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白起的奇迹历程
商鞅在秦孝公时期推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变法措施，其中针对秦国一些掌权贵族贪婪、软弱、堕落的特性，商鞅在变法的法令中特别提出：有战功者才能升迁。这对当时的贵族势力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因为不管贵族的地位有多高，财富有多少，如果没有战功，便不能担任政府官职。而没有官职的直接结果，便是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最终沦落为平民。
这在另一个层面上则鼓舞了那些两手空空的人们，只要他们敢于放手与敌人大战，在战争中有贡献，他们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鲤鱼跃龙门的奇迹。
白起便实现了这个奇迹。历史对于白起的出身语焉不详，只是言及白起为芈姓，是楚国白公胜之后。
春秋时期，东周王室衰微，楚国强大之后，楚君僭称王。于是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楚国的大夫、县令也僭称公。白起为白公胜之后，故又称公孙起。《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对于白起的身世也只是简单地说道：“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襄王。”郿人，即今陕西郿县东北人。从地理位置上看，白起应该是地道的秦国人，很有可能是在楚国和秦国交好的时期内，其祖上来到秦国，继而衍生出白起一脉。
无论怎样，白起最终成为了秦国的将领，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从基层崛起的著名统帅。之所以说白起是从秦国的底层崛起，是因为前番提到的商鞅变法的内容，让白起不得不从第一个人头开始，赚取军功、获得爵位。
十六岁这年，白起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怀揣着报效国家、建立功勋的梦想，踏上了行军旅程。
秦国军队对于军功有着最为具体的奖励办法：斩获人头的多少。
秦国军队中有令，任何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一顷田、一处宅和一个仆人。斩杀的首级越多，所立战功越高，获得的爵位自然就越高。
十年的时间，白起在军队中不断磨炼，立下赫赫战功。秦昭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白起获取了“左庶长”的爵位，成为秦军领导层最年轻的一个将领。
当时秦国的军功爵位可以分为二十级，而“左庶长”这一职位恰好是第十级，已经属于卿的范畴，对于今天而言，几乎相当于一个师长。此时此刻，英武不凡的白起已经开始在军中崭露头角，并日益成为秦军中可以独当一面的人物。
十年磨一剑，白起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更大的挑战。然而，如果按照他现在的这个速度（应该算是一般士兵中最快的），如果顺利，也至少需要三十年时间，才能够手握一方兵马。那时的白起，是否雄心依旧，壮志仍存，就很难预料了。所以白起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机会，一个扶摇直上九万里，一飞冲天入九霄的机会。
白起所等待的机会，就是一个能够改变他命运的人，这个人就是当时秦国的实际掌权者宣太后的兄弟，秦昭襄王嬴稷的舅父，手握重兵地位尊崇的魏冉。
魏冉和宣太后都是秦国的新兴势力，从楚国千里迢迢而来，在没有任何根基的情况下，一步步打破秦国旧式贵族的封锁，如商鞅一般，最终成为秦国显赫一时的人物，在秦国呼风唤雨。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魏冉明白，要在秦国站稳脚跟，除了要手握秦国的兵权，还要不断地培植自己的势力。一旦大树成荫，到时便会盘根错节，别人再想撼动这棵大树，就需要细细地考虑一番了。
正好，白起走进了魏冉的视野。在魏冉的眼中，白起作战勇猛坚毅，为人心狠手辣，做事果断干脆，但是却缺乏心机，不懂政治，这种人才正是魏冉所需要的。
很快白起的做人做事风格便被魏冉摸个一清二楚，白起也正好可以借助魏冉的势力帮助自己平步青云。
当时秦国在东方的最大的敌手是赵国，可惜赵武灵王被赵成和李兑所害，最终被活活饿死在沙丘的行宫里面。经过内乱，赵国已是元气大伤。而秦国的另一大敌手齐国，则在紧锣密鼓地和楚国交战。
在各国征战不休的同时，秦国觉得机会来了，而这个机会的实践者，就是魏冉的得力干将白起。
公元前294年，秦国将自己的战略眼光看向了新城。新城即今河南的伊川，位于韩、楚两国交界之处。秦国之所以看中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是因为随着秦国势力的东进，敌对国家的合纵势力不断增强，而这一地区，就是楚国和韩国相互交界之地。只要秦军控制了这里，韩楚之间的联系就可以被秦军从中间切断，韩国被逼无奈之下，只能弃车保帅，放弃和楚国联合对抗秦国的计划，转而和秦国联合。此时的楚国已经是日暮西山，韩国、魏国、赵国等都和秦国联合，谋求一举歼灭楚国，实现四分其地的愿望。
楚国也知道新城战略地位的重要，因而纠集了一大批精兵强将在此地镇守，这个地方易守难攻，楚国对其如此重视，必然将有一番恶战。
可是就在韩国徘徊不前，其他诸侯国对新城局势尚且犹疑不决之时，白起出手了。白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了不足一万的兵力，就攻占了新城这个战略要地，六国为之震惊，白起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其实，白起也深知这一战不仅关乎秦国未来的军事进程，也关乎自己的从军进程，所以他不动声色的就在战前想好了此次制胜的关键所在——势。
首先，白起在战前便给将士许以加官晋爵的重利，借机提升秦军的士气；同时，白起还在战前给了新城敌军一个下马威，让新城的守城将士们知晓，秦军各个杀人无数，敌人死后必定会被割了头颅去领取军功。这让一向以文明自居的中原守将，心中胆寒不已，怯弱之心一起，战力便很快下降。
其次，白起还仔细地分析了战国的局势，向新城军民散播谣言，说及白起大军将至，到时韩国将面临齐国、魏国、赵国的多面夹击，新城将士闻讯，军心自然打乱。
白起领兵打仗，能够从一场小小的新城一战中，分析出新城所面临的局势，很好地见证了孙武所言：“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魏冉给宣太后初次介绍白起时，宣太后还不信有这样的人存在，经此一战见他如此神武，不禁心怀大畅，遂不待白起功成身返，便立马将其官升两级，封为“左更”，这个爵位已经很高了，当年大名鼎鼎的平蜀大将司马错也不过如此。
此时的白起，可谓平步青云，秦军中也不乏勇猛善战者，但如同白起这样，升迁如此之快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更何况一个小小的新城，在那些浅陋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的眼中，怎么能够和蜀中那天府之国相提并论呢？司马错之功，实在非白起所能及。
事实上，此时的白起比起名满天下的司马错，的确是略有不及，但是他抓住了机会。一来得到了魏冉和宣太后的信任；二来处于宣太后和魏冉极力提拔人才、笼络为己用的关键时期；三来新城一战的胜利使其扬名；最后则是宣太后和魏冉都看到了白起的潜力。
但白起以后的杰出表现，让那些流言飞语最终不攻自破。
公元前293年，韩国为了挽回颓势，遂联合一向摇摆不定的魏国，一起攻打秦军，妄图夺回秦军占领的宜阳、新城等地。魏国也知道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道理，秦军据守新城，不但切断了韩国和楚国的联系，也直接威胁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为了解除秦军的威胁，魏国同意与韩国联合，兵锋所向，直指秦军所驻守的新城等地。
这一次，白起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然而秦国首先派出去抵御韩国和魏国联军的，并不是当时炙手可热的白起，而是“右庶长”向寿。
向寿，生卒年不详，只知他是宣太后的外甥，但是因为从小和昭襄王一起，对于昭襄王忠心耿耿，成为了昭襄王的心腹人物。秦昭襄王不管此次敌军实力强弱，都不会再次派遣白起前去迎敌。因为一旦白起胜利，则代表着昭襄王的失败，白起毕竟是魏冉的势力。为了挽回自己的颓势，秦昭襄王决定，让向寿去教训一下韩国和魏国，也让宣太后等人知道他并不软弱。
秦昭襄王的这点伎俩，宣太后和魏冉自然再也明白不过。因此，等到秦昭襄王言及要向寿为将出战之时，魏冉和宣太后都不同意。姑且不论向寿会借机夺取兵权，单以其实力而言，孰胜孰负实在是难以预料。
眼看宣太后和魏冉都给自己施压，朝中大臣也都偏向于宣太后的选择，认为向寿缺乏经验，很可能是个纸上谈兵之人。昭襄王突然觉得，自己此时和秦国的这两大势力较劲，并不明智。一者自己羽翼未丰；二者秦国刚刚从内乱中走出，需要休养生息；三者，东方列国对于秦国，也存有浑水摸鱼之心。此时的秦国，只能一致对外。再次转念一想，其实派遣白起前去，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一方面，秦国此次能够出战的兵力，最多不过10万。因为其余大部分兵力，都去了蜀中，还有一部分要镇守秦国的国土；另一方面，白起即使侥幸胜利，对于秦国而言，也未尝不是一场好事。白起声名鹊起自不用说，但宣太后终归不是秦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到时候再拉拢白起，也未尝没有可能。
于是白起再一次踏上了征程。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白起在接到了出兵的命令后，对于双方的各个方面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对比：
首先，在军力方面，秦国和韩魏联军的实力对比悬殊，秦军最终只征得10万兵力，而且许多还是老弱病残，非秦国的精锐力量；而反观魏韩联军，兵力数量达24万，可谓来势汹汹。韩国和魏国的兵力除了都是参加了垂沙之役的主力部队之外，还各具特色。其中，韩国之“材士”，全都是弓弩步兵。当时对于韩国的军队主力，《史记》中论述说“强弓劲弩皆在韩出”，“天下之宝剑韩为众”，“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所以韩国军队在远攻城池之时，会有很大的优势。另一方，魏国军队也不是易与之辈，魏之“武卒”，个个耐力惊人，虽然全部都是身披重甲的重步兵，却都能健步如飞。如此魏韩二军，可谓珠联璧合、攻守兼备，秦军根本占不到任何优势。
其次，秦军在地理位置上的弱势，秦军要真正的打击到魏国和韩国的元气，就决不能坐以待毙。白起自然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因而他决定，实现中央突破，将战场从秦国占领地区转移到韩国和魏国的占领地区。而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关键，就是突破伊阙。然而伊阙所在为韩、魏门户，韩国与魏国自然派遣了重兵把守。更为致命的是，这里的地形为两山对峙，伊水流经其间，地势险要。韩魏联军占住了伊阙要塞，就等于将自己置于不败之地。白起所率领的秦军，想要突破此关，实在是难于登天。
最后，将士们不信任白起。虽然白起自己“初生牛犊不怕虎”，表面上对于魏将公孙喜和韩将暴鸢这两个成名沙场多年的老将，表现得不屑一顾。但实际上，他很了解秦军如果不服从和信任自己，则军队必定离心，军心必定不稳。韩国和魏国的这两个将领已合作多年，曾经还一度攻入了楚国的方城，在垂沙一战中，让楚国精锐损伤殆尽。因此，此战不可轻敌，在鼓舞了军心之后，白起要做的是从战术上打败敌人。
白起此次作战方法是：各个击破。
秦军只要不与魏国和韩国联军一起交锋，就能够凭借秦国的尖兵利器和奋勇杀敌的气势，不输于一边。白起并不仅是骁勇善战的猛将，还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将领。
白起深谙用间之道，当时的韩国和魏国，虽然看似铁板一块，但是实际上两国在边境上一直没有平静过，只要给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许以重利，就一定能够孤立另一个国家。
所以白起当机立断，给魏将公孙喜写了一封信，卑词假意与魏国言好，希望魏军能保持中立。并许诺事后的战利品会和魏国平分，秦军将找到机会和兵力较少的韩国决战。
公孙喜有多年领兵打仗的经验，很容易看穿白起的这个反间之计。所以他在看了白起的书信之后，直接将信件扔到一边，心中暗自想道：白起果然是个浪得虚名，唇亡齿寒如此简单的道理，连路边的路人都知道，又怎么能够骗过他公孙喜呢！
不止公孙喜，就连白起手下的将领也觉得，白起这一招实在是不怎么高明，这种浅显的计策，只要略懂兵法的人，都会很容易看出秦国的意图。而这恰恰是白起的真正计谋，如果连自己人都被骗了，那么公孙喜就一定会生出轻敌之心。
习读兵法，最忌“纸上谈兵”，关键所在是能够依据实际情况，让敌人分身不暇。所以白起又给公孙喜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谈到十分感谢公孙喜的配合，秦军明日就要攻击韩军，魏军只需要坐山观虎斗，事后少不了魏国的好处。
白起手下将领顿时便疑惑不解，前一次使出的离间计已使秦国使者碰壁，公孙喜已经明显看出秦军的意图。白起明知道结果，又为何送第二封信？
答案很简单，其实一开始，白起反间计的真正对象就不是公孙喜，而是韩国将领暴鸢。自然，和历史上很多著名而成功的反间计一样，这封信很顺利地就到达了目的地——暴鸢手中。
暴鸢脾气暴躁，他一见公孙喜竟然和白起暗自通信，很是愤怒，对魏国失去信任。既然魏国靠不住，那么韩国就只能依靠自己了。于是，暴鸢吩咐守卫阙与的所有弓弩手全面戒备，只要韩军能够守住伊阙这个门户要地，让秦军无法到达韩国一马平川的地界，韩国就可确保无虞。
次日，秦军果然出现伊阙之外，双方都如箭在弦上，大战一触即发。
第120章白起的升迁之路
然而从清晨到晚上，整整一天的时间，竟然不见秦军有任何实际性的动作，只是一少部分士兵在佯攻。这一战略，一者可以疲惫韩国的军队，二者可以转移双方的注意力，特别是魏国军队的注意力。魏国军队没有料到韩国竟然不等自己，就擅自和秦军动起手来。此刻见秦军已经围住了阙与，魏国只能想办法，前去营救韩国。岂料就在这时候，秦军竟然朝着魏军动手了。
白起选择的进攻时间正是夜半时分。这一战，其实暴鸢早就预料到了，只是他预想的是，秦军会趁着夜色来掩杀占据优势地位、配备强弓硬弩的韩军。却没有想到，趁着夜色的掩护，白起竟然率领秦军偷偷地绕到了魏军的侧背。公孙喜本打算趁着秦军与韩国军队陷入焦灼状态时，要么两线夹击，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要么好整以暇，坐山观虎斗。岂料秦军竟然放着在韩国守关的一万佯动军队不顾，转而攻击远远强过韩国军队的魏国军队。
白起的计谋令魏国军队防不胜防。就在公孙喜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秦军趁着夜色奇袭魏军。等到公孙喜恍然大悟时，一切都来不及了。秦军阵势已成，魏军猝不及防，很快陷入浴血苦战之中。公孙喜见大势已去，遂率军且战且退，朝着韩军营寨奔去。
就在魏军大败亏输的同时，另一边韩国的军队则忍受着极端恶劣的天气，因为当时天正下着雨，这对于当时通讯条件极差的作战军队而言，守军一方的弊端更为明显。这个时候韩军终于发现，秦国军队竟然正在偷袭魏国的军队。然而，韩军却不敢贸然出兵，一来不知道围困自己的秦军有多少。二来暴鸢尚在疑虑，前番秦军和公孙喜的通信是否是事实。如果是，这次会不会是诱敌深入的计策？三来秦军和魏军的作战人数相当，甚至魏军还要略胜一筹，孰胜孰败还未可知。
于是暴鸢便直接站到了秦军与魏军的中间，以隔岸观火的姿态，坐视秦军攻击魏军。
可是没过多久，暴鸢便发现，自己彻底地错了。原本他预料魏国军队再怎么不济，也可以支持十天半个月，到时他再火速出击，定然能够坐收渔翁之利。可是当他还尚未弄清楚关外有多少秦军之时，公孙喜的败军就如浪潮一般席卷而来，直奔暴鸢的韩军军营。
就在暴鸢犹豫要不要放魏军入关之时，魏军已经蜂拥而入。一时之间，双方两军相互交叉，乱作一团。原来设置的各种阵势，此刻没有了任何作用，而且那些强弓硬弩，刹那间也失去了作用，因为前面来的是自己的盟军。
秦军等的就是这个时机。趁着敌人还没有喘过气来，秦军暂时放下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了韩军。白起认为此时魏军军心已乱，唯一可虑的就只剩下了韩军。
刹那间，有两个人都在感叹。一个人是暴鸢，感叹魏军竟然败得如此之快，秦军竟然来得恰是时候；另一个人是公孙喜，感叹白起为将，深谙兵法之道，有神鬼莫测之机，果然厉害非凡。
眼看秦军人人杀得兴起，韩军只能眼看着敌军如入无人之境，韩军大势已去，再做抵抗，不过是无谓的牺牲。所以暴鸢决定与其被敌人屠戮，不如回到偃师再做计较。当时魏国和韩国联军，还剩下10多万人马。但白起不会放过如此大好良机，他在战争中的一贯作风是，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所以为了尽快地追杀敌人，白起直接命令军队脱了笨重的铠甲上衣，粮草辎重一律弃之不顾，只带着杀人的刀剑和获取头颅的腰带就成。
一时之间，从阙与到偃师的数百里地界上，满是韩、魏两国的败退之兵，他们的后面是让人闻风丧胆的秦军。秦军此时竟然在滂沱大雨之中光着膀子行进，这让一向自诩作战英勇闻名的三晋之地的男儿，被秦军的野蛮吓破了胆。韩魏联军更加溃不成军。
韩魏联军眼见跑在后面的军队一片片倒下，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秦军会将他们一步步斩杀殆尽。所以他们也学着秦军，脱掉上衣和盔甲，丢弃笨重的战车、粮草辎重，最后轻装上阵，飞一般地亡命奔驰。
昔日吴起在世时，因创建了魏武卒而无敌于天下。魏武卒素来以作战迅速、来去如风而闻名，也以铁甲战车作战能力极强而笑傲天下。没想到这时候，魏军竟然为了逃命，将这些曾经保命的手段一一丢弃了。吴起若是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韩魏两军认为他们既然丢弃了一切可以丢掉的东西，和秦军比逃跑的速度定然不会弱于他们。岂料那时大雨一直下着，河水暴涨，韩魏联军眼见着数丈之隔的对岸，却无法过去。
这条河的名字叫伊水，伊水无罪，韩国士兵却遭了殃。24万韩国士兵，头颅被秦军摘取，只剩下身躯沿着河水浮沉。刹那间，血流成河。
白起接着乘胜追击，他的10万大军几乎没有多少损伤，在斩获了敌军头颅24万之后，也在沿途缴获了大量敌军丢弃的战略物资。利用这些物资，白起率领10万大军，马不停蹄地向韩国和魏国的城池中杀去。虽然白起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但是战争的最后结果和最高目的，还是为了获取土地和资源。
秦军一路所向无敌，顺利将敌人的5座城池收入囊中，一时之间，白起之名让世人侧目。
阙与之战，韩、魏两国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精锐部队以及5座城池，伊阙也被秦军占领。至此，韩国和魏国门户大开，他们时刻为自己国家的命运担心。
自秦立国以来，一直被魏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压制在函谷关一带，直到大将司马错占领了蜀中，秦军才得以打通了另一个入主中原的通道。此番白起之功，比之司马错，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只用了区区10万兵力，而且还不是秦军的主力。这不仅让宣太后和魏冉欣喜不已，也让秦昭襄王刮目相看，更让天下人认识到秦国又出了一位绝世名将，列国危矣。
由于白起之功甚巨，无论是宣太后一方还是秦昭襄王一方，都认为白起是个可造之材，可堪大用。于是，秦国特将其封为“国尉”。自此，白起实际上已经成为秦军的最高统帅。一个没落的贵族，从小兵做起，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内，便成长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秦军统帅，是战国时代绝无仅有的。正是因为商鞅变法的军功爵位制度，才让白起受益，让秦国强盛。
白起在阙与之战中一战成名，秦昭襄王决定，与其宫闱相争让秦国内乱不止；不如让白起放手一搏，让秦国逐渐强大，将东方六国打得一蹶不振。
此时的白起，一心为自己立战功，为秦国卖力。于是在数月之间，白起就渡过了黄河，攻取了安邑（今山西夏县）以东的大片韩、魏土地。
白起再次加官晋爵，做了昔日商鞅的位置：“大良造”。大良造可享受赐邑三百家，赐税三百家，秦军功爵二十级，白起已经到了第十六级。离魏冉所拥有的侯爵之位，也只有一步之遥。
立下赫赫战功的白起又怎甘于屈居魏冉之下呢？
公元前292年，趁着魏军刚刚经历大挫，元气大伤，白起率兵大举攻魏，魏国还没能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只能眼见着秦军一口气攻下魏国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等大小城池61座。
公元前291年，白起一鼓作气，攻取了魏国的垣地（今山西垣曲东南）。紧接着，在各国联合攻击楚国时，白起趁火打劫，攻取了楚国的宛地。
公元前290年，司马错升任左更，地位已比不上白起，但他对于白起心服口服。在白起的派遣下，司马错率军攻取了魏国的轵地（今河南济源东南），同时趁着韩国国力大损的机会，攻取了韩国的邓地（今河南孟县西）。
通过这三年的时间，可以看出秦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秦国的国力大增，韩、魏两国则不断衰弱，此消彼长之下，秦国将打击对象主要放在了这两个国家上。
第二，秦国内部权力发生变动，虽然白起成为了秦国的最高军事统帅，显得魏冉和宣太后的势力有很大的加强，但是实际上，白起的一系列赐封，都是拜秦王所赐，在他的心里，秦王已经成了他的主子。
第三，秦国的战略方向处于一个变更期，从一城一地的争夺，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顺便攻取城池而转变。
自此，东方六国将领之中，能够敢于直接和白起匹敌者，实在是屈指可数。韩国和魏国国君眼见秦国如日中天，如此下去必将招致亡国之祸。于是他们相约和秦国签订屈辱条约，韩割让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黄河以北地区）二百里地给秦，魏亦不弱人后，也割让河东（今山西东南部）四百里地给秦。这一年，是公元前290年。
至此，魏国吴起在世之时，千辛万苦才攻下的河西之地尽归秦人之手，竟然连祖上的基业——河东之地也割据给了秦国。此外，连一向趾高气扬的楚国，也在公元前285年和秦国议和。当然，这之中更多的是张仪的功劳，但是如果没有白起在战场上面给予秦国的底气，张仪再怎么巧舌如簧，也只能是无功而返。
自此，秦国三边边境已定，东方六国之中，只有齐国和赵国还能与秦国相匹敌。这时，白起将对付东方魏国、韩国和楚国的任务交给司马错，他自己则主要负责对付当时东方最为强大的对手赵国。当年赵武灵王孤身入秦是何等的英雄豪杰，只可惜后来因为内乱，赵武灵王英年早逝。赵国自此落后于秦国，后来又屈居在齐国之下。在综合国力上赵国虽比不上很多国家，但是要论及到军事实力，赵国对于东方六国而言，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然而，就在白起摩拳擦掌，准备对赵国用兵之时，西北边境边患四起，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就是义渠王。
