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二十五章最憋屈的三件国之重宝
插上电源后，陈文哲能看到有工作人员，分别拿起超声洁牙机及刻字笔，开始演示如何去锈。
刻字笔刀头触碰之处，厚厚的绿锈脱落，青铜器纹饰清晰地再现出来。
看着十分简单，也容易上手。
可只有看到本质的陈文哲才清楚，在这驾轻就熟当中，是无数的努力和汗水。
除锈，有很多种方法，其实想要用好哪一种方法，都不太容易。
以前老一辈人用化学药水除锈，这一传统的除锈方法，王琛至今还在沿用。
但是如果掌握不好，容易将器物表面及纹饰损伤。
虽说现在可以用机器除锈，但不管用什么办法，细致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不能马虎，既要除掉锈质，又不能损伤文物。
文物修复的任何一道流程都是繁琐的，尤其是补配环节，更需要精益求精。
文物修复就得修旧如旧，有些文物缺这个少那个，你得补配上。
在进行补缺配件时，要求天衣无缝，不能有任何将就的心态。
比如有的青铜器，缺一耳或一足，得按照古代的浇铸方法铸出青铜配件。
需要多少铜、多少锡及多少铅，按比例铸出配件，一点都不能马虎。
修旧如旧，最后新修复的地方，还得做旧。
而这反而是陈文哲的拿手好戏，不用多看，多研究！
王琛当年可是年轻人，他从父亲手里接过这门技艺，在南河博物院从事文物修复工作，至今已经持续了36年。
他的修复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他的心目中，父亲不是保守的人，因为他的正式徒弟就有20多个。
这些徒弟分散在国内各地，大多从事文物修复工作。
现在，王琛考虑更多的，也是这门技艺后继乏人的问题。
2013年4月，经组织安排硕士研究生秦志芳和戚军超拜王琛为师。
秦志芳专门学习青铜器、金银器、玉器、陶瓷、三彩、釉陶、骨器、木漆器文物的修复技术；
戚军超学习各类白陶、红陶、灰陶、彩绘陶器等文物的修复及方案的编制工作。
可以说，这一次陈文哲真是赚大了。
通过回朔王琛的工作，他学到了太多修复工艺，这种工艺，在外界是很难见到的，就不要说学习了。
有一搭无一搭的回朔一件彷品，他还真没想到，能够得到这么多传承。
像是他这样的，想要学习找不到门路。
而有些人得到了学习机会，却不会珍惜，这就是现代很多传统技艺面临的困难。
比如文物修复事业，这是一项非常磨练人意志的工作。
首先你得热爱文物事业，对文物要有感情，并对祖先遗留的传统技艺心存敬意；
其次得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学；
只有做到这些，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勤学苦练，最后才能学到精湛的文物修复技艺！
可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有那个时间，肯定不如看看小视频上的小姐姐跳舞，那多有意思？
“宝贝啊！”陈文哲忍不住出手抚摸那件铜禁。
这就算是一件彷制品，对于陈文哲来说，也是绝对的宝贝。
“哈哈，我就知道你会喜欢。”李金鲤笑着道。
“这种宝贝，你从哪里弄来的？”陈文哲好奇的问道。
“肯定是买不到的，能从那些博物馆中买到的旅游纪念品，肯定都是样子货，像是这样的高彷，肯定得有一定的关系。”
李金鲤稍微解释一下，陈文哲就明白了。
他的博物馆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式开业展出，但是已经是名声在外。
毕竟他进关等级的那么多国宝级文物，对于行内人来说，肯定不是秘密。
所以很多有想法的博物馆，特别是一些大型博物馆，都想着看看是不是有合作的机会。
买不到东西，能够借一批过去展出也是好的。
其中不止是有南河博物馆，像是大海市博物馆、故宫博物馆、国家博物馆、都有意向合作。
既然要合作，购买一些非卖品，也就不是问题。
“这东西我也看过，谁能相信，刚开始挖出来的时候，都碎成渣了？”张一杰有点感慨的道。
郑宇抬杠道：“没这么夸张，只不过是碎了，又没有少点东西，重新组合起来，不就是拼积木嘛？”
“你拼一个给我事实？”
张一杰指着做工复杂到爆的云纹铜禁，笑着道。
“我自然是不行，文哲肯定可以。”郑宇无耻的道。
“文哲可以，但是哪里来这种宝贝让他拼？”
曹庆春倒是一脸向往，可惜这是白日做梦。
“像是这样的破烂，国内有不少吧？”李金鲤看向陈文哲。
陈文哲还真知道不少，可惜那些破烂都在等着修复。
比如南河那边，就有很多国宝级的青铜器等待修复。
这种东西，就算是碎成了渣，也不可能拿出来卖，只能是放在仓库里吃灰，等待恢复如初的机会。
“这些国宝还真够憋屈的。”郑宇撇了撇嘴道。
“还有比兮甲盘更憋屈的？都被砍了足，当做煎饼档了。”曹庆春笑呵呵的道。
“其实，还真有几天几件一样惨的国宝！”陈文哲也开始跟自己的这些同学胡说。
“真的？你举几个例子说说，我们还真是很好奇。”郑宇道。
陈文哲一愣，还要真说？
真说他也不怕啊，以他的学识，随便具几个例子还不简单？
既然说到了兮甲盘，那我国文物史上最憋屈的三件国之重宝，就不能不提。
它们分别被用来腌过菜、烙过饼、当上下课铃敲过。
现在知道了详细情况，肯定是令人惋惜痛心。
但是，要是这些东西没用，还不知道会落到什么下场呢！
好在最后都被发现，重新收藏保护了起来！
比如渎山大玉海，它就被用来腌过菜。
神都北海团城承光殿前，有一座蓝色琉璃瓦的石亭叫玉瓮亭。
亭中汉白玉的石座上，放置着一个元代大酒瓮。
这件大酒瓮堪称我国体积最大的传世玉器，它就是渎山大玉海。
“渎山大玉海”又名“大玉瓮”、“酒海”。
它高0.7米，口径1.35～1.82米，最大周长4.93米，重约3500公斤。
渎山大玉海的“渎山”二字，通假“独山”。
第一千四百二十六章镇国玉器之首
独山在南河南阳的西北，是我国传统的玉材产地。
独山玉和疆省的和田玉、辽省的岫玉、北湖的绿松石一起称为“华夏四大名玉”。
“渎山大玉海”相传是元二年（1265年）元世祖忽必烈为犒赏三军而制。
它由一整块黑质白章的巨型玉石凋刻而成，周身凋刻波涛汹涌的大海。
在海涛之中，又有龙、猪、马、鹿、犀、螺等神异化动物游戏其间。
整体略呈椭圆形，内里被挖空，可储酒30余石，大约相当于三千六百瓶一斤装的白酒。
元朝灭亡后，元大都的宫殿大多被拆毁，放置大玉海的广寒殿，却被幸运地保留下来。
明万历七年（1579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广寒殿失火，继而倒塌，“渎山大玉海”被紧急转运到了皇家的御用监。
御用监是专门制作宫廷器玩的地方，清代时改为道观，名真武庙。
道士们不知它的来历，将它作为腌菜缸使用了100多年。
直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真武庙重修时，道士们才发现石钵实为玉制。
于是他们将菜掏出，清洗干净，在里面储水，并放入山石，置于观音大士前，以示南海普陀之意。
乾隆年间，赐居在这一带的翰林院学者来庙里游玩，看到这一不凡的玉钵，认为绝非民间的器物。
他们翻寻资料，反复考证，惊喜地发现这就是丢失数百年的元代广寒殿前的大玉海。
于是报告给乾隆皇帝，通晓历史文物的乾隆喜出望外，于乾隆十年（1745年）命内务府拨银十万两买回玉钵。
但他没有同时移回底座，而是另刻汉白玉底座改置玉钵，一同置于北海团城承光殿前。
“渎山大玉海”是现存最早的大型玉器，且在我国传世至今的数十万件玉器中，它是唯一一件可以辨认的蒙元时期的玉器。
公元1271年忽必烈才定国号为元，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就是这件大玉器的制作时间。
可以说，这件大玉海的制作时间，已经算是十分精确！
所以说，从元代以来，这件大玉海在历史上都算是流传有序。
元明清三代都有历史记叙，是当之无愧为“镇国玉器之首”！
可以说，这件庞大的玉器，传奇性十足。
而除了兮甲盘、大玉海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国宝，就是努尔哈赤云板，它则被用来当过铃敲。
努尔哈赤铁质云板，铸造于后金天命年间，距今已有380余年的历史。
云板作为八旗官兵守边报警的工具，以及后金宫廷内传递信息的器具，为维护其政权稳定发挥过重要作用。
努尔哈赤云板全板为生铁一次浇铸而成，全高55.5厘米，厚1.2厘米，重12.5千克。
上、下部分均呈云朵形状，板身为长条形。
云板上部有一圆孔，为穿系挂绳所用，一面铸纹较少，仅在下部云头内铸有少量花卉纹饰；
另一面上下云朵表面铸卷草花纹，云头内各铸有一朵凸起花卉，两面下部中心均为圆形敲击凸点，周围饰有花瓣纹。
板身中部一面铸有汉文文字，右侧为楷书双勾体“大金天命癸”，左侧为楷书阳文“亥年铸牛庄”。
两行字底下，有楷书阳文“城”字。
努尔哈赤时期所有的云板，全部都是用生铁来炼造的。
这种云板非常容易生锈，而且特别不容易保存。
因此努尔哈赤时期的云板，价值非常高。
意想不到的是，让专家们苦寻多年未果的云板，最后竟在一所小学中被发现。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地的人们因为并不清楚这块云板的来历与价值，因此只是将它当做学校上下课的铃铛来敲打。
努尔哈赤云板可谓历经磨难，饱受沧桑，现收藏于沉城故宫博物院。
因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众人一边说着，一边向前走，很快就穿过大厅，来到了大厅影壁后面的展馆。
“这是青铜器馆？还真是壮观？都是国宝啊！”
看着堵在门口的两条青龙，陈文哲笑了起来。
李金鲤也笑了：“这是我的主意，怎么样？这两条龙后面，就是你最早从神都购买的那件青铜三足蛙大鼓，其他四羊方尊、后母戊鼎、王子午鼎、大小盂鼎、毛公鼎，全都有。”
“真是国宝展览厅？”陈文哲惊讶的道。
李金鲤嘿嘿一笑道：“为什么不能是国宝展览厅？外面市场上卖的国宝，彷的都是什么？他们什么水平？我们这些作品什么水平？”
“文哲，李师兄可是尽力了，这一展厅的彷品，都是一比一完美精彷，可没少花钱！”这是张一杰道。
曹庆春也开口道：“最主要的是，别家的博物馆中，就算是彷品，也被玻璃罩子保护者，只能远观，我们这里可不一样，你可以上手摸。”
陈文哲虽然没有看到大厅内的国宝，但只是从外面的铜牛，还有大厅内的青铜盘就知道，想来展厅内部的彷制国宝，也应该很不错。
嗯，主要还是门口的这两条巨大的青铜龙，实在是太过威武。
“不错，这两条龙很不错，彷的国内最大青铜龙？”
只是稍微一看，陈文哲就看出来了这件作品的来历。
“对，可惜只能是臆造，因为国内这件重宝不全，只留下了八块残体！”李金鲤一脸可惜的道。
这个陈文哲也知道，因为那件青铜器被分隔运输，当时截留在国内的就只有残体。
这是一件农民挖出的罕见青铜巨龙，专家定为镇馆之宝，疑似为秦始皇的乐器。
故事是从1993年开始说起，当时的长安公安部门，无意间发现了七八件散落在车内的“废铁”。
开始时没有人注意，而后来通过对这一堆废铁的整合，公安人员发现这应该是二件古董。
更加准确的说，当时，应该是交通部门查获了一辆涉嫌犯罪的赃车。
在检查的时候，他们无意当中在车辆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一堆包裹严实的东西！
打开之后，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第一千四百二十七章皇室级别的宝贝
这当时他们就发现，车里装载的居然是被犯罪分子，用暴力手段，切割成小块的青铜物件！
显然这是非法之物，这些青铜文物应该是盗墓分子准备倒卖的，不过阴差阳错的被交警拦截了下来！
随后，公安部门将一共8块青铜物件，移交给了西陕历史博物馆。
在上报了当地的考古文物专家之后，博物馆的文物专家们第一眼看到这些东西，便已经坐不住了！
经过一系列的验证，确定了这几件古董，正是属于秦朝的青铜龙摆件。
说到这二条青龙的发现，肯定属于意外。
据当时审查事件的公安干警形容，是当地的农民在地里挖出来的，因为它们太重，所以想着一起把它们给当废铁卖掉。
但事后在专家们的眼里，认出了这是属于古董之中的重器，而且是属于秦朝独一无二的器物。
要讲到这重达90多公斤的古董青龙，专家也无法真正的判定这是属于谁的器物，只能怀疑这是秦始皇当时用的乐器底座。
为什么这么解释呢？专家表示这一件古董由二条青龙组成，一看就是为了固定某一些东西而存在。
毕竟重达200多斤了，在古代，不是一般的王室，绝对不可能用得了这么大的，而且还配龙纹的青铜器。
二条巨龙交错在一起，而且一共是由八大块组成。
二条龙，正是属于秦文化时期的产物。
因此专家商量暂时定下来，这二件宝贝是一个套件，而且属于某一种乐器的底座，是属于皇室级别的宝贝。
一般人，恐怕连见到它的机会都没有。
这8块巨大的青铜构件，应该是将一个巨大的青铜器切割后的产物。
