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3章 宫外反应(下)
高拱之所以心中一动，不为别的，正是因为张居正。
张居正最近的反应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他却从某些渠道得知了一个传言，说上次张居正来给徐阶说话，是收了徐家三万两银子的。
这件事让高拱很不痛快。
但他不痛快的根源并不是张居正收银子本身——徐阶是你的恩相，这我知道，他们家有了麻烦，以徐家子弟的名义给你这个“师兄”送点银子，求你帮他们说句话、求个情，我不是不能谅解。但你我二人也是多年同僚，我对你如何你不知道？“亦师亦友”这个词我高肃卿担得起！
可是你张太岳呢？把我瞒在鼓里，还跟我大言不惭的说了那么多道理，一副全心全意为我打算的样子，你说那些话的时候就真的没有点愧疚？
张太岳啊张太岳，你是我看好的继任者，这次事情毕竟事关你的恩相，我可以当做无事发生，可是下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再失望了。
就在高拱在心中对张居正感到失望之时，张居正却正在内阁的值房里写信。
这封信是写给即将履新广西巡抚的殷正茂的。
殷正茂，歙县人。其一世祖是南宋末年的殷恂则。德祐元年，他以部校的身份领兵随贾似道从临安出发前往芜湖御敌，大败。殷恂则循原路退至歙县，遂定居于县城南门。其后几代在地方上名望颇隆。但到了十世孙殷正茂时，殷氏家族已颇为寥落了。
嘉靖二十六年时，苦读群经多年、已经三十四岁的殷正茂，终于高中进士，这给业已衰落许久的殷氏家族带来了新的辉煌和希望。由于名次靠前，不久升为兵科给事中。
殷正茂早年其实是以不畏权贵、正直敢言的形象在朝廷中头角初露，引起内阁注意的。所以不久后，就被外放锻炼，历任广西、云南、湖广兵备副使，再迁江西按察使。
因为早年颇有正直敢言的美名，当时殷正茂与张居正这位同年的关系还算不错，不说相交甚厚，至少也是关系亲近。后来张居正得徐阶所独重，竟而由翰林学士直接入阁，殷正茂便更是经常与张居正书函往返，说是政治盟友并不为过。
不过，可能是因为自认负有重振家族之任，殷正茂外放之后虽然能力出众，尤其精于断案和兵事，但对于钱财却越来越看重。其为官是否造福一方不好说，但对治下百姓还算不错，办案也称得上公正，使许多受冤之人得到清白。只是对于属下的孝敬，殷正茂却是来者不拒，甚至还会主动暗示。其贪鄙之名，也是源自于此。
后世多说殷正茂贪污，其实很可能是因为殷正茂乃是张居正一派，而张居正被万历清算之后，不少张居正提拔重用的官员都被厚污的缘故。
总的来说，殷正茂很有才干，为官的确有些贪鄙，但总体来讲，这种贪鄙主要是对于自己的下属官僚来说——孝敬这种东西，实乃官场痼疾，但如果只是按照某些潜规则收取，很难说具体怎样才算贪污受贿。
毕竟，受贿定罪得看帮人做了什么事，放在后世来说就是权钱交易。而殷正茂只是收“例钱”，他又不怎么具体帮忙，所以才能在混出偌大“贪鄙”名头的同时，还能继续完好无损地做官。否则的话，贪鄙名头都这么响亮了，真当没有御史去参他一本？
高拱之所以同意殷正茂去，嘴上倒是说给“多给他二十万，让他贪”，其实心里明镜似的，这军饷殷正茂自己绝对不会去贪，他有别的办法：比如下属肯定有吃空饷的，殷正茂只要抓住这些下属的把柄，稍稍示意一下，这些下属在每年的各种“例敬”上，怎敢不加个几成，甚至翻他几倍？
如此，钱照样可以拿到，而他殷正茂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把柄——孝敬而已，你们谁不收啊？朝廷中枢的大佬们也收冰敬炭敬呢！
所以高拱肯让殷正茂从江西按察使转迁广西巡抚，主要原因还是看重殷正茂的才能。
不过，张居正在给殷正茂的信里，自然不会这么写。
这封信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
殷兄此前曾任职广西，熟知广西风物地势，今广西又起变乱，而广东因为倭寇屡屡进犯，广东官军疲惫不堪，是以广西之乱欲定，还需广西之兵。殷兄大才，我是早就知道的，所以曾经多次推荐，但此前李春芳不懂军务，以为广西之乱没什么大不了，因此拖着没办。现在高拱回来了，他还是懂军务的，只是那两广总督李迁是他的同年，他还是希望李迁能平定叛乱，拿下这一殊功。
我张居正好说歹说，万般恳求，高拱总算松了点口风，肯让殷兄你去平乱了。只是，李迁虽然打仗不怎么样，毕竟资历摆在那里，高拱也需要有这样一位封疆大吏给自己摇旗呐喊，因此不肯让你做两广总督，只肯让你做个广西巡抚。
我当然知道以殷兄你的才干，做区区一个广西巡抚实在是屈就了，但眼下国事如此，还是希望殷兄能够暂时接受，把两广的乱子先处理妥当。至于中枢这边，殷兄你只管放心，今日朝廷欠你的，就算是我张居正欠了你，将来一定给你补上这一功……
总而言之一句话：高拱是很不希望你去拿这么大的功勋的，他希望他的人得这个大功。只是眼下局面糜烂，只有你殷正茂能解决，而我张居正就是最力挺你的那个人。朝中上下，唯有我张居正坚持为你说话，让你有机会一展手段。为此，我甚至不惜拉下脸面去求高拱，总算给你要来了这个广西巡抚，你千万不要嫌弃……
写好这封信，张居正面露微笑，吹干了墨迹放好。
这时，他又想起之前内阁关于通过皇帝中旨时的场景。
“高务实……”张居正喃喃自语：“你倒是生了个好时候，若非我家诸子恰好只有简修与太子同龄，又岂能容你这般轻易靠上太子？李春芳那个废物点心更是毫无远见，居然事情到了这个程度都不敢反对，看来他在内阁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第084章 务实回府(上)
《龙文鞭影》全书一共四千两百余字，算起来不多不少，虽然毛笔字写起来略慢，但一下午加以半个晚上足够高务实全文写就。
默写完全书的高务实连夜将书转交给了陈矩，然后美美的补个觉。不得不说，在隆庆皇帝亲自交待不能怠慢高务实之后，他的休息之所虽然是临时拼凑出来的，但足够舒适。不过，整个一晚上高务实身边只有宦官，一个宫女都没见着，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宫中巧遇公主、嫔妃，然后发生某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传奇发生了。
第二日一早，高务实在陈矩的护送下出宫往高府而去——他估计自己今天可能会很忙，除了要领取估计今日上午就能送到府上的身份证明之外，可能还要去翰林院拜访上官，然后还得再次进宫面见太子，因此一路紧赶慢赶，回到高府时，天都只是蒙蒙亮。
他才刚进府，便有门子上前禀告，说老爷已经在书房等候一会儿了，请大少爷赶紧过去。
高务实心头一笑，看来三伯还是挺重视自己去做太子伴读这件事的嘛。
但等他进了高拱书房才发现，高拱并不是枯等自己，这个工作狂手里拿着几页公文文卷正在细看，连自己进门都没发现。
“三伯，侄儿回来了。”高务实不得不出言“叫醒”高拱。
“嗯。”高拱应了一声，依依不舍地挪开视线，看了高务实一眼，招呼道：“你在宫里的表现，我都知道了，先不必细说，你且过来，我给你看几封案卷，很有意思。”
高务实有些错愕，不过还是走了过去，伸手去接高拱递过来的文卷。
高拱一边递出文卷，一边嘿嘿一笑，道：“徽州这个地方可真有意思，一个区区刀笔小吏，居然把官司打到内阁来了。”
高务实听得也是一愣，心说刀笔小吏？那比自己这个不入流的小官还不入流啊，居然能把官司打到内阁？于是颇为好奇地结果文卷看了起来。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奇妙。案卷中说的事情，的确有些意思。
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比方说即将去巡抚广西的殷正茂就是徽州歙县人。徽州府下辖一共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且是附廓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该县之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储存在县城阁架之内，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当然这些案卷文牍也十分枯燥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因此常年束之高阁，除了户房的税吏之外，根本无人问津。
事件起因是隆庆三年时，徽州歙县的一个新上任、名叫帅嘉谟的管钱粮小吏，发现徽州每年给南京的税赋中，有一科“人丁丝绢”在徽州下辖的六县中，只有歙县代为承担。其他五县均不为这科的赋税负责。
这个帅嘉谟本来也是读书之人，不过在道德文章上的表现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但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可惜在大明，只有文科生的就业前景才最为看好，理科生的前途就很堪忧了，他这种类型的人才，了不起也就只能去做钱粮一道的书吏或者师爷。
但是干一行爱一行的帅嘉谟并不介意，他很有职业精神的把目光投向了徽州府历年来的税粮账册，力争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反正这些资料都存在歙县。
大明税赋结构向来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到大量科目之间的折兑均平，正是绝佳的应用题例，很符合帅师爷的胃口。
不平凡的成绩很快就真的做出来一点眉目了：他在盘点了各项税目后注意到，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做“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甚大，每年要缴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
帅嘉谟觉得不太对劲，于是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果然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赋税，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一笔支出，数字也是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然而科目却又对不上，因为这里叫做“夏税生丝”。
换句话说，徽州府这笔每年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的税支，全部是由歙县在负担，其他五县一文不出。
帅嘉谟顿时大为骇异，因为这可不是小数目了，是一笔巨款。为了确保自己没算错或者误会，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里面收录了大明自开国以来的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且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基本上可当做年鉴来用。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这说明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的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可以只压在歙县一处呢？
