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二章 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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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六月六rì，巴尔干战争爆发。
当天凌晨，德军出动以空降兵为主的突击部队，突袭了萨拉热窝，首先控制了机场与总统府。
天亮的时候，南斯拉夫政权已经不存在了。
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漂亮的突袭行动。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德军即将入侵南斯拉夫，而且中国情报机构早就通过媒体，散发了大量德军入侵南斯拉夫的消息，甚至让一些军事评论员在电视与报纸上对德军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做了预测，但是直到德军的突击部队到达萨拉热窝，攻占了机场与总统府之后，外界才知道战争已经爆发了。
在此之前，连中国的军事情报局都没有获得德军即将发动战争的消息。
当时，德军的突击部队是从十多个基地出发的，并没有在行动开始前集结，也就没有任何要发起行动的征兆。
突然袭击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也收到了最好的结果。
战斗只持续了数个小时，守卫机场的南斯拉夫军队就被击溃了，而守卫总统府的卫队甚至没能做出像样的抵抗。
根据事后公布的消息，当时突击总统府的是德军的特种部队。
这支部队在六月五rì夜间秘密进驻奥地利南部的一座军事基地，然后搭乘直升机前往萨拉热窝。在德军空降兵开始攻打机场的时候，这支部队突击了总统府。以最快的速度击溃了总统府的守卫部队。
等德军特种兵冲入总统的卧室时，南斯拉夫总统科济奇还在床上睡觉呢。
完美的突击行动，让德意志第二帝国抢得先机，但是并不等于战争就此结束。
六月八rì，科济奇宣布辞职，把大权移交给了副总统特雷昂。
按照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意大利在战后达成的协议，南斯拉夫总统必须是克罗地亚人。而副总统则是塞尔维亚人。
当然，副总统没有任何实权，只是总统的备份。
也就是说。特雷昂是塞尔维亚人。
同rì，德军以“应南斯拉夫总统的邀请”为名，全面开进南斯拉夫。迅速控制了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与贝尔格莱德等关键城市。特雷昂也在当天下令，要求南斯拉夫国防军全部返回驻地，并且接受德军控制。(.)
显然，并非所有南斯拉夫军队都放下了武器。
在萨格勒布，德军就遇到了大麻烦。
要知道，萨格勒布是克罗地亚加盟共和国的首府，因此驻守在萨格勒布的南斯拉夫国防军以克罗地亚人为主。
此外，在卢布尔雅那，德军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只是，这些群龙无首的南斯拉夫军队。根本不可能对德军构成威胁。
要知道，德军正以每天一个师的速度开入南斯拉夫境内。要不了多久，分头抵抗的南斯拉夫国防军就会被各个击破。
这个时候，需要一颗火星来引爆南斯拉夫人的愤恨。
六月十rì，李承志所在的狙击手部队接到了由军事情报局下达的命令。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目标被德军关押在萨拉热窝郊外的别墅里。”负责介绍情况的是一名军事情报局的官员。“只是，德军并没有让目标呆在一个地方，每天都会转移到附近的另外一座别墅。”
“让我们去把目标救出来？”黎洪波问了一句。
“没有这么简单，你们的任务不是去救人，而是去杀人。”
黎洪波的眉头跳了几下，李承志等人的神sè也严峻起来。
“科济奇不但是南斯拉夫总统。还是克罗地亚人的jīng神领袖，他被德军秘密处死显然要比活着更有价值。”
这次，没有人提出问题。
显然，如果科济奇死在德军手里，肯定会激怒所有克罗地亚人，德军也就不可能顺利控制南斯拉夫。
“关键就是，必须是德军处死科济奇，而不是我们下手。”
“也就是说，我们得装扮成德军？”李承志问了一句。
“当然不是，毕竟这太露骨了，而且你们长得不像德军军人。”情报官员笑了笑，又说道，“我们的计划是，伪装成克罗地亚的武装人选，袭击关押科济奇的地点，迫使德军处死科济奇。”
这下，几名狙击手都露出了惊讶的神sè。
“这有可能吗？”黎洪波代表所有狙击手提出了疑问。“就算遭到袭击，德军也未必会处死科济奇。”
“相比之下，德军宁愿处死科济奇，也不会让科济奇重获zì yóu。”
“为什么？”黎洪波追问了一句。
“虽然科济奇已经宣布辞职，但是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因此只要他重获zì yóu就能宣称自己仍然是南斯拉夫总统，而克罗地亚人，甚至包括斯洛文尼亚人与马其顿人都会团结到他的身边，抵抗由德军扶持的塞尔维亚人政权。也正是如此，德军才把科济奇软禁了起来。”
“也就是说，德军会在必要的时候处决科济奇。”
情报官员点了点头，说道：“关键就在这里，只要袭击得手，那么德军就绝对不会让科济奇活着离开。”
黎洪波搞明白了，也没再多问。
“如果德军没有处死科济奇呢？”李承志问了一句。
“那你们就得把他救出来。”
这下，几名狙击手又有点惊讶，因为他们都觉得应该得到另外一个答复。
“不管怎么样，我们绝对不能与科济奇的死沾上关系，也就是说，绝对不能由我们来处死科济奇。”
“不留活口的话，应该没人知道是我们干的。”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黎洪波耸了下肩膀，没再进行反驳。
“我们已经制订了备用方案，如果科济奇还活着，你们就得把他带往撤离地点，而我会安排人员把他送往阿尔巴尼亚，再通过秘密渠道送往某个中立国，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让他出现在公众面前。”
“也就是说，让他出面领导反抗德军的抵抗运动？”
情报官员点了点头，表示就是这个意思。
李承志也没再多问，毕竟他们只需要知道与任务有关的事情，至于其他的，则与狙击手无关。
“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就去做准备，半个小时后出发。”
因为是突击行动，而且敌人数量众多，所以需要出动所有狙击手。为此，军事情报局专门准备了五架大型运输直升机。
李承志现在的搭档叫杨光明，是一个比他小了十岁的年轻人。
当然，在狙击手部队里，二十七岁已经算得上是老兵了，因为大部分新手的年纪都在二十二岁左右。
十年前，还是新人的狙击手，现在都成了老手。
比如秦家辉就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而且有了新的搭档。赵铁山没有退役，也没有离开狙击手部队。在一九七六年的一次秘密行动中，赵铁山受了重伤，在重症监护病房里趟了一个月，医生三次下达病危通知。等他在一年之后伤愈归队的时候，秦家辉已经有了新的搭档。结果就是，他不得不选择一名新手做搭档。
只是，大部分李承志所熟悉的狙击手都已离去。
正如当年钱壮飞所说，李承志已经习惯了狙击手来来去去。在这些年里，狙击手部队送走了数十名优秀的狙击手，也迎来了更多的新人，部队的规模则从七零年代初的三十多人扩大到了一百多人，而且还在增长。
显然，这都是黎洪波的功劳。
与钱壮飞相比，黎洪波更加重视部队规模。要知道，在钱壮飞担任大队长期间，狙击手部队一直秉承宁缺毋滥的原则，每年的选拔都极为严格，只有极少数优秀的特种侦察兵能够成为狙击手。黎洪波担任大队长之后，最大的贡献就是扩大了狙击手部队的规模，并且设立了中队。
现在，李承志就是第一中队的中队长。
扩大编制，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的一方面，狙击手部队能够执行更多的任务，而且任务选择面也更加广阔，甚至抢走了特种侦察兵的饭碗。坏的一方面，狙击手的综合素质有所降低，有半数以上的新手没有能够活到第四年。
当然，从总体上讲，扩大编制的好处更多。
比如，像现在的这次任务，就必须出动足够多的兵力，如果仍然只有三十多人，就肯定无法完成任务。
更重要的是，扩大编制的不仅仅有陆战队的狙击手部队，陆军与空军的特种部队也在扩大编制规模。此外，连海军都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用来在必要的时候，执行一些关系到海军关键利益的特别任务。
显然，如果狙击手部队故步自封，就肯定会被其他军种的特种部队超越。
当然，对李承志来说，这也是好事。
这就是，他因此成为了五级军士。
要知道，在以前的编制体系下，只有狙击手部队的大队长才是五级军士，其他的狙击手都是四级军士。
军衔提升一级，意味着有更好的福利待遇与更高的地位。
别忘了，五级军士相当于上校军官。
只是，当上中队长，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职责，需要为二十多名手下负责，还要担负起指挥作战的责任。RQ
第二百一十三章 手到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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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意大利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盟国，所以机群不能进入意大利领空。
直升机升空之后，首先飞往奥特朗托海峡南端的奥索尼岛附近，与早已在此待命的加油机会合。
这十多年里，军事技术的变化，让李承志叹为观止。
在危地马拉战争期间，狙击手部队所使用的还主要是中型与小型直升机，飞行半径一般在两百公里以内。现在，不但有飞行距离超过一千公里、能够一次搭载三十多名狙击手的大型直升机，还拥有了专门为直升机服务的加油机。
当然，这不是大型加油机。
危地马拉战争结束后不久，国防部就在总参谋部下设立了“特种作战司令部”，专门负责统筹管理特种部队，以及规划特种作战装备的发展计划，负责为各支特种部队采购特种作战装备。
显然，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建立，极大的提高了特种部队的作战能力。
一九七六年，应所有特种部队的要求，特种作战司令部向国防部提交了研制中型加油机的装备发展计划。
仅仅两年之后，这种编号jy-64c的空中加油机就研制成功了……的前身就是中国空军的y-64c型中型战术运输机。y-64c配备了四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最大运载能力达到了二十二吨，满载时的飞行距离为三千二百公里，轻载时能达到五千六百公里。具备在简易机场上起降的能力。可以说，y-64c是一种xìng能非常出sè的战术运输机。该机在一九6sì年首飞，在一九六六年开始装备中国空军，在危地马拉战争期间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出sè的起降能力，以及在恶劣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得到了空军的认可，并且获得了空军的大笔订单。到危地马拉战争结束的时候。y-64在中国空军中的装备量已经超过了五千架，此外中国海军还采购了数十架。更重要的是，y-64还销售到世界各地。有三十多个海外用户，对外销量高达四千架。得益于良好的基础设计，y-64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改进。在中国空军中一直使用到二十一世纪，其服役时间超过了五十年，是世界上服役时间最长、产量最多的运输机。(.)
当然，y-64只是战术运输机，只用于执行战术运输任务。
也正是如此，y-64才被选中，改造成了战术加油机。
与大型运输机相比，y-64除了在载重量与航程上有很大的差距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飞行速度慢得多。主要就是，y-64采用的是更适合在简易跑道上起降的涡浆发动机。而不是更适合高速飞行的涡扇发动机。
只是，在做为战术加油机使用的时候，低速xìng能正是y-64的亮点。
要知道，jy-64c的主要服务对象不是速度快的战斗机，而是速度慢的直升机。因此需要出sè的低空低速xìng能。
事实上，与运载狙击手部队的z-72型大型直升机相比，jy-64c大不了多少。
两支机群会合之后，四架运载着狙击手的z-72开始进行空中加油。
这次，黎洪波出动了四个中队，但是安排了五架直升机。多出的一架做为备份，以应对特殊情况。
说得简单一些，四架z-72把狙击手送到目的地之后，将在附近徘徊。如果科济奇被德军处决，那么这四架直升机就将接走狙击手。如果出现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则需要出动第五架直升机，把科济奇送往靠近阿尔巴尼亚的边境地区，然后由军事情报局的特工护送其前往阿尔巴尼亚。
按照黎洪波的估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战斗将在一个小时内结束。
当然，这就意味着，直升机要把狙击手送到离目的地尽可能近的地方，缩短狙击手徒步行军的距离。
完成空中加油之后，四架直升机几乎是贴着海面飞行。
要知道，这次的敌人是强大的德军，而不是某个三流国家的弱小军队。
更重要的是，德军肯定动用了预jǐng机，因此直升机必须尽可能的飞低一些，以免被预jǐng机发现。
到达陆地上空之后，飞行高度稍微高了一些，不过也几乎是擦着树梢在飞行。
虽然z-72上有自动驾驶仪，还有地形规避功能，能够确保直升机在五十米的高度上安全飞行，但是在五十米以下，自动驾驶仪就不起作用了，必须由飞行员手动控制，而这极为考验飞行员的能力。
要知道，在夜间飞行，本身就充满了危险，而贴近地面飞行，更是危险重重。
所幸的是，四架z-72的飞行员都十分厉害，而且经常协助狙击手部队执行任务，飞行时间都有数千小时。
在陆地上空，四架z-72几乎都是在山谷里飞行，很少飞出山谷。
也许，在不远处的高空就有一架德军的预jǐng机，可是即便是中国空军的预jǐng机，也很难发现在山谷里飞行的直升机。主要就是，地面反shè的杂波，足够淹没直升机发shè的信号，从而让预jǐng机无法察觉。
李承志坐在机舱的舱门边，似乎伸手就能碰到从外面飞速掠过的树梢。
当然，这只是错觉。
即便直升机飞得很低，离树梢也有十多米的距离。
机舱内亮起红灯的时候，李承志回过头来，机长朝他打出了准备的手语。
四架直升机开始减速，最终悬停在了一处空地上空。
按照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关押科济奇的别墅就在山坡了的另外一边，狙击手着陆后只需步行半个小时就能到达。
受山坡阻挡，直升机能够飞到足够近的地方。
着陆行动较为顺利，李承志率领的第一中队的二十四名狙击手全部顺利踏上地面，另外三个中队也没有遇到意外情况。
四架z-72没有飞远，而是在附近待命。
这次行动由黎洪波直接指挥，四名中队长只负责各自的任务。
显然，这也是黎洪波与钱壮飞最大的区别。
虽然黎洪波的年纪也不小了，但是与当年的钱壮飞相比依然显得十分年轻，因此也就经常到前线指挥作战行动。
李承志的第一中队负责从左侧迂回，协助从正面进攻的第二中队进入别墅。
凌晨四点不到，战斗打响。
守卫别墅的德军有一个营的兵力，而不是像军事情报局估计的那样，只有一个加强连。
所幸的是，黎洪波早就做了准备，而且四个中队有上百名狙击手，还携带了包括轻型迫击炮在内的支援武器，因此战斗打得较为轻松。
当然，关键还是狙击手的战斗力远超过德军。
战斗中，最主要的支援力量就是携带了狙击步枪、执行外围支援任务的狙击手。虽然德军也有jīng确shè手，甚至有十几挺重机枪，但是在与狙击手的战斗中，德军根本不可能对数百米外的狙击手构成威胁。
要命的是，狙击手则能干掉狙击步枪shè程范围内的德军。
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
李承志赶到的时候，黎洪波亲率的小队已经攻占了别墅的主体建筑，而科济奇并没有像军事情报局所想像的那样被德军处死。
这下，就不得不采用备用方案了。
“到达会合地点之后，你们把目标送上前来接应的直升机。”黎洪波拿出地图，对李承志说明了情况。“然后，你们得尽快前往下一个撤离地点，我会安排直升机前去接应。你们得设法避开德军的搜捕部队，尽量不要与德军遭遇。如果没法及时到达，你们就得继续往南撤退，争取前往阿尔巴尼亚。”
李承志点了点头，表示明白黎洪波的意思。
虽然在理论上，他们可以跟随前来接应科济奇的直升机撤走，但是军事情报局否决了这样的安排。
原因就是，中**队不能与这次袭击行动产生关系。
说白了，把科济奇送往阿尔巴尼亚存在风险，如果运送科济奇的直升机在飞行途中被击落，或者是科济奇在前往阿尔巴尼亚的途中被德军逮捕，那么就绝对不能有中**人出现在他身边。
也正是如此，李承志他们得通过别的方式离开南斯拉夫。
所幸的是，对李承志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任务。
这次，李承志只带了三名狙击手。
按照军事情报局的安排，前来接应科济奇的那架直升机将飞往南面五公里外的一处林间空地上。也就是说，即便步行前进，一个小时就能到达。随后，李承志他们就得前往下一个撤离地点。
显然，这样的行动并不需要太多的人手。
李承志等人带着科济奇离开后不久，前来接应狙击手的四架直升机就赶到了，而黎洪波则让手下加快了打扫战场的速度。
虽然狙击手都伪装成了当地人，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依然不能留下活口。
此外，在离开之前，还要制造一些克罗地亚游击队袭击此地的证据，免得让德军怀疑是中**队干的。(欢迎您来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V
第二百一十四章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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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二rì，科济奇出现在伦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宣称在遭到德军胁迫的情况下才辞去了南斯拉夫总统职务，因此并不具备法律效应，他依然是南斯拉夫的民选总统，即南斯拉夫的合法领导人。
这下，巴尔干战争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次rì，克罗地亚加盟共和国总统尤戈维奇宣称，只承认科济奇领导的联邦总统，特雷昂zhèng fǔ非法。
克罗地亚加盟共和国带头造反，局势立即失去了控制。
对德军来说，这意味着巴尔干战争由一场小规模军事行动演变成了大规模地区战争。
显然，此时的德军已是骑虎难下。
为了支持特雷昂政权，德军不得不继续向南斯拉夫增派兵力，并且对南斯拉夫国防军进行改编。
问题是，反德武装力量也在行动。
从八月下旬开始，自称为“克罗地亚民族救亡军”的反德武装力量就开始袭击克罗地亚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德军。
只不过，这是一场实力相差极为悬殊的战争。
虽然像克罗地亚民族救亡军这样的抵抗力量，大多由前国防军的官兵组成，而且拥有不少的重型武器装备，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德军，而且没有获得任何外来援助，也就很难在战争中取胜。
到一九八二年底，德军几乎扑灭了南斯拉夫境内的反抗力量。
在最艰难的时候，大部分抵抗力量都躲进了群山里面。在远离城镇的偏远乡村活动，而且同样得应付德军的围剿行动。
显然，中国必须采取行动，不然反抗德军的武装力量就会被彻底剿灭。
只是，中国不能直接出面干预。原因就是，早在危地马拉战争期间，中国就跟德意志第二帝国签署了秘密协议。以不干预巴尔干地区换来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再直接支持墨西哥介入危地马拉战争。
所幸的是，这并不妨碍中国采取秘密行动来支持南斯拉夫的反德武装力量。
这其中，阿尔巴尼亚扮演了关键角sè。
阿尔巴尼亚原本属于南斯拉夫。只是在大战结束之后，因为阿尔巴尼亚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所以按照民族自决原则。没有并入南斯拉夫，而是成为dú lì国家，也是欧洲唯一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国家。(.)
