洗浴祛病的上巳节就是标志。
西周时期，沐浴礼仪逐渐形成定制。
由于沐浴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对沐浴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不仅仅把沐浴单纯地看做洁身净体、润肤养身，更上升为隆重的礼仪。
《楚辞》中，就有"新沐必弹冠，新浴必振衣"。
先秦开始，祀神祭祖之前，都要沐浴净身，这已是个定法，表示内心洁净虔诚，称为斋戒。
秦汉之际，全社会的沐浴习俗，已经形成，《礼记·聘礼》载“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汉时，形成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一天假，称为“休沐”，让官员有空好好清洗。
唐代，“五日一休沐”改为官吏每十天休息洗浴一次，每月上旬、中旬、下旬为上瀚、中瀚、下瀚。
瀚，即浣的异体字，本意是洗濯，因为十天一浣的缘故，浣又有了一种计时的意义，一浣为十天。所以唐代制度十天一休沐，称“休浣”。
明代的名士屠本畯还将“澡身”与“赏古玩”、“名香”、“诵名言”并列，表明明代的洗澡，较以往更加讲究高雅。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人将洗涤分得极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
沐，濯发也。
浴，洒身也。
洗，洒足也。
澡，洒手也。
可见中国古人对自身清洁的重视。
而在同时代，很长时间里，当时西方的教会，还在宣传洗浴是惩罚罪人的方式……4世纪时一位赴耶路撒冷朝圣的女基督徒，向人炫耀她已经18年没有洗过脸了，因此她觉得自己最“纯洁”的。
比起洗头，古代洗浴用到的物品，更加丰富：
一、材料
1）草木灰
古代“洗头”用它，是方便有用的好东西，功效不述。宋代《鸡肋编》中，记载了南方女子用草木灰浸水，洗沐去污。
2）淘米水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代，人们用洗米水来洗澡去污，不光可以去污，而且保健功能奇佳, 这个在古代是廉价而又普遍的早期洗发水和沐浴露。
3）皂荚
最晚在南朝萧齐之时，已经有专门出售皂荚。
皂荚有十多个品种，去污能力有强有弱。有润滑爽利、消除垢腻、清洁皮肤的作用，亦为中国古代美容方中所常用。
用皂荚洗衣服，衣服不会变色，不会收缩，纤维不会受损和失去光泽。用皂荚洗澡，还能去风湿，治皮廯。
4）肥珠子
即无患子。据《本草纲目》有记载，树生高山中，甚高大，枝叶皆如椿，五六月开白花，结实大如弹丸。实中一核，坚黑似肥皂荚之核，正圆如珠。十月采实，煮熟去核，捣和麦面或豆面作澡药。因其实如肥油而子圆如珠，故名。
宋代庄季裕的《鸡肋篇》中介绍，浙中少皂荚，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
每到深秋，人们将果荚采下，煮熟捣烂，加以香料、白面、拌和搓成丸，名叫“肥皂”。现代经过技术加工，制成液体状的无患子洗发水，深受环保人士和崇尚天然的爱美人士推崇，用此洗发，少头屑，头发变黑发亮，干后丝丝分明，但在洗时有点干涩。
5）胰子、澡豆
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曾记载，把猪的胰腺，洗净污血后，撕除脂肪后研磨成糊状，再加入豆粉、香料等，均匀地混合后，经过自然干燥，便成制成洗涤用途的澡豆。
是谁第一个利用猪胰去垢，至今没有人知道，但他肯定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澡豆制作过程中，将猪胰研磨，增强了胰腺中所含的消化酶的渗出，混入的豆粉中含有皂甙和卵磷脂，后者有增强起泡力和乳化力的作用，不但加强了洗涤能力，而且能滋润皮肤，是一种比较优质的洗涤剂。
澡豆一开始只在上层贵族中流行，普通人是用不起的。
后来，人们又在澡豆的制作工艺方面加以改进，在研磨猪胰时，加入砂糖，又以碳酸钠（纯碱）代替豆粉，并加入熔融的猪脂，混和均匀后，压制成球状，或块状，这就是“胰子”。
胰子，在化学组成上，和今天的香皂极相近。而且，产品种类更是多样，桂花胰子、玫瑰胰子……与今天各种带有不同香味的肥皂已颇相似。
唐代的胰子，兼有冻疮膏的作用。高档一点的，称为“面药”和“口脂”，用来涂脸和嘴。皇室宫廷，冬天会发给官员。
杜甫《腊日》中有“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优质的澡豆，被视为高级品，医者不肯轻易公布配方。也因为高贵，而往往只用于手、面部洗用。
唐代李焘《外台秘要方》中有详细的描写：“论曰:面脂手膏依香澡豆，士人贵胜，皆是所要。然今之医门，极为秘惜，不许子弟泄漏一法，至于父子之间，亦不传示。然圣人立法，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岂使愚于天下，令至道不行，壅蔽圣人之意，甚可怪也。”
6）香药料
将中草药或香料，混入水**浴，配方不一而足。也有结合澡豆等而设。
光是对于头部的用料，分类就已十分详细。《外台秘要方》中已有面膏面脂兼疗面病方、洗面药方、面色光悦方、令面色白方、面皯方、面皯摿方、面皯疱方、面舻疱方、面粉滓方头风白屑方、沐头去风方、生发膏方令发黑方白秃方、赤秃方澡豆方、手膏方、口脂方等的分类方式，说明现代面部皮肤的问题，在唐代已有详细的掌握。
而全身浴的香药料，同样颇多。
汉代有人身痛，皮肤脱落，此人因“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药澡效力，可见一斑。
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五，有一则洗澡药方：丁香沉香青木香，真珠玉屑蜀水花，桃花钟乳粉木瓜花，柰花梨花红莲花，李花樱桃花。
制法是“花、香分别捣碎，再将真珠、玉屑研成粉，合和大豆末，研之千遍，密贮。常用洗手面作妆，坚持一百天，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滓皆除”。咽喉臂膊用此药洗，也是这样。
洗药澡，不仅使皮肤白皙，而且防疫健体，所以历久不衰。
宋代东京谁说古人不卫生——中国古代发达的洗浴文化的药铺，出售专门的“洗面药”，元杂剧《谢天香》细致刻画了妇女用“熬麸浆细香澡豆”洗浴的场景，这标志着“药澡方”已很盛行。
清代《三农纪》直接将“枸杞煎汤”洗澡药方，作为健身必用之道，向人们推荐。
二、盛器
木桶，似乎是大家对中国古人洗澡的印象，这都是从影视剧中得到的狭窄概念。其实，中国古代的盛器，很丰富，材质也多样。
从我国现存的器物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祖先，在公元前就已经开始用浴盆洗澡了。
周代的“虢季子自盘”的形状，就极像现代的浴盆。盘高40厘米，宽87厘米，长137厘米——这形状足可叫“浴缸”。周身铸有粗大精美的蟠虺纹，形象极为生动，前后左右共有八个兽头，每个兽头又各衔一环。盘上还有铭文111个字。
战国时，有一种叫“鉴”的水器，则是有证可查的浴盆。现存的“战国双龙鉴”，是一件少见的大型水器。鉴的两耳成兽型，套有大环，双龙攀缘器口作操水状，极为生动，周身饰有繁茂的蟠龙纹。
古书上关于“同鉴而浴”的记载，它所说的“鉴”，就是指这这一类大型的盛水器。
扬州最早的浴盆，是1993年在扬州城北郊战国墓葬中出土的直径60厘米的灰陶沐盆，一同出土的还有陶。形如葫芦瓢，多用于舀水。
西汉早期，贵族洗浴时，人站在一种“浴盘”（看清是盘！）中，由侍者浇水而洗，因此浴盘的体形，大于洗头或洗手所用之盘。
马王堆出土一件云龙纹漆浴盘，是“軚侯家”的沐浴用具，直径达到了72厘米，相当大，一个成年人站在盘中由侍者浇水洗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三、用地
浴室，俗称"澡堂"，古时又叫"浴室门"、"混堂"等等。
《周礼》记载有商代人沐浴的情况不过那时还没有专门的浴室。
浴室的问世，《礼记》中有"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的记载。"湢"，就是古代的浴室。
扬州蜀岗的汉广陵王墓博物馆内，保留着中国沐浴史上，最早的私人专用洗澡间。
在“黄肠题凑”高规格木椁墓群中，在王墓室西厢第五进内，有近十平米左右的洗沐间，全用整块金丝楠木铺就。内放双耳铜壶、铜浴盆、搓背用的浮石，以及木屐、铜灯、浴凳等一整套沐浴用具。沐浴间紧靠主人起居卧室。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人讲究清洁，嗜好沐浴，追求隐秘安静、周到舒适的沐浴环境。
唐代，在当时的京都谁说古人不卫生——中国古代发达的洗浴文化长安，出现了较大的浴室殿院，人称"浴室门"。有的还辟了温泉洗澡处所。
公元723年，临潼的温泉宫，就是唐玄宗诏赐杨贵妃的澡堂。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诗句，记的就是这件事。
到了宋代，浴室已经很普遍。
洪迈《夷坚志》载：一般人家建房，都有澡浴的房间。
《鸡肋编》云：“东京谁说古人不卫生——中国古代发达的洗浴文化数百万家，无一家燃柴，而尽用煤炭。”
看来，宋人享用热水泡澡的机会很多。
范成大《梅谱》还说：临安的卖花者为了争先为奇，将初折未开的梅枝，放在浴室中，利用浴室的湿热蒸气熏蒸处理，以便使处于休眠状态的花芽儿提前开放，算是一种对浴室的利用升华。
最迟在唐宋时，中国就有了公共的澡堂和浴室。最早的公共浴室，就是苏州的"混堂"。
这时的公共浴室，已有了擦背的行当。苏东坡《如梦令》中，就有"寄语擦背人，昼夜劳君挥肘"之句。
拟宋话本《济颠语录》曾写道：天未亮，城市还在熟睡，而浴池已开门迎客洗澡了。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澡堂多在门首粉墙上置有“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东升客满堂”的对联，就是这种习俗的反映。
到了元代，公共澡堂发展得已经颇成熟了。《马可·波罗游记》告诉我们：在元代，杭州一些街道上有“冷浴澡堂”，“由男女服务员为你服务，这些澡堂的男女顾客，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于一年四季冷水浴，认为这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
马可·波罗还记下了杭州“所有的人，都习惯每日沐浴一次，特别是在吃饭之前”的这一良好风习。
《朴通事谚解》则一丝不苟地展现了一幅元大都的“市民洗澡图”——当时公共浴池除洗澡外，还可挠背、梳头、剃头、修脚，不过价钱不一样，洗澡五个钱，挠背两个钱，梳头五个钱，剃头两个钱，修脚五个钱，全套下来，一共十九个钱，并不贵，一般老百姓还有这种承受能力。浴池里还有放衣裳、帽子、靴子的柜子。洗澡的程序是：到里间汤池里洗一会儿，再到第二间里睡一觉，然后又去洗一洗，却出客位里歇一会儿，梳、刮头，修了脚，凉完了身，巳时穿衣服，吃几盏闭风酒，精神别样有。几乎不逊于现代人的spa！
四、装置
宋代出现了淋浴装置。
《东京谁说古人不卫生——中国古代发达的洗浴文化梦华录》记载：东京谁说古人不卫生——中国古代发达的洗浴文化元宵之夜，在御街上扎缚的灯山上有跨狮子、白象的文殊、普贤，他们“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
据此推测，在浴池中装置类似的绞水、贮水、放水器具，以当时的机械制作水平来看，是完全可能的。
南宋李嵩所画的《水殿纳凉图》中，就画有水闸所控制的人工瀑布装置，依此原理，它是可以转化为淋浴装置的。
元代的铜漏计时，则比较明确显示出淋浴器的面貌了。
陶宗仪《元氏掖庭记》中记载了皇宫中的洗浴：
皇宫浴池，纹石为质，金石镂成，奇花繁叶，杂置其间，上张紫云九龙华盖，四面皆蜀锦幛帏，跨池三周。桥上结锦为亭，中匾为鸾，左匾凝霞，右匾承霄，三匾雁行相望。又设一横桥接于三亭上，以通往来。贵妃洗澡时，骑在放置于池中的温玉狻猊、白晶鹿、红石马等动物玩具上，作“水上迎祥之乐”游戏。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展露的是另一番景象：
奉御汤中以文瑶密石，中尖有玉莲，汤泉涌以成池，又缝锦绣为凫雁于水中，帝与贵妃施镂小舟，戏玩其间。
扬州建于元代的清真寺，及普哈丁墓南侧，都有一间“水房”，即今天的淋浴间。这是为古代传入中土的***教教徒修建的进行净礼的地方。