犯罪分子为了方便藏匿运输，将其残忍的“肢解”！
经过长时间的仔细拼接，专家们复原出了这件青铜器的真身。
当它完整地呈现出来时，在场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这是两条盘曲缠绕的青铜巨龙，身长接近两米。
总体重量达200斤左右，双龙身体中空，头略成方形，龙体为分铸焊接而成。
专家判断，这件盘缠青铜龙应该是一对（四条），只可惜其他残件不知身在何处……
虽然此时此刻，青铜双龙静静地躺卧，但那种蓄势待发，随时随地即将一飞冲天的气势不输一丝一毫！
专家们判断，这是来自战国时期秦代的青铜器物。
两千多年的岁月，古代工匠们具有多么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能，才能将巨龙打造得如此“活灵活现”？
面对这样一组前所未见的秦代文物，专家们急切地想搞清楚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因为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资料中，从未出现过如此震撼的青铜器！
然而，公安部门方面的审讯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
这件青铜器到底从何而来，是盗掘哪座古墓还是其他途径，无从得知……
这条线索断了，那么只有从古代文献资料中去找寻答桉了！
目前，文物专家对这件“秦代青铜巨龙”的用途还是持有几种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认为这是一种祭祀礼器，可能有十条巨龙，两条为一组，分别置于不同方位。
第二种，认为这是一件巨型古代乐器的底座。
专家的灵感来自于“曾侯乙墓”曾经出土了大型编制，而这些重达5吨的编钟，就拥有几个大型铜人作为底座……
其实，根据古籍《考工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大肆回收六国青铜兵器，并将其熔化后重新铸造编钟等大型礼乐器。
按照秦始皇的性格推断，完全有可能铸造如此大气磅礴的青铜乐器，用以彰显最高王权！
这件“青铜巨龙”带给人们无限的视觉冲击力，每一个第一眼看到它的人，无不被其王者气势所折服！
如今，它已经是西陕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和“网红国宝”，每天迎接着世界各地观赏者们崇拜的眼光……
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便是巨龙的出处依然是个谜！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谁才有资格拥有如此震撼的青铜巨龙呢？
他，又是一个怎样的“王者”？
现在这二条巨龙，被放到了长安历史博物馆内，成为了馆内的镇馆之宝。
细细观察这二条青龙，当时的专家就表示，当时说是挖出这二条青龙的农民，一定说谎了。
像这样子的重器，一定是从不一般的古墓之中搞出来的。
而且并非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文物，绝对不是农民挖出来的。
说不定，原来的农民就是一个土夫子，不然不会没有专家认得了。
整个青龙由大块的铜器组成，并且龙体是中空的，龙身上的鱼鳞纹，尾盘卷为中空的锥体。
这种张力，也不是现代人能理解得了的。
更别说是，当时那个时期的老百姓。
因为这一件东西十分的贵重，而且都没有留下任何的考查资料。
所以估计连当时那个朝代的老百姓，也不一定见过这一件文物，甚至连它是做什么的都想不到。
让人感觉到可惜的就是这样子的镇馆重器，最后专家也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做什么的。
最后也只能根据历史文献来推断，这就是属于秦皇朝时候所用的一种大型文物的底座，而且还仅仅只是一部分而已。
也只有这一种解释可以行得通，出于这种文物的罕见性，再加上这种文物的独有性。
它无疑是最神秘的镇馆之宝，这也难怪专家会把它定为是秦始皇的乐器组成部分了。
可惜，现在彷制的这件，只是残存的一部分，最多也就是稍微修复了一下，让它成为了一个整体。
当然，修复这东西也很不简单。
如果是原来，陈文哲懂得修复古代青铜器，但是绝对说不上多么专业。
但是，刚才他可是看过王子午鼎和云纹铜禁的修复过程。
并且在这其中顺便学到了很多修复文物的知识，可以说各种文物的修复，他现在都懂一些。
之所以不算精通，是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学习。
就算这样，此时看眼前的两条青龙，也能感觉到，它们的器型已经算是十分的不错。
这种手艺，肯定出自高手。
第一千四百二十八章绝世双璧
可惜眼前的青铜巨龙不是正品，陈文哲看不到当时修复的场景，要不然收获会更大。
而就算这样，陈文哲也能够通过眼前的彷品，推断出当时这件青铜器的大体模样。
他知道，当时发现它们的时候，那就是一堆包裹严实的青铜残件。
当一大堆时是铜锈斑驳的铜块，总共8块，重92.5公斤。
长安市公安局将8件秦代青铜龙残件，移交西陕历史博物馆后，才经文物修复专家反复研究、仔细拼对，才发现这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秦代青铜重器。
1号、2号残件经粘接为龙头；
4号、5号残件粘接后为一个整体，长83厘米、宽20.1厘米、壁厚0.4厘米至0.6厘米。
从中可见龙体是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它们与3号残件龙体呈穿插关系，构成盘屈缠绕的双龙。
8号残件为龙尾，是4条龙尾交缠，呈中空锥体，底径32厘米、口径19厘米、高28厘米。
专家判断，盘缠青铜龙应该是一对，只可惜其他残件不知身在何处。
相比原来的器型，现在修复的部分，肯定差之甚远。
但是，因为盗墓，真正的原器型，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现在也只能认为，他是一件乐器的底座了。
所以，那件三足蛙青铜鼓，就放在了它的后面，没有放在其上，也是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
绕过这两条气势磅礴的青龙，后面除了那灵山三足蛙青铜鼓，就是一只大型圆鼎。
看到这只圆鼎，陈文哲立即笑了出来。
这些东西，居然都有关联，虽然不是配套的东西，但是都能联系起来。
“这是子龙鼎吧？”
要知道最早的龙字，可就是出自这尊鼎。
“厉害，居然一眼就认出来了。”
李金鲤不得不佩服陈文哲，在鉴定文物这方面，他真的是很厉害。
商子龙鼎，商代末期青铜圆鼎，国家一级文物，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
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南河辉县，后流入霓虹，又辗转至香江。
2006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征集回国，现藏于华夏国家博物馆。
商子龙鼎通高103厘米，鼎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
它保存品相完整，造型雄伟，器身饱满，体型硕大。
这一件圆鼎是已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迄今所知带有“龙”字的最早青铜器。
商子龙鼎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就是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
高出鼎身22厘米的双耳，为整个大鼎增添了威严的气势。
器颈部和三足的兽面纹饰雄浑庄重，显示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技术。
作为我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子龙鼎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
它们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
2013年8月，子龙鼎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子龙鼎很可能出土于我国南河省辉县。
因为辉县地处中原，曾经是古代殷商时期王室的所在地。
这个地方出土过大量的商周时期的文物，是商周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
20世纪30年代，我国内忧外患，一个名叫“山中株式会社”的霓虹公司在我国专门从事文物贩卖活动。
子龙鼎出土后不久，就被山中株式会社倒卖到霓虹，之后一直未曾露面。
2004年6月，霓虹大坂举办了一场私人文物收藏展览。
当时展出的藏品，大多是我国的珍贵文物，当中就有子龙鼎。
我国青铜器专家马承源、陈佩芬先后赶到霓虹，查看子龙鼎。
2005年底，子龙鼎被一位香江文物收藏家购得，辗转到达香港。
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我国国家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专家奔赴香江。
他们对子龙鼎进行实物鉴定，并征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所有专业委员意见。
专家们一致认定，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
所以，子龙鼎进入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之列。
2006年4月，子龙鼎被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项目运作征集回国，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子龙鼎方唇、宽沿、立耳，垂腹圜底，下置三足，已接近蹄足，鼎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公斤。
该鼎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
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凋式兽面纹，足上端饰高浮凋式兽面纹，下衬三周凸弦纹。
“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
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
“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
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
子龙鼎是已发现的商代最大圆鼎，象征着商代王室贵族鼎礼制度的森严。
鼎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问鼎中原”。
从这些包含“鼎”字的成语中，可以看出鼎是国家权力、地位的象征。
从“子龙”铭文中，可以对子龙鼎的身世做出推测。
现存甲骨文中，也有对商朝王室中“子某”的记载。
在我国历史上，“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
因此可以推测，子龙鼎的主人，可能是商朝末年的王子。
或者是商朝王室内，担任卿士僚尹、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
拥有这样一件巨大的鼎，不仅是权力的象征，在礼制森严的商朝，它也是商王室内部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
2006年6月，我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之时，子龙鼎才开始第一次展出。
