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八章 上善若水，水势之疾，至于飘石
坐了差不多两刻钟，酒意散了少许，睡意来袭，我便趁着睡意，回去卧室睡觉去了，睡醒之后估计也是平静的日子吧，抱着这样的念头我便沉沉睡去了。
如我所料，这两天的生活颇为平淡，直到两天后，糜威带着军令登门拜访，此事我早已从诸葛老大口中得知，自是没有拒绝之理，于是便命人迎接糜威直入前厅。
我就在厅中等候，糜威到了厅门前，我就起身迎接，双方寒暄一通，叙过私谊，我便招呼糜威坐下，命人送上茶水待客。
侍女送上茶水后，我便命其退下，喝了口茶水，糜威见周围没有旁人，就拿出怀中的军令，起身向我走来，双手将军令递上。
我展开军令细看的时候，糜威就顺便向我说明了此番来意，我虽然早已知晓此事，但为了不落人口实，自是没有立刻答应糜威，而是慢慢看完整份军令。
等看完军令，再沉吟了半刻钟左右后，我就应允道：“既然此事有陛下及丞相之令，谡自当遵从，不知伯严（糜威的字，自创的，诸君见谅，史上糜威无字。）打算何时前往上林苑？”
“幼常高义，此事乃陛下亲自法令，故以威之思量，宜早不宜迟，未知明日成行，幼常可还方便？”
“伯严放心，此间谡并无他事，明日自当同行。”
糜威见我答应下来，便跟我约定好了时间地点，明日辰时过半，在长安南面城门外面三里处汇合，然后一同前往上林苑。
时间和人物、地点，愿一起发现，一起去探险，噢，脑海中不经意唱起这首歌，对不起对不起，串戏了，既然时间和地点已经确定，我就郑重向糜威承诺，明日定必准时到达。
糜威此来目的已达，再与我闲聊了一会，就告辞而去了，我自然是礼貌地将他送出府邸大门，待糜威走远后，我想了一下，也吩咐仆人去准备马车，我一会要出门。
不一会，马车就来到了，我上车之后吩咐车夫，往丞相府走去，是的，明天既然要出发往上林苑而去，无论在公在私，我都要找诸葛老大交代一下的。
到了诸葛老大的丞相府，门卫请我进去门房处歇息一下，然后就立刻跑进去帮我通报去了，不一会，蕫厥就急步走出来，向我说道，诸葛老大还在政厅那边与人商议事情，让我先到书房中安坐片刻，待诸葛老大处理完政事后，自会与我相会。
毕竟我也没那个自信也没那种急事，让诸葛老大抛下当前的政务立刻见我，所以就听从诸葛老大的安排，跟着蕫厥去到书房内等候。
将我带到书房后，蕫厥自是为我关上门，自己去向诸葛老大复命去了，我自觉地坐在客位，坐了差不多一刻钟，诸葛老大还没有来，估计也是一时脱不开身的。
坐得有点无聊，想起反正诸葛老大也曾经说过，书房中的书籍，我可以任意翻看，于是我便走到书架面前，翻看一下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咦，诸葛老大书房内竟然还有《道德经》，我便好奇拿出来翻看，当看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的时候，我不由想到之前阅读《孙子兵法》的《势篇》中有几句话：“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
这几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湍急的流水所以能漂动大石，是因为使它产生巨大冲击力的势能；猛禽搏击雀鸟，一举可致对手于死地，是因为它掌握了最有利于爆发冲击力的时空位置，节奏迅猛。所以善于作战的指挥者，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的，进攻的节奏是短促有力的。“势险”就如同满弓待发的弩那样蓄势，“节短”正如搏动弩机那样突然。
第三百三十九章 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以前倒是知道这两段文字，不过没有什么感觉，如今再看这两段文字，突然感觉好像可以联系起来看啊，果然《诗经·小雅·鹤鸣》中“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说的十分正确，道家经典和兵家经典在某些方面还真的是可以互为印证的。
关于“水”的这两段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道德经》说的乃是水未发之时的储势，《孙子兵法》说的乃是水发动之时的情形。
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这句话，是不是又与《孙子兵法》中“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这两句话互通，说的乃是水储势之时，一副与人无害的样子，又在没有人发现的地方储势，所以一旦发动，就自然是“难知如阴，动如雷霆。”了。
关于“势”，我又联想到道家宗师、道教重要教派武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相传尤其所创的太极拳，深谙太极阴阳之理，诠释阴阳互相转化之道，尤擅“以柔克刚”。
但是后世所传之太极拳，只见慢、柔之态，全是“阴”之一面，独缺“阳”之一面，显然并不符合“太极”之名，倒不如叫“九阴拳经”还名副其实。
故此后世有人大胆假设，太极拳估计应该分为练法和打法，练法就是后世人们晨运时候在公园挥舞的那套拳法，尽显阴柔之姿，而打法估计由于现实种种原因（武术式微、传授保密等）失传了，按理来说，打法应该是一种阳刚之极的发力方法，如此练法加打法，才符合“太极拳”这个名字啊。
而从《道德经》和《孙子兵法》关于“水”、“势”等的描述，我不由大胆假设，或许太极拳中的练法和打法，两者可能根本就是合一的，没有明显的区分。
太极拳说白了就是储势和发势的方法，原理就如同弓箭一样，所谓的练法就是将人体锻炼成弓臂和弓弦的方法，所以才有柔、慢的体现，目的就是在不伤及人体的情况下将人体尽量柔软化。
实战中的太极拳，应该是将人体这张弓拉满，然后配合特别的发力方法将人的手化为弓箭发射出去打伤或击杀敌人，至于拉满弓的过程，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自然也可以借用外力，所以才有了传说中别人打太极宗师一拳，太极宗师能够立刻还以更重的一拳。
这明显就是别人打来的一拳，经过太极宗师柔韧的身体变为自身的力量，令到太极宗师的拳头能够更快地打出，使得敌方无从躲闪的描述。
而这种发力方法，估计由于如果身体没有锻炼到位，很容易损伤自己的身体，也由于能够运用全身之力，极易失手打死人，所以这种发力的方法可能不记于文字，只凭口述传授，就是师父觉得你的功夫够了，或者是心性修养够了，才会传授给你。
只是历史上种种案例说明，这样的传授方法，迟早是会出问题的，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口述耳闻总有错漏，加上传授之人难保意外，万一没有传授出去就死了，就又少了一个传授之人。
而且在古代那种交通、通讯极不发达的社会，流派里面很难知道哪个传授者出了意外，就是说流派首领也不知道传授之人还剩多少，一个不小心，传授之人只剩一个也是全不知情的。
再加上清末民初及之后那么多战乱，太极拳的这种发力方法失传了也是毫不出奇的了，而锻炼方法，估计由于流传甚广，只要是个门徒都多少有点传授，故此才流传了下来。
第三百四十章 诸葛老大深谙“水势”
洪水之威，需要默默的储势，这让我不由想起了诸葛老大这次发动的首次北伐，这也应该算是储势之后发动的猛然袭击了。
自从昭烈帝刘备死后，蜀汉在诸葛老大的掌控之下，全面收缩，再不提对曹魏的攻伐，甚至对背盟的东吴也施放出善意，全然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仿似猛兽受伤后，奄奄一息回巢穴养伤的样子。
