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曹丕诸子——曹喈、曹协、曹蕤等
曹喈，魏文帝曹丕之子。母不详，字仲雍，出生两月夭折。曹植为其作《仲雍哀辞》。
曹协，文帝曹丕的儿子，母亲为李贵人。早逝。曹协之子曹寻嗣位。
曹蕤，魏文帝曹丕之子，母为潘淑媛。魏明帝曹睿即位，立为阳平县王。改封北海王。以曹操子樊安公曹均之子琅邪原王曹敏之子曹赞奉曹蕤后，封昌乡公。
曹鉴，魏文帝曹丕的儿子，母亲是朱淑媛。立为东武阳王。当年薨逝。其兄曹睿赐曹鉴谥号怀。曹鉴没有儿子，东武阳国除。
曹霖，兖州沛国谯县人氏，曹丕之子。霖性粗暴，闺门之内，婢妾之间，多所残害。立为河东王。改封东海王。
曹礼，曹魏元城王。魏文帝曹丕之子，徐姬所生。曹魏景初、正元、景元年间，屡次增加封邑，达到四千五百户。封为秦公，封地为京兆郡。改封为京兆王。以任城王曹楷之子曹悌嗣曹礼后。改封为梁王。
曹邕，是魏文帝曹丕之子，苏姬所生。曹魏景初、正元、景元年间，屡次增加封邑，累积至四千四百户。封为淮南公，封地为九江郡。进封为淮南王。封为陈王。以任城王曹楷之子曹温嗣曹邕后。改封为鲁阳王。
曹贡，魏文帝曹丕之子，母为张姬。被封为清河王。曹贡去世，谥号悼。因无子，国除。
曹俨，曹魏广平王。魏文帝曹丕之子，母为宋姬。封为广平王，第二年逝世，谥曰哀，无子，国除。
第五十六章 被迫降魏——申耽[dān]、申仪
申耽，字义举，三国时期人物。初在西平、上庸间聚众数千家，后与张鲁通，又遣使诣太祖，加其号为将军，因使领上庸都尉。至建安末，为蜀所攻，以其郡西属。为征北将军。后耽与弟仪判刘封，复降魏，魏假耽怀集将军，徙居南阳。
申仪，申耽之弟，三国时魏将领。初在西平、上庸间聚众数千家，后与张鲁通，又遣使降太祖。至建安末，为蜀所攻，以其郡西属。封建信将军、西城太守。后申仪与兄申耽判刘封。黄初中，仪复来还，诏即以兄故号加仪，因拜魏兴太守，封真乡侯，屯洵口。太和中，仪与孟达不和，数上言达有二心于蜀，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达死后，仪诣宛见司马懿，懿劝使来朝。仪至京师，诏转拜仪楼船将军，在礼请中。
从申耽、申仪的身世看，应该是上庸、西城一带的世家豪族，在当地名望势力独一无二，当地百姓都依托于申家的庇佑，可以说申家就是当地百姓的天。申耽兄弟雄踞上庸、西城二郡三十年，可以说是汉末诸侯中，除魏蜀吴三家外寿命最久的诸侯之一，其余二人一是雄踞幽州的公孙渊，一是雄踞交州的士燮。从申耽的仕途看，他的存活法则就是依附一家势力强大的诸侯生存，所以他辗转在蜀魏二国，最终寿终正寝，可以说是诸侯中仅有的好下场。
看申耽其人，从他雄踞上庸、西城三十年，而且得保全郡，可以看出申耽其人既擅于治理百姓，还拥有精明的政治头脑，可谓达于从政，且他还精通军事，擅长领兵，综上所述可谓是文武全才。在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申耽、申仪两兄弟在内应司马懿攻杀孟达后，被司马懿所杀，理由是二人反复无常，因而不可信任，这是电视剧的虚构情节，在正史和演义原著中都没有提到，演义中描写申氏兄弟破坏孟达归蜀，而史书中只记载申仪一人，而此时申耽已亡，官至魏兴太守、楼船将军、真乡侯。
但从史书记载来看，申耽并不是一个朝秦暮楚之人，他从未实际上的投降魏国，而且心里还是向着汉室的，他之前受的封号爵位，名义上都是汉献帝赐予的，之后刘备入蜀，他又第一时间未作抵抗的投降了刘备，还把宗族妻室都送到成都担任人质，以此来表明自己的真心。至于后来降魏，是因为他的胞弟申仪，擅做主张发动叛乱而被迫降魏的，这从他投降魏国后曹丕的举动就可以看出，曹丕知道申耽与其弟不同，还心向刘备，而且他在当地的势力远非申仪可以替代，所以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只给了他一个闲职，变相软禁在较远的南阳，直到申耽去世，这说明，申耽是一位忠贞之人，始终是蜀汉的忠臣。
第五十三章 曹魏相师——朱建平
朱建平，沛国人，精通相术，于街巷之间为人相面，效果非常灵验。他精通相术，在街头巷尾给人们看相。曹操为魏公时召为郎，后文帝任为五官将。曹丕做五官将时，请他看相，朱建平说：将军寿命80，40会有小难，愿您多多保护。又说曹彪：您居于自己的封国，到57当遭兵灾，要好好提防此事。结果曹丕40去世，曹彪57岁时，犯了与王凌合谋罪，被赐死。他的妙算，都这么准确，即使是唐举，许负也比不上。时人将他与平原郡相士管公明并称为“朱”、“管”。
《三国志·方技传》里介绍了朱建平，此人“善相术”而且经常走街串巷为人相面，因有一技之长被曹操聘为侍郎。《三国志》说此人相术“效验非一”，并且举了实例。有一次，曹丕欲骑马外出，半道遇见朱建平，朱建平说：这匹马，今天必死矣，陛下何必骑死马外出，曹丕不解也未于理会翻身上马，哪曾想，曹丕身上的衣服香味刺激了马的神经，那马先是不适应继而一下子惊慌起来，回过头来对着曹丕的膝盖就咬了一口，曹丕盛怒之下抽出佩剑将马杀了，至此，曹丕才明白朱建平所说的话，其实，朱建平最擅长的还不仅是相马，他最擅长相面，据说能够断定人的生死。
朱建平以“善相术”闻名于三国时代，凡被他相过的人无一例外的都得到了验证，其中有曹操的重要谋士荀攸、太尉钟繇、兖州刺史夏侯威等。颍川的荀攸、钟繇与朱建平关系很好，荀攸先去世，孩子还很小，钟繇帮助荀攸料理家事，他想把荀攸的妾嫁出去，给人写信说：“我和荀攸曾经让朱建平相面，朱建平说：‘荀攸虽然年少，但是他的后事得托付给钟君。’我当时不以为然，于是戏弄说：‘只是把你的妾阿骛嫁出就是了。’没想到荀攸真的早死，当时的戏言竟变成真的了，今天想把阿骛嫁出去，让她找个好人家，回想朱建平的神妙，令人惊叹。就是古代相人名家唐举、许负也不能与之相比。”朱建平在黄初年间著有《原君书》后去世。
第五十章 曹丕四友——吴质