“水房”功能较全；有烧热水的锅灶，单向淋浴室，贮放热水的吊罐，罐下方有间，水流下淋，可按照先右后左、自下而下的顺序沐浴全身。这似乎是扬州“淋浴”最早的见证，对发展沐浴业有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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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传
田尔耕，任丘人，兵部尚书田乐之孙。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他靠祖父的庇荫，累官到左都督。天启四年(1624)十月他取代骆思恭执掌锦衣卫事务。尔耕狡黠阴贼，与魏良卿结为莫逆之交。魏忠贤斥逐东林党，屡兴大狱。尔耕广布侦缉人员，罗织平人，施用锻炼等酷刑，入狱者大都不得出来。希图进用的宵小之人，多通过他通达于魏忠贤，魏良卿又从中左右，因此尔耕的话魏忠贤无不采纳，朝中人士多会聚在他的门前。魏广微也与他结成姻亲，当时有“大儿田尔耕”的歌谣。他与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并有“五虎”之号。他累次加封，被拜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庇荫锦衣卫世职数人，岁时所得赏赐不可胜计。许显纯等人和他一样获得加官。魏忠贤败后，言论者纷纷弹劾他，被下狱判了死罪，崇祯元年(1628)六月与许显纯一起伏诛。
许显纯，定兴人，驸马都尉许从诚之孙。他考取武会试，升为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天启四年(1624)，刘侨执掌镇抚司，治理汪文言一案，因失魏忠贤旨意而得罪，由许显纯取代了他。显纯略晓文墨，性情残酷，他频兴大狱，用锻炼等毒刑，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王之肕、夏之令等十余人，都死在他的手中。这些人的供状，全都是显纯所造。每次审问，魏忠贤必派人来坐在他的后面，称为听记，其人偶尔不到，显纯即袖手不敢问。
崔应元，大兴人。他是个市井无赖，充任校尉，因冒领缉捕之功，积官升到锦衣卫指挥。孙云鹤，霸州人，是东厂理刑官。杨寰，吴县人，他隶籍于锦衣卫，是东司理刑官。凡是许显纯杀人之事，都是崔应元等人共同为之。而杨寰还是田尔耕的心腹。到许显纯被判死罪，法司只判崔应元、孙云鹤、杨寰应当遣戍。后来定逆案，三人都判了死罪，而杨寰已先死于戍守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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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肥皂的历史起源
究竟是谁发现肥皂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有可能在史前时代就有了。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使用着篝火来烧肉的人们，在残留着暴风雨（水）后篝火的灰（碱）和做饭时得到的动物油脂（油）的地面上，发现了不可思议的物质（肥皂）……结果发现不止是锅子，连手都被一起洗得非常干净了吧（^_^）。
美索布达米亚人在公元前3000年以楔形文字在黏土板上记载的肥皂做法，是历史上最早的记录，之后在公元前600年时把技术传给了腓尼基人。在这个时代，肥皂被用来洗净羊毛和棉花的纤维制品。
关于制皂方法的出处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传说：
传说一：
说肥皂是在罗马一个叫sapo的山下河流里洗衣服的女性们发明的。这些女性发现，若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洗衣服，会洗的比平时更加干净。而这是由于在山丘上神殿燃烧祭品处，木灰和作为祭品的动物脂肪跟雨水一起流入了河中，形成了液体肥皂，方便了女性们洗衣。所以肥皂的名字soap的由来就是源自这个山丘sapo的名字。……只不过，这个传说虽然强调肥皂的制法是由罗马人发明的，但最早发现的其实是凯尔特人，可能是想与渊源很深凯尔特族人对抗的罗马人捏造了这样的一个传言吧。原来soap的来源是凯尔特族人使用的古拉丁语sapo，意思是用牛脂与灰的混合物制成的头发染料。
传说二：
肥皂源于古埃及。在很早很早以前，埃及国王胡夫便设宴招待宾客，热情周到。有一天，由于来往的客人较多，厨房里的物质散放在那里，人也难得转动身子。可就是在忙乱中出差错，食品师不小心，一脚踢上了油凳，一盆满满的油碰翻了，洒满一地，伙夫们都赶来帮忙收拾场地。他们用手将沾有油脂的灰捧到厨房外扔掉，再回到水盆里洗手，这时，他们意外地发现手洗得特别干净，比以往洗手要省时省水多了。师傅们都觉得奇怪。他们叫来主人，也用炭灰撮手再去洗手，用这种方式来除污，同样收到良好的效果。有位喜欢讨好的监官，报告国王说厨师把油浪费了，应该定其罪过。当国王知道他们发明了一种新洗手方式后，没有采纳监的进谏，还吩咐手下的人照厨师的办法做出沾有油脂的炭灰块饼，放置在洗漱的地方，供客人使用。实际上这也就是肥皂的雏型。到公元70年，罗马帝国学者普林尼，第一次用羊油和木草灰制取块状肥皂获得成功。从此，罗马开始使用起肥皂来。这项技术后来又传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下令建厂，世界上最早的具有规模的肥皂工厂便在英国的布里斯吐勒城建成了。以后，法国化学家卢布兰通过自己的实验，由用肥皂作原料改用电解食盐的方法制取烧碱，成本大大低于英国人用煮化的羊脂混以烧碱和白土制肥皂的价格。从此，肥皂才逐渐为人民大众所用，走进千家万户。
古罗马帝国和凯而特文明
早期有史载的制皂，在古罗马历史中被发现。当时的肥皂通过山羊油脂和木材的灰来制作，并且通过盐来制成固体肥皂。 当时的一个历史学家将其记录并保留了起来。在火山爆发后被淹没的的庞培（意大利古都，公元前79年火山爆发，全城淹没），确认了肥皂工场的遗迹。通过古罗马人当时公共浴室的经历，了解了肥皂在当时还不是用来洗身体的。希腊和罗马是使用橄榄油和沙来擦身，并通过某个道具使脏物和油掉落。身体的脏物掉落后，使用通过药草制成的软膏来保湿。当时，人们觉得入浴对身体很好，在药浴中享乐。因用美貌倾倒罗马2位领袖而出名的埃及女王克丽奥佩特拉，传闻她美貌的根源就是她是泡马奶洗澡的。公园后的初期，肥皂被用来治疗内科疾病，2世纪时内科医生卡林推荐病人在浴缸内放入肥皂来洗澡，这样对某种肌肤会有好处。罗马时代后期，使用肥皂洗身体的习惯慢慢被发展起来，虽说肥皂的使用发展起来，但由于以前没有现在这样的媒体宣传，3世纪在都市公共浴场流行用肥皂的时候，小村庄的人们仍然在用橄榄油和沙子来洗澡。
欧洲黑暗时代
西欧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黑暗时代中，制皂和其使用几乎灭绝了。东部地中海地域的残留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古罗马都市）、阿拉伯帝国还保留着制皂技术。8世纪意大利和西班牙复兴了制皂技术，直到13世纪法国也开始在欧洲市场贩卖肥皂，14世纪制皂流传到了英国。位于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港口马赛、卡斯提尔（古代西班牙北部一王国）的肥皂都是使用橄榄油来制造的。这些橄榄油的取得非常困难（那时只有处女果汁油，还没有化学提炼方法提炼的果渣橄榄油），使用了这些橄榄油的肥皂比使用动物油脂制造的英国、法国北部制造的肥皂品质更高。从牛身上获取的牛脂在当时是主要油脂，欧洲北部的制皂商也使用鱼油。使用动物脂肪制成的肥皂更适合清洁纺织品，但若用来入浴洗澡就显得不太合适。与此相比从南欧来的橄榄油就显得非常出色，由此为契机，南欧的肥皂出口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虽然也有黑暗时代的人们不洗澡的传言，那只是误解。那时有公共浴场，里面设置了很大的浴盆也有肥皂，贵族和富有的商人拥有自己的浴室。
入浴开始变得不盛行是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当时，考虑到有三分之一的人因公共浴场传播的传染病而死亡的情况，公共浴场不得不全部关闭。文艺复兴的人们开始停止保持身体干净并喜欢在身体上涂上气味强烈的香水。肥皂只是作为洗涤物品被保留下来。虽然也有人将肥皂用来当作洗身体的存在，但与现在比起来使用频率相当低。虽然没什么人气，但肥皂在17～18世纪，一直是非常珍贵的产品，通过开荒移民被北美、南美继承了过去。全身入浴虽然是非常古老的想法，但如何保持自身的干净是大家都非常重视的。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与肥皂在美国的发展
最早移民到美国的开荒者们想在美国制皂，并将制皂材料大量从欧洲运过来。马萨诸塞（州名）公司被称为塔尔博特的船，专门将人们的供给物从欧洲运到殖民地（现在的沙龙和波士顿），但这艘船由于装载了大量肥皂而翻船了。马萨诸塞公司领导人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在1630年从波士顿寄信给住在欧洲的妻子，让她航海来美国途中必须清单品中，其中一项写着肥皂。
开荒移民者们开始在美国定居后，最初的几年为了走出贫困的生活而努力着。而移居点丰富的木材和木材灰，食用的动物可取得的油脂，备齐了制皂所必须的材料。据此，不仅不必特意等待从欧洲缓慢的运肥皂过来，而且还能节省购买肥皂的花费。之后制皂方法通过一段时间由初期移民者们公开。由于获取动物油脂的季节是秋季，那个时期的牛脂和猪脂可以大量获得，没有动物油脂的季节农场在春季、冬季中通过焚烧得到的灰与烧饭后的废油来制皂，把这些肥皂积蓄起来使用。
当时碱的提炼法
古人是如何从木材的灰之类中取得制皂不可缺的碱呢？在带有注水口沟的石头的厚板上面放置一个无底的桶，在桶中放入木材的灰。把石头的厚板放置到很多堆积起来的石头之上。为了防止木材的灰进入制成的液态钾中，在木材进入之前，在桶中放置麦秆等的隔层。在灰的上面慢慢注水，直到从桶下渗出似茶色的液体。然后这些液体会流向石头厚板的沟中，通过注水口流下的液体就形成了适合制皂用的氢氧化钾了。
移民中不止使用这种方法，还有人使用一种被称为hopper的漏斗状容器，从木头灰中摄取氢氧化钾。为了防止雨水进入灰中hopper被保管在小屋中。要使氢氧化钾可以一直提取，周期性的加入灰，水也不时地注入。氢氧化钾被保存在hopper下放置的一个容器中。
油脂的提炼法
油脂是制皂不可缺少的材料，当时在美国，只有从牛身上取得的牛脂和猪身上取得的猪脂可以作为油脂制皂。为了取得制皂用的动物油脂，油脂的提炼是非常重要的。提炼时，要把油脂中多余的东西去除，现代也可以用肉商处得到的未提炼的牛脂和猪脂炼成适用于制皂的干净油脂，在厨房进行油脂提炼的人也不少。（提炼方法以后翻译）。当时是用料理时一点点得到的废油来作皂的，但这些废油必须进行提炼。在没有冰箱的时代，由于是长时间累积的废油，等来用的时候基本上都氧化了。虽说散发出氧化气味的废油可以通过提炼来消臭，但即便做出来洗净力很好，这种肥皂也不被人喜爱。
肥皂制作
氢氧化钾和油脂都有了，终于可以开始制皂工程。在一个大锅中放入氢氧化钾和油脂，在外面用篝火使其沸腾。通过长时间的沸腾，质地慢慢变硬并开始起泡时，用舌头试探没有刺痛感时从火中取出。这个过程会根据质地的量和氢氧化钾的强度不同花费6～8个小时。
液体皂与固体皂
通过木灰制成的肥皂并不是固体，而是胶状的。用上面的方法制成的肥皂第二天会变成茶色的胶状物，摸起来湿湿的，加水使用，手就被洗干净了（这正是用钾制成的液体皂）。这种肥皂放入木桶中保存，根据需要可立即取出使用。要用氢氧化钾制造固体肥皂的话，在油脂和氢氧化钾沸腾后最后一刻放入盐，锅表面凝固的肥皂就做成了。
但那时盐高价而且难得到，因此做固体肥皂时一般不太使用盐。当时把盐作为家畜的饵或保存食物用显得更为重要，由于液体肥皂拥有与固体肥皂同样的洗净力，移民们一开始认为不需要制作固体肥皂。但是，在城市中贩卖的话，固体肥皂更易携带、运输，因此使用盐制成的固体肥皂渐渐受欢迎起来。那时从薰衣草、马鞭草、各类香草等获取的精油开始被使用到制皂技术中，化妆肥皂开始在城市中流行。固体肥皂使用木制铸型制成，并不切成小块贩卖，而是大块的贩卖，然后买回家自己切成小块来用，肥皂以约450g为单位来贩卖。将肥皂小块贩卖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
另外，制皂在当时是农场中非常困难的一项工作，而且一般由女性来完成。
制皂的困难
在当时还有个十分困难的是氢氧化钠的强度测定，把马铃薯和蛋放入氢氧化钾的液体中，会有不同程度的浮起，为了制皂必须有适当的方法来测定氢氧化钾的强度。很多人认为马铃薯从氢氧化钾液体面上上浮2.4cm左右高度的话，就是最适当的强度。