显然，阿尔巴尼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
战后，阿尔巴尼亚奉行的不是亲德政策，也没有过分接近意大利，而是走上了与中国亲善的道路。
主要就是，中国在战后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与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良好关系。
此外，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也是伊斯兰国家。而且是中国的盟国，有着大量伊斯兰教徒的马来西亚同样是中国的盟国，而文莱苏丹能够从印度尼西亚dú lì出来，也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
总而言之，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非常不错。
显然，做为伊斯兰国家，阿尔巴尼亚没有理由不跟中国合作。
虽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恶化，德意志第二帝国则抓住机会开始笼络伊斯兰国家，但是阿尔巴尼亚奉行了二十多年的亲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与中国决裂。更重要的是，在二十多年的合作中，阿尔巴尼亚接受了中国的大量援助，其主要的国家基础都依赖中国，特别是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贸易是阿尔巴尼亚的命脉。
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并没有因为第三次中东战争与中国决裂。
当然，这也是包括沙特、埃及在内的众多阿拉伯国家在八零年代开始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根本原因。
说得简单一点，即便中国支持以sè列，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跟中国决裂。
也正是如此，阿尔巴尼亚在巴尔干战争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
九月十rì，狙击手部队转驻都拉斯。
中国在阿尔巴尼亚有三座军事基地，即都拉斯军港、罗东角空军基地与圣吉尼陆军地区司令部。
按照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在战后签署的协议，中国以极为微小的代价，获得了这三座军事基地四十九年的使用权，租期到一九九九年。当时，中国海军在都拉斯部署了几艘战舰，空军则在罗东角部署了十多架侦察机，驻扎在圣吉尼的陆军部队不到两千人。主要就是，这三座军事基地的规模都不是很大。
所幸的是，对在巴尔干地区进行的秘密行动来说，这三座军事基地已经足够用了。
九月中旬，狙击手部队执行了第二次秘密任务，即前往南斯拉夫，把各个抵抗组织的领导人接到阿尔巴尼亚。
显然，这依然是由军事情报局主导的秘密行动。
事实上，在整个巴尔干战争期间，军事情报局都是干预行动的主导者，中**方并没有直接派遣军人参与行动。
当时，军事情报局与南斯拉夫的几个主要抵抗组织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即军事情报局为各个抵抗组织提供武器弹药，并且进行特种作战培训，而抵抗组织必须尽快形成一支联合作战力量。
到一九八二年底，南斯拉夫的抵抗力量实现了初步统一。
这就是，以克罗地亚民族救亡军为核心，组成“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阵线”，联合对付入侵的德军。
进入一九八三年，狙击手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抵抗组织提供人员培训。
当然，让狙击手去培训游击队员，可以说是大材小用，所以到一九八三年第二季度，这个任务就移交给了军事情报局控制的其他特种部队。主要原因并非狙击手部队不适合参与培训工作，而是有更加重要的任务需要狙击手部队去执行。这就是，巴尔干战争并非当时唯一的热点。
一九八三年，最重大的事情不是南斯拉夫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而是发生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一场革命。
这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一九八三年四月四rì，德黑兰的示威游行演变为武装冲突，刚刚结束软禁、获得zì yóu的伊斯兰jīng神领袖霍梅尼宣称伊朗国防巴列维的所作所为违背了真主的意志，号召所有伊朗人起来反抗国防的统治。
当天，德黑兰的流血冲突导致数千人伤亡。
紧接着，反对国王的游行示威在全国各地展开，而且在多处地点演变成流血冲突。
由此，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全面爆发。
这场革命，直接把中国的注意力由巴尔干引到了伊朗。
对中国来说，一千个南斯拉夫也比不上一个伊朗。
说白了，在中国的战略框架中，伊朗是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之一，是中国在中东与海湾地区必须控制的国家。
在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中，伊朗国防巴列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坚持在伊朗推行世俗化政治的巴列维是中国的忠实盟友，而由其控制的伊朗更是中国在该地区的基石。
没有伊朗，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
当然，巴列维奉行亲华政策，除了希望把伊朗建设成为发达的工业国之外，还与其自身的经历有关。
这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巴列维曾经在中国旅居十多年。
在中国生活期间，巴列维不但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特别是军事教育，更加见识到了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别忘了，巴列维在中国生活期间，中国率领同盟国集团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讲，正是强大的工业实力，让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中华mín zhǔ共和国成为了世界xìng强国。
对巴列维来说，中国就是学习的对象。
此外，巴列维能够回到伊朗，并且继承王位，也与中国有关，即正是中**队击败了占领伊朗的英**队，才使得巴列维王朝能够在伊朗复辟，也才使得年轻的巴列维能够在父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
说白了，就是中**队把巴列维送回德黑兰，送上伊朗的王座。
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也就不难理解，巴列维为什么要坚持奉行亲华政策了。
事实上，在一九七零年之后，巴列维因健康原因，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中国接受治疗。
只是，巴列维奉行亲华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伊朗成为工业强国。
可以说，年轻时的流亡生活，让巴列维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伊朗成为强大的国家，才能阻挡外来入侵。自从人类文明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所有强国都是以工业化为基础。
巴列维希望伊朗强大，希望伊朗成为强国，因此就必须在伊朗搞工业革命。
问题是，巴列维需要面对其他国王不会遇到的问题，即宗教影响。
虽然巴列维也信奉伊斯兰教，但是长期的流亡生活，以及与外界文明的接触，让他根本不像一个伊斯兰教徒。在很多方面，巴列维更像是一个怀揣着mín zhǔ梦想，又深受东方文明影响的伊朗人。
显然，巴列维意识形态与伊朗社会格格不入。
这也成为了巴列维在伊朗推行世俗化改革的死穴。RQ
第二百一十五章 急功近利
伊朗伊斯兰革命，标志着中国的战略收缩达到极限。
当然，这场革命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后世在总结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时候，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海外财团在伊朗的大肆扩张，即众多海外企业只顾掠夺伊朗的资源，而不顾伊朗的民生，从而引起了伊朗民众反感，最终引发了伊斯兰革命。
显然，这与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别。
从根本上讲，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推行的世俗化与工业化改革并没有错，而且这也是伊朗走向强大的必经之路。伊朗在革命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仍然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且受革命影响，伊朗在工业化道路上走得并不顺利，取得的成就根本无法与巴列维时期相提并论。要知道，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伊朗人依然在享受巴列维时期工业化的成果。到二零零零年，伊朗的工业产值中，依然有六成来自巴列维时期建立的工厂。
由此可见，巴列维推行的改革并没有错。
关键就是，巴列维的改革行动进行得太快了。
一九五一年，巴列维回到伊朗，在政权还未稳固的情况下就下令实施政教改革，废除了多项伊斯兰教的法规，比如妇女不再戴头巾，而且可以参与社会劳动。当时，巴列维甚至打算给妇女政治权力。
这项改革措施，差点就葬送了巴列维王朝。
当时。在伊朗的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反对改革的运动，有的甚至演变成了武装起义，巴列维王朝危在旦夕。
所幸的是，大战刚刚结束，中**队依然驻扎在伊朗境内。
依靠中国驻军的支持，巴列维迅速粉碎了反对改革的力量，并且对伊朗皇家军队进行了全面改革。控制了军权。
只是，巴列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一九五二年，巴列维与中国等同盟国集团成员国签署了多分双边协议。即以开放伊朗国内市场获取外来援助。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伊朗实现工业化的必然之举。
说白了，国家关系只是政治层面上的。而不是经济层面上的，如果伊朗不开放国内的资源与市场，外国企业就没有理由进入伊朗，也就不可能给伊朗带来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技术与工厂。
问题是，巴列维这一步走得太急了，而且迈出的步伐太大了。
这就是，巴列维几乎无条件的开放了所有国内领域，把伊朗最为关键的资源，即石油与天然气都当成礼物送给了外国企业。
不可否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朗在工业化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到一九六零年，伊朗已经是伊斯兰世界里综合国力仅次于埃及的第二强国，而且其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了埃及。
可以说，伊朗走上了一条快速工业化的道路。
只是，工业化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也在这些年里充分反映了出来。
这就是，随着工业化同时出现的是城市化，即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由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这就意味着需要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更意味着需要应对农业减产所带来的问题，还意味着需要建设更多的国家基础设施。
伊朗在不到十年内取得的成就。欧洲国家普遍花了一个世纪，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花了半个世纪，中国则花了三十年。
显然，这不是好事。
虽然工业国可以通过出口工业产品，以及通过工业的高效生产来解决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但是伊朗的工业化并不彻底，即伊朗并不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而是一个以原料出口为主的工业国。
这就是，伊朗的工业以石油开采业为主。
当时，伊朗主要就通过出口石油来获取资金，然后以此进行社会建设。
问题是，石油并不是高附加值工业产品。比如，伊朗把石油销售给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则以十倍、甚至百倍的价格把塑料、人造橡胶、化肥等石油制品返销到伊朗，从中牟取巨大利益。
显然，在这条产业链中，伊朗得到的好处极为有限。
由此，就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大量失去了土地，涌入城市的伊朗农民并没有成为产业工人，而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沦落为乞丐。
显然，根本原因就是伊朗的工业化进程走得太快，而且存在严重的结构xìng问题。
不可否认，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类似的问题，即失地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所必然遇到的问题。可是，其他国家都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通过提高国家教育水平，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从而让更多的国民具备成为产业工人所必须的基础素质。又比如，通过加强国家的基础建设，让涌入城市的农民能够获得工作机会，并且以此成为社会劳动者。
关键就是时间。
英国化了一百多年才完全实现工业化，法国花了差不多一百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花了差不多五十年，而中国也花了三十年。
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问题是，伊朗在工业化进程中，只花了十几年，也就是仅仅一代人的时间。
显然，这远远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根据伊朗官方的统计数据，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八，城镇居民占比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到一九七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已经将到百分之三十六，城镇居民多达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巴列维过于急功近利了。
此外，伊朗的工业化结构问题同样严重。
到一九八一年，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在伊朗工业中占的比重依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其制造业仅有少量轻工业，重工业则以化工工业为主，而且规模极为有限，产品也主要是化肥等初级化工品。
显然，这与伊朗拥有的五千万人口，以及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极不相衬。
由此可见，如果巴列维更有耐心，适当放慢工业化改革的步伐，并且注重完善国家的工业结构，就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只是，这些都不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直接原因。
引发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巴列维对外来资本的一味妥协。
这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巴列维向外来资本开放了国内市场，让国外企业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
当然，这些外国企业中，以中国企业为主。
到一九八零年，在伊朗注册的三百多家外资石油开采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七家，但是却控制了伊朗百分之七十的油田与百分之八十四的产油量，其中最大的三家中国企业控制了伊朗百分之六十的石油开采量。
这意味着，开采与出售石油的大部分利润都落在了中国企业手里，与伊朗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企业雇佣了大量伊朗工人，而且也给伊朗带去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开采与运输技术，但是伊朗工人赚的是血汗钱，而中国企业则通过并不算多的投资，从开采的石油中获得了数不清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部分伊朗官员利用手里的权力，也获得了好处。
结果就是，伊朗的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到一九八零年，以巴列维王室为代表的、占伊朗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控制了伊朗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而位于社会底层的八成伊朗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还不到百分之五。
可以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才是伊斯兰革命的根源。
要命的是，巴列维国王根本就没有想过设法消除贫富差距，也没有为消除贫富差距做任何努力。
说白了，巴列维根本没有意识到严重的贫富差距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
根据联合国做的调查，在一九八零年，伊朗有七成以上的未成年人得不到必要的基础教育，超过八成的国民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七成以上的城市居民难以获得足够的洁净用水。
更要命的是，伊朗城市居民的失业率在一九八零年的时候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与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贫民相比，伊朗的统治阶层像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巴列维国防不但每年数次前往中国进行身体检查与疗养，即便是普通官员，也能够享受到远超过平民的社会福利。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伊朗官员在境外的总资产超过了一千六百亿华元！
当然，巴列维国王也不例外。在离开伊朗的时候，伊朗王室的海外资产高达二百八十亿华元，而且这还是能够查证的，而那些无法查证的王室海外资产到底有多少，恐怕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显然，连肚皮都填不饱的民众，肯定不会支持居住在黄金宫殿里的国王。
由此可见，巴列维在伊朗的失败，不是工业改革本身的错误，而是推行工业改革的手段与政策xìng错误所导致的结果。
这一点，隔着海峡相望的沙特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证。
（）最快更新，请收藏（）。 第二百一十六章 根源
大战结束之后，不仅仅是伊朗，而是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主要就是，英法等国在大战中彻底战败，中东与海湾地区的众多伊斯兰国家摆脱了老牌帝国的殖民统治。在获得**之后，这些伊斯兰国家都深刻认识到，只有工业化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也才能避免遭受强国奴役。
