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３６３章 再干几年
返京已经提上日程，在赵昺的督促下各项善后工作也加快了速度。
八月二十八日，赵昺下诏在龟山之上敕建荆襄战役阵亡将士墓园，并建忠烈祠供奉灵位，永享祭奠。同时出席了奠基仪式，题写‘忠烈千古’匾额，王应麟做题记，刻碑以为纪念。
八月二十九日，赵昺下诏重建西门外铁佛寺，请高僧主持，赐度牒五十张，土地五十顷为庙产，用以供奉在襄樊之战中死难百姓的灵位，超度亡魂，早升极乐世界。
八月三十日，赵昺下旨封赏有功将士，参战官兵共有百余人获得爵位，七百多人晋级。赐钱二十万贯，丝帛五万匹赏军。并在襄阳南门树立襄阳战役胜利纪念碑，铭刻参战官兵的功绩，传于万代。
不过在评功时为了襄阳第一团和襄阳第一师的称号，第六军和第七军产生了争执。第六军坚持认为是他们首先登上襄阳南城，并竖起军旗的；而第七军认为，第六军虽然最先登城，但是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能作数。而他们一举登上了西城，并打退了城上守敌，开辟了通路。
伍隆起和潘念两人为此争的面红耳赤，谁也不肯想让，最后官司打到了御前。赵昺最后将两人叫道行营骂了一顿，为了点儿功劳连袍泽之情也不讲了，然后和了稀泥，‘襄阳第一团’的称号授给了第七军一师二团，‘襄阳第一师’的称号授予第六军第一师，算了了这场公案。
九月初一，赵昺召见襄樊耄老和士绅、商贾及荆襄名士前来行营，与他们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话，听取了如何尽快恢复荆襄繁荣的意见，接受了他们提出恢复襄阳书院及恢复民生的建议。谈话过后，赵昺设宴款待众人，鼓励他们为建设荆襄、中兴大宋出力。
九月初二，赵昺召荆襄军政官员觐见。他谈了当前的局势，在与蒙元达成和议前军事形势依然严峻，要做好打反扑的准备。而地方官员要尽快完成土地和人口的统计，按照既定的计划尽快加以实施，早日恢复生产和物资的流通。同时要清查叛逆，尽快将他们绳之以法，以震慑不法。此外配合军方做好保卫荆襄的战争准备，这根弦时刻要绷紧，不能松懈。
而后，王应麟又宣布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和调整。暂由田忠任荆襄镇抚使，兼任第八军都统，统管军事事务；任命应熙为襄阳观察使，负责组建荆襄州军，担负其维护地方治安，抗击蒙元袭扰的任务；免去谢明第八军都虞侯的职务，转任襄阳知府；免去林之武湖广转运使的职位，转任湖广安抚使，主持湖广政务。
鉴于当前的形势，为了缓解后勤补给压力，由第七军屯驻襄阳，接手光化军、樊城、谷城的防务；第八军、炮二师及骑二师撤至宜城作为二线预备队，随时增援襄樊战场；第六军则回撤鄂州，作为三线预备队，并做好支援川蜀战场的准备。
九月初四，赵昺与林之武和田忠进行了闭门谈话，君臣整整密会一日，据说由倪亮亲自担任警卫，一切闲杂人等皆无法靠近，至于说了些什么自然也无人知晓。
九月初五清晨，圣驾自樊城码头上船，悄然离开襄樊，送别的仅有一众军政高级官员，没有惊动百姓和军兵。看着扬帆而去的船队，众人齐齐向御舟深深施礼，小皇帝亲征，转战数千里，歼敌数十万，拓疆万里，可谓功高盖世，本应接受万千军民的拜贺，而其却不愿扰民，就这么不声不响的离开了……
…………
行驾在御前护军水军的护航下顺汉江而下，为了尽快回京，赵昺下令将战车尽数留在了襄阳，并征用了部分民船搭载骑兵旅的战马。百余艘战船首尾相衔，绵延十里也是甚为壮观，沿途船只纷纷避让。而赵昺连日来日夜处理公务，早已疲惫不堪，上船后就睡下了，直到次日上午才醒来。
“官家可醒了，一睡便是一日一夜，把老奴都吓坏了！”皇帝昏睡不醒，王德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听到动静赶紧上前伺候，心有余悸地道。
“呵呵，朕太乏了，也没想到在船上睡的还如此安稳！”赵昺伸个懒腰，又搓了搓脸道。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可能前世在那艘船上生活的时间太久了，以致坐下了病，与他人在晃荡的船上吃不好、睡不好不同，自己反而睡得更觉安稳。
“官家是太累了，早应该好好歇一歇了。”王德知道陛下的习惯，早已令人准备好了热水，让小皇帝沐浴更衣，同时赶紧准备早膳。
“朕现在年轻，睡上一个好觉就没事了，现在到什么地方了？”赵昺下床走向浴室，跳入浴盆中问道。
“已经过了宜城，再有半日就要到汉口了，刚刚王相还来问过，前方是不是停船休息！”王德伺候着皇帝，给他撩水擦背道。
“不要惊扰地方，补给水、粮尽量也要在晚上，不必先行知会地方，让辎重先行派人采购安排即可！”赵昺泡在热水中，觉得十分惬意，嘱咐道。
“是，老奴稍后便知会他们，王相也几次亲至问圣安！”王德连声道。
“王相近日也是十分辛苦，你们也要多多照看，不要疏忽了！”赵昺吩咐道。自己还是大好青年，而王应麟已经六十有五，进入暮年了，与自己一样日日奔忙，比自己还要辛苦。
“老奴专门安排了两个人伺候，衣食也比之官家的要精致些！”王德答道。
“嗯，御医要天天诊脉，饭菜也要软烂，船上阴冷，衣被要及时添加，短缺便从朕这里取用，不可轻慢！”赵昺再嘱咐道。
“是，老奴记在心上了！”王德连连点头道。
洗漱完毕，赵昺换上了身宽松的长衣，才去用膳。他的饭菜依然简单，一盘炊饼，一钵粳米粥，以肉酱和腌制的菜蔬下饭，他也是饿了，吃的很香。
“王德，这虾甚是鲜美，哪里来的？”有小黄门送上一盘炒河虾，赵昺吃了一口，觉得十分可口，指点着道。
“侍卫营的弟兄们知道官家喜欢河鲜，昨日行舟时下网捞的，有两尺长的鲤鱼，一尺多长的桂花鱼、江团、草鳊，还有许多河蟹，还有的老奴都叫不出名字，小虾也是随网捞上来的，全都养在水里，官家可以随时食用。”王德答道。
“好，朕有口福了，这一路都有新鲜的鱼虾吃了！”赵昺听了十分高兴，胃口大开，吃了三个炊饼，将粥和菜全都一扫而光。
这把王德吓得够呛，直劝陛下不要吃撑了，反被陛下奚落了一番，说吃饭不吃撑了，怎么能叫吃饭。他听了反而觉得心酸，陛下是万民之主，得亿万百姓供养，却省吃俭用，一些唾手可得的河鲜就能让小皇帝吃的如此高兴。
赵昺吃罢早膳，蹬上顶甲板眺望江面，此时已是深秋，正是秋高气爽、草长莺飞，候鸟南飞之际，看着水鸟追逐着船队飞翔，江鱼不时跃出水面。他只觉天地辽阔，精神一振，可看到沿岸土地荒芜，村庄寥落之事，不由的又皱起眉头，叹了口气。
“陛下，得胜还朝，为何叹气啊？”不知何时，王应麟也来到甲板上，听到陛下叹气，出声问道。
“王相，荆楚之地乃是鱼米之乡，可如今却是百里难见人踪，成了鸟兽的巢穴，真是让人痛惜！”赵昺回首道。
作为现代来客，赵昺知道在现代人的认识当中，江汉平原肯定是鱼米之乡。甚至是比中原和关中平原又过之而无不及。在明清两代，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当苏江南和两湖平原了粮食几乎占了全国的七分之一，湖北也是在全国排前五的省份。可以说这两个地方风调雨顺，全国都不会发生饥荒了。
即便是此时，荆楚地区在晋室南渡之后，大量北方人口流落到荆州地区，同时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知识和技艺，荆州也一举成为仅次于金陵的重镇。到了北宋末年的时候，又有大批北方人南迁到荆襄一带，这时的江汉平原又一次的得到了大开发，和中原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在全国的重要意义开始凸显出来。
如今由于战争的破坏，人口散失，大片土地被荒弃，水利设施失修，再无昔日的繁荣。而要重新恢复起来，不知道要花费多少精力和时间。
“陛下心怀大志，忧国忧民，乃是天下万民之福，只要励心图治，不需多少年，这里会重新被开垦出来，变成阡陌纵横的良田！”王应麟望着两岸，指点着言道。
“王相可否愿意为万民谋福，再助朕辛苦几年？”赵昺扭脸问道。
“臣……臣愿为陛下、为万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应麟听了一愣，早在去岁他就与一班老臣上书请辞，致仕归乡养老，却因为北伐而耽误了，他明白此次回京后便会有诸多老臣放归，自己也将离开朝堂。而当下皇帝之意，是在挽留自己，让他惊喜万分……
第１３６４章 陛下勿忧
人都是有上进心的，王应麟也是想成为名留青史的人物的。且退一步讲，自己再进一步有利于自己的后代和家族。而他在礼部尚书的职位上徘徊多年，回返江南后升为参知政事也仅一年余，虽在自己的履历上填上一笔副相之名，但是也知只是过渡。
王应麟清楚随着小皇帝的长大，权威日盛，与朝中众臣的治世理念多有冲突，矛盾日益显现。只是因为入主江南时日尚少，还需借助老臣们的威望来稳定时局，且也不想落下鸟尽弓藏的恶名。才会将他们提拔到相位，来日致仕也可荣养，子孙可以蒙荫入仕，也算对得起他们多年来的忠心辅佐，同时皇帝也是在为亲信入朝铺路。
虽然清楚自己的处境，也感恩于皇帝的苦心。但王应麟还是有些郁闷，自己为官多年，还未能一展胸中抱复，就要黯然致仕归乡，心中甚是遗憾。这次随扈皇帝北伐，他忠心侍君，不辞劳苦的奔波，为陛下精心谋划，也是想在自己官场生涯结束之际留下些痕迹，弥补心中的遗憾。
而今皇帝有意挽留，让王应麟大感意外之余，也是惊喜莫名。但也知陛下挽留自己不仅是以为自己此次北伐出力甚多，定然也有大事需要他去做。至于会是什么事情，一时也参详不透，而这近一年来伴驾左右，他对陛下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让王应麟体会最深的是陛下行事往往是谋而后动，尤其是在关乎国家的大事上不会行险，向来是稳中求进。前时陛下因为俢敕与编修律法、士绅一体纳税和科举取才等诸事与朝臣们意见不合，而为了北伐之事，皇帝暂且隐忍，并没有发作。
现下北伐收复了荆襄、淮东、淮西和淮北数州，川蜀战场也是形势大好，逼的蒙元向大宋乞和，这是南迁以来大宋从未有过的胜利，皇帝在朝野的威望无两。而前时陛下也曾吐露要对抗税的士绅加以惩处，因而王应麟想着很可能凯旋之后，陛下会将此棘手之事交予自己处理。
“王相，当初朕初登帝位，有感于规矩繁琐、省部事权分离，相互推诿扯皮，效率低下。有鉴于此独留尚书和枢密二省，精简机构，以提高朝廷运转。而现下随着收复江南和两淮，事务倍增，朝臣们疲于应付，朕处理政务也深感吃力，当如何应对呢？”赵昺不知道王应麟想了那么多，请其在凉棚下坐下问道。
“这……”陛下的问题让王应麟倍感突兀，与自己所想千差万别，想了想试探着问道，“陛下之意是要增加朝廷的办事机构，恢复过去裁撤的部司？”
“是有此意，当下国家大事决于尚书省两相及参知政事，令行合一，提高了朝廷的运作效率，可现下弊端显现，缺乏监督和制约，考虑事情倾向于近前，而缺乏远虑，这不利于我朝长远的发展。朕有意恢复中书门下，但又担心弊病再生，重蹈旧辙，又引发冗官之祸！”赵昺点点头道。
“陛下，可知三省六部制的由来？”王应麟对于这件事倒是持支持的态度，见小皇帝尚有顾及，却也没有着急表态，而是想知道陛下对此知之多少，以便再做解说。
“朕以为三省六部制应该源于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之制，尽管后世官制和名称各朝各有不同，且职能有所调整，但政治功能和社会地位未曾发生根本的改变！”赵昺言道。
当初他来到这个世界，对于繁杂的官制和名称、职能很是苦恼了一阵子，逼的他差点发疯。可当皇帝连官制都弄不清楚，岂不成了笑话，所以他一边学习，一边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调整，总算弄清楚了来龙去脉，但其中演变却不大明了。
但三省六部制的演化还是清楚的，简单的说就是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若最远有史考证的话可以追溯到周朝封爵体制:公、侯、伯、子、男。经历了春秋战国后，由秦始皇始立三公制，此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都是采用的三公制。而三省制，名义上始于隋唐，宋元沿用，至于明清时期的内阁制也是由此演变而来。
严格说来，秦汉开始中国历史上才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更像一种封建的统一，到了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秦汉所辖的各地方，不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所以三公制可以直接从秦汉时代算起。
“陛下所言不错，但二者之间也是大不同的。”王应麟捋捋胡须道，他长期担任吏部尚书，对此了解的极为深刻，也更有发言权。
“首先两者的官制结构不同。三公九卿制度管辖繁杂，无论庶务、军事、监察尽为一体，皇室家政与国政混为一谈，家国不分；而三省六部制则是集决策、核议、庶务为一体，各部间的自有事务分工，彼此间相互制约。”
“其次三公九卿制下的丞相只有一个，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集决策、核议与行政之权于一身，诸事可一言而决；三省六部制下，三省的长官皆可称相，分理诸事，相互制约，以免集权于一人。再有三公九卿制的确立使权力集于中央朝廷，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则使集权制度趋向于完善。”
“朕明白了。”赵昺点点头道，“秦汉之三公九卿制度，宰相可以独揽大权，谓之独相。而三省六部制度则是三省职权相合才等于一个秦汉的宰相，而监察之权还独立在外，可谓之群相治国。也便是秦时宰相李斯与权阉赵高就能私改诏书，以胡亥继位。三国时期权相曹操就可挟天子以令诸侯，独断朝纲。”
“陛下其实是担心若是恢复三省制，会导致皇权旁落，相权独揽朝政吧？”王应麟听出皇帝言下之意，想想还是直言相告道，“依照字之原意，丞是副贰之意；所谓相，亦是副。皆为皇帝之佐官，仍以皇帝为尊……”
赵昺听着王应麟的解说，其中颇有新意，也有别于自己的理解。丞相依照文字学原义，就如现俗称嫔相，这是新郎新娘的副，新郎新娘不能做的事，由嫔相代理来做。所以丞是副，相也是副，正名定义，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
现代的国家组织政府往往是一个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一个家。不过在秦汉乃至魏晋南北朝，还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皇室是不是即算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划开，这两边的职权又怎样分？这是秦汉时代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而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没有问题，而实际上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他们之间也就是一把手二把手的关系。
不过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也是古代政治史上的大题目。当时皇帝和宰相，各有相关的机构，但两边的组织，大小不同。
汉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意。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这真正是皇宫里的“秘书”了。但汉代开始的尚书，其职权地位本不高，后来才愈弄愈大，最先尚书不过只是六尚之一，也就是皇帝的办公厅而已。
宰相的秘书处呢？共有十三个部门，即是当时所谓的十三曹，一个曹等于现在一个司。宰相府下就有十三个机关。这相府十三曹，此诸曹比之皇室的尚书所管范围大得多，而且此十三曹的权位也很重，就像后代的专部大臣。其实可见汉代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
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就是三公、九卿，这是政府里的最高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它是副丞相。且按照汉代惯例，先做过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为丞相。
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却军事外，不预闻其他政事。因此当时最高行政长官实在是丞相，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来代理，且他还要管及皇帝的家务。
