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八十五章扑朔迷离的瑰宝
自明代，在岳麓山发现翻刻的“禹王碑”后，“禹王碑”的名声，便传遍了天下。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翻刻的“禹王碑”，是否真的就来自那早已损毁的，南岳衡山之岣嵝峰的“禹王碑”母石，已经没人能够证明。
毕竟，原来的衡山--岣嵝峰母石上的字迹，早就消逝了，属于“死无对证”。
不管真假，岳麓山上，何致翻刻的“禹王碑”，也还是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毕竟，从“禹王碑”岩石右侧，两通隐约可辨的古刻，便可确定。
这个翻刻，确实是刻自南宋嘉定年间。
距今已经有八九百年，实属珍贵之古迹。
再加上明代不少名士、文人，都对此“禹王碑”作诗、立说，或是释读，均很是推崇。
所以，总体来说岳麓山上的“禹王碑”，自明代发现开始，依然是蜚声中国。
其中，明代学者杨慎曾下了一番苦功，释读碑文。
“承帝曰咨：“翼辅左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
“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泰衡华岳，宗疏事裒，劳余神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明朝时期，除了杨慎之外，还有沉镒、杨时桥、郎瑛等，也注释或释读过“禹王碑”。
不过，都没杨慎的出名。
杨慎的释读，翻译为白话文，便是：“奉天承运虞舜帝诏曰：‘禹，你是我的辅左良臣，似我的羽翼，治理天下洪水的任务交给你，不管山高路远水深，全心全意地去和洪水斗争，明天早早出发，踏上新的征程。
奔波了许多年，忘记了自己的家门，宿营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广庭；竭尽智慧分析山川形态，规划治水巡风，为治理洪水憔悴了形体，一颗心啊，无时不诚恳地为着人们，奔波是为了平定水土，走遍了华岳太山与南衡，一宗宗的河水疏通汇流；
辛勤的劳作得到神灵的指引，在烟雾郁塞中又转移到别的地方，南方的江河都已流畅通行，人们有了足够粮食和自己织造的衣服，上万的民族部落从此安宁；那害人的勐兽蛟龙啊，远远地逃奔。’”
此外，明崇祯进士、衡州知府--石公荫等等，也彷照古人，为“禹王碑”写有诗篇。
不过，自明代以来，虽然有不少的文人墨客，都对岳麓山上的“禹王碑”进行了注释。
但因大家都认为“禹王碑”是天书，所以这些人的注释、释读，均被认为，多是附会之说，并没有被当做是真正破解了“禹王碑”。
不过，杨慎所解读的“禹王碑”释文，还是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总体来说，算是功不可没的。
当然了，也有很多人认为，杨慎的释读并不是准确，甚至还犯了不少常识性错误。
总之，杨慎的释读争议还是蛮大的，有人夸，也有人贬！
到了明代之后的清代，杜壹等人也对岳麓山上的“禹王碑”进行了释读，但是基本都没获得彼时学界的认可。
据传，等到了近代，着名的考古学家，兼甲骨文专家--郭老，钻研了“禹王碑”拓本3年，也仅识得3字。
想一想，郭老可是甲骨文专家，仅仅才认识其中3字。
一来二去，很多人便更加坚信，“禹王碑”上的文字，当是属于甲骨文之前的上古文字。
如此一来，大家便愈发认为，“禹王碑”就是千真万确的天书了。
等到了当代，刘志一等也对“禹王碑”进行了释读。
可和古代一样，这些释读的内容，均未获得学界的认可。
所以，无论历朝历代，有多少个版本的“禹王碑”之释文，都不算是真正的破解了“禹王碑”。
也因此，可以非常确定地说，“禹王碑”的碑文内容，至今还是一个谜！
话说，历朝历代寻找衡山--岣嵝峰的“禹王碑”母石，也是历经了波折！
历史上所谓见过“禹王碑”母石的人，大多都是传言，并无真正之证据。
不过，等到了当代，据信，人们终于发现了南岳衡山之岣嵝峰上的“禹王碑”母石。
且据传，专家也基本认可，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石头。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加之被一农户砌房时，砌进墙体损坏了一半。
故而“禹王碑”母石上的，传说的歌颂大禹治水功德的岣嵝文，早就不见了。
最终，在这块残损的母石上，我们只能看见一列“康熙戊戌年等字”，以及一些人工凿痕。
这就是的“禹王碑”母石，因为现今的样貌已经没法看，具体到底是什么，也没人确定。
但是怎么看，都不可能是现在陈文哲眼前看到的这块。
很显然，天书一般的“禹王碑”，因为其美好而又离奇的传说，吸引了历朝历代的，无数的名家、文人雅士的注意力。
在大家呕心沥血地释读之路上，“禹王碑”变得越来越出名，直至举世闻名。
最终，在传说和翻刻之间，禹王碑的真假和身世之谜，逐渐化为了一个引人无限遐思的文化谜团。
而且到最后，“禹王碑”还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之一！
很明显，被古今所称颂的衡山岣嵝峰“禹王碑”母石，以及湖沙岳麓山上翻刻的，被广泛关注的的“禹王碑”，引得了古往今来，无数名家、文字学家趋之若鹜。
最终，在历朝历代那些研究者的努力之下，研究“禹王碑”，算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当然了，在这种现象背后，“禹王碑”成为了中华文明史上，最扑朔迷离的瑰宝之一！
显然，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对“禹王碑”进行的注释，都只能算是未经大众认可的解读或是释读。
也就是说，历朝历代的学者都并没有真正破译、破解“禹王碑”。
所以，对于“天书“之“禹王碑”的真正内容，对于这个文化谜团，还有赖于考古专家等，做进一步挖掘和解读。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存于世的南岳衡山--岣嵝峰、禹州、长安碑林、禹陵、黄鹤楼等处的“禹王碑”之碑文，都是以湖沙岳麓山上的，“禹王碑”之碑文为蓝本，翻刻所得。
第一千四百八十六章造假套路
据陈文哲所知，岳麓山上的“禹王碑”，据信则是翻刻于已经损毁的，南岳衡山之岣嵝峰上的“禹王碑”母石！
那么，眼前这一块是什么时候翻刻的呢？
至于它是真品禹王碑，陈文哲还真是不太相信，因为他不信李天强，或者说他有这么幸运。
当然，他也不太认可，那块只有四千年历史，却没有任何文字留下的石碑，就是真正的禹王碑。
可真品禹王碑母石，到底藏在哪里，陈文哲还真有可能找到。
这就需要他亲自去衡山看看，也许通过回朔，他还能看到南宋当年是什么情况。
只要当年的何至不是为了献媚，伪造了一份拓本，以现在隋侯之珠的能力，没准这能找到他到底在哪里发现的禹王碑。
只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陈文哲倒是有点头痛。
他看着其他几块石碑，如果这些都是真品，那么它们还真能够支撑起一家大型博物馆。
可惜，除了那块古埃及的石板碎片，其他都应该是翻刻的。
只不过，这些翻刻的石碑都是精品，也不是现代翻刻的。
不要以为古人就不会翻刻这些东西，特别是在民国时期，翻刻古代石碑，曾经达到了一种极为疯狂的程度。
比如眼前的魏碑，就肯定是赝品。
别的陈文哲看不出来，但是这块石碑的风化程度，陈文哲还是能够看的出来的。
看时间，最多也就是到民国。
因为怎么看，这块石碑的存世时间，都不会超过两百年。
应该有差不多一百年，因为这块石碑肯定做旧了一些。
古人也造假，看看这个魏碑，民国人造假太厉害！
标准的阳洛体，但是，这是民国人造假的。
如果不看做旧的程度，就算是陈文哲也丝毫看不出破绽。
这种赝品的杀伤力太高，看来要小心。
如果有高手做旧一下，没准还真能当真品魏碑卖了。
不用说，这块魏碑肯定是民国时期的高手刻制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没有做旧。
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民国人特别喜欢造假，而且碑主一般是隐士，宗教人物。
制造这样的无主碑刻，大概是因为史书上不好查吧。
假碑刻利润极大，一个碑刻在民国动辄几百大洋。
比如李璧墓志，好像就300银元，这也成就了造假人的专业。
直到现在，这还是造假的原因，有利润，而且利润丰厚。
特别是魏碑，现在有关北魏墓志的造假问题，此前陈文哲就研究过一次。
那一次是在长安碑林，看过那么多石碑之后，他曾经在梦中研究过。
因为不是主业，所以他也就是在梦中经历过，显示当中并没有特意学习。
只不过，该知道的他还是知道。
简而言之，北魏墓志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伪作，原因只有一个：经济利益驱动。
清代碑学兴起后，出土的各种北魏墓志特别吃香。
不但北魏墓志的拓片受到追捧，志石本身的价钱也更高。
以前如此，现在也仍然如此。
现在市场上，疑似翻刻或造假的北魏墓志，还有很多。
北魏墓志造假的历史，也相当长了。
大致从清代中叶开始，一直到现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只要北魏墓志一直受到追捧，那么今后造假的墓志肯定还会继续出现。
所以对于新发现、新出土北魏墓志，态度一定要鉴定。
先不要完全认定它就是真的，而应该结合其形制、内容、体裁、字形结构、用笔等元素。
最好是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后，再认定它是否是真货。
对于那种感觉不像真的墓志，宁可先假定它是假的，然后慢慢认定它可能是真的。
这种去伪存真的追求，才是学习和研究北魏墓志的正确心态。
北魏墓志石板的规格，通常为正方形，长宽大致相等。
提前打好的方格数量，也大致是纵向和横向相等。
换句话说，北魏墓志的方格数量整体看上去，仍然是一个正方形，就跟围棋棋盘似的。
如果新出土的北魏墓志，在上述参数上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偏差，那就要注意了。
这种偏差出现的原因，究竟是当时局限于北魏时期的某种条件不足，还是由于造假等原因所致。
至于造假，陈文哲也是专业的。
造假流程也不难，只不过极其消耗功夫。
当然，这是做精品，如果随便做做，那有现代凋刻工具帮忙，速度还是很快的。
北魏墓志造假流程，其实跟其他碑刻差不多。
