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郧国公——廖永安
廖永安，字彦敬，巢人，元末巢湖水军将领，朱元璋麾下早期将领，郧国公，庆国公廖永忠之兄。廖永安率巢湖水军投靠朱元璋，此后屡立战功，随徐达收复宜兴，深入太湖时为吴将吕珍所败，被俘，在囚牢中逝世，死后，朱元璋为之痛哭，并亲自写文祭奠，配祭功臣庙。朱元璋平定张士诚，将廖永安安葬于巢，并在郊外迎祭，朱元璋下令于鸡笼山筑坛，祭奠廖永安，于鸡笼山祭奠。
元末江淮兵乱，廖永安和弟弟廖永忠，聚兵盘踞在巢湖水寨，以对抗寇贼，保卫乡里，后左君弼盘踞庐州作乱，廖永安十分窘迫。廖永安听说朱元璋在和州后，带着弟弟廖永忠、俞通海筹得金钱，领巢湖水军投靠朱元璋，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十分高兴，朱元璋亲自前往收编其军队，并亲自率军赶往巢湖，接着率水军在马场河，击败了元朝中丞蛮子海牙。
朱元璋回军和州，在黄墩与元朝中丞大战于裕溪，元朝水军的楼船进退不便，而廖永安等人操船却进退若飞，屡败元朝水军，使得朱元璋下定了渡长江的决心，同时俘获十九位善于开船的人，朱元璋命廖永安、张德胜、俞通海等人分别统领。朱元璋军发兵江口，廖永安和朱元璋同乘一支船，廖永安问朱元璋在哪靠岸，朱元璋命在采石登陆，于是廖永安直驶牛渚，趁着西北风迅速渡江，岸边守军十分恐惧，出来迎战却一打即散，朱元璋于是迅速猛攻采石，采石守军全部溃逃，乘势攻取了太平、芜湖，因功被授予管军总管。
廖永安率舟师攻破海牙的水寨，进攻集庆，生擒了陈兆先，得军民五十余万，朱元璋设立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建康翼统军元帅，昭武大将军。朱元璋欲图夺取镇江，后又率领水军攻取了镇江、太沙，平定沙祝家等寨。四月攻克金坛；五月攻打常州；六月攻克宣州；七月，张士诚军进犯瓜埠，廖永安率军迎战，击败张士诚军；十一月，徐达等人包围常州，廖永安和其形成夹击之势，大破常州军。常州平定，因功升任同佥江南行枢密院事，率舟师同常遇春自铜陵进攻池州，水陆联合作战，攻破了城北门，捉拿了徐寿辉的守将，攻克池州。
同俞通海攻占江阴的石牌戍，降服了张士诚的守将栾瑞并攻取了宜兴、无锡等处，生擒朱元帅，提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张士诚军队侵犯常熟，廖永安率舟师在常熟的福山港，大败张士诚的部队，在通州的狼山再次败张士诚军，缴获其战舰而归。后担任总兵，征伐苏州，宜兴复叛，与徐达、邵荣邓收复宜兴，乘胜深入太湖追击张士诚军，恰好遇到了张士诚部将吕珍，双方交战，因为后援没能跟上，船只又搁浅，不幸为吕珍所俘虏。
廖永安被俘，张士诚爱惜他的才勇，准备招降他，廖永安拒绝后被张士诚所囚禁，时徐达擒获张士诚弟弟张士德，张士诚派人和朱元璋商量，以廖永安换张士德，朱元璋不愿意，斩杀了张士德，廖永安最终未能归还。朱元璋为廖永安不降所感动，遥授其江淮等处中书省平章事，封楚国公，廖永安被囚八年后在平江去世，年四十七岁。
廖永安率巢湖水军投靠朱元璋，依靠着娴熟的驾船技巧，屡败元朝水军，使得朱元璋有了渡江的资本，为朱元璋统一江南打下了基础，渡江之后，屡立战功，攻克多座城市，为朱元璋扩大疆域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水军方面，弥补了朱元璋军的不足。
第二十九章 江南楚苏——楚方玉、苏坦妹
楚方玉，元末明初江南才女之一，死时年仅24岁，14岁便与江南另一才女苏坦妹并称“江南楚苏”，在浙西文人汇集的著名诗会“兰溪雅会”上，以诗才力压群贤，与苏坦妹并称，二人交好情同姐妹。明初因苏坦妹被朱元璋误杀，作为挚友的楚方玉悲痛万分，立誓要为苏坦妹申冤，随后就有了她女扮男装，参加科举考试并一夺状元之举，在大殿上羞辱朱元璋的传奇故事。
苏坦妹，祖籍浙江省金华，元末明初人，一代著名的江南才女，和楚方玉并称“江南苏楚”，死时年仅24岁。苏坦妹同浙江四贤，刘伯温等人也是素有往来，经常参加浙江地区当时有名的“兰溪会”，在会上常常高谈阔论，吟诗作对，死于朱元璋误杀，后来朱元璋为了表示悔意，在苏坦妹的坟前立了一个“罪己碑”。
古时，浙江地区非常有名的诗会，最鼎盛时期在元末明初之时，由并称“江南苏楚”的苏坦妹、楚方玉及“浙西四贤”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发起。
苏坦妹，人长得极美，诗才又极为出众，当时朱元璋打下了浙江，一边派人去探访浙西四贤等人的下落，另一边派人张贴抚恤百姓的告示，百姓们看不懂，苏坦妹路过就替大家解说。不巧的是，朱元璋的养子朱文正和胡大海的儿子胡德济，见苏坦妹貌美起了歹心，将苏坦妹以“私藏惑乱百姓的传单”抓走，并把她献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见到苏坦妹以后，只说了一句：“这样的美人，就算再怎么铁石心肠的人都会心软的。”然后他就离开了。后来，胡德济不顾军纪把青楼女子抓到自己家里，朱元璋审理此案时，胡德济竟然恶意攻击朱元璋，称朱元璋也是他这样做的。朱元璋为了以身作则，便杀了苏坦妹，然后再杀了胡德济和那群青楼女子，就算胡德济的老爹再怎么反对也没用，朱元璋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连大才女都杀了，你儿子犯了罪还杀不得吗？《国初事迹》：太祖亲征婺洲，有侄男子进女子一人，约二十岁，能作诗。太祖曰：“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诛之于市，以绝进献。”此记载与朱元璋唯一侄子朱文正征战经历吻合，指朱元璋曾斩杀朱文正献上的约二十岁能作诗的才女，但并未提及该才女的姓名等信息。
苏坦妹明显就是被朱元璋冤杀的，朱元璋后来也十分后悔，还在苏坦妹的坟前立了一块“罪已碑”，表示自己的悔意，此举俘获了天下士人的心。但是，他得到了天下士人的原谅，却得不到苏坦妹的好友楚方玉的原谅。