不过事实上，宰相既要掌管国家政府的一切事情，便没有闲工夫管皇帝的家事，于是在御史大夫，设有一个御史中丞，他便是御史大夫的副，这个人就住在皇宫里，御史中丞隶属于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隶属于宰相，相当于皇室一切事仍由由宰相管……
第１３６５章 所问非答
赵昺基本弄明白了皇帝与三公九卿之间的关系。宰相本是皇帝的私臣，相当于皇帝的官家或是副官，理所当然的可以管理皇家事务。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宫廷只是朝廷下属的一个特殊部门，宫廷事务自然也归宰相来统治。
所以那时皇帝有什么事，交待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如此赵昺却糊涂了，他受到的教育是中国自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皇帝**，这与史实有些差别。
“汉代之后，便是魏、晋、南北朝，朝代更迭频繁，中原震荡，官制混乱，未有什么建树，直至入唐才有了新气象。”王应麟见皇帝未置可否，以为其已经听明白了，接着言道，“唐朝一改汉时由宰相独掌朝政的格局，置三省六部分解相权，一曰中书省、二曰门下省、三曰尚书省，另置御史大夫掌监察之权。”
“中书省首长为中书令，门下省主管长官为侍中，尚书高官官为尚书令。唐分官阶为九品，第一二品官，均以处元老，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三品以下，始为实际责任官吏，中书令、门下侍中及尚书令皆为三品官。”
“哦，那时三省首长领朝政，为何官阶如此之低，又何以总领百官呢？”赵昺听了皱皱眉问道。
“陛下问的极是！”王应麟喝了口茶接着道，“中书依官名论，也即是在内廷管理文件之意；侍中则是在宫中侍奉皇帝；而尚书本即是皇宫内廷秘书。到唐代后则全由内廷官转为外朝执政掌管，与此前的职能完全不同，也正是如此才导致初期官阶很低。”
“原来如此！”赵昺点点头，想想也是宰和相，在春秋时代，也仅系封建贵族的家臣，但到秦汉则化私为公，变成了正式政府的执政官，后人效仿之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赵昺知道王应麟跳过了一段没有说，也许是因为忌讳，也许是有所顾忌。以他所知历史上曾有‘中朝’一说，那是教科书上写的，想来不会是无端的猜测。而中朝的出现是因为皇帝发现宰相权力过大，自己已经被架空，行事受到了制约，以此来分宰相的权力，其中就有侍中、常侍、尚书中书令等官，当然这些官名出现的时间要早于汉朝。
尚书省尚书原本是秦代少府属下的小吏，在大殿之内办公，工作内容是专门负责发送各种文书。尚的意思是“掌管”，尚书作为官职便来源于此。由于尚书在皇帝身边走动，且能接触到不少机密文件，所以地位日益提高。
到了汉武帝时索性废了尚书，设立一个新机构——中书谒者，并以宦官充任令、仆射等官。这就说明中书谒者可以随时随地觐见皇帝，用宦官自然是因为正常男性不得进入后宫，而宦官可以。到了汉成帝时又废除中书谒者，重新以士人为尚书令、仆射，并增设三公、民、二千石、常侍等四曹尚书，这才是尚书仆射和六部尚书的来源。
士人自然是正常的男人，不能随意进入内宫了，如此他们就堂而皇之的成为朝官的一部分，进入了国家的体制内。至东汉时期尚书令的地位空前提高，无丞相之名而行丞相之实，三公也完全被架空。时间一长，皇帝对尚书令慢慢也不放心了，于是尚书令也开始走上三公的老路。
中书谒者被废除，到了曹魏时期设立了中书监和中书令。北周设立内史中大夫。隋朝为避讳所以改名内史令。唐代复原名。所以说门下省、门下侍中本来是秦朝丞相属下的小吏，因为主要负责丞相与皇帝间的公文往来，地位日渐提高，且西汉时期成为了一个头衔，任何官员都可以当。而侍中当时的职责相当于皇帝的生活秘书，甚至还得给他端屎端尿。
至于汉成帝的四曹，东汉改常侍曹为吏曹、选部。曹魏改为选部为吏部、二千石为都官、民曹为左民，并增设度支、祠部二尚书。东吴也设了户部尚书。西晋设起部尚书，主管工程事务。北魏设仪曹尚书，北齐设祠部尚书。北周设吏、民、礼、兵、工等部中大夫。隋朝改中大夫为尚书，并改都官为刑部。于是六部尚书的名称就这样定下来了。
“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各有职司。中书主发令，朝廷一切政令和旨意，皆由中书省发出，而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在唐时叫做敕。凡属重要政事之令，一定要皇帝下敕行之。但实际上皇帝自己却并不拟敕，而是中书省拟定，叫做定旨出命。在中书省中，中书令为正长官，还有贰辅官中书侍郎，中书侍郎下还有中书舍人，员额有七八人之多。”王应麟接着解说道。
“唐的三省制，中书舍人官阶并不高，他们却有拟撰诏敕之权。遇中书发布的敕令，多由他们拟撰。中书舍人拟稿，是分由各舍人各自拟撰，是谓五花判事。然后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就许多初稿中选定一稿，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经画敕后，即成为皇帝的诏书，然后行达门下省。所以唐时朝廷定旨出命之权实为操于中书省。”
“中书省以皇帝的口吻撰写各种制诏后，将这些制诏发给门下省，由门下省进行审核。无论能否通过审核，门下省都要在诏书上签署审核意见，返回给中书省。如果通过了审核，则由中书省呈送御前，皇帝御画可字，复回门下，正本由门下存档，再另外抄录一份，加盖印玺，交由尚书省执行。如果制诏没有通过门下审核，门下省也会在诏书上签署不通过的意见，甚至直接在诏书上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涂改，然后打回中书省。”
“嗯！？”赵昺点点头，却又摇摇头，心道原来唐朝的皇帝也如自己一般受制，当做傀儡一般操纵，心中定也不痛快。
“陛下有何不明吗？”王应麟见皇帝点头又摇头，以为有什么问题，望向其问道。
“没有，只是有些感慨罢了！”赵昺摆手轻笑道。
“哦！”王应麟却是不敢轻忽陛下的态度，但稍一琢磨便明白了皇帝的小心思，笑着接着道。
“尚书省的职能，在唐时与我朝并无太大不同，同是待大小事务政事堂议定后，由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不过六部次序有时略有改动。唐开始时是吏、礼、兵、民、刑、工，唐太宗时改为吏、礼、民、兵、刑、工，至我朝初年次序是吏、兵、刑、民、工、礼，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其次序为吏、户、礼、兵、刑、工，次序为后所沿袭。”
“为何又有后来的宰相‘失职’呢？”赵昺插言道。
“这……”王应麟愣了下，心中暗自苦笑，自己极力避免与陛下谈及权力分配问题，使得陛下心中生厌，导致此事无果而终，否则自己岂不成了士林的众矢之的了，毕竟入相是每个士人的终极愿望。而要因为自己言语不慎而让陛下熄了恢复三省的念头，那真是百死莫恕了。
“陛下，宰相失职也非是一时所致，而是世人为名声所累，肆意扩权所致。”王应麟沉吟片刻，重新组织了下语言道，“陛下当知宰相之权分于三省，逢国是需共同商议，便是堂议，议政所在之地称政事堂。能入其中议政便形同入相，一时为士人们所追捧。”
“堂议之制初时，不过是三省首官。但后来参加政事堂议事的长官越来越多，凡是参与政事堂议事的官员身份都等同于宰相，宰相的权力就进一步被分散，而称相者日增。”
“哦，彼时宰相只怕成了江中之鱼，人人皆可发布号令，导致朝政混乱，成了弊政啦！”赵昺听了呲笑道，他想起自己前世的那家造船公司，那也是个家族企业，兄弟儿女一大堆，不是挂副董事长，就是副总经理的衔。经营不一定懂多少，但是有了头衔就能在公司办公会就有发言权。
每逢开办公会那就是公司的‘盛事’，平日难见尊容的副字头领导们都会如期驾临，大家一个个都提心吊胆，担心哪位副总一个不留神就把自己的饭碗砸了。而最紧张的却是保安部，那帮大爷们若是只动嘴也就罢了，搞不好就会文斗变成武斗，他们到时就得进场镇压，而最后往往是保安们去领‘委屈奖’。
“正是，到唐中叶以后，皇帝规定，只有加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才是真宰相，其他官员不能叫宰相。而拥有这个头衔的官员越来越少，于是三省的很多官员就先后被排斥出了宰相的行列。三省六部制就名存实亡了。”王应麟回答道。
“王相，这好像所问非答吧？”赵昺听了咂摸咂摸嘴，觉得其说的不大对味儿，老头儿像是在旁顾而言他……
第１３６６章 如何取舍
一番谈话，赵昺通过王应麟的解说和自己所知，已经基本了解了历史上政体的演变，也明白了体制的更迭其实就是皇室和朝廷之间的关系变化，简单点儿说根源就是皇权与相权两者间不断斗争的结果，即皇室是不是即算政府？若把皇室和朝廷划开，这两边的职权又怎样分？
这点可以从宰相名称的变化中便可窥探一二，不同时代官职的名字不一样，但实际上是一样的作用。当宰相的权力过大，让皇帝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威胁时，他便新设地位较低亲信的秘书机构，或新取名字，或沿用已有的职位名字。然后这个秘书机构取代原来的宰相机构成为真正的掌权机构，而后成为名正言顺的宰相机构。
而这就是所谓的宰相失职。因宰相职权，本该领导政府，统治全国的，可皇帝老儿感觉不安全，把这项职权夺去了，又把他们的秘书像中书门下尚书之类来代行政府宰相的职权，而多是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事。
汉朝最早掌握机密的是尚书，然后是中书，其出自曹操的相府的秘书机构。曹丕篡位后，变成中书省，然后是门下省，这个机构在西晋和北朝很重要，有侍中和黄散两级，黄散是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的合称，此时南朝对应的是中书通事舍人。
但是担任之人都是位高权重，皇帝又感到没法信任如指臂使时，他就会再设新的秘书机构，历史就这样进入新的循环。他们一旦不干什么正事，皇帝也信不过他们时，然后就是唐代的枢密院，满清的军机处。而区别是唐后已不是汉代的老样子，老制度，却又换了崭新的一套。
唐代的政府权力已有政府与皇室的划分，就政府来说，变化很大，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政府中最重要的是相权，假若相权变动，一切制度必要随之变动。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就是把以前宰相职权正式分配给三省。换言之，便是把以前皇室部分权利重新交还政府。
三省六部制因为诸多优点而备受推崇和赞美。比如，有利于集思广益，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加强君主的权利，维护封建统治；有利于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促进文化的发展等。赵昺也有同感：
从制度的传承角度看。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是对秦汉以来三公九卿制的发展。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并立，分散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使**主义中央集权制趋向完善；从职能的转变来看。三省和六部的官员处理的都是政府事务，宫廷内务另有专门机构和人员处理，它的设立表明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彻底分离转变，是政治制度的一大进步；从权利的制衡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皇权与相权的平衡。
按照三省六部的职能，中书决策、门下审核批准或者封驳、尚书执行，然后分发六部执行。而赵昺按照现代政治学体系来看，中书和门下其实扮演的是立法机关，以及最高行政机关的决策部门；尚书及其六部，其实是政务院的非决策性执行机关。
至于六部对应现在什么部门，因为古代的官制体系分类结构纷繁复杂，与现代完全不同，难以一一准确对应，大概上说：
吏部，相当于当下的组织干部部，包括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户部，相当于当下的财政部、央行、国资委、国土资源部及民政部等的综合体，下边分设主管各省的司局；礼部，相当于当下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外交部等；兵部，相当于当下国防部和四总部；刑部，相关于当下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工部，相关于当下建设部和水利部及农垦局等。
六部有哪些职责各部尚书虽然品级相同，但重要程度还是有先后的。一般是按照富、贵、威、武、贫、贱，来给六部来排序的。
富是指户部，户部管钱粮，所以户部象征着富；贵指吏部，吏部管京里京外的大小官员，所以吏部占个贵字；威是指刑部，刑部堂审案时要喊威武，所以刑部确实威风八面；武是指兵部，其主管战事、刀枪、粮秣，也算名副其实；贫是指礼部，其管教化，清水衙门，贫很正常；而贱是指工部，由于其往来打交道的都是工匠，他们操的是贱业，所以工部得一贱字。
在三省六部制的行政流程里，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封驳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而中书省起草的诏令代表的是皇帝的旨意，门下省审核和封驳这些诏令不就是在审核皇帝的旨意吗？是不是意味着皇权实际上会受到三省制的限制呢？
确切地说，赵昺认为是有的，虽然皇帝制度或皇帝称号已然决定了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能限制或制约皇权。但因为皇帝行使权力时需要通过一定的人员和机构，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三省六部制就从制度上为臣下提供了约束皇帝的行为从而让其不滥用皇权的可能。
赵昺深受其‘害’的就是封驳，他下达的旨意需要中书起草，门下负责审核。门下省若是觉得诏书有问题，就会涂改诏书然后打回，这种行为有个专用称呼，叫做涂归。而门下省不仅仅审核皇帝的制诏，各地方、各部门上奏给皇帝的奏章，也是必须先经过门下省审核。
如果这份奏疏所讲的事情，门下省认为合理，就签署审核意见，交由中书省讨论并呈送皇帝御览，如果门下省认为不合理，就签署反对的意见，打回去。由此可见中书省、门下省都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皇帝的言行，力图使皇帝的所作所为在制度框架内，以使皇帝不能专权。
当初赵昺嫌自己的权利受到制约，后来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名，将中书门下虚置，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单位。而重大事宜则由左、右相和参知政事及枢密院正副使组织堂议，或增加六部尚书同堂议事。一旦得以通过，由他在决意上加盖印玺，旨意直接下达给六部或各军执行。
而赵昺的‘私旨’只要不是涉及国事，只需左、右相或是值守的参知政事签署就可以发送六部或地方执行。而后设立军机处也是以挤压相权为目的，后来一连起草诏书和审核奏章也交由御前办处理，以致有人将御前办主事称为‘内相’，有了取代外朝的趋势。
所以赵昺虽然当初建立御前办只是想减轻自己的工作压力，协助自己分类整理文件，收集资料和保管重要文件，对接中央和地方部门工作，而成立的秘书处。但实际上当下的御前办已经有了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一些职能，参与到重大事件的前期决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朝廷的运作程序和事件走向。
赵昺当然清楚如此做在战时和处理突发事件，作为一个临时机构存在勉强算的上合理，而他的目的也是在通过在御前办工作，受到自己的思想影响，并作为后备干部进行培养。但是作为帝王的幕僚，这些人在资历和理政经验上皆相差甚远，无法承担参赞军机的作用。