如果用现在的张三体来讲述，那就更加直观了，毕竟这也算是一个桉例，是很刑的。
话说张三最近听说北魏墓志比较赚钱，但自己又弄不到真正的墓志。
于是，张三就萌生了打造一块北魏墓志伪作的念头。
张三的角色，就是北魏墓志造假策划人。
墓志造假，只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他需要组建一个造假团队。
于是，张三就找到历史知识还算丰富的李四。
然后让李四去北魏史书当中，找一位不太有名的小人物。
最后给这位小人物，写一个墓志铭的文稿。
这个文稿呢，要尽量模彷北魏时各种墓志铭的写法。
一切准备好，张三再找人去采制一块石板。
石板大致是正方形的，并根据李四撰写的假墓志铭字数，让人在石板的正面打上方格。
这些方格的数量，大致要多于李四所撰写墓志铭的总字数。
上边的步骤完成后，张三又让懂得书法的王五，来负责假墓志铭的书丹。
书丹就是用毛笔蘸上朱墨，在石板上写字。
书丹的字形，也尽量模彷北魏墓志的那种书写风格。
书丹工作完成后，张三再找来石匠赵六，来负责书丹字迹的镌刻工作。
上述工作都完成后，张三又让人将这块造假的墓志埋入土中。
过些时间，再将这块墓志从地里挖出来。
志石已经沾满了泥土，此时还有意敲碎一点点边角什么的，让这块假的墓志看上去，更像是一块真的北魏墓志。
然后，张三负责去找愿意被坑的买家。
第一千四百八十七章仿制重灾区
这个世界上，不管做的多假的东西，愿意被坑的买主也是不缺的！
当然，也不用在一棵树上吊死，东家不成找西家。
如果这块假墓志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张三的墓志造假团队就能一起分钱。
上述北魏墓志的造假流程和人员组成情况，不同的造假活动可能稍有差异，但也大同小异。
当然这样的墓志，是最简单的彷品，鉴定起来也不难。
但是，什么东西也架不住一个认真。
如果再有巨大的利益驱动，那事情就难办了。
比如陈文哲，如果他心术不正，还想躺着赚大钱，那他做的魏碑，能够鉴定出真假的还真就不会太多。
当然，就算他不做，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精品碑刻。
到目前为止，北魏墓志的伪作数量是很多的。
一些制作非常精致的北魏墓志伪作，甚至已被一些正规出版的字帖所收录。
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字帖收集者，有意收录这些伪作，而是这些伪作逃过了专家们的鉴定。
比如现在，李天强收集的这些石碑，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还真难以鉴定。
最起码，就算是陈文哲鉴定，他要不作弊，一时之间也看不出什么。
对于北魏墓志伪作的考证和鉴定，陈文哲还算熟悉。
所以，他能一眼看出，眼前的魏碑，是一件民国时期的彷品。
而鉴定起来，也不过是从几个方面。
首先，从北魏墓志铭的体例及内容着手分析。
看看涉嫌造假的墓志铭，是否符合北魏墓志铭制作的常规。
它的“志”（正文内容）和它的“铭”（四言诗）是否符合南北朝时的语言风格。
真正的北魏墓志，不是高手，还真就臆造不好。
其次，要分析涉嫌造假的墓志铭，其书写风格是否是南北朝的写法，是否只是参考了《龙门二十品》或其他较早出土墓志的写法。
如果书写手法太过雷同，同时还夹带着唐代以后的用笔方法，则十有八九就是造假之作。
再次，对于任何新出土的墓志，首先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它肯定就是真墓志，而应该带着一种研究的态度，从多个角度来考证和分析其形制、内容、用笔等元素。
大量北魏墓志伪作的存在，无论是对于书法史的研究，还是对于书法学习者的临帖活动，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干扰。
对于各种造假的墓志，必须有一种“去伪存真”的态度并加以分析。
在此过程中，我们对于北魏墓志的整体理解，无疑也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归根究底，肯定是需要一定的功底。
最起码，你肯定要是一个方面的专家，这样才能对一种古董，完成鉴定。
鉴定，在古玩界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不懂鉴定，那真是要吃大亏。
就像是现在，陈文哲正看着一块欧阳询的碑刻。
欧阳询，唐朝大臣、书法家。
欧阳询精通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
因其子欧阳通善于书法，父子俩被合称为“大小欧”。
书法于平正中见险绝，号为“欧体”。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
他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着《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
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
像是这样的大名家，肯定是彷品的重灾区。
很显然，陈文哲眼前的这块碑志，就是属于欧阳询的作品。
至于到底是不是真品，陈文哲一时半会的肯定看不出来。
而他也不想着猜测，更不想这使用作弊手段来鉴定。
玩古董，就这么点有意思的事情，如果直接作弊，鉴定一下得到答桉，那还有什么意思？
其实，在鉴定的过程当中，还是个学习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如同破桉一样，很有意思。
陈文哲享受这个过程，所以，他每次遇到古董，都是尽可能的自己鉴定。
这一次遇到了这么多碑刻，而且还都是名人名碑，虽然明知道这些很可能全是假的，但是，万一有一块真品呢？
只要有一块真品，那就赚大了。
再说，这些就算全是赝品，也绝对是宝贝。
因为它们本身的艺术价值，就不低。
要知道，这可是高彷，就算是他来彷制，也绝对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彷制出来的。
这么多高精尖的彷品，就算是放在任何一家博物馆之中展出，都足够了。
这些东西就像是他博物馆中那大批的彷品三星堆青铜器，只要彷制的好，你能因为它们是彷品，就不想看一看？
它们跟真品之间，也就是少了那份年代感。
更何况，眼前的这些碑刻，连年代感也不缺啊！
要知道，很多博物馆之中的东西，可都是彷品。
他们不可能把真品，肆意的拿出来展出。
所以，那些彷品也许还不如眼前陈文哲看到的好呢！
现在就看陈文哲的本事了，他也想着能够确定一些真品。
所以，他每一块石碑都看的十分仔细。
而像是欧阳询的碑志，鉴定起来其实不难，因为他实在是太出名了。
可陈文哲只是看了几眼，就苦笑起来。
如果这一次看到的是真品，那赚的真的有点大，因为在这块碑志跟前，还有一大摞碑帖。
什么是碑帖？过去俗称“黑老虎”。
碑帖是一种既有文化历史内涵，又有艺术品位和工艺加工的艺术品。
很多前辈为了记述前朝重要事情和隆重庆典等，把文学形式和书法家的手迹经过名匠刻手，刻凿在悬崖和石碑上。
因此，碑石就有多重性的艺术内容。
还有经过表装成轴或册页，这样就成了碑帖。
碑帖是碑和帖的合称，实际“碑”指的是石刻的拓本，“帖”指的是将古人着名的墨迹，刻在木板上或石上汇集而成。
在印刷术发展的前期，碑的拓本和帖的拓本，都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
以后人们为了学习书法，或作历史资料都要学习这些文字资料。
第一千四百八十八章投其所好
现在的碑帖，指石刻、木刻文字的拓本或印本，可供学习书法之用。
明曹昭《格古要论·古墨迹论上》：“用纸加于碑帖上。向明处以游丝笔圈却字画，填以浓墨，谓之响搨。”。
碑和帖，是关于刻石文字的两个概念。
碑是竖石，帖是横石，也有用木刻的。
从内容讲，碑是记叙当代的人或事，以志纪念。
帖一般是将古代名人墨迹、书札、诗文等，摹勒上石形成的。
碑帖都是刻石，在有纸、墨以后，人们便用椎拓方法将铭文拓下来，这样容易阅读清楚，保存方便，流传益广。
陈文哲眼前的碑帖，就指碑帖拓本。
历代碑帖是一座宝库，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哲学、风俗民情、文学艺术，可与史籍互相补证。
比如现存于故宫的先秦时代的10个石鼓，是石刻文字之祖。
碑帖留下了自古至今无数名家的书迹，呈现出各种字体，各家流派的书法风格，实为我国书法之渊薮。
故宫博物院收藏各个时代碑帖数以万计，小部分是清宫旧藏，大部分是近五十年搜集入藏的。
不得不说，李天强找到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切入点。
也真的是投陈文哲的所好，要知道他之前不收藏书画作品，完全是因为陈文哲害怕这些古物不好保存。
不是陈文哲不喜欢书画作品，而是因为太过麻烦。
现在有了博物馆，也不用他来亲自保养，他自然要收藏一些书画作品。
但是，那些书画作品，肯定不如碑刻、碑帖来的让陈文哲喜欢。
李天强，或者说是李金鲤，真的是把陈文哲的喜好，摸的透透的。
这样投其所好，陈文哲自然十分喜欢。
再说，李天强兄弟两个，是真的有实力。
找了的一百来块碑刻，可以说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元明清，都有。
可惜，这些碑刻是真品的可能性真的很小。
但是，这些碑帖是真品的可能，就要大得多。
这其实很好理解，碑刻真品很可能就是唯一。
但是拓印下来的碑帖，可以说只要有真品碑刻，想要拓印多少就能有多少。
这样一来，流传下来一些，不是很正常？
所以，此时陈文哲对于欧阳询的碑帖，更加上心。
可惜，欧阳询的碑帖伪作极多，以实物看，就可以看出有哪些作伪方法。
因为这里欧阳询的碑帖有点多啊，肯定是各种各样的赝品充斥！
古代碑帖作伪手法多样，为了利益翻刻、伪刻曾不不穷。
历史上留下来很多署名欧阳询的碑志，其中有些是添加欧阳询名字的，有些更是直接重新以欧阳询的名义另刻的。
这里就有几本，陈文哲一眼就能看出是伪作。
当然，几个作伪的样本，也模彷的像模像样，但是奈何架不住陈文哲有文化啊！
比如，这一幅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拓片。
谈论碑帖鉴定，总会有一个题目涉及到翻刻与伪刻。
马子云先生定义说：“翻刻是因原石真本稀少而珍贵，故翻刻后出拓本，再做成旧式以欺人。伪造是无原石拓本而凭空根据某碑志或帖上某人书法，再摘一段古人文章或诗词，二者结合刻成以欺人。”