楚方玉，得知苏坦妹的遭遇以后悲愤不已，她发誓会替苏坦妹伸冤，但是她一介小女子，怎么才能接进皇帝朱元璋呢？于是就有了她女扮男装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夺得了状元的事，状元有面见皇帝的机会，楚方玉便趁着在大殿上拜见朱元璋的时候，大大羞辱了朱元璋一顿，这经历堪称传奇了。
楚方玉最终的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她去世的时候仅仅二十四岁，所以肯定不是正常死亡。有说法称楚方玉最后是自杀的，称楚方玉曾在朱元璋贫穷的时候给过他一碗泔水，还把它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朱元璋再一次见到楚方玉的时候，仰慕她的文采和美貌，打算纳她为妃，楚方玉不愿进宫，于是在完成了《珍珠翡翠白玉汤文存》以后就投缳自缢了。
第三十二章 鞭死除爵——朱亮祖
朱亮祖，六安人，明朝开国将领，永嘉侯。原是元朝义兵元帅，屡败朱元璋，后被俘归降，参与了明军攻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夏政权的战役，并作为明军主力平定两广，被封为永嘉侯，出镇北平。在镇守广东期间，与当地豪强勾结，使朱元璋冤杀番禺县令道同，最终被朱元璋察觉，朱亮祖被召回京师，与长子朱暹一同被鞭死，追论为胡惟庸逆党，爵位废除。
朱亮祖，素以骁勇著称，在元朝时曾被封为“义兵元帅”，在宁国之战中击伤猛将常遇春，被俘后投降，并获得朱元璋重用，先后参与了平定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政权的战役，又参加平定广东、广西、四川等地战斗，为明朝立下大功。明太祖封赏功臣，朱亮祖被封为永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获赐铁券，子孙世袭”，在明太祖钦定的34位功臣中，排在第27位。
朱亮祖出镇广东，扩建广州城，将北城墻扩展到越秀山上，并修建了望海楼，高五层，俗称五层楼，后改名为镇海楼，“镇海层楼”在清朝成为羊城八景之一，时至今日，镇海楼依然是“岭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楼阁式建筑”。
在明朝初期，广东一带恶霸豪强很多，横行不法，社会秩序较为混乱，是朝廷严密管控的地区之一，因此派永嘉侯朱亮祖坐镇，但朱亮祖到达后，并没有尽到震慑恶霸的本分，反而恃功而骄，“所为多不法”，自己先做起了坏事。
当时，广东番禺县县令为道同，为人正直，两袖清风，“奉母备甘，旨与妻子同粗粝”，严厉打击作恶豪强，抓捕其首领投入监狱，并带枷游街示众，豪强稍有收敛，番禺县治安好转，百姓安居乐业，“同执法严，非理者一切抗弗从，民赖以少安”。豪强们看到朱亮祖胡作非为、横行不法后，知道是同道中人，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纷纷出重金贿赂，请其出面施压，迫使道同释放被抓之人。
朱亮祖来者不拒，收下贿金，择日宴请道同，提及此事，永嘉侯的地位远在小小的知县之上，朱亮祖认为自己出面，那是给足了道同面子，事情肯定水到渠成，但没想到，道同不为所动，大义凛然道：“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意思是，您是朝廷的大臣，侯爵之尊，为什么要帮奸邪小人说话呢？朱亮祖见道同“不识抬举”，冷哼一声，便不再说话，第二天派出军队，强行闯进县衙监狱，砸开枷锁，将被抓的恶霸全部释放，道同怒发冲冠，挺身而出阻挡，朱亮祖编造一个借口鞭打道同，恶霸们欢呼雀跃，感激恩人永嘉侯。
当地一位姓罗的恶霸将女儿许配给朱亮祖做妾，与其联姻，摇身一变，成为永嘉侯的岳父，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靠山，罗某及其家属变本加厉，在当地为非作歹、无恶不作。道同接到报告后，搜集证据，将罗某等人全部抓获归案，朱亮祖得到消息后，亲率军队攻入县衙，将罗某等人救走。道同忍无可忍，给朝廷上奏章，将朱亮祖勾结恶霸横行不法之事奏报皇帝。朱亮祖攻打县衙后，知道闯下大祸，害怕道同奏报皇帝，就恶人先告状，抢先上奏折，诬陷道同无礼、诋毁上司，远在京城的朱元璋不知其中隐情，看到朝廷的侯爵弹劾一个县令，就信以为真，派使臣前往广东，赐死道同。
不久后，道同的奏章送到，明太祖看完后，认为道同职位低下，居然敢揭发坐镇广东的永嘉侯不法之事，定是骨鲠之臣，“同职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鲠可用”，于是急派使者去赦免道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赦免使者到达的时候，道同已被处死。道同不畏权贵，维护一方平安，造福百姓，深得民心，死讯传出后，番禺百姓伤心欲绝，很多人将道同的排位供奉在家中祭祀，而恶霸豪强们则推杯换盏大肆庆祝。得悉道同已死的朱元璋怒不可遏，急召朱亮祖进京，并且派人逮捕其长子朱暹，押送京城。
朱亮祖触犯了多项禁令，自知犯了重罪，来到午门外，就跪下膝行前进，并一路叩头，祈求皇帝可以饶自己一命，但怒火中烧的朱元璋，根本不给其辩解的几乎，命令武士鞭打，有资料称，朱元璋亲自鞭打了数十下，然后换武士继续，朱亮祖就这样被活活打死，朱暹也被当场打死，后被剥皮，悬挂于闹市，以儆效尤，闽剧《洪武鞭侯》就来源于此，与朱亮祖勾结的恶霸们，也全被处死。
朱元璋感念朱亮祖战功，亲自为其写墓志，以侯礼下葬，洪武二十三年，已死去几年的朱亮祖被认定为胡惟庸逆党，次子朱昱连坐被处死。
第三十三章 富可敌国——沈万三
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万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吴兴南浔人，元末明初商人、巨富。帅其子弟力穑事，广辟田宅，富累金玉，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他依周庄，凭三江之利，广集货资，后通过开展海外贸易积累巨大财富，从而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也实为沈万三之功。关于沈万三富豪事，民间甚至传说他有一只聚宝盆，不管将什么东西放在盆内，都能变成珍宝等等，由此反映出他财富多到不可胜数，生财聚财技巧高超。至今，苏南、浙北、皖南一带仍广泛流传着关于沈万三发财、豪奢、田产、经商以及家庭生活诸方面的许多故事和传说。