之后南蛮叛乱，竟然要诸葛老大亲自率领中央军团前往平叛，给曹魏和东吴的印象估计是蜀汉已经病入膏肓，区区边区外族叛乱都要一国丞相亲自镇压，还好最后镇压成功，不然恐有亡国之祸。
诸葛老大就是在曹魏审视的眼光下，合理示弱，不但巩固了蜀汉的统治、练出了一支精兵，更是趁机积累下来足够的物资，如此准备了五年，才趁曹魏新君即位之时，悍然发动北伐。
诸葛老大此次北伐，历史上虽然是失败了，但也引起了曹魏上下震动，自此之后就将诸葛老大列为生死大敌，不惜养出了司马懿这个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也要严防死守，不让诸葛老大占到一丝一毫的便宜。
而在我现今所在的时间，更是一举收复雍凉，奠定了大汉复兴的大好局势，诸葛老大的这手操作，深合“水势”之理，估计当年越王勾践、名臣范蠡和文仲一起做下的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掉吴国的事迹，也是与“水势”之理相通的。
这令我不由想起了后世一部香港翡翠台拍摄的好剧——《幕后玩家》，这部剧甚是烧脑，剧情错综复杂，将“幕后玩家”这个名词可谓是用得淋漓尽致。
前面的一些剧情铺垫不赘述，直接说“幕后玩家”有哪些人，首先是城中巨富、复生地产集团主席顾复生（潘志文饰）的私生女顾成双（黄翠如饰）。
她利用手上的资源，收购了丈夫冯汐然（萧正楠饰）所在的公司，并利用秦昇海（黄宗泽饰）、游天恒（张继聪饰）、冯汐然三人，激发起自己弟弟顾成曦（陆永饰）的斗志，然后利用顾成曦取得顾复生的欣赏，利用其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想将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顾成勋（陈炜饰）赶出复生地产集团，再背后操控自己的弟弟，间接掌控复生地产集团。
跟着是秦昇海，他利用复生地产集团的内部斗争，装扮成一副重臣模样，极力为顾成双出谋划策，成功使得顾成勋失去顾复生的信任，被赶出复生地产集团，还设局逼死了顾成曦。
最后顾复生赶走了长女，失去了儿子，只有将复生地产集团交到顾成双手上，秦昇海就利用冯汐然和顾成双因为三观不合而离婚的机会，借机接近顾成双展开追求，终于与顾成双结为夫妻。
至此，秦昇海利用顾成双，进入了复生地产集团最高层，“幕后玩家”呼之欲出，下一步应该就是通过种种手段架空顾成双，夺取整个复生地产集团了。
不过这部港剧烧脑的时刻来临了，后面的剧情出人意料，秦昇海竟然中毒而亡，而医生诊断竟然是长期铊中毒引致的器官衰歇，原来这是顾成双做的，她一直装着对秦昇海言听计从的样子，却原来是故意纵容秦昇海为她铲除一切挡路石。
甚至极端来说，她的弟弟也是她有意让秦昇海害死的，毕竟这样做更为保险，之后等秦昇海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她就在送给秦昇海的威士忌酒里面下毒，最后毒死了秦昇海。
故事到此，好像尘埃落定，原来顾成双才是最后的“幕后玩家”，一切都如她的布局一般，又回到了她的最初目标上来，她亦如愿取得了复生地产集团的掌控权。
但是，剧情的最后，秦昇海的情妇不知道从哪里得知顾成双下毒的事，为秦昇海报仇，用刀捅死了顾成双，故事至此结束，结局画面定格在冯汐然拿花等待顾成双出现的时候。
第三百四十一章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这个结局画面可谓是可圈可点，一般的理解就是剧情到此全部结束，只是留一个深情的画面给观众交待一下，就犹如当年《仙剑奇侠传》结局一样：赵灵儿与拜月教主同归于尽，阿奴吹着笛子送别李逍遥，李逍遥茫然、步履艰难地离别，仿似不知道前路在哪方，这时候抬头一见，却是林月如一手撑着纸伞，一手怀抱忆如，深情地望着逍遥，等待着他归来。
但若是深度分析一下，貌似也可以理解为，冯汐然才是整出戏要揭示的“幕后玩家”，试想一下：顾复生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被他赶走，成为仇人，小女儿被杀，唯一的儿子跳楼自杀了，在他身边的只有冯汐然这个取得他的信任，也算是他女婿的唯一亲人，那么复生地产集团最后会交到谁人手上已经是不言而喻了，肯定是冯汐然。
冯汐然整出戏都是一副深情、老实的好人形象，不但得到戏中所有人物的尊重和信任，甚至连戏外的观众也认为他是绝世好男人。
但是再深入分析一下，冯汐然可是公关公司“铁三角”里面的其中一个，察言观色、观人与微这种技能不说有一百分，起码也应该有个八十分吧，难道与秦昇海、顾成双两人相处了这么久，其中一个还是枕边人、朝夕相处的，会完全感觉不到秦昇海、顾成双两人的真面目？
所以冯汐然很大可能也是故意纵容秦昇海、顾成双两人，就是另类的储势，因为一句话说得很对“欲使人灭亡，必使他疯狂”，当年郑庄公对付自己的弟弟共叔段也是如此。
后来秦昇海、顾成双两人果然越来越过界，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冯汐然也趁机成功接近顾复生，取得了他的完全信任，在顾复生瘫痪后，成为了顾复生在复生地产集团的代表。
而且还有关键一点，秦昇海的情妇怎么知道是顾成双下毒毒死秦昇海的，又怎么知道顾成双的行踪，与这些有交集的只有冯汐然。
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冯汐然向秦昇海的情妇透露了，当然了，以冯汐然一贯以来的人设和做法，估计也是装作无心向秦昇海的情妇说出，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断代顾成双就秦昇海的事向其道歉，引起秦昇海的情妇怀疑，待秦昇海的情妇一再追问也不松口，最后就说约了顾成双在哪里见面，一副心虚的模样匆匆离去，如此一来，剩下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冯汐然真的就是我这般分析的一样，也不能说他什么啊，毕竟他确实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连推波助澜也算不上，而且依结果来看，甚至要说他是大义灭亲、替天行道啊，只不过在“行侠仗义”的过程中，顺便获得了自己的利益而已。
想到这里，我又不由想起了《道德经》里面另外一句话，就是“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句不是互为表里吗？
水储势之时与人无害，人自不察，势满自发，人莫能争，冯汐然真是深合此道啊，而从这里我又联想到两个人，一个就是先主刘备，一个就是诸葛老大了。
刘备一生仁义，诸葛老大一世谨慎，虽然可以说他们由于这样，生命中错过了不少大好机会，但是从结果论、从历史论，他们两人无疑是成功的典范。
起码就算是刘备夷陵大败，也没有留下如“孙十万”一样的绰号被人嘲笑，而且蜀汉就算是最早灭亡的，但是总的来说，黑曹操的总比黑刘备的人多，甚至曹操某些黑点是完全无法洗白的。
第三百四十二章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者必乱
冯汐然坚持老实，刘备坚持仁义，诸葛老大坚持谨慎，在某一个时间段，仿似是吃了很大的亏，冯汐然被老婆顾成双抛弃，被兄弟牛头人；刘备则是半生颠沛流离，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多个势力，仰人鼻息；诸葛老大更是五次北伐中原无法建功，被司马懿活活耗死在五丈原上，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遗憾。