当前形势趋好，领土已经稳定在淮河沿线，面积比当初在琼州扩大了百倍有余，人口也已经达到四千万左右，事情也是越来越多，到了目不暇给的地步。赵昺以为现下的朝廷机构并没有能与时俱进，不但自己对纷杂的事务难以及时处理，朝廷也已经不堪重负。
因此调整朝廷机构，理清运作程序及完善议事和决策职能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而赵昺想着要逐步健全相关机构。但是他对增设那些部门，如何确定职能还只存在于设想当中，并没有详细的方案。所以今日便与王应麟提及此事，想在回京前能有个眉目。
眼下从三省六部制的优点来看，它确实是一项很好的制度。是不是优点多就一定会得到长期推广呢？赵昺的答案是否定。中书门下体制建立以后，三省机构依然存在，且三省出入命令的分工在形式上更趋严密和完善。但三省与宰相分离，中书门下成为宰相府署，独立于三省机构之上。
在这种体制下，中书门下直接指挥诸使、诸郡、诸军执行政令，宰相对于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甚至直接下行过去由尚书六部处理的事务。宰相与君主的联系更多的作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而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
而今选择恢复三省制，是完全照搬前朝的版本，还是吸取前人的经验，有选择的保留，赵昺还在犹豫。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增加公职人员和开支的问题，还涉及到如何维护自己权益的问题。一旦放权过多，自己多年的努力岂不前功尽弃，重新被架空，弄不好又变成了吉祥物被人供着了……
第１３６７章 一团乱麻
王应麟其实对于皇帝的提议和问题有些措手不及，一时间也来不及做出得体的应答，让君臣之间的问对时常出现冷场。他知道这也许会让陛下对自己的学识产生误解，但依然不敢‘妄言’，因为为官多年当然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一旦应对失度，让陛下产生误解和错判，产生恶果不仅会毁了自己，也会误国误君。
赵昺对此并没有多想，老臣谨慎持重，在自己态度不明的情况下，自然会慎言。而现下自己已经发出了足够的信号，也应该给其留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所以他没有迫不及待的追问下去，而是以自己困乏为名结束了谈话，并邀其明日再谈。
赵昺不想重蹈前人的覆辙，但也明白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要打破当下的局面，寻求新的平衡。而如何在保证改革能够顺利推行的情况下，平稳的进行权力过渡，并把动荡把握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也是极其考验他和一班重臣智慧的时候了。
要想做事，赵昺当然知道凭自己是做不到的，他必须依靠手下的臣僚和官员。而这就涉及到调整班子和机构的设置，而他就要系统的对官制进行改革，而如何布局，增加哪些部门，裁撤哪些部门，部门职能如何设置，当下就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前赵昺考虑恢复的三省制，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确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在加强中央集权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并非就十分完美，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做过一些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调整和补充。
唐初确立三省制以后，由于三省事权分立，往往产生弊端，尤其是掌握出令权的中书省和掌握政令审核的门下省不时因政见不同而互相扯皮、推委搪塞。有鉴于此，唐太宗遂决定三高官官合署办公，其办公地点称为政事堂，最早设置于门下省，后迁往中书省。其后，由皇帝指定人员入政事堂议事。
随着地方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国家统治面临着许多新的转折，行政使职大量出现。在不断派遣使职的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行政机制，临时派遣的使职演化为固定的职务，并逐渐形成一个与原有尚书六部行政体系不同的、按照新的机制处理政务的体系。
使职的出现和原有的行政部门使职化，势必与原来由尚书六部统领寺监和州县的行政体制发生冲突。而且使职因为有皇帝的特别授权，在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可以跨越尚书六部，直接向皇帝或宰相负责，这又进一步引起宰相制度和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
最为显著的后果是：由于中央使职行政体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取得对地方政务的领导权，中枢体制中三省制受到冲击，三省制逐渐向三省合一制发展。玄宗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改政事堂印为“中书门下之印”，是中书门下体制建立的标志。
建立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行政体制依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使职差遣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很普遍，但安史之乱给唐帝国带来的一场全国性战争，为唐王朝的统治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从而促成系统的使职体系初步形成。尽管代宗和德宗初期有过恢复三省制的改革，但都未能坚持。到贞元时期全国政务汇总于中书门下，中书门下作为行政枢纽的地位终于巩固下来。
逐渐形成一种中书门下共同会议决定办事，这种从上而下的公文路径，所用的时间很短，以防止来回封驳，提高了行政效率。从而实际上来说，形成以三省官为政务官，六部为事务官的制度，并奠定了五代及两宋宰相制度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国中古时期君相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
对于宋朝的官制，以赵昺当皇帝的感受就是纷乱复杂，以致让他初期都摸不清门路，不知道手下的官员是做什么的。而这其实也怨不得他，在太祖开国时，宋朝不仅继承了旧朝的体制和大量官名，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新的官名及办事机构，让人是眼花缭乱。
赵昺当政后，苦于此，于是乎将一些久设不置官员的机构裁撤，职能相同或近似的机构合并。将职官和寄禄官进行整理，一切以所任职事为准发放俸禄；而对于荣誉性的环卫官几乎不再赏封，并依据职能简化官名，十多年来才逐步清晰。
但是加设新的机构，重新审定编制和官名、划分权限，便又绕不过这些问题，让赵昺也十分头疼。宋朝在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作为中枢部门的首脑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权力机构，或称政事堂。中书门下的长官在北宋前期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分散宰相的事权，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
神宗赵顼元丰官制改革，撤销中书门下，将其职权分归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以尚书左、右仆射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正宰相，再设门下、中书侍郎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为副宰相；哲宗时，设平章军国重事或同平章军国事，以处“老臣硕德”，位居宰相之上，每数日一朝，非朝日不到都堂；徽宗赵佶时，蔡京为相，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作为宰相。
南渡后，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复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宋宁宗时，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每三日一朝，宰相不再掌印。南宋末年，贾似道专权，任“平章军国重事”，左、右丞相实际上屈居于类似副宰相的地位。
赵昺知道每一次官名的更改，其实就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官制的一次更迭，权力的重组。而由此引发的混乱都会导致国家动荡，而非仅仅是官名的变更。此外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的权力，还对相权进一步进行分解。
宋初便设置枢密院，作为主管全**政的最高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大权，其长官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等；另设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宋前期称“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三部。其长官称三司使，号称“计相”；神宗改革官制，撤销三司，将三司的大部分职权归户部和工部。南宋增设总领所，负责供应数路或一路各军钱粮，并参预军政。其长官称“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简称总领。
所以，北宋前期，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神宗官制改革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这样，宰相再次握有民政、财政和军政的大权。
此外，宋朝设有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其长官称御史中丞，副长官称侍御史知杂事，主管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台官有弹劾权，可以上疏言事，评论朝政，弹劾官员，还准许“风闻”论事。而仁宗又有专管规谏讽谕的机构是谏院，设知谏院事或左、右谏议大夫，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级官府办事违失，都可谏正。台、谏官都以言事弹劾为责，其职权其实并无多大差别，也导致后世台、谏的合流。
中书本是有制定诏令之责，可宋朝另设翰林学士院作为替皇帝起草制诰、赦令、国书和宫廷内所用文书的机构，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直学士院等。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或知制诰分掌“内制”和外制”，总称“两制”，翰林学士等还侍奉皇帝，充当顾问，涉及朝政了，侵占中书的权力。
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太宗时加设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神宗改革官制，审刑院并入刑部。
还有宋朝同样继承了唐朝的寺监，设置有太常、宗正、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国子、少府、将作、司天、军器六监。北宋前期九寺六监中，除大理寺、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军器监外，与三省六部情况相仿，名存实亡，职权被其他机构夺取。
元丰改制后，撤销司天监，另设太史局，九寺五监始各专其职，设官职掌。到了赵昺主政，这些寺监也进一步被缩减，只保留了国子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及宗正寺和大理寺。但他一直把持着宗正寺，而将作监和军器监也划归内府管辖，成了内廷体系。
这也不是赵昺爱管事，是当初实在分不清内外，而当初的形势也乱成了一锅粥，混乱之下他也就怎么方便怎么来了，到如今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似乎也成了定制一般……
第１３６８章 剥丝抽茧
不过赵昺也感觉到‘书到用时方恨少’，自己对于历史上官制和政体的了解还是不够透彻，甚至受到前世一些观点的影响。而这也将影响到自己面对变革时期的问题缺乏准确判断和清醒的认识，自己也需要消化和梳理从王应麟那里获得的信息。
赵昺主政多年，治国之道在于能够平衡各方势力，而一旦出现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往往就是乱局的开始，占据优势的一方会极力打压对手。这种打压往往是不择手段，不分对错，直至将持不同政见者置于死地，而往往只是因为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的不同，并非是敌我间的矛盾。
两派间的争夺一旦分出胜负，皇帝无论是作为发起者，还是支持者，往往还未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又会成为胜利者的打压对象，而这也是历史上的改革往往会出现‘开倒车’情况发生的原因。皇帝在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威胁后，便会转而支持失败者，合力来将所谓的‘胜利者’重新掀到马下。
这种政治斗争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尤其是争斗双方势均力敌，往往会持续多年，以致政令多变，官员人人自危，百姓无所适从，使得国家陷入动乱之中。而一旦此时发生严重的灾祸，或是外敌借机入侵，那么就有亡国的危险。
赵昺尽管坐稳了皇位，但也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再先进的制度，关键还在于人。尤其是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皇帝玩死一个国家的事情屡见不鲜，即便是他自己也不敢保证事事做的都对，所有决定都是英明的，遇到大事还是要征询众臣的意见。
所以独裁的皇帝制度是否合理具有很大偶然性和运气的成分在其中，谁也不清楚下一位皇帝是什么样子，昏庸，还是英明。若只是个庸才还算好，起码能够守成，不至于败了家；而一位昏聩之辈当了皇帝，又没有什么人可以制约其滥用权力，那对国家和百姓就是场灾难。
往时，赵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细想过，总以为自己还小，有的是时间来摸索一条赵氏江上永固的路。但是随着孩子们的出生，让只有十八岁的他有了危机感。他可以肯定自己的儿子们，不会再出个如他一般的‘怪胎’，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够培养出一个明君，而不是一个昏君，而子子孙孙更难以想象。