对于沈万三究竟如何致富，最具传奇色彩、也是传说最广泛的，当属“聚宝盆”一说。说是沈万三贫时，见一农夫携蛙百余，他便好心买来放生，哪知第二天，看见众蛙聚在一瓦盆不散，沈于是将瓦盆带回家，用来洗手。一次，妻子洗手时不慎将一支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不可胜计，沈万三由是富甲天下，传说南京中华门的名称也源出于此。
元代江南农业经济发展，有两个明显突出的迹象：一是农田水利发展，带来水田种植发达，稻田面积日益扩大；二是土地高度集中，租佃关系逐渐蔓延。沈万三这个家族，正是借着元末这种土地关系的变化，将一部分失去业主和佃户的土地，占归己有，“粪治有方，潴泄有法”，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并进一步兼并土地而发家致富。
明人记载沈万三来往的“徽州、池州、太平府、常州”等地，恰是“徽商”频繁贸易活动的地区，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肯定是一“售粮大户”，由此，沈万三积累了大量资本。富起来的沈万三转而“通番”，将地产的纺织品、瓷器等输往亚非各国，而回船进口大量的珍宝、香料和药材，一去一回从中赚取巨额差价。据史料记载，元代为了鼓励和发展工商业，实行轻商税的政策，朝廷数次布诏减税，鼓励中外贸易，而沈万三也在此背景下“暴富”。
江南首富沈万三，富得让朱元璋都垂涎，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家破人亡。据《留青日札》记载，当朱元璋打下江浙后，沈万三与其弟万四，在两浙豪富中首先输粮万担，献白金五千两，以佐用度，“太祖军食，多取资焉”。但是贪得无厌的朱元璋，却要“务罄其所有金”，想方设法来消耗他的家财。
据董谷《碧里杂存·沈万三秀》记，有一次，朱元璋在月朔日召见他，给他一文钱要他生利，从初二开始，一文取两文，初三日取四文，初四日取八文，每天翻一倍，亦即按等比级数增长，以一月为期。沈万三不知就里，欣然接受。哪知回家一算，一月之后，该付给朱元璋利息为五亿三千六百八十七万九百十二文。按，洪武钱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则共计三千三百五十五万四千四百三十二斤。
除了巧取，还有豪夺。有一次，朱元璋召见沈万三，要他每年“献白金千铤，黄金百斤”，还命他造六百五十间廊房，养数十“披甲马军”，并对他的田产每亩征九斗十三升的重税。沈万三大概也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所以想主动报效以保平安。当他得知京城要筑城墙时，就主动承担了修筑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的任务。当时的南京城墙全长三万七千一百四十米，合七十四华里多，朱元璋的筑城计划，仅造砖一项，便涉及一部、三卫、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县，另有三个镇，而沈万三一人负责的城墙，占整个工程量的三分之一，他以一家之力，是怎样如期完成的？没有人知道。
今南京水西门外，有座赛虹桥，相传为沈万三儿媳所建，明人记载，沈万三建造数桥之后，很是得意，便在家中炫耀，谁知儿媳很不以为然，便用私房钱悄悄建了一座桥。该桥“工巧宏丽”，比公公所造之桥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把它叫做“赛公桥”——儿媳尚且如此，可见沈家确实实力不凡。沈万三处于事业巅峰时，他的弟弟沈贵已看到危机，曾写诗劝他说：“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亦可休，何事百年长久计，瓦罐载酒木绵花。”要他低调做人，从事耕织，但沈万三没有听从他弟弟的话，终于招来了灭顶之灾。
据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主动要求代他出赏钱。朱元璋有意刁难他说：“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万三豪爽地回答：“愿每军犒金一两！”朱元璋听后大吃一惊，嘴里说：“此虽汝好意，然不须汝也。”但内心里却起了杀掉沈万三的念头。《明史·马皇后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为?’乃释秀戍云南。”所谓“戍云南”，就是发配到云南充军。根据这一记载，他应该是死在云南，或者死在充军的路上了。
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查清，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确定的，《吴江县志》卷五六载：“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张士诚的军队攻占平江路，是在元至正十六年，这就是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沈万三已死去十二年以上，既然他已经在元朝末年去世，当然不可能遭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打击了。
据元末明初人王行所撰的《沈荣甫墓志铭》、《沈茂卿墓志铭》，洪武九年，沈万三之子沈荣甫死，年七十一岁，据此，则元明易代之际，其子沈荣甫六十二岁，其孙沈森也有三十九岁，以中国人偏高寿命推算，沈万三尚在人世的可能性极小。即使活着，至少也是八十左右的垂垂老者，什么筑城呀、输粮呀、犒军呀，还用得着他来露脸么?