吴质，字季重，兖州济阴人，三国时著名文学家，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
吴质，喜欢文学，善于阴谋，曾一度作为曹丕的智囊，为曹丕最终被确立为太子，立下汗马功劳，可是曹丕称帝，对吴质似乎没有过多的赏赐，而且吴质去世后，皇帝给他的谥号是非常低劣的，难道曹氏祖孙三代都卸磨杀驴的主。想当年，曹操活着的时候，对待自己的儿子，本来想确立一个最有本事的人，刚开始曹操最为欣赏的是曹冲，曹冲的天资聪颖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能让山鸡起舞，他能称出庞然大物大象的重量，可惜仅仅活了十三岁，这个天才少年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曹冲死后，曹操异常难过，曹丕赶忙去安慰，不料曹操说：冲儿的死，是我的大不幸，却是二等的幸事。言外之意，如果曹冲活着，极有可能被立为世子。
因为曹丕想要做曹操的继承人，自然身边要团结智谋之士，只有这样才能与曹植抗衡，而吴质就是这样的人，谋略出众，做事低调，吴质也能写文章，因此曹植对吴质也好，曾经想拉过来为己所用。可是吴质可能看出来这个文笔高妙的二公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政治上脑残，因此婉言拒绝了曹植。而死心塌地的跟着曹丕，被曹丕称为四友，曾经为曹丕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摆平杨修。吴质做朝歌令的时候，杨修和丁氏兄弟都想让曹操立曹植为太子。曹丕很害怕，就用车子装破竹篓，让吴质趴在里面然后进府议事。杨修看见了赶忙去给曹操汇报，不过还没有去调查。曹丕那是一个怕呀，问吴质咱们怎么办呀，老头子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吴质道：怕啥？将计就计，明天再弄弄一个同样的车里面装些同样的破竹篓，杨修自然还要去告，这一次你爸爸肯定要过来调查，我们就在家里等着，那么受罪的就是他了。曹丕从其计，杨修果又作告，可是查之无人，曹丕遂无事。而曹操对曹植却大大的打了折扣。你们不仅恶意中伤，而且还和手下人狼败为奸。
其次，让曹丕演戏。一次，曹操将要出征，几个孩子出去送行，曹植为父亲写了一篇文章，希望父亲早一天凯旋而归。曹丕很木然，他知道写文章绝对不是兄弟的对手，这时吴质对他说，赶快哭，于是曹丕一把鼻涕一把泪，悲悲切切，让人动容，曹操及其左右很受感动，于是都认为曹植华而不实，不如曹丕诚实孝顺。这两件大事，奠定了曹丕的太子之位，刚开始曹丕对吴质很感动，曹丕称王，就把吴质弄到洛阳，不过吴质有点狂妄，曹丕要重用吴质，吴质自己却有缺陷，尽管他看曹丕兄弟洞如观火，可是自己却一身坏毛病：其一，出身低微，却喜欢和上层人物接触，被当时的人物讥笑。尤其是吴质老家的人，更看吴质不是东西。当时的社会是重视门阀的，像吴质这样的人如果行为不检点，很难受到重用。吴质却依仗曹操父子对他的重视，横行无忌，以致被人羞辱。
其二，不善于给同僚搞好关系，吴质给曹丕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那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属于阴谋。吴质没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功劳，也不曾披甲上阵，却屡屡羞辱大臣。黄初五年也就是公元220年，吴质入京师朝觐，文帝曹丕便让很多将军在吴质那里乐呵乐呵，这无疑是拉进吴质和自己手下大将的关系。酒酣，吴质却异想天开，想羞辱曹真。当时上将军曹真体胖，中领军朱铄则体瘦，吴质便下令召戏伶在宴上表演说肥瘦的戏话。曹真身负贵族之名，耻为所戏，便大怒谓吴质道：你要跟我兵戎相见吗？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亦道：将军必欲令上将军服肥，你即自宜为瘦。曹真愈加恚怒，拔刀瞋目而言：这个戏伶敢轻想脱身，我要斩你。遂大骂于座。吴质按剑道：曹子丹，你只不是是屠几上的肉，吴质吞你不用摇喉，咀嚼你也不用摇牙，何敢恃势而骄？朱铄便起道：陛下要我等来供你作乐吗，竟敢如此！吴质顾叱道：朱铄，你敢毁坏座席！诸将军皆还坐其席。朱铄性急愈怒，便拔剑斩地。事也平息。不过曹洪、曹真是什么人物，曹氏宗亲，且在军队里颇有影响，得罪这样的人，吴质无异于自焚。
总之，这就是吴质，一个看别人非常清楚，可是看自己非常眼拙的人，因此在曹丕做皇帝的时候，吴质的职务并不高，也没有太大的名望。吴质死后，当时为明帝曹睿给他的谥号是丑侯，可见在皇帝心目中吴质的位置。不过由于他儿子的拼命上书，最后才有所改动，谥号威侯。可见人光会耍小手段不行，还要有低调做人的风格及其自己的良好的品德。
第五十五章 开创“王学”——王肃
王肃，字子雍，东海郡郯县人，三国时曹魏著名经学家，王朗之子、司马昭岳父。
王肃，是王朗的长子，他十八岁时，跟从大儒宋忠学习《太玄》，还为《太玄》做注解，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撰《孔子家语》等以宣扬道德价值，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注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明帝还曾与王肃讨论东汉白马令李云给汉桓帝的上疏，王肃认为李云的言辞虽然有些偏激，但汉桓帝杀李云也是不宽容的表现，并不正确，还谈及司马迁，明帝认为司马迁受宫刑后，心怀怨恨写《史记》诋毁汉武帝，而王肃认为司马迁是良史之才，是汉武帝自己看完汉景帝和自己的本纪后深怀怨恨，而不是司马迁。