不行，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得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力争在平凡岗位上取得不平凡成就的人一样，帅嘉谟面对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致勃勃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古早的线索。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太祖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搞了一次“乙巳改制”，很多科目的税额要重新调整。
结果帅嘉谟一查之下，发现歙县跟此前缴纳的夏麦相比，同比差了九千七百石。于是朝廷针对歙县的三千六百四十六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钱，以弥补缺额——这就是歙县“夏税生丝”的由来。
只是这个“补欠夏粮”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并没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九千七百石夏麦，按照眼下的官方折率，每石折银三钱，九千七百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梁倩九百零十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七钱，所以折银六千一百四十六两——呃，这么看的话，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可帅嘉谟到底是个数学人才，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于是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一万零七百八十石，可折银三千两百三十四两。
两千九百零十两加三千两百三十四两，共计六千一百四十四两！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二两银子！
第084章 务实回府(下)
只差二两银子，那就很可能只是误差了，于是帅嘉谟得出了结论：在大明开国之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两万零四百八十石，该亏欠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上，折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这本来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乙巳改制之后，这笔税款不知为何，居然由全府承担变成了由歙县一县单独承担。
而更悲剧的是，这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属于折色税，要以实物形式缴纳。然而徽州根本不养蚕，于是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掉换成银子，再拿银子去买生丝，最后缴给官府。这就表示前后要折两次，成本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高。
还有就是，这个八千七百八十匹是到库的数字，还得加上中途运输成本与损耗。所以整个折算下来，歙县人民实际付出的比账面更多，也许九千匹，甚至上万匹也说不定。
可想而知，如果这一情况确实无误，那歙县简直倒霉透了！因为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制”开始算起，直到隆庆三年——歙县百姓头上的这笔冤枉税傻交了两百多年！
帅嘉谟惊得自己都头皮发麻，所以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先自己在歙县仔细摸底了一番。结果他发现，原来自己还不是最早发觉这件事有问题的人，早在嘉靖十四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王相、程鹏，就发现了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当时，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直接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而且还不止一次！
当时第一次接到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这二位还是认真办事的，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惜的是时间不凑巧，这两位很快便升迁转走，接任者又不清楚之前的情况，这件事就没人再去追问。
王相、程鹏二人也估计到了这种可能，于是再次呈文到应天巡抚、巡按处，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于是也接到了同样的呈文。这两位刚刚上任，当然不能有事不办，所以也很快给了批复，并且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于是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到后来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怎么办？这两个人死得离奇，多半不是正常死亡，十有八九就是跟这件事有关。我要是也揪着这笔冤枉税不放，是不是将来也会遭遇同样的祸事？
数学人才的固执占据了他整个大脑：人可以死，账不能错！
想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不说把以前多交的税要回来或者争取减免今后其他税，但是最起码，也得把这笔税重新分摊到六县，绝不能让歙县独扛！
帅嘉谟的这个决心下得并不容易。要知道大明的税赋体系本来就比较乱，错综复杂，牵涉甚多，除非某地受灾严重，否则就算是皇帝想增减一二都极不容易，想凭一介平民的力量删掉整整一个科目，实在难于登天。何况如果重新分摊的话，就意味着其他五县平白加税，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定会拼死阻挠。
但已经下定决心的帅嘉谟仍然亲自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在隆庆四年的年初，没有通过徽州府，而是越级呈给了当时的应天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耍了一点小手段，他在讲述缘由时加了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其实在《徽州府志》里，只是含糊地记载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既成印象，方便行事——孰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关键点。
除了这一点之外，帅嘉谟还说：“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两万零一百九十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八千五百零一匹；应天十三府，只要缴两千九百零五匹。而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八千七百八十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那或许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却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无风注：布政使司，类似于省级行政区)都高，这根本不合理啊！”
说实在的，这里帅嘉谟又玩了一个统计学上的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譬如说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止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实际上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十三万匹上下，湖广的丝绢税总额也有约两万七千匹，都远超歙县。
但帅嘉谟不谈总数，只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作比较，顿时就显得歙县境况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完全经得起查证，只是比较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非凡效果——事实上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但也不是说因此就民不聊生了，可是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正常人看了都会觉得惨绝人寰，简直触目惊心。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了一点他自己觉得足够隐蔽的小小手脚之外，帅嘉谟还有其他手段。
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天下之遗，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焉。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欤，恳乞均平。”
短短一句话，先后两次出现“均平”一词。显然，这不是他文字水平有限，而是有着深刻用意的。
此前高拱和高务实伯侄二人私下谈论理财大计之时，高拱就提到说连张居正都有些操切起来，希望将一条鞭法推广全国。高拱认为，一条鞭法在某些富庶地区——也就是高务实熟悉的“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推行，但在一些贫困地区就一定不能推行，否则穷人必然还要遭到更多的剥削。[无风注：前文有述，不记得了的读者诸君可以自行翻查。]
而在当下，江南当然是富庶之地，所以正在推行一条编法，即日后的一条鞭法。这个税改政策的雏形始于嘉靖十年，从嘉靖四十年开始到隆庆年间，逐渐在经济最强但也税负最重的南直隶地区进行试验。而其提出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
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所为何事？就是为了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朝廷政策的高度上去。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编法的核心要旨，的确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因此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人丁丝绢”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亟需调整，这又和中枢正在大力倡导的改革紧紧地挂上了钩。
