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３９３章 不辨不明
小皇帝的话让在座的人皆惊讶不已，王应麟和谢枋得自不必言，是当下公认的儒学大家。陈识时与马端临皆是官宦世家出身，父兄也是熟读经史的名儒。即便是倪亮这个粗人也跟着小皇帝当伴读，又拜应节严为师，说不上精通，却也是粗通经义。
不过各人表现又自不同，倪亮关心的人是能否真的飞上天，大洋的另一边是什么样；陈识时和马端临两个年轻人则对陛下所言的浩渺宇宙和太阳的东升西落更感兴趣，缠着陛下问个不休。而王应麟和谢枋得则陷入沉思，考虑陛下话中深意。
两人细想之下，朱熹与陆九渊两人的‘冲突’是有两次，一次是鹅湖之会，另一次白鹿之会。朱、陆两人展开激烈的辩论，让他们间的矛盾公开化。
鹅湖之会发生在淳熙二年春天。时吕祖谦访朱熹至武夷，二人共同读周、张、二程书，编辑《近思录》。后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吕素知朱、陆二人在理学观点上有分歧，意欲调和统一之，所以约陆九龄、陆九渊来鹅湖一会，共同讨论学术问题。陆子寿、陆子静、刘子澄及江浙诸友皆来会，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上，二陆主张“易简工夫”，是以确认先天心性为前提的。表明先确立“心”本体，以心为一切道德价值根源的观点，主张由“明心”而扩展到读书问学的，认为千古圣人只是以心相传，不用传之文字。朱熹则主张通过问学致知的方法，先博览而后归之约。
所以陆九渊更欲与朱熹相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说明他认为朱熹的“支离”，不仅在于方法的不简易，而且在于没有找到道德价值的真正渊源。双方各持己见，陆九龄、陆九渊并赋诗明志，讥讽朱熹格物渐修功夫为“支离”，总不免要泛观。这引起朱熹的不满，双方辩论三天，但观点始终未得到统一。
鹅湖之会以后，朱陆又一次重要的会晤是南康之会。淳熙八年，朱熹知南康军，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习。此次两人争论的主要观点是‘义利之辨’、‘无极与太极之争’、‘阴阳之道’。
陆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他认为，儒家以义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问题是辨志。人的认识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习染，而习染的结果却决定于你的志向如何。志于“利”者，必被“利”所趋；志于“义”者，则以“义”为行为的准则。
所以为学之要在于立志。他联系到当时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制度谈到：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
陆九渊又以“义利之辨”来讲儒释区别，认为儒释的区别不在于本体的虚无与实有，而在于用这种本体来证明经世或出世的思想。儒家讲人生，讲人道、人事，都是为了“经世”；佛教讲生死、讲轮回，只是为了逃避人生的苦难和烦恼。所以儒家的道德修养即使达到“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的境地，也绝不会与佛教的虚无本体相混同。
听者都十分感动，至有泣下者，朱熹也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表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将讲义刻于石以作纪念。
关于无极与太极。双方对“太极”的训解不同，其实表现了对“理”的观点，即界定角度不同。朱熹训“极”为“至极”，太极即是“理”的总汇，天地万物的究竟至极；圣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极，无名可名，故特谓之太极。“本然之理”、“不属有无，不落方体”，无名可名，故又称之为“无极”；不言太极，则太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
陆九渊训“极”为“中”，以为“太极”即是“实理”。他以为“理”所讲的是人生日用之理，圣人所瞩目的是如何践履道德，“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不是在名称上兜圈子，所以任何语言文字的雕琢都无益于对“理”的认识。他又指出：“‘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是老氏从始至终的为学宗旨，他用“无极”与“太极”的不同称呼，表明了“理”与“物”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
陆九渊以为阴阳即是形而上之道，它概括了宇宙间一切对立的事物和现象。《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阖辟……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所谓理，不分天人、理欲，乃三极合一之理，人在此理之中而为理的主宰，所以有“阴阳即是形而上者”之说。
朱熹则以阴阳为“形而下”之器，把它看作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所谓始终、晦明、奇耦之属，皆阴阳所为之器，独其所以为是器之理……乃为道耳……
“五哥儿以为朱学和陆学两者间的争论在于何处？”思索良久，王应麟打断小皇帝与年强人的谈话问道。
“吾以为陆学的所谓‘尊德性’与朱学的‘道问学’，他们间的争论只是学儒的入门方法不同而已。这就如同这案上的茶水。同是一壶茶，可我喜欢喝凉茶，而王先生喜欢喝热茶。你能说喝热茶就正确，而饮凉茶就是错误吗？”赵昺指指案几上的两杯茶水道。
“还请五哥儿详解？”小皇帝竟然将两派间的争论说的如此简单，让王应麟极为诧异，再言道。
“嗯……”赵昺沉吟片刻，组织了下语言道，“朱学以读书为总，意在寻找万物之后决定万物的终极本质。他首先着眼的是自然，意在从自然规律中归结出‘所以然’的本体，并把此推导到‘所当然’，把‘形而上’的当然之理当作人生活动、道德意识的根源。而实际上就是以物为认识对象，做出知性的概括，归纳为理。故此他重视语言的表达与传授，逻辑的概括与抽象。在方法上则崇尚读书、斟酌文字，要人以读书为穷理的主要方法。”
“陆学则以尊德性为要，以为这是学儒的关键，把义利之辨的转换放在首位。他认为多懂得道理并不能改变人的思想，因为知识的背面，有决定人知识方向的东西，这就是志，即为人的根本，做事的动机。其学是以道德主体为本体，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理性。又以直觉为本体，认为这种本体虽超越于人的知识之上，却又不离人的知识。所以他强调尊德性，而又要以求知的手段充实本体，来作为德性的补充。”
“所以吾以为二位高士的方法，其实不能截然分开，他们的本意皆是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况且朱陆在其中虽各强调一面，却同时兼顾另一面，所以他们这种争议，构不成根本的分歧。即使有所不同，也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就如茶水太凉会冰牙，太热又会烫嘴一般。”
“呵呵，五哥儿之言虽然简略，却也道出两人争论的关键！”谢枋得也被小皇帝略带诙谐的说法逗乐了，笑着又问道，“朱学主张知先行后，五哥儿以为是否为正解？”
赵昺明白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如果让赵昺从认知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他作为理科生，当然清楚‘理论是来源于实践，而理论又指导实践’的道理。而这个现代人皆认同道理，现在却未必，而与之争论则会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论中。
“这个问题也并不复杂！”赵昺略做沉吟言道，“其实这就如婴儿学走路，是让他先迈腿，还是先迈右腿的问题，其实先迈哪条腿都无所谓。但是非要说个明白，吾以为最重要的是记住在哪里摔了一跤，下回见到沟坎就绕着走！”
“哈哈……五哥儿说的对，人若是被一个坑绊倒两次，那他就是个傻子！”倪亮听了大笑着道。
“五哥儿所言不错，实践才能出真知！”王应麟却是正色地点头道。
“呵呵，这只是吾自幼的一些感悟而已，彼时吃了陈宜中的第一次暗亏，没有断然反击。而第二次遇上，其就想要我的命，所以我就知道绝不能再给他下一次机会，否则我命休矣！”赵昺干笑两声道……
第１３９４章 为官之道
赵昺此次游览九华山不敢耽误时间太长，他们准备在此逗留一天，明日就要返回池州。过了未时，阳光已经不是那样强烈，大家也吃饱喝足，准备继续前往金地藏的肉身殿。预备在看过后在回到客寮歇息一夜，明日一早下山。
化城寺据肉身殿还有一段距离，赵昺依然是欲徒步前往，王应麟与谢枋得也不打算再乘轿。而和尚们有过午不食的戒律，于是留下王德与几个内侍在客寮，打理晚膳。他们身边只有倪亮和内卫随侍，轿夫们抬着空轿在后边跟随。
众人沿着山间通路向上攀行，此时的香客已经下山，途中只碰到三三两两的行人。赵昺目光所及也能看到扮作游方僧人和小贩的行动队员，散在他们一行人的左右，与内卫们通过手势和眼神交换通报周边情况，告知注意事项。
王应麟与谢枋得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所以大家行走的速度并不快，卢旭在前两步介绍周围的景致，两个老的伴在皇帝左右，侍卫们拱卫在周围。倒是很是惹眼，途中经过的寺院不时会有知客僧和小沙弥上前搭话，邀请他们进寺喝茶、参佛，让赵昺感觉有点到了前世火车站的感觉。
“五哥儿，对朱陆两学派争论不止形同仇敌的原因，可曾想过？”行了一段距离，有心事的王应麟追上小皇帝的步伐问道。
“吾以为朱陆二人的矛盾更多的是在学儒的方式及宇宙观上，究其缘由还是二人的生活环境和性情及人生实践上的不同，进而在学术研究上产生分歧。”赵昺想想道，其实放在现代社会就是个原生家庭的问题，朱陆二人出身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经历不同，自然会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
“五哥儿言之有理，朱陆二位高贤的出身确有不同。”王应麟对小皇帝看待问题的角度觉得十分独特，但也以为不无道理。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朱熹在十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立志要做圣人。
其父朱松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绍兴十八年，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
陆九渊生于一个九世同居的封建世家，他的八世祖陆希声曾在唐昭宗时任宰相，五代末因避战乱迁居金溪，遂买田营生，富甲一方，成为地方上的豪门大族。金溪陆族经过几代变迁，到陆九渊出生时，家境衰败，只有十亩左右的菜田和一处药铺、一处塾馆，只靠经营医药和教书授学来维持家计。
但至此，陆门仍保有宗族大家的风度。仍凭借良好的家风被乡人尊崇，曾经在家中推行《司马氏书仪》中所提的冠婚丧祭等礼仪。陆门家风整肃，治家依靠严格执行宗**理，同时，也靠家庭成员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各尽其能，各供其职。闻名州里，甚至受到孝宗的称赞。
所以，朱熹所学是来自于家庭和老师，承袭了二程‘洛学’正统，从而为自己以后的学说奠定了基础。而陆九渊所学则是来自家中的藏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以为孔子之后其学“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但其中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不过吾以为他们之间只是学术上的分歧，而非根本上的矛盾。起码在‘义利’上的观点上是一致的，如此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两种修习方法上有着统一点，认为无论是读书，还是考科举，都是为了义，为了公，而不是为了利，为了私。”赵昺言道。
“嗯，确是如此，朱陆两位高贤入仕后，皆对时弊进行了革除，做了于民有益之事。”谢枋得道，他对两人的品德上也没有什么疑义。
朱熹在入仕期间，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的弊端。淳熙十六年，诏命其知漳州，他到漳州赴任后，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
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十月，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
陆九渊认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治国家疾病的“四君子汤”。光宗绍熙元年陆九渊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当时，金兵南侵压境，荆门地处南宋边防前线。其看见荆门没有城墙，认为这个行政区域位于江汉平原，道路四通八达，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支援襄阳，东面守护随州、钟祥，西面扼守宜昌；荆门巩固，四邻才有依靠，不然就会腹背受敌。于是，下决心修筑了城墙。
陆九渊还大刀阔斧地改革荆门军的税收弊端和不合理的体制以及官场的陈规陋习。外地的商贩纷纷前来荆门做生意，使荆门的税收日增。他推荐或提拔下属，并不看重资历与出身。他认为，古代录用地方官员，由于不受资历和出身的限制，表现好坏便容易区别，后世斤斤计较资历和出身，有无政绩就不容易判明。
陆九渊清正廉明，秉公执法。有人告状，他不拘早晚，亲自接见受理。断案多以调解为主。如控诉的内容涉及**、违背人伦和有伤风化的，就劝说告状人自动撤回上诉，以便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淳厚。只有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和屡劝不改的才依律惩治。所以民事诉讼越来越少，到上任第二年，来打官司的每月不过两三起。
“他们官做的很好，官声也不错，为何又不做了，或是做不下去了呢？”赵昺反问道。
“因奸佞当道，又因他们一心向道，不愿入仕！”谢枋得道。
“吾却是不这么认为？”赵昺摇摇头道。
“五哥儿以为如何？”王应麟道。
“吾以为他们不会变通，也不懂的为官之道，书生意气空有一腔热血，最终只能无奈退隐乡间著书授徒。”赵昺言道。
“……”
“吾知道你们不服气。”赵昺看看几人的脸色笑道，“为官者不仅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也要有‘上知君意，下体民情’的务实。而更要懂得官场之上并非皆是贤德之士，其中也不乏心术不正的小人。”
“五哥儿所言不错！”王应麟点头道。
“庆元党禁之事，诸位当知，监察御史弹劾朱文公‘十大罪状’，引发对理学的清算，其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之言，他落职罢祠，门人或流放，或入狱，皆受其牵连获罪。这是为何呢？难得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贤良之臣，皇帝也昏聩之辈吗？”赵昺边走边问道。