王肃不仅在经典的注释上与郑学针锋相对，并取得官方学术地位，同时，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为他的思想确立理论根据，他借“圣人”孔子及其子孙之口，伪造《孔丛子》、《圣证论》。这些言论虽然大多出自前人之书，看似抄录，却有不少改动，有许多他自己的话。他用圣人的话来立论，是儒家经典地位尊崇形式下的一种手段，是借圣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在《孔子家语》《孔丛子》中，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论述治国思想、方法，以及用人等重大问题。而在尊崇孔子儒学的名义下，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包含进去，成为新时代新思想的融合体，这也是王肃在学术上压倒郑玄，能够列于学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反映出经学向玄学过渡的时代思想特色。
王肃除了注释经典，伪造《孔丛子》之外，他在政治生涯中，还针对时事，频频向统治者建议，又表现出儒家入世的积极态度。王肃的学术活动不仅使人们怀疑郑玄经学的权威性，更影响了王弼、何晏等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为维护传统的儒家学说，把道家的天道观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融合到儒家中来，反映出汉魏之际的儒学向道家学说靠拢，可以说是学术风气转变的先导。
王肃曾以散骑常侍领秘书监近十年，当时魏武帝曹操置秘书令，由少府统管，此体制对发展图书事业多有不便，他出任秘书监一职后，上表认为：秘书职相比尚书、御史、谒者三台更为亲近君主，中书郎地位在尚书丞、尚书郎上，秘书郎就应该在尚书郎下，否则应该在侍御史之下，秘书郎俸禄都是四百石，升职应该等同于尚书郎，外出就应该任郡太守，这是陛下尊崇儒术的圣旨也。自王肃为秘书监后，才不属少府管理，提高了秘书监的地位，以致后世称此职为为美职。
王肃一生仕宦，为帝王近臣，身居庙堂之高，言路通天，多有奏议，屡屡议政献策于内廷，为魏政权建设功绩颇显。其治国安邦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如“轻徭役”、“安百姓”、“慎刑罚”、“重信用”、“倡节俭”、“简宫室”等等，既是当时社会状况所必需，也体现了王肃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些主张，对东汉末遭受战乱、陷于民不聊生境地的老百姓是有益的，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安定起到了作用。
曹芳被废，他以持节兼太常迎接曹髦继位，又帮助司马师平定毋丘俭之乱，再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甘露元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追赠卫将军，谥景侯。
第五十一章 主簿代兵——司马芝
司马芝，字子华，生卒年不详，河内温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魏大司农，是司马懿的同宗。
少年时是书生，到荆州去躲避战乱，在鲁阳山里遇到贼寇，同行的人们都丢下老人和弱小逃走了，只有司马芝一个人坐在那里守护老母亲，贼寇来到后，用刀逼着司马芝，司马芝叩头说道：“母亲老了，杀了我之后放过我的母亲吧。”贼寇们说：“这是个孝子啊！杀他是不义的。”司马芝因此免于被杀，推着小车把他母亲拉走了。司马芝在南方住了十几年，亲自耕种，恪守礼仪节操，司马芝与杜畿、杜袭、裴潜、王粲、赵俨等避乱荆州，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裴潜与王粲、司马芝关系最好，赵俨与杜袭“合为一家”，这些人在荆州后来几乎都被荀彧推荐给曹操，并且对发展巩固曹魏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这些人建立的士族集团，与曹操主要控制的豪强军事集团，是曹魏政权的两大支柱。士族集团主要从事行政、经济工作，与曹操躲在汉献帝的汉室背后扩充自己的势力相似，士族集团也是在曹操背后逐步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司马芝在曹魏政权也是良臣，《晋书》载：魏明帝采纳司马芝提议恢复铜钱流通，稳定国家经济秩序，他执法不惮豪强，又宽厚爱人，他的妻伯父董昭地位显赫，却也敬畏他。司马氏在三国早期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在百姓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也逐渐成为士族阶级的核心领导。
司马芝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岐继承了他的爵位，司马岐由河南丞改任廷尉正，再改任陈留相。梁郡有些关在狱里的囚徒，审案时的供辞牵涉到很多人，好几年都不能结案，朝廷下诏书指示把牢狱里关的这些囚犯，迁到司马岐所属的县里来，让司马岐审理并了结此案。当时县里的官吏请求预先置备一些狱中应用的刑具，司马岐说：“如今有几十名囚犯，他们的供辞虚伪狡诈，相互不符合，而且他们也对毒刑拷打感到厌倦了，这个案情很容易弄清，难道还要再把他们长久地关在牢狱中吗？”囚犯被押到后，在审问时，谁也不敢隐瞒和说假话。