当然，中德冷战也推动了伊斯兰国家的工业化步伐。
原因就是，伊斯兰世界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中德为了争夺世界霸权，都不可能把伊斯兰世界排除在外，也就都需要积极争取获得伊斯兰世界的支持，也就得满足伊斯兰国家的一些要求。
显然，伊斯兰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时候都需要来自大国的帮助。
在战后的二十多年里，伊朗是伊斯兰世界里实现工业化的典型代表，甚至被中国用来进行政治宣传。
只是，伊斯兰革命最终证明，伊朗的工业化进行得并不成功。
问题是，并不能因此认为工业化在伊斯兰国家注定行不通，而且有失败的典型，也就有成功的典型。
在伊斯兰国家中，沙特就是成功的典型。
与伊朗一样，沙特也是在大战之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国家的，而且也是从战后开始进行工业化改革。更重要的是，沙特也是一个王国，即沙特国王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与实际统治者。
可以说，沙特与伊朗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幅员广阔，拥有惊人的石油储量。
只是，在推进工业化改革的时候，沙特国王采取了于巴列维完全不一样的措施，即更加注重长远发展。
虽然沙特也是以石油开采与出口为基础，但是从一开始，沙特王室就掌握了国内主要油田的所有权。只是把开采权以合同的方式转让给海外企业，而开采石油的主要收入归王室所有。
利用开采与出口石油的获益，沙特国王开始推行全面义务教育。为民众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与社会福利，还在基础建设上投入了大笔资金。虽然王室才是最大的获益者，到一九八零年的时候。沙特王室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家族，其拥有的资产超过了三千亿华元，且主要资产都在海外，但是沙特并没有因此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大部分国民都成为了石油出口的受益者。/
也就是说，沙特的工业化是缓慢的，却是坚实的。
根据一九八零年做的一次调查，沙特王室在国内的拥护度超过了百分之八十，沙特国王深受民众爱戴。
显然，沙特的成功之处。就是没有过分的追求眼前利益。
不可否认，到一九八零年的时候，沙特在海湾地区依然算不上强国，甚至没有几家像样的工厂，在军事实力上更加无法跟北面的伊朗相比。但是沙特没有内部之忧，国王的统治基础极为牢固。
相比之下，巴列维在伊朗的统治就没有这么受欢迎了。
当然，这些都是经济上的问题，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则是政治与宗教问题，而且更主要的是宗教问题。
从宗教层面上讲。伊斯兰革命的根源在阿以战争。
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因此在三次中东战争中，伊朗都是以sè列的支持者，巴列维甚至在三次访问以sè列。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巴列维还下令驻扎在两伊边境地区的伊朗军队进入战争状态。当时，巴列维公开宣布，如果阿拉伯军队攻入特拉维夫，伊朗军队就将进攻伊拉克。
可见，巴列维是以sè列的坚定支持者。
巴列维这么做，一是出于跟中国的同盟关系，二是希望通过支持以sè列来打击阿拉伯国家、从而达到其称霸中东的梦想。
问题是，巴列维的出发点是民族关系，而不是宗教关系。
显然，在中东与海外地区，宗教关系绝对不能忽略，在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民族关系。
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巴列维也积极支持以sè列。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当时伊朗空军还派遣了部分飞行员前往以sè列，驾驶以sè列的战斗机参与战斗，而巴列维则私下里资助了以sè列二十亿华元。此外，巴列维还下令开放所有机场，以方便中国空军向以sè列空运战争物资。
显然，在巴列维主政时期，伊朗是以sè列的坚定盟友。
问题是，巴列维的亲以立场，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
虽然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但是伊朗与以sè列也不是同一个民族。更重要的是，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信奉同一个真珠，哪怕在教派上存在差别，而以sè列信奉的则是另外一个上帝。
也就是说，在关系上，伊朗至少与阿拉伯国家还有宗教上的共同点，与以sè列则没有任何共同点。
显然，伊朗民众更加支持信奉同一个真主的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以sè列。
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伊朗国内就因为国王支持以sè列而爆发过大规模动荡，而巴列维采取的应对措施是血腥镇压。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在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动荡中，至少有数十万人丧生，其中部分是在遭到秘密逮捕之后被处决，而绝大部分被秘密处决的都是宗教极端份子，即坚决反对世俗化的伊朗人。
问题是，镇压根本不可能消除国内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
一九八一年，以sè列出兵攻占黎巴嫩，而巴列维再次高调表示支持以sè列为了改善本国安全形势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再次激化了伊朗的国内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导火索。
正是在这场动荡中，霍梅尼被捕入狱，而巴列维在这个关键人物身上，并没有使用其见长的血腥手段，只是把霍梅尼软禁在了德黑兰郊外的一座庄园里面，并且在八个月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六月将其释放。
显然，巴列维做出了一个最为错误的决定。
霍梅尼在获得zì yóu之后，不但没有就此沉默，反而以其反抗国王的英勇举动，立即成为了伊朗国内宗教极端势力的jīng神领袖，成为了反抗巴列维统治的核心人物，并且在一九八三年发起了伊斯兰革命。
虽然从理论上讲，只要巴列维推行的世俗化等一系列政策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就算处决了霍梅尼，伊朗依然会爆发伊斯兰革命，但是绝对不会是一九八三年，而巴列维也就有对改革进行调整，以缓解国内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是巴列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必然结果。
当然，中国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sè。
事实上，正在中国在伊朗的一系列行动，才导致了伊斯兰革命。
这其中，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还不算过分，而且主要由民间资本自行运作，与zhèng fǔ政策没有直接关系。即便中国企业在伊朗确实赚取了暴利，也并非中国企业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伊朗自身的政策。
可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掠夺就不再仅仅是民间行为。
这就是，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同盟集团进行了全面的石油禁运，使得中国更加依赖来自伊朗的石油，也就需要加大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量，自然需要确保控制伊朗的石油资源。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的五年里，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比此前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同一时期，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则增长了百分之两百多，而且出售价格极为低廉。
显然，伊朗民众并没有从增加的石油贸易中获得好处。
相反，在油田数量增加有限的情况下，石油产量急剧提升，意味着单井产量提高，也就意味着工人的劳动强度加大。
也就是说，伊朗民众不但没有获得好处，反而遭受了重大损失。
当然，最主要的不是劳动量的增加。
说白了，石油工人在伊朗工人中占的比例不算大。
最根本的，还是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伊朗造成的冲击。这就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伊朗要在进口中花掉更多的钱，而出口受油价限制并没有同比增长，因此伊朗zhèng fǔ只能通过增加国内税收来平衡开支，即把外来经济压力转移到国内，让伊朗民众承担更加承重的经济负担。
对于贫富差距已经极为悬殊的伊朗来说，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要知道，八成伊朗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伊朗zhèng fǔ提高税收比例，却没有改善社会福利，意味着穷人将变得更加贫穷。
显然，这等于激化了社会矛盾。
也正是如此，霍梅尼所代表的极端宗教集团才有了滋生的土壤，也才得到了数千万伊朗平民的支持，而巴列维则成为了伊朗民众眼里的卖国贼，也正是如此，伊朗人才认为只有推翻国王，才能拯救伊朗。(欢迎您来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V
第二百一十七章 无能为力
虽然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是必然的事情，但却是中国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原因就是，伊朗在中国的同盟体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关键就是伊朗的地理位置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
伊朗的东边是南亚次大陆，北面是高加索地区，西面是土耳其，南面则是海湾地区。
大战结束之后，土耳其与俄国都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控制之中，而南亚与海湾地区则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伊朗正好位于中德战略边界上。
显然，伊朗不但把中国控制的南亚与海湾地区连接了起来，还是阻挡德意志第二帝国向南亚与海湾地区扩张的桥头堡。
正是如此，中国在战后极为重视伊朗。
说白了，巴列维能够回到伊朗当上国王，就是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而扶持巴列维也是中国控制伊朗的主要手段。
问题是，这个手段过于单调。
更要命的是，为了维持与伊朗的结盟关系，中国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忍受巴列维的胡作非为。
由此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即中国对伊朗的国内政策影响非常有限。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对巴列维的纵容，导致了伊朗国内局势持续恶化，并且最终引发了伊斯兰革命。
如果中国有更多的选择，也许就能避免这场危机了。
由此可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在战后的对外政策中最大的失误。由此造成的麻烦，困扰了中国数十年。
要知道，通过革命上台的伊斯兰宗教zhèng fǔ绝对不会把中国当成盟友。
原因很简单，绝大部分伊朗人在痛恨巴列维国王的同时，也痛恨那些肆意掠夺伊朗资源的中国企业，也就顺带痛恨中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伊斯兰宗教政权必然会宣扬**与仇华政策。并且以此来团结民心。
也就是说，伊朗的伊斯兰宗教政权肯定会把中国当成敌人，甚至是头号敌人。
可惜的是。在革命爆发前，中国当局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巴列维时期，伊朗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国之一。**其地位甚至在以sè列之上，加上巴列维一直奉行亲华亲以政策，所以中国给予了伊朗最高级别的军火贸易，即为伊朗提供了当时所能拿得出来的最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巩固巴列维的统治基础，同时增强伊朗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牵制能力。
比如，在一九八零年，中国就向伊朗出售了在一九七八年才定型、于一九七九年才正式装备中国海军的J-78型战斗机，而这也是世界上第一种第四代喷气式战斗机，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
这种由中国海军投资研制的战斗机。采用了变后掠翼气动布局，正常起飞重量高达二十八吨，最大起飞重量为三十六吨，配备了世界上第一种有源相控阵雷达，具备高达二百四十公里的最大探测距离。最多能够搭载六枚shè程超过一百二十公里的远程空对空导弹与两枚格斗导弹。
从战斗力上讲，J-78绝对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斗机。
虽然受发动机限制，初期的J-78，也就是J-78A的格斗xìng能不是很好，其推重比仅有零点九，即便是换上了新式发动机的J-79C。其推重比也没有超过一，但是凭借可变后掠翼带来的优势，J-78C的格斗能力并不比空军的J-80差，而且相控阵雷达与远程导弹，J-78C拥有更强的制空能力。
可以说，即便放到二十年后，J-78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斗机之一。
在一九八零年，中国海军仅仅采购了不到一百架J-78A，只配备了四个部署在超级航母上的舰载航空兵联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局批准了为伊朗提供J-78A的出口合同。
接下来的两年之内，伊朗获得了七十六架J-78A与二十架J-78B，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装备第三代战斗机的国家。
事实上，伊朗也是除中国之外，唯一装备J-78战斗机的国家。
主要就是，J-78是中国海军研制的舰载战斗机，而且过于笨重，在很多方面并不适合其他国家空军的作战需求。
当然，除了中国，也没有哪个国家需要重型舰载战斗机了。
此外，中国空军投资研制的J-80重型制空战斗机在一九八零年完成验收，并且在一九八一年正式量产。
也就是说，即便需要重型制空战斗机，也可以选择J-80，而不是J-78。
事实也确实如此。
到停产的时候，J-80出口到了二十三个国家与地区，其外销数量超过了一千二百架，而中国空军总共只采购了一千六百架。此外，英国与联邦美国还购买了J-80的生产线，以sè列等国则建立了维修厂。
与J-80相比，J-78的外销成绩显得极为惨淡，而且中国海军总共只采购了六百多架。
当然，并不能因此否认J-78的先进xìng。
在中国空军与海军进行的实战对抗演习中，J-78与J-80是最常见的对手，而J-78在对抗中获胜的次数更多。根据中**方总结的使用经验，J-78的视距外空战能力是J-80的四倍，而格斗能力也超过了J-80。除了最大飞行速度与最大飞行高度之外，J-78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比J-80出s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中国不大愿意出售J-78的主要原因。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一九八二年，英国曾经打算引进J-78，将其配备于计划建造中的第一艘大型航母。如果这笔合同落实的话，为了简化后勤保障，英国空军也很有可能选择J-78，而不是J-80。可惜的是，中国当局没有批准J-78的出口合同，反而建议英国海军采购计划在一九八四年首飞的J-84中型舰载战斗机，而且提出英国计划建造的是大型航母，而不是超级航母，所以最大起飞重量只有二十四吨的J-84更加合适，而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三十六吨的J-78显得太大了。结果就是，英国没有买到J-78，大型航母计划被迫下马，转为建造小型航母，并且根据小型航母的作战需求，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种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舰载战斗机。
当时，中国把J-78出售给伊朗，与伊朗受到的威胁有很大关系。
这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一九七八年，批准了向土耳其出口一百二十架Me-440型战斗机的合同。当年年底，土耳其正式宣布退出以中国为核心的同盟集团，并且宣称将奉行不结盟政策。
显然，土耳其的立场，对伊朗构成了严重威胁。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Me-440的xìng能超过了J-66战斗机，因此伊朗空军急需一种xìng能更加先进的战斗机对抗来自土耳其的威胁。
在J-80定型之前，中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就只有J-78了。
虽然从时间上看，伊朗完全可以等上几年，等到J-80定型之后，才购买这种按照空军的作战需求打造的重型制空战斗机，而且土耳其采购的Me-440也无法立即形成战斗力，所以伊朗没有必要急着购买J-78。但是巴列维在一九八零年访问中国，亲自向中国当局提出采购J-78，并且表示愿意用现金付款，而中国海军也急需通过对外销售来分担J-78的巨额研制经费。
结果就是，中国当局在这笔军火贸易上做出了让步。
由此可见，在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前，中国几乎是无所保留的在支持巴列维政权。
可惜的是，中国出售给伊朗的先进武器装备，在伊斯兰革命之后都成为了伊朗宗教政权用来对抗中国的法宝。
对中国来说，保住巴列维政权是当务之急。
问题是，伊斯兰革命爆发的时候，中国的注意力放在巴尔干半岛上，而且由军事情报局负责在巴尔干地区的秘密行动。
也就是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意识到伊朗即将爆发伊斯兰革命。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rì，巴列维逃离德黑兰，乘坐专机飞往新德里，并且在次rì转程前往běi jīng。
此时，中**方甚至没有一份与干预伊朗有关的军事行动方案。
四月十四rì，霍梅尼在德黑兰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王朝在伊朗的统治宣告结束。
虽然中**队已经展开紧急行动，开始向海湾地区增兵，但是部署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依然极为有限。
显然，通过军事干预来改变现状已经不大现实了。
四月十八rì，中国总统郭明善正式宣布从伊朗撤军，并且命令驻伊军队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撤离伊朗。
中国主动从伊朗撤军，等于承认放弃对伊朗进行军事干预。
四月二十rì傍晚，最后一支中**队离开了伊朗。在两天的撤离行动中，中**方动用上千架运输机，飞行了数千架次，撤走了大约六万名官兵与数十万吨物资，而没有能够撤走的物资与装备，全部就地销毁。
此外，中**队还接走了数万名申请政治避难的伊朗人。
只是，伊斯兰革命造成的影响并没就此结束。RQ
第二百一十八章 剑拔弩张
与撤军同时进行的是撤侨行动，只是没有这么迅速。(.)
