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二七章、妻贤夫祸少
其实真要说起来，王书辉也好，复兴党的中央委员们也好，他们的问题都在于，在工业化社会的环境里生活的时间太长，思维上已经完全的工业化了。别小看这十年的工业化建设，至少复兴党高层所处的环境是彻底的工业化的。和出生和成长在现代中国的王书辉一样，他们都有点脱离基层了。
北中国的陕西、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就是再加上江苏北部地区，现如今的总人口最多也就是在五千万左右。复兴党已经计划派出二十万的正规部队和生产建设兵管理这五千万左右的人口，也就是说，实际上复兴党的准备的管理人员的比例，差不多达到了1:250左右了。
这样的人员比例，要是问随便一个现在在农场基层，在地方乡镇上工作的复兴党基层干部的话，他们都会说，这也太土豪，准备的也太充分了吧。
他们会说出这种话来也正常，毕竟和北上计划不同，他们在湖北各地开展工作的过程，算得上是筚路蓝缕了。复兴党对湖北根据地建设的人才投入因为是“内线作战”，肯定不会像北上计划那样进行充足的准备。
和王书辉以及复兴党高层认为的，对地方上的接收，就是彻底全面的对当地进行工业化的建设不同，在复兴党的基层干部眼中，接收工作其实就是组织群众恢复生产的一个过程。接收工作是和建设工作分开来做的。
地方上的群众吃不饱饭，复兴党到了当地就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一个是给群众吃饭，一个是用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群众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恢复生产。
等到地方的农业生产恢复了，群众也适应了在复兴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劳动了，这个时候，随着大量的生产建设的物资被运动当地，有矿产资源的地方就会组织群众进行工矿建设，农业条件好的地方就会组织群众兴建国营农场，既没有工业条件也没有农业条件的地方，就会建立起人民公社来。
总的来说，通过湖北各地区复兴党基层干部按照王书辉提供的《工作手册》的实践，他们已经总结出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地方工作经验。
头两年恢复生产，在当地建立起复兴党的威信来。这个过程绝对是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要说服群众、训练群众、组织群众，这个工作可是不好做的。
等到两年过去了，群众们按照复兴党的办法，听了复兴党的话，在农业生产上获得了难以置信的大丰收，复兴党在当地群众中建立起威信之后，组织群众进行道路交通建设的工作就开始了。
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当地的低等级公路交通和复兴党子在周边的大型基地联系起来之后，大量的生产设备和各种物资就可以运送到当地。有了这些生产设备和各种物资的支持，下面是要搞国有农场建设，还是要搞工矿企业建设，或是要搞人民公社建设，这些后续的建设工作才能正式的开展起来。
也就是说，按照基层的经验，根本就没有一下子就把制度彻底的建立起来，一下子就把当地的建设完成这种事情。没有两年的组织群众训练群众并用农业建设的成果折服群众的过程，不能在当地树立起复兴党的威信，群众就是吃了复兴党的“救济粉”，也不会没头没脑的就相信复兴党的那套工业化的道理的。
等到复兴党和群众们一起通过两年时间的建设，实实在在的在第一线出力气流汗水，把当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全都恢复起来之后，老百姓知道跟着复兴党干，实实在在有好处。他们才会在复兴党的领导下去干那些修路，修河堤，清理航道这种没有眼前好处的事情。才会在之后进一步相信复兴党的话，参与到当地的工业建设和农业建设中去。
所以对于基层干部来说，用二十万经过长期训练，基本上都完成了小学教育甚至完成了初中教育的，经验丰富立场坚定的部队，去对北方几省那五千万的老百姓进行训练和改造，其实一点儿也不难。
从最基础的角度讲，把二十万部队派到北方，完成前两年恢复生产取信于民的工作，至少是不成问题的。
这些观点，原来王书辉是没想到的。回到现代社会大量的采购粮食物资和生产物资之后，王书辉是在去位于松滋县的复兴党第二钢铁厂路上，在马家河人民公社和公社干部群众座谈的过程中，在和马家河公社社长丁石青交流的时候，才从丁石青的话里反应过来的。
松滋县在复兴党里面有三个名人，一个是流民孤儿出身的莫大头，一个是落魄秀才出身的丁石青，一个是小商人家庭出身的陈立。
莫大头和陈立在松滋解放的时候都才十来岁的年纪，不过两个人虽然一个是佃农家庭出身变成了流民，一个是小商人家庭出身变成了流民，但是两个人在被复兴党接纳后都进了复兴党的少年军接受教育。
莫大头和陈立都是完成了中级少年军教育之后没有继续学习直接参加了工作的。因为两人毕业的时候复兴党的党员干部基层锻炼政策还没有实行，所以年纪轻轻二十出头的两人很快就在复兴党内崭露头角。一个在军队系统里迅速上升，到现在已经当上了副营长。一个在行政系统里进步快速，现在已经是中央统计局里的一个副处长了。
反到是比两个人年纪都大了很多，曾经领导过乡民造反的秀才丁石青，虽然在复兴党内通过了初级中学学力考试，但是一直在地方上发展。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他才从一个普通的生产建设兵团文书，升到了公社社长的位置上。
不过和前面两个人比较起来，长期扎根基层的丁石青的经验丰富，根基扎实，很多事情被他一说，王书辉都得到了不少的启发。
在马家河公社和大家交流之后，王书辉就直接给中央发了电报，把丁石青调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成为自己的助手。
王书辉的办公室全称叫复兴党中央办公厅主席办公室。对于体制非常敏感的丁石青接到自己被调到中央办公厅的调令之后，真的是兴奋地睡不着觉了。面对自己的老婆，比自己小七岁的郭红霞的不解，丁石青小心翼翼的告诉她，自己这是一步升天，要到翰林院里当官儿了。
郭红霞是马家河火柴厂的一个普通女工。她对于自己丈夫说的话并不理解。可是看到一直对自己小心伺候的丈夫有变得趾高气昂的趋势，这位常年在一线工作的工人大姐警告自己的丈夫说：
“现如今是新社会了。广播上说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阶级都要倒台了，整个北方的人民都要被解放了，你这老头子最好不要说些封建主义的胡话。”
“你当我不知道吗？复兴党要建立一个新国家，这新国家是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是我们这些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可不是你这个老封建想的那种当官儿的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的剥削朝廷。”
想起以前自己全家当流民的苦日子，想起过去给地主家扛活的坏日子，原本不过是想要打击一下自己丈夫的嚣张气焰，让他别忘了家里是谁做主的郭大姐的情绪，激动了起来。她抱起被服从床上坐了起来，对丁石青说道：
“说起这个来我就我有气。过去我们村子里的那个老秀才最不是东西，专门喜欢帮着地主祸害我们这些穷人。我也是晕了头了，怎么就听了我爹的话，嫁了你这个老封建了！”
丁石青见自己的老婆来了情绪，赶紧赔笑做小的安慰起自己的老婆来。
复兴党治下的男女不平衡在这几年才好了一点。丁石青当年娶到郭红霞的时候，其实郭红霞本人并不怎么愿意。只不过丁石青“老奸巨猾”的走了“老丈人路线”。郭红霞的父亲，那个很死板的老爷子对丁石青的读书人身份很看重，才坚决让郭红霞嫁给了比她大七岁的丁石青的。
丁石青娶了郭红霞之后，对郭红霞可从来没有敢表现出过一丁点的大男子主义来。他是真的把自己的这个费尽心力才娶到手的老婆当个宝来伺候的。等到郭红霞接连给丁石青生了两个儿子之后，丁石青在家里的社会地位就更进一步的直线下降。
用公社党委书记郑一凡私下里的话说，在丁石青家，排在第一位的是郭红霞，排在第二位的是孩子，排在第三位的是孩子们养的小猫和小狗，在这之后才是丁石青的位置。
其实说起来，除了丁石青宠爱自己的老婆这个明面上的因素之外，这也和郭红霞本人在火柴厂里挣的工资比丁石青高有直接原因。郭红霞在职称上是三级工。丁石青才是个副科级的干部。郭红霞的基本工资和职称工资再加上岗位津贴和加班补助以及奖金分红，加起来比丁石青这个副科级干部高出将近五块银元来。
可以说，丁石青家里的那些家具摆设和各种新鲜的生活用品，以及在银行里的存款，基本上都是靠了郭红霞才有的。
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
在科级干部这个圈子里，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大哥别笑二哥，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只要自己的老婆是有三级以上的熟练工职称的工人，那这些基层干部在家里的腰杆子就都直不起来。
斗争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作为男人，特别是作为读过四书五经这些封建经书的男人，丁石青哪会不想在家里当个一家之主的。但是呢，经济上家里的三分之二的天都被自己的老婆给占住了，所以丁石青就想着自己升了官是不是能改变这种不利的状况。没想到狐狸尾巴刚露出一个小小的尖儿，作为劳动人民的自己的老婆就敏感的发现了。
看到丁石青老老实实的投降服软，郭红霞的心气才平静下去。作为丁石青的老婆，郭红霞当然还是向着自己的丈夫的。所以她站在自己丈夫的立场上对他说道：
“老丁啊，你这个人呢，别的毛病没有，但是装清高，自我感觉良好的问题还是很大的。我呢虽然没当过干部，可是在厂子里也知道那些升得快的干部都是个什么样的。凡是升得快的干部，都是那种不怕手脏脚脏，生产线上的活儿人家都拿得起来，能和工人能够打成一片的人。”
“所以要我说，想要升官快，没架子这一条可不能忘了。咱们复兴党就是和旧社会反过来的。旧社会的官儿是端着架子让老百姓干事儿的，复兴党的干部是放下架子给老百姓干事儿的。我就说一条，我们厂的厂长、车间主任之类的干部，哪一个对工人都是没架子的。凡是有架子的，都被工人大会给选下去了。”
“中央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话说回来了，看王主席的做派你就能想到了。今天在食堂里吃午饭的时候，我就看到王主席手里的馒头掉在地上，他老人家捡起来擦了两下直接就吃了，那叫一个自然。你再看看人家王主席对咱们工人，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人家就那么拿出个小本子来，一句话也不说，光是记大家反映的问题。”
“你还说什么中央办公厅就是朝廷的翰林院，你是要一步登天了。我看你这一套说辞可够呛。照你说的，王主席就应该是皇帝，可是这皇帝有捡起地上的馒头一点不在乎就吃下去的吗？王主席都是这样的人，那中央的那些大领导肯定也都是这样的人。你要到中央办公厅上班去了，要是还端着个清高的架子，总以为自己是书里面的诸葛亮那样的高人，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咱们两口子还是在马家河过安生日子吧。”
丁石青知道有个说法叫“妻贤夫祸少”。以前的时候丁石青还觉得未必。女人读了书见识多了，恐怕也不会贤良起来，要不历史上怎么出了吕太后和武则天呢。可是今天听了自己的老婆这番话，丁石青可真是感到妇女能顶半边天了。就光是自己老婆刚刚说的这番道理，就要比自己高明一百倍。
想到自己邀天之幸娶了个贤惠的老婆，丁石青赶紧给老婆行了个礼，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她。他带着很浓厚的感情对郭红霞说道：“我可不是什么诸葛亮，咱们家的诸葛亮啊，只有你才能当啊！”
王书辉在复兴党第二钢铁厂也没呆多长时间。和工艺研究局驻第二钢铁厂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几天的交流之后，王书辉就直接去了枝江县。
第五二八章、三种“非国民”
(四库书)
1631年的枝江老县城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居民聚集区了。樂文小說|【 更新快请搜索】
复兴党的枝江县委县政府驻地不在枝江老城里面，所以除了各种各样从原来的董滩口迁移到枝江县城里的商业铺面和服务业以外并没有什么工业企业，这使得枝江县老县城难得的没有什么工业污染。
王书辉有很多年没到枝江县老县城里来过了。复兴党在枝江县城没有什么布置，但是枝江县城里面却有一个复兴党治下独此一家的东西，那就是王书辉的老丈人朱术圳的枝江郡王府。
王府的规模其实也不大。毕竟当初重新王府的时候，王书辉只是按照自己的老丈人和自己妻子的几个舅舅家的实际需要修缮的。随着朱微妏的几个年轻的舅舅都搬出了王府，现在的枝江王府里面只剩下朱术圳和几个老头子了。
这一次朱术圳突然让人打电报叫王书辉过来，王书辉还有点奇怪。要知道他的这个老丈人自从从报纸和广播上搞清楚了复兴党是怎么回事之后，就是一直避免和自己见面的。虽然没有直接的明说过，但是王书辉也能从自己的老丈人眼中看到深深的忌惮。
这种忌惮和过去看到王书辉的杀伐果断而被吓到还不一样，那是身上有着太祖血脉的封建贵族朱术圳对于革命者王书辉的忌惮。
进了枝江老县城，到了自己老丈人的家，看到自己老丈人家门口迎接自己的那个面白无须的老头子之后，王书辉才想起来，前一段时间内保局的人有一份报告，说是原本被软禁在钟祥县大明朝景陵的老太监刘若愚，前一段时间申请到枝江县来服侍朱术圳。王书辉当时没把这个事情当成个大事儿，就同意了。
作为承天府镇守太监的刘若愚，在复兴党对整个湖北根据地进行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明确的认识到了复兴党是怎么回事，所谓的王府仪宾王书辉是什么样的人。
在整个承天府的所有武装力量，包括景陵卫的明军也都被改造成了钟祥农场的农业工人之后，刘若愚被勒令负责景陵“风景区”的卫生工作。
到了这个时候，刘若愚就彻底明白了自己紧怕步了自己前任的后尘而小心翼翼的应对的王书辉，是个要把大明朝的天翻过来的人物了。
最开始的时候，刘若愚还觉得这可能就是一场和当年武宗皇帝时候的“宁王之乱”一样的闹剧。可是在观摩了几次批斗大会，又参观了几次当地农场建设场面以及农场职工的军训之后，刘若愚渐渐的认识到，王书辉要闹起来的这场乱子，不见得是“宁王之乱”，倒有点“靖难之役”的意思了。
在大明王朝内廷那个人吃人的地方，一步一步的从一个低等洒扫杂役到一个内值房的高级文书经管，能够在魏忠贤对大内的清洗下幸存下来，最终谋到个地方镇守太监的高级位置养老，刘若愚这个老太监的眼力还是有的。别看他只是个太监，但是当初在大内呆了几十年的他也明显的感觉到大明朝的国事是一步步的衰败下去，越来越不行了。
别的不说，光是他在内值房整理文书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多少各地的大灾和大乱了。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刘若愚就觉得投靠王书辉的老丈人是他唯一的选择。毕竟他已经大约的察觉到了，在复兴党里面好像是没有他这种人的位置的。
看到一个陌生的老头子认认真真对着自己行着磕头的大礼的时候，王书辉才想起来，这个老太监可不简单。此人可是在后世的历史上，以一本记载明朝宫廷制度和事迹的历史文献资料《酌中志》而闻名的。基本上研究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末有这么个老太监。
虽然不太理解这个在大明内廷里沉沉浮浮，甚至曾经在司礼监里混过的高级太监为什么这么郑重的对自己大礼参拜，但是出于对老年人的尊重，王书辉还是亲手把他给扶了起来。
“我们复兴党不讲究这一套，刘老先生还是不要这么客气了。我岳父这次找我来有什么事情，你是照顾他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刘若愚是在大内呆过很长时间的人，虽然在他眼里王书辉很可能就是下一朝的新皇帝，但是他还是非常有操守的没有多嘴，反而说自己是个奴婢下人，不敢参与贵人们的事情。
王书辉对于贵人这两个字有点敏感。不过对一个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的老太监，他也没有追究他的意思。
朱术圳找王书辉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天天逛茶馆，泡澡堂，早就从广播和报纸上了解到了足够的信息了。复兴党要北上，这个事情复兴党是没有任何顾忌的在广播报纸上对所有的群众都进行了宣传了的。
现如今，复兴党要北上中原拯救千千万万在反动派的争霸战争中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的消息，在湖北根据地里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中原人民的生活有多惨，反动派的非正义争霸战争是多么邪恶，大家现在都是顺嘴就能说出来的。
只不过和年轻人积极响应，关心会不会因为地盘扩大所以工厂的任务增加，自己可以获得更多的工资和奖金，或者直接被调到新建工厂更上一层楼不同，大部分有一定年纪的群众对此的关注不是很大。
群众参与政治，人民参与国家大事的习惯，现在还没有形成。复兴党落实人民民主制度的困难也正在这里。
不过，和普通的人民群众不同，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作为大明王朝千秋万代传承下去的直接受益人，王书辉的老丈人朱术圳明确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坐不住了。
自己的女婿要灭亡大明，或者说自己的女婿要捡大明这个“漏儿”（在朱术圳看来是这样的），朱术圳觉得，作为太祖皇帝的龙子龙孙，自己应该对自己的女婿表明一个态度。
王书辉完全不觉得大明王朝的灭亡有什么不正常的。所以当他听到自己的老丈人用车轱辘话说着什么“大明王朝的正统地位”之类的废话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很荒诞的。
看到王书辉对此不以为然，朱术圳又开始引用参事会的那帮旧文人的口水，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说起什么“万民何辜”之类的话来了。
听了这话，王书辉脑袋里不自觉的想起的却是马老人家的一段话：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对于复兴党北上接收北中国这件事情，复兴党治下“非国民”的态度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在工业化改造中主动或者被动的成为工业资本家的那些算是“进步”地主阶级的家伙们。这些人主要集中在枝江商盟、秦氏商团和武昌商团等一些在复兴商社领导和组织下的长江中上游商团之中。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对于复兴党是非常看好的。毕竟在复兴商社领导下的他们对于复兴军的武装力量的强大的认识是非常的充分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直接参与到复兴党的对外贸易中的。
而且，因为复兴党“促进商业发展和市场繁荣，对零售业和服务业全面放开搞活经济，促进并扶持轻工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他们虽然不情愿或者假装情愿的被复兴党剥夺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他们经营的各种商店、饭馆儿、茶馆、旅店等等买卖，都是受到复兴党的支持和保护的。他们经营的那些纺织厂、丝绸厂、造纸厂和食品厂等轻工业企业，也是直接的得到复兴党的技术支持和金融支持的。
虽然复兴党制定的工人最低工资以及工人权益保护政策让他们相当的不舒服，虽然因为复兴党的企业给工人的优厚待遇使得他们不得不给予自己工人足够的好处，才能保证工人不会大量的流失。但是，跟着复兴党搞工业有肉吃这个基本的事实，他们还是都能够明确的认识到的。
在复兴党治下，这些人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但是在经济收益上他们却是钵满盆溢的。甚至于跟着复兴党的复兴商社，他们还能赚那些海外蛮夷的钱。对于这一点，他们还是相当的满意的。
这些人大部分在大明朝治下都是些没有后台，经常要受到盘剥的那种朝不保夕中小商人。在复兴党治下，他们虽然同样没有什么政治权利，但是复兴党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这就已经让他们很知足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利益是和复兴商社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对于复兴党进一步的扩大地盘控制整个北中国，他们因为可以随着复兴党的扩张而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产业，都是相当的踊跃的。
当然了，他们中的一些年纪比较大人，和第二种人的想法差不多。那就是一些在复兴党的土地革命和根据地改造中，因为没有什么劣迹，靠着自己的劳动为生，所以“逃过一劫”的那些普通读书人。主要包括湖北各府县里的那些童生、生员等一些封建读书人。
复兴党反封建不假，复兴党使用非常暴烈的手段反封建也不假，但是复兴党的所作所为都是讲证据，看行动的。这些人在复兴党的革命过程中没有明确的表明自己的反动立场，把自己的思想和想法都隐藏了起来，没有到处去嚷嚷，没有做出任何反革命的举动，复兴党也不可能因为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收拾他们。
这些人在复兴党治下，大部分都是在一些私营企业里担任账房、掌柜或者管事之类的职位，以为私营工商业主服务为生的。（因为复兴党的任何单位都不会用这些人。）
在这些人看来，复兴党的所作所为是大逆不道的。复兴党治下的这些老百姓，那些趾高气昂的泥腿子们，都是朝廷的反民，都是要被杀头的混账。
他们一方面期盼朝廷大军能够扫清环宇收拾掉湖北的这些乱党，一方面又怕朝廷的大军真来了，自己这等“良善之人”会被玉石俱焚。他们一方面因为复兴党的统治过上了更好更安稳的生活而暗自高兴，一方面又因为在复兴党的治下被剥夺了一切政治地位和特权而愤愤不平。
总的来说，他们这批人的内心是很矛盾的。
第三种人就是以顾君恩、宋献策和牛金星为首的，复兴党参事委员会的那几十个不到一百人的旧文人了。
他们对于复兴党的北上是支持的，极有热情的。但是他们对于自己在复兴党内的地位又是非常的不满的。王书辉和复兴党把他们当成是处理和封建分子们的关系的桥梁和工具，但是他们却把自己定位在慧眼识人，从龙建国的功臣的位置上。
在复兴党的体系内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怎么钻营也不能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在复兴党内很难找到任何的盟友组成任何的势力。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三番五次的被王书辉收拾的狗血淋头的情况下，还是孜孜不倦的在朱术圳和朱微妏身边钻营的原因。
他们是从内心深处希望能够搭上复兴党人民革命的东风，实现自己白衣卿相的文人迷梦的。
他们搞不清楚的是，他们脑袋里的那一套封建农业社会的落后意识形态，根本就无法适应王书辉领导下的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两者之间是一种完全格格不入的关系。要不是他们现在还有一定的作用，王书辉早就动手收拾他们了。
所以听到自己的老丈人仍旧在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王书辉开始转移精神，观察起老丈人家的布置来了。
王书辉有大约六七年的时间没进过这座所谓的王府了。对于这座所谓的枝江王府，王书辉用的是一种自己出钱供养自己的老丈人的态度。所以十年下来，这座装备了先进的供暖设施、照明设施和各种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大房子，保养的还相当的不错。
一座矿石收音机旁边就是一个整理的非常整齐的报刊架。
看样子自己的老丈人还是非常的关心时事的。l3l4
(四库书)
第五三零章、人心真的散了
(四库书)
现代社会的著名演员葛大叔在电影里说的那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如果放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放在封建化的军队里面，是非常的准确的。