当时子龙鼎摆放在展览大厅入口处的展台上，这是子龙鼎与我国观众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当然，接触不等于触摸，所以现在就算是一只彷品，能够放在展馆之中，让人随手可摸，也是十分难得的。
第一千四百二十九章王之重器
犹豫子龙鼎的出土地点、主人是谁，都成谜，所以子龙鼎身上肯定都带着不少争议。
比如它的来历，到现在也没有确认子龙鼎的来历。
还有就是其制作年代，这个也不容易断代。
神都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指出，通过形制学角度分析，子龙鼎的年代应该在商晚期偏晚，近于商末。
而大海博物馆的一位研究员则着文指出，子龙鼎是西周早期杰作。
“武王克商后，周人接收了商人的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由此在西周早期一段时间内铸造的青铜器，还会保留原来的模式。”
对此，还有人指出，其实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殷墟晚期的青铜器，有很多相同点。
它们之间既有继承性，也有一定的差异。
子龙鼎应该划归商末帝乙、帝辛（纣）或周初武王、成王时期。
当然，在一些专家看来，这种差异也有过渡性。
商末的年代划分是学者比较认可的。其实即使说铸造于西周初年，子龙鼎也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圆鼎。
子龙鼎是已发现的商末周初，最大的圆形青铜鼎。
确定了年代，它与司母戊大方鼎（商周时代最大的方鼎）的“一方一圆”才真正能够对应起来。
迄今最大“商代圆鼎”身世无解，一个“龙”字铭文，一个千年谜团。
遇到了这种有意义的彷制青铜鼎，陈文哲怎么也要回朔一下看看。
就算明知道这不是真鼎，他也要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彷制的。
看不到青铜鼎的历史画面，能看一看制造工艺也是好的。
没想到，这么一看，还真就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他通过这件彷制品，看到了那件真品，甚至连带着看到了那件青铜鼎的出世过程。
看不到真正的青铜鼎，能够看到一些历史片段也是好的。
那是2004年6月，一则重磅消息从霓虹传到国内。
一尊迄今为止最大的“商代青铜圆鼎”，出现在一个私人展览会上！
而文物专家对这尊大鼎一无所知，所以它的“身世之谜”到今天都未解开。
巨鼎出世，轰动可想而知。
6月，霓虹大坂的美术俱乐部中，正在举行一场私人性质的华夏古代文物展览活动。
主办者是霓虹一位叫做千石唯司的收藏家，展览开始的两天之前，千石唯司的家中来了两位华夏客人。
两人进入客厅，第一眼便见到了摆放在屋子里的一尊硕大的青铜鼎！
这件青铜鼎通高有103厘米，鼎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
器物的颈部和三足的兽面纹饰雄浑庄重，而高出青铜鼎身约22厘米的双耳，为整个大鼎增添了威严的气势。
这样气势雄浑、体型巨大的青铜鼎，就是在华夏境内历年出土的青铜鼎中也绝无仅有，怎么会出现在一个霓虹人的家中？
更是让两个华夏客人大吃一惊的是，这尊青铜鼎上还有两个字的铭文，释读为“子龙”！
于是，这件青铜鼎被称为“子龙鼎”！
这两位华夏客人，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华夏最有名的青铜器鉴定专家。
这一次前往霓虹，也正是因为坊间流传的关于这件大鼎传闻而来。
见识过无数青铜重器，亲手发掘过无数青铜大鼎的两位专家，一致认定这尊宝鼎是商代晚期的极品杰作，建议国家层面想办法让国宝回家！
根据一些国际法公约规定，要想国宝回归祖国，必须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是通过非法途径从国内流失海外的……
可是，这一条，让专家们犯难了！
原来，根据这位霓虹收藏家千石唯司的说法，子龙鼎的出土地应该为华夏南河省的辉县！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霓虹发起了侵华战争，有一个叫做“山中株式会社”的霓虹公司，就做着倒卖中国文物的勾当。
那一时期，那盒省辉县出土的许多商周文物，都被这家霓虹公司倒卖到了霓虹和海外，造成了华夏文物的巨大流失！
“子龙鼎”，很可能是那个时候被霓虹藏家收藏。
可是，坏就坏在就算是知道这些信息，可是苦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啊！
因此，走依法追讨的途径，试图找回国宝的希望非常渺茫！
华夏方面只能启动第二套方案：购买！
在这场购买的谈判拉锯战中，子龙鼎从霓虹流落到了香江，又被一位香江买家第二次收藏。
这一回，华夏方面对这件国之重器势在必得，连连派出多为权威专家，一边对其进行真伪鉴定，一边和香江买家交涉。
2006年4月，子龙鼎被国家文物局和财部联合项目运作征集。
他们总共花费了将近4800万，终于让子龙鼎回归祖国，现收藏于华夏国家博物馆。
事情到了这一步，一切都进行得较为圆满。
然而，接下来关于这尊巨鼎的一系列谜团，才刚刚开始……
由于子龙鼎的体积巨大，造型精美，前所未见！
它与后母戊方鼎，并称为“商代青铜器双壁”！
无疑，子龙鼎在我国青铜鼎中，属于“头部顶流”的重磅大咖。
可这件青铜器上的谜团不少，比如“龙”的真相。
还有，这么珍贵的巨鼎，它的主人是谁？
为什么会出土在辉县，而不是商朝王陵安阳殷墟？
但凡是鉴定过子龙鼎的专家们，无不被其雄浑的王者气势所震撼！
大家都认为，这样的重磅青铜器，其主人只能是“商王”！
可是，商代晚期的王陵早已经明了，在南河安阳的殷墟！
而并不被人们熟知的辉县，到底是因何原因会出土“王之重器”呢？
子龙鼎的“身世之谜”，就这样成了考古界的一大热议话题。
其实，南河省的辉县，并不是一个普通之地！
根据1956年，华夏科学考古所撰写的《辉县发掘报告》中提到：
“辉县在殷为畿内地，因人口稠密，所以墓葬随处可见。现已发现有琉璃阁、固圉村、孟庄、禇邱等千年遗址地。”
就是说，辉县自商朝开始，就是京畿要地，生活着众多商朝王室贵族！
当年发现的这些遗址区，也包含有商代贵族墓地，这里面很可能就有“子龙鼎”最初的所藏之地。
第一千四百三十章长江文明之源
子龙鼎之所以收到重视，除了巨大之外，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那两个奇妙的铭文——“子龙”。
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肯定是那个“龙”字。
其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极其具有动感！
商代先民们以惊人的艺术创造力，将“真龙”演化成了“子龙”，令人叹为观止！
这也是这尊“子龙鼎”，不同于其他商代青铜鼎的独特魅力所在！
至于，它最初到底属于谁？“子龙”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没有统一的确定答桉，因为历史的真像，已经掩埋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没有看到真鼎，就算是陈文哲也不知道它的具体来历。
但是，现在陈文哲还真有心去看看那件真正的子龙鼎。
因为通过它，陈文哲肯定能够看到它出土的地方。
比如外面大厅之中的那件世界最大的青铜盘，如果他仔细回朔，肯定能够知道它的来历，最终锁定它出土的地方。
在国内，就算他没法发掘古墓，但是知道了地方，保护起来也是好的。
如果有危险，那么进行一下保护性发掘，那就更好了。
只不过，国内像是子龙鼎这样的宝贝，实在是太多了。
之前提到过的后母戊鼎、四羊方尊、毛公鼎、莲鹤方壶先不说，其他还有不少，比如商代的青铜立人像。
这件宝贝很少有人听说过，可它绝对是最顶级的国宝。
青铜立人像发现于川都市三星堆遗址，是世界上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人像。
它被誉为世界青铜像之王，并被三星堆博物馆收藏。
其他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越王勾践剑——春秋战国时期的。
曾侯乙编钟——战国时期。
秦始皇陵铜车马——秦朝的。
特别说明一下，青铜战车和马匹是1980年在秦始皇陵墓中发掘的，是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战车和马匹。
它代表了秦朝最高的冶炼和凋刻艺术，现在，它被收藏在兵马俑博物馆中。
再有就是我们都听说过的重宝，长信宫灯和马踏飞燕。
长信宫灯于1968年在窦湾（西汉王朝六生王）墓中出土，轻巧，实用，却华丽。
与其他笨重且复杂的青铜器皿不同，长信宫灯巧妙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使该灯成为华夏第一盏灯。
而马踏飞燕，则是1969年在甘省武威雷泰汉墓中出土的。
马踏飞燕”是我国古代铸造业最高的代表。
古代工匠如何在燕子上，找到合适的位置来支撑整匹马，使其在当前位置稳定，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该文物现存放于甘省博物馆，1985年，“马踏飞燕”成为我国旅游业的标志。
而象子龙鼎一样，浑身带着无数谜团的青铜器也很多。
不说其他，就说刚才提到的青铜立人像，就带着无数谜团。
甚至说，整个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就全都带着谜团。
陈文哲看着眼前的青铜器，刚才他提到的所有青铜器，在这里都要一件一比一的精彷。
这可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国宝级青铜器，都放一边，还能凑在一起，耗费的心力肯定不小。
而上述的那些，还都是零零碎碎，不成系列。
最让陈文哲看中的，还是成系列的青铜器，比如跟眼前这件青铜人一套的东西。
转了个方向，那边的是青铜神树。
这些都是十分有名的青铜器，而且都是出自三星堆遗址。
当然，他的这些也都是彷制品，可这彷制的也太好了。
不管是谁彷制这种等级的青铜器，能彷制到眼前的水平，都不简单。
“你到底花费了多少钱？”陈文哲转过头，看向李金鲤。
李金鲤嘿嘿一笑，十分得意的道：“没花钱，换来的，因为花钱也买不到这种精品。”
这一点陈文哲自然也清楚，所以他没有转移视线，他就像看看，李金鲤是怎么做到的。
“没什么难度，我们总不可能白白送出去几十万件瓷器吧？就算是海捞瓷，只是支付一个打捞的成本价，很多博物馆都支付不起。”
李金鲤一边说，一边摆手，带着陈文哲继续向前走。
绕过青铜立人像和青铜神树，后面的青铜器更多，而且各式各样，甚至有些奇形怪状，看着就感觉十分怪异。
高冠、燕尾服、青铜兽面，这些看着不奇怪？
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这些还算正常。
之后的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中规中矩。
在之后，明显不是一个风格的。
只不过，后面出现的青铜器，就更壮观了。
陈文哲能看出来，之前的东西，跟现在的不是一个时期的，也应该不是一个地方出土的。
但是，它们都是三星堆出土的东西。
这些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
其他还有神坛、神树、太阳形器。
这些都算正常的东西，符合我们的审美观。
但是接下来的就有点不一样了，眼形器、眼泡，怎么看怎么感觉怪异。
幸亏后面的还算正常，比如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
之后就是一些兽类，像是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这些东西，一看就是祭祀品，肯定出自祭祀坑。
而像是这种祭祀坑，三星堆研究院已经公布过，祭祀坑的测年为距今3200年至3000年。
一直以来，我们都对三星堆形状怪异，且造型精美的各类型文物，感到无比的神奇和震撼。
那他们是从何处来？为啥那么火？三星堆遗址为何总能见到“拆盲盒”？
三星堆是什么？三星堆古遗址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
三星堆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