在难以保证后世子孙的人品和能力，那么如何能够保证赵氏江山不失，赵昺以为就只有从制度上来保证皇帝不能胡来。乃至在皇帝无法理政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官僚系统依然能够有效的运转，维持帝国的存在。而如此必然绕不过一个问题——分权。
既然是要限制皇帝独裁，就要求有其他人或是机构来分担权力，也就是要实行民主制度。但是赵昺知道现在是封建社会，无论是国民的素养，还是社会环境，皆无法一蹴而就的得以实现，那需要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实现。而论私情，这也许就会让皇帝彻底失去权力，沦为吉祥物了，赵氏宗亲们都得先生吃活剥了他。
因此赵昺当前能做到的就是有限的民主，也就是‘群相议政’制度。群议制应该算是民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政体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赵昺知道，这个制度并非完美，依然存在着致命缺陷，不可能杜绝所有的隐患。
赵昺也清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都需要时间来检验，甚至不得不付出些血的代价。而今自己无法想的那么长远，且他还有时间来验证，并做出修正。现下考虑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做到皇权和相权间的平衡，并给自己留下个绕过群相的后门，以免被彻底绑住了手脚，因为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不能被禁锢在小圈子中……
傍晚船队顺利到达汉阳，再下行就要进入长江了。为了保证行舟安全，郑永下令船队在此下锚，待天明后再行。
赵昺登上甲板向四周眺望，两年前他曾经到过此处，为了遏制蒙元自汉江顺流而下侵入长江，他曾下令夺取江口，当时万炮齐发将那里炸成了一片焦土，而今已经灯火点点，炊烟袅袅，已经形成村落，周边的田地得到了开发，不再是荒芜的旷野。
“官家，夜寒了！”王德给陛下披上大氅道。
“前年，朕与叠山先生在那边江上游船饮酒，畅谈天下，那时这里还是敌我对峙的战场，而今已然是一片生机勃勃，村镇林立，阡陌纵横！”赵昺颇为感慨地言道。
“老奴未能与官家征战鄂州，未能一睹官家英姿，而此次北伐伴随陛下先战两淮、再战荆襄，真是长了见识。”王德也感叹道，“向来两年后，官家打下的土地上也能如此，只是不知老奴还能否有幸重回故地！”
“好好活着，待朕来日驰马入中原，扫荡漠北之时，都会携你同行，咱们一起看看这大好的江山，见证这段历史。”赵昺拍拍王德的肩膀道。
“官家心有壮志，老奴能伴随左右，真是三生有幸，没有白活这一辈子！”王德施礼道。
“你我主仆相伴已经十余年，经历了多少风雨，见识了多少生死离别，能得你忠心服侍左右，可以互道心事，这也是朕之幸！”赵昺看着其的眼睛感激地道。
“官家待老奴恩重如山，怎当的起！”王德入宫就知道当孤苦一生，而又逢乱世，能够有今天全是陛下的之恩，但陛下并未因其身有残缺而歧视，视其为亲人一般，怎不让其感恩涕零。
“陛下，叠山先生遣人来问，可否与船队同行回京！”这时郑永前来禀告道。
“这有何不可！”赵昺想都没想就答道。谢枋得为湖广安抚使，而前时他已经重新任命林之武接任，其便要回京候旨，等待重新安排。而从鄂州归京千里之遥，随护军同行自然安全的多。
“是，属下这就回禀，让其乘船在鄂州码头相候，明日经过加入船队即可。”郑永言道。
“诶，叠山先生乃是国之干臣，不可轻慢，让其与朕同舟而行便好。”赵昺听了摆手道。
“陛下，可船队计划并不在鄂州停靠，这便……蔡知府也想在鄂州觐见陛下，属下刚刚回了他。”郑永有些为难了。
“如此，你便让码头在码头相候，御舟稍停片刻，嘱咐他们勿要惊扰百姓。”赵昺想了想言道。
“是，属下遵命！”郑永得令下去安排，御舟停靠便会将整个船队的序列打乱，他必须要重新作出相应调整。
“陛下也回舱吧，江风寒冷，勿要伤了身体！”王德见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施礼道。
“嗯，若非京中事急，朕真想在途中盘恒几日，看看沿岸的秋色风光！”赵昺点点头，又贪婪的看了眼隐于黑暗中的江岸，颇为遗憾地道。
“陛下，日后还会有机会的，不急在一时！”王德安慰道。
“呵呵，你信吗？”赵昺听了苦笑两声反问其道。
“……”王德跟着干笑两声，不敢作答。他也清楚宫深似海，不仅指的是那些嫔妃、内侍们，皇帝也是同样，每日的活动范围就在宫城范围之内。出京都是破费周折之事，更不要说畅游山水了，而这对于不耐宫中生活的小皇帝来说无异于坐牢一般。
次日天明，船队再次出发，不消几刻钟，御舟便已经出了汉江口进入长江中。眼前景色又为之一变，可谓是天高水阔，让人耳目一新。而江中的船只也比之汉江多出不知凡几，一纲纲漕船满载着物资顺江而下，皆是各州府征收的税赋，要在年前运往京城。
商船也比之汉江中渐渐多起来，或结对、或单船东去西来贩运货物，看着浩大的船队顺流而下，纷纷避让，搭乘的商旅纷纷出舱观瞧，无不感叹王师的雄壮，却不知皇帝的御舟就混杂在其间。船队靠近鄂州，在郑永的调度指挥下，大队不停依旧前行，而御舟在两艘龙船的护航下，寻了个空当靠泊鄂州西门码头。
赵昺立于前甲板之上，只见码头上舟船密如江鳅，岸上货物堆积如山，力夫们搬运货物的号子声，商贾讨价还价的争执声，税吏们的唱和声不绝于耳。但他并无烦躁之感，反而倍觉欣喜，商业的繁荣也昭示着这座城市已经重新焕发了生机。
赵昺的目光终于看到码头上的几顶青布小轿和两辆装满箱笼的架车，还有十几个身着官服的人围在一边，两个穿着儒袍，戴着纶巾人见御船靠过来，抬头向船上张望。他一眼便认出，当先老者正是卸任的谢枋得，旁者乃是鄂州知府蔡乔。
船刚刚靠稳，自有水手放下舷梯，侍卫营一队官兵迅速下船，在码头上布置了一条警戒线，郑永陪着王应麟下舟相迎……
第１３６９章 念念不忘
谢枋得显然没有想到御舟会脱离大队专程来接自己，见两人下船，连忙上前见礼。而蔡乔的目光却驻留在船舷之上，他看到了小皇帝，未得允许却也不敢登船，也不敢贸然参拜，以免泄露了陛下的身份。郑永走到他身边，耳语了两句，他立刻面露惊喜，与他们一同登船。
“属下（臣）拜见陛下！”谢枋得与蔡乔上船施大礼参拜道。
“免礼平身！”赵昺一手一个将二人搀起道，“此番北伐，湖广出力甚重，朕很是欣慰！”
“臣不敢，只求我朝早日将鞑子驱出，复我大宋江山！”谢枋得再施礼道。
“属下不能在御前侍奉，心中甚是愧疚！”蔡乔随后施礼道。
“汝守土有责，勿需多想！”赵昺安慰其道。
“外妇谢氏拜谢陛下！”这时谢枋得的一众家小也上的船来，在老夫人的带领下向皇帝行礼。
“老夫人勿需多礼，不过是顺手之劳！”赵昺连忙相搀道。
“能与陛下同舟而行，是臣妾莫大的荣幸，全家感恩涕零！”谢夫人再次谢过。
“船上若有不妥之处，老夫人尽管吩咐，不必客气！”赵昺招手叫过一个内侍，让其领人帮着搬运行礼，王德殷勤的引着谢家一众人上楼。
“陛下，家仆粗鄙，不懂规矩，臣先行告退，去看顾一二！”谢枋得知道蔡乔曾是陛下的心腹之臣，在御前行走多年，此番一同上船，定然有话说，识趣的回避了。
“属下自离京之后，万分思念陛下，每每想起御前之时，心有戚戚！”蔡乔见外人尽数回避，再行跪拜大礼凄然道。
“不必如此，朕一路行来，鄂州风貌已经大为改观，城池修葺一新，旷野以开垦为万顷良田，这皆是汝之功劳，朕心甚慰。”赵昺将其搀起道。
“属下才疏学浅，只能勉力而为，尽心为陛下办事！”蔡乔躬身道。
“嗯，汝当下已是守土一方的大吏，此番又兼任湖广转运使，更要勤勉，不可懈怠！”赵昺点点头又道，“湖广熟，天下足。朕将汝与林之武皆留在湖广任职，不仅是要尔等守住这片土地，也是要你们携手能够将湖广变成我大宋的米粮仓。”
“属下定不负陛下所望，必竭力为报！”蔡乔言道。
“对汝的能力，朕是信得过的，尽管放开手脚去做，朕会为你们做主，也会予以支持的。”赵昺言道，“五年之后，朕要再次兴兵北伐，将蒙元逐出中原。”
“属下记住了，定会齐心协力，苦练精兵，使仓廪丰足，助陛下宏愿得偿！”蔡乔颔首道。
他十分明白自己肩上的份量，当前两大制置司已经撤销，国家基本划分为江东、福广、湖广和淮东、淮西川东及直隶七大区域。其中又以湖广面积最大，人口仅此于江东，如今又收复了荆襄，战略纵深加大，又有长江天险，腹地已经远离兵火。
若是与蒙元达成和议，则在一段时间内，湖广地区将迎来相对和平的发展期。而陛下也是想以此获得喘息，进一步巩固内政，与民休养生息，为来日的北伐打下坚实的基础。蔡乔也明白，朝中对陛下‘任用私人’的非议从来没有断过，而他与林之武等人虽然是士子出身，却没有参加过科举，却担任要职，也为他人诟病。
当下陛下将湖广政务大权交给自己和林之武，其实也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蔡乔知道，置司已经裁撤，湖广以他和林之武为首，可以说军政大权在握，治理地方的同时，还承担着守土职责。他们在执政中一旦出现失误，就会引起朝中保守势力的攻讦，迫使陛下要对既定政策实施修改，因而责任不可谓不重。
“嗯，北伐之后，朝中会发生些变动。朕本打算让你们回京任职，但是思来想去，还是不要让你们趟这回浑水，免得深陷朝争之中，反不若在地方上干番事业。可是也让朕失言了！”赵昺和蔡乔倚在船舷上，看着滚滚江水言道。
“陛下勿需愧疚，是属下无能，不能为君分忧。”蔡乔明白皇帝不让他们回京，意在保护他们。但他也明白岁终，应节严和刘黻等一班老臣皆要致仕，陛下难免势单力孤，行事受到擎肘。而朝中并不平静，潜邸旧臣与行朝旧官及江南士人间一直存在矛盾，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臣一旦退出朝堂，他们敢保不会借机生事。
他沉默片刻后又道：“属下多有耳闻，陛下推行官绅一体纳税，朝野多有不满，要借机生事；又有人想借和议之际，迎德祐帝还朝，其意不言自明。如今，庄公从在应天府、属下与之武在湖广，身边只有几个刚刚入僚的新人，属下甚为担心，途中一定要多加小心。”
“放心吧！”赵昺摆手笑道，“只要你们能稳住地方，坚决推行，取得成绩，那些非议自然就会消失。而朕坐的也愈加稳当。而那些宵小想要谋害朕也非易事，有倪亮在旁，他们就得不到半点好处！”
“有劳倪都帅了！”蔡乔向在旁侍立的倪亮施礼道。
“蔡知府言重了，保护陛下乃是职责所在。”倪亮急忙还礼，想想又道，“蔡兄放心，只要洒家一息尚存，就不会让歹人近得陛下身旁。”
“如此就拜托了！”蔡乔再施礼道。
“陛下，叠山先生的家眷和行李皆已上船！”这时郑永过来禀告道。
“陛下保重，属下退下了！”看着船队已尽队尾，蔡乔知道自己该下船了，可心中似有话还未说完，哽咽着深施一礼道。
“保重，来日我们君臣京城再会！”赵昺将其扶起，紧紧握住其的手动情地道。
蔡乔洒泪下船，看着御舟收起舷梯，提起铁锚，在众水手们的号子声中以长篙将船撑离码头。而后在鼓声中桨手齐齐摇动桨橹，御舟缓缓驶离岸边，进入江中水道。
“陛下保重，一路顺风……”蔡乔望着升起的船帆，再也难以抑制情绪，扑身跪倒，涕泣横流地吼道。
“陛下保重！”跟随送行的一众人等，这时也才明白过来，谢枋得上的是御舟，刚刚与知府叙话的乃是当朝圣上，也赶紧跟着跪伏于地，对御舟行礼。
“万岁、万岁、万万岁！”码头上的一色人等见状也醒过味儿来了，这是陛下凯旋还朝的船队，靠岸的乃是的御舟，纷纷跪倒向船上行礼，高呼万岁！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呼声中，御舟并入船队，升起满帆，赵昺在甲板向岸上的官员百姓招手告别，王应麟和谢枋得等人向岸上深深施礼。
“拿酒来！”船渐渐远离城池，赵昺远望城西的一座小山道，“那里葬的是当年随朕攻取鄂州阵亡的将士们，朕不能上岸祭拜，只能遥遥相祭了。”
“立正！”
“敬礼！”
舟上官兵在倪亮的口令声中，集于甲板之上，向陵山方向抬手行礼，御舟上升起皇旗，军旗降半致哀，火炮空放。隆隆的炮声中，赵昺将坛中的酒缓缓倾倒江中，口中吟唱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众军在皇帝的感染之下，传唱千年的古老军歌在御舟上唱响，很快周边的战船上也应声跟唱，转瞬间传播整个船队，悲怆的歌声响彻江面，盖过了滔滔江水声，回荡在大江之上久久不息……
“陛下，鄂州城已经看不见了，叠山先生还在候着。”随着船队的远去，雄伟的鄂州城渐渐隐没在地平线之下，皇帝依然伫立在甲板之上遥望远方，王德近前轻声道。
“哦，朕是又出神了！”赵昺似梦中醒来一般，抬手抹去眼角的两滴残泪，苦笑着道。
“陛下勿要伤感了！”王德轻叹口气道。
“唉，我们自琼州至江南，一路上刀山火海，拼死厮杀，多少人倒在了途中，战死在沙场。而今北伐一战，又有数万官兵血洒疆场，朕觉得愧对他们的家人。”赵昺叹道，他尽管征战多年，见惯了尸山血海，可心依然硬不起来。
“众军为国为民战殒，乃是大义，死的其所。他们若在天有灵，知陛下仍对他们感念不忘，也会佑我大宋的。”谢枋得上前劝解道。
“是啊，我大宋万里江山乃是万千战士与血肉和牺牲换来的，我们不应忘记！”赵昺言道。
“陛下仁德，乃我大宋之福！”王应麟也在旁感叹道。
“呵呵，你们就不必吹捧朕了！”赵昺苦笑着摆摆手，转而道，“叠山先生在湖广任上两年，将湖广治理的井井有条，功劳甚重。此次去职回京，可有什么想法？”
“臣微末功劳，不值一提，无论致仕还乡，还是另有任用，一切愿听从陛下安排！”谢枋得躬身施礼道……
第１３７０章 不辨不明
赵昺开始布局未来的朝廷格局，为下一步改制做准备，而将谢枋得调回京中，也是其中的一步，他需要精通地方政务的官员充实朝廷。而谢枋得进士出身，曾在吏部担任多年的郎官，在蒙元占据江南后，又辗转前往琼州加入行朝，显见是对大宋朝廷是有功的。
在个人品格上，谢枋得道德无亏，曾受命主持广西方面民军反元斗争，又主持湖广政务多年，成绩有目共睹。不仅支持了湖广置司的北伐，还为征伐川东及云南方面作战提供了钱粮，显示了执政的能力。所以赵昺有意将其调入京中，接替准备致仕的马廷鸾主持吏部。
对此王应麟也是知道的，因而不免与谢枋得谈起归京后的安排，也说起皇帝有意恢复三省，重构朝廷体制的意思。而他也知道这事牵扯甚广，但对于士大夫集团并非坏事，如此可以进一步加强他们在朝中的话语权，以此抵销新崛起的武勋集团。
但王应麟也明白仅凭自己一人之力是无法说服陛下能够下定决心，改变现有的制度。在此前的谈话中，他已经发现了陛下的担忧和踌躇，这其中更会涉及到相权和皇权间的关系，而关键问题还是陛下担心自己的权力被削弱，进而失去掌控朝政的能力。
谢枋得此番回京也是志得意满，进入朝臣行列，也想建功立业。对于王应麟透露的信息，自然也是闻弦而知音，劝导陛下希望能促成恢复三省之事。可他也知道陛下并非混不讲理的人，还是要推心置腹讲明道理，告知此事乃是利国利民之举，定然会采纳的，但怎会说还是要讲技巧的。
其实船上的日子是十分寂寞的，尽管赵昺很享受船上的生活，也难免无聊。毕竟在前世他还可以从网络上了解世界，而当下船行水上，获得消息的渠道就等于断绝了。而他又没有什么欣赏歌舞，吟诗作赋的雅好，因此有时也是很无聊的。
好在行驾回京的消息已经告知京中，为了便于公文的传递，约定将一应文书置于途中的府驿，便于交接。所以，赵昺每日还需要批阅奏章，有时要与王应麟交换意见。但还是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便常常在午后与两人闲聊，他们或于甲板之上，或于舱中书屋，煮茶饮酒笑论天下事，倒也觉得时间不那么难打发。
这两天秋雨连绵，江上无风，舟船靠江流推动前行，速度并不快。而御书房中赵昺与两位大儒围几而坐，边上小炉煮茶，几个人谈兴正浓。三个人都是各怀心事，话题自然有意无意的引导当前恢复三省之事上。而今天谢枋得先讲了几个前朝小故事：
一个是唐穆宗下了诏书要给刘士泾升官，从检校大理少卿、驸马都尉升为太仆卿。门下省的给事中韦弘景、薛存庆把皇帝的诏书封还回去了，认为这个升迁不合理，不予通过。皇帝亲自下谕令给他们解释：“之所以要给刘士泾升官，是因为他的父亲在边疆立了功，他自己有在原任上做了十几年官了，他还娶了云安公主为妻，所以才准备给他升官，给他和他的家庭增添一些恩典。”韦、薛两人听了这个解释，才通过了那个诏令。
另一则是皇甫镈的故事。户部侍郎、判度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皇甫镈想通过一些手段稳固自己的职位，他上奏皇帝建议减少内外官的俸禄，用来贴补国家的其它用度。皇帝答应了，下了诏令。但门下省的给事中催佑觉得这件事不妥当，直接把皇帝的诏书退回去了。
还有一则是唐宣宗时候的事情。唐宣宗认为大将军李遂德才兼备，任命他为岭南节度使。在皇帝任命诏书已经发下后，门下省给事中萧放认为这个任命不合适，建议皇帝取消任命。唐宣宗这时正在欣赏乐曲，听了萧放的理由后，觉得这个任命的确不妥当，便当场叫一个伶人骑快马去追回诏书。
谢枋得的这三则小故事讲罢，在这‘敏感’的时候，赵昺不难想到其意是在说明‘三省制度’的好处，可以帮助皇帝查漏补缺，避免失误。而且‘很讲理’，即便将皇帝的旨意驳回，但是一旦解释清楚，也会改过，重新审核通过的。