前面已经提到，在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国之一，而且有大批中国企业在伊朗投资建厂，因此有大量中国人在伊朗工作或者旅行。因为伊斯兰革命来得过于突然，所以在中国当局决定从伊朗撤军的时候，依然有数万名中国公民滞留在伊朗，需要紧急撤离。
为此，中国就需要争取到足够的撤侨时间。
四月二十一rì，在完成撤军之后，中国通过瑞士与瑞典等中立国，开始与伊朗伊斯兰政权接触，提出伊朗当局应该为中国撤离侨民提供必要的合作，而中国也将保证在撤侨行动期间尊重伊朗的主权。
虽然伊斯兰政权较为极端，而且奉行**政策，但是谈判没有遇到多少麻烦，毕竟旅伊中国公民都是平民，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更重要的是，新成立的伊朗伊斯兰政权需要争取其他国家的承认，也就不会在撤侨问题上与中国作对。再说了，如果伊朗当局阻挠中国公民离开伊朗，必然会使中国当局骑虎难下，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军事行动，即通过战争来保护在伊公民。
四月二十四rì，最后的撤侨行动开始。
按照伊朗当局给出的时间表，中国有三天的时间接走滞留在伊朗境内的最后一批，大约八万名公民。
显然，三天算不上充足。
因为属于民事行动，所以中国不能出动军用运输机，只能调用民航企业的航班，甚至是向第三国租借航班。
此外。当时在海湾活动三艘大型豪华邮轮也紧急加入了撤侨行动。
这三天内，中国的强大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撤走八万侨民。中国的十二家航空公司出动了近两百架民用客机，包括能够运载四百多名乘客的C-700型大型客机。为了接应这些侨民，中国zhèng fǔ在国内三座大型国际机场开辟了专门的收容区，并且在巴基斯坦、沙特与阿联酋租借了六座机场，动员了上万人来迎接回国人员。
为了表示对侨民的关注，中国空军与海军出动了数百架战斗机，会撤侨航班护航。
三天之后，绝大部分滞留在伊朗境内的中国公民，以及已经加入伊朗国籍。但是申请了回祖国避难的伊朗籍华人都已离开伊朗，只是并非所有，仍然有一部分中国公民与华侨滞留在伊朗境内。
主要就是，有很多中国人在伊朗的边远地区。没有能够及时赶到撤离地点。
这其中就包括数百名在伊朗东部地区的为当地人提供医疗与教育援助的中国志愿者。
受此影响。中国驻伊朗大使与部分使领馆工作人员没有搭乘最后一架航班撤离，而是留下来继续与伊朗当局交涉。
所幸的是，伊朗伊斯兰政权还不敢公然违背国际基本外交原则。答应给予中国方面更多的时间来撤走滞留在伊朗境内的中国公民，以及拥有中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的华侨，并且给予应有的协助。
结果就是，撤侨行动持续到了五月份。
只是，变故也在五月份到来。
五月七rì，伊朗伊斯兰大学。即前伊朗国立大学的学生包围了中国大使馆，要求交出几名到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的伊朗官员。特别是前伊朗zhèng fǔ内政部的一名高官，而这名高官涉县在一九八零年的学生运动中下达了镇压命令，而在这场学生运动中，有数百名伊斯兰学生丧生。
这下，局势骤然紧张。
受国内氛围影响，伊朗当局非但没有驱逐包围中国大使馆的学生，反而公开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
结果就是，学生的示威行动立即演变成了冲突。
五月七rì夜间，中国外交部正式向伊朗当局发出照会，要求伊朗为中国驻伊外交人员提供二十四小时的撤离时间，并且负责护送中国外交人员前往德黑兰国际机场，而中国将安排一架专机接走外交人员。
显然，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
外交人员拥有外交赦免权，而且使领馆为所属国的领土，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义务为他国外交人员提供安全保护。
要知道，在国际法中，攻击外交人员与外交场所就是开战行为。
对此，伊朗当局心里也非常有数。
更重要的是，刚刚建立的伊斯兰政权显然不希望立即引发外来战争，而且也没有能力抵抗外来战争。
别忘了，中国为了撤侨，在海湾地区部署了数十艘战舰与数百架作战飞机。
只要中国当局下达命令，这些中**队就能立即向伊朗发起进攻，让伊朗为其愚蠢行为付出代价。
此外，在伊朗国内、乃至在伊朗伊斯兰军队中，仍然有少数国王的支持者，而巴列维已经逃到中国。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国内的国王支持者必然为中**队提供支持。
在经过数个小时的紧急磋商之后，伊朗当局答应安排军队护送中国外交人员前往机场。
只是，变化比计划快。
五月八rì清晨，保卫了中国大使馆的伊朗学生冲破了大使馆围栏，拘押了包括大使在内的所有中国外交人员。
随后，那名涉嫌在镇压中杀害学生的伊朗官员在大使馆的花园内遭到枪决。
这下，事态变得不可收拾了。
当天下午，中国总统就命令驻海湾地区的军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责成总参谋部制订打击伊朗的作战计划。
稍晚一些，中国外长通过中立国，向伊朗当局下达了最后通牒。
这就是，伊朗当局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释放遭到扣押的中国外交人员，并且把肇事者交于中国处置。
显然，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
按照国际公约，中国在伊朗的使领馆是中国的领土，而不是伊朗的领土，只有中国zhèng fǔ才具有管辖权，因此在使领馆的范围内适用中国的法律，而不是伊朗的法律，因此冲击使领馆的伊朗人违背的中国的法律，自然应该在中国法庭受到审判，因此伊朗当局有责任把肇事者交给中国处置。
问题是，伊朗当局不可能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集团能够上台，来自学生的支持必不可少，而且学生势力非常强大。在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霍梅尼显然不敢与学生组织为敌，也就不可能把攻击中国大使馆的学生领袖交给中国处置。
当时，伊朗当局只答应首先释放部分外交人员，主要是外交官的家属。
五月九rì，伊朗释放的四十多名外交官家属在德黑兰国际机场登上了中国派去的航班。
只是，仍然有二十多名外交官没有获得zì yóu。
五月十rì，中国总统郭明善正式批准了营救外交人员的军事行动。
因为狙击手部队在五月五rì才到达沙特的军事基地，还没有完全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营救外交人员的行动被交给了提前半个月到达的陆军特种部队，而且由陆军航空兵与空军协同行动，与海军、陆战队没有多大关系。
显然，这是一次从组织到发起都极为仓促的行动。
要知道，在一九八三年之前，中**方没有一份与伊朗有关的作战方案，甚至没有预料到巴列维王朝会倒台。
虽然在四月底，中**方就已经开始制订针对伊朗的作战方案，而且预料到可能出现人质危机，也就制订了几套营救方案，但是这些作战方案都极不成熟，而且没有一支部队进行过针对xìng训练。
说白了，不管派哪支特种部队上场，这次营救行动都不会一帆风顺。
营救行动在五月十四rì开始，陆军特种部队出动了一百零六名特种兵，搭乘五架大型运输直升机前往伊朗。按照特种作战司令部制订的作战计划，在行动开始前四小时，空军将出动一支包括两架运输机与两架加油机在内的航空部队前往伊朗，在德黑兰南面大约二百三十公里处的荒漠里建立前进基地。运载营救部队的直升机将首先飞往该地，为运输直升机补充燃油，并且最后一次确认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即人质关押地点，然后由特种部队展开营救行动。救出人质之后，特种部队将返回会合点，由运输机把人质送往沙特的空军基地，特种部队则搭乘直升机返回。
看上去，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问题是，在制订计划的时候，特种作战司令部忽略了天气因素，也没有考虑到荒漠里的牧民。
行动开始后，五架直升机中的两架就出了机械故障，其中一架专门负责运载人质。
为此，行动耽搁了两个小时，即陆军航空兵得另外出动一架大型直升机，而且参与营救行动的特种兵减少了四分之一。
到达伊朗后，营救部队遭遇沙尘暴，营救行动又被耽搁了四个小时。
要命的是，在沙尘暴过去之后，一名当地牧民发现了营救部队，并且向附近的伊朗军队发出了jǐng报。
结果就是，营救部队还没有靠近德黑兰，营救行动就宣告失败了。RQ
第二百一十九章 利益至上
当时，需要营救的不仅仅是遭到扣押的外交人员。
在外交人质危机爆发的时候，仍然有数百名中国公民滞留在伊朗境内，而且全都在交通与通信极为不便的边远地区。更重要的是，这些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志愿者极为分散，且其中部分人有不同一般的背景。
当时，在滞留人员中，就有前任国防部长丁明聪的女儿丁婷芳。
丁婷芳是在一九七七年，以医疗志愿者的身份前往伊朗的，五年多来一直在伊朗的呼罗珊省救助当地的贫困百姓。与她一道从事志愿工作的还有另外四名中国人、两名泰国人、三名rì本人与一名充当翻译的巴基斯坦人。根据官方记录，这支医疗小组在当地救助了数千人次的患者，深受当地人的爱戴与尊重。
事件爆发之后，中国大使馆一直没能联系上丁婷芳。
五月十rì，在确定通过军事行动营救外交人员之后，总参谋部也同时批准了寻找其他滞留人员的军事行动。
营救丁婷芳的任务就交给了狙击手部队。
为此，李承志在五月十一rì，带领第一中队的二十多名官兵飞往巴基斯坦，准备由巴基斯坦进入伊朗。
五月十四rì，在陆军特种部队出动的时候，李承志也率领部下展开了行动。
所幸的是，李承志没有遇到沙尘暴，而且不需要中途停留。
此外，营救滞留人员的行动并不起眼。甚至不为外界所知。
当时，全世界都盯着被伊朗当局扣押的中国外交人员，以及中国当局有可能为此采取的军事行动。
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都忽视了一点，即仍然有很多中国人滞留在伊朗。
只是，中国当局没有忘记。
五月十三rì，中国总统郭明善在出席“华侨联合会”的全体委员大会时就提出。中国zhèng fǔ不会放弃一名侨胞，哪怕需要使用最强硬的军事手段，中国当局也会尽全部努力保护侨胞的利益。
显然。保护侨民与在外公民的生命安全最为重要。
营救丁婷芳的行动非常顺利，李承志率领的狙击手中队在当天就找到了丁婷芳，并且在五月十五rì回到巴基斯坦。
接下来。中**队的特种部队还执行过十多次类似的营救行动。
到五月下旬，滞留在伊朗境内的中国公民，以及持有双重国际的华人和申请了政治避难的中国侨民都已撤离伊朗。
问题是，中伊关系再无改善可能。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在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总参谋部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针对伊朗的战争计划，但是被顾祝同否决了。理由就是，中国暂时没有能力发动这场战争，而且已经错过了发动战争的最佳时机。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当局看不到发动这场战争的好处。
说白了，就算发动了战争，而且取得了胜利，中国又能得到什么呢？
扶持巴列维复辟显然不大现实。毕竟革命不仅仅是宗教与意识形态，而是巴列维主政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严重损害了伊朗民众的利益，起来颓放国防的不是宗教实力，而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平民。
显然，在伊朗建立另外一个世俗政权也不大现实。
要知道，革命已经引发了伊朗的宗教狂热。不管伊朗是否能够因此变得强大、伊朗民众是否能够因此改善生活，至少在短期之内，绝大部分伊朗人都不会认同巴列维曾经努力推进的世俗化改革。
更重要的是，伊朗民众把巴列维时期的政策根源都归结到了中国身上，即认为中国的残酷掠夺是导致伊朗社会普遍贫困的根本原因，而且革命份子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点燃了伊朗民众的仇华情绪。
也就是说，如果发动战争，伊朗将成为第二个危地马拉。
反之，即便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伊朗政权，中国又能得到什么呢？
不可否认，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已勘明石油储量在海湾地区仅次于沙特，而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也只仅次于沙特与联邦美国。此外，伊朗还有丰富的天然气，其储量仅次于中国。在其他矿产资源方面，伊朗还有较为丰富的铁矿、铜矿与磷矿，黄金储量也名列全球前十。
问题是，这些资源并不是不可否缺的，也不是不可代替。
当然，最关键的是石油。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的石油危机中，来自伊朗的石油在很大的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进口石油时遇到的麻烦。事实上，在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期间，正是伊朗等产油国积极扩大对华石油出口量，才使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基本没有减少。到一九七九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甚至超过了一九七五年。
只是，石油危机已经过去，阿拉伯国家也因为埃以缔结和约而土崩瓦解。
到一九八二年，海湾地区的主要产油国均于中国恢复了石油贸易，而且均在新的金融货币体系下，承认了华元的霸主地位。
也就是说，伊朗的石油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占的比重并不明显。
说白了，即便没有来自伊朗的石油，中国依然可以从沙特、科威特、卡特尔与阿联酋购买到足够多的石油。
事实上，中国自身就是全球第二大石油生产国。
受石油危机影响，中国在七零年代后几年，加大了国内油田的开采力度，还扩大了勘探范围。
当时，中国已经在东海与南海发现了好几座储量惊人的海上油田，而且中国的石油企业已经开始向远海进军。
到一九八二年，中国的石油产量仅次于沙特，为全球第二大产油国。
为了获得了稳固的能源供应，中国zhèng fǔ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明确规定石油的国产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五。
也就是说，中国消费的石油，有半数以上由国内油田供应，进口所占比重不到一半。
此外，在石油危机期间，中国还扩大了石油的战略储备量，储备能力由满足国内半年消费需求提高到了一年。到八零年代末，还提高到了一年半，并且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提高到了两年。
当然，扩大战略储备，主要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稳定市场。
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次爆发石油危机，中国就能够用储备的石油来平定油价，从而降低由油价波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让中国拥有控制油价的能力，即削弱产油国集团对油价的影响力。
此外，在经历了石油危机之后，中国也在积极改善能源结构。
这就是，大力发展以核能为代表的新兴能源。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核电站最多的国家，可核能在全国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五。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当局出台了大量鼓励发展新兴能源的政策，也加大了在新型能源技术领域的国家投资。到一九八二年，中国建成与在建的核电站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了近三倍。按照中国zhèng fǔ制订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规划，预计到二十世纪末，核能在国家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提升到百分之三十。此外，新兴能源占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四十。这就意味着，如果以一九八二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为准，等于可以减少一亿吨的原油进口量。
这些错误，无一例外的都削弱了产油国，特别是某个主要产油国发生变动对国际油价与能源市场产生的影响，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的能源安全，让中国不会再像石油危机那样被能源绑架。
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让除了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能源领域都不具备决定xìng的影响力。
说白了，在中国建立起了健全的能源生产、供应与保障机制之后，只有中国能够决定能源的价格，而其他任何国家，哪怕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也无法左右能源价格，也就无法控制世界的经济命脉。
显然，伊朗的石油并不足以让中国发动战争。
至于天然气等其他资源，就更加没有催生战争的重要xìng了。
要知道，要到八零年代末，在LNG等船舶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天然气才成为重要的贸易能源，而在此之前，天然气根本就不具备进行大宗贸易的能力，因此在国际能源贸易中占的比重非常低。
像铁矿、铜矿等资源，更不可能让中国产生兴趣。
由此可见，中国没有对伊朗发动战争，关键就是中国不可能从这场很有可能付出惨重代价的战争中获得足够弥补损失的好处。相反，即便中国没有发动战争，伊朗革命所造成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革命反而帮了中国大忙。
这就是，在进行世俗化改革的伊斯兰国家不仅仅是伊朗，而发生在伊朗的事情，足够让其他正在进行改革的伊斯兰国家产生jǐng惕，从而让这些国家在推动改革的时候，更加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