三星堆古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他的出现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第一千四百三十一章稀世之珍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很多，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三星堆为何那么重要？
三星堆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我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
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
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
这些青铜器，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
而以流光溢彩的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桉的边章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其实好多人第一次与三星堆“相识”是通过3号至8号坑的“祭祀遗迹”挖掘过程的出土文物。
比如上了热搜的金面具，大量的青铜器和象牙制品。
这些三星堆重要考古发现成果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创造性，充分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灿烂与辉煌。
除去这些跨越历史与我们见面的文物，三星堆考古队中的主力担当，也值得我们关注。
三星堆博物馆官微曾发微博：“能吃苦、高学历、单身……已成为考古队里年轻人的共同标志”。
据了解，90后约占三星堆考古人员的一半，成为三星堆考古第一线不可或缺的力量。
通过那些出土的“网红”文物，通过在三星堆一线默默坚守的考古人，我们对三星堆的认识不断加深。
目前，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正如火如荼推进，惊世文物正不断出土。
所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认识一下三星堆，关注一下三星堆。
这不仅是关注三星堆文明，更是关注以三星堆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时代。
这些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与中原商文明相呼应，共同左证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三星堆的考古挖掘，一坑坑，一层层地，展示着千年前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城的关系。
让我们以更近的距离去寻踪文明，贴近历史。
那么，这次来自千年前的“快递”，又藏着哪些惊喜？
惊喜很多，比如龟背形网格状器。
这件宝物被负责7号“祭祀坑”，发掘的川大教授黎海超亲切地称为“月光宝盒”。
过去的认知里没有这东西，一下就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
其他还有铜神坛，它的外观可谓精妙绝伦。
上面不仅有人，还有神兽。
这反映的是一个祭祀场景，是古蜀人想象中的“神仙世界”。
神坛从低到高由三个部分构成，最下面的部分是带镂空花纹的台基，台基的每一面正中心分别坐着一个人。
有一组人比较高大，肌肉感做得非常明显。
像是这样反应祭祀场景的青铜器还有不少，比如顶尊蛇身铜人像。
它的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léi]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
比如铜猪鼻龙形器，它龙头、猪鼻、眼睛长在鼻子上，头上有鳞片、方牙齿。
当然其中最着名的应该是各种铜人立像，像是“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
它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第二件完整的大型立人的形象。
除了人像，还有铜巨型神兽。
比如看着科幻无比的，“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
而我们最熟悉的，表明我们的文化一脉相传的青铜龙。
这就是虎年开年热门话题：“虎头虎脑的青铜龙”。
除此之外，此次挖掘还有几个重大成果。
首先6个祭祀坑，出土近13000件编号文物。
其次，在这一年半以来的发掘工作中，6座坑共计出土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其中，3号坑出土文物1293件，包括铜器764件、金器104件、玉器207件、石器88件、陶器11件、象牙104件、其他15件；
4号坑出土文物79件，包括铜器21件、玉器9件、陶器2件、象牙47件；5号坑提取23件，铜器2件、金器19件、玉器2件；
6号坑除了一只大木箱外，只出土了2件玉器，其中一件是一把独特的玉刀；
7号坑出土了706件文物，包括铜器383件、金器52件、玉器140件、石器1件、象牙62件、其他68件；
8号坑目前已出土文物1052件，包括铜器68件、金器368件、玉器205件、石器34件、象牙377件。
此时的陈文哲，只是看到了一些铜器，甚至是其中很少一部分铜器，就只能不停的赞叹古蜀文明的丰富多彩。
现在陈文哲也心动了，他现在的博物馆之中，只是一个大杂烩。
如果是外行过来，看着十分稀奇，十分惊叹。
但要是内行人过来，就知道，这里的青铜器摆放的毫无秩序，乱七八糟。
整个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只有几千件，而所有文物加起来有好几万件。
除去那些不好看，破坏很严重的、没有什么价值的文物，剩下的有名有姓的文物还有很多。
现在他的博物馆中只有青铜器，那么金器、玉器、石器和陶器呢？
这些陈文哲是都可以彷制的，毕竟先前他可不止是看到了修复古董文物的技能。
看到这些彷制品，其实更应该学到的是彷制技术。
如果有时间，有条件，他甚至还想着把三星堆出土的象牙制品，也全都彷制一遍。
这么多宝物，全都是出自蜀地，这绝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如此闭塞的蜀地，竟然孕育出如此发达的文明，这应该是很多现代人都不能想象的！
可这就是事实，面对三星堆如此火热的状态，不知道那位二十多次错过热搜的艺人会作何感想。
三星堆有话说：可怜我在黄土里面被埋了几千年，我也想低调啊，可实力不允许。
比如三星堆遗址发掘出的100多根象牙，可以说三星堆最近火得是一塌湖涂。
自从三星堆发掘以来，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
在最近这一次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又发掘出来500多件珍贵文物，100多根象牙重现人间。
大象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曾一度哭晕在厕所。
第一千四百三十二章前推一千年历史
大象们到现在也没有整明白，为何那两根象牙，就成为了它们的催命符？
伤心归伤心，但它们还是要面对现实。
象牙在三星堆发现，可不仅仅是最近，其实在三十年前三星堆首次发掘时，其中就发现了80多根象牙。
除此之外，与三星堆遗址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金沙遗址，也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象牙。
由此可见，象牙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走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了祭祀活动中的最佳祭品。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数量众多的象牙，是本地大象还是外来进口的大象？这么多的象牙是在哪里搞来的？
三星堆遗址距今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对应的是历史上的夏商时期。
根据历史记载，夏商时期的古人在那个时期，算是刚刚进入文明时期。
青铜铸造等工艺并不先进，基本上可以完成鼎与兵器等的铸造。
反观“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尤其是那个薄薄的黄金面具，更是显示出高超的技术工艺。
试想一下，如此高超且发达的文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孕育形成？
粗略估计，至少千年之久。
由此基本可以断定，三星堆文明又将华夏文明，往前推了至少一千年。
在那个时期，华夏大地是否有大象的存在？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翻阅古籍，在其中找资料。
其实不需要细致的搜寻确认，就能很轻易的发现不少关于大象的蛛丝马迹。
所以，我们进而得出了一个结论：大象是本土大象。
三星堆对应的是华夏文明中的夏商时期，这一时期有个比较尴尬的事，那就是文字不太发达。
夏朝时期没有文字，或者有我们没有发现。
但是，以甲骨文推算，就算夏朝有初期的文字，应该也很复杂，应该也还处在比结绳记事稍微进步一点的程度。
所以，谁也不知道夏朝的国君拿啥办公，这也是不少学者不认可夏朝的一大原因。
一直到了商朝时期，人们才开始在龟甲上面刻字，形成最初的甲骨文。
不少大事记，也算是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有一处相关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这句话简单地翻译一下，那就是商人曾驾驭着大象，用来暴虐东夷，周公于是率领军队驱逐象群，将它们赶到了江南地区。
除此之外，在《华夏古代神话中》，五帝之一的舜帝曾驯化野象耕田。
而虞舜时期与三星堆文明，属于同一个时期。
由此可见，当年华夏大地，的确生活着不少的大象，三星堆的象牙极有可能是来自本土。
除此之外，《山海经》中也有相关记载，与三星堆文明极为相似
《山海经》号称华夏古代的百科全书，记录了上古年间的不少民间传说和地理知识。
里面涉及到不少关于山川、民族、物产、祭祀、巫医等知识。
现在看起来荒诞不羁，但也有不少能与现实中对应。
三星堆中出土的青铜古树，便和《山海经》中的扶桑树产生了联系。
由此可以推算，《山海经》中记载的知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极具参考价值。
在《山海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其兽多犀象。
由此可以看出，早在几千年前，亚洲象还真就生存在我华夏大地。
岷山是啥地方？正是蚕丛的发迹之地。
这里面的蚕丛，就是李白诗词中写道的那位：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这哥们就是古蜀国的国王，在《蜀王本纪》中记载：有蜀候曰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起初蚕丛并不是生活在川省的广汉地区，他们蚕丛最早生活在西北的岷山地区。
那地方荒凉之极，有着“九危”之称。
当时的居民GDP，低的简直没法看，但是蚕丛这老兄天生异相，一看就是干大事的人。
他没事就居住在洞穴里面，就开始琢磨如何能够带领大家发家致富。
这岷山地区生活着不少野象，捕猎也就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搞点象牙那简直不要太轻松。
他们一路跟随着野象，一边迁徙一边捕猎，走到了川都平原地区。
当然，这边也生活着不少土着居民，但无疑他们顶不住骁勇善战的西北汉子。
于是，蚕丛部落在这里扎下了根。
蚕丛教给部落百姓养蚕种桑，居民GDP也哇哇增长了起来。
蚕丛等人是否存在，不少人依旧质疑