但各人看事的角度不同，在赵昺看来这三个故事明显可以看出在皇帝下敕令以后，门下省的给事中都进行了封驳。要么使皇帝申明该敕令的理由，要么使皇帝的敕令作废。不难得出一点：皇帝的行为会受到门下省的制约。
在多想一点儿，是不是只有门下省有这种制约功能呢？以赵昺的理解，实际上不仅门下省有这种制约功能，中书省也有类似的行为。他沉思片刻道：“朕记的《旧唐书》中有载，武后当政时，刘祎之供职于中书省，为中书侍郎。因他不认可武后所发的敕令，认为该敕令未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审核，不属于正式公文。武后因此大怒，认为刘祎之忤逆了她的旨意，藐视她的皇权，竟直接把他赐死。这又该如何看呢？”
“这……”谢枋得没想到陛下来了个所答非所问，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走，想想也是皇帝辛辛苦苦写的方案，啪的被个门下小官给驳回，感觉肯定不大好。思索片刻道：“臣以为其按章程办事并无不妥，与制度无关，而武后因此迁怒，擅杀臣下，可谓昏聩。”
“叠山先生以为武后昏聩，进而擅杀。可一旦朝中出现权臣弄权，如我朝蔡京之流的奸佞之臣，其总领中书门下事，便可随意封驳皇帝的旨意，那将如何呢？皇帝只能任其为之吗！”赵昺反问道。
“臣以为若是奸佞弄权，皇帝当然可以予以惩治，将其撤换，另用贤臣……”谢枋得答道，可他也觉得自己的回答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底气。
这也是因为他同样经历过大宋的至暗时刻，先有丁大中，又有贾似道，后有陈宜中。他们初期也算是一时才俊，但往往篡得相位后就开始任用私人，打击异己，进而独揽大权，把持朝政。而皇帝对此却无能为力，甚至发生了陈宜中弃行朝‘出走’的事件，险些葬送了大宋朝。
“陛下与君直所言皆不错，君明臣贤缺一不可，而一方过于强势，都会使得朝廷失衡，动乱丛生。因而如何做，还需详加考量，吾以为皇帝之权不可轻去。”王应麟一听这要弄顶了，下边就没法继续了，连忙从中调和，试图岔开这个敏感的话题。
“臣思虑不周，陛下赎罪。”谢枋得也忙施礼道。他没想到小皇帝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自己打了个措手不及，暗道下来说话要更加谨慎。
“所谓道理不辨不明，我们君臣私下间说话，不必有那么多的顾及。如若皆顺着朕的意思，岂不是无趣，也难以明辨是非。而朕也非圣贤，行事也需臣僚们的辅佐，否则天下事皆归于朕，累死也无法一一解决！”赵昺摆摆手表示自己不在意，又指指一旁案上盈尺厚的公文笑道。
“陛下所言极是。”谢枋得施礼道，“《外储说右下》曰：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纲之网。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正是此理。”
“叠山先生此言不假，朕是深有体会。在琼州之时，地狭人稀，尚能勉力应付。收复江南，入主临安后，公事日杂，已经穷于应付，片刻不得闲。而此次北伐，事务更加繁琐，虽有诸位从旁辅佐，却也应接不暇，困顿不堪！”赵昺连连摇头苦笑道。
他明白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三个层次：君、臣、民。其中的君，代表决策系统。臣，作为官僚机构的运行者，代表行政系统。民，是代表广大受统治管理的民众。这三者的关系，是君王通过官吏来管理民众，以使整个社会生活得以有效运行，故其行政管理结构是君管臣，臣管民。
一旦打破这个结构，由皇帝直管民事，那是万万做不到的，而赵昺加强皇权的同时，就必须接过诸多的事务。那么中间层也要事事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执行，这就给皇帝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若是没有一副好体格加上清醒的头脑，还真是难以做到，而长此以往，他自觉也得像雍正一样累死在公案上。
“陛下之辛劳，臣过去尚难体会，而此次随扈北伐，臣却深有所感。”王应麟见陛下并没有因此而生气，也是暗松口气言道，“北伐之中，陛下不仅要运筹帷幄，谋划战事，还要时时处理公文，每每深夜尚不得就寝。而紧急之时，更是难得片刻休息。臣以前自觉公事勤勉，而今却是为之汗颜不已！”
第１３７１章 如何相制
此时的赵昺与两人谈话，总觉的有股如鲠在喉的感觉，让他不由的怀念起老师邓光荐，那是个直脾气，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来不知道委婉为何物。而当时自己却因此与其发生了不少误解和争执，还多亏应节严在其中周旋，否则以他年幼时的‘暴脾气’，只怕当初早就将其逐出帅府了。
不过这么多年过来了，赵昺也逐渐懂得这些臣僚们说话的方式。首先要仔细斟酌，话语中不能出现违禁或是僭越的词汇，否则不管你说的对错，都要遭到弹劾，甚至丢了小命；其次要学会察言观色，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三是说话要拿捏好分寸，有事不能直言，要懂得‘委婉’，说的直白点就是藏半截、说半截，试探着来，以免失去了转圜的余地。
赵昺对这种攥着拳头大家玩儿猜谜的游戏，十分无奈，耗时耗神倍觉辛苦。你要从一堆废话中抓住关键词，找到要点，才知道其要说什么事情。而后还要仔细分析，其如此说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此谈话就成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游戏，双方明枪暗箭，你来我往，从中寻求解决之道，冗长的谈话往往要持续多个回合才能有结果。
当然这种方式也非没有好处，起码大家都有充足的时间考虑，不会一下子弄僵了，导致难以继续商议。而赵昺也从其中受到‘磨砺’，学会谈判的技巧和说话的艺术，能用隐晦的言语表达自己的意思，从而让臣僚们能体会圣心，知晓圣意，从而做出正确的决定。
臣子们也要表现出足够的睿智，若是你没有从看似无意的话语间猜到皇帝的意思，或者会错了意，那就别怪皇帝没有给你机会，丢官不一定，一条冷板凳却是坐定了。赵昺认为这其实就是上位者的甩锅**，事儿办错了，那是你当臣子的做错了，而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锅当然扣不到自己的脑袋上。
当然能够上殿议事的官员也皆非易于之辈，哪个不是混成了老油条，让他们轻易背锅也非容易的事情。自会想方设法的避免自己成了背锅侠。当然也有人愿意做，勇于替皇帝背锅，而这种人赵昺却也不敢用，如秦桧替高宗背锅、王黼为徽宗扛事，都是有极强的权力欲和目的性，他替你背了锅，结果你可能就送了命。
刚刚双方的谈话其实也是暗藏机锋，重新恢复三省，看似是自己占了便宜，其实赵昺却点出那可不一定。因为粗看像是在分相权，但实际上对皇权与相权都有所分割，因为他明白世界上没有完美，任何一项制度到了精明的帝王与权臣手中还是会找出无限的纰漏。
皇帝可以用使臣、内官来代越，权臣则通过儒学门第这一工具轻轻松松跨越，从而一掌权利。徽宗还搞出一个‘御笔’制度，是自己可以绕过一系列制度，来直接下旨到事务部门，让当时即便权倾朝野的蔡京也无可奈何。
而有人会说三省制度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制度的雏形，是十分先进的行政管理制度，你一个穿越者应当十分明白，为何还会犹犹豫豫，不是傻，就是傻啊！可身处其中的赵昺却明白，古代的三省六部制与现代的三权分立真不是一个概念。
三省六部是一个行政整体，而三权分立中三权是平等的，与三省六部是有明确的不同。三省中，中书省起的是议政、草诏的工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取代了帝王朝议的权利；门下省则是对相关草诏进行复审，实际上是取代了相权中的部分权利；尚书省则是实际的执行机关，六部则是尚书省中中的执行部门。从中不难看出中书、门下似有议会、监察机关的功能，但实际上还是有着区别。
首先立法权实际上依然保留在帝王手中，门下的监察功能更像是相权用以对抗皇权的工具。而尚书省作为实际执行机关，似乎被排除出了帝权与相权的角逐。但实际上尚书省与六部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相权与帝权的微妙平衡，尚书主官是对帝王负责，而六部则是对相权的唯命。
所以赵昺私以为三省六部是同时对皇权与相权的重新整理与分配，并不与三权分立扯上啥关系。且从现代的角度看，三省制似是很科学，但问题是行政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皇帝的权力得不到体现。而尚书省的权力过大，毕竟统率六部的是尚书省，有架空皇帝的危险……
“伯厚，所言吾也是深有所感，陛下辛劳，则乃是臣子之过啊！”谢枋得叹道。
“朕疲惫之时也曾想过，君放手以吏治民确可让朕轻松一二，但常有官吏行为不端，以致伤民，而怨朕昏聩，如此也难心安。”赵昺也轻叹道。刚刚他已经放出风声了，自己太累想要将权力下放，可又担心官吏不法而害民。
“《外储说右下》说：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纲之网。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王应麟言道。
赵昺对于这些爱吊书袋子的士人们有时真的很无语，常常引用些艰涩难懂的圣人言，若是前些年他听了肯定傻眼，不知其所云何意。好在这些年经过刻苦学习，也能知晓一二。这里人主是指君王，君王的职责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
这一段话的主旨是讲，君王的职责是管理官吏，官吏的职责是管理百姓，官吏有问题，不能责难百姓，要向官吏问责。百姓那儿有什么事，诸如失火这一类意外，是官吏的失职行为，要问责，而意外失火时官吏的职责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资源去扑灭火灾，那样的话国家的管理便能纲举而目张。故明主的职责是治吏而不是治民，把官治好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秩序自然也就理顺了。
“《商君书·禁使》云：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若使马，马能焉，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所以为端也。陛下所忧，亦正是先贤所忧也！”王应麟轻笑着也跩了段文道。
赵昺明白他这段话讲的道理，其实说的两件事儿：一是讲在国家管理上，君臣二者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指“事合”，然而从利益关系上不是相合的，吏谋私利，势必侵害国家公共利益。
而驺与虞是指养马与赶马的马夫，说的是如果马也能视、能言，那么驺虞的一切劣行恶迹便不能有任何隐瞒，故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有相反的一面，这就是所谓“合而利异者”。商鞅是以这个来比喻官民的关系。官员是统治和管理民众的，官民这二者是国家行政机构必备的要素，这是讲合。
然而在利益关系上，如果官员谋取个人的私利，那必然与民众的利益相对立，如果民众能视能言那么官员的任何私恶皆会被揭发出来，官员便无所逃其恶。马是看得见，不会说话的，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看得清，百姓的嘴也能把看到的恶事说清楚，如果放开百姓的言论，那么官吏便无所逃其恶了。
反之，如果双方的关系是“利合而恶同”，如果事情的双方利害关系完全一致的话，即使是父亲问儿子，君主问臣下，也不会道明利害关系的真相。这也是商鞅担心的，放开让百姓说话，揭露官员的劣迹，那官会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利用在官的职能以治民，从而保全自己。以白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地区或者单位，官吏与官吏之间，利益关系是相通的，好恶也是相同的，故要出问题时，谁也不会出头告发这件事，往往形成串案、窝案。
因此，在地方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一些部门事业单位，如果一把手作案，往往带出来班子内一批人都参与其事并利益共享，这就是串案窝案连绵不绝的原因。因此在官僚机构系统内，要建立监察机构，必须使两者之间的利益和管辖上的隶属关系相异而不是相合，也就是相互制约之意。
“嗯，我朝御史台是隶属于中书门下，若是丞相违法又有谁来监察呢？”赵昺点点头，同意他们的说法，可又生出一个新的问题，三高官官若是违法违纪，那怎么办？
而以他所知，宋朝的台谏虽然有监察百官之权，但是权力十分有限，更像是一个摆设和打击异己的工具。自己上台后委任邓光荐为御史中丞，其实更多的也是依例抬高他的地位罢了……
第１３７２章 暗有所指
离开襄阳五日后，御船船队过了江州，前方再行便是湖州。在与皇帝商议后，郑永下令船队暂歇，补充给养。船队船只、人员众多，为了避免堵塞水道，侵占码头泊位，他们向北进入雷池。这里湖面广阔，便于停船，又与江、湖两州相邻，两地皆是富庶之地，物产丰富，利于采购物资。
雷池为历朝江北江防重地，过去蒙元在此也立有水寨，北伐之后为大宋内河水军夺占，并在此驻兵。船队进入后，并不需修建临时码头，大船便可靠泊。按照行程他们计划在此休息两日，步军不及水军，长时间乘船，拘于狭小的船舱中也会感到疲惫和烦躁。而战马更是如此，这都需要休息调整。
御前水军进入雷池后，赵昺没有抢下下船，而是让骑兵旅先行靠泊码头，让战马下船放牧，活动活动腿脚。随后是辎重团卸载扎营所需物资，并派遣汲水船补充存水，辎重船前往附近州县采购物资。其后则是护军一旅下船，官兵上岸休整。
整个船队依序靠岸，卸载完毕后则在湖湾中下锚停泊，水手们则利用休整的间隙清理舱室、甲板，工匠对船只进行检修，为下一次出航做准备。而御舟则排在了最后，还在湖中漂荡。赵昺对此并无不适，一根鱼竿或是一本书就能让他坐半天。
雷池的位置维度较低，按照现代的划分属于亚热带气候，温度比之襄阳还要高些。赵昺换了身长衣，站在甲板上端着望远镜看着湖面上水鸟翱翔起落，这种景色在现代是难得一见的，若是被那些观鸟爱好者看到，非得乐疯了，把相机快门都得按爆。
小皇帝的怪趣味，但对于倪亮来说却是种煎熬，天上的鸟又有什么好看的，因此倍觉无聊。可又不能远离，只能在甲板上无聊的走来走去，东瞅瞅、西望望，看着都让人觉得心烦。
“倪亮，听这周边虎啸狼嚎之声，其中必藏有虎豹豺狼，要让登陆宿营的军兵们一定要小心防范，不要为野兽所伤！”赵昺放下望远镜，看着无聊的倪亮道。
“官家，不若咱们到陆上行猎，既能打些野味尝鲜，也可将野兽远逐，岂不两全其美。”倪亮听了眼睛一亮道。
“好啊，这些天鱼虾也吃的有些腻了，你带几个人去猎些野味也好！”赵昺笑笑道。这倒不是他没有环保，爱护野生动物的概念，而是这个年代野兽实在是太多了，往往形成兽害，他这么做还算是为民除害。
“官家不同去吗？”倪亮问道。
“别装了，朕若是同去，你又如何玩儿的尽兴！”赵昺揶揄道。
“嘻嘻，属下谢过陛下了！”倪亮嬉笑着，脸一红不好意思地道。
“去吧，去吧，玩儿的尽兴些！”赵昺挥挥手道。
“倪都帅，怎么这么高兴？”这时谢枋得与王应麟两人连襟登上甲板，看着倪亮笑呵呵的点起一队亲兵上了艘小船而去，问陛下道。
“这些日子，倪亮寸步不离的陪着朕，甚是辛苦，让他下船散散心！”赵昺笑笑道，“他心地纯良，别看三十多岁的人，可有时就像个孩子一样特别容易满足，你们为何没有上岸休息，或是下湖游览一番，还留在船上？”
“吾与王相皆是喜静不喜动，在一起论道、下棋也是其乐无穷。再者，岸上房屋短缺，我们上岸只能挤占官兵的驻地，实在不妥！”谢枋得道。
“吾是贪恋这御舟，虽在水上，却是比路上的屋厦还要惬意，舒适几分。待吾致仕之时，定要请陛下赐下一艘大船，余生乘舟遍游名山湖海，也是件快事！”王应麟笑着道。
“呵呵，朕记下了！”赵昺笑道，“叠山先生家眷俱在，平日也无法远行，这里距江州和湖州皆不远，若是想出游，朕可遣船出行！”
“臣谢过陛下，只是女眷出游多有不便，而这湖上风光也是不错，又何必劳师动众。就在船上与陛下为伴，煮酒烹茶也是乐事！”谢枋得谢过道。
“倪都帅对陛下是忠心不二，日夜陪驾在旁，确是辛苦。而这几天听我们两个老头子与陛下论道，恐怕也早就烦闷不已了，不愿留在船上。”王应麟捋捋胡子，看着倪亮乘舟而去笑道。
“是啊，老夫与倪都帅也相识有十年了，现在虽已位极人臣，可性情并无二致，对陛下忠心不变，真是难得啊！”谢枋得也感慨道。