在帅嘉谟看来，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多半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华夏数千年的传统摆在那里：高层一关注，事情就好办。
尤其是现任的应天巡抚，对一条编政策的推行也是很下力气的。而只要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对，是成了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实在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这位爷姓海，名瑞，字汝贤，号刚峰。
这件事到头来果然惊动了海瑞，但与此同时，远在京城的国策掌舵、改革旗手高拱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就是高务实手里这份。
第085章 官场百态(上)
为何这份呈文包括事件发生的详细信息居然会一同出现在高拱手里，这就必须要说一下大明的内阁情况了。
众所周知，大明内阁的辅臣，按理说并非宰相。从正式名义上来讲整个内阁都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但由于政务需求，该秘书班子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地位逐渐提高，权力逐渐加强，终于达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地步。
可是由于其本身设置实在畸形，所以行使权力的方式也与此前各朝有异，很多内阁辅臣在处理地方事务的时候，需要通过类似于私信一般的方式示意地方官员如何办理。譬如高拱此前不久就曾写信给应天的几位地方主官，让他们把徐阶的事情放一放，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这样的处理方式按说并非政府行文，理论上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实际上这种私信就相当于后世领导批条子——你也许敢对政府行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你敢对领导直接递条子视而不见吗？所以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这种方式的理政效率居然反倒更高一些。
但既然内阁的大佬们要经常用这种类似于私信的方式指示地方办事，则地方官员与内阁辅臣们之间的个人的联系也就势必有所加强，于是各地具体情况也会随着这种联系汇聚到辅臣们的手中。
高拱虽然暂时名仅次辅，实际上却是真正掌握朝政走向的第一人，李春芳这个首辅反倒像是个挂名的。于是，类似于南直隶这样的国朝重点区域，各项情况都会有人不揣冒昧地详细写就，呈递给高拱知晓。高拱之所以这么快就得知这件事，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看见高务实拿着文卷沉吟不语，丝毫没有孩童模样的神色，高拱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也不打断侄儿的思索，只是端起茶喝了起来。
又过了半晌，高务实才摇了摇头，道：“三伯，这件事侄儿以为很有代表意义。”
“哦？”高拱微微笑着，反问道：“什么代表意义？”
高务实却不直接回答，而是分析道：“三伯你看，其实这件事要较起真来讲的话，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因为这个‘人丁丝绢’争议的核心，乃是税负归属！也就是说这笔税款到底该由歙县单出还是六县同出？至于他所强调的实物折算，其实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
高务实说着，又解释道：“这就好比我去外头买东西，比方说买一匹布吧。我买这匹布，是给银子，是给铜钱，还是给宝钞，只要实际价值一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但我非要给宝钞，还拿出太祖皇帝说事，说宝钞乃是太祖皇帝定制而发行天下，所以给宝钞乃是尊敬太祖皇帝的表现——这至于么？”
高拱哈哈一笑，虚指了指高务实，道：“你举的这是什么例子，不要随便拿太祖皇帝开玩笑。”但说归说，他并没有说高务实的举例不对。
高务实也笑了笑，又接着道：“可是在帅嘉谟的妙笔生花之下，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非但不会让人觉得不对，反而显得正气凛然，思想高度一下子就上去了。挟海瑞以慑徽州，这就是帅嘉谟的根本用意！”
高拱脸上的笑容略微收了收，点点头，叹道：“海刚峰的名头，的确能吓唬住不少人呐。”他嘴上这样回答，心里却想着：要不然徐阶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向我服软？张太岳又怎么会有机会收徐家那三万两银子？可不都是海刚峰名头太盛么？
高务实却反倒笑了起来，弹了弹手里的文卷，道：“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帅嘉谟不仅申诉，甚至还给出了解决办法。我看他可能也是在衙门里呆的时间久了，深谙某些官僚的秉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又争又吵，却又拿不出个实际可行的办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后，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了这么一个解决方案：说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志》，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麦再折银再折丝。您看，这么一来，就相当于告诉应天巡抚衙门或者徽州知府衙门，这事情的处理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您大笔一挥，批准便是，一点烦恼都没有。而结果呢？无论应天还是徽州哪级衙门定策，最后选择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反正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的负担。”
高务实说到此处，嘿嘿一笑，道：“这种下属好呀，我要是应天巡抚或者徽州知府，看了这样的呈文，估计也会觉得这事情就应该这么办……唯一可虑的，大概就是徽州其他五县得知消息之后的反应了。”
高拱听罢，不声不响地又从书桌上拿起一张文卷递给高务实，说道：“海瑞他们的确有反应，你看吧。”
“哦？”高务实接过文卷，看了一下，只见上面果然记载了海瑞等人的反应。
隆庆四年正月十四，连元宵节都还没过，海瑞就及时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意思是这件事我很重视，你们徽州府要好好查清楚。
随后巡按刘世会则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应天巡抚与应天巡按都是徽州府的上级，前者主管地方政务，后者主管纠察发奸，甭管哪一个，反正徽州府都肯定惹不起。于是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之后一看，抚、按两院都下文了，当下就是一哆嗦，再一看落款还有海刚峰的大名，知道这事儿怕是不能善了，一点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
海瑞的大名往那一摆，只怕比头上悬着天子剑还让人害怕。
高务实看完笑了笑，问道：“商议出什么来了么？”
“嗯？”高拱看了看高务实的神色，问道：“看你的表情，似乎认为商议不出什么来？”
高务实忽然没有来由地冷哼一声，再次伸出手指弹了弹手里的文卷：“侄儿料定，其他五县一定会找出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来敷衍搪塞，甚至威胁说真要这么办的话，只怕地方不稳！”
第085章 官场百态(下)
高拱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缓缓道：“为什么这么说？巡抚、巡按都发了话，区区几个县令还敢硬扛着不动？”
“侄儿倒是以为，他们说不定还真敢！”高务实挑了挑眉，把文卷往桌上轻轻一拍，冷笑道：“帅嘉谟的主张，对歙县当然有利，可对于其他五县来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三伯您想，这事儿要是一旦议成，他们可就是‘平白无故’要多交不少赋税。因此对这个提案，无论是出生于这五县的官员、胥吏，还是当地乡绅百姓都肯定坚决反对。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股民意，就算是应天抚、按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高拱沉默了一下，问道：“还有吗？”
“有，当然还有。”高务实哼了一声，又道：“还有徽州知府的立场也很难说。因为站在徽州知府的立场上来说，无论这个‘人丁丝绢’在其治下的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有任何区别，毕竟他只要每年凑够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上缴给南京就好。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也就是歙县抱怨两句，那没什么大不了——左右你们都交了两百多年了，这也算是祖宗成法，还是不要随意变更啦！可是反过来，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他徽州府又得不到半点好处，反而还平白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完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此，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高拱露出微笑，点头道：“有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帅嘉谟当初要越级去向应天抚、按两院呈文，而不是直接上报徽州府的原因了。他就是想着靠海笔架的威名硬压徽州府和其余五县，因为他知道他在徽州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高务实笑了笑，说道：“幸好海瑞这个人名头够响、脾气够硬，只要有他在，这件事终究还是得分出个是非黑白来的。”
这下子，高拱的脸色就有点黑了，黑的同时还有点尴尬，干咳了一声，才道：“那你只怕要失望了。”
高务实一愣，继而诧异道：“难道海瑞转了性子，不管这茬了？”
“他倒没说不管，只是他管不了了。”高拱沉着脸道：“徐党反弹强烈得很，通政司每天都能收到弹劾海瑞的奏章，而近来这些奏章变得越来越多，甚至已经有人在奏章中暗示，明里暗里指责我公报私仇，因为私人恩怨对一位退休致仕的老臣穷追不舍，其情可恨、其心可诛。”
高务实怔了一怔，忽然惊道：“三伯你要撤了海瑞？”
“倒不是撤。”高拱摆了摆手，叹息道：“我得给他挪个窝……你是不知道，此人做事虽然心是好的，但手段太过于粗暴直接，偏偏又听不进劝！”
他说到这里，忽然有些激愤起来，冷哼一声，道：“哈，论整顿吏治，我高肃卿只会比他更上心，可他海笔架又不是茶楼闲客，他是朝廷封疆，真以为随便打杀几个就能整顿吏治了？幼稚！想当年，今上还是裕王时，我为了给裕王府要来王府例赏，不也得去捧严世藩的臭脚？哦，你说宁折不弯？是，你折倒是折了，可折完之后呢？事情办妥了吗？没有！事情既然没办妥，你就是折出朵花来，又顶个屁用！”