从1629年到1631年这不过三年的时间里，在原本的历史上，在明朝末年叱咤风云的三个主角，三股主要的武装力量，如果说有一个共识的话，那这个共识就是葛大叔的那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现代人可能想象不到，“士气”这种非常虚无缥缈，这种唯物主义者根本就不屑一顾的东西，对古代的封建农业时代的军队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到1631年，明末主要的三股武装力量中，位于辽东北地区的后金女真政权，在不断内讧内斗的过程中，以为黄台吉大汗复仇为借口，对复兴军辽南第一军团布置在海州和盖州之间的防线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进攻。
其中，大贝勒代善主持了两次进攻，而小贝勒多尔衮也主持了两次进攻。不过不管是谁主持的进攻，不管这样的进攻是什么规模的，他们在复兴军的防线面前都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五六次进攻下来之后，除了八旗各部的三万多蒙古附从军在战斗中被消耗殆尽之外，还有近万的女真“精兵”，也在战斗中，被辽南第一军团的骑兵和战车混编部队的主动出击所歼灭。
后金女真这种落后的兵民合一的部落式政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政权的最高领袖必须要用不断的军事胜利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黄台吉在世的时候，因为不断的推进后金女真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在对外战争中的主要目的，其实并不主要是维持自己的权威和地位，而是为了补偿因为生产力落后而导致的物资不足，转移因为生产力不足导致的内部矛盾。这才是黄台吉不断的发动对外战争的主要目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发起对蒙古各部的战争，黄台吉的目的主要是获得牛羊战马并补充人口战力。对大明发动战争，黄台吉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各种工匠农夫和大量的物资以及金钱。
也就是说，黄台吉发起对外战争是个赚钱的过程，壮大自身的过程。他发起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耗后金女真自身的实力，而是通过战争进行抢劫和掠夺，补充自己的需要。
没有了黄台吉的后金女真政权真的是非常不同的。在历史上，多尔衮之所以能够继承黄台吉的地位，那是因为这个人在和黄台吉的对抗和学习中，很“聪明”的弄清楚了封建化这个事情对于后金女真政权的重要意义。“睿亲王”的这个“睿”字，可不是说多尔衮在智力上真的很聪明，而是说多尔衮在对于政权制度的建设上的明确认识。
可是和历史上不同，现在还非常年轻的多尔衮还没有经历那个历史上的过程。所以在黄台吉死后，他的表现和其他的女真高层一样，他希望能够通过领导女真各部对复兴军的军事胜利获得八旗各部以及女真各部头领的认可，从而登上后金大汗的宝座。
在后金女真内部的争权夺利中，代善获得了一半儿左右女真各部的支持，而多尔衮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各方面“优势”，通过原有的“关系”获得了在科尔沁蒙古各部影响力极大的黄台吉遗孀布木布泰的支持，使得他内有上三旗的支持，外有科尔沁蒙古各部的支持，才能够和作为野猪皮长子的代善有了一争高下的实力。
双方经过一系列斗争之后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最后斗争双方也明确的认识到，想要获得所有后金女真人的肯定从而登上大汗的宝座，不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那是不现实的。
不过这两个人很明显的忘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野猪皮家族对于整个后金女真各部的统治，并不是绝对的。
和封建王朝有血统继承的法理依据不同，野猪皮本人是通过对内战争压服了女真各部的，黄台吉则是通过对外战争一起发财才把女真各部凝聚在了一起的。因为黄台吉的突然死亡，没有完成政权封建化的后金女真，其实并不承认野猪皮家族天生的就应该成为后金女真各部的共主。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野猪皮家族的主要继承人代善和多尔衮，是应该对于发起对外战争非常谨慎的。毕竟一旦他们发起的战争失败了，那么后金女真各部的首领们，就会开始用最直接的手段质疑野猪皮家族对于女真各部的领导权。
就是慑于两代野猪皮的余威不敢直接使用暴力手段反抗的女真各部，他们一旦发现野猪皮家族的继承人不能承担起通过对外战争发展壮大女真各部的天然使命了的话，用脚投票这个做法他们做起来还是无压力的。
就这样，在多尔衮和代善，以及黄台吉的长子豪格，三人发起了六次对复兴军防线的作战最后都遭遇了可耻的失败之后，整个后金女真政权开始走向分崩离析。
即使是奴隶制部落的首领，这些接受最天然的进化论思想教育的部落首领们，也通过野猪皮家族的几次失败认清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继续和损失了三万多蒙古附从军以及一万多核心部队的野猪皮家族混下去的话，自己的部落不是有成为炮灰被牺牲的危险，就有物资不足陷入生存危机的危险了。
对于他们来说，跟着野猪皮混有肉吃，他们才会跟着野猪皮混。一旦跟着野猪皮混不仅没肉吃还要丢性命的话，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就显而易见了。
在六次对复兴军的作战过程中，大量的后金女真部落开始敷衍塞责出工不出力，甚至有不少实力相对弱小的部落，就在战场上直接投靠了复兴军。
不仅后金女真内部开始陷入分崩离析之中，因为对复兴军的惨重军事失败，朝鲜方面和蒙古方面都开始对后金女真政权阴奉阳违起来。
而因为复兴党存在而导致的比原本的历史上严重几十倍上百倍的经济危机，也开始最直接的影响到后金女真政权。原本可以通过山西汉奸商人进行的粮食和物资买卖变得越来越艰难。经历了重大军事失败后的后金女真全面陷入到严重的经济危机中。
与此同时，经过了充分训练和战场考验的复兴军辽南第一军团，也开始在辽中地区活跃了起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复兴军的防线已经推进到了海州一线。后金女真在海州南部地区的所有据点全部被复兴军拔除。
而在投降女真部落的“带路”下，复兴军甚至开始在广大的建州卫地区大肆吸纳起各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来。要知道，东北地区的这些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的少数民族部落，可是和建州女真都是有着不少的仇恨的。
用自顾不暇这个成语形容1631年的后金女真政权，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原本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攻势的后金女真政权到了1631年开始全面陷入守势。
当然了，这个守势主要是针对辽南地区的复兴军。对于山海关方向的辽东军阀们，暂时因为外部和内部危机而团结起来了的后金女真高层，还是保持着比较大的压力的。
面对艰难的情况，为了保证后金女真的西部安全以及人力资源的补充，代善作为留守留在了沈阳地区的大本营，而多尔管则率领着上三旗的部分力量联合了仍旧“忠心耿耿”的科尔沁蒙古，对蠢蠢欲动的蒙古各部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征伐。
在相同的时间线上，明王朝政府军和高迎祥领导的闯军，在真定府、东昌府、潞州府和大名府之间展开了一年左右的长时间拉锯战。
在这个山西、山东、河南和北直隶的交界地区，双方进行了相当惨烈的战争。
其中，政府军方面以被重新启用的袁崇焕领导的五万关宁军，孙元化领导了三万山东新军和卢象升领导的两万天雄军为主。
而闯军方面，则是以高迎祥领导的二十万陕西和河南闯军，李自成领导的六万河南闯军以及张献忠领导的五万陕西和山西闯军为主。
从人兵员素质上看，双方基本上算是大哥别笑二哥的状况。明王朝政府军方面的普通士兵和闯军方面的普通士兵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破产农民。他们都是经过了简单的训练就被迫从军了。
从部队骨干上看，明王朝政府军和闯军方面也是半斤八两。明王朝政府军方面，卢象升的天雄军属于私军性质，其中的主要军官都是卢氏家族的成员。这些人属于受过一定教育，看过一些兵书战策，在理论上有一定基础的地主阶级子弟。
关宁军方面的军官都出自辽东辽西的将门世家。实际上也别被将门世家的大牌子给忽悠了，越是这种将门世家的出身，部队就越是只能打顺风仗不能打硬仗。
因为兵为将有的体制而部队主力家丁化的原因，关宁军这样的军阀部队，都是为了自家的利益服务的。所以一旦战事出现挫折，作为部队骨干的家丁家将们，就会毫不犹豫的保护着各自的主子在战场上搞大转进。
原本在明末的辽东战场上可以在野战中打败后金女真的白杆兵、浙江兵，就是被这些猪队友用这种做法给活活的坑死在了战场上的。
而孙元化领导的山东新军的骨干则主要是山东地区的各大地主家族的子弟。这些人都是在文化学习上不怎么灵光转而舞刀弄枪的地主大家族的子弟。
不过别看这些人似乎在三支部队里的地位最低，但是他们可都是接受了孙元化的“好朋友”，著名葡萄牙“忠君爱明”传教士曾德昭推荐的西班牙籍中*人（其实就是复兴军假扮）的“专业”训练的。
最起码，这些人能够在战场上把复兴党廉（高）价卖给他们的“先进”火器的威力给发挥出来。
同样是在部队骨干方面，闯军的骨干主要是过去山陕地区的边军军官。这些人的实力其实要比明军方面要强一些。
其实双方在战斗中都发现，不管是闯军方面还是明军方面，在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都是使用了“南洋”火器的部队。特别是被孙元化重点装备的山东新军，他们在双方的大混战中发挥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大量优质的佛郎机小炮和近万杆南洋燧发火枪，在战斗中给予闯军以极大的杀伤。
不过山东新军的这种强大的战斗力，很快就被明王朝政府军自己内部的内斗所束缚住了。
一方面袁崇焕手下的关宁军在作战中为了自保实力出工不出力，在战场老毛病发作，开始大搞花式“坑队友”。另一方面，看到战事缓和下来的崇祯皇帝又开始大搞太监监军，把一批专门降低战斗力的太监派进了三支部队。
结果刚刚好转起来的战事，很快就被以天雄军监军高起潜为代表的太监们的搞坏，开始全面转入困境。
闯军方面的情况也比较困难。和明王朝政府军不同，相对比较团结的闯军的问题在于没有稳定的后勤补给。
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把农民造反军正规化之后，一方面确实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另一方面，正规部队对于后勤补给的要求是很高的。这给闯军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河南、山西和陕西已经连年经历蝗灾、旱灾和兵灾，所以这三个名义上被闯军控制的地区，不能个闯军提供任何的补给。而且闯军方面还得派遣一部分部队在各地驻守。
战争才进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闯军方面的后勤危机就开始爆发了。士兵方面没吃少穿，大量的士兵不是私下逃走就是带着武器装备投降明王朝政府军。
在这种情况下，高迎祥只能把前方战事委托给李自成和张献忠，他本人则领着近十万的部队在山东西部地区流窜。这一方面是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后勤压力，一方面是为了就地打粮维持自己的部队。
到了1631年下半年，因为山东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也被高迎祥破坏，加上突如其来的蝗灾，当年的收成颗粒无收。在绝望中的高迎祥最终痛下决心，把自己麾下的部队变为捕奴队，在中原地区开始大肆的掠夺人口，用于和复兴党的粮食物资交易。
在高迎祥的带领下，张献忠和李自成也有学有样。以至于到了1631年年末，原本在中原民众中处于正面形象的闯军也变得和明王朝政府军一样，不被任何人所欢迎了。而看到自家领导者的所作所为之后，原本在战场上开始重新占领上风的闯军内部，士气也开始不可逆装的跌落下去。
就这样，在1631年年末，天下争霸战争中的三个主角，无论是后金女真，还是大明王朝，或者是农民造反军，都开始陷入到了严重的内部问题当中。因为战事的缓和，一时间整个中国居然有了几分风平浪静的味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改变明末中国命运的惊天大变，在大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爆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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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书)
第五三二章、完蛋的太突然了
(四库书)
后世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满清王朝的倒台其实都是觉得挺奇怪的。
从实力的角度讲，二十世纪初的满清王朝的实力也不是那么弱的。作为当时满清中央政府的领导者，军机大臣袁世凯领导下的北洋集团，是在不断的推动满清王朝的新政举措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满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作为满清王朝的高级领导人是全力支持的。
1901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
1902年，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在此期间，他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满清政府至此获得了近十万人的先进的武装力量。
同一时期，袁世凯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
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等，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也筹划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
也就是说，在袁世凯的主导下，因为“庚子事变”遭受重创的满清政府的实力迅速恢复。
但是不能不让人感到错愕的是，有着这样绝对力量的满清政府，在湖北新军的几个名不见经传军官领导的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就那么几乎在一瞬间就倒台了。
后世有一部分历史研究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个进步意义上的革命，是新的生产力对旧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所以满清王朝轻而易举的就倒台了。
对于这个说法王书辉本人是呲之以鼻的。在他看来，从辛亥革命开始到新中国的建立这三十多年的史实上看的话，首先一点就可以明确，辛亥革命本身对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促进作用。
辛亥革命是由一群不满满清政府民族压迫的汉族地主出身的新军军官发起的。满清政府的倒台，是因为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汉族地主官僚从上到下，从袁世凯到普通的汉族新军军官都对满清王朝失去了希望，彻底的抛弃了满清王朝，所以最终导致了满清王朝的倒台。
在辛亥革命结束之后，无论是北洋统治时期，还是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到了最后的光头党执政时期，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仍旧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主体的，以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为补充的封建经济。从经济结构的角度上就可以明确，辛亥革命其实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改朝换代。就是尽一切可能想要给辛亥革命的脸上抹点金粉的话，用民族革命来形容这次改朝换代都已经是非常勉强的了。
封建王朝周期律下的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其实都是一样的。在封建农业时代里，任何一次王朝更替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封建地主阶级背叛旧王朝，改头换面的加入到农民起义中，篡夺农民起义的成果建立新王朝的过程。
武昌起义的领导者蒋翊武、孙武和刘公，其实就是在这一次封建统治阶级自己的改朝换代中扮演了历史上陈胜、吴广和王仙芝、黄巢之类的人一样的角色而已。
当统治阶级自己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人民群众都放弃了一个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的灭亡就会展现出一种雪崩式的特征来。对于这一点，明王朝的灭亡也是一个佐证。
不过和历史上不同，在复兴党存在的这个时空里，明王朝的倒台更加的快速和剧烈，以至于还认为明王朝能够苟延残喘个几年的王书辉都发生了误判。
毕竟，王书辉一直认为将会由李自成、张献忠和高迎祥这些农民造反军终结明王朝的命运。
但是已经被改变的历史终于在细节上表现出了充分的不可控性。明王朝的倒台，是由北京城内的二十万沦为城市贫民的京营士兵，以及北京城外驻守的由大明“忠臣”袁崇焕领导的五万辽东军共同完成的。
对于这一点，别说王书辉没有想到，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1631年11月里的一天，在北京南城的贫民窟里又有三十多人被抓走之后，一条传言开始从南城传了出来，随后就传遍了所有的京营军户人家。
据这条传言说，朝廷准备以周国丈粮行被劫一事为借口，将北京城里名义上的二十万京营士兵调出北京城，调往辽东服役。
所谓谣言，这种东西就是这么不靠谱的。就以这条要把京营调往辽东的谣言来说吧，即使在传统上有这样的明王朝中央军和边军对调的惯例在，但是任何一个明王朝上层的人都知道，京营现在就是一支纸面上存在的部队，而且这支部队本身和大明朝的权贵官员们的纠结很深，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支部队会被调往辽东去的。
就是京营士兵们自己如果认真想想的话，也会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不靠谱，毕竟过去崇祯皇帝几次尝试整顿京营的时候，二十万京营士兵能够到场的都不到万人。这种情况下，把不到万人的由乞丐流民冒充的京营士兵调出京师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但是，谣言这种东西之所以会被广泛的传播并被采信的原因正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信任了。当常年累月被欺压、被剥削、被损害、被侮辱的被统治阶级，开始“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被统治阶级的时候，没有任何信任的双方之间，就是再怎么奇葩的谣言，都会被相信。
作为一个纯消费性的城市，北京城本身的粮食价格就是很高的。这一点在粮价飞涨的明末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比历史上严重百倍的粮食危机对居住在北京城内的普通百姓来说真是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宋狗子等人之所以会毫无顾忌的去抢劫皇亲国戚的粮行的原因，就是如此。
在这种严重的粮食危机下，1630年到1631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五万辽东军、三万山东新军和两万天雄军的军粮供给又要由北京方面负担。为了保证军粮供给，北京城内的粮食价格进一步攀升，大米的价格已经攀升到了每石四十两到五十两的情况了。
老百姓不是傻瓜，虽然和后世的老百姓不同，明末的北京市民不会遇到事情就骂政府，可是那些开着粮行粮店的人都是皇亲国戚和朝廷的官员这样的事情，他们可是都心知肚明的。
在大家都吃不上饭，买不起粮的情况下，这些粮行粮店囤积居奇。北京市民对于他们的憎恨是非常强烈的。
宋狗子的身边新出现的“狗头军师”制造的这条谣言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大家对于粮行粮店的憎恨和周国丈联系在了一起，又把这个周国丈和二十万京营士兵的可能的可怕遭遇联系在了一起。
憎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的特点就在于，因为它是非理想的，所以任何只要看起来有可能的合理性都会被轻易的建立起来。
就这样，随着这条谣言的传播，整个北京城里的军户人家开始情绪涌动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宋狗子突然领了一帮身手很好的“好汉”出现在正被东厂番子和锦衣卫们折磨的南城百姓当中。不过就是一句“抢粮行，吃大户”的口号，在宋狗子的领头下将十来个东厂番子乱拳打成肉泥的南城军户们，就在宋狗子的带领下闹了起来。
成千上万的南城百姓，不管是不是军户出身，在生存压力的驱使下都不由自主的加入了宋狗子“抢粮行、吃大户”的队伍。
周国丈家位于南城的粮行首当其冲。但是一家粮行怎么也无法满足上万百姓的需求。
就这样，随着在“抢粮行”的过程中出现的流血事件，在鲜血刺激下的民众开始进入到无理性的状态，整个南城的大户人家和粮店商店，都是成了暴动民众的抢劫目标。
暴动这种事情，特别是在总体环境处于绝望的情况下，非常容易被传染起来。北京城内的百万民众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处于冻饿而死的边缘。就是没有暴动事件，京师的五城兵马司每天运出成为的“路倒”也都是三位数的。
有了南城百姓做榜样，先是和南城百姓同属一脉的京营士兵人群在有心人的引导下参加到了这场“抢粮行、吃大户”的行动中。在这十几二十万人的带动下，北京城内的大多数生存于死亡边缘的贫民都主动的加入到这个行动中去了。
1631年年末的“京师暴动”就这样全面的爆发开来。
作为大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原本北京城的军事力量应该是最强大的。但是在明王朝上层的奇葩们的作死下，占役、克扣、吃空饷，把原本应该数量最多力量最强的北京防御力量摧残成了这次大暴动的主力。
和地方城市里的武装力量相对还能够勉强的承担对内镇压的任务不同，北京城里的暴力机器，除了几百不到一千的五城兵马司巡丁、锦衣卫各千户所的锦衣卫和顺天府内的衙役之类以外，居然找不出任何其他的武装力量。要知道，作为名义上的保卫京师的武装力量的京营士兵们，可都是在暴动的民众中。
几十万民众在京城内大肆的抢掠和烧杀，给北京城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而且处于失控状态的暴动民众，已经不是宋狗子这个暴动的发起人所能够指挥的了。当然，因为民众对于朝廷的畏惧，紫禁城方面还没有受到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孙承宗本人亲自出城，命令袁崇焕带领城外的辽东军入城镇压暴乱。
可是谁也没想到，五万辽东军的入城，并没有使彻底陷入混乱的北京城恢复秩序。随着这些辽东兵的进入，特别是当这些辽东兵一边屠杀民众，一边自己也参与进抢劫行动之后，袁崇焕居然和宋狗子一样，失去了对辽东兵的控制。
原本那些因为暴动民众缺乏武器而无法攻陷的大户人家以及北京城内的各大衙门，在如狼似虎的辽东兵加入后，全部被打开了。随着有心人对暴动的引导，北京城内的所有官府和衙门全部陷入瘫痪状态。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支一万多人的兵马在高迎祥的领导下，突然出现在已经彻底失去城防力量的北京城外。
当天启年曾经发生过一次的王恭厂大爆炸的轰鸣声，再一次在北京城中响起的时候，一万多全副武装的闯军精兵毫无阻碍的攻入全面陷入混乱中的北京城。