司马岐只用一天功夫就把案子处理完了，因此，被越级升为廷尉，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尚书何晏、邓飏等人给他做羽翼，辅佐他。南阳人圭泰曾用言语触犯他们，因此被绑起来拷打，送交廷尉官署。邓飏亲自审讯，准备把圭泰判处重刑。司马岐指责邓飏说：“国家中执掌枢密机要的大臣，是王室的重要辅弼，既不能辅弼皇上的教化，形成德政，和古代的圣贤比美，反而要尽情发泄私愤，冤枉无辜的人。这不是让百姓感到恐惧不安，还会是什么呢？”邓飏十分羞愧，恼怒地离开了。司马岐终究害怕长久这样会招致罪过，就以有病为理由离职，他回家以后，不到一年就死了，享年三十五岁。他的儿子司马肇继承了爵位。
第四十三章 治理敦煌——仓慈
仓慈，字孝仁，三国时淮南人。东汉建安年间，曹操在淮南屯田，仓慈任绥集都尉，黄初末年又任长安令，官吏民众皆畏而爱之。曹魏太和年间，仓慈担任敦煌太守，安抚百姓、沟通西域、政绩卓著，深得百姓以及西域各国的爱戴。后仓慈卒于任上，人们更把仓慈的相貌画成图像，以作追思之用。西域人士知道仓慈已死，都聚集起来对其哀悼，甚至有人会以刀子割伤自己的脸庞，以表示其血诚。他们同时又替仓慈立祠，以作遥祀。
由于魏、蜀、吴三国争斗，谁都顾不上西北边郡敦煌，没有政令的约束，那里成了豪强恶霸横行的地方，他们随意兼并农民的土地，对途经此地的往来客商更是百般刁难，任意欺凌和掠夺，来往的商人，无不受到他们的疯狂敲诈和勒索，有时连性命都难保全，商人们不得不退避三舍，一度繁荣的丝绸之路顿时冷清下来，曹魏统一北方后在敦煌重新设立太守，但是受命任职的这位郡太守惧怕豪强势力，无力改变当地的混乱局面，使曹魏定敦煌以通西域的构想无法实现。
仓慈临危受命，提升为敦煌太守，他上任后一改前任姑息退让的作风，以刚柔并济的手法，来对付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有的招降，有的铲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接着，仓慈又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减免赋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和打击豪强，伸张正义；抚慰各方商旅，许诺一定保护他们的利益。老百姓从仓慈的雷厉风行中看到了希望，远避的商人们看到社会秩序的好转，又重新回来了，敦煌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丝绸之路再次畅通，比以往更加祥和。
从前所属县城的讼诉案件大量堆积，县令不能判决，多数都汇集到郡太守这里，仓慈都亲自去审阅，斟酌挑选轻重，如果不是犯了严重的死罪，只是用鞭或棍责罚后就释放了，一年当中判刑的还不超过十个人。又有一件事是平常西域各族胡人要来中原贡献财物，但各豪门大户多拦路阻断，不准过往，在和胡人买卖贩运的时候，欺骗侮辱轻视，交易是否公平也大多说不清，胡人们对此怨恨，仓慈都慰劳他们，凡是要去洛阳的，就为他们出具过关的凭证并封盖官印；想从敦煌郡返回西域的，官府给他们公平换取钱物。常常用官府现成财物和他们进行交易，还派官吏和百姓在路上护送他们，因此老百姓和各族胡人一起称赞他的品德和恩惠。
几年后仓慈死在官任上，郡里的官吏和百姓悲伤痛苦好像死了亲属一样，用画图绘制他的形象，怀念他生前的容貌，等到西域的各族胡人听到仓慈的死讯，都共同聚会在主管西域的将军戊己校尉，和当地官长的驻地举行吊唁活动，胡人放声大哭，有的用刀划破面容，以表明出自内心深处的诚意，还为仓慈建立祠堂，在遥远的西域共同祭祀。
第四十四章 曹魏名守——刘靖
刘靖，字文恭，豫州沛国相县人，扬州刺史刘馥之子，在魏历任黄门侍郎、庐江太守、河内太守、尚书、河南尹、大司农、卫尉。为政举措初显琐碎，但最终能给老百姓带来便利，有其父刘馥的遗风，后来，刘靖为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开拓边守，屯据险要，兴修水利，使百姓获利，去世后被追赠为征北将军，进封建成乡侯，谥曰景侯。
刘靖的父亲刘馥，在任上出色的政绩源于跟魏武的一场际遇，十几年后，魏移汉祚，刘靖从皇帝的跟班外放庐江太守，踏上父亲治下的故土，所历之处，悠扬的水花，清韵的稻香，琅琅的书声，在田埂或水井处听老人娓娓诉说父亲的德政，不过刘馥做官所挣的最大财富大抵是扬州百姓的富足与安康，刘靖耳濡目染，在庐江治理上沿用其父的富民之术、为政之道，皇帝下诏表彰他能够在父亲的基业上负担重责，得到皇室的肯定，刘靖的仕途变得一帆风顺，入作纳言，出临京任，即迁为尚书，进入台阁议事，又出为河南尹，成为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期间皇帝的侍从应璩写信赞誉刘靖，说他的政干超过以前的名京兆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王骏等人。
刘靖的理政风格初看琐碎不明，其实是面面俱到，最终收益的是老百姓，很有他父亲的遗风，在经历母丧，双亲俱故的悲痛之后，一度去官的刘靖被朝廷擢升为九卿要职，有意思的是他这个大司农兼任卫尉，留于任上的著名事迹却无关乎农业和卫戍，而是要求整顿高等学府的教育工作。黄初五年，魏文帝曹丕在洛阳恢复两汉的太学，置博士以传授经学，二十多年过去，太学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刘靖书陈述儒训之本，提议严格儒学教育，他认为太学教育成效不显著，主要因为教授水平不高，学生上学不是来研究学问，是为了逃税避税，那些名门子弟耻与为伍，不愿入太学学习。