秦国不堪其扰，宣太后主张以外交的手段解决，白起和魏冉则主张以军事手段彻底解除秦国的后顾之忧。事实证明，最终宣太后是正确的，宣太后用美色将义渠王迷住，不仅最终将其绞杀，还彻底收服了义渠国，彻底解除了秦国的心头大患。
当时秦国普遍流行一种政治观念，只要能达到目的，不管采取何种手段都是合理的。很明显，宣太后达到了她的目的——攻灭了义渠国，稳定了后方。然而，对于秦国而言，义渠国的灭亡只是一个政权的消失，但是义渠国的铁骑，还是需要从头开始培养，于是白起果断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当时秦国在西北苦寒之地所建立的精锐骑兵，单兵素质极强，其装备远远地超过一般的骑兵。秦骑所使用的弩机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其射程可以达到三百米左右，杀伤力很强。虽然这种强弓硬弩需要耗费极大的力气，而且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但是骑兵贵在神速，秦军骑兵只要一个战术冲刺，到达敌人眼前，则短兵相接之时，秦军就占据了优势。
秦国此时，可谓全面开花。白起在西北方为秦国积蓄实力之时，秦昭襄王也没有闲着，因为范雎已经到达秦国。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采取东、西各自称帝的方式和齐国结盟。这种方式虽然名为结盟，但是实际上则是利用一个虚名将齐国稳住。
当时，宋国开始不断地开疆拓土，这在当时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宋国的国家实力并不强，在此情况下还去虎口夺食，抢夺齐国的势力范围泗上。为此，齐国对宋国很是怨愤。
秦王就是看准了这一点，遂遣人前去齐国游说齐王，让齐国前去攻打宋国，夺回齐国的领地，齐王果然中计。
公元前286年，齐湣王决定派遣齐军大举伐宋，宋国在齐国的铁骑下灭亡，宋偃王逃到魏国，最终客死异乡。如果齐国就此罢手，或许这样的结果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齐国的国力。可惜，这时候的齐王在不断的胜利当中，野心膨胀，认为自己已经是天下无敌。齐王认为与其坐等秦国强大，不如先下手为强：往南打击楚国，往西攻取三晋，趁势灭了东西二周；在国内准备杀了孟尝君。这些都是齐王田地眼下最想做的事情。
一时之间，齐国成为了众矢之的。昔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终破吴国。今朝的燕昭王，也瞅准了机会，准备大破齐军，攻灭齐国。
在燕昭王的苦心筹划下，一代名将乐毅于公元前284年，联合秦、魏、韩、赵四国，攻破了包括齐都临淄在内的70余座城池，齐王最终被楚军杀死。齐国从此纷乱不堪，直到公元前279年，才在田单的努力下复国。如此一来，秦国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整个天下只有赵国可以与秦国相争了。
但秦国并不是这次五国联合伐齐的唯一受益者，甚至不是最大的受益国家。因为赵国通过这次行动，直接夺取了齐国富庶的河间之地（即今天的京津唐三角地带），为其军事实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赵国拥有精兵强将无数，秦国要实现攻灭赵国的愿望，还需要进一步筹划。这一次，秦昭襄王、宣太后、魏冉等，不管是秦国的旧式贵族还是新兴权贵，都将目光投向了白起。白起不负众望，他从西北回来之后，率领精兵强将，自公元前282年起，三次率军攻入赵国境内，连拔蔺、祈、石及光狼等城，赵国骑兵被斩首两万，损失惨重。眼看秦国和赵国即将发生最后的决战。赵惠文王决定，与其和秦军打得死去活来，不如向秦国求和，再去攻打楚国、魏国或者韩国。然而秦国此时又怎么会甘心放过赵国呢？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秦军在白起的带领下准备血洗赵国时，楚国那边发难了。楚顷襄王为了给父亲楚怀王报仇雪恨，在公元前281年，趁着秦、赵胶着，白起无法抽身之际，派遣使臣合纵齐、韩等国，欲要联合攻击秦国。
楚顷襄王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并不了解秦国的真正实力，就在他准备攻击秦军的同时，秦昭襄王早就提前动手了。因为司马错对蜀中甚为了解，所以这一次攻击楚国的任务，由司马错担当重任。他从陇西发兵，在巴、蜀地区又补充兵力10万，近万艘大船，600多万斛米，顺江而下，将楚国的大后方黔中郡一举攻下。当时白起正在关东地区对楚国北部地区构成极大的威胁。其他各国见楚国大势已去，纷纷与楚解除同盟关系。
攻克黔中后，司马错兵分两路大军：一路军从巴郡东出巫峡去攻打郢西，另一路大军由武关向东出发，攻取楚国的汉北及上庸地区，进入桐柏山。两路大军将楚国包围起来。楚王得知秦攻楚的消息后，十分震惊，急忙从都城集合数十万大军，连夜赶往鄢（楚国陪都，今湖北宜城东南），以防备秦国的进攻。
司马错采取了迂回战术，数十万士兵在他的带领下，翻山越岭，穿过今岷山山脉、摩天岭山脉、云贵高原等三大地区，又经过陇西到达巴蜀再到云贵然后再拐到湖北地区，行军路上山高水急，猛兽出没，可谓历尽艰难险阻。能够做到如此大规模的战略迂回，实在令人惊叹。秦军在楚军大后方突然出现时，楚军顿时乱了手脚。
此时的白起也被秦昭襄王授以重任，因为秦王知道楚国虽然看起来很弱，但随便凑上数十万军马，还是不在话下的。秦王的另一个战略是和赵国讲和，只有这样，才能够免除秦军的后顾之忧，这便有了前面述及到的渑池之会。赵国别无他法，只能暂时和秦国联合。
第121章种下了“亡秦必楚”的种子
当时的楚军号称带甲百万，单兵素质很高。楚国地处南方，而南方地形复杂、气候恶劣，锻造出了一大批精兵悍将。如果不用计策，秦军和楚军在正面战场上一对一的掩杀，则很难说最终的胜负几何。所以秦昭襄王对于此战也心存忧虑，尽管坐镇中军的是号称百战百胜的战神白起。白起即将出征之前，秦昭襄王便向他问道，要彻底地大败楚军，需要多少秦军精锐。
按照秦昭襄王的想法，杀敌一千会自损八百，此战起码有数十万以上的秦军就此埋骨他乡。谁料白起竟说只要7万兵马，这多少让秦昭襄王有些怀疑。
如果是一般将领带兵打仗，秦王的估计应该是很准确的。比如后来秦王嬴政进攻楚国的时候，曾以李信为将，带领20万人马与楚军交战，结果战争中共死九都尉，大败而还。为消灭楚国，不甘心的秦王嬴政最后只好派出一代名将王翦率60万大军攻楚，楚国才灭亡。白起所言，于一般人而言，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但白起既然说出此言，一定已经胸有成竹。历史证明了他近乎狂妄自大的那句话——7万足矣，并没有半点虚言。因为白起认为：“楚人之俗，轻剽颛急，战时勇于攻取而拙于守御，只需学昔日之伍子胥，选精取锐，长驱直入，数战则可破郢矣。”
秦昭襄王闻言，不禁拍案叫绝。这自然是出于对白起的信任，如果一般的军中大将如此妄言，秦昭襄王必定会对其嗤之以鼻。于是秦昭襄王将白起派遣到了上庸（今湖北竹溪东南），代替司马错指挥秦军。白起照与秦昭襄王的约定，选取7万习惯在山水之间作战的精壮之士，由白起亲自率领，顺汉水而南下，直接出其不意地深入楚国腹地。白起计划先夺取楚陪都鄢，之后再夺楚都郢，此谋略称之为“置之死地而后生”。白起善于出动奇兵，看似将自身置于数十万楚国军队的包围圈内，实则是千里跃进敌人的心腹地区，以最小的力量，给予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
历史总是这样的巧合，秦国攻击楚国这一战，和后来实践“亡秦必楚”的项羽的战略竟然如出一辙。白起此行不带任何粮草辎重，一路以战养战、因粮于敌，掠取汉水流域丰饶的粮草补给军需，让秦军既无“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的担忧，也减少了这一方面巨大的支出和带给军队的疲乏。此外，白起还在楚国境内大搞政治攻势，用田宅、免除赋税等种种优惠政策来诱惑楚人，如此一来，楚人自然乐意为秦军所用。如此秦军就又多了一个灵活性很强的同盟，可帮助军队运输粮食。
行军路上，白起命令秦军，一旦过河，便拆桥毁船，自断归路，示以死战之心，让秦军背水一战。这一方法往往是战争中以少战多时采取的策略。少对多时，破釜沉舟之计策，不仅可以激励己方将士的必死决心，同时也让敌军看到了己方军队强大的威慑力。
楚军便因此深受震慑，虽然人数众多，却抵挡不住秦军的进攻，遂节节败退，兵败如山。秦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取汉水流域要地邓（今湖北襄樊北）及附近几座城池，直抵鄢都城下（今宜城东南）。一时之间，那里便成为一个楚国倾国之兵和秦国白起的7万兵马的决战场地。
白起在一开始就比别人看得远，他之所以直接将秦军7万人马瞬间移动到鄢，就是因为他看中了鄢的独特的政治地位和关键的地理位置。
楚国的别都，历来鄢郢连称。它离楚都郢也就二百里地，历来为楚国的第二政治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拱卫郢都的北大门，因而此地万万不能有失。如果鄢落入秦军之手，则楚国最后守土抗战的军心将会土崩瓦解，楚国就会面临亡国的危险。
当时楚顷襄王也看出了秦军的战略意图，他自然清楚楚军原先制订的围歼白起大军的计划早已经不胫而走，或许白起早就看出了楚军的意图，可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保护国都，楚顷襄王只好采取最保守的战法，命令汉水流域各战线所有楚军回援鄢都，不惜一切代价将秦军扼在此地，只要楚军能够坚守十天半个月，而楚人楚地不给秦军供给粮草，不让秦军的援军到来，楚军自然就会“不战而屈人之兵”。
与此同时，楚人还在原来高大城池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并且布置了许多的强弓硬弩。孙子谈及用兵之法之时说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楚军有数十万，而秦军只要区区7万，逃跑躲避是不可能的，诱敌决战也有很大的风险。
秦军要做到的是如何能够在夺取城池的同时，还能以最小的代价造成敌人最大的伤亡。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白起如果再想不出必胜的策略，到时候即使秦军想撤出，楚军也断然不会答应了。
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考量为将者随机应变能力的时刻。这时白起认为，必须要坚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的策略，以待时变再趁势出击。”但秦军的军心已经开始浮动，所以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军中的白起一直谈笑自若，这成功地让秦军觉得即使天塌下来，最终的胜利都会属于自己。
白起的做事风格就是，既然一时之间，想不出万全之策，何不放松一下，也顺势给军队鼓舞一下士气。
这正应了那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白起就这样走进了汉江，一跃跳进了江中——游泳。此次游泳给白起带来了灵感，水既轻柔，瞬息之间又可以化作滔天大浪，成为杀人的利器。兵法云：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白起决定，动用水攻，来解决眼下的难题。
翌日，深受启发的白起急忙将这一计告诉了手下的几个心腹干将，让他们派出了一支几千人的部队在离鄢都西北约百里的蛮河武镇筑坝拦河，同时还在这条汉江支流东西向秘密修筑一条百里长渠。此计策成败的关键，就是出其不意掩其不备，因而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
一切都在楚军浑然不觉之间完成，只要白起一声令下，就可以挖开河坝，江水之力，自然远非人力可以抵抗，到时候楚军数十万兵马就会被秦军兵不血刃地抹杀。观察到楚军并没有任何发现的迹象之后，白起决定动手。
这几日，楚军正在奇怪秦军为何还不撤退。趁此时机他们厉兵秣马，只要秦军一撤退，楚军数十万军马便会倾巢而出，将秦军杀个片甲不留。
楚军仍然认为只要坚守不出，秦军就一定想不到任何办法。夜幕降临，守城的士兵点起了火把，如一条长龙般，守护着这座城池。然而，他们不知道大祸将至，只听见城西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刹那间，地动山摇，轰隆隆的声音由远及近，仿佛地底传来的恶鬼惨号。河水是从城西进来的，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在睡梦中远赴黄泉。
第三日，再看鄢都已经变成了一个汪洋泽国，处于云水之间。数十万楚军，还有城中不计其数的平民百姓，就这么被滚滚洪魔瞬间拉入了无边地狱。有人说，白起就是上天给战国那个变乱的时期，降下的一个警钟。让那些坚信无义战的国家，饱受家破人亡之苦。只可惜他降错了国家，成为了秦国的将领，而秦国正是当时最无义的国家。
也有人说，是白起的到来才加速了战国的结束。因为在有限的土地上，会降生无限的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斗。因此，白起才以“人屠”的身份，消灭一切不安分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白起为了剿灭楚军所造的沟渠，至今仍然为当地人所使用。
但是楚国那些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失去了丈夫的妻子，失去了父亲的儿女，都会从此铭记一个名字——白起。也正是因为白起此时的作为，才在江东父老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乃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亡秦必楚。”
而此时此刻，即使他们想寝其皮啖其肉也只能望洋兴叹。他们也曾想了很多种办法去复仇，只要白起骄兵一成，顺势南下，则楚人便会不顾一切地前去杀了白起。可是白起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自然知晓“穷寇莫追”的道理。在破鄢一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白起并没有冒进，而是停下来休整部队，补充兵员和军资，同时将秦之罪人刑徒迁徙到刚得来的楚地，以充实秦军的后方，通过以战养战的方略，使其成为秦军进一步攻楚的基地。
白起最终还是南下了，只是他没有给予楚人任何机会，他带去的只有屠刀和征服。白起大军很快就攻陷了郢都北面最后一个桥头堡安陆，楚兵四散，楚顷襄王还没有从去年的大败中缓过劲来，就置身在白起的屠刀之下。
为了免除灭国身死的厄运，楚顷襄王不复当日的雄心壮志，当机立断抛弃了郢都，将国都迁到楚东北的陈，是为“陈郢”（即原来的陈国，今河南淮阳）。
秦国终于得到了郢都，这个楚国第一大都市，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手工业中心。战后秦国的势力，已经进一步得到加强。一个世纪之前，这里还是吴国人的属地，后来在秦国的帮助下，楚国人夺了回来，并使得楚国一度强大无比。只可惜今非昔比，楚人在经历了楚怀王之乱以后，便注定了沦落败亡的结局。
第122章一将功成万骨枯
白起用水攻，将楚军的精锐打击殆尽，此后一年的时间内，更是所向披靡，楚国再也找不出可以抵挡一时的军队出来，因而连其都城郢都也落入了白起军队的手中。
见楚顷襄王落荒而逃，秦昭襄王则兴奋不已，和宣太后一样，他们都没有料到，白起竟然再一次给予了秦军战争历史的一个奇迹。如同当初宣太后捧秦王上台一样，这一次他们都齐心协力，尽可能地给予白起以帮助，并且还下了一道谕旨，让白起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于是，白起在攻破楚国都城之后，分兵三路向楚国的其他地方进军。第一路向南攻到了洞庭乃止；第二路向西攻到了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第三路向东攻到了竟陵乃罢。短短数月时间，楚都周围数百里辽阔富庶的土地尽归秦有，秦国的实力得以再一次增强。为了彻底地控制被占领区，秦昭襄王下令，在这些地区设置南郡，其治所就是曾数百年为楚都的江南第一大都会——郢都，楚国似乎就这样灭亡了。
但是当时的人们都相信，他们只要有共同的祖先，就能在其精神的维系下，不断地凝聚起来。而楚人的祖先，就葬在秦国西路军所占领的夷陵地区。白起认为只有彻底地将楚人的精神绞杀，楚国才不会死灰复燃。但是秦国当时的掌权者是宣太后，宣太后乃楚国的贵族，如果白起毁了夷陵，不就是间接地掘了宣太后的祖坟吗？
其实，倒是白起多虑了，他只知道宣太后是个楚国人，却不了解宣太后早就一心向秦，在秦国彻底安家落户了。昔日她为了秦国后方稳固，可以出卖色相引诱义渠王，今日为了秦国的强盛，应该亦不会在乎区区几座坟墓。
于是在宣太后的一声令下，白起放了一把火，夷陵就此成为历史的回忆，留下的只是些微的断壁残垣。
白起在烧毁夷陵的同时，也不禁心底发颤，幸好自己是宣太后的盟友而不是敌人。论打仗，宣太后不如他白起，但是论到玩弄政治权术，白起全然不是宣太后的对手。
白起以为，此后楚人再也提不起任何斗志，只能论为秦国的附庸。岂料物极必反，他用一江大水，将楚国35万生命席卷吞没，楚人已经对其十分怨愤；他又用一把大火，将楚国的宗庙毁于一旦，国仇家恨，不共戴天。所以全体楚人在这一刻立下重誓：楚虽三人，亡秦必楚。
这个时候，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人物自投汨罗江了，这个人就是屈原。当楚国国都郢被秦军踏在铁骑之下时，屈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哀郢》：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
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
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
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
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
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跖。
……
正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几家欢喜几家愁，就在楚国一片仇怨惨淡，对白起恨入骨髓之时，秦国那些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则对白起敬若神明。
秦昭襄王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论起功劳之大，整个秦国除了白起不作第二人想。从很多场合中都可以看出，白起对于秦昭襄王很是忠心。秦王认为只要大肆封赏白起，就可以达成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来，可以获取白起的更大忠心；二来，可以让一些崇尚白起的人，感叹秦昭襄王的明智，受其鼓舞，进而更加效忠秦国，奋勇杀敌；三来，可以将计就计，在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可以暂时缓和与宣太后集团的关系，维持秦国内部的稳定。
于是秦昭襄王金口一开，颁布了一道谕旨，封白起为武安君，取“以武安民”之意。白起，这个曾经秦国最底层的士兵，终于站在了秦国的巅峰位置。当时的战国四公子：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都是各个国家的王族，如果没有高贵的血统，要被封为君实在比登天还难。可见白起之功劳于秦国而言，和商鞅一道，可并称文武双绝。
当然，战国名将之中，廉颇、李牧都被封为君，然而要论到功劳，则大秦武安君才堪称第一。
一将功成万骨枯，白起终于踏着无数人的尸体，走上了人生的巅峰。恰如《庄子·胠箧》中所书：“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尽管北边有赵国在虎视眈眈，但是白起依然我行我素，无所顾忌地攻伐着楚国的土地。公元前277年，秦国武安君白起趁着楚军元气大伤之际，再次大举攻楚，西克巫（今四川巫山北），南平黔中。秦遂以巫地为巫郡，黔中地为黔中郡。至此，占楚几乎一半国土的江汉湘黔之地尽归秦有，楚国继前面丧师失地之后，再一次陷入危险的境地。
就在楚国人人自危之时，白起竟然不再行动了。白起认为楚国之地，只可以占据秦国触手可及的地方，而不可以妄自奔袭千里，徐图将整个楚国纳入版图。因为楚国国界太广了，如果战线拉得太长，以秦国有限的兵力，最终即使征服了楚国，必定会让三晋之地的其他国家有可乘之机。
为了免除后顾之忧，秦国决定，要先对三晋之地中的实力最强者——赵国出手。
而在此之前，秦国还需要在外交上配合一下白起。因为两年以前，秦国就和赵国在渑池之会上结盟，秦王根本没有料到，白起会这么快就将楚国打成这样，如果秦国就此和赵国翻脸，必然会显得秦国太过不讲信义。除此之外，赵国一贯坚持的策略是“南守北攻”，从来不轻易和中原国家交兵，秦国既想要打击赵国，又想要赵国率先出击，的确是个两难的问题。
宣太后认为，与其直接面对赵国，不如从第三方着手。自韩、赵、魏三家分晋以来，他们三个国家总是宣传依然是一个整体。事实上三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特殊，确实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于是秦国决定，先出兵魏国，到时候赵国只要掺和进来，秦国就有了对付赵国的理由。
公元前276年，秦武安君白起率兵10万伐魏，拔二城，秦国和魏国的交锋正式开始。魏国自然不会料到，它不过是因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才接二连三被秦国攻打。公元前275年，穰侯魏冉又亲率大军攻魏，一直打到魏都大梁。这时候，赵国依然没有行动，只是派遣使者前去韩国，最终说服韩派大将暴鸢来救，可惜依然被秦军击败，4万多将士魂断魏国。
魏安釐王再一次演上了他的拿手好戏：以土地换和平，献上温地（今河南温县西南）8座城池求和，魏冉退兵。当然，从古至今有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就是以屈辱换来的和平，必将是短暂的。果然，公元前274年，秦国准备再一次进攻魏国，因为前面两次的进攻，获取了很多实在的好处。但赵国依然没有任何行动。岂料韩国竟然联合齐国，为了前面丢失的城池和土地，向秦国大举进攻。魏国再次战败，丧师失地自不用提。
其实，赵国一直在观察着魏国和秦国交战的局势，也深深地为魏国屡战屡败而担忧。当然，这种担忧的深层次意义，是在担忧一旦魏国被打得爬不起来，到时候秦国就要对赵国动手了。与其坐等成败，不如火速驰援魏国，来个先下手为强。
只是和秦国一样，赵国也需要一个出兵魏国的理由，换句话说是需要一些实在的好处，才可以让赵国甘心出兵。魏王在经历了战败之后，派遣使者来到了赵国，承认赵国三晋之地的最高地位。魏国的目的是将赵国推向三晋之地的头把交椅后，若以后秦国入侵，赵国要身先士卒地前去抵抗。然而，就在此之前，迫于秦国的强势，韩国已经成为了秦国的附庸，在秦国东征西讨之时，为其呐喊助威。