不过和历史上不同，已经明白大势已去的崇祯皇帝在几百个袁崇焕亲兵的保护下，带着一部分重要物资，和周皇后以及两个皇子，带着孙承宗等几个文官大臣，乘乱逃出了已经全面陷入无理性的破坏和杀戮的北京城，逃往天津方向。
而在这个时候刚刚攻入北京城忙着镇压民乱屠杀辽东乱军的高迎祥，根本就抽不出任何力量去截杀崇祯皇帝一行。要知道，想要用一万多人摆平几十万陷入混乱的暴动民众和四五万失去组织的乱兵，绝对是个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在这个时候，高迎祥眼中的威胁绝对不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崇祯皇帝一行，而是正在真定一线正在与李自成、张献忠作战的孙元化山东新军和卢象升天雄军。
在高迎祥看来，只要自己的这次奇袭成功，自己最终占据了北京城，防住可能来自辽东方面的进攻之后，面对失去了粮草后勤供应，皇帝也失去了踪影局面的孙元化和卢象升，肯定是不战自溃的。
站在一座城门上，看着逐渐被平定的北京城，高迎祥把站在自己身边全面筹划了这次行动的李岩当成了自己的“福星”。
一想到自己距离成为九五之尊的梦想就差几步了，高迎祥这个纯粹的粗人在激动之中说出了一句对于他来说算是极有水平的话，
“先生真是某家的张良萧何啊！”
听了高迎祥的话连忙行礼谦虚的李岩，听了这话心里想的却是：
“北有辽东军，南有山东新军和天雄军，自家的后勤供给全都掐在那帮明显的心有异志复兴党人手中，这个泥腿子居然现在就做起皇帝的美梦来了！”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跟了这么一群沐猴而冠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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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三四章、绝望的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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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世界里，一切事物的基础都是物质的。
这个道理，即使不是唯物主义者，即使在不同的时代里，不同的条件下，只要是做具体事情的人都是有着直接而又深刻的体会的。只有面对现实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切做事情的人都知道的道理。
公元1632年初的北中国，被现实问题困扰着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股是目前仍旧认为大明王朝是正统的明王朝地方军队势力。主要包括最北方的辽东军阀集团，中原地区正在鏖战中的孙元化山东新军以及卢象升的天雄军。
另一股则是和他们对立的谋求改朝换代的闯军势力。主要包括已经驱逐了崇祯皇帝占据北京城的高迎祥，以及正在真定地区和卢象升、孙元化对峙的李自成、张献忠。
单纯从军队数量上讲的话，高迎祥麾下除了目前正在北京城内驻扎的一万“精锐”部队以外，从山东西部地区正在源源不断的开进北京周边的普通部队也有将近十万人上下。而且在北京城内的大暴乱被镇压之后，被甄别出来的四五万京营士兵，也被高迎祥收编。
闯军方面除了高迎祥麾下的十五万人以外，李自成和张献忠麾下的兵力因为在战争中被大量损耗，目前总共还有六到七万人左右。
面对总人数超过二十万的闯军，明朝方面的军队数量就相对较少了。在祖大寿领导下的辽东军阀集团刨除那些作为苦力和炮灰存在的农奴兵以外，能在正面战场上打仗的部队只有三四万人。当然了，这三四万人算得上是辽东军阀集团安身立命的根本，都是可以在正面战场上和女真兵交锋的骑步兵部队。
除祖大寿麾下的四万辽东军外，孙元化麾下的山东新军损失最小，目前还有两万多人。卢象升在后期也花了大价钱从“葡萄牙”军火商曾德昭那里采购了大量的“南洋”军火，但是因为前期缺乏准备，以至于目前的天雄军只剩下一万人左右的骨干，其他三万多新兵都是卢象升在周边地区就地招纳的流民兵。
也就是说，目前北中国的局势是，四万辽东军正在山海关到北京一线和十五万高迎祥部队对峙。而七万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闯军正在和总人数六万左右孙元化领导的山东新军、卢象升领导的天雄军对峙。
从目前的局势上看，东北方是高迎祥以北京城等北京周边的主要城市为依托的闯军，对抗以山海关为屏障的祖大寿辽东军。而中原地区则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孙元化和卢象升，双方各有胜负的状况。
不过东北地区的高迎祥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是北京以及北京周边的不安定局面拖住了高迎祥的手脚，而祖大寿辽东军阀集团方面则需要防备已经老实了很长时间的后金女真方面。
李自成、张献忠和孙元化、卢象升之间经过了一年多连续不断的战斗，目前也开始进入到双方精疲力竭的迟缓阶段。实际上，从1631年十月份开始，双方的战斗就从大规模混战逐渐的转变为小规模战斗的模式了。
1632年年初，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被传到双方阵营中。这个消息对于双方来说，都不能算是个好消息。原本的闯军首领，闯王高迎祥攻破北京城，并在十天前登基称帝了。
这个消息给明军方面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
对于卢象升和孙元化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大明忠臣来说，他们心里觉得这是一个天崩地裂的不幸消息。对于祖大寿这个名义上的大明臣子但是实际上是独立的地方军阀首领来说，他关心的则是一方面自己的后勤供给彻底的被切断，另一方面自己作为辽东军阀集团首领的法理依据已经消失了。
说实话，五万辽东军驻守的北京城被一万闯军轻易攻破，这样的消息还是很震撼的。当后续的情报被传到到卢象升和孙元化手中之后，知道了是因为京城市民暴动和辽东军失控才最终导致了北京城沦陷后，即使忠臣如孙元化和卢象升等人，也从心里往外冒出了一种天亡大明的冷气来。
京师作为首善之地，大明朝连京师子民的生存都无法保障，最终爆发了导致亡国的暴乱，这实在是让孙元化和卢象升这样的臣子无语了。
不过在绝望中也不是没有希望。据情报人员汇报，崇祯皇帝和皇后太子以及一小部分朝廷重臣还是侥幸逃出生天，逃往了天津卫地区。
就孙元化和卢象升推断，帝后一行很可能是准备在天津卫冒险乘海船南下南京。
毕竟，从几年前开始，天津卫的海运繁荣就已经恢复了。据说南方地区的很多大海商常年在江南和天津卫地区从事贸易活动，天津卫地到江南地区的海运是完全畅通的。这一点即使崇祯皇帝不知道，和崇祯皇帝一起逃出京师的孙承宗、王承恩等人还是都心知肚明的。
在一片绝望中，这基本上就是孙元化和卢象升最后的希望了。在他们看来，只要崇祯皇帝一行能够安全到达江南地区，那么只要崇祯皇帝在南京重开朝廷，那么大明朝就能继续运行下去。
同样是明军势力，祖大寿对手中接到的情报就非常的惊悚绝望了。要知道，对于现在的辽东军阀集团来说，尚未经历过大凌河之战的他们，头脑里还完全没有投降后金的概念。他们虽然独立于朝廷，甚至于对于崇祯皇帝的圣旨也不理不睬，但是他们却仍旧认为自己是大明王朝体系下的一部分。
靠着北京方面源源不断的输血供养的辽东军阀集团，可丝毫也没有准备之直接背叛朝廷的想法。在他们看来，维持目前这种因为后金女真的军事威胁，让朝廷投鼠忌器而常年供养他们的状态，并且把自己辽东将门的世家势力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才是最有利于他们的局面。
特别是对于高迎祥这个刚刚登基的大顺皇帝，辽东军阀集团是从心里瞧不起他的。尚未有对闯军正面作战经验的辽东军阀都认为，凭借着四万人左右的辽东铁骑，踏平高迎祥的十几万乌合之众不在话下。
对于李自成和张献忠而言，自己的老大攻破北京杀了皇帝老儿（高迎祥对外宣称）的消息固然让两人惊喜。但是刚刚勉强平定了北京城的乱局，自己的老大就迫不及待的登上皇帝宝座，还给自己封了个别有意味的蜀候（张献忠）和湘候（李自成），则是让两人惊大于喜了。
即使像李自成和张献忠这样的大老粗，即使像李自成和张献忠这样的枭雄人物，他们也知道，称帝这种事情是急不来的。地方上没有任何势力，周边还有着众多虎视眈眈的敌对势力，距离北京不远处还正在打着分不出胜负的仗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称帝的道理。
李自成和张献忠麾下的文人心腹也都对二人讲过这方面的典故。自古以来，那些匆匆忙忙就称帝的人物，从来就没有一个有个好下场的。
二人知道高迎祥麾下有一个让整个闯军上层都佩服的智囊人物李岩。他们搞不清楚，一向作为高迎祥谋主的李军师为什么会给高迎祥出这样的馊主意。
其实别说高迎祥了，在原本的历史上，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个人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不怎么高明的。
所谓忘乎所以丧心病狂，这就是在封建农业时代里，那些没有接受过阶级意识教育，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积累的底层人物，一旦翻身就会表现出来的一种劣根性。
别说是17世纪像高迎祥这样手握十多万大军的人物了。就是在解放后的八十和九十年代里，新中国还发生过七八起让人喷饭的奇葩称帝事件呢。
所以说，像高迎祥这样，手握十万大军占据京师，名义上掌握着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的家伙，在进了紫禁城被雄伟壮丽的皇宫景象所刺激，产生立即就登基称帝的想法，那是要多正常有多正常的。
李自成和高迎祥埋怨李岩的工作不给力，李岩本人还不知道要埋怨谁呢？
从制定这个奇袭计划之初李岩就明确的向高迎祥提到过，在初定北京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对辽东各路军阀进行册封，给予他们和他们地位、实力相匹配的藩王头衔。
只要祖大寿等人接受了这样的册封，那么高迎祥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让祖大寿等人为高迎祥驻守东北防范后金。
对于高迎祥来说，接受了他册封的辽东军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稳定下来。等到高迎祥挥兵南下平定山东新军和天雄军，彻底的底定中原之后，那么是集结大军攻灭辽东也好，还是通过控制后勤供给掐住辽东藩王的命脉也好，就都是非常从容的事情了。
李岩本人也没想到，进过紫禁城的高迎祥会突然发疯立即就要登基称帝。
高迎祥做出这样的决定，在闯军上层势单力薄的李岩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要知道因为高迎祥以及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下的闯军对地主大户们的“拷饷”行为，闯军上层几乎没有什么太高明的读书人加入。除了一些穷疯了的无路可走了的秀才童生以外，稍微有点办法的封建读书人都逃到南方地区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闯军上层都是高迎祥式的人物。不是边军出身的大老粗，就是些亦官亦匪的地方土豪，真要计较起来，这帮人的策略眼光恐怕还不如高迎祥呢。要不这些人怎么会以高迎祥为主呢。
高迎祥先是把紫禁城占了之后，立即就把宫中的财宝宫女之类的东西给这帮手下分了分。崇祯皇帝在明朝皇帝可以说是最穷的了，可是皇宫里的好东西还是把这帮人没见过世面家伙的眼睛晃得够呛。不过，这些东西的数量也真心不多，大家都没有分到多少。
在这之后，高迎祥表现出了一种农民式的狡黠，他先是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些东西还有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名义没法给大家发。随后，投靠了高迎祥的一些太监就在私下里告诉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和品级挂钩的。没有品级没法用这些东西。
到了这一步，这些人也都意识到了，高迎祥不当上皇帝，他们就当不上官儿，没有爵位。当不上官儿，没有爵位，好处就弄不到手中。这样一来，这帮早就想给自己弄个身份的家伙们，立马就一窝蜂的要给高迎祥来给黄袍加身。
看着那帮人把明显是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到高迎祥身上，而高迎祥又人模狗样装腔作势的三请三辞，顺水推舟的宣布称帝之后，李岩心里真心是无语了。
要是光是这么一场登基闹剧也不算什么。反正对于李岩来说，有这样一个名义，对于给辽东军阀的册封也名正言顺一些。
关键是在明确的意识到李岩对自己的称帝不支持之后，高迎祥先是冷淡了李岩，之后又不知道听了谁的谗言，对于正在外面和孙元化、卢象升作战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了忌惮之心。
在这种忌惮之心的影响下，高迎祥放了一个巨大的乌龙昏招。他居然把陕西、山西、河南这些安稳之地册封给了自己的亲戚，然后把李自成和张献忠封到了属于复兴党势力范围内的湖北和四川去了。
李岩听到了这样的旨意又被高迎祥拒见之后，内心是非常绝望的。
在李岩看来，强大如复兴党势力，那是只能拉拢和奉承，绝对不可以轻易得罪的。要知道，和复兴党交往颇多的李岩可是知道，已经控制了闯军后勤补给的复兴党的实力有多么巨大。
甚至于被奉为智囊的李岩都想不出该怎样对付复兴党的办法。即使是他在为高迎祥谋划的时候，他都是强迫自己忽视复兴党这股恐怖势力的存在的。
对于他来说，如果高迎祥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先稳住辽东之后平定中原，最后再一次性解决辽东，全面掌握住中原几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复兴党没有任何举动的话，他才觉得整顿了闯军这个乌合之众，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后勤补给的高迎祥，才勉强的能有和复兴党作对的本钱。
最让李岩绝望的就是，因为高迎祥的鬼迷心窍，他不仅在闯军内部对李自成和张献忠表现出明显的防备，在闯军内部制造分裂，更自作聪明的在中原不稳的情况下，想要让李自成和张献忠去对付复兴党。
在李岩的内心深处，复兴党如果不在高迎祥镇压中原的过程中出手干预，那都是老天保佑了。在现在这种内部不稳的情况下还敢触犯复兴党，高迎祥的所作所为就完全是个找死的行为。
站在自己驻地内的一座土堆上，遥望着因为高迎祥大宴群臣而喧哗热闹人声鼎沸的紫禁城，李岩心里想的却是一旦复兴党兴兵，那么自己应该怎样准备一条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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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三五章、北伐第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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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书辉一样，复兴党对于目前中国的两股争霸势力的评价都不高。特别是在军事能力上，按照复兴党“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老习惯，在战略上把闯军和明军都看成“土鸡瓦狗”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王书辉认为，看待一个人，要把这个人放在他所处的环境和背景中去看待。就以李自成、张献忠、孙元化和卢象升这四个人来说吧，在复兴党的这个环境和背景下，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没有进行过系统化的学习，就是四人中科学知识水平最高的孙元化也没有复兴党培养出来的小学生水平高，他们在复兴党看来当然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可取之处，在复兴党的体系内属于那种上不了台面的人物。
但是，如果把他们放在封建农业时代的末世环境下来看待的话，这四个人又是非常优秀，非常有能力的人了。
对于无论是在生产力还是在生产关系上都完全工业化的了复兴党来说，他们的落后和无用，是社会文明等级的差距造成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现代社会里一个普通的工薪族享受的日常生活，就是古代帝王都无法比拟的。生产力造成的绝对差距，那是非常的巨大的。
就以李自成、张献忠和孙元化、卢象升来说吧，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无论是明王朝上层，还是闯军上层，对于复兴党的认识都不够清醒。可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以自身的实际经历出发，孙元化和卢象升以和他们大量接触的复兴商社的背景出发进行判断，他们都对处于湖北地区的复兴党非常的戒惧。
正是因为这种戒惧，他们才会在湖北周边地区布置了一定量的情报人员，正是这些情报人员，在复兴党的北上行动正式展开之后，立即就把复兴党“大军”北上的消息，传递给了他们。
复兴党的北上行动计划使用部队的数量超过二十万。但这并不是说，复兴党会直接把二十万部队一口气的派到北方地区去。
按照复兴军总参谋部的计划，复兴军西北第一、第二和第三军团将会西出武关，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逐渐的接收整个陕西和山西地区。而复兴军北方第一和第二军团则会直接从湖北进入河南，一边清扫闯军也就是高迎祥称帝后的大顺军，一边接收河南地区的各大主要城市。
与此同时，复兴军东北第一军团将会配合复兴海军长江舰队的行动，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彻底掐断中原地区的南北交通，并最终和完成对整个山东西部地区控制的鲁东第三军团在聊城附近汇合。
按照复兴军总参谋部的计划，整个复兴军的北上行动被划分为三路大军，分别是执行对陕西和山西接收任务的西路军，执行对河南和直隶地区的接收任务的中路军以及执行对江苏山东东部地区的接收任务的东路军。
当然，整个北上计划被复兴党分为执行军事任务的北伐计划和执行接收以及建设任务的解放计划两个部分。
北伐计划主要是由七个复兴军整编师来执行的。
他们不会参与北上计划的西中东三路大军的具体行动，而是直插北方地区，先是消灭盘踞在中原地区的闯军和明军主力部队，然后消灭在北京地区驻扎的高迎祥部队，之后攻破山海关，完成对辽东地区的战略防御。最终他们将会和已经扩张到海州地区的辽南军团配合，完成对辽东军阀集团和后金女真政权的消灭任务。
解放计划则是由西中东三路大军来执行和完成。
相对于简单明快的北伐计划，解放计划的复杂性要大的多。
在军事上，各路军下辖的正规武装力量要消灭盘踞在新接收地区的闯军和明军，扫清各地的土匪和强盗武装，对所在地区进行军事化管理。在地方建设上，各路军下辖的生产建设兵团要对当地群众进行组织和训练，并在头一年完成对当地农业生产活动的恢复工作。
在解放计划中，除了作为稳定地方宣示复兴党对当地主权的军事行动必须优先进行以外，在地方建设上采取的是农业生产恢复和交通建设同步进行的方式。
在对地方群众进行了初步的组织和训练之后，生产建设兵团将会把当地群众一分为三，把当地群众中，年龄小于十六周岁的少年儿童，组建成主要任务为思想政治培训、文化知识学习和军事训练的少年军。
再把当地群众中，年龄大于十六周岁小于二十五周岁的青年人，组建成为以承担铁路和公路建设为主，同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的专业化生产建设兵团。
当地群众中年纪大于二十五周岁的成年人，则会被生产建设兵团组织起来，按照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农场第一，公社第二，合作社第三的标准组织起来，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
当然，因为复兴党十年来粮食物资的准备，被接受的各个地区第一年内的粮食供给将由湖北根据地负担。这也是为什么复兴党的解放计划不求突飞猛进，而是必须按部就班的按照当地道路交通的水平逐步分阶段展开的原因。
要知道整个中原地区因为自然灾害和闯军与明军争霸战争的破坏，根本就无法实现粮食供给的自给自足。而没有相对完善的交通，特别是没有铁路交通作为主干线交通，想要把湖北地区储存的大量粮食物资运到当地都是非常困难的。
更何况为了恢复新接收地区的农业生产，各新接收地区都需要大量的农业生产设备和种子化肥农药等物资。因为当地没有复兴党的工业企业存在，这些机器设备和基础物资也必须从湖北根据地运送到当地。如果没有相对完善的交通，这样大规模的设备和物资运输也是无法完成的。
1632年年初，复兴党的北上计划正式开始进行。
除执行北伐任务的七个整编师开始以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从南阳地区出发，快速突破闯军驻守的开封府地区，直奔闯军和明军对峙的中原地区外。执行解放任务的西路军、中路军和东路军，也开始在三个方向上沿着已经修建完成和铁路和公路前进。
复兴党动作的突然和快速，给李自成、张献忠和孙元化、卢象升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孙元化、卢象升还不一样，李自成和张献忠对于复兴军来说都是那种传说中的败军之将。他们都曾经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指挥着貌似强大的部队，以同样的方式被复兴军以一个非常夸张的方法彻底的歼灭并俘虏过。
所以得到了复兴军开始向中原地区突飞猛进的消息之后，两个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有了相当的战争素质的闯军将领，立即和孙元化、卢象升的部队脱离了接触，然后不再顾忌高迎祥对他们的忌惮，仓皇北上，向北京地区收缩。
孙元化、卢象升两人先是对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行动表示了极大的不解。在对闯军的俘虏进行了审问和了解后，对复兴军也产生了忌惮的孙元化和卢象升两人，在得知了复兴军大部队已经先后攻破了开封府、大名府和广平府后，立即撤出了真定地区，向仍旧属于明军控制的河间府地区东撤。
按照孙元化的想法，他准备和卢象升一起，把有生力量撤往沧州地区防御，然后待大运河开化后沿大运河南下江南地区。
不能不说，如果排除复兴党的计划和布置的话，如果不考虑复兴军的战争能力的话，李自成、张献忠的做法也好，孙元化、卢象升的做法也好，都属于相对比较明智的做法。
对复兴军的战斗力有着一定了解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寄希望于和高迎祥的大军合流后，以二十万实打实的大军中近十万有着从复兴党手中购买的优质武器装备的精兵，对抗复兴军的进攻。
而孙元化和卢象升则准备以目前阶段仍旧非常稳定和平静的山东地区为后方，稳守河间府地区的大运河防线，旁观复兴军和闯军的战争。最终在双方战争的过程中恢复力量后，南下江南地区守卫江北地区，为以后明军方面可能的反攻做准备。
从策略的角度讲，这两方的想法都是相当的理智的。但是闯军的问题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对于复兴军的战斗力仍旧缺乏一个根本性的认识。而孙元化和卢象升则是完全没有想到，整个山东地区，都已经成了复兴党鲁东根据地的势力范围。
要知道，在1630年登莱巡抚张宏被升为山东巡抚之后，除兖州府地区以外，山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济南和东昌五府，都已经能被复兴党全面的控制了起来。到1632年初，除兖州府全部地区、济南府北部地区和东昌府西部地区外，整个山东地区的土地国有化进程都已经基本完成了。
最重要的是，孙元化和卢象升不知道，他们刚刚到达的沧州地区南部的德州境内，就驻扎着复兴党鲁东根据地的一支五千人左右的部队。
这支部队原本的任务，是为了济南府北部地区的各土改工作队提供武装力量支援的。但是在孙元化和卢象升的部队进驻沧州的第一时间里，该部就接到了当地情报人员的报告。
在复兴军内部不是没有竞争的。目前来说，复兴军内排名比较靠前的部队都是王书辉曾经亲自坐镇过的部队。其中以辽南根据地的各军团为首，湖北根据地各部队次之。因为鲁东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缺乏大规模的战斗的经历，所以鲁东根据地的各部队在复兴军内的排名最低。