“这……这因奸佞沈继祖陷害，其极尽捕风捉影、移花接木，以颠倒捏造的手法炮制罪证，而宁宗皇帝和朝臣被其蒙蔽，从而导致党禁惨祸的发生。”这个问题很敏感，王应麟想了想才道。
“王先生就比朱文公会做官。”赵昺笑笑道，“其实我们都知党禁的发生是因‘经界’而起，时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员士绅吞并百姓土地，而赋税并没有随着土地的转移而划转，致使田税不均，失地百姓承受更为沉重的赋税。而朱熹提出行经界，重新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这一建议势必损害士绅的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吾之所以说其不会做官，就是说他不自量力。当下我推行士绅一体纳税与经界同出一辙，朝野反对声就不断，废立之音再起，还发生了袭击御船之事。”赵昺言道，“想想吾为当今天子，尚会遇到如此之大的阻力，而其不过区区一个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要面对满朝权贵和在野士绅们的压力，岂是他能做到的。”
“宁宗继位后，重用了使其登上皇位的赵汝愚和韩侂胄两位大臣，而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后又参与朝争，弹劾韩侂胄。他如此当众指责皇帝不仁不义，又要限制当时欲北伐的皇帝，遏制君权，弹劾有拥龙之功的权臣，如此等于将能支持其革新的两位大人物全都得罪了，岂有不败之理！”
第１３９５章 顺势借势
赵昺‘摘指’完朱熹，好像还不过瘾，接着说道：“朱文公在被弹劾之后，他并没有进行坚决的驳斥，而是上书认罪，这其中有人说是为了保存有用之身，得以完成其著作；也有人说定有其事，否则为何认罪；还有人说完全是污蔑之言，有不得已的苦衷才认罪。但吾以为不论真假，其一旦认罪便坐实其过，即让皇帝失去了庇护其的理由，丧失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也让门人子弟受到了牵连，实是不智之举。”
“唉，这也许就是命数！”王应麟能说什么，只能叹口气道。
“陆象山也是这个毛病，吾对他们敢于直言上谏的勇气，亦是十分钦佩，但同样是不知为官之道。”赵昺又言道，“淳熙九年，其被授予国子正的实职。上任之初，登门拜访者甚多，其嫌频繁应酬，难有闲暇，便闭门拒客。此举看似清高，但是也将自己隔离，失去了宣传自己理念，结交朋友的机会，使自己陷于孤立。”
接着，赵昺又讲了陆九渊在京中任职的几件事。他即到太学讲课，首讲《春秋》六章，开宗明义地说明他自己的华夷观点：华夏夷狄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贵而夷狄贱。中国可贵的是它礼义之邦的文化传统。夷狄之所以“贱”，是因为其不知礼义，而是靠野蛮的武力侵略，因此纵然“盛强”，而最终礼义却将无所措置，这正是“圣人之大忧”。
赵昺以为这番言论便不合时宜了，因为孝宗皇帝在隆兴北伐失败之后，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朝廷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
而陆九渊却希望利用自己讲课的机会，向学生宣传华夏夷狄的区分、中国的可贵所在，借此鼓励学生的爱国情感，以图激发他们对收复失地和抗金的热情。应该说爱国北伐都不错，但是此举却有违当时的国策，有与朝廷对着干的嫌疑了。
淳熙十一年，陆九渊迎来了面见孝宗奏对的机会。他写了五篇奏札，将自己的理想及对朝廷上下局势的政论见解向孝宗坦陈：
第一札，讲君臣相处之道。他指出孝宗用人不专，多所猜忌，君臣之间不能上下一心，至“临御二十年，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
第二札，陆九渊提出了为政或政道的根本原则，即要有求道之志。他崇尚上古三代的太平治世，而三代之治的核心在于“道”，指出只有身体力行地遵循“道”，才能最终收到所谓“治世”。
第三札，陆九渊专论知人的问题，把知人列为天下第一等大事，劝孝宗明知人之理，谙用人之道。
第四札，陆九渊坦陈了自己对施政之法、治事之度的见解。再提心学的宗旨正是只要有求道之心，便会有求道之事，劝告孝宗应早定志向，但他又主张不宜操之过急，应循序渐进。
第五札，陆九渊简洁明了地对孝宗论述为君之道。认为“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人主之职，在于知人用人，立求道经邦之志，而不是凡事亲历亲为，要之过详，这样做只会令上下推诿，互相牵制。
这次论对孝宗虽然被他屡次追问得无言以答，也不禁“赞叹甚多”。朱熹也特意索札求观，并称赞不已，说“得闻至论，慰沃良深。其规模宏大，源流深远，岂腐儒鄙生所可窥测。”可见这次轮对影响是很大的。但结果陆九渊迁承奉郎，品衔从八品。
“陆象山所言，吾也以为正中时弊，称得上金玉良言。但为何孝宗没有委以其重任，只是以承奉郎这等微末之官敷衍呢？”赵昺言道。
“吾以为正如五哥儿所言，他不谙为官之道，只是书生意气，将事情想的太过简单了。”谢枋得道。
“其实也是一个站位的问题，陆象山入京之前只做过主簿之流的小官，可以说未经历过官场的争斗，也难以看清全局，不知其中的凶险与艰难。若是其经过官场历练，见些风雨，只怕就不会轻易说出这等理想主义的话来了。”赵昺言道。
“五哥儿所言可谓正切中要害，治理一村一镇，一州一县容易，可若是治理一国就要考虑甚多。各地民情和社情大有不同，朝廷要实施的政策却要考虑全国，权衡其中的利弊，绝非一言可决的。”王应麟点头道。
“正是，人心是会随着处境和职位的不同而改变的。”赵昺又道，“当年我们在琼州困守一隅，可行朝上下一心要收复故土，可当我们收复江南之后，再行北伐便有人反对，说吾不体恤百姓，穷兵黩武，残暴好战了。”
“而吾当前实施的政策，几与朱陆二人当年所奏大有相似，收复故土，驱逐鞑虏为何遇到甚多的阻力呢?其奏札中要不拘资历和学问选拔人才，可当吾提拔有功、做事勤勉之人，却又有人提出他们出身太低，不宜为官；陆相和文相自行朝迁琼便居相位，六部重臣也少有变动，可谓是用人之专了吧！却又有人谏议说此不可，朝廷中易生专权，至尾大不掉之势。”赵昺苦笑道。
“还有人说吾不修道德，不敬圣贤，偏爱技巧之物，玩物丧志。我就不明白了，圣人之言难道就一成不变吗？那朱文公又何必重修四经，陆象山注解《大学》？而吾好技巧之物，这确是不假，但吾改进了火器，造出了火枪、火炮，否则如何能凭着十几万精兵收复整个江南，在与蒙元兵力相当的情况下取得北伐的胜利？且吾改进的船舶，可以远下西洋，上南洋，将我朝的货物贩往诸蕃，换回真金白银，使国库充盈，这些也不对吗？”
“吾有时甚是不解，这些人也号称朱陆弟子，学的圣人文章，可所行之事，却又与之相悖，真是怪哉！”赵昺摇头叹息道。
“这些人就是吃饱了撑的，哪里能体会到五哥儿的雄心壮志！”倪亮在旁哼声道。
“你这家伙也是朝中重臣了，说话要讲究些分寸，不能随意妄言。如今也就是我还在，否则早就罢职下狱了！”赵昺回头瞪了其一眼道。
“嘿嘿，洒家就一心跟着五哥儿，汝去哪吾就去哪！”倪亮憨笑着道。
“五哥儿也不必着恼，倪大郎说的也不错。”王应麟笑笑道，“当年行朝初入琼州，大小官员近万，而财政窘迫，有人提议裁撤大部分官员，以节省开支。而五哥儿力排众议，坚持不裁减一人，皆妥善安置，尽数发放薪俸，彼时吾也觉得不妥。可现下看来确是五哥儿远见卓识，在我们进入江南后，这些保留下来的官员便能迅速进入角色，在各处履职，避免了空有其名，无官可用的窘境。”
“正是如此，如今州县官员大部分皆是琼州行朝旧臣，他们在琼州经过锻炼，能够承担起治理地方的责任。反而是那些在江南新征辟的官员懒惰怠政，对朝廷阴奉阳违，还嫌弃朝廷亏待自己，没有官复原职。吾与他们闲话，这些官员对五哥儿还是不忘当日之恩，心存感激，拥戴如前的。”谢枋得也言道。
“吾也正是有了这些旧人的支持，才敢放开手脚北伐，否则朝中之事就让吾难以分身了。”赵昺笑笑道，“叠山先生做的就不错，不仅保证了荆襄和西川方向军需，还能兼顾云南。卢先生做的也不错，把和尚们逼的都出门主动拉客了！”
“五哥儿拗赞了，这还是要拜庄镇抚使鼎力相助，当日他率军镇守池州，那些宵小岂敢妄动，吾也借势推行新政，才有今时微末之功！”卢旭看到前方又有和尚沿路招揽香客，摇头讪笑道。
“卢先生看来也是能洞察时局，借助形势之人，当下还可做件事情！”赵昺轻笑道。
“还请五哥儿指点一二！”卢旭难得见圣上一面，更没有得到面授机宜的机会，岂肯放过。而随行的侍卫也是机灵人，知道陛下与几位先生所说的话，是不能为外人所知的，早已上前将知客僧拦在一边。
“汝看那些和尚尚知将自己所制的佛茶贡献于吾，汝为何就不能送吾等几斤茶叶尝尝？”赵昺板起脸来言道。
“哦……”卢旭听了一愣，不是说陛下向来体恤下属，从不索要贡物吗？今天怎么向自己要东西呢！
“卢先生，五哥儿和两位先生若是喝了九华山的茶，称赞不已，再顺手留下墨宝，那这九华山的茶叶岂不是比之那佛茶名声更响，谁还会去买和尚的茶呢！”见其不解，陈识时在旁提点道。
“吾怎生如此愚钝！”卢旭听了忙不迭地道，“吾代池州百姓谢过五哥儿与两位先生了，此举定能让九华山茶闻名海内外，客商云集，百姓受益，就是和尚们不大高兴了。”
“哈哈……”赵昺听了大笑道，“待吾等离开池州后，汝还可上山问罪于和尚们，言他们居然敢讹诈圣上，然后借此由将山下街市的管理权收归府衙，从中收取税赋！”
“五哥儿才是最能借势之人啊！”卢旭听了一揖到底道……
第１３９６章 遗忘初心
赵昺看卢旭挺上道，本想拿出个前世为人熟知的策划案，弄一个皇帝游山口渴，如农家讨水喝，农妇端出一碗自家土茶，自己喝了连连称好，随行大臣重金买茶为农妇所拒的故事。然后再弄一个寺中品尝佛茶，恶僧讨要重金作为布施，而茶却不如农家土茶好喝的段子。
这样一来，戏剧性加之自己的身份，经过一番炒作，那么九华山的土茶定然声名大振，而佛茶则彻底被砸了牌子，以后白送都不会有人再喝了，可山上却出了众多的农妇卖茶。可想想自己出的这个主意就已经很下作了，再搞这么一番‘骚操作’实在有损自己的形象，虽然自己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早已声名狼藉。
卢旭却不知道陛下怎么想，但是觉的小皇帝这主意实在不错。要知道九华山种茶的农户众多，而价高的所谓‘僧茶’只产于寺院把持的那点茶场，茶农们的茶却无人问津，难以从中获得多少利益。而陛下如此操作一番，九华山茶必然名声远播，毕竟‘现世佛’要比‘往生佛’要值得拜。
茶叶作为朝廷专卖的产品，茶税是朝廷一项重要的收入，而地方也能从中受益。所以卢旭对前景十分看好，而自己再借着和尚们的‘不敬’再行问罪，将山下闵街的经营权收回，那又是不少的进项。少了大笔是收入，和尚们再想笼络官员，收买人心，就要摸摸自己的口袋了。
众人谈兴颇高，不觉间已经行至肉身殿所在，庙宇建于高台之上，据传金地藏晚年在此读经，圆寂后于台上建一石塔，将肉身供奉其中，尊为金地藏。后人又在塔上配以殿宇，称肉身殿，又称地藏坟。因基塔之地曾现“圆光”，故后人名其地为神光岭。
大家拾级而上，来到高台上，赵昺抬眼看去，数百年间殿宇虽有兴废，但是经官府与信众们不断的修缮和改建，宝殿愈加气魄非凡。一行人进入殿中，但见殿中央正面供奉着金地藏塑像，其骑着涉水如飞的‘谛听’，左为开山弟子道明，右为道明的父亲闵公。
随侍的小黄门取出香烛，赵昺依然摇头拒绝参拜，其他人则接过香烛在佛前进香，燃烛祷告。而他则背着手在殿中四处游走参观，让一边诵经的和尚们纷纷侧目。赵昺自然选择无视，倪亮则不高兴了，狠狠的瞪了回去，其征战多年，斩将杀敌无数，可以说是自带煞气，将和尚吓得一个个目光躲闪，连忙低头吟诵经文。
现在虽然天色渐暗，但供台上燃着无数的灯烛，将殿中照的如白昼一般。灵塔的前后安放着大大小小的地藏菩萨塑像，新旧不一，材料各异，形象各异，有的还写着某某供奉的字样，应该是善男信女们祈福供奉的。灵塔两侧则是十殿阎罗拱卫而立，整个大殿显得庄严肃穆，而面目狰狞的塑像又有些阴森之感。
赵昺围着灵塔在殿中转了一圈，又看了墙上绘制的壁画，觉得很有些意思。金地藏身旁随侍的闵氏父子，因为儿子道明先入空门，反而成了父亲的师兄，这在儒家文化中绝对是违法人伦，大逆不道之举。却又符合佛家‘出家无家’的说法，如此两厢矛盾的东西就堂而皇之的摆在了众人眼前。
地藏菩萨是佛教人物，而阎罗王则是道教人物，现下的布局却是菩萨居中，阎罗站岗。在赵昺看来，可以说是佛道两教在中国的融合，大团结的表现；也可以视为道教衰落的体现，本土神仙要靠给外来和尚当手下才能享受些香火。这也不知道对神佛们是悲哀，还是幸事。
赵昺从后边出了大殿，这里修了瑶池，水波荡漾，凉风习习，让人感到十分惬意。小黄门寻了几个蒲团让陛下在旁休息，又有和尚笑咪嘻嘻的过来询问可否用茶、吃斋。却被他拒绝了，说当年金地藏苦修佛法，米中掺土而食，自己要学习其艰苦朴素，一心求道的精神，怎能只求安逸，把和尚堵得无从辩解，又羞得无地自容。
“五哥儿，这些和尚要在佛前说汝的坏话了！”礼佛完毕，几个人陆续来到殿后，看着灰溜溜离开的和尚，王应麟知道准是又在陛下面前吃瘪了，笑着打趣道。
“吾倒是想见见地藏菩萨，跟他理论一番！”赵昺笑着道，“地藏菩萨发下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而今他的弟子们不问百姓疾苦，躲在山中安享太平，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他却不闻不问，还享受着人间的香火供奉，不觉有愧吗？”
“五哥儿倒是不惧鬼神，连菩萨也敢问罪！”谢枋得摇头苦笑道。
“吾又不有求于他，怕他们作甚。他们反而应该主动示好于我，否则就拆了他们的庙宇，毁了他们的塑像，看他们能耐我何！”赵昺嬉笑着道。
“五哥儿有上天护佑，自然不惧他们，我等确是凡胎**，却是不敢啊！”谢枋得讪笑道。
“俗话说：不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那些每日求神拜佛的不是坏事做的太多，就是所求太甚，要不然怎么舍得家财来布施，以求得片刻心安。而今这些和尚也是只顾敛财，荒于佛事，早就忘了自己本分。他们本应行脚世间，托钵化斋，为众生解忧，以得饱食。现下守在庙中，靠着世人供养，吃得一个个满肚肥肠，肥头大耳，只做些表面的功课，神佛估计都厌烦了他们！”赵昺道。
“是啊，他们已经失去了佛心，忘了本分，不能称为佛门弟子了。”王应麟也叹道。
“看看灵塔前点的蜡烛，足有儿臂粗细，一根不下千钱，这一夜所耗恐怕百贯不止。而这山中诸多庙宇只香火钱就要数千贯，足够上千平常百姓之家一月所耗之资了。”赵昺极为痛心道。
“五哥儿日常帐中一夜也只以三支蜡烛为限，所为确是军国大事，而这许多却只为虚无缥缈的神佛，不若这些泥胎！”倪亮不忿地道。
“吾看五哥儿却是如当初的金地藏，从前朝野对五哥儿多有非议，此番随扈出征，日日伴在五哥儿身边，才觉那些皆是谣传。”王应麟感叹道，“五哥儿每天粗茶淡饭，吃穿用度与官兵所用无异，每逢大战必至军前。而过去传闻五哥儿贪利好色，可这一年之中，行驾之中皆是侍卫和内侍伴随左右，其中并无一个女眷，其中艰苦与苦修的金地藏无异。”
“不错，我朝收复江南亦有三载，但是五哥儿依旧居于高宗皇帝旧日行宫，并未大兴土木重建皇城。却拨下大笔银钱修缮沿江城池，为安置流民修建房屋数万间，开辟道路千里，兴修水利、整治险工百余处，使得江南受益百姓何止千万，金地藏怎能与五哥儿的功德相较。”谢枋得有些激动地道。
“过誉了！”赵昺向两位拱拱手道，“说吾贪利好色也非空穴来风，我本就爱钱，且敛财有术，每年总有上千万贯入账。说到好色，家中有五位贤妻，比之一般人家也不少了。如此评价吾倒也不算冤枉。”
“五哥儿家财甚巨不假，可以吾所知，除了奉养母亲，用于家用的甚少。除了大婚之时，五哥儿业已数年未添新衣。脚上这双靴子，还是因为小了，今年才换了一双。”陈识时在旁插言道。
“是啊，去岁因为元宵灯会耗费较大，五哥儿还大发雷霆，还是……还是几位娘娘自减所用，填补上了窟窿。想想五哥儿位高极致尚能如此自律，让吾等常常无地自容。”马端临也面带愧色地道。
“汝等在五哥儿身前，得之言传身教，终将受益终身！”王应麟看向二人点点头，他知道这两位皆是官宦子弟。
马端临是当朝吏部尚书马廷鸾之子，不能说是锦衣玉食，可也吃喝不愁。而陈识时是当朝户部尚书陈则翁之子，叔父是兵部尚书陈任翁，堂妹又是陛下宠妃，应该说是朝中的新贵，身上过去总会有些娇贵之气。可而今在陛下身边当差不过两年，能说出这等话来，可见感触颇深。