韩国乃三晋之一，倘若韩国成为秦国的势力，那三晋之地就会变得支离破碎，势单力薄，对付强秦的难度就会增加。于是，赵国和魏国商议，攘外必先安内，要抵抗强秦，就必须先打击韩国，让韩国转而投向赵国。
赵惠文王所采取的方式很直接：命令军队和魏军联合，前去攻打韩国。可惜韩国似乎铁了心跟随秦国，就在赵魏联军即将压境之时，韩国派遣使者，星夜兼程感到秦国处求救。
第123章风口浪尖
被韩国派出去，请求秦国救援的使者的名字叫陈筮。
陈筮，战国时期韩国人，生卒年不详。历经韩国的三个君王，可谓三朝元老，然而他依旧是个小官，在韩国相国门下做事，略有才能，为韩国相国所知。
在赵国和魏国联手进攻韩国时，韩王便向臣下咨询，该派遣谁去向秦国求援。于是，韩相国想到了陈筮。韩王对相国十分信任，便委托他全权代理此事。
听闻陈筮抱病多时，韩国的相国连忙来到陈筮处，对陈筮言道：“世事艰难，国家危急，小病不足虑，希望你能够为了国家大事计，到秦国走一趟。”（《史记·韩世家》）
陈筮闻言，知道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既然相国能够亲自来到府上请他，那就代表整个韩国都对这件事情很重视。所以陈筮欣然答应，并向相国保证，不成功说服秦国，誓不还乡。当时人人都畏惧秦国，谈秦色变。陈筮这一次出使秦国，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陈筮来到秦国后，直接前去拜见秦国当前的掌权者——穰侯魏冉。魏冉知道，赵国要出击了，但是为了攫取最大化的利益，宣太后等人还是认为，应当从韩国获取一些好处。于是，魏冉胸有成竹地说道：“韩国的事情应该很危急，不然何以会特地派您来呢？”陈筮说：“此言差矣，韩国没有任何危急之处。”魏冉没有料到，这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来向强大秦国求援，竟然敢如此傲慢，遂生气地说道：“您这样没有诚意，如何为你的国君做使者呢？众所周知，你们韩国的官员为了向秦国求援，可谓车马不绝于道。他们都向敝国报告，韩国遭到魏国和赵国联军的入侵，情况危急。您来了却说不危急，这又作何解释呢？”
陈筮闻言，不慌不忙地说道：“韩国危急了，就不会前来找秦国帮忙，而会改变立场投靠其他国家。”陈筮这句话的用意很明显，因为韩国的情况不那么危急，所以他才能够来这里了，否则早就向魏国和赵国投降了。秦国最害怕的就是三晋真正地合为一体，到时候互相呼应、铁板一块，秦国再想图取这些地方，就难比登天了。魏冉自然知道其中深浅，见陈筮如此说辞，忙将面色一缓，急忙说道：“秦王的面你不用见了，秦国这就发兵援救韩国。”
此次陈筮到秦国求援，虽历时不长，却足见其出众的外交才华，竟然连一向老奸巨猾的魏冉也受了他的激将法。魏冉问陈筮韩国的形势是否危急，自然是别有用心。然而陈筮的回答更是出人意料，这不禁让魏冉感到奇怪，便想一探究竟。陈筮趁机指出当前的形势：韩国的形势之所以不危急，是因为韩国会在危急时刻改变立场投靠赵国或者其他国家，这样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化解危机。其实，魏冉之所以答应韩国，固然有害怕失去韩国这样一个盟友的成分，但是更多的则是秦国早就谋定而后动的战略——引诱赵国出战，为秦军打击赵国找到理由。
然而，秦国上下都知道，赵国可是块硬骨头，名将赵奢、廉颇，胡服骑射之后的赵国铁骑，可都不是易于之辈。此次作战如果魏冉出战，秦军也许只有五成的胜算，而如果是白起领军，则无论是在谋略上还是在士气上，秦军都会上一个台阶，胜算就会高出许多。
此战是白起蓄谋已久的一战，为了能够彻底地打败赵国，他一直在研习兵法，苦练士兵。在出战之前，秦国的四个掌权者：魏冉、宣太后、秦昭襄王和白起，对魏国和赵国联军的战略意图分析得一清二楚：让韩国背弃秦国，投降赵国，这也是陈筮的意思。
俗话说，救人如救火，既然决定了派遣白起前去援救，那么速度就成了援救的最大问题。如果去晚了，则韩国势必会降了赵国。虽然三晋之地的统治者们各怀雄心，但是其中的平民百姓却有着共同的根基，很容易结成同一力量。
“兵贵神速”的道理人人都懂，但真正到了行军打仗之时，这速度二字就非易事了。当时赵魏十几万大军已经攻破了韩国的军事重镇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离韩国的都城郑（今河南新郑）不到百里之遥。白起所部在咸阳，离华阳还有千余公里的山路，崎岖难走不说，而且还恰逢雨天。于是白起再次拿出了其看家本领：命令部队脱去上衣，只带着盔甲一路急行军。10万人马只用了8天时间，便神兵天降般地直奔到华阳前线。
而另一边的魏国和赵国的联军，则满心以为胜券在握，所以很缓慢地往韩都郑前去。这次带兵的是魏军主帅芒卯，《战国策》中涉及了关于他的四篇文章，具体的信息不详。有人评论芒卯是个能使诈的将领，能在危险时刻挽回局面，或许还能获得小利，但却没有大才，此次带兵，便是孟尝君田文所举荐。后来田文还因为此事，被魏王免去了丞相一职。
对于秦军的来援，芒卯并不是没有任何预料。只是他认为，秦军就算来援，也绝无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达，所以当10万秦军如幽灵般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芒卯大惊失色，丢下部队落荒而逃。
军中无大将，自然混乱不堪。军心大乱的赵魏联军，见白起大军如入无人之境般，在联军中所向披靡，不断地收割着他们的人头，只能各自为战、只求能够保住性命。
转眼间，联军13万人马，都做了秦国的刀下亡魂。其实韩赵两国名为联军，实际上也是各自为战，因为将士之间的配合需要一段时期的磨合。为了不影响战争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此次战役中，打着联军旗号的13万人马，其实都是魏军。如果是赵军，也许就不会如此轻易地被击溃，尤其是在赵军大将廉颇、赵奢等人的指挥下。
白起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赵国的精兵强将一较高下。只可惜，这一次带兵的赵军将领，竟然不是廉颇，而是贾偃。
眼看着魏军败得如此迅速，贾偃大吃一惊。此时贾偃只能率领大军死守，只要赵军能够支撑到廉颇大军的到来，两面夹击之下，定然能够击溃秦军。贾偃也颇有领兵作战的经验，见白起大军来势汹汹，他不慌不忙地在黄河岸边布下阵势，秦军先锋胡阳几次猛攻，都惨败而归。
几日以后秦军隐约地看见，黄河对岸的廉颇大军即将到来，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将士的脚步让大地摇晃。此一战对白起来说，是他一生第一次正面和赵军交手，廉颇成名早过他，是他向往已久的对手。
如果让贾偃的大军顺利支撑到救援到来，敌军以逸待劳，秦军势必会大败亏输。既然强攻不成，那就只能智取。
白起用计，向来是连环出招，让敌人应接不暇，此次也不例外。
第一招，白起派遣使者前去赵军营中，向贾偃招降。贾偃自然不会就范，一见使者，差点就违背了“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其实白起也没有指望贾偃会率部投降，这不过是他的疑兵之计，旨在为第二招打掩护。
第二招，就是让4000轻骑兵在双方谈判时，悄悄掩到赵军的侧翼，只待两军处于胶着状态之时，再趁势冲击赵军。到时，赵军必然会惊慌失色，军心一乱，大事可期，成败在此一举。
果然，就在秦国和赵国的军队于正面厮杀不停时，轻骑兵出动了，他们都没有携带任何盔甲，而以血肉之躯直接冲击赵军的阵营。不久，赵军就出现了变乱之相，开始缓慢地向后撤退。白起依照计划，命令军队在包围魏军时故意留下一个缺口，其后设长矛，其他三面竖起盾牌，将赵国军队逐渐往黄河的方向逼去。很快，赵军将领贾偃弄明白了秦军的诡计，但是为时已晚，赵军退到黄河边后，就没有了退路。秦军向没有退路的赵军强攻，赵国士兵一个个被挤入滚滚的黄河之中，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黄河水冲走了，两万浮尸差点堵塞了黄河河道。
主将贾偃见大势已去，不堪受辱，于是拔剑自刎。
而对岸，廉颇大军正好赶到，一双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河岸这边的白起。
此一战，白起大军再次大获全胜。自白起出师以来，魏国连番损兵折将。在伊阙一战中损兵16万，不久又被魏冉斩首8万，如今再被白起灭掉13万，整个魏国，已经无人可用。
从当时的战略局势看来，魏国是东方六国的脊梁所在。眼看秦国马不停蹄，欲要扩大战果，趁势灭掉魏国。
天下危矣！
赵惠文王只能马上联合燕国，以救援魏国。这时魏安釐王再次决定以土地换取和平，于是将南阳（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地区）之地给秦国。这一次，魏王虽然还是沿用了老伎俩，但还算是明智之举。因为秦国已经认识到，赵国虽然损失了两万人马，但是其精锐并没有被消灭。赵国正在策划各国合纵共同打击秦国。于是，秦昭襄王审时度势，决定见好就收，接受魏国南阳地后退兵。在第二年，秦把所占韩、魏的南阳与楚的宛，合建为南阳郡。
但是魏国并没有参加赵国的合纵，而是借机投入秦国的怀抱，赵国的图谋就这样化为泡影。而秦国则终于打破了渑池之后的盟约，可以顺理成章地打击赵国了。但在此之前，秦国还需要对付其后方最后的一个隐患——义渠国。
此后的事情，前番已有介绍。秦国宣太后以铁腕手段，诛杀了和她相好了数十年的义渠王，秦军顺势灭掉了义渠国，平定了西北边患，秦国有了征战天下最为巩固的大后方。而赵国，已经站到了与秦国大军战斗的风口浪尖之上。
第124章“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范雎到达秦国之后，顺利地取得了秦王的信任，并做了秦国的丞相。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秦王的信任，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情：他帮助秦王制定了夺取天下、问鼎中原的策略——远交近攻；同时也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打击四贵。
如此，秦昭襄王不仅成为了秦国唯一的权威，也成为秦国政权真正的最高统治者。范雎于是成为秦昭襄王的股肱之臣，引为其心腹。范雎对于秦国的贡献，实在是堪比商鞅。
李斯在《谏逐客书》一书中对范雎有着极高的评价：“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因而可以说范雎上承秦孝公变法图强之策，下启秦始皇统一帝业之志，对秦国的统一大业有着突出贡献，是秦国的一代名相，其与苏秦、张仪一样，有着非凡的才华。
然而，范雎此时虽然风光无限，能够在秦国呼风唤雨。但是他自己清楚，他所做的一切，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魏国在秦国“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和白起大军的无情攻击下，连番丧师失地，让原本是魏人的范雎唏嘘不已。或许，他对于自己已经是无可奈何，因为身不由己，他做了秦国的相国，秦昭襄王对他有知遇之恩，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说的就是此时范雎的选择。
在政治上，白起仿佛是个不谙世事的人。范雎如果选择对付他，则秦国必将失去一个臂助，秦军就再难以所向无敌。而如果不对付他，不但自己的地位会受到威胁，魏国也必将有着亡国之祸。
此时的范雎依然存在感情，虽然他曾在魏国受了那么多的磨难。
这一切，都还得从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83年）说起。当时燕国有一名将乐毅，在他的率领下，燕、楚、魏、赵、韩五国的联军，很快就攻破齐国都城临淄，齐国70余座城池被乐毅一举定服，仅剩下即墨和莒两座城池尚未被联军攻破。齐湣王见国破家亡，只能逃亡，后来被楚将淖齿所杀。齐襄王在当时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国势下，仓促在莒即位。也是齐国命不该绝，齐将田单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智摆火牛阵，大败联军。齐国重新夺回失去的土地，重新回复当年的兴旺。当初破灭齐国时，魏国可谓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在齐国国势日强的情形下，魏王自然惧怕齐国会借机报复魏国。于是，魏王遣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议和修好。
须贾当时官居中大夫，而范雎正是其门下的门客。范雎在须贾的门下，就不时显露出谈天说地之能，安邦定国之志。只是在须贾的眼中，他只能作为一般的说客。
此时的范雎，没有任何背景家世，即使再有才能，也难以获取他人的赏识。正是所谓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东周列国志》中有记载说，范雎曾梦想着能够在魏王手下做事，只可惜他空有满腹经纶、经世之志，却因为家贫，而不能自通。《史记》中也说道，范雎无以自资。无奈他只能委身在中大夫须贾门下，做一个寒酸的舍人。
这次须贾出使齐国，将范雎带着在身边，对范雎来说是一次机会。
须贾很顺利地到达齐国都城，并和齐襄王法章见上了面。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齐国差点就被乐毅带领的五国联军灭掉，而魏国正是其中出力最大的国家之一。齐王新近即位，国仇家恨一起涌上，岂能给予魏国使者以好脸色？
所以在见到了魏国使者之后，齐王当即奚落地说道：“寡人只听说，魏国喜欢在战败时屈辱求和，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魏王的脸皮很厚。想当年，寡人先王和魏国一同前去讨伐宋国，是何等的亲密无间，如同兄弟一般。可是没有料到，齐国人把魏国人当做兄弟，魏国人竟然和别国共同攻打齐国。寡人猜想，当初魏国帮助燕国攻打齐国时，心底应该是何等的畅快，既攻破了齐国的城池，还害死了寡人的先王，齐国一片断壁残垣、饿殍满地、尸横遍野。好个魏国，见齐国强大起来，又腆着脸来向齐国求和，如此势利小人组成的国家，教寡人何以相信你们呢？”（《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一时之间，须贾无言以对。正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昔日齐国落难之时，魏国不仅没有拉齐国一把，反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实在令人感到羞愧。
不过这时范雎站了出来，为魏国辩驳。他并没有直接面对齐王所说，而是旁敲侧击，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他认为，当初共同讨伐宋国的，除了齐国、魏国之外，还有南方的楚国。自然在合战之前，三国都曾经立下盟约：只要宋国一灭，齐国、魏国和楚国将平分宋国的土地。岂料就在三国联军将宋国城池攻破之后，竟然祸起萧墙、变生肘腋，齐国竟然乘人不备，将魏国打个措手不及，夺去了本该属于魏国的土地。如果没有齐国在攻取宋国时的背信弃义在先，又怎么会又五国联军伐齐在后呢？
范雎义正词严一番，说得须贾也激动不已。只见范雎向前一步，继续向齐王说道：“依照在下看来，魏国虽然在名义上和其他国家一起讨伐齐国，实际上则是没有任何动作。齐国招致众多国家的讨伐，肯定是事出有因，如果魏国不假装参与进来，必定会被认为和齐国一样，从而被孤立起来，甚至会遭受同样的讨伐。这一切都是时势所逼，魏国也无法力挽狂澜，只能做个识时务的俊杰。这些从以后魏国的行动中，都可以看出来。当其他的国家争先恐后地攻入齐国都城临淄时，只有魏国按兵不动。请君试想，如果当初魏国也参与了进来，大王哪里还有机会在这里耀武扬威呢？”
范雎这三寸不烂之舌，将魏国讨伐齐国的所作所为推得一干二净，更是站在魏国的立场上极力贬斥齐国，让齐王和魏国使者的主客位置瞬间对调。范雎是个聪明人，他知道魏国此次前来的目的，不是和齐国来争执对错的，也不是来贬低齐国的。魏国使者此来，只有说服了齐王和魏国修好，才算是取得了成功。
所以范雎还需要极力捧一下齐王，只见范雎继续说道：“齐王有天纵之才，更有绝世的经韬纬略，在大王的励精图治之下，齐国终于再现当年的辉煌，崛起于列国之间。昔日齐国的先王仗着齐国的强盛，不免渐生骄狂之心，遂小视天下英雄，才导致后来的亡国之祸端。在下不才，料想大王之才智定然胜过先王，因而也不会有什么骄狂的作态。岂料今日一见，实在是让人大失所望。大王这种盛气凌人的气度，岂是一个明君所为？”
范雎这一贬一扬，对于齐王而言，实在是振聋发聩。虽然一时之间，齐王还难以接受范雎的说辞，但是对于这个人，齐王则是留心有加。稍加咨询，才知道这个把齐王说得哑口无言之人，竟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舍人。齐王不禁想到，这魏国果然出俊杰，随便一个人，便有如簧巧舌。如此大才，竟然不能为魏国所重用，足见魏国国王实在是无识人之能。
既然魏国不重视范雎，齐王决定将范雎收为己用。
当夜，齐王便派遣自己最得力的属下，前去探访范雎，一探他的虚实。自然这来的人所带来的消息，能够让范雎怦然心动。齐王认为他是天下雄才，只要他愿意留在齐国，就许以高官厚禄，拜为上卿。
范雎没有答应，因为他认为，首先他是魏国的使者，虽然不得重用，但总是魏国之人，如果擅自从了别的国家，那样只会被人看不起，成为一个不讲信义之人。其次，则是范雎此时还心向魏国，只希望有朝一日，魏王能够见识到自己的才华，进而重用他，实现他的功名大业。而此次他锋芒初露，必然会被魏王所知，到时依据实际情况，可以再定去留。此外，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当时齐国虽然号称东方第一强国，但是当初五国伐齐，齐国已经大损元气，且国内也有很多纷争，前途堪虞，范雎虽然没有高官显位，但见识一点也不弱，知晓自己在齐国，前途不大。
岂料齐王见此，更加佩服范雎的德操。有才之人，天下不少，但如论到才德兼备，在当时而言则是少之又少。于是齐王决定，只要有可能，就要想尽办法留住范雎，并且派遣属下给范雎送去了许多黄金、好酒、好肉。范雎自然不会被这些俗物所动，所谓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范雎觉得自己断然不能自毁前程，所以齐王的心思再次白费了。
然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虽然范雎此时可谓坦坦荡荡，但是对于一向以多疑著称的须贾而言，很容易便生出了疑虑：莫非这齐王和范雎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于是，须贾急忙叫来范雎，对其进行了询问。范雎心想，这须贾肯定怀疑自己了，与其让他继续猜疑，不如直言相告，让须贾消了疑虑。
岂料此时的须贾并不见范雎之才，还窃自以为这范雎何等何能，会让齐王如此屈尊纡贵？如果说要给使者送礼，也应该送给须贾，怎么会找他属下一个舍人呢？当然，须贾不会当即将他的想法说出来，而是隐藏了下来。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范雎此时，如一个君子一般光明磊落，不忧不惧，所以心胸宽广坦荡；而须贾则如小人一般，患得患失，忙于算计，又每每庸人自扰，疑心他人算计自己，所以经常陷于忧惧之中，心绪不宁。此次事件，范雎以为就这样过去了，而他却没有料到，真正的暴风雨，往往就隐藏在之前的平静之中。
第125章去秦一展抱负
范雎无所畏惧地回到魏国，就在他希望须贾能够大力引荐自己，从而飞黄腾达之时，须贾竟然跑去了魏国宰相魏齐之处。魏齐是个昏庸之人，对须贾一向信任有加，在须贾加油添醋的叙述下，魏齐对范雎痛恨不已。
魏齐认为，他之所以派遣范雎作为使者前去齐国，是对其信任的表现，现在发现他竟然不知恩图报，反而卖国求荣，当然很愤怒。于是，他急忙派人前去将范雎抓起来。
与此同时，魏齐还马上召集全体官员跟宾客举行盛大宴会，目的是在他们面前逼迫范雎招供，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范雎刚刚被抓时，尚不明所以，但是一看堂上须贾的诡异面色，他便心知肚明了。回想自己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并无疏漏，只是在出使齐国时，须贾对其心生不满。他料想一定是须贾向相国魏齐进了谗言，魏齐才如此对待自己。岂料不等范雎辩驳，魏齐就让属下甲士将其按住，顷刻间棍棒齐下，让范雎痛入骨髓。但是范雎认为自己并无过错，所以没有什么可招的，而一旦自己被迫承认了魏齐等人想要的通齐罪证，那么等待他的就只会是抄家灭族之祸。
所以，无论魏齐对他如何施刑，他就是闭口不言。不过他的心中一定是对蒙受不白之冤的满腔怨愤和有口难辩的悲痛凄凉。一百杖之后，范雎已经血肉模糊。然而，魏齐并没有就此放过范雎，他让狱卒前来用冰冷的水泼醒了他继续打，直到他招了为止。这一夜是范雎一生的噩梦，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但狱卒、魏齐和须贾等人并没有因此心软。看累了，魏齐和须贾就前去休息；打累了，狱卒们便喝一口酒，顺势喷洒在范雎的身上。
范雎在剧痛中几番昏厥又几度醒转，如同在黄泉道上走了好几遭，在鬼门关前转了无数回，简直生不如死。
翌日，被殴打一夜的范雎的肋骨折断，牙齿脱落，血肉模糊，狱卒告诉魏齐范雎死了。
魏齐听后哈哈大笑，继而说这种人死有余辜、万死难辞其咎。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杀鸡儆猴，让别人知道背叛魏国是怎样的下场。只是，范雎自始至终都没有招认其罪证，对于他和齐国的“阴谋”从此便会永埋黄土了。
只是，魏齐连范雎永埋黄土的愿望，都不会让其达成。既然他没有九族可以诛除，魏齐就只能在范雎的尸身上下工夫。于是，魏齐命令狱卒们将范雎的尸体用草席裹了起来，丢到了茅坑里面。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人人在他身上留下污秽，让他死后也遗臭万年。这天傍晚时分，一阵清风吹过茅厕，范雎醒转了过来，剧痛之下，不禁呻吟一声。
不巧这声音竟然让茅厕外的守卒发现了。于是乎，那个士卒便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走了过来，心中暗自想道：莫非是这刚死之人的灵魂附体？还是其鬼魂归来，为范雎报仇雪恨？
看到活着的范雎，守卒吓了一跳。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范雎并没有死去，只是受了重伤。
范雎虽然已经是气若游丝，但是马上便对于自己的处境有了清晰的认识：眼下凭借自己，无论如何也回不去家中，再拖得一时半刻，也必定是死去的结局；守卒过来了，要么前去禀告自己的处境，到时自己定然难以逃出生天。于是，范雎决定，利用人的贪婪心和同情心一搏。
也是范雎命不该绝，他告诉那个守卒，眼下自己已经是个废人，对于任何人而言，都已经没有了半点威胁，如果他能够放过自己，将他送回家里，让他能够落叶归根，那他自己做鬼也必将感念这守卒的大恩大德。家中的金银财宝，也会全部送给这守卒，以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这守卒心想，即使自己将范雎没有即刻死去的消息上报，有功则是上头领取，更何况，范雎说不定就在途中死去，到时还会落得个谎报欺上的罪名。这范雎也是可怜，死后还被人扔进粪坑里，索性就送他回去。范雎再怎么也是个国家官员，家中珍藏定不会少，只要将他送回去，自己必然可以获得一些好处。