鲁东根据地下辖的鲁东军区的各大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都是王书辉的弟子出身。这倒没有什么别的原因，纯粹是因为鲁东根据的建设工作相对比较独立，所以派遣到当地的主要干部都是工作经验相对比较丰富的人。
对于在北上计划中主要承担地方建设工作的鲁东军区各部队的大部分领导干部来说，他们原本是准备在北上计划里的军事任务方面好好表现一把，为在自己正名的。但是因为总参谋部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在北上计划里，承担接应东路军和为到达中原地区的主力部队提供后勤支持的任务。
在山东地区默默建设了三四年的鲁东军区，现在已经有正规近十万人，二线地方部队近三十万人，以及总人数超过五十万的工农生产建设兵。在初步完成土改后，五十万工农生产建设兵已经进入工厂和农场承担地方建设任务。而各地区的土匪山贼等反动武装被基本肃清后，近三十万二线地方部队马上就要转业承担起地方政府建设工作了。
近十万复兴军一线部队在承担了三四年的为地方建设保驾护航的工作后，都是有着一股子极大的参战热情的。
用鲁东军区副总指挥、军区司令李明德的话说，“四五万新部队没上过正式战场，四五万老部队只是演习经验丰富，这样的部队是不健康的。”
所以，鲁东军区总指挥部在接到消息后，立即向中央军委发电，以主力部队尚未到位为根据，请求中央军委将对孙元化和卢象升部队的作战任务交给鲁东军区承担。
王书辉在位于南阳地区的北上计划司令部里接到电报后，笑着对身边的唐亚峰和顾国樟说道：
“李明德这家伙不地道，想要老师打学生。那么我们就给鲁东军区一个机会吧。把对孙元化和卢象升的作战任务交给鲁东军区执行。让主力部队在山东东部地区完成补给和整备后，直接对北京方面展开进攻。”
命令传达到鲁东军区后，鲁东军区立即抽调部队，组成了一个三万人左右的军团。因为对于这场战斗的重视，鲁东军区总指挥、政委，鲁东军区副总指挥、司令，一起兼任了军团的政委和司令。
1632年二月，在一片茫茫的大雪中，复兴军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出现在沧州城外。
沧州城内一片茫然的孙元化和卢象升，根本就没想到自己这边会遭遇军事进攻。
他们还在为五万多部队的后勤供给问题操心。因为派往山东地区的信使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消息了。而没有了北京方面的后勤支持，没粮缺饷的孙元化和卢象升，快速耗光了河间府的库银和存粮，已经快要失去对部队的控制了。
就在沧州城内的数万部队暗流涌动的时候，城外出现的不知名部队，给了孙元化和卢象升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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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三六章、孙元化的小药丸儿
时空之门1619 第445章
正文第445章
正文第445章
如果从战争的艺术性的角度来看的话，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战争的艺术性是反向发展的。
艺术性这个东西的基础，是复杂和多变。但是生产力水平越高，社会文明等级越高，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单一。
即使在工业文明时代的战争中仍有很多具体的战斗和细节性的东西可以充分的体现出战争的艺术性来，可是从宏观的角度上说，战争是战争双方的综合实力的对抗，这一事实的表现是越来越明显的。
和农业文明时代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受具体的将领影响不同，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将领的个人的素养在战争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双方大炮数量的对比，双方国家动员能力的对比，双方国力负担能力的对比，双方科技水平的对比等等，这些作为硬实力的要素，变成了工业文明时代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具体到1632年的复兴党身上的话，以后世人的观点来看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和孙元化、卢象升的山东新军、天雄军的战斗，那就是个非常乏味的过程。
因为缺乏时间的积累，再加上复兴党对于人才的培养采取的是工厂化的灌输方式，这就导致了复兴军在战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教科书式的机械性风格。
经过十年的发展，复兴党治下已经有了几十万受过全面军事训练的正规军和上百万接受过二级军事训练的预备役，以及近千万接受过基本军事训练的民众了。
从复兴党治下随便找出个人来，无论是普通的家庭妇女还是刚刚上学的少年儿童，甚至是接受政府补助的老年人，只要是复兴党治下的民众，几乎每个人都在长期的按时的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的他们，完全可以毫不困难的说出复兴军基本战斗原则“七步走”的内容。
所谓“七步走”战斗原则，是王书辉这个军盲按照自己的理解总结出来的战斗基本步骤。虽然现在的复兴军军事教育内容要比这个高明全面深刻的多的多，但是“敌情侦察”、“战场设定”、“远程打击”、“近战杀伤”、“伤员救治”、“防疫清场”、“经验总结”这七个步骤，仍具在指导着复兴军的所有战斗。
就以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和孙元化卢象升的部队进行的这场“沧州战役”来说吧。在侦查人员的情报被送到军团参谋部之后，军团参谋部的参谋们根据情报人员提供的数据，用算盘和手摇式机械计算机等计算工具，立即开始进行演算。
在演算结束之后，参谋部按照计算结果，开始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参谋部制定的一号计划是：凭借着我军的补给优势，对后勤补给最多还能支撑三到七天（因为数据不够精确，只能得出这样模糊的结果）的沧州城进行围困，全面削弱敌军的战斗能力。如果能够对沧州城开展有效的宣传攻势的话，有可能最终实现对沧州城和沧州城内敌军的和平接收。
按照复兴军的制度，参谋部在军队里承担的是主持日常军事训练和在战场上根据情况制定的战斗方案的工作。至于具体的作战指挥的工作，就是由各级指挥员，也就是各级军事长官们来承担了。
一般情况下，指挥员有选择作战方案的自由，没有制定作战方案的权力。而参谋部则有制定作战方案的权力，没有选择战斗方案的自由。
所以，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参谋部按照目前的情报制定了三种作战计划供指挥员选择。当然，作为一号计划，参谋部认为它是最合理最有效的。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的副总指挥、司令李明德，并不喜欢这个缺乏攻击性，显得非常“保守”的一号计划。
作为希望在北上计划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战功，能够在复兴军内提高整个鲁东军区部队战斗力排名的李明德来说，如果像参谋部的“小贩”们那样，总是斤斤计较己方和敌方的各方面物资条件，总是对于压低己方的作战成本孜孜不倦的话，自己领导下的鲁东军区各部，就会在复兴军内获得一个“保守”、“消极”的名头。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总指挥、政委赵元志，是个性情沉稳的人。从他本人的角度上讲，他是认可参谋部提供的一号计划的。
作为一个老政工，赵元志考虑的更多的是在战斗结束后怎样更好的接收和改造敌方部队的问题。按照他的经验，在攻城战里对敌人进行军事打击之后，一般情况下会提高对投降敌军的接收和改造困难。
要知道，挨过大炮和火箭筒轰炸，被手榴弹和机枪洗礼过的俘虏，和没挨过大炮和火箭弹轰站，没被手榴弹和机枪洗礼过的俘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
复兴军的强大火力虽然确实能够对俘虏进行深刻的震撼和威慑，可是复兴军强大火力不仅会对敌军造成的巨大的战斗减员，而且大部分被复兴军强大火力震撼和威慑后的俘虏，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伤害，从而影响他们接受改造和教育的进度。
特别是从后续工作的角度上看的话，往往复兴军对敌人进行了大规模的火力覆盖之后，会极大的加重军医部门的工作压力。
目前鲁东地区正在进行负担沉重的根据地医疗体系建设工作，因为部队方面要对正在实行军管的根据地提供直接的扶持和帮助，所以部队方面自己的卫生医疗体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一旦对沧州城进行大规模的进攻，那么临编第一军团的后勤系统就不仅要对明军俘虏进行救治，还要对沧州城内被误伤的大量群众进行救治。
这样一来，一方面要进一步加重卫生医疗体系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不仅对明军俘虏的思想工作不好做，而且还要增加政工体系对沧州城内人民群众的政治工作压力。
人民群众被炮弹、火箭弹误伤了，他们对作为进攻方的复兴军是会有很大的意见的。
不过同样是因为制度原因，原则上，作为部队第一人的政委只能和参谋长一样，在讨论中发表意见。最终决定怎么打，用哪套计划打，这个选择权，还是在指挥具体战斗的指挥员手中的。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李明德的意见是排在第一位的。
李明德当然不可能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他来说，这方面的问题只能排在第三位。第一位当然是考虑到鲁东军区各部在复兴军内的排位问题。但是在明面上李明德说出的第二个因素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李明德在讨论中对政委和参谋长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鲁东军区建立四年以来，长期缺乏实战作战经验。增加部队的作战经验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最终的讨论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按照参谋部制定的第二号计划，先对沧州城内的山东新军和天雄军进行为期两天的围困和骚扰，在第三天再对沧州城进行全面正式的军事打击。
和复兴军方面的状况不同，沧州城内的气氛非常的压抑。
作为明军的领导者，正站在城墙上的卢象升和孙元化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年轻的卢象升身上有着比较积极的进取精神，所以这种精神体现在作战上，天雄军的战斗风格是比较主动的。
年纪较大同时又信仰天主教的孙元化则是一个思想上相对比较消极和保守的人。他的这个性格特征让山东新军形成了一种步步为营先守后攻的特征。
可是无论是孙元化还是卢象升，在面对他们几乎完全不了解，搞不清来历背景的复兴军的时候，两人都表现的非常谨慎。
毕竟，就是单单的从外形外貌上看，复兴军都是非常的不好惹的。
在明朝末年这个时代里，经济上已经陷入全面困境的明王朝政府，早就不能为自己的部队配备比较统一的军装了。
无论是山东新军还是天雄军，都是那种自备穿戴的军队。除了各级军官能够穿上样式相对统一的铠甲披挂外，普通士兵的穿着打扮多种多样。以至于在和闯军混战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分辨敌我，明军士兵必须在胳膊上系上一条红色的布带。
而沧州城外的复兴军则完全不同，统一样式的黑色头盔，统一样式的蓝色军装，统一样式的黑色棉靴，统一样式的包裹背带，统一样式的枪支军械。这种统一加上复兴军因为高度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表现出来的步调一致，让除了一些尖利的哨子声和口令声外一片安静，只能听到不同频率的整齐声响的复兴军，体现出一种非常巨大的威慑力来。
特别是当三万多部队快速的包围住了沧州城，并在部分部队对城市进行警戒的同时快速的完成了矮墙和铁丝网组成的工事建设后，在城墙上观望的孙元化和卢象升心中顿时升起了一股不寒而栗的感觉。
面色苍白的卢象升在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复兴军的防御工事后，咽着唾沫艰难的对脸色铁青的孙元化说道：
“大人，必须要出城试探一下对方的战力如何才行。”
有着深厚“西学”背景的孙元化和卢象升还不一样。对“西洋火器”和“南洋火器”研究颇多的孙元化看到复兴军在城池一侧布置的上百门火炮被推进快速设置好的炮位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拔凉拔凉的了。
在目前的中国，可能除了复兴党以外，只有孙元化对于火炮的威力有着最直接的认识。曾德昭曾经为孙元化演示过开花大铁炮（发射定时开花弹的滑膛炮）的“恐怖”威力。但是当时的孙元化因为实在无法负担开花大铁炮和开花弹的高昂价格，所以并没有向曾德昭采购那种显得有些“超前”的装备，而是给部队装备了比较不靠谱的大明制式弗朗机炮。
现在看到明显很先进，很有威力的上百门复兴军制式火炮（克虏伯七十五毫米山炮）被布置在一个方向上，孙元化只想向天主祈祷这些火炮不要像自己推测的那样威力巨大。
在城门处布置机枪和火箭筒阵地，是复兴军在攻城战中的基本动作之一。这么做的原因除了战术上的需要之外，对敌人彰显复兴军强大的战斗力，在思想上威慑敌人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但不幸的是，根本就不需要火炮发威，当复兴军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初，就在复兴军猛烈的火力下仓皇的逃回沧州城内的明军，在卢象升麾下最勇武的将领和一队亲兵的率领下冲出沧州城南门，进攻复兴军在南城门外的机枪和火箭筒防御阵地的时候，一个颠覆这个农业文明时代的所有人的景象出现了。
四十多颗火箭弹按照一种近乎平直的弹道，直接覆盖性的射入这支四五百人的队伍。刚刚因为这几百人的呼喝声显得有了些战争气氛的战场，立即被巨大的爆炸声压制了。
等到几分钟后火箭弹爆炸激起的烟尘快速的被北风吹散之后，原本那几百个正在奋勇冲锋的明军的位置上，现出的是一个由大量的人和马的尸块组成的，放射性分布的坑坑洼洼的地面。
正在城楼上观察着战场的孙元化和卢象升，在同一时间里，感觉到自己的胃部好像遭遇了一次重击，一阵强烈的恶心感顺着胃部迅速的上升到了他们的胸口处。
和能够很好的掩饰自己表现，习惯性的控制自己的生理反应的孙元化和卢象升不同，几个第一次参加实战的南城门防御工事里的复兴军战士，看到战场上的景象之后，立即就在胸墙内呕吐了起来。而南城门附近的城墙上比较直接的看到了战场上的可怖情景的明军士兵，则是发出了一阵非理性的嚎叫声。
这阵让本来就已经陷入恐慌的明军士兵士气大降的嚎叫声，给孙元化提了个醒。
在一瞬间就完成了对明军的远程武器和复兴军的火箭弹射程比较的孙元化，立即发布了所有城墙上的守军进行警惕性防御，躲避火箭弹攻击的命令。
当孙元化命令卢象升的亲兵将卢象升拉下城墙的时候，只能听到陷入到呆滞状态的卢象升嘴里无意义的重复着“不可力敌，不可力敌”的废话。
在亲卫的保护下快速逃离城墙的孙元化，看着身边几乎陷入崩溃的卢象升，下意识的就握了一下自己官服的袖口处。
在那里，有一颗孙元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可以帮助自己为大明朝“尽忠”的药丸。
新书、、、、、、、、、、、、、、 第445章
第五三七章、“疯狂”的张永涛
张永涛是个孤儿。/xshuotxt/ 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他的“官名”和大部分复兴党人一样，是组织上给起的。
张永涛现在还能记得的就只有自己还没被被组织救援，还未接受王老师的抚养和教育的时候，自己的那个叫做“小狗子”的小名儿了。这个小名儿，还是当时的拐骗他的人贩子随口给他起的。
他被从人贩子手中救出来的时候只有六岁。现在已经十七岁的他已经记不住当初自己被救时候的大部分事情了。
只是有一个片段他记得非常的清楚到现在也难以遗忘。那就是穿着浅灰色已经洗的有些发白了的制服的王书辉老师，亲手把他从一个见不到一点光亮的土洞里抱出来。他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当时王老师脸上带着的温和而又压抑的笑容。
1620年时张永涛被王书辉从人贩子窝藏人口的地洞里救出来，是他的一个幸运。当时，刚开始对整个枝江县完成了全面接管的王书辉，正在亲自主持针对枝江县的严打行动。
在当时，针对各种违法犯罪的打击是非常严酷的。因为主持这次行动的王书辉本人是带着一定的情绪的。
要知道，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各种各样的丑闻和恶行都被大众传媒揭露的非常的明确和清楚了。但是坐在电视机前，坐在电脑前看着相关的新闻报道的王书辉，还是很难对于那些可怕的泯灭人性的罪恶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的。
现代人可能会觉得现代社会里的恶行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恶劣的。但是，现代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社会管理体系，有着法律和规矩束缚的工业化社会。从宏观的角度讲，恶行在现代社会里其实要比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少的多。
毕竟，已经全面工业化了的现代中国有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在这个基础上，不管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总体上，基本的，被全社会所认同的共同价值观还是存在的。而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巨大社会财富的政府，也会使用这些资源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恶行进行惩罚和抑制。
现代人看到年轻女性把私生子溺死就会感到极端的愤怒，对这样的事情口诛笔伐无法原谅。但是同样的事情，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却是一种非常普遍，完全常见的事情。
因为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资和财富，因为和当时的生产力相配合的落后社会制度，处于封建农业时代的大部分普通中国家庭，其实都是很难承担过多的人口负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有效的节育手段，把非计划出生的子女杀掉以减轻家庭的生存压力，就成了一种必然。
让王书辉非常毛骨悚然的就是，他穿越之初对大明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大部分贫雇农家庭都会把无法抚养的初生婴儿直接溺死，然后埋到猪圈或者茅坑里沤成肥料。
如果说溺死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沤成肥料已经让王书辉受到极大的震撼的话，那么用一种非常平淡的情绪，习以为常的做着这样的事情的明代百姓的木然态度，则更让王书辉无法接受了。
这就是为什么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建成最早的大规模培训学校是医学类学校，而王书辉最早培养的教育人才是婴幼儿教育人才的原因。
作为穿越者和现代人的王书辉根本就不会允许复兴党的治下出现这种情况，他以极端强硬的，明末时空的土著们无法理解的严厉手段，强行买断复兴党治下所有民众子女的教育权和抚养权的原因正在于此。
王书辉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教育工作者虽然不是从事幼儿教育的，但是师者如父，教育工作者要承担起一部分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却深刻的刻在王书辉的思想中。
可能在现代社会里因为他面对的是已经成年的大学生，所以才表现的不明显的原因吧。因为王书辉在明朝末年的学生都是年纪较小的少年儿童，王书辉身上的那种教育工作者的父母心态表现的非常突出。
为了保证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王书辉甚至都不相信自己治下的普通民众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那么在这种的心态下，他怎么会允许在他的治下出现以牟利为目的的专门贩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存在呢。
所以在王书辉亲自主持的复兴党第一次严打行动中，枝江县境内凡是从事少年儿童贩卖，或者与少年儿童贩卖有关的一切人和组织，都受到了复兴党极端严厉的打击。
杀人抢劫这样的恶性犯罪在复兴党手下也不过是接受重体力高危劳改，“劳作至死”的惩罚。但是针对拐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的时候，王书辉采取的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惩罚方式。
当时枝江境内所有从事人口拐卖的人贩子和为这些犯罪分子提供帮助和便利的所有饭馆酒店和衙门里的差役等相关人员，先是被戴上高帽子，在枝江县内进行游街示众，然后又在公共场所接受所有人的唾骂，最终不管是主犯从犯还是看起来似乎有点无辜的相关人员，都在公审大会后被复兴军战士吊死在绞刑架上。
甚至于复兴党对于这些犯罪分子的尸体的处理，都显示出一种比较暴戾的情绪。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风干了，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才会被一把火烧掉。
与这种暴戾情绪相对的是，王书辉对于在这次行动中被救援出来的少年儿童表现出了一种真诚的温情来。很多被人口贩子藏匿在恶劣环境中的孩子，都是王书辉亲手救出来的。这其中就有现年十七岁，刚刚从西山基地里毕业几年的张永涛。
幼年时的经历，给张永涛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把王书辉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产生的感恩情绪，变成了自己学习和训练的动力。
所以在十三岁那年就完成了初级中学水平教育的他，主动要求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在三年后顺利通过考核的张永涛终于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和王书辉老师一样的灰色军装。
按照复兴党的基层锻炼制度，在新兵训练基地里完成了基层士官培训的张永涛，在1630年的时候被分配到鲁东军区，在鲁东军区某营下属的一个班担任班长。
在鲁东军区担任班长的两年里，表现出色的张永涛先是升为教导员，之后又升职为排长。
1632年初，作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张永涛所在的营非常幸运的被抽调组成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参加了沧州战役。
和所有西山基地教育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在斯巴达式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永涛身具“木”和“狂”两种特质。
说他“木”，是因为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的非常的死板。对于各种条例和纪律他掌握的非常好，真心实意的按照这些条例和纪律来规范自己的所有行动。说他“狂”，则是他在部队训练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奋不顾身，一丁点也不在乎个人安危的特点。
“木”还没有什么大不了。在复兴党的那种工厂化教育模式下，在复兴党的那种重规矩重制度的环境里，“木”是复兴党人的一种普遍性特征。机械和教条在复兴党内随处可见。