蚕丛鱼凫等人，在记载中都活了数百岁，而司马迁所记载的上古五帝，基本上也都活了上百岁之久。
这就让不少学者一样认定，这种记载都是假的。
给出的理由看起来也颇为合理，那就是夏商时期古人的平均寿命很低，活到20岁的都是幸运儿，他们又怎么可能活到数百岁？
也有不少网友给出不同的见解，声称蚕丛等人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上天最早创建出的第一代人。
他们自带仙气，拥有长寿基因，为人类早期文明崛起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身上的长寿基因，遗传给后代的越来越少，因此长寿且有大才的人也越来越少。
到了商周之后，就没有那种能活很多年的大贤才了。
这么说，也并不无道理，但至于真相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
虽然说，三星堆越挖越迷湖，但唯一不迷湖的地方，那便是三星堆依旧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三星堆根本不是所谓的“来自星星的文明”，外星人之说只不过是人们大开的脑洞而已。
再者《山海经》真的是一部奇书，如果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山海经》中的谜团一件件被揭开，相信我中华文明能够再次震惊世界。
我国历史，真的十分有意思。
所以，陈文哲从来都是喜欢历史的，也是由喜欢历史，从而得到了鉴定古董珍玩的能力。
只是一些象牙，要想研究明白，就要了解很多。
比如古代的夏商文明，古代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甚至是连山海经这样的古代着作，也需要用科学的思维进行研究，而不是用神怪志异来看着好玩。
第一千四百三十三章古蜀文明，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看着眼前的青铜器，陈文哲十分感慨。
如果不是懂行的，谁能想到，这里的一些青铜器，也许就是五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制作出来的？
这里的青铜器表现出来的技术，绝对不是什么部落什么的能做到的。
要形成发展出这种等级的文明，最少也要形成城邦，甚至是王国。
“不知道三星堆文明，现在研究透彻了没有？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到底是谁遗留下来的？”
不管是谁，在看到那么多精美的青铜器之后，都会产生这种想法。
就算是陈文哲也想知道，这么精美的艺术品，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能够有土壤让他们发展壮大。
到底是谁，应该还是谜团。
但是，属于古代蜀国文明是肯定的。
而想要解决多年争议，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对于现代人也不难。
现在考古队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
除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
这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就是有着这么大规模的发现，才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次次的发掘，发现的新器物都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
比如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
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
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章、玉戈，在南河、西山、齐鲁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
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
这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要是仔细盘点一下三星堆出土的珍贵文物，还真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从三星堆首次发掘开始，就出现许多形态各式各样的珍贵文物。
包括神似“愤怒的小鸟”中的“陶猪”、像机器狗的“青铜神兽”等。
当然，这些都是奇异的另类，更多的还是跟我们大中华文明联系在一起的珍贵宝物。
像是青铜面具，这件青铜面具宽131cm，高71cm，深66cm，重131斤。
其宽颐广额，面庞夸张，眉、眼、鼻、唇、耳等线条流畅，棱角分明。
这是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形制最为完整、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
这样的青铜面具，在国内发现的不少。
青铜面具其实就是一种古代假面，在我国多处地方都有出土。
这些青铜面具形状各异，其中，主要分为殷商青铜面具和三星堆面具。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发掘的商代青铜面具有就有不少。
比如汉武市的盘龙城，就采集的兽面具1件。
还有西陕城固苏村出土青铜兽面具，就有14件。
其他还有神都平谷刘家河一座商墓，曾出土5件青铜人面具等。
1976年，在西陕城固苏村，曾出土有殷商青铜面具二十三件。
这些青铜面具中的脸形，有椭圆和圆形两种，目框深凹，眼球外凸，中有圆扎。
两耳直立，悬鼻突起，透凋獠牙。
脸壳外凸内凹，五官位置与人的面部相近。
形状凶煞，可戴在面部。
从这些面具的形制、特点看，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战争面具。
商代文化遗存中，为何多次出土青铜面具？
楚学研究的专家最新研究认为，这些青铜面具与商代大兴巫术的风气有关。
从文献记载、甲骨卜辞的内容及出土的青铜礼器来看，商代巫术盛行，而青铜面具是从事巫术活动的道具。
商代是奴隶制繁荣的鼎盛时期，统治者通过开展大量的祭祀巫术活动。
一方面期冀得到神灵和祖先的保佑，一方面显示他们和神的亲缘关系，让被统治者认为他们的统治是上天的旨意。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商代墓葬主人本身就是巫师，他们死后也要把活着时使用的日常用品随葬，青铜面具就是随葬品之一。
再有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这个时期，应该还要早于商代。
因为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
它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
这把川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所以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是上个世纪我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许多青铜人面具，共出土人面具20余件，分大、中、小三型。
这些以纵目面具为代表的青铜面具群，是三星堆文物中最有特色，同时最具精神文化内涵的文物之一。
它们是我国时代最早，和出土规模最大的面具群体。
在三星堆博物馆青铜器馆的展厅内，陈列有青铜面具专厅，重点展示纵目面具、戴冠纵目面具和特大型面具。
其中，一件面具高64.5厘米，宽138厘米，宽嘴巴，大耳朵，耳部斜向伸展，极为夸张。
特别是额头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安装有装饰物。
这件面具最奇特的是：双眼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被人们俗称为“千里眼、顺风耳”。
这样的造型，在全世界都是独有的！
还有一具中型面具高22.5厘米，宽42.5厘米。
面具呈方形，宽颐，广额，长眉，直鼻。
它是长耳，耳廓较宽，耳垂有穿孔，耳前面颊的上、下及额部正中各錾凿一方孔。
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刚开始陈文哲看的那件，他最宽处1.31米、高80厘米、重131公斤的青铜大面具。
当然，这些青铜面具在三星堆遗址之中，并不算真正的重器。
要说重器，肯定还是跟龙有关的文物。
第一千四百三十四章龙的传人
龙，可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也是有着龙形器的出土，才让古蜀文明，跟中华文明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看着眼前的青铜猪鼻龙形器，陈文哲有点感慨。
这应该跟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有点相似，都是最早起，还没有真正成型的中华龙。
这种器物呈圆管柱状，有长鼻、长耳及独角。
不过，专家推测主要用于建筑之上。
其他还有一些用在饰品之上的龙形器，比如一件铜龙形饰。
这件铜龙头宽7.7厘米、残高17.5厘米。
该器为B型铜龙形饰，铜龙大张其口，口中所铸上下两排圆孔表意“龙牙”，具有抽象化倾向；
其上吻向后勾卷，与龙角构型之势贯通，龙角向前逸出，端部略向上提起急收，劲力内敛。
S形长眼融构于龙角形式中，并延伸至角端，耳郭宽大。
其整个造型与Ⅰ号大型铜神树圈座上的铜龙形象略似，但更富奇异荒诞之趣。
除此之外，有龙纹的三星堆出土文物还有不少，可以说龙纹、或者龙形器，是贯穿中华文明的重要之物。
也是有龙文化，才把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串联在了一起。
三星堆中的很多文物，也不可避免的有龙纹。
像是三号坑新出土的“堪称国宝级器物”的“顶尊跪坐人像”。
这件尊很奇特，它从口部一直到肩部、腹部有好几条龙形的纹饰。
以前大口尊上没有这样的附件，它可能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件，从来没有出土过。
这个龙形的纹饰，跟一号神树上一条从天而降的飞龙一样。
还有，这个从器物的口部头朝下，给人感觉是从天而下的一条龙。
龙身牛头这样一种怪兽，可以看出三星堆人思维很开阔，敢做敢想。
他们把牛和龙捏在一起，做了一件非常美的艺术品。
像这个顶尊跪坐人像，应该是平时搁在皇家的宗庙里祭祀时候用的。
此前，尤其是在1986年的发掘中，三星堆遗址的一号、二号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
其中，青铜器类有龙形饰、龙柱形器、龙虎尊、神树、立人像等龙纹、龙形器若干件。
约公元前6000年至约公元前2000年，即我国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
这一时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了若干件原始的龙纹、龙形。
如辽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达八千年的石砌龙和龙纹陶片。
西陕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距今近7000年的陶纹龙。
南河PY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6500年蚌砌龙。
徽省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5500年的玉凋龙。
内蒙赤峰、辽省辽西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5000年的玉凋龙。
西山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4500年的彩陶盘龙纹等。
