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洪武文臣——刘琏、胡翰、宋慎等
刘琏，字孟藻，浙江青田人，刘基之长子，词旨高雅。而运思深挚。著有自怡集一卷，《四库总目》行于世，江西布政司右参政，为胡惟庸党所胁，堕井死。
胡翰，学博无所不究，为文章明洁简峻，论议出人意，款句洒然，不落坌俗之态。雅好泉石，幅巾短杖，著书以自乐。有劝之仕，剧谢之。太祖聘致，授衢州教授，预修《元史》。初学古文于吴渊颖菜怜，宋潜溪攻举于业，移书招之同学。
宋慎，浙江浦江人，宋濂长孙，明朝政治人物。宋慎原为仪礼序班，与其祖父宋濂、叔宋璲共同在内廷为官。宋慎因胡惟庸案牵扯并被诛杀，家族贬至茂州。其在职期间勤政爱民，体恤当地的老百姓，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死后被当地人民所纪念，在一些史书有其资料记载。
叶兑，字良仲，号四梅先生，别号归根子。浙江宁海县纡岸人。元末明初名儒。他以平民身份向朱元璋献计，建议“北绝察罕，南并张士诚，抚温台，取闽越，都金陵“之方略，称“一纲三目之天下大计“。
陈汶辉，字耿光，四都梅岭人，壮年远游各地，了解风土民情，后归隐诏安初稽山，朱元璋闻汶辉声誉才学，屡征不应。明太祖征聘经明行修科遗才，汶辉才上京应试，得第一，称“八闽元士”，授职礼科给事中。其间，汶辉以谏官身份多次上疏，奏请朝廷减轻沿海边民赋税，扫除所沿袭的元末弊政，建议广收天下文武贤才等。汶辉还奏请效法程灏所陈10件事，以致明太祖斥责他“志大言迂，不达时变”，而把他调任大理寺丞。
陈汶辉调大理寺后，发现张廉使、李知府等错案，又上书陈言，指出此案按“内旨”办事，违背法理。朝廷“须念得贤之艰，少知爱惜”。汶辉擢升大理寺少卿后，适开国功臣李善长蒙冤下狱，他又冒死力争，请求为李平反。不久，山东张宪使因惩处内戚，明太祖降旨大理寺判处张某极刑，汶辉问明案情后，竟然“封还御旨”，明太祖大怒，即派锦衣卫将汶辉押赴刑部问罪。汶辉慨叹是非不分，“直道不行也”，经过金水桥时赋诗一首，便投水自尽，不久，明太祖感到后悔，便亲自作文祭之，赐葬，赐太子少傅，谥文烈。据载汶辉享年90余，《明史》有传。善诗文，著有《南皋文集》等。
陈宁，明太祖朱元璋时有御史大夫，后因胡惟庸案被杀。
曾鲁，明初藏书家、学者。字德之，一作得之。新淦人。年仅七岁时，就能默诵《五经》，一字不漏。稍稍长大后，博古通今。大凡数千年国体人才，制度沿革，他没有不知道的。以文学才华闻名于当时。曾鲁率领里中豪杰，聚集少壮保卫乡里。准备牛和酒，开陈顺逆。众人都遵守约束，没人做不道义的事。人们称他居住的乡里为君子乡。
陶凯，字中立，自号“耐久道人”，浙江临海人。出身寒微，聪颖好学，常以诗文书画交友，颇负盛名，被誉为当时文坛之首。深得朱元璋赏识，被朝廷征召，官至礼部尚书，为制定明代乐章礼仪，典章制度做出重要贡献。
王宗显，自号怀隐道者，其生平里贯欠详。据载著有《医方捷径》，又名《医方捷径指南全书》，其中主要为药性、功用及救急方剂等。现有多种刊本。
王祎，字子充，号华川，义乌来山人，后依外祖父居青岩傅。幼从祖父王炎泽学，后师事柳贯、黄溍。游燕京，上八千言书论时政。危素、张起岩举荐于朝，未被纳用，遂归隐青岩山著书，名声日盛。朱元璋率部攻取婺州，祎应召，被任为中书省掾史。进《平江西颂》，朱元璋大喜，说：“吾固知浙东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江西儒学提举司校理，累升侍礼郎，掌起居注。出任南康府同知，抚定创残，收廪贤士，南康得以安宁。朱元璋召议即位礼，因所陈不合上意，出为漳州府通判。上疏建议“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浙西既平，课敛当减”。召修《元史》，与宋濂同为总裁。书成，升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教皇太子经学。
奉诏书往云南招谕梁王把都归顺。六月，抵云南，申明利害，梁王本有降意，适元残部遣脱脱至，约梁王联兵抗明，胁迫梁王杀祎，次年十二月遇害。建文初年，追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学有渊源，为文醇朴宏肆，浑然天成，条理不爽。著作有《大事记续编》、《王忠文公集》及《重修革象新书》。
高启，江苏苏州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在文学史上，与刘基、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明初四杰”，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字季迪，号槎轩，平江路长洲县人；洪武初，以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受命教授诸王。擢户部右侍郎。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有《高太史大全集》、《凫藻集》等。
云奇，南粤人，明初宦官，守西华门内使。据其《墓碑铭》载，胡惟庸在府中伏兵甲，请太祖到府中观井涌酒泉，云奇预知胡惟庸谋逆，力阻太祖行驾，被误认为无礼，死瓜槌下。太祖追赠某监左少监。嘉靖时追赠司礼太监。
郭景祥，濠州人。与凤阳李梦庚皆从朱元璋渡江，主管文书，辅佐谋议，分别担任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一同被调往浙东分省，不久，又同时被调入，担任大都督府参军。
许瑗，字栗夫，江西乐平名口村人，是著名《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的外甥。陈友谅带领水师，大举进犯，包围了太平府城。城内只有三千士兵，但由于众志成城，防守严密，陈友谅攻打了一个月，城池仍安然无恙。不幸，连降大雨，护城河河水暴涨，攻城船只随之升高，陈友谅乘夜深人静之机，命令士卒把楼梯从大船尾部搭上城楼短墙，潜入城内。许瑗偕同花云、王鼎率领众将奋力巷战，无奈寡不敌众，终于被敌擒住。被捕以后，他们仍抗骂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当地百姓怀念他在世功德，偷偷收集许瑗遗骨、埋葬在凌火高台下。
京剧《战太平》叙述的就是这个悲壮的故事。不久，朱元璋收复了太平，追赠许瑗为大中大夫、轻车都尉、高阳郡候，并在太平府衙右侧建祠祭祀。为了纪念许瑗，太平知县庞尚鹏又在祝圣殿西侧，建起了“忠臣祠”，题匾是“开国忠臣”。
周颠，明无名字，人以为颠，遂名。建昌人。举止非常，言语髯髴，人呼颠仙。善写真，尝自写貌于皇城五凤楼上。初乞食南昌，后不知所终。《明史本传》、《画史会要》、《名山藏》，在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里，周颠是明教五散人之一。
铁冠道人，元末明初道士。名中，一作白中，字景华，又字景和，号真常，字涵素。以春秋应举不第，遂放情山水，遇异人授太极数，谈福祸于咫尺之间，神验非凡。壬寅，明太祖下豫章，邓愈荐祖师于帐前，召问兵事，遂如预言，后居都下数年。一日无故自投大中桥下，借水遁而去，后潼关守奏云，某日祖师策杖出潼关而去，正其投水日也。建文时复见于金陵，做歌曰，莫逐燕，逐燕自高飞，高飞入帝畿，皆如所卜有靖难之事矣。后授前于二周洞微，与张三丰、冷启敬、于梓人、赵原阳、张景忠、陈立兴为方外友。祖师为人狷介寡合，稍涉伦理事，辄语他，言类佯狂乱。生平戴一铁冠，故世称铁冠真人，著有《鸿钧元文》，《玉景秘旨》，《皇极体要论》，《元元真书》，《洞玄秘要》。市传《透天玄机》为祖师著，非也，或有传《铁算心易》为祖师著，更非也，传说是刘伯温的师傅，隐居华山，他传给刘伯温的是“天文地理、奇门遁甲、阴阳顺逆、星斗分野，并推测中华外夷一切吉凶及一万五千年三元劫数”。
梅殷，明朝大臣，字伯殷，归德下邑人。汝南侯梅思祖从子，天性恭谨，能骑马射箭。娶朱元璋次女宁国公主，以驸马都尉封荣国公，任山东学政。精通经史，堪为儒宗。梅殷深得明太祖信任，太祖遗诏称其“老成忠信，可托幼主。敢有违天者，汝讨之。靖难之役起，建文帝命殷充总兵官镇守淮安，募兵四十万，抵御朱棣。为奸人所害，加谥荣定，以长子梅顺昌为中军都督府佥事，次子梅景福为旗守卫指挥使。
李祺，明初开国功臣、韩国公李善长之子，尚娶明太祖朱元璋长女临安公主，封为驸马都尉。《明史》记载：李祺，功臣子，帝长婿，颇委任之。四方水旱，每命祺往赈济。
欧阳伦，进士出身，朱元璋的女婿，娶安庆公主，因“数遣私人贩茶出境”牟取暴利而被朱元璋赐死，年39岁。
孙炎，字伯融，应天府句容人。身材魁梧，跛一足，谈辩风生，雅负经济。元末与丁复、夏煜游，有诗名。朱元璋下金陵，从征浙东，以功历官池州同知、华阳知府、行省部事，为朱元璋召致刘基、章溢等。总制处州时，会苗叛，与知府王道同、元帅朱文刚同被擒杀。炎时年四十，追赠丹阳县男，谥“忠愍”。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诗“谲处似李长吉，质处似元次山”。《明史》有其传。
杨基，元末明初诗人。字孟载，号眉庵。原籍嘉州，大父仕江左，遂家吴中，“吴中四杰”之一。元末，曾入张士诚幕府，为丞相府记室，后辞去。明初为荥阳知县，累官至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夺官，罚服劳役。死于工所。杨基诗风清俊纤巧，其中五言律诗《岳阳楼》境界开阔，时人称杨基为“五言射雕手”。少时曾著《论鉴》十万余言。又于杨维桢席上赋《铁笛》诗，当时维桢已成名流，对杨基倍加称赏：“吾意诗境荒矣，今当让子一头地。”杨基与高启、张羽、徐贲为诗友，时人称为“吴中四杰”。
钱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学敦行。洪武元年，举明经。对策称旨，特授刑部尚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皆不听。久之，乃用其言。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赵汸，字子常，休宁人。师事黄泽，受易象春秋之学。隐居著述，作东山精舍以奉母。召修元史，不愿出仕，乞还山。未几，卒。学者称东山先生。汸著有《东山存稿》七卷，《周易文诠》四卷，与《师说》、《左氏补注》、《春秋集传属辞》，并传于世。
袁凯，字景文，号海叟，明初诗人，以《白燕》一诗负盛名，人称袁白燕，松江华亭人。任监察御史，后因事为朱元璋所不满，伪装疯癫，以病免职回家，终“以寿终”。著有《海叟集》4卷。
丁斌，明初开国功臣李善长外甥，与胡惟庸案的牵连是，最终导致李善长被夷三族的原因之一。
丁玉，初名国珍，河中人。仕韩林儿为御史，才辨有时誉。吕珍破安丰，玉来归。随征彭蠡，为九江知府。大兵还建康，彭泽山民叛，玉聚乡兵讨平之。太祖嘉其武略，命兼指挥，更名玉。从傅友德克衡州，以指挥同知镇其地。复调守永州。玉有文武才，抚辑新附，威望甚著。进都指挥使，寻兼行省参政，镇广西。召为右御史大夫。四川威茂土酋董贴里叛，以玉为平羌将军讨之。至威州，贴里降。承制设威州千户所。平松州，玉遣指挥高显等城之，请立军卫。帝谓松州山多田少，耕种不能赡军，守之非策。玉言：松州为西羌要地，军卫不可罢。遂设官筑戍如玉议。会四川妖人彭普贵为乱，焚掠十四州县。指挥普亮等不能克，命玉移军讨灭之。帝手敕褒美，转左御史大夫。师还，拜大都督府左都督，坐胡惟庸姻诛。
徐贲，字幼文，南直隶毗陵人。后迁平江城北，自号北郭生，元末明初画家、诗人。吴中四杰之一，明初十才子之一。张士诚抗元，招为僚属。张士诚死后，俆贲与张羽避居吴兴。后被荐入朝，历任御史、刑部主事、广西参议，官至河南左布政使。大军征讨洮岷，以军队过境，犒劳失时，下狱。以“犒师不周”处死。