“倪亮将我从元兵手下救出，背着吾在雨中逃了几十里，连殒命敌手的父亲尸首都未能收敛，彼时他能想到如今自己高官得作吗？”赵昺言道，“想想我们当年一碗白饭能吃饱，途中能有几间草房遮风挡雨，便已经很是知足，只怕谁也没有想到今天我们能重回江南。”见几个人点头，赵昺言道。
“这就如当年屈居于山洞中的金地藏，想着自己一天能有间庙宇修行，收几个弟子传扬佛法，有几亩庙产能够让自己得以温饱。恐怕也未能想到过自己，今日能得到万千信众的供奉，想到自己的弟子们盖起了这等宏伟的殿宇，更没想到弟子们已经忘记了修佛的本心，成了敛财的世俗之人。”
第１３９７章 佛前论道
王应麟听着陛下之言，似有所感，想到当年朱熹也是意识到当年“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而陛下难道也是从拜山之中领悟了治国大道。
“五哥儿所言可是意指九华山的僧众正是因为忘记了根本，以致佛法再难精进，终会步入道家的后尘？”谢枋得思索片刻问道。
“不仅是释、道、阴阳、墨、名、法，乃至儒，在早起的发展中皆是以‘普世’为宗旨，用以宣扬自己的思想，但是为何有的依然存在，有的已经消失，而有的不得不融入其它教派，而儒家得以独尊？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赵昺先问后答道。
王应麟知道陛下所言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是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引《易大传》论儒、法两家所言。其所表述的意思是指儒法二家只是视角不同，观念上有差异，但目标是一致的，从结果上看也是相辅相承。
而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乱世的时候，为了治乱，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的思想和法术。在治世，则偏重于儒家，比较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一切都因时因地而异，走极端只是一时的需要，过去了又会返正。
前述亦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所言，其所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也反映出汉武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兼用阴阳家、法家和道家“黄老”的学说，即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并不“纯任德教”的思想。其六家之说，不仅为后来司马迁给先秦诸子作传以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也为西汉末期名儒刘向、刘歆父子给先秦谱子分类奠定基础。
“五哥儿以为，道家失去本心而式微，释家因为入世而崛起。儒家如今也在走向衰落，皆因忘记了本心？”王应麟道。
“正是！”赵昺点点头道，“我朝崇尚儒学，以士大夫理政、治国，可当前他们却忘记了‘以民为本’的宗旨，也就失去了本心。而今士风日下，皆已谋取私利为要，视民为草芥，已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若是不思变革被取代也只是早晚之事。”
“五哥儿有何高见？”王应麟听罢沉默半晌，他知道这话从小皇帝嘴里说出来就已经很重了，且也明白陛下对于当前士人的表现很不满意，否则京城的事态不会闹得如此严重。而他也清楚小皇帝既然当着自己这些人的面说出来，也是在犹豫，同时也是给他们机会。
“汝等如何看待义利之说？”赵昺问道。
“君子重义，小人重利，此乃圣人所言，五哥儿又有何解？”谢枋得道。
“此说是言君子重大义，小人重利益。那又何为大义？”赵昺再问道。
“……”
“大义是什么？吾以为大义只是相对而言，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大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人的立场和眼界！”在众人不语，赵昺言道。
“比如在蒙元大举入侵江南之际，有的官员坚决抵抗，不惜城破人亡，举城百姓为之决定殉国，他们为国家的利益，可被我们视为大义；可有的官员为保城中军民免于被屠戮，献城迎降，投降蒙元，他们也声称自己行的是大义。但是他们背叛了国家，背叛了君王，却被世人唾弃，称其为背信弃义，而因其得活的百姓和蒙元却视其为仁义之士。所以大义在世人眼中皆有不同。”
“因而才有小人重利之言！”陈识时在旁轻声道。
“嗯，这是因为当时被困城中的人中没有你的父母、儿女、子弟，若是汝切身实地，还会不会做此想呢？”赵昺却是听到了，扭脸反问道。
“这……”陈识时含糊了，他是经历过国乱的，父叔舍家赴难，抵抗蒙元。在失败后，遭到蒙元军队的追杀，不得不四处逃亡，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自己那时若说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
“其实义与利并非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具有同一性的。义在大的层面上恰恰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且是利益中最为根本的，反之利又是我们利益中相对必要的。”赵昺接着言道，“从大局上来说，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大义，其实也是我们个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如果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更不用说那些私利了。”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的私利与大义的关系，就像树干与枝叶的关系。没有大义这个树干，就没有私利这些树叶的生存基础、没有个人私利的实现，树干同样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一个没有大义的民族走不长远，一个没有**的民族同样也不会有的长远，所以义要在利前。”
“嗯，五哥儿所言不无道理！”马端临言道，而王、谢二人没要吭声，显然在待下文。
“当然义和利之间亦有差异。说的具体点儿就是个人与整体，局部与大局利益产生冲突时，损害个人利益，并不会给个人的未来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给整个国家和百姓的未来带来好处。而只有这个层面的义，也就是我们常言的义。”赵昺喝口水道。
“但是世上并非人人皆是圣人，很多人在这种时候就会产生退缩的念头，毕竟每个人的命都只有一条。有这种想法，也并不奇怪。可如果我们依此为前提设想一下这样做的后果，就会发现，这个民族是不会在世界上长久的存在的，到最后只可能被其他民族所欺凌甚至屠杀，在我朝三百年的历史中已经得到了多次验证，皆是血淋淋的教训。”
“嗯，正是如此！”王应麟点点头道。
“所以，即便在二者差异的层面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二者的同一性。简单的说，二者是我们未来的子孙的利益，与我们当前的个人利益的冲突。我们只是在选择要坚守当下的个人利益，还是要争取未来子孙的的利益，仅此而已。”赵昺看二人已然心动，加重口气道。
“在这个层面上，主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大义，为了他人，为了集体，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为了当下的自己，就是为了未来子孙们的利益，最纯粹的也是基于家国认同感基础上的，把他人当成自己亲人的亲人的利益。二者统一与我们每个人自身的利益，只不过是有显像与隐形、当下与长远的区别。”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纯粹的义，那便是抛弃自己所有的利益，依然选择舍生取义者。其自己的牺牲，不会给自己，也不会给后代带来任何好处，但依然会义无反顾。”赵昺又叹声道，“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感知到自我本身，那就是自己对于集体，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其把他人认同成了自己的亲人，大义就是特殊意义上的所有的亲人所构成的集体的共同利益，亦即仍然还是其自身的利益，而他们可以称之圣人了。”
“扩而言之，吾心怀天下，救世安民，行的就是大义；尔等治国有方，民生安乐，做的也是大义之事；军卒抵御外敌，缉盗保民也是行大义；百姓耕种田地，缴纳赋税，同样做的也是大义之事。”赵昺言道。
“五哥儿之言让吾等茅塞顿开！”谢枋得有些激动地道。
“汝尚未明白！”赵昺却是不客气地道，“吾此次挥兵北伐行的表面上看是恢复故土，救民于水火，可视为大义。但深层次来看，其实也是为了利，江南人口数千万，土地开发殆尽，众多百姓无地可重，或分拨的土地不足以养活全家，我们只有开疆拓土才能满足对土地的需要，以及子孙后代之用。”
“嗯，正是此理。”王应麟点头道，“百姓失地，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四处流窜，聚而成患，北伐正可解决地狭人稠之患，正合五哥儿刚刚‘义利同一’之言。”
“但是吾提议北伐之初，朝中反对者甚重，说吾嗜杀好战，穷兵黩武，耗费钱粮，乃是不义之事！”赵昺言道，“其中又以江南士绅反对声最重，而他们不过是担心朝廷北伐会加收赋税，将江南财富转移到江北，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而已。”
“嗯，他们是将利放在了义前，自然不能体会到五哥儿的深意，实为小人之举！”谢枋得言道。
“当初在琼州，德祐帝及太皇太后接受蒙元敕封，吾将他们开除宗籍，撤销一切封号。有人认为吾不顾天理伦常，行悖逆之事，还为他们辩解称太皇太后倾向，乃是救民于兵火的大义之举。”赵昺言道，“而吾一力坚持将他们开除宗籍，是因为他们身为君王就当有抵御外敌，救民救国之责，但他们虽保临安军民免于刀兵，但是让大宋国灭，百姓沦于异族铁蹄之下，就失了大义！”
第１３９８章 梵音顿悟
‘duang、duang、duang……’赵昺的话音刚落，化城寺的万斤铁钟被撞响，钟声圆润浑厚，在寂静的山中回荡。
钟既是法器，也是号令之器，。在僧众们斋粥下堂、参禅完毕、早晚巡视或吃茶下床的时候皆会鸣响。且佛经中解释，闻钟声能够祛除人生的一百零八种烦恼，从而使人清醒觉悟，获得安顺吉祥；再有的佛家偈语说：“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
还有的佛经中说，叩击闻听钟声，能够止息一切恶道诸苦，能够使一切众生“俱时得离苦”，使一切受难者得到解脱。又有的佛经中说，在鸣钟的时候，如果能够观想觉悟一切众生，就能得到更大的利益。而暮击佛钟则觉昏衢，疏冥昧，有开智通慧之用。
一百零八声钟声响过，众人都觉灵台一清。众人看向小皇帝，发现其双目微闭，似乎进入大和尚入定一般，知道他又‘神游天外’了。大家皆噤声，不敢打扰，而此时钹磬轻响，唱经声起，渺渺梵音在山谷中回响，真如坠身极乐世界一般。
王应麟回想着一路行来陛下的话语，他也深感当前做事有些束手束脚，可这种不自在并非皆来自小皇帝，而更多的压力却是来自于同僚和士人阶层，尤其是回到江南后这种感觉更甚。不仅有门生故旧向他求官，还有对朝廷政策的不满，希望他能劝谏陛下改变主意的。
对于这些事情，王应麟是不胜其扰，而从中他也明白整个儒士阶层已经堕落了，他们已经不是那个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注重气节、道德及社会责任的士大夫们了。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改变，读书参加科举只是为了当官，以从中谋取私利，也就是陛下所言失去了本心。
经世致用本为儒学的传统，也正是陛下所言，自汉后历朝之所以选择以儒治国，也正是如此。而一旦他们失去了价值，只顾自己团体的利益，必然会被抛弃。没有了皇权的庇护，儒士们必然会受到各方的打压，也就失去了发展壮大的土壤，为其他学派所取代，与九华山的道教被佛教‘驱逐’一样。
王应麟有这种危机感，绝非是自己吓自己。蒙元的例子就摆在眼前，他们将释道儒视为一体，剥夺了他们入仕的渠道，许多人失去了生活的根本。即便有些儒士得以进入蒙元朝廷，也被附庸，而每逢有变就会被各方势力打压，根本没有左右朝政的能力。
他清楚要维系当下‘士大夫治国’的局面，许多先贤已经给他们找出了答案，入仕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从而保障士大夫阶层的长远利益。但现下许多士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继承了汉唐诸儒多注重仁民爱物、休养生息，一遇富强言说，则斥之为霸术，不以圣人之徒相许，而对这个阶层的利益稍有改革时，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便群起而攻之。
另一方面，本朝由于推崇朱陆理学，其长于建树的理想人格，注重气节、道德及社会责任的修养。而短于经世治国，且利用自己占据高位的优势，党同伐异，打压其它学派，试图控制朝政，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不停的内斗和治国的无能，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以致民怨沸腾，国家贫弱，终亡于外敌。
还有要实现崇高的理想，终究是绕不过钱财这个选项的，百姓不会因为你的理想远大就会选择你，他们看中的是一家人得以温饱，田地中的收成。而正如国学中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圣人亦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可见圣人也对钱财的认识同样深刻。
对于一个国而言，钱财同样重要，正如小皇帝所言这乃是国之兴亡所系，国库中无钱无粮，何以养官、养兵，兴修水利，赈再济难，更谈不上造福百姓。且王应麟也相信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士大夫们，没有了钱粮同样束手无策，何况诸多官员并没有圣贤们的情操和觉悟，没有了薪俸也一样会心生怨恨，背离圣人的教训。
而今朝廷收复江南后，应该说基本摆脱了在琼州之时入不敷出的局面，可也只能说略有改善，勉强能够持平。此次北伐，军需消耗甚大，两年多的积蓄便荡然一空，还不得不靠超发纸币还维持财政的平衡，而后续建设所需依然巨大，也就难怪小皇帝要急于‘敛财’。
说实话，王应麟也清楚当前朝中的官员对于如何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不多，主要还是依靠夏秋两税及商税，但是在对土地的利用已经趋于饱和的状态下，难以再获得长足的增长。小皇帝在此时提出发展工商以增加商税收入应该是恰当其时的。