高拱说完这段话，可能是发泄了不少，平静了一些，呼出一口浊气，道：“所以我已经正式下文调他去总督漕运，应天巡抚这档子事，不能再由他这样任着性子办下去了，要不然……得出乱子。”
高务实倒是知道，历史上海瑞这个应天巡抚也是没能最终干下去，好像也是被调任漕总，想不到这一世转了一圈，还是绕到这个点上去了。
“只是这一来……”高务实皱起眉头，没有继续纠结海瑞的事，而是道：“那歙县‘人丁丝绢’案，只怕就很难办下去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只有海瑞这样一根筋非要事事较真的人，才肯只论对错、不论利弊地办下去。”
高拱不答，沉着脸又从桌案上翻找出一张文卷递给他。
高务实接过来一看，脸上顿时只剩苦笑，因为那边的情况还真被他这个乌鸦嘴给说中了。
原来应天巡按在正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一连半个月下来，下面居然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甚至就连身为苦主的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此时的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县务无人署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纷纷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所以已经不办公了。
这里得解释一句：有明一朝，自洪武十八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辰、戊、丑、未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察。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事关考评，也就是关系到今后的仕途。
但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隆庆四年乃是庚午年，隆庆五年才是辛未年。也就是说，明年才是朝觐之年……怎么明年才要朝觐，你今年正月份没过完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你这意思是，为了明年的朝觐，得停止办公一年？
哦，不是你，是你们——因为还不是一位知县这么说，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这就很有意思了，摆明了五县已经私底下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忘，拖到黄，拖到无疾而终，然后自然就天下太平，原先怎样最后还怎样了。想当初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也就是这么被拖没的么？
高务实气得只剩下冷哼，连骂都有些骂不出来了。
“现在知道吏治难清了吧？看看这些人，眼里都只有自己屁股下面那点地方。”高拱也笑了一笑，摆摆手道：“我看你对这件事倒是有些想法，你方才说……这件事很有代表意义，可是说了半天，你也没说这个代表意义是什么。怎么，不想说给三伯我听听？”
第086章 蛇打七寸(上)
高务实方才提到徽州“人丁丝绢”案是一个典型，其实是想顺着帅嘉谟的思路把这件事与一条鞭法联系上，虽然帅嘉谟这么做目的只是为歙县减轻负担而利用朝廷大势，但高务实却也想着以此为契机，将这一件“小事”作为突破口，把一条鞭法略作改良推行下去。
但是这有个问题，就是现在究竟是只谈一条鞭法，还是顺带谈一谈大明的税制痼疾？
要不要现在就跟高拱谈这个问题呢？高务实心里有些迟疑。
他不像很多穿越小说一般受某些所谓历史正剧影响严重，一提到张居正就说大改革家，一提到一条鞭法就说为大明续命数十年。他是一个真正从过政的文科生，他有实际的主政一地经验，哪怕这“一地”小得可笑，却也不妨碍他管中窥豹，知道张居正改革失败的必然性。
然而，这个话题太大太大，即便只以高务实的水平，也能说上三天三夜不带歇气的，就看要谈到什么深度。
后世人提起一条鞭法，只会想到张居正，似乎这法子就是张居正的原创，其实不然。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初年就开始试行，到眼下其实已经搞了几十年，只是推广力度不算很强，前面二三十年都相当于是在“搞试点”，最近才开始真正推广，而推广一条鞭法，在中枢层面上来说，把握大局的正是高拱。
高务实知道，后世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目光主要放在张居正身上，即便有部分学者也发现高拱的许多成就根本不输张居正，甚至张居正很多改革根本就是顺着高拱开的路在走。但他们对高拱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用人、兵制等方面，毕竟经由高拱提拔的大批官员后来都成了明朝历史上的名臣乃至名相；而在边防治理上，高拱又有最为突出的历史功绩“俺答封贡”珠玉在前，于是其经济改革方面的贡献就似乎显得不那么耀眼了。
尤其是高拱与一条鞭法推行之间的关系，几乎根本没有怎么被人提及。
可是，一条鞭法是贯穿于嘉隆万三朝的一项重大赋役改革，作为实学大家、改革先锋的高拱怎么可能在其中毫无作为？要知道，高拱可是这一时期鼓吹“为国理财”、“以义为利”并且真真正正大力提高商人地位的头号人物！
高务实当年就已经从一些确凿史料中推断出高拱在推行一条鞭法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譬如大力支持地方官员丈田均粮。
《朝邑县志》记载：隆庆四年，西安府朝邑县县丞陈谋“奉文均田”。而万历《和州志》中则有“奉例文丈田均粮”。可见奉文均田至少从隆庆四年就已经开始了。
隆庆四年是谁在主政？当然是高拱，要不然难道去指望李春芳？这样事情就很清楚了：万历时期张居正的清丈田亩，明显是在延续高拱的政策。
清丈田亩是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前提条件，所以清丈之后就要开始做事了。那么高拱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急吼吼地全面铺开，而是既抓住重点、又小心翼翼地先在重赋重役地区开始推行。
如《野纪蒙搜》中就记载：“隆庆二年，行一条鞭法。初，抚臣庞尚鹏、刘光济以此行之江西。”其中还明确提到了：“其后阁臣高新郑、张江陵会户部议通行之，海内至今遵守。应天巡抚朱大器、海瑞之后亦行条鞭之法。”可见此时此事高拱、张居正乃是决策者，而朱大器、海瑞则是执行一条鞭法的得力人物。
对于海瑞当然不用多介绍了，但对于朱大器却要多说一句：他是高拱一手提拔起来的。
高务实知道自己的身份，尤其知道自己这个年纪，还不适合冲锋在前，所以一贯是按照“引导高拱思路”来行事的。如此一来，就要求他必须在高拱本人已经有类似意向的时候助推一把，而不能是在高拱毫无考虑的方面瞎起哄。
现在既然已经确定高拱对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大力支持的，尤其是他已经开始在江南这个富庶而重赋重役之地开始动手，那自己当然要帮他一把。毕竟，一条鞭法并没有达到高务实心目中的理想标准，但如果一条鞭法都推行不了，高务实心中的理想标准就更别提了。
于是他想了一会儿，才苦笑着问道：“三伯，我想先问一下，近些年来，太仓银每年要亏空多少？”
“你问这个做什么？”高拱有些诧异，但还是回答道：“嘉靖三十年时，太仓银入库两百万两，支出六百万两，亏空四百万，其后一些年头亏空略有减少，也在二三百万两之间；隆庆元年时，收入二百零一万两，支出五百九十六万两，亏空三百九十五万两；隆庆二年收入二百万两，支出四百四十万两，亏空二百四十万两；隆庆三年收入二百二十万两，支出三百七十万两，亏空一百五十万两。”[无风注：以上数字为史实。]
他说到此处，傲然道：“再给我三五年时间，我若不能让亏空变盈余，愿一死以谢陛下。”
高务实心中感慨，什么叫“慨然以天下任”，什么叫救时良相？这便是了。虽然高拱一度被逼离职，但隆庆朝的经济政策还是一直按照高拱离开前定下的基调在走，所以亏空逐年减少，现在他已经起复回京，自然信心更足。
于是高务实道：“侄儿方才说那番话的意思就是，要想把一条鞭法推行下去，眼下徽州‘人丁丝绢’案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哦？”高拱眼前一亮：“你有何见解？”
高务实笑了笑，道：“一条鞭法之所以推进得不快，一方面是由于朝廷要审慎的思考哪些地方适合推广，哪些地方不适合推广，不能毫无根据的搞一刀切，必须有相应的数字，通过精确计算才能确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很多地方由于地方官员与当地富豪乡绅等势力狼狈为奸，仍然希望维持原先混乱的税制，好从中浑水摸鱼，因此对于推广一条鞭法不肯尽心尽力，以为朝廷不过是‘一阵风’，拖着拖着拖没了，也就万事大吉。”
他说到这里，冷笑一声：“既然如此，为何不借此良机，让那些人看看朝廷的决心？”
高拱眸中精光一闪，甚至隐隐有些杀机，沉声问道：“你有何良策，还不速速道来？”
高务实笑了起来，一张稚气尤盛的脸庞上写满冷厉：“那五县县令不都表示要准备朝觐，想混个好的考评么？可以，不过您可以通过某些途径让他们知道，整顿税法、平均地赋，乃是朝廷近来最重视的事——我倒要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敢继续拖着不办！”
第086章 蛇打七寸(下)
高拱有些惊讶地看着高务实，忽然笑了起来，摸着自己的大胡子，颔首道：“我以为你会说，不如干脆换一个听话的应天巡抚，甚至一不做二不休，连徽州知府也给换了。”
“换人？”高务实摇了摇头，道：“换人本身不是不可以，三伯是内阁辅臣，又兼掌铨务，换个应天巡抚也好，徽州知府也罢，陛下那里都不会有不批的。可是，换人只能解决这一件事，而咱们的目的难道仅仅只是解决一个徽州‘人丁丝绢’案？”
高务实正色道：“方才侄儿说了，徽州‘人丁丝绢’案只是一个突破口，咱们办这个案，目的是为了给其他人一个信号，甚至可以说是杀鸡儆猴！咱们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哪怕只是跟推广一条鞭法稍微扯上一点关系，朝廷中枢也会无比重视，绝对不允许推三阻四、拖拖拉拉，该今天办的事情就得今天办，你要是胆敢拖到明天，我就敢给你的考评降它一级！”
高拱听得哈哈大笑，虚指着高务实道：“看你这指点江山的模样，倒比那李石麓更像元辅一些，哈哈哈哈！”
高务实心中一动，暗道：你家侄儿我的目标，还真就是当这个元辅！
不过面上他还是比较含蓄，只是赔笑道：“三伯说笑了，侄儿连童生试都还没去考……”
“你说到这个事情，倒是提醒了我。”高拱很少见的直接打断了高务实的话，严肃地道：“如今你身无半分功名，却已经官挂翰林院，陪侍太子身侧，此事虽然有颇多铺垫，你自己也算争气，以《龙文鞭影》一书在一群高官子弟之中脱颖而出。但是，三伯还是要提醒你，在我大明，唯有科举出身，方是正途！我的意见是，你要尽快找个时间回一趟新郑，至少也得先考个生员，这样外头才不会有太多嚼舌根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高务实点了点头，道：“原先只是觉得年纪尚小，科举之事不必太着急，不过此前毕竟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等情况，所以……的确是该先回去考个功名了。”说着，却渐渐皱起眉头来。
高拱一直在注意他的神色，见状不禁问道：“怎么，考个生员而已，你该不会是怕了吧？”