第三十四章 被迫卖女——曾秉正
曾秉正，江西南昌人，出身书香门第，天下初定，人才缺乏，朱元璋于是下令地方官推荐当地人才，此时曾秉正也被当地推荐，被任命为海州学正。
朱元璋“以天变诏群臣言事”，曾秉正上疏数千言：“创业与守成之政，大抵不同。开创之初，则行富国强兵之术，用趋事赴功之人。大统既立，邦势已固……于此之时，当尽革向之所为，何者足应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应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则变不虚生。极论《大易》、《春秋》之旨。朱元璋看罢，觉得此人可用，曾秉正被任命为思文监丞。
没过多久，曾秉正又被提拔为了京官，担任刑部主事，之后又担任陕西参政，参政就是代表朝廷去各地监管地方官员。后来朱元璋设置通政司，掌内外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件，曾秉正被任命为首任通政使，官至正三品。
曾秉正，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从地方到中央，他揭露了很多不良现象，也因此发掘出了很多朝廷的弊端。由于过于刚正不阿，言语过于直接，几次触怒朱元璋，便在皇帝的一怒之下被罢了官，罢官之后便不能在京城逗留，必须返乡，可曾秉正没有路费，于是就把自己4岁的女儿给卖了。
曾秉正，是一个三品官员，按照明朝的制度，正三品的官员每月俸禄为35石，曾秉正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自己又十分清廉，所以过的十分清苦。但朱元璋认为这些俸禄，足以让他们过得富贵有余，所以这个平常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如今卖儿卖女实在是有违伦常，不配为人父母，于是下令阉了此人，以免贻害子孙。
其实真相并不像朱元璋看到的那么简单，因为明朝初期的俸禄在实际发放过程中，经常是用“宝钞”来代替的。大明宝钞，是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在当时普遍以金银为交易手段的市场中，是没有什么群众基础的，而且当时纸质较差，难以耐久，朝廷又只发不收，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所以朝廷的俸禄并不能使官员富足，然而皇帝却罔顾这个事实，根本不考虑官员的苦衷，不问青红皂白，直接抓来就施以腐刑。
第三十五章 《海叟集》——袁凯
袁凯，字景文，松江华亭人，号海叟，明初诗人，以《白燕》一诗负盛名，人称袁白燕。任监察御史，后因事为朱元璋所不满，伪装疯癫，以病免职回家，终“以寿终”，著有《海叟集》4卷。
袁凯，元朝末年当过小小的府吏，博学有才，写得一手好诗。在浙南名士杨维桢座上，有人展示一首《白燕》诗，杨对诗中“珠帘十二”、“玉剪一双”等句十分赞赏，袁凯却说，“诗虽佳，未尽体物之妙”，然后呈上自己的《白燕》诗，读到“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仍未归”等句，“维桢大惊赏，遍示座客。”从此有了“袁白燕”这个美称。
袁凯被荐授为御史，成为皇帝的近臣，《明史·文苑》里有袁凯的传略，在短短二百馀字中，除了交代他生平行状外，记述了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第一件属政绩，他看到朱元璋轻易杀戮功臣，便委婉上言：“诸将习兵事，未悉君臣礼，请于都督府延通经阅古之士，令诸武臣赴都堂听讲，庶得保族全身之道。”朱元璋采纳了他用心良苦的建言。
朱元璋坐稳江山后，疑忌心大膨胀，臣属因一句话或几个字而被杀的不少，因为他剃过光头当过和尚，还做过流寇毛贼，忌讳僧、光等字，生和僧同音，则和贼同音，也犯他的大忌。有位官员因在贺表中有“天生圣人，为民作则”而掉了脑袋，他的杀戮滥而且酷，动不动就腰斩、剥皮，明人笔记《北窗琐语》记载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真事：中山王徐达夫人谢氏，“膂力过人，持铁器重百斤”，跟随朱元璋立过战功，因没有文化，即“未悉君臣礼”，在进宫看望亲姐妹般的马皇后时，无意间说了一句“我家不如尔家阔绰”的闲话，使朱元璋大不高兴。“枕边之言，中山宁岂能不动心乎。”於是安排妙计，召徐达进宫赴宴，席间皇帝亲自为徐达斟酒，同时告诉他：“今日卿免赤族之灾。”徐达哪里知道，夫人在家里已被御林军武士砍了。袁凯无法阻止皇帝滥杀，但可以让功臣不说错话，史家不没其功，记上了这一笔。
传略中第二件大事，便是袁凯自己因为一句话而差点丢了老命的经过。“帝虑囚毕，命凯送皇太子覆讯，多所矜减。凯还报，帝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言：“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以凯老猾，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告免归。久之以寿终。”朱元璋让懿文太子“练习国事”，“每有大狱，辄付论之”，太子也嫌老子太狠，常想减刑。要让监察御史袁凯来评判孰是孰非，这显然是很难置词的，平心而论，袁凯的回答十分得体，可是，朱元璋认为他“老猾持两端”，祸从天降。
两端，也叫两可说，即春秋时郑人邓析创立的一种辩术，《晋书》说它“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淮南子》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数难子产之政”。其实例是，有个富户在淆水中溺死了，捞得尸体的人“求金甚多”。双方僵持着，都去请教邓析。邓对死者家属说：“等着，别人家是不会买的。”对捞尸者说：“等着，别地方他是买不到的。”朱元璋认为袁凯用“两可论”来应付他，捉弄他，显然是欲加之罪……正史十分简单，“凯惧，佯狂告免归，久之以寿终。”这十二个字，袁凯的后半生冤深如海，命悬似丝。
明代吴郡文人徐祯卿《剪胜野闻》、祝允明《野记》和杨仪《明良记》，都或简或详地记述了诗人艰难屈辱的后半生。华亭学者陆深，本乡本上加上本朝本代，所以他的《金台纪问》最翔实而具体。“太祖怒，下之狱”。三天后又放了他，仍让他当御史，每天临朝，朱元璋就指着他说：“是持两端者!”在这种情况下，袁凯不得不在上朝过金水桥时装疯，“仆地不起”。朱元璋说：“风疾当不仁。”让人用木匠钻扎他身体，“凯忍死不为动”。
这样，朱元璋才放他回老家，一回到华亭，袁凯“铁索锁项，自毁形骸”，朱元璋仍不放心，说“东海走却大鳗鲡”，派人到华亭宣旨，“起为本郡儒学教授”，袁凯“瞠目视使者，唱《月儿高》曲”，使者还报说真疯了。朱元璋仍然不信，又派特务跟踪观察。於是，袁凯“使家人以炒面搅砂糖，从竹筒出之，状类猪犬下，潜布於篱根水涯”，然后“匍匐往取食之”，这样，朱元璋才相信他真的疯了，才换得“以寿终”的结局。
第三十六章 春榜状元——陈安
陈安，字安仲，号叔恭，福建闽县人，洪武三十年状元。能诗善文，与林鸿、陈仲完、唐泰、高棅、唐震、王恭、郑定、王偁、王褒并称“闽南十才子”。此科进士因大江以北无一人中式，落第的北方举子纷纷上疏，告主考官“私其乡”，太祖派张信及陈安等人复审，结果仍维持原榜。于是，又有人上疏，称主考官与复审官专选北方举子中的劣卷进呈。太祖下令将张信等分尸，陈安也因复审时，没有明确批语，被定为“有惑圣览”，判处流放，终受牵连被杀。