对症下药，刘靖提出解决方案：高选博士，教授资格要严；强制令高干子弟按龄上学；明赏罚，禁浮风。希望能够整顿太学课督不严，学风浮华的问题，不过朝廷并没有采纳。接着刘靖迁为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成为封疆大吏，手握兵权，迎来仕途和事业的高峰，正是在驻守蓟城的这段时期，刘靖展露军政兼优的才干，成为一代名守。他认为，“经常之大法，莫善于防守”，而防守的基本政策就是“使民夷有别”，这也符合他一向的儒家理念：德政理民、经学化民，严格遵循孔丘的华夷之分。于是他一方面，开拓边守，屯据险要，用军事守备达到防守的功效。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推广军屯，实行屯垦戊边，寓兵于农的政策。同时要别民夷，必须足民食，伴随着兴修水利，灌溉稻田。
为此刘靖在公元250年，兴建了当时蓟城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戾陵和车箱渠。步入晚年的刘靖将军为了百姓的殷富，在北地的朔风声中，亲自登上梁山，观察地形，勘察漯水。他派遣部下丁鸿率军士千人，在选定的地址上修筑了戾陵主堰，此堰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步，因在戾陵附近，故而得名。在戾陵水门，下接一条引水干渠，因形似车箱，故名车箱渠。通过车箱渠分出一部分河水，平地导流，注入蓟城西北的高梁河，再沿高梁河西岸开支渠，以达到灌溉农田，发展水稻生产的目的。
这是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也可以说是一件功在千秋的政绩。它在山洪爆发的时候可以用来防洪，山洪乘堨东下，免遭山洪侵害。在平时则用以灌溉稻田，取得丰硕的财政收益：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同时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提高了水稻的产量：三更种稻，边民利之。这里的三更种稻，个人理解绝不可能是一年种三季，蓟城的地理纬度决定这是不可能的，大抵是因为水利发达了，可耕田增多，通过轮作休耕，养地的方法来提高粮食产量。刘靖死在守卫边防的岗位上，时为嘉平六年。
他儿子刘弘是西晋著名的大臣，达于政事，在荆州驻守时期亦成一代名守，百姓追思，看来名守也能遗传，也算一门三杰。
第四十二章 卞皇后弟——卞秉
卞秉，字不详，琅邪开阳人，出生于齐郡，家世贫寒，年少就失去双亲，依靠姐姐在娼家卖艺养活。魏武帝曹操卞皇后弟。以功封都乡侯。黄初七年进封开阳侯，邑千二百户，为昭烈将军。
卞夫人对自家兄弟格外严格，卞秉一直追随曹操南征北战，也颇有战功，然而曹操为了杜绝悠悠众口，只封其为别部司马，一些军功逊于卞秉的人却都封侯升官。对此，一向低调的卞王后有些不满了，曹操对此解释，正因为卞秉的特殊身份，所以不能封他太大的官爵，卞夫人无奈，转求丈夫多赏赐弟弟一些财物，但曹操却提出卞夫人可以暗地接济，但决不能公开赏赐。卞夫人聪慧过人，此言一出，她便不再要求什么了。卞氏一门自曹魏建国始，显赫无比；据统计，卞氏一门出了三位皇后，七位侯爵，并伴随着魏国的建立至灭亡，可以说，卞氏一门既是魏国兴衰的见证人，也是曹氏皇族长达八十三年的最忠实盟友。
卞秉在文才上，是有一定学识的，这从他教育出卞兰这位曹魏文学家上就可以看出。在武略上，是颇通军略的，一从他自年轻时就跟随曹操南征北战，还立下了让曹操不得不晋封他爵位的功绩可以看出；另一方面，从他一生的仕途都在军中任职也可以看出；但他在军事上的才干并不突出，这从他一生没有太大名气、曹操不晋升他官职可以看出。卞秉为人严谨，性格和顺正直。根据有三：一是他自幼丧父母，是由日后以贤良淑德的卞皇后带大的就可以推断出他的品性；二是从他一辈子都为官谨慎，没有因为姐夫的权势触犯任何法律，加上从没因为曹操没升他的官职有丝毫怨言可以看出；三是从他与品行俱佳的外甥曹丕关系亲密，还有培养出的儿子卞兰为人正直也可以看出。
第四十一章 权势益重——孙资
孙资，字彦龙，太原中都人，三国时魏国重臣。三岁时父母俱亡，为兄嫂所养。在曹操手下历任县令，参丞相军事，于魏国初建之际与刘放俱任秘书郎。曹丕继位后，魏改秘书为中书，孙资任中书令，同中书监刘放一同掌握机密。曹睿继位后，刘放、孙资二人更加被宠信，不断加官进爵。曹睿病危时，原意招燕王曹宇为大将军，同夏侯献、曹肇、曹爽、秦朗等人辅政，曹宇推辞，刘放、孙资趁机称曹宇能力不足，大赞曹爽，又力劝曹睿招回司马懿共同辅政。最后，曹睿独召曹爽、司马懿、刘放、孙资同受诏命，而免去曹宇、夏侯献、曹肇、秦朗的官职。曹芳在位去期间，孙资以年老让位，不久病逝。
孙资三岁丧双亲，由兄嫂抚养成人，长成后入太学，同郡人王允赏识其博学多才，举荐为县令。曹操任司空时，曾征辟他为官，恰巧此时孙资的兄长为人害，刺杀仇人后携家眷避居他乡，不能赴任。后来，孙资在友人贾逵的劝说下出仕，历任功曹、县令，参丞相军事，曹氏集团首要谋臣、尚书令荀攸曾赞叹道：“北方承乱丧已久，谓其贤智零落，今日乃复见孙计吏乎！”不久，曹操上表任命孙资为尚书郎，但孙资以家境困难回到河东。
从黄初元年至景初二年，孙资与刘放掌权几近二十年，尤其是明帝在位的十余年间，处理日常政务、出师用兵等大小事，都由他们二人亲管。朝廷决议大事，也经常让他俩决断是非，择定而行。中书省的权力极大，官员们一听“中书”之名，都奉行不敢违背，于是中护军蒋济上书，认为他们权力太重，且每日侍奉皇帝左右，应该加以提防，避免出现“恶吏专权”之弊端，明帝不听。征东将军满宠、凉州刺史徐邈领兵在外又位高权重，经常受到诋毁，而孙资据理力争，说明他们平常的作为，使其不受猜疑。满宠、徐邈可保持功名，有赖孙资帮助。田豫等人曾经毁谤孙资，孙资却不以为意，之后田豫等人感到惭愧，要求和解，孙资同意，并且令长子孙宏娶田豫之女，并照顾年老在家的田豫。