由于当时的制皂者缺乏皂化法之类的化学面的知识，制皂相关的迷信非常多。比如“根据潮的涨落和月亮相位不同做出好皂”之类的传说。宾夕法尼亚东部人（17、18世纪由德国南部或瑞士迁至 pennsylvania 州的居民的后裔）的诀窍是“只用檫木棒搅拌肥皂，并且必须往同一个方向搅拌”使用说明书上这么写着。（笑，其实这些传说也蛮有趣的）
殖民时代后期，皂商开始在城市做生意，对肥皂有兴趣的人们开始在自家制作高品质的肥皂。由于那个时代制皂还是非常困难，因此制皂相关的民间传说也多。从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侄女，伊丽莎白·兰奇·诺顿在1799年所写日记中关于作皂激动愤怒的表达，可以看出制皂在当时有多么困难。她为家人制作一份肥皂之前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工作。
钾的出口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肥皂制作和钾的提炼有深切的关系。精制钾并非只用于制皂，也用来制作玻璃。精制碳酸钾是当时美国殖民地出口英国并且能换成钱的少数产品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出口产品。其他产品出口收入主要被英国在西印度的各殖民地包揽了。
18世纪末，随着向西海岸移动的倾向，城市不断扩大化，木材供给不足，钾的制作也一直在减少。但即使如此，直到19世纪末，钾仍然作为美国边境重要产业保留下来。碳酸钾依然是美国的主要出口产品。而当卢布兰的方法使苛性钠能够从盐水中简单提取出来之后，在美国精练钾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最终没有了。
肥皂革命
法国的尼可拉·卢布兰在1790年发现了可以使用海水盐来提取碳酸钠的方法.1890年，在德国电解食盐水把做成钠盐的电解钠盐法(现在也被使用)被工业化了。苛性钠的获得在制皂业中形成了巨大的革命。将苛性钠使用到制皂业中，不必特意使用会改变肥皂品质的盐，就能够制成固体肥皂。不止如此，还省略了之前一些困难的工作——伐木焚烧、用木头灰蒸发水份、还要把多余的东西烧掉。
苛性钠取代钾成为制皂用的碱，制皂变得简单了，更多人开始制作化妆用肥皂，不再是贵族和有錢人才能享受得起的东西，入浴的人气也开始复活，19世纪肥皂的消费大幅上升，就如同维多利亚时代一样，肥皂被人们亲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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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古代公厕和公共浴室
资料显示,中国古代最早提到公共厕所的文献是《周礼》，根据考古资料，在夏商时代城市之中就有了公共厕所，殷墟出土过洗沐工具和牙签，表明至少在殷商时代人们沐浴和注重个人卫生就是经常的事情了。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春秋战国时代的厕所排粪池颇深，所以有人不慎跌入厕中身亡的例子，《左传》载晋侯某跌入厕中而死。河南登封东周阳城发现的城市自来水供应系统，据说是我国目前最早的自来水供应系统。专门用于沐浴的浴室至少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浴室之称就已经出现。不过似乎都是家用，公共浴室好象还不见于考古发掘资料。
厕所在秦汉时称为“厕”、“圊” “溷”、“清”、“轩”、“更衣之所”等，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包括皇族宫室、官府、普通民居乃至于野外军营等绝大多数秦汉建筑和都设有厕所。《考古与文物》杂志载称，根据当时的考古发掘，汉代的厕所不仅有蹲式厕所，还有坐式的。当时的私厕不仅数量远过公共厕所，设施也优于公厕，这与古罗马遗址显示的，下层百姓家中没有任何卫生设施行成了鲜明对照。南阳东汉墓中，不仅男女两个厕所左右并列，且其中一个便坑前有尿槽，另一个没有，形制与现代已无区别。至于中国的公共浴室何时出现，一时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考古资料，但是至少在唐朝时就已经有的关于公共浴室的记载，估计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逐渐交融，而少数民族对于身体的禁忌不如汉人，公共浴室应该出现。
宋代的公共浴室情况非常发达，遍布开封城内外，浴室实行男女分浴，服务非常周到，除了提供沐浴外，还提供揩背、修剪指甲、按摩等服务，还提供茶水、酒类及果品等。除都城外，大大小小的城镇也遍布各种公共浴室。
元代的公共浴室情况非常发达，马可.波罗记载当时的人们“每日早起，非沐後不进食”，还出现了药浴。明清时期，中国的厕所和浴室更加普及，基本上一建房都要同时配建厕所，明代的公共浴室叫混堂，又叫“浴肆”，每次沐浴的价格为一文钱，配有澡豆等洗洁用品，在当时又叫肥皂，最著名的肥皂叫“天理肥皂”。清代的公共厕所及公共浴室与现代已经差别不大。
明末清初佚名者所作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通过湖州乌程县乡村的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就反映出了这样的一面：
一是清代城市厕所较多。 [穆太公就是因为到城里去。见道旁都有“粪坑”，才动了脑筋，做厕所生意的。在他看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 ]
二是乡村厕所也非常规范。 [穆太公请了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他又请了一位镇上教书先生，为这个厕所题了个不伦不类的“齿爵堂”名字。]
三是厕所生意也要做广告。 [穆太公怕众人不晓得他所砌的厕所，又求教书先生写了百十张“报条”四方贴起，上面写着：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四是厕所还需美观、方便。 [穆太公将厕所“粉得像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乡间人便后揩屁股，“用惯了稻草瓦片”，穆太公便配上现成的“草纸”，加上他开的厕所“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连那女流也来上粪坑，穆太公便又盖起了一间女厕所。]
五是厕所的粪便可以出售。 [明末清初的《沈氏农书》就有去杭州买人粪的记录，穆太公卖粪正可互证：一时种田的庄户，都在他家来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
六是厕所文明已经形成。 [“那些大男小妇，就如点卯一般，鱼贯而入，不住穿梭走动”，穆太公每天“五更便起，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这使人感受到明清之际乡村开化习气的吹拂。]
世界上中世纪的欧洲，人们还没有厕所观念；厕所的进化是从茅坑演变到茅房、厕所、卫生间、洗手间，从无到有，从私有到公共，从单一功能到集生理代谢、卫生调整、休息乃至审美、商业、文化等多功能，厕所革新一步步从文明走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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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明朝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近日，“明朝时期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一文网络热传，文中描述明朝中国的富庶、礼仪、建筑、道路、民众高尚优雅的生活、风土人情等等震撼中国网民：原来中国曾经那么辉煌伟大。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下面是“明朝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原文。
资料来源：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他做的工作实质上是资料的整理和汇编，是西方人研究中国明朝的资料。
他依据的材料主要有如下几种：葡萄牙人加列奥特的《中国见闻录》、克鲁兹的《中国情况记》、马丁.德.拉达的出使中国记录。这三个人都是亲自到中国，并且居住了一长段时间，在中国的史书也都有明确的记载。
其中：
加列奥特是1548年朱纨遣都指挥卢镗进攻双屿港，抓获的葡萄牙人，许多葡萄牙人已经被朱纨处死，后来朱纨被弹劾，说他滥杀无辜，包括加列奥特等人才得以侥幸逃生，加列奥特在明朝监狱里坐了相当长时间的牢，后来被流放到广西，再后来逃出中国，他对当时明朝中国的情况，监狱制度，法制制度，以及风土人情，经济物产都做了相当详细的描述 门多萨书中很多地方都是参考他的记录。
克鲁兹也是葡萄牙人，时间在嘉靖年间，他在广州住了两个月左右，他对中国的记录同样非常真实可靠，而且很深入 。所以后来有历史学家说，克鲁兹在中国一个月的时间就超过马可波罗在中国十年 。
他的《中国情况记》也是门多萨的重要参考书。
至于马丁.德.拉达是万历七年左右访问中国，来的目的是告诉明朝政府，当时攻打马尼拉的中国海盗林风已经被西班牙人围困住了，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抓住林风了（不过后来林风还是逃走了）。
他对访问中国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记录，全文都原原本本收录在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内，同样是亲身经历后的记录，没有虚假的成分。
主贴里的后半部份其实就是马丁.德.拉达的记录，只不过门多萨把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而已。
下面是相关内容摘录。
“在这个大国，……，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尤其是，他们努力工作劳动，是大商人和买卖人，所有这些人，连同上述国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当地被称做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
“这个国家各地都有大量的糖，这是糖价奇贱地原因。……有丰富地蜜，因为他们喜欢养蜂，连蜡都十分便宜：产量大到你可以装船，甚至船队”
“他们产大量的丝，质量优等，色彩完美，大大超过格拉纳达地丝，是该国地一项最大宗的贸易”
“那里生产的绒、绸、缎及别的织品，价钱那样贱，说来令人惊异。特别跟已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价钱相比。他们在那里不是按照尺码出售丝绸以及其他任何织品，哪怕是麻布，而是按照重量，因此没有欺诈。
“在该国有许多河流，人们种植稻米，这是全国人的普通食物和粮食。……他们收获如此之多，以至在米价最贵的时候，你用一个里亚尔钱币可购买一法捏格。”
“在不宜耕种的山地，有大量的松树，比你通常在西班牙发现的更大更味美的坚果。在这些树之间，他们种玉米，这些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一般的食物。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几乎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
“所有田园都景色美丽，并且散发异香，因为有许多各种香花，它也点缀着种植在江河溪流畔的绿村，那里有很多河流。那儿种植果园和园林，有很欢快的宴乐厅事，他们常去休息和逃避心情的烦恼。老爷门，也就是绅士们，常种植大片林木和密临，里面养有野猪，羊，野兔，兔子以及其他各种野兽，用他们的皮制成上佳的皮毛”。
“有大量的牛，价钱便宜到你可以用8里亚尔钱币买一头很好的，并且半价可买到牛肉；一只整鹿卖2里亚尔：大量的猪，猪肉跟我们西班牙的羊肉一样好和有益健康。再有极多的羊和其他可供食用的动物，这是它们不值钱的原因。养在湖畔河岸的飞禽是那样多，以至该国一个小村子每天要消耗几千只，而最多的是鸭。……它们是按重量出售，阉鸡和鸡也一样，价钱便宜，两磅拔毛的肉，通常值2分，那是一种相当于西班牙夸特的钱币；猪肉两磅值一分，半磅是6马拉瓦德。”