詹徽，字资善，徽州府婺源人。父亲詹同官至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儿子詹绂官至尚宝丞。洪武四大案的最后一个蓝玉案爆发，位居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的詹徽牵扯其中，被杀，年六十。
张昶，顺帝时为户部尚书，忠臣。元末，作为使者，招降朱元璋，反为朱元璋扣留。蒙元灭亡后，出仕明朝，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然而张昶“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写信托降人寻访在北元的儿子，被杨宪告发，伏法。
张羽，元末明初文人。字来仪，更字附凤，号静居，浔阳人，后移居吴兴，与高启、杨基、徐贲称为“吴中四杰”，又与高启、王行、徐贲等十人，人称“北郭十才子”，亦为明初十才子之一。官至太常丞，山水宗法米氏父子，诗作笔力雄放俊逸，著有《静居集》。
陈汝言，元末明初画家、诗人，字惟允，号秋水，临江清江人，后随其父移居吴中。能诗，擅山水，兼工人物，与兄陈汝秩齐名，时人呼为大髯小髯。
陈汝言画山水远师董源、巨然，近宗赵孟頫、王蒙，行笔清润，构图严谨，意境幽深。与王蒙契厚，传说王蒙在泰安时，曾面泰山作画，随兴所至，不时加笔，一幅图画了三年。陈汝言正巧来访，时遇大雪，他便用小弓挟粉笔弹在画上，将图改作雪景。王蒙叫绝，以为神奇，遂改题为《岱宗密雪图》。
王行，字止仲，号半轩、楮园。幼年家境贫寒，父亲王懋在苏州阊门徐氏所开药店中卖药。王行聪明异常，十岁时就成为父亲的得力帮手。主人发现他天赋异常，遂让他尽情阅读家中收藏的“经史百子”诸书。十七八岁就开始同当地文人雅士交往，并在苏州城北齐门设立私塾。元末明初的著名文人高启，和后来为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出谋划策的姚广孝等人都是他的好友。
张士诚据守平江一带时，分守浙右的参政饶介曾向元朝廷上疏推荐王行，王行因天下多事不出仕。明朝建立以后，苏州知府魏观、王观都曾以人才向朱元璋推荐，但他除了在苏州府学一度担任过训导以外，一直没有当过官。王行一生基本上都是以执教为业，他曾两次在沈家任门馆先生，又曾两次在蓝玉家任家庭教师。他第一次在沈万三之子沈达卿家任教是在元末。在南京应都督蓝玉之聘，在蓝家坐馆，颇得蓝玉的欣赏，曾经陪同蓝玉去左丞相胡惟庸家拜访。次年因胡惟庸党案发生，他惟恐牵连，辞去馆职返回苏州故里，这以后他又到沈达卿家坐馆，教授达卿的孙子沈巽、沈程、沈衡等人。
宋克，字仲温，一字克温，自号南宫生，长洲人。是明代初期闻名于书坛的书法家“三宋二沈”之一，与高启等称十友，诗称十才子。洪武初为凤翔同知，素工草隶深得钟、王之法，笔精墨妙，风度翩翩。并工写竹，虽寸冈尺堑，而千篁万玉，雨叠烟生，萧然无尘俗之气。尝作鸡栖石业条一幅，题语有“艺成不觉自敛手”之句，谓不可复得也。书学急就章，故写竹能妙。尝于试院牍尾用朱笔扫竹，张伯雨有“偶见一枝红石竹”之句，人遂以为朱竹自宋克始。宋克的书法，在明代颇享盛名，与当时擅长书法的宋璲、宋广合称三宋。
张羽，早年随父宦江浙，因兵乱不得归。后与徐贲约定侨居吴兴，为安定书院山长，再徙于吴兴。洪武初年入京，不得朱元璋喜好，又至京师，因应对不称旨，放还。再征，授太常司丞。朱元璋曾亲述滁阳王事实，命张羽撰写庙碑。坐事流放岭南，未半道召还，投龙江而死，一说是被人绑起扔进长江淹死。张羽好著述，文辞精洁典雅，诗咏深思冶炼，朴实含华。书法纤婉有异趣，仿佛谢庄月赋。隶书效法韩择木、楷书临摹王羲之曹娥碑，虽未精极，却能离俗而入于雅。画山水法米氏父子及高克恭，笔力苍秀，品在方从义上。著有《静居集》四卷。
周衡，字士平，号养浩，元末明初无锡人。明初中举人，参加京师会试，为明太祖所赏识，官至右正言。
陈安阝，字安仲，号叔恭，闽县营前人，丁丑科春榜状元，在刚刚及第后即被皇帝下令处死。原因是该科殿试录取的都是南方士人，遭到北方士人不满。明太祖朱元璋怀疑录取有私，大为震怒，竟下令将主考官及陈安阝等人一并处死。原本就莫须有的事陈安阝刚中状元就被革除功名，车裂而死。
刘仕谔，一作刘谔，字号不详，浙江山阴人。丁丑科陈蘷榜“春榜“进士第三人。刘仕谔之父刘子华，洪武初年，以明经被举荐。明太祖御临奉天门召赋，刘子华立时赋诗一首：“挥戈十载定河山，忽报星沉易水湾。马首西风旌旆卷，天涯落日凯歌还。功成楚汉兴亡际，名在韩彭伯仲间。圣主思功心独苦，黄金直欲铸真颜。”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授其大兴同知，改青州推官，被降为鸿胪寺司仪署丞，不久，又遭到御史的弹劾，终于被杀。
唐肃，明初政治人物。通经史，兼习阴阳、医卜、书数，又善画山水，与上虞谢肃齐名，人称会稽二肃。张士诚时，为杭州黄冈书院山长，迁嘉兴路儒学正。明初诏供奉翰林文字。洪武四年，有外邦呈海东青珍禽，朱元璋命群臣献诗，宋濂有“自古戒禽荒”语，唐肃亦呈一绝句，有“词臣不敢志归谏，却忆当年魏郑公”语。后来因为早朝无故缺席，坐免官，归乡里。太祖重才，再召入。有一日在朱元璋面前用横筷礼，犯“大不敬”罪，发配濠州边境。不久病死。著有《丹崖集》。有子唐愚士。
余尧臣，元末寓吴中，与高启、王行等称“北郭十友，”亦称十才子。初为张士诚客，士诚几，徙濠梁，授新郑丞。
韩克忠，字守信，山东武城人。丁丑科“夏榜”进士第一人。明太祖洪武三十年，是明朝开科以来第一场科举大案，也是一场冤案。本科于三月殿试时，偏巧中进士的都是南方举子，北方举子无人登第。加上考官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也都是南方人，于是，有人煽动闹事，尤其是朱元璋家乡的一些举子更是有恃无恐，纷纷上言说：考官有意偏袒南方人。朱元璋便命前科状元张信等翰林官员复审。也许是张信等人太不了解皇上的用心，复审结果仍维持原榜。这时又有人状告复审官与前考官勾结，故意拿北方举子中的劣等考卷进呈。朱元璋震怒，将张信、白信蹈等十余人处死，刘三吾因年老资深被免死，充军新疆，就连春榜状元陈安阝也没能逃出噩运，后亦被处死。六月重开殿试，朱元璋亲自阅卷，取中61人，完全是北方人，亲擢韩克忠为状元，并称其“学行淳实。”世称“春夏榜”，也称“南北榜”就是这一次会试，发生了著名的“春夏榜”事件。主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因系南方人，所取进士52人都是南方人。发榜后，北方考生不服，上疏指责考官偏袒南方同乡。经过复查，的确存在舞弊行为，朱元璋遂下令严惩了舞弊人员，重新录取了进士61人，结果全是北方人。放榜日期也因之延至夏天，韩克忠为殿试第一名，韩克忠状元及第后，学政松弛，克忠和祭酒张显宗重新创立法规，兴废补坏，进一步编制监规，进呈太祖参酌，刊印颁发，永为遵守，学政自此振举。
唐桂芳，一名仲，字仲实，号白云，又号三峯，以字行。歙县人。元末明初著名学者、文学家，学者称“白云先生”、“三峯先生”。所著有《白云集》。
宋讷，字仲敏，号西隐，元末明初滑县人，元至正进士。任盐山府尹，后弃官归隐，洪武初年应征编礼、乐诸书，事竣，不仕归。后经杜荐，任国子助教。十五年超迁翰林学士，改文渊阁大学士，再迁国子监祭酒。讷为学严立学规，治太学有绩，颇受明太祖赏识。年老告归。宋讷曾应诏陈边事，提出“备边在乎实兵，实兵在尹屯田”的观点，认为设兵屯田，布列要害，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是长策，其言颇受重视。此幅宋讷像取自明代王圻辑，万历刻《三才图会》。
第六十四章 《陶学士集》——陶安
陶安，字主敬，当涂人。少敏悟，博涉经史，尤长于《易》，对明朝建国之初的典章制度建设有重要贡献。
陶安师从鸿儒李习，陶安长于《易》学，卜算神妙，应验若神。明开国典章制度的制定，大多数人以为是由宋濂完成，但在实际上，却全同陶安授意裁定。陶安生前著述甚多，有《周易集粹》、《辞达类钞》、《姚江类钞》、《知新稿》、《陶学士集》等。
陶安，年轻的时候他就机敏过人，在江浙的乡试中了举人，被授予明道书院山长，后又因为战乱而回到家中躲避。当时，朱元璋攻取了太平，陶安与李习随同乡里的父老到城门相迎，朱元璋召见了陶安，并和他交谈了很久。陶安进言说：“如今海内鼎沸，天下豪杰并起而争，可是他们大多只是为了荣华富贵，却没有平定天下，安抚百姓的想法，如今您渡江而来，百姓心悦诚服，又符合天道，得到天下也是小事一桩。”朱元璋问：“我打算接下来攻取金陵，怎么样？”陶安回答说：“金陵在以前就是帝王之都，如果您能取为己有，然后再从金陵向四方进攻，哪里不能夺取？”朱元璋说：“好。”于是把陶安留在自己军中作了参幕，授予左司员外郎，并让李习做了太平的知府。
后来，陶安跟随朱元璋攻克集庆，进升为郎中，等到朱元璋招纳的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到了，他便问陶安，“这四个人怎么样？”陶安回答说：“臣在谋略上不如刘伯温，学问上不如宋濂，治理百姓的才能也不如章溢和叶琛。”他谦让的做法得到了朱元璋的赞赏。黄州刚被攻克，朱元璋考虑应该派去一员重臣去负责镇守，没有人比陶安更合适的了，于是朱元璋任命陶安前去管理黄州。
陶安到了黄州以后，就宽租减役，让百姓安居乐业。后来，他因为受到牵连而被贬谪到桐城，又迁官饶州，陈有定派兵攻城，陶安召集官吏和百姓，晓以大义，和他们一同坚守城池，不久援兵就来了，敌军很快便败退。军中将领打算杀死那些想要投靠敌军的百姓，陶安制止了他们，朱元璋听说了这件事以后，还亲自写诗来褒奖他，当地的百姓还为陶安建了一座生祠来供奉他。
明朝建国初，朱元璋经常到东阁和陶安等人，探讨前朝兴盛和灭亡的原因，他在朝期间尽职尽责，朱元璋也十分信任他，对他恩宠有加，还曾亲自写了一副对联赐予他，文云“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陶安在任职期间去世，朱元璋亲自写下祭文，并派遣使者代其吊唁，追封陶安为“姑孰郡公”，并对陶安的儿子也有所封赏。陶安是明朝开国功臣中，少有能有好结局的，因为朱元璋登基之后，对这些功臣们很是防备。
陶安作为一个文官，分析实事的能力是很厉害的，不然也不会在那么多起义军势力里面选择朱元璋，然后一直陪着他帮助他完成了这番大事业。陶安能有这样好的结局，其实和他为人有很大的关系，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很了解朱元璋的脾气，他把自己的位置摆的很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样朱元璋才会觉得这个人对自己没有威胁，自己可以控制他，然后对他才会很放心。
陶安作为一名普通的儒生文人，能够辅佐出身卑贱的朱元璋成就一番大业，实属不易。他能有自知之明，在朱元璋面前保持谦虚低调的作风，也让他更加被领导欣赏重视。陶安能够治理州郡有方，抚慰百姓，还号召百姓戍守城池，可以看出他的声望。后来，他又为人们称颂，朱元璋还写诗来称赞他，足以看出他的才能和功劳。
第四十五章 九字真诀——朱升
朱升，字允升，安徽休宁人，元末明初的军事家、文学家，明代开国谋臣，官至翰林学士。元末被乡举荐为池州学正，避弃官隐石门，学者称枫林先生，后因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被采纳而闻名。一生有24本专著，传世的有《前图》二卷、《枫林集》十卷，《四库总目》另有前图二卷，传于世。
朱升，与朱熹同宗，是其第五传弟子，受亦儒亦农之父朱秀，和大家闺秀之母汪氏熏陶，朱升自幼好学，先后师从陈栎、黄楚望等名家，朱升19岁中秀才，46岁中举人，50岁的朱升任池州路儒学学正，后不弃耕作，“避弃官隐石门”，第一次退隐时，他写下了“春深雨足长青草，数亩山田自可耕”“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讲授以身示法，南北学者云集”。这不仅显示了朱升的才干，而且表明了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远远超出徽州地区，学者称他为“枫林先生”。