于是，范雎的计谋成功了。守卒让范雎装作死人，然后趁着天黑时分，便将他送了回去。守卒也算聪明，为了能够顺利送回范雎，竟然直接对上面说，范雎在茅厕里已经开始腐烂了，实在是恶臭难当。魏齐闻言，直接说道，既然这范雎已经死了，留在茅厕里还会影响人们上茅厕的雅兴，与其让他腐烂，不如让守卒将其扔到荒郊野外，还可以让那些饥饿难耐的饿狼可以一饱口福。
于是，天色暗下来后，狱卒便将苇席和范雎一起拉起，送去范雎家。范雎妻子一见，当即大惊，便给狱卒几两黄金让他走了。可狱卒到了半路忽然发现竟然没有拿走苇席。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火速赶到范雎家，取走苇席后将其扔到荒郊野。如此，才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范雎，也终于在必死之局中，依靠自己的沉着冷静、机智果断，为自己求得了一线生机。然而，他眼下还并没有脱离危险，因为他还身处魏国，而魏国相国魏齐，在整个大梁城中遍布耳目，要逃出生天，还需做精密的筹划。
范雎的妻子见范雎竟然被打得不成人形，不禁悲从中来。
范雎见状，忙伸出右手，止住妻子的哭声。因为他名义上已经是个死人，万万不得惊动他人。于是，妻子忙将一身污秽的范雎打理干净，同时还将家中的痕迹擦净。为了不泄露行藏，眼下还不能够出面去请大夫。
范雎见妻子焦灼不停，遂向她交代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便是如何妥善安置范雎的事情，为今之计，任何陌生人都不能依靠，熟人也需要生死之交才可以保证安全。正好，范雎在西门陋巷中有一个结拜兄弟名叫郑安平，那里可以暂时作为他的安身之地。
第二件事，就是要处理好他走后的事情，如果他的妻子对他的死讯不闻不问，则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因此，范雎妻子第二天还必须要演两场戏：第一场，就是前去索要尸体，很明显魏齐等人都认为范雎已经被人扔到了荒郊野外，自然交不出来。如此，可以安定魏齐的疑心；第二场，就是要在家中发丧，并痛哭不已，这样就可以增强掩人耳目的效果。
范雎妻子立马就明白了范雎的意思，遂星夜兼程将范雎送到了他的好兄弟郑安平的家中。
回到家里，范雎妻子一切按照范雎所言，第二日便拉着板车，披麻戴孝前去魏齐处所向他们索要尸体。魏齐闻讯，不屑一顾地将她阻挡住，说没有见到这个人的尸体，可能已经被野狼叼去了。于是，范雎妻子便在魏齐处所外大哭大闹一场，最终被人轰走。回到家中，她又摆下灵堂，披麻戴孝，如此，范雎之死已经由假成真。
而范雎到了郑安平家，郑安平为其请来了自己可以信任的、熟识的大夫，为其疗伤续命。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之后，范雎的伤势便有了转机。半月过去，城中的风声逐渐消散，范雎也康复如初。
郑安平虽然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却有一个优点：很重义气。为了保全范雎，竟然将家庭抛弃，直接和范雎到了具茨山（今河南新郑西南），给范雎找了一个藏身之所。当然，此时的范雎，已经不是原来的范雎了。他的心，对于魏国已经有了嫌隙，不再和往日一般渴望得到魏王的重用，希望在魏国建功立业。此时的范雎已经更名为张禄。
这时候的范雎对未来的路途甚是迷茫。魏国不再是他的栖息之地，即使他才华满溢、风流恣肆也不会得到魏国的重用。齐国倒是一个去处，当初齐王就对他许下承诺，只要他能够前去齐国，就将授予他高官厚禄。只是这时的齐国虽然在田单的努力下复国，其实力却大不如前，其国力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只有经济实力上与秦国还可以一较高下。齐国已经从强国的地位上跌下来，整个战国只剩下一个霸权——秦国。此外，以前齐王在范雎锋芒正劲之时邀请他加入齐国，遭到范雎的拒绝。如果这时候范雎再前去，颜面上实在有些过不去。即使齐王十分乐意，范雎也不能为了前途而置礼义廉耻于不顾，其臣下必然会瞧不起他。
考虑到这些因素，范雎只能另谋出路。
周赧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71年），秦昭襄王派使臣王稽出访魏国。此时的魏国，在秦国眼中已经没有了多少威胁。华阳大战之前，魏国已经连番损兵折将，秦国要灭掉魏国，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但是，魏国虽然大势已去，但楚国和赵国实力犹存，慑于他们的威力，秦国还无法即刻灭亡魏国。魏国为保自身安全采取了割地求和的策略，于是，秦国顺势和魏国交好，以暂时安稳住它。
魏国的实力明显弱于秦国，而外交从来是强者的游戏，所以秦国派遣去魏国做使者的人并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王稽，却因这次出行，成为改变秦国历史的关键人物。
这一切，全要拜秦国的历史传统所赐。
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以来，秦国逐渐实现了富国强兵的国家理想。经过惠文王、武王、昭王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秦国的国势日益强盛，逐渐成为凌驾于东方六国的国家。自秦孝公开始，秦国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传统政策：举荐贤达者可获得与贤达者同样的赏赐，而举荐不肖者也要获得与不肖者同样的惩罚。在此政策的引导下，秦国的有识之士，都随时留意，访求人才。
转机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对于范雎之才能，郑安平最为了解也甚为佩服，他也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这个结拜兄弟能够飞黄腾达，自己到时候也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此之前，范雎就对自己的这位结拜兄弟说过，当今之世，唯有秦国能够让他大展才华，其他国家皆不可取。其理由有三：第一，战国七雄当中，秦国的国力最为强盛；第二，秦国现在虽然是宣太后掌权，到时秦昭襄王嬴稷也必然有亲政的愿望，那时便是有志者的时机；第三，秦国的用人制度最为灵活，能够不拘一格地任用官员，只要有才，就一定能够受到重用。然而如何到达秦国，得到秦国统治者的赏识，却是范雎面临的最大难题。
正在郑安平和范雎二人都在为自己的前途伤脑筋之时，一个人的到来让他们二人看到了希望，这个人就是秦国使者王稽。
范雎和郑安平商议，王稽虽然是秦国使者，但是其住所的防范并不是很严密。因此，他们完全有可能找机会混进去，到达王稽的近前，来个毛遂自荐。
正当第二天二人来到王稽府上，准备乘机混进去的时候。他们发现其门口竟然贴着一张告示，内容大致是秦国使者初来乍到，使馆需要打扫，特此向广大魏国居民招募杂役。
范雎见状，苦笑着摇了摇头。他虽然在魏国并不是什么达官贵人，却好歹也是一位才高八斗的有才之士，怎么可能纡尊降贵，做这种粗俗不堪的活呢？然而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他又不得不这么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受这点屈辱又算得了什么？比起当初被人殴打得半死，扔进茅坑，这点屈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就在他决定前去报名做杂役之时，郑安平止住了他的步伐。郑安平对他说，他一旦有机会就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未来一定是达官显贵，所以不应该去做奴才该做的事情。即使他不计较，将来也要被人笑话。这样的事情不如让他这个做兄弟的前去。
范雎拗不过郑安平，只能看着他前去应征，心中自是感动不已。
于是，郑安平顺理成章地做了王稽府上的奴役，没想到他一到王稽府上，就成了王稽身边的服侍人员，且能够早晚见到王稽。郑安平进退有度，言行举止都不像是一个粗俗的杂役，所以在众多杂役中，他很快就脱颖而出。
王稽很快就注意到了他，郑安平见此，办事更加尽心尽力，每次都让王稽很放心。渐渐地，郑安平获得了和王稽说话的权利。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王稽叫人来传话，让郑安平马上过去，有事情和他商量。这时，郑安平也感到时机成熟，准备来到郑安平的房间后，借故和他说话，以举荐范雎。
郑安平到了王稽近前，王稽向他问道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回到秦国。郑安平没有回答。因为他并不知道，这王稽为何会这么问。过了一会儿，王稽让他坐下，继而问道：“你可知道，魏国是否有贤人，愿意和我一起到秦国发展？”郑安平一听，当即喜出望外，他知道，自己和范雎一番等待，终于拨云见日，可见皇天不负有心人。于是他忙回答道：“先生问草民，魏国是否有贤人，昔日秦国的商君也是自魏国而出。由此可见，天下能人异士，大多出自魏国。得蒙先生垂青，向草民咨询，草民自然要举荐丝毫不差于商君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草民乡里的张禄先生。他久仰先生大名，知道您的贤德，所以想要拜访使君，论述天下兴亡之事。草民知道，先生定然疑惑，何以张禄白日不正大光明地前来拜会。这是因为，他有仇家在此，只能等到晚上前来。”王稽听闻有贤人，自然不会苛责是晚上还是白天来，甚至并不在乎他是魏国的罪人。昔日商鞅不也是被魏国追杀，逃到秦国而受到重用的吗？所以王稽连忙说道：“你不用客气，既然是个能人异士，大可以晚上前来，如果确有其事，我定然不会亏待于你。”
郑安平闻言大喜，遂向王稽告了个假，当日回到乡里。范雎听闻秦国使者如此礼贤下士，不禁更加坚定了去秦国一展抱负的想法。
第126章一路向西
战国时期，人们对国家并没有很强烈的归属感，魏国对于范雎来说或许只算得上出生之地，还无法上升到“祖国”的概念。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能够解释，被魏国一些权臣陷害之后他为何能够坦然地离开魏国，转而投向和自己的国家世代为敌的秦国了。由此可以发现，当时的周王室虽然名存实亡，但经过夏、商、周以来的发展，华夏之人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战国时期的一些纵横家以及一些有抱负的人能够坦然在各个诸侯国之间穿梭往来，寻求施展抱负的最好平台。从一个魏国人变成一个魏国的敌人，进而变成秦人，并一步步实现把所有的魏人、楚人、赵人、宋人、齐人、燕人、韩人都变成秦人的目标。范雎以其纵横天下的勇气，雄霸江湖的雄心，在成就秦国的同时，也成就了他自己。
这一切，都源于秦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王稽的到来，也归功于其生死之交和结发妻子不计一切的辅助。所以成大事者，不仅需要自助，也需要他助。
郑安平和范雎扮作奴仆，在夜色的掩护下，星夜来到公馆，拜见秦国使者王稽。王稽见这个人竟然来得如此神秘，遂心中好奇。知道他甘心愿意冒险前来，定然有不凡之处，于是，他很热情地请范雎坐下来，郑安平功成身退，回到了住所。王稽命人端来酒菜，和范雎促膝畅谈天下大势。范雎指点江山，如在目前，三言两语之间，便将战国的形势分析得一清二楚。他还针对秦国的未来发展做了一番简要的筹谋。王稽虽然才智不及范雎，却也是个识得贤才之人。范雎正是秦国需要的人才，只要将他引荐到秦王座下，必将受到重用。如此一来，秦王自会对其奖赏，范雎也会对其感恩戴德，而秦国也会更加强盛。于是，王稽当即和范雎约定道：“先生大才，王某佩服不已。我即将离开魏国，先生如果有意投效秦国，可在魏国京郊三亭岗之南等候，到时与我一起前往秦国，届时我必定向大王举荐先生之才能。”
范雎本有心向明月，奈何魏国这轮明月竟然对其不屑一顾，还屡次侮辱他。他这一去，对魏国恐怕是祸不是福。
在完成了出使魏国的一切事务之后，王稽便准备回返秦国。然而，他并没有通知范雎等人具体去秦国的时间。因为范雎虽有满腹才华，能不能为秦国所用，还需进一步考察。而这等待的过程，就是对范雎的最后一道考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没有登高望远，就无以确定有价值的探索目标；没有对目标的迫切愿望和自信，就难以面对征程的漫长和艰辛；没有千百度的上下求索，就不会有瞬间的顿悟。范雎能够成功，就在于他对于天下局势的洞若观火，也在于他对于建功立业的殷切渴望，更在于他对于一展才华的恒心和勇气。
得到王稽许诺的范雎回到住所后，立即作了两手安排。一边让郑安平找可靠的人到秦国使者王稽的公馆外守候，一旦他出发，便迅速来告知；另一边，则火速收拾行囊和郑安平到指定地点等候王稽。郑安平对此很是奇怪，他认为大可以等王稽派人来通知他们。这时范雎向他解释，这是王稽在考验他们的恒心和决心。不再多言，郑安平和范雎一起到达魏国京郊三亭岗之南。
一连数日过去，王稽却没有任何动作。正当郑安平焦虑不安时，派出去的人前来告诉他：王稽来了。等到王稽的车乘到来，范雎和郑安平立即走出。王稽见状，大喜，本以为他们不会来了，今日一见，疑虑顿消。遂将这二人迎上车架，向西边的秦国绝尘而去。
其实，对于前往秦国后是投效秦王还是宣太后，范雎做了一番很认真的计较。不过当时并没有下定结论。当时的秦国，秦王并没有多少的实际权力，真正掌权的是宣太后和魏冉，此二人把持着秦国的政治、军事大权，而秦昭襄王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君王。
但如果不出意外，秦昭襄王早晚会获得实权，因为他才是秦国的正统，无论宣太后如何留恋政治，终归有一天会驾鹤西去。
所以范雎内心实则偏向秦王。在去秦国的路途之中，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范雎下定了结束宣太后、魏冉统治，追随秦昭襄王的决心。
马不停蹄地连日跋涉后，王稽一行进入了秦国的边境。这天，他们驱车行至秦国湖县，忽然远远望见前方尘土飞扬，一队车骑急驰而来。看这架势，定然是个达官贵人，而且身份还非同一般。因为秦国的法律对于等级制度有严格规定。就连王稽这样的使者，在秦国境内也不可以随意地奔驰快马。
范雎素以心思缜密著称，看到前方疾驰的马车后急忙向王稽打听道：“来的人是谁呢？看着车乘的华丽和步伐的嚣张，明显不是一般人。”
王稽听完范雎此言，不禁心生敬佩。不过这一路走来，整日听范雎高谈阔论，越来越察觉范雎的确有满腹才华，更有坚忍不拔之志。成大事之日，不久矣。于是，他便若有所思地回答道：“这是当朝丞相穰侯魏冉，他是宣太后的兄弟也是秦国大王的舅父。看这架势，像是向东而去，帮助大王巡察函谷关周边的县邑。”
要想在战事纷争的列国有一番作为，就不可闭门造车，有抱负的人时刻关注着一国之势和天下大势。即使如鬼谷子一样的隐士，如孔子一般的教书先生，也都对时局洞若观火，因此他们才能每每语出惊人，教出有才能和雄心壮志的学生。
所以范雎读书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对天下大势进行系统的学习、了解和分析。他知道眼前的穰侯魏冉是何种身份，也知道当今的秦国朝政正把持在魏冉和宣太后手中。魏冉专国用事，是秦国头号权臣，与宣太后的另外几个兄弟泾阳君、华阳君、高陵君四人并称“四贵”。
魏冉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和制衡秦昭襄王，每年都要带着大队车马周游整个秦国。巡察官吏，对他们恩威并施；省视城池，百姓对其讳莫如深；校阅车马，军队对其敬若神明；扬威作福，秦王也只能望洋兴叹。魏冉的权位已经登峰造极，在秦国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从来都没有功高震主的担忧，所以许多人都想攀附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秦昭襄王虽然不满却也拿他毫无办法，一方面是为了稳定秦国的政局，免得祸起萧墙；另一方面是因为顾及宣太后，秦昭襄王能够坐稳王位都是拜宣太后所赐，如今宣太后位高权重，昭王对她既感激又畏惧。魏冉乃宣太后之弟，因而看到魏冉如此无法无天，在秦国代行君王大事，也只好听之任之。
范雎虽然对于秦国的局势很清楚，但是此处人多嘴杂，他自然不会将心中所想悉数告知王稽。而且，他没有见过魏冉，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为了检验一下这魏冉的态度，他决定暗自参看一番。于是，范雎忙对王稽说道：“我早就听说过穰侯在秦国的大名，他依靠是宣太后的弟弟、秦昭襄王的舅父，在秦国一手遮天、专权弄国，但是他却没有任何容人之量，只知道妒贤嫉能，厌恶招纳诸侯宾客（这句话其实也是范雎随意杜撰的，当时名震六国的白起就是魏冉举荐的，可见只要有才能，他也会欣然招为己用）；我觉得还是不要与他会面的好，以免受到他的侮辱。为今之计，我只能藏匿于车厢之中，静待一切变化，再依据事情的发展而行事。”王稽懂得范雎的心思，而且严格说来，王稽也没有受到魏冉的重用，早已经心向秦王，所以他遵从了范雎的意思。
没有多久，穰侯一行便赶到了王稽这边，王稽自然下车迎拜。魏冉见是朝廷官员，并不吃惊，便下车与之相见。这是秦国法律的规定，外出大臣如果在路上相遇，不管职位高低都需要彼此问一下其简要的情况。于是，魏冉例行公事地和王稽先寒暄一番，进而来到王稽车前，问道：“关东六国的情况怎样？诸侯之间是否稳定，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呢？”王稽见魏冉问话，遂做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向魏冉鞠躬致敬，继而回答道：“东方六国知道秦国的强大，对于秦王十分忌惮，对于侯爷也是敬若神明，自然不敢有丝毫异动。”魏冉虽然权倾朝野，却并不是自大的人，对于王稽的马屁不屑置之。
穰侯魏冉眼观王稽有些言辞闪烁，他接着问道：“王稽，你是否也是那般没有见识的人，把其他诸侯国家的能人异士带到了秦国？这些人实属无益之人，而且心思复杂，难以收为己用，与其让他们来扰乱朝纲，不如直接弃而不用。如果遇到了真正的有才之士，他们不甘心归附我秦国，就直接杀掉。”王稽连称：“没有穰侯的指示，下官怎么敢擅自做主呢？”
因为王稽过去并无不妥之举，所以魏冉对他的话并没有怀疑，眼下东方诸郡还要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魏冉便不再久久盘查，遂率众东去。
但是魏冉的一席话却让范雎对其彻底失望，认为魏冉不会重用自己。一语兴邦，一言失国，魏冉就这样错过了范雎，似乎也注定了他日后的失败。
魏冉的身影渐行渐远，最后终于消失不见，直到这时，范雎才从车厢里面走了出来。不禁心生“劫后余生”的感触。他几乎不记得，这一路走来，已经多少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也不知道未来还要多少危险在等待着他。但是他知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唯有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才能够实现他最终的政治理想。
经过此事，王稽对范雎更加佩服，不禁在心中感叹，张禄先生果然有神鬼莫测之能，连魏冉会来找麻烦也看得出来。正当思索之际，范雎突然说道：“据我先前的观察可知，魏冉这个人生性多疑且迟疑不决，刚才他其实已经怀疑车厢有人隐藏。只是碍于形势而没有搜查。见我等如此行色匆匆，且刚才对他的问话也多敷衍，事后必然悔悟。他知晓这车中一定有问题，很有可能会调转车头再来追击马车。到时如果我在车上，就有理说不清了。”
于是，范雎提议，自己下车从小路步行，让王稽等人驾着车马，引开魏冉的人马。
果如范雎所料，王稽车马才行十余里，身后马铃声便不断地响了起来。二十余骑从东飞驰而来，声称奉丞相之命前来搜查。王稽推脱一番，最后只得假意勉强地答应了他们。可惜，此刻的范雎早就不知所踪，他们遍索车中，也没有见到任何可疑之人，只能向王稽作揖一番，继而策马离去。惊魂未定的王稽暗自叹道：“张禄先生真是不世奇才，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才能，非我辈所能及也。”于是催车继续向国都咸阳前行，他几乎可以断定，张禄定然有办法可以找到他。果然，到了半路，王稽便遇上了张禄，遂邀其登车一同前行。
经过一波三折的曲折经历，范雎终于到达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咸阳。然而，他还需要面对最后一场测试——秦王的“面试”。
第127章一场惊涛骇浪就此酝酿
范雎到达秦国，恰恰顺乎当时战国政治、军事发展之大势，所以才会在秦国如鱼得水。秦国如果没有范雎，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或者如果范雎得到了其他国家——诸如齐国——的重用，也许秦昭襄王仍是羸弱无力的君王，别说统一不了诸侯国，权力尽失也未可知。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而在此时，所有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是范雎造就了当时的战国，还是当时的战国造就了范雎，而在于范雎到达秦国受到重用之后，使得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但在此之前，范雎还需要接受秦王的考核。如同他辗转来到秦国的经历一般，他能够获取秦王考核的资格，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秦王对于所谓的才士俊杰并不信任。而获取他的信任，无疑成为范雎眼下最应该做的事情。
时为秦昭襄王三十六年，这代表秦昭襄王已经做了36年有名无实的君王。虽然他知道自己才是正统的国君，奈何宣太后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在她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势不断强盛。特别是白起领军后，往南，秦军不断攻伐楚国，力拔鄢、郢两座重镇，幽死楚怀王于秦，楚国元气大伤，不敢与秦国相抗；往东，齐国虽然强盛，却在秦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就连曾经一度风云天下，震慑九州的魏、韩、赵“三晋”之兵，也被秦军打得无还手之力，使魏、韩二君俯首听命于秦国。天下之大，唯有赵国还能够勉强和秦国在军事上作对。
所有这些迹象在表现出秦国的强盛之时，也间接证明了宣太后政治势力的固若金汤。
秦廷上下虽人才济济，在战国舞台上风光无限，但却是由泾阳君、华阳君、高陵君以及魏冉“四贵”掌权，内部一片风声鹤唳。他们为了独揽朝纲、独霸朝局，屡次打击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甚至是秦昭襄王的亲信也朝不保夕。
为了减少和宣太后等人的摩擦，避免秦国政局的动荡，秦昭襄王决意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于是，秦昭襄王整日深居宫中，“甘心”被权臣贵戚所包围。只有在国家重大事件，非要大王出场之时，才勉强出去应付。
反观当时的战国局势，活跃在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谋士说客多如过江之鲫，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有的人确有其才，能够让国家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在军事上百战百胜；有的却只是徒有虚名，甚至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到处骗取钱粮。他们都有一个共性：有三寸不烂之舌。没有这个长处，很少人能够接受他们。恰如白起，不善言辞，不懂政治，如果没有魏冉的举荐，即使再有才能也只能泯然众人矣。