但是小皇帝‘重商’的想法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他们以为这是舍本逐末之举，将会破坏农业生产，使人为恶的恶政。而过去一直被理学派打压的事功学派，则对小皇帝的想法十分支持，他们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加之事功学派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且不纯粹讲究个人的心性修养的观点，可以说与小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再此争论不休的关键时刻，陛下选择事功学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应麟也意识到小皇帝让自己继续留任，主持革新的原因大半也在于此。但他也知道其中的风险，按照千年的传统，君王的职责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民是由官吏去管理的，百姓哪儿出了乱子，责任在官吏，官吏有贪渎**的行为，不能去责怪百姓。
本朝的儒士基于此学，常论“天下之乱系宰相”，也就是说出了差错，责任在于相，而不在于皇帝。王应麟对此十分明白，大宋历史上历次革新尽皆失败，即便有所改变，也并不完全，而主持革新的人下场往往凄惨，虽不至于丢了性命，但身败名裂，贬嫡致仕是免不了的。
王应麟看看似在闭目听经的小皇帝，眼神却逐渐坚毅起来，想想自己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一岁在衢州任主簿，任官的同时勤于读经史，三十四虽因文章优易和学问的广博，考上最难的博学宏词科，官至礼部尚书。而生不逢时，外有蒙元入侵，内有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主政，难展平生所学。
后来在临安陷落之后，王应麟投奔迁往琼州行朝，方得到重用，进而入相。想想自己如今已经六旬有余，尚觉未能一展自己的才华，而今若是放过这个机会，也只能致仕还乡。现下小皇帝勇于进取，立志革新，又意在挽留，自己又何惜此身，能够为国为民做些事情也算不负此生……
不知何时，赵昺已经‘还魂’，他偷眼打量王应麟，见其一副释然的表情，知其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理念，决心追随自己。再看谢枋得则是一脸平静如初，并无什么异状，不过对于用其当年其实颇有争议。
时有人称，谢枋得曾有‘从道不从君’之语。在参加进士考试时受抑，他不从还乡，可见他对皇帝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太皇太后谢氏命令各地臣民降元的诏书时，谢枋得并不服从。后来谢枋得谈到不遵太皇太后‘诏令’之事时，又曾言：君臣以义合者也，合则就，不合则去。从中可见，其对皇帝并非只是无条件的忠诚。因此有人以为不能对其予以重用，以免做出背君之事。
赵昺对此倒是不以为然，毕竟他是来自现代社会，在那会儿当老板的不仁不义，自己就可以义无反顾的辞职而去，甚至还可以举报其一把偷税漏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自己虽然没有‘背叛’老板，可以将其剩下的物资私下都给卖了，只是自己没有落到好处，还被困在船上了。
所以，赵昺觉得对其的‘忠君’态度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当皇帝代表民族和国家利益时，他自然会报以无限忠诚。而当皇帝的旨义与其恪守的思想不一致时，他也不会无条件服从皇帝的命令，可这也可以说其中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一旦他认同了自己的执政理念，便会报以无限忠诚，为自己出生入死而无悔……
第１３９９章 心中有路
待赵昺一行人踏上归途，天已经黑了下来，一轮残月当空，山间的各个庙宇燃起的灯火就如坠地的繁星点缀在其间，而他们照路的火把便如划过天空的流星，在山路上闪烁。谁能想到当今陛下行走在这寂静的山间，勾画了一幅新的蓝图。
在化城寺歇了一夜后，次日清晨他们便下山回返，而赵昺并没有回城，直接到御前水军的驻地，卢旭将圣驾送回御舟之上，讨了王应麟和谢枋得的两幅字，当然也没有忘记送上几篓山茶。赵昺留其用了晚膳，席间又叮嘱良多，要其治理好池州，加力推行新政。
王应麟也意识到小皇帝此时推行‘一体纳税’正当时。当前收复两淮，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而那边士绅被蒙元祸祸的不轻，加之王师北定，他们正是心怀忐忑的时候。因此在江北推行这项政策的阻力要小的多。一旦打开局面就可以带动江南。
而江南士绅尽管闹得厉害，但是底气不足。现下主持朝政和牧守地方的主官皆是琼州旧臣，在江南征辟的官员大多充任僚职和担任吏员，主持地方的也仅限与县级主官或州府副职，在朝中根基尚浅，没有建立起繁杂的关系网。
因此江南的士绅们想要推翻这项政策，是难以得到大多数官员们的支持，只有挑动民意，造谣生事以给朝廷施压。又利用儒学门派之争，来引发党争，进而到达自己的目的。而以当期的局势来看，王应麟以为士绅们已经黔驴技穷，才会铤而走险试图行刺陛下，又利用邪道妖僧蛊惑人心，利用德祐帝来牵制当今皇帝。
经过几日间与小皇帝的长谈，王应麟也意识到局势虽然看着纷乱复杂，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危急，而随着御前护军入京，陛下凯旋而归，那些宵小根本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否则陛下也不会在遇刺后还有闲心去游山，显然是心中早有胜算。
至于那些人想借助‘和议’来达到目的，他以为那更是荒唐，蒙元已非昔日那般强势，现在是他们急于求和，一切要看大宋的眼色了，怎么会听那些人的蛊惑和摆布，当然也乐于看到因此而引发大宋内乱。但是一旦发现事情不妙，立刻就会与他们切割，不会为此得罪大宋的。
德祐帝的去留算蒙元手中的一张王牌，其实对于小皇帝来说不过是隔靴搔痒，根本影响不到大局。将德祐帝放归，身份已经是庶民，大宋也不差他一块地、一口饭，想要复辟跟做梦差不多。而依旧将其扣留，在小皇帝看来也就是多一个来日北伐的借口而已。
蒙元那些人也不是傻子，他们现在求得是罢兵熄战，希望能挽回些损失。不会在德祐帝去留的问题上去触怒小皇帝，从而让主要诉求落空，却不是给人当刀使。因此也不会过多的纠缠，而那些士绅们将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显然是脑子被驴踢了，不仅失去了大义，也更加会激怒小皇帝，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最让王应麟感到欣慰的是小皇帝对儒学的看法，并非持非黑即白的态度，而是希望儒家秉承经世的传统，对自身进行革新，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且小皇帝对于儒学没有门派之见，也不反对学术之争，希望他们能够屏弃门户之间，共同为大宋的发展出力献策。
不过王应麟也听得出来，小皇帝对于利用学术认识上的不同而挑起党争，搞党同伐异那一套，进而影响革新十分厌恶。当然为了实现大计，制定的政策肯定也会在不同阶段不可避免的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为民为国’政策不会变，‘大义为先’的宗旨不会变。
王应麟相信若是陛下能够如今时所言，一定会争取到大多数士人的支持，赢得士大夫阶层的拥戴，使得机构改革能够顺利推行，新政得以实施。当然他也知道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革新中也会有些波折，但不会如同前时那样惨遭失败，无果而终……
谢枋得却是另一番心思，如今他基本已经认同了小皇帝的‘义利’之道，最大的义就是‘以民为本’，而与之相悖的就是不义，且这与历代儒家先贤的治民思想相合。作为统治阶层的士大夫们则也要维护这个‘义’，这不仅是对圣人们经世理念的身体力行，也是儒家存世之本，否则必然会被历史淘汰。
在与陛下的谈话中，小皇帝曾引用秦时名相李斯‘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之语。他明白其中意思是说：五帝各有各的一套，各不相同，三代也各有各的一套，各不一样，但他们都把天下治得很好，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办法制度不同。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办法制度呢？这是因为时代变了；时代变了，制度就得变。
谢枋得清楚陛下之意是让他们要如同李斯一般从时代发展上看待问题，但其中对其采用‘以古非今’的思想加以严厉的禁止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但他也明白制度的革新必然伴随着血腥，始皇帝为了推行秦法，首先就决定焚书——
“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思想是从书籍中保留下来的。从这些焚书和惩罚办法中藏书不烧，只是黥为城旦，但偶语《诗》《书》的却要弃市，以古非今的却要灭族，可知焚书是手段，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对秦法的推行言论才是目的。
焚书的次年又发生坑儒案，秦始皇在咸阳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生。坑儒虽是因为侯生、卢生为始皇求仙药不得而逃亡，激起秦始皇的恼怒所引起，但秦始皇坑儒的原因却是侯生、卢生在别人面前诽谤他，破坏他的威信。他坑杀四百六十个儒生，也因为他们“为妖言以乱黔首”。
谢枋得心中很清楚，焚书坑儒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讲，始皇、李斯和儒家思想的斗争，是统一与封国的斗争，是保守与革新的斗争，是顺应历史发展与违反历史发展的斗争。当时儒生所抱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代的封国制度，与形势不符的；始皇所走的路是统一和集权，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
所以在这一斗争中，“是”是在秦始皇这边的，但是这只是自己心中所想而已，根本不敢言于外。因为自汉武帝以后，儒家是统治阶级的御用学派，儒家思想是主要的统治思想。这样一来，焚书坑儒便成了秦始皇罪大恶极的罪名了。他若是表露出来，那岂不连容身之地都没有了。
至于本朝，谢枋得也明白从政治制度看，宋制因承袭唐制，此后少有创制。而宋之于唐，尤如东汉之于西汉，有人事安排而无制度安排，有变更而无建树。应该说宋儒在传承上是十分保守的，缺乏进取精神，而几次革新也在保守势力的狙击下失败。
而本朝执行的‘右文’政策，让士人成为时代的娇子，士大夫阶层得以巩固，享乐思想盛行，失去了危机感，对外实行靖绥政策，主动与敌国媾和，以岁币换得苟安；而对内却日益严苛，对百姓压榨日益增加，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南渡之后，大宋只剩下半壁江山，却随时面临着被北方金、蒙政权的侵略和吞并的危险。而且国家祖先的陵寝全部都在别人控制之下，广褒的中原还有很多故人，一心期盼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振兴，一心盼着有朝一日王师北归，让他们再次归于中原文明的统一之下。
然而在这种形势之下，彼时执掌权力的士大夫们不仅没有励精图治的精神，反倒是风花雪月的故事比比皆是，官场中充斥着浮华和堕落，偷安的思想日增。而士人们依然毫无危急感，以文人雅士自居，见天就知道享乐，国家日益衰败，将大宋一步步带入了不归路，所谓文以儒乱法就是这种人。
而十几天的频繁会谈之下，谢枋得心中也有了底数。他投奔行朝之初，也是怀着就国为民的理想，而他也亲眼看到了行朝的改变，朝臣们从当初的惶恐不安变得从容镇定，从消极应付而变得兢兢业业，从浮夸变得务实，偷安转变为进取。
应该说国家的一场大变让行朝的一班人的思想从内到外都发生了质的转变，而这一切可以说皆是来自小皇帝不懈努力的结果。因为他们从一个‘小孩子’身上看到了复国的希望，从一场场胜利中相信能够战胜蒙元，从其孜孜不倦的努力中体会到什么是进取进取。
现在经过多日频繁的会谈，已经对小皇帝十分认可的谢枋得，觉得自己追随小皇帝的选择没有错，且坚定了继续跟随其的脚步走下去，哪怕前边的路充满坎坷……
第１４００章 无功是过
在大家饭后品茶的功夫，王德送上了份急报，赵昺展笺一看是蔡乔呈上的有关刺杀事件的奏报。其在接到行营要求速速拘捕人犯、查清始末的诏令后，极为震惊。他丝毫不敢怠慢，一边遣人告知林之武，严查在鄂州的疑犯；一边安排人手，调动州军和衙役，亲自部署捉人。
蔡乔和林之武皆是皇帝心腹，行驾刚刚离开不久即发生刺杀事件，且案犯、主使又皆是来自于静州，他们事先竟然没有得到一丝风声，自己虽然刚刚接任湖广安抚使，但也负有不可推卸之责。而此时他们也顾不得自己的得失，庆幸陛下无恙之余，定然是含恨出手。
想着事件刚刚发生不久，刺杀失败的消息很可能尚未传回静州，蔡乔知道行动的速度一定要快，否则案犯获知消息后脱逃，再捉人就难了。因此他先以有匪寇在城中作乱之名，封锁了静州府城各门，实施宵禁，并派出州军围了齐家在城外的数处庄子，然后分兵数路拿人。
一日之间，静州城中涉及此案的人员大部被拿获，唯独少了主犯齐贤。蔡乔命令大搜全城，下令一定要将其抓获，但依然没有抓到。直到当晚负责搜捕城外庄子的州军传来消息，原来齐贤这些日子也是深感不安，担心事件泄露或是行刺失败。那么在城中就不再安全，所以便以收取租粮的名义躲到了城外的庄子里。
据参加抓捕的州军军官回报，抓捕时也颇具戏剧性，他们受命出城抓人。其实主要目标是放在那些被招揽的河盗身上，因为这些人身份特殊，而城中衙役众多，难免会被识破，躲在城外偏僻的庄子中才是最安全的。事实上，情况确是如此，待州军悄悄围了庄子，敲门搜查之时，就有数十名庄客欲从侧门逃跑。
州军战斗力不强，那也是相对于禁军而言，他们其中的军官很多都是从禁军中转调而来的，训练也是照搬禁军的练兵之法，缺的只是临阵杀敌的实战经验以及装备上的差距，对付盗匪却是绰绰有余。这些庄客自然难敌州军的围捕，不及片刻就纷纷束手成擒。
领队的军官很有心计，觉得这伙人在官兵一到就要逃跑，显然是做贼心虚，于是立刻对俘获的庄客进行讯问，并让庄子中的人进行辨认。果然主犯齐贤就藏在其中，他知道事关重大，不敢再问，立刻将其拿下严加看管，急速送往府城。
同时在庄子中大搜，抄出一份名单，正是他们谋划刺杀事件时，雇佣刺客的筹款名册，参与人和出资额历历在目，尤以齐家出钱最多，也就此坐实了其是主谋的身份。而这份名单又牵扯出诸多人等，蔡乔下令立刻扩大缉捕范围。
不要小瞧一个任何政府的能力，一旦动员起来就显示出了极其庞大的力量。蔡乔这边连夜加以审讯，每有新线索立刻着令追查，并行书各所属州县配合擒拿。两日之间抓捕涉案人员百余人，扣留家眷及相关人员两千余人。现下正在深挖其社会关系，查证是否有在职的官吏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作为刺客中转地的鄂州也展开大范围的追查，林之武从刺客入住的客栈和使用的船只入手，缉捕涉案人员。而对鄂州府衙也即刻展开排查，要知道如谢枋得一级的官员行踪都是保密的，而御舟何时过境也只限少数人知道。
但刺客不仅预备在码头行刺谢枋得，还获知了御舟的过境时间，让其可以预先设伏，这绝非偶然，其中必有内鬼向刺客传递消息。而刺王杀驾那是何等大事，如何放大皆不为过，林之武也是又气又恨，本着宁可错抓，不可放过的原则，凡是有嫌疑者皆先抓捕看押，然后再细细过审，一时间鄂州牢房也是人满为患。
赵昺看完奏报后，将文卷递给王应麟和谢枋得二人传阅，两人看罢脸色皆不大好看。谢枋得向陛下施礼道：“陛下，此事皆是臣失职，守土无方让陛下和王相受惊了，请陛下责罚！”他知道自己虽然离任，但是不及两日便发生袭击御舟的事情，无论如何也逃过一个治民无方的过错。
“叠山先生此言差矣！”赵昺摇摇头道，“此事说起来，汝和王相才是正主，朕不过是被殃及池鱼。但汝被治下的士绅忌恨，却反而说明汝有功无过，朕应该予以嘉奖，又何来惩处一说。”
“臣谢过陛下，但此事还是因为臣无能，未能处理好‘一体纳税’之事，以致激起士绅们的报复，祸及陛下。”谢枋得因为此事已经提心吊胆好几日了，按照以往惯例自己必然会被降罪，而今小皇帝显然是在保他，让他松口气之余，也是满是愧疚。