“至于他们有的鱼，无论是水里游的还是带甲壳的各种鱼，令人惊异，不仅在沿海一带，而且在该国遥远的地区。”
“除这些之外，它们有丰富的金矿、银矿以及别的金属都卖的相当便宜，1京塔的铜，铁或钢售8里亚尔。金子比欧洲便宜，但银子更贵” 。
“他们的一些村子大到只缺一个州的名字。他们的城市大多建在河畔，可通航，城市四角有壕堑，使城市变的十分坚固，不仅城市，连镇子都有高而坚实的石墙围绕，高有一寻，其余的墙都是用砖，但坚实到用锄都很难打碎。一些城市有很宽的城墙，私人和六人可以在上面并排而行，墙有很多堡垒和楼塔，彼此相隔不远，由城垛和宽廊，他们的总督多次取消前，饱览山川和芬芳的田野。他们的城墙和壕堑之间又有很宽的距离，六骑可以同时驰驱，城内在城墙和屋舍之间也有同样的距离，他们可以通行无阻。因为妥善照顾，他们的城墙像是新修的，……” 。
“在全国，大道都认真尽力的修筑和保持平坦，城镇的入口很讲究，极其雄伟，有3座或4座门，用铁坚固地包复。他们的街道铺得很好，宽到15骑可以并行，而且很直，以致它们尽管很长，你仍可望到尽头。两侧是门廊，下面是店铺，摆满各种奇特的商品，也有你指望的所有行业。在街道上彼此相隔一定的距离，筑有很多漂亮的牌坊，那是用石修筑的。他们的房屋一般有三道门，中间是大门，其余的要小些，但极其协调。”
“他们的房屋一般都很漂亮，通常在门外整齐的植树，显得美观，给街道生辉。房屋内部都白如奶汁，看来都像是光滑的纸，地板用很大和很平的方石铺成，天花板用一种幼稚的木料制作，结构良好并且涂色，看去像是锦缎，色彩金黄，显得非常好看；每座屋舍都有三个庭院和种满供观赏花草的院子。他们无人不备有鱼塘，尽管它只是小的。庭院的一方布置的很华丽，像是账房。”
“他们第一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他们通常在街上设有三四处必需的或公共的休歇处，布置很好，因此忙于公务的人不会把街道弄脏，并且从那里得到供给，类似的法子通行全国所有的道路。有些城市的街道可通航，如同意大利的威尼斯。”
“全国的大道是已知修筑的最好和最佳的，它们十分平坦，哪怕在山上，并且是靠劳力和锄头开出来的，用砖头和石块维护。……有很多大桥，建造奇特，特别是建在又宽又深的河上。在福州城，正对着国王大税收馆的馆宅，有一座塔，根据那些看见的人的肯定，超过了罗马任何建筑，他树立在40个柱子上，每根柱就是一方石头，又大又高。”
“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大都脸宽，小眼睛，扁鼻子，胡子稀少，但也有人有大眼睛和大胡子的，脸孔很均匀。”
“达官贵人的服装使用不同颜色的丝绸制成，他们有上等的和极佳的丝绸；普通穷人穿的是另一种粗糙的丝绸和亚麻布、哔叽和棉布，这些都很丰富。”
“他们穿的衣服像我们古代的样式，有长裙和布满折子，胸上有一道边用来系在左侧，袖子又宽又大，在外衣上他们按照各自的需要穿袈裟和长袍，形式像我们穿的，只是袖子更大，皇室血统和被授以官职的人，服装跟其他绅士不一样。”
“他们的妇女穿着很奇特，很像西班牙人的样式，她们戴许多金首饰和宝石，衣服有宽袖，穿的是金银和各种丝绸料子，如前所述，他们有大量的丝绸，质地极佳，而且十分便宜，穷人则穿绒料，未修剪过的绒料和哔叽。他们留得一头好发，仔细勤快的梳理它，像热那亚妇女，用宽丝带把它系在头上，缀满珍珠和宝石。”
“这些中国人中举行宴会和节宴，超过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因为他们是富有的而且无忧无虑，也没有天主之光，，……他们是自己获得**的满足，纵情于游乐，他们由此过着美好的生活，并且很有安排，哪怕他们有一百位客人，他们仍然习惯于让每位就坐并就自己的一张桌子进餐。他们的桌子很精致，……。在这些酒席和宴会上，一直有女演员，又演又唱，作出很多使客人愉快高兴的漂亮动作，此外还有各种男人表演其他乐器，及翻跟斗的和演戏的，他们完美的和自然的演出他们的喜剧。……”
“在每个城镇吃饭机会都很多，因为在市场和街道，也在郊区，有许多饭馆，桌椅布置整齐，花不了几个钱，这是由于各种食物都极便宜，如果外地人说他已经吃过了，那市民及城里人就带她上另一类馆子，有各种果脯和奶制品，水果和杏仁糖，极亲善的请他吃一顿，……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
在河上，他们有大量的饭店和商店，还可买到城镇其他奢侈品，如各种丝绸、琥珀以及非必需的珍贵品，供应充分，他们在船上也由种小橘树一级别的果树的花盆，有供消遣的花园，种上花草，并且在宽阔的船上水池，他们养了大量的活鱼，仍每天用网捕更多地鱼作补充。
中国对鱼的供应是已知任何国家中作的最好的，因为有很多这类的船，也因为海上和河内有很多的渔民，不断用网和渔具捕鱼，而且把无数的活鱼输往沿河五百里的陆地内池塘。
他们有大如上层船舱的竹笼，可以同时养四千只鸭，他们在笼里某处安设了窝，让鸭子每天都去下蛋，他们把蛋取出，如果在夏天，他们把蛋放在很温暖的牛粪里或那些鸭粪中，按经验放很多天让蛋孵化，……他们在冬季必须使用人力帮助，给孵蛋的粪加温，使用另一种跟前书一样巧妙的方法，这便是，他们把大量竹子一根根缚在一起，放上粪，再把蛋放在粪上，用粪盖严；做妥后，他们在竹下下面安放稻草，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点上火，但不让火烧起来，只一直保持自然的温度，直到他们认为可以取出为止，……因此他们的鸭子增多到犹如蚂蚁，接着他们把小鸭放进另一个鸭笼，其中养着老鸭，用来翼护小鸭，给小鸭温暖。……常常可以养到两万多只鸭子，但化肥很少，法子是这样的，……。
“他们古代有关航海史树的记载，那里清楚地写道，他们航行到印度群岛，征服了从中国到印度尽头的所有地方，他们很平静的占领那些地方，直到他们出自好意制定放弃的法律。因此，在今天，菲律宾群岛和克罗曼的海岸，即纳辛加国道孟加拉海的海岸，仍留下有关他们的重要纪念；那里有一座城镇至今叫做中国人的土地，因为他们兴建了它。在卡利古特国留有类似的遗迹和纪念物，那儿有很多树木和果子，根据当地人说，那是中国人管治该国时运往的。今天在马六甲、米洛、站坡及其邻近的别国，还有类似的遗迹，”
“现在港口的官员允许商人到邻近的各岛去进行贸易，如去菲律宾，每年都有很多装满大宗货物的船只前往，多次又输进西班牙，他们也旅行到他们认为可以获利的其他地区和地方。不过要他们作出一年内返回的保证才给予这种许可。获利的**使他们旅行到墨西哥，1585年有三名中国商人来到墨西哥，携有珍异的货物，没有停留便到了西班牙和其他更远的国家。”
“官员和长官也允许外国进入他们的港口买卖，但首先盘问审查，小心不要请求除此目的外的任何许可。然后外国人取得限期的许可证。”
“你时常在一个港口看见两千艘大小船只。”
“他们得知在中国的其他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这可能是船长阿特列达看到的那种，他在一封致国王肥列普的信中向他报告有关这个国家的秘密，其中说，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使用各种武器，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他们为打仗制造大而坚实的船，有高船楼，分设在船首和船尾，很像来自列潘特的船，和葡萄牙人驶入东印度的船，他们的船很多，以致一个将官，可以在四天里召集一支六百多人的军队。……他们有很多其他种类的船，有些有绘画和涂金的廊子和窗户，……“他们用来修理船只的沥青在该国十分丰富，用他们的话叫做漆，是由石灰，鱼油，以及他们称为油麻的膏制成；它很坚固，防蛀，因此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船耐用两倍。……他们船内的泵和我们的大不相同，要好得多，它是有很多片组成，有一个抽水的轮子，按在船内侧，他们用它很轻易地把船内的水抽干，因为只需要一个人转动轮子，一刻钟内可以抽干一艘大船，哪怕裂缝很大。”
“他们还有一件非常好的，使得我们都对他们这些异教徒惊叹的事，那就是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老是客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这些人就居住在所说的房屋里，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他可以在上述的大馆舍中住到死去，此外他们在这些地方养得有猪和鸡，因此穷人无须行乞而活下来”。
“神父及其同伴在中左所呆了两天，按照兴泉道的命令，他们在那里受到盛待和邀请，……，他们离城时，有大批士兵护送，既有执火枪的也有执长矛的，前面有喇叭、鼓和号角的喧闹，……他们所经河流，无论这边那边，都坐落有极漂亮和清新的村落。我们的人对其中一些十分满意，问他们叫什么名字，船员回答我们说，那是些不值得取名字的村子。……他们进入一个大海湾，停泊有一百五十多艘战船，其将官，正是我们提到的护送修士及其他人的这位队长，舰队发现他们就开始向他们致敬，既鸣大炮，也放火枪和作其他种类的表示”。
“西班牙人被沿着这条街送到他们的住所，他们肯定说街有半列格长。他们经过的街道都摆满摊铺，有各种奇特的货物，以及吃的东西，如各种鲜鱼和咸鱼，各种大量的鸡禽和肉食，水果和青菜，数量之多足以供应塞韦尔城。街上人群十分壅塞，以致尽管有很多吏员和士兵给他们开道，他们仍十分困难才得到通过。这样他们给送到馆宅，它十分大，用石头和砖精美构造，有很多厅、室、及卧室，……该城的将官级官员，他们称作知县，捎来消息说，欢迎他们到来，并送上一份礼物，都是大量的阉鸡，鸡、鸭、鹅、四五种肉，鲜鱼、酒、各种水果，数量多到足够两百人吃，他们要把这些放到稍冷的空气里，因为当时气候很热。”
“离别后他们去看一出靠近的城墙，建在水上的游乐场，有美观的走廊和石头筑的供宴会用的露天厅室，其中有很多色彩精美的桌子，四周是养鱼的水槽，和水槽相连的是精美的雪花石膏板，都是同一石料，其中最短的有八梲长，周围有潺潺流水，当举行宴会的时候发出悦耳的声音，附近则是很多植满花木的园林，离该地不远他们看见一座石结构的桥，石头修整而且很大，他们量了几块是22和20口尺长，5口尺宽，他们看来这简直不能用人力把他们放在那儿。当他们前往泉州和福州的途中，他们确实看见这样大的石块，乃至更大的，给放在其他很多桥上。
从同安镇到泉州，有13里路，路途平潭市的旅行愉快，路上他们没有看见一片未开耕和占据的土地，他们得知全国土地莫不如此。它满是人，城镇一个接着一个，你几乎不能认为那是很多城镇，而只是一个，因为一镇距离另一镇仅仅不过四分之一里路；而且他们被告知全国所有省份，人口都是这样。他们耕种的土地都得到灌溉，因此获得丰收，全年都在耕耘，而我们西班牙人所到之处，都看见他们种植稻米，……他们用驯服的母牛水牛公牛耕种土地……。
美丽的园林荫蔽着大道，把它装点一番，园林种植整齐，其间有出卖各种水果的点，供过路旅客享用，旅客不绝于途，有的步行，有的骑马，另一些乘小轿。大道旁的泉水清彻晶莹，同一天当他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他们老远看见一对士兵整齐的迎面而来，起初这使得他们惊讶和害怕，直到来人走近，他们被告知，这是泉州长官兴泉道的卫队长，奉他之命率400执矛子和火枪并且全副披挂的士兵来迎接他们。
这条大道上不断有驮马往来，载负商货以及其他东西，但大多数却是骡子。大路很宽，20人并排骑行，谁也不妨碍谁，而且铺以大石头，据说其他省的大道情况也相同，……看来这是真的，因为我们西班牙人在该国越过崇山峻岭，他们发现道路也如前面所告诉你那样平坦。
“7月11日，夜晚前四个时辰，我们的西班牙人到达泉州城。此城在该国是一般水平，可能有7万户。它有大宗贸易，供应各种商品，因为它距海仅2里路，有一条大河流经它，各种商货经水路运输，有一座据称全世界最美之桥横跨该河，……桥长800步，用22口尺长，五口尺宽的石头构造，这是一件大大令人惊羡的工程。……靠近上述的桥，河里停泊着1000多艘各式各样的船，舟艇那样多，河面为之覆盖，每条船上都满是人”。
“所有街道两侧都有棚，下面是商店，摆满丰富的商品，很有价值也很奇特，他们在一处到另一处相等的距离上建筑有很多的牌坊，给街道增添装饰，而且全国每条大街上都有，下面是很好的市场，可在那里购买你想吃的东西，如鱼和肉、水果、蔬菜、糖果、蜜栈，样样都十分便宜，几乎花不了什么钱。他们的食物很好，十分丰盛，他们吃很多的猪肉，跟西班牙的羊肉一样好，一样有营养。我们看见的水果，有的像我们在西班牙所产，另一些我们则未见过，但极香甜味美。……经过的街道满是人，如有一粒麦子掉落，它很难落到地上。”