但是“狂”就属于只有西山基地出来的人才有的独特特征了。复兴党工厂化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常规人才，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求平求稳的特点。但是西山基地出来的人，因为西山基地的环境过于极端和单调，所以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极端和激进的。
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张永涛所在的排的日常训练工作本来是应该由排参谋来主持的。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军校毕业的基层指挥员还是正常升迁上来的排长，都不会自找麻烦去干涉日常训练的工作。但是身具“狂”气的张永涛则觉得，因为缺乏实战，他带的这些兵身上都缺乏杀气，没有狠劲儿，必须要加强训练。
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会在排参谋主持的日常训练之外，对士兵进行加练。不是二十公里越野训练，就是班组对抗训练。甚至于在刺刀训练中，他还不允许士兵们给刺刀加装刺刀鞘，而是领着大家用亮光光的刺刀进行真刀真枪的拼刺训练。
因为这个，张永涛领导的排，比他所在的连队里的其他排的日常训练伤员要多出三到五倍来。
张永涛的同事，排参谋王洪玉对张永涛身上的这种“疯狂”是非常不满的。他曾经找到排教导员徐中杨，专门反映过这个问题。
排长张永涛是西山基地出身，参谋王洪玉是军校毕业，和他们两个不同，排教导长徐中杨是实打实的从普通士兵通过三项基本考核，凭借着战功升上来的基层干部。
和没参加过实战的张永涛和王洪玉不同，在济州岛和辽南打过仗，正经上过几次战场的徐中杨知道，张永涛的做法虽然极端，但是鲁东军区的部队因为新兵太多缺乏实战，在他眼中确实也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所以徐中杨虽然没有直接出面支持张永涛对战士的“极端”训练，但是作为排里一号领导的他，还是耐心的对王洪玉说道：
“张排长确实表现的有些极端，对部队的训练也有点违规的嫌疑，但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也必须要实事求是的来看待。”
“排除张排长的违规嫌疑，如果张排长在训练中只是对战士们进行这种极端的训练，自己却不能亲身参与的话，我可以说他有苛待战士的嫌疑，制止他的这种举动。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训练里面，张排长比所有的人都要积极，比所有人的精神都要投入。你和我说的那个躺在拖拉机下面一动不动的那个疯狂训练。张排长可是第一个躺下的，而且他就躺在最前面。就说拼刺训练吧，在全排战士里面，是不是也是他身上的伤最多？他受到的伤最重啊？是这样的嘛！”
“所以说，张排长不是光对战士们苛刻，而是对所有人的要求都严格。我们部队里的训练口号是什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所以张排长可能在方式方法上极端了一点，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提高战士们在战场上的生存率的。别的不说，在军区比武里面，咱们排不就因为训练比别的单位要严格的多，所以才连续两年都获得了标兵的荣誉吗！”
“人家的办法有效，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的办法。别的单位都到我们这里来取经，上级都要求全军向我们学习了。你就不要再想不开，总是觉得不满了。你看现在，在张排长的带动下，我们全营都在用这个方法进行训练呢。要不是我们的训练成果突出，这次战役我们这样的新兵部队有机会上战场吗？”
王洪玉当然不是认为张永涛的办法没有效果，他当然也认可张永泰的办法有效。在很多时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意见，主要是因为态度原因造成的。
王洪玉认同张永涛的能力，但是王洪玉并不认同张永涛的态度。在他看来，成天板着一张死人脸，只有在参加仪式面对王书辉老师的画像时才会表现出激动情绪的张永涛，给他的感觉是一种高人一等，瞧不起别人的别扭感觉。
王洪玉对于张永涛的负面看法一直积攒到了沧州战役正式打响之后才全面的转变了过来。毕竟，在部队里，只有实打实的战功才能最终折服一个人。
在1632年年初爆发的沧州战役中，张永涛所在的排执行的是一次拦截任务。
因为事先的错误估计，张永涛所在的一个排，面对的是一支总人数一千两百多人，已经陷入到歇斯底里状态，急于逃命的明军。
在没有炮兵部队支持，在没有携带机枪，在火箭筒配备不足的情况下，领着一个进行了三年军训但却没有参加过任何实战的排，张永涛在战场上表现的就像在日常训练中一样冷静沉着。
他先是指挥部队集中使用火箭筒在远程上消灭了敌军的一支三四十人的马队，然后快速的指挥部队组成防御阵型，有效的使用排枪，大量杀伤无意识的进行着嚎叫，疯狂冲上来的敌军步兵。
就在部队的弹药被用光，整个排在剩下的五六百敌军的绝望冲锋下摇摇欲坠的时候，永远木着一张脸的张永涛第一个冲出战壕，率领着全排战士对敌军进行了最纯粹最血腥的白刃战。
一个排五十名战士，就在张永涛的带领下，用纯粹的拼刺刀的战斗方式，将五六百疯狂的敌军杀散了。
战斗结束后，看着随便包扎了一下伤口，然后就若无其事的组织战俘登记行动的张永涛，浑身已经没有什么力气，胳膊上挨了两下长矛刺伤的王洪玉，对脑袋上缠着纱布正在认真记录战斗过程的徐中杨说道：
“教导长啊，我现在才真的服了排长了。排长这个疯狂可是真疯狂。他不仅对自己疯狂，他对敌人也疯狂啊！”
第447章 一个是俘虏另一个也是俘虏
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是很不一样的。
有着科学的信仰的人和有着非科学信仰的人就更是不一样了。
有着宗教迷信的人和有着革命理想的人则是完全的不同。
王书辉穿越到明朝末年以后不是没有接触过读书人，比较低水平的读书人，有童生秀才之类功名的家伙，除了顾君恩一伙儿以外，复兴党内也有几个。其中复兴军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长顾国樟就是个硬邦邦的秀才出身。
王书辉以前曾经把儒家思想和儒家的读书人分割开来看待。他认为儒家思想可以看成是一种哲学思想或者社会学思想，孔二先生可以看成是先秦时代的一个思想家。但是在孔二先生之前的那些传说中的儒家人物，如周公之类的，和孔二先生之后的那些儒生们，则和孔二先生以及孔二先生创立的儒家思想关系不大。
他认为，在董仲舒把天人合一那一套东西硬塞进儒家思想体系之后，成为百家独尊的国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制度绑在一起的儒家思想，以及信奉这种思想的儒生们，把原本作为哲学和社会学的儒家学说变成了具体的宗教，儒教。
从理论学说变成宗教，这就意味着，一切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宗教的弊端都是存在的。宗教不会因为信徒的存在而存在，宗教是因为传播和管理宗教的体系存在而存在的。
被大量的塞入个人私货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被塞入私货的儒教意识形态，和一切宗教一样，它存在的价值，只是被儒教体系的管理和组织者们进行利用。也就是说，它存在的价值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愚弄民众把持政权的工具而存在的。
从根本上说，儒家宗教的那些组织者和管理者，和一切邪门歪道一样，都是不相信这些宗教内容，根本不会遵守这些宗教的信条的。
以天主教为例，把教主基督钉死到十字架上的是那些人，把天主教奉为国教的也是那些人。用天主教的名义收税自肥的是那些人，用圣战的名义发动十字军东征进行大屠杀的也是那些人。
作为唯物主义者的王书辉不相信一切宗教的原因，除了根本上那些东西是非科学非理性的意识形态以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一切宗教都体现出一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特征来。这就使得宗教这种东西不仅在现实意义上毫无用处，更在道德意义上充满了伪善。
曾经的王书辉作为一个接受过教育的人刻意的把孔二先生开创的儒家思想和之后的儒家宗教体系分割开来看待的原因正在于此。
当然了，王书辉这个现代青年身上有着一定的沙文主义的思想，在后来发现儒教的这一说法起源于有着文化殖民和侵略者带路党双重身份的西方传教士之后，王书辉轻易不会再使用儒教这个概念了。
现在提到关于宗教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在沧州战役中，有着儒教信徒和天主教信徒两种身份的孙元化。
沧州战役发生的突然，结束的快速。
其实即使没有复兴军的进攻，失去了北京方面的后勤补给，在山东地区也已经完全被复兴党控制了的情况下，无论是卢象升的天雄军还是孙元化的山东新军，在没粮没饷的情况下不是自行溃散的下场就是沦为土匪山贼打家劫舍。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前，已经断了一段时间补给的天雄军和山东新军就已经开始不稳了。
封建军队，其实是一种雇佣军性质的军队。所有的封建军队都不会依靠意识形态而存在。没有思想凝聚力，没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雇佣军，奉行的是当兵吃粮，吃谁的粮给谁卖命的基本原则。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因为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还可以使用雇佣军和兵役制度来维持。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缺乏教育，没有任何文化，不能对国家和民族的宏观利益进行基本认识的愚昧民众，是没有任何的抗压性的。
作为纯粹的雇佣军，一旦拿不到应有的军饷，吃不到正常的军粮，那么军队就会不稳，部队就会溃散。
这就是为什么明王朝的政府军在军队性质和物质条件以及技术等级上都优越于后金女真，但是却无法战胜后金女真部队的原因。因为处于奴隶制部状态下的后金女真军队，还有着最起码的维持本民族生存繁衍的共同意识形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别看孙元化的山东新军和卢象升的天雄军在明末军队里的战斗力算的上是出类拔萃了，但是因为他们的军队仍旧是封建制度下的雇佣军，那么在失去了粮饷补给的情况下，山东新军和天雄军的表现，并不会比历史上“贼”将军左良玉的“贼军”的表现好到哪里去。
骚扰沧州城内的百姓都是小事情，杀人抢劫，强尖放火这类因为某种敏感的末日预感而产生的疯狂举动在沧州城内是随处可见的。
在没有了军饷和军粮的情况下，孙元化和卢象升的身份因为明王朝中央政府覆灭的消息已经全面的传播开来（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手笔），也不再具有威慑力和权威性了。在复兴军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前，孙元化和卢象升的主要工作就是努力的维持沧州城内的秩序，尽可能的控制军队。
倒是托了复兴军的福了。在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的三万大军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后，因为共同的敌人，因为共同的威胁，孙元化和卢象升反倒是快速的恢复了自己对军队的控制。
可是当复兴军表现出了匪夷所思，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犹如妖魔鬼怪的战斗力之后，沧州城内的秩序迅速的重新陷入失控状态。
后世有一个比较戏谑的说法，说的是在先进的组织和政党面前，所有的敌人都会表现出一副“天下何人不通共”的可笑状况来。
同样的情况复兴军面对的也是非常的多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的话，在复兴军进攻明王朝政府军和闯军把守和控制的城池的时候，无论是明王朝政府军还是闯军，都会在复兴军展现出强大的看起来根本无法对抗的战斗力后迅速陷入到因为绝望产生的混乱状态，然后在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的促使下，对自己把守的城池内的群众进行抢劫和掠夺。
他们的这种做法当然是以解放人民，为人民服务为思想原则的复兴党方面所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在客观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是在人民的面前毫无顾忌的撕掉了自己的一切伪善面具和天然合法性的行为。
在复兴党打败敌人，接管当地之后，正是因为他们的种种恶行，才使得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主动积极的救助和帮助人民群众的复兴党，获得了天然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才使得全心全意的救助和帮助人民群众，把非法乱纪的歹徒乱兵进行公审并吊上绞刑架，为人民群众主持正义的复兴党，迅速的获得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拥护的直接原因。
沧州城内的山东新军和天雄军在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为期两天的围困下，迅速的堕落成了乱兵土匪，肆无忌惮的对沧州城内的人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杀害和抢掠。
面对陷入疯狂的统治者，人民群众会指着太阳，说出“恨不与汝偕亡”这样决绝的话来。在沧州城内的天雄军和山东新军陷入疯狂之后，沧州城内的百姓也是恨不得城外的军队快点儿杀进城来，好和城内的乱兵一起死掉。
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复兴军还没有进城呢，民心这个东西就已经在复兴军方面了。
因为复兴军强大的战斗力和复兴军的指挥员们在战术上体现出来的机械性和教条性特征，特别是因为复兴军人民子弟兵的性质。为了尽可能的不误伤人民群众，为了在战斗中充分的发挥出复兴军的强大战斗力和复兴军指挥员的能力来，“尽量的避免攻城战”，“尽量的变攻城战为野战”，成了复兴军的一个军事特点。
按照复兴军在辽南根据地总结出来的战斗经验。“围三阙一”的战斗策略在攻城战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的司令李明德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把部队分成两个部分，由一万人左右的部队对沧州城的两个方向上发起进攻，而另外的两万人，则被李明德分层次的布置在其他的两个方向，形成了一个包围网。
当一万多复兴军从两个方向上攻入沧州城之后，就会不断的驱赶着城内的明军逃兵们向另外的两个方向投入已经布置好了的包围网中。
会出现张永涛一个排面对一千多明军逃兵的情况，就是因为总人数两万人左右的复兴军包围圈对于六七万明军逃兵还不够严密，才使得小股逃兵突出了包围圈和张永涛部相遇。
像复兴军的大部分战斗一样，沧州战役从宏观上说也没有什么很精彩的地方。要知道只有在作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在同等战斗力下非常悬殊，或者作战双方的实力相对平衡的时候，那些层出不穷的计策和谋划才会让战斗过程显得精彩纷呈。
西方殖民者轻松的屠杀掉成千上万处于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的黑人和印第安人，这种战斗会有什么好精彩的地方吗？除了无耻和残暴，这样的战斗没有任何可说的地方。
武器装备近代化，思想组织革命化的复兴军面对存在文明等级差距的封建军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个过程真的没有一丁点精彩和有趣的地方。
在一部叫做《上帝也疯狂》的电影里，一个玻璃瓶子就可以对一个原始社会阶段的非洲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彻底的颠覆了他的生活和观念。那么装备近现代武器的复兴军，三五炮就轻易摧毁了作为天雄军和山东新军心中最后依靠的厚重城墙之后，一场太溃败、大逃奔、大投降就成了天雄军和山东新军最后的结局。
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溃败，作为山东新军和天雄军的领导者，孙元化和卢象升的表现截然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说，“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有着科学的信仰的人和有着非科学信仰的人就更是不一样了；有着宗教迷信的人和有着革命理想的人则完全的不同。”这些话的原因。
作为有信仰的人，特别是作为信奉天主教这种封建迷信的人，孙元化和一切信奉宣传来世思想的宗教的人表现的相同，他们都会非常麻木的接受悲惨的现实。当然了，这种接受现实不是唯物主义的接受现状，而是一种用宗教迷梦来麻醉自己以回避现实的表现。
不过孙元化的表现也非常的不够“英雄”。从思想的角度上说，孙元化的儒教信仰让他需要在“一死报君恩”的信条下，吃掉他袖子里的那个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小药丸儿。但孙元化的天主教信仰又告诉孙元化，自杀是要下地狱的。
当然了，到底是因为“千古艰难唯一死”而畏惧死亡所以不敢吃药，还是真的因为宗教信仰的冲突让孙元化犹豫，这样的事情，只有孙元化自己才知道了。反正复兴军冲进作为明军指挥部的衙门的时候，孙元化非常平静的接受了的复兴军的逮捕。
王书辉在接到详细的战场报告后的看法则完全没有考虑什么宗教因素。
在他看来，孙元化领导的山东新军是比较纯粹的封建雇佣军队。在明王朝中央政府覆灭后，失去了权威和地位的孙元化不再具有继续收买山东新军的能力了。看清了这个问题之后，毫无力量的孙元化自然而然的在绝望中会选择投降。
而卢象升则完全不同，因为卢象升的天雄军有点类似于辽东军阀集团的那种家族军队。在部队里担任军官的多为卢象升的族人。所以在军队大部分溃散后，卢象升还掌握了一定的力量。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卢象升才会在族人的保护下逃出城去。
不过，卢象升命运也不会比孙元化好到哪里去。他的那支两三百人的人马，遇到了一个连复兴军的阻击。
在被机枪扫掉了三分之二的的人马之后，面对机枪的卢象升比较英雄的想要拔剑自尽。但是比较倒霉的是，复兴军的一名狙击手早就看上了他。
所以还没等他拔剑呢，他的大腿上就挨了一枪，然后摔下了战马。
最后，卢象升和孙元化一样，被复兴军俘虏了。( )
第448章 不好消化的巨大刺激
复兴党高层有不少有唯生产力论倾向的家伙。
在这些人眼中，凡是追求技术进步，专精于理工科学问的人，都是很进步，很值得团结的对象。
这就是为什么王书辉喜欢秦良玉和卢象升这样的民族英雄，不喜欢孙元化这样的明末士大夫，但是复兴党高层的一部分人对于孙元化的欣赏要比秦卢二人高的多的原因。
王书辉不会脱开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去看待历史人物。对于他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个落后的环境里，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在进步性问题上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同样的水平上，在道德操守方面表现良好，这就已经是在客观环境下最大的闪光点了。
更主要的是，王书辉这个人身上有点现代年轻人的民族情绪。和孙元化这样没有在对抗民族侵略方面有建树的人相比的话，秦良玉和卢象升都是那种在客观上对抗民族侵略，保卫民族利益的英雄人物。
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复兴党目前的体制和规矩下，从复兴党目前的运作机制上讲，这个近代化的政党组织，是全面的按照规矩制度和组织原则进行运转的。
除了地位超然，有点类似于革命导师地位的王书辉具有跨越组织限制，打破制度和原则对复兴党进行干预的能力之外，即使复兴党高层的那些土著版工业党人在复兴党内的影响力非常巨大，他们也没办法插手复兴党在军事上的布置，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强加给具有相对**性的复兴军部队体系。
军队接受的是复兴党的领导，而不是复兴党内的某些高级干部的领导。
所以复兴党的高层干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同样的，复兴军中央军委的头几名首长作为复兴党最高权力机构复兴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甚至唐亚峰和顾国樟身具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复兴党核心机构的崇高地位，但是他们也没法使用他们在部队的影响力干涉复兴党中央的任何决断。
制度这个东西的好处就在于，在制度下，所有人都要遵守相同的规矩。
正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既然作为唯一具有直接干预复兴党各个方面工作能力的王书辉没有对自己欣赏的明末英雄人物卢象升特殊对待，那么复兴党高层的土著版工业党们，也就没办法干涉部队对孙元化的处理。
这两个人被复兴党俘虏之后，和四万多山东新军以及天雄军俘虏一起，被复兴军关入新组建的劳改营，开始接受为期五年的劳动改造。
必须要承认的是，作为封建官僚士大夫，孙元化和卢象升的个人操守还真是很好的。
要知道，复兴党的战俘劳改营，从来都是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同时进行的。对封建军队的思想改造，第一步就是唤醒封建军队的普通士兵们的阶级意识，理清封建军队内的阶级矛盾。这第一步就是对俘虏进行阶级教育的过程。
和所有的封建军队一样，当复兴军驾轻就熟的在俘虏劳改营中开展起阶级教育之后，那些出身地主官僚家庭的封建军官们，立刻就被普通百姓出身的封建士兵们孤立了出来。
在复兴军的政工干部的引导下，平民生活中被地主官僚阶级的欺压，进入部队后被封建军官的压迫，这桩桩件件的剥削和压迫所产生的悲愤情绪，立刻就从广大普通百姓出身的俘虏士兵心里喷涌了出来。
在《白毛女》、《半夜鸡叫》等革命戏曲的刺激和教育下，在率先“觉醒”的封建士兵的带头控诉下，一场又一场的诉苦会、批斗会、审判会被迅速的组织和开展了起来。不管是那些死硬的封建军官还是那些妄图掩藏身份躲过一劫的封建军官，都被擦亮了眼睛的俘虏士兵们积极的揪了出来。
他们最后的下场，不是被送上了批斗会的高台，就是被送上了审判会的绞刑架。
不过不知道是因为孙元化和卢象升真的是那么的道德高尚，还是因为俘虏士兵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或者是俘虏士兵们因为心底里还有着对他们这种朝廷高官的畏惧情绪。反正在一个月左右时间的揭露和批斗的过程中，孙元化和卢象升还真就没有被揭发出什么劣迹来。
要是孙元化和卢象升是在家族所在地，在复兴军的土地改革过程中被抓的话，这两个人怕是不死也得脱层皮。但是因为是在军队里，所以对于这两个人，复兴军方面还真就没拿住他们什么把柄。
刚刚被捕的时候，卢象升还没有接受自己的俘虏身份，动不动的就闹死闹活。甚至于卢象升还胡乱折腾，搞什么“绝食明志”的戏码。
可是复兴党可不是什么三顾茅庐的封建君主，复兴军也不是那种只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呆瓜。
在复兴党的制度下，优待俘虏这个规矩没有，但是不许虐待俘虏的规矩还是作为基本纪律存在的。可是复兴党也有自己专门的规定，那就是，凡是被俘人员拒绝接受改造和教育，在劳改和关押的过程中拒绝配合的，那么他们就不再是俘虏身份，而是现行敌人的身份。
对于现行的敌人，复兴党允许使用任何手段对他们进行斗争和处理。怎么做都是合情合理的。
卢象升当然不知道复兴党的规矩制度。除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真改造，洗心革面”这些在战俘营内刷的到处都是的标语外，并没有任何人对卢象升宣布复兴军的俘虏政策。
卢象升还摆着个封建文人的架子，总认为自己这样的士大夫是复兴党笼络的对象，所以闹起来肆无忌惮。可是在接受了几次地窖小黑屋的禁闭处罚，绝食后被复兴军战士用竹管撬开了嘴硬往里面灌玉米粥，弄的满嘴是血，门牙也掉了两颗之后，终于安安静静的老实了下来。