“叠山先生不必自责！”赵昺再摆手道，“世上最遭人恨者，无外乎杀人父母，夺人钱财。先生大力推行新法，等于从那些士绅手中抢钱，他们怎能不恨你。可是先生行的是对国对民有利的大义之事，而非祸国殃民谋求私利，朕当然不会让汝受委屈，回京之后还要要大力褒奖，旦有人弹劾，朕自会为汝做主。”
“谢陛下体恤，臣必铭记在心！”谢枋得深施一礼道。作臣子的最怕什么，当然是担心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事，自己卖了半天力，出了事情皇帝就甩锅，把责任都推给下属。而今陛下等于给自己吃了定心丸，主动揽过了一切麻烦，怎么能不让他感激涕零。
“卢知府也要小心了？”赵昺转而对卢旭又道。
“臣做错了什么事情吗？”卢旭见陛下说的郑重，疑惑地问道。
“汝收寺田，夺庙产，将九华山的和尚都得罪了，小心他们也会买通了刺客对汝行刺！”赵昺脸一变，笑打趣道。
“一切有陛下为微臣做主，自不会担心那些和尚。而如今臣确是盼着他们行刺于吾，那么微臣也可得到陛下的青睐，来日也如谢先生一般平步青云。”卢旭倒也有趣，一本正经的附和道。
“哈哈……”赵昺听了大笑，而后又指指天道，“只要为国出力，为朕分忧，做对百姓有益之事，汝即使将天捅个窟窿，朕也会为你挡住上天之怒！”
“有陛下之言，臣敢不效死！”卢旭也深施一礼道。
“民吾，可将朕今日之言记下，待有为之臣蒙受冤屈时，要提醒朕！”赵昺转而对陈识时道。
“属下遵命，定记于行录中！”陈识时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天下没有常胜的将军，也没有不犯错的人。朕自主持朝政以来，也非事事皆对，其中也做过错事，行过弯路。但朕以为只要行的是大义之事，行事有些过激，或是伤及一些人的利益，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要给其改正的机会，不能够就此抹杀了其的功劳，进而一棍子打死，还是要妥善任用的。”赵昺言道。
“如今朝中有些官员以为不做事就不会犯错，或是循规蹈矩，行事畏首畏尾，唯恐有过。在朕看来他们皆不称职，是懒政、怠政，没有担当之举，这种官员是不能用的。我们皆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官不能为百姓谋福祉，就是失职，无功即是过。”
“陛下之言，臣等定谨记在心！”众人齐齐施礼道。
“我们用人也是如此。现在朝中选拔官员要看资历、要看出身，朕以为这并非不对，但是只看于此确是不行的。有些官员谈经论史，千古之事无一不晓；诗词歌赋，无一不通。可是让其治民，确是一塌糊涂。这种官员就不能让其主政一方，而是要提拔任用那些有担当、有魄力、有能力的官员，而不要只看资历和出身。”赵昺言道。
“陛下所言不无道理，此次选拔了官员进入新收之地，有些地方民心很快得以安定，恢复了生产。但有些地方依旧混乱不堪，盗匪横行，百姓纷纷逃离，足见官员能力参差不齐。据臣所知，那些吏员出身或是有参赞军务经验的官员皆能迅速进入角色，履行职责。而那些科举和太学出身的官员，对地方事务生疏，治民经验不足，难以理事，甚至是束手无策。”王应麟此次随扈主管民政事务，对于新收之地官员的能力高下还是有发言权的。
“这也是朕的失误，对他们期望过高，未能从实际出发，以致有些官员履职后对环境极不适应，难以治民。以后朕也要引以为戒，不能再犯。”赵昺言道。
“陛下不必愧疚，此乃臣等的失职，不能知人善用，以致误了国事。”王应麟赶紧揽过道。
“功是功，过是过，朕有过也要自省，怎能委过他人！”赵昺摆摆手，叹声道，“其实朕主政以来，也是战战兢兢，唯恐一步踏错。别人有过尚有机会改过，可朕一旦犯错，可能就将大宋带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啊！”
第１４０１章 老天添堵
十月初，船队又经过十多天的航行到达建康，泊于城外码头。再有两日船队就能转入运河，直驱京城了，经过前些日子的恳谈，赵昺已经说服了王应麟和谢枋得，得到了他们对革新的支持，而话题也更趋于实质性的内容。
前两日，王应麟和谢枋得拿出了对重建中书门下省及机构配置的草案，而关于内廷改制的方案也在又御前办的几个人加紧制定。赵昺他知道马上就要到达临安，而改制要在赶在明年初推出，回去后还要与朝中重臣们进行讨论，然后征求百官的意见，还要重新组建新机构，因此时间很紧迫。
这两天赵昺忙着审阅初稿，还要不时的召见二人征询不懂之处，并对些具体的问题进行修改，争取在回京前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昨夜又是熬夜到三更，睡了两个时辰便起身，照例到甲板上活动下身体，清醒下脑子再用膳。
“呦……”赵昺刚上了甲板，就觉脚下一滑，趔趄了两下险些摔倒。
“官家小心，甲板上有霜！”在旁的倪亮赶紧扶着小皇帝道。
“刚刚入冬，江南就这么冷了！”赵昺稳住身子，看看甲板上果然是白花花的一片，他搓搓手道。
“是啊，岸边已经结了薄冰了！”倪亮道。
“我怎么觉得今年比之去年要冷些啊！”赵昺皱皱眉，他知道按照近现地理划分，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属于亚热带气候，在池州时穿着一件夹袄就不觉的冷，建康要比池州偏北些，但他穿着件夹袄就感到冻的慌了。
“嗯，好像是冷了些！”倪亮点点头道。
“官家，天凉了，未加衣就出来了，别受凉！”王德抱着大氅追了出来，给小皇帝披上，又转身训斥跟在后边的小黄门道，“早就嘱咐你们了，官家早晨要到甲板上锻炼，要将甲板清理干净，这如此湿滑摔了官家，非得扒了你们的皮。”
“都知，甲板上结了霜，实在难以清除，本想待太阳出来后化了再清扫，谁知又有晨雾，便耽误了。”小黄门赶紧施礼解释道。
“好了，不要再怪罪他们！”赵昺看看几个小黄门身上也是单衣，冻得瑟瑟发抖，摆摆手道。
“官家好脾气，替你们求情，否则定要打你们板子！”王德板着脸道。
“谢官家！”几个小黄门知道自己逃过了惩罚，赶紧施礼道。
“天气骤冷，官兵们还穿着单衣，要赶紧设法筹措些御寒之物！”赵昺忧心地道。他们去岁也是这个时候出兵，穿的是冬装，入夏后换了夏装。征荆襄本来以为会很快结束，没想到延迟了月余还朝，没有能赶上更换冬装。
“官家勿忧，陆相已经将护军所需的冬装送到了建康，存放在码头官仓中，今明两日就能送到船上，陆续发放给诸部。”倪亮在旁言道。
“哦！陆相想的很是周全啊！”赵昺有些惊喜地道。
“船上也缺少御寒之物，还要上岸采买些好炭和被褥！”王德言道。
“好！”赵昺点点头又道，“你也要给王、谢两位先生买一些，尤其是叠山先生家还有家眷，恐怕也会有所短缺。”
“属下遵命！”王德答道，“往年要到十月中、下旬才会换厚衣，今年才月初就如此冷了，早知如此就在池州备下了。”
“有家在建康的军卒也说今年入冬早，再早些年十月底换冬装都不迟！”倪亮也插言道。
“入冬愈来愈早，这非是好事啊！”赵昺听了却是皱眉道……
早膳后，建康知府刘辰翁上船觐见，赵昺在书房中与其会见，王应麟和谢枋得两人自然在旁作陪。其献上些上好的木炭，予陛下驱寒。舱中点上了火盆，驱散了湿寒之气，觉得暖和了许多。
“今年秋粮收成如何？”相互见礼，寒暄了几句后，赵昺便问道。
“禀陛下，今年粮食与前年相比稍许歉收。臣查问下属，皆言是入冬早，春天迟误，影响了收成。”刘辰翁答道。
“怕是进入寒冷周期了！”赵昺的想法再次得到了证实，面带忧虑地道。
“是啊，江南是比往年冷了，在太宗雍熙年后，也出现类似情况，气候急遽转寒，江淮一带漫天冰雪的奇寒景象再度出现。长安，洛阳一带在唐朝以后可以种植的柑橘等果树全部冻死，而淮河流域、长江下游和太湖皆结冰，可通车马。”王应麟在旁道。
“嗯，苏轼诵杏花诗中的‘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正可为证。而唐时，不仅长安冬天没冰没雪，开元年，扬州甚至出现过稻米两熟的事情！”谢枋得也言道。
“不过我朝南渡之后，气候又逐渐转暖，直到蒙元犯境时又逐渐转寒，今年又比往年入冬早了数日！”刘辰翁道。
“气候转寒，朕又有麻烦了，朝野会认为是朕不仁，以致上天降罪！”赵昺苦笑着言道。在古代，皇帝上头还有个比其还要大的神秘存在，管着世间所有的事情。再狂妄的皇帝也得叫“天子”，管的地方叫“天下”，管理百姓的权力叫“代天牧民”，说话之前，必须得先来句“奉天承运”。
可在寒冷时期，老天爷总不下雨，谁也不敢对龙王爷瞪眼。只能归咎于皇帝老儿是个坏蛋，坏事儿干的太多，天怒人怨，坏了“天道伦常”。而只要把那个坏皇帝干掉，一切都好办了。本着这个朴素的道理，饿肚子的老百姓从“吃大户”暴动开始，到有政治诉求的起义，干掉了一个又一个牛x的王朝。
现下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治下也算太平，推翻他的统治，赵昺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自己北伐得罪了一班江南大户，改革税法又得罪了一班士绅，现在正搞三搞四的给他添腻歪。而今有了这个由头，又得是一番上书，让自己下罪己诏，收回成命，恢复旧制。
“陛下实施仁政，励心图治，乃是百姓之福，怎能将此怪罪在陛下的身上！”刘辰翁连忙施礼道。
“正是，往时天寒，漠北牧草不丰，牲畜冻饿而死，蛮夷便会南侵。而今年陛下北伐将蒙元赶出两淮，使江南远离兵锋，正是远见卓识之举，那些愚人们岂能领会其中深意！”王应麟道。
“呵呵，听几位先生之言，朕心甚慰。”赵昺笑道，“但是北伐之后，蒙元漠北草原宗王领兵南下勤王，战事结束也必不愿返回漠北，希望留在中原就食。而蒙元朝廷失了江南，又丢了两淮和荆襄，是难以养活起这许多人的，其必然会觊觎我朝，大仗不会发生，但频繁犯边的事情却不会断。”
赵昺有些沮丧，自己真的有些倒霉。观中国几千年的奋斗史，自秦汉经唐宋至明清，有个魔咒般的存在一种萦绕在中国周围，这便是所谓的“三百年治乱循环”。差不多每到兴衰周期的节点，无论曾多辉煌的王朝，都会上演诸神黄昏。
长城以南喜欢种地的兄弟们，都被北方草原喜欢骑马射箭的小伙伴捶得够呛。过上一段时间，种地的兄弟们又总能翻身而起，举着小旗欢送骑马的小伙伴回草原放牧。中国历史便在这种，农耕和游牧的博弈中蹒跚前行。
一直以来，对这种规律性的兴衰轮回，大多从政治、经济、种族压迫等角度诠释，但是否还有种更大范围，影响两种文明的因素存在呢？一般来说，古代史料记述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朝堂的博弈上，对于气候变化的记载相当有限。
在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人们对气候研究的深入，发现气候的演变对王朝的兴替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在最近四、五千年来的气候，经历了三个完整的“温暖—寒冷”变化周期：
第一个温暖周期出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称为“仰韶暖期”，与之对应的是西周冷期；第二个温暖时期出现在秦汉，称为“秦汉暖期”，对应魏晋南北朝冷期；第三个温暖时期则在隋唐出现，称为“隋唐暖期”，对应明清小冰期。
汉唐时期，凭借温润的气候，中原农耕物产充裕，有能力支持大规模扩张所需的人力物力。要知道，种地兄弟们打仗的能力并不差，但农耕文明的战斗力，严重依赖后勤补给，从中原运粮到西域供应军队，根本是件不可完成的任务。而温暖的气候也使西域的雪山融雪增加，河谷地带径流丰沛，可以支持大规模的军民屯垦。
其次，西域温暖的气候也让道路交通的补给压力降低，这不但有助于商队使臣的通行，也促成了军队长途奔袭可能性。而寒冷气候时期，中原自身的生产能力下降，经常陷于内部分裂的窘境，守成尚且不足，又何谈扩张版图？
可以看出，气候温暖时期，农耕文明强势，中国多为太平盛世时期。而气候寒冷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农民暴动频繁，多为朝代更替，民不聊生的时期……
第１４０２章 来不逢时
仅一次偶然的晨练让赵昺生出了危机感，这肯定是难以让人相信的，而他之所以有此想还是源于前世在网上的争论。在讨论王朝兴替的问题时，有人以为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人说是社会制度、有人说是战争和灾荒，但有人也提出了气候和环境变化影响历史进程的观点。
辩论的结果依然是一帮子年轻的杠精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帖子逐渐沉寂而告终，但是在赵昺心中确是留下了印象的。谁都明白，即使在现代社会，若是发生大的天灾最直接的表象就是粮食歉收，经济衰退，进而引发人道主义灾难。
不过在现代社会全球合作的背景下，大国一般都能自我消化，而小又穷又孤立的国家还是会引发政治动荡。而前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赵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会导致某些商品短缺，进而使物价上涨；或是恶劣和极端天气增多，使得自己工作的船场停工避险的时间随之增加，收入减少。
可来到这个世界，而赵昺的屁股坐在了珠穆朗玛峰上了，审视世界的视角自然也不同了。他意识到在通信和生产、运输高度发达，产品丰富的现代社会，人们可以及时获得信息，并通过迅捷的运输系统调度物资，依然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在古代交通落后，信息传递缓慢，一旦是边远的地区发生灾祸，最高统治者得知往往已经晚了，此时即使能够及时调度物资和人员救灾，往往已经是月余之后。那时灾害肯定已经形成，且后果更加严重，而一旦局势失控，就会进一步扩散，进而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
当然赵昺也知道影响历史进程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气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也不容忽视，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环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每次重大变化，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入侵矛盾，主要是来自北方大漠。因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东、南两面有海洋，基本上是人类探索世界的阻碍。西面有高大的青藏高原和广阔的沙漠，外族受地形和气候不可能对东部的汉族政权造成千里突袭。所以汉族政权在古代一直蒙受着来自北方的压力。
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是游牧经济，完全靠草原来养活自己，当气候变冷时，草原生长很差，得不到充分的食物供给。在这时候，就会向南方的汉族政权发起进攻，以获得食物。而古代中原政权一直是农业立国，南方此时也变冷，使土地积温不足，作物生长受损，粮食等物资也会大幅减产，严重饥荒必然引起动乱，进而影响各朝代的政治、军事、经济、从而综合国力有所下降。
因而从气温的角度上看，如果彼时期的气候转暖而且基本稳定，且同期农耕王朝的统治范围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王朝的实力就会略有增强，历史进入难得的稳定期。气候变冷，游牧文明的战斗力就会加强，游牧民族的袭扰也就更加的频繁，而中原王朝也将面临内忧外患的窘境，这一时期王朝更迭的速度快，就是进入了寒期。
研究结果表明，温暖期一般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此时国土面积广大。寒冷期则汉人政权实力大打折扣，边疆少数民族“兴盛”，来自外族的压力很大。赵昺记的入宋后的温暖程度低于隋唐两朝，北方气温又一次下降，进入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寒冷期。