因此，一时之间，不只是秦王，许多秦国上层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对来自诸侯各国的宾客辩士并没有多少好的印象，以为其中无信者居多。也正是这个原因，魏冉才会在半路上盘查王稽等人，让范雎对他生出了更大的嫌隙。
范雎也知道秦国此时的情况，所以对于前途之多艰，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秦国的未来、秦王的命运，就在一次又一次与范雎的失之交臂中不断地浮浮沉沉。
范雎难以在第一时间得到秦王召见，并受到重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王稽。
因为王稽此人，在秦国的地位，相比一般的王公大臣，实在是微不足道，派他出使魏国，足可见秦国对于魏国的轻视程度。王稽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近秦王。
范雎也知道这个情况，只是他不好意思点破。心中暗想，只要自己想办法走进秦王的视野，只要秦王能够开恩相见，凭借自己的韬略智慧，定然能够让秦王刮目相看。
正当范雎准备亲自动手、自力更生之时，秦王颁布谕令召见王稽。王稽遂向秦王汇报前去魏国出使的情况，完事之后，见王稽还不肯离开，秦王正自奇怪。王稽遂说道，此次自己出使魏国，虽然在外交上平淡如水，但却并不是没有多少收获。因为这一路过来，他阅人无数，竟然叫他觅得了一个天下奇才，名字叫张禄。只要他能够得到秦国的重用，秦国的国力定然能够蒸蒸日上。
这一席话并没有多少出彩之处，所以也没有引起秦王的任何兴趣。为了不失掉王稽的面子，秦王遂让他给范雎安排一个住处，有时间自己再去召见他。
于是，范雎便决意安心等待下去，然而这样的等待过程，竟然在转眼间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范雎觉得，当初秦王只是在敷衍王稽，自己这样等下去也是徒劳，只能孤注一掷，用言语激秦王赐见。这一日，范雎求人向秦昭襄王举报家门，说道：“现有魏国张禄先生，如潜龙下凡来到秦国，才华恣肆、思维敏捷、智谋出众，为天下辩士，特地前来朝见秦王，辅佐秦国完成千秋霸业。”
此外，范雎还进一步称述，其间不乏危言耸听的味道：“秦国势如垒卵，失张禄则危，得张禄则安。”然而天机不可泄露，更不足为外人道也，因此，范雎要说的大部分关键，只可以当面和秦王说，不可以让人代为转达。
可惜了范雎的一片苦心，因为秦昭襄王的价值观已经形成，对于天下策士辩客，他没有半分信任，只是以为他们都是欺世盗名之辈，因此，任你有千条妙策，他就是不闻不问。就这样，范雎的投效之心，再一次付于流水。和往日一样，范雎继续住在下等客舍，粗茶淡饭，在焦虑烦躁中度日如年，转眼又一年时间过去了。
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年），是范雎到达秦国的第二年。这两年时光，范雎虽然都在艰难的等待中度过，但是他的时间并没有就此白费。他利用时间，阅读天下典籍；经过王稽的介绍和自己的观察，对于天下局势也了如指掌；时常和王稽辩论，每一次都让王稽唏嘘不已。只可惜，王稽在这两年的时间内，也很少见到秦王。即使他再怎么有心想要向秦王推荐贤才，秦王却不给他机会，也不会有什么用处。
范雎见此，开始时还有一些灰心，但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昔日商鞅来到秦国，不也是历经波折才终于和秦王相见吗？只是那时候不是秦王考察商鞅，而是商鞅在考量秦王的变法决心和礼贤下士的诚心。
然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正当范雎在秦国都城咸阳大街上了解民情之时，一个消息的传来给范雎攻击政敌提供了借题发挥的机会。原来，这一日秦国竟然贴出告示，说秦国即将攻伐东方齐国的刚、寿。这让范雎大吃一惊，这秦王怎么会如此糊涂呢？齐国远在东边，中间还隔着三晋之地的魏国、赵国，搞不好会落得个两面夹击，即使攻克了齐国，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
回去向王稽一打听，范雎的疑惑轰然解开。原来，这个谕令的颁布，并不是秦王的意思，而是魏冉自作主张，因为陶山是丞相魏冉的封邑，旁边就是齐国的刚、寿，丞相魏冉此举，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封地。
机会就这样降临到范雎的身上。经过两年时间的考察，范雎基本上了解了秦王的性格特征、办事风格以及内心深处的想法。这也让他暗自庆幸：当初没有贸然指出魏冉和宣太后等人的不是，如果当时自己一到秦国便锋芒太露，不仅宣太后势力集团不会饶恕自己，就连秦昭襄王说不定也会献出自己，向其母后表示忠心。然而经过这两年时间的变动，魏冉等四贵更加目无王法，眼中根本没有秦王，秦王对他们的不满，也更加严重。
于是，范雎当机立断，上书昭襄王，阐明大义，直刺时弊而又紧紧抓住昭王的心病。其间言道：“众所周知，英明的君主执政，对有功于国家的人会给予赏赐，会对有才能有志向的人委以重任；功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因此，没有才能的人，不会担当这个职务；有才能的人，也不会蔽隐而不为国家所用。反观昏庸的君主则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一己好恶而擅自行使赏罚的事情，这种全凭一己感情的行为，怎么能够为国家带来兴旺繁荣呢？”从这一部分可以看出，范雎力主选贤任能，奖励军功、事功，反对用贵任亲的行为，认为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举动。这在血缘关系纽带极其复杂的早期封建社会里，无疑是闪光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为以后士大夫阶级的兴起创造了萌芽。
信件的第二部分，范雎不顾一切地抨击了权贵专权专利的现象，以君王为大树的主干，而宣太后、四贵等人则是大树的枝叶。指出枝繁干弱的危害广泛，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无疑是极有见地的。尤其是其间说道：“圣人说过：‘善于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殷富者大多取之于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主，诸侯就不会贪赃枉法，目空一切，这其中的症结所在，究竟是什么呢？因为明主善于分割诸侯的权力，而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良医可以预知病人的死生，而明主可以预知国事的成败。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即使是舜、禹再生，亦需要遵循这种观念，不可以有丝毫的违拗。疏不间亲，这封信也只能言尽于此，很多话都不可以随便说，但是如果随意地说，又恐怕不能够引起大王的注意。大王英明，切不可以因为贪图享乐而影响了国事。草民希望您能够抽出时间，准我望见龙颜，让我一舒衷肠。草民所讲的，可以用于秦王治国，更可以用于秦国兴邦，如果有半点虚言，任何惩罚都可以施加在草民的贱躯之上。”
范雎的一言一语，都直接击中了秦昭襄王的心病。秦昭襄王处在宗亲贵戚的包围中，其中以四贵最为明显，他们权大势大，私家富厚，简直可以和国家一比高低了。因此，秦王早有如芒刺在背之感，只是朝中耳目众多，大多忠心于魏冉等人。此番，范雎能够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隐疾，不仅代表了他有超卓的见识，也代表了他具备足够的勇气和可堪大用的忠心。范雎对这封信，也是颇费心思。他知道，仅仅让秦王对这份谏言有所注意还不够，而如果大胆地提出震耳发聩的言辞，不仅会受到他人的嫉恨，也会显得自己没有城府。于是，范雎在信末说道“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以收”，故作含蓄隐秘之语。一时之间，秦昭襄王浮想联翩，认为这范雎定然还要更为要紧的话要对他说，只是因为信件为外人送来，多有不便。
为了彻底抓住秦王的心，范雎在陈述了一番自己对于秦国的局势之后，还信誓旦旦地宣扬其言的绝妙效用，足以振聋发聩。只要信件能够顺利到达秦王手中，范雎便可以高枕无忧，坐等秦王召见。由此可见，范雎不仅胸藏治国的经韬纬略，对于纤小如发和风云变幻的人性，也是了如指掌。如此人物入住秦国，可以预见，一场惊涛骇浪就此酝酿。
第128章迈向一个新时代
翻开卷帙浩繁的史册，徜徉白浪滔天的历史长河，不少的朝代如流星般转瞬而逝，然而随着他们的逝去，留下的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财富。
短短15年时间，秦朝在西楚霸王的一把大火中，成为人们心中永久的回忆。然而，在秦国的建立、发展、壮大的那一段峥嵘岁月中，多少英雄此起彼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秦穆公见贤思齐、知错就改；秦哀公临危受命、挽救楚国；秦孝公不拘一格、推行变法；秦昭襄王韬光养晦、礼贤下士；顷襄王为父报仇、雄关漫道。短暂的统一王朝，是一个个量变的积累。而构成这些量变的质变因素，最为典型的就是那些出生于草莽、躬身于陋室的大才大能之士。
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商鞅、张仪、白起等人，而范雎也因为一度左右战国末期的形势发展而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任何一个人能够发迹，从一介平民一跃而起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都是由一个个阶段构成。“莫言下岭便无难，一山放过一山难”。这个难关跨过去了，从此便能够平步青云、坦途一片。反之，就会迁延不进，劳苦终生。而眼下，范雎就面临他人生最为关键的时刻，比之当初躲过在魏国的必死之局，也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范雎将那封信递交到秦王手中，秦昭襄王见了信件，犹如见了阔别多年的知己老友。一时之间，欣喜之情无以言表。
于是，秦王立谢王稽荐贤之功，并让他代为传命，让张禄（范雎没有以真名示之）火速入宫。
王稽应了圣旨，心中畅快不已，转身便走了出去，待走到半路，秦王竟然派了车架前来，说是要用于接送张禄。王稽看了看秦王甘泉宫方向，一轮红日正要喷薄而出。不由得叹道，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范雎随着车架进入秦国宫殿，只是他依然装作毫不知晓，并且让驾车的人自行离去，旁若无人地走向宫闱禁地“永巷”。看似他是无心之举，实际上则是谋划多时，此刻可谓智珠在握、成竹在胸。
恰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在人群的簇拥下，缓缓地从对面走来。范雎没有丝毫惧怕，直接面朝秦王，走向“永巷”。一个宦官见状，快步趋前，怒斥道：“见大王路过，你是何人，怎么能够不回避呢？”范雎并不惧怕，反而反唇相讥道：“我虽是一介草民，但是对于秦国王宫还是很清楚的，我只听说，秦国有太后和穰侯，何曾听说过还有个大王的？”
范雎为了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竟然丝毫不避讳。在宦官呵斥之后，依然继续前行。他之所以会甘冒奇险，是因为他早就做了周密的思考，以一句话的工夫，直接击中了昭襄王的要害。秦王如果听出了范雎的弦外之音，定然会进一步和他攀谈。当然，如果秦王根本对他的言辞不作理会，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范雎的意图，那么范雎来到秦国，就只能算是一场悲剧了。那时候的范雎，才是真正的生不如死、生无可恋。
如范雎所料，秦王非但不怒，反而将他引入内宫密室，屏退左右，待之以上宾国士之礼，想要和范雎单独倾心而谈。
当然，秦王也知晓了，眼前的这个貌似大逆不道的人，就是前面给自己写信的张禄。只是到了这个境界，他们就彼此心照不宣，而秦王所关心的重点，也不是他是谁，而是他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
范雎知道，两年以来，对于秦国王室的局势，他只是耳闻；甚至对于秦王的了解，也不过是基于自己的经验，结合现实环境和其政策综合出来的。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是要考量一下这秦昭襄王的为人，切不可贪功冒进，以致最终得不偿失。
范雎深谙进取之道，虚实之法，知晓要探测这秦昭襄王的心思，就必须言辞闪烁，让他摸不着头脑。果然，酒过三巡之后，秦王便开始向范雎掏心窝子了。岂料此时的范雎依然故作高人，对于秦王的问题也是含糊其辞。秦昭襄王见此，知道范雎还不是很信任自己，遂更加毕恭毕敬地问道：“请先生不要顾忌，有话但请直说，寡人是真心地想要听取先生的高见。”
范雎却一再避实就虚，唯唯诺诺，避而不答。这样的情形，一再发生，秦王越加诚恳。原本是一场主考官对考生的殿试，变成了私密的考生考核主考官的殿试。秦昭襄王见状，只能拿出自己的撒手锏，站起身来，向范雎深施大礼，苦苦祈求道：“寡人一片诚心，天地可鉴，先生如果不吝赐教，寡人一定会真心感佩。”
范雎见时机已到，终于向秦王开启了一道大门，这道大门里有两个情景。情景一：秦昭襄王大权独揽，宣太后、四贵等人最终成为历史的过客。情景二：秦王扫六合，八荒九州，尽皆听取秦国号令。
而打开那扇大门的钥匙，就是范雎对秦昭襄王的一番话，话中内容在前面已经有过具体介绍，此处自不必多言。表达的意思很明确：范雎在三言两语之间，就把眼前的秦昭襄王与古代的尧、舜、禹等圣贤联系到一起，大凡为高位者，很少没有虚荣心的，即使如秦王这样的英明决断之人，也觉得范雎一席话很是受用。
接着，范雎借机激励秦昭襄王礼贤下士。并以吕尚和自己相比，意思很明显：秦王不用他则矣，用他就一定要拜他为丞相，自己也一定能做个贤德的丞相。秦昭襄王自然不能够拒绝，不然就会将自己贬到桀、纣行列，以此迫使秦王就范。紧接着，范雎便开始向秦王大表忠心，因为一个人有才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其才能会给君王带来好处。于是，一番慷慨悲壮之词便这样脱口而出。他先是说自己为了秦国披肝沥胆，以情来感召昭襄王；后来再晓以利害，以杀贤误国震慑昭襄王，这样就能够保证，自己不会被秦昭襄王的一时冲动所害。
而前面的一番言语，看似有血有肉，实际上还是范雎的虚实之言，旨在为后面点明秦国的弊端做铺垫。当然，秦国最大的弊端，就是宣太后和魏冉等人了。范雎认为，如果任由此种情景继续下去，则秦王地位不保，秦国也必将大厦倾覆。
综合看来，范雎的这一番言语是很有水平的，然而细细查看才发现秦国此时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扫清内部，而是如何处理与东方六国的关系。但是为了迎合秦王“强干弱枝”的心思，范雎只能先说他最关心的问题，而不是秦国最关切的问题。一来可以得到秦王的信任，二来则可以为自己在秦国的地位打下基础。范雎要成为丞相，就必须要和魏冉争权，能够赚取秦昭襄王这个筹码，无疑是最为可靠和实际的。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范雎才能够真正地一展才华，而不是这般纸上谈兵。
直到秦王真正地向范雎推心置腹，引为知己和股肱之臣，范雎才开始为秦国未来的发展制定策略——远交近攻。而这一政策，不仅符合当时的局势，也能够严重地打击魏冉的政治威信。恰如后世的居于隆中茅庐的诸葛孔明对刘备的分析一样，范雎在弹指之间，便向秦昭襄王深刻地剖析了天下的形势，以及秦今后应采取的措施、策略，可谓纵横捭阖，使得秦昭襄王听后犹如醍醐灌顶一般拊掌大悦，对他更加重视和尊敬。
自此，范雎在理论上的地位初步奠定。
而要真正地成为秦国的相国，掌握秦国的大权，范雎还需要对付两路人马。第一路就是宣太后、魏冉等人；第二路就是名将白起。一场血与火炼就的传奇，就在此时开始诞生。
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坐镇江山、左右秦国41年的宣太后政治集团轰然倒台，秦国“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也在军事上不断地奏效。秦国，正昂首阔步，迈向一个新的时代。
第129章“远交近攻”
公元前266年是秦国历史上的转折之年，在这一年，秦昭襄王听从魏人范雎的建言，将宣太后、魏冉等人赶下秦国的政治舞台，并且拜范雎为相，改行远交近攻的策略，从此奠定了秦国在战国末期的成功策略。
秦昭襄王嬴稷在过去4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活在宣太后的铁腕之下，没有实权。但他并没有能力反叛，只得将自己的不满深藏。
政治上的游刃有余让宣太后在秦国的地位如铁桶一般牢固，她将私生活和国家大事融为一体，而不是所谓的“公私分明”；她能够不顾别人的忌讳，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了国家利益而坦言自己的隐私；她能够在面对挚爱之时有万种风情，但是如果威胁到了秦国的利益，她便会毫不手软地将其杀掉。所以秦昭襄王对宣太后，一方面有着为人子对于母亲的爱戴，另一方面则有着为人下者对于上位者的敬畏。
即位后的秦昭襄王一直在等，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要真正地实现自己亲政，就需要达成三个条件：第一，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和决心；第二，有贤者的辅佐；第三，魏冉失去民心。等这三个条件成熟后，秦昭襄王就可以将宣太后的势力推翻，自己执掌政权了。
公元前271年，一个影响秦国在战国后期外交策略的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范雎。
韩愈《马说》中论述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纵观整个战国历史，哪个国家拥有人才哪个国家就可以独霸一方：魏国有庞涓，故而能够在战争中无往不利；齐国有孟尝君，是故能够一举成为东方大国，天下英雄云集响应；赵国有廉颇、蔺相如，所以一向虎视眈眈的秦国才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些人都没有善始善终，庞涓最终自杀在马陵之战的无边血海中；孟尝君因为害怕被齐国国王杀害，故而离开齐国，并给予其致命一击；廉颇最终老矣，虽能日食斗饭，在别人眼中，却没有半点用处。
只有秦国，如商鞅者，虽然身死，其政策却影响着秦国依然不断进步和发展。所以天下人仿佛都知道，才子落难之时，只有秦国才是最好的去处；贤人蒙羞之时，只有秦国才是伯乐，能够发现他的绝世光芒。
但是天下人都没有注意，战国时期的这些人才，仿佛大多来自一个国家，那就是魏国。自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三晋之地历来都是秦国最希望征服的地方，可惜屡次都没有得手。而三晋之中魏国的地理位置最为重要，它地居中原，是秦国走出自己国土、实现天下一统的关键地区。魏国物产丰富，教育系统也十分发达。魏国的吴起、商鞅、孙膑、范雎、乐毅等人，多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名重一时，风流万古。
可是魏国的统治阶层，身处宝山而不自知，不但不重用这些能人异士，反而听信小人谗言，对他们凌辱迫害。无奈之下，那些满腹韬略、一腔抱负的能人异士只好投奔他国，最终成为魏国的敌人。
此次魏国迫害贤人的历史再次重演，范雎选择了秦国，这个当时战国最有实力和活力而又让东方六国最为寝食难安的国家。
这一年，魏冉带兵去攻打齐国的刚（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寿（今山东东平县东南）两地。范雎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只要能够见到秦昭襄王，将自己的见解向王上陈述，那么自己就会从此一飞冲天，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正如范雎所料，秦昭襄王对于魏冉为了自己封地而擅自动用刀兵，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行为，有着极大的不满；对于贤才有着渴望并且有识人之能；对于秦国的未来有着自己的规划，他渴望亲政，并且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
所以，范雎向秦王上书了，简单扼要地陈述了自己对于这一切的看法和解决方案，秦王自然乐于见这样的贤才。在范雎到达秦王宫殿之时，秦王喝退了左右，如大旱渴望甘霖般，和范雎促膝长谈起来。
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对于这一次会晤的内容，有详细的记载：
一见面，范雎便将自己和秦王以姜子牙和文王作比。他说道：“吕尚在河边直钩钓鱼之时遇见了文王，文王知道他有才能，从此厚待吕尚，并且将吕尚拜为宰相。已经80岁的吕尚感念文王的知遇之恩，就向文王陈述了自己的政见，为其制定了国家的内外政策，最终帮助文王灭掉无道的商朝，取得了天下。范雎虽只是秦国的一个过客，跟大王也没有多少交情，但范雎现在要说的事情，牵涉到您的骨肉之亲、母子之爱，似乎有些大逆不道。但是范雎有一片忠心，想要向大王坦言心中所想。即使今天范雎对大王坦言了，明天就被人所构陷，范雎也无所畏惧。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范雎所言，能够对秦国有些好处，便死得其所。”
范雎果然非比常人，几句话下来，便将秦昭襄王的兴趣吸引了过来。范雎一番言语，不仅吸引了秦昭襄王的好奇心，也将他彻底感动了。于是，秦昭襄王煞有介事地说道：“寡人今天有幸得见先生，实在是晓天之大幸。不论事情的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希望先生都坦言直说，不要怀疑寡人，只要有道理，寡人就会嘉奖，如果没有道理，寡人也不会怪罪。”
范雎见秦昭襄王如此礼贤下士，和自己平日的观察有过之而无不及。遂肆无忌惮地展开他的长篇大论，还提出了最新的作战方案，这也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的作战方针：“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意思很明显：现在的东方六国之中，唯有齐国势力强大，同时又离秦国很远，因而齐国是秦国最为理想的结盟对象。试想，如果秦国攻打齐国，部队要经过韩、魏两国。如果军队的数量太少，则一时之间必定难以取胜；如果多派军队，则打胜了也无法占有齐国土地。与其便宜了韩国和魏国，不如先攻打和秦国相邻的韩国和魏国，逐步推进。当前的形势很明朗，为了对付南方的楚国和西方的秦国，齐国与韩、魏两国正在谋求结盟。因此，为了使得形势对秦国更加有利，秦国需要抢在韩国和魏国的前面，率先派遣使者主动与齐国结盟。
这个外交政策，对东方六国而言，无疑是一场噩梦。
“远交近攻”的实质，是让秦国想要攻灭的所有的国家都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样，秦国就能够对列国各个击破。范雎对秦国的未来发展所订立的策略可谓高屋建瓴，令秦王心悦诚服。然而，如果秦王不能亲自主持国家大计，依然如一个傀儡般让宣太后在幕后操控，则范雎所有的设想即使再美好，也只能流于空谈。