“他就是太勥，当年就是因为倪壮元一句话，他便记住了。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朕几次想让他外放历练一二，却始终吊在朕身后不肯走。现在放着十万大军不顾，非要陪朕征襄阳，干个侍卫的活儿，朕也实在也拿他没有办法了。”赵昺摇头苦笑道。
“陛下应该感到庆幸，有此良将重诺，不离不弃的伴身，乃是上天之赐！”王应麟笑着符和道。其实他很明白，倪亮堪称御前第一人，而陛下也正是用其诚。有他统领十万御前护军在旁，任谁也不敢轻忽，什么阴谋诡计在绝对武力面前都不值一提，即便是他在倪亮面前也是倍感压力，担心一语不合会被斩于刀下。
“是啊，有倪都帅在御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谢枋得指指眼前的湖面道。
“哦，这正是此典故的出处？”赵昺听了问道。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句成语他是知道，但是因为世事变迁，地名变动也是极大的，往往同一个地名却因为疆域，或是自然变迁，往往拗之千里了。正如他刚刚离开的宜城，现下在汉江南，可在战国却是江北了。
“陛下，正是！”谢枋得点头道，“《晋书·廋亮传》有载：亮并不听，而报温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便是指此地”
“嗯，东晋咸和二年历阳镇将苏峻联合寿春镇将祖约叛乱，向京都建康进攻，忠于朝廷的江州刺史温峤欲火速统兵去保卫建康。在建康掌管中央政权的庚亮得知后，担心当时手握重兵的荆州刺史陶侃乘虚而入，因此在《报温峤书》中说：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
“陛下所言正解！”王应麟点点头，过去常听人言小皇帝不喜经史，而喜读地理笔记，看来这个传言有误，陛下对典故也是知之甚详的，笑笑又道，“东晋成帝时，庾亮任中书令，执朝政。他为了防备西部边境的敌人侵犯，推荐温峤到江州做官，以加强防务。”
“温峤上任不久，庾亮得到了历阳太守苏峻企图谋反的报告。原来苏峻纠集亡命之徒，早就蠢蠢欲动了。庾亮自作聪明，想骗苏峻离开历阳，到京都建康来做大司农。大臣们都以为这办法不妥，温峤也写信给庾亮劝阻，但庾亮不听。苏峻果然非但不愿到京都去，反而由此看出朝廷对自己起了疑心，于是造起反来，发兵攻向京都。”
“温峤得知苏峻反叛，立即号召部下将士，秣马厉兵，打算从水路进入建康，护卫都城。庾亮对于苏峻叛兵估计不足，写信给温峤说无过雷池一步也。意思是言其担心西境的敌人更甚于苏峻叛兵，让他务必留在原地，不要越过雷池到京都来。”
“嗯，庾亮叫温峤不过雷池一步，现在想来在战略上是错误的。”赵昺言道。
“正是。庾亮错估形势，自以为形势有利于己。结果苏峻所领叛军攻势凶猛，很快逼近建康，庾亮指挥晋军迎战，被杀得大败，而温峤有命不敢增援，导致京都失陷。”谢枋得道，“不过舆论知过能改，温峤有容人之量。”
“兵败后心怀内疚的庾亮投奔温峤。温峤并不责怪，请他守卫白石的营垒，自己则加紧操练水军，准备与苏峻叛军决一死战。苏峻派了一万步兵，从四面包围白石，拼命攻打，庾亮手下只有两千人，渐渐支持不住。庾亮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地挥刀猛冲。晋军受到激励，愈战愈勇，终于杀退了叛军。庾亮见叛军败退，大喝一声，率晋军冲出营垒，紧紧追击，斩杀数百名敌人，获得大胜。杀掉苏峻，平定叛乱，也算弥补了因“无过雷池一步”战略错误而造成的损失。”
“两人知过能改，的确是善事。但毕竟大错已成，虽已弥补，可终损失惨重。若庾亮在判明形势后，及早将苏峻铲除，而非待其做大。或是令温峤同时出兵，合力将其击败，而非让其不可越雷池一步，便无后事。”赵昺言道，“温峤其实也有过错，他在京都被困之事，因循守旧，不肯违命出援，也是导致庾亮兵败，京都失守的主因之一。”赵昺评论道。
两人听了陛下的点评，互视一眼，其中皆有疑惑之色，不免心中多想。陛下此言是否是暗示我等默守陈规，不知变通，以致多有不满了，那么也是否该‘坦荡’些呢……
第１３７３章 帝王心术
当臣子也很累，王应麟和谢枋得他们知道揣摩圣心令士人不齿的事情。可是官场上谁都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作为臣子，倘若不擅于揣摩皇帝的心思，日子肯定过的惶惶不安。说不定哪句话、哪件事触怒了龙颜，摘掉乌纱帽还是轻的，弄不好项上人头也得搬家，甚至还有可能株连九族。
反之，如果能准确揣摩圣意，往往飞黄腾达，人生得意。可他们这种官场老油子心里却明白，很多官场中人看到了揣摩圣意带来的好处，却没有认识到，枉揣圣意是非常危险的，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而按照大宋士大夫给皇帝定制的‘王霸之道’的核心就是国君要把自己掩藏起来。
所谓帝王心术，首要即为天威难测。皇帝要在臣子面前显出莫测高深的样子，别人看不出你的心思，就害怕你。而别人要了解你，只能靠揣摩猜测。这种基本靠猜的政治，就是所谓的秘密政治。秘密政治不是将一切都公之于众，而是故作神秘莫测，下面的人要想了解“圣意”，只能暗地猜测，学习揣摩。
这等于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虽然嘴里都不耻于揣摩圣意，而在朝堂之上，个个都是揣摩圣意的高手。如此才能和皇帝的步调一致，充分贯彻其的意图，与皇帝共同进退，指向哪里就能打向哪里，给皇帝留下忠心为国，能为君分忧的好印象，让陛下放心，将权力赋予你执掌，把你当做心腹爱将。
不过这个难度也是相当的高，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三国时的杨修，有小聪明无大智慧，不仅在曹操面前卖弄自己的才学，而且向别人炫耀，让曹操心里极度不爽，最终被杀。因为这个恰恰触碰了帝王心术的核心，没有任何神秘感可言对于皇帝而言觉得自己犹如**裸的站在你的面前，感觉很不舒服。
明白主公在干什么的，一定是死啦死啦滴。所以杨修死了，所以萧何坐牢了。何况，有时候上面透露出来的意思，可能根本就不是真实想法，只是用来‘钓鱼’的，不过是想让某些人暴露出来罢了。小皇帝当下抛出恢复三省的‘香饵’，是真心实意的要做，或只是想看看他们是站在哪一边而已。
所以王应麟和谢枋得在摸不清皇帝的态度之时，也只敢持谨慎的支持恢复三省的态度，不敢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更不敢轻易涉及深层次内容的讨论，一直在表层打转转。当下小皇帝又借题发挥，让二人更加难以判定皇帝的态度。
要知道小皇帝自登基以后，许多朝臣一直以‘主上年幼’的说辞，在稳固士大夫阶层的地位的同时，试图进一步打压皇权，真正实现‘士大夫治国’的最高目标。而小皇帝则是不屈不挠进行了长达十数年的斗争，不断的以各种手段加强皇权，且斗争至今仍然在持续。
如今小皇帝手握兵权，多年培养的亲信已经成长起来，在基本掌控了地方州府的控制权后，力量开始从地方逐步进入朝堂，向政治核心渗透。而此次小皇帝借北伐大胜之威归京，又逢主政的几位老臣致仕之际，正是独树皇权之时。
而今却提出恢复三省制，主动让权，让王应麟觉得有些不正常。不知道小皇帝是因为‘太累’，想要放权；还是想与士大夫阶层修复关系，结束多年来的朝争，君臣同心治理国家；而或就是个陷阱，想借机将朝中的反对者一网打尽，独掌大权……
王应麟觉得还是稳妥为上，在无法判明皇帝的真实疑团之前，不要着急站队，而是接着上次未尽的话题道：“《墨子·尚同下》讲到‘古者有语焉’，曰：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
赵昺听了点头，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劝皇帝‘兼听则明’，而换一句话讲，也可以理解为‘相互监督’。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三个层次：君、臣、民，这三者的关系是君王通过官吏来管理民众，以使整个社会生活得以有效运行，故其行政管理结构是君管臣，臣管民。
但君如何管臣，臣的人数那么多，分布的面那么广，仅靠君王一个人是无法明察一切的，那就需要在官僚机构内部建立互相制衡的系统。而这个互相制衡的系统，相对于官僚行政系统就需要相对独立地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完整的监控系统，以便有效地调节行政官僚系统的运行，这就是监察系统。
“陛下，当下我朝台谏羸弱，地方职官多有空缺，有的路府只有安抚使，有的则只有常平司，甚至只有转运使掌管。而州府或有知府独掌事务，不设通判；或知府、知州空缺，由通判主理事务，军则由驻军都虞侯理事。如此虽然减少了推诿争执，有利于政令的通行，可缺乏相互制约，一旦出现不轨之徒，则贻害甚大。”谢枋得言道。
“我朝的台谏和地方监察系统太过繁杂，以致官官相制，事事擎肘，勘需重新梳理和审定。二位先生可有妥当之法！”赵昺皱皱眉道。现下对官员的监督措施真是不多，制度也说不上完善，他主要还是依靠事务局对百官进行监视，通过密折来了解地方情况。可这些东西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仍然需要一套系统的制度和专班来实现。
“《商君书·禁使》中有云：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臣以为古有制度，我朝可以借鉴之！”王应麟想想道。
“王相所言的可是秦时‘置丞立监’之制？”赵昺问道。
“正是！”
赵昺点点头道：“我朝的监察之制，与此虽有不同，但多有雷同，尤其是地方上，恐难完全杜绝相护之弊！”
其所言的丞和监非是特指人，而是地方行政机构的两个系统，丞是行政系统，监是监察系统。丞相的行政系统，丞者承也，相者助也，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的百官之长，也就是朝廷负责日常政务的长官，郡县的地方行政长官在隶属关系上是属于丞相管辖的，而丞相任免的权力则在皇帝。
另一个系统是御史大夫，是与丞相这个行政系统并立的监察系统，在地位上贰于丞相。御史本来是皇帝左右记言记事的官员，通常是皇帝左右亲信担任，办理秘书事务的成员，也是皇帝身旁的耳目。但原始的地位不高，但是与皇帝的关系比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更亲密一些。
丞相位高权重，不便差遣时，便让身边的御史去办一些事务，皇帝要查办的一些案子往往让御史去办，御史台的长官便是御史大夫，副职是御史中丞，在地方上的监属于御史台管辖。
所以“置丞立监”是地方上两个平行的机构，丞是行政机构，监是监察机构。秦代地方行政系统是郡县二级制，郡的行政长官有守、监、尉，守是郡的行政长官，他的佐贰便是丞。监，负责地方的监察，尉是负责军兵和地方的治安。
县一级在秦的时候，设令和丞，县令是一县之长，丞是县令的佐贰。县丞还负责县内的仓储和刑狱，大的县还有尉，县尉负责地方的治安。但县一级没有监，而是由郡的监负责属下诸县。
所以设置两个平行的系统，“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借助权力以谋私利，由于是平行的两个系统，可以起到地方分权，互相制衡的作用。
“陛下所虑正是！”谢枋得接言道，“缘于丞与监皆在郡守统辖之下，他们虽各有职司，却也难以相互牵制，监无法辖制与丞，难以实现长期和有效的管制，才有‘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之言。故还需要朝廷对地方路府自上而下的更有效的管理，才能保证朝廷政令，在地方得以贯彻执行，使之犹如臂指，运行自如。”
“这就需要仔细考量了，如何才能让地方听从朝廷政令，而又不能徇私舞弊！”赵昺沉吟片刻道。
其实在实现中央集权后，朝廷对地方行政机构要实施考科，同样是相互平行的‘双轨制’，一是自下而上的上计制度，即地方向朝廷上报的年度政绩考核报告；二是自上而下的派遣御史到地方上去巡视或巡行，由巡视的御史向朝廷报告地方官吏执政的状况。
前者是行政系统的考核，后者是监察系统的考评。通过这样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条渠道的考察，来确认地方行政的状态，朝廷再通过每年的政绩来考核官员优劣并由上而下地实施赏罚。而以赵昺所知，大宋朝并没有因此而杜绝官僚系统的**……
第１３７４章 我懂得了
大宋朝的官制复杂到令人发指，赵昺都不得不佩服老祖宗们的才华横溢，以致本朝的官家子弟从小通过一种类似现代‘大富翁’的游戏，来学习官阶品级知识，弄清其中错中复杂的关系。而他也发现现代拍的电视剧中的导演也都是稀里糊涂，根本就弄不清其中关系，张冠李戴都是轻的，胡说八道才是正解。
在赵昺的理解中，大宋朝官制的变化应该以神宗的元丰改制为分界线，这样才能更好的弄清楚官僚系统的相互关系，监察系统亦然。台谏是宋朝的监察机关之一，负责纠察官邪，肃正纲纪，监督朝政的运转，还要关注朝廷中的舆论，搜集百官的意见和建议。
但实际上这是两个系统。。什么是台谏呢？台谏是台官与谏官之合称。御史台系统的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通称为台官，谏院系统的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通称谏官，这两个系统的职能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所以合称为“台谏”。
宋朝的台谏官级别不高，但地位非常重要，是天子的“耳目之臣”，朝廷的“清望所在”，不是什么人随便就能做的。不能找混年头熬资历的，也不能找没有科举功名的，唯“登进士第及器业有文学者可膺是选”。器识、文学俱佳，进士及第，清望所在，刚正不阿。
但元丰改制前，台谏官员多是寄禄官，不是实职。而寄禄官就是一个工资待遇的指标，相当于官员的品阶，也类似现在的享受某某级待遇。直到元丰改制之后，这两个官才开始切实履行台谏官的职责。而谏官多出外任职，用以消饵藩镇的权力。
宋朝的中央监察机构为御史台，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为御史中丞，定员一人。按照宋制来看，御史中丞在百官之中排在第四位，很是位高权重，且可以参政议政。台院、殿院和察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下设侍御史一人掌贰台政，辅助御史中垂处理御史台事务。
殿院则下设殿中侍御史二人。开始同为寄禄官，真正任职者不多。元丰改制后方才正官名。并规定殿中侍御史职责为“掌以仪法纠百官之失”。并参加朝会、朔望、六参以弹其失仪者，相当于现代的风纪纠察员；察院下设监察御史，与殿中侍御史同，初为寄禄官，真正任职者不多，元丰改制后方才正官名。
御史台的职责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不只是监察官员是否贪污受贿，更是上至宰相下至普通官员，只要违反了朝廷的规矩法度，都可以弹劾。宋朝为了加强监察，还沿用了唐朝的”风闻制度”，即使是没有明确的证据，御史和谏官只要是道听途说或者蛛丝马迹就可以弹劾官员。
但中央上的监察体系，有一个致命缺陷，那便是御史权力太大，就以“风闻制度”来说，很多心术不正的人就利用这种监察权，来打压甚至陷害与自己不对头的大臣。而到了北宋中后期，像御史利用监察权，经常打压政敌的情况，反倒是屡见不鲜，失去了最初的监察本心，反倒成了心术不正之人打压政敌的一个工具。
相对于宋廷台谏机构对中央官员监察的松懈和成为党争的工具，大宋皇帝们对地方确是很严格的，他们的监察制度在历朝历代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在讲究监察严密的情况下，还力图达到互相监督互相牵制的情况，以避免出现同流合污的情况。
宋统一后，地方政权实行路、州、县三级制，通过路和通判监察地方，不仅设置了监察机构，而且还设置了专职监察人员。为了保证地方监察官吏更能始终认真履行职责，防止与地方势力勾结危及朝廷，宋朝还特别规定了监司出巡和失察受罚制度。
开国后为了稳定局势，宋太祖安排了一些原割据政权的旧官吏任知州，但不放心，同时又在每州增设通判一职，与知州同领州事，看似为副长官，但其本质上更多属于是监察官，因为通判的一个重要职责就在于对知州还有其他大小官员进行监察的，以避免知州等官员**。
在这个时期，通判的权力更大，本就是专门负责对知州的监察，因此经常与知州争权夺利，甚至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甚至有些通判自认为高于州长官，经常越权行事。很明显如果通判一家独大的话，那么就起不到最初以其监察知州等大小官员的初心了。