这其中就包括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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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章 军火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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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在中东政策上的反复是在战后对外政策的一大失误。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偏颇的认识。
关键就是，中国的中东政策并不是支持某一国、或者某一方，而是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
大战期间，中国进军中东，支持遭受英法等西方国家奴役的阿拉伯国家dú lì，是为了增强打击轴心国的力量，为同盟国集团争取到更多的成员。战后，中国阻挠阿拉伯世界统一到一个zhèng fǔ之下，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国家，从而使中国丢掉海湾与中东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产地。显然，中国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扶持以sè列，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不难理解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为什么会发生数次重大转变了。
同样的，从这一点出发，也能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在伊朗爆发革命之后发动战争来夺回这个曾经最为重要的盟国。
这就是，发生在伊朗的事情，等于给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敲响了jǐng钟。
俗话说，失之东篱，收之桑榆。
一九八三年，中国就尝到了伊朗革命带来的第一个甜头。
这就是，当年十月，沙特国防在访华时，亲自代表沙特与中国当局签署一份总额高达四百八十亿华元的军火贸易合同。
按照合同规定，在未来五年之内，中国将向沙特交付一百二十架J-80式战斗机，五百四十辆T-82式主战坦克、七百二十辆BZ-80式步兵战车、四百八十门ZP-78式自行榴弹炮与八百八十套单兵反坦克导弹，以及包括四艘护卫舰在内的十六艘舰艇。而沙特还保留了增够的权力。
事实上，这笔合同的总价值远不止四百八十亿华元。
这就是。四百八十亿华元只是采购价，而沙特在采购了这些武器装备之后，还需要花钱购买配套的弹药，进行人员培训，而且在装备期间，还需要中**火商提供维护保养等方面的服务。
在整个装备期间，沙特至少要为这些装备花费一千五百亿华元。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军火企业将从这笔军火合同中获得数百亿花园的利润，而中国zhèng fǔ也将获得数十亿华元的税收。
此外。中**方则能让沙特分担大量研发费用。
总而言之，这笔军火贸易，让中国受益匪浅。
除了经济上的好处，还有一个看不见。却更加重要的好处。这就是。通过从中国采购军火，沙特已经成为了中国实质上的盟国，即沙特在政治上已经做出了投靠中国、依赖中国的决定。
显然。这正与伊朗革命有关。
这就是，沙特国王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而且亲手签署了之前谈判两年都没有达成结果的军火贸易合同，正是希望通过来自中国的援助，应对伊朗革命造成的威胁，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沙特国王用一笔巨额军火贸易合同在中国zhèng fǔ这里买了一份保险。
这就是，如果沙特也发生了类似的革命。中国将及时采取行动，帮助沙特王室，维护沙特王室在沙特的统治地位。
沙特之后，其他海湾国家也陆续找上门来。
到一九八四年底，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联酋与阿曼均成为中**火商的顾客，这些国家与中国签署的军火贸易合同总金额高达一千一百亿华元，购买了数百架战机、数千辆坦克战车与数十艘舰艇。
正是如此，中国的军火贸易额在一九八四年创造了冷战的最高纪录。
得益于此，中**方才能在装备采购预算不算充足的情况下，在八零年代初期完成了装备大换装。
拿J-80战斗机来说，因为是空军单独投资研制的，不再像J-66战斗机那样为空军与海军联合采购，所以空军最初的计划订购量仅有六百架，因此每架分摊到的研制费用就高达一千二百万华元，采购单价高达五千万华元。一九八二年，中国空军采购的第一批四十八架的总合同价就高达三十亿华元。正是根据这个价格，中国当局给J-80订下了最低七千二百万华元的对外售价，而J-66的平均对外售价仅为一千八百万华元，即便是最终改进型的售价也只有三千四百万华元。
受此影响，J-80在最初两年里的对外销售并不理想，很多希望购买这种战斗机的国家都因为其高昂的售价而望而却步。
比如，沙特在一九八一年就开始与中国谈判购买J-80战斗机，结果因为双方的心理价位相差太大，一直没有谈拢。又比如，英国早在一九八零年就提出希望成为J-80的第一个海外用户，而且以中英关系，中国当局绝对不会阻挠把J-80出售给英国，可仍然因为价格上的问题，英国一直没有做出购买J-80的决定，甚至打算自行研制重型制空战斗机，后来还跟联邦美国合作，着手设计重型制空战斗机。
沙特等海湾国家首先在价格问题上让步，成为J-80的海外用户，而且总订购两超过了四百架。
这就意味着，算上中国空军的订单，J-80在开始量产后就拥有了上千架的订单。
也就是说，J-80的产量超过了盈亏平衡点，开始产生规模效应了。
在均摊研制费用的情况下，产量越大，就以为着单价越低。此外，提高产量也能够降低规模生产的成本，比如把分散了生产线的建设成本，以及通过扩大批量采购降低了各零备件的采购成本等等。
到一九八五年，J-80基本型的对外销售价格降低到了五千八百万华元。
因为J-80的战斗力比J-66提高了十多倍，而且在一九八四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sè列空军用J-80完败了埃及与叙利亚空军，用实战证明了J-80的强大战斗力，所以其五千八百万华元的售价并不显得离谱。
结果就是，J-80迅速成为了“通用战斗机”。
也正是如此，J-80的最终产量才突破了三千架。
要知道，J-80是大战之后，世界上唯一的产量超过三千架的重型战斗机。虽然J-66的总产量超过了五千架，但是按照战后的标准，J-66只算得上是中型战斗机，比起飞重量在三十吨左右的重型战斗机差了一大截。
J-80的大规模生产，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空军的装备成本。
最终，中国空军J-80机群的规模不是六百架，而是上千架，而且J-80也不仅仅是重型制空战斗机，还是多用途重型战斗机，即由J-80D发展而来的J-80G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重型多用途战斗机。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这种最多能够挂载十一吨炸弹的重型战斗机依然是中国空军的主力。
与J-80一样，中**队依靠大规模军火出口，还获得了其他新式装备。
更重要的是，中**队大规模换装是在装备采购费用不算宽裕的八零年代进行的，而军火贸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如此，在九零年代到来的时候，中**队率先完成了主要装备的更换工作，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出sè的战斗机、坦克与战舰，获得了远超过对手的战斗力。
这一点，在九零年代初期显得至关重要。
事实上，中国在八零年代、特别是一九八二年之后的军费开支并不少，甚至达到了冷战时期的巅峰。
这就是，中国在一九八二年正式启动了“国家战略防御系统”工程。
到一九八八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占到了zhōng yāngzhèng fǔ总开支的百分之十七，国家税收总额的百分之十一，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四，达到了冷战时期的最高点，也是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极限。
问题是，军费开支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与“国家战略防御系统”有关的项目上。
也就是说，实际用于军备采购的费用并不多。
在此之前，中国的军备采购与研制费用一般占军费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中军备采购费用在军费中的比例在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二十一之间，而在一九八二年之后，这个比例降低到了百分之十二到十五之间。
显然，军备采购费用在军费大规模增长的同时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降低。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在巨额军火贸易中获得的巨额利润，中国的军火企业就不可能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把新式武器装备出售给中**队，而中**队也就不可能在采购经费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完成装备换装。
事实上，巨额军火贸易，等于把装备的研制费用转嫁给了第三方。
拿J-80来说，中**方的采购价格实际上没有包括研制费用，仅出口的J-80就分摊了全部研制费用，还为军火商提供了足够的利润。这样一来，中国空军在采购J-80时，只需要支付生产成本。
显然，没有伊朗革命，也就没有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巨额军火订单，也就不会有八零年代的海量军火贸易。
也正是如此，才促成了中国对伊朗实施孤立政策。
说白了，一个对周边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的伊朗，恰好符合中国的利益，特别是军火集团的利益。
只是，伊朗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军火贸易上的好处。RQ
第二百二十一章 新赛场
虽然属于国家间的经济交流，但是军火贸易与其他商品贸易有着很大的区别。
严格的讲，军火贸易不属于经济范畴，而是政治的延续，即军火贸易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国家的对外政治关系影响。
说白了，军火贸易并不是由价格、以及货物质量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关系决定的。
在冷战时期，这一点体现得极为明显。
比如，在中国大力推销J-66战斗机的七零年代，J-66并非世界上最出sè的战斗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Me-440与Bf-500就拥有更加出sè的xìng能，而且在一些局部战争中，这两种德制战斗机都战胜过J-66。在危地马拉战争期间，J-66甚至被落后了一代的Me-300击落过数十架。
问题是，J-66仍然是七零年代最畅销的战斗机，总产量突破了五千架，除了中国，还有数个国家拥有生产线或者是生产许可证，装备了数十个国家，成为冷战期间第一种产量超过五千架的战斗机。
关键就是，中国的盟国绝对不可能采购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战斗机，哪怕德制战斗机拥有更加出sè的xìng能。
由此可见，军火贸易，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建立与维持国家间同盟与友好关系的基础。
当然，在同盟集团内部，军火贸易没有多少变数。不管是中国、还是德意志第二帝国都是其盟国的主要军火供应商。
只是，对处于两个集团之外的国家来说。军火贸易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拿阿拉伯国家来说。大战结束之后，依靠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众多刚刚获得dú lì的阿拉伯国家从中国得到了大批过剩军事物资，并且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广泛使用。此后，部分阿拉伯国家转为向德意志第二帝国采购军火，以此导致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保持沉默。到了第三次中东战争时，这些采购了德制军火的阿拉伯国家。几乎都成了以sè列的敌人。只是，这场战争中，德制装备的拙劣表现。让部分阿拉伯国家回心转意，重新成为了中**火商的顾客。这也标志着，部分阿拉伯国家已经放弃了反以立场。转而寻求与以sè列和平共处。
最具有代表xìng的依然是沙特。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沙特几乎淘汰了所有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换上了从德意志第人帝国采购的军火。结果还不到十年，沙特就再次转变立场，淘汰了处于最佳服役期的德制装备，换上了中国制造的军火。
不可否认，沙特非常富有。
虽然沙特是典型的君主制国家，并非君主立宪制的mín zhǔ国家，但是依靠石油，以及相对较少的人口。沙特建立起了当时阿拉伯国家中最好的社会福利体制，让大部分国民过上了富足生活。
问题是，沙特再富有，也不应该如此浪费。
显然，沙特在军火贸易上的立场。实际上就是其基本对外政策，即通过采购军火，与中国形成非结盟的同盟关系。
说白了，就是借此获得中国的支持与安全保证。
显然，其他从中国采购军火的国家，也有着类似的目的。
对于没有加入两个阵营的国家来说。军火贸易是与大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关键手段，有的时候甚至是唯一手段。
在这方面，联邦美国的做法最具有代表xìng。
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被肢解成为三个国家，其中mín zhǔ美国与邦联美国分别由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直接占领，处于两国之间的联邦美国则在一九五四年结束了占领状态，成为拥有dú lì主权的国家。
在一九七四年之前，联邦美国一直奉行亲华政策，其主要武器装备均来自中国。
危地马拉战争之后，中国由战略扩张转变为战略收缩，基本对外政策也由攻击型变为防御xìng，联邦美国的对对外立场因此发生改变，在一九七五年就以军火贸易的方式，积极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改善关系。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联邦美国当局认识到，中国的战略收缩只是暂时xìng的，而且中国在综合国力上远超过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经历了由迅速扩张导致的镇痛之后，肯定会再次走上扩张之路，并且全面压倒德意志第二帝国。结果就是，联邦美国的军火采购政策再次发生转变，不但继续从德意志第二帝国购买武器装备，也开始积极跟中**火商谈判。
结果就是，在联邦美国的军队中，即有来自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坦克，也有来自中国的战斗机。
显然，联邦美国通过军火贸易，在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这些都表明，军火贸易有很大的特殊xìng，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表象，即反映出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对外政策。
由此可见，伊朗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政治上的利益。
也正是如此，在一九八四年，以sè列悍然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通过预防xìng的军事行动摧毁了叙利亚的武装力量，在数量众多的阿拉伯国家中，除了伊拉克等少数，其他都只声援了叙利亚，并没有采取实质行动。
关键就是，中国并不希望阿以爆发全面战争。
当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中国为阿以和平相处所做的努力，也使得阿以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xìng大为降低。
主要就是，几个实力强大的阿拉伯国家中，除了叙利亚与伊拉克，其他都已全面倒向中国，用上了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这些阿拉伯国家根本没有军事工业，也就无法自行维持军队的作战消耗。如果卷入与以sè列的战争，中国根本不需要出兵，只需要中断这些国家的军火供应，就能使其战败。
也就是说，阿以能不能打起来，得看中国的意愿。
显然，只要以sè列在中国的战略中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中国就绝对不会让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战争。
也正是如此，第四次中东战争只持续了五天，就以叙利亚战败结束了。
只是，受中国限制，以sè列并没有占领叙利亚的国土，只是巩固了其在戈兰高地上的军事存在，使叙利亚丧失了在短期内通过军事行动夺回戈兰高地，对以sè列本土构成直接威胁的可能xìng。
从政治上讲，以sè列没有直接入侵叙利亚，也是众多阿拉伯国家保持中立的基础。
当然，发生在一九八四年的最为重要的事情，肯定不是第四次中东战争，至少有两件事情比第四次中东战争更加重要。