朱元璋拜访布衣的朱升时，朱元璋“因问兵要”，朱升留下锦囊计避而不见，计为劝朱元璋亲临指挥，朱升认为：“杀降不祥，唯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朱元璋依计而行，亲率十万大军前往婺州，令“城破不许妄杀”。至十二月，夺取婺州，一举获胜，从而更加钦佩朱升，决心再访。出于思贤的缘故，朱元璋接受一访教训，便效法三国时刘备亲顾茅庐做法，朱元璋率诸将亲征浙东道徽州，将所率卫队佯装成商队，由江西绕浙江，过连岭，悄悄来到朱升教馆前，请求朱升辅佐他打天下，寻求“陇中对策”，恳望朱升出山辅佐。然而，朱升并没有像诸葛亮那样拿架子，躲避两次，第三次才肯见面，朱元璋恳求安邦定国的大计。
朱升胸有成竹，也没有像诸葛亮那样开门见山就纵谈国家大势，而是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朱元璋“地狭粮少”的实际情况，直截了当，不慌不忙，简明扼要地讲了三策九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便是后来天下闻名的“九言策”。
朱元璋受小明王韩林儿节制，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北方红巾军初起时，既谴责“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平等现象，又提出“复宋”的口号，符合新安士人的政治理想。朱升为朱元璋亲顾茅庐、礼贤下士的态度所感动，决定出山辅佐朱元璋。他进献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朱元璋一听，喜出望外，心中豁然开亮，接着，朱元璋又问：“处州密迩，可伐欤？”朱升主张攻取处州：“处州有刘基、叶琛、章溢，皆王佐才，难致麾下，必取处州，然后可得。”攻克处州后，朱元璋当即“命预帷幄密议”，当即拜朱升为中顺大夫，即遣使礼聘刘基等三贤，与宋濂一起召至应天。
朱升出山聘侍军门之后，朱元璋“令议礼乐征伐之事”，他“誓效智力以谋国，竭耿耿之丹衷”，成为朱元璋麾下一员辅佐重臣。至今回溪还有一株千年红豆杉，溯成溪河而上，则有“狮象把门”、“仙人走棋”的奇观，有“八角亭”、“大贤庙”、“避贤台”等遗址。
此后，朱升备受朱元璋器重，连年被征召问策，助朱元璋克饶州，下处州，捣江州，尤在鄱阳大战中，知彼知己，以先发火器、次发弓弩、再短兵击之等计，大败陈友谅，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蒙朱升“三策”，朱元璋南征北战十余年，朱升被征召入京充当谋臣，先后被授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翰林学士，并与诸儒制定祭祀斋戒礼、宗庙时享礼，编纂防止“内嬖惑人”、干预朝政的《女诫》，并为朱元璋撰写了颁赐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刘基、陶安、范常、秦中、陈德等功臣的诰书，“明兴仪礼、作乐、国史、女诫、征伐之仪，皆升为之”。朱元璋曾有七言两句御联：“国朝谋略无双士，翰林文章第一家。”朱升为明初政坛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大封功臣，朱升在和朱元璋打交道的过程中，早就隐隐感到朱元璋猜疑刻薄，杀戮功臣是早晚的事，如果要了朱元璋所赐的爵位，十之八九会引来杀身之祸。于是就在大家还都沉浸在封公封侯的美梦之中时，朱升正式申请“告老归乡”，又顾虑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老泪纵横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朱元璋被朱升哭得挺感动，就送了朱升一个顺水人情，用免死券慰藉他，没想到，后来儿子朱同刚到任礼部侍郎一个月，便被牵连进郭桓一案，受诬入狱，最后，陈尸街头。
71岁的朱升以年迈和“祭扫祖茔”为由，告老还乡辞官隐居，朱元璋感其功绩，意欲重封，但朱升执意退隐。朱升第二次退隐时，并未回老家休宁，也没有去原隐居地安徽歙县石门，“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偕夫人涉江沂淮抵东海转西溪而筑室于南龙港庄”。
朱升离开南京后，南京爆发血腥之灾，朱元璋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由于看到功臣占据高位，儿孙十分文弱。为保万代江山，害怕开国元勋扰乱，制造了一系列冤案。他将原封的64名国公、列侯、大将杀了34个，受株连的十几万人，先后杀死、毒死、逼死刘基、徐达等功臣。而朱升却因及早抽身得以保全。
晚年，朱升诗一首“乱后送人归越”是一种生命的感悟：“百战一身存，生还独有君。越山临海尽，吴地到江分。暮郭留晴霭，荒林翳夕曛。归途当岁晚，霜叶落纷纷”。朱升还写过一首临终诗：“留心垂半世，藏体付千年。海内风尘息，城南灯火偏。亲朋何用哭，含笑赴黄泉。”
第五十四章 明初四案——胡惟庸
胡惟庸，汉族，濠州定远县人。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任丞相，后因被疑叛乱，爆发了胡惟庸案，遭朱元璋处死，同时藉辞穷追其友好，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牵连致死者三万五千余人。
胡惟庸，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凭着李善长的推荐，任右丞相，开国之初，李善长、杨宪之争，最终导致杨宪被杀，汪广洋又不堪重任，促使朱元璋最终选择了资历浅、却更有手腕的胡惟庸，“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实话实说，胡惟庸上位后，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惟庸亦自励”。朱元璋很满意，这个资历较浅的内阁总理，用起来顺手，替朱元璋做了许多想做的事。因为好使，朱元璋还处处特别护着胡惟庸。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先阅内外诸司奏章，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送金帛、名马、玩物不可胜数。学士吴伯宗曾因弹劾他而险遭大祸；大将军徐达对他不满，曾在朱元璋处诬奏其奸行，后竟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因福寿揭发，未能得逞；胡惟庸还千方百计地拉拢因犯法受朱元璋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令其在外收集军马，以图谋反。
此外，他还勾结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令陈宁坐中书省阅天下兵马籍，这一切引起朱元璋的极大注意。朱元璋从元亡的教训中，深感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即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闭中书省，进一步削弱了中书省权力。
不久，胡惟庸之子驰马于市，坠死于车下，惟庸杀挽车者，朱元璋大怒，令其抵死，不准以金帛偿其家之请。涂节和中书省吏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先后处死。
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陆续被揭发，如派林贤下海招倭；派封绩称臣于元嗣君，请出兵为外应；令李存义、杨文裕说李善长谋逆；毒死刘基；收纳亡命等事，连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等。朱元璋大怒，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者达三万余人。“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无论史家对胡的品行有如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胡惟庸有相才。他把个中书省料理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然权势亦益炽。明史说：“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末已，朱元璋也觉得不太好玩了，感觉相权有点过重了。比如，涉及官员生杀升降调用之类的事，胡“不奏径行”，就定了；六部奏报，必先取阅，对自己不利的，也可以藏匿不报；还有就是各类官员，争走其门，送礼示好，等等。
这对一向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来说，是绝对不爽的，其实，丞相事务繁多，“不奏径行”也是正常的，如山公文和纷繁政事，丞相当然可以有处置之权。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官吏争走其门、争颂其功，最后结党营私，自己被架空了。
纵观胡惟庸就任丞相后的主要政治作为，就是帮助朱元璋整人，作为朱元璋手里的一根“棍子”，朱元璋想整谁，胡惟庸就打谁。那么，胡惟庸帮朱元璋整了哪些人，都是怎么整的呢?我们知道，胡惟庸是朱元璋任用的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之前，朱元璋任用过四个丞相。这四个人下场悲惨，或多或少都与胡惟庸有些干系。不少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打天下时的朱元璋队伍，主要靠两大地方派支撑：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建国后，这两派各自形成两大党争集团——浙东集团和淮西集团。本来，胡惟庸、李善长这批人和朱元璋是一伙的，都是淮人，所以在朱元璋弱化浙东集团时，胡惟庸李善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
第六十九章 环谷先生——汪克宽
汪克宽，字德辅，别号环谷，南乡桃墅人。自幼资质聪颖，6岁时即读书成诵，日记数百言，10岁读《四书》便能自定标点，体会书中精义，父授以双峰问答之书，辄有悟。后问业于吴仲迁，学益笃。泰定三年，中乡试，会试以答策切直见黜。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教授宣歙间。学者称环谷先生。著有环谷集八卷，经礼补逸九卷，又有程朱易传义音考、诗集传音义会通，并传于世。
汪克宽，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祖上三代都以理学著称。《宋元学案》称：“祖父华与族兄相，皆学于双峰。两人问难叩击，悉得其蕴奥。祁邑理学之盛，自二人发之。”其“父应新记识博洽，议论慷慨，孝友行谊重于乡。尝著《便民二十条》，力陈当世要务。”克宽六岁，“外祖石溪康贡士教之《孝经》、《论语》、《孟子》，随口成诵，日记数百言。及从乡先生学，每屈其师，日益月异。十岁，因取东山问学于饶双峰讲授之书及当时问答之言，授之克宽玩索。有得遂于理学寖悟。乃取朱子《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读，知之为学之要，自是读《六经》、《诸子》、历代史、通鉴纲目诸书，悉皆成诵。”程敏政在《汪环谷先生传》云：“自我文公朱子之学，一传为勉齐黄氏族，再传为双峰饶氏，三传为东山汪氏，（即先生仲父），而先生宽嗣其传。”四库馆臣又说：“其学以朱子为宗，故其文皆持论谨严，敷词明达，无支离迂怪之习。”由此可见汪克宽得到了朱子学的真传，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可以归结为著书立说，羽翼阐明朱子之学；讲学收徒，发扬朱子学。