于是在开宝七年，明确规定通判为州的副长官，将其权力收缩，以其达到与知州互相平衡牵制的意思。当然说道这里可能有人疑惑，通判即使权力缩水，可以与知州达成平衡，但如果双方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呢？这时候上一级的监察制度的优势就出来了，那就是州郡之上还有路分大员，分别是：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
这四大监司可谓是各司其职，都是平级，同掌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权，互不统属，却又彼此监察，各自对皇帝负责。平时互相监督对方不说，对于下面的知州和通判也有监督之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知州和通判进行德、能、廉等方面的综合考察，然后上报于朝廷。
朝廷就以这些考察来决定知州和通判的升迁和降职问题。而且宋朝的官员调任很是频繁，一般情况下不超过三十个月就要换人，在这种短暂时间内，官员想要形成自己的关系网，基本上很难的，而且即使形成，没过多久就被调走了，也没什么用的。
此外宋朝对握有兵权者总持有疑心，所以在河北、河东、陕西、川陕等地陆续设置了权力极大的监察官走马承受公事，走马每年要向朝廷汇报情况，承受指示，权力大，监察面广，实际上是皇帝亲自派出的按察地方的官吏，其权力与监司均敌。
由此可见宋朝在地方上的监察体系还是完善，不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可谓是处心积虑。可谓是一环扣一环，是面面俱到，而且没有造成一家独大的情况，使双方可以正常的互相监察互相牵制，自然避免了官员大规模反腐的情况……
这一段时间，赵昺与王应麟和谢枋得两人先后几次长谈，得以对大宋的官制演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得失进行了讨论，应该说受益颇多。
正所谓以史为鉴，通过两宋官制的发展来看，赵昺得到的这份二百年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在所难免。
从监察制度来看，避免地方一家独大，使其互相监督的情况很是不错。但中央上御史权力太大，监察权反而慢慢成为打压陷害大臣的工具，失去了其最初的本心，由此可见再好的制度，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毕竟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遇上心术不正之人，利用制度漏洞来陷害他人，那便得不偿失了。
而弄清了两宋制度也是赵昺对下一步改制工作的切入口，这对他确保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政令的畅通及吏治的整顿是有益的。结合两世的经验，也告诉他制度的制订在执行过程中，自然随着利益关系而异化，制度设计的目的与效果往往会出现反向的运行，故制订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但如何执行则更加重要，还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制度。
同时也让赵昺明白，除了制度根本还是人的问题，不仅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教训也实在太多了。如今立法不谓不多，效果如何，执行状况如何是一个大问题，不要以为立法就万事大吉了，实际执行的情况因人、因时、因地而相差甚远。
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有一些人心目中，制度是挂在墙上给人看的，办事自有潜规则。而在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异变以后，其对待制度的态度，不是如何遵循完善制度的设计，而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那么可以说，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变异，形式与实质可以反向而行，走形式往往会变成掩盖违反制度的贪渎行为。而明白是一回事儿，如何改变现状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赵昺知道做比之什么也不做要好。而要对整个国家的官僚行政系统动手术，也要承担极大的风险，但他已经做好承受失败的准备，但更多的是必胜的信心……
第１３７５章 拉人上船
心动不如行动，赵昺捋清了脉络，准备下手开始设计未来的政治格局。他是搞船舶设计出身，而多年培养的成的思维习惯也不由自主的带进了对政体的设计思路，其实他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同。从大里讲，万物归一，道理想通；从微观世界将，任何物质都是有最基本的原子堆砌而成。
以此推理，赵昺以为船舶无外乎由船体、动力系统、操作系统三大部分组成，然后在通过用途的不同而进行细分，从而设计出不同类型的船舶，进而选择适合的船体、动力系统和操作系统，添加不同的模块，建造出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用途各异的船只。
如果将当前的国家比作一艘尚在空白图纸的船，作为承载整个体制的‘船体’就是国家制度。在这个问题上，赵昺没有选择，只能是封建帝制，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至于国家的动力系统，他认为当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再说的高大上一些就是社会物质和文明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操作系统，自然就是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
当下船体有了，发动机也有了。虽然这台发动机已经燃料不足，零件老化，导致动力下降，但是尚能勉强支持船的前行，但也急需找到加油站，添加燃料。至于操作系统，虽然船长的目标明确，但是船员们表现不一，有的干劲十足，有的慵懒懈怠出工不出力，有的干脆偷偷挂倒挡。
现在赵昺就是船长，领一帮素质不一的水手行驶在可覆舟也能载舟的‘人海’之上，他要做的就是能让这艘大船平稳的行驶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乘风破浪，克服重重困难，直到到达幸福的彼岸。而要让船能行驶在正确的航线上，加快速度，就先要对操作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赵昺继承这艘船的时候已经千疮百孔，眼看就要沉了，他当了十多年的修补匠，终于将让这艘船已经能够勉强航行。而这帮水手们却因为前几任船长疏于管理，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而变得散漫又固执，养了一身臭毛病。
这份精神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自然是指大宋朝的士人们创造的‘宋学’，那些出新前代却影响至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与民族性格。这不仅是学术思潮，且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民族素质与价值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赵昺也当然明白世界上社会的进步与思想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大宋朝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说明宋学也非是一无是处。
首先在宋朝已经诞生了平等的意识。唐宋社会转型，开启了科举公平竞争的闸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个官僚队伍主要出自科场的选拔，他们虽有等级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
地主阶级已无“士庶之别”，地权开始以经济手段频繁转移，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不仅仅耕地租佃，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也开始进入许多经济活动。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促进了各阶层间的横向流动与上下流动。
所有这些变化，催生了人们对平等的朦胧向往。宋学家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强调这种平等观。在社会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观念，这在近代公民意识出现前不啻是身份观念的革命。
平等观也投射在起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王小波的“均贫富”，方腊的“法平等”，钟相的“等贵贱”，都表达出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相对前代，这种平等意识是新因素，但与近代平等观仍有本质区别。
赵昺作为现代人当然支持这种思想的进步，但是作为统治者就要持保留意见了，那些士大夫们已经‘猖狂’到要抢班夺权的地步了，总是琢磨要架空自己，当然不能让他容忍。
其次是兼容精神。正是因为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观宋学的两大高峰期，“学统四起”“自出议论”，却颇能宽容并存，客观肯定别派可取处。
与此同时，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处杂陈。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处上，整个社会表现得相当宽容。
赵昺也明白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各阶层相互间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而这方面其实也是他想发扬和继承的，以此来推动自己的革新，但是往往某些东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固化，忘记了初心，反而成了进步的绊脚石。
再有就是宋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世俗化，士人们受到经世理念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
士人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当然这种情怀放在现代也不过时，赵昺也是深表支持的，可也希望他们能够对皇帝表示应有的尊重，不能事事关心，甚至连生孩子的事儿都不想放过。
不过赵昺明白月盈而亏的道理，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宋朝的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他也不否认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的强化，可自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所以，赵昺的革新面对的是一份日暮西山的政治遗产。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
赵昺清楚若是在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之时，这种制度也许尚能勉力维持，消极的因素被表面的繁容所掩盖，皇帝和大臣们都能陶醉其中，洋洋自得的欣赏这盛世繁华。可在面临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的缺陷也就暴露无遗，亡国也就在所难免。
面对这个烂摊子，赵昺一直在寻求变革，尤其是收复江南后这种念头更加强烈，但是阻力重重，仅其要修订律法，以便实施以法治国。虽然老师应节严从中极力推动，但两年时间进展极为缓慢，底下的官员也以各种借口拖延推责，种种的不配合。
那时赵昺就决心要整治一番，但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他不敢动作，免得再因此断送了得来不易的平衡。所以两年后，在局势稍微缓和的情况，他断然发起北伐，对蒙元进行打击，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威胁大宋，从而为自己推进革新争取时间。
打仗讲究‘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而赵昺也知道革新必须从上而下进行，首先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自己当然不能动，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朝的宰执们，这些人作为士人阶层的风向标，士大夫们的领袖，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
做买卖要讨价还价，这时候自然也需要相互妥协，赵昺现在摸清了对方的底价，恢复三省其实就是让权，让士大夫们得利，把他们先拉到一条船上。但他的便宜也不是那么好占的，其中必须要夹带些私货……
第１３７６章 分权相制
按照赵昺对国体的设想，要分成两大部分，即内廷和外朝。内廷自不必言，那是他自己的后花园，可以自己做出相应的调整。外朝则分为决策、审核、办事、监察及武装五个大方面，由此衍生出相应的下级机关。
根据历朝的经验，由于三省事权分立，往往产生弊端，尤其是掌握出令权的中书省和掌握政令审核的门下省不时因政见不同而互相扯皮、推委搪塞。中书门下合二为一的制度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赵昺以为可以参照设置，但是对其的职能要做出调整。
中书门下省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决策机关，负责国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并监督律法的实施；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经济的发展目标；根据皇帝的提名，审核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根据皇帝和相应部门的提名，审核和授予国公一下爵位；负责审查和批准地方建置和区划；审查和批准国家预算及执行情况；对外政策的制定；对于皇室相关问题进行建议等等。
中书门下省设左、右相，分管中书和门下事务，由正一品或从一品官员担任。下设国是院、政务院、律政院、总计院、督察院、审刑院和事务司。以六院一司组成中书门下省的构架，分由三品及从三品官员组成。各院设知事领院事，称知某院事，院以下设案分管诸事，以主事领之。
赵昺将过去由自己控制分管预算和资金管理的总计司，从内廷剥离，成为中书门下的机构，又外朝管理国家财政的预决算。看似放弃了财权，其实也是给自己减负，如今国家财政已经过于依赖内库，有事没事就跟他要钱，长此以往他也负担不起，不若两厢分算。
尚书省是国家行政事务的具体执行机构，领六部处理一应事务。但是过去赵昺实施的是三省合一的制度，以此来提高行政效率。但是尚书省就成了集决策、审核及执行三政合一的机构，权力过去集中，从长远看并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且尚书左、右相的权力太大，足以威胁皇帝的地位。