孙元化倒是表现出一副随遇而安的样子来。让他干活他就干活，让他休息他就休息，让他吃饭他就吃饭，让他睡觉他就睡觉。半个月下来，原本因为巨大的压力瘦的骨瘦如柴的孙元化，现在反倒胖了不少。甚至于他还有精神头对住在自己对面牢房的卢象升传播天主教那套邪门歪道。
但是孙元化的平静和镇定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在被俘虏了半个月，接受了半个月的劳改之后，在政工人员的安排下，连续观摩了两场劳改营内部的诉苦、批斗大会和劳改营外的针对沧州当地的土豪劣绅的土改斗争会之后，无论是孙元化还是卢象升，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牢房都变得彻底的面无人色了。
刚开始被俘虏的时候，孙元化和卢象升还以为复兴党是那种趁势而起的地方豪强或者居心叵测的大明地方势力。
对于政工干部嘴里“复兴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为天底下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谋生存、谋翻身、谋幸福的革命组织”这类的话，他们还相当的不以为然，认为这一套不过是那些反贼们蒙骗百姓的说辞而已。卢象升还对一群反贼自命“革命”的事情了冷嘲热讽了一番。
但是亲眼看到被复兴党组织和教育起来的明军俘虏们在复兴军的政工干部的领导下，对封建军官的控诉和批斗，亲耳听到这些原本就是泥腿子的小兵们集体的喊出“打倒封建地主！”“打倒封建官僚！”之类的巨大吼声的时候；当看到沧州郊区的普通百姓们被复兴党人“煽动”后，群情激奋的揭批当地士绅的种种丑事和恶性，最后把那些作为封建王朝的根基的地主士绅们吊上绞刑架的时候。当时就在现场的两个人，立即浑身如筛糠般哆嗦了起来，脸都绿了。
卢象升是浙江宜兴人。孙元化是南直隶上海人。他们两个都是出身身家巨万良田无数的江南世家。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样细论起来，他们的家族积攒出来的巨大产业，其实和所有的大地主大官僚都一样，哪一个不是有着很多鲜血和人命的啊。
就说孙元化吧，年轻的时候他就曾经帮助家里管理过一段时间的家族产业。孙元化自己就知道，在上海地区拥有巨大田产的孙世家族，每年光是责打体罚交不起租子的佃户弄出来的人命就有好几条。至于其他的因为家族中的不肖子弟强抢民女，搜刮美童之类的混账事情，弄出来的人命也积攒出来不老少。
孙元化和卢象升这样的人，自己当然是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的道德有着明确的底线的。他们自己倒是专精学问，一心进取，立身清正，但是像在沧州地区的土改批斗中揭露出来的那些后宅妇人那样，动不动就弄死自家佃户家奴送进内宅的侍女丫头之类的事情，可是在他们身边就发生过很多的。
不说别人，卢象升就曾经亲身经历了自己的老娘以自己身边的丫头引逗自己不能专心学业为借口，把堂兄送给自己的侍女责打一顿板子，最后关在柴房里发病而死的事情。
细论起来，别看孙元化卢象升这样的人似乎品德高尚，但是他们未尝就真的把那些老百姓的性命真的当成一回事儿了。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一员的他们，认为自己这样的人，天生的就高人一等，草民百姓们天生就应该接受自己这样的人的管理和教化。
可是，老百姓到底是怎么看待他们的？他们在老百姓的眼中到底是什么样？老百姓心理到底对于他们这些老爷大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
他们觉得，百姓就是羊群，自己就是牧羊人。羊群就该接受牧羊人的牧守。他们认为自己是父母，百姓就是子女。作为子女，只能顺从的接受父母的安排。
但是，到了现在，当他们成了复兴党的俘虏之后，在他们观摩了明军士兵和沧州百姓的诉苦会和批斗会后，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面对那些群情激奋的质问和喝骂，自己难道就真的能在百姓面前说出什么成道理的话来吗？
孙元化和卢象升的文化基础都很不错，所以两个人在进入劳改营之后，在文化学习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
战俘营的教导员都是从复兴军里临时抽调出来的。因为他们在部队里承担的是对战士们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所以他们在部队里都养成了习惯，对于那些悟性高学习好的战士，他们都会比较欣赏。这样一来，在战俘营里面，孙元化和卢象升这种学习速度快的学员，就受到了他们的教导员的关注。
卢象升和孙元化这种身上有功名的高级士大夫，原本对于负责他们的那个复兴军“小吏”并不会放在眼上。可是一段时间的接触下来，他们就被这名他们眼中的“小吏”，实际上已经通过了初中学力考试，正在准备考取复兴党的高级士官学校的排级教导员，在学问上真正的折服了。
可能在文学文字诗书礼仪方面，这个教导员比不上两人。但是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方面，这个完成了初中教育的教导员是在知识上对两人进行全面的碾压的。即使像卢象升这样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什么高深认识的人，也对这个教导员的数学知识敬佩不已。
特别是在对于“简体字”和“白话文”方面的讨论上，卢象升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小吏口中说出的“文字是为了传播知识，教育是为了有效普及而存在的。所以简体字和白话文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教育。简体字和白话文容易掌握，这就给那些没有足够教育资源的人提供了自学成才的便利。”之类的话，真的有几分通达通透的文化大家的味道。
在和教导员接触的过程中，听说流民出身的他就是在加入复兴军之后开始学习，用了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如今的学习的事情之后，又听说了复兴党大搞全民教育、专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等强制性的教育制度之后，两人一方面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却在内心深处觉得复兴党有点圣人气象。
不过，他们的这种认识，在观摩了批斗会诉苦会之后彻底的改变了。在他们看来，那个教导员对他们说的要为“天下的穷兄弟谋解放谋幸福”之类的话，还真的不算是假话。只不过复兴党人是要把所有的封建士大夫阶级送上绞刑架，用一种鲜血淋淋的恶魔般的手段，把整个的封建地主阶级作为祭品来实现这个目标。
而从他们看到的事情上看，从那些明军俘虏和沧州百姓的热烈和激动的情绪上看的话，复兴党的这种手段，很有可能就真的可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到了这个时候，卢象升和孙元化才搞明白了，他们的教导员，那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口中说的“不是我们复兴党要革命，而是革命已经蕴藏在无数的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当中了。我们复兴党只是领导着想要革命的人民一起革命而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只不过是一晚上的时间，负责守卫这层牢房的复兴军战士就发现，原本情绪稳定的孙元化和卢象升好像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似的。
卢象升一夜白头，孙元化一下子又变成了他刚被逮捕时的那副形销骨立的样子。
他们似乎想通了什么，似乎又想不通什么。反正两个人一下子变得消沉麻木了起来。( )
第449章 错误的理解错误的应对
经历了一场大乱，迎来了一场王朝更替，北京城仍旧是那个北京城，北京城的状况仍旧是北京城的状况。乐-文-
世界上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实践，只会坐在那里空谈空讲。在他们嘴里，似乎天底下什么事情也难不住他们。似乎天底下的任何事情，只要是他们做，他们就能做的比别人好一千倍。
“说就改天动地，做就无能为力。”这种人，其实是缺乏唯物主义的基本认知，不具备实事求是能力的糊涂蛋。
王书辉在复兴党内反复的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要笨蛋，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要糊涂蛋。”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复兴党几乎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的整风运动中，很多有了点文化就开始犯糊涂，成了那种“说就改天动地，做就无能为力”的家伙，都被复兴党的肃委会揪了出来。他们不是被下放到农场和矿山进行劳动改造，就是被复兴党直接开除出党。
所以十多年下来，复兴党内思想教条行事机械的“笨蛋”很多，但是那些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糊涂蛋”却很少。
虽然复兴党在王书辉的领导下能够用严厉的手段保证自己的组织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复兴党也没办法把天底下所有的“糊涂蛋”都解决掉。
除了复兴党之外，北中国的主要势力中，已经被基本上清除的明王朝方面的“糊涂蛋”最多，大顺王朝，也就是过去高迎祥领导的闯军次之。倒是因为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奉养那些没用的“糊涂蛋”，使得后金女真这个奴隶制部落政权里的“糊涂蛋”最少。
新建立的有点沐猴而冠味道的大顺王朝里面并不是没有明白人。比如已经被大顺皇帝高迎祥冷落，受到大顺王朝的“文官”“武将”们排挤的李岩。比如已经匆匆的赶回北京城负责京师周边地区防御工作的李自成和张献忠。
但是，就像所有的缺乏重建过程的封建王朝一样，高迎祥在接管北京城后，因为缺乏城市和国家管理经验，所以接收了很多原来的明王朝的官员大臣。
要知道，凡是在封建王朝更替中能够稳稳的站住脚跟，几乎不少到任何的利益损失的统治阶级，一般情况下都是那种统治阶级中最腐朽、最落后、最反动的利益既得集团。只有那些完全没有国家和民族概念，做任何事情都以本集团本家族利益为目的的既得利益集团才会膝盖特别的软，脸皮特别的厚。
高迎祥麾下，包括李自成和张献忠这样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他们都缺乏治理国家运作政府的能力。让他们打仗，在长期的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大量实实在在的摸爬滚打，这些人说起来可能算是顺手。但是没有任何的实践和经验，也没有任何的理性认识，让这些人管理国家运作政府那根本就是个笑话了。
高迎祥麾下的人不是没有想要在作为政府机构的新建六部衙门里面抓权占位的。但是别看当官儿这件事情似乎很简单，但是真要到了那个位置上去的话，没有相应的能力是做不成事情的。
高迎祥麾下没有具备这方面经验和能力的人，但是北京城内并不缺乏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大明王朝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市民暴乱而倒台，但是除了崇祯皇帝和孙承宗、袁崇焕等几个有点忠心的大臣以外，大明王朝上层的大部分官员都仍旧留在北京城内。
当初高迎祥大军攻进北京城的时候，那些早就已经和高迎祥暗通消息的朝廷大员立即就组织人手拜见了高迎祥。其中不乏阁老尚书等明王朝高层的核心官员。
高迎祥这个人是有“良心”的。这帮以前就和他联络过的朝廷官员很快就获得了他的封赏和任用。他们也对高迎祥的接纳“投桃报李”。高迎祥的登基仪式之所以能够搞的团锦簇，主要就是这批人出了很大的力。
1631年末的北京大暴乱的规模确实不小，但是高迎祥的快速介入，让这场大暴乱造成的人员伤亡相对的不是很大。
除了近四千普通市民和两万多辽东军在这场暴乱中丧生，城内各地发生了几处火灾之外，因为作为暴乱骨干的京营士兵大部分被闯军融合吸收，所以，这场动乱造成的人员损失控制在了三万人以内。
造成北京城市民暴动的根本因素是粮食危机。
依托着大运河作为补给线的北京城，当时除了要为北京以及北京周边的上百万人口提供粮食以外，还要为十多万外地部队提供军粮。在以周国丈为代表的明王朝上层利益集团的囤积居奇下，才最终导致了这场大暴乱。
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
在物质世界里，只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不存在因为具体人而产生的差别。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小学生做算术，他计算11=2。数学大师华罗庚计算这道题的时候，1加1还是等于2。
11=2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它不会因为计算它的人不同就产生不同的结果。
高迎祥撵走了朱由检，自己掌握了北京城的政权，忙不迭的建立起一个新王朝来。但是北京城的粮食危机，并没有因为新王朝的建立和高迎祥的登基就发生什么变化。
没有粮食的北京城，朱由检当皇帝的时候没有粮食，现在高迎祥来了，而他又不具备凭空变出粮食的神通法术，所以1632年年初的北京城里面还是缺乏粮食。
朱由检变成了高迎祥，旧大臣变成了新大臣。除了增加了一堆进一步造成财政压力的公侯伯子男之外，囤积粮食抬高粮价的利益既得集团，还是那个利益既得集团。
但是北京城外的五万增加北京城粮食供给负担的辽东军，现在已经变成了二十万的新老顺军。而占领了山东全境，已经开始从南到北的接收大运河沿岸的复兴党，又火上浇油的彻底的切断了整个中国的南北交通。
也就是说，名义上建立了新王朝接过了大明王朝的接力棒的高迎祥，现在面对的是比冲大明皇帝朱由检还要恶劣的局面。
在南北交通畅通，南方地区还能够向北方地区提供供给的情况下，朱由检信用了同样的一批疯狂偏执的文官官僚，为不到十万人的部队提供供给，就把整个大明王朝给整黄摊子了。
而到了现在，要面对南北交通完全断绝，大运河供给线路被掐断，同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新政权，要为二十多万大军提供供给的情况，已经把自己打扮的金光闪闪的大顺皇帝高迎祥，他难道就能走出一条和大明皇帝朱由检不同的道路来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作为高迎祥麾下为数不多而且出类拔萃的明白人，李岩在为高迎祥制定计划之初就明确的提出了，占领了北京城后，先要肃清周边对出闯军有威胁的武装势力，然后就需要稳住目前还算老实的辽东军。在这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明王朝遗留下来的宝贝金银拿出来和复兴党人交换物资和补给。
在获得了复兴党方面的物资和补给后，闯军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方面自己组织军屯，另一方面组织当地民众恢复生产。
李岩难道不知道和复兴党做交易是与虎谋皮，复兴党才是闯军最大的威胁吗？李岩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仅清楚而且明确。
正是因为李岩有这样清楚和明确的认识，他才知道和复兴党交易来物资和补给，恢复生产，重新建立起闯军自己的供给体系的重要意义。
这也是李岩不希望高迎祥贸然登基称帝的主要原因。他害怕高迎祥的做法会冒犯实力强大而又“居心叵测”的复兴党人。
正因如此，当李岩看到李自成和张献忠仓皇的退到北京城，听说了复兴党大军兵锋北上的消息之后，他才彻底的心灰意冷，不再努力的为正在兴高采烈的玩着“当皇帝过家家”游戏的高迎祥出谋划策了。
复兴军主力部队开到真定地区后，先是和山东军区接上了头，就地进行了物资补给和整备。然后，七个师复兴军一分为二组成了两个军团。其中一个军团继续向北方进发，另一个军团则向北京西部地区出发，准备封住闯军向西部地区的退路。
说起来也是有意思。可能是为了在“新朝”好好的表现一下吧，那些在闯军肆虐中原地区的时候反应迟钝的原明朝地方官，现在翻身一变成了大顺的官员，他们在复兴军北上的过程中把相关的消息迅速的传递给了北京方面。
复兴军出现在中原地区，把李自成和张献忠吓得望风而逃。这样的消息都没让高迎祥从富丽堂皇的紫禁城中的“后宫三千佳丽”的美妙中清醒过来。可是当他接到了复兴军接管了万全都司，陈兵保安州和顺天府交界地区的消息之后，高迎祥才一下子清醒了起来。
高迎祥本质山不是个彻底糊涂的人。马贩子出身的高迎祥能够在明末成堆的农民造反势力中脱颖而出，心机和手段都是足够的。
一个人，突然间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登上了自己过去甚至不敢幻想的顶峰，然后就是纸醉金迷的各种迷乱美好，面对这种情况任何人都会表现出一种沉溺和放纵来。个人素质高如汉高祖刘邦者，不也在攻破咸阳后沉醉于阿房宫的六国佳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高迎祥的表现确实有点不好，但是没差到什么地步上去。
高迎祥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汉高祖刘邦面临的环境不同。第一，他的对手不是项羽那种沐猴而冠的家伙，而是生产力和组织水平超越他们几百年的工业化革命组织复兴党。第二，高迎祥的左膀右臂不是萧何、韩信、张良、陈平这种从一开始就跟着他的成熟助手班子，而是魏德藻和张缙彦等一大群只知道死抱着自身利益的腐朽反动的利益既得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高迎祥能够从虚幻的皇帝迷梦和美妙的三千佳丽中清醒起来，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了。
闯军之所以被称之为流寇，就是因为没有后勤补给能力的闯军只能进行流动作战。虽然十多年来的劫掠和破坏已经使得中原地区不再能够为闯军的流动作战提供基础了。但是流动作战边打边跑的思路，还是深刻的刻在高迎祥这个流寇头子的脑袋里的。
即使后期闯军的后勤供给靠得是和复兴党的交易所得，但是高迎祥骨子里面还是老一套的思想。
李岩当初给高迎祥制定的计划，高迎祥表面上说要全部遵行，但是他在心里只赞同李岩计划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制造混乱里应外合的突袭北京城那部分。
如果不是脑袋一热奋不顾身的登上皇帝的宝座了的话，高迎祥的想法其实是从北京城里掠出大量的资金来，然后带着金银财宝跑回陕西建立一个小朝廷。因为高迎祥自己也知道，闯军就是再怎么增加部队的人数，也不是复兴党的对手。
坏就坏在，高迎祥进了北京城后彻底的发了昏，犯了迷糊。皇帝的宝座和至尊的身份对于他像毒品一样无法自拔。但是即使这样，高迎祥也给自己留下了最后的后路，那就是从山西杀回陕西，然后凭借自己的手中的财富和军队，成为一个臣服于复兴党的**地方势力。
这也是高迎祥把五万多部队派往山西方向的原因。
然而高迎祥经营的退路并不稳固。复兴军的一个军团轻松地击破了他布置在山西地区的部队。然后一支三万人左右的复兴党鲁东军区的二线部队，就驻扎在了直隶到山西的各个主要关隘处。这样一来，一个针对北京城的西南方向的包围圈就完全的成型了。
到了这一步，高迎祥要还是没有彻底的认清自己退路已断的现实的话。那他也太愚蠢的了一些。
明朝末年这个时代的人，如果没有接受复兴党的教育和改造，没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复兴党的治下的话，任何人都是很难理解复兴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的。
孙元化和卢象升之类的大明官僚当初错误的判断了复兴党，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封建争霸势力当初也没有认识清楚复兴党，高迎祥这个草鸡皇帝当然也没有搞明白复兴党怎么回事儿。
高迎祥用自己的经验来看待复兴党，所以他就觉得只要自己把皇帝的桂冠送给了复兴党，再给复兴党交上一笔肥厚的买路钱，那他逃回陕西当个割据势力的小打算似乎就有很大的成功可能。
毕竟多年来和复兴党的交往让高迎祥觉得，复兴党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嘴脸。
所以，当西北方向和西南方向两个复兴军的主力军团不断的缩小包围圈，逐渐的把致命的吊索套上北京城里的高迎祥的时候，高迎祥反倒是在北京城里发起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行动。
他突然对已经投靠效忠了他的那些原明王朝的文官勋贵下手，对他们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拷打和逼问。大肆的对北京城内的官僚富豪们进行抄家。
高迎祥的做法，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明白是为了什么。
对于李自成和张献忠来说，高迎祥玩儿的这一手可谓是两人率先开创的。对有钱人进行“拷饷”，这是为了和复兴党做交易进行的准备。
高迎祥不想把紫禁城了里的宝贝拿出来用做交易，这一点本身也因为这样的过程而身家丰厚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都能理解。
1632年4月，复兴军中原第二军团的司令部里，军团总指挥、政委罗克敌和军团班子的主要成员正在接待一个陌生人。
只见这个人一进司令部的营房就干净利索的跪在地上，然后大声说道：
“大顺户部侍郎李岩，愿投效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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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0章 乱世中的一家人
和后世中华老字号的显赫地位不同，1632年北京城里的柳泉居并不是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酒楼，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主要针对中下层北京市民的，以卖黄酒和小菜为主的山东风味儿的小饭馆儿。
柳泉居始创于隆庆年间。到1632年，这家小饭馆儿也才创立了五十多年的时间。要是放在现代社会的话，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能够运营这么长时间的买卖一定是有根底，有背景，有渊源，有实力的大买卖了。
可是，在封建农业时代里，这种能够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中小型企业，其实是遍布北京城的。
柳泉居的老板黄守宗原本是山东即墨人。嘉靖年间的时候，即墨遭遇******。黄守宗的父亲带着老婆孩子一路从山东到京师投亲。
在即墨县学了一手酿造山东黄酒本事的黄守宗的父亲，从此带着全家人扎根北京城，凭借着一手酿造黄酒的本事为生。
说起来也是黄守宗家的运气。原本因为皇帝一系出自江南地区，而且朝廷高官多为江南出身，所以北京城里的黄酒买卖还是以江南黄酒为宗。黄守宗的老爹本来酿酒的手段就一般，在这种大环境下，用小米酿造的山东黄酒本来是没什么市场的。但是时间到了隆庆初年，出身北方的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出身北方的高拱成了内阁首辅，整个大明朝上层的风格喜好为之一变。浓油重酱的北方菜开始风行北京，顺带着山东黄酒这种原本是用小米酿造的上不了台面的黄酒在北京的销路也好了起来。
和父亲不同，年轻的黄守宗一方面对于自己的黄酒酿造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四处拜师求教提高自己的酿造水平，更是在北京城内到处寻找优质的水源。另一方面，黄守宗有着更加强烈的事业心和成功*。
在他的努力下，黄家黄酒开始在北京城内有了一定的名气。
农业时代的北京城因为没有污染，降水也比较丰沛，所以还是能够找到相对优质的水源的。
在黄守宗接掌家业一年之后，他就在一处有着优质水源的地方建成了一家酒坊。酒坊后院是专门酿造黄酒的作坊，酒坊前面则是一家规模不算太大的酒馆。
有正经的手艺，卖的东西质量优秀，家里还有在吏部当差的亲戚（黄家投靠的亲戚是吏部的吏员），黄守宗的买卖并没有受到政权上层的人事变动的影响。这家名字叫做柳泉居的小饭馆儿就这样一直开了下来。
黄守宗二十岁的时候开创了柳泉居，一直以来，黄守宗一直保持着经常到饭馆儿里转一转的习惯。已经八十多岁，早就把饭馆儿的经营交给了儿孙辈的黄守宗一直也放心不下自家的买卖。要不是这两年世道实在不太平，他恐怕还要像以前一样，每天到饭馆儿里面坐上一会儿。