汪克宽的学术研究独具一格，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说：“汪克宽，六经皆有说，而《春秋》独盛。”此语到道出了汪氏治学以春秋为重的特点。汪克宽之所以潜心于春秋学研究，能以春秋学著称，是与其老师吴朝阳的教导分不开的。汪克宽在吴朝阳的教导下，致力于经学尤其春秋学的研究。他一生两次参加科举考试，皆以《春秋》应试。一次是在领悟《春秋》心法后，“于泰定三年秋，以《春秋》应江浙乡试，中前列。”第二次是在泰定四年，汪克宽到京师，参加会试，“论春秋与主司不合，又对策切直，遂见黜于中书。”这次落第使他看清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发出了“道不行于世”的感叹。从此厌恶科举，无意仕进，潜心于经学研究。汪克宽曰：“道不行于世，不若著书立言，以贻后学，俾传之于来世斯，亦不负余之所愿也。”于是汪克宽“乃取圣人手笔之《春秋》，博考诸说之同异得失，以胡文定公之传为主，而言就众说，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
汪克宽，是元末明初新安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新元史》曰：“元末为朱子学者，以克宽为大师。”他的学术思想对新安理学的传承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汪克宽一生以教育为业，先后执教于中山书堂、査山书院、万川家塾、乐安庄书舍等书院和家塾，还教授宣、歙间，培育了一大批弟子，为新安理学的传承做出了贡献。
同时，著书立说，其著作除了由后人编纂的《环谷集》外，还有《春秋经传附录纂疏》、《左传分纪》、《春秋诸传提要》、《易程朱传义音考》、《诗集传音义会通》、《礼经补逸》、《周礼类要》、《六书本义》等等。《四库全书》收录了汪克宽的《春秋经传附录纂疏》30卷、《经礼补逸》9卷和《环谷集》8卷。四库馆臣在收录时赞曰：“其学以朱子为宗，故其文皆持论谨严，敷词明达，无支离迂怪之习……在其乡人中，不失为陈栎、胡炳文之亚。”汪克宽的学术成就极大的丰富了新安理学的内容，对新安理学的传承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七十四章 浙东四先生——章溢
章溢，字三益，号匡山居士，浙江龙泉八都镇横溪村人，明初大臣。元末时授以龙泉主簿、浙东都元帅府佥事，章溢皆辞不受，退隐龙泉与浦城交界之匡山。朱元璋取处州后，与刘基、宋濂、叶琛受聘重用。章溢提出“唯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初授营田司佥事，巡行江东、两淮，推行按田分等纳税，任湖广按察佥事时，倡导分兵屯田。升任浙东按察副使，巡视处州，章溢以处州山多、田少、民贫，课税累重，奏准仍按旧额。浙东建造海舶，向处州征集巨材，章溢力谏罢征，后官至御史中丞兼赞善大夫。后因母丧守制，不久病死，终年56岁，著有《龙渊集》，《明史》有传。
章溢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因为浙东出身，与刘基、宋濂、叶琛三人并称“浙东四先生”。
章溢，自幼勤奋读书，苦于学问。二十岁的时候，拜王毅为师，开始学习经义。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当时王毅还喜欢四处游历，而章溢往往也一同跟随，学习了不少书本上无法教授的书本经验。他一心专研学问，希望能求得圣贤之学，加之聪慧而有天分，所以很快就有所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名开始渐渐的为人所熟知。
在游历金华之时，甚至还惊动了元宪宗，专门派秃坚不花接待，有心想要将章溢留在朝中，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章溢原本已经接受了秃坚不花的示好，在秃坚不花调任秦中的时候，也答应了秃坚不花与他同行的邀约。但是等一行人到了虎林的时候，章溢又动摇了，最终还是向秃坚不花告辞，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各地农民起义运动蓬勃发生，章溢的家乡也没有逃脱一截。当时蕲、黄地区的贼寇侵入龙泉，章溢的侄子被贼子捉住。章溢提出以自己代替侄子，贼寇因为一早就听说过章溢的名字，所以答应了这个请求。等到章溢到了贼人扎营的地方之后，被绑了起来，贼寇向他招安，但是章溢却丝毫不屈服，威逼利诱，全都用过了，也不为所动。等到了夜晚的时候，章溢用自己的机智逃脱，等回到家中之后，就立即召集同乡的壮年百姓，组成义兵，击败了贼寇，保卫了乡里的安全。
等到官府的人赶到之后，要将一些与贼寇牵连的人都给杀了。章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找到了当时的将领石抹宜孙，表示百姓都是被饥寒所迫，才走到了这一步，为什么要处置他们呢？石抹宜孙听从了章溢的劝说，最后还将章溢留在幕下。章溢此后随军，平定了许多地方的贼寇，因功被授为龙泉主簿，章溢推辞，回到家乡。后来贼寇卷土重来，章溢不仅带领乡人击溃了贼寇，还解救了被贼寇包围的石抹宜孙，后来更是帮助石抹宜孙，处置了反叛的将领，论功被授为浙东都元帅府佥事，章溢仍然推辞不受，随后隐居匡山。
明军攻克处州的时候，章溢避入闽境，不久之后受朱元璋的聘请，与刘基、宋濂、叶琛一道入应天。章溢在回答太祖提问的时候，颇有论见，被授为佥营田司事。胡来浙东设提提刑按察使，章溢又为佥事，因为当时保证胡琛大军粮草的充足，带领百姓击溃来犯贼寇而被升为湖广按察佥事。朱元璋十分信任章溢，不仅在他人牵连上章溢的时候，对章溢不与追究。后来胡琛在福建全军覆没，朱元璋还让章溢为浙东按察副使前往镇守动摇的处州，章溢本人认为自己不足以担任高位，于是推辞副使之职，仍任佥事，前往处州安抚百姓。
章溢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为朱元璋提出定夺天下的建议，治理攻下的州郡，等到朱元璋在某些地方犯错误的时候，也进行适当的规劝，是明朝建立的重大功臣。朱元璋称帝建国，定都南京，章溢因为有功，与刘基同被授予御史中丞兼赞善大夫，此后帮助明太祖治理天下，安抚百姓。
后来，章溢母亲去世，章溢听到消息之后，上奏希望回家守孝，当时正是用人之际，所以朱元璋一开始并没有同意，等到后来同意的之后，章溢却因为伤心过度，还没到家，行到半路就不幸染病身亡，享年五十六岁。朱元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哀痛，亲自到家中哀悼，撰写悼词。
第七十七章 浙东四先生——刘基
刘基，字伯温，青田县南田乡人，故称刘青田，元末明初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封诚意伯，故又称刘诚意。刘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与宋濂、叶琛、章溢合称浙东四先生。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诸葛武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他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
刘基，在26岁时正式走上仕途，出任江西高安县丞，他刚正不阿，受到了百姓爱戴，同时也得罪了不少地方豪绅，无奈之下又回到了丽水青田，之后又“复出”几次但均告失败。20多年后，刘基才迎来机遇，据《续通鉴》记载，朱元璋也是“三顾茅庐”，方才把刘基请出山的，当时朱元璋的处境和三国时的刘备有几分相似，同样是北边陈友谅势力强大，南边张士诚稳守江浙大片地区，朱元璋兵力最少，又被夹在中间，形势最差。
刘基到底有怎样的开国勋业？朱元璋是如何评价他的老搭档的，他说：“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御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这段话取自，朱元璋给刘基的《诏御史中丞诰》。前半部分是称许刘基的学问才识的，而在后半部分，是说刘基在打江山的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朱元璋说，你毫不犹豫地来投奔我，一到京陵，就献上时务十八策，你运筹帷幄，定计后先，西灭陈友谅，东剪张仕诚，然后北伐胡元，一统天下。你能陈述嘉谟，我能审而用之，以致能够有我老朱的今日。你所提的建设性建议，都是很有成效的，朱元璋说这番话时，已是天下大定，唯我独尊了。
因为刘基疾恶如仇，得罪了一些奸妄之人，胡惟庸是明初的头号奸妄，刘基和大将徐达等都曾進言太祖勿用其人，胡惟庸因此后来派人散布谣言，说刘基为自己选择了有王气的墓地，以图后荣。朱元璋虽然是个勤奋的君主，但是心胸比不上唐太宗，于是剥夺了刘基的俸禄，刘基被诬陷后不得不到京城请罪，朱元璋没有太多责罪，后来派人护送刘基返乡。据说当时刘基有病，胡惟庸派人曾在刘基药中下毒，回到家乡后，刘基告诉儿子：“如今朝廷应当修德政，减少刑法，可惜如今有胡惟庸当道，讲这些没用，将来胡惟庸败亡之后，太祖会想起我，你要将我的意思奏给皇上。”刘基还说：“如果我的预言不准，才是天下人的福份啊。”一个月后，刘基便死了，终年六十五岁。后来胡惟庸当了宰相，做了许多坏事，直到多年后他逆谋败露，被处死，事实再次证实了刘基预言的准确。
刘基，死年为65岁，他的体质，长期衰弱多病，四十岁上便已“齿脱头童”，兼有肝、肺疾患，不到60岁，常服的药方便已失灵。尔后，不过是苟延时日而已。且看他《老病叹》：“我身衰朽百病加，年末六十眼已花……肺肝上气如潮涌，旧剂再啜若淋砂。”能够捱得65岁，已颇不易。遭此政治陷害，心情之沉重抑郁可知。加上山高水远，旅途劳顿，于病情更之不利。从京都返回到病死，约莫两匝月，受蛊毒决不会拖得这么久，他的死，不过是油尽灯残罢了。
胡惟庸纵然不智，又何必在行将就木，不与朝政者的身上施以蛊毒，而授人以柄，自找麻烦。刘基死后，胡惟庸完成了朱元璋一直想干而难于措手的“任务”，目的既已达到，三个宰相串演的戏也该结束了。为了把戏演得逼真，需要有人证实是胡惟庸杀害刘基，最佳人选，就看上了在中书省共事的汪广洋，开场白由涂节担任。要除掉胡惟庸灭口，理由就是毒死刘基，汪广洋死后，更容不得胡惟庸再活世上。
因此，在汪广洋死后一个月左右，就以图谋不轨的叛逆大罪杀了胡惟庸，株连受戮达一万五千人，如此心狠手辣的暴行，史所罕见。满朝文武睹此惨状，谁不心惊胆战，噤若寒惮。这样，朱元璋就彻底控制了舆论，胡惟庸毒死刘基的故事，经过精心加工，常人难以察觉破绽。
刘基的文学成就，明人所辑的《诚意伯文集》中，有刘基散文三百二十三篇，诗歌一千一百八十四首，词二百三十三首。《明史·刘基传》评论说，刘基“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
刘基的传说是民间文化的一大奇观，民间对刘基的评价也非常高，有句俗语叫做“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在温州文成，设有“刘基故里景区”，它的流布之广、数量之多，是其他人物类传说所无法比拟的。凡是汉民族地区都有刘伯温传说流传，就是不少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流传，甚至波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区。