好在这一寒气并不长，可是对于宋朝来说依然是致命的，少数民族政权也追求好的草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的南下对宋朝轮番吊打。所以宋朝尽管经济发展较高，但其在军事、统治范围等方面已大不如前朝，以致从中原被驱赶到江南，苟延残喘，落了个‘弱宋’的坏名声。
在宋朝退居江南的时期，气候也非一成不变，曾经有过波动。蒙古人抓住了这个窗口期，他们在暖期时期，经济与军事实力都得到了长足得发展，一路打到了多瑙河沿岸，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版图。当然这也是蒙古人骁勇善战的结果，但也从侧面证明了暖期对于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益处。
赵昺记的那位网友曾经引用了一段科研人员的发现，他们利用树木的年轮重建了历史气候温度曲线图，而我国历史上的朝代垮塌几乎都与曲线图上的低温区间相对应，秦朝、三国、唐朝、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的灭亡年代，都是处于过去2485年来平均温度以下或极其寒冷的时期。
而赵昺还依稀记的公元1271年至1296年是一段寒冷时期，也正是南宋灭亡的时期，他掐指一算，心中大骇。今年是祥兴十一年，换算成公元纪年正是公元1289年，也就是说当下仍处于寒冷期，且是温度还在下行，要在七、八年后才能度过危险期。
这一算不要紧，赵昺心中暗骂自己穿越也不挑个好时候，怎么赶到这么个倒霉的节点。而他过去十几年大部分是在琼州度过的，那里是热带气候，一年到头都那么热，对温度的高低并不敏感。可现在又夺回了江南，打到了两淮地区，与中原只是咫尺之遥了。
这一路从热带地区进入亚热带，过了南北温度分界线，又到了北温带地区，赵昺这就能感受出冷暖来了，也想起这么茬子事儿来了，心里不禁一阵腻歪，哀叹自己真是来不逢时，老天不公，就不能让自己好好的当一回穿越者。
如果现在处于温暖期，大漠南北温度升高，雨水充沛，冬天也没有那么难熬。那么蒙古人在遭到重创后，就会考虑退回祖宗之地，回到大漠去放羊了。吃得饱、穿得暖就不会考虑啃大宋这个硬核桃，缺钱花也会首先考虑向西北发展，去抢自己的兄弟们。
当然也可以学学成吉思汗，哥儿几个联合起来重走西征路，去祸害中亚、西亚那些国家。还可以到欧洲将欧洲那些小领主们都收到麾下，领着骑士小弟们再去非洲逛逛，看看金字塔，畅游下尼罗河，顺便从‘老黑’手里面抢些金子、宝石。
那时候天下太平，世界一统，实现全球民族大团结，大宋人民也会欢迎你们以外宾的身份来经商、旅游、搞投资，多好啊！而当下天却是越来越冷，大漠更冷，生活在那里的蒙古人日子苦，过去有朝廷的补贴，大家的日子还能过得去。可现在朝廷丢了江南，有失两淮，赋税少了大半，自己都不够用，补贴也就只能一欠再欠，日子就没法过了。
前两年，留在大漠、草原的蒙古人们就嚷嚷着要南下讨要补贴，可慑于朝廷掌握的汉地侍卫亲军，他们也不敢真的无令南下。而今汉地的卫军被宋军干掉了几十万，基本上被打残了，大汗不得不‘请’他们南下御敌。虽然大汗欠发了补贴，可机会难得，大家还是纷纷拖家带口的来保卫大汗。
赵昺其实挺为真金担心的，不是有句俗话叫‘请神容易送神难’。如今蒙元汉地最能大的军队几乎损失殆尽，那些号称精锐的怯薛军也就剩下个名头了，哄哄外人还行，却蒙不了那些草原宗王军。这些人虽然久居大漠，偶尔来下汉地，也是客串下突击队，打完仗还是要回老家继续牧马放羊。
不过这些宗王军也非过着悠闲的日子，平日要防着其他兄弟们来自己的地盘‘串门’、‘拿东西’，当然他们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会常去邻居家串门，顺便拿点牛、羊、带回些奴隶，娶几个外族的女人，杀些不识相的家伙。且当反贼阿里不哥、海都之流要来犯境的时候，他们也要接受点集，自带弓马去参加战斗。
所以这些宗王军几乎是没事自己打自己，有事儿在合伙打外人，战斗力还不是吹的。而损兵折将的真金说话自然是没有底气的，根本强硬不起来，即便想要拿些钱财把他们哄会老家去，可摸摸钱包，就剩下些擦屁股都嫌硬的宝钞了，早被糊弄了多次的宗王们肯定不会干。
至于那些好不容易从苦寒之地来到中原的宗王们，本来就不愿意再回去了，这里暖和，又有粮食吃，没事儿还可以到宋境内打打草谷。既然朝廷欠薪，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自己正好留下讨薪，或者找块地盘自谋生路了，堂堂大汗总不能看着我们饿死吧！
真金欠薪，可苦了赵昺！那些蛮夷们哪里知道礼义廉耻，即便与蒙元达成协议，只怕这些草原宗王们也只会当成张废纸，而真金又管不了他们过境串门，如此赵昺就得做好打仗的准备。可天气变冷，江南的日子也不好过，双季稻变成一季稻，三季稻变成了双季稻，那得少收多少粮食，地主家也没多少余粮，还得扎篱笆防贼……
第１４０３章 阶层分裂
王应麟等人不知道小皇帝仅仅因为入冬时间的提前而有了那么多的想法，只当是他忧心百姓生计而面带愁苦，纷纷上前宽慰说今年虽然稍有歉收，但是还不至于会影响到民生。且今年的秋税大部已经入库，比之去年增加了两成，而随着减免税赋地区逐渐到期，明年财政收入会越来越好的。
他们的话对于赵昺来说无异于鸡同鸭讲，担心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可他又没法跟他们解释，总不能说自己总结出了历史上王朝兴衰的规律，皆是老天爷捣的鬼。否则这帮人又得对自己一番劝谏，大谈君王仁厚，政治清明才是国家兴衰的根本。
所以赵昺没有多说什么，看着这老几位岁数都不小了，大冷天的再冻出个好歹来，还是自己的罪过。便让小黄门在舱里点起了火盆，不一会儿火烧旺了，驱散了舱中的寒湿之气，让人感觉舒服了许多，稍后又有人送上了热茶，几口下肚，身上也暖和了许多。
“陛下，臣已经将城中的行宫收拾干净了，还请移驾宫中，臣也好能早晚侍奉左右！”刘辰翁施礼道。
“不必了，朕一动就要惊动许多人，实在是太过扰民！”赵昺摇摇头道。
他知道南渡后，高宗赵构曾驻跸建康，当初想建都于此，并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作为行都，兴建宫室。可金军越过长江，吓得他逃到海上，后来留在了杭州，后将建康改为留都，宫室改为行宫。而自己若是上岸，随扈的人员要跟着，还要动员大批的护军入城护卫，城中定也要大肆整治，搞得鸡飞狗跳。
“陛下，难得至建康，城中耄老、士绅和百姓皆翘首以盼，想一睹龙颜！”刘辰翁再劝道。
“是吗？”赵昺听了谑笑道。
“这……建康府中上下确是一片真心！”这种官面上的话，其实是较不得真的，如此弄得刘辰翁好不尴尬，好在他反应快，讪笑着道。
“刘知府勿要再客气了，陛下担心骚扰百姓，一路行来只因途中遇险，在池州盘恒了几日，其余州府皆未登岸，非是有它意。”王应麟担心其有他想，在旁解释道。
“正是，船队经鄂州，也只因搭载吾的原因，停留片刻。”谢枋得也帮腔道。
“臣闻知陛下遇险，也是心急如焚，好在有惊无险，实在是万幸！”虽然王应麟说的隐晦，但是官场上的消息也不慢，尤其是其作为管理江东十数州的主官，刘辰翁对事情的始末也知道的七七八八了，向皇帝施礼道。
“地方不靖，人心不古，有些人对陛下新政不满，便铤而走险，实在是求死之举！”谢枋得也曾是坐镇一方的朝廷大员，品级不输于刘辰翁，说话也便直言不讳了。
“叠山先生之言极是，江东的士绅与蒙元过去纠葛过甚，也有些人担心陛下会算旧账，借机兴风作浪；但也大多数士绅还是心向朝廷，拥戴陛下的。”刘辰翁点点头道。
“哦，刘知府可否说的详尽些！”赵昺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毕竟士绅算是士大夫的预备队和后台，关系到国家统治阶层的向背，以及自己下一步政策推行顺利与否的问题。
“陛下当知建康既是江南东路军事重镇，亦是经济重镇。沦于蒙元之手后，为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管理，除了至元十二年设立行中书省，江淮行枢密院和建康宣抚司，至元十四年，又外置了江南行御史台，监临东南诸省，统领东南各道提刑按察司，治所初设在扬州，后改为杭州，又还治所建康，掌管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十道的监察事务。又在城内设有东、西织染局，组织丝织品生产，有织户六千余，繁华依旧。”刘辰翁道。
“嗯，不错！”赵昺点头表示同意其说道。
“建康即为蒙元江东行省治所，管控十分严苛，一言以蔽之是‘内北国而外中国’，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对士绅极力打压，许多人因此破产，或出走他乡，或而被迫从贼，因此对蒙元十分痛恨，思念我朝！”刘辰翁言道。
“不过蒙元对乡间的控制却又颇为松懈。对江南地区所征收的赋税，较之我朝尤轻，官府对民间的管制更是微乎其微，豪门大户可以大肆土地兼并，经营商业，甚至也可以参与到地方治理之中，士绅们俨然成为地方之主。”
“时人言‘蒙元法网疏阔，征税极微。乡间僻野，颇称乐土。一家雄据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腹里）汉儿百姓……更田多富户，每一年有收三二十万石租子的，占著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因此乡绅们对元廷感恩戴德，与其权贵牵扯甚多。”
“王师还朝后，朝廷重新厘定土地，清查叛逆，许多与元廷往来过密的乡绅被清算，其土地被收，佃户被遣散。又向乡里派遣管理，管理乡间事务，其势力大不如前。而我朝又实施士绅一体纳税，按照田亩收税，使得他们的税赋增加，且没有了减免税赋之权，难以再依靠隐匿兼并农户的田产。以致无法招揽佃户，耕种自己的土地，甚至导致田地撂荒，这进一步削弱了其势力。所以这些乡绅们是朝廷新政是对他们的清算，因而对我朝心怀怨恨！”刘辰翁缓了缓言道。
“此外，我朝北伐，矢志收复故土。江南的士绅们担心朝廷向士绅加征赋税，自己的负担加重。又担心一旦收复旧都，朝廷必然迁都江北，以致江南繁华不在。又怕收复江北后，朝廷为了实边会从江南向江北移民，会让他们流离失所。”
“哦，原来如此。”赵昺点点头道，而心中也豁然开朗。
常言道：有压迫，就有反抗！蒙元为了维护统治，对前朝世家豪门进行打压，而这些传统的世家则多居于大城，或是繁华之地，所以遭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士绅在中央政治中无法发挥突出作用，自然痛恨蒙元，怀念旧朝；与之相反，那些居于乡间和偏僻之地的乡绅，却钻了空子，利用自己过去的权威，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因此致富，而这些利益既得者自然对蒙元年年不忘，对当朝愤恨不已。
但是赵昺以为在乡士绅并非皆是如此，如身边的倪亮一家、庄公从兄弟、伍隆起等等许多人皆是乡绅出身，但是在国难之时，他们纷纷毁家赴难，率乡民勤王。而在行朝转战两广的时期，也有诸多乡绅捐钱、捐物，可以说这一部分人为复国做出极大的贡献，所以对乡绅不能一概以劣绅视之。
不过刘辰翁看似无心的几句话还是给了赵昺很大的启迪，让他意识到士绅集团也非是铁板一块，他们之中也要分左中右的。
而今那些追随，或曾经追随行朝的士绅，他们许多人随着朝廷的回归，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有授官的，有封爵的，有蒙荫的，他们已经成为朝廷坚定的支持者。
还有一部分就是如刘辰翁所言的官宦世家，他们祖上曾经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后致仕还乡成为当地士绅，但是子弟又多有通过科举，或是蒙荫进入仕途。这些人家中颇有财产，在地方又有声望。在蒙元入侵后，一些人如江氏兄弟召集义军勤王护国，为国尽忠。
也有些人在亡国隐居乡野，不接受敌朝的征辟，蒙元对这些不识时务的前朝遗老遗少自然是竭力打压，进行迫害。这些士绅一部分舍弃所有，追随着行朝转战南北；一部分在行朝迁琼后，也通过各种渠道投奔行朝；另一部分为国守节，为逃避蒙元的迫害隐姓埋名四处躲藏。
这部分士绅投奔行朝的，大部分都得到了重用，甚至成为国之重臣，或是新贵。而那些守节的士绅，在回归江南后，朝廷归还了他们的田产，恢复了他们的功名，征辟官员也优先从中选拔。但是赵昺为了能保证新朝政令畅通，同时也出于维护皇族的私心，对官宦世家进行了压制。因而这些士绅应该还算是利益既得者，但他们对皇帝仍处于观望期，算是中间派。
偏据乡下的那些正牌乡绅，多是过了乡试和州试的士子，或是些当了一辈子小官僚的致仕还乡的小官僚，他们的人数最多，与朝廷的粘结度不高，甚至还有些怨念。他们靠着身上些许功名和特权得以‘闻达’乡里，成为乡间的‘权贵’，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就是一方土皇帝。
而蒙元入侵对他们影响不大，甚至还有些利好，前朝自然也就很快成了忆梦。对于新主子说不上多么上忠心，却也颇有好感，但士人在蒙古人眼中不值钱，得到入仕机会的人很少，大多数人主动承担起维护乡间秩序的责任。
不过乡绅们受制与权力和影响力有限，也难以做出大奸大恶之事，没有被朝廷彻底清算，只是失去了部分财产，而随之以来的新政，剥夺了他们的特权和乡间话语权，让他们的利益受损，当然反对朝廷和皇帝新政的声音最大……
第１４０４章 荡浊流清
时代的变迁，形势的变化，都是考验人性的节点。赵昺现在也明白了，蒙元入侵江南，大宋沦于敌手十年，对士人来说无疑也是一场大考。
有的士人愤而反抗，不惜自身，走上抗元复国的道路；有的人就此沉沦，离群索居，避于世外，寄身于外物；有的怀着故国梦守着心中的信念，却又不得不屈从于形势，苟且于世；有的则背经叛道，投靠于敌，走上了背叛国家和民族的道路；更多的人选择了随波逐流，乖乖的做了蒙元的顺民，前朝已成忆梦。
因而十年间大宋的士人阶层已经被撕裂，这不同于学术上的争论，也不同于朝堂上的党同伐异，而是事关人性、道德和本心的考验。这就如江河奔流，泥沙俱下，荡浊流清，在不断的奔流和激荡中，有归于清流，有的人潴留江湖，有的则流入粪坑。
但是不论如何，历史的吊诡在于只要王朝更迭，总有部分江南士人会遭到‘清算’。想到这么个结果，赵昺觉得很有些意思，说是天道循环，因果报应，有些牵强，可是历史上都会上演这么一出。而原因更是各异，尤其是朱老八对江南士人的打压更具有代表性，而原因也更是奇葩。
话说历史上的元末明初，江南的士人们也曾面临抉择。一边是经过他们改造的私盐贩子张士诚政权，但其名义上依然忠于大元朝廷；另一边则是出身乞丐的朱元璋，正为了夺取天下而洗刷与红巾军的关系。人们皆以为元代普遍存在残酷的民族压迫，但事实是江南乡绅们过得颇为惬意。
私盐贩子张士诚从江北而来，占据了以苏杭为核心的江南大部，与当地士绅地主开启了合作统治，‘开府平江，文士响臻’。由于江南士人的大量参加，张士诚的政权迅速文人化。与逐鹿天下的群雄专用武将不同，三位江南文官王敬夫、叶德新、蔡彦文成为张士诚政权的决策核心。
江南士绅眷恋着元朝治下的太平景象，在他们的影响下，张士诚也满足于保境安民，未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在朱元璋、陈友谅激战时，张士诚未加以利用，反而在吴地兴建了大规模水利工程白茆港。当时有歌谣表现张士诚执政的这一特点：丞相（指张士诚）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指朱元璋）起，干瘪。
不过乱世中的太平不过是仓促一瞬，朱元璋在消灭了西边的白莲教教友陈友谅后就向东进军。朱元璋集团信心满满，以为江南民性柔弱而张士诚身边也尽是迂腐书生，大兵所至必然望风而降。然而，事实却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
当朱元璋向东进攻张士诚，此时其已占据明显优势，江南士绅绝大多数都对张士诚政权死心塌地，吴民多死守顽抗，战斗异常激烈，持续了近一年。最后张士诚被困于苏州城内，弹尽粮绝而不忍做出人相食之事，只有开城投降。
虽然此前就有刘基、宋濂等江南士人归附，但更多的人还是占到了他的对立面，如今他已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江南的士绅地主却依旧对张士诚保有忠诚。成为败寇的张士诚依然被描述成一位不忍子民牺牲的仁慈统治者。