高务实苦笑道：“不是怕考不过，是怕费时间呀。还有就是，县试是在二月，今年已经赶不上了。”
高拱瞪了他一眼，道：“就算今年来得及，你也没得考——今年是庚午年，哪有县试？”
高务实呆了一呆，才想起来明代哪怕只是区区县试，规矩也颇为复杂。
县试是童子试的初考，明制设科之法：士子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而明代又“以其业为籍”，应考之人必须是本县境内具有儒、官、民、军、匠、医之籍的士子，这县人不得到他县应试。
而童子试的时间也有规定，是三年两考，俗称小考，也称小试。由县试到府试再到道试，共有三个层次，未考取者可以再考。每逢丑、未、辰、戌年和寅、申、巳、亥年，即行岁考和科考之年，提学道行文进行岁考或科考，各州、县即出告示考试生童。
开考日期多在二月，州、县官要先期一月出示试期。考生需要按时到县学或者县衙礼房报名，填写姓名、年龄、籍贯及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履历，先觅本县在学的廪生结保，保证本人无冒籍、匿丧、顶替、假捏姓名；身家清白，非娼、优、皂、隶、奴仆及其子孙，方准正式应考。
身份证明这事好办，高务实无须担心，不过如今二月都过去了大半个月，现在赶回新郑肯定错过考期——不对，今年正如高拱所说，没有县试可以考。所以高务实就算要考，也得等明年了。
高拱见状，摆了摆手：“好了，这事情我也就是提醒你早些做个准备而已，现在先不提了。”他顿了一顿，提点道：“你那太子伴读和假侍读学士都是挂名在翰林院门下，待会儿你拿到官印、腰牌，就该去翰林院拜见掌院学士了。”
高务实怔了一怔：“今天就得去？”又问道：“如今的掌院学士是哪位先生？”这里的先生不是老师的意思，单纯就是个尊称——人家可是翰林学士，清贵中的清贵。
高拱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吐出三个字：“张凤磐。”
“我大舅？”高务实呆了一呆，他是真的忘记这茬了——谁叫翰林学士这个位置在大明有着特殊意义，很多即将被提拔的重臣，经常都会被安在这个位置镀一下金呢。就好比很多被廷推进内阁的辅臣，经常都会被先放到礼部尚书位置上坐一坐，翰林学士也差不多。
高拱这么一说，高务实才想起来，张四维此前乃是翰林院侍读学士，高拱提拔他的程序也是先提拔为翰林学士，然后紧接着兼任吏部右侍郎。现在回过头来看，高拱这个提拔是有深意的：有了翰林学士这个绝对足够清贵的本职，兼任吏部右侍郎就不会让人觉得资历不够——因为翰林学士直接背廷推进内阁也不是多么奇怪的事情，譬如说张居正就是从翰林学士被徐阶推荐直接进内阁的。
而张四维本来就是翰林院侍读学士，算是除了翰林学士之外翰林院最大的官儿，学士出缺，侍读补上，理所当然。同时这里还有一层深意就是：既然翰林学士本就可以直接廷推入阁，那么张四维在翰林学士任上干个一任，等三年考满，他又同时有吏部右侍郎的主政经验，那么再经高拱推荐，通过廷推直接入阁就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原来三伯早就有意思拉大舅入阁了呀……我还是嫩了点——不对，我还是对大明官场的这些制度和潜规则不够熟悉啊！
想通了这一点，高务实就开心起来，笑道：“本来昨日太子交待，让我今天去宫里见他，我也答应了，不过既然翰林院自有成法在此，侄儿怎么也不敢坏了规矩，就先去翰林院见过掌院学士，再去宫里不迟。”
第087章 翰林清贵(上)
“翰林”一词，始见于汉。汉时杨子云《长杨赋》中道：“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为主人。”本意为文学之林，即文翰荟萃之地。到了唐代，“翰林”正式成为官署名。自唐以降，历朝皆设翰林院。早期的翰林院是“为天下艺能技术见诏者之所处也”，乃网罗天下各式英才供皇帝之需，后逐渐成为参政、修史的枢要机构。
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很早便设置翰林院，其功能定位为辅政智囊团。但是当时由于丞相的存在，翰林院实际只是个空架子，因此朱元璋在废中书省与丞相之后提高了翰林院的地位。自此，翰林院的功能定位发生了些许改变：首先，接手丞相的行政工作，分担皇帝的工作压力；其次，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供皇帝驱使，加强了皇权；再次，作为官方编史、修史机构，掌握全国舆论的重要话语权。
而从选举设官等方面看，大明的翰林院制度较唐、宋、元等朝更为完善，可以说是集历代之成。大明翰林官的选拔与科举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尤其庶吉士制度的创立，保证了翰林官的素质。在明初，由于翰林官主要通过举荐和征召的途径选任，因而素质不一，甚至鱼龙混杂。洪武十八年，庶吉士制度正式设立，使翰林院制度与科举制度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最终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的局面。
庶吉士制度又称馆选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朝廷通过科举考试选取优秀人才成为庶吉士，并对其进行专门培养。也就是说，被选为庶吉士就意味着取得了成为翰林官的预备资格，再经过三年“以朝臣为师、以经史诗赋为课”的学习培养后，便可参加“散馆”考试，成绩优秀者即被授予翰林官之职。
有明一朝，先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庶吉士，再通过学习、考察成为翰林官，这是人才进入翰林院的唯一途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入阁为辅臣的重要途径。
然而，这一使翰林们引以为傲的制度似乎遭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挑战——有一人年仅八岁、黄口小儿，身无功名、妄称儒童，竟然堂而皇之的成了翰林之官。
昨日消息传来，翰林院颇受震动，继而议论纷纷，导致几位出身翰林的讲官回到院中，几乎被人当做内奸给骂死。
除了同知经筵事的申时行本官是礼部右侍郎、讲官顾养谦本官是工部郎中之外，剩下的陈经邦、沈鲤、许国、张位、陈于陛五人，因为本官就在翰林院，实在避无可避，被一众翰林官堵门“拜访”。
几位翰林出身的讲官们再三解释说高务实那个官儿只是在翰林院挂名，实际上即非常设，也无品级，劝大家不要过于激动。又纷纷拿高务实那《龙文鞭影》来说事，力证自己几人绝非毫无风骨地附和皇帝，确实是因为高务实“其年齿虽幼，才堪一用”。好说歹说，总算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为何区区一个太子伴读、假侍读学士，竟然会惹得这些清贵文臣们如此激愤？其实说到底，根源还是翰林官的定位问题：清贵！
明初，仿元制，翰林院被称为翰林国史院，秩正三品。虽然后来经过改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基本格局大致相似，其正官，包括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其属官，包括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其史官，包括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另外便是庶吉士，没有品级，也没有定员。
大明的翰林院品级的确不高，低于前代翰林院或者同类机构，但是由于其靠近权力中心，是专属于皇帝的重要的中央秘书机构，直接为皇帝提供服务，因而备受皇帝重视。其与内阁之间，是非常有联系的。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贵”。那还有“清”呢？
翰林院直接受命于皇帝，承担备皇帝咨询、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职责。学士负责撰写、详正文书，考议制度等，同时备天子顾问；侍读、侍讲负责为皇室成员讲读经史；修撰、编修、检讨等负责撰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等。
除此之外，翰林院的职责还包括掌管科举事务、教习庶吉士、组织重大典礼、稽查理藩院档案等等。凡此种种，理论上都是些名义很大，但油水很少的差事，因此而“清”。
众所周知，大明的官员俸禄在历朝历代中倒数第一，本来这“头把交椅”应该是清代，但自雍正后实行了京官双俸禄制度，外官养廉银制度，官员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提升。而大明的京官是出了名的穷，要不是有地方上的冰敬、炭敬等孝敬，京官们单靠自己的俸禄甚至养不活一家人，而其中翰林官更是穷官中的战斗机。
翰林之所以最穷，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行政机构，手上没有权力，只能靠点工资度日。大明的翰林院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衙门，说它是一个培训机构似乎更为确切，翰林们实际上是大明帝国的后备人才——高层后备人才。
但是穷是暂时的，翰林这个身份蕴含着无穷的潜力。因为，翰林院是有明一朝科举精英荟萃之地。明初时，翰林官皆由皇帝特简或举荐，洪武年间，翰林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他途选入的，到了景泰年间，翰林院中非进士出身的还有十之四五，而自那以后，则逐渐被科甲进士所垄断。
此后，想要进入翰林院就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殿试中的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三人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等官；二是馆选，也就是从二甲、三甲进士中选文学优等即及善书者为庶吉士，当然前提是要经过考试，即“朝考”。考试录取者进入翰林院学习三年，优秀者留翰林院。
翰林官平时的工作虽然“清”，可一旦升迁就会有常人不具备的优势。比如，大明官制中就有规定，南北两京的礼部尚书、侍郎，吏部的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六部尚书由翰林出身者，则兼翰林学士，侍郎则兼侍读、侍讲学士。
另外，辅导太子为职的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的官员，无论何品必带翰林官衔：詹事、少詹事带学士衔，春坊大学士不常设，庶子、谕德、中允、赞善、洗马，则带讲、读学士衔。也就是说，这些辅佐太子的官员，将来新君即位，便可成为新朝重要成员。
还有，主管国家教育的国子监也与翰林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国子监也是个是清水衙门，可它担负的是国家教育大计，因此明代官制中规定，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及司业非翰林出身不能迁转。
按照高务实的理解，明朝的翰林官不仅作为侍从机构影响着方方面面，而且担负着为国家重要部门输送人才的任务。如果说国子监是育才、储才之所，那么翰林院就是养官、储官之地。
说到这里，读者诸君就一定明白了，翰林们在翰林学习的三年期间，那是名副其实的穷，可为何进士们哪怕挤破脑袋都想往翰林院中挤？道理很简单，因为毕业之后，他们的就业前景远远高于一般的进士。
一个进士如果被外放为七品知县，那么就意味着他要一级一级地慢慢升迁，而庶吉士一旦毕业，就有可能一年几迁，而且将来还有很大机会入阁，成为国之辅臣。