这些原始的龙纹、龙形，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至初成期相对应。
它们是中华文明起源，至初成期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接下来，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1年，即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三代。
在这期间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材质上，有了更多的龙纹、龙形。
如南河阳洛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龙纹陶器。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方鼎龙纹、妇好墓出土的玉凋龙。
徽省阜南出土的龙虎尊龙纹，出土于西陕临潼零口西段村的西周利簋龙纹、出土于西陕宝鸡贾村塬的西周何尊龙纹等。
这些龙纹、龙形，与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形成期相对应。
考古工作者判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器属于该遗址的二三期。
断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西周时期。
龙形饰仅存头部，龙张口，上吻向后勾卷，龙角长而前伸，龙耳廓大。
龙柱形器，上大下小，器顶平，一龙站于器顶，龙角后卷，龙口大张，垂须，下半身垂于器壁。
龙虎尊之尊肩上，铸高浮凋呈蠕动游弋状三龙，龙头由器肩伸出，龙角为高柱状造型，龙眼浑圆；
尊腹部主纹，均为高浮凋虎与人。
青铜神树之一侧，有一条龙延主干旁侧自上而下，作蓄势待飞状。
这条龙身细长弯作S形，龙首昂起，龙角上扬，龙口大张。
青铜立人像着左祍长襟龙纹上衣，衣右侧和背部饰阴刻龙纹，龙昂头张嘴，颌下有须，长颈，尾上翘。
比照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会发现很多一致的地方。
第一、细长、弯转的龙身基本一致。
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之飞龙龙身，与南河PY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砌龙龙身、西山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盘龙纹龙身一致。
第二、龙的头部取材于动物基本一致。
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柱形器之龙头，与南河PY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砌龙之龙头；
三星堆遗址三号坑新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之“龙身牛头”；
徽省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玉凋龙之“龙身牛头”。
由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比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晚出。
故可做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承接、借鉴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的判断。
也即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产生的以龙为标志的文明，辐射、影响到了三星堆文明。
综上所述，能形成好几点共识。
第一，龙纹、龙形参与、见证，且一定程度上标志了三星堆文明的形成。
生活在三星堆方圆的古蜀人，也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第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承接、借鉴、学彷了新石器时代其他文明的技术。
所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和中原夏商两代的龙纹、龙形基本一致；
第一千四百三十五章源远流长
中华大地之上，不管是哪一个地区，都发展出来的独特的龙文化。
而且这些龙还都有想通之处，这便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些文明都是互相影响的。
就像是三星堆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承接、借鉴、学彷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文明和中原夏商文明。
所以，三星堆遗址在我国版图之内的重要一部分。
也可以说，三星堆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尽管三星堆文明有与中原文明相异的成分和特色，但是，从其内的龙纹，就可以把他跟中原文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尽管三星堆遗址及出土文物，还有不少谜团有待破解。
但是，只是从其内的龙纹，就能让我们看到，他们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跟其他文明没有什么不同。
古蜀人也是龙的传人，三星堆文明与华夏文明在相互影响中发展
三星堆文明辉煌灿烂，从青铜器到金器，从文物的造型到制作工艺，都展现了三星堆文明曾经的辉煌。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物，它们不仅造型高大，而且外形非常特别，形成了属于古蜀国的独特的青铜文化。
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等。
青铜大立人身高超过一般人，青铜神树树枝繁盛、遮天蔽日，有震慑人心的艺术效果。
人们不禁要问，三星堆文明究竟来自何方？
又或者三星堆文明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就消失在历史之中了？
三星堆并非从天而降的外星文明，他们与中原关系密切，而且也是龙的传人。
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龙，也是中华龙。
人们只注意到了那些造型奇特的三星堆青铜器，却少有注意到，三星堆的某些青铜器与中原龙文化有非常大的渊源。
比如三星对曾出土青铜爬龙柱形器，另外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有带翼的龙。
这两种的青铜器物上的龙造型虽然不同，但是与中原的华夏龙有相似的形态。
出土青铜爬龙柱形器上的龙，乍一看造型与我们熟悉的蟠龙，也就是身体像蛇一般，头似鹿角的龙相差很远。
但是红山文化中有一种红山龙，与青铜爬龙柱形器上的龙非常接近。
红山龙多为玉器，这种龙被称为红山玉猪龙。
同时，三星堆青铜爬龙柱形器上的龙，也有自己的特点。
它的头是以山羊为原型，有山羊的犄角和胡须，具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可推测，三星堆的青铜爬龙柱形器上的龙，具有有华夏龙的形态，又有属于自己的特点，是古蜀国龙。
再说青铜神树上的带翼龙，是一种造型为带了翅膀的龙，就像恐龙中的翼龙。
我们可以称之为飞龙，不管是红山龙还是一般的华夏龙，与青铜神树上的飞龙相比，有一个迥异的特点，就是没有翅膀。
除了这一点以外，青铜树上的飞龙形象明显与中原龙非常相似。
综合这两种青铜龙的造型来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龙受到了来自中原龙的影响。
它们虽然与中原龙有明显区别，但是又有某种程度的相似。
同时，三星堆文明是一个重祭祀的文明。
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作为重要的祭祀物品，在造型上自然是格外讲究。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物有龙造型，说明三星堆人认可自己是龙的传人之一。
人与龙显然是不同的品种，三星堆人认可自己是龙的传人，更多的是文化上的一种认同。
当然也不排除这是血缘，带来的文化认同。
从三星堆出土的龙造型的青铜器中，可以看出三星堆文化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对华夏文明产生了文化认同。
根据考古研究，这种影响其实也是双向的。
中原文化，也受到了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李白曾留下《蜀道难》一文，让人体会到了出川的不容易。
然而考古证明，在遥远的商周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川省与中原腹地的交流应该就开始了。
从而带来的文化交流，也持续了相当的时间。
如果只算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流的时间，也至少有几百年。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灿烂的三星堆文明，它还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的过程。
三星堆绝不是孤立文明，而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三星堆中隐藏的文化秘密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让我们对华夏文明有更全面的了解。
所以，了解三星堆，也就等于了解我们祖先所在的远古历史。
里面的祭祀、崇拜，很显然是很重要的一环。
除了龙、象牙、黄金这些重要物品，其他最重要的应该是神兽崇拜。
当然神兽崇拜，在古代并不少见。
而三星堆文明当中，兽类的青铜器不少。
最出名的当然是青铜神兽，这件器物长28.5厘米、高26厘米、宽23厘米，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3号坑。
整件器物呈昂首挺胸、四肢蹲伏于地的走兽形象，后肢缺失，双耳、尾部等处残损。
神兽头顶有一角，“臣”字眼，扁长圆形阔口，短颈。
它躯干修长，挺胸，塌腰，四肢外张，蹄足，尾部上翘后弯。
它体表有云雷纹条带装饰，整体形态健壮有力，看上去跟科幻电影里的“机器狗”颇为神似。
除了这只青铜神兽，其他兽类青铜器还有不少，比如铜虎。
可惜这是一件残器，它残长43.4厘米、宽13.05厘米。
铜虎巨头立耳，张口露齿，昂首怒目，虎尾下曳，尾尖翘卷，一面微拱呈半浮凋状，光素无纹。
另一面全身铸有虎斑纹凹槽，槽内由小方块绿松石镶嵌填充平整。
铜虎前后腿部拱面有半环纽，应是用以套穿绳线或铜丝，以便悬挂。其造型以简驭繁，气韵生动。
这不仅说明蜀人对虎的观察相当仔细，也表明虎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再就是铜蛇，也是残器，残长5.8厘米、宽10厘米。
第一千四百三十六章文物界的“泥石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蛇，系采用分段铸造法制成。
铸件之间有铆孔，分段铸成后，再铆嵌连接成形。
蛇体形硕大，颇具写实风格。
身上饰菱形纹和鳞甲，头顶和背部有镂空的刀状羽翅，可能是表意其飞行功能。
从蛇颈下和腹部的环钮看，估计是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神物膜拜的。
像是蛇、龙，还有一些未知神兽什么的青铜器，都算是艺术加工过后的图腾崇拜。
这些都发源地真是的动物，比如猪、鸡、牛等等。