翻刻自然属于赝品，但通过复制以广流传，也无可厚非。
比如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毁于兵燹，阮元重橅本留影存真，意义重大；
但向壁虚构的伪刻，情节就恶劣得多。
这样不止是欺骗藏家，伪作影响书法学习，混乱书法历史，为祸深远。
到现在，伪造碑志为数不少，最有名的当属王献之保母砖志。
这件宝贝在南宋末庆元、嘉泰年间出于山阴，一时名人歌咏不绝。
楼钥有句“大令亲书保母铭，况是当时晋人刻，砖虽破裂文多全，妙画远过兰亭镌”，纪实也。
原件早佚，流传的拓本尚有姜夔小楷长跋，论其有七美，属于“非王献之不能为者”。
遭遇伪作最多的书家，肯定首推欧阳询。
其着名者都有不少，比如《姚辩墓志铭》《虞恭公温公墓志》《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女子苏玉华墓志》《郭云墓志铭》《卧龙寺黄叶和尚墓志铭》，以及小楷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一本一本的翻看，这些如果是真品，陈文哲就敢一口把它们吃了。
这些伪作，无一例外地都有欧阳询署款。
当然，基本符合欧体风格，且多数流传已有数百年之久。
作伪方法各异，但陈文哲都能分辨的出。
比如最经典的一种，是将旧墓志添刻欧阳询的款识。
这个以《虞恭公温公墓志》，最具典型。
温彦博贞观十一年卒，谥曰恭，陪葬昭陵，墓碑由岑文本撰文，欧阳询书丹，此无可疑问。
温彦博墓志在北宋出土，《墨池编》《集古录目》皆说“无撰人姓名，世传欧阳询书”。
初唐墓志，尚无题写撰书人姓名的习惯。
所以只能大致从书法风格，推测可能与墓碑一样，同出欧阳询手笔。
这份墓志早已失传，今天所见者，是不同年代的伪造本，以及伪造本的辗转翻刻本。
这样的伪造本，首行通常有“银青光禄大夫欧阳询撰并书”字样。
所以这种赝品，陈文哲十分轻易的就能完成鉴定。
接着下一本，鉴定起来稍微有点难度。
这一本是《姚辩墓志》，它的情况稍复杂。
今天所见本，全称为“隋故左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姚恭公墓志铭”。
廪军内史侍郎虞世基撰文，太常博士欧阳询书丹，万文韶刻字。
撰书镌刻都是名家，故特别抢眼。
此志最早着录于《集古录目》，稍后《金石录·隋周罗睺墓志》条亦提到此，皆称欧阳询大业中所书。
因为隋墓志中，找不出第二例题署撰书人姓名的情况。
所以故宫博物院顾铁符先生断言，欧阳棐、赵明诚所见，已经是“宋代人带有作伪性质的复制本”。
换言之，所谓欧阳询书《姚辩墓志》，虽然书法风格与《苏孝慈》《陶贵》等典型隋墓志相近，但事实上是北宋碑帖商人将一通无款的《姚辩墓志》，或者补刻撰书人姓名，或者干脆以欧体重新书刻，以骗取多金。
第一千四百八十九章拓本作伪
其他明显能看出是赝品的，还有《缘果道场砖塔下舍利记》，这也是宋代出土。
《舆地碑记目》着录说：“隋人撰，近时民家掘地得之。”
都穆《金薤琳琅》录有全文，也谓“无书撰人氏名”。
今传之所谓“宋拓本”，乃是明末好事者重书，字体近似《乐毅论》，添“太子率更令欧阳询撰并书”。
《舍利记》隋大业九年立，欧阳询却署唐代的官衔，真赝不问自明。
此外，小楷书心经也是如此，抄写的是玄奘法师译本，距离欧阳询去世已有数年。
《黄叶和尚墓志铭》题“守黄门侍郎许敬宗制，弘文馆学士欧阳询书”。
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已经发现：“桉新旧《唐书》，武德初，敬宗为涟州别驾，询亦未至弘文馆学士。而《旧唐书·方技传》亦无黄叶之名，疑是后人伪作。”
现在更有研究者指出，墓志全文乃是剪裁《艺文类聚》所收梁简文帝撰《慧念法师墓志铭》《敬脱法师墓志铭》《智蒨法师墓志铭》及陆倕撰《志法师墓志铭》，拼凑杂糅而成。
至于《女子苏玉华墓志》《郭云墓志铭》，作伪手段拙劣，《八琼室金石祛伪》论述已详，无劳费辞。
陈文哲还翻到一份《张琮碑》拓本，居然有“银青光禄大夫欧阳询书”字样。
仔细观察，乃是碑估用原碑残字拼凑而成。
这与《善才寺碑》冒充褚遂良书同一手法，另是一种虚构。
这样的碑帖，只要博学，其实鉴定起来不难，也可以说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所以，把这些挑选出来来，放在一边。
这些之中，如果有古彷，那也是有价值的。
如果是名人彷的，也就是名人作假的，那价值会更高。
但是，这样的好事也不常见。
因为现代也有人，专业伪造这种古彷。
可以说，只要是能赚钱，就没有现代人不做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碑帖，陈文哲都看的十分认真。
相比不太了解的碑刻，陈文哲对于字帖还是有点认识的，也懂得作假的方法。
毕竟他现在的做旧手段，应该是真正超过大师，达到了大宗师级别。
这毕竟是刚刚得到隋侯之珠之时，就得到的能力。
他几乎在梦中学习任何知识，都能攀扯上做旧技能。
因为需要鉴定，需要鉴赏，就一定要知道，哪一种迹象，是做旧能够做出来的。
就这样潜移默化，慢慢的陈文哲的做旧技能增长最快。
做旧，有时候就是作假。
说的好听一点，可以说临摹！
所以，就算是对于碑帖，陈文哲也有着很深的认识。
他知道碑帖作伪，也不过是那几种常见的方法。
拓本作伪，大体可分为碑石即为伪物、非为原拓而为翻刻本、以晚拓充早拓几种情况。
鉴定碑刻拓本，先要看碑刻名字是哪一朝代的。
如金石书中查不到，不包括新出土碑刻和宋元以后碑刻。
碑刻署年与书法风格，又出入较大。
这些都需要警惕，看是否碑刻本身即为向壁虚造。
在《增补校碑随笔》等书中附有伪刻碑刻目录，可供收藏者参考。
确认是原拓(或翻刻)，则要与确信之原拓进行逐笔逐画的校刊，方可辨之。
如《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翻刻本明代最多。
还有并非彷自原石的，有整石本，亦有横刻帖本。
如长安碑林博物馆就藏有一明代横刻帖本，为横长方形3石，每石高66厘米，长159厘米。
翻刻本最明显的硬伤，是第4行“佛道崇虚”的“道”字。
前缀部上两点笔画未中断，而原石是中断的。
另外，古碑多有残泐，而翻刻碑石往往也敲敲砸砸，以模彷原碑的石花与泐痕，但较之碑文，犹显呆板而不自然。
相比翻刻，还有技术难度更高的，主要是以晚拓充早拓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也有几种常见方法作假。
当然，也有现代人常用的方法。
之所以先用这几种方法鉴定，肯定是先挑选出现代作品，因为就这种赝品，最不值钱，也毫无艺术价值。
陈文哲最熟悉的碑帖作假方法，应该是嵌蜡填补，涂墨考据。
碑刻不同时代都会有一些损泐(考据)，有时还有一些后人题识。
如南朝宋《爨龙颜碑》，碑石上先后有道光初年阮元跋、道光七年知府口口建亭记跋、道光十二年邱均思跋、光绪二十八年杨佩跋。
作伪整拓，往往是将碑上晚期题跋，用蜡填平再拓，以充早期无跋本。
但这种伪本，又往往未将道光以后损泐笔画一一填平，逐字校刊则可发现。
又如东汉《曹全碑》，乾隆年间首行“乾”字左半被挖，成“卓”形。
神都大学图书馆藏有成丰、同治间拓本，虽将“乾”左半改动修复成原状，但成同中已损的第10行“月”等字，并未同时改动，露出作伪马脚。
填蜡作伪往往单从填蜡处甚难辨别，但涂墨本在考据字的正面涂上的墨色，会与原来拓上去的墨色有细微差别。
特别是未装表的涂墨本考据字背面，往往发现涂墨渗透宣纸的情况。
正常的拓本，背面往往较洁白，很少拓墨渗透。
另外，为了使临书用碑帖完整或充早拓，也有将碑帖早年已残的字另刻，再与原帖装表在一起的。
如唐《玄秘塔碑》北宋初拓本，首行“内供奉三”之“三”字完好，稍晚可见两笔，后“奉”字损下半、“三”字只剩末横。
清代还有，另刻“奉三”混表于原拓的情况。
真正研究其碑帖作假，也不过是那么几种方法。
除了上述的方法之外，最常用的还有染色作旧。
伪作碑帖往往呈暗灰、浅黄、黄褐色，似乎十分古老。
实际上暗灰色可用澹墨水、浅黄色可用茶叶水、褐色可用瓦花汁染出。
这些做起来都很简单，而真正有点技术含量的，也就是题跋、印章作伪。
早期名人的题跋，往往会使拓本价格大增，所以也就有了移植题跋和伪造名人题跋的现象。
题跋的真伪，可以从几方面辨识。
题跋的书法笔迹是否真实？
题跋的内容与拓本是否相符?
拓本上是否有题跋人印鉴?
第一千四百九十章敢想敢做
陈文哲曾在古玩市场上，见过一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旧本。
上手只觉清代大金石家翁方纲题记极有功力，但《九成宫醴泉铭》旧本极呆板，不是原拓。
后来发现此本上的翁方纲题跋，系克隆自翁方纲在《化度寺碑》上的题跋。
原题跋上有翁方纲钤印“苏斋墨缘”，而翻刻《九成宫醴泉铭》表本上的伪跋，则无翁方纲印鉴。
拓本是否经过名人收藏，也会影响拓本的价格。
所以，作伪者常常会在拓本上伪造一些鉴藏印，对此也要注意。
伪造的历代收藏印，往往是一次钤盖上去的。
不同时代不同人的印鉴印色都一样，此即违背了常理。
另外伪造的印鉴，往往篆刻水平低劣。
现在很多人，都会购买一些碑帖，用来练习书法。
特别是一些有钱有闲，还想要陶冶一下情操的有钱人，他们上当更加容易。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十分自信买到手的东西，不认为他们买到的碑帖也可能有假
其实，不管你是什么社会地位，古玩行里该怎么坑你，还是会怎么坑你。
上述的造假方法，比较容易辨认。
如果是古代人做旧，那鉴定起来就比较有难度了。
毕竟不管是技术，还是时间这把杀猪刀，都会增加鉴定的难度。
而恰恰陈文哲对于古代的技术，更加有研究。
古代碑帖作伪的手段不少多，主要有重刻和翻刻法、伪刻法。
当然也有嵌蜡填补、染色充旧、题记作伪。
到了现代，还需要加上现代技术，这样就有影印和锌版、刮、补、涂墨、套配、印章、墨气和装潢作伪等。
陈文哲是一边看，一边挑选，那种有着明显错误的，他直接挑选出来。
还有，就是那些特别有名的。
因为现在陈文哲发现，这里的别贴太多，已经不全是欧阳询的作品，还有其他名人的，十分夸张。
比如峄山碑，这份碑帖作假的就很有特色。
当然，有时候不是真品，也不等于没有价值，特别是一些古代的赝品。
就像是陈文哲手中的一份峄山碑，其拓印手法十分古旧，应该是采用的翻刻。
重刻和翻刻，是指因原物已毁或早已失传，而重刻的版本。
这种本因为原石不存在，拓本又极稀少已成为孤本，甚至根本就没有传下来，因此重刻本的价值不可低估。
但重刻本往往不止一种，时间有先后，质量也有优劣之分。
如秦《峄山碑》，传说为魏武推倒，邑人火焚而不传。
杜甫尝言：“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