但是从长远来说，他们都是成功了，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冯汐然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刘备和诸葛老大名留青史、威名赫赫，甚至被人立祠供奉，将近两千年还有人祭拜，香火不绝。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韩信，韩信一生忠于刘邦，打下了整个齐国后，项羽由于手下将领龙且大败于韩信手上，怕韩信出兵，与刘邦一起夹击自己，于是派出一个叫伍涉的人前去游说韩信，希望韩信对刘邦反水，在齐国自立，使得刘邦无力统一天下。
韩信对伍涉代项羽提出的建议不屑一顾，断然拒绝，而韩信手下谋士蒯通（本命蒯彻，史书为了避汉武帝刘彻的名讳，改为通。）也劝说韩信，说道勾践与文仲、范蠡如此君臣之情，待灭吴功成之日，范蠡也要远遁山林，给文仲留下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言，劝文仲一起离去，文仲不听，终于越王勾践将属镂剑（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的剑）赐给了文仲，文仲知道越王勾践的意思，只能步上伍子胥的后尘，拿着属镂剑自杀了。
如今汉王刘邦与韩信之情，尚不及勾践与文仲、范蠡，一旦汉王得到了天下，韩信恐怕难有善终之日，不若如今听从项羽之言，趁机自立，三分天下，则韩信将来亦有称帝之日也未可知。
韩信听了蒯通的说词，思考良久，最后还是不同意蒯通的建议，说汉王刘邦对他恩遇良多，说“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而且自己为汉王刘邦立下战功无数，汉王刘邦定不负他，蒯通见韩信主意已定，害怕将来因为这番说话获罪，于是假装疯癫逃去无踪。
韩信一生，三次被刘邦夺去手上大军，拿去对抗项羽，但其还是忠于刘邦的，就算自己打下齐国、坐拥大军的时候，也没有应诺项羽，三分天下。
一个擒魏、取代、破赵、胁燕、击齐、灭楚，名闻海内，威震天下的统帅，在自己大好形势的时候不自立，却在无兵无势被贬为淮阴侯的时候，与一个旧部陈豨密约叛乱，还被人知道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
故此韩信虽然被吕后以谋反之名斩杀，但是后世很多人都认为其是被冤杀的，所以其“汉初三杰”的名号一直被人认同，还加上了“兵家四圣”、兵仙”、“神帅”、“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等美誉，是兵家四势中“兵权谋”的集大成者。
这些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无不反复阐述这一句真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者必乱”，不过很多人都理解为“不移”产生“上智”。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应该是“上智”者凭着自己的智慧或是种种感觉，明白到一些事情是一定要坚持下来的，而“下愚”只是盲目坚持而已，因为除了自己坚持的事物其难以明白其它事物。
“上智”之人，见微知著，深明“水势”，从一道小小的暗涌就能推测出水的走势，故此才能遵从冥冥中的命运，留名青史，就如本朝太祖一样，其战略眼光，犹如神助一样，总是在别人无法理解的时候作出正确的决定，或战或退或攻或守，真的是神乎其神。
第三百四十三章 生而知之者
说到“水势”，我就不由想到一个人物，那就是黄易大师著作《覆雨翻云》里面的“覆雨剑”浪翻云大侠，其由于痛失爱妻，感情无可发泄，只能寄情于酒、剑，大概就是喝酒喝到上头胸闷，就挥舞一通剑法排解心中苦闷。
不过浪翻云实在是天资超凡，竟然凭借这样的发泄方式，慢慢自己领悟了无上剑道，书中形容其“唯能极于情，故能极于剑！”，而其领悟无上剑道后，竟然能够在泛舟洞庭湖的过程中明悟“水势”之理，了解到整个洞庭湖的水流方向，甚至能通过自行制造暗涌的方法，改变某一范围内的水流，所以才能说出在洞庭湖上，没有人的操舟技术可以胜过他，也没有一只船能比他快的说话。
最后更是以“水势”之理领悟无上天道，成为了整个中原武林唯一可以对抗“魔师”庞斑的无上大宗师，一个人能有由情而剑，由剑入理，以理入道，其天资真的是恐怖非常，就连《覆雨翻云》书中也写到，不要以为人人都是浪翻云，失去了妻子就能明悟剑道，更以剑道直通天人之路。
浪翻云可谓是《覆雨翻云》整本书中唯一“生而知之”的人，其才情天资连庞斑也是佩服不已，所以才认定这个比他小四五十岁的人为唯一对手。
而孔子曾言“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可见“生而知之”就是“上智”之人，这类人就是不用刻意学习，只要接触某样事物就能直接明悟其理，就犹如浪翻云一样，各种情况都能领悟其中之理，失爱在悟、饮酒在悟、舞剑在悟、泛舟在悟、战斗在悟，故此才能以比庞斑小一半的年龄，追上了庞斑的脚步。
然而“生而知之者”几希，就连孔子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者”，他只是“学而知之者”，是通过学习使得自己接近“上智者”的人，这从他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可以得知。
其实“生而知之者”近神矣，基本只存在于小说等虚构故事之中，历史上有记载的仅有半个，那就是冠军侯霍去病了，之所以说他是“半个”，因为史书记载汉武帝欲派人向他传授孙吴兵法，霍去病不屑学习，然后十七岁领八百骑兵深入大漠，大败匈奴，两次功冠全军，封冠军侯；十九岁十九岁时升任骠骑将军，指挥两次河西之战，歼灭和招降河西匈奴近十万人，俘匈奴祭天金人，直取祁连山；二十二岁与卫青率军深入漠北，于漠北之战中消灭匈奴左部主力七万余人，追击匈奴军直至狼居胥山与姑衍山，分祭天地，临翰海而还，创下了武将极至“封狼居胥”之功。
后人认为霍去病未学兵法，在弱冠之年（二十岁）前就数立军功，封冠军侯、拜骠骑将军，而立之年（三十岁）前就立下不世功业，绝对是“天授之”。
但是霍去病身为汉武帝用心培养的人，又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若说其没有接触过军队、兵法等军事方面的事物，恐怕很难说得过去，就算是耳濡目染也已经接触过不少了。
而其对孙吴兵法的评价，可能就如项羽一样，自学过，认为不适合自己，所以丢弃不用而已，但是若说一点影响也没有，应该不至于，起码也有借鉴、参考的作用。
不过霍去病如此年轻就能屡立其功，在武庙里面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位，实在是天赋異稟，所以才说他是半个“生而知之者”。
至于野史上，倒有一个“生而知之者”，那就是宋代王安石《伤仲永》里面提到了“金溪民方仲永”了，按照王安石所述，方仲永家中世代务农，没出过一个读书人，方仲永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笔墨纸砚等文具。
但是却在五岁的时候向父亲哭着要文具，然后自己提笔写诗，“其文理皆有可观者”，而且旁人“指物作诗立就”，显然就不是预先背下来的，实在是“生而知之者”。