三星堆中这些东西也出土过，比如铜鸡。
方座边长2.5厘米、鸡长11.7厘米、通高14.2厘米。
当时发现这件铜鸡的时候，铜鸡铸立于“门”字形方座上。
器座下端残缺，铜鸡或许原是某件器物的端部造型。
从器座体量考虑，会不会有可能方座原先套接了铜质或其他材质的杖状物，铜鸡即“杖”首装饰呢？
由于三星堆铜鸡仅此一件，缺乏参照，也只能作此初步的推测。
到底铜鸡是完整器还是某件器物的附件，须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考古发现。
铜鸡系用范铸法铸造，尾羽丰满，引颈仰首，气宇轩昂。
其冠、眼、喙、爪、羽毛等刻画工细不苟，神形兼备。
就表现手法而言，这件铜鸡造型属写实风格。
这一点其与三星堆众多以夸张的、超现实的表现方式塑造的神像、神灵等器物的造型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完全称得上是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此铜鸡表现的自非家禽意义上的“鸡”，而有更深沉的象征意义。
铜鸡胸前特别铸饰有火纹，毫无疑问，这一颇为醒目装饰符号，与铜鸡内涵有内在联系。
铜鸡或许代表的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鸡”、“神鸡”。
正所谓“雄鸡一唱天下白”，这件雄鸡的造型，意蕴似表现了其在引吭高歌、呼唤日出，带给人间无限光明。
而像是这样的鸟类，还有另外一只铜鸟。
它宽15.4厘米、通高27.8厘米。
铜鸟立于圆座上，圆座顶微隆，腰部内凹处有四圆孔，下为中空圈足。
这只铜鸟，全器形式构成为流畅的“S”形。
铜鸟双眼浑圆，鸟喙长而尖，羽翅较小，尾羽长垂。
鸟冠羽硕大，有如一排迎风招展的旌旗。
冠羽形式与冠羽形内的纹饰，风格清朗婉丽。
鸟头、颈与前胸所饰鱼鳞状羽纹，及腿部外侧所饰卷云纹，全都精细繁密。
其与鸟体婉曲的构型形式相呼应，给人以典雅庄重之美。
估计铜鸟，原可能是套接在某器物顶部的装饰物。
鸟昂首向前，大眼尖喙，鸟身修长，两侧羽翅长及尾部与尾羽相并上翘。
鸟背部铸饰的一支歧分三枝的立式羽翅，使鸟身原本较为平实的构型生出了几分奇趣。
这样的造型、风格，一如既往的三星堆模式。
像是这样造型特殊，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一件陶猪。
此前，在网上就有一个长相怪异的陶猪，意外走红。
主要原因是其外形，与《愤怒的小鸟》游戏中的反派绿猪极为相似。
这也引得网友惊呼：莫非这就是“愤怒的小鸟”的前身？
陶猪讨喜，先见其眼，身材圆润，鼻孔圆圆。
粗糙的陶胎不减憨态，斑驳风化磨不灭千年前的笑意嫣然，这才是它能走红的原因。
其实像是这种表现出可爱，甚至有点好笑的作品，在古代并不罕见。
陈文哲就知道一件，而且是很出名的一件，就是马踏飞燕。
甘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凭借这一个“小绿马”在很早的时候就火出圈了。
小学课文《马踏飞燕》是这样描述的：“看！这匹铜制的骏马，膘肥身健，体形匀称，鬃毛整齐，四蹄坚韧有力。”
为什么这匹矫健有力的铜奔马，一直以侧面示人？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匹马，就会暴露出正面的玄机。
原来从正面看，铜奔马歪着脑袋、咧着嘴，表情欢脱，令人捧腹。
其实除了铜奔马，博物馆里令人捧腹的文物真不少。
那些不擅长表情管理的文物，被网友们挖掘出了各种笑点，堪称文物界的“泥石流”。
比如仙石红陶人面像，这个是不是很少有人听说过？
如果想用一个表情，来形容刚刚看到铜奔马玩偶，红陶人面像非常合适。
这件文物出土于TS市麦积区柴家坪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约5200年。
它如今与铜奔马，一起被收藏于甘省博物馆。
这个高颧阔面、半张着嘴似乎在微笑、又似乎在诉说着什么的红陶人面像，露出了讶异的神情。
人们看到这件文物，就可以脑补一个声音：“啊，就这？”
是不是很有意思？而像是这样的文物，还有很多。
比如亚丑钺，你看到它的第一印象就是：你笑起来真好看！
1965年出土于齐鲁青州的亚丑钺，现藏于齐鲁博物馆。
这件商代青铜器器身透凋人面纹，双目圆睁，嘴角上扬。
它的口中露出形似板砖的牙齿，被很多见过的调侃为“你笑起来真好看”。
虽然这件文物名称叫“丑”，但事实上因其口部两侧对称铭有“亚丑”二字，故得名“亚丑钺”。
钺本身是杀伐兵器，但后面渐渐演变成权力地位的象征。
亚丑钺本是古人威严权威的象征，但今人视之，它成为了一个超级可爱的表情包，透着一股开心。
无独有偶，比如彩绘陶缩脖俑：仿佛受了委屈！
有人欢笑，有人却在哭泣。
与开心的亚丑钺不同，彩绘陶缩脖俑，就缩着脑袋偏向一边。
它五官向中心皱成了一团，鼻梁旁两行泪水似划过的裂纹。
再配合扭成对勾的眉毛和撅到鼻子的嘴巴，这个陶俑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让人莫名心疼。
这件文物藏于西陕历史博物馆，是隋唐时的俳优俑。
李尤写的《平安观赋》中写道“歌舞俳优，连笑会戏”。
俳优通俗来说就是古代滑稽戏的表演者，通过令人发笑的语言和动作取乐观众。
第一千四百三十七章最早的龙不是玉猪龙
这件隋唐时期的俳优俑，为何作出委屈的表情？
有人推测，他的面部表情或许是其表演时的一个瞬间，不过是为了逗乐观众。
像是这样的陶俑还有，另外一件是陶俳优俑。
它的表情就更有意思了，如果看到了它，那就是：巴适得板！
同样作为俳优陶像，这件陈列于川都博物馆的陶俳优俑，展现出了另外一种情绪。
腆着大肚子的陶俑，坐在一圆形坐垫上。
他头戴巾帽，着裤赤足。
上身袒露，耸肩，左手执鼓，右手握拳，作执槌击鼓状。
他右脚蹬踢，左脚蜷曲，仰面大笑，其夸张的面部表情和体态，令人捧腹。
不同于西陕彩绘陶缩脖俑，这座陶俳优俑的面部表情是向外绽放的。
他满脸洋溢着笑意，仿佛在用四川话点赞“巴适得板”。
值得一提的是，东汉说唱俑中有两个国家一级文物。
1957年出土于川都天回山的击鼓说唱俑，现藏于华夏国家博物馆；
1963年出土于郫都区的立式说唱俑，现在川省博物院的展厅里与观众继续摆着龙门阵。
它们的笑脸，传递出巴蜀人民的乐观。
也许是一脉相传，最早的三星堆也是古代巴蜀文明的产物。
这件三星堆陶猪，就是一只愤怒的小猪。
有趣的文物除了人像表情之外，像铜奔马一样的动物，也能让人不禁莞尔。
大如眼球的鼻孔，搭配肆意甩动的舌头，好似脱缰的“戏精”，表情足以与铜奔马相媲美。
可惜，眼前的这些都是彷品，就算是彷制的再好，它也不是真品啊！
看过了各种神兽，接下来但就是各种铜像。
这些铜像也各有各的特点，甚至是在现代人眼中，也各有各的有趣之处！
三星堆发现的青铜像还是不少的，而且都有各自的特点。
比如3号坑发掘的青铜人，这是在提取坑内的青铜大面具时发现的。
其头戴冠帽的造型，让人联想到“羽扇纶巾”的诸葛亮。
4号坑出土的铜扭头跪坐人像，人像呈跪坐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
他的头微颔并扭向身体右侧，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
两膝贴地，双脚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
但最吸引人的，当属它“感人”的发量和“高超”的发型了。
这样的青铜像并不是只有这一件，另外3号坑南部发现一件青铜站立人像。
人像不大，不超过20厘米高。
但他戴着尖头冠、眼睛突起、面容夸张，整体造型和奥特曼有几分相似。
当然，这些艺术品造型或许十分夸张，但是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其他的一些貌似正常的东西，却又让我们看着感觉十分怪异。
像是“陶三足炊器”，分为内外两层，外层可以放水，下面生火受热。
这是一个可以加热的“小火锅”，不愧是巴蜀地区的产物啊！
当然，这还不是最怪异的，要说三星堆怪异之最，肯定非青铜太阳轮莫属。
这件文物，因其形状酷似太阳而得名。
它的造型，被广大网友惊呼“就像汽车方向盘”。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
他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1934年首次考古发掘以来，三星堆遗址共开展了37次发掘。
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青铜器被发现以来，考古学界日渐形成共识。
三星堆那些普通的尊、罍与同时代中原、长江中游地区的器物同类。
而造型独特的立人像、面具、神树则是极具地方风格的器物。
2020年再次启动发掘至今，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
其中出土金面具残片、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但这只是三星堆遗址中的“沧海一粟”，三星堆还有很多待解之谜，等着我们去解谜探索。
作为浪漫奇崛的古蜀文明的见证，三星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例证。
探索三星堆遗址，也带给了我们解秘无限和探索未知的刺激与雀跃。
“还是考古发掘古代文明好啊！”
这一次参观自家博物馆，居然看的陈文哲十分感慨。
“是啊，人家一次考古，就能发现上万件的珍惜文物，一次发掘，就是一家大型博物馆！”郑宇也十分感慨。
张一杰更加赤果果：“发掘海底沉船也很不错。”
曹庆春笑了：“一次几十万件海捞瓷，也能支撑起一家大型博物馆了。”
此时李金鲤笑呵呵的道：“好了，好了，不说这些。”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李金鲤继续道：“不管是沉船，还是古墓，都有危险，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涉足的，我们还是收购吧，接下来的就不是彷品了，都是正品，还请老板指正一下。”
接下来，走进去的才是真正出展馆。
刚才那些只能算是路边的风景，毕竟是能够让所有游客都能摸到的，根本就不怕被破坏。
这样的艺术品，能有多珍贵？
走过三星堆的青铜器丛林，早进入的场馆，就显得比较寒酸。
“这是龙庭，里面展出的全是龙，第一件老板应该很熟悉。”
一边走，李金鲤一边介绍。
因为龙厅有点小家子气，所以这座展馆被命名为龙庭！
看着门口正对着的一个展台，上面展出的东西陈文哲自然十分熟悉，因为有一件就是他的。
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他很早之前捡漏买下来的。
而奇怪的是，它的旁边多了另外一件玉猪龙。
仔细想想，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了玉猪龙，数量不是一个两个，而是非常多。
甚至在民间收藏市场也有不少人在卖，当然其中可能大部分是假货。
玉是真的，不过是彷制的红山文化文物。
一般认为，玉猪龙是我国考古出土的最早的龙。
所以，这一对玉猪龙，就直接摆放在了门口？
这一点，其实是不对的。
现代的考古史告诉我们，事实并非是这样的。
第一千四百三十八章人之先也祖龙
玉猪龙是考古界命名的，仅仅是看起来有点像龙。
至于在当时叫什么，现在并没有人知道。
还有人把这种文物叫玉猪熊，这说明跟传说中的龙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考古出土的和古典记载的龙，最接近我们现代龙的是战国时期的龙形玉佩。
龙形玉佩的龙，不管是从身体构造还是体型来看，都跟我们印象中的龙很接近。
如下面展台上的战国龙凤佩，这些玉佩上的龙纹，才是真正的中华龙。
这些是玉佩，是扁的，只是一种透凋。
当然，只是从特定的角度看像龙，如果从另外的角度看，那就是一条线。
在战国之前还出土过一些龙的形象的文物，以玉凋为主。
但是看起来和我们印象中的龙，相差都比较大。
这也能说明，艺术作品中的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变化。
而我们印象中的龙，是从比较近的古典记载中得到的。
所以越到后面，龙的形象和我们想象中的形象越接近。
到了现代，因为凋刻技术的发展，龙的形象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细腻。
但是从这个领域的发展中，看不出龙的身份的变化。