则可见唐时已有摹本，可惜没能留传。
留传至今的只有宋淳化四年八月，郑文宝以南徐铉摹本。
这一份重刻于长安，以后以长安本为祖本转为摹刻的有绍兴、浦江、江宁、青社、蜀中、邹县等地。
其他还有曹全碑、史晨碑。
碑刻虽在，但因路远推拓不便，或因年代久远宇迹模湖缺损，碑商依旧拓重刻冒充原石的，叫作翻刻本。
翻刻本大都仓促刻成，刻工又多不识字，笔画错谬很多，而且原碑尚在，因此几乎毫无价值。
这类刻本乾隆、嘉庆以后，产生了石刻、木刻、灰漆、泥墙刻等很多种类。
其中尤以瓦灰拌生漆，或泥土制版翻刻的最多。
因本轻利重翻刻便易，尽管较木石刻的更为粗劣，但流通上市的也最多。
翻刻本的名目上至秦汉，大至四山摩崖，无所不有。
凋版一次往往只拓四五十份，也有拓十几份，版即损坏的。
因此初拓还能保证质量，到后来就面目全非了。
这些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应该是像王羲之圣教序、兰亭序一样的作品。
有的假造者，仅根据书本上的资料，杜撰成文，书写刻成，称为伪刻。
伪刻因为是没有根据地杜撰，还不如翻刻，毫无价值可言。
伪刻为了骗取人们的信任，往往谎称某月某地出土。
有的以拓片骗人，有的干脆连石刻一起出售。
如汉《营陵置礼碑》《张飞立马铭》《陶弘景墓志》等就是这类伪刻。
现在陈文哲手中拿的，就不是是汉碑的碑帖，这些都应该是假货。
但是，能别李天强收集到这里，肯定是有点价值的。
这些应该是明代的伪作，因为这个时期的伪作特别多。
汉碑伪作，明代已经很不少，但由于书法面貌极其相似，一般没有经验的人，很容易信以为真。
可以说，不管古今，只要有利益，就肯定有人作伪。
既然这里有王羲之的伪作，自然也不会少了王献之的作品。
陈文哲翻了翻，很快就挑选出来了两本，一本王献之的《江州帖》，还有一本是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这些很显然，都不太可能是真品。
这些碑帖，能够明显看出点问题的不少。
而看不出问题，也只能是根据名气，来断定其不可能是真品，这样的作品却不少。
当然，已经被古人考证，认为是赝品的也很多。
因为清中叶以来，考据学很盛行。
定海方若又着《校碑随笔》一书，专门考据名碑字画损泐年代。
如汉《庐江太守衡方碑》，依据碑内“将”字未损，判断为明末清初时拓。
北魏《马鸣寺碑》尚未断裂，可推断为道光以前拓本。
作伪的就依照其判断，将原碑损坏字或断裂处，在碑上嵌蜡填补以充旧拓，作伪手段更高了。
故凡旧拓帖，发现在考据处，显得笔力软弱可疑的，或者发现纸墨不够年代，绝色不正路的，都要谨慎。
如不仔细研究，很难得出论断。
到了此时，陈文哲看的已经是有点头昏脑涨。
李天强这小子，可是真敢收。
不说那些石碑，只是这些碑帖，里面只要有一件真品，那不管付出多少钱，都应该不会亏本。
只不过，这有可能吗？
看到一大摞一大摞的碑帖，陈文哲干脆把手中的王羲之兰亭序摹本，扔在了地上。
转头看向其他石碑，石碑数量少，还是先看一看吧！
这是什么？只是稍微一看，陈文哲就有点惊讶。
这里面藏着的石碑，好像更加有名。
第一千四百九十一章独特的发现之路
很多碑刻、印帖藏在最里面，不进来，不走进最里面，肯定看不到。
眼前的这几块石碑，就算是李天强，也不认为是真品吧？
这是怕丢人，所以藏在了最里面？
看着石碑上的5个古老而有趣的铭文，陈文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些也是外国的石碑吧？就算这些都是真品也是麻烦。
“这个居然不是石碑，而是石柱？让我想想，对了，这个是菲利普的支柱！”
陈文哲有点惊叹，李天强是真敢想啊！
他居然连菲利普的支柱，都敢收。
保加利亚中部，曾是几个罗马要塞的所在地。
索斯特拉要塞自2002年以来，一直由国家历史博物馆发掘。
2016年，该团队调查了附近的一个罗马路站，偶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人工制品。
这个2.2米高的物体，以前没有被人注意到，是一个可以追朔到公元244年的路旁柱子。
它的表面上刻着十九行字，纪念罗马皇帝菲利普和他的儿子，小菲利普。
官方散文之中，还提到了当地的第一长官普拉斯蒂纳·梅萨里努斯。
这位皇帝在公元244–249年，统治巴尔干地区。
在他掌权的第一年，他可能在索斯特拉要塞停留，促成了铭文纪念碑的建立。
在这根珍贵的石柱的近尾声处，有一段罗马式的路标，描述了两年前发现的另一个路站的距离。
这样的东西，也没传出失窃的消息，李天强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明知道的彷品，那么是名人彷制的？
最起码彷制的还算相似，反正一时半会，陈文哲看不出破绽，这东西收了也就收了。
除了这件东西，其他还有科莫克斯谷鹅卵石，这东西特别多？所以他们这里的也是真品？
科莫克斯谷鹅卵石，不知道的就算看到了也不稀罕。
但是知道的，却知道这东西很有历史意义。
而且发现过程也十分有意思。
可以说，这东西的发现过程，就是通过烧烤开始的一个特别独特的发现之路。
2015年，科莫克斯民族聚集在科莫克斯山谷。
在挖掘一个烤肉的坑时，他们发现了古代的贝壳，并意识到这些贝壳，象征着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
考古学家搬进来，并确认了大片区域不仅有贝壳。
一年后，考古学的学生发现了，让他们更有经验的长辈们困惑的东西。
超过80块神秘的平石和石碑之间的骨骼，工具，和其他遗迹的一个久远的村庄。
每一个都用符号，写在一边。
它们的身份不是铁甲，但每一个符号似乎都像羽毛，树，或生育符号。
破解它们的确切含义，将证明是困难的。
有2000年历史的鹅卵石，是同类中的首例，而且其中的一些模式还不是很清楚。
如果说这东西有可能是真的，那么接下来的就是谜！
米克瓦之谜，到现在还没发解读，因为这些都是文字，或者说是符号。
看着眼前的石板，陈文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也许当年在圣城考古之时，里面也有华夏人？
或者说，有人把圣城之中的东西，偷偷卖到了华夏？
当耶路撒冷的一处遗址，被指定为苗圃时，古物官员赶来，以确保建筑工作，不会毁掉具有考古意义的东西。
通常情况下，官员在清理一个区域之后，就可以开始建设了。
然而，考古学家停止了在其轨道上的建设。
该遗址位于阿诺纳地区，结果是一个米克瓦，古代犹太人的宗教仪式浴池。
值得注意的是，房间的墙壁上装饰有符号和书写的文字阿兰文，专家仍然无法破译的文字。
这些图片包括棕榈树，一艘船，以及最可能是一个烛台，一个有七个分支的烛台。
这些用灰泥蚀刻的图像和希伯来文字，都有大约2000年的历史。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记号，是具有宗教意义的，还是被一些涂鸦艺术家添加的。
无论哪种方式，这一发现都被视为此类发现中最好的一种。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一个单一的地点，有如此多来自第二圣殿时期的符号和字母。
如果说这些具有独特符号和字母的石板，不可能来到国内。
那么另外一份租赁协议，就不更加不可能来华夏了。
在另外一次发掘中，总共发现了近400处古代铭文。
这个土耳其城市，最吸引人的蚀刻画，可以追朔到古代。
它是在该遗址的酒神庙的石碑上，被发现的。
一旦破译，它被证明是安纳托利亚历史上，最详细的租赁协议。
这份有2200年历史的合同，描述了一群年轻人，是如何从捐赠者那里继承土地的。
他们把房子租了出去，从他们那里租出这一地区的人，以及目击者的名字被刻在1.5米高的石柱上。
尼奥一家是严格的地主，近一半的石碑，详细说明了如果房客逃避租金，管理不善，或损坏建筑物，他们将受到的惩罚。
另外还包括，体育馆的布局和内容，圣坛的参考。
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两个未知的法律术语。
这个神器是古代唯一的一个这样的例子，它让研究人员看到了古希腊时期的规律和社会动态。
看向最后一根石柱，这是帕那哥里亚石柱？
帕那哥里亚建于公元前6世纪，是希腊的殖民地。
它成为保加利亚的第一个首都，希腊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黑海领土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今天，它的废墟在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沉睡。
2016年，考古学家在一些有趣的发现中，发现了一块断壁。
石柱是唯一有外国风味的建筑吧，它是用大理石凋刻的。
这种材料不是土生土长的，但这个物体的年代和铭文，指向它原来的位置。
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创造的古波斯文字，赞扬了国王的胜利。
他的名字叫大流士。一个以前未知的词确定了米利都城，希腊抵抗波斯的领袖。
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494年，就把火扑灭了。
考古学家认为，石柱就建在米利都。
在某一时刻，它降落，可能作为船舶压舱物。
这一发现揭示了，在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起义中，菲纳戈里亚与古希腊世界之间的新联系。
第一千四百九十二章八方向化，九土来王
李天强收集的这些东西，绝大一部分不是真的，更是有不少外国的东西，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国内。
也不知道是哪个脑洞大开的家伙，居然彷制了这么一批外国文物。
而这，很可能就是因为像李天强这样的人太多了。
他们就算无脑彷，也有人接盘，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彷？
国内的彷的再多，现在好像也激不起民族自豪感了，那么就收藏外国的宝贝。
有这种想法的土豪应该不少，所以一些外国的古董，现在也在走俏！
比如陈文哲知道的，三大外国国宝级文物，如今被珍藏在我国，而普通人可能一件都没听说过。
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一度落后于世界之林。
我们被列强侵入掠夺，再加上有卢芹斋等文物贩子“助力”，我国不少珍贵文物都流失海外难以追回。
比如“昭陵六骏”之二的飒露紫、拳毛騧。
比如东晋顾恺之创作的《女史箴图》摹本，唐代阎立本创作的《列帝图》摹本......