明帝卧病在床，打算安排后事，想以燕王曹宇、领军将军夏侯献、曹爽、顿骑校尉曹肇等宗室大臣辅政。夏侯献、曹肇对孙、刘二人长期专权早心怀愤恨，曾指着大殿前的一棵鸡栖树借题发挥说，“这也太久了，看他们还能活几天！”孙、刘闻知，非常惧怕，决心阻止他们掌权。一日魏明帝准备让曹宇以大将军名义辅政，曹宇照例谦辞推让，明帝问进入卧室的孙资和刘放：“燕王应该如此吗？”孙、刘二人回答：“燕王知道自己能力不行，所以才推让。”明帝问：“谁可承担此重任？”当时只有曹爽在旁，二人知道他无能，遂异口同声地说：“曹爽能行！”曹爽紧张得汗流满面，不知所措，被刘放踩了一脚示意，赶忙跪下谢恩。二人接着又推荐应当召司马懿共同辅政。明帝听从其建议，决定由曹爽、司马懿辅政。但又认为曹爽软弱，司马懿阴狠，不放心把权力交给他们，下令停止先前所议之事。孙资、刘放再次见明帝，力主下令维持原议。明帝只得同意。孙、刘二人要明帝立刻下诏，明帝推辞说：“我疲乏极了，不能写字。”刘放遂抓住明帝的手，勉强写下诏书，于是出宫当众公布，罢曹宇等人官职，不得在宫中停留。曹爽、司马懿掌握朝政。
第二章 被帝改名——令狐愚
令狐愚，字公治，太原人。原名浚。王凌的外甥，令狐邵族子。黄初年间出任和戎护军，后任曹爽府长史、兖州刺史。嘉平年间，与王凌一起密谋废除曹芳，共立楚王曹彪，事未行而病卒。嘉平三年，公元251年。事泄，王淩服毒自尽，与此事相连者，皆夷三族。王淩及令狐愚被开棺暴尸三日，亲土埋之。
令狐愚本名令狐浚，是曹魏弘农太守令狐邵的族子。令狐浚在平民时，就常有远大的志向，众人说令狐浚一定会让令狐家族发扬光大，唯独令狐邵认为：“令狐浚性情不受拘束，不加强品德修养而自高自大，一定会让家族灭亡”。令狐愚听说了令狐邵的话，心里很不服气。等到令狐邵担任了虎贲郎将，而令狐愚也已经做官，担任过了许多官职，干的工作都很有名气，被人称道。令狐愚来看望令狐邵，趁机一件件地夸耀，隐约地讽刺令狐邵说：“当年的时候，听说您认为我成不了大材料，我现在到底怎么样呢？”令狐邵看了他很长时间，却不回答。然而私下里对他的妻子、孩子说：“公治的性情、气度还是和过去一样。从我的眼光来看他，最终一定会破败灭亡。只是不知到我是否能活的久，受他的牵连？或许将会牵连到你们了！”黄初中，乌丸校尉田豫讨伐胡人有功，小小违反节度，令狐浚以律法制裁。曹丕大怒，将令狐浚戴上镣铐，拘禁起来，免去官职治罪。下诏：”令狐浚何其愚蠢！“从此，将令狐浚改名为令狐愚。及后在正始年间当上了曹爽的长史，后来出任兖州刺史，驻屯平阿，与其舅王凌一起统兵于淮南。政变失败后，令狐愚和王凌被开棺和曝尸三日，烧了印绶朝服，不用棺椁就此埋掉，并夷三族。兖州武官马隆则自称令孤愚的家客，自行出资为其殓葬，更为其守三年丧，种植松柏。此举令到兖州其他士人都感到愧疚。
第四十章 八分书法——梁鹄[hú]
梁鹄，字孟皇，生卒年不详，安定乌氏人，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灵帝时，以善书法官至选部尚书。于时曹操欲为洛阳令，鹄以为北部尉。鹄后依刘表，及荆州平，曹操募求鹄。鹄惧，自缚诣门，操署军假司马，使在秘书，以勒书自效。魏宫殿题署，皆鹄所书。梁鹄经历三国初年的兼并和战乱，官场的得失早已付之东流，他留下的翰墨碑刻却经久不衰，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笔。
提起梁鹄，主要是基于他的书法造诣，他从师宜官习学书法，擅长篆字，是汉灵帝的宠臣之一，曾经还担任过选部尚书。当初作为选部尚书，梁鹄将前来拜谒的曹操、蔡瑁拒之门外，并没有考虑曹操企望洛阳令的要求，时过境迁，中原动荡他又只好厚着脸皮来到荆州避难，所以曹操才会说“闻今在此，哪得面目见卿耶？”他怎么还有脸面见你呢？当然说归说，做归做，曹操终究没有像对待桓邵、边让那样对梁鹄进行报复，而是给予了他不错的待遇，其原因就是梁鹄的书法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云：“梁鹄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
当时曹操聚天下书法英才于许都，其中如师宜官、梁鹄、钟繇、邯郸淳、韦诞等，皆精八分书，但曹操独爱梁鹄书，常将梁鹄书迹悬于帐中，或挂于壁间观赏，认为梁鹄的书法在气势上要胜过师宜官，因此曹操宫中的题署多出自鹄之手。如果将梁鹄的字与邯郸淳相比，“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尽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历代书评曾有：“孟皇功尽笔势，字入帐中”；“太祖（曹操）忘寝，观之丧目”的美誉，可见曹操对他书法痴迷的程度。
梁鹄的书迹流传下来的极少，传说王羲之学书时，曾赴许昌访得梁鹄、钟繇墨迹，据传有的名碑为梁鹄所书，其中《隶释》称《鲁孔子庙碑》是曹植文，梁鹄书。康有为也认为此碑是鹄所书。宋欧阳修在《六一题跋》中说：《魏受禅碑》世传为梁鹄书，颜真卿又以为钟繇书，莫知孰是？”至于《魏公卿上尊号表》，唐贤多传为梁鹄书，今人或谓非鹄也，乃钟繇书耳，未知孰是也？也有将《受禅碑》说成是王朗撰文，梁鹄书丹，钟繇刻字，故又称三绝碑。
梁鹄不是一个政治评价高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因为书法才被汉灵帝重用的，属于幸进宠臣的范畴，而那个被人拒之门外的曹操，与我们在《三国志》中所见到的传统意义上的曹操不同，并非是行刺张让、嬉戏无度、与人抢亲的那个人物形象。
第三十七章 酒泉太守——苏则
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魏东平相。少年时就以学问操行闻名于乡里，被推举为孝廉和茂才，朝廷征召他去任职，他都没有应召，后来从家里出任酒泉郡太守，调任安定郡、武都郡太守，所在的地方都传颂他的威名。