第三百四十四章 水火、阴阳
至于为什么说方仲永此人乃是野史所载，因为方仲永其人其事，只见于王安石《伤仲永》一文中，不论是同时代还是之后的时代，都没有人或书籍提及此事，按理说如此奇闻，就算不至于天下传闻，同县同郡的人没理由不知道啊，怎么会完全没有记载和传闻呢？
那么这就是明显的孤证，按照历史学研究的“孤证不立”原则，就是某件事如果只有单独一条记载的话，历史学家们就不会将其认为是确实的历史，也就是不列为信史。
所以方仲永此事，遍寻古今各种记载，只有王安石提及，自然不能将其作为真实之人，而且所作《伤仲永》一文，通篇都是劝谕之意，颇有寓言的味道，难道那些寓言里面拔苗助长、削足适履、买椟还珠等人还真的存在吗？
故此后世大多数人认为，方仲永此人只是王安石虚构出来的，是为了用这个极端的例子，劝谕世人勤学之道，莫要自恃聪明就对学习一事有所懈怠，须知道如方仲永这种天资的人，若是没有继续读书学习，最后的下场只能是“泯然众人矣”，如果天资不及方仲永之人，还要懈怠学习的话，恐怕其下场连“泯然众人矣”也不如。
想到这里，我不由掩卷叹息，果然古今如一，“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是最公平的爬天梯”这些话一点也没有错，就算是古代的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只要教育不到位，三观稍有不正，通常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有些还要连累整个家族，常人若要出人头地，还是非读书不可。
想想连“多智近妖”诸葛老大、“武圣”关羽等人，都要多多读书，关羽甚至留下了“夜读春秋”的经典剧目，看来有机会我也要多点读书。
正在我沉浸于思考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动静，看来是诸葛老大来了，于是我就站起身来，恭敬地等候不知道是不是诸葛老大的人进来。
未几，房门就打开了，我定睛一看，果然是诸葛老大，于是我就立刻迎了上去，向诸葛老大行礼道：“老师，弟子来了。”
诸葛老大笑着向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就招呼我跟着他回到书案前，诸葛老大自己坐定后，就招呼我原位落座。
等我坐好后，就见诸葛老大拿过我之前看完放在案上的《道德经》，问我看了此书后有什么感想，对着诸葛老大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于是将刚才想到的水势刚柔、储发之理，以及与《孙子兵法》中的道理相结合等想法向诸葛老大和盘托出。
诸葛老大听了我的想法，频频点头，看来甚为赞同我的观点，然后谈兴大浓，和我探讨了一大轮阴阳转化的理论，所谓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我刚才所说的水势刚柔、储发之理，正是阴极生阳的最佳例子，而水为阴柔之物，却能发阳刚之威，也正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体现。
正如火乃是炽热暴烈之物，却也是能做温暖煮食之事，其中也含阳中有阴之理，难怪后世诸多小说、动漫、剧集等，都将水火作为阴阳的具现物，实在是这两者太符合古代阴阳理论了。
然后诸葛老大还说了就算是太阴之星，虽表阴柔，但亦含至刚之力，东汉时期王充在他所著的《论衡》一书中则明确指出：“涛之起也，随月升衰”，太阴的升落，能引动大海如此庞然巨物的潮涨潮退，真是伟力，果是阴中有阳。
之后诸葛老大就说道，可惜至今尚无佐证，能阐述太阳内含至柔之力，不然阴阳之理就能完善自洽了，《易经》中表述的阴阳变化之理也更是明朗。
第三百四十五章 老祖宗威武
啊，听到诸葛老大这样说，我不由有点懵了，太阳乃是生命之光，是孕育生命的必要条件，所谓“太阳主生，太阴主死”，这不是公认之理吗？
何解诸葛老大还说太阳所含至柔之力无人知晓，况且月亮不是不能发光的吗，我们看到的月光只是由于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加自转，造成地球某些区域不能照射到太阳光，而月亮就发挥了一个镜子的作用，将太阳光反射到地球这些看不到太阳的地方而已。
所以严格来说，太阳和月亮其实都算是一个整体，只是表现不同而已，咦，这不是跟阴阳合一，阴阳互生等古代理论差不多了，果然老祖宗威武，远古之时就有这种见地。
不过诸葛老大这样说，估计太阳孕育生命这个理论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我不由努力翻找脑海里面原主的记忆，经过一轮回忆，果然这个时代还没有关于太阳与生命的考证。
但是这个倒是十分轻易证实，只要找一些植物和动物，例如小麦和鸡，将同一物种，一些按照正常方法种养，一些放在屋里面种养。
种养的方法一样，该浇水的浇水，该喂料的喂料，只是屋内的堵死门窗，不让照到阳光，如此十日到一个月后，再次对比屋外和屋内的物种，自然就能看到端倪了。
估计屋外的小麦和鸡还是正常生长，但是屋内的小麦和鸡，就算没有死，也会比屋外的瘦小、衰弱不少，如此一来，就证明了太阳对生命的重要性了，就算不能说像水一样是“生命之母”，也是生命之源。
将自己的想法好好组织一下语言后，我就慢慢向诸葛老大说了一遍，诸葛老大也不愧是这个时代的科研人员，对这个当即表现出了兴趣，还问了不少细节。
当然了，我又一次托言是从当年的书籍中看到了，不然还真的难以解释自己怎么会想到这种后世的“对比实验”方法。
连后世“对比实验”我也向诸葛老大说了，我忍不住连月亮其实不发光，世人看到的月光其实是太阳光的反射这种离经叛道的说法也向诸葛老大透露了。
之所以说是离经叛道，因为我实在想不到什么办法可以证实此事，后世也是伽利略利用天文望远镜观察月亮之后，才有了这种猜想，直到太空火箭，人类能够在太空看到月亮，并完成了登月壮举之后，才最终证实了月亮不是光源这个说法。
在这个年代，我可没有办法能够证实月亮不会发光这个说法，只是多嘴向诸葛老大说了自书中看到的这个说法。
谁知道我以为会被诸葛老大直斥荒谬的时候，诸葛老大却以一种看智障一样的眼光看了我一下，然后说道此事其早已知晓，我当即一面懵逼，难道诸葛老大这么牛，在这个年代就发射火箭上天了？
我当即摇了摇头，将这个荒诞的想法甩出脑海，然后向诸葛老大问道，他是怎么知道此事的，诸葛老大便自信地微笑着说道，先秦时代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就记载道：“故日兆月，月光乃出，故成明月。”，就是说月光出自日光，所以世人才能看到发光的月亮。
还有东汉时期的张衡，在其写的《灵宪》一书中就写道：“夫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他也。是谓暗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视明，明无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于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还自夺，故望之若水。火当夜而扬光，在昼则不明也。月之于夜，与日同而差微。星则不然，强弱之差也。”
第三百四十六章 “科圣”张衡
这是啥，一段文字听下来，我感觉有点晕，诸葛老大看我一面懵逼的样子，就细心向我讲解，这段文字的大意就是：