最后还有一个说不定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翰林出身的官员死后还有一项极大的殊荣：他们可以以“文”为谥，譬如文臣的最高谥号“文正”——你不是翰林出身，那就想也别想，这也是很多进士想法设法也要成为翰林的目的之一。
正是因为习惯了这种“清贵”，翰林官们哪怕穷得喝风拉烟，心理优越感都是很强的，对于一个“不够格”的“同僚”，当然也就格外不满。
第087章 翰林清贵(下)
翰林们对高务实的这种不满，高务实还一无所知，因为他昨天陪皇帝小心翼翼地吃了顿饭之后就去默写《龙文鞭影》去了。
由于这种情况下一般而言必须用台阁体书写，所以写得很慢，明明不过两千多字而已，却几乎搞到大半夜才写完。毕竟台阁体算是一种楷书，书写时惟求端正拘恭，横平竖直，整整齐齐，最高标准就是写得像后世印刷体一样，因此难就难在养心——绝大多数人写字、写文章，开头的时候大多写得还比较得体，但越是写到后头就越潦草，这就是所谓养心不到位，做不到前后一样的心平气和。
高务实自问养心水平也很一般，但毕竟这次情况特殊，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乱、不要急……于是几乎到半夜才算完全搞定。
到了今天早上，又必须早起赶回高府，因此他根本不知道翰林院对他这个挂名官的不满。于是等他拿到告身、官印、腰牌等证明身份之物后赶到翰林院，顿时觉得——
怎么这地方如此冷清？
虽说翰林院本身的确是个清水衙门，但呈现在高务实面前的情况还是有些诡异：整个翰林院里头连活物都见不着几个，只有几个皂隶仆役走动，身穿官袍的几乎没几个人。
高务实靠着腰牌进了翰林院，茫茫然在里头转悠了一会儿，才总算看见一个年过四旬、身着七品官服的中年人从眼前闪过。正有些找不着门路的高务实连忙上去叫住：“这位编修先生，请留步！”
那官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看了高务实一眼，不咸不淡地道：“你是何人，称我为先生？”
高务实闻言便是一滞，心说叫先生可是尊称，这又不是那些毫无常识的电视剧，难道我还叫你大人不成？
但腹诽归腹诽，眼下有求于人，该陪的笑脸还是得陪，于是客客气气道：“小子虽德薄才浅，也知《孟子·告子下》里说：宋牼将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将何之？’后赵岐有注：‘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今先生身着官服行走于翰林，必学士也，又年长于小子多矣，故称先生，以为尊敬。”
那翰林官听罢，脸色缓和不少，点了点头：“既如此，你有何事？”
高务实听得有些奇怪，按理说自己这样一个小孩子居然跑进了翰林院，你见了我的第一句话难道不是应该问：“你是哪家孩童，何以至此？”怎么倒直接问我有什么事了？
但既然人家不问，高务实也懒得多事，谁知道这些翰林官们是不是读书读迂了，脑回路根本不正常？于是也就顺着他回答道：“末学后进小子新郑高务实，侥幸得为太子伴读，官挂翰林院，今日领了告身腰牌，特来拜见掌院学士。只因此前未曾来过此处，不知道路，是以冒昧请教先生……不知先生尊姓大名？”说罢就是一礼。
“哼哼。”那翰林官微微扬起下巴，干瘪瘪地回了一句：“本官翰林院编修赵志皋，字汝迈，号濲阳。”
高务实吃了一惊，连忙再次躬身一礼，道：“不知是探花公濲阳先生当面，小子失敬了。”
嘴上是这样说，心里却暗道：卧槽，老子第一次来翰林院就碰上赵志皋了，这可也是后来干过首辅的人。不过，不是说赵志皋为人“柔而懦，为朝士所轻”么，怎么我瞧他这模样，说起话来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就差在脸上挂个条幅，上书四个大字“老子很拽”的模样了？这是史书记载有误，还是他老兄更年期脾气暴躁啊？
赵志皋却不知道高务实的腹诽，反倒因为他礼数周全，心里略微消了些气，淡淡地道：“高侍读不必客气，你虽无品级，毕竟是假侍读学士，算起来还是上峰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
高务实心中自以为了然，想是这老小子四十四岁才考中进士，虽然由于是一甲出身，直接入翰林院授编修，但毕竟皓首穷经大半辈子到现在也只是混了个七品官，而自己这个黄口小儿连功名都没一个，却居然能挂名侍读学士，换了谁心里也觉得恼火。
既然可以理解，那就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于是高务实连忙解释道：“濲阳先生说笑了，小子德薄才浅，哪里算什么侍读？其实说穿了，不过就是太子殿下的书童罢了。这个侍读之名，乃是陛下觉得小子虽然只是个伴读，毕竟也算太子殿下之近臣，这才给了这个称谓，免得说出去失了储君颜面……当不得真，万万当不得真。”
赵志皋见高务实“态度诚恳，言辞谦卑”，心里的不满消散大半，回过头来倒觉得自己比人家年长几十岁，居然还这般欺负晚辈，实在说不过去，不禁有些后悔，补救一般地挤出一丝笑容，点头道：“高侍读虽然年幼，但看来却正如传闻所说的那样，才德兼备，难怪陛下及诸位前辈、同僚选中了你来做这个太子伴读。”
高务实心里好笑：我还以为真是史载有误呢，原来这人的脾气还真的好说话得很，我不过就是谦虚了几句，他倒开始反思自己的态度不够好，反而来补救了……不过，这也不一定就是懦弱，没准人家还真就是个谦谦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呢！
毕竟在原本的历史上，张居正出任首辅之时，权高甚至可以压主。申时行继任之后，内阁的权势依然强大。再后来的王锡爵性刚负气，他任首辅，也是人人敬畏。而赵志皋任首辅之时，已年过七十，表现就是“柔而懦，为朝士所轻”。当时一时间辱骂、责备之声四起。
赵志皋初为首辅，就赶上西华门发生灾难，御史赵文炳上章指责。没多久，南京御史柳佐、给事中章守诚又上言；而吏部更是过分，在侍郎顾宪成的带领之下“空司”而逐志皋，意在激怒万历。后又有给事中张涛、杨洵，御史冀体、况上进，南京评事龙起雷相继诋毁赵志皋，而巡按御史吴崇礼又弹劾赵志皋的儿子两淮运副赵凤威，结果赵凤威被停俸。不久，工部郎中岳元声极言赵志皋应回家养老，给事中刘道亨更是不遗余力地攻击。
当时赵志皋气得说：“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谋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遂一心求退，但万历不肯，只是一直“慰谕之”。
可见这人的脾气，看来是真的好。
第088章 戊辰群星(上)
第一次来翰林院的高务实对赵志皋印象深刻的主要原因，除了此公在史书记载中那宛如受气包的形象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他是隆庆二年戊辰科金榜群星之一。
这里所用到的“群星”这个词，自然不是后世“群星”的那个意思，而是指这一科人才辈出，群星璀璨。
隆庆二年戊辰科金榜，是嘉隆万三朝众多金榜中含金量颇高的一科。这科出的厉害人物着实不少，光是高务实立刻就能想到的内阁首辅就有四人，分别是王家屏、赵志皋、沈一贯、朱赓，金榜排名分别是王家屏二甲第二名、赵志皋一甲第三名(探花)、沈一贯三甲第五十六名、朱赓二甲第七十五名。
这里面最神奇的是沈一贯。按例，大明进士金榜位列三甲第三十六名开外者，很少有进内阁的先例，但沈一贯名次已经到了三甲第五十六名，居然还能入阁，手段之高明可见一斑。
除了四位将来的首辅，还另有三名阁老，分别是张位、陈于陛、于慎行。至于本科状元罗万化这一类做到过尚书级别高官的，那就更多了。
这其中，张位和陈于陛已经成为了本次太子出阁读书的经筵讲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两人从现在起就可以看成储相了。
但奇怪的是，赵志皋和王家屏在金榜上的排名比陈于陛和张位更靠前，却没有成为讲官。
这里头当然有时候会有很多原因，不过高务实猜测，本次遴选太子经筵讲官除了看重讲官的个人能力之外，背后肯定有朝中重臣的影子，所以身为探花的赵志皋，和身为二甲第二名的王家屏才因此失去了这个大好机会。
张位能脱颖而出，肯定是靠李春芳这个座师恩相；陈于陛的情况复杂一点，想来以陈以勤的为人，不太可能出面推荐自己的儿子，多半是高拱等几个辅臣都觉得陈于陛各方面资格都达标，而他父亲陈以勤在内阁又是个中立派，因此都有争取之意，于是就都乐得送个顺水人情，陈以勤领情也好，不领情也罢，反正总犯不着得罪他。
而赵志皋和王家屏的情况就不如他们俩人了，按理说他们的座师也一样是李春芳——人家是主考官嘛。但他二人的卷子可能不是李春芳亲自点的，因此房师另有其人，且多半是身在翰林院或者国子监的清贵官儿，实权不够看，无力与内阁大佬们争这个推荐权。
所以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呐！
至于于慎行，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是张居正十分看重的学生，历史上张居正对他颇为关照，可是当刘台案爆发、夺情案进入G潮，于慎行却力劝张居正不要一意孤行。更狠的是，刘台被捕后，满朝上下无人敢去探视，于慎行却果断前往探望，结果将张居正开罪得不轻，还联名上疏请万历帝收回夺情成命，以至于张居正把于慎行叫到跟前责问说：“我对你不薄，你何以如此报我？”
结果于慎行回答：“正因为您对我不薄，学生才不得不如此，夺情有违祖制、不合规矩，您是百官之首，当为天下楷模。”但显然尝到权力滋味的张居正听不进去。
后来张居正死后遭清算，万历下令抄家。于慎行在这种情况下，却又不避嫌怨，写信给主持此事的丘瞬，请他照顾张居正八十多岁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丘瞬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听了这句劝，给张母保留了住宅和足够赡养晚年的土地。于慎行因此受到朝中一片赞誉。
高务实此前自己思索徐阶与高拱之争的时候，采信的不少史料就出自于慎行的《谷山笔尘》，原因无他：高务实相信于慎行的人品操守远胜于王世贞。
当然于慎行的操守之所以获得高务实的信任，并不仅仅因为这两件事，毕竟这两件事都有可能是故意为之，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清誉——高务实自己所为的养望，其实也同这些事情很有些相似之处。
他真正欣赏甚至佩服于慎行操守的事，是国本之争中于慎行的表现：此时，万历的长子朱常洛已经九岁，是妃子所出——但这个妃子原本不过一名宫女，万历当时也只是临时起兴，谁知就珠胎暗结。实际上万历不喜欢此妃和她这个儿子，他想立的是郑妃所生的皇次子。
但是在大明，名分是极其重要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早已深入人心，万历自己也是这种思想的受益者。皇后无子则无嫡出，但立长又轮不到郑贵妃所生的皇次子，万历不好把这一想法明说，故而迟迟不立太子。
满朝文武见皇长子日渐长大，不能正位进学，当然非常着急。于是自万历十七年起，不断有人提出立储问题，请万历早建东宫。
于慎行身为礼部尚书，对此事当然义不容辞。他连疏极谏，言辞颇为激烈，万历非常生气，再三降下严旨，贵备于慎行“以东宫要挟皇上。”
于慎行回答说:“册立之事，是臣部职掌，我如果不说，是为失职。请皇上速决大计，我宁可弃官归里。”态度极其强硬，丝毫不肯妥协，因为在于慎行看来，原则就是原则，原则问题不容谈判。
万历当然更不高兴了，大骂于慎行“疑上”、“淆乱国本”，把礼部大小官员都停了傣禄。偏巧正在此时，发生了山东乡试泄题事件，于慎行身为礼部尚书，虽然是科考的主要领导，但说起来只是有一定的领导责任，可于慎行仍然毫不犹豫地引咎辞职。
万历十九年九月，于慎行的辞职获万历批准，于慎行遂归隐故乡。他家居十余年，朝野上下多次荐他出山，万历皆不同意。直到万历三十五年，东宫已立、国本已定，廷推内阁大臣时，于慎行名列七位候选人之首。万历见势不可违，才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但这时候，于慎行已经重病缠身，只能勉强到京觐见。不数日，卒于京华官邸，年六十三岁。于慎行死后，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第088章 戊辰群星(下)