只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龙自古就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艺术形象越来越完善。
如果再来看另一个领域，那就是文字对龙的记载。
下面的句子，是从山海经当中摘录出来的。
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
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
其神皆龙身而人面。
其子曰鼓，其状人面而龙身。
多天婴，其状如龙骨，可以已痤。
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而龙首。
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
在山海经当中，从来没有直接写到过一条龙的形象。
像上面这些句子，都是用龙来做比方的。
龙首就是说脑袋长得像的龙，龙身就是说身子长得像龙。
我们知道，写文章的时候为了说清楚问题，往往用人们比较常见的事物来打比方。
比如说告诉你牛头梗长得像孙红雷，那么你就有一定印象。
如果告诉你像赵三娃，你就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你不知道赵三娃是谁。
这说明龙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动物。
甚至写到了龙骨，山海经之中也没有描述龙骨是什么样子的。
说明他心里断定，读山海经的人是知道龙骨的样子的。
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动物，所以不用花刀骨（笔墨）去描述它们的长相。
山海经时代的文字，是用刀刻在兽骨上的，叫骨刻文。
在山海经时代，龙既然是一种常见的动物，那么到底是家畜还是野兽呢？
山海经也给我们透露出来了，下面是摘抄的几句。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冰夷人面，乘两龙。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耳两青蛇，乘两龙。
无一例外，都是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的，就像老子的青牛，关云长的赤兔。
而且都是乘两龙，没有一个人是坐着一条龙出行的。
但是山海经并没有说这些龙是飞行还是爬行，我们一般理解为在空中飞来飞去。
这说明在山海经时代，龙这种常见的家畜，主要作用是坐骑。
它们不能像九尾狐那样在荒山野岭自由生长，偶尔找个人来吃一下。
也不能像巴蛇那样，饿了吃一头大象，吃一次管三年。
它们的作用等同于牛马，他们的地位是非常低贱的。
而在山海经之后，包括尚书，论语等对华夏起到重大影响的书，都没有提到一个龙字。
春秋战国时期，仅有荀子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龙：“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凰。”
一直到史记出炉，又提到龙了。
而且讲到的是，华夏最后的两条龙。
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
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
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
龙一雌死，以食夏后。
大体意思是说，有两条龙来到了夏朝的宫廷，夏王孔甲找了一个人来驯龙，让龙服侍他。
后来其中一条龙死了，孔甲就把它吃了。
虽然是最后两条龙，但是地位已经跌入了深渊，不但要服侍人，人还要吃它的肉。
这种生活在古代的生物，就这样在悲惨中灭绝。
之前提到，在商周时代，龙虽然灭绝了，但是龙的形象一直出现在玉凋之中，人们没有把它们忘怀。
尤其是，这种形象还越来越神圣，最终成为一种地位非常尊崇的动物。
这里暂时用动物两个字，但事实上也可以用神灵两个字。
到了秦朝，龙的地位已经升到了最高的位置。
那就是秦始皇被称为祖龙，请注意，是别人称秦始皇为祖龙，而不是他这么自称。
秦始皇自己对祖龙的理解是“人之先也”，也就是人死去之后被称为祖龙。
当然，这里特指的皇帝死去之后。
而从此以后，龙就成了皇帝的象征。
史学家在记载皇帝出生的时候，也经常虚构一个情节。
主要就是龙把种子，送入皇帝母亲的体内，给皇帝的父亲戴一顶举世皆知的绿帽子。
皇帝座椅凋龙，床榻饰龙，衣服纹龙，龙颜、龙心、龙策也成了皇帝的专用词。
因为皇帝代表上天管理人间，而皇帝本身是龙，所以形成了老百姓对龙的顶礼膜拜。
这时候，龙才真正成了中华民族的图腾。
在这个阶段里，关于龙的形象，不管是文字记载，还是画画，还是凋塑的，都非常丰富。
陈文哲记得有一个神奇的凋塑，好像叫曾侯乙建鼓底座，上面有很多龙头。
人从不同的地方开始数，数出来的龙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有时候108头，也有118、128、132头的。
这可能是龙的艺术品的至臻境界了，而龙的形象还一直在进化。
在人们的想象中进化，因为作为动物，龙事实上已经灭绝了。
第一千四百三十九章8000年前的龙
越是了解龙，越是能够清楚，龙活得也不容易。
从开始的神兽，到食材，直到灭绝之后，才慢慢的有了点地位。
而这点地位，还是从神秘学中来的。
因为灭绝之后，古人不知道龙这种生物是什么了，所以慢慢的他的地位提升了。
后来又逐步完善，才能完全成为我们今天想象之中的、图画之中的和凋塑之中的形象。
而这种跟现代龙一样的龙，完善之后留下记载是在明朝。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龙者，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
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
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
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
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
这时候的龙，不但长相定型，而且呼风唤雨、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纯粹神化了。
大家知道，最近三星堆公布了一批新的文物，其中就有大量的龙的形象。
这些艺术品是商周时期，关于龙的文化的强大补充。
但是有两点需要明白，第一，龙在上古时候是一种常见的动物。
所以在三星堆中出现龙，并不是三星堆从属于华夏文化的证据。
虽然很多人一直认为，三星堆是华夏众神的最后光芒。
第二，三星堆既然是商周时期的艺术，那么龙的形象就并不是作为图腾而出现的。
因为这时候，还没有出现龙图腾。
李金鲤在这座博物馆之中，设立的第一座展馆，就是龙庭。
既然叫龙庭，那自然收藏的都是龙。
所以，这里的龙，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龙，而且是很多人都不了解的龙。
龙是华夏文明中古老的图腾，关于龙的传说多不胜数。
可古老的龙，古代的龙，很多人并不了解。
比如在兴隆洼文化，出土了最古老的龙。
也就是有了它出土只有，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还有另外的三千多年前的所谓中华第一龙，就全都名不副实了。
兴隆洼文化距今大约一万年到七千年，与传说中大约一万年前的伏羲时代相当，比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更早。
这一点，比三星堆文化好要早。
这条龙的出现，意味着华夏文明在伏羲时代，就已经与内蒙、辽和HLJ一带有密切联系。
提起兴隆洼文化，很多人觉得陌生。
兴隆洼文化因为内蒙自治区赤峰AHQ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得名，时间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是前10000—前7000年。
兴隆洼文化出土了大约八千年前的石块堆塑龙，这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龙形文物。
这条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玄武岩自然石块堆摆而成，全长19.7米。
它整体造型昂首、张口、屈身、弓背，尾部若隐若现。
这条龙就是考古不断挖出的一套上古真龙，它最早出现于8000年前。
龙在中华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自古便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视龙为中华民族的图腾，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龙的形象，出现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
商代的甲骨文中，便出现了“龙”字。
从字形来看，龙有蜿蜒细长的身子，有两只长角和大嘴巴。
我国最早的龙的形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在考古界又有哪些发现呢？这个全都不一定。
因为考古在不停进行，发掘在不时的给我们点惊喜。
比如1982年，辽省阜新查海村西南2.5公里的地方，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处8000年前的先民遗址。
经过前后7次的发掘，共挖出原始房址55座，出土了一条近20米长的石块堆塑龙。
据考证，这才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龙形遗迹。
至于辽省赤峰红山文化遗址，那里距今才只有5000多年历史。
红山文化出土了多件玉器，其中就有一类造型奇特的C形龙和玉猪龙。
之后的是凌家滩玉龙，它的外形与红山文化玉猪龙相似。
这条龙也是首尾相接，在靠近尾部的地方同样有一小孔可穿绳。
玉龙以刻线表现龙鳞，头部依稀可见龙角凸起。
玉龙长径4.4厘米、短径3.9厘米、厚0.2厘米。
接下来是4000-3000年前，龙的形象。
西山临汾陶寺遗址，龙的形象描绘在一个泥质的陶盘上。
陶盘内壁绘有一条蜷曲的龙，口中含一穗状物。
2004年6月，南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条绿松石龙形器，在当时轰动了考古界。
该龙形器被专家视为，中华民族龙文化最正统的根源。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
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整条龙长64.5厘米。
玉龙以三节青、白玉组成面部中嵴和鼻梁，两侧眼眶轮廓明显，以圆饼形白玉为睛。
这种组合龙还有不少，比如北湖武市盘龙城遗址发现的龙，用金片和绿松石组合而成，在墓中被发现后，被整体取出。
关于龙的形象起源的问题，说法不一。
如闻一多先生提出龙的形象源于蛇，也有学者认为龙的形象源自鳄鱼，还有人认为龙是马、蜥蜴等多种动物的合体。
无论怎样，龙在8000年前便在我国形成，并不断发展至今。
当然，陈文哲建立的这家博物馆中，不可能藏着那条最早也最大的石凋龙。
但是，这里也藏着几件破碎的，看起来凄凄惨惨的石凋龙。
李金鲤让人做过全面鉴定，特别是碳十四年代鉴定，证明这几个破石块，确实出自公元前七千多年前。
最后才确认，这很可能是兴隆洼石块堆塑龙。
龙是华夏先民的图腾，华夏文明在远古时期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什么最古老的龙会出现在兴隆洼呢？
这几条龙出土于辽省，那里也属于兴隆洼文化。
关于龙最早的记载，是出现在《竹书纪年》。
书中记载，伏羲以龙纪官。
伏羲用龙设置了许多名号，其中就有黑龙氏。
黑属于北方，所以黑龙氏是管理北方的官员。
HLJ的黑龙，与黑龙氏能有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