太阳就像火一样，月亮就像水一样，火自己发光，所以就算是火的外面也是光亮没有暗影的，而水自己不会发光，所以水的里面是有暗影的。
因为平时观看月亮，看到月亮中存在暗影，所以可以判断月亮自己是不发光的，月光只是月亮反射日光发出的，而日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无法反光，就会形成暗影，张衡称为“魄”。
日光充分照射到月亮之上时，月亮反射的日光是最多的，这时候看到的就是满月，当日光不能充分照射到月亮之上时，月亮反射的日光就有限，这时候看到的就是蚀月。
诸多星星的亮光被强烈的日光掩盖，白天难以被看到，到了晚上月光出现的时候，因为月光乃是日光的反射，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就能看到发光的星星了。
当太阳、地球、其它星体（包括月亮）连成一线的时候，人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些星体的亮光，这是由于太阳将它们的亮光遮蔽住了，这就叫做“暗虚”。
当星星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看不到星星，月亮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看不到月亮，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蟾蜍食月”。
当日光不够强烈，相对薄弱的时候，星星就会变得更为光亮，就好像黎明日出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星星一样。
从黑暗的地方看光明的地方，光明没有任何遮挡，所以就像火一般，就好像太阳运行到中天的正午时分，此时阳光普照，天地无一处不光明。
从光明的地方看黑暗的地方，黑暗无处遁形，所以就像平时观看水一样，很轻易就看到其中的暗影。
火在夜晚十分明显，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火光了，但是在白天就不明显了，离远难以发现，要走到进出才能看到火光。
月亮在夜晚运行，与太阳在白天运行一样，都是十分明显的，只是月光不如日光强烈，星星就不一样了，其发出的光亮明显不如日光和月光，强弱差别巨大。
一口气听完诸葛老大的解释，终于明白张衡这段话说的就是太阳、月亮、地球、星星等各种天体的规律和关系，张衡大佬果然是真牛，难怪被后人盛赞为古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
张衡大佬的这段解说，如果再加上他创造的“浑天仪”，绝对够资格在后世的博物馆里面搞一个科普沙龙了，要知道这可是在差不多二千年前的东汉，能这么详细具体阐述各种天体运行规律，其思想简直是超前的匪夷所思。
没有天文望远镜这种观察工具，只靠肉眼观星，然后在脑中思考、猜想，就能将太阳、月亮、地球的运转说得八九不离十，推导出了“月食”发生的原因，无愧“科圣”之名号。
本以为是一件无法证实的事，谁知道已经被前贤说得明明白白，我不由对自己身为华夏人感到十分自豪，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既有礼仪之雅，又有服饰之美，故能久久立于世界之巅。
礼仪之雅是为精神，服饰之美是为物质，华夏之称谓，乃是先有物质，再育精神，两者合一，方为华夏，若缺其一，便非华夏矣。
脑中禁不住想到这些种种，心绪不由激动起来，但愿诸葛老大真的能够扶保汉室，实现炎汉三兴，使得华夏没有后世沉沦之苦，永立于世界之巅峰，最起码也能避免西晋“八王之乱”以致的“五胡乱华”，为华夏保留最大的元气。
第三百四十七章 愚民政策的缺点
心中发完一轮感慨，我也从思海中抽离出来，站起身来，恭敬地向诸葛老大施礼道：“谢过老师解惑，弟子受益匪浅。”
诸葛老大笑着摆了摆手，示意我不用那么客气，然后说自己只是处理公务闲暇之余，翻阅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对其思考研究有所得而已。
果然，古代娱乐手段缺乏，使得一群聪明的人只能求之于知识与书籍来消磨时间，如此催生大量“学霸”和“学神”，也难怪发展到两晋时期会兴起一股清谈之风。
一班饱学之人围在一起，整日谈论《老子》、《庄子》、《周易》等玄学，以显示自己与一般俗人完全不同，发展到后面，话题越来越缥缈虚无，加上某些人在清谈中哗众取宠，以达到其刻意吸引大众眼光以博取某些利益的目的（与后世一些视频主差不多的思路），最后将本来算是学术研究沙龙的清谈之风，渐渐变成“于国无益、于民无用”的被历史唾弃的糟粕。
这个时代掌握知识的“士人”阶层，由于娱乐手段的缺乏，大多将业余时间投入到学习和钻研知识中去，这种氛围逼得整个统治阶层的人，基本都不能太过窝囊，也要投入不少时间去读书学习，因为与他们有所交集的人，都是有一定见识的人。
在宴会聚餐的时候，大家谈论的话题都是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如果表现得太过无知粗鄙，可是会被人嘲笑，失去效忠的基本条件的，就连平时说话和谈论工作，若无一定知识积累，可能真的是连说话也不能听明白呢。
这让我不由想起后世的一个观点，就是“愚民政策”愚到最后会愚到自己头上，统治阶级如果搞愚民政策，最后只会将整个统治阶级拉到比愚蠢高一点的程度上。
这是经由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验证得来的，而后世欧美搞的那套“平民快乐教育，统治阶级精英教育”的做法，也证明了此点，全球阴霾之下失智的人民、失智的统治者比比皆是。
究其原因其实十分简单，这是天性使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其实与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和羚羊的关系有一定的相似性。
羚羊如果能跑十米每秒，那么狮子跑到十二米每秒就可以捕捉到羚羊了，最多是跑到十五米每秒就足以万无一失确保捕食到羚羊了，跑十五米每秒以上完全是浪费资源，是没有意义的。
同理也是如此，如果被统治者的智力只有五十，那么统治者的智力达到六十或者更多的七十五就足以达到统治目的了，发展更多的智力只会是浪费时间和资源。
所以愚民政策发展下来，只会逐渐拉低统治者阶级的下限，最后就会导致整个社会智力崩溃，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欧美才发展出各种科学研究机构。
故此，后世欧美世界智力的最高代表并不是国家领导人，而是各类科学家们，欧美民间最崇拜的也不是什么领导人和公务员，而是科学家、医生、律师等这些专业领域人员。
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虽然历朝历代都奉行一定的愚民政策，但是由于孔子这个儒家始祖，大半生都做教育、搞私人学堂，还打出了“有教无类”这个金漆招牌，使得统治阶级无法完全垄断知识的传授，从“寒门贵子”这个称谓就可见一斑。
而“寒门贵子”逆袭，反超贵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就从“汉初三杰”中，除了张良是韩国贵族之后，萧何和韩信都是平民出身就可知了。