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正式启动了“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的建设工作。
当年四月，在顾祝同的全力推动下，中国国民议会批准了由国防部提交的，分三个阶段完成“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的建设方案。如果这份方案得到落实，中国将在未来二十年内耗费二万六千亿华元，打造从陆地到海洋、到天空、再到外层空间，以地基/海基、空基与天基三位一体的全方位战略防御系统，具备同时拦截上万枚来袭核弹头，对潜在敌对国战略打击能力实现全面对抗的战略防御能力。
说白了，果真建成的话，中国将不再惧怕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战略威胁了。
按照顾祝同在国民议会上做的陈词，整套系统具备对潜在敌对国发shè的战略武器进行初期拦截的能力，能把潜在敌对国发shè的战略武器的百分之八十击毁在敌对国上空，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则将在外层空间与重返大气层阶段遭到拦截，即便同时遭到一万枚核弹头攻击，中国本土遭到打击的概率也低于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哪怕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时发shè一万枚核弹头，也只不不到十枚能够落到中国本土上。
显然，对一场以灭国为根本目的的全面战争来说，遭受数枚核弹头打击算不上是沉重的战争代价。
要知道，中国的战略反击足以摧毁整个世界。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在拥有了全面的战略防御能力之后，中国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进行战略威胁，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毁灭xìng威胁，让敌对国放弃对中国的威胁，从而放弃在任何领域与中国进行的对抗与竞争。
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来说，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结果。
果真如此的话，德意志第二帝国不但会丧失与中国对抗的能力，还会因此沦落为中国的附庸国。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针锋相对的，建立一套类似的战略防御系统。
说白了，在双方都拥有足够强大的战略防御能力的同时，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安全、以及国家利益才有根本保证。
显然，这次竞争与载人登月工程有很大的区别。
载人登月工程，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争面子，即通过工程来展现国家的经济、工业与科技实力，以此证明国家的强大。战略防御工程则关系到了国家的生死存亡，胜出者将毫无悬念的成为冷战的最终赢家。
德意志第二帝国可以输掉载人登月工程，却不能输掉战略防御工程。
（）最快更新，请收藏（）。 第二百二十二章 再攀新高峰
这场后来被称为“星际大战”的太空军备竞赛，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敲响了丧钟。
在这场太空军备竞赛打响的时候，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技术领域已经没有优势，通过载人登月工程，中国在航天领域全面超越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实质上的头号航天大国，而随后众多的军事航天项目，巩固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霸主地位，并且凭借大量的军方投资扩大了技术领先优势。
最具有代表xìng的，非“航天飞机”莫属。
在载人登月工程项目中，就有人提出研制具备重返大气层、并且反复多次使用的载人航天工具。当时，中国的航天企业提出了好几套方案，包括比较保守的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与宇宙飞船的组合方案，也有极为前卫的水平起降的空天飞机方案，更有较为符合现实的运载火箭与可重复使用外层空间运载器组合方案。只是，载人登月工程的核心是把宇航员送上月球，而不是开发一种全新的运载工具，所以这些研究在当时都处于起步阶段，并没得到全力支持。
直到一九七五年，载人登月工程实现之后，“航天飞机”的研制工作才提上rì程安排。
事实上，载人登月工程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九年。
只是，在一九七五年的时候，新上任的航空航天部长就发现了两个严重问题，一是载人登月工程的耗费太大了，二是在载人登月工程结束之后。没有一个可以让航空航天部继续存在下的系统工程。
不可否认，载人登月工程确实是一项耗费巨大，而且效率低下的zhèng fǔ工程。
事后有人计算过，在载人登月工程中，中国为每位登上月球的宇航员花掉了近两百亿华元，是载人航天的一百倍。
显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载人登月工程的效费比非常糟糕。
也正是如此，载人登月工程才烧掉了数千亿华元。后来有人估算，如果载人登月工程由民间企业运作。按照一九七四年的币值，只需要大约六百亿华元就能把第一批宇航员送上月球，而随后每次只需要花费一百亿华元就能把两名宇航员送上月球。即能把投资效费比提高四倍。
载人登月工程上的巨大花费，使得其他民用航天工程大受影响。
比如，预期在一九七二年建成的空间站就被三次推迟，直到一九八一年被郭明善zhèng fǔ裁减掉。由比如，原本计划在一九七五年启动，在一九七九年建成的全球通信卫星系统也被迫延迟，并且在一九八八年降级为海事卫星通信系统，总规模缩减了九成，使用范围也局限于少数特定用户。
从某种意义上讲，载人登月工程让中国航天摘取了航天领域的桂冠。也导致中国航天走上了歧途。
与之相比，更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载人登月工程结束之后，航空航天部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
显然，顾祝同在担任部长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问题是，他的接班人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正是如此，中国需要另外一个具有足够影响力，更得有足够价值的航天工程，才能保住航空航天部，并且推动航天技术的全面进步。
一九七五年。“重返大气层航空载人航天平台”正式上马。
当时，中国航空航天部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即“航天飞机”。
按照中国官方用来游说国民议会、以求获得拨款的宣传资料，虽然航天飞机的制造价格是同级别运载火箭的十倍，但是航天飞机能够使用一百次，而运载火箭是一次xìng用品，所以航天飞机的经济效益超过了运载火箭。当时，航空航天部甚至提出，五架航天飞机就能满足中国的全部航天需求。
一时之间，“航天飞机”成为了被热炒的词汇。
结果就是，中国国民议会在当年十月，就为航天飞机工程划拨了五十四亿华元的启动资金，并且责成航空航天部联合其他部门与机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小组，直接向国民议会负责。
这下，“航天飞机”成为了中国航天的新重点。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载人登月工程中积累下来的先进技术，扫清了研制航天飞机的技术障碍。
比如，用在航天飞机上的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就来自载人登月工程。
当时，最大的难题就是，航天飞机仅凭自身的动力，难以做到航天飞行，因此在起飞阶段必须使用助推器。比较保守的选择是使用两具液体燃料火箭，与航天飞机配备的三台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构成第一级，然后由航天飞机自行构成第二级，就能使航天飞机达到第一宇宙速度。
问题是，这套方案有有个弊端，即液体燃料火箭是一次xìng使用的，不能重复使用。
此外，如果使用液体燃料火箭的话，就必须使用足够大的火箭，也就得降低航天飞机本身的推力。
显然，这必然导致航天飞机的运载能力降低。
这时，中国在固体燃料火箭上的技术优势有了用武之地。
最后确定的方案是，航天飞机配备三台大型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并且由外部燃料箱运载燃料，助推器为两具大推力固体燃料火箭，在工作完毕之后，助推火箭与航天飞机脱离之后回收，而航天飞机凭借自身动力完成接下来的飞行，而外挂燃料箱将在跌入大气层之后烧毁。
也就是说，整套系统中，只有外部燃料箱不能回收。
显然，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损失，毕竟外挂燃料箱并不昂贵，而且体积庞大，也不易回收再使用。
基本方案确定下来之后，航天飞机工程就快马加鞭的运行了起来。
事实上，当时除了轨道与重返大气层飞行器，也就是狭义上的航天飞机需要从头研制之外，其他的配套系统几乎都是现成的。比如航天飞机使用的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就来自载人登月的运载火箭。至于固体燃料助推火箭，则是由中国空军在六零年代末投资研制的大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展而来。
一九七九年，中国的第一架航天飞机，“星宿”号面世。
当年年底，“星宿”号就进行了大气层内的第一次滑翔飞行。随后，其他技术与工程测试也紧锣密鼓的展开了。
事实上，“星宿”号并不是第一架完成了外层空间飞行的航天飞机。
从一开始，“星宿”号就被定xìng为试验样品，即主要用于试验测试，在完成了各种新技术的验证之后就将寿终正寝。
只是，“星宿”号是唯一保留下来的航天飞机。
“星宿”号的测试工作持续到一九八一年，随后被移交给了中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并且成为了镇馆之宝。
同一年，“猎户座”号航天飞机制成。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rì，“猎户座”号载着五名航天员与一枚科学试验卫星，在台湾的玉里航天中心发shè升空。
可以说，这是自载人登月工程之后，人类在航天领域迈出的一大步。
此后，中国相继制造了“shè手座”号、“天鹅座”号、“狮子座”号与“仙女座”号等四架航天飞机。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这五架航天飞机承担了中国航天发shè工作的八成，而中国也因此几乎废弃了所有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把重点放在了航天飞机上，也因此成为了载人航天头号强国。
这五架航天飞机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差别。
正常情况下，每架航天飞机一次能够运载七名宇航员与二十四吨货物，轨道运行周期在十五天以内。
在航天飞机正式投入运作之后，那些之前支持该项目的国民议会议员才发现，航天飞机并不比运载火箭省钱，反而是烧钱的大户。虽然航天飞机名义上能够重复使用，但是每次发shè之后都需要进行极为严格、全面的维护与检查，而且其使用的火箭发动机最多只能使用二十次，助推火箭只能工作十五次，所以航天飞机的实际运营成本比起一次xìng使用的运载火箭高得多。
也正是如此，中国才不得不在八零与九零年代，把大量航天发shè项目移交给其他国家。
此外，航天飞机的安全xìng也受到了严重质疑。
到二零一二年，“狮子座”号完成了最后一次飞行，航天飞机的时代宣告落幕时，已有三架航天飞机坠毁，“shè手座”号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rì，于发shè后一分五十六秒在西太平洋上空爆炸；“仙女座”号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八rì返回时，因隔热板脱落在再入大气层时烧毁；“猎户座”号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rì，同样因为隔热板脱落在返回大气层时燃烧坠毁。
巨额的运营费用，加上过低的安全xìng，使得中国不得不放弃航天飞机。
当然，在航天飞机问世的那个年代，并没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而且航天飞机的重大价值，并不再于其使用次数。
从根本上讲，航天飞机是中国“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组成部分。
（）最快更新，请收藏（）。 第二百二十三章 跟随战略
航天飞机问世后的十年内，其发shè活动有百分之七十八与军事航天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讲，航天飞机就是为了军事航天而出现的，对民用航天的贡献反而不太突出。
要知道，推动航天飞机的主要力量来自国防部，而不是航空航天部。
原因就是，在进入项目审批阶段的时候，航空航天部的技术专家就发现，航天飞机的运营成本远超过运载火箭，因此就算能够多制造几架形成规模效应，过于高昂的发shè成本也足以下退所有民间用户。
再一点，从运载能力上就看得出来。
航天飞机的系统总质量高达二千二百吨，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只有二十四吨，而以当时的技术，运载火箭只需要八百吨的总质量就能达到相同的运载能力，因此航天飞机的运载能力仅相当于运载火箭的三分之一。
显然，航空航天部不是军事部门，自然不会主推注定不会受到市场接受的航天项目。
也正是如此，中国航空航天部在主导航天飞机工程的同时，并没放弃运载火箭，只不过不再研制大型运载火箭，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小型与中型运载火箭上，而且以推动商业航天为主要目的。
问题是，航天飞机具备一些运载火箭与载人宇宙飞船所不具备的特殊能力，而且是极为重要的能力。
比如，航天飞机能够回收在轨运行的卫星，并且在轨道上对卫星进行维修。
又比如，航天飞机拥有十分巨大的货舱，能够运载大尺寸货物。
这两项特殊能力，不但决定了航天飞机在冷战期间的巨大价值，还延长了航天飞机的使用寿命。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当局一度打算让所有航天飞机退役，转而发展运载火箭。只是，这个决定推迟了十多年。主要就是。当时中国正在主导有十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攻坚战的建设工程，而该工程中有大量大尺寸设备，只有航天飞机的货舱能够装得下。因此最后两架航天飞机一直使用到国际空间站建成。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八零年代，航天飞机具备的特殊能力，为中国推动“星际大战”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这就是。中国能够依靠航天飞机来构建外层空间防御体系。
一九八二年，顾祝同就明确提出，“国家战略防御系统”应该以外层空间为主，即把主要的防御武器部署在近地轨道上，以求对潜在敌国发起的战略打击进行外围拦截。尽最大的可能把敌人发shè的核弹头击落在敌国上空。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军事技术专家提出了一些非常超前的概念。
比如，在近地轨道上部署以高能激光与粒子束武器为主的定向能武器，拦截还在大气层内飞行的敌国弹道导弹。
显然，在构建外层空间防御系统中，航天飞机是不可否缺的角sè。
按照当时提出的概念，配备定向能武器的卫星都十分庞大，需要通过多次发shè、然后在轨道上组装。而这只有航天飞机能够办到。此外。定向能武器要消耗大量能源，卫星还需要进行在轨机动，因此需要为卫星补充燃料，而这仍然只有航天飞机才能办到。此外，如果需要对在轨卫星进行维修的话，同样得依靠航天飞机。
说白了。航天飞机是中国构筑“外层空间防御系统”的基本运载工具。
在航天飞机问世之后，之前很多的设想都不再是设想。至少一直采取跟随战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显然，来自中国的压力。迫使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相关项目上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冷战期间，德意志第二帝国至少在“外层空间防御系统”上花掉了上千亿帝国马克。
与巨大的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在该领域取得的成果寥寥无几。
当然，中国也不例外。
事实上，顾祝同当时提出的战略防御设想太过超前了，很多关键技术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而且在估计花费的时候，中**方出现了严重偏差，即严重低估了防御系统的总投入。
严格说来，这些都在顾祝同的预测之内。
根据顾祝同的回忆录，在启动“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到，这套能够为中国提供全面战略安全的防御系统，在二十年之后都未必能够建立起来，而且几项最为关键的技术，在半个世纪之后也未必能够取得突破，因此中国根本不可能在设定的十五年之内将其变成现实。
正是如此，在除了个别的“面子工程”之外，中国投入到“星际大战”中的资金，大多用在了基础科研领域。
不可否认，中国的投入十分巨大。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星际大战”正式下马的时候，中国在该项目上总共投入了近两千亿华元。
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投入收到了显著的回报。
比如，中国在“星际大战”中的“空天战斗机”项目，研制的不是空天战斗机，而是后来大名鼎鼎的J170型隐身战斗机，而以J170为基础，中国在随后十多年内研制出了多种隐身轰炸机与隐身战斗机，并且在二十一世纪初，率先研制出了第五代战斗机，把空军带入了隐身时代。
又比如，在“星际大战”项目中的联网通信工程，演变成了后来的国际互联网，并且在九零年代率先在民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人类文明在二十一世纪初进入信息化时代打下了基础，而中国也因此成为了信息化的推动者，并且以自身为核心，构建了覆盖几乎所有国家与地区的国家互联网。