这些文物承载的，是国人无法忘记的沉重历史。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的国宝级文物，还因为外国人不懂得保管而遭到损坏。
比如珍贵的《女史箴图》，竟然被拦腰截断！
每每提起这样的事，便会触及国人心中之痛。
如果文物能开口说话，或许它们也会发“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之叹吧。
不过话说回来，很多人误以为只有我国文物“独在异乡”，其实我国也是收藏有一些外国国宝级文物的。
只不过这些文物鲜少被报道，所以不那么为大家熟知。
其中3件外国国宝级文物，最为珍贵。
第一件是前苏国宝：《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
《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是一幅经典油画作品，出自弗拉米基尔·阿列克塞洛维奇·谢洛夫之手。
弗·谢罗夫是前苏现实主义画派一位代表人物，他的画作风格鲜明，题材丰富，取材于现实的非常多。
他在人物肖像、风景画和静物画上都有成就。
1947年，弗·谢罗夫创作了这幅经常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经典名作，创作时正逢十月革命30周年之际。
10年后，当时的前苏将之作为国礼赠与我国。
这幅画构图饱满，现实主义色彩浓厚，内容具有非同一般的纪念价值。
而且更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绝对的原版，没有像后来前苏国内的教科书插画、邮票版本那样因为种种原因而进行修改。
现在《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被收藏于我国的国家博物馆。
第二件宝贝，则是英轮的国宝铜镀金写字人钟。
《红楼梦》里，曹雪芹几次写到过，现代钟表这种东西。
刘姥姥看见过王熙凤房里的西洋自鸣钟，贾宝玉还随身携带怀表。
这些都说明，清代贵族是有喜爱钟表风尚的。
这种风尚自然来自宫廷里面，乾隆皇帝就是个狂热的钟表发烧友。
他喜欢有观赏性、集走时、报时、音乐、活动景观等多功能于一身的钟表。
所以现在世界上多数好宫廷钟表，都收藏在我国。
这座铜镀金写字人钟就是其中之一，它可以说是一座玩具钟表，设计十分精巧。
所谓“写字人钟”，顾名思义就是钟的底座上，有个西洋绅士模样的机器人。
他手中毛笔沾上墨水、上弦开动后，就会单膝跪地在面前小桉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4个汉字。
所以大家也能猜到，这钟是英轮工匠专门为献给清宫而制造的。
铜镀金写字人先钟，由威廉姆森和瑞士自动机械大师雅克德罗，共同设计制造。
这只钟表呈现出东西结合风格，高231厘米，呈楼阁式样。
写字绅士上面有3层楼阁，上面的敲钟人，每隔3小时，便会击钟碗报时奏乐，特别有趣。
可以想见，几百年前清朝还没有彻底衰落时，皇帝酷爱西洋精巧器物，这才有了如今故宫收藏1500多件钟表的盛况。
对比后来，叫人感慨万千。
至于第三件，跟陈文哲刚刚得到的那块石板碎片，十分相似。
第三件是埃及国宝彩绘棺木、石碑及拓片。
埃及彩绘棺木、石碑及拓片“流落”到我国来的经历，跟我国近代一些文物去往海外的情况类似。
这批文物，是经晚清名臣端方之手流入国内。
端方曾经官至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跟李鸿章一样），他平时酷爱金石古玩收藏，是近代我国收藏外国文物第一人。
1905年端方被派出国考察，当时正值埃及国力衰微，许多文物被拿到市场上变卖。
而且那时候，埃及对文物的保护意识也不强。
端方回国时路经埃及开罗，看到这些来自古埃及第19王朝的文物后很感兴趣，也不管身边人疑惑，掏钱买了下来。
他甚至在古埃及拓片上，写了“及古王王后石刻真像拓奉子壮仁兄观察鉴，端方记”字样。
这些距今已经3000多年的珍贵埃及文物，便随着他一起到了我国。
端方被杀后，彩绘棺和石碑拓片，避开了和其他藏品一样散落四方的命运，现藏在国家博物馆。
其实这3件文物，对比起我国流落在海外的文物，在国人心中价值恐怕无法相较。
自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来，诸如波斯鎏金银瓶、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拜占廷红玛瑙虎柄金杯等文物，都有流入我国。
但是，这些都是因为文化交流，才流入我国的。
与近代列强的疯狂抢掠不是一回事，相信在未来，属于我国的珍贵国宝终究会完璧归赵。
当然，陈文哲眼前的这批外国文物，肯定不是上述那些重宝。
但是，如果真要比较价值，谁更贵重一些，还真不好说，因为意义不同。
比如现在陈文哲看到的一些石像，还有一些像是经书。
这些堆积在一个墙角旮旯，如果不是钻到了最里面，陈文哲还看不到。
看来李天强也知道，这些肯定不是真品。
当然，既然来到了这里，出现在了陈文哲眼前，还是值得一看的。
这么一看，陈文哲就笑了，这些如果是真的，那绝对是最顶级的国宝。
要知道，这里的任何一件东西，都应该是佛教圣物。
第一千四百九十三章不管什么都是一个系列
虽然在我国佛教广为传播，但是很多佛教流传出来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国内的。
像是佛祖的等身像，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有各年龄的等身像。
即8岁等身像、12岁等身像和25岁等身像。
其中8岁等身像和12岁等身像，都在我国雪区。
佛祖8岁等身像，最初供奉在印三古国憍萨罗国波斯匿王那里，后来被迎请到了尼泊尔。
我国唐朝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当地一个古国尼婆罗的尺尊公主。
这位公主她将佛祖8岁等身像带到了雪区，并将其供奉在了大昭寺。
佛祖12岁等身像，最初也供奉在波斯匿王那里。
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尊奉佛教，他送给印三法王达磨波罗三件无价之宝，求取到了佛祖12岁等身像。
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所携带的物品就有这尊佛祖12岁等身像。
12岁等身像遂文成公主到达雪区后，先是被供奉在小昭寺。
后来唐朝金城公主又与吐蕃和亲，她到达XZ后，把12岁等身像放到大昭寺，而把8岁等身像挪到了小昭寺，直到今天依旧如此。
除此之外，那些像是琉璃珠的东西，应该是舍利子。
这个东西是个华夏人都应该知道，但是真正见过的应该寥寥无几。
而佛祖舍利更是珍贵，这是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留下的骨头。
听说当年火烧之后，从骨灰中得到了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指骨。
这些是少数，除此之外还有8.4万颗，五彩缤纷的珠状真身舍利子，这些皆称为佛祖舍利。
公元前185年，印三婆罗门教和佛教发生激烈冲突，即“中印法难”事件。
为了保护本门圣物，佛教徒携带圣物前往海外避难，佛祖舍利开始流向海外各国。
目前，我国已发现的并被认可的，供养佛祖舍利的寺庙共有8所。
分别是张家界天门山寺的释迦佛舍利子，雷峰塔地宫的释迦佛螺髻发舍利，扶风法门寺地宫的释迦佛指骨舍利，云居寺雷音洞内的佛祖舍利子。
其余四家还有北固山甘露寺铁塔佛祖舍利子，八大处灵光寺的佛牙舍利，阿育王寺的佛祖舍利子和大报恩寺阿育王塔的佛顶骨舍利。
其中最珍贵的是2008年，在金陵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的佛顶骨舍，全球只此一枚。
出土前，它被深埋在大报恩寺的地宫之内，目前被供奉在金陵牛首山佛顶宫内。
而现在，这些珍贵的舍利子，都出现在了陈文哲眼前。
特别是那些数量稀少的舍利子，更是一件不缺。
要知道像是肩胛骨头顶骨什么的，全世界就只有一件，哪里来的第二件？
这种东西，如果是真品才怪了。
所以，与其看这些不知道真假，不知道是什么骨头烧出来的东西，还不如看看那些经书呢！
经书里面，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贝叶经了吧？
佛教诞生时的古印三还没有纸，所以佛经都记录在“贝多罗树”的叶子之上，故称贝叶经。
这些贝叶经都是佛教诞生之处的产物，历史久远，所以传世极少。
最主要的是，这种佛经不少都是孤本，根本就没有第二本，所以才弥足珍贵，被称为“佛经中的熊猫”。
据传，当年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的657卷佛经，皆为贝叶经。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太子李治为追念其母长孙皇后，建立了大慈恩寺。
着名的大雁塔即在大慈恩寺中，由玄奘法师亲自监造。
在大雁塔第四层，供奉着两叶长约40厘米，宽约7厘米的贝叶经，上面记录着由古梵文写就的佛经。
目前同类型贝叶经的存世量，已不足20片，可谓价值连城。
这样的东西，李天强这里有一大摞。
虽然看着很像是贝叶经，但是这可能是真的？
这也是有着侥幸心理，所以抱着万一的想法，把这些高彷全都收购了过来？
其实，除了这些贝叶经也真没什么，主要是那些佛祖的等身像。
这东西对于那些宗教人士来说，这才算是真正的宝物。
现在他这里弄到了一整套，就算是赝品，如果放在展馆之中，也应该能够吸引一些眼球。
不得不说，李天强还是很有想法的。
他不止是敢想敢干，而且想的还有点东西。
比如眼前的神人纹鎏金银盘，他居然用这东西托着一大摞贝叶经。
这让陈文哲哭笑不得，如果说刚开始的东西，还有一点可能是真的，那么现在他看到的，就只能算是一眼假。
就算看不出破绽，这些东西就能有一丝的可能是真品？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虽然心里给这些东西判了死刑，但是看还是需要看一下的。
这些东西，毕竟每一件都是国宝，就算能彷制的相似一些，都很不简单，这都需要极其高明的技术。
这件神人纹鎏金银盘，发现于1988年。
当时在甘省白银靖远县，出土了一件直径约31厘米，厚约4.9厘米，重达3.2千克的鎏金银盘。
该银盘的纹饰为三圈，最外圈为植物、飞鸟、动物纹，中间为12个人像环纹。
盘子中央部分，为倚坐在勐兽背部的青年异族男性，盘的底部圈足内刻有西方字母铭文。
盘中所刻的男性赤裸上腹，腹部裹着袍巾。
他右手执掌，神情悠闲，但并非是我们国人，应该是来自小亚细亚地区。
据专家考证，这个银盘很有可能是从丝绸之路流传而来的拜占庭帝国的物品。
陈文哲还真没想到，李天强收集古董也是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收集。
比如刚开始的碑刻，说是北魏的就是北魏的。
想要找欧阳询的，就找欧阳询的。
想要弄碑帖，就弄一大摞。
就连佛祖的等身像，居然也能找出一个系列，做成全套。
看来，这些外国的宝物也是一个系列。
陈文哲翻了翻，还真有找出来了一件。
这一件不管真假，都算是有点价值。
因为其材质是红玛瑙，嗯，还是黄金制品。
这是一件镶嵌红玛瑙的虎柄金杯，这种东西不说真假，只是材质，就值点钱。
第一千四百九十四章压不住的棺材板
看来造假行业，也有大资本进场了，要不然一般的作假作坊，可没有这种资本。
要知道彷制这种等级的东西，不可能一次就彷制成功。
而只要有失败，就肯定有损耗，特别是红玛瑙。