第六十八章 浙东四先生——叶琛
叶琛，字景渊，明初大臣，浙江丽水高溪村人，为元末明初“浙东四先生”之一。元将石抹宜孙在处州一带镇压农民起义，叶琛积极为其出谋划策，官至行省元帅。朱元璋军攻取处州，琛随石抹宜孙避走福建建宁。与刘基、章溢、宋濂同时被朱元璋征聘至应天府，初授营田司佥事，不久调任洪都知府。降将祝宗、康泰叛乱，叶琛被俘，不降，为叛军所杀，后追封南阳郡侯。明嘉靖工部尚书章拯，在《三贤祠记》中说：“栝山将神，先生诚意伯刘公基，御史中丞章公溢，缙云伯胡公深，南阳侯叶公琛，皆人杰也。”
叶琛，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小天资聪颖，非同常人，曾祖叶宏，乾道八年的进士，任敷文阁待制、太府少卿。祖叶一鸣，美化书院山长。父叶应咸，精通史学，擅论治乱大事，尤善五言诗，有《楼间集》。天历元年，游学京都，因才能超群，入通政院任职，开始了仕途生涯。
叶琛升任处州路青田县尹，青田一向是难治之县，叶琛认为政务不好整治，主要是不重视教育，不能教化百姓。他一上任就兴建明伦堂、聘请六经讲师、增加学田30多亩，供给学生伙食。每月朔望，叶琛都穿戴官服，亲自参加祀拜先圣先师的活动，并申述五伦之教。
在青田县尹任上，叶琛临事审慎，以善于断案著称。有一位官员送呈官府文书，叶琛发现印章的角异样，诘问那官员说：“你怎么敢私刻假印呢?”那官员大惊失色，低头认罪。叶琛说“伪造假印的不止你一人，你如果能揭发检举一个人，可以赎罪。”，并把这话同样告诉被检举人，一日之内便收缴了假官印18枚，税务假印12枚。叶琛信守诺言，全部赦免了他们，只鞭打最后被检举揭发的人。青田县讼案多，叶琛曾两次任青田县令，他明断是非，保护百姓利益，境内社会安定，秩序井然有序。期间，叶琛一度被派到龙泉开垦田地，登记田亩，事毕，调到婺州路武义县垦田定赋，任武义县尹。青田县百姓向省郡请求叶琛回青田。叶琛回青田时，迎接彩船首尾相接，长百多里。
叶琛，因策划和平定农民起义有功，授江浙行省元帅，尽管处州路总管府石抹宜孙和叶琛、胡深、章溢、刘基等文官武将，殚精竭力，镇压了处州各县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但元朝统治的“气数已尽”，谁也无法挽救它。朱元璋命枢密院判官、镇国上将军耿再成，与参军胡大海领兵攻取处州，元处州守将石抹宜孙派遣元帅叶琛，扼守栝苍古道之天险桃花岭，命参谋林祖彬屯兵葛渡，命镇抚陈仲真等据守樊岭。此时刘基已辞官回乡，处州兵将士气低落，毫无斗志。镇守龙泉的元帅胡深认为大势已去，抄小路赶到缙云黄龙寺，向耿再成投降。十月，耿再成出兵进击樊岭，与胡大海合兵，连拔桃花岭，葛渡二寨，元将石抹宜孙偕叶琛、章溢等数十骑，弃城避走浙闽边境建宁一带。
朱元璋求贤若渴，广揽人才，先后召用了王宗显、范祖干、叶仪等一批儒士。胡大海告诉他，人称“浙东四先生”的宋濂、刘基、章溢、叶琛是当今取得天下和日后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便命处州总制孙炎召见刘基等。刘基、叶琛、章溢、宋濂应召结伴而行同赴应天，共图反元大业，朱元璋亲自接见，与刘基、宋濂、章溢同聘重用，建造礼贤馆以居四人，对他们各取所长，授叶琛为营田司佥事，掌管治下农桑垦荒种田事务。
自此，“浙东四先生”追随朱元璋，开始了他们自身历史最重要的阶段。不久，元降将祝宗、康泰叛乱，镇守江西的武将邓愈逃跑，叶琛被俘。祝、康劝说叶琛投降，叶琛宁死不屈，大骂叛贼，被杀害。墓葬丽水县西南40里高溪黄坛岭。追封为南阳郡侯，入祀于功臣庙。明代，巡按御史王献之在处州府治南建造“三贤祠”，祀奉中丞章溢，南阳侯叶琛，缙云伯胡深。
叶琛英年殒身，未能在历史舞台上像刘基一样施展其韬略，大展鸿图。但他作为“浙东四先生”之一，为明朝的建立作出贡献，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宋濂在《叶治中历官记》中叙述了叶琛的经历后说“夫不知人之善，不知知善而不能扬不仁。余虽不敏，颇以文字为职业，不敢喑无一语，谨书一通，以俟他日传循史。”
叶琛之弟叶现，被举荐到南京，明太祖命他赋诗，得到好评，授通州勾管，不久升府判，有惠政，擢升南雄知府。主政期间筑堤储水，灌田万余顷，百姓称所筑堤为“叶公坡”。宋濂赞他“饬己廉介，操心仁恕”。祀于名宦祠。
第七十一章 浙东四先生——宋濂
宋濂，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祖籍金华潜溪，后迁居金华浦江，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贫寒，但他聪敏好学，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元末辞朝廷征命，修道著书，受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后年老辞官还乡，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台阁文学，文风淳厚飘逸，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其作品大部分被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宋濂，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宋濂有两个儿子，长子宋瓒不幸早逝，次子宋璲“善诗，尤工书法”，也很有才华，因为父亲的缘故而被召为中书舍人。宋瓒的儿子、宋濂的长孙宋慎则被任命为仪礼序班，朱元璋多次考核宋璲与宋慎的才学，“并教诫之”，还笑着对宋濂说：“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
宋濂，因年老而致仕，朱元璋赐给他《御制文集》及绮帛，并问他多大年纪了。宋濂答道：“六十有八。”朱元璋道：“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宋濂顿首而谢。朱元璋又特地派宋慎侍奉、护送祖父回归家乡，并叮嘱说：“长江涨潮，不宜行船；由运河南下，才是万全之策。”真是关怀备至，君臣之间的鱼水之情，感人至深。
宋濂生性诚实谨慎，久处内庭，掌握机要，却从不讦人之过。所居之室，署名“温树”，取“温室之树不可对”之意。有客来访，偶然问及禁中之语，宋濂就指着这两个字让他看，客人自然就知趣地免开尊口了。对于宋濂的人品，朱元璋自然也心中有数，因为他经常私下里与宋濂评论文武大臣的善恶得失，宋濂只举善良正直者加以称赞，并且说：“善良正直者与臣是朋友，因此臣了解他们；至于不善者，由于没有交往，臣就不知道了。”朱元璋感叹地说：“宋濂侍奉朕十九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虚伪的话，没有讥诮一人的短处，始终如一，不但是一位正直君子，而且完全称得上一位贤者了。”
就是这样一位自己也充分肯定的“君子”与“贤者”，朱元璋后来仍然要杀掉他，为什么？据说是宋濂的孙子宋慎牵连上了胡惟庸“谋反”案。胡惟庸是明初大臣，官至左丞相，一度权势熏天，胡确实该死，因为他专权擅杀，据说明初的另一个著名文臣刘伯温也是被他毒死的；然而说他勾结蒙古、日本谋反，却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真凭实据。而朱元璋则借此机会广泛诛连，兴起大狱，前前后后因“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这三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冤杀，宋慎便是最典型的一个：因为人们遍阅史籍，也找不到一条他参预胡惟庸“谋反”的实例。
虽然如此，宋濂却实实在在地被孙子牵连上了，并被逮至京师，以便“明正典刑”，幸亏“皇后太子力救”，朱元璋才算是“法外开恩”，饶了他一条老命，将他流放至四川茂州。皇太子朱标是如何营救老师宋濂的，《明史》上没有具体记述，只在《后妃传》中记载了马皇后营救宋濂的经过：当宋濂被逮至京师，即将处死时，马皇后劝谏道：“普通百姓为子弟延请老师，尚且要有始有终地待之以礼，何况天子呢？再说宋先生远在老家浙江，对孙子的所作所为一定不知情。”朱元璋根本不听。马皇后非常伤心，在侍候朱元璋用膳时，她一改往日的习惯，既不吃一块肉，也不饮一滴酒。朱元璋奇怪地询问缘故，马皇后答道：“宋先生快要死了，妾在为他作福事啊。”朱元璋终于动了恻隐之心，投箸而起，第二天就赦了宋濂的死罪，改为流放茂州。
在明人徐贞卿所著的《翦胜野闻》中，不但详细记载了太子朱标与马皇后营救宋濂的经过，而且根本不提胡惟庸一案，似乎要向人们表明：宋濂之罹祸，根本与胡案无关；或者说硬牵上胡案，只是要搞掉宋濂的借口罢了。徐贞卿没有明确记载宋濂的死因，其余野史、地方志、碑铭墓志中却多有记载宋濂是绝食或自缢而死的。即使如《明史》、《明实录》所载，是病死，那么，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目睹着家被抄，儿、孙被杀，自己也被押赴崎岖蜀道充军，而且这一切还是来自于自己为之服务、效忠多年的王朝与皇帝，更何况自己不但有德有才有功勋，而且谨小慎微，从未居功自傲，竟仍然难逃大劫，他能不病么？他能不气病而死么！
宋濂一生著述繁富，除主持纂修了二百十二卷的《元史》外，仅见之于《明史·艺文志》的就有《孝经新说》、《孝慈录》、《唐仲友补传》、《浦江人物记》、《燕书》、《萝山杂言》、《心经文句》、《潜溪文集》、《銮坡前集》、《銮坡后集》、《銮坡续集》、《銮坡别集》、《芝园前集》、《芝园后集》、《芝园别集》、《朝天集》等。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说：“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处于这种大气候之下，身为“开国文臣之首”的硕学鸿儒，纵然战战兢兢，谨言慎行，又如何能逃脱一劫呢？
第四十章 开国左相——汪广洋
汪广洋，字朝宗，汉族，江苏高邮人，元末进士，明朝开国左丞相、右丞相、谏官、参政、著名诗人。通经能文，尤工诗，善隶书，朱元璋称赞其“处理机要，屡献忠谋”，将他比作张良、诸葛亮。年少时跟随太祖朱元璋起义反元，被朱元璋聘为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受命参与常遇春军务。明朝建立后，先后担任山东行省、陕西参政、中书省左丞、广东行省参政、右丞相职务，因受胡惟庸毒死刘基案牵连，被诛。
作为元末的一名进士，汪广洋并没有被授予实职，只是客居在太平，静静地等待机遇，就在这一年，朱元璋率领义军渡过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平。当时的朱元璋求贤若渴，闻汪广洋才名，便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谈甚欢，朱元璋非常欣赏汪广洋的才能和识见，当即将其留任军中。后来，汪广洋的仕途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直到朱元璋坐享天下得时候，他被任为左丞，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似乎是为了论证那句“高处不胜寒”的名言，汪广洋从担任左丞，到被赐敕诛之，十年之内，三起三落，可谓惊心动魄。
在大明王朝担任丞相的共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杨宪和胡惟庸五人。朱元璋平定天下后，首先立了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徐达常年在外领兵作战，实际掌握相权的仅李善长一人，李善长称病请假休息，中书省无人管领，朱元璋遂召在陕西参政任上的汪广洋为左丞相。