也就是说，中国在“星际大战”工程中的投入都很有目的xìng，而且是以基础技术的发展为牵引，并没有强制推动项目发展。
显然，这是德意志第二帝国采取跟随战略所不具备的条件。
说白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只能根据中国取得的发展成果、以及选择的发展方向来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如果只盯着中国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那么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只能永远跟随中国的步伐前进，不可能超越中国。要想超越中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必须盯住中国的技术方向。问题是，中国的每一次技术探索未必都是正确的，而中国掌握了最新技术，因此能够在遇到无法克服的难关之后迅速转向。德意志第二帝国没有这个优势，因此会不可避免的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前进。
这一点，在高能激光武器系统上体现得极为明显。
早在一九八三年，中国的技术专家就发现，以现有的技术、哪怕以二十年之后的技术也未必能够制造出能够部署到近地轨道上、摧毁核弹头的高能激光武器，哪怕是部署在地面上的激光武器，也未必能够摧毁来袭弹头。结果就是，中国国防部在一九八三年就把高能激光武器项目归入了战略储备技术，即只进行基础研究。相反，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技术专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中国已经在该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结果就是，到冷战结束的时候，德意志第二帝国在该项目上投入了上百亿帝国马克的科研经费，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十兆瓦级的激光器，却不具备实战能力。
由此可见，“星际大战”的核心是中国利用技术优势，发起的一场针对国力与财力的技术战争。因为站在技术前沿，而且主导着技术发展方向，所以中国能够在尽可能的降低投入的同时，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回报。德意志第二帝国处于跟随状态，也就不可避免的做了很多花钱不讨好的事情。
很多人都认为，“星际大战”最终压垮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当然，这个认识有点片面。
不可否认，“星际大战”确实对压垮德意志第二帝国经济做出了贡献，但是绝非唯一的主要原因，最多只是一个重要手段。
真正导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在全面崩溃的还是中德冷战。
别忘了，在中国大力推动“星际大战”的时候，德意志第二帝国卷入了巴尔干战争，而且还得在其他各个领域与中国进行对抗。比如，在八零年代开始，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才技术的战后第三次军事技术革命。
在此期间，以第四代喷气式战斗机、第三代主战坦克、核动力超级航母为代表的新式武器装备陆续问世，并且成为各**队的主力装备，等于为冷战双方的国防预算增加了很大一笔开支。
显然，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远远超过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承受能力。
在八零年代，德意志第二帝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在黄油与大炮之间做出选择。
要想在军事竞赛中跟上中国的步伐，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必须选择大炮。可是，这意味着将损害国民的基本利益，即让国民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导致国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从而引发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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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四章 一个人的战争
对中国来，八零年代是由守转攻的年代，也是收获胜利果实的年代。**
只是，对世界而言，这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一九八四年底，在巴尔干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德军焦头烂额的对付那些躲藏在山林里的游击队的时候，一场将持续六年的战争在海湾地区爆发了，这就是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两伊战争。
这场战争的发起者是伊拉克，根源则是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权的矛盾。
原因就是，海湾地区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在战后都建立起了世俗政权，不管是沙特这样的王国，还是伊拉克这样的共和国，政治都跟宗教划清了关系，而发生在伊朗的事情，让这些国家感受到了切身的威胁。
白了，如果伊朗的革命之火向外蔓延，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将首当其冲。
显然，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不希望统治下的国家成为下一个伊朗，也更不希望丢掉手里的大权。
结果就是，阿拉伯国家找到了一个新的敌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rì，伊拉克总统以伊朗军队炮击伊拉克领土为由，正式向伊朗宣战。
两天之内，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几乎全部表示支持伊拉克。
如果仅仅是两个国家的战争，那么伊拉克肯定不是伊朗的对手，因为伊拉克的国土面积与人口都只有伊朗的三分之一，而且伊拉克的国内矛盾极为突出。什叶派与逊尼派，还有北面的库尔德人相互仇视。
问题是，这绝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战争爆发的第三天，沙特国王就为伊拉克送去了一份厚礼，即把沙特皇家陆军的十个师的装备赠送给了伊拉克，还为伊拉克提供了四十亿华元的外汇，让伊拉克能够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所需的军火。
沙特的行动。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
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底，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全都慷慨解囊，有武器的援助武器。有金钱的援助金钱。
只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保持了沉默。
主要就是。叙利亚一直把占领着戈兰高地的以sè列当成仇敌，而中国已经公开表示支持以sè列，因此叙利亚自然把中国当成了敌人。如此一来，就算曾经与伊拉克同为“阿拉伯联邦”成员，叙利亚也没有理由公开支持伊拉克去打击把**做为主要口号的伊朗，甚至会同情与支持伊朗。
受叙利亚的影响，埃及也保持了沉默，直到一九八五年底，埃及才半公开的谴责伊朗的侵略行径，开始支持伊拉克。
结果就是。这成为了一场阿拉伯世界对抗伊朗的战争。
显然，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哪怕在前线战斗的只有伊拉克，伊朗也没有半点胜算。
问题是，这也绝非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在原则上保持中立。
不可否认，为巴列维提供了政治庇护的中国肯定不会支持伊朗，但是中国也没有理由支持阿拉伯国家。原因就是，除了埃及与约旦之外，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没有承认以sè列，而阿拉伯国家在击败了伊朗之后。肯定会把矛头转向以sè列，并且依靠在这场战争中积聚的军事力量对付以sè列。如果中国明确支持阿拉伯国家，那就等于为接下来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埋下了祸根。
事实上，以sè列当局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一九八五年初，以sè列总理佩雷斯访华，向刚刚当选总统的顾祝同提出，希望中国考虑到以sè列的安全，在两伊战争中保持中立，至少得在表面上保持中立，即不直接支持交战的任何一方。
显然，顾祝同答应了佩雷斯的请求。
问题是，有能力干预两伊战争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德意志第二帝国。
虽然在两伊战争初期，受巴尔干战争影响，德意志第二帝国宣称将保持中立，而且也较为严格的履行了中立政策，即不向交战方提供武器装备，但是到一九八六年，随着伊朗面对战败的威胁，与中国关系良好的阿拉伯国家将在海湾地区坐大，德意志第二帝国开始以间接方式向伊朗提供武器装备。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介入，让这场原本应该在一九八六年结束的战争由延续了四年。
当然，中国也摆脱不了干系。
这就是，如果伊朗战败，中国也未必能够尝到甜头。
原因就是，如果伊朗被伊拉克击败，那么伊拉克将毫无悬念的成为海湾霸主，而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并不密切。更重要的是，伊拉克总统肯定不甘心仅仅是海湾霸主，也就必然会制造新的战争来提高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介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关系，下一个遭到打击的很有可能是以sè列。
正是如此，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开始通过第三方为伊朗提供急需的武器装备时，中国则加大了针对交战国的武器禁运，并且通过外交手段，让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降低了对伊拉克的直接援助。
结果就是，这场战争在一九八六年底来了一次大逆转。当时，已经攻入伊朗境内的伊拉克军队遭到围歼，伊朗在艰苦抵抗两年之后迎来了反击机会，并且一度攻入伊拉克境内，其进攻部队甚至挺进到了离巴格达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伊拉克总统则在此时逃往巴格达北面的老家。
问题是，如果伊拉克战败，中国同样没有好处。
白了，伊拉克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屏障，伊朗在击败、甚至是占领伊拉克之后，将对其南面的沙特等国构成直接威胁。
显然，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沙特受到威胁。
别忘了，沙特不但是海湾的头号产油大国，还是全球第一的产油国与石油出口国，来自沙特的石油占到了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毕竟中国有足够多的石油进口地。关键就是，沙特的石油价格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控制油价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能源战略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在政治上，沙特一直是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同盟基础，如果中国不能保证沙特的安全，意味着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联酋与阿曼等海湾国家将选择更加可靠的盟友。
显然，中国必须保证沙特的安全，也就必须帮助伊拉克渡过难关。
当然，中国没有直接介入这场战争，需要做的只是放松军火出口管制，通过第三方为伊拉克提供武器装备。
正是在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联合干预下，这场战争才打了六年之久。
要知道，以两国的实力，如果没有外来干预，这场战争能打一年就非常不错了，而且在一九八六年就已经有了停战的基础。
当然，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都没有能够从这场战争中获得实质xìng的好处。
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来，受巴尔干战争影响而无法直接参战，所以伊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仅获得间接支持的情况下打赢得到了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支持，还有中国在背后撑腰的伊拉克。如果伊朗无法在这场战争中取胜，不管战争以什么方式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都极为有限。
对中国而言，问题更加复杂。这就是，即便中国不希望伊拉克战败，也同样不希望伊拉克取胜，因此中国不可能直接支持伊拉克，甚至会在伊拉克取得优势的时候转变政策，也就不可能获得伊拉克的有益，更别在战后影响伊拉克总统了，而伊拉克在这场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必然成为海湾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伊拉克也会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奉行的某些政策而仇视中国。
白了，这场战争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海湾地区的国家间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
也就是，这场战争让海湾地区的矛盾浮上了水面，也就预示着需要用另外一场战争来解决暴露出来的矛盾。
后来，很多人都认为，正在中国在两伊战争期间奉行的两面政策，导致了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随后发生的地区xìng军备竞赛，并且最终使得伊拉克成为了不安定因素，成为下一场战争的策源地。也正是如此，中国才不得不在九零年代邀集四十多个国家，通过一场jīng彩绝伦的作战行动，解决这场战争的遗留问题。
问题是，中国在当时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答案是明确的，中国没有更好的选择。
这一点，顾祝同最为清楚。
从某种意义上讲，顾祝同与两乙战争在一九八四年底爆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以正是他促成了这场战争。
原因就是，顾祝同在一九八四年正式参加总统大选。
虽然根据顾祝同的回忆，他并不愿意成为总统，但是愈演愈烈的冷战，让他不得不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以中华mín zhǔ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大选，以求领导中国打赢冷战，为国家做出最后一次贡献。(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二百二十五章 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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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参加总统大选，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在一九六九年与一九八零年，顾祝同有两次机会竞争总统的位置，可他都放弃了，而中华mín zhǔ党推举的参选者都毫无悬念的赢得了大选。当然，中华mín zhǔ党能够在这两次大选中胜出，也与顾祝同有关，即顾祝同在这两次大选中都是竞选团队成员，而且随后都担任了zhèng fǔ部长级官员。
后来，很多人都认为，顾祝同没有在一九七四年参与大选，而是成为国民议会议员是中华mín zhǔ党在当年大选中败北的主要原因，即只要顾祝同加入竞选团队，以其号召力，中华mín zhǔ党在当年的大选中很有可能以微弱优势胜出，也就轮不到中华复兴党上台，而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就能够保持连贯了。
显然，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mín zhǔ党在一九七四年的大选中败北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即便顾祝同也无法扭转乾坤。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注定中国政局会有一次大动荡。
别忘了，在一九七四年的大选之前，发生了三件对中国影响重大的事情，一是中国正式从危地马拉全面撤军，二是由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xìng经济危机，三是华元信用崩溃所导致的金融危机。
这三件事情，让执政的中华mín zhǔ党无处可躲。