通过刚才与赵志皋的几段对话，高务实已经大体明白今天的翰林院何以如此冷清，心说我这一下子，也算成了名动京师的风云人物了吧？
瞧瞧，翰林清贵们极其不满我这个没有半点功名在身的黄口小儿与他们供职于同一衙门，但却因为我在这个年龄就鼓捣出了《龙文鞭影》一书，他们就算原本想来“教训”一下我，却也有些下不去手——倒不是说他们自认为水平不够，而是一个小小孩童就有这番学识，他们作为前辈一般而言只有赞扬、提携才是正理，如果反而出面打压，那自己的名声也就臭了。
翰林清贵们本就没有实权在手，要是这至关重要的名声还臭了大街，岂不是一无所恃了？所以他们明明心中极为不满，也只能用这种避而不见的软手段来表明立场，而不能真的跳出来亲自下场跟自己见个高低——赢了是胜之不武，输了更是遗臭万年，这事儿可不就是谁傻上么！
也就是赵志皋这样的老实厚道之人，才会捏着鼻子仍然来上班，可要不是自己方才态度端正、姿态摆得很低，赵志皋对自己的脸色不也很难看？
不过，看到了赵志皋，却没有看到戊辰科其余几位将来的阁老，高务实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遗憾，不过转念一想却又释然了：今天看不到没关系，反正不管你们接受不接受，我这个“工作关系”还就挂靠在你们翰林院了，将来有的是时候能够接触到。
再说，历史上戊辰科这么牛逼说不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拱倒台了。
乍一看，高拱倒台跟戊辰科进士们牛逼这两件事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并非如此，这两件事之间关系是很大的。
先来看一下时间表：嘉靖四十四年四月，李春芳晋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嘉靖四十五年三月，郭朴、高拱分别晋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同时入阁；隆庆元年二月陈以勤晋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张居正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而高拱因为在和徐阶的斗法中失败，于本年五月自请致仕得到批准，退出内阁，郭朴作为高拱的铁杆盟友，独自扛到九月之后，也愤而自请致。
读者诸君大概已经注意到了：还没到隆庆二年，高拱就已经辞官回新郑老家去了。
这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隆庆二年的秋闱没有高拱什么事。
偏巧，隆庆二年七月的时候，徐阶也被对他越发不满的隆庆帝批准致仕，回了松江老家。于是排名在他之后的李春芳依次递补，捡便宜似的成了内阁首辅。
当时内阁就只有三位阁臣，按照排名分别是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所以这一年的秋闱，李春芳是主考官，陈以勤、张居正则是地位最高的两位同考官。至于其他同考官，地位就高下有别了，但即便其中地位最高者，也显然不能与陈、张两位阁老相提并论。
万历初期和中期，论资排辈严重的官场上，嘉靖末期和隆庆年间的进士正处于“当打之年”，然而由于高拱倒台，本该大展宏图的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由于座师是高拱，很多都受到了牵连，其仕途或遭遇重大挫折，或干脆完全摧折，只有少数几人得以幸免。
这些人或是由于与高拱看起来牵连不深，或是被张居正认为确实人才难得，或是干脆缴械投诚做了舔狗——当然这其中绝大部分只是假装做了舔狗，实则暗待时机，随时准备反攻倒算——譬如张四维很明显就是这么干的。
但不管怎么说，本来很多在高拱当政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因为高拱的倒台而随之“陪葬”，前次参加过高府门生聚会的宋之韩、涂梦桂、程文、韩楫、雒遵、张孟男等人，谁不是如此？也就沈鲤、许国两人因为直到高拱下台都还在翰林院混资历，这才免遭大难。
高拱“从教”那么多年，他的门生故吏说是遍布天下也绝对不算吹牛，除了以上这些之外还大有人在，最终究竟被牵连了多少，根本没法统计，搞不好张居正自己都算不清。
既然戊辰科金榜进士们的牛逼，多多少少跟高拱倒台、乙丑科进士失了大靠山有关，那么一旦自己帮高拱稳住了隆万之交时的地位，让他能继续宰执天下，最后光荣致仕。那么将来戊辰科的竞争压力可就大得多了，到时候是不是还有历史上那样光辉的表现，也就不那么好说了。
但即便如此，这一科里的几个牛人们仕途仍然比较看好，尤其是赵志皋的态度现在明显有了软化的迹象，高务实觉得……是个机会。
这个机会当然不是指拉拢赵志皋，历史上张居正那么大权在握，也没能拉拢此人，高务实区区一个小屁孩子，就算打着高拱的幌子也未见得能拉拢得了他赵濲阳，何必自找没趣？
他想到的“机会”，是指先让赵志皋对自己的态度转好，到时候翰林院其他众官知道他今日与自己有过交流，多半会来向他打听一番，按照赵志皋刚才表现出来的脾气，他不大可能会背地里说人坏话。
而如果跟自己“相谈甚欢”，那几乎可以肯定，他一准会为自己大唱赞歌——前头已经说了，文坛长辈们对于德才兼备的晚辈，通常都是乐于鼓励、赞扬的。这里面的道理其实说穿了很简单：你将来要是真有出息了，能不记得我当年的提携之恩？你将来若是没有出息……谁还记得你啊？都不记得你这个人了，自然也不会记得我怎么赞扬过你咯。
所以，赞扬晚辈，是一个前辈的美好品德和必备修养。反之，打压晚辈，就只能混个恶名了——万一将来这晚辈比你还牛逼，打脸不打脸啊？
所谓欺老莫欺少，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高务实立刻拿出当年侍候领导的手段来，拐着弯儿吹捧赵志皋、吹捧翰林院，把个没怎么受到过这种待遇的穷翰林赵志皋吹得心花怒放，要不是高务实实在是比自己儿子还小不少，赵编修就差与这位忘年之交斩鸡头、烧黄纸、结成八拜之交了。
第089章 吾家宝驹(上)
“下官太子伴读假侍读学士高务实，见过掌院学士。”
好不容易才在赵志皋的引领下找到张四维签押房的高务实，在面见张四维这个翰林学士时做足了礼仪，规规矩矩，一丝不苟。
反观张四维就轻松写意多了，只是笑了笑，便摆手道：“好了，务实，不必多礼，这里就你我二人。”
高务实也笑了起来，站直身子。
张四维些微收敛了一下笑容，看着高务实，思索了一下，道：“按例，掌院学士初见翰林新官，须得考校该员学业。此虽旧例，现多省去，但也未曾废止……你如今虽只是挂名翰林院，然则规矩不可偏废，今日我也考你一问。”
高务实倒没想到还有这一茬，但也只能点点头，心里纳闷：大舅应该不是很清楚我的学业到底如何，而且我才八岁，他应该不至于要我写‘命题作文’吧？要是突然给我来个考校八股文，我现在可也只有《大学》熟悉一点，另外三书可不怎么样。
张四维见他点头，便道：“你尚年幼，我只考你一诗，且为你起头。”
高务实听了更是心中诧异：我高家乃是实学大家，怎的大舅偏要考诗？起头又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写第一句，让我把后面的写完？
但想归想，还是点了点头。
张四维仿佛看不出高务实已经略显紧张的小脸，淡淡地道：“这首诗开头是这样的：此泉真托此诗知，千年胜迹留荒陲。”顿了一顿，又道：“你可有读过？若有，背一遍即可。”
高务实松了口气，接口道：“下官侥幸读过，且试复述：此泉真托此诗知，千年胜迹留荒陲。雷霆呵禁罔两避，星斗照耀光芒垂。亟香我来自天上，益见草树增华滋。东方明泉七十二，可能一滴争其奇。明珠白玉任飞溅，至宝或为天所遗。遥分爽气涤双眼，时声寒声支两颐。酌泉咀诗更大快，坐觉此味回浇漓。山风万古吹不断，悬崖六月含水漪。云中素鸾起复堕，海底白龙藏在兹。匡庐瀑布胜天下，似恐缩地神能移。歌彻沧浪兴非浅，尘土去此将安之。此中万态本难状，一一献我无余恣。吮毫作赋愧才薄，敢曰笔砚非吾司。仙翁隔水渺莫见，欲追黄鹤鞭玄螭。”
张四维微微露出笑容，问道：“可知此诗由来？”
高务实略加思索，答道：“此诗乃是刘鈗所作的一首七言长诗，共二十八句，作于嘉靖元年。是年，世宗派遣刘鈗代表朝廷到沂山行致祭祀大典，他在完成典祭之余，游历了这一东镇名山。当他来到百丈崖瀑布之前，看到从天而降的瀑布，银练飞溅，气势恢弘，煞是壮观，令人惊叹。又见摩崖之上有乔宇的题刻（乔宇，号白岩，山西太原人，明武宗时任南京兵部尚书，曾参与平息朱宸濠谋反，因功而加太子太保，又加少保，世宗时被黜。他初师杨一清，复从李东阳，善诗文，兼通篆籀。乔宇曾在山东任布政司使，也曾与刘鈗同朝为官），不禁浮想联翩，诗意泉涌，遂步其韵，顷刻间吟出此诗。”
张四维又问：“可知我为何考你此诗？”
高务实思索了一下，答道：“大舅非是要考甥儿诗赋，乃是提醒甥儿，大明神童不少，甥儿虽八岁为官，但本朝却也有先例。”
张四维哈哈一笑，点头道：“不错，刘鈗当日八岁为官，情况与你颇有所同。但却也不是完全相同，你猜猜看，我是想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什么？刘鈗这家伙仕途挺顺达的呀，可不是杨慎那般。
高务实不禁思索起来。
有明一朝，的确出现过不少的天才少年的，例如严嵩、解缙、唐伯虎，又如李东阳、杨一清、杨慎。
其他的都不说，单说明朝中期，光是一起同朝为官的就有李东阳、杨一清等人。
杨一清二十一岁入朝当官，李东阳更厉害，十八岁就和杨一清成了同僚，这让不知道多少类似范进这样的同学哭晕在厕所。
然而，如果以为这两个人就是最牛叉的，那就错了，因为跟他们同朝为官的还有一个更小的，当时只有八岁。放在后世，无非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红领巾罢了。
这娃子叫刘鈗。
刘鈗，山东寿光人……他爹叫刘珝。
要说起他爹也算是鼎鼎有名，刘鈗其实能在小小年纪就当官，也算是沾了他爹的光。
刘珝这个人是真的不简单，八岁能文，二十四岁的时候中了进士，是明宪宗朱见深的老师——朱见深做太子的时候他是太子的老师，即位后他是皇帝的老师，最重要的是宪宗对于这位老师非常的尊重。
成化十一年，刘珝以礼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的身份入阁，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宪宗一直尊称他为“东刘先生”。
刘珝一共有六个儿子，刘鈗排行老四，在兄弟几人中最为聪明，也最懂礼数，有一次在见到皇帝后，对答如流，毫不怯场，深受宪宗的喜爱。也许是爱屋及乌吧，宪宗一高兴，就封了刘鈗一个中书舍人的官。
史载：“八岁时，宪宗召见，爱其聪敏，且拜起如礼，即命为中书舍人。”
中书舍人，这官大倒不算大，只是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儿，但是位置颇为重要，主要负责书写诰敕，制诏等文字工作，相当于皇上的贴身小秘书，已经接近权力中心了。
刘鈗小小年纪就任此要职，虽然都明白这是沾了老爹的光，但是却没人说什么多话，原因跟翰林官们今日冷处理高务实差不多：大家都知道这娃儿是真聪明，又不好亲自下场打压，只好不吭声。
既然是当了官，就得去上班，但是皇宫的门槛太高，刘鈗一个八岁的小学生个子能有多高？翻过去虽然可以，但那就未免失了官员体面。
所以没办法，每次都需要人帮忙把他抱着过去，而充当这个“**”的就是刘鈗的同事杨一清。
因为这时候的杨一清也还只是个中书舍人，跟刘鈗是正儿八经的同僚。
史载：“宫殿门閾高，同官杨一清常提之出入。”
虽然只有八岁，但是也得有五十来斤吧——高务实因为家族基因的缘故身材比这还高大呢。而偏偏杨一清是个清瘦的人，日复一日这样的过一道门槛，杨一清就抱一次，以至于杨一清有句话被史书给记录了。
“唉，天天抱这娃儿，是存心要累死我啊”——但是杨一清说这个话的时候丝毫没有嫌弃，反而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万历野获编》上记述的是“时丹徒杨文襄（即杨一清）已举进士，与鈗同官，乃提携之出入。杨负重命，……每欢曰：此童累我。”