通过对秦国未来发展政策的制定，使得秦昭襄王见识了范雎的才智，心生重用范雎的心思。范雎也是心知肚明，因而可以由公到私。就宣太后掌权之事，范雎说道：“昔日，我在山东，听人家说，齐国有孟尝君，很有才能，齐王只能望其项背。而到了秦国之后，则只听说秦有宣太后、穰侯魏冉，以及华阳、高陵、泾阳君，还没有听说有秦王。大王是一国的领袖，应该决定一切国家大事，有生杀予夺的权威。然而，再看秦国之天下，太后能够不管君上而擅自行事，穰侯能够不顾国家而把持对外大权，华阳、高陵、泾阳君可以不闻法规而自行决断，这是秦国的‘四贵’。四贵的权势盛，国家就危险，大王的权力怎么能不倾覆？大王何以向秦国发号施令呢？”
“秦国有了四贵执掌权柄，则大王就被架空了。正所谓功高震主，多少大臣一旦有了权力就陷主上于危险的境地。李兑曾经是赵国的臣子，主父最终被困于沙丘，百日之内无人解救，最终饿死。崔杼、淖齿曾经是齐国的臣，齐君最终被他们害死。今秦国宣太后、穰侯魏冉专权，并和高陵、华阳、泾阳君等人内外相连，范雎担心有朝一日秦国会再一次出现崔杼、淖齿、李兑这样的事情。”
“大王心知肚明，您身边其实充斥着魏冉的人，而且朝中许多大臣都是魏冉的党羽，可谓权倾朝野。大王一个人在朝廷，就是孤家寡人，这让为人臣者怎么能够安心呢？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阻止的话，秦国也许就会落入外人之手。”
范雎此番话令秦昭襄王刮目相看，他终于等来了这个贤人，其不仅可以为秦国的未来考虑，也可以为秦王的地位考虑。有范雎辅佐的秦王终于下定决心对所谓的“四贵”动手了。
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解除了宣太后的权力，之后他把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中，并且免掉了穰侯的相位，拜范雎为相，封为应侯（应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秦宣太后在秦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呼风唤雨41年后，就此落幕。
第130章“贵人多忘事”
听完范雎对于当前大、小局势的分析，以及对于自己如何实现集中权力于中央、天下诸侯尽皆归属秦国的政治宏图做出了规划。秦王自然激动不已。众所周知，自秦孝公任用商鞅改革变法以来，秦国历代国君就确立了秦国的最高政治理想——一统天下。而范雎之言论，无疑给秦昭襄王描绘了一个美好的蓝图，而且对于现在自己权力的分散，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一时之间，秦昭襄王觉得，天下九州尽皆归于秦国，秦国上下，唯他一人是秦国绝对的权威。
而秦国，无疑是当时最有实力实现天下一统的国家。秦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地势高峻、易守难攻、土地肥沃、山河险固，黄河和函谷关把秦与诸侯国分开，使秦能够集中精力搞好自己的国力建设。光有先天上的优势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国家成败的关键，就是它是否重视并信任人才。此外，一个国家对其他诸侯国采取最为恰当的策略，国君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无疑也是国家是否能够在列国舞台上游刃有余的关键。
恰如范雎，能够从死神手下逃脱，孑然一身，来到秦国。这是他的幸运，也是秦国的幸运，但却是魏国的不幸。范雎来到秦国之后，没有家世，没有地位，更没有名誉，他要想凭自己胸中韬略来打动秦王，如前车之鉴的苏秦一般，实在是难比登天。
然而范雎却遇到了想要大展拳脚的秦昭襄王，当范雎深刻分析完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形势以及秦国今后的发展放向以及应采取的方针政策之后，秦昭襄王十分兴奋，他开始抛开范雎的身份、地位、名誉，甚至也没有问这位名为张禄的魏国人为何不辞辛苦地来到秦国，便十分信任地重用他，而这也正是秦国能够最终称霸一方的原因——用人不疑，因才施用！
秦昭襄王虽然最终没有实现横扫六合的理想，却在他的有生之年给秦国打下了最为坚实的根基。毫无疑问，秦昭襄王可谓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因此，对于内部的萧墙之争和外部的纵横捭阖，他更加欣赏范雎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
范雎自然也看出了这一点，这也是他认为的秦昭襄王的可取之处。于是，范雎为这“远交近攻”战略原则拟定了具体的实施步骤。第一，重创就近的韩、魏两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暇西顾，以解除心腹之患，壮大秦国势力；第二，向北攻打赵国，向南攻击楚国，扶持弱小的国家，抑制强大的国家，争夺他们的中间地区，并遏制各国的发展；第三，待韩、魏、赵、楚等国皆形成对秦国的依附之后，秦国可以以五国之力，对付当时最强的对手齐国，使其无力与秦国竞争；第四，秦国国力日盛且对各国形成优势后，可一举消灭韩、魏诸国；最后，消灭齐国，统一天下。
于是，范雎被任命为客卿，参与军国大政，主谋兵事。
而与此同时，魏冉也觉察到，似乎太后和秦昭襄王并不像过去一样信任自己了。秦昭襄王想要亲政，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但是宣太后等人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杀了义渠王、剿灭了义渠国。而且，连自己一向信任的白起也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这就意味着，魏冉已经没有了参与任何军国大事的权利。魏冉不知道，他人生中真正的终结者，早就出现在了秦王的羽翼之下，并制定了拔除魏冉的计划。
其实，在此之前，范雎作为秦王的心腹，在几年的时间内，为秦国出谋划策对付自己的国家魏，可谓尽心尽力，接连攻下怀地、邢丘两座重要城池。如此一来，秦王一下便打消了疑虑。以往，秦王身边还不时有人向他吹耳边风，说范睢可能是魏国的奸细，这下，所有不满的声音都烟消云散了。范雎也因此逐步掌握大权，秦国的三极政治结构被彻底打乱，新秀范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魏冉等四贵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屋漏偏逢连夜雨，魏冉感觉白起日益疏远自己的同时，开始大力培植胡伤作为自己的心腹，岂料胡伤在攻打赵国时被赵国名将马服君赵奢一举击败，秦军损兵折将，这些年白起一路风生水起，秦军未尝一败。此次败亡，让秦军不败的神话破灭，此消彼长之下，魏冉的权威更加下降。
不久，魏冉、宣太后等人相继倒台，范雎做了丞相，封为应侯。
在魏冉做了丞相之后，对于魏国，制订了更大的侵略计划，这倒不全是因为范雎要一雪前耻、报仇雪恨，而是因为秦国要东出函谷关、剿灭六国，魏国就成了秦国首当其冲的拦路虎。
魏王、魏国相国魏齐以及信陵君魏无忌等人，对于魏国的形势也很了解。他们听说，秦国新任宰相张禄，竟然是个魏国人。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认为只要他们派人出使秦国，给张禄以丰厚的财宝，继而得到觐见秦王的机会，并给秦国送去质子，就能够和秦国讲和。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作为秦国使者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范雎的前任主子须贾。范雎正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地打击自己的仇人须贾和魏齐呢，他这一去，不是送羊入虎口，自投罗网吗？
可惜，须贾不知道，自己西出函谷关之后，还会遇见他的一个故人。当然，到了范雎这样的境界，普通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伎俩，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没有了多少趣味。或许和他们的眼光一样，他们整人的功夫也是高人一筹的。
所以范雎在须贾入秦之后，将自己做了一番彻头彻尾的打扮。
范雎闻知魏王遣须贾来秦都议和，心中叹道，自己报仇雪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于是，范雎脱掉了丞相的朝服，也不穿一般干净华丽的衣服，而是找了一件又脏又臭的乞丐服装，装做寒酸落魄之状。原本神采奕奕的当朝丞相，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这就是所谓的“人靠衣装”。范雎便偷偷地从丞相府衙潜出，来到馆驿，没有等通报便直接进去了，不久，他便走到了须贾的身前。
须贾刚刚睡醒，一见范雎，不禁揉了揉眼睛，继而大惊失色，惊声尖叫道：“这不是范雎吗？实在是晓天之大幸，我还以为你被魏国丞相打死了，没想到今天能够到这里遇到你。”说来神奇，这须贾竟然一见范雎，就感到他和过去不同了，从心底深处腾出了一股凉意，只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却难以说个明白，所以即使范雎穿着邋遢，须贾也不顾一切地向他示好。
范雎闻言，故作苦笑地答道：“当年在魏丞相手下，被打得皮开肉绽、不成人形，后来又被弃尸荒郊，一阵清风吹来，将我吹醒，醒来却已经不能动弹。幸好有一个好心的过客，将我救了回去，从此我便辗转来到秦国，为人打工糊口，维持自己的性命不失。”
须贾闻言，恐惧之心逐渐淡化，不由得哀叹一声，心中想道，也许当日自己向丞相魏齐告状，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如今让范雎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让须贾情何以堪！
于是，须贾让范雎坐下，能够在秦国相见，也算是一种缘分。紧接着，须贾便命管役的负责人员，给他端来了一顿香喷喷的饭菜，让范雎饱餐一顿。范雎刚刚吃过饭，眼见如此，也只能装作饥饿难耐，大口吃饭、大块吃肉，很快就风卷残云一般吃完了饭菜，完了还打了一个饱嗝。
窗外忽然吹起了寒风，时值隆冬，秦国又处于西北高寒之地。范雎不禁冷得战栗不已。须贾一见，这范雎衣服很薄不说，还破烂不堪，哪有不冷的道理。遂又叹了一声，说道：“范雎，没想到你会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肯定冷得厉害。”
索性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须贾命随从拿出一件自己随身携带的缯袍，披在范雎的身上，不由得叹道：“现在的魏国，和范雎你现在的情形一样，几乎就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魏王只能派遣我来到秦国，谋求和当朝丞相张禄一见，只可惜，没有人可以代为引见，我来了多日，都不得其门而入，看来魏国，国事艰难。”
须贾说完，心中无限感慨，他并不奢望连衣食都难以满足的范雎能够帮助他，只是眼下身在秦国，人生地不熟，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故人，就没有什么顾忌，把自己心中的难处说了出来。
岂料范雎听完，不仅哈哈大笑，并向须贾撒谎说，自己的主人与张丞相关系很不错，自己也有机会能够出入丞相府衙。丞相也善于辩论，经常和自己的主人谈论家国大事，时常让自家主人无言以对。这时候，范雎便能够一展才华，和丞相张禄辩论个不停。丞相爱才，遂很是亲近自己。
只要须贾愿意并相信范雎，他便愿意为须贾借得大车驷马，供其驱使。不知为何，须贾听完，虽然心中疑惑，但还是选择了相信他，或许是他虽然穿着破烂，却有一股气势，足以霹雳天下的气势。或许只是因为，须贾的恻隐之心再一次发作，不忍心让一个故人失望。
果然，范雎告了一个假，不久便弄来了一辆大车。这辆车正是秦王为范雎配备的丞相专用车，这不禁让须贾又多信任了两分。
于是，范雎将须贾引上车，并且亲自为须贾执辔御车。范雎虽然穿着破烂，但街上之人大多都见过他，见丞相竟然亲自驾车，都纷纷向丞相行礼，不认识的，则纷纷疾走回避。须贾也暗自观察，这范雎和昔日的确是有些不一样，因为很多东西，不是一件衣服、一个皮囊可以掩盖住的。就像范雎，在这街市上，竟然大摇大摆，人人争相让开。
只是无论须贾如何地挖空心思，也瞧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三炷香时间不到，车架便稳稳地停到了丞相府衙门口。范雎转身对须贾说道：“您且在这里稍稍等候，我进了丞相府，给你通报一声。”须贾应了一声，脑子中仍在疑虑，莫非这范雎已经做了丞相府衙内的高官？不然何以能够如此轻易地就借到如此豪华的车架。再看范雎进入丞相府，简直如入无人之境，门口的侍卫仆人还对他点头哈腰，这更加坚定了须贾心中范雎是个高官的想法。
须贾心中不由得生出一股凉气，幸好刚刚自己对范雎还不错，也希望他能够感念故人之情，不要因昔日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而为难自己。至于秦国和魏国的事情，比起自己的性命，实在是微不足道了。
须贾下车之后，本准备直接前去问门口的侍卫范雎是什么身份，但是又恐怕对范雎有所不敬。索性，须贾直接站于门外，就这样一直等着，只是等了很久，官员来往倒是不少，却唯独没有见到范雎出来。
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前进不得，退后也不得，于是，须贾渐渐地走近守门者，伸出右手靠近嘴边，向守卫者悄声问道：“请问您注意到刚刚进去那个衣着寒酸的人了吗？他是我在魏国的故人，此去专门为我向丞相通报的，只是这么久了，我却一直没有看到他的到来，您能为我招呼一下吗？”须贾久在官场，深谙这其中的道道儿，遂顺势从身上掏出一些金银，送给了那个守门者。
岂料那个守卫者虽然收了金银，却好似理所应当，没有半点殷勤，只是好奇地问及，刚刚进去衣着褴褛的，只有一个人，而且听说他也是魏国人，只是他不需要前去丞相府衙通报，因为他本来就是秦国的丞相——张禄。
当守门者将所谓的衣衫褴褛者就是范雎的消息告知须贾之时，所有的情节终于在须贾的记忆中串联起来，刹那间，须贾如梦中忽闻霹雳，心坎突突乱跳。不禁叹道，这世界上的事情，实在是难以预料，昔日自己门下一个食客，谁可以预料到，会成为今朝独霸战国的秦国的宰相！
只是世界太小，这样巧合的事情，都让须贾遇见。一想到昔日自己的所作所为，须贾心中顿时凉了半截。他想到了逃跑，可是天下之大，哪里有他的容身之所？即使是魏国，也只会依照秦国的脸色行事，秦国只要向魏国略微施压，范雎要取自己的性命，还不是如同探囊取物一般？恐怕是丞相，也保不住他自己吧。
怕是没有用的，须贾只能坦然地面对，因为这些事情，越是逃避，就越难以摆脱。于是，须贾脱袍解带，马上跪倒在范雎的丞相府外，同时还托守门者报告说：“魏国罪人须贾，自知罪戾深重，愿意接受丞相的惩罚，即使要了他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如此一来，范雎也算是出其不意地震慑了一下须贾，不久，门里便来了人，要须贾进屋相见，只见两旁全是刀斧手，更有隆隆如雷声一般的鼓声，随着须贾的步子，一声声地渗入须贾的内心深处。
只见范雎威风凛凛地坐于堂上。须贾见状，两腿一软，随即跪了下去。范雎连声问道：“须贾小人，你该当何罪？”须贾闻言，知道自己万死难辞其咎，遂连称有罪。范雎见状，叹了一声说道：“须贾你知罪就好，刚刚我在门内，给了你机会逃走，可是你没有，这很好。证明你并不笨，知晓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我的五指山。然而，依照你昔日的所作所为，你本该断头沥血，以酬前恨。要不是你恶语中伤，我何至于被魏齐抓走？要不是你不加劝阻，我何至于被打得不成人形？要不是你在我假死之后的身躯上任意行事，我怎么会时至今天还噩梦连连？然而幸好，你能够心念旧情，见我衣着寒酸，不仅没有嫌弃我，还留下我吃饭，以缯袍相赠，范雎别无所长，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暂时饶恕了你的罪过。然而这并非代表我是个仁慈之人，只要是仇恨，我都会一一报复，这才是男儿本色，你说是也不是？至于魏国和秦国的事情，你且放心，我这就去和秦王说情，也算是偿还了你的恩情。”须贾叩头，连称丞相圣明，战战兢兢地走出了丞相府。
根据事后须贾的回忆，当时的范雎简直就是一座神明，比起魏王在他心中的地位，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当他走出丞相府之时，还觉得自己身在梦中。
而根据范雎自己的回忆，现实又是另一番情景。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小人，睚眦必报。虽然当时范雎答应了须贾，让秦国和魏国暂时和解，但这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要知道，迟早有一天，魏国会在自己的铁蹄下战栗。而他须贾，在范雎眼中，不过是个无关痛痒的棋子。
而根据秦王的耳闻目见，这一切都十分有趣，在他的心中，第一次觉得，这范雎竟然还有如此一段过往，还有如此神秘的一面。
所以最后秦王为了求取真相，直接将范雎召进了宫殿，以问个明白。
范雎哪里不知道秦王的心思，遂一见到秦王，便直言不讳地将往事一一禀报；与此同时，范雎还对秦王说，现在魏国已经被秦国打怕了，因而派遣使者前来求和。依照秦国今日的国势，要灭亡他魏国也不在话下，只是其他国家是不会答应的，秦国需要暂时稳住魏国，等到时机成熟，才可一举获取最大的好处。
秦王闻言，自然是欣喜不已，他知道，范雎办事，他大可放心。关于须贾的事情，范雎可以随意地处理发落。即使杀了他，魏国想要来找麻烦，秦国也必定会为范雎撑腰。范雎知道，这是秦王对自己的承诺和信任，也是收揽人心的常用手段，可是他还是很受用、很感动。
范雎在心中想道，魏国好好享受暂时的和平吧，这样的日子不多了。
历数前面所有人对范雎的评价，都逃不出一个论调——复杂。的确，范雎是一位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他一方面具有所有人都不具备的战略眼光，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让秦国得以不断强大，成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奠基人物，然而另一方面，范雎又小肚鸡肠，“每饭之德必赏，睚眦之怨必报”；一方面，范雎富于深谋远虑，能够忍辱负重，闯过所有艰难险阻，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功名大业，而另一方面，范雎则对过去的恩怨耿耿于怀，设计杀仇。三言两语之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范雎到底是何种人物。
范雎在表面上放过了魏国、事实上放过了须贾之后，心中顿时又有些后悔了，只是他身为丞相，必然要一诺千金。不日，须贾便到了范雎之处，向他辞行。这几日给须贾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如今大梦方醒，他可再也不愿意久留在此地，唯恐范雎一反悔，自己就要客死异乡了。昔日楚怀王都能够被秦国弄死，自己一个弱小国家可有可无的人物，死在秦国还不是如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范雎见状，心中顿时一突，遂心生一个妙计：既然须贾就要离开秦国，范雎作为故人，感念故主之情，必然要为须贾送行的。此外，秦王委托范雎，全权处理此事，须贾又是魏国的使者，于公于私，一顿送别的饭菜是必然不能够少的。
范雎在丞相府大宴诸侯之使，丞相府一片歌舞升平，盛世繁华，宾客济济一堂，觥筹交错，热闹非凡，初入相爷府，须贾便油然而生一股感激之情和敬仰之意。不禁在心中暗叹，自己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范雎大度能容，昔日一点小事，怕是自己不来，他都会一笑置之了。
岂料范雎只顾着将其他宾客安排落座，与其推杯换盏，谈笑风生，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忽略了须贾一行。须贾虽然心中疑惑，但还是暗自安慰自己，这范雎定然是酒过三巡之后，忘记了自己一行，大人物大多是这样的，这就叫做贵人多忘事，他们应该给予理解。
直到范雎酒意渐浓之后，须贾才确信，这范雎并没有和他一笑泯恩仇。
因为，范雎直接将须贾安排在阶下，并派两个犯过罪的人坐在他两侧服侍他，席上食物十分简单，只备些炒熟的料豆，两个服侍之人竟然用手捧喂之，如同喂马一般。这事情摆明了，就是范雎在侮辱他，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看出来，须贾怎么会不明白呢？
只是须贾明白归明白，脸上却不能够表现出半点不快，这就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众宾客见此情况，都感到十分奇怪，范雎声泪俱下地把旧事诉说一遍，众宾客大多是趋炎附势之人，见状连忙指责须贾、魏齐和魏国的不是之处，同时大声称赞范雎，是个君子有大海一般的度量。范雎挥手，止住大家或者谩骂、或者称赞的话语，声嘶力竭地对须贾喝道：“在本相的斡旋下，秦王答应了魏国的求和要求，但是这并不代表本相已经将魏齐之仇忘记的一干二净，暂且留你一条蚁命，是要你回去告诉魏王，速将魏齐人头送来。否则，我将亲自率兵，兵临城下，屠戮大梁，那时再要反悔，恐怕为时晚矣。”
须贾闻言，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连声诺诺而出。
须贾归魏，将此事告知魏王。魏王正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将魏齐的人头献上，魏相魏齐便丢了相国的印信，逃跑到了赵国的平原君处。因为魏齐知道，当今秦国强盛，天下之大，少有能够与之匹敌的国家。魏国国王虽然一时之间因为自己地位尊崇、功劳巨大而犹豫不决，但是迫于形势，自己如果继续待在魏国，性命迟早不保。而东方六国当中，唯有赵国还有能够与秦国一拼的实力，平原君也是个重视承诺和义气的人。昔日自己就和平原君交好，只要自己逃到赵国，平原君定然不会见死不救。
果然，魏齐到了赵国，受到了平原君的厚待。只可惜，魏齐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来范雎为了报仇，将平原君诱到了秦国，并扣为人质。秦国随即向赵国发出最后通牒，其间说及，如果赵国不将魏齐的人头送到秦国，平原君就不会被放回赵国。魏齐走投无路，只能仰天长叹一声，拔剑自刎。
第131章暴风雨前的平静
范雎将须贾羞辱一番之后，让他回到了魏国。他知道，从今以后魏国魏齐、须贾等人，已经不是他的敌手。须贾也就罢了，魏齐之死是迟早的事情。
然而，他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的两个至交好友。第一个是郑安平，没有他范雎性命不保，更不用说什么功名大业了；另一个自然是王稽，没有他的引荐，范雎如今可能还在乡野草莽之间，一日三餐可能不成问题，但要做到如今这般呼风唤雨，就如同痴人说梦了。
然而，范雎成了张禄，做了丞相，他二人却一点也没有改变。