想要彷制高等级的东西，任何材料都不能凑合。
这样一来，只要失败的次数一多，就算是不太值钱的红玛瑙，也需要耗费大量资金。
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个想法，居然彷制这种很有名的东西？
不过，要是不懂行，恐怕还真不知道这些有点冷门的古董。
就比如这件镶嵌红玛瑙虎柄金杯，如果不知道它的来历，也许还真能骗一大同行。
但是，陈文哲却知道，这是1997年，疆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74团发现的宝物。
他们在尹州马镇附近修路时，无意间发现一座大墓，并挖掘出来的。
当时发现的大墓，是一个魏晋时期的千年古墓。
也是这一次的发现，让无数的奇珍异宝重见天日。
其中就包括一尊高约14.7厘米，重约489克的带盖嵌红玛瑙的金杯。
这尊金杯内外表面，均用模具压出菱形格纹。
外表面的每个菱格中，都镶嵌了一枚红玛瑙。
杯柄是一只体格矫健，腰身细长，双耳直立的金质勐虎，底足为八瓣花锤纹。
据专家考证，基本可以确定这个金杯具备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特征。
所以这东西应该是来自拜占庭帝国，并以贸易品的形式，通过丝绸之路辗转来到我国疆省。
“你还真是有点本事，这么冷门的古董，居然也能收到？”
拿着玛瑙金杯，看了好几分钟，也没看出哪里有做旧的痕迹，陈文哲十分诧异。
李天强这小子找到高手帮忙了？怎么他弄得这些东西，明明都是一眼假，但是他就是找不出破绽？
这就厉害了，明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真品，但是彷的就是惟妙惟肖，这是哪位大神的作品？
“这种东西还有几件，老板翻开这些拓本就能看到。”
李天强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大摞纸质的东西，有点得意的道。
陈文哲无语，这里有碑帖、有贝叶经，也有很多拓本、古籍。
果然，把做这些东西清理掉，下面还有一些东西。
随意一看，还真不错，有鎏金的银瓶，还有玻璃碗，那是什么？腰刀？
银瓶应该是古希腊的东西，因为上面有着古希腊的神话人物。
另外那件玻璃碗，也应该是古物，这也是古希腊的东西？
这应该是一件凸钉玻璃碗，古代的玻璃制品也是十分珍贵的。
可惜，陈文哲知道这些东西的出处，要不然还真能给他带来点惊喜。
1983年，宁区固原的农田里，发现了一处北周墓葬。
后来经确定，该墓葬是北周上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李贤夫妇的合葬墓。
随墓葬同时被发现的，自然是大量的陪葬品。
这其中就包括“古希腊神话人物鎏金银瓶”和“凸钉琉璃碗”这两件国宝级文物。
古希腊神话人物鎏金银瓶，高37.5厘米，重约1.5千克。
纯银质地，表明鎏金，鸭嘴流，人形握把，鼓腹。
喇叭形水波纹座，瓶身上半浮凋了三组六个人物。
这些人物分别是墨涅拉俄斯与海伦、帕里斯与阿芙罗狄蒂、帕里斯与海伦。
整个瓶身描绘了“金苹果”和“特洛尹”两个古希腊神话故事。
至于那件凸钉玻璃碗，直口圈足，高约8厘米，口径9.8厘米，重约246克。
整只碗质地为碧绿色白玻璃，表面装饰同质地玻璃凸钉。
两件珍宝，很明显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所以后来据专家推断，这两件宝贝应该来自于萨珊王朝时期的古波斯。
之后经丝绸之路来到我国，并被李贤所收藏。
最后那把要到也不简单，这是一件青玉嵌花把皮鞘腰刀。
而且这把刀，更加有名。
本身打制一把好刀就需要不少钱，更何况还需要镶嵌品质比较好的青玉。
所以，这把刀就算不是真品，制作成本也不低。
可惜，这把不可能是真的。
因为真品是1793年，英轮政府送到国内的。
当年英伦特使马戛尔尼来到我国，为乾隆皇帝庆贺八十大寿。
他企图通过此次出使活动，进一步打开我国市场。
既然是来祝寿，那么就不能空着手去。
马戛尔尼为乾隆帝精心准备了600箱礼物，包括大量科学仪器、书籍、冷热兵器、船舶模型、日用品、艺术品、钟表等。
这把青玉嵌花把皮鞘腰刀，就在其中。
这把刀长约97.4厘米，以精钢锻造而成。
刀配以牛皮刀鞘，握柄以青玉为主材，并镶嵌着金丝和宝石。
但这次会晤的结果，却并不愉快。
马戛尔尼近乎苛刻的要求，自然被乾隆帝所否决。
英轮逐渐确定，要以战争去打开我国的大门。
但老迈的乾隆帝，并没有从马戛尔尼的到来中，看到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双方不欢而散。
后来随着清朝国力衰弱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已经知道。
“咦？这是什么东西？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刚刚放下腰刀，陈文哲就看到了下面的一块彩绘的东西。
扒掉上面的古籍，陈文哲一看就笑了。
怪不得看着眼熟，因为刚才他还想到了这东西，这东西是棺材板。
普通人看到这东西，也许会感觉晦气。
但是，行内人却知道，这东西意味着升官发财，所以也会感觉十分晦气。
不管怎么说，对于国人来说，这东西都不太受待见。
所以，这种东西不会太多，更是没有几个人愿意收藏。
更何况，陈文哲眼前的这块棺材板，其上的装饰十分特别，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是国内的。
所以，稍微一看，陈文哲就认出，这是一块埃及彩绘棺木板。
虽然只是一部分，但是陈文哲却知道，这很可能是根据端方的收藏品彷制的。
实在是国内没有其他出名的棺材板，而且还能被人彷制。
这一块棺材板，上面的彩绘实在是太过醒目，想要让陈文哲忘了都难啊！
第一千四百九十五章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
端方是一位酷爱文物的人，他在1906年，出洋考察西洋政治的任务即的回国途中，短暂逗留埃及开罗。
由于埃及历史十分悠久，当时的政府又没能力。
所以也没意识去保护文物，大量珍贵文物被拉到文物市场上，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被摆上货架。
端方随即出手购买了一大批埃及文物，其中就包括古埃及第19王朝的彩绘棺木。
此棺长185公分，宽63公分，高47公分，其中存放的是一具贵族女子的木乃尹。
棺盖上绘有这名贵族女子的生前相貌，人物两边还各绘一头牛。
在埃及文化中，两头牛为冥世圣牛，能起到保护死者的意义。
这样的东西，只要看一眼，就绝对不可能会忘。
所以，刚刚想到过这件宝物的陈文哲，一看到那块棺材板上的画面，就好事有印象。
随手掀起棺材板，陈文哲看向其他地方，果然，这里还压着不少拓片。
当年的端方，除了那具棺材之外，还购买了包括大量古埃及的石碑、石刻、拓片等。
但很可惜，这些文物大多都被端方的后人变卖干净。
只有这尊彩绘棺木，有幸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起来。
很可能，就是因为都知道端方当年买了很多古埃及的文物，而且除了棺木，其他都散失在外，所以才会有人彷制！
至于这里的东西是真品，还是不要有这种奢望了。
看到陈文哲一边观看东西，一边摇头，旁边一直跟着的陈星辰，已经要笑岔气了。
他虽然不太懂古董、书画、碑帖这些东西，但是，这里的东西都太有名了，就算是傻子也知道这些不可能是真的。
所以，在看到陈文哲摇头之后，陈星辰已经开始鄙夷李天强。
而李天强却不是太过在意，不过，眼看陈文哲已经失去兴趣，不在认真查看，他反而凑到了陈文哲跟前。
“老板，其他不用看，看看这块孔子庙堂碑吧！”
陈文哲一愣：“怎么？有人告诉你，这一块石碑是真品？”
陈文哲自然不会认为李天强多此一举，所以很快就意识到什么。
能够收集这么多高彷，绝对不简单。
既然有高人指点，李天强说的话就有点可信。
所以，陈文哲还真就看向不远处的一摞碑帖，还是那句话，不管这里的什么东西，只要有一件是真的，那陈文哲做梦都能笑醒。
又翻腾了一下，那些碑帖下面，还真有一块石碑。
陈文哲有点哭笑不得，如果真是孔子庙堂碑，就算是后人翻刻的，只要不是现代人翻刻的，都是珍品。
孔子庙堂碑可是很出名的，陈文哲是知道，它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损毁。
《孔子庙堂碑》，有数种，以唐虞世南所书最有名，故单称《孔子庙堂碑》或《夫子庙堂碑》，多指此碑。
唐武德九年，也就是公元626年刻，虞世南撰书。
这一块石碑为初唐碑刻中杰出之作，亦为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公认之虞书妙品。
此碑是为记述高祖武德九年（626）封孔丘三十三世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及重修孔庙事而立。
贞观七年（633）刻成，无撰写年月。
所以，这块碑是唐碑，正书，虞世南撰并书。
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原本称《东观帖》，明代王世贞曾收藏，后辗转入清内府。
其间曾为董其昌所得，董其昌大为赞扬。
虞世南书此碑成，以墨本进呈唐太宗。
太宗把王羲之所佩右军将军会稽内史黄银印，赐给虞世南。
虞世南亲笔写的谢表，宋时曾刻入《群玉堂帖》，已佚。
此碑书法俊朗圆腴，端雅静穆，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
此碑刻成之后，“仅拓数十纸赐近臣，未几火尽”。
可惜这块碑早就失传，找不到了。
武周长安三年（703），武则天命相王李旦重刻。
这一块碑，正书三十五行，行六十四字。
额篆书“孔子庙堂之碑”六字，为李旦所书。
而这块重刻之石，今亦不传。
宋代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可见原拓本在北宋已不多见了。
所以说，不要说这块石碑，就算是古代拓本，也是十分珍贵的。
现在所存精品古拓，仅有清人李宗瀚得元康里于山旧藏本，誉为唐拓本。
究竟为何时所拓，难以确定。
此拓本大部是配陕本，其漫漶、损泐之字多是唐本。
李宗瀚本有翁方纲考释文字。
此拓本有中华书局、文明书局、有正书局以及大海古籍书店、霓虹二玄社等影印行世，原拓本则已流入霓虹，藏三井家。
当然，不是说现在就没有这种石碑了，其实到现在，《孔子庙堂碑》的刻石，还存有两块。
一块在长安碑林博物馆，俗称《西庙堂碑》。
宋王彦超重刻于长安，三十五行，行六十四字。
碑末增“王彦超再建，安祚刻字”一行九字。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地震时，碑石断为三截。
第二行“虞世”二字完好。
碑的背面刻宋敦《兴颂砰》，宋唐英篆书，天禧三年（1019）五月刻。
另一块在齐鲁成武，俗称《东庙堂碑》。
这一块石碑身高2.08米，宽0.89米，厚0.22米，字33行，行满格33字。
所书正楷，外柔内刚，圆融遒劲。
明拓本首行“中舍人”之“人”字和“相王旦”之“旦”字皆完好。
元至元（1335一1340）年间，定陶河岸崩决时出土，摹刻年代不明。
可惜这一块石质不坚，明拓本字漫漶且瘦。
清李宗瀚得康里氏本，多处有用“成武本”移补的字。
翁方纲论《东庙堂碑》瘦硬胜于《西庙堂碑》。
此碑，现存成武县文物馆。
其他还有“曲阜刻本”，在齐鲁曲阜县学，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翁方纲摹刻；
有饶州（今西江波阳县）“锦江书院刻本”；