历史教训使得统治阶级明白到知识无法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又怕平民掌握知识后不可控，于是慢慢创造了“科举制”，将掌握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平民引入统治阶级。
如此一来，就拉高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智力水平，就连那些世勋贵族也不得不尽力教导自己的子孙学习，因为“不学无术”是会遭到朝野上下鄙视的。
第三百四十八章 科举制
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与扩大，慢慢整个朝廷之上的文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这条路考上来的，基本上没有一个酒囊饭袋了，通过其他手段（例如皇帝宠信、捐献等原因）成为官员的人，也会受到科举考出的官员鄙视，难以担任要职。
自宋代开始，科举制度已经是朝廷官员的主要来源，朝廷之上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官员，所以才有了“士大夫与天资共治天下”的名言。
故自宋代起，读书成为了平民百姓挤破头也想参与的事，只要稍有家财，就会想尽办法供家中儿子上书塾，因为平民百姓深深明白到只有读书才是改变自身及家族命运的最佳途径。
而凿壁偷光的匡衡、萤囊的车胤、映雪的孙康、划粥割齑的范仲淹，这些人的事迹无不向人们述说着一个道理，就是只要有心读书，肯下苦功，就算家里再贫困也有办法读书有成的，如此一来，“寒窗苦读”就成为了一代代人读书的惯例，只要家中还有一口吃的，大多数人家都会让儿子读上一段时间的书，有天分就全家吃糠也要供养其完成学业，没天分才会放弃。
就连宋朝第三人皇帝宋真宗赵恒（宋太祖赵匡胤的侄儿，宋太宗赵光义的三儿子）也曾经写下过有名的《劝学诗》，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由此之后，民间读书之风日盛，各地纷纷都建起了魁星阁，供奉魁星，以增文气，希望自己的地区多出秀才、进士，而科举最终考试第一名——状元，都会被民间视作文曲星，其墨宝甚至会被人拿回家供奉，寄望沾点文气。
殿试（皇帝亲自考试）第一名状元的崇拜渐渐深入人心，慢慢连乡试（省级考试）第一名解元和会试（国家级考试）第一名会元也受到崇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比榜眼（殿试第二名）和探花（殿试第三名）的名声还要大。
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唐寅（唐伯虎）就是考中应天府乡试第一，故此世称“唐解元”，其诗作、画作备受追捧。
古代科举考试各个朝代有所不同，但大概可以分为县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阶段，县试就是童生试，分为县试（区级）、府试（市级）、院试（由省级学正主持的考试），通过县试和府试就可以称为童生，这才有资格参加院试，院试通过的就可以称为生员（可以进入官方学院学习，就是所谓的进学）、秀才、茂才（汉代为了避汉光武帝的讳，改秀才为茂才），院试第一名为案首。
秀才就算是有了功名，是士大夫中就低级的一员，可以看作是官员预备役，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其中成绩最优秀的那批叫“廪生”，国家会按月发给粮食，鼓励他们继续读书。
经过一定手续，通常就是推荐，就是官学教授觉得学业有一定水平，就被允许参加乡试，一省乡试被录取者，就被称为举人，会被推荐到国家首都参加会试，所谓进京赶考的就是这些人，乡试第一名就是解元了。
举人其实已经是相当高级的士大夫了，若不想继续考取功名，基本上可以在本地谋一份差事，不过就不要想谋得什么要职了，所以很多举人都宁愿潦倒也不任职，唐伯虎就是这种人。
到了会试，就是全国考试了，在京城举行，由皇帝命令礼部组织考试，然后命数名重臣为主考官以表重视，会试通过被录取者，就被称为贡士，但也可以被称为进士了，因为会试合格者参加殿试并不会被淘汰，最后最差都能混个“同进士出身”，会试第一名就是会元了。
最后的殿试，就是皇帝亲自任主考官并当场出题的了，殿试其实就是会贡士们定名次，共分为三甲：一甲三人，称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
名次确定之后，就举行传胪大典，由二甲传胪宣读状元、榜眼和探花姓名，大典后即场为一甲三人授职，其余人等如欲授职入官，还要再经朝考，综合前后考试成绩，择优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即俗称的“点翰林“，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赴外地任职。
第三百四十九章 荫补制
古代的科举制度，可谓环环紧扣、丝丝严密，这样一层层筛选出来的那一百多到三百多名进士，自然是一时之选，绝对是没有愚钝之人的了（历史上那些奸臣，可以说心思坏，但绝不愚蠢。）。
中国自宋代以来，科举选官制度已是完备，自此之后，文官集团基本上都是来源于科举制度，故此中国的统治阶级历来都是素质相当高的一班人，中国也才能自古以来都立于世界之巅，与历史上其它强大帝国遥遥相抗。
只是清朝满八旗入关以来，虽然还是重视儒家道统，顺治帝入关不久后就开始开科取士，但是满清始终是靠八旗起家，故此还是大量任用旗人为官。
文官系统自此不纯，奴化太深，同朝为官，旗人为主，汉人为奴，何能申雅怀，故有清一代，仅有纳兰性德、郑板桥、袁枚等寥寥数名文人有名作、大作，就算那名后世吹上天的“大才子”纪晓岚，也是由于影视作品对其渲染过甚，除了负责编纂《四库全书》外，可有任何作品名传四海？
文气不纯、文风渐弱，也是清朝如此快速衰败（自乾隆朝后可谓疲态渐露）并备受后人诟病的原因之一，日后开捐官盛行之滥觞，更是军政俱坏了。
故此太平天国才能从区区一隅席卷全国，比当年陈胜吴广起义更胜一筹，几乎直接推翻了清朝统治，若非曾国藩联手李鸿章、左宗棠两人镇压，张之洞为清朝护住钱袋，太平天国就此断绝清朝统治也是极有可能的，至不济也能划江而治，与清朝南北对峙。
也是因为如此，这四个人才会被称为清朝中兴四名臣，因为没有他们，清朝或许真的会被太平天国推翻的啊，不过太平天国也实在是可惜，如果洪秀全能有清晰的思考，肯接纳儒家思想代表的士大夫，就像后世太祖一样，团结部分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的话，那么湘军、淮军剿灭太平天国的行动绝对不会那么顺利，起码那些士绅不会那么爽快筹集足够的钱粮。
反正天主基督都是神爱世人、信者得救，而儒家说的是只要外族奉行礼仪，学习华夏的种种思想，那么就是华夏，两者都是思想重于血统、出身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矛盾，儒家归于人，天主归于神，孔子也说“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嘛，除了人道，儒家对神神道道的事都是不胡乱参与的。
两者其实没有根本性矛盾，看看儒家思想熏陶下的中国人参拜各种神庙，而后世提倡无宗教信仰的兔子大力复活儒学，就知道儒家从古至今都没有思想控制这一条，只要你的行为合乎“仁”道即可。
元、清两个外族朝代，都是拼命挖科举选官的墙角，导致朝廷统治阶级每况越下，一旦没有明君名臣，就会江河日下，连稍为维持都难。