科举考试中，在殿试上荣获第一名，那就是当之无愧的状元了，家里人荣获状元的话，可算是一件大喜事，不仅光宗耀祖，这个人的前途更是一片光明，官路畅通。
陈安，是“闽南十才子”之一，在明洪武三十年，中“春榜”状元，成为大明朝第六位状元。他在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中拿到第一名，定是有着不凡的实力，可偏偏，这次科举考试中举的被录取的五十一位进士都是南方人，而考试的几位主考官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都是南方人。
金榜公布之后，落第的北方举人内心不服，因此联名上疏，跑到礼部鸣冤告状，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袒南方人。在南京的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这件事情传遍大街小巷，主考官们被说搞“地域歧视”，还有被说私下收了他们的钱等等。
朱元璋看到关于这件事的奏折后，勃然大怒，立刻下诏成立调查组，对此次科举考试进行复审，主考官们挑了一些落第试卷给调查组的人看，看完后，更是让朱元璋和调查组的人，瞠目结舌，这些试卷上的内容言语不通，并且包含禁忌之语，可见中举的人水平的确高，于是金榜并没有改变结果。
这时候，那些落第的北方人再一次举报，说刘三吾﹑白信蹈等人，故意把一些劣等卷子呈给皇上，朝廷上北方籍的官员纷纷应和抨击，朱元璋自然是忍受不了欺君罔上的臣子，便下旨将主考官刘三吾被发配西北，张信与白信蹈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而状元陈安因复审时，发现没有明确批语，被定为“有惑圣览”，被革除功名、处死。
陈安考上状元20天都不到，就死于非命，又冤枉又悲惨，后来朱元璋亲自对考生进行策问，录取了六十一人，全部为北方人。
由于最开始录取进士在春天，因此当时的金榜被称为春榜，又称南榜，而朱元璋亲自录取是在夏天了，因此被称为夏榜，也叫北榜。而这一次科举考试，则成了一起案件，历史上称为南北榜案，又称春夏榜案，是明初科举考试中的重大事件。
第三十七章 初明四杰——高启
高启，字季迪，号槎轩，长洲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才华高逸，学问渊博，能文，尤精于诗，与刘基、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初明四杰”。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以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受命教授诸王，擢户部右侍郎，力辞不受。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郡治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著有《高太史大全集》、《凫藻集》等。
高启，出生在元末明初这个激烈动荡的时代，生在殷实之家，本应衣食无忧，但在童年时期，不幸便接踵而来，父母双亡，从此无依无靠，家道中落。根据记载，以当时的标准，高启在18岁的“高龄”，还没有讨到老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单身狗，但他文思敏捷，出口成章，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才子。
话说距离高启老宅不远住着一个人，名叫周仲建，他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儿，有一次，周仲建生了病，作为邻居的穷书生高启就去探望他。周仲建听说高启很有文采，但一直不信，就想考考他，于是随手掏出了一幅《芦雁图》，叫高启立即写一首诗出来。不想高启提起笔就写道：“西风吹折荻花枝，好鸟飞来羽翮垂。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风露立多时。”这首诗不但生动描绘了画中的内容：深秋时节，寒风凛冽，候鸟南飞，虽然河里一条鱼都钓不到，但是却有一个人长久地矗立在河边，形销骨立，孤寂万分。周仲建一看这首诗，立刻哈哈大笑，他很明白诗中隐含的意思，也就是说高启孤独寂寞，想找个伴侣，这小子肯定是相中自己的闺女了，他觉得高启前途不可限量，因而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周仲建的女儿看到了高启的诗，也对这位大才子很有好感。于是，高启便迎娶了这位周小姐，两人婚后举案齐眉，恩爱无比，这就是“一诗定情”的故事，诗歌给高启带来了幸福美满的婚姻，也让他本人名声大噪。
因诗获罪，遭受腰斩，诗歌成就了高启，也拖累了高启。当时志在天下，恢复汉人江山的朱元璋麾下网罗了刘基、宋濂等文人，对于高启的大名，朱元璋自然也是听过的。朱元璋请高启担任户部右侍郎一职，谁知高启迟迟不去赴任，不给面子，这令朱元璋很是不爽。朱元璋是在刀尖上舔过血的，当初征召刘基与宋濂，朱元璋就给执行任务的人说过，愿意来就好好相待，死活不来就直接做掉。
高启，错就错在，把朱元璋当成了会“三顾茅庐”的刘备，果不其然，在朱元璋和陈友谅、张士诚进行大决战的时候，高启写了首《青丘子歌》，一句“不闻龙虎苦战斗”，令朱元璋愤恨不已。在多疑的朱元璋看来，这句诗好像是对他连日的苦战不屑一顾，更透露了高启想要置身事外，不愿站队的意图，这还不算，毕竟当时朱元璋也不敢拍胸脯说，打败陈友谅、张士诚很容易，高启不盲目站队可以理解。
最让朱元璋不能忍受的是，大明夺取天下之后，高启在诗中写下了“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的句子，表示对做大明官员没有丝毫兴趣，这事让朱元璋知道之后，更是气得暴跳如雷，正愁着没机会收拾高启，他自己反倒送上门来了。
话说苏州知府魏观新建的治所衙门刚刚上了大梁，这在当地属于重大庆典，于是便把高启这位远近闻名的大才子请出来写一篇文章，以图个吉利。高启果然不负众望，挥毫泼墨，写下了雄文《上梁文》，并赋诗一首：“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升贯日红。欲与龙廷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这首诗写得很不错，大气磅礴，但就是这首诗要了高启的命。魏观修建的治所衙门不巧地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而张士诚正是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
高启写的那篇《上梁文》中，有“龙蟠虎踞”的字眼，诗歌《郡治上梁》中更是有“龙廷”的诗句，这可犯了朱元璋大忌。朱元璋宣判高启腰斩的酷刑，并亲自监督行刑，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可见这位皇帝对高启有多么仇恨，甚至到了想亲眼看到他惨死的程度。据记载，高启被腰斩成整整八段，但他并没有立即死去，他趴在地上，以自己小半截身体，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后才气绝身亡。