此次改制就是将尚书省的决策权和审核权分离出去，使它回归本来面目，只作为事务机构存在。其的机构和事务经过几次调整，早已成熟，保持现状即可，并不需要做出大幅度的调整。仍以左右两相分领尚书省，设参知政事协助两相工作。
不过为了体现中书门下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左、右两相的品级，赵昺将其下调为从一品或是正二品，而六部尚书也相应调整为从二品和正三品。
监督机构自然是御史台。这个机构也是早就有的，只需做出局部调整，赵昺恢复以御史大夫为主官的传统。过去中唐之後，御史大夫多缺，仅作加官用，御史中丞为实际上的主官。且御史也是为寄禄官，不理御史台事，监察事务实际由门下省给事中、拾遗等官充任。
此次，赵昺改制对御史台的权力进行了加强，保留了台院、谏院、殿院和察院的设置，又将大理寺归于其管理。如此一来其真正做到了上可对皇帝的错误进行指正，中可对百官进行监察，下可对地方胥吏都能进行督查和惩处，且能刑狱案件进行复核，从而实现了对权力的全方位监督。
至于武装力量当然不能够由行政机构插手，赵昺依然保留了枢密院，以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当初在中书门下体制建立以后，三省机构依然存在，且三省出入命令的分工在形式上更趋严密和完善。但三省与宰相分离，使中书门下成为宰相府署，独立于三省机构之上。
在这种体制下，中书门下直接指挥诸使、诸郡、诸军执行政令，宰相对于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甚至直接下行过去由尚书六部处理的事务。宰相与君主的联系更多的作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而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
这是称得上是君相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而宋前期，也是实施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而神宗官制改革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渡后，宰相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这样宰相再次握有民政、财政和军政的大权。
赵昺为此还进行了下一步安排，他保留了皇帝任命丞相的权力，并将权力进一步拆分。中书门下省和尚书省又不设主官，却由两相分领即是防止出现宰相专权，从而导致出现独相的问题。而为了解决部门间各自为政的问题，他沿袭了中枢部门的首脑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做法。
所以实际上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掌握在‘群相’的手中，而政事堂才是最高权力机构。赵昺久烦于政事，因此早就一改日日早朝，为五日小朝、朔望大朝。那么正好借此形成旬日开政事堂议论国家大事，朔望召开大朝会，如此是官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公务，而不是天天拜见皇帝。而他自然也能偷闲，参加大朝会更多的是表明自己还活着，仍然是国家的最高元首。
能够参加政事堂会议的，赵昺设想分为三种：一种是日常会议，另一种是常务会议，再一种是扩大会议。
日常会议由中书门下省左右两相、尚书省左右两相、知枢密院使及御史台御史大夫参加，对国家日常政务进行讨论，做出决策后形成文书报皇帝审核批准后执行，轮流由中书门下省和尚书省主持讨论；常务会议则由皇帝参加并主持，对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和做出决策。
至于扩大会议，就是对常务会议上有较大争议难以做出决策，或是在突发重大事件，需要相关部门提供参考意见或参与决策时，将增加参会人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参与表决。而为了避免出现混乱，赵昺吸取前人的经验，认为必须限定参与人的资格。
当然无论哪种会议，在出现争论时，他保留了‘拍板’的权力。而赵昺也让枢密院保持了独立性，防止相权侵夺军权，又让武人有了参与政事的机会，从而防止文官不顾实际情况，妄自发动战争或裁撤军队，减少开支，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皇帝将军权完全掌握在手中，也能够平衡朝局，保证权力斗争中多一张底牌。
对于司法机构，赵昺基本沿袭了过去的惯例。商周时期，中央司法官之名为大理，即“整理律法之官”，此“大理”非云南大理自治州的那个“大理”。至秦汉时期，大理改名为“九卿”中的廷尉。廷尉的职能是掌管天下刑狱之事，廷尉的办公之处又叫廷尉署。
但是从汉代的几个皇帝，如汉景帝和汉献帝就想着搞复古运动，将廷尉重新改为大理，不过每次改完又改回来了。直到北齐时期，皇帝最终将廷尉改名大理，并冠以“寺”之级别，使得大理寺正式成为中央司法机关，位列“九卿”之一。
论职权，到当时为止，审判、核查的司法职权都是掌握在大理寺之手，机构设置比较简单，能够改变其决定的也就是皇帝了。隋唐时期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成为中央机关，而六部之一的刑部主管典狱刑罚之事。
按理来说，刑罚之事应该由刑部包办了，但是在这时，刑部还只是一个做司法行政工作的机关，较少裁决具体案件。大理寺非但没有被取消，反而职能与构架更加完善，与刑部和御史台共称唐代司法“三法司”。按照唐律，大理寺卿的品级为从三品，要比正三品的刑部尚书级别低一级，他统筹整个寺内的刑侦审案，少卿则协助寺卿工作。
正是由于大理寺负责刑侦审案司法工作的特殊性，人们又酷爱听推理侦案故事，所以很多侦探题材古装剧中，大理寺出镜率非常高，形象可谓深入人心。而为现代人熟知的唐代名臣狄仁杰，他就曾经在大理寺任从六品上的寺丞，负责核查来自全国各地上报的案件，一年清理上万案件的壮举就是在这时完成的。
一句话归纳，大理寺卿组织大理寺成员审理案件，如果罪行到了需要流放或判死刑的程度，就要报请刑部和中书门下省复核。除了本职工作外，大理寺常与刑部和御史台，一起审理复杂疑难案件，被称为“三司推事”，后世所谓的“三堂会审”就是由此而来。
可以看出，大理寺在以大理寺卿为首的框架下开展工作，与刑部和御史台实行了职能分工：大理寺主管审案，给嫌疑人判处刑罚；刑部则负责司法行政工作，对大理寺的司法程序进行监督，判断是否按大理寺的意见做决定，但是很少参与具体案件的审理；而御史台则负责监察和纠劾官员……
第１３７７章 审慎而行
在这里可以发现，唐时大理寺的权力被分割了，但是职权更加细化与完善，在司法审判工作中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了，死刑案件等重大司法案件是需要上奏皇帝决定的，皇帝掌握最终解释权。唐代以大理寺为代表的三司制度已经比较完善
到了宋代，刑部的职权范围更加扩大，不再只做司法行政工作，而是直接复核大理寺审理的案件，又给大理寺的司法活动增加了一层限制，平衡了三法司的权力，而宋时又增加了一个司法机关——审刑院。
审刑院是宋朝初期就设立的审判复核机关，同时享有部分的审判权。审刑院也称“宫中审刑院”。它的设立是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在司法领域采取的措施。其的职权原来都属于大理寺和刑部，剥夺了这两个司法机构的权利，目的也是为了加强对这两个司法机关的监督。
审刑院长官为知院事，需要奏报皇帝的各种案件，先由大理寺审理，再报到审刑院复核，由知院事和其他属官商议，定出处理意见再由中书呈报皇帝决断。而赵昺最初是想实施司法独立，以刑部负责侦办案件，并进行初审。再以大理寺对案件进行复审，而已审刑院对案件的侦察和审理进行监督。
但是赵昺想想又放弃了，因为他以为在封建体制，以人治为根本的社会下实现司法独立很难，且这三个部门都存在着被裁撤的风险，而时时面临生存危机的机构，你让它能安心办事也是很难的。
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大理寺在元代的变化则更加明显，由于当时中央行政架构与唐宋时期大有不同，中书省、枢密院、宣政院等机关掌控了国家的司法行政工作，大理寺一度被取消或并入刑部当中，即便后来复设大理寺，也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中央审判机关来对待了，大理寺面临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危险。
明朝虽然重建大理寺制度，但是大理寺的职权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朝推翻元廷后，朱元璋重设“三法司”，并下诏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署等衙门于南京太平门之外。他直接让大理寺卿的级别升至正三品，掌管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
也就是说与刑部的职权调了位置，让刑部负责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与宋代刚好相反。而且在洪武年间，大理寺一会儿被改成磨勘司，一会儿直接取消设置，看似随心所欲，实际上是在将大理寺的司法职权进一步分割到刑部等其他部门之中，以便于加强皇权。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巩固了大理寺的设置。在迁都北京后，南京也留下了一套一模一样的朝廷机构，因而成祖在北京和南京都设置了左右两寺，分别设寺正一员，评事二员，以协助大理寺卿进行工作。从此之后，大理寺正式变成负责复核案件、平反冤狱的司法机关。
明代的“三法司会审”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唐朝的御史台变成了都察院，刑部、都察院主要负责初审案件，大理寺主要负责复审案件。十分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在三法司的基础上会同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司共同会审，谓之“圆审”，也称“九卿会审”。
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司法体系，创设了秋审、朝审等制度，让大理寺参与，不过大理寺的职权和明朝基本无二，只是品级降为正四品。到了清末光绪年，受维新运动影响，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大理院正卿品级升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品。但清朝气数已尽，不待司法改革开始便灭亡了，大理寺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人治为政治主体的封建社会，赵昺以为别说一步到位的推进到法治社会，就是后世法治依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基于这种判断，他以为在这种极为恶劣的环境之下，几个司法机构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而法治是维持社会和谐及保证制度延续的重要措施，赵昺也只能走曲线救国的方法，将三个司法机构分别划入三个主体部门。这样即便以后发生变故，因为各方为了平衡权力，也会极力保护手中的这个重要部门，避免在朝争中被裁撤。
尽管这个方法很龌龊，但是赵昺也很无奈，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总需要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甚至会十分漫长和艰难。但终归要有人去做，赵昺此刻就是迈出的第一步，他不敢保证成功，只希望给后人留下一条路，甚至也许只是一个想法，那就足矣了……
赵昺花了一天的时间将自己的构思形成了文案，当然这也只是初稿，还很笼统，需要大量的细节去填充，或是做出修改。不过这也是他有意为之，他不能一下子将所有底牌亮出来，也要给其他人留有发挥的余地，以便在讨论中获得主动，哪怕是妥协。
至于关于内廷的设置和权力，赵昺有了思路，却并没有形成文字，也没有透露过多。但这个话题最后还是绕不过去的，他打算将此作为底牌，以此来控场。一旦局势失控，他就可以通过加强内廷的力量对外朝实施打压，收回部分权力；若是大家能够互相理解，并在些问题上做出妥协，那么他也不在乎放弃些原有的权力，归于外朝。
“两位先生夜风寒凉，怎么还有兴致看湖景！”赵昺溜达出书房，来到顶甲板上，见王应麟和谢枋得两人滞留在此，上前道。
“参见陛下，我们是在碰碰运气！”两人转身施礼，王应麟笑着道。
“哦，其中还有什么说辞？”赵昺也被勾起了兴致，惊诧地问道。
“陛下，雷池之南有香茗山，道教源源流长，相传就有八仙的张果老、韩湘子、汉钟离和吕洞宾都曾在此开道场讲学或采药炼丹。汉时有梅福和罗隐两位真人隐居茗山炼丹，每逢隐晦之夜，百姓有见灯光千柱，远近闪烁，相传乃是当年仙人炼丹的灶火余焰！”谢枋得介绍道。
“今夜群星隐于云中，吾与君直闲着无事，便想能否有幸见此奇景，与仙家有缘！”王应麟道。
“呵呵，还有此事？丹火岂能千年不熄，这也太过离奇！”赵昺笑笑道。他对此并不相信，古代的一些奇闻异事其实都可以用现代科学解释的，他觉得多半是看到自然现象，又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便牵强附会到虚无缥缈的仙人身上了。
“应该是愚民莽夫胡言乱语，当不得真，却也是难得一见的奇景，权当闲中作乐了。”王应麟笑道。
“也不可轻言，我朝民间信奉释、道者甚众，往往以此乱国。近时吾曾收到京中友人书信，称京中也有异事发生，称每逢阴雨之夜，西湖之中亦有光影闪现，近观又无它物。便传言湖中有妖兽出现，灯光乃是其睛目之光。有僧道借机以妖言惑众，称此是国家祸乱前兆，以致民心惶惶，寺观香火大盛，他们从中敛财。”谢枋得苦笑道。
“若只是妖僧妖道蒙骗愚民钱财，倒也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让人担心的是有人借机生事，祸乱朝纲，煽动民意。”王应麟道，“昔秦统一六国已达十年，在东郡落下一块陨石，上面赫然有‘始皇死而地分’之语。于是有人借此生事，传上苍降下诏令，要秦国灭亡。传言遍及朝野，愚夫愚妇皆知，从而引发国乱。”
“嗯，此事不可不防。”赵昺点点头道。古代借天象和异象，甚至不惜制造异象来制造恐慌，煽动民意，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事件比比皆是。
“陛下所言甚是，秦两世而终，始皇驾崩次年便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与此不无关系。”谢枋得也言道。
赵昺皱皱眉，没有吭声，他知道这段历史。秦始皇统一之后，郡县制已经取代了分封制，新的天命体现已经用帝号与五德建立起来，皇帝也履行了封禅的宗教责任。律法、度量、文字乃至车轨都被置于同一的标准之下。兵器被收集熔化重铸成金人放置在帝国的心脏。
皇帝四处出巡，考察帝国的疆域。重农力耕作为被证明有效的政策，被推广到整个帝国的领域。法家已经被作为帝国的正统思想加以确立，号召全国“以吏为师”，学习律法。蒙恬的大军已经多次击败匈奴，长城与直道已经修建起来，有效的辅助帝国的进攻与防御。全国各地豪杰们被有条不紊地徙往咸阳。
按说秦已经巩固了统一后的基础，而对捏造出来的所谓天意，秦始皇一律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各方弹压。而陨石事件震惊了帝国的朝堂，御史们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在推问无效的情况下，根据帝国的连坐法，周边的潜在乱民被尽数诛灭，可依然没有能阻止秦走上灭亡之路，难道人真的难以胜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