而自宋之后的诸多汉族政权，都是力保科举选官的纯粹性，除了皇帝是由于血统担任之外，基本上整个掌握国政的统治阶级，都是科举出身，保持了统治阶级的素质。
虽然其中由于历史原因，还是要保留荫补制度，以符合古代宗族观念，但是荫补制度大部分是针对武官系统（这可是要命的职业，没一定素质谁会让自己的子孙去当。）。
文官系统当然也有荫补制度，但是一来，采取类似推恩令的这种手法，就是官职达到一定阶级才有权荫补，荫补人数有限，荫补的职级也要减数等，确保受荫补者如无特殊功勋，就无法继续荫补其他人，断绝了“鸡生蛋，蛋生鸡，无穷匮也。”的做法。
二来，受荫补的人，授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要职、贵职是基本不会授予的，而且对这种身份的官员，考核方面也十分严格，除非真的做出了什么特殊贡献，不然是很难升官的。
第三百五十章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荫补制度，既满足了官员的特权思想，就是《三字经》里面的“光于前，裕于后”，光宗耀祖、荫庇后人，又通过一些措施，防止这些荫补任官的官二代、官三代（荫补的名额可以用到孙子身上，至于玄孙的话估计就等不到了，有荫补特权的曾祖父早就挂了。）走到掌控朝政的高位上。
由于荫补制度的种种限制，许多有这种特权的官员都不会轻易动用荫补权力，而是想尽办法督促自己的子孙读书，希望能够学业有成，寻科举正途任官。
一来是荫补任官，毕竟是非正途，多少都会引来同僚鄙视、嘲笑，甚至会被政敌作为攻击的理由，一句“教子无方”就算不能一锤定音，也能造成不好的风评。
二来是免得浪费名额，因为荫补的名额，是可以用到期亲（如果身亡，可以为你服丧的亲戚，也就是说基本上九族之内的亲戚都可以算上，而九族按照《三字经》里面的说法就是“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这么说基本上你所认识的父系亲戚都可以算上了。）身上的。
因此一来，就算有荫补之权，许多人都是慎之又慎，不到自己子孙实在非是读书材料，或者是屡试不第、蹉跎无功的地步，一般都不会动用荫补权。
再加上荫补之权，还可以在自己死前用写遗表的方式向朝廷申请，朝廷一般都会接纳，不少人就会等到自己差不多寿终正寝的时候才留下遗表荫补子孙。
故此，自宋代将科举制和荫补制相互完善起来后，荫补得官者就再难以左右朝政了，秦、汉、唐三个朝代都有世代任朝廷高官（最出名的就是袁绍所在袁家的“四世三公”，其高祖父袁安任司徒，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任司空，四代人里面有三代人任三公高位，这还只是袁绍的直系血亲，如果算是旁系，应该是“四世五公”，其曾祖父袁京的兄弟袁敞任司空，父亲袁逢的兄弟袁隗任司徒）、父子相继为丞相（唐代有过数例，汉代亦有，最出名的就是周勃和周亚夫两父子了，两人都是由武将转任丞相的）的事。
但是自从宋代之后，这种事情就没有记载了，到了明朝的时候，受朱熹思想影响，世人对大臣重臣的道德操守尤其敏感，连内阁大臣的儿子乡试中举，也会被世人传为舞弊（万历十六年既1588年，当时身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锡爵，其儿子王衡参加顺天府乡试获得第一名“解元”，世人纷纷议论主考官黄洪宪是拍马屁，有舞弊之嫌，随之不少朝臣上表弹劾王锡爵，为平息物议，万历皇帝在午门外举行复试，结果王衡仍然取得第一名，因为此事，王锡爵不允许王衡继续参加礼部在京城举办的会试，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此时王锡爵已经致仕多年，王衡才参加京城会试，中了贡士，后来在殿试上更是以一甲第二名即榜眼进士及第。）。
甚至有名一代最出名的大奸臣严嵩，其在嘉靖皇帝的纵容默许下，把持朝政二十多年，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的职位），可谓权倾一朝。
但是就是这种历史仅有的权臣，其操作儿子严世蕃上位的时候，也不敢太过，先是在嘉靖十年靠荫补将严世蕃送进国子监读书（等于混个文凭），读完书后授左军都督府都事、后军都督府经历，后为京师顺天府治中，二十二年升任尚宝司少卿，二十四年升任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宝司事。
到了嘉靖二十七年，严嵩再任首辅时，已经年近七旬，因其老迈还要日夜随侍皇帝左右（辅助嘉靖皇帝修仙），无足够精力处理政务，因此政务多与严世蕃商议，甚至有时候还让严世蕃进内阁代其票拟（就是一班内阁大臣就某件事商讨方案，估计有时候还要投票），由此得到嘉靖皇帝数次称赞。
再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严世蕃升太常寺卿，十月的时候“上悯嵩老，令子世蕃随任侍亲”，由此严世蕃代父参政，时人称为“小阁老”，次年升工部右侍郎（工部第三把手），三十三年升工部左侍郎（工部第二把手，还不是工部尚书这个第一把手），八月，嘉靖皇帝诏加严世蕃工部尚书衔，严嵩上疏辞免。
由此种种可见，科举选官在历朝历代是多受重视，连一代名臣和一代权臣，都不敢轻易涉及其中，一个为了避嫌，硬生生将儿子的榜眼名次压了十三年，一个宁愿花二十年时间运作儿子上位，也不敢染指一丝一毫。
究其根本，还是由于孔子当年所作所为，难怪后世有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了。
第三百五十一章 仁、礼
后世的儒家学说，先经历了汉代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思想下，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等说法，以儒家学说容纳诸子百家学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之后又经历了宋代朱熹完善“理学”，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故此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经与主张“心、理合一”、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和客体的陆九龄、陆九渊兄弟辩论（史称“鹅湖之会”）而形成。
朱熹的“理学”，主要思想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而“理”的来源乃是“格物致知”，“致知”而后“行”，“知为先”、“行为重”。
然后还经历了明代王阳明完善“心学”，阳明先生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
因此王阳明认为应该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从“心”中得“理”后，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儒家学说虽然经历这三名“巨牛”的改造和完善，不过始终没有否定孔子这个儒家思想的源头，孔子提出的“仁”、“礼”还是儒家思想的根基。
“仁”为爱人之心，儒家以“仁”为本，其实就是以人为本，故此儒家方可称为人道之教，“礼”为秩序，具体为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