当时，汪广洋的搭档是右相杨宪。杨宪处事霸道、善于专权，虽然汪广洋的职位在杨宪之上，但他性格“宽和简重”，遇事处处避让，甚至违心依从他，但这样仍不能免去杨宪的嫉恨。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罪名是“奉母无状”，明代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便是大罪，至于刘炳是否真正掌握了汪广洋对母亲不孝的真凭实据不得而知，只知汪广洋并没有辩解、反击。
于是，朱元璋严词斥责汪广洋，将其削职为民，放逐还乡，杨宪感觉处分还不到位，担心他日后咸鱼翻身，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升级，汪广洋被迁徙到荒僻的海南。这是汪广洋宰相任上的第一次起落。汪广洋被贬，杨宪实际操纵中书省大权，并很快升为左丞，他大肆玩弄权术，“市权要宠”，然而好景不长，李善长弹劾杨宪虚构事实，诬告大臣，陷害同僚，朱元璋很快将其处死。杨宪伏法后，被贬几个月的汪广洋马上被召回，这一年，朱元璋曾大封功臣，汪广洋亦被封为护军忠勤伯，在封伯的诰词中，皇帝称汪广洋“善治繁剧，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
李善长因病告老回家，由于徐达仍在一线领兵，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便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汪广洋曾经追随朱元璋多年，且为人小心谨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对他放心，但他谨小慎微，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于是，精明强干的胡惟庸乘虚而入，进入中书省，担任了左丞相，此时的汪广洋仍然一如既往，对朝政几乎不置一词。朱元璋以“广洋无所建白，久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这是汪广洋宰相任上的第二次起落。
也许是君臣缘分，朱元璋始终认为汪广洋是可用之人，仅仅过了一年，朱元璋又想起了汪广洋的诸般好处，于是再次下诏将其召回京城，担任左御史大夫。朱元璋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再拜汪广洋为右丞相，以期达到制衡作用，改变胡惟庸一人独相的局面，但是，汪广洋慑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沉溺于诗酒以自保，事事调和，随波逐流，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重要公务“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朱元璋很不满意，曾经多次约谈汪广洋，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可是汪广洋仍然我行我素，始终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中丞涂节奏称，刘伯温患病后因服用胡惟庸安排的医生所开的药方，肚中长硬块而不治身亡，显然为胡惟庸整蛊致死，而作为胡惟庸同僚的汪广洋应该知情，朱元璋宣汪广洋当面对质，汪广洋坦然回答：“无有。”于是，皇帝大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
太平，是一个对汪广洋来说有着特别意义的地方，也许是冥冥中注定，太平是他的发祥之地，是朱元璋第一次约见他的地方，而最终，他又被朱元璋斩杀于此，太平又成了他的伤心之地。这是汪广洋宰相任上的第三次起落，而这一次落马还搭上了性命，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纵观汪广洋的三次罢相，其直接的原因并非器量小不能容人容事，而是他的容忍超过了应有的度，所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恰恰是汪广洋的过度容忍，导致了朱元璋对他的不能容忍，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谨小慎微、性格懦弱，以至于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
汪广洋，还是一位颇有才名的儒将，他年少之时师从名儒余阙，通经史，善篆隶，工诗歌，著有《凤池吟稿》八卷。戎马倥偬之时，他常有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比如他的《与栾凤同使广陵马上偶占二首》中的“昔为歌舞池，今为战争场。与君骑瘦马，联辔踏夕阳”之句，给人一种沧桑之感。而《珠湖隐者篇》则风格豪迈：“李白醉暮宫锦袍，倒骑长鲸鞭怒涛。笑歌濯足九江水，睥睨万象轻鸿毛。”诗歌中那个与李白一样潇洒的“珠湖隐者”，显然是诗人自况。
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对汪广洋的诗文十分推崇，并且认为他的诗风受其从军经历的影响，“故其诗震荡超越，如铁骑驰突，而旗纛翩翩与之后先……故其诗典雅尊严，类乔岳雄峙，而群峰左右如揖如趋”。意思是说，读他的诗歌，能够感受到铁骑奔腾、战旗飘拂的铿锵韵律，典雅中有尊严，仿佛高山雄峙，令人顿生崇敬之感。
第十二章 太祖之嗣——朱棡[gang]、朱桢、朱梓、朱杞等
朱㭎，濠州钟离人，是明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马秀英所生嫡三子，明成祖朱棣之兄。封晋王，就藩太原。
朱桢，安徽凤阳人，明朝宗室，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六子。受封楚王，就籓武昌，永乐初，进宗正。其子庄王朱孟烷嗣。
朱梓，朱元璋第八子。被封为潭王，就藩于长沙。梓英敏好学，善属文，尝召府中儒臣，设醴赋诗，亲品其高下，赉以金币，妃于氏，是大都督于显的女儿，于显之子于琥，初为宁夏指挥。坐胡惟庸党，于显与于琥俱坐诛，梓不自安，帝遣使慰谕，且召入见，梓大惧，与妃俱焚死。无子，除其封。
朱杞，明太祖朱元璋第九子，未齿序。封赵王，无谥号。
朱檀，安徽凤阳人，明朝宗室，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子，生母郭宁妃。受封为鲁王，就藩于兖州，死后葬于今山东邹城市九龙山麓，墓被称为荒王陵，
朱椿，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一子，母郭惠妃，为滁阳王郭子兴之女。受封为蜀王，同母弟代王朱桂、谷王朱橞。王妃为凉国公蓝玉之女，谥号蜀献王。朱椿是一个喜好读书和做学问的人，“博综典籍，容止都雅”，在朝中有“蜀秀才”之称。到成都后，在如今成都的红照壁一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蜀王府，也即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成都“古皇城”，成都的皇城文化源于此。还在沿锦江修建了筹边楼、望江楼、散花楼，成为了成都的标志性建筑，均是朱椿之功。
朱柏，濠州钟离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二子，齿序第十一子，母妃胡氏，受封为湘王，就藩于荆州。性嗜学，读书每至夜分。开景元阁，招纳俊义，日事校雠，志在经国。喜谈兵，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与楚王朱桢讨伐古州蛮，每出入，缥囊载书以随，遇山水胜境，辄徘徊终日。尤善道家言，自号紫虚子。有人告发朱柏谋反，诏命其赴京师询问，自焚而死，时年二十九岁，谥曰戾。无子嗣，封藩被削除。永乐初改谥为献，置祠官守其园。
朱桂，安徽凤阳人，明太祖第十三子，母郭惠妃。封豫王，改封代王，就藩于大同府，因罪被废为庶人。明成祖即位后，恢复了朱桂的王爵。成祖曾赐玺书给他说：“闻弟纵戮取财，国人甚苦，告者数矣，且王独不记建文时耶？”又下令从今起王府不得擅役军民、敛财物。当时朱桂已经多次被人控诉行为不轨，成祖赐敕列其32条罪状，召朱桂入朝，可是朱桂不来。成祖第二次召他时，在中途把他遣还，把他的三护卫革去。朱桂的王妃是徐达次女、仁孝文皇后之妹，共在位55年，寿73岁，谥曰简，由孙朱仕壥继承王爵。
朱楧，明太祖第十四子，齿序第十三子，母妃邸氏。封汉王，太祖命偕卫、谷、庆、宁、岷五王练兵临清。后改封肃王，以陕西各卫兵未集，命驻平凉，就藩甘州，诏王署理陕西行都司甘州五卫军务。令督军屯粮，遇征伐以长兴侯耿炳文从，乞内徙，遂移兰州，以捶杀卫卒三人及受哈密进马，逮其长史官属。又听百户刘成言，罪平凉卫军，敕械成等京师。在位四十二年，寿四十四。谥号庄王。
朱植，朱元璋十五子，齿序第十四子，母妃韩氏，封卫，后改封辽，就藩广宁州。燕王朱棣起兵反，朝廷担心距离朱棣不远兼拥重兵的朱植会支持朱棣，于是召朱植到南京。朱植服从建文帝的命令，从海路来到南京后，封地被改为荆州。朱棣夺得帝位后，埋怨朱植在靖难之变时不支持自己，所以不喜欢他。削其护卫，只留下军校厨役三百人供他差使。后去世，在位四十七年，寿四十八。谥曰简，由儿子朱贵烚继承王爵。
朱栴[zhan]，安徽凤阳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16皇子，号凝真、凝真子。出生于明朝最初的都城应天府。逝世后，埋葬在今宁夏同心县韦州明王陵。朱栴死后，被明英宗谥曰“靖”，史称“庆靖王”、“大明庆靖王朱栴”。朱栴是庆王府第一代庆王，他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在宁夏生活45个春秋。
朱楩，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始封为岷王，原建国于岷州，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岷王朱楩因被西平侯沐晟告发不法，被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朱棣称帝后，他恢复爵位，回到云南。被削除护卫、官属。令朱楩自云南北迁至湖南武冈，史称岷庄王。
朱橞，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九子，自幼聪颖好学，深得朱元璋的器重，册封为谷王。他积极贯彻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治国方略，构筑长城，戍边御敌，做出贡献。后自恃迎成祖进金川门有功，骄横霸道，陷害忠良。被废为庶人，在狱中去世。
朱松，安徽凤阳人。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子，母妃周氏。受封韩王，建藩国于辽东开原。朱松为人谨慎，聪慧机敏，博览群书，通古今。在王位十七年，未就藩。
朱模，安徽凤阳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1子，母赵贵妃。封沈王，就藩于潞州，后改潞安府，谥沈简王。
朱楹，明太祖朱元璋庶二十二子，齿序第二十一子。封安王，就藩平凉，谥安惠王，无子，安封国除。府僚及乐户悉罢，留典仗校尉百人守园。