第三十八章 《金匮钩玄》——戴思恭
戴思恭，字原礼，号肃斋，浙江省诸暨市马剑镇马剑村人，明代著名医学家。其父戴士尧为名医，幼承父业，继向朱丹溪学习医术二十余年，潜心医学理论，洞悉诸家奥旨。朱丹溪弟子甚多，惟戴思恭得其真传，治疾多获神效，由是以医术名世。
戴思恭出身于读书人的家庭，他的祖上曾经有好几代人做过医生，戴思恭从小就深受家庭的熏陶，勤奋好学。戴思恭和弟弟戴思温跟随父亲，徒步走到乌伤，父子三人一同拜著名医家朱丹溪为师。当时，朱丹溪门下有众多的弟子，而戴思恭颖悟绝伦，刻苦好学，最受丹溪的赏识，所以得到的医学传授也最为精深，后来，戴思恭学成回乡，他高明的医术闻名于江浙一带地区。
戴思恭，曾为晋王治愈了肢瘫的病症，但后来，朱元璋第三子晋恭王因旧病复发而死。朱元璋大怒，逮捕了王府的御医，要将他们治罪杀死。戴思恭上前从容进言道：“我曾经为晋王治过病，并且对您说过，今日虽然病好了，但因为他的病已深入膏肓，如果再复发就性命难保，今天果然如所言了。”听了戴思恭的这一席话，太祖朱元璋才免了各位御医的死罪。
洪武年间，戴思恭被征为正八品御医，授迪功郎，由于他的疗效特别好，每次都能药到病除，所以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器重。朱元璋得病而久治不愈，下令逮捕医官，唯独慰勉戴思恭说：“你是仁义人，不用怕。”仍重用他。建文帝即位后，将诸多侍医治罪，唯独提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
永乐初，78岁的戴思恭因年老告辞回乡，三年后，再次被征召入朝，当时的皇帝为朱棣。朱棣尚为燕王时，因患症瘕之疾，燕王府良医正韩彝久治不愈，太祖朱元璋就派戴思恭前往燕京诊治，戴思恭先询问了韩彝所用的药方，又问燕王有什么饮食嗜好，朱棣答：“生芹”。戴思恭说：明白了，他一剂药下，即排出诸多寄生虫，燕王的病就好了，因此，朱棣对戴思恭十分敬重。戴思恭再次入朝时已80高龄，朱棣对他特别关照，免去了他的跪拜之礼。这一年的年底，戴思恭又告老还乡，返乡十天后，戴思恭病逝，享年八十二岁，安葬在浦江之滨的独秀山。
在戴思恭最后离开朝廷返回故里之时，朱棣曾颁布诏书“朕复招汝，汝即来也”，可见已为皇帝的朱棣对戴思恭的期待与敬重，仍然期待着让戴思恭关注他的保健医疗，戴思恭死后，皇帝传谕旨予以祭奠，说了许多称赞之辞。
戴氏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在学术上继承了丹溪学派“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并有所发挥，提出“阳易亢，血易亏”气血盛衰理论，强调顾护胃气，辨证精到，施治圆活。著作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推求师意》二卷，以及校补《金匮钩玄》三卷。
戴思恭得到了朱丹溪学术的真传，在继承中对丹溪未竟之论予以补充、发挥，不愧为丹溪高足。丹溪说，“气有余便是火”，戴思恭则补充说：“气属阳，动作火”，并进一步解释说：“捍卫冲和不息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丹溪说：“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戴思恭则根据临床，对此加以引申，指出“传化失常”是导致郁证的关键。
戴思恭写的《推求师意》一书，便是本着其师朱丹溪之道，予以研究阐发，发挥了老师的未竟之意。难能可贵的是，戴思恭身为朱丹溪弟子，对丹溪的心法领悟最深，但也善于灵活运用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之长，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垂暮之年的戴思恭，对恩师朱丹溪仍然怀着深深的敬重。
宋濂在《宋学士文集·翰苑续集》中撰文称赞戴思恭医术高妙，非一般医生可及，可以看出戴思恭当时的医名。明史中评价戴思恭“人谓无愧其师云”，该是对朱丹溪这位优秀弟子的最高嘉许。
第四十一章 《医经溯洄集》——王履
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又号抱独老人，昆山人，元末明初医学家、画家、诗人。学医于朱丹溪，是其门人，尽得朱氏之学，《古今医统》称王安道“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极深医源，直穷奥妙”。《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实能贯彻源流，非漫为大言以夸世者”，充分说明王氏之学于医学理论颇有造诣，其探讨医理强调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治学严谨，立论有据。著有《医经溯洄集》、《百病钩玄》、《医韵统》等，现唯有《医经溯洄集》行于世，是其代表著作。
王履的主业是医生，有医学专著留世，就临床诊治思路而言，王履认为医生诊断疾病的方法，是根据当时的病情表现，诊断疾病，并依此来推断其病因，即所谓审症求因。而并非开始感受邪气时，即能预定其以后患什么病，因为感受邪气之后，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还有因为正气抗邪而使邪气消散而不发病者，种种不同，不一定均患一样的病证。因此王氏重视“因病知原”，以病证推断病因，是十分正确的。
古人认为冬伤于寒，其感邪而即病者，即为伤寒，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者，即称为温病与暑病。由于认为病因是一样的，因此在王氏之前，人们多从伤寒论治，而以治伤寒之方通治伤寒与温暑之病。刘完素创六气化火之说，并称伤寒为热病，提出“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的观点，对王氏之学颇有影响。
王履根据临床的实际，指出伤寒与温暑之病应当分别，尤其对治疗方法的区别论述颇详。首先，王履认为伤寒、温病、暑病三者不同，各自“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当，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误于人，吾未之信也。”王氏从三者之名称不同，病因各异，临床表现也不一致出发，因此治疗绝不能相同来认识。例如伤寒一病，是发于天气寒冷之际，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外现一派寒邪郁表而卫阳被遏的表现，治疗则必然应选用辛温之剂，否则不能散其寒邪。而温病、热病，则发病于天气喧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于腠理，外无寒邪束表，因此治疗就宜用辛凉、苦寒之剂，否则不能解其热。