多年以后，在南京城坐稳了皇位的朱元璋，依然对自己无法得到同样的爱戴耿耿于怀。在明初野史笔记中，到处是朱元璋和吴人相遇，而吴人感念张王的桥段：高皇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张士诚在苏何如？妪云: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最让朱老八愤恨的，莫过于从苏南迁往首都的吴人，依然称张士诚为王，只管他叫老头。太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妪密呼上为老头儿，大怒。……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吾为天子，此邦呼为老头儿，何也？即命籍没民家甚众。
这些着实可以反映当时社会舆论。而明朝定鼎中原后，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的反应仍旧冷漠，纷纷做起了前朝遗民。朱元璋出身淮西游丐，早年吃够了地主官员的苦头，连年征战又在江南颇受冷遇，对江南人一贯没好眼色。现在坐稳龙椅，哪有不还以颜色的道理。
除了田赋，明代还有两种粮食税，分别是供给边防军人的漕粮，以及供给京城权贵宫廷的白粮，而这些负担也主要落在了江南人头上，正税和摊派之外还少不了各种附加费，摊派往往数倍于正粮。也有人以为，江南的粮食产量较高足以承担这样的赋税。
可如果说苏松重赋还有出于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考虑，人口的强制迁移则是带有占有明显的惩罚色彩。朱元璋主导的人口迁移被称为‘洪武赶散’，驱动了几十万甚至百万江南人背井离乡。惨烈的元末大洪水席卷大半个中国，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而张士诚控制的江南人口损失不大，自然被视为对外移民的首选。
元末战乱后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府人口凋亡尤甚，作为中都实在太过荒凉。为了充实祖宗之地，在攻陷苏州的当年朱元璋就将苏州富民迁实濠州。洪武三年，迁四余户江南人填凤阳。四年以后，迁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这些移民在营造中都的过程中大吃苦头。
在明初的严密控制稍松懈后，江南就以各种方式逃回老家，其中行乞卖艺也是一条出路。凤阳花鼓唱词中所谓‘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出处众说纷说，其实就是江南移民控诉朱元璋‘暴行’，欺负江南人的一种说法。
首都南京也需要充实人口，洪武年间，苏浙地区共有四万五千多家富户，被朱元璋强制迁往南京，他们带来的财富理所当然要用来繁荣都城。云南平定后，朱元璋又不断从内地往云南移民，以充实边疆，不少原本被迁移到南京的江南人又要跟着大军去戍守边疆。沈万三修城墙惹怒朱元璋，最后被发配云南的故事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
朱元璋死后的建文新政一度给江南士人带来了希望，众多江南士子聚集在年轻的皇帝身边，没想到来自北平的燕王朱棣靖难成功，再度把他们打压下去。朱棣不仅带来了大量靖难功臣，占领了大小官职，还把首都直接搬到了北平，南方士人集团再次遭到清洗。
而由明入清后，使江南士人再次受到满清的报复，大吃其苦头的科场、奏销、哭庙三案及庄氏史狱，再加上波及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无不宣示着皇帝的报复欲，这几乎是当时公开的秘密。清人评价，这是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
赵昺觉得做个江南士人真是倒霉，谁上台都会被割波韭菜。而自己当初回返江南，打着镇反的旗号，以打击叛国背君者的名目大杀了一批，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报复行为。毕竟这些人在国难当头背离了大宋，出卖了君王，杀起来也没有什么负担，理由也说的过去，所以并没有引发什么大的动荡。
而后在选后的时候，赵昺是以防止外戚专权为名动手，对江南的官宦世家进行打压，禁止他们子弟在数年内不得参加科举，断绝了他们的入仕途径。而真实的目的他自己是心知肚明，是因为陈宜中勾结朝中的官员意欲废立之事。因此赵昺是防止旧臣在官场上重新崛起，保持朝政，左右国策，进而威胁到新政权的根基。
此次打压仍然手段龌龊些，但是江南世家也并非没有从中获得好处，几大世家的女儿嫁入宫中，成了皇帝的后妃，成了皇亲国戚，诞下龙子也可能成为下代的皇帝，如此起码可以保住两代的平安富贵。而在外人看来，皇帝还是对士人十分尊重的，他从而也稳住了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头部士人的支持。
所以这次‘闹事’的士人看似十分热闹，声势不小，但是少有传统世家和名儒大家参与其中，在后边鼓动的也只是自视甚重，却不得重用的所谓清流，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欲乱中取利，从中获得名利。而作为闹事的主流则是乡绅，他们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反对革新。
不过这次冲在前头的是国子监的学生，各地入京待考的士子。在赵昺看来这些士子属于被蒙蔽的年轻人，空有一腔热血，却缺乏对事物的分辨能力。就如同当年的自己，好像真理就在手中，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行事冲动，不计后果，事后成了他人的替罪羊，后悔晚矣。
那么此事的结局，赵昺已经看到，又一批士人倒在自己‘大义’的旗下，而朝野，乃是天下的格局也会受此波及……
第１４０５章 不免忧心
不过赵昺对于此次风波依然不敢轻忽，江北乃至中原地区自蒙古灭金以来战乱持续了几十年，导致人口锐减，经济严重消退。而移民充边向来是历朝历代解决边防问题的方式，按说江南地少人多，导致生产关系恶化，也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前移人口正好可以填补江北的空缺。
可能有人会说，现代社会江南人口数亿，而土地并没有增加，且工业的发展还侵占了大量的耕地，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饥荒，粮食产量依然可以满足需求。但是不要忘了，古时候生产力低下，又没有现代的农业技术，缺乏完善的水利设施，粮食产量是很低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三十亩地的产出。
移江南之民充实江北之地，从大局来看是为国为民的好事，但是赵昺知道要实现并不容易，否则也不会出现后世朱元璋父子先后动用国家机器实施‘湖广填四川’、‘山西充京畿’的事情发生，而这也是为后世诟病的恶政。
以赵昺所知江南人不喜欢江北，不仅仅是要背井离乡，而是存在着十足的偏见，这当然也是从时人的笔记和野史中看到的，尤其是士人们尤甚。他记的不仅是江南士人，东南沿海的士人都对京城风气颇有意见，他们的私人笔记里充满牢骚。
即便对京师也满是不屑，说北京人懒、贪玩、好吃、偷奸耍滑，只会靠着诈骗宫里钱财或挖前朝财宝一夜暴富，随后迅速败家云云。京城妇女更要忍受南方男人的歧视，被挑出了各种缺陷，不适合给外地公务员当老婆。
京师妇人有五不善：馋也，懒也，刁也，淫也，拙也。与此同时，当然不忘追忆南方，尤其是江南女子：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诸方不能敌也。最让南方人惊讶的，是大都市里数量惊人的闲人乞丐，拿到一点钱就赌博，可以把裤子都输光，下场极惨。最终，他们只得感叹：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
依靠这样的首都市民，国家怎么能长久？这俨然成为了超越地域的共识。运河边的山东士人也发出这等警语：国家建都幽燕，北无郡国之卫，所恃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东、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一不如意，则轻去其乡；往往一夫作难，千人响应……南方士人力主南迁，一直没有成功过，有一位叫做李塨的大臣南迁未果后，竟痛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完了）！
不过赵昺以为明代的移民政策之所以光受江南士人的不满，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科举和经济问题。
科举优势对官僚群体有着直接影响，，虽然明代为了搞好地域平衡，在科举名额的分配上煞费苦心，明初江南人在进士总数中比例不高，在明末则稳定在15%以上，在崇祯时期更在20%-30%之间，这个比例实在是不高，但江南士人在科举中的优势还是无法阻挡。
明初江西士人是科场霸主，到了中期浙江士人后来，到了晚明，南直隶的士人最终登顶。据学者统计，从万历十年至崇祯三年，内阁成员共四十七人，共有三十三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区，占总人数的七成。
赵昺还听说过一个说法，正是由于明代中期江南士人组阁掌权，才导致了明朝的衰落，直至灭亡。对于此他以为不过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明代江南士大夫的崛起其实只是这个规律的体现罢了。
明朝初期，朱元璋可以利用漕运将江南的财富运到北方，利用科举打压江南士人，使其难以进入权力高层。但是随着明廷对江南经济的依赖越来越重，这种格局终于被打破。
虽说南方人在明代长年受到打击压榨，但到了明朝后期，江南的底气忽然硬了起来。最显著的对比是，开国时期，朝廷可以随意对江南施加重税，漕粮白粮也可劲的往江南人头上加征，到了明末，帝国却很难再从江南予取予求。
要知道，江南人多地少，单位土地可投入的人力大大高于北方，土地产出也悬殊，而江南庞大的工商产业却完全在征收范围之外。因此与其他地方的士绅相比，江南的士绅可以多种经营，集地主、商人、士大夫于一体，在乡党的庇护下，晚明的江南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确保社会地位的稳固。
江南士人腰杆变硬背后，是他们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稳步提升。明初被朝廷有意压制的南方人，终于在晚明迎来了全面复兴，江南士大夫在张居正和魏忠贤倒塌的两次政局大变动中都捞到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中央决策层江南士人显著增加，并在某些时点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万历二十一年，当内廷提出苏杭织造钱粮拖欠过多时，内阁首辅王锡爵（苏南太仓人）就拿出‘苏松重赋’的说辞，同时提出连年水旱、倭寇肆虐等理由推脱。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陇西成纪人）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浙北嘉善人）立即挺身阻止，甚至认为此举将激起民变，要把对方捉拿*******南人最知名的政治团体要数东林党，这个起于无锡东林书院的士大夫集团在中文互联网历史圈争议极大，而赵昺以为他们的崛起无论对朝廷还是他们，这都算不上好消息。国家收不抵支，清查田赋又是难以推行，万历皇帝为了扩大皇室收入，派出太监充当矿监税使，想要在日益兴盛的工商业中分一杯羹。
但此时要想让江南无声地做好帝国奶牛已经不太容易，当年的朱元璋可以轻松没收大量江南富户的家产，但万历皇帝却只能绕开官僚体系，派出名不正言不顺的太监，且几乎每次行动都会激起大规模**，而其背后都有江南士绅的影子。
张居正改革后，明代税收由实物征收改为货币化征收，但江南地区的拖欠比例更是不断提高。田赋很高，但江南拖欠的也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最终主要的负担都压到了北方小农身上，在辽饷加派中，北方农户的平均负担远远超过南方，而江南，苏州、松江、常州的核心地带的户均负担更是在南方诸省较低。
然而登上权力巅峰的江南士绅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视了无可救药的国势，即将席卷一切的北方流民和关外的铁骑，等待他们的是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时代悲剧……
当然现在赵昺还不会面临南北士人相轻的问题，因为大宋的触角刚刚摸到中原的边上，在用人问题上别无选择。而北方士人虽然同为孔圣一脉，但是由于已经分属不同国家，处于敌对阵营，在意识形态已然产生了分裂，双方已经势如水火，所以他即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必须依靠江南士人。
可令赵昺无奈的是士人们文人相轻的恶习不改，在学术上争论也就罢了，骂骂北方的同仁们也没啥大不了的，还发展到了‘窝里斗’，大家按照地域所属互黑，人为的制造分裂，让他这个皇帝十分难做。而更加恼火的是那些乡绅们并没有表现出士人们该有的高义和爱国，却是沾染上了一身铜臭，更为看重自己的利益。
如此赵昺不能不忧心重重，他清楚自己现在鼓励发展工商，而作为这个时代精英的士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的机会。他们中很多人有头脑，又有些家底，很容易以此致富。积累了财富后，加之传统的‘学而仕择优’的思想必然会将钱财投资于教育子弟上，让他们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官僚。
不要以为科举为平民阶层入仕提供了公平的渠道，其实也只是相对而言。读书也是需要经济基础做后盾的，小到笔墨纸砚，大到聘请名师、四方游学，那都需要钱，而家无余财的平民子弟在这方面是无法与殷实的乡绅们相竞争的。
赵昺身边人多是官宦子弟和乡绅出身，不仅是处于拉拢之意，而是他们这些人确是有真才实学。他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耳濡目染之下见识和眼光也非是平民子弟所能相比的，在科举上也能更容易出人头地。入仕后有家中父辈的提点，门人故旧的捧场，官路也会别常人更为顺畅，甚至得以出将入相。
作为士人根基的乡绅集团，他们基数大，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也会很多，现下也许不会影响到大局，但是几十年后呢？谁也不会保证他们能不能形成如明末的官、商、绅、士多位一体的利益集团，进而为谋取个人利益而左右朝政，影响到国家的兴衰。
第１４０６章 发展基调
赵昺越想越多，脑子也越来越乱，竟然有些无所适从之感。不过转而他又笑了，作为一个穿越者，对世界的未来了解更多，而让他也多了更多的烦恼，一心想着避开历史上的‘坑’。但是往往又会与当下的观念相冲突，使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想通了这一点，赵昺释然了，历史的进程已经在他的‘努力’下发生了变化，而历史终究是在向前发展的，且有着自身的规律，那么当下自己要做的只是一个开拓者，而非是历史的裁决者。现在他将一些观念和事务提前带到了这段历史中，已然在潜移默化的让社会的发展轨迹发生了变化，也许历史进程中的那些坑根本就不会在出现，他又何必杞人忧天，难为自己呢！
没了困惑，接下来的谈话也变的轻松起来。去岁赵昺诏令在长江两岸部分地区试种棉花，这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便向刘辰翁问起此事。