他们沿这条街而行，觉得它比他们入城的那条街更漂亮，有更美的房屋和牌坊，两旁的商店也比别的街装饰华丽，那样的繁荣，他们因此看见大量的人群，惊奇到像是失魂的人，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梦境。总之，他们在那条街上走了一阵子，愉快的看见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然后他们进入一个很多士兵列队的大场所，士兵执火枪和矛子，及其他武器做准备，穿丝绸制服，旗帜招展。
当兴泉道知道西班牙人愿意行习惯的礼节，……他马上命令他们进入他所在的厅，无论就它的广大还是其中的富丽都值得一观，……西班牙人离开原先所在的厅，进到另一个跟前一个一般大的厅，那里有很多手执武器的士兵，排列整齐而且服装华丽，接近他们的是很多吏员和校尉，有不同的旌旗或徽号，都穿金织或金饰的长丝袍。……，
进入一个连接长官所在房间的走廊，在那里听见各种乐器的演奏声，持续的时间相当久，旋律动听到他们觉得前所未闻，这使得他们十分赞叹的看到异教徒的伟大光辉……
兴泉道就在附近华丽蓬盖下的一把漂亮的椅子上，排场之盛犹如皇帝本人。他亲善友好的表示接待他们，通过他的翻译向他们说欢迎他们。……这个长官是个十分善良的人，标致，相貌愉快，不同于他们在该国看见的其他人。
下一天，即七月11日的礼拜天，该城的许多贵人去对西班牙人进行拜访，根据他们的习惯有许多礼仪合赞扬的话，……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他们惊奇的看见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覆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第二天兴泉道送去一道命令说他希望两名神父留在寓所休息，但要两名军人伯多录.萨米尔安托和米古额.德.罗阿卡去跟他谈话，而且要携去他们的翻译，因为他那里有个中国翻译，懂菲律宾语，但糟到不能用他的翻译谈任何重要的事情.……
他要他们向他报告海盗林风到群岛的整个情况，西班牙人如何对付他，尽管他已经得到队长王望高和先生对所有事情的报导，他仍怀疑他们告诉他的不是真情，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不过当他知道林风及没有死也没有被俘，仅仅被围困，他向他们提出说，如果他们愿意再返回班斯兰攻打他，他愿意供给他们五百艘战船以及陆海惯战的人，如他们还要求，可以供给更多。……
在第一张桌子上给每位客人准备了用金银线编成的小篮，盛满用糖制成的食品，如杏仁糖和状如城堡、水壶、罐、盘、狗、牛、像以及其他奇特形状的食品，全都涂金；此外还有很多盘肉食，如鸡，鹅，鸭、腊肉、牛肉片，及其他种类摆满桌子的肉食，除开他们就食的摆满烧煮食品，丰盛到有时超过五十盘。他们有各种酒，……质量很好，……，宴会持续了八个钟头，因为它安排之好可以宴请世上的任何侯王。
他们同时携带的仆人和奴仆，在附近一个厅里就餐，丰盛一如其主人的。
[离开泉州，到达福州城]……
在整个七天中，一直到他们到达福州城，都没有为此或为供应他们的其他需要物收取费用或金钱，在他们之前一直有长官颁发的一份证件，写在一块大板上，说明他们是谁，来自何处，并且命令充分供应他们所有需用物品，由皇室支付……
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寄宿在馆舍，它是大而漂亮的建筑，给他们准备午餐和晚餐，十分丰富。
在他们离开这个城市，进向福州时，他们从一座石桥过一条大河，桥是他们所看见过最漂亮和最大的，它的雄伟引起惊叹，所以他们停下来从一头到另一头量它，可把它列入该国的奇迹中，他们还做了记录，他们发现它是1300步长，用以建造的最小石头有7步，很多是22步长和8步宽，他们认为人力不可能运往那里，因为他们看见四周老远都是平原而无山，由此他们断定石头是从远方运来的。他们过了那座桥，余下那天直到夜晚他们经过一条宽平的道路，两边有很多饭馆，田地里种有稻米、小麦以及其他谷物；人之多一如大城镇的街道。
他们在福州城郊区走了半里多路，遇到总督派来的一名信使，……第二天一大早，总督派许多人到他们的寓所，为他们准备了两顶华丽的轿子供神父乘坐。……尽管他们行进的很快，仍然用了足足一个半钟头他们才到达城门，觉得在郊区走了两个列格；郊区人口众多，有漂亮的屋舍，以及许多摆满货物的商店，若不是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会认为那不是郊区而是城镇本身。
在他们到达城门前，三次从大而美观的桥经过一条大河，河水深到可通大船，……
这座城市在全国是最富足和供应最好的；它是全省的首府，非常富庶肥沃，下属很多村镇，离海仅8列格……他们不停的前行，穿过一条直通总督府邸的宽大街道，从城往前，一个接一个在街道两边布满兵士以及将官和吏员，每个都手执武器，如矛、火绳枪，刀和盾，都穿一色丝制服……
他们没有时间去数那些士兵，但他们看见从城门到总督府的两边，有相当远，都是兵士，穿着华丽而且一个颜色。房屋和士兵之间，在窗口和街道上的人是那样多，看起来像是世界末日，全世界的人都在那条街上集中。
从士兵中走出一位贵人，据他们得知他是总督的卫队长，他威凛严肃地走向我们的人所在之处，它（指福州城）仍然是该省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尽管在别的省有比它大的多的），而据说皇帝及其朝廷驻跸的城，有30万户，不过国内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城，叫做南京。葡人曾予以大量报导，但肯定有关此城的雄伟报导甚多。我本人根据到过广东城的权威人士，耶酥会士所听闻和确定那是真实的，这些人应该是可信赖的。
这福州城有宽大和坚固的石头城墙，五寻高四寻宽，我们的人多次加以测量，因为他们的寓所有道门对着城墙而开。…………
[总督在他自己的府里一连两天宴请我们的人]……
在这第二次宴会上，和头天一样，他们有很多音乐，以及演出很多喜剧，还有很多有趣可笑的滑稽表演，也有一个翻筋斗的，……。戏剧演出前，我们的人通过翻译得知它的内容，……，其内容是：在古代，中国有很多伟大英武的人，但其中特别有三兄弟，其伟大英勇超过其他各代的人，他们中有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红色或深色，而第三个是黑的，红人更机智，更有胆力，尽力要立他的白人兄长为王，这意见得到别人的支持，然后他们一起从当时的统治者那里夺取了帝国，那位统治者叫刘备（laupicono），一个无能和邪恶的人。这戏演的很精彩，服饰适合那些人物 。
我们的军人因他们不得带物入内，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此回到他们的寓所，把情况告诉神父，神父也因此不悦。但我们的人仍然决定忍耐一点，求上帝指示他们该怎么样为神服务。
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过了些时候，我们的人发现在该城已经呆了一个长时间而且像要呆更久，就想法子消磨时光，并到城头去各自买些想要的东西，他们看到东西极为丰富，价钱便宜到几乎没有花什么钱就买到东西。
他们买了很多谈各种事情的中国书，携带回群岛（并让人翻译）。
第二天他们去观看城门，以及那些看来就他们所能知晓的事，那是很多的。他们看见的东西中有一座豪华的偶像寺庙，在主殿内他们看到了111尊偶像，另外在其他个别殿里还有数目更多的，……，有肆条手臂，有陆条手臂，有的八条，还有的是极畸形的妖怪，在这些面前人们点上灯和许多香及香料。……
不过当总督知道我们的人去观看城门和庙宇（提供他消息的人怀疑我们这样做有险恶用心），他马上命令，如果没有他的许可，禁止我们的人离开住所，……还禁止任何人拿东西卖给我们的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人每天得到供给个人用的必须物品，丰富到总有留下的，不缺什么。
那天后他命令说允许我们的人有时出外走走，并且应该让我们的人观看一些有趣的和友好的事情。因此我们的人当中有一个一个给带去观看操练人马……
大约有2万手持长矛和火枪的士兵集合在一起，他们动作很熟练，鼓声或号角声一响就马上排成战阵，再一响列成方阵，再一响，火枪手从阵里出来，武勇和有序地放枪，顷刻间再返回原地站立；这操练完，长矛手前进并整齐一致地进行袭击，以至西班牙人认为他们超过了全世界采用的战阵；而如果他们的士气和斗志也跟他们的武艺和人数一样，即他们征服全世界的疆域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他们的这种操练进行了4个钟头，西班牙得知同天同一时刻全国都在进行操演，尽管并无敌人的消息。
兴泉道把决定告诉西班牙人后25天，巡访使到达，全城都去欢迎他，他进程时仪仗之盛，若不知道他是谁，定会相信他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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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古代的捕头捕快
古代没有捕头一说，只有衙役。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快班衙役被称为捕快
明清两代有三班衙役。
三班衙役：即皂、壮、快三班衙役，是州县衙门一个庞大的阶层，最低级的组织。一般来说，皂班值堂役，快班司缉捕，壮班做力差，其实也没有截然分开，皂、壮二班共负内勤、站堂、行刑、警卫、呵道等责任；快班又分步快和马快，专管缉捕。
所谓“三班衙役”也只是个概称，实际上也不只三班，除了皂、壮、快以外，还有民壮、弓兵、粮差、门子、禁子、仵作（即今之法医，女的称稳婆）厨夫、伞扇轿夫等，也属这个阶层，他们是衙门的役使人员、力役，也是广义的吏员，由衙门额定工食银（每年约六两），县官与百姓的联系必须依赖“吏”，吏是官民交接之枢纽，最基层的“执法人员”，民众正是从衙役的活动中感受到国家的存在和知县的威严。
明朝的地方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
衙门其中又分为皂、壮、快三班：皂班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办公室，市武警支队。壮班就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后勤处，市公安局派出所。快班相当于现在的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捕快实际上是快班衙役，相当于现在的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员。其隶属地方官府衙门监管。用现在的话来讲享受市级事业单位正式在编人员。
与锦衣卫，东厂间没有任何关系。
锦衣卫相当于现在的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戊军区，军统机构直接保卫皇室或其中央政府所驻地的安全，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调动。便于直接短时间内调动参加并结束小规模近距离的保卫战。执行皇帝的暗杀任务。
而东厂间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检监察部，国家安全局，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安排调动。安插在各个地方与中央党政军“一把手”的官员周边监视官员行为，行动向皇帝提供可靠信息。属于特务机构、。
但与捕快不同的是，他们属于中央皇帝直接领导，享受的是国家部级事业行政单位待遇。相比捕快要优厚的多了。
捕快平日身着便装，腰挂表明身份的腰牌，怀揣铁尺、绳索。领班称“捕头”、“班头”。老百姓称捕快为“捕爷”、“牌头”、“头翁”、“牌翁”等等。在明清法律条文中，称捕快为“应捕”或“应捕人”，即“本有逮捕罪人之责的人”。有的大州县，捕快往往配备马匹执行公务，故又称之为“马快”。而徒步者，则称之为“步快”、“健步”或“楚足”。各州县在编的“经制正役”的捕快，因州县大小而决定其人数。
捕快所承担的侦破任务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叫“比限”，一般5天为一“比”，重大的命案3天为一“比”。过一个“比限”，无法破案的，捕快便要受到责打。
捕快在古代属于“贱业”，并严格规定他们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免有辱斯文。即便他们脱离捕快行业，其子孙也必须在三代以后方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捕快是没有工资的，每年的伙食补贴即“工食银”不过十两银左右，养家糊口自是艰难，于是敲诈勒索便成为一种风气，他们时常设置种种名目收取好处费，甚至与州县官吏同流合污，或制造冤假错案，或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任意拘捕。