王履认为伤寒与温暑，病因虽同出一源，均为冬伤于寒而致，但是属不同类的疾病，不能混淆其治法。仲景之方为群方之祖，可借用其方，但仲景之方非为治温暑病证而设。王安道的这些看法，比起明清温病学家来，尚不十分深刻，其中，对温暑病的病因尚未超脱《内经》的理论范畴，但已从病的治法上将其分开，为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此外，王履对于中风病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风有二，有外感风邪者为真中风，而因火、因气、因痰而致者，属类中风，使中风的理论渐趋完善，对明清医家在此问题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王履的医学主张，虽来源于朱丹溪，但却能发挥自己的独到见解，不拘前人之说，能以临床实践为依据，实事求是来探讨医理，是十分可贵的治学精神，对明清以后医学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四十二章 行刺朱棣——景清
景清，明陕西真宁人，一说本姓耿，洪武进士，授编修，改御史，建文初为北平参议，复迁御史大夫。成祖篡位，以原官留任，欲于早朝时行刺成祖，被执，搜之得所藏刃，遂被处以剥皮，铁铉油炸所杀，诛九族，转相攀染，诛其乡人。
景清，是洪武时期的进士，被当时的皇帝朱元璋受任翰林院编修一职，负责记录、改正御史，在洪武三十年被皇帝朱元璋命任为署左佥都御史。朱元璋驾崩，明惠帝即位，景清被任为北平参议，后来又复升迁至御史大夫，朱棣对他也是十分敬重，朱棣的下属中虽然人才众多，但他却很是佩服景清的为官方式，以及他所讲的治国之道，所以朱棣一直想要拉拢景清，帮他夺取江山。按理说无论谁是皇帝，景清的一生都应当是一帆风顺，荣华富贵享之不尽的，那么为什么景清的下场却比方孝孺还惨呢？
因为方孝孺等人是直接拒绝投降的，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朱棣并没有在他们身上浪费过很多心思，直接将那些人处死。而景清却不同，他一直认为朱允文还没死，所以他就假装投降朱棣，一直寻找刺杀的机会，朱棣见他投降，甚至赐了他高官，对他也十分敬重。
景清自从假意投降后，便每日在袖子里藏着一把匕首，时刻观察着朱棣，只要找到机会，朱棣松懈下来，他就实行刺杀，然后找回建文帝让他重新称帝。一日上朝，景清准备刺杀朱棣，刚好钦天监提前赶到提醒朱棣“赤色犯上”，那日景清正好穿的绯红色衣服，朱棣也开始警惕起来。景清冲向朱棣被士兵拿下，士兵在他的袖子里翻到了一把匕首，景清见事情败露，便开始咒骂朱棣谋权篡位，朱棣听了十分失望，他削去景清的官位，让他在大街上被凌迟处死，并且让侩子手剥去他的皮，敲碎他的骨头和肉，可是这些还远远不够，惨死的景清依旧阴魂不散。
一日，朱棣的轿子突然停在宫道上，朱棣震惊，正在他要大发雷霆的时候，突然看到前面宫道上景清的人皮，周围侍从看后都觉得毛骨悚然，朱棣见了觉得不祥，便立刻叫人将皮烧毁。夜晚朱棣还会做噩梦，他梦到景清来找他寻仇，在朝堂用匕首追着他跑，咒骂他谋权篡位，朱棣觉得必须将所有与景清有关的人，都杀死自己才能安心，于是他下令将景清家乡的人都处死了，自此他才得以安心。
古代有很多的酷刑足以让人痛不欲生，更厉害的甚至会株连，不过像景清这种一个人连累一个村子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其实景清也是一个忠义之人，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要，却依旧效忠建文帝，朱瞻基登基后修改实录，为建文帝平反，景清等大臣也被追封，谥号“忠烈”。
第四十三章 明初四大案——郭桓
郭桓，明朝初年大臣，官至户部侍郎。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吏，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史称“郭桓案”。
明初的“郭桓案”，算得上是一桩历史留名的千古奇案，这个“奇”字反应在反贪腐的力度之大，牵连被杀的人数之多，案件影响之大在当时足够震动朝局。
郭桓案的发生时间在明朝洪武年间，朝廷上下体制已经腐朽不堪，贪污腐败如同家常便饭，郭桓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官职可不小，任户部侍郎。户部，在中国古代有一项职能是收税赋，就好比现在的财政部，在政局混乱的朝代，这个部门可捞的油水很不少。郭桓就利用职务之便开始大肆敛财，私吞了太平、镇江两地的赋税，又私吞了浙西一大半秋粮，用于自己买卖，除此之外，为了捞取更多利益，他巧立名目，私设口食钱、库子钱等等。
纸包不住火，事件败露，朱元璋知道后大为震怒，在朱元璋眼里，贪污这个事是绝不能容忍的，他三令五申遵纪守法，苦心经营廉政之风，到头来底下却猖狂，遂将以郭桓为首的贪污集团，即六部侍郎以下全部处死。这期间，在大牢中有数万人被折磨致死，由于赃款已经散落民间，朱元璋为了巩固王权，开始了“宁可错杀一个，也不漏杀一个”的追赃行动，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或是被抄家，或是被灭族，很多小老百姓也未能幸免。至于郭桓案杀了多少人，恐怕至今无人知晓，《朱元璋传》有记载称空印案和郭桓案杀了八九万人，这大概是目前能得到的最确切的数字。这很快导致民怨沸腾，政局摇摇欲坠，朱元璋只好把检察长吴庸拉出来当替罪羊，就此郭桓案吴庸被处死了。
对于郭桓案的评价，世人各执一词，有人骂朱元璋残暴，也有人赞朱元璋老辣。
第四十四章 吴氏兄弟——吴良、吴祯
吴良，初名国兴，后赐名良，濠州定远人，海国公吴祯之兄，明初名将。早年随朱元璋起兵，为帐前先锋，累迁指挥使，镇守江阴十年，抵御张士诚的进攻，成为朱元璋政权的东南屏障，使其无东顾之忧。任都督同知，封江阴侯，辅佐征南将军邓愈征讨广西蛮族，平定粤西地区。病逝于青州，追赠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中军都督、江国公，赐谥“襄烈”。
吴祯，初名国宝，字干臣，定远人，明朝开国名将，江国公吴良之弟。早年随明太祖起兵，为帐前先锋，累功至天兴翼副元帅、英武卫亲军指挥使。他先后参与明朝平定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割据势力的战争。明朝建国后担任大都督府佥事，封靖海侯，后督理海运，担任剿倭总兵官。病逝，追封海国公，谥号襄毅。后因被追认为胡党，除爵。
吴良，早年与弟吴祯一同跟从朱元璋起兵濠梁，吴良善于水战，并时常进行侦查活动；吴良崇尚节俭，对名声、女色、钱财、权利都不看重。
吴良镇守江阴十年，经常睡在城楼之上，枕着刀戈过夜，以战时状态训练部队，而在空闲时，吴良则经常宴请儒生讲授经史，兴建学校，又派兵屯田，减少赋税，使得百姓得以安宁。朱元璋称赞道：“吴良保障一方，使我没有东顾之忧，功劳很大，车马珠玉都不足以奖赏他的勋劳。”便命学士宋濂写诗褒扬。
后来，吴良发兵攻取泰州，张士诚再出战进攻镇江，吴良进行镇守、朱元璋亲自督军，后张士诚部队失败逃跑，吴良出兵夹击，活捉两千人，朱元璋叹曰：“吴良，你真的是当今的吴起啊！”后来吴平加官为昭勇大将军、苏州卫指挥使，移师苏州，后到全州。
两兄弟生为一主尽忠，死后归葬在一起，也算是皇帝的恩赐了，不过，去过这两处墓葬的朋友可能会有点疑问：同样被封为国公，为何两人的墓葬石刻却相差那么大呢?