餐饮行业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从天启中后期开始，以北京城内的中下层民众为主要对象，以衙门小吏和一般的买卖人为主要市场目标的柳泉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崇祯皇帝登基，柳泉居的买卖就说不上是赚钱，基本上就是勉强维持了。
和古今中外的那些以“发国难财，出国难名”为目标的高级精英人物们不同，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黄家这样的小买卖人家，最怕的就是社会动荡。因为他们的生计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的。
遇到了动荡和动乱，像柳泉居这样的小买卖，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力。1631年年末的京城暴乱中，要不是因为黄守宗一辈子都诚实守信乐善好施，对于街坊邻居们常常接济帮助的话，这样的小买卖是最容易被狂暴的市民攻击和摧毁的。
即使没有受到市民的攻击和摧毁，但是柳泉居也遭到了进城平乱的辽东兵的洗劫。三十多坛上等精制黄酒被抢，两大缸普通黄酒被打碎流光。柜上的所有现金都被乱兵抢走。黄守宗的孙子，这一代的柳泉居掌柜也在反抗的过程中被打断了一条腿。
不过这些损失对于经营了几十年的柳泉居来说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反倒是在大顺朝立起来之后，因为交通断绝，本来就已经非常难以弄倒的专门用来制酒的小米，现在已经彻底的没了来路了。
作为开酒坊的人家，黄家当然不可能没有一些存货。但是因为常年来居高不下的粮价，在生意惨淡的情况下，黄家人也在大半年前开始以酿酒用的小米为食。全家上下三十多口人，除了老太爷黄守宗的口粮还是精白米以外，其他人每天就是以一碗清汤寡水数得清米粒的小米粥为生。
即使这样，黄守宗的儿子和孙子们也不敢把现如今自家买卖的惨淡状况告诉老太爷黄守宗。
在封建农业社会里，一个人能活到八十多岁，还能保证头脑清醒身体健康的，这是很少见的。要知道，以帝王至尊的身份和条件，明代帝王的平均寿命还不到四十岁，而以“能活”而著称于世的满清皇帝的平均寿命也才五十来岁。像黄守宗这样八十多岁的高龄还耳清目明的状态，也只有现代社会的老人们可以媲美了。
活了八十几岁，一辈子干的又是做生意这样的事情，黄守宗的人情世故可不是一般的毛头小子能够赶得上的。所以即使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可是黄守宗还是不懂声色的好吃好睡。他想的很明白，家里如今的日子可是已经到了死不起人的状况了。一旦自己在这个时候咽了气，光是操办个白事就得把家里折腾垮了。
正是因为害怕自己的死给儿孙带来麻烦，所以黄守宗每天除了吃好睡好之外，还会在自家后院溜溜弯锻炼锻炼腿脚。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黄守宗这样明白事理的。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增加智慧。他的一个今年已经五六十岁的侄女就是这样的人。
1632年四月里的一天，早就已经嫁出去多年的黄守宗的大侄女孙黄氏就跑到黄家借粮食来了。
孙黄氏年轻的时候通过黄家的那个在吏部当差的亲戚的关系，嫁给了一个户部的年轻吏员。在黄家的姑娘里面，就属她嫁的最好，日子过得最舒服。
六部吏员别看大多都是秀才出身的底层读书人，可是这些人常年累月的把持着基层的位置，使得这些人在自家人世代把持的位置上通过各种吃拿卡要，一个个都是一幅脑满肠肥的样子。
孙黄氏的丈夫，一个叫孙文举的户部吏员就曾经在和黄家人喝酒的时候吹嘘过什么各省高官的打赏啊，什么地方衙门的孝敬啊之类的话，黄家人可以说是听得满耳朵都是。
孙文举也真不是吹牛，孙家的日子过得也确实是不错。这样一来，在黄家人面前，作为侄女婿、侄孙女婿的孙文举因为瞧不起黄家人的生意人身份，肯定就会在言谈中表现出非常失礼的不恭敬来。
孙文举瞧不起黄家人，黄家人倒也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但是嫁给而孙文举的孙黄氏也染上了自己丈夫的毛病，在自家人面前趾高气昂。
黄家人身上确实有生意人的和气圆滑不假，可是这也是分对象的。孙黄氏在黄家几次表现出冒犯来，不高兴的黄守宗就不再允许孙黄氏登门，彻底和孙家人断绝了来往。
几十年都过去了，到了如今这个人人艰难家家难过的青黄不接的年月，孙黄氏突然登门借粮，黄家的小字辈没有办法，只能对她实话实说，言明自家的米缸里面也是见了底的。谁也没想到，孙黄氏五六十岁的人了还是那么没脑子缺心眼，居然跑到老太爷那里去嚷嚷去了。
看着头发斑白满脸皱纹的侄女在自己面前大声的哭嚎，黄守宗心里叹了口气。自己这个侄女是黄家的姑娘里颜色最好的一个。不仅颜色好，而且她娘也狠心，早早的就给他裹了小脚。正是因为这颜色和小脚，她才得以嫁到好人家去。
当初自己的侄女在自己家面前一副心高气傲的样子，把家里的女人都给得罪了。黄守宗也是为了家宅平静才硬顶着损失户部小吏顾客的压力，和孙家断了往来的。所以这要说起来，在他心里他还真就就不怨孙家人，而是觉得自家的侄女不懂事不会做人。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看着嚎啕大哭，也到了做祖母的年纪的侄女，黄守宗也心里早就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了。他让孙黄氏站起身来，对她说道：
“我不管家事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家里什么事情，都是老大家的小六子做主。但是既然你要和我见面，那我就听你说说出了什么事情了。”
事情说起来也简单。大顺朝现在缺钱缺粮，而且高迎祥大皇帝想要学习儿皇帝石敬瑭，向复兴党买粮买米，送钱送礼。但是高迎祥大皇帝又心疼自己的腰包，所以他就想到了“拷饷”这个好办法。
“拷饷”这个事情，闯军方面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别看衙门里管事儿官儿地位好像非常的尊崇，但是在中低级官僚这个层面上，这些小官儿的家产还真的就未必有底下的吏员们丰厚。
所以大顺朝的“京师大拷饷”行动，不仅包括目前所有的前明官员，各个衙门里的大小吏员们，也是“京师大拷饷”行动的目标。
孙家人是从成化年间开始就在户部任职的。到了孙文举这一代，孙家人凭借着在户部的根基，几代人吃拿卡要下来也是真的积累下上万两的家产。原本大顺朝建立之后，孙文举和其他那些各部的吏员一样都被新朝廷接纳，继续把持着基层的岗位。没想到突然之间天降横祸，一群大兵冲进了孙家，二话不说的就开始抄家“拷饷”。
孙文举也算是个硬骨头了，他硬是挺了连续两天的拷打，在父亲和大哥被活活打死之后，才把自己的家财全部交待了出来。一万三千多两白银被从孙家院子里的大槐树下起出来之后，浑身是血满身伤痕的孙文举不到半天的功夫就咽了气，留下一屋子的孤儿寡母，充分了诠释了什么叫做人财两空。
一大家子二十多口人，现如今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晚上住的地方以外，是分文没有，钱粮两空。要不是实在没办法，孙黄氏也不会拉下脸回娘家来借粮食了。
黄守宗听了侄女的话，并没有说什么其他的话。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小木箱子，从木箱子里面拿出二十两银子来对侄女说道：
“如今我是不管家的。家里的事情，我一个老头子不该随便的插手讨人嫌。你虽说嫁出去这么多年了，但是归根结底是我们老黄家的血脉，是我的侄女，所以我就从我的棺材本里面拿出点银子来补贴你。”
“我也知道这钱不多，现在米价是什么行市我也不清楚，可是我也只有这么大的力。你把这钱拿上，心里也别怨我。”
叹了口气，黄守宗继续说道：
“我这回就不要老脸讨一次儿孙们的嫌。孙姑爷不是有两个才三四岁大的孙子吗。你今天回去就把两个孩子送过来。有我一口吃的，我就给这两个孩子一口吃的。大伯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孙黄氏刚刚离开，黄守宗就把家里管事儿的儿孙叫到身边，问道：
“孙文举在户部当差遭了难。咱们在吏部当差的本家是不是也遭了难啦？你们不要糊弄我，给我说实话。”
黄守宗几十年的积威，他的儿孙也不敢当面对他说谎。看着点着头的儿孙们，黄守宗说道：
“这朝廷要是没了规矩，连自己的脸面都不要，把自己的官儿当贼寇对待，这样的朝廷就长不了了。”
“当初我就说那个高皇帝没有个皇帝相，现如今算是彻底的显出来了。你们现在赶紧把家里的银子和铜钱都从地里面起出来，出去买粮食，买干粮。不管多贵也不要心疼，粮食往多里准备，往死里准备。”
“小三子你带小子们把前面的门脸和窗户都用石头砌死。后院准备四个大缸。两个大缸装满石头，两个大缸装满水。”
“我上一次让你们挖好的地窖，这一次也要好好修一修扩一扩。要按全家人都能在地窖里过一个月的状况准备。”
“外面的榆树钱也好，野菜也好，死命的给我采给我挖。凡是能吃的能穿的能用的。不管粮食、水还是柴火，往死里准备，往死里弄。”
“我告诉你们，不出半个月，这天下又得乱起来。在这乱世里面要是没个准备，我们全家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就在人老成精的黄守宗指派家人为即将到来的动乱做准备的时候，复兴军主力第二军团将山西各地留给了北上计划西路军的二线部队驻守。在肃清了边关各地的明军和顺军后，攻占了北京城外线的昌平和顺义一线。而复兴军主力第一军团则一路扫清了北直隶各地残敌，直抵良乡和通州一线。
与此同时，鲁东根据地也开通了针对山东到北京地区的海陆两条补给线路。
中原地区的全面解放，就要以“北京战役”拉开帷幕了。( )
第451章 辽东惊变
封建制度之所以比奴隶制度先进，除了最根本的原因，封建制度这种生产关系是建立在成熟的封建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以外，主要原因就在于，和部落奴隶主民主共和的落后的分散权力体系不同，封建制度的政权体系相对更加的完善。
同样是皇帝突然死掉了的情况，如果是在成熟的封建制度的情况下，按照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父子相承等制度，不是已经在位的皇太子直接继位，就是顾命大臣们从死掉了的皇帝的儿子们中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继承皇位。
无论是强势的后宫势力还是煊赫的外朝重臣，因为有着成熟的制度，封建王朝的皇位更替都会比较稳定。
而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封建制度的奴隶社会里的时候，各种争权夺势造成的混乱和动荡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非常不幸，因为缺乏对复兴军强大的超越时空的巨大战斗力的认识，一直以来都在努力的推动后金女真政权全面封建化的黄台吉死在了复兴党的手中。
如果后金女真政权已经完成了封建化，建立了稳定的封建制度，那么被复兴军放回沈阳的黄台吉长子豪格，就会稳稳当当的继承后金女真政权的统治地位。
然而，仍旧处于奴隶部落制度状态下的后金女真上层，已经不再认同作为败军之将，葬送了几万女真大军和几千“女真精兵”的黄台吉父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曾经被立为野猪皮正式继承人的代善和深受野猪皮喜爱，年纪轻轻就战功卓著的多尔衮，分别获得了一部分后金女真部落的支持，在客观上造成了后金女真的分裂。当然，作为黄台吉长子的豪格也有一少部分女真贵族支持。
因为势均力敌，后金女真内部激烈的继承权争夺斗争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就陷入了僵局。三方最终达成了协议，三方当中，由带兵打败盘踞在辽南地区的复兴军，为黄台吉报仇的一方继承皇位。
然而更加不幸的是，无论是代善还是多尔衮或者是豪格，三人总共发起的六次对复兴军辽南第一军团防线的作战，都遭受了可耻的失败。唯一的结果就是，原本就非常宝贵的“女真精兵”进一步减员。六次战争一共损失了近万名“女真精兵”和三四万多蒙古和汉人附从军。
到1631年，摆在后金女真面前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
已经陷入分裂状态的边缘，统治区域内有着严重的粮食危机的后金女真面前，有三个主要的敌人。一个是现在的后金女真政权从上到下一提起来就浑身哆嗦，强大的战斗力不似人类的复兴党辽南根据地。一个是目前可以和自己保持势均力敌状态的明王朝辽东军阀集团。最后一个是尚未臣服后金女真的西蒙古各部。
因为缺乏实践，还没有和黄台吉学到更多的手段，也是因为奴隶部落制这种落后的制度，在黄台吉死后，力量因为复兴军的军事打击和后金女真自己内部的内讧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后金女真政权上层在勉强的进行了协商后，决定柿子先朝着软的捏，对尚未臣服的西蒙古各部落进行抢劫和掠夺。
在著名的蒙奸集团、忠诚的带路党蒙古科尔沁部的帮助和带领下，两支后金军队在多尔衮和代善的分别带领下，在蒙古草原上突飞猛进。被两支军队掠夺的大量牛羊和人口，为元气大伤的后金女真方面补充了力量。
不过后金女真方面的补血速度真的没有他们失血的速度快。
到1631年年末，在已经初步建成了一整套初级的基本工业体系的鲁东根据地的支持下，由山东新兵组成的辽南第二军团从复兴军东江基地（除原东江军势力范围外还包括朝鲜北部的几个精华地区）出发，横扫东辽地区和朝鲜北部。
在大量山东生产建设兵源源不断的紧随主力部队开进的情况下，整个西辽地区和朝鲜北部地区，被建立起十几座大中型国营农场。而辽南第二军团直接攻破并占领了连山关，在当地建立起一个规模不小设施相对完善的军事基地，从东方威胁后金女真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域鞍山和辽阳一线。
与第二军团配合的辽南第一军团并没有闲呆着。
在三万多生产建设兵的努力下，在“热爱中华文明认同中华文化”的朝鲜人民、倭国人民、蒙古人民和部分弃暗投明的女真人民“积极主动”的帮助下，复兴党辽南根据地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投入了大量的先进蒸汽机设备和各种物资，损失了三千多名“主动牺牲”的各族人民，终于基本完成了覆盖整个辽南根据地，囊括整个辽东半岛的泥结碎石路面的根据地主干线建设。
除了大型农场和工业中心被不断的建成之外，辽南第一军团主动出击，解放了四万多名鞍山和辽阳周边地区内，在后金女真政权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的汉族和女真族同胞。
在辽南军区六个特战营的努力下（军事威慑和政治工作），在弃暗投明的女真族归化同胞的帮助下（带路的干活），两万多因为后金女真政权的民族压迫政策而躲在深山老林里艰难度日，被后金女真政权冠以鱼皮鞑子等蔑称的少数民族同胞，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他们和汉族同胞，归化女真族同胞以及归化蒙古族同胞，一起组成了辽南新军，对盘踞在鞍山和辽阳地区的后金女真反动军队进行了残酷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当1631年下半年得意洋洋满载而归的多尔衮和代善部队返回沈阳的时候，他们惊悚的发现，在复兴军的积极活动下，不仅后劲女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域严重的缩小，而且他们带回来的蒙古人口，根本就填不满复兴军积极的军事行动给后金女真政权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
多尔衮和代善不同，他的脑筋虽然没有黄台吉那么高明，但是信用汉人这一点他可是和黄台吉学了个通透的。面对着这种危急的情况，真的很忧心后金女真前途的多尔衮立即招来了已经被他笼络到麾下的实力派汉奸范文程、李永芳和宁完我。
多尔衮知道，女真人里面除了在打仗上经验丰富，所以对于军事行动能够提出一定的有见识的观点的人以外，只要是商量涉及大面的战略问题，后金女真政权里面就只有汉人能够被依靠。多尔衮这个人的优点就在于，他非常重视而且善于依靠汉奸们的智力支持。
李永芳这样的早就投降的后金女真的老汉奸相对的经历的比较多一些。当初他投降后金的时候，明王朝的军事力量对后金方面还有着较大的优势。所以看到后金女真方面吃败仗，被打败这样的事情，李永芳还能用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问题。
而和李永芳不同，无论是已经当了一段时间汉奸的范文程还是当了没多久汉奸的宁完我，都是在后金女真政权对大明王朝已经取得了连续不断的战争胜利的情况下才投靠的。作为汉奸，他们的投机心理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看到如今后金女真方面的恶劣局势，他们两人的内心是非常的惴惴不安的。
黄台吉死后，除了获得了上三旗以及黄台吉后宫方面支持以外，多尔衮还比较幸运的掌握了黄台吉留下的后金女真方面针对大明王朝方面的谍报力量。
所以在1632年年初的时候，得到谍报人员汇报的大明首都的暴乱和高迎祥的登基消息之后，多尔衮甚至产生了浓厚的趁机入关劫掠一把的想法。
主要工作是帮助多尔衮整理谍报材料的宁完我因为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消息，所以他的眼界比较宽阔一些。根据非常模糊和不明确的情报，宁完我认为已经占据辽南的复兴军应该是大明朝内部的一个实力强大的地方势力。
他认为，具有这样巨大的力量，复兴党对绝对不会任由流寇难民组成的大顺政权存在。在复兴军强大的战斗力面前处于绝对的绝望的劣势状态下的后金女真方面，最好不要寄希望于复兴党人老老实实的看着他们入关劫掠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旦己方突入关内后在野战中遭遇复兴军，那么就很有可能给自己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宁完我的推测得到了后继消息的证明。1632年年初，隐藏在北京城内的后金密探就已经探知了七万复兴军大军正在向北京地区开进的消息。接到了这个消息，原本还想着要浑水摸鱼的多尔衮头上产生了不少的冷汗。
作为蒙古人的学生，尚未完成封建化进程的后金女真这个时候的地盘认识还不是那么深刻。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只有老一代的女真人还保持着渔猎思想，但是像多尔衮这样纯粹的出生和成长在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为主时代的新女真人，也不是就完全的不认同原始的渔猎思想。
新女真人确实已经开始产生了地盘重要，国土重要的思想，但是相比较损失国土，他们的执念不在土地而在于人口。
对于代善因为目前的后金女真政权面对的局势而在八旗联席会议上提出的北撤战略，多尔衮一方面理想上有些抗拒，但是在本能上还是觉得这也是一种选择。
没有人愿意面对强大的复兴军。不管是代善还是多尔衮，无论是后金女真的部落首领，还是最普通的女真族人。复兴军如魔鬼般的巨大战斗力，已经在女真人心中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恐怖印象。装配着近代步枪、机枪、火箭筒和大炮的复兴军是不可抗拒的。关于这一点，后金女真上下的认识都很明确。
和认同代善北撤计划的李永芳不同，范文程和宁完我从政权建设出发，从农业生产出发，并不认同代善的计划。
有着一定气候知识基础的范文程认为，一旦后金女真政权整体北撤的话，辽东以北地区的环境和气候将更加的不利于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后金女真方面目前数量已经不小的汉人奴隶劳动力就变成了不再能够创造价值的废物。
宁完我则进一步认为，北撤不如西进。
如果多尔衮领导自己的势力向蒙古地区西进，占据广阔的蒙古草原的话，在后宫方面的支持下，科尔沁等铁杆盟友将会彻底的成为多尔衮的势力。而兼并了蒙古各部势力的多尔衮，则可以通过经营草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增强自己的实力。
而且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和代善等老一代女真人彻底的决裂，建立起受多尔衮自己一个人掌控的**政权。
虽然从心里往外畏惧复兴军的战斗力，可是就这样一箭不发的让出沈阳、抚顺等膏腴之地，多尔衮在心理上是真心的不愿意的。
可是和复兴军的两次正面作战，多尔衮部队的惨状用七零八落来形容都有点不够，更接近全军覆没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面对复兴军的心情是打还不敢打，跑又舍不得跑的状况。刚刚横行草原胜利而归的多尔衮被兜头破了一大洗澡盆的凉水，心里头别提有多别扭了。
然而多尔衮的别扭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为了配合北京战役的进行，辽南军区在********的命令下，开展了对辽阳和鞍山地区的进一步军事行动。
只用了三天时间，这两座被后金女真方面重兵驻守的城池，就被复兴军辽南第一军团轻松攻破。
在这场战斗中，呼喊着女真话，奋勇无比的冲上城墙，在攻城战和巷战中取得了大量胜利和牺牲的，由辽东各归化少数民族士兵组成的辽南新军，给龟缩在沈阳地区的代善和多尔衮造成了难以计算面积的心理阴影。
曾经经常采用驱赶汉人攻打汉人，驱赶蒙古人攻打蒙古人的民族压迫手段，主动挑起民族冲突的后金女真上层，在收到了几万生**真和蒙古人为复兴军作战的消息后，心里面非常的不是滋味。
代善身边的智囊，女真人里的“大才子”，年轻的“巴克什”（巴克什又译为榜式、把式、榜什，是一蒙古话，后成为清朝学者的一种头衔。）赫舍里·索尼，甚至在接到消息后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话来。
辽南军区的行动，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原本还犹豫不决的多尔衮立即行动了起来。
他先是联系了忠于自己的女真部族，之后兵分两路。一路作为后卫力量保护人口和物资的转移。一支部队突袭驻守在大凌河地区的辽东军阀集团，保证自己的西进行动后路无忧。
只是多尔衮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个举动，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
第452章 先死容易后死难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先死容易后死难。
寓意丰富的汉语对相同的话有不同的分析。比如说有些人认为，这句话可以理解成死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坚强的活下去，支撑下去却是很艰难的。当然还有些人认为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作为最终都会死去的人类，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同类在自己的眼前死去后，死亡造成的巨大心理阴影就会一直笼罩在还活着的人。
作为延续时间悠久的文明体系，成熟而又稳定的中华文明有着明确的道德内核。明确的道德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的，但是对于共同价值观的普遍性认同还是持续而又稳定的存在着的。
举个例子来说，叛徒和汉奸这种东西，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甚至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每个人都知道，做汉奸，特别是做那种被外国和外民族的主子所器重的汉奸，这是可以获得巨大利益的事情。
不少人，特别是所谓的精英阶层，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他们在内心深处为了个人的和本集团的利益，都是不惜践踏世间的一切道德的。但是，在共同的价值观体系下，他们就是要去做汉奸，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了汉奸，他们也会努力的去做一些给自己的脸上贴金的事情，在精神上麻醉自己。
先死容易后死难。像中国这样注重历史资料的总结，对历史的意义有着重大关注的文明，一旦出现了汉奸这种人物的话，在史书上就会被明确的记录下来受到后世人的唾骂和批判。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西湖岸边的秦桧跪像，象征着威严的历史审判。这就导致了，任何人当了汉奸，做出了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事情，都要受到良心的折磨。