朱桱，安徽凤阳人，明朝宗室，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3子，生母李贤妃。受封唐王，就藩于南阳府，寿三十岁，谥曰定，葬于南阳紫山下。计在藩八年，在王位二十五年。
朱栋，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晋封郢王，其母刘惠妃，就藩安陆。谥号：靖，又称郢靖王，无子封国除。留内外官校守园。王妃郭氏，武定侯英女。王薨逾月，妃恸哭曰：未亡人无子，尚谁恃？引镜写容付宫人，曰：俟诸女长，令识母。遂自经。妃四女，除一女早夭外，其余三女分别封为光化郡主、谷城郡主、南漳郡主，岁禄八百石。以郢国故邸封给梁王朱瞻垍，旧郢国宫人全部转移到南京居住。
朱楠，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六子，生母不详。出生一个多月夭折，未封爵。
朱（木彝），是明太祖朱元璋与葛丽妃所生的庶二十五子，齿序第二十四子。封为伊王，建国于洛阳，病死，谥为厉，史称伊厉王。
临安公主，明太祖朱元璋长女，母孙贵妃，下嫁韩国公李善长之子李祺。当时刚刚制定公主婚礼制度，先期赐驸马冠诰并朝服，仪从甚盛。公主执妇道甚备。李祺是功臣之子又是明太祖长婿，颇委任之。四方水旱，每命李祺前往振济。李善长坐事死，李祺因驸马身份得以免死，永乐十九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宁国公主，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女，母为孝慈皇后，封宁国公主，下嫁梅思祖族子梅殷。朱元璋的十六个驸马中，尤其喜欢梅殷。当时李文忠视察山东学政，特别赞美梅殷精通经史，当时世人皆为之而荣。当时朱元璋老年时，诸位王实力强盛。梅殷受命辅助明惠帝，后带兵抵抗燕王朱棣进攻。当时朱棣强迫宁国公主写血书劝梅殷投降，梅殷得书后大哭后返南京。觐见后，已为皇帝的朱棣欢迎其说：“驸马爷辛苦了。”梅殷回答道：“劳而无功罢了。”后招致朱棣嫉恨。此后朱棣设计派锦衣卫溺死梅殷，并说梅殷自尽。后都督同知许成揭发此事，明成祖“大怒”。当时公主听到梅殷死亡，称皇上果然杀了梅殷，拽著朱棣衣服大哭。后朱棣赐梅殷两子官职，并写信给公主说：“驸马虽然有过失，但是我因为兄长情意不予追究。但是当听到他溺死后，我非常怀疑。后都督来报，已经处死谋害的人，特向妹妹通知。”永乐三年，进封公主为宁国长公主，赐钞万锭彩币六十疋，进封宁国大长公主，宣德九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崇宁公主，明朝公主，明太祖朱元璋第三女，下嫁牛城，不久后去世。
安庆公主，明朝公主，倾世美女，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女，母亲为马氏孝慈高皇后，姐为宁国公主，下嫁欧阳伦。欧阳伦颇不法。洪武末年，茶禁方严，欧阳伦数次遣私人贩茶出境，所至绎骚，虽然大吏不敢问。其家奴周保尤其蛮横，辄呼有司科民车至数十辆。过河桥巡检司，擅捶侮辱司吏。吏不堪其辱，报告朝廷。朱元璋大怒，公主替夫顶罪，以为父亲不会追究，结果安庆公主被依法斩首，后朱元璋发觉，又杀了欧阳伦。
汝宁公主，明太祖朱元璋五女，母不详，与怀庆公主和大名公主先后下嫁。公主下嫁陆贤，吉安侯陆仲亨之子。
怀庆公主，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女，母为成穆贵妃孙氏，下嫁王宁。婚礼后王宁升任后军都督府事。因王宁泄露朝中事情给燕王朱棣，建文帝籍没了公主的家产，下王宁于锦衣卫大狱。明成祖即位后，宣布王宁“孝于太祖、忠于国家，正直不阿，横遭诬构”，封永春侯。后王宁因事连坐下狱，得到赦免，出狱不久就去世。其有两子王贞亮和王贞庆，王贞庆为景泰十才子之一。进封怀庆大长公主，洪熙元年去世。
大名公主，明太祖朱元璋第七女，下嫁李坚。李坚的父亲李英曾任骁骑右卫指挥佥事，后因征战云南战死。李坚有才能，婚后担任前军都督府事，担任左副将军征讨燕王朱棣，其胜负相当，封滦城侯。后在滹沱河之战，堕马被捉，在押送北平的路上死亡，公主有一子李庄。后明成祖朱棣即位，因公主身份，其子幸免遇难。进封大名大长公主，宣德元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福清公主，明太祖朱元璋第八女，母郑安妃，下嫁张龙之子张麟为妻，有一子张克俊，年四十八，葬安德山。
寿春公主，明太祖朱元璋第九女，母不详，下嫁颖国公傅友德子傅忠。
十公主，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女，早薨。
南康公主，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一女，下嫁东川侯胡海子胡观。胡观随李景隆北征，后被燕王朱棣部队所捉。后被朱棣宽恕。当时都御史陈瑛等弹劾胡观强取民女，娶妓女为妾。于是胡观被罢免，后自尽身亡。进封南康大长公主，胡海曾经因罪而剥俸禄和良田，因为该婚事，其田俸照旧。公主为其子胡忠求嗣，后升任孝陵卫指挥佥事，进同知。正统三年去世，享寿六十六。
永嘉公主，明太祖朱元璋之第十二女，母惠妃郭氏，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郭镇。明成祖朱棣逝世，明仁宗即位，公主因为地位尊崇，与宁国公主、怀庆公主、大名公主、南康公主、含山公主、汝阳公主、宝庆公主皆进称大长公主。此后诸帝即位，公主进封长公主、大长公主形成了制度。公主请求以子郭珍嗣侯，明世宗即位，公主元孙郭勋有宠，请求为公主追谥，特赐谥贞懿。
十三公主，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三女，早薨。
含山公主，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四女，母为高丽韩妃，下嫁尹清。掌后府都督事，先公主而逝。明成祖朱棣逝世，明仁宗即位，公主因为地位尊崇，与宁国公主、怀庆公主、大名公主、南康公主、永嘉公主、汝阳公主、宝庆公主皆进称大长公主。此后诸帝即位，公主进封长公主、大长公主形成了制度。天顺六年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汝阳公主，明太祖朱元璋之女，母郭惠妃，永嘉公主同母妹，汝阳公主与含山公主同年出嫁，下嫁谢达。
宝庆公主，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女，朱元璋临终遗诏，嫔妃一律赐死殉葬，但因宝庆公主年仅三岁，特留其母张氏不死。公主的嫡兄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公主只有八岁，朱棣命徐皇后照顾其如同自己的女儿，公主长大后，姿色清丽。嫁给了当时镇守金川门的千户侯赵辉，其婚礼上皇太子亲自送公主到住处。宣德八年去世，享年四十岁。
第十七章 明齐王——朱榑[bo]
朱榑，明太祖朱元璋第七子，达定妃所生。洪武年间曾参与北征，因此以军功自傲。建文年间，因罪而被明惠帝借机削藩，废为庶人，禁锢在京城四年。靖难之变后，明成祖恢复其王位，并令其归藩，但数年后再度因行为不轨而被废为庶人，从此被软禁在南京至死。
明太祖命齐王朱榑率领护卫以及山东徐、邳诸军随兄长燕王朱棣北征元蒙诸部，又率护卫骑士出镇开平，当时，太祖已派遣颖国公傅友德调拨山东都司各卫所军队出塞，于是谕令齐王遇敌时自行作战，胜利时也不要与诸将争功。
明惠帝意欲削藩，有人告发齐王有叛变意图，于是将其召至应天府，废为庶人，与周王朱橚禁锢在一起。燕王朱棣破南京，派士兵护卫两位亲王。朱榑、朱橚不知所以，一时被来兵吓得伏地哭泣，知道真相后转而大喜。明成祖即位后恢复其封国。复封以后朱榑更为骄纵，成祖以书信召齐王相见，以共同患难的往事劝谕齐王。齐王不但没有悔改，反而阴谋畜养刺客，招异人术士作咒诅，辄用自己的护卫军来守卫青州城，又将城墙与苑邸围墙并筑，隔离外界往来，不许守吏登城夜巡。李拱、曾名深等官员向成祖上书急告变故，齐王于是将他们拘留匿藏意欲灭口。
成祖下诏向齐王索要李拱，并谕令齐王改过，当时谣传周王朱橚也要谋反，周王于是向成祖上书谢罪，成祖将周王的书信封好后出示给齐王看。齐王前往朝见成祖，朝廷大臣弹劾齐王的罪行，齐王反而厉声说道：“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时耶！会尽斩此辈。”成祖听了不悦，于是留齐王在京师府邸，着手削减其官属护卫，诛杀指挥柴直等人，并将所有被朱榑关押的人释放出来，同时搜出所造不法器具。群臣要求将负责教导朱榑的教授叶垣等也一并问罪，成祖则认为连他自己以温和的诏书规劝齐王六、七次也无法让齐王醒悟，更何况教授等人，而叶垣等早前曾自行回京告发齐王，所以不再追究。齐王被留置京城后更为埋怨，于是同年八月，成祖将其子召至京城后，一并废为庶人。
有福建男子楼濂冒名为“七府小齐王”，意图不轨，被发觉后，被押往京师，与其党羽数百人一起被诛杀。当年，朱榑与三个儿子“皆暴卒”，幼子朱贤爀被安置在庐州。齐庶人与另一支被废的谷王宗室“谷庶人”一起被迁置于南京监视，“敕守臣慎防”。后来谷庶人绝嗣，齐庶人请得谷庶人的宅院，释放的一位高墙庶人朱长毚就是朱榑的曾孙。
隆武帝认为朱榑与谷王朱橞，世代被废为庶人的处罚过重，认为应比照明太祖处罚朱文正的做法，只处罚朱文正本人，并让其子孙继嗣。
明太祖给齐王宗室拟定的二十字字辈是：“贤能长可庆，睿智实堪宗。养性期渊雅，寅思复会通。”自朱榑被废，其子孙后裔俱为庶人，史称“齐庶人”。
第十六章 明宁王——朱权
朱权，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封宁王，号臞仙，又号涵虚子、丹丘先生。封地为宁国，在靖难之役中被朱棣绑架，共同反叛建文帝，朱棣即位后，将朱权改封于南昌，并加以迫害，朱权只好将心思寄托于道教、戏剧、文学，最后郁郁而终。
朱元璋的儿子里，燕王朱棣以善战著称，宁王朱权以善谋著称。在当时的诸多藩王中，以受封于今北京的燕王朱棣，和受封于今宁城县的宁王朱权势力最强。当时受封的藩王都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的护卫军，宁王朱权就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这8万精兵包括元朝归顺过来的蒙古兀良哈部泰宁、福余、朵颜三卫的骑兵，这些骑兵英勇善战，是一个实力非常雄厚的武装力量。
此外，像宁王这样驻守边防重镇的藩王不仅统兵，还掌握着地方行政大权，必要时还可以节制朝廷派来的地方高级将领，调动大量的国家正规部队，朱元璋令宁王朱权掌握强兵猛将，镇守北边军事要塞，为的是防备元朝皇室卷土重来。
建文帝继位后，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削藩建议，并伸向了远在塞外的宁王，下旨要求宁王进京述职。宁王素以能文善谋著称，在当时“统九十余城”，管辖着东到如今的沈阳，西连如今的河北省宣化市，南靠长城，北跨西拉木伦河的大片区域，手中又有精兵8万。因此，宁王就成了建文帝的心腹大患。
面对建文帝命令赴京的圣旨，宁王立即召集谋士们商议对策，谋士们都认为此时进京无异于羊入虎口，凶多吉少。于是，宁王便抗拒圣旨没有进京，结果受到被朝延削去统帅蒙古兀良哈部三卫的处分，不过建文帝并没有将蒙古兀良哈部三卫调离宁王。
其实，建文帝心中最大的心腹之患是势力更为强大的燕王朱棣，如果燕王和宁王联合反叛，后果不堪设想。朱棣起兵造反所能调动的军队只有800多人，这么少的兵力根本无法与建文帝的平叛大军抗衡。于是，朱棣想到了握有重兵的宁王朱权。
朱棣用计劫持了朱权后，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于是朱棣没费多大周折就夺取了政权，建文帝从此下落不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朱棣称帝后，将朱权改封到江西南昌。朱棣虽然表面对朱权特别客气，临别时还亲笔题诗相送。可是，在骨子里朱棣对这位足智多谋、能力极强的老弟极不放心，不久便剥夺了朱权的实际军权。