在历代诗文中，捕快作为统治阶级的鹰犬，常常成为鞭挞的对象。清人郭庭翕在《警捕人之虐》中写道：“流民便作贼，迫于不得已；捕人亦作贼，何说以处此？世上流民尚可数，捕人林林遍官府，捕人安乐流民苦。”流民迫于生活不得已为贼，而真正的贼却是遍布官府的捕快。另一个清人蒋坦，也描写了贫苦农民的生存惨景：“前差去，后差来，旧粮纳，新粮催。乡丝未熟布衫破，质库掷出啼声哀。”但衙门的催租却急于星火，交不出，便要捕快抓人，“明朝计费无一钱，过卯任捉老翁到”。由此可见，捕快常会应官长之令，参与诸如催租、抓丁、捕人之类勾当。
在民国时期，老北京警察局的侦缉队，亦属于捕快性质。他们一律穿着灰大褂，所不同的是“只有侦缉队的成员有时不扣扣子，有时只扣几个扣子，走起路来身子向前倾……侦缉队的下层队员，一年四季都把头剃得又光又亮，即便是冬季，也不兴戴帽子。腰上总挂着一块‘汗巾’，从大褂外面看起来，鼓鼓囊囊的好像是揣着‘二把盒子’”。他们的职责理应是对付贼匪，实际上却以欺压老百姓为能事，令人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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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老百姓为什么恨袁崇焕？
袁崇焕死前，有无数老百姓非议他、漫骂他、指责他、怀疑他。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袁崇焕死的时候，想生吃他肉的老百姓成群结队。老百姓为什么为这样对待袁崇焕？原因多了。但有一点可以保证，这与皇太极的反间计没有一丁点关系。所谓两个太监从敌营跑回来的事，到满清乾隆年间才有人开始传言。事实上，在袁崇焕被抓前、被抓时、审讯时、处斩时、处斩后，都没有一个人说过什么有太监从敌营跑回来的事。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把袁崇焕的死和什么太监联系过在一起。直到100多年后的乾隆年间，才有了这种惊人的变化。（所谓的皇太极反间计，可信度有多高。诸位可以想象了）
无数的人老百姓非议、漫骂、怀疑、指责、恨一个人到了惊人的地步。泪痕不敢说这个人一定死有余辜，但这样一个人死后的盖棺定论居然是：崇焕既死，天下冤之。泪痕实在奇怪极了！后来泪痕终于发现，原来一切不过是御用文人给满清皇帝拍马屁罢了。既然皇太极说袁崇焕是自己反间计给弄死的，那御用文人自然只有表示一百个认同，而不敢表示一丁点反对。相反还得找一百个、一千个理由证明这一切是千真万确的。
在这种背景下，自然没有人敢对无数老百姓非议、恨袁崇焕的原因深入分析了。他们对此只是含糊其词罢了。因为如果深入分析，那袁崇焕之死还和皇太极的反间计有什么关系？所以一方面御用文人说了，袁崇焕死的时候，愿意花钱生吃他肉的人成群结队，另一方面却又说袁崇焕既死，天下冤之。但既然是写历史，御用文人当然多少还有一点职业道德。否则？他们写的东西就没有资格叫历史了。所以对老百姓非议、怀疑、漫骂、恨袁崇焕的原因。御用文人们只是含糊其词，却绝不敢把责任全推给老百姓，更不敢因此肆意污损老百姓。
金庸先生是写武侠小说的，初写历史自然是毫无顾忌。于是在这段历史公案中，自然是信口开河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总而言之，袁崇焕伟大极了，完美极了。老百姓之所以非议他、怀疑、指责、漫骂他。无它！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愚昧、偏见、自私、残忍罢了。岂只是老百姓，一切敢对袁崇焕不恭敬的人，都会被金庸先生用这些词对待的。
当然金庸先生这样写，绝不是为给了皇帝拍马尼。他只是想塑造一个完美的大英雄罢了。但因此，就可以乱写历史吗？（如果金庸先生说自己写的是小说，泪痕自然无话可说。但金庸先生非要说自己写的是历史。）
金庸先生一再说，只因为敌人肆虐京师，老百姓自己的利益受损了。于是就拿袁崇焕及其军队发泄，于是就不可理喻的对待袁崇焕。但泪痕奇怪极了。唐、五代、两宋、明王朝，游牧民族南下长城的次数多了，甚至包围京城的次数也多了。老百姓何时因为敌人肆虐自己，就拿自己的边防军发泄呢？
唐王朝时土蕃一度攻入过长安、回纥两度屠过洛阳。五代时，契丹一度攻入过开封。两宋时，金人两度包围过开封（一次更是攻了进去），一度攻入过杭州，明王朝时蒙古两度包围过北京城（也先、俺答）。这全是包围或攻入京城，自然普通的大城市，次数就更多的难以计数了。
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的利益自然是受损了，而且是大大的受损了。恕泪痕孤陋寡闻，我可真没有听说过什么时候有老百姓因此丧失理智、不可理喻的拿自己的边防军，或边防司令发泄过。
为什么老百姓因为敌人包围了京城，侵害了自己的利益。就独独拿袁崇焕及其军队发泄呢？ 为什么老百姓从不因此，这样对待别的军队呢？
无论是明史、还是清史学者。恕泪痕孤陋寡闻。为了证明袁崇焕伟大，就这样肆意污损老百姓的人。可真只有金庸先生一个人罢了。
而这种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居然为众多人所接受。
很多人，老百姓受了舆论的欺骗后，常常会不可理喻与丧失理智。变得疯狂与残忍。这种说法表面上有理，但实则上根本经不起推敲。 是非对错，任舆论宣传怎样扑天盖地。普遍老百姓也能分清是非对错的，不会被真正愚弄的。 相信**中愿意理解***，愿意为***辩解人的也很多。只是他们不敢说罢了。一旦说出来，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中。许多人也不是都想骂***，只是不骂能行吗？
老百姓什么时候普遍被舆论、宣传弄得分不甭是非对错来着？！ 一切只不过是迫于形势，只有心里揣着明白，嘴上装糊涂罢了。因为他们都也知道，敢把心里所想的说出来，绝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当时明王朝老百姓非议、漫骂、怀疑、指责、恨袁崇焕有这种客观背景吗？ 老百姓所做的这一切，根本就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得出来的罢了。 袁崇焕绝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完美，甚至他所错的地方多了。 否则，绝不会惹得整个地区的老百姓都骂他、非议、怀疑、指责、恨得想生吃他的肉。
美化袁崇焕的人多了，但敢因此肆意污损老百姓的人。却真是只是金庸先生一人。而这种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内容，居然有许多人相信。
袁崇焕身为平辽最高指挥官，面对满清东征西控蒙古，一日日坐大于长城以北地区。却死守和议之策，蒙头只顾修宁锦一隅的防线。满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放手东征朝鲜、西控蒙古遂奠定长城以北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
对于袁崇焕的这种和议，满清有识之士都情不自禁说：“我太宗文皇帝用和谈稳住明王朝，放手东征、西控，一日壮大自己。长此以往明王朝不亡更待何时呢？”明王朝有识之士都说：“敌人一日坐大长城以北，我们从前的盟友朝鲜、蒙古诸部都不断被满清削弱、控制。长此以往，大明王朝危险哪！” 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跟着非议袁崇焕什么错？好象袁崇焕的和议，真的伟大极了。
如果一切只停留在这种背景下，也好说。问题是满清东征西控蒙古，遂一日称奠定长城以北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明王朝与满清的事实边界不经意中延长了几千里，在这种背景下，面对如此漫长的边界线，明王朝靠什么防守的过来。在这种背景下，满清遂从蒙古东部地区南下城了。
甚至在满清大军南下长城前三个月，面对西部防线天大的漏洞。袁崇焕管也不多管，反而把全部精力与时间用于杀毛文龙去了。毛文龙是什么人？他纵有千般不是，千般罪责。但他却绝对是满清一心想杀之而后快的人，只是一直找不到机会罢了。 在西部防线存在天大漏洞的背景下。（满清大军随时可能从此攻入长城，并直逼京城）袁崇焕对此管也不多管，却是急不可耐的杀一个敌人一心想杀之而后快的人。 袁崇焕他有个轻重缓急吗？有个权衡利弊吗？
10月中旬，满清大军已云集远离宁锦防线的东部长城。身为平辽最高指挥官的袁崇焕居然对此一无所知。
10月24日，满清大军开始进攻长城，11月1日北京接到边防警报。
11月18日满清大军陈兵于北京城下。
在这20多天的时间进而，身为平辽最高指挥官的袁崇焕没有组织起任何有效的阻击、拦截。相反被敌人牵着鼻子四处东游西逛，任由满清大军一步步逼向北京城。在这20多天时间里，袁崇焕没敢对满清进行任何阻击、拦截。只是围着敌人乱转。恰恰相反，大同、宣化、山海关、蓟门总兵都曾率兵阻击、拦截过满清大军。一个总兵战死、一个总兵自杀，全军覆灭。
正是这种背景下，京城老百姓才都看不起这支军队，怀疑这支军队，漫骂这支军队。岂非自然而然！泪痕不敢说老百姓这样非常正确，但也绝说不上不可理喻的！ 老百姓为什么不怀疑别的军队、非议别的军队？
如果事情仅停留在这种地步也好说。皇帝命令袁崇焕率所有勤王大军，（总共20多万吧）把满清赶出境外。退而求其次，只是叫他把敌人赶的离京城远一点。 但袁崇焕就是无力做到。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漫骂、怀疑、非议那个曾夸口五年辽的统帅，有什么奇怪？
五年平辽，诚然五年未到。但一年后，敌人就已打到家门口了。而且他费尽牛劲，也不过是没有让敌人攻入京城罢了！皇帝让他把敌人打得离京城远一点，他都没有力量做到！就凭他着两下子，还敢胡吹五年平辽！
事实上，除了将历史看成武侠小说的人，谁也不敢在所谓历史中写什么袁崇焕九千对十万，袁崇焕力敌十倍之敌，更不要说袁崇焕打退了十倍之敌，或是皇帝逼袁崇焕用九千人和十万人打仗。
如果袁崇焕有这本事，就用不着过去的20多天时间里，只是围着敌人乱转，却不敢进行任何一次阻击与拦截。如果袁崇焕有这本事，就用不着在过去的20多天时间里，眼睁睁看着敌人一路杀向京城了！
如果他真有这种本事，至少他可以在稍远离北京的地方构筑起一条防线拖延敌人几天，甚至可以静等各路援军把敌人阻止于稍远离京城的地方。（起码不能敌人在20多天内，一步步兵临京城之下吧！）
事实上，不要说写历史的人了。就是写小说的人，也非得金庸先生这种大手笔。
如果一切只是停留在这里面也好说。问题是：由于袁崇焕的失职。由于无数人的言词都有意无意表明他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不及时拘捕他，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基于京城安全把他拘捕了。
在京城危急之中，皇帝拘捕一个城防总司令，固然是历史上没有的事。但在京城危急之中，一个城防司令居然是满清风雨有着通敌叛国嫌疑的人，这在历史上也是没有的事。这种独一无二的背景下，才有了独一无二的结果。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
这本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但绝不能说皇帝做错了什么。但袁崇焕的军队却因此，在京城极度危急之中。不管不顾的集体撤走了！当时是12月3、4日，敌人大军依然包围着北京城。直到12月底后，敌人才开始逐步从北京城撤走。在此期间，袁崇焕的军队就在距京城上千里外的锦州管也不管，直到满清军队决定撤出长城后。这支军队才开始帮助孙承宗去收复失地。当然了，这些失地无一例外的都在长城以内！（那已是第二年4、5月份的事了）
老百姓每年为辽饷弄得贫困不堪，现在到好。敌人打到家门口烧杀劫掠了。
而一支每年耗费绝大部分辽饷的军队，竟然在这种时候因为私人恩怨（他主帅被皇帝冤枉、拘捕了）不管不顾的集体撤走了。
这叫什么事？！
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恨这支军队有什么奇怪？老百姓由此恨他的主帅有什么错？如果他的主帅是个好东西。就把军队给训练成这副德性？！