“仁”为“礼”源，“礼”为“仁”用，“礼”是由“仁”出发而生的，所有的“礼”被创造出来都是为了爱人、存人，如果一项制度或规范违背了这个原则，就不能叫做“礼”，最多叫做“法”而已，所有后世才有人说“礼”包含“法”，但是“法”不能包含“礼”，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说“法”只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故此孔子只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说“己所欲之必施于人”，这是因为前者将别人看作自己，不想伤害，乃是仁，后者将自己替代别人，不容拒绝，近乎虐。
由此观之，似乎王阳明以“心”得“理”之道更近乎孔子当年所思所想，比朱熹“格物致知”之道更接近“仁”，难怪后世多推崇“阳明心学”，而对“程朱理学”多有诟病。
“理”若无“心”，便失“良知”，这令我想到了后世一句著名的话，那就是“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这句话是说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全人类的财富，理应为全人类服务；但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学家的命运都与自己的祖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知识的运动也必须服务于自己的国家。
说的也是啊，如果一个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不能使自己的祖国得益，甚至不能使人类得益，那么这个科学家真的要好好反省自己的科学研究是否合理了。
这令我想起了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就是那个设立了“诺贝尔奖”的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军工装备制造商和矽藻土炸药的发明者，传闻他就是由于后悔自己发明的炸药被用于战争目的，杀伤无数人，没有如他预期一样造福人类，所以才设立“诺贝尔奖”，希望鼓励更多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可以造福人类，为其赎罪。
第三百五十四章 “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有”？
所以其实整个“彭宇案”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糟，很多人认知中的彭宇扶起老人，最终被讹诈了巨款也并不是事实。
只是种种原因，造成了一些假象被社会大众接受了，由此才闹出了后世许多“梗”，例如以扶起多少个老人为攀比炫富的手段、倒地老人不忍讹诈骑自行车的小年轻而讹诈开宝马的老板等。
而且还弄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那就是如果遇到一个倒在地上或其它情况需要救助的人，就算有人愿意上前帮助，也会通过找人证明、拍视频、录音等方法，首先证明自己与这名需要救助的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此人遭到这种情况也不是自己造成的。
如此大费周章做完这些保护自己利益的事后，才会动手救助那名陷入困境甚至随时有生命危险的落难之人，而围观的看瓜群众见到有人带头救助落难者之后，才会上前搭把手或者打电话报警。
而就算是现实或戏剧中少数毫不犹豫上前救助落难者的人，当其他人问其有没有担心被落难者敲诈的顾虑时，他们要不就说这是职责所在（医生、护士、警察、消防员等），要不就说自己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种事，都是以拯救生命为最优先考虑。
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这种回答有什么不妥，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也是值得自豪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这种新闻或是一个编剧编写这种剧情的时候，试着用一些手段阐明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自己提出来的主张，就有责任自己提供证据证明。这一规定的含义主要是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要拿出有力的证据进行证明，如果举证不能的话，将要承担不利责任。
毕竟妨碍人民群众行善的最大顾虑，始终也是害怕帮助人反而使得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将保障自己的利益寄望于别人的良知，实在有点天真，但是如果得知自己的利益是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的，人民群众才会敢于行善、乐于行善，这就是子路受牛、子贡拒金，孔子赞扬子路而斥责子贡的原因了。
而法律上面明文规定的这些条款，都没有一家媒体或一部剧集去阐述，更没有司法或执法部门就这方面做一些专题的普法宣传，使得人民群众对救助别人此事顾虑重重。
这才是造成社会道德滑坡的最大原因，而“南京彭宇案”等一系列事件只是引子而已，连“谁主张，谁举证”这种法律常识都鲜有人提及，“疑罪从无”这种法律概念原则就更是缺乏宣传了。
在后世那么多影视剧集中，我就只记得当年张嘉译主演的《蜗居》中稍有涉及，剧情中当孙淳被自己单位以泄露商业机密的罪名报案被抓后，孙淳的老婆郭海萍被办案人员传召，让其坦白交待一切，海萍什么都没有说，办案人员在海萍离开后就说海萍精明，不容易搞掂。
而在宋思明找来自己的律师朋友帮助孙淳时，这名律师朋友就说孙淳不懂法，什么都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向办案人员说了，如果全国的人都像他一样，公检法就舒服得什么也不用做了。
从这些言论之中，就可以看到执法部门奉行的其实都是“无罪推定”，就是说逮捕只是控制疑犯的手段，并不足以证明疑犯确实犯罪了，还要通过一系列侦讯手段才能确定罪行。
《蜗居》是2009年播出的戏剧了，而“疑罪从无”这个原则是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但是由于长久以来司法和执法部门为了便于办案，从执行上有许多偏颇之举，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都以为我国法律一直是奉行“疑罪从有”的，一旦被逮捕，基本上就是落实罪行了。
直到近年中央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提到“平等、公正、法治”等字眼，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疑罪从无”这一原则才被越来越多提及，也被要求严格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