作为弟弟的吴祯，其墓葬石刻却超出了这一级别，显得更加高大威猛，雕琢也精细得多。再仔细看，会发现，吴良墓前武将石刻所穿服饰，与吴祯墓前武将石刻所穿盔甲也有巨大差异，吴祯墓的武将石刻肩膀部位有兽首，而吴良墓前的则无。从明代官服制度上来看，吴祯墓石刻的武将乃有官阶的，而吴良墓石刻则是无官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吴祯曾经做过朱元璋的亲卫队队长，这个职位看起来官不大，但是要晓得，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需要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这是其一，在《英烈传》中还写到，吴祯曾阻止了一次暗杀行动，救了朱元璋一命。亲卫队队长加上救命之恩，也许这就是朱元璋给予吴祯，特别对待的原因了吧。
第四十七章 太祖妃嫔——郭惠妃、孙贵妃等
郭惠妃，明太祖嫔妃郭氏，明太祖朱元璋妃嫔之一。生蜀王朱椿、代王朱桂、谷王朱橞、永嘉公主和汝阳公主，是郭子兴与其次妻小张夫人的女儿。
郭宁莲，明太祖朱元璋妃，濠人郭山甫的女儿。明史上说郭山甫善相人，朱元璋尚未发迹的时候，路过其家，郭山甫相之，惊道：“公相贵不可言。”并对儿子郭兴和郭英说：“吾相汝曹皆可封侯者以此。”于是郭山甫急忙跟随朱元璋，并将女儿遣往侍奉朱元璋，后来朱元璋即位，封郭氏为宁妃。李淑妃薨后，命郭宁妃代理后宫事务，郭家也满门尊贵，郭山甫直封到营国公，郭兴、郭英都以功封侯。
孙贵妃，陈州人，明太祖朱元璋宠妃。孙氏有容德，太祖闻而纳之，时年十八。敏慧端丽而娴礼法，言动皆中矩，马皇后赞其“古贤女也”。生四女，其二临安公主、怀庆公主，太祖即位，册为贵妃，位冠诸妃上。贵妃曾经与太祖登“香云阁”，观后苑刈稻，太祖命宫人取酒来，为“赏丰饮”，令贵妃诵诗侑酒，妃为歌李绅《悯农诗》，太祖大悦，赐予有加。贵妃次女早卒，妃因此得疾。洪武七年薨，享年三十二岁，太祖震悼，特赐谥成穆，命吴王橚主丧，服慈母三年，皇太子诸王皆朞。
淑妃李氏，明太祖朱元璋妃，寿州人，父李杰。李杰身为广武卫指挥，随军北征，卒于战场，孝慈高皇后的丧期结束后，李氏被册封为淑妃，因明太祖誓不再立后，由李淑妃代替过世的孝慈皇后掌管后宫，不久，李淑妃逝世，后宫交由郭宁妃掌管。
有些资料认为李淑妃是明太祖长子朱标的生母。但李淑妃不可能是明太祖长子朱标的生母，因为朱标出生于至正十五年，而李淑妃的父亲李杰至正十六年才投奔朱元璋，这时李杰二十六岁，李淑妃顶多十岁。
碽妃，姓氏不详，野史记载为元顺帝嫔妃，徐达攻破大都献给朱元璋，后七月而产朱棣，朱元璋怀疑朱棣是元顺帝遗腹子，但据记载皇家家谱之事的《天潢玉牒》所载，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此时的朱元璋尚在江淮之地，正处遭受陈友谅、张士诚两面夹击的战略关键时期，直到七年后才命大将军徐达挥师北伐攻克元大都。倘若朱元璋真将蒙元遗妃纳为妻室，也不可能生出已年满七岁的朱棣。所以野史终是野史，不足为信。
南京太常寺志所记载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妃子，后世猜测可能为明成祖朱棣的生母，据传碽妃是成祖朱棣之母，传闻是朱棣篡权而大量篡改正史，但是这个事实却记于主管礼仪的机构太常寺的《南京太常寺志》，后书遗失，却在后来的《国史异考》、《三垣笔记》中所提及。陵神位的摆布为左一位李淑妃，生太子朱标、秦王、晋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朱棣。古代神位的摆放是严格按照身份来的，而《三垣笔记》更是指出，钱谦益曾于1645年元旦拜谒明孝陵，发现孝陵神位的摆布正如《南京太常寺志》中的记载，碽妃的灵位在右第一位，足见其身份之高。
胡充妃，明太祖嫔妃胡氏、明仁宗嫔妃黄氏、明英宗余充妃，明宣宗嫔妃李氏。
崔惠妃，谥号庄靖安荣，未生子女。
顺妃胡氏，朱元璋妃嫔之一，生第十二子朱柏。
赵贵妃，生沈简王朱模。
郑安妃，明太祖朱元璋嫔妃之一，生福清公主。
李贤妃李氏，明太祖朱元璋妃嫔之一，生唐定王朱桱。
刘惠妃，生郢靖王朱栋。
达定妃，明太祖朱元璋妃嫔之一，生朱元璋第七子齐王朱榑和第八子潭王朱梓。
葛丽妃，生伊厉王朱彝。
余妃，生庆靖王朱栴。
杨妃，生宁献王朱权。
周妃，生岷庄王朱楩、韩宪王朱松。
张美人，生宝庆公主，朱元璋死后，因女儿年幼而幸运的成为仅有的一位免于殉葬者。
任顺妃；生平不详。
郜氏，生肃庄王朱楧。
第四十九章 平定云南——金朝兴
金朝兴，巢人，明朝开国将领。投靠明太祖朱元璋，随后参与了平定陈友谅、张士诚和北伐元朝的战争，任秦王左相。随傅友德征伐明夏，封为宣德侯。平定云南后去世，追封沂国公，谥武毅，因平定云南之功，令其子孙世袭侯爵。
元朝末年，淮西战乱，金朝兴聚众结寨自保，朱元璋驻扎在和阳，欲图渡过长江，俞通海等人带着船只前去投奔，金朝兴也率领部下前去归附朱元璋，随军渡过长江，征伐各地，立下战功。
金朝兴作为明朝开国将领，参加了平定陈友谅、张士诚和北伐元朝、南征明夏的战争，在南征明夏时，俘虏元朝太尉卢伯颜、平章帖儿不花和省院等官二十五人，又随李文忠攻取和林，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跟随傅友德南征云南时，安抚有方，降服元朝右丞兀卜台、元帅完者都、土酋杨政等人，为明朝疆域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所以，不管是后世还是朱元璋，对金朝兴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朱元璋在金朝兴平定云南去世后，追封金朝兴为沂国公，并赏赐了谥号武毅，可见朱元璋对金朝兴的重视和喜爱。朱元璋曾说过，如果以后金朝兴犯了错，可以免去死罪，因为金朝兴的功劳太大了，朱元璋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感谢金朝兴。
在《明史》中是这样评价金朝兴的：金朝兴作战的时候非常沉着冷静，而且富有智慧，常常能出奇制胜，虽然没有担任过大元帅，但是他的功劳是三军中最大的。在将士们不知所措的时候，金朝兴都会上观天命，委心明主，积极作战，这都是他智勇双全的体现。《明史》中还称赞金朝兴带兵有方，军纪严明，深得三军和百姓的信任和爱戴。
后世之所以对金朝兴评价如此之高，主要就是因为金朝兴自从投靠朱元璋后，就一心一意为朱元璋效力，可以说是戎马到死。嘉靖皇帝还曾为金朝兴在云南建立了一座庙，额曰“报功”，这无疑是对金朝兴功劳的又一次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