刘辰翁叹口气，他在接到诏令后，在从琼州来的棉农帮助下开始在江东地区推广棉花种植，但是开展的并不顺利。诸多农户对于新作物的认识度不足，种植积极性不高，只能先在公田中试行，共种植棉花万亩，秋后收获棉花约一百七十万斤，平均亩产在两百斤左右。
在棉花收获之后，又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尚囤积在各地的官仓之中。而管理公田的地方官府也很不满意，因为棉花不能冲抵赋税，也没有人收购，换成银钱。棉花种植侵占了粮田，租种公田的农户却还要如数向朝廷缴纳赋税，使得他们也不满，明年不愿意再种。
赵昺听了点点头，他也明白一种新事物的出现总要有了解和接受的过程，而当下的人们对此的认知还很少。而他作为后世人十分清楚棉花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棉纤维能制成多种规格的织物，适于制作各类衣服和工业用布。
另外棉织物具有坚牢耐磨，防污、防水、防霉，由于吸湿和脱湿快速而使穿着舒服，具有良好的保暖性能。棉花的产量大、生产成本低的特点，使棉制品价格比较低廉，可以取代当下的价格高的丝织品和保暖性能差的麻织品，从而解决普通百姓的穿衣问题。
此外棉花的主副产品都有较高的利用价值，棉花可谓全身都是宝。它既是最重要的纤维作物，又是重要的油料作物，也是含高蛋白的粮食作物，还是纺织、精细化工原料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推广棉花种植、增产，搞好综合利用，是可以增加农户收入和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多方面的需要的。
现在棉花遭遇种植推广困难的情况，赵昺并不意外，除了农户的认知较低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价值。对普通农户而言，其在选择种植何种作物时，需要考虑两个核心因素：.朝廷是否承认这种作物具有缴纳赋税的资格，地主是否愿意接受这种作物作为地租；这种作物能否拿到市场上卖出好价钱。
而第二个因素又基本上取决于第一个因素。现下大宋实施的税法是‘两税制’，可以缴钱，也可以缴粮，但缴粮的对象并不包括棉花，这就决定了这些农作物无法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卖不出好价钱，也就意味着农民无法用它们完纳赋税，也就不会去大规模种植它们，地主也不会接受佃户拿它们来交地租。农户自然没有种植积极性。
赵昺清楚要解决棉花种植推广难，乃至以后新作物的推广种植，仅仅一道诏令是难以解决的，这需要从补贴、收购等进行一系列的扶植政策。而棉花种出来后，还要面对如何加工和利用，直至为百姓和市场接受的问题，但当前朝廷对此皆没有政策储备。
但棉花种植是战略性的问题，赵昺不能等闲视之，而等待朝廷出台鼓励政策需要很长时间，那就不若自己先干起来，哪怕眼前吃点亏也不能停下来。于是决定今年种出来的棉花皆由内府收购，未经加工的皮棉暂定为每斤千五百文，且明年继续收购，有多少要多少。
听到皇帝开出的价格，王应麟和刘辰翁等人皆惊，当下一亩上等良田可以产四石稻米，中等田也就是两石左右。而当下每石稻米的价格在十二贯上下，平均收入在二十贯上下，当然这是税前收入。而棉花按照陛下定的价格，一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三十贯左右，且种植棉花水土相对要求不高，对于种植户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陛下，以如此价钱收购，会不会操之过急？”王德作为内府大管家，当然要关心开支问题，按照当下的产量，内府就要花三百万贯收棉花，而如何使用却还是未知，他不禁担心的问道。
“推广种植棉花肯定要先吃些亏的，而今朝廷财政困难，咱们就先承担下来吧！”赵昺言道。
“陛下……内府开支甚多，且朝廷年年借支，拖欠的款项又不能按时归还，日久内府也难以为继啊！”王德哭丧着脸道。
“咳……陛下，要不暂缓推广棉花的种植？”王应麟老脸一红，他也觉得不好意思，这么多年来朝廷一直无法实施收支平衡，旦有事情就要朝皇帝借钱，可是从来没有积极归还过。而今陛下又在替朝廷亏钱做事，让他颇觉难堪，干咳一声道。
“棉花种植乃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当下百姓和有些朝臣不理解其中的意义。但是做事情要从长远看，打仗我们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管民同样不要在乎一时的利益，朕吃点亏不算什么！”赵昺摆摆手笑道。
“陛下目光远大，非是我等所能及也！”谢枋得言道。
“是啊，陛下行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实为我辈楷模！”刘辰翁也施礼道。
“呵呵，你们勿要吹捧朕了，这些钱花的也让朕心疼啊！”赵昺摆手苦笑道，“棉花可以纺线织布，棉籽可以榨油，而随着播种面积的推广，产量的提高，价格也会逐渐下降。那么我们的百姓可以棉花做成棉被、棉服御寒，将士们也能免于挨冻，而让百姓人人有衣穿的同时，也可节约部分军费，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
“此外，棉花要纺成线、织成布皆需要大量的劳力。如此可将流民召入作坊做工，乡妇也可利用农闲织布补贴家用，虽不至于让百姓因此致富，却也能让百姓收入提高，得以温饱。”赵昺言道，“同时，我们可以因势利导，在新收的地广之地大力推广棉花种植，那样既可以吸引江南百姓向两淮地区有序迁移，解决移民的难题。而当有利可图时，大量的商贾也会在产区建立织厂，贩运布匹，使得贫困地区财赋收入增加，使朝廷的负担减轻。”
“嗯，陛下所言有理。”王应麟道，“现在两淮地区地广人稀，大量土地闲置，正可在两淮推广。臣以为可将棉布作为赋税缴纳，如此可以吸引江南百姓和客家向两淮流动，同时减轻内府的困难！”
“好，但此时尚需详议，不可操之过急！”赵昺言道，“两淮地区的公田和皇庄可以先行大面积试种，做出成品后试销，朝廷再出台相应政策予以鼓励，因势利导百姓种植，切不可操之过急！”
“呵呵，是臣性急了！”王应麟尬笑道。
“而今百姓和商贾对于新生事物都会存有疑虑，强制推行会适得其反，而若是棉花大量生产出来，加工能力不足，囤积在仓廪之中，占用了大量的银钱，就是朕也吃不消。那时必然会导致棉花价格降低，百姓无利可图，必然会弃种，且使得商贾破产，彼时的损失会更大！”赵昺分析道。
“陛下所言正是，臣还担心陛下气盛，一力强令大行推广，如此臣等也安心了！”刘辰翁讪笑道。
“小民贪利，当棉花种植能够获利后，他们必然会入局，那时便不需朝廷下令，也会追随的。”谢枋得言道。
“叠山先生所言不虚，所以朝廷在有些事情上还是要管的。如今海贸兴盛，瓷器和茶叶、丝帛交易量极大，一些地区不分形势皆一哄而上，占用土地建窑烧瓷，耕地弃种粮食，改种桑树、茶树。这个问题要警惕，一旦大量田地弃种、改种，粮食产量下降，则会威胁到国家的稳定，遇到灾荒将士饿殍满地，流民遍野的局面。因此地方官府要对破坏耕地者加以制止，鼓励利用荒山种茶，不宜耕种的土地建立瓷厂！”赵昺言道。
“陛下所提的问题是该引起我们的警觉，一些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扩大税源所用无不及，而不重视水利和交通、堤防的修缮与建设，忽视了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王应麟颔首道。
“下官定然会加强监察，防范于未然，对商贾进行约束，破坏国策的不法乡绅予以惩治！”刘辰翁深以为是地点头道……
第１４０７章 近乡情怯
行驾在建康驻泊两日，赵昺与刘辰翁恳谈半日，向其暗示了朝廷将进行改组，并会逐步推开新政。刘辰翁当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坚决支持陛下改组朝廷，建康府上下遵从诏令，推行新政。皇帝‘没空儿’召见建康府官员和名士耄老，王应麟与谢枋得只能代劳。
次日，在刘辰翁的陪同下，两人登岸入城，代表皇帝接见了大家，向众人传达了陛下的关怀，通报了此次北伐取得的伟大胜利。而后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会谈，王应麟诚恳的听取了建康各界代表的建议，同时指出当前大宋正处于变革的时代，形势在变、人心在变、政策也在调整，建康的士人和乡绅要紧跟皇帝的脚步，听从陛下的诏令，要站在民族大义上考虑问题，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宋出力，不要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对于建康士绅们对实施‘官绅一体纳税’的不同意见，谢枋得做出了解释。称此乃利国利民之策，解决了过去有些劣绅利用国家对士人们的照顾，大肆兼并土地，隐匿人口，使得诸多农户失去生存根本，成为流民，造成社会动荡，税赋流失，从而导致国家积贫积弱，为异族欺辱。
谢枋得又指出，此策也许会对些守法的士绅造成些许损失，但是大家应牢记圣人之教，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上审视这场变革。不要被谣言蒙蔽，为一时的利益受损而加以阻挠，为蝇头小利而丧失德行，走向国家的对立面，结果身败名裂，人财两空，成为民族的罪人。
接下来，王应麟再次强调，朝廷会坚定不移的执行这项政策，对于胆敢挑战朝廷权威的人一定会加以严厉打击，绝不会手软。同时他也适时通报了有湖广劣绅试图袭击御舟，谋害朝廷重臣的事件，当下首恶及其胁从已经成擒，不仅害了自己的性命，还连累了家人和族中子弟。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不要以身试法。
最后，建康士绅代表回顾了江南沦陷后，无数百姓被屠杀，掳往江北，士人遭到了残酷迫害的历史。而今朝廷回归，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开科取士，让士人们又有了晋身至阶。陛下又率王师亲征将蒙元远逐淮北，收复了大片故地，行的皆是大义之事，他们必会忠于皇帝，为朝廷出力，支持新政……
换装和补给完毕后，船队再次出发，在润州转入运河南下。三日后到达平江，参知政事刘黻与礼部尚书徐宗仁率官员在此迎接圣驾凯旋，献上贺表。相别年余，赵昺与众臣相互寒暄之后，询问京中诸人情况如何，刘黻一一作了解答，然后迎圣驾前往行宫。
到了行宫，赵昺在宫女的侍奉下沐浴更衣，然后再到后殿与众人相见，“陛下北伐大胜还朝，为何不喜啊？”看到小皇帝面色不虞，似乎不大高兴，刘黻上前施礼问候道。
“朕看到汝，又入驻宫城，就知要到京城了，想着每天被拘在宫城之中，怎能高兴的起来！”赵昺看看刘黻没有好气地道。
“这……原来陛下是见到臣才不高兴，那么臣等回避一二？”刘黻与小皇帝君臣感情不错，知道他又犯了小孩子脾气，佯做拜退道。
“刘相，陛下是近乡情怯，不要在意！”看陛下既不出言挽留，也不让其告退，王应麟连忙打圆场道。
“哦，那臣就暂留殿中，为陛下排解忧愁！”刘黻呵呵一笑，不以为意地道。
“唉，都坐吧！”赵昺叹口气言道。他出征在外年余，日日行军作战，风餐露宿更是常事，但是觉得天地开阔自由自在。而一旦回京就要圈在宫中，想要出去走走都是难事，即便出京也是拜祭皇陵，祭祀天地社稷，犹如困兽一般。他都有些羡慕蒙元皇帝可以在几个都城中游走，却不是终年窝在一处。
“陛下，亲征蒙元已经年余，京中官员和百姓皆甚是惦念，得知陛下凯旋而归无不欢欣鼓舞！”徐宗仁施礼道。
“这话听着是好话，可朕听着却别扭，恐怕不知多少人希望朕死在北伐之役中，一辈子回不来！”赵昺哼声道。
“陛下如此，让臣等惶恐！”刘黻赶紧施礼道，可脸上不见丝毫惧意，“当前京城上下盼陛下还朝，若盼旭日东升。百姓更是望眼欲穿，早早便清扫街道，搭起彩棚，迎陛下归朝。”
“好了，说的朕牙都酸了，也不知道是谁天天上奏称京中动荡，一日三催让朕速速回京，以稳定朝局！”这番‘吹捧’让赵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尤其是从几个老头口中说出来，他赶紧打断道。
“陛下既然早知，为何还要滞留在外，岂不是不识大局，误国误民了！”刘黻这次收起玩笑正色道。
“朕学问浅薄，讲理左右是说不过你们，有话就说吧！”赵昺没想到刘黻在这等着自己呢，苦笑着道。
“陛下，这是礼部已定的迎驾典仪，请陛下过目，有不妥之处臣也好早做准备！”见陛下语气转环，徐宗仁不失时机的将奏札呈上道。
“朕不过是回京，需要如此繁杂吗？”赵昺接过王德转呈上来厚厚一沓的奏札，虽未看一眼，却面露苦涩道。
“陛下御驾亲征，连战连捷，收复淮东、淮西和荆襄数十州县，拓地万里，自当隆重些，以提振朝野士气，彰显陛下武德，使万众归心！”徐宗仁施礼道。
“陛下还要早早勘定，臣等好早作准备！”刘黻对小皇帝的脾气甚是了解，看其面露为难之色，先出言堵了他的托辞道。
“好，朕现在就看！”赵昺看看刘黻，无奈地道。
王德招呼小黄门给几位大佬上茶，于是殿上出现了有趣的一幕，小皇帝捧着厚厚的奏札，皱着眉头一页页的翻看。而几位大臣在座下窃窃私语，谈笑风生。
赵昺实在是无奈，他知道古时候皇帝御驾亲征的事例数不胜数，有的是开国皇帝御驾亲征打江山，本身就是马上皇帝；再者就是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为了解除边患或平定叛乱，也效仿先皇御驾亲征，或为了鼓舞军队士气，或好大喜功树立个人的天子神威；第三个御驾亲征的原因，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心理作怪，开疆拓土的需要；第四个御驾亲征的原因，是因为某个原因复仇，不亲自上阵不解其恨。
按说皇帝御驾亲征，以万乘之重，驭百万之师，自然人心踊跃，争效死功，理应具有攻则必克、战则必胜的战斗力。但结果并非每每令人满意，作为皇帝能够御驾亲征确实能激励士气，可有的御驾亲征胡乱指挥，有的御驾亲征被俘被杀；或御驾亲征导致亡国之恨。当然，达到御驾亲征目的，开疆拓土，完全统一大业或半壁江山霸业的帝王也不乏其人。
就拿大宋朝开国后的前三位皇帝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来说，都曾御驾亲征。太祖亲征打下了大宋的半壁江山，奠定了立国的基础。太宗赵光义，从哥哥手里“斧影烛光”中不明不白夺得江山，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和朝野的质疑，当然也有一雪失去燕云十六州的耻辱，御驾亲征发动了北伐。
太宗亲征契丹出发点不能说不好，但是其却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高粱河一战，在辽国的反击下迅速败北，这一败彻底打垮了大宋王朝统一的锐气，不但燕云十六州没有收回，还受到了辽国的军事威胁，成为三百年未完成统一的一个王朝。
太宗驾崩后，真宗继位，辽国开始主动侵略宋国。连武将出身的太宗都打不过辽国，何况文人皇帝真宗。面对辽国的入侵，他几乎吓破了胆，宰相王钦若、陈尧叟更是典型的软骨头，竟然劝真宗逃跑。关键时刻，寇准力主宋真宗御驾亲征，激励宋军士气。就这样一位文人天子才能够走上战场，也成为武将林立的御驾亲征皇帝中一位另类“明星”。
皇帝御驾亲征，果然激励了军队的士气，宋军英勇作战，辽军主将萧达兰被射死。但意外的是，被辽军吓破了胆的真宗竟然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尊辽国萧太后为叔母，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开启了大宋用金钱换和平的先河，并为后世子孙所效仿。
正因为三位祖宗御驾亲征一胜两负，以后大宋历代皇帝再无御驾亲征之事，而其它朝代也差不多。所以其实只要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都得叫凯旋。礼乐、献俘、论功行赏、大臣上表庆贺之类，也就必须是御驾亲征的标配，况且此次御驾亲征大胜而归，自然要搞得隆重一些。
只是大宋三百年历史，自太祖之后再没有举行过凯旋典仪，把礼部的这些臣僚们愁得不行，绞尽脑汁才弄出了这么个繁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