一日，王稽突然来到了范雎的府上，对范雎侃侃而谈，说及王稽从政多年，不可预料的事情，主要有三件：如果自己死了，那么一切事情都难以预料；如果郑安平死了，一切事情还是难以预料；如果范雎死了，一切事情更加难以预料。将范雎弄得云里雾里。只听王稽继续说及，如果王稽突然死了，范雎只能叹息而无可奈何；如果郑安平突然死了，范雎只能遗憾而无可奈何；如果范雎突然死了，那么王稽和郑安平都只能遗憾而无可奈何。这下范雎听明白了，才暗道，自己一向自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今自己大业初成，怎么能够不报恩呢？只是他知道，这二人虽然对自己恩同再造，但是却难堪大任，叫自己如何是好？
最终，范雎还是决定，向秦王保举他二人，成不成就看天意了。于是，范雎向王稽保证，自己一定不会辜负王稽他们的恩德。果然，范雎没有食言，没过多久，他便到了秦国王宫，晋见秦昭襄王，奏道：“臣下本来是魏国一个亡命天涯的人，旦夕之间就有梦断黄泉的危险，如果不是王稽忠于大王、忠于秦国，将臣下带到秦国，则一定没有今天的范雎；如果没有当初的郑安平不顾性命，将臣救出，臣下今日也不可能有如此幸运来侍奉大王；如果不是他们，臣下就断然难以遇见如此英明圣哲的秦王，臣安能享受如今的富贵荣华呢？然王稽至今仅为一个小小的谒者，当年救臣于水火之中的郑安平还是一介平民，臣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却不能够有恩报恩，心中实在是愧疚不已，请大王恩赐。”
秦昭襄王心想，范雎的功劳不可谓不大，这二人既然如此忠义而有见识，做个一般的官员也应该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遂准其奏请，任命王稽为河东太守，三年之内不需要国家对其进行考核；任命郑安平为将军，希望他能够在战场上为秦国争光。只可惜，这二人都是扶不起的阿斗，后来，在范雎的保举下，郑安平代替白起攻击赵国的邯郸，却被赵国来了个反包围，最终率领属下两万人马，投降了赵国；而另一个人，王稽，在魏国和楚国联军攻击秦国临汾的河东郡之时，害怕临汾失守，竟然暗自和诸侯私通，终被发现而死。
两个人的不臣之举，对于范雎的打击是巨大的。早在商鞅变法之时，秦国就立下了法令，如果当事人犯了罪，则举荐之人与当事人同罪。依照法令，范雎更是要遭受灭族的惩罚。而当时，魏王因为害怕秦国，已经将范雎的家人送到了咸阳，可想而知，当时如果秦王下令依法论处，范雎难逃被灭族的下场。
然而，秦昭襄王出于对范雎的信任，将所有的流言飞语都压了下去：敢擅自议论郑安平之事的人，和郑安平一样论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件事情才在秦昭襄王的强权下压了下去，试想如果宣太后、魏冉等人如果还在当政，范雎定然不死也要脱层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郑安平的事刚刚平息之后，王稽之事又发生了，这让范雎一蹶不振。
想当年，魏齐对他百般凌辱没有压垮他；须贾恶语中伤他，也没有让他消沉；到达秦国之后不得志也没有灰心；魏冉、宣太后权大也没有让他恐惧；即使是号称天下无敌的战神白起，还不是被他玩弄在鼓掌之间。只有这两个人，在他的一生中，被引为心腹和知己，却在一次又一次变故中，让范雎失魂落魄。
范雎的未来，究竟应该走向何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范雎报仇雪恨、有恩报恩等所有事情完成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让范雎的一生颇富争议。这个人就是被范雎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战神白起。
在范雎廷辱须贾、赚杀魏齐之后，白起就认识到范雎是个度量很小的人。范雎和白起不一样，白起作为一个将军，只要建立威信，百战百胜就可以了。而范雎则是处于钩心斗角的中心地带，当时范雎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心胸狭小的他最后竟然发展到嫉贤妒能的程度，给他造成了另一种并不光彩的形象。而白起，则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对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政治权谋没有任何兴趣。当然，这并不代表白起对于政治就没有一点认识，也不代表他会在军事上和别人真刀真枪地正面交锋。
他相信：兵者，诡道也。政治上的单纯和军事上的灵活，让白起成为了战国难以超越的一个神话。
军事上的权谋也间接地影响了白起的政治观念，他不会甘心就范，或者死于政治的漩涡之中。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当初魏冉能够不顾一切地提拔他，固然是因为他有着一般人不具备的军事才能，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可以作为魏冉等人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重要筹码。他知道，随着秦昭襄王的崛起特别是范雎的加入，秦国必将面临一场风起云涌的角逐，事后谁胜谁负他不在乎，或者他更加偏向于秦王，因为秦昭襄王毕竟是秦国的正统。
所以最终，白起决定和魏冉划清界限。当然，除了上面的因素外，白起还有他更加单纯的政治思考：
第一，白起效忠的既不是魏冉，也不是秦昭襄王，而是秦国，他只会做忠于秦国的事情，这一点是他的行事准则；第二，白起一直遵循秦人一贯的排外传统，对于魏冉、宣太后等人，他一直是以一个外人的身份看待他们的。
战国的确是个非凡的时代，军事上运筹帷幄；政治上纵横捭阖；学术上也是百家争鸣；就连任用人才，也是一波三折。它重视人才的作用，但是绝对不会因为一个重要人物而放弃前进的步伐。以当时最为风华绝代的秦国而言，在秦国政治舞台上有许多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非秦国人，然而，每一个人在大放光彩之后，却难得到善终。
商鞅、张仪如是；魏冉、范雎如是；吕不韦、李斯也如是。或分尸，或出逃，或放逐，或服毒。结果看似各异，实际上都是惨淡收场，而秦国却依然生机勃勃地向前迈进。
秦人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成为当时战国的典范。一方面秦国人积极招揽各国人才，利用他们的才能来为秦国服务；另一方面他们却打从内心深处抗拒外来的六国之人，自始至终，秦国人都是排斥他们的，因此，每次到了关键时刻，秦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老秦人一起引吭高歌：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毫无疑问，魏冉对白起有知遇之恩。可惜，在白起的眼中，魏冉始终不是秦国人。无论是对于老秦人、对于白起、对于秦昭襄王甚至整个秦国，魏冉都是一个外人。所以白起最终选择了离开魏冉，不是因为他知恩不报，而是秦国人的传统思维在作祟。
除此以外，白起是个军事家，只有战争才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舞台。然而，魏冉攻打齐国的策略，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和白起的主张相左了。要知道，白起最想对付的敌人是赵国，他一生当中，引为最大对手的，不是秦昭襄王，不是魏冉，更不是范雎，而是赵国那位声名显赫的老将军——廉颇。
而廉颇虽然老了，却还有另外一个人脱颖而出，他即是能打败秦国大将胡伤的那个马服君赵奢，在白起的眼中，他已经把赵奢当做了自己眼下的对手。高手都是寂寞的，为了和同等高手一局胜负，他们宁愿背弃一切、只求一败。
可惜，白起不知道，最危险的敌人，不是看得见的，而是隐藏在自己身后，看似和自己最为亲密，而随时准备趁自己没有防备，给予自己致命一击的人。恰如当初的魏冉一般，白起也没有料到，这个从茅厕里爬出来的人，竟然会成为自己走向黄泉的引路人。
第132章战国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
战国时期是思想变革的黄金时期，伴随着周王室的土崩瓦解，诸侯国的兴起和彼此征伐，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生灵涂炭。但此时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制约思想的体制及其强制机构日益消散，最终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哲学、文学、军事学、政治学等各种思潮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并且，新的思潮中最进步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付诸实施的机会获得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战国早中期有吴起、商鞅、苏秦、孙膑、张仪等人，后期有范雎、李斯、韩非子、李牧、白起等人，他们的生平机遇和功业都能够说明这一点。
早在100年之前，齐王田辟疆便在齐国首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稷门附近，建筑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区，称为“稷下学宫”，以用来招揽各类人才，其中尤其以经邦治国、军事外交类人才最受欢迎。这个稷下学术区中，有宽广的街道和连接数里的楼宇。不管有没有官职，只要在是“稷下学宫”的人员，齐国都会为其发放专门的俸禄，因此当时齐国号称是文化水准最高、人才最盛的国家。
学术在获得自由研究的环境的同时，逐渐也获得了社会的尊敬，各家各学派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产生了各种专门介绍和阐释本派观点的专门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天下学术又有了新的趋势——重新归于统一。这时候，有两种思潮备受瞩目，一是儒家学派，另一个则是法家。两种思想的观点很不相同，以至于后来秦始皇将其演变成了两派的争斗。秦朝建立后，法家学派居功至伟，使与之持不同观点的儒家学派遭受了灭顶之灾。但在战国的后期，那些儒家巨子们依旧无怨无悔地宣扬仁政思想。
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荀子，他是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荀子的一生有着详细的记载，书中说道，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0年）名况，字卿。《史记》成书后，因要避讳西汉宣帝刘询的名字，而恰巧“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据考证，荀子应该是中原地区赵国人，还有人说他是周朝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荀子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当时人们尊称他为“荀卿”。但出人意料的是荀子虽然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教出的最有成就的弟子却成了法家学派的代表，他们就是韩非子与李斯。
除此以外，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也是荀子的门下高足。荀子的著作集为《荀子》，唐代杨倞为其作注，这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当时的学者和政界都对荀子持有偏见，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对于荀子著作的注释校订才有所增加。近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以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清末学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荀子的学术：（中国）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荀子晚年因为政治理想的破灭，转而研究其他方向，其代表作为《劝学》。
荀子的学术可谓博采众长，虽然其儒术并没有被秦国所采用，但是其弟子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在秦国得以完美地实践。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可见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荀子帝王之术的集大成者李斯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得到后人的认可。
据《史记》记载，荀子在进入秦国之前一直四处游学，传道授业解惑。到了50岁时，才游学于齐。但是齐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时，大约相隔了50年的时间，如果《史记》可信，荀子年当在100岁左右，与事实有出入。应劭在《风俗通》一书中，改年50为年15。依据目前的史料和考古材料，还无法证明荀子的确实年龄。但依据诸家考证，自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年）至公元前238年是荀子活动时期，应该是属实的。
至秦昭襄王时代，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辗转来到楚国，春申君因其有才能，便任命他为兰陵令。只可惜，春申君一死，楚国便不再重用他，这也在一定层面上，隐射着楚国的衰落。荀子在楚国无事可做，只能返还到自己的居所兰陵，以教书为生。
这一年，是公元前263年，秦昭襄王和荀子都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他们二人，一个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一个是学术上的泰山北斗，就那么平静地做到了一起，坐到了早朝之时，热热闹闹、等级森严的朝堂之上。席地而坐，相对的或者是面对着，都无法去考证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那一刻他们二人都没有感慨生命的短促，没有唏嘘人生的福难，没有诘问战国的意义，有的只是平静，如水一般的平静。
他们此前并没有见过面，但是一见面就好像认识了好久，于是相视一笑，无须多问，荀子就能看出，此时的昭襄王目光犀利，有着虎视天下，一统江山的雄心壮志；昭襄王也能看出，此时的荀子眼光深邃如同汪洋深海，其中泛起的白浪，就是沐浴在阳光下的悲悯情怀。
这时候，荀子说话了，他的语气很平淡，用词也很平淡，说的事情也仿佛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一切都直接切中秦王、秦国的要害：“儒术对于秦国，难道真的就没有益处吗？”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对内施行的是法治制度，对外则是王霸政策，这是秦国立国的根基所在，事实证明，这也是秦国最终能够一统天下的关键所在。从商鞅时代开始，秦国便一直坚持着这种指导思想，秦昭襄王也不例外，在他看来，如果秦国施行儒术，只会带来无穷的祸患和最终的灭亡。
秦昭襄王直接将自己的心思告知了荀子，因为在他看来，如今自己的地位已经如铁桶一般牢不可破，而这荀子也不过是个和自己私人身份一样的一个老人，只是他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为了杜绝他的妄想，秦王说及自己的想法之时，没有丝毫顾忌和隐瞒。
于是乎，荀子毫不客气地争辩道：“我听说，古代的先王只要是圣明的，都会崇尚礼仪、实行仁政。而信仰儒家思想的人，正是在效法古代贤达的圣人。通过这种方法，君主可以在思想上感化这个国家的军民，让他们顺从自己的意志。只要君主恰当地运用这些人，这些人就会不辞辛劳、尽心尽力地为国尽忠、为君主效力；即使君主将他们弃之不用，他们也不会揭竿而起、犯上作乱，反而会仔细思考自己的不足，做一个普通的百姓。因此，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顺民，君主对于他们，简直不需要管制和担心。这些人即使贫苦穷困、受冻挨饿，也会因为受过礼仪教化而不去偷抢拐骗；即使没有立锥之地，也会明白事理而维护国家大义。如此，国家哪里有不强盛的道理呢？”
荀子为了彻底地打动秦昭襄王，不惜以自己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例子。
“当时，鲁国有一个奸商名叫沈犹氏，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奸商，为了能够花最少的成本，赚更多的钱，此人竟然不惜在早上给羊喂饱了水，再拿到街市中去变卖。”
“为此，很多人都曾找过他的麻烦，但是每一次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搪塞了过去。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改变了那种现状。”
“那个人就是孔子，当时孔子即将要担任鲁国司法大臣，这在鲁国的政坛而言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民间则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那时候的孔子，在民间已经很有威望了。他的礼治、仁政等思想，是广大人民所向往的；他的遵循周礼的社会形态，也是广大百姓所期待的。所以，在奸商沈犹氏听说孔子即将上任的消息之后，没有任何法令的制约，他便不再做欺骗百姓的事情。”
“无独有偶，当时的鲁国还有一个叫做公慎氏的人，放任自己的妻子淫乱不堪，在听闻孔子即将上任的消息之后，也马上休掉了自己的妻子。同样，当时的社会上有很多如慎溃氏那样的地痞流氓，一知晓孔子到来的消息，便越境逃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孔子一个文人，却能够做君王也难以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见儒术的强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只是挥手之间的事情罢了。”
其实，秦昭襄王对于礼治如何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通过礼治能够让人民顺应自己的统治，维护社会的稳定。于是，他便继续向荀子问询，既然孔子做了官，运用儒术能够让社会如此的良性发展，那么如果君主运用儒术，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明王道，述礼乐
自夏王朝建立以来的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有三次大革命使得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它们分别是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三大变革使中国历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不像其表象一样，只是个由分到和的过程。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秦帝国。
而这一切得以实现的根源在于法治的设立，因为它能够全面巩固君权和中央集权的统治。
战国是个特殊的时代，它充满了全面的毁灭与创造、沉沦与辉煌、痛苦和欢乐、死亡和新生。在这里，时常可以看到思想和利剑争锋，雄辩和鬼才争宠，个性和欲望、激情和理想，都在这里得到无限的放大。
强者不相信依靠礼仪可以统一天下，而那些相信的君王国家都先后被灭亡。
而一旦脱开那个时代，就能发现礼治和法治其实一直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交互争斗。反观中国的政治思想界，一直以来都是歌咏礼治，排击法治，儒家更成为其中的急先锋。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其内在根源的，恰如钱穆《湖上闲思录》上所言：“礼之外面像是等级的，其实却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实则是等级的。礼是导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则是束缚限制人的行为的。礼是一种社会性的，而法则是一种政治性的。礼是由社会上推之于政府的，而法则是由政府而下行之于社会的。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之权利。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利是物质上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权利是对峙的，而情感则是交流的，因而礼常是软性的，而法则常是硬性的。”
由此而观之，崇尚法治的国家，下层人民在强权的压制下更加容易反叛，而使得国家发生巨大的变迁；而礼治则教人安于现状、不断改良，恰好中国农业社会的大背景，要求社会能够稳定，同时也维护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人民宁愿软性的尚礼，也不肯硬性尚法，从这一点说，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有一种超脱在现世的思维，并在西汉之后，把这种思维变成了现实可行的统治策略。
战国后期的荀子便是一位具备这种超世眼光的大师。只可惜，他的这种超世的思潮，在当时而言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却始终不放弃，依旧孜孜不倦地四处游说。荀子并不知道，他为那些国家带去的并不是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是在铁与火的交融之中彻底的毁灭。一个个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当秦昭襄王以“君主为儒家人物，国家会如何”而质询儒家思想时，荀子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儒术创立的最初原本是为了让统治者向善，对人民实行仁政。却不料到了战国后期，时势有变，荀子只能将儒术转变为维护君王统治的权术。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如果空谈实行礼治、实行仁政，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当秦昭襄王提出疑问时，荀子答道：“臣子是个儒者，只能影响一州一郡县，但如果儒者当上了君主，则其影响就会遍布整个国家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天下，儒者意志坚定、严于律己、严格驭下。在朝廷上，能够依靠自己做示范，让臣下全部按照自己的行为行事，如此，礼节就会整饬；在官府中，因为君主的刚正不阿，法律准则、规章制度就会公正不阿，则举国之民都会受益，国家就能够得到稳定；在民间，老实、仁爱、忠诚、利人等美德就会蔚然成风，从此，天下百姓就会人人遵循礼制，国家几乎不用法治，就能够很好地运行。君主也会因为人民的安泰、礼制的健全、国家的健康，而美名传四海，声誉追圣贤，如此，天下之人都会崇敬他，四海之内就都臣服他。”