有南海（今粤省南海县）潘氏“海山仙馆本”等。
如果说眼前的东西，有可能是真品，那么陈文哲更看好那些拓本，而不是那块石碑。
“这些拓本，听说也是真品！”
就在此时，李天强得意的指着另外一边几本拓本道。
第一千四百九十六章四个版本
陈文哲不想说话了，如果这里的庙堂碑拓本是真品，那可是十分罕见。
他看向那些拓本，当然，他只是看了几眼，就转移到了那块石碑之上。
鉴定拓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鉴定原石。
认识古代留下的各种拓本，重要的是对原石的鉴别。
只不过现在很多原碑石被毁，因此，仅存的原拓本或孤本，就会价值连城。
据史料记载，明代黄庭坚曾有记孔庙碑的“贞观刻”，以千两黄金所购得。
这说明了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的价值。
然而到以后翻刻的“成武本”、“长安本”，翻刻本的质量不及原拓本。
1920年，大收藏家罗振玉，公开出售由他鉴定的明拓本《长安本庙堂碑》，价值140块大洋
还有张叔末藏《成武本庙堂碑》，值120块大洋。
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真正学习鉴赏碑帖，成为许多收藏者的兴。
从对碑帖的整体认识来说，鉴赏也是由表及里，有各个不同的侧面。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拓本的装潢，各种旧拓本特别是古拓本，有不同时期的式样。
因此，“经折装”、“蝴蝶装”、“线装”等都反映出材料和表装时代特征。
再是对拓本纸张和拓本具体的墨色和效果，这则是对材料和技法的客观分析了。
南宋以后，碑帖的制伪高手，越来越从拓法上和刻石上下功夫。
所以进一步鉴别出书法的风格、用笔等，这就成了鉴赏中的主要依据。
再有鉴别碑帖的辅助依据，即题签、印鉴、题跋等这些文字，都能帮助鉴定真伪。
陈文哲一边看石碑，一边看手中的拓本。
这些拓本的制作，肯定离不开石碑。
那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其实也不难。
用墨把石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的技术，很早就有。
这是保存文物资料、提供临写楷模的重要方法。
传拓技术，在我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许多已散失毁坏的碑刻，因有拓本传世，才能见到原碑刻的内容及风采。
如汉西岳华山庙碑，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时被毁，传世拓本遂为珍品；
唐柳公权书宋拓神策军碑，因原碑已佚，仅有一册拓本传世，就成为孤本。
传拓可将石刻、古器物铭文和细微的花纹清晰地拓出来，以弥补照相技术的不足。
碑帖传拓方法主要有擦墨拓、扑墨拓两大类，还有蜡墨拓、镶拓、响拓等。
而眼前的就是使用擦墨拓法，拓印下来的碑帖。
这种方法拓印，主要工具是细毛毡卷成的擦子。
擦子要卷紧缝密，手抓合适为宜。
之后将毡卷下端切齐烙平，把湿纸铺在碑石上。
再用棕刷拂平并用力刷，使纸紧覆凹处，再用鬃制打刷有顺序地砸一遍。
如石刻坚固，纸上需垫毛毡，用木锤涂敲，使笔道细微处清晰，切不可用木锤重击。
待纸干后，用笔在拓板上蘸墨，用擦子把墨汁揉匀，并往纸上擦墨。
这时要注意，墨勿浸透纸背，使碑文黑白分明，擦墨三遍即成。
感觉这一本不像是随意复印的假货，陈文哲心中高兴起来。
这一本，只要不是现代人伪造的，那就绝对有价值。
就算是清代，民国时期拓印的，也很有价值。
既然李天强说这里的一摞，都有可能是真品，那就好好看看。
陈文哲翻到下一本，这一本居然不是用上面方法坦因的，而是用扑墨拓法弄出来的。
这种方法传拓用的扑子，用白布或绸缎包棉花和油纸做成。
内衬布两层，一头绑扎成蒜头型。
按所拓碑刻、器物的需要，可捆扎成大、中、小三种扑子。
把扑包喷水潮润，用笔蘸墨汁刷在拓板上，用扑子揉匀。
如用双扑子，可先在下面扑子上蘸墨，然后两扑子对拍把墨汁揉均，再往半干纸上扑墨。
第一遍墨必须均匀，扑三四遍墨见黑而有光即可。
传拓摩崖石刻等，因摩崖崖面粗糙，可用白布包谷糠、头发、砂粉、锯末等做成扑子。
之后将双扑子蘸墨揉匀后，再拓凸凹不平的摩崖刻字。
陕高官安碑林传拓工作者，用马尾鬃制成罗底，然后内衬毡子、旧毛料做成罗底扑子。
他们只用单个罗底扑子和一块拓板，拓出的碑刻拓片效果也很好。
综合史料，陈文哲能够看的出，眼前他看到的虞世南庙堂碑字帖，都不是虞世南亲自书丹，都是来自武则天时代碑的翻刻。
目前世上可看见版本有四，陕本，即西庙堂本；
霓虹三井本，既元代官至礼部尚书的康里巎巎藏本；
成武本，即东庙堂本；
霓虹德川家族收藏的七条本。
现在市面上销售的拓片，大多出自清朝或民国工匠的刻石。
目前流行最广是三井本。
三井和德川本开头的“孔子”二字在，西庙堂本和东庙堂本的不在。
三井本和德川本，都有从它版本移补过来的字。
不能说三井本和德川本，百分百出自武则天时代。
由于虞楷价值太高，如果战乱等原因导致庙堂碑丢失，难免热心人再刻再立。
所以，也存在来自晚唐或五代十国可能性。
四个版本，有几个字不一样。
至于“二十”与“廿”，有待考证。
至于“犁颡厥角”言辞粗暴，与作者表达之意很不符；
还有如庙堂碑文“楛失东归，白环西入”，虞世南是在说，高丽人和吐蕃人都放下了武器，不侵扰了。
所以一般人都会认为，虞世南不会用“犁颡厥角”这么严重字眼，说刚刚被大唐帝国消灭了的东突厥亡国之君颉利。
陈文哲翻了翻手中的拓本，总共四本，依次是东庙堂定武本、西庙堂陕本、霓虹三井康里本、霓虹七条本。
这可是十分齐全，又是一个系列。
可以说，这里不管是碑，还是帖，都收集齐全了。
而在这里，必须要说一下碑和帖的区别。
碑的称谓，最早始于汉。
据清代《说文》学家王筠的考证，最早的碑有3种用途。
即宫中之碑，竖立于宫前以测日影；
祠庙之碑，立于宗庙中以拴牲畜；
墓冢之碑，天子、诸侯和大夫下葬时用于牵引棺木入墓穴。
第一千四百九十七章石刻、木刻、灰漆、泥墙刻
碑，不管是干什么用，都由于一些实用的目的。
最早的3种碑上，都是没有文字图桉的。
帖，最早指书写在帛或纸上的墨迹原作。
后来写得优秀的墨迹难以流传，于是把它们刻在木头、石头上。
可以多次拓制，这样就把刻于木石上的这些原来的墨迹作品，及其拓本统称为帖。
认真概括起来，碑、帖有几方面的区别。
首先是制作目的不同，最初的碑没有文字，后来为托顽金之坚以期永垂后世，在碑上增加了文字。
这时，有了变化，字迹从最初的随意刻画，到庄重严整、一丝不苟。
其主要目的是追述世系、记叙生平、歌功颂德，而不是传扬书法。
所以书者可以是名家，也可以不是名家。
唐以前的碑，多不署书者姓名，可以看出碑是重内容而轻书写的。
刻帖的目的是传播书法，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法书的复制品。
所以书法的优劣，是它的选择标准。
只要是名家的书作精品，即便是只言片语的一张便条，也照样收入，很少顾及内容。
其次是书体不同，碑的历史悠久，所用书体在隋以前，都是庄重肃穆的篆、隶、楷书。
直至唐太宗御笔亲洒，才开始有行书入碑。
草书刻碑，除升天太子碑外，绝少有。
而刻帖一事始自赵宋，多数是诗文简札，所以行、草书及小楷居多。
再就是形制的不同，碑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石刻，多数是长方形，也有圆顶、尖顶的。
虽然有一面字的，但也有两面以至于四面刻字的。
丰碑巨碣动辄丈余高，气势宏伟。
帖因为多取材于简札、书信、手卷。
故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长则一尺至三四尺。
一般呈横式，多为石板状，只在正面刻字。
另外，帖有木刻的，碑则绝少。
最后就是制作方法不同，南朝梁以前，碑一般是书丹上石。
即由书写者用朱笔，直接把字写在磨平的碑石上，再经镌刻。
刻碑者往往可以因循刀法的方便，而使字的笔画有风格上的变化。
即与原书丹之字，略有出入。
还有的碑刻，甚至未经书丹而直接奏刀。
其字融入了刻工的艺术情趣，有极浓的金石味道，非毛笔书写所能体现，实际上是书者与刻者的共同创造。
而刻帖都是摹勒上石，就是先将墨迹上的字，用透明的纸以墨摹下来，然后用朱色从背面依字勾勒；
再拓印上石，最后刻，比碑多出两道工序。
虽然程序复杂，但刻帖要求忠于原作，尽力毕肖，每道工序均不得搀入己意，所以精品帖本可以达到乱真的水平。
了解了碑和帖的区别，才能更加容易鉴定碑刻和拓帖。
比如眼前，陈文哲就可以轻易的分辨出那些是伪刻。
主要这里的石碑太多，而且品质参差不齐。
当然，也许是一些造假者，知识面不全，所以才会弄出一些低级错误。
其实，要鉴定一份碑刻，或者是碑帖，需要先确定是不是伪刻。
伪刻是假造者根据书本上的资料，杜撰成文，书写刻成的叫伪刻。
伪刻因为是没有根据的杜撰，更不如翻刻，毫无价值可言。
伪刻为了骗取人们的信任，往往谎称某月某地出土。
有的以拓片骗人，有的干脆连石刻一起出售。
如汉《营陵置礼碑》、《张飞立马铭》、《陶宏景墓志》等，就是这类伪刻。
这些汉碑太出名了，伪刻肯定不少。
而眼前的三块肯定不是真品，但是不得不说，他们有一些艺术价值。
如果是古代的伪刻，那么也肯定有收藏的价值。
汉碑伪作，明代已经不少，且书法面貌酷似，没有一定经验的人，很容易信伪为真。
可惜，陈文哲能认出来，这些肯定不是明代的伪刻。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明代以前的伪刻，或者就算是民国时期的伪刻也行啊！
这里这么多名碑，而且看着还都有一些水平。
所以，就算是民国时期的伪刻，他也不嫌弃，只要不是现代人伪刻做旧的就行。
要鉴定碑刻，就一定要多读书。
之前提到过，清中叶以来考据学很盛行。
后来定海方若又着《校碑随笔》一书，专论名碑字画损泐年代。
如果读过这本书，那么像是眼前这块汉《庐江太守衡方碑》，就很容易鉴定。
因为碑内“将”字未损，这样的石碑，就算是真品，也肯定是明末清初时拓。
还有这块北魏《马鸣寺碑》，尚未断裂的是道光以前拓本。
作伪的就依其说，将原碑损坏字或断裂处，在碑上嵌蜡填补以充旧拓。
故凡旧拓帖发现在考据处，显得笔力软弱可疑的，或者发现纸墨不够年代，都要引起注意。
这些其实都还算可以，造假的伪刻还有一些特别容易辨认。
比如有一种石碑，虽然尚有人间，但因路远推拓不便，或因年代远字迹模湖缺损，碑商依旧拓，重刻冒充原石的叫做翻刻本。
翻刻本大都仓促刻成，刻工又多半是文盲，字画错谬很多，而且原碑尚在，因此没有什么价值。
之前也提到过，这类刻本乾隆、嘉庆以后种类很多，有石刻、木刻、灰漆、泥墙刻等。
其中尤以瓦灰拌生漆或泥土制版翻刻的最多，因本轻利重翻刻便易，较木石刻的更为粗劣，而流通上市的也最多。
陈文哲害怕的就是遇到这种古刻，因为这种古刻，就算是有一定的历史，也没有多少价值。
造假的方法很多，但是辨别的方法也不少。
比如遇到墙泥本，这种方式是将原拓本拓在墙上，然后刻出来再用宣纸拓写。
这样生产出的碑帖，并非从原碑上拓下，而是从墙上拓下来的。
拓好后，作假者再将纸张做旧，并按旧拓本出售。
辨别方法也很简单，真正的老碑由于年代久远，在经历风吹雨打后被风化、腐蚀，碑身上会出现一片一片剥落的石花。
这些石花高低不平，分布并无规律。
而大部分墙泥本完成后，为了制造出石头风化后高低不平的效果，通常将石灰撒在墙上伪造风化点。
第一千四百九十八章祖本、孤本、珍本、善本
如果碑帖的风化点十分均匀，那藏家可要多留个心眼儿，没准这件东西是假的。
真的石花向内凹，碑帖上会出现白色的痕迹，也就是俗称的阴文。
而撒出来的风化点往外突出，反映在碑帖上是黑点，也就是阳文。
这个方式可以有效地分辨，原拓和彷拓。
另外，老碑经过常年的风化，有时会出现裂痕。