后来又有人诬告朱权图谋不轨，朱棣便经常派密探监视他，朱权从此郁郁寡欢。多才多艺的朱权在政治上失意后，便转而在南昌筑精舍，终日鼓琴读书，经常与文学之士相往来，自号“大明奇士”。史称朱权“神姿秀朗，慧心聪悟，于书无所不读，一生致力于研读著述，最终成为明初著名的戏剧家、戏剧理论家、古琴家、历史学家、道教理论家，在戏剧发展史上是极有影响的人物。”
朱权所著的《太和正音谱》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杂剧曲谱，是中国戏曲史上重要的理论著作。此外，朱权的著作还有杂剧12种，现存《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两种；所作《神奇秘谱》收入琴曲63首；其它著述有《宁国仪范》、《家训》、《文谱》、《诗谱》、《史断》、《通鉴博论》、《汉唐秘史》、《琴阮启蒙》、《琼林雅韵》、《采芝吟》、《列朝诗集》等20多种。
朱权一生的论著可以以封居南昌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作为位尊权重的皇子，以研究历史上的政权更迭为主题，总结经验及教训以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后期，缘于对现实的怨望，朱权不再研究历史，完全脱离政治。朱权晚年亲手制做的中和琴流传于世，此琴被称为明代四王琴之首，明代四王琴按其顺序和年代的排列为：宁、衡、益、潞，传世的宁王琴海内仅此一张。据了解，由于朱权晚年学道，随葬品不多。
据说，朱权尸体腐而未溃，口含一枚金钱，体压大小金钱两行，每行六枚。此外，墓中还出土金簪、玉帛、道冠、铜暖锅和锡制鎏金器皿等物。原墓前地面有南极长生宫，造得华丽，但是毁于战事，现在仅存高大华表两只，铸有文字。解放后经多次修复，现在又将墓前砖房和墓内陈列整修一新，对外开放。
朱权的后人也继承了其祖的性格和天赋，历史上著名的清代大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就是朱权的直系后裔，朱耷也与朱权一样崇尚道教，是一名真正的道士，他修道的地方就在如今南昌市的青云谱道院。现代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撰写《文化苦旅》时，就曾经来到南昌的这个道院，用深情的笔调高度赞扬了朱耷在绘画方面的成就。
第十五章 明周王——朱橚[xiao]
朱橚，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封吴王，后改封为周王，就藩开封。因擅自离开封地到凤阳而获罪，被太祖下令迁往云南，后获准回到开封。此后三十余年间，组织编著有《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作品，对我国西南边陲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橚是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他的母亲马皇后是历史上一位贤慧的女性，对子女要求严格，尤其注重对小儿子朱橚的管教。这与朱橚后来的成长可能有某种关系。少年时的朱橚好学多材，有远大的抱负，常想着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传名后世。他政治上比较开明，到开封以后，执行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做了一些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
青年时期朱橚就对医药很有兴趣，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他组织一些学者编撰过《保生余录》方书两卷，随后着手方剂学巨著普剂方的编著工作。在流放期间，朱橚对民间的疾苦了解增多，看到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于是他组织本府的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家传应效”的《袖珍方》一书。
作为一个锦衣玉食的藩王，朱橚为什么会做这些方剂学和救荒方面的研究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朱橚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不满当时政治，时有“异谋”的人。他曾三次有“不轨”行为，除两次被贬往云南外，还曾因谋反被传讯；他之所以大力编写刊行这些以“保生”、“普济”、“救荒”为宗旨的医药书籍，表面上看不过是由于目睹当时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惨状，意在“救园救民”，实际上这是他争取民心的一种方法，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其次，做些有影响的好事以流芳后世。
他在《袖珍方序》中写道：“吾尝三复思之，惟为善迹，有益于世，千载不磨。”虽然他没有谋反成功，像他四哥朱棣那样当上皇帝，但立功留名后世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然而建文帝即位后，立刻着手削藩，削藩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周王朱橚。和哥哥朱棣一样，朱橚也不觉得金銮殿那把龙椅就属于自己的侄子。虽然比不上燕王朱棣那样在王府里私造兵器、招兵买马之类，但起码这种“异谋”也是很骇人的，以至于他的长史王翰“数谏不纳，诈作发狂”而离职——这说明周王的不臣行为已经有了实质性突破，不然王翰不至于用这种极端手段和周王划清界限。
朱橚的次子突然向朝廷举报自己父亲图谋不轨——被自己的亲生儿子举报，也够可以的了。听到这个消息，建文帝表现出了很无私的正义感，派李景隆率大军以“救急边关”的名义北上，路过开封时突然包围了周王府，把朱橚一家老小全抓到京城。建文帝给自己的叔叔还留了一条活路，下令将其发配到云南，交给沐英之子西平侯沐晟严加管束。
朱棣即位后，想起了替他挡枪子的弟弟，于是把亲弟弟从软禁的地方接回来，由于刚刚登基，需要笼络人心，朱棣恢复了朱橚的爵位，“还年俸五千石”，让他回到开封就藩。朱橚当然不是傻子，以前哥哥是藩王，一条战线，削藩削的是哥俩的藩，现在地位变了，朱棣是皇帝，再削藩俩人就是对手了。朱橚喜欢读书，尤其擅长填词赋诗，回到开封后，立刻搞了一个歌舞团送到南京，献上九章之歌和八佾之舞，歌颂朱棣的文功武德、英明神武。
第二年，朱橚到南京朝拜，又献上传说中的瑞兽驺虞。百官都纷纷上奏章、写颂词，说是朱棣的仁慈感动了上天，降下吉祥的动物。这有点类似于前几年周正龙弄的华南虎照片，但朱橚弄出个传说中的动物驺虞，居然没人敢说是造假，还纷纷赞成、歌颂。朱棣龙颜大悦，大大赏赐了朱橚。但朱棣坐稳江山后，就开始敲打这些藩王，即使是亲弟弟也不例外。当时开封在黄河边上，黄河河床高于两岸的土地，一旦决堤，就有灭顶之灾。朱棣以此为借口表示“关心”：弟弟，把你改封到洛阳吧。估计朱橚还沉迷在驺虞的祥瑞里，就随口回答：“我到开封后，已经治理过河堤，现在河堤相当坚固，洪水来了不会出问题，不需要搬迁王府，以免劳民伤财。”见弟弟这么不识趣，朱棣也就不客气了。突然有人检举说朱橚要造反。但朱棣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第二年，朱棣才把朱橚叫到京城，把举报材料拿给他看。朱橚看了材料后，彻底明白怎么回事了，赶紧低头认罪，朱棣也没有惩罚他，让他回去了。朱橚回到开封后，立刻写了个奏章，表示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当年先皇赐给的三护卫根本不需要使用了，请皇帝收回。朱棣看了很高兴，便收回了三护卫。
朱橚是第一批明代藩王，但他明显具备“枭雄型”藩王和“有为型”藩王的综合特征，在争夺王位彻底无望的情况下，他完成了其人生理想的转身，不再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而是向一名伟大的医药学家转变。朱橚家族也是明朝众多藩王中繁衍最快、人丁最盛的家族之一，同时也是文化素质比较优秀的一支。自朱橚以来，家传学问，书香永继，产生了一大批学者、文人。
如第二代周王朱有炖，博学精思，擅长书法，写有《东书堂帖》传世，是明初较著名的书法家；朱有炖的八弟朱有爌也是个勤奋好学、多才多艺的人，对诗歌、书画、骑射等，无一不精；第六任周王朱同镳的第十三子朱安戍聪明好学，广邀学者与之游，是当时宗室中最有名气的一个，曾辑著《贻后示》、《养正录》等书。
第十四章 明秦王——朱樉
朱樉，濠州钟离人，明太祖朱元璋次子，明成祖朱棣同母兄，母孝慈高皇后马氏，明代藩王，封秦王，就藩西安，为宗人令。因其在藩国多过失，被召还京师，后经皇太子朱标解劝，次年放还藩封。洪武二十八年，朱樉受父命率平羌将军宁正等人征洮州，获胜，受赏赐甚多。同年三月朱樉病死。
朱元璋曾盛赞王保保是“天下奇男子”，郑观应也把王保保和英布、王霸、张辽等一代名将相提并论，王保保有个妹妹王氏，兵败被俘后被朱元璋许配给自己的次子秦王朱樉，这就是小说中赵敏的原型。但这个“赵敏”命很苦，秦王去世，她和宁河王邓愈的女儿作为秦王的妻室，一同被殉葬，佳人早丧，令人嗟叹。不知道金庸老爷子是不是同情这位可怜的女性，才把他的赵敏写得那么机智无双、光彩夺目。
在众多的儿子中，除了长子朱标外，朱元璋最重视的就是次子朱樉，但恰恰就是朱樉让朱元璋非常失望。朱樉也是马皇后所生，比太子朱标仅小一岁，朱元璋分封诸子，15岁的朱樉被封为秦王，23岁那年来到封地西安。要知道在明朝初年，亲王的地位是非常尊贵的，“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朱元璋对朱樉委以重任，西安地处明朝的西部边疆重地，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所以秦王的地位在朱元璋分封各地的藩王中最为重要，秦王的封地也被称为“天下第一藩”。另外朱元璋还加封朱樉为宗人府宗人令，主管皇族事务。但当朱樉的死讯传到南京时，朱元璋却痛骂朱樉，说他死有余辜，罪有应得。
一般而言，祭文的内容都是赞美死者，同时表示哀悼的，但朱元璋却在写给朱樉的祭文中，痛斥朱樉的所作所为。在祭文的开头，朱元璋痛斥儿子，说他“昵比小人，荒淫酒色，肆虐境内，贻怒于天”，“屡尝教责，终不省悟，致殒厥身。尔虽死矣，余辜显然”。接下来的内容，朱元璋披露了鲜为人知的皇家秘密，这些内容完全颠覆了正史上朱樉的形象。朱元璋分条列举了朱樉的28条罪状，同时也揭露了朱樉的死因。
比如说朱樉在母丧期间，略无戚容，违反圣旨，擅自处死犯人，虐待正妃，宠爱偏妃，在宫中侮辱妇女，放纵小人入宫。还说朱樉不理政事，殴打王府官员，目无王法，超越等级，建造五爪龙床，织造后服，给偏妃穿，擅自建造郡主府，面积将近皇城一半，用烂钞去民间购物，从中获利，虐待手下军民，甚至逼迫他们卖儿卖女，出征西番时，掳掠番人幼男幼女入宫，阉割幼男，不少人因伤致死。
另外在祭文中，朱元璋还披露了朱樉的死因，说他因为虐待宫人，导致被人下毒于食物中，最终被毒死。在祭文的最后，朱元璋写到“观尔所为，古所未有，论以公法，罪不容诛”，最后表示要降低丧礼等级，用公礼浅葬。朱元璋还觉得不出气，对儿子说“俾尔受罪于冥冥，以泄神人之怒”。
即使儿子死了，但他罪大恶极，朱元璋也毫不客气，丝毫没有透露出自己的一点悲戚之色，反而觉得他是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