秦昭襄王听了荀子这一席话，对于他的辩才十分欣赏，同时也对他所描绘的政治蓝图感到很有兴趣。只可惜，秦昭襄王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他难以保证自己一定能够遵循礼制。
整个战国时期，各个国家正是杀伐果断、挥洒热血的时候，一个纯粹说理之人自然不会得到过多的认可，最后只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在当时，依靠不切实际的礼仪是统一不了天下的，铁与血的交融、谋与术的攻伐、智与力的较量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这种理想。
只有天下初定之后，统治者才会用儒术去教化百姓，让他们安于现状、遵循礼制，不要犯上作乱，但它绝对不适合教化想要成为权力中心的那些人，尤其是在战国时代。
所以荀子的言论，只可以作为两个老人之间的肺腑之谈，却不能当做秦国的治国之本。荀子也只能依靠着他的经邦治国的理想，教化那些甘于被教化的人，没有一个君王会真正成为他学生。
自古人们论及儒家学说之时，多以孔孟之道代替，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荀子之功绩并不逊色于孔孟。
许多人分析荀子的学说已经超出了原本孔子、孟子所宣扬的儒家学说的范畴，因为荀子创立了不同于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大夫子大叔说：“人们都是靠礼制生活的，人不论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礼来矫正自己的性格、辨别自己的方向，合礼才得称为成人，否则只能是行尸走肉。”而荀子，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才创造出他那一套礼义学说。
荀子懂得迂回和妥协，为了让自己的学说能够在当时社会中得到认可，他依据人胜天地万物说，创立了专制主义学说，希望统治者能够接纳自己的思想。然而，荀子又是孤傲的，他的理论否认命运，不敬天地和鬼神，不法先王，轻视仁义，认为人本性恶。这在当时而言，对统治阶级并不合用，统治阶级需要的，是把命运、天地、鬼神等都拿来为自己所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先王、仁义、性善等都不过是统治者装饰自己的工具。他们讲求的是王道和霸道交相使用，而不是直接的严刑峻法。因而孔孟二圣的地位也就高于荀子，就连后世孔庙中也没有荀子的位置。
荀子怀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秦国，具体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唯一确信的是，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赵国。因为早在秦国之前，赵国就已经让他彻底失望了。赵奢、廉颇等人尚且不被重用，可见赵孝成王的昏聩无能，赵国在他的眼中，已经和自己一样，垂垂老矣。
荀子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应该是有遗憾的，因为他没有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以抵御强大的秦国的铁蹄；应该也会有欣慰，因为至少他做出了很多流芳百世的成就。
据考证，荀子是当之无愧的儒家传经大师，有了他，秦汉的那些儒生们，才得以争相传颂《诗》、《礼》、《易》、《春秋》诸经说。恰如胡元仪在《荀卿别传》中所云：“荀卿（荀子）善为《诗》、《礼》、《易》、《春秋》，从根牟子受《诗》，以传毛亨，号《毛诗》。由是汉之治《易》、《诗》、《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者。”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也论述道：“盖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从这一点可以说明，荀子在传经一事的成绩，要远远超过孔子和孟子。
第133章荀子的强国论
大凡有志于辅佐君王大业、成就不世功勋之儒家人物，都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愿。荀子作为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自然也想要有这种机会，能够了却君王天下事，成就身前身后名。是故荀子在《荀子·修身》一书中提到自己的修身之道：“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通过这种方式修身，其实暗喻了荀子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
只可惜，他的政治思考和谋略主张，都因为远远地超脱了当时那个时代，而最终只能成为一种在当时而言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蓝图。
可是荀子却一直都没有放弃，在修身养性多年之后，他尝试着以自己的才能来治理国家。楚国春申君看中了他的才华，便任命他为兰陵令。只可惜，没有多久春申君便去世，留下无人知晓的荀子，只能待在自己的家中，依靠传道授业解惑为生。
有人不禁问道，如果春申君不死，荀子是否能够在楚国大展拳脚？
事实上，在秦国“远交近攻”与连横策略的交互使用下，各国在外交上处处被动。而白起的崛起更是让楚国在军事上一蹶不振，从那以后，楚国便从战国的强国中衰落。而秦国继商鞅以后，又出现了一位政治巨枭——范雎，秦国的强大，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因此，荀子即使在楚国受到重用，也不过是一时的辉煌，因为天下早晚是秦国的。
当时范雎久仰荀子的大名，但是仅仅是出于对其渊博学识的叹服，因为范雎在政治上是绝对的成功者。于是乎，范雎见到荀子后，用略带自豪地口吻问道：“请问先生，你来到秦国可看到了什么？”
荀子知道这是范雎在示威，但是，荀子有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他心里已经不再考虑这些问题。荀子自然见识到了秦国的强大，这个一直如老虎般雄踞在西方的强国，即将横空出世，荡涤天下。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惠文王也继承了其先王秦孝公的改革措施，使得秦国在内政上不断地强大，对外则让魏国不断地丧师失地。后来的秦武王昏庸到和大力士比力气，只做了4年的秦国君主，而后大权便落入了秦昭襄王之母宣太后的手上。宣太后垂帘听政41年，彻底平定了义渠国，稳定秦国内部；魏冉也是战国名将之一，不断东征西讨，更发掘了战国将领中的第一高手——战神白起。从此，秦国南占蜀中，北攻韩国，东击魏国和赵国，可谓无往不利，屡战屡胜。同时，秦军还联合诸侯军队将楚国打得一蹶不振。
而整个东方，综合实力上能够与秦国匹敌的只有齐国。然而，范雎来到秦国后，给秦国带来的，不仅是简单的“远交近攻”，更是极大地发挥了秦国的优势：秦国凭借险要的关塞，没出手就已经处于不败之地；秦国据有关中平原，自古是产粮重地，加之蜀中也在司马错的攻伐下收入秦国的囊中，使得秦国在盐铁、粮草上面比之其他国家更加稳固和丰富；秦国因为法令的严酷，特别是连坐之法的施行，培养和发扬了秦国人朴实无华、彪悍善战的风格；秦国注重情趣和服饰，有着浑厚而清新的音乐和优雅便利的服饰；秦国的官员更是严肃谨慎，官场之上很少有浮夸、不诚实、背信弃义、挥霍浪费的风气；这种风气到了士大夫的身上，士大夫更加严肃，甚至在做公务之时，从来都没有去处理私人的事务，这让秦国的政务处理得精确正确而迅速。
由此而观之，秦国之强盛，能够历经数代而不衰落，是有其制度性的根源的。纵观战国七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光辉灿烂的过去，但是如同秦国这样，自秦孝公以来，历代君王都励精图治，使得国家不断强盛者却没有。
此时的荀子已经看出了秦国优于东方六国的关键所在，秦国的强大已经不是因为一个人，一种或者多种武器，也不是因为其英明的君王，而是因为它建立了远远处于时代前列的社会制度。
秦国率先完成了封建制度的改革，先进的制度带来的是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效率，这种效率更通过人才的导引，被迅速地融入了国家机器的运行和战争军队的运作中。两者的相互协调使得秦国愈发强大，面对秦国的强势发展，东方六国表现不一：魏国、楚国等国战栗不已；齐国试图与虎谋皮；赵国则想凭借着自己强霸一时的军事实力妄图和秦国一决雌雄。
当时秦国和赵国的军队已经在长平对峙了两年时间，荀子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结局——赵国必败。
赵国孝成王，并没有如同荀子一样敏锐犀利的眼光和忧国忧民的思想，他依靠着其祖辈父辈打下的江山，不顾赵国山河日下的趋势，整日沉醉在荒诞不经的生活之中。他哪里知道，狼子野心的秦王、雄才大略的范雎以及他们治理下的先进制度所引发的变革必将是天翻地覆的，到时整个战国的局势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赵国的灭亡是迟早的事。但此时的赵孝成王根本没有将心思放在前方的战事和当下的百姓身上，有甚者，他竟然不管礼仪的制约与一个名叫建信君的男子关系亲密。
《战国策》中曾数次提及建信君：“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但是对于其生卒年，出身地点等却没有详细可考的记载。或许在历史的眼中，此人不过是个笑话，根本不值一提。可以猜测到的是，这个建信君应该是一个美男子，也许廉颇、赵奢、蔺相如等人的接连失宠与其有着关联。
“道不同，不相为谋”，蔺相如等人虽然并非眼高于顶、不可一世之人，但是建信君这样的投机小人，他们是不屑一顾的。赵孝成王把持的是整个赵国的江山，是赵国无数先辈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成果，这里面更有廉颇、蔺相如的血与汗，他们是赵国的臣子，就必须要忠心于自己的国家。哪怕国势日衰，也要为其付出自己的努力，这也许应该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国臣子必须尽的义务。
荀子叹息着，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赵国。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劝诫，让赵国意识到危机的来临。荀子想要把秦国的先进制度介绍到赵国，当然，他不可能直接说赵国的制度不及秦国，也不会直接地劝诫赵王去变法改革，只有赵王心甘情愿地去做这些事情，一切才能够水到渠成。
荀子认为，只要赵国能够齐心协力，共同图谋国家的发展，赵国很有可能会起死回生。当然，荀子的观点与他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荀子认为人的力量能够胜过天地万物。他认为人都是群居性的动物，这种群居性让人们能够按照一定的标准，合理地分配生产工具和生产产品。分配合理自然大家协和，“协和自然一致，一致自然多力，多力自然坚强，坚强自然胜物”。反之，如果分配不合理就会引来争夺，争夺必然引发纷乱，纷乱就会导致分离，分离就会造成衰弱，衰弱就不能胜物。他相信，只要赵国能够合理地安排，人人各司其职，人尽其用，物尽其才，并逐渐让这种现象成为赵国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传统，赵国必定强盛。
有记载称，当时的赵孝成王对于荀子的到来也是满怀希望的。他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赵军所向披靡，击破秦军。故而赵孝成王一见到荀子，便开口先问道：“请问先生，如何用兵，才能够让赵军成为百战百胜的神兵？”
在荀子身边的临武君率先发言了。关于临武君，历史上对于他的介绍可谓少之又少。对于行军打仗，临武君连后来臭名远扬的赵括也是远远不如。但是论起纸上谈兵，他可是一点也不逊色。闻听赵王发问，临武君连忙说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求也。”
荀子闻言，不禁摇了摇头。如果这番话出自廉颇、蔺相如之口，荀子就会以为他们是浪得虚名，但是这席话却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临武君说了出来。此话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则是漏洞百出。
荀子认为临武君的说法大谬，依照古代的用兵方术，其根本在于能否得到民心，使得军民一体、上下齐心。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弓和箭的调和不好，后羿即使天生神力也无法把微小的目标射中。想当初，士人、百姓都亲近和归顺了商汤，所以商朝最终战胜了暴虐的夏桀王朝；士兵和百姓的协和，使得西岐的雄兵能够无往不利，最终打败了无道的纣王。这样看来，一切便明了了：善于安抚民心的人才是真正善于用兵的人；统治者能够让军民一心、众志成城才能真正才能打赢战争。而现实中，秦国何以能够在军事上如此强大？就在于历代秦王都能够深谙安抚人民的手段，所以秦人争相建功立业，为秦王效死力。
这时候，临武君听出荀子的意思是要赵王按照秦国的方式来统治国家。如果赵王果真按照荀子的意见去做的话，临武君这种依靠嘴皮子，却没有任何实际才能的人岂不是没有了立锥之地？于是，临武君马上跳了出来，反对荀子的看法。
当然，临武君也有自己的理由：“荀子那些都是莫须有的东西，收不到任何实际的效果，虚幻的事情是赵王不屑于做的。赵国用兵，更应该重视军队的强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军队取胜的关键，就是诡诈。什么是善于用兵的人？就要求其部署行动迅速，计划神秘，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出发的，当大军突然到来，别人只能感叹神兵天降。昔日的孙武、吴起等著名将领，就是利用这种用兵之法才能够无敌于天下。有谁听说过，依靠百姓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的？那不过是无知的统治者所喊出来的口号罢了。”
不合时宜的军事思想
由此看来，临武君和荀子的战略思想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荀子注重的是在宏观上把握战争，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临武君则把战争胜败的关键，归结于诡诈的兵法和精通战争的将领。或许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把白起放到赵国，姑且不论他是否能够横扫八方，单论他能否在赵国出人头地、被赵王赏识并重用，都是一个难以预料的事情。
荀子正是预见到了这一点，因而对于将帅本身，并不是很重视。他认为，只有君主具有雄才大略，国家才能够繁荣昌盛；反之，如果一国的君主昏庸无道，那么国家就难以长治久安。只有崇尚礼仪和正义，国家才能够有坚实的基础；反之，国家就会紊乱不堪。因此，荀子得出一个结论：只有依靠礼治，国家才能够不断强盛，否则，国家就会日益衰弱。
荀子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他的治国思想：
首先，还是要说起荀子对于人和物的关系，在荀子的价值观中，人是能够战胜万事万物的，而人胜物的关键就在于，合理地分配生产物。然而，现实的情况表明，贵贱之间是有着严明的等级的，长幼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尊贵的人要比低贱的人分配得多，年老的人要比年幼的人分配得多，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种情况在荀子的理论观念中被称为礼（礼义），而天子则不用受到礼制的制约，因为制定这些礼义的是圣人。需要遵循礼义的是王公贵族、士大夫阶层。而天子则是至尊至贵的存在，只需要享受礼制所带来的和平稳定就可以了。礼制应该融汇到人们的一举一动之中，俸禄也必须按照礼义来分配。而庶民百姓因为不知道礼义，只能用刑法来制约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努力劳动，为统治阶级服务。
荀子思想的实质是认为等级制度的存在是合理的。而制定礼义、执行礼义的那些士大夫们，则是养活庶民的人。这与一般人认为庶民养活统治阶级的观点不同。因此，荀子对礼的定义，就是“养”（《礼论篇》说“礼者养也”）。孟子说“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意思是说，士大夫等阶层是因为分工的不同，但是因为同样在劳动，所以能够分得食物。荀子则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是治人养活了庶民。可见他的思想实际上已经从重视民生转移到维护统治者的地位上了。
其次，荀子从人性出发，认为人性本恶。他认为人是有欲望的，只要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发生冲突。当然，荀子所谓的性恶论，并没有一概而论。他认为，人性的善恶是可以通过后天来改变的，而具备这种改变条件的只有王公贵族士大夫阶层。而一般的庶民由于没有条件学习礼仪，就只能一直性恶下去了。对待懂得礼仪的士大夫阶层，应该用亲善的行为去拉拢他们；而对待不懂得礼义的庶民，则需要用刑罚来严格的管束他们。
这种两分论的观点是荀子早期的思想，到了后来，荀子经过细致的分析，把人分为了三种，即圣人、中庸和元恶。第一种人能够制作礼义，一旦自己的行为有偏差，不需要别人的提醒和管束便能够自动地矫正自己的行为；而第二种人则只知道被动地接受礼义，一旦懂得礼义也能够约束自己；第三种人是庶民，他们不受礼义的教化，因而野蛮而性格恶劣。当然他们也不是不能够改变，如果庶民的子孙能够学习到礼义，也能够被划分到士大夫阶层。
在这一点上，荀子和孟子的观点也不一样，孟子善于用统治阶级的理义来证明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荀子则是通过庶民不遵循统治阶级维护利益的礼义来证明，人性本来就是恶劣的。荀子认为只有学习礼义，才能够变化人性，转换阶层。
荀子之法从孟子之处一脉相承，只是他也知晓孟子所遇见的困境，因而，荀子认为，这些法应该法后王。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以前法令虽好，却只能适合当时的社会。如果盲目乱用古时的法令，现行的社会制度就会受到破坏。所以当今的大儒应该遵循礼仪制度，轻视一般的诗书，最终在修身齐家之后，实现真正的治国平天下。曾几何时，孔孟之道盛极一时，但是他们的儒学并没有在当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荀子知道他的观点和政治主张一时难以得到统治者的认可而得以施行。因此，他只能够退而求其次，就赵国最为关心的各国军事力量进行论述。自西向东，赵国最需要面对的就是秦国、魏国和齐国的军队。
首先是秦国。秦国在畜养人民时，采取很“隘穷”的策略，而且还很残酷地役使他们；秦国统治者擅用四种方式——武力、穷困、赏赐、刑罚，来使他们的人民听从国家的统治。
武力可以用来胁迫其人民，穷困可以用来危苦其人民，赏赐可以用来迷惑人民，刑罚可以用来践踏其人民，想要出人头地，做个人上之人，并向上层要求利益，打仗便成了其唯一可行且可靠的出路。秦国的人民很穷困，因此统治者能够趁机奴役人民，一旦有功劳，国家便会给予其赏赐。功劳和赏赐相辅相成，几乎成正比：能够斩取穿盔戴甲的敌国的5个士兵首级的，回来就能够获取5户人家，并奴役他们。虽然这看起来比较残酷，但却是当时很有效的办法，在牢靠地控制人民的同时，还能够防止逃避税赋的事情发生，保证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进而为战争提供可靠的战略储备。由此而观之，秦国自秦孝公以来，在对外战争中，屡次取得胜利不是没有理由的，这里面可是暗含深奥的治国治军的玄机。
自秦国向东，首当其冲的就是魏国。自魏国出现了像吴起这样的奇才之后，魏武卒之名便逐渐声震四海、纵横天下。曾经连西边强大的秦国以及南边桀骜的楚国遇见了魏武卒，也只能退避三舍，由此可见魏武卒的厉害之处。魏武卒的重要特征是力气大、耐力好，其标准就是能够背负几十根箭，操持沉重的弯弓，每次外出行军作战之时，都必须在兵囊上放上长枪，并带着三天的口粮，日行两百里。穿戴的盔甲也分为上体、中体和下体三种。当然，只要能够被国家选中，是有着平常人没有的待遇的，如能够免除其劳役、赋税等。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实在地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士兵越多国家便越加贫穷。
再看赵国东部的齐国，对于治军也深有其法，他们特别注重军队勇力杀人的单兵技术和赏赐制度，只要斩获了敌军的一个首级，就颁发大量的奖金并赦免其罪责。只可惜这一切都是依据人的好恶来决定的，赏赐多少并没有明确的制度性规定。在短时期内的小范围战斗中，或许还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如果是大规模的长期性的战争，齐国就会面临很大危险。
综合以上各国军队的优势和劣势，便可以得出结论：秦国的精锐之师定然能够横扫魏国的笨重武卒；而魏国的武卒虽然不敌秦军，却可以很快击溃齐国的军士。这样看来，似乎秦国的士兵应该是最厉害的，其实不然，除了秦国的锐士之外，还有齐桓公、晋文公铁一般的纪律，商汤、周武王的礼义，都是比秦军厉害千百倍的东西。因为秦军虽然是最强盛的，但是依然摆脱不了希求赏赐、争取利益的低级追求，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雇佣和买卖的关系。如果能够变成尊重上层、安守法制、致力节操的理性，使得士兵都能够用节操来约束自己，则“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天下一统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或许荀子的这种观点，在后世能够得以实行，但是在战国时期却不合时宜。不仅是赵国无法完成这样的改革，即使是秦国也没有办法做到让士兵人人自律。所以赵国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的这种思想，如同战国的大势一般，赵国的衰微，秦国的崛起，已势不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