曹操征伐张鲁，经过苏则所管辖的郡，见到苏则，对他很欣赏，命他担任部队的向导，打败张鲁以后，苏则平定安抚住在下辩一带的各氐族部落，打通了河西走廊。后又转任金城太守，当时金城吏民流离失所，饥饿贫乏，苏则内抚百姓，外安羌、胡，用得到的牛羊来养活贫困的老人，并与百姓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数千家流民皆归。于是，苏则发布禁令，敢于触犯者即斩，服从教导者必赏，当郡内逐渐安定下来，苏则又亲自劝导百姓耕田种地，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由此，归附者日益增多。
陇西郡的李越发动叛乱，苏则率领羌人等胡人军队包围了李越，李越请求投降，曹丕因他的功绩命苏则加任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后朝廷征拜苏则为侍中，与董昭是同僚，有一次，董昭枕着苏则的膝盖睡觉，苏则把他的头推下去，说：“苏则的膝盖，不是佞人的枕头。”当初，苏则同临淄侯曹植，听说魏氏废汉自立，都穿上丧服为汉朝悲哀哭泣，曹植的表现曹丕听说了，却不知道苏则也同曹植是一样的态度，曹丕在洛阳，有一次从容说道：“我顺应天命当了皇帝，却听说有人哭，为什么呢？”苏则还以为是对他质问，胡须都竖立起来，要正颜厉色地辩论，侍中傅巽连忙掐着他说：“不是说您。”这才挡住了他，文帝问苏则说：“前些时候攻破酒泉郡、张掖郡，和西域互通使节，敦煌郡献来直径一寸的大珠，还能不能再从市场上买到呢？”苏则回答说：“陛下如果能把国内治理得和睦融洽，使德化流布到沙漠地区，宝珠就会不求自来;如果求了，然后得到，那么也就算不得珍贵了。”曹丕听了，默默无语。
后来苏则陪同曹丕帝打猎，槛圈设置不牢固，被鹿撞破逃走了，曹丕大怒，脚踩胡床拔出佩刀，把有关督吏都抓起来，要处死他们，苏则跪地叩拜，说：“臣子听说古代的圣王不因为禽兽而害人，现在陛下正推崇唐尧的教化，却因为打猎的游戏要杀死很多吏员，愚臣认为不能这样，以死相求！”文帝说：“您，是正直的大臣。”便把那些督吏全部赦免，然而苏则也因此被曹丕忌惮。
第六十一章 著《人物志》——刘邵
刘邵，字孔才，魏朝广平邯郸人，学者。受诏搜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纂为《皇览》。又与议郎庚嶷、荀诜等共同制订律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魏废帝时，专事执经讲学。所著《人物志》是古代人才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与古代人才学的关系，犹《文心雕龙》之于古代文论，可谓空前绝后的巨著。以专篇方式讨论“英雄”，并在全书其他多篇中也涉及“英雄”，这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尚属首次。刘邵对“英雄”问题的研究及对“英雄”概念内涵的精辟阐释，具有创举和系统总结性质，代表了魏晋时代“英雄”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中国思想史上，刘邵首次从语义发生学角度阐释“英雄”概念。《英雄》开篇指出：“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揭示了特选以自然界之“英”与“雄”搭配铸成“英雄”概念的必然理由。古代人物品格褒词的语义生成，多遵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主要从人和自然两大方面取法。早期一些人物品格褒词较重凸显人的原始本能与兽性力量，而在演化过程中，重视人文进化成为重要趋势。如“圣贤”概念就特别强调文明化育。而在“圣贤”观念深入人心的封建时代，“英雄”一词虽也取法自然，但却不选取自然界某种具体的植物如桃花、杏花，或某种具体的动物如虎、豹等，而是直接以具有概括、抽象性质的指称自然的“类”概念，即植物界的“英”——“草之精秀者”，与动物界的“雄”——“兽之特群者”搭配为喻，强调“英雄”就如同植物界与动物界的杰出代表“英”与“雄”可为自然界的最高层级代表一样，是中华民族最高层级的全面代表的意义。可见，“英雄”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超越早期视自然物为恐惧、神秘的认识阶段，由与自然的对立关系逐渐走向亲和，表现出相当自信的产物。至于“英雄”概念的语义蕴含与现实“英雄”人物往往具有矛盾性，正好说明这一概念的创造者以理想眼光看待“英雄”，期望在“圣贤”概念已趋衰微，无能为力的时代，“英雄”能够真正安世济民，创造天人亲和、文明昌盛的太平盛世。
从推崇兼善型人才与封建王朝以“文武”立国的思想观念出发，强调“英雄”概念的核心内涵是：具备“文武”兼善的全面性能力。刘邵指出“英雄”是一个完整概念，“英”与“雄”二者不可或缺，不能割裂开来看待：“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互相各须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他并采取极为严密的反、正括论，正、反分论的论述方式，详尽阐述何以如此的原因。首先以反论方式指出反、正括论。
刘邵还以实例系统归纳“英雄”的四种类型。即以“必聪谋能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的张良和“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的韩信分别作为偏重于“英”和偏重于“雄”的两种人臣“英雄”典型，以体现在维护封建王朝的前提下，希望“英雄”以其“文”、“武”才能做帝王的股肱之臣的普泛文化心理；以刘邦、项羽作为“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的两类创业“英雄”典型。当然，刘邵也有意回避了“英雄”与天命、道德的关系问题。一是衡量“英雄”自以才能为标准。二是避免触及现实敏感的天命有无问题，也就是创业“英雄”改朝换代的合法性问题。