而在此其间明王朝战死的高级将领多了（著名的有满桂、孙祖寿、赵率教），战死的将士也多了。（据普遍历史书中写，这次保卫北京城明王朝死伤将士有好几万）。独独他袁崇焕的军队，从开始敌人逼向京城时，就围着敌人乱转一仗不敢打。后来广渠门保卫战，据普遍历史学者写，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仗。（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怀疑袁崇焕与敌人有什么默契），因为同一天还有德胜门保卫战，那是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事实上这里才是主战场。
很多人敢漠视这种史实，开口闭口当时袁崇焕在广渠门九千对十万，打退十倍于己的敌人。如果这是真的，皇太亲自率军进攻的德胜门有多少满清军队。总不成皇太极就带一枝偏师、甚至是几百、几千人亲征吧！
事实上，很多人把满清攻打得广渠门的满清将帅数了个溜够。对德胜门的满清领军人物，提也不敢提。因为一提德胜门是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那再无知的人也知道当天主战场绝不可能在广渠门。
11月20日，满清兵分两路从广渠门、德胜门进攻北京城。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德胜门。对此所有的历史书都直言不讳。但金庸先生却是讳莫如深。为什么？因为这样一写，那袁崇焕的广渠门之战就不可能是主战场了。为了突出袁崇焕的伟大，金庸先生就只有这样略改动一下历史了！
袁崇焕做的绝对不够完美。老百姓非议、指责、漫骂、怀疑、恨他绝对有着足够的理由。而做为一方统帅，就把自己军队训练的眼里只有将帅，全然无皇帝、朝廷、民族、百姓利益。只因自己主帅受了冤枉就在京城极度危急之中，敌兵肆虐百姓之际不管不顾的集体撤走。这本身就是无可饶恕的大罪！放在任何年代也是一样的！
皇帝在京城极度危急之中，居然无法使这支军队留下来保卫京城。 只因他的主帅涉嫌通敌叛国罪被拘捕了。
这叫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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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马铃薯和玉米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一、玉米：
玉米的传入和推广 玉米原来叫玉蜀黍，各地俗名很多，有番麦、玉麦、玉黍、包谷、包芦、捧子、珍珠米等名称；还有叫做六谷（也写作稑谷或鹿谷）的，意思是说五谷之外的又一种谷。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玉米原产美洲。有人根据元贾铭的《饮食须知》（1367年前后）中谈到玉蜀黍，而且元代尚食局（元朝宫廷里一个管理皇帝膳食的专门机构）有御麦面，以为我国元代已有玉米。这种说法未必正确。所谓御麦面，不过是**皇帝御用的上好麦面。《饮食须知》中谈到玉蜀黍的部分很可能是后人加入的，恐不可靠。玉米很早就是美洲本地人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很多关于玉米的故事，还在地下发掘出远古玉米的籽粒，以及用大量黄金、陶土和玉米穗做成的玉米神像。而在其他各国的历史上，直到十五世纪，没有一个国家有有关玉米的记载或任何迹象。所以可以这样说。玉米是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才传到旧大陆各国的。 玉米怎样传入中国，西方的学者有不同的推测。有人以为玉米是由阿剌伯人从西班牙带到麦加，由麦加传到中亚细亚而入中国西北部，或者从麦加传到回教印度而入中国西南部，然后从西北部或西南部向东传播到各省。这种推测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引用的较早的中国文献，一般限于明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年），有的也只是引用到田艺蘅的《留青日扎》（1573年）。实际上我国各省府县志中保存着丰富的有关玉米的记载。 根据各省通志和府县志的记载，玉米最早传到我国的是广西，时间是1531年，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不到四十年。到明代末年（1643年为止），它已经传播到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广东、广西、云南等十省。还有浙江、福建两省，虽则明代方志中没有记载，但有其他文献证明在明代已经栽培玉米。清初五十多年间，到十七世纪末（即康熙三十九年）为止，方志中记载玉米的比明代多了辽宁、山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六省。1701年以后，记载玉米的方志更多，到1718年为止，又增加了台湾、贵州两省。单就有记载的来说，从1531到1718年的不到二百年的时期内，玉米在我国已经传遍二十省。 让我们把各省最早的文献记载，按照年代先后来观察一下：广西1531年，河南1544年，江苏1559年，甘肃1560年，云南1563年，浙江1573年，福建1577年，广东1579年，山东1590年，陕西1597年，河北1622年，湖北1669年，山西1672年，江西1673年，辽宁1682年，湖南1684年，四川1686年，台湾1717年，贵州1718年。上述年代次序，并不能代表实际引种的先后，因为方志和其他文献记载，常有漏载和晚载的。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广西的记载早于甘肃或云南三十年左右，早于陕西六十多年，早于四川一个半世纪以上，早于贵州差不多两个世纪，另外，江苏也早于甘肃和云南，浙江、福建、广东都早于陕西，四川、贵州二十来年以至一个世纪以上，这就很难想象玉米先由陆路传到我国西南部或西北部，然后再向东传播的。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于1496年就到爪哇，1516年就来到中国，同时中国人那时侨居南洋群岛的已不少，玉米由海路先传入我国沿海和近海各省是很可能的。 玉米和甘薯都是源出美洲，传入我国后一二百年都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但是它们在传播过程中有一种显然不同的现象。关于甘薯的传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而关于玉米的就没有。甘薯一开始就吸引著名的农学家徐光启的特别注意，大力鼓吹，在他的《农政全书》里详细地论述了栽培甘薯的方法；而对于玉米，仅仅在高粱条下附注说：“盖亦从他方得种”，一点也没有谈到栽培方法和它的重要性。方志中关于玉米的记载虽然多，一般都很简单，大都只是提到了物产中有玉米，或者记叙了一些玉米的异名、性状等，关于推广情况及其重要性的记述也只有少数几条。总之，玉米没有受到知识分子对甘薯那样的重视。尽管如此，玉米却在默默无闻中早就传入中国，比甘薯早了半个世纪，而且玉米在明末已推广到十二省，而甘薯只有四省。 这个现象反映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主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试种和扩大生产。勤劳而敏慧的农民大众，一旦看到玉米是一种适合于旱田和山地的高产作物，就很快地吸收利用。例如安徽《霍山县志》（乾隆41年，1776年）说：“四十年前，人们只在菜圃里偶然种一二株，给儿童吃，现在已经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又如河北《遵化县志》（光绪12年，1886年）记载嘉庆年间（1796—1820年）有人从山西带了几粒玉米种子来到遵化，开始也只是种在菜园里，可到了光绪年间（1875—1908年）就成为全县普遍栽培的大田作物了。可见发展的迅速。我国本来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农业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引种以后能够结合作物特性和当地条件，很快地掌握并提高栽培技术，并且培育出适合于当地的许多品种，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食用方法。玉米的迅速发展，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现在全国各省区都有栽培，产量远远超过谷子，往往仅次于小麦，而居粮食作物的第三位。
二、马铃薯（土豆）：
野生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一带，被当地印第安人培育。16世纪时西班牙殖民者将其带到欧洲，1586年英国人在加勒比海击败西班牙人，从南美搜集烟草等植物种子，把马铃薯带到英国，英国的气候适合马铃薯的生长，比其他谷物产量高且易于管理，1650年马铃薯已经成为爱尔兰的主要粮食作物，并在欧洲开始普及，17世纪时，马铃薯已经成为欧洲的重要粮食作物。1719年由爱尔兰移民带回美国，开始在美国种植。
1840年欧洲爆发马铃薯枯萎病，完全依赖马铃薯的爱尔兰经济受影响最大，面临***，几乎有一百万人饿死，几百万移民逃往美洲。
17世纪时，马铃薯已经传播到中国，由于马铃薯非常适合在原来粮食产量极低，只能生长莜麦的高寒地区生长，很快在内蒙、河北、山西、陕西北部普及，马铃薯和玉米、番薯等从美洲传入的高产作物成为贫苦阶层的主要食品，对维持中国人口的迅速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
土豆 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 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各种各样的说法均有: 第一种说法是, 马铃薯引种到我国的时间大约在16 世纪, 但它成为粮食作物的时间却很晚；第二种观点认为, 大约在17 世纪的明朝末年, 马铃薯传到了我国；第三种看法是, 马铃薯传入我国的年份还没有定论, 但在1700 年以前的福建省松溪县县志上已有种植马铃薯的记载.换言之, 1700 年以前, 马铃薯已引种到了我国；第四种意见是, 马铃薯大约在16 世纪传入欧洲,世纪传入中国.最早在华北、京津和山东一带栽培, 以后推广到内蒙；持第五种说法的是美国学者德·希·珀金斯, 他认为, 马铃薯传入中国的时间是由欧洲人发现美洲和太平洋群岛的时间而定的.马铃薯在17世纪被引进中国, 它是经菲律宾群岛到达福建海岸, 并且首先在福建种植的；第六种意见认为, 马铃薯在徐光启以前已传入中国, 因为徐光启 (1562—1633) 所写的《农政全书》中记载有‘土豆’.在《农政全书》卷二十八记载有下述一段话: ‘土芋, 一名土豆, 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 根圆如鸡卵, 内白皮黄, ……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 洗腻衣, 洁白如玉.’由此可见, 土豆的引进在1633 年前无疑.更准确地说, 马铃薯在1628 年前已传入中国, 并且广为人知、普遍栽种, 因为1628 年为《农政全书》出版的大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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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晋商的阴影与心病
在说晋商这块心病之前，我们得先说说明朝的那点事儿。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打下了明朝这份巨大的家业之后，为了江山稳固，把二十来个儿子纷纷派到各地称王，分片承包各地的安全防务。即使这样，老朱还是不放心，于是就在明朝的家园四周上了九把“防盗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九边重镇”）。其中，山西的杀虎口与河北张家口，无意中促成了晋商的发达。当然，晋商最早干的就是为驻扎部队送点粮草的生意。
江山交给中意的孙子之后，朱元璋愉快地驾崩了。而后，看似和谐的王朝，很快就发生了朱棣抢夺侄子皇位的事件，并且获得了成功。朱棣抢皇位的事儿有点不光彩，但经营家业的本事比他老子更胜一筹。在他的治理下，明朝成为了当时的世界老大。但是从朱棣之后，明朝的皇帝就一茬不如一茬，有喜欢当木匠的还有喜欢炼丹的，都爱折腾但都不爱江山。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只好找个树枝自挂了。但就在这个江河日下的混沌时代，黄土高坡上的山西商人开始脱颖而出。