后世有一副对联是这么形容明末辽东军阀集团的首领祖大寿的，“一代名将，据关外，收关内，堪称往复有忠义；两朝贰臣，悖前主，负后主，真个里外不是人。”
在文化压迫和文明阉割肆无忌惮，中华文明倒退到野蛮和蒙昧状态的满清王朝时期，为满清入关开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祖大寿被人这样评价，不能不说，祖大寿和他的外甥吴三桂这祖家和吴家的一窝子汉奸实在是不得人心。
作为后世人当然可以吸着香烟，喝着茶水，在茶余饭后的闲谈和讨论中对祖大寿吴三桂等汉奸人物做出嘲讽和唾骂，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汉奸，在那个时候并不一定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最佳选择。
没有人不喜欢大权在握，没有人不喜欢在自己掌握的地盘里作威作福。对于王朝末世时期一定会出现的军阀集团的首脑们来说，他们最希望的当然是自己能够乘势而起，成为像赵匡胤李渊那样夺得新王朝的最高权力的人物的。
当然了，成为开国帝王这样的事情，即使在生产力落后的封建农业时代，也是需要完全依靠杰出个人才能敏感的抓住难得一见的机遇才能实现。
我们不得不说，从历史记录上看，排除封建君主对地方实力派军阀的忌惮而经常对他们进行绥靖这个因素的话，明王朝对于祖大寿算的上是比较恩遇尊崇的。
按照历史记载，因为祖大寿在辽东并不怎么真实，充满了水分的假冒伪劣的战功，明王朝中央政府给了祖氏家族极大的尊崇。
随着祖大寿地位的迅速上升，祖氏满门都获封官职。祖大寿的兄弟祖大乐、祖大成、祖大弼，子侄祖泽远、祖泽沛、祖泽盛、祖泽法、祖泽润、祖可法等，都是上自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的各级军官，分驻宁远、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市、锦州诸城。连祖大寿的妹夫吴襄和祖大寿的外甥吴三桂，都是借了他的光才能够在辽东军阀集团中迅速崛起的。
为表彰祖氏世代镇辽的功勋，明朝崇祯皇帝即位后，还专门发布命令，在宁远城内敕建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
后来当了汉奸的祖大寿，当初从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就有想当汉奸的打算。一方面，在文明等级的显著差距下，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经济上，处于奴隶部落联盟状态下的后金女真在祖大寿这些充分的享受着明王朝给他们的富贵尊荣的人眼中，是非常野蛮和落后的蛮夷状态。
从内心深处，祖大寿这样的人是真的看不上后金女真这些沐猴而冠的家伙的。特别是后金女真政权的创始人野猪皮和辽东将门集团的创始人李成梁的渊源非常的深刻。被后世的汉奸文人涂抹的非常英明神武的野猪皮，当初可是李成梁麾下的奴隶。“英明神武”的野猪皮当时可是像畜生一样臣服在李成梁的脚边的。
在这种情况下，祖大寿这样的辽东将门世家出身的人，怎么可能会看得起曾经作为辽东将门世家的奴仆出身的后金女真政权呢？
除了在自尊心方面的问题以外。后金女真的战斗力当然也是祖大寿后来成为汉奸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从实际上说，后金女真的战斗力，也就是落后的奴隶制部落的民族野蛮性表现的越明显，祖大寿这样的人其实越不会轻易的投降后金成为汉奸。
要知道，在年轻时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李成梁奴仆的野猪皮，和希特勒一样，在青少年时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心理伤害。这段时间的经历，使得野猪皮的心理状态一直处于一种扭曲和畸形的状态。
就像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有着他心理畸形的因素影响一样，在野猪皮统治时期，彻底陷入疯狂状态的野猪皮对辽东汉族人民动不动就展开的血腥大屠杀，实际上把辽东将门集团推到了后金女真正权的对立面上。
随处可见的，几乎成为惯例的屠城，动不动就对辽东汉人家族进行灭门，自己的家族就出身辽东地区的祖大寿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投降后金女真呢？从他个人的生命安全的角度考虑，投降后金女真，成为在历史上被注明标签的汉奸，也绝对是在黄台吉的充分劝说和彻底陷入绝境的状态下的最后选择。
王书辉对于历史人物喜欢进行定性分析而不喜欢进行心理分析。对于他来说，祖大寿吴三桂这些汉奸人物其实和东林党等看起来伟光正，到了现代社会还很能唬人的文官官僚集团一样，都是封建王朝的封建统治阶级里的利益既得集团。
一切利益既得集团，都是中国权力封建制度下最腐朽、最堕落、最反动的恶性势力。只要封建主义的土壤不被彻底的清除，反动堕落的利益既得集团就会一直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清末有专营买官卖官买卖的“庆记公司”；民国有让光头都无奈的说出“亡党亡国理论”借用电影中的内容，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四大家族；现代中国有官几代富几代之类的依靠掠夺国家和国民，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反动派延续不断的出现的原因。
站在这个角度上，王书辉可不会细心的考虑为什么祖大寿和吴三桂这些东西会成为汉奸的原因。他也不会分析祖大寿和吴三桂等汉奸的真实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
对于他来说，别说他们这种最腐朽最落后最反动的既得利益集团了，就是那些真的做到了“一死报君恩”的，真的忠诚于封建王朝的封建地主阶级里的硬骨头文人士大夫，也是复兴党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被彻底清除的对象。
所以无论是王书辉还是复兴党，早就给辽东军阀的脑门上标上了明确的敌人标签。对于敌人，复兴党当然是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从秦皇岛地区登陆，驻扎在永平地区的复兴党鲁东第二军团对祖大寿等辽东军阀集团的试探不理不睬，根本就不在乎的原因。
如果不是北京战役即将展开，目前驻扎在渤海湾内的复兴海军第二舰队早就从渤海沿岸登陆，使用海军陆战部队，将盘踞在辽西走廊地区的几个堡垒内的辽东军阀集团的三五万部队，彻底的扫清了。
在明朝末年这个时代里，只有实实在在的了解了复兴党的明代“精英”人物们，才会搞清楚复兴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势力，复兴党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多么令他们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绝望的组织。
和复兴商社做生意，和复兴党控制的所谓的大明官员，如实际存在的张宏，如早就已经死在了战俘营内的姚宗文，和复兴党用文书假造的不存在的人物公文往来的话，隐蔽性极强的复兴党是让这个时代的“精英”们非常摸不着头脑的存在。
毕竟在他们眼中，复兴党控制的这些机构和势力经常性的会做出收拢流民，善待百姓这种不可思议的“奇葩”事情。
辽东军阀集团可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势力。实际上占据了辽东广阔的土地，把持着辽东和各地区贸易权力的辽东军阀集团，是一个集军阀、地主和垄断商人为一体的地方势力。
自从复兴党控制了登莱地区以后，辽东军阀集团就已经开始和复兴党产生了交集。当然了，就像江南地区的那些有着官僚集团背景大地主大商人们一样，和复兴商社兴高采烈兴致勃勃的做着各方各面，如木材生意和药材生意，大量的从复兴商社采购布匹、丝绸、成衣、成药、罐头、香烟、玻璃等等工业制成品的辽东军阀集团，也只不过认为复兴商社是一个信誉良好，货物质量优秀，价格低廉的真正的“有良心”的好商家。
不过见识了复兴商社那些三四千吨的，上面架着多门“巨炮”其实也才只有一百二十毫米口径的全蒸汽动力运输船之后，见识了押运货物的复兴商社“家丁”们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只有三四十人的情况下，凭借着步枪和机枪将试图抢夺货物的几百人规模的其实是辽东兵化装成的土匪轻易的撕成碎片之后，辽东军阀也知道复兴商社的背景深不可测，不能轻易的得罪。
鲁迅先生曾经在狂人日记里说过，“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因为辽东军阀集团有着明确的自立之心，所以辽东军阀集团在发现了复兴商社背后那强大的力量之后，立即就对复兴商社产生了巨大的忌惮心理。他们要吃人，当然也会就会怕被别人吃了。
不过巨大的利益总是就在眼前的。用从复兴商社采购到的货物对后金女真和蒙古各部进行交易，可以使得辽东军阀集团获得巨大的利益。
举个例子来说吧，复兴党生产的各种铁锅，各种铁制炉灶这些技术成本低廉的铁制品，就是后金女真和蒙古各部最喜欢的商品。一个铁锅，一个蜂窝煤炉子和几块蜂窝煤，就可以蒙古人那里换到一匹乃至几匹战马。
甚至于在卖出了铁锅和蜂窝煤炉子之后，辽东军阀从复兴商社手中专门采购产自辽南根据地的蜂窝煤，当二道贩子大批量的卖给蒙古人，他们也能大赚特赚。
至于像复兴党生产的茶砖和各种蔬菜水果罐头，更是蒙古贵族们不惜拿出黄金白银来采购的高品质商品。
而最让辽东军阀们兴奋的是，因为在复兴党在鲁东根据地和辽南根据地已经建起了几座毛呢纺织厂，所以复兴商社还允许辽东军阀集团用他们从蒙古各部那里廉价收到的几乎是白送状态的羊毛，来换取复兴党生产的工业品。
可以说，在复兴党在登莱地区站住脚之后，辽东军阀集团光是和复兴商社的交易，就让他们都赚的钵满盆溢，美得鼻涕泡都要出来了。
可是辽东军阀集团的首脑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复兴党什么都卖给他们，甚至连各种优质的冷兵器都可以用非常便宜的批发价批发给他们，但是复兴党却从来不会和他们做最基础的粮食生意。
也就才两年左右的时间，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就在辽东地区全面爆发了。
到1631年年末京师失陷大顺建立的消息传到了辽西走廊之后，因为来自天津地区的粮食供给彻底的的断绝。目前的辽东军阀集团自己内部正陷入到严重的动荡状态中。
1632年年初，辽东军阀集团掌握的大量白银，开始以一个极度快速的速度向临时驻扎在永平军事基地的复兴党人民银行分部流入。
因为严重的粮食危机，也因为复兴党是目前北中国唯一掌握着大量粮食物资的组织，同时也因为复兴党的货币制度。辽东军阀集团不得不先后接受复兴党的银行货币兑换和复兴商社的两次“盘剥”，从复兴党手中购买价格高的实在是离谱的不行的口粮。
为了维持住部队，辽东军阀集团的家产普遍缩水一半以上。即使这样，复兴党还严格的控制着辽东军阀集团的粮食供给。不到五万人的辽东兵目前最多也能够获得两到三天左右时间的口粮补给。
1632年四月，后金女真政权的多尔衮部突然对大凌河地区发起进攻。在战斗开始后不过两三天，驻扎在大凌河的祖大寿部的军粮就完全的断绝了。
到了这一步，早就因为大明王朝的灭亡而补给全无，“痛苦”的忍受着复兴商社残酷“盘剥”的祖大寿，终于到了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
第453章 频繁出现的突发情况
“海军陆战队能不能把任务承担起来？”
“这个问题需要参谋部来回答。”
“海军参谋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推算？”
“最少也得一天左右的时间。”
“那好吧，情报中心的数据已经出来了，让海军参谋部立即处理数据，对情况进行评估。”
“是！”
在复兴党这个组织里，军事行动的基础是数学计算。和想象中的那种一群参谋们忙忙碌碌极有逼格的拿着指挥棒在地图和沙盘上比比划划的进行兵棋推演的情况不同。大多数时候，参谋部的工作重点在于数据统计。
己方的兵力，敌方的兵力。己方的运动速度，地方的运动速度。己方的补给情况，敌方的补给情况……
大量的数据被情报部门递交给参谋部门。参谋部里的参谋们，就会按照各种数据通过很多固定的公式计算这些数据。直到这些计算全部完成之后，按照不同情况进行的兵棋推演才会进行。
所以，在复兴军的总参谋部和下面部队各级的参谋部里，没有几个皮靴锃亮军装硬挺的大帅哥，反倒是因为工作任务重，因为具备相应素质和经验的人员严重不足，所以到处都是那种穿着褶褶巴巴的军装，乱蓬蓬的头发从军帽中漏出来，因为经常通宵熬夜，所以眼角上长带着眼屎的宅男式人物。
按照兵棋推演的结果，参谋部们会形成几种不同的方案。至于使用哪种方案来完成任务，那就是军事长官们的选择了。
实际上历史从王书辉通过时空门进入明朝末年这个时空的时候就出现了大量的变化。虽然很多事情仍旧按照历史的进展发生着，但是也有很多事情完全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比如说，在历史上选择了投降后金的祖大寿，非常出人意料没有投降正在猛攻大凌河堡的多尔衮，而是在率领军队突围后，逃回锦州，然后与驻扎在锦州的复兴商社进行了接洽，主动提出投降复兴商社。
再比如说，失去了后方，已经完全彻底的和代善决裂的多尔衮，没有对处于劣势落荒而逃的祖大寿进行追击。而是在彻底的摧毁了大凌河堡的防御体系，掠走了被祖大寿扔在当地的士兵之后，带领着部队和后方部队会和，急急忙忙的向草原上的喀尔喀部方向撤退。
还比如说，在多次和复兴军方面接洽之后，通过复兴军对大顺政权的贸易要求彻底的拒绝，通过复兴军对大顺政权的任何提议都不理不睬等等反常的状况，认清了复兴党对自己的真正态度的高迎祥，居然毅然决然的拉下了面子，毫不在乎自己这个皇帝的身份，撇下了十几二十万的大军，领着三四千精锐骑兵突然的逃离了北京城，通过正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下的河南中部，逃进了还没有被复兴党北上计划的西路军接收的陕西北部地区。
几乎是完全无迹可寻的这种种变化，给复兴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到现在看来，对于复兴党来说，北上计划的核心内容不再是军事问题，反倒是政治问题了。
对于想要投降复兴党的祖大寿辽东军阀集团应该怎么处理？对于突然分裂，一半儿人跟着多尔衮逃入蒙古草原，一半儿人在代善的带领下突然北撤的后金女真正权应该如何解决？粮食耗尽，群龙无首，有着十多万将近二十万被抛弃顺军的北京城应该怎么接手？这些问题完全是当初复兴党的北上计划里没有涉及的内容。
面对各种各样，可以说是彻底颠覆性的复杂情况，复兴党中央必须要根据情况作出新的决定。
不过这样复杂的情况，别说是复兴党中央的这些高级干部搞不清楚状况了，就是王书辉心里也有点没谱。毕竟实际情况和计划的情况相差的有点太大了。
无线电报虽然已经是非常先进的能够让复兴党最直接的了解前线情况的“先进”通讯工具了，但是对于复兴党中央负责决策工作的委员们来说，不在前线现场，他们的心里还是很没有底气的。
祖大寿要投降，他的表态是真是假？整个辽东军阀集团的上层到底对于这件事情是个什么态度？后金女真的突然分裂和逃亡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后继影响？是优先展开针对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等逃入河陕西北部地区的大顺高层的军事行动？还是优先开展针对北京城的接收工作？这些问题，复兴党中央都必须捋顺了，摆明了，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来。
复兴党**********基本上是一个党、政、军三分天下的状况。
军委方面的中央委员当然认为应该优先进行军事行动，立即发起针对后金女真的追击，立即展开针对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歼灭。立即对盘踞在辽西走廊的辽东军阀集团进行彻底的清洗和改造。
政务院方面的中央委员的想法则是，稳扎稳打的接收中原地区的广大地盘和大量人口，不要过于着急的处理北边的情况，没必要急着展开消耗巨大的非计划军事行动，让事情缓一缓再说。
党委方面的想法则比政务院方面还要消极。用孟离的话说，不管是通过军事行动获得的大量俘虏还是北上计划和平接收的大量民众，这些人都需要进行大量的思想教育和动员。没有经过思想教育和动员，没有进行工业化训练和改造的人口，对于复兴党来说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人口。那种愚昧的封建农业时代的农民们，多增加一个都是在给复兴党增加额外的负担。
所以，党委系统甚至觉得政务院方面在人口接收和地盘接收方面，以及对接收后的地盘进行的农场化建设方面，都是有点操之过急的。没有经过充分训练和改造的农业工人，哪里来的用工业手段进行大农业生产的国营农场啊。
就王书辉本人来说，已经在明朝末年磨蹭了十多年的他，心里面当然是非常的急切的想要快一点把北中国纳入囊中，然后就开始对矿产资源丰富的华北和东北地区进行全面的工业化建设的。
但是王书辉自己也知道，他的这个想法并不是很现实。要知道，不可思议如新中国，也是用了十几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快速的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基础的。这可是在一大群天才人物和几亿中国人热烈的拥护和支持下才实现的。
那个时代的中国有着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也有着高超的规划者和领导者。大量的经过了洗礼和改造的工业化人才被迅速的培养了出来。他们以一种无畏的牺牲精神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奠基。而且也必须承认，新中国有一个叫做老毛子的好老师。虽然这个好老师并没有教导新中国多长时间，但是最基本的，制定国家级建设纲要的手段，新中国还是学会了的。
复兴党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打得过别人的问题。在复兴军面前，所有和复兴军接触过的武装力量和这些武装力量的首领，都对复兴军的战斗力有着充分的认识。在复兴军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根本不敢正面作战，闻讯则落荒而逃的状况。
可是在接收了整个北中国之后，面对广阔的土地和几千万人口，要组织这些人口进行农业生产、工业生产，要建立适合的社会制度，这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
更主要的是，就是单单从行政角度的考虑的话，目前复兴党的党员干部们，最高也就能具备建设并领导村、乡、县这种基层政权的能力。排除正在处于全面军管状态的辽南根据地和鲁东根据地的话，复兴党目前唯一的省级政府，湖北省政府这几年的表现着实的令人失望。
说他们是湖北省政府，倒不如说他们是复兴党内中央政府在湖北地区的传达机构。他们几乎没有自己处理和管理湖北省内事务的能力，他们简直就是事事要询问中央政府，没有中央政府的明确命令和具体的指导，他们几乎不能进行任何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王书辉决定取消复兴党的省一级政权组织，而是准备在北中国采取郡县制政权体系的原因。省一级政权的建设，只能等到复兴党的党员干部们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按照需要逐步的进行了。
可是即使如此，大量的地方基层干部的缺口也让王书辉头痛的厉害。
王书辉现在对于复兴党中央的态度是，既然在绝对力量上复兴党没有任何失败的可能，那么就必须要放开手脚让复兴党中央自己运作起来。在未来的一两年内，复兴党中央和复兴党中央政务院要承担起对整个北中国的领导工作，如果现在不让他们充分的进行实践和锻炼，那么以后出的篓子就会更多，造成的错误就会更麻烦。
所以在目前阶段这个看起来有点像紧要关头的时刻，王书辉当了一回甩手掌柜。他让复兴党**********承担起她本来早就应该承担起来的决策责任，他让复兴党中央政务院和复兴党军委，按照制度全面的服从复兴党中央的命令，执行复兴党中央的决策。
他本人则是开始在河南和湖北两头跑，一方面关注湖北地区正在进入生产阶段的石油化工产业，直接参与到复兴党的内燃机制造工作当中去。另一方面，他则是调兵遣将，直接领导一个庞大的班子，对新接收的陕西和河南地区的工业规划和基础工业建设工作负责。
当带着满身的疲惫从远在广平府和彰德府的邯郸钢铁厂和安阳钢铁厂建设现场回到复兴党中央的新所在地开封府之后，王书辉认真的听取了复兴党**********的汇报，指出了他们决策中的几个小的瑕疵，转身就离开了开封，视察南开铁路（南阳到开封）和南西铁路（南阳到西安）的建设工作去了。
对于王书辉来说，只有南开铁路和南西铁路建成，把干线铁路已经基本建成的湖北地区通过铁路与河南和陕西连接起来，让复兴党目前的工业中心武荆地区（武昌和荆州地区）可以通过铁路和新接收地区直接联系起来，才能够快速的实现复兴党工业体系的复制和扩散。
而且也只有将具有着巨大农业生产能力的汉江平原通过铁路和新接收地区连接，才能实现汉江粮食基地对新接收地区的粮食补给。如果没有铁路和公路的保障，复兴党就没有办法对这些新接收地区群众的衣食住行负责。不能对新接收地区群众民众的衣食住行负责，就没有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没有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组织和领导新接收地区群众进行地方建设的工作就没办法实现。
军事行动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军事手段确实能够接收新地盘，但是依靠军事手段是无法获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的。所以复兴党中央制定的计划在王书辉看来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复兴党中央制定的新计划，在很多人看来确实有点保守。面对新的情况，复兴党中央给了辽南根据地和鲁东根据地更大的自主权。允许两个根据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各根据地自己的后勤供给体系能够承担的军事计划上报军委，在军委按照专业意见审核后再上交给复兴党**********。一旦**********批准了这些计划，那么根据地就可以按照计划执行了。
不过在总的战略上，复兴党中央按照先难后易的标准，把恢复地方生产进行地方建设的工作放在了前面。把针对各种残余敌对势力的军事打击放在了后面。
也就是说，对于各根据地来说，接收敌人留下的地盘和人口，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组织领导当地群众进行地方建设工作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两个根据地的军事单位的主要任务，是为当地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地方建设工作保驾护航，而不是着急展开军事行动追击残敌。
这样一来，辽南军区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接收后金女真方面留下的沈阳地区。而鲁东根据地的主要任务也变成了快速完成对辽东军阀集团的清洗和改造，对当地进行人口调整，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对当地的农场建设和工厂建设进行投入。
而布置在北京周边的复兴军主力部队的工作，也由作战任务转变成了接收任务。
一个一百多万人口的北京城将会让他们无比的头痛。
就在复兴党中央忙着应对新情况制定新计划的时候，复兴党中央接到了一条有意思的情报。
在天津登上了江南大商人从复兴党手中购买的蒸汽明轮船后，心惊胆战的从海路逃到南京的崇祯皇帝，居然非常激进的在南京组织了一支不到一万人的部队，企图越过长江恢复明王朝对长江北岸的地区的控制。
复兴党海军长江舰队遭到由十艘江南世家提供的蒸汽明轮船组成的明王朝新建长江舰队的“骚扰”（对于复兴海军来说也就是骚扰）之后，立即进行了反击。
除了大明王朝的新舰队全军覆没之外，长江岸边的南京城被复兴党长江舰队进行了猛烈的炮击。
被复兴党长江舰队的“恐怖”炮击吓得屁滚尿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居然弃南京城而不顾，带着南京城内本来就不多的部队，直接跑到了杭州府建立临时行在去了。
这种突发情况让长江舰队措手不及。他们向军委询问，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防御能力的南京城被长江舰队的陆战队接手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