考虑到刘邵写作《人物志》已在由曹爽专权的齐王芳正始时代，卧兽司马懿正虎视眈眈，弱主危臣的曹魏政权又走到了与汉末依稀相似的情境，一个新的历史轮回又将重现。如以刘邦为“圣贤”，不但会使人联想到创业“英雄”曹操大成问题的出身背景，也会为新的政治强人提供颠覆政权的口实，作为惯看汉末三国政治风云谲变的曹魏老臣，刘邵岂有忧虑乎？而无论刘邵怎样回避，如果“英雄”实力直逼“圣贤”，其与天命、道德的紧张关系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就是无法回避的。
汉末魏初是社会思潮的转变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衰落，出现了儒、道、名、法竞起与合流的趋势。又因为曹操重刑名，更促进了名家和法家思想的流行，使得人物品题“月旦评”由对具体人物的评论，发展到人物才性高下标准问题的讨论。刘劭用道家的“无名”解释儒家的“中庸”，表现出儒、道合流的倾向。他的思想是汉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中间环节。
第五章 牛继马后——牛金
牛金，初为曹仁部曲将，周瑜军数万人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曹仁登城望，乃募得三百人，遣牛金迎战。但对方兵力较多，牛金遂被围困。曹仁亲自杀入阵中救出牛金。司马懿使牛金轻骑饵诱蜀军，刚交战诸葛亮就退兵，追至祁山。蜀将马岱入寇，司马懿遣将军牛金击退，斩千余级。公孙渊反，司马懿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洛阳，后平定辽东。及曹爽诛，牛金为曹氏旧将，且功高，为司马懿所忌，鸩杀之。
牛金首次出场，应该是《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第九》中的，“瑜将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将牛金逆与挑战。贼多，金众少，遂为所围。”试以周瑜挫曹操于赤壁，携战胜之威，而牛金却敢以寡兵与之相对垒，不可不谓之勇也。
牛金第二次出场，则在《晋书帝纪第一》中的“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诸葛亮出兵数，各家纷争不断，但保守估计也应该在五万左右，按诸葛亮集载禅三月下诏，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诸葛亮四伐时虽不及一伐之多，而且诏书往往夸大其辞，如资治通鉴中“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但曹魏在赤壁之战时20万众应该是有的“，”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周瑜传》可以明之，因此诸葛亮四伐时5万数目应该是比较贴近的，然而牛金本是诱敌之人，却敢以轻装的骑兵与诸葛亮交兵并将其击退，不可不谓之勇也，按轻骑轻装的骑兵《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十年》：“举先遣轻骑挑战，贼见其众少，争出寨西击之。”可明轻骑之用。
牛金第三次出场，则同样出现在《晋书宣帝纪》中蜀将马岱入寇，帝遣将军牛金击走之，斩千余级，武都氐王苻双、强端帅其属六千余人来降。
于此三次出场皆可见牛金武勇和能力，而其官拜后将军也是其能力证明，而于三国中封后将军，不过朱灵、文聘、曹洪，黄忠等数人而已，而朱灵，文聘曹洪黄忠等人皆有传纪可明，而牛金则无传传于后世，岂不奇哉怪也，当时有一本流传很广的谶书叫《玄石图》，上面记有“牛继马后”的预言，司马懿又请星象家管辂占卜子孙运势，管辂占卜的结果与《玄石图》不差毫厘，司马懿不解何意，后来他位居太傅之职，权倾天下。司马懿忽有所触，想起“牛继马后”的预言，心里十分忌讳，怕牛金将来会对子孙不利，就派人请他赴宴，酒中下毒，牛金为人坦荡，没有提防之心，“饮之即毙”，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送了命。
然而“牛继马后”最早出于东晋孙盛所著的《晋阳秋》，虽然“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但因犯了时讳，而不得不送往前燕，而晋书又卖了一个大萌，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俊，而前燕为了诋毁东晋所谓正统性，与东晋争夺正统性而犯了时讳，而又有良史之名晋阳秋正好提供一个让前燕一个给东晋泼脏水的机会，而添加一个莫须有牛继马后是大有可能的。
至于魏书魏收中的《魏书·列传第八十四·僭晋司马睿传》：僭晋司马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初晋宣帝生大将军、琅邪武王伷，伷生冗从仆射、琅邪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因冒姓司马，仍为觐子。由是自言河内温人，敌国之书，可笑而不值得一驳也。而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牛继马后”可靠性不大，既然“牛继马后”可靠性不大，实在想不出神马理由会让宣帝杀自己得力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