虽然当年，中国成功的把第一名宇航员送上月球，实现了载人登月行动，但是这是大选开始之后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与在政治、外交、经济与金融等领域遭受的损失相比。载人登月所带来的自信就算不了什么了。别忘了，绝大部分老百姓只是在电视与报纸上看到载人登月成功的消息。也就只是感到一时兴奋，随后还得为找工作、为明天的三餐发愁，而这些都被记在了zhèng fǔ的过失账单上。
由此可见，顾祝同在一九七四年选择参加国民议会选举是明智之举。
即便从个人角度出发，中国在经历了战后二十多年的扩张之后，国力耗费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承受极限，必然迎来战略收缩期，而在进行战略收缩阶段，中国zhèng fǔ的主要使命是消化已经取得的战略成果。并且把重点由对外扩张转移到国内建设上来，因此像顾祝同这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也就没有多少表现舞台。
显然，顾祝同很有政治头脑。也非常聪明。
在担任国民议会议员的五年间。顾祝同不但是军事委员会主席，还以在野党议员身份通过抨击zhèng fǔ的政策，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也就是说。在这五年里，顾祝同巩固了政治基础。
有趣的是，顾祝同并没有借这五年里累积起来的人望参加一九七九年的大选。
要知道，中华复兴党执政的五年间，中国的经济环境并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而且中华复兴党在国内经济政策上也毫无建树。在一九七九年，只要提出正确的竞选口号。不管是谁代表中华mín zhǔ党参选，都有极大的把握主进总统府，而顾祝同有足够的资格代表中华mín zhǔ党参选。
在当时，没有人知道，顾祝同为什么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
要知道，代表中华mín zhǔ党蚕选的郭明善根本就不出名，还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如果不是顾祝同加入了竞选团队，而且早就放出风来，将在当选之后担任国防部长，郭明善未必能够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
当然，如果以事后的眼光来看，就没有这么多疑问了。
一九八四年，按理说，中华mín zhǔ党应该推举在任总统郭明善参加竞选，但是在年初的时候，郭明善以身体健康为由，宣布不参加大选。结果就是，在当年四月份的党内选举中，顾祝同毫无悬念的获得了提名。
顾祝同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再次证明了他的政治才能。
要知道，郭明善在任期间，做出的最大贡献不是让中国在对外事务中取得多少成果，而是消除了经济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回到了正确轨道上，大幅度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一些数据就能说明这一点，比如中国在一九八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扣除了通货膨胀等因素之后，比一九七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比一九八零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七。中国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四年间，人口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七，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这十年中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即便把货币贬值等因素计算进去，中国民众的收入也有明显增长。特别是在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四年的五年间，中国民众的实际收入每年都有百分之五以上的增长。
对于身为最发达国家的中国来说，这个增长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
要知道，大战后的半个世纪，中国民众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三，而德意志第二帝国还不到百分之二。
由此可见，顾祝同参选总统的时候，郭明善已经替他解决了大部分国内问题。
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华mín zhǔ党在国内的拥护率也在一九八四年空前高涨，大选前的支持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显然，顾祝同根本不需要花费多少jīng力就能赢得这场大选。
正是如此，一些在野党人士就认为，顾祝同是拣了郭明善创造的政治果实，以投机的方式赢得了大选。
当然，这些并不是关键。
从根本上讲，顾祝同在一九八四年当选总统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在战后极为少见的良好内部环境。更重要的是，通过十年的积累与消化，中国平稳渡过了战略收缩期，并且具备了进行战略扩张的基础。
也正是如此，顾祝同当选总统，可以看成是中国由战略收缩转为战略扩张的信号。
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
只是，在不同人的眼里，顾祝同参与大选，以及铁定会赢得大选，有着不同的解读与意义。
这一点，也正是两伊战争的根源。
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在一九八四年之前，伊拉克总统并没有考虑过攻打伊朗，而是把重点放在了防御上。这也很好理解，伊拉克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与资源总量上都远不如伊朗，而且伊拉克的军队装备水平也远不如伊朗。别忘了，在革命之前，伊朗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国之一，能够优先获得中国的先进武器装备，最具有代表xìng的就是，中国把J-78式战斗机卖给了伊朗，却没有卖给另外的盟国。因为大部分伊朗军队响应了革命，所以伊朗几乎全盘继承了巴列维国王的军事遗产。
在一九八四年，伊朗军队的战斗力明显超过了伊拉克军队，至少在表面上如此。
此外，在政治关系上，中国已经跟以sè列联合，因此中国对待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出现了两极化倾向，即只为承认以sè列、并且愿意跟以sè列和平相处的阿拉伯国家提供支持，而以消灭以sè列为目的的阿拉伯国家则成为了中国的眼中钉。可惜的是，伊拉克与叙利亚走得太近了，因此在中国的中东与海湾政策中，伊拉克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没有遭到打压，也没有得到中国的支持。
这两个因素综合到一起，让伊拉克不得不采取防御战略。
问题是，伊拉克总统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就是，中国在海湾地区的收缩xìng战略才是放弃伊朗的直接原因，而中国不可能一直都处于战略收缩状态。
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转变战略政策，由收缩变为进攻，就肯定会对付伊朗。
结果就是，伊拉克总统把顾祝同参与大选当成了中国转变战略政策的信号，并且由此做出了中国将支持伊拉克打击伊朗的判断。
显然，伊拉克总统的战略判断只对了一半，即中国确实将在顾祝同当选总统之后改变战略政策，却未必会支持伊拉克。
问题是，伊拉克总统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正是如此，在中国大选尘埃落定，顾祝同以获得百分之七十一的选票当选总统后不到一个月，伊拉克军队就越过边境线攻入伊朗境内，而伊拉克总统则期望顾祝同能够在住进总统府之后成为伊拉克的盟友。
显然，这太高估顾祝同了。
虽然在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顾祝同已经当选总统，而且按照惯例，他将在当选之后参与zhèng fǔ的重大决策，以便在宣誓就职之后承担起总统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当时的总统依然是郭明善，而不是顾祝同。
显然，专注于国内事务的郭明善并不希望出兵介入两伊战争。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在顾祝同预料之外的战争，而且顾祝同的竞选纲领并不是帮助某个三流国家成为地区霸主。
也就是说，即便到了一九八五年一月，顾祝同宣誓就职之后，也未必会支持伊拉克。
事实也确实如此，即顾祝同的政治目的绝不是帮助伊拉克打赢一场输赢对中国来说都没有直接厉害关系的战争。
顾祝同在这个时候住进总统府，有着更加远大的目标。RQ
第二百二十六章 表现形式
顾祝同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扬“星际大战”的重要xìng。
一九八五年一月底，在天津举行的中华mín zhǔ党会议上，顾祝同就高调宣称，他将全力推动“星际大战”中的重要项目在任期内落实，花五年建立起基本的战略防御能力，争取在第二届任期内全部完成。
显然，顾祝同这么做完全可以理解。
别忘了，“星际大战”就是在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启动的，而且在过去五年间，他在该项目上花费了大量的jīng力。
按照当时的宣传，“星际大战”计划就是顾祝同的政治生命，是他继载人登月工程之后又一个政治工程，而且很有可能是他最后的政治工程。说得简单一些，即便“星际大战”按照顾祝同制订的时间表完成，到时候他也七十多岁了，肯定无法再次当选总统，甚至不会在zhèng fǔ中任职。
显然，顾祝同有足够的理由在总统任期内推动“星际大战”。
当然，顾祝同的表态，立即得到了国内工业与金融集团的欢迎与支持，而且顾祝同被很多企业家看成了救世主。
按照当时的宣传，“星际大战”计划意味着上万亿华元的zhèng fǔ订单，将有上万家中国企业从中获益。这意味着，工业资本家将获得足够的利润，银行也将通过zhèng fǔ贷款获得足够多的好处。
事实上，即便是平民百姓。也能从中获益。
这就是，巨额zhèng fǔ订单，意味着工厂将开足马力生产，也就需要更多的工人，并且会提高工人工资。
总而言之，顾祝同抛出了一个让全社会都能获得好处的大蛋糕。
当然，也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支持顾祝同。
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是中产阶层。特别是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当时就有人提出，顾祝同推行的“星际大战”计划根本就不可能变成现实，因为这项计划消耗掉的资源。最终加压垮中国经济。
只是，反对声音过于弱小，根本就没有受到重视。
再说了。冷战时期的狂热，让反对者在社会舆论中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
要知道，“星际大战”不仅仅是一项zhèng fǔ工程，在宣传中，更是关系到了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国防工程。显然，在是否能国抵抗敌国战略打击的问题上，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该如何选择。
这一点，在zhèng fǔ预算中就体现了出来。
一九八四年十月份，在获得国民议会通过的财年度预算中，国防预算的比例增加到了百分之二十一。首次超过社会公共开支预算，成为规模最大的财政预算。更重要的是，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五财年度的zhōng yāng财政预算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且增加部分的百分之八十通过贷款获得。
说白了，中国zhèng fǔ只有通过增加赤字来平衡预算。
说得更深入一些。就是中国把国防安全放在了平衡预算之上，国民议会的议员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击败对手，而不是缩减赤字。
显然，这直接反映出了中国的国内思cháo。
在大部分民众眼里，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显然要比缩减预算、降低本来就已经高得离谱的财政赤字更加重要。
问题是，这些只是表象。
前面已经提到。早在发起“星际大战”的时候，顾祝同就意识到，建立国家战略防御系统所需的绝大部分关键技术在短期、甚至在半个世纪内都不可能取得突破，也就不可能在短短十五年之内建立起国家战略防御系统。
也就是说，“星际大战”无非是个噱头。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顾祝同当政期间，划拨给“星际大战”计划的经费中有百分之八十五通过zhèng fǔ的秘密账户转移到了其他的军备项目上，而且绝大多数与“星际大战”毫无相关。
说白了，顾祝同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星际大战”来发起军事变革。
事实上，这也正是中**队能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四年的十年间，完成装备大更换的物质基础。
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在这十年间，中**队至少获得了一万亿华元的额外拨款。
这笔钱，让中**队毫无悬念的取得了装备上的技术优势。
要知道，这十年间的投资，让中**队率先进入了电子化时代，而且为接下来的信息化打下了基础。
在这十年间，中**队获得了在xìng能上远超过对手的武器装备。
比如，以J-80为代表的第四代喷气式战斗机全面服役，并且在一线部队取代了以J-66为代表的第三代喷气式战斗机，使中**队的空中力量率先完成了装备更换，在九零年代获得了绝对的空中优势。要知道，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第一种第四代战斗机在一九八六年才正式定型，而且是一种中型制空战斗机，而能够与J-80抗衡的Me-550要到一九八八年才完成了首飞，而量产则要等到一九九二年，整整比J-80晚了十年。更重要的是，中**队获得的不仅仅是一种、也不是两种第四代战斗机。除了J-80之外，中国空军还获得了J-84式轻型多用途战斗机，而中国海军则在J-78之外采购了J-88式中型舰载战斗机，建立起了高低搭配的编制体系。相比之下，德意志第二帝国只有两种第四代战斗机，而且服役时间均比中国的晚了十年左右。
当然，中国一口气发展了四种第四代战斗机，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这就是，J-66是一种典型的中型多用途战斗机，而且xìng能较为均衡，但是受到技术进步影响，中国在研制第四代战斗机的时候发现，如果依然定xìng为中型战斗机，就肯定会成灾xìng能局限。结果就是，中国海军与空军都以重型战斗机为主力，也就导致装备的总体成本大幅度提升。要知道，J-78与J-80的单价比J-66高出了五倍，而在采购费用有限的情况下，海军与空军显然无法用重型战斗机取代所有J-66，也就必须研制一种价格更加低廉，哪怕存在xìng能缺陷的轻型战斗机。因为重型战斗机承担了制空任务，因此中国海军与空军的轻型战斗机都以多用途为主，即不过分强调制空能力，主要承担对地与对海打击任务，只在必要的时候协助重型战斗机争夺制空权。
这套发展策略，让J-84成为了“世界xìng战斗机”，J-88也出口到了多个国家。
J-84的生产线一直维持到二十一世纪，到停产的时候，总产量超过了七千架，成为中国在冷战时期研制的产量最大的战斗机。虽然J-88的产量不如J-84，但是其最终生产规模也达到了三千架。
除了战斗机，中国空军在传统优势领域，即战略轰炸机上的优势变得更加明显。
在这十年间，中国空军不但维持了六百架的轰炸机总量，还研制出了两种战斗力更加强大的轰炸机，而德意志第二帝国仅仅研制了一种轰炸机，且其最终产量还不到二十架，根本无法与中国的轰炸机相提并论。
除了空中力量，在其他方面，中国的优势同样得到了巩固。
比如，按照顾祝同批准的海军发展规划，到一九九二年，中国海军将维持十五支航母战斗群与十五支两栖舰队，大型舰船总量将达到六百艘，总吨位超过三百五十万吨，海军航空兵将维持两千架的规模。
陆军方面，中国将保持一百二十万的常备兵力与二百四十万预备队。将装备一万四千辆主战坦克、一万八千辆装甲战车与装甲运输车、八千六百门自行火炮与火箭炮，三百二十套远程防空系统。
这些全部落实的话，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将达到战后的巅峰。
由此也可以看出，顾祝同的目的是要把冷战的军备竞赛由核武器转变为常规武器。
说白了，早在七零年代，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形成了核均势。虽然中国在核武器的数量与质量上都拥有优势，到一九八零年，中国拥有的核弹头总量为二万二千枚，而德意志第二帝国为一万四千枚，且中国核武器运载与投掷工具的平均jīng度在五十米以内，而德意志第二帝国为五百米，但是双方庞大的核武库规模，让数量与质量上的差距变得无足轻重，即双方都有能力在遭受了对方的突然打击之后，用剩余的核弹头对对手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报复xìng打击。
显然，对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来说，核武器全都成了摆设。
核均势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爆发全面战争、甚至是直接冲突的可能xìng降到了无限接近于零，而双方爆发间接冲突，即爆发代言人战争的可能xìng则增大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事实上，冷战时期的大部分局部战争都是代言人战争。
此外，军事冲突成为了国家斗争的次要手段，而在军事领域之外的斗争，对国家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
显然，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战争来击败德意志第二帝国。
那么，军备竞赛就成为了战争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