于是，有关晋商通敌葬送大明王朝的质疑便成为至今不休的争论。而这份质疑，也由此成为晋商历史中抹不掉的阴影。
商人在什么时代都有，山西也不例外。只不过，在明朝之前，山西商人只是一簇星星之火，有了明朝的小风吹拂，才渐渐有了燎原之势。
朱元璋是挺精明的一个人，山西商人给他的部队送吃送喝，得到的却是一张叫盐引的“白条”。可别小看这盐引，有了它，山西商人就有了贩盐的通行证。就这样，山西商人从国家统管的盐业中获得丰厚回报。原来的小商小贩，慢慢成了说话底气很足的老板。在离边关很近的地方，包头和张家口一带，山西商号陆续成为当地的风景。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时间一长，靠着边关的优势，山西商人开始做起对外的贸易。于是，无论是草原还是东北地区，山西商人在带来他们需要的物资后，带走了当地的牛羊和人参兽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商人的天性莫过于此。
明朝一直很提防成吉思汗的后代卷土重来，万没想到东北那边儿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东北领头造反的努尔哈赤，原本是明朝的一个小官员。因为明朝政府杀了他爹，努尔哈赤成了明朝不共戴天的死敌。但是，努尔哈赤的造反资本实在太微薄——天寒地冻的气候，缺粮少衣和赤手空拳的现状，明朝那边儿经济一封锁，努尔哈赤就有点傻眼了。
不知道是晋商选择了清朝，还是清朝选择了晋商。总之就在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永斗的山西商人带着七个同伴冲过朝廷封锁，为窘困中的后金带来了粮食、火药和金属。山西介休的范家，是晋商中最先富裕起来的家族。从明初到明末，范家七代人扎根张家口，游走在内蒙及东北地区。到了范永斗这一代时，范家无论财富还是声望已俨然是晋商中的领袖。重要的是，长期的贸易往来，让张家口的山西商人已经与后金的努尔哈赤家族建立了朋友式的情谊。现在，努尔哈赤有难，范永斗等人的情感天平最终从民族大义最终倾斜到了朋友。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商人的朋友，前提一定是能够带给他们财富的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很清楚，清军杀进了山海关，满人在中国第一次当家做主。
山西商人为努尔哈赤的后金提供生活和战略物质的这段历史，因为明朝的灭亡，随后便一直成为笼罩在晋商群体形象上的阴影。直到现在，当称雄五百年的晋商成为山西人一份骄傲的回忆时，外界关于晋商是汉奸集团是论调，在不依不饶的争论中，纠结为山西人的一块心病。
但是，把一个王朝的兴衰命运归结到一个商人群体，总是勉为其难的一个借口。范永斗等八大商人的举动，从商业的角度而言无可厚非，我们不能苛刻一个商人的意识能够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也许，在他们看来，帮助努尔哈赤无非是一笔不错的生意而已。但无论如何，晋商的命运冥冥之中与清朝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清军入关之后，当时的顺治小皇帝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张罗下，开始奖赏入关的功臣。作为努尔哈赤的儿子，多尔衮没有忘记很够哥们儿义气的山西商人。在他的邀请下，范永斗等人诚惶诚恐进入皇宫。多尔衮很痛快，对这几个山西哥们儿拍胸脯保证，要官要钱都没问题。范永斗等人很犹豫，其实自从清军入关，老家山西已经有人没少在背后戳他们的脊梁骨，这时候再戴上清朝的乌纱帽，那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卖国贼了。
最终，范永斗们选择了继续经商。但是，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朝廷还是给了他们每人一顶半官半商的帽子，这就是为后人诟病的山西“八大皇商”。其中，范永斗最受重用，除了在张家口被赐了不少土地，还成了朝廷主持贸易事务的人。也许还觉得封赏的不够，朝廷后来又规定蒙古的贸易往来只能由山西商人经办。不管其他山西商人如何不屑于范永斗等人的行为，但事实上，晋商的发达还是沾了八大皇商的光。
手里有了特权，范永斗不想发财都难。除了完成皇家的采购任务，范家的商业触角逐步伸入到盐业、药材等领域。范永斗死后，他的孙子范毓奇继承了他的特权，范家的生意规模由此进入巅峰。
范毓曾经做过一件让康熙皇帝感动的事。康熙五十九年，准格尔发生叛乱，因为路途和环境过于险恶，运输粮草成了朝廷的头等难题。范毓奇闻讯，以三分之一的价格承担了运粮的重任。不用说，这趟粮食运下来，范家没少赔银子。朝廷一感动，当时就把进口铜料的业务给了范家。从此，在中国和日本的海面上，出现了插着龙旗的范家运铜船队。
但是，随着日本铜价的飞涨，朝廷收购价的雷打不动，范家进口铜料的生意终于在乾隆年间走到了尽头。康熙一向对范家比较照顾，即使偶然铜料不能及时缴纳，也出于旧情免于追究。但到了乾隆时期，因为实在完不成进口指标（即使完成也要赔进不少银子），当时范家的掌门人范清济不堪巨大亏空，贱卖了经营多年的盐业。但即使如此，朝廷也不允许范家退出铜料进口业务，但是范家此时已到了靠借贷生活而无力承担。最终，范清济被革职查办，随后入狱问罪，家产也被抄一空。
而此时，当初与范永斗一并被御赐为“皇商”的山西商人，早就踪迹皆无。他们曾经拥有其他商人羡慕的特权，但并不知道这份特权却是一把双刃剑，在把他们推上浪尖的同时，也失去了驾驭自己命运的权利。九泉之下的范永斗大概从未想过，他辛苦经营范家商业帝国，会以这样惨淡的方式告别历史舞台。
他们原本是纯粹的商人，有意无意中卷入了历史更迭的风波之中。他们为晋商的崛起，创造了海阔天空的生存空间，但在晋商群体中，他们却是孤独的异类。他们陪伴着一个王朝兴起，但最终却毁灭在这个王朝的深渊之中。八大皇商，仿佛是历史留给晋商的一段黑色幽默。
（摘至《铁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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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明朝商业发展到什么程度？
明朝时期，随着商品经济不断高速发展，繁华的商业网络已然形成。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由于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随着城市交通发达、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达，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当时的南京、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西安是西北重镇，南北大运河沿岸，出现了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一大批新兴商业城市；在古老城市之间及周围，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城市。民间贸易活动定期进行。在当时对外贸易上，分“朝贡贸易”和私商贸易两种。东南沿海的“海商大贾”和“海湖大姓”的海外走私也很活跃。
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银本位为主。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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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明末财政为什么那么紧张？
其实不仅仅是明末穷，整个明代都在为财政收入抓破头，因为明代建立时确立的税收制度就存在问题，后来的一系列财政改革也不过是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UU小说 www.uu234.net更新最快
朱元璋的制度，简而言之就是“划地为牢”。每一户都有固定的不可轻易改变的户籍，主要是民户，要缴田税，要服差役。其次是军户，要服军役，当兵是为国家服特殊的差役，还有负责屯田。三为灶户，负责煮盐缴盐税。其它的还有医户、匠户、渔户等等。朱元璋设计的理想社会，是每个人都有固定的职业，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世代代一直维持下去。民户之上有里甲制度，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军户之上有卫所。灶户有盐场。官府收税，以民户为例，只要在每个县按照户口数、田地等则（田地质量、收成）确定每年应上缴的夏秋粮食，记到黄册里。每隔十年再清查一次，重新造册。只要地方官员用心，百姓听话，财政收入就不会有问题。
但社会不可能不发展，人不可能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而时间一久，贫富差距就会出现。所以就会出现田地的买卖。本来田地的买卖要到官府登记，明确纳税人。但这项制度得不到保障，也有人钻空子，慢慢的也就不知道这块田到底要由谁负责上税了。一个县面积大人口多，官员却只有十几个人，不可能彻底的控制，想收税也收不起来。有些聪明人还买通里胥，说堤坝垮啦，自己的田被水冲啦，于是这块田就再也不用收税了。官府的人也常常不过问，就把原有应该交的税摊派到别的田里去。举一例子。某县有田一百亩，要收一百石粮食，也就是一亩收一石的粮食。某次有人说自己家十亩地被冲走了，所以能上税的田就只剩下九十亩。但官府还是要求这个县每年缴纳一百石的粮食，所以每亩地就要缴纳一石多的粮食。很多人受不了这么重的田税，或者跑掉，或者把田隐占起来。到后来就越来越收不上田税。
卫所屯田也是类似的情况。屯田本应该是国家的财产，到英宗的时候基本上就变成个人私产了。种多少地交多少税谁也不知道，很多田还被军官侵夺。这就是土地兼并。军官还扣押军饷，很多军户受不也跑掉了。军官呢，不单单收了土地，还把剩余的钱拿出来做生意，开妓院，海上跑走私。
盐税也是一样的。盐户的课税太重，很多人就跑掉了，也有直接就下海当海盗的。当了海盗又反过来四处上岸打劫。其实整个明代江浙闽粤沿海一带都不太平，只是嘉靖时候打倭寇，造成一种嘉靖时期沿海突然动乱的历史叙述。所以沿海的灶户也缴不起税。
慢慢的政府能够控制的土地就越来越少，且不说广东、贵州这些皇帝鞭长莫及的地方，南北直隶也是类似的状况，于是整个明帝国的财政越来越窘迫。
于是为了增加收入，就不断地添加各种名目，一个县的税收项目有上百种，时不时的就到民间搜刮一下。很多本来不是规定的项目，胥吏为了贪污也频频编制各项名目，百姓的负担更重。
有很多官员试图进行过改革，这个过程从宣德年间就开始了。一直是地方官员小修小补，到最后由张居正行一条鞭法，使改革合法化。一条鞭法并非减轻农民负担，也没有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成果，一是把现有的各项名目统统归为一项，按照每个县田地的多少进行摊派。二是把差役折算成银两，也摊派到田地里去。如此一来，百姓也不用为国家服差役了，只要交税就可以。这个转变的意义是重大的。其三则明确了以白银作为结算的手段，这一以来财政就能够进行预算了。以往是量出为入，国家要什么百姓就得给什么。现在是量入为出，人民交的钱是固定的，国家只能按照所收的钱进行投入。对明史和一条鞭法有兴趣的请看梁方仲的《一条鞭法》。
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使明代的财政制度有了彻底的好转，只是让这项制度不再坏下去。可惜到万历末年就出现三大征，接下来又是三饷加派，不得不在原有的税收基础上继续加派。本来只是临时税目，没想到最后缴不了李自成，守不住山海关，明朝也就灭亡了。
所以说明末为什么那么穷？都是因为一开始朱元璋太想当然了，他以为自己能够建立起一个均贫富的理想社会，但没过几十年这个制度就彻底坏掉了。回想起来，本朝的历史过程，到目前为止是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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