说刘鈗只是沾了他老爹光才当了这个官的话，其实有些武断，因为宪宗皇帝是真喜欢他。
其他的官员的牙牌都是兽骨做的，有的官大的是象牙做的，而宪宗怕刘鈗年纪太小，有时候磕着碰着把牙牌给弄碎了，于是吩咐下去，专门给他特制了一个银的——这样你就可以随便跑了，就算摔跤了也不怕，银制牙牌还能摔坏了吗？
就从这一个细节来看，宪宗还真不是一时兴起而封了这个八岁的娃娃当官的，而从杨一清长时间的对刘鈗的关照来看，他也根本没有妒忌这娃娃的意思，而是真心欣赏这个小小年纪就能担此重任的小学生的。
成化十八年，刘珝遭到内阁其他两位阁臣万安和刘吉的排挤构陷，被迫致仕，经常抱着刘鈗过门槛的杨一清也到了山陕去任职。
但是这些已经影响不了刘鈗继续当官，因为这时候的刘鈗已经十五岁了，自己早就能跨过那高高的宫殿门槛，也不会再有人嘀咕自己是沾了老爹的光当大官。相反，刘鈗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的聪明才智，一直当官当到了嘉靖年间，“历官五十余年，嘉靖中至太常卿，兼五经博士，扔供事内阁诰敕房。”
而且据《寿光乡土志》记载，刘鈗“娴于文笔，与李倥侗，康对山，何大复，边华泉辈为友，时称五才子”。
《明史·刘珝传》也记载有刘鈗“博学有行谊，与长洲刘棨并淹贯故实，时称二刘。”
武宗初年，刘鈗因为得罪了大太监刘瑾，被罢了官，后来还是大才子李东阳极力举荐他才又被官复原职——这也在一次证明刘鈗真不是靠着祖荫才能当官的。
想想看，李东阳，杨一清这都是名动天下的人啊，他们一次次的无怨无悔的帮助着刘鈗，能说他没有才华吗？
说起来李东阳和杨一清都算是刘鈗的大恩人，可是这两位恩人的晚年都比刘鈗要凄惨得多，李东阳虽然在历史上评价极高，“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然而一生之中几个儿子都是早夭，以至于李东阳在暮年孤苦伶仃；而杨一清在“大礼议”中遭到诬陷，被迫致仕，之后背部疽发而死，死时尚且不能瞑目。
而刘鈗八岁入朝，当了五十多年官，历经三朝，最后悠然退隐，结局要比他的两位知己恩人好的多了：“以纨绔起家，被遇三朝，富贵安乐，优游林下”。
这不挺好的吗？那大舅想提醒我什么呢？
第089章 吾家宝驹(下)
“以纨绔起家，被遇三朝，富贵安乐，优游林下”——这句话属于盖棺定论，一般来说应该格外重要，因此高务实仔细品嚼了几次，心下困惑顿生。
这不是挺好的吗？历官三朝五十年而不倒，享受了一辈子的富贵安乐，即便到了晚年，也还能悠游林下，简直完美人生啊。我高务实要不是个穿越者，总是不自觉的有那么点“历史责任感”，这种生活我简直向往得不得了啊！
诶，等等……纨绔起家？纨绔？
莫非大舅的意思是……
“大舅可是说，即便如刘鈗一般，后来文名鼎盛，但因为未曾科举而为官，便仍被人认为乃是幸进，而非堂皇正途？”高务实出言问道。
张四维露出一丝笑容，但仍端着些架子，只是略微点了点头：“此其一也。”
哦，那就是还有其二甚至其三咯？
高务实思索了一下，试探着道：“此人安闲一生，以诗文自娱，空有偌大文名，却对朝政大局无丝毫补益……大舅是提醒甥儿，此生当有所为，而非浪荡一世，徒负虚名？”
张四维这才欣慰起来，捻须颔首道：“你能想到这两点，我这做舅舅的便足堪自慰了。至于第三点……你回去之后可以慢慢想，现在不必回答。”
高务实不禁有些发愣，居然还有第三点？
张四维却摆手道：“你这次做了这个太子伴读，春风得意马蹄疾，就算玄老门下那些个门生弟子见了你，溜须拍马大概还谈不上，但可能也会对你颇多恭维……不过，今个做舅舅的却得先给你泼点冷水。”
高务实仍旧拿出那副乖宝宝模样来，恭恭敬敬道：“甥儿请大舅指点。”
张四维果然很满意高务实这种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风范，点了点头，道：“你已开蒙数载，甚至自己也写出了《龙文鞭影》这样的蒙养名篇，想必应该知道北宋吕文穆门前那副对联吧？”
所谓吕文穆者，即北宋宰相吕蒙正也，文穆是他的谥号。此公幼时被父遗弃，受尽人间贫寒冷眼，曾与母同住寒窑，以乞讨为生。后发奋读书，最终官至极品。从被人鄙视到被人高眼，深感天道无常、人情冷暖，因作名篇“破窑赋”。
当吕蒙正身居要职后，有很多亲朋纷纷满面笑容的过来送厚礼、戴高帽。吕蒙正有感于世态炎凉，提笔在门上写了一幅对联：“想当初，家贫如洗，无柴无米，谁肯雪中送炭；看而今，鳌头独占，有酒有肉，都来锦上添花”。
高务实便把这对联回答给张四维听，张四维听了，叹息道：“大前年时，玄老致仕回乡，途中受尽屈辱，有人为讨好徐华亭而对玄老肆意怠慢。如今他奉诏起复，以大学士之身兼掌铨务，我朝二百年，未有如此得君上信重者。于是，他门下不少门生弟子近来也偶有放肆，攻讧敌手、相互争位。”
他皱着眉头，对高务实道：“我身份特殊，虽然素蒙玄老所重，却不便就此事直言相劝。你如今声名鹊起，玄老对你也甚为心喜，你当有所作为才是。”
高务实心中一紧，想起历史上高拱门下弟子在高拱大权在握之时虽然帮高拱做了不少实事，但也的确有张四维所说的这种情况——简单的来说就是“打击面太广”！不由点了点头，诚恳地道：“多谢大舅提点，甥儿知道轻重，待有机会，一定向三伯进言。”
张四维“嗯”了一声，没有多置评，反而把话题一转，又道：“另外就是你自己，也要对一些人、一些事有所防备。”
高务实顿时目光一凝，沉着地问道：“大舅可是有得到什么消息？”
张四维抬起右手，伸出食指在桌上一叠文稿上点了点，道：“这是你昨夜写就的《龙文鞭影》全文。”
高务实愣了一愣，下意识问：“这是原稿？”
张四维摆手道：“怎么可能是原稿？原稿还不得呈给陛下过目么？这里是誊抄件。”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强调似的补充道：“而且这誊抄件在寅时一刻便已传出宫外，不只是我这里，不少朝廷重臣手里现在应该都有一份……你知道这其中说明了哪些问题么？”
高务实脸色严肃起来，思索片刻，道：“按理说，晚上宫门关闭，应该无人可以出入……”
“所以呢？”张四维淡淡地问道。
“排除陛下派人往外传消息这一可能之后，剩下还能传出消息来的，就只有两个机构：东厂，或者锦衣卫。”高务实稍稍一顿，又道：“但是锦衣卫都督乃是朱希孝，他丝毫没有必要插手此事，因此这份《龙文鞭影》的誊抄件只能是由东厂传递而出。”
张四维略微露出一丝笑容，继续问道：“还有吗？”
“有。”高务实看似天真稚嫩的童眸中闪出两道精光，沉声道：“这《龙文鞭影》按理说写完之后应该第一时间送去给陛下过目，虽然当时天色已晚，陛下恐怕早已安寝，只能等次日一早才能得空。但是，从半夜到一早，这半个晚上的时间里，也只有司礼监能够安置这份文稿原件，其他各监无权插手……也就是说，这份誊抄件只能是出自司礼监。”
张四维目露惊讶，更多的则是欣赏和欣慰，和颜悦色地又问：“司礼监为何要这么做？”
“大舅，您这么问，可就是故意要误导甥儿了。”高务实故意佯装不满地道：“您总不会是想说，孟掌印对我三伯别有二心吧？甥儿以为他还不至于如此。”
高务实伸出一根手指，肯定地道：“真正别有用心的人当然有，但却不是孟掌印，因为即便孟掌印能够弄出这份誊抄件来，却也不见得有办法连夜在天未亮之时就将之送出宫来。既能够誊抄到《龙文鞭影》原文，又能在夜里把这些文稿送出宫来的人，只有一个：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冯保！”
张四维抚掌赞道：“好好好，务实果然是吾家之千里驹也！”
第090章 宣府马芳(上)
宣府总兵衙门的内书房里，年仅五十三岁却已满头白发的马芳马总戎焦急地踱着方步，一名老仆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口。
这老仆是马芳的内府管事，侍候马芳多年，早年是其家丁亲兵，后来因伤了腰椎，不能再战，遂改家仆管事，甚得马芳信任。此时他见自家老爷焦虑，不由劝道：“老爷，高阁老既然来函说明了情况，老爷何故还这般担忧？现在高阁老既然做出这个宣大两总兵互换的决定，想来赵大洲那厮也不可能真把手插到我们宣大来，老奴以为，老爷大可以安心换防。”
马芳脸色仍然不好，沉声道：“赵贞吉那厮，只会耍嘴皮子，我宣大二镇乃京师门户，何等重要！他倒好，年前刚一入阁，就坚持换了行庵公，好在高阁老及时回朝，才将行庵公保了下来，命其暂时协理京营戎政，又将鉴川公从陕西三边调来替任，否则宣大重地无干臣镇守，天知道要出多大的事！要是再来个庚戍之变，我姓马的一介武臣，倒是死不足惜，可他赵大洲就能保住狗命了不成？”
马芳口里的行庵公，乃是指前宣大总督陈其学，而鉴川公当然是王崇古。行庵、鉴川分别是陈其学和王崇古的号。
那老管事苦笑道：“眼下辅臣知戎政事者，无非高、张二位阁老，那赵大洲不过是个读书读迂了的家伙，他哪里知道什么边事？眼下这边事……是越来越难了啊！”
马芳听了更怒，道：“这废物要是懂边事，会觉得陈部堂有罪？会觉得赵总戎畏敌？至于九边形势这些年越来越糟，我怕就是站在他面前跟他解释，他都听不明白！我大明二百年，北边形势总体就是个越来越吃紧的局面，宣大防务说起来是重中之重，其实现在越来越像个空架子，真正能打的兵还剩多少？就这等局面，他还想撤了赵岢！撤了赵岢别说大同顿时空营，只怕连山西防务都要洞开！怎么着，这么看得起我马芳，老子一个人能守住三镇？妈的，老子三头六臂？”
也不怪马芳盛怒，原来，自去年九月丙子，俺答犯大同，掠山阴、应州、怀仁、浑源之后，新入阁的赵贞吉就拿宣大开刀，无视年初时大同总兵官赵岢败俺答于弘赐堡的功绩，非说宣大总督陈其学、大同总兵赵岢畏敌如虎，要拿下此二人。其实从他二人当时的兵力布置就能看出，明显是怕俺答入寇的军队骚扰皇陵，而且后来见俺答劫掠一番之后欲走，二人便立刻出击企图追杀，只是奈何步兵跑不过骑兵，只抓了大猫小猫三两只，结果就被赵贞吉逮着不放，多亏了高拱回朝及时，才算保住了二人。即便如此，陈其学还是丢了宣大总督的职务，被高拱暂时回调京师。
而马芳更怒的是，从赵贞吉的这种举动来看，他根本不知道宣大乃至山西防务吃紧到什么局面，纯粹是在瞎搞。而最近高拱给他来了信，说赵贞吉仍然不肯放过此事，坚持说赵岢不能继续担任大同总兵。高拱不欲与此人就这件事强争，决定稍微给他点面子，让马芳和赵岢互换防区。
马芳能够理解高拱的反应，毕竟他刚刚回朝，能保住陈其学和赵岢已经不容易了，稍稍做出一点让步，保全一下某位阁老的颜面，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只是马芳知道，自己和赵岢这一动，十有八九会让俺答心里又起歹念，到时候又是一场祸事。
他这么想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北边明蒙力量对比决定的，是双方的战略形势决定的。
明初，在太祖朱元璋的悉心经营下，明之北边防线推至长城以北的辽东、大宁、开平、东胜到嘉峪关一线。当是时，大同、宣府管辖大片口外之地，防务压力尚不明显。朱棣登基后，京师北迁，大宁地界与兀良哈，东胜内徙，兴和亦废，北部防线南移数百里。
宣德年间北边防线进一步收缩，特别是开平内迁独石，使宣、大二镇地域缩小，濒临边地，不可避免的由边防二线而为边防一线，成为遏阻蒙古南下之要冲。对此，明廷除加强二镇防守外，还不断完善该地区的防御体系。为解决镇守官员之间事权不一、相互掣肘和邻镇间遇敌互相推诿、互不策应的弊端，专设了宣大总督以加强协调，促成了宣大防务区的建立，成为明代中后期北部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明朝北边防线的一再南移，宣大地区之战略重要性日益提高，防务压力增大。
“京师尤人之腹心也，宣、大项背也，延、宁肢体也，甘肃踵足也。”
“若以地之轻重论，诸边皆重，而蓟州、宣、大、山西尤重。何则拱卫陵寝，底定神京，宣、大若肩背，蓟、晋若肘腋也。”
特别是英宗时河套弃守后，蒙古诸部“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以扰关中”，对大明之北边防线造成很大威胁。
此外，宣大地区多是“分土而治，不相统辖，缓急调遣应援事多掣肘”，兵力分散，而蒙古则不然，常常是集中各部乘虚专攻一镇。在这种情况下，一镇之兵根本无法抵御，需要邻镇互相救援。但是各镇巡抚总兵无权调集他镇之兵马，邻镇有难，往往坐视不救，“一遇有警，因地方兵马单弱而各分彼此，不肯应援，纵