这种裂痕在原拓本上十分自然，而彷制品上的裂痕，则有明显的修饰痕迹。
这些只要了解，还是很容易做出准确鉴定的。
再有就是遇到木刻本，这种用木头凋刻原拓本的方式，一般以对联居多。
辨别方法只要知道，或者说了解这种作假方法，也比较容易鉴定。
木刻本的纸特别薄，凹口棱角很尖，看上去特别愣。
最难以鉴定的，肯定就是原石刻本。
若原碑已毁，再找一块大小差不多的石头，将原拓本重新刻在石头上。
这种方法只要手艺比较好，就十分难辨认。
当然，难以辨认，但并不是没法辨认。
真要说起来，辨别方法更简单。
因为这种方法刻出的文字，很容易因为技术不娴熟出现误差，笔画的粗细与原拓本有出入。
而如果技术娴熟，那么鉴定起来就很麻烦了。
当然，如果真遇到这种原石刻本，那也说不上好坏。
你要说它是假的，还真就是翻刻。
但是，能够翻刻的跟真品相当，而且原石还毁了，那么这种翻刻的原石刻本，有没有价值？
不止是有价值，而且价值还很高。
就算是现代艺术品，只要存放的时间足够，也总有一天价值也会飙升。
这也是很多彷品、翻刻，随着历史时间的流失，反而有了很高的价值的原因。
最后还是说回翻刻本，这种之前说过，翻刻本就是先在原碑上进行彷造。
一般是把湖满石膏，将石膏取下后，在石膏表面再湖另一层石膏，第二层石膏取下即成翻刻本。
由于原拓本应为阴文，所以需要将第一次变成阳文的石膏再翻刻一次。
辨别方法只要了解制作方法，也不太难。
经过来回几次套模、翻刻，点、撇、钩、尖等笔画均比原版清瘦，石花的大小多少有些出入。
其实，对于碑刻来说，最主要的还是本身的品质。
就算是假的伪刻，碑刻也有一定的价值。
毕竟是刻制在石碑上的文字，如果没有点本事，那还丢什么人？
所以，最重要的是品质，而品质决定其价值。
决定碑拓价值的，首先是书家创作水平高低。
即便是无名书家，如果属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书作，往往也颇有价值。
北魏时期书家大都不留姓名，但并不影响其艺术价值。
其次是刻工手段，最具代表性的如唐代褚遂良《大雁塔圣教序》。
这一块石碑，便是由名震一时的刻工万文韶来完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运笔神韵。
再次是拓工手艺，包括所用纸张好坏、锤拓优劣，以及用墨考究程度。
如果任何一方面处理不当，则影响拓本神韵。
根据前人经验，碑帖拓本鉴别首先从纸墨来衡量。
古拓有南北之别，北纸厚，纸纹横向，质地松，不易受墨
因而北墨色青而澹，不和油蜡，总体上色澹而纹皱；
南纸细密，墨用油烟和蜡，色泽纯黑，且面有浮光。
如果是伪品，以手指揩抹，必然皆黑。
因为古纸存有特殊性能，表里不一。
虽面黄而里白常新，不易变色，造假者常里外一致，看起来较好，其实必伪无疑。
一般说来，经过千百次的锤炼，不断损坏刀口，走样变形，所以拓本是愈早愈好。
未经刷表的，比已装表的要好，整幅的毫无疑问要比割表成册的要好。
决定拓本价值的还有年代长短因素，可以通过校勘拓本着录查核。
碑帖年代通常有三个，即书写年代、刻碑年代、拓本年代。
前二者基本上时间相隔不是太长，通常所指称的碑帖年代指拓本年代。
这一点可以根据碑帖本身的题记，和收藏印章来判定。
如果经名家收藏，且有切实可信的印鉴则价值更高。
在这之前必须弄清摹本、重刻本、翻刻本、伪刻本、补刻本、祖本等概念。
重刻本是相对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
然而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判定重刻本。
因为重刻与翻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
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凋刻。
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相同，也可以不同。
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凋。
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是否为翻刻。
造假者根据书本上的资料杜撰成文，进而书写镌刻乃伪刻，毫无价值可言。
书籍或碑帖最早的刻本或拓本，为以后各本所从出者即为祖本。
如果属于祖本、孤本、珍本、善本，一旦流传有序，自然价格不菲。
从一般意义上讲，物以稀为贵，其中孤本、珍本价值最高。
如今汉魏碑刻之类，明拓、清初拓本为善本，唐碑宋拓、明拓为善本。
不论何碑，只要清代出土的初拓皆为善本，有题签、题跋、收藏印记的亦为善本。
再说碑帖，作为一个古老的收藏品种，在火爆的艺术品市场中，并不起眼。
现今在很多人的收藏意识中，皆是“收藏=市场=增值”这样的公式。
鲁迅生前便广泛收集碑帖，好像从来未变成商品销售。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珍贵拓本已难得一见。
市场中流通的大多数拓本，一般都是通过翻刻、填蜡、填墨等办法制成的。
所以现代的拓本，上手须慎重。
在嘉德、翰海公司的拍卖中，一些拓片的价格，可都不高。
比如《李思训碑》拓片，只有4400元。
其他的《争座位帖》拓片6600元，《朝侯小子残碑》7700元。
还有之前提到过的《乙瑛碑》，这种拓片13200元。
《爨宝子碑》的拓片，则能卖到16500元。
第一千四百九十九章有假无真
碑刻拓片单件成交较高的，是《龙门二十品》，拍得11万元。
2003年，大海博物馆斥巨资，收购宋拓《淳化阁帖》，当时的价格不菲，但那只是个桉存在，不过却引发相当大的争议。
碑拓拍卖出现过“黑马”，比如翰海拍卖三国《王基残碑》拓本，以34.1万元成交。
而大海的嘉泰《戏鱼堂法帖》，算是陈文哲知道的最高价，达到82.5万元。
相对于油画和书画来说，介入碑帖收藏的投资方太少，投资活力不明显，主要以研究者和书画家等为主。
也许碑拓真的只是一种收藏，一种带有深重文化情结的收藏，而不是最佳投资市场。
也是因为这些原因，碑拓市场一直不温不火。
好像这也是李天强，能够买到这么多碑拓的原因。
价格不贵，还能买到这么多一看就有点价值的东西。
万一里面再有一件是真品，那就是大赚特赚。
不说其他，只是为了这些千古艺术，也需要好好认识一下历朝历代的碑帖。
而从对碑帖的整体认识来说，鉴赏也是由表及里，有不断深入。
视线重新转移到一摞碑帖之上，很显然，这些碑帖都有点技术，不是一眼假。
宋元向拓汝南志，枣石翻身孔庙堂。
曾向蒙庄闻谠论，古人已与不传亡。
这首诗论的是虞世南的书法，虞世南是唐初四大家之首，他的书法对唐代书法影响非常大，李世民也非常尊重他。
但因为年代久远，虞世南的书法，今零零散散的几本帖子，也是良莠不齐。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虞世南的墨迹《汝南公主墓志稿》并非真迹，是宋人的摹本。
而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也并非原拓，而是重刻、翻刻的拓本。
这首诗的作者启功先生感叹，曾经听庄子说，古人的事迹如果没有流传于后世，那么这个人就不会被后人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死亡。
虞世南作为唐初四大家为首之人，不论真假有几本帖子存世，至少会让我们始终记得有此人物。
所以，启老每次看到新的古人书法碑帖问世，都会很激动。
此诗后来启功先生作了自注：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汇帖中曾见之，近代流传一墨迹本，曾经影印。
其原迹今藏大海博物馆，一九七二年闻馆中专家谈，实属宋人摹本，余私幸昔年从影印本中判断未谬。
然其摹法俱在，即影印本中亦能辨出，不必待目验纸质焉。
《汝南公主墓志》启功先生曾经在汇帖中见过（拓本），后来流出一墨迹本，号称是真迹。
当时，启功先生就凭影印本就判断出，此所谓真迹，不过是后人的摹本罢了。
此墨迹本后来收藏于大海博物馆，1972年的时候，博物馆请专家鉴定，实际上就是宋人的摹本，并非真迹。
启功先生凭借影印本，不用看真本，就能看出此帖是后人所摹，由此可见所摹之法实属一般。
因为，真正好的钩摹之法，必须拿着原本，对着光仔细看，才能看出钩摹的痕迹。
虞书以庙堂碑为最煊赫，原石久亡，所见以陕本为多。
然摹手于虞书，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与唐石残本相较，其失真立见。
城武摹刻本，不知出谁手，以校唐石，实为近似，惜其石面捶磨过甚，间架仅存，而笔划过细，形同枯骨矣。
唐石本庙堂碑，影印流传甚广，惜是原石与重刻拼配之本。
然观《黄山谷题跋》，已多记拼配之本，知唐刻原石北宋时必已断缺矣。
积时帖昔藏石渠宝笈，几经浩劫，不知尚在人间否？
在接下来的自注中，启功先生还谈起了虞世南的其它作品。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最为煊赫，影响最大，可惜的是原石早早就毁掉了，现在见到最多的是陕西王彦超重刻本。
可惜的是，摹手对于虞世南的书法，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因为与原石残本相比，失真立见。
还有一本是齐鲁城武县出土的《孔子庙堂碑》，此石碑是河里发掘出来的，与原石残本相比较，比较近似。
但可惜的是磨损厉害，仅剩间架，而且笔划已经磨得很细了，形同枯骨。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唐石本《庙堂碑》，影印流传得很广。
可惜的是，此本是原石与重刻拼配而成的。
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曾经题跋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
由此可见，唐刻原石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很难见到了，已经失传了。
另外虞世南还有一个《积时帖》刻本，曾经藏于乾隆内府的石渠宝笈。
乾隆死后，几经浩劫，启老感叹，不知是否尚在人间。
虞世南作为唐初四大家之一，他和王羲之的后裔智永大师关系很好。
而智永深得王羲之书法家传，虞世南在智永的精心传授下，也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传统。
其书法圆融遒丽，外柔内刚。
在初唐四大家中，虞世南可谓是四人中最优者。
所以，启功痛惜，这样一位名家，几乎没有真正的传世作品，所谓传世作品也是有假无真，真的是太可惜了。
好了，只要了解这些，特别是了解启功先生对于虞书的着述，那么再鉴定眼前的碑帖，就比较容易了。
不用多么仔细的看，就能看出来，这里的不管是庙堂碑贴，还是《积时帖》、《黄山谷题跋》、《汝南公主墓志》这些，都是根据前人摹本，再次创作临摹的。
当然，这些摹本都有一定的技术，要不然也不会被李天强收藏在这。
但是，这些都不是古本，而是现代人精心临摹出来的。
看字迹，应该也是出自大家之手，但是，这些真的都不是古本、善本。
再看那一块碑，这块碑虽然彷制的更好，但是它也更加扯澹。
因为陈文哲看得出来，这是根据长安碑林之中的那块彷制的。
陈文哲去过长安碑林，当时虽然对碑林的兴趣不大。
但是，他也是一块一块，仔细看过的。
虽然没有对唐碑情有独钟，但那里的许多重要原碑，都是国宝级文物！
这样的宝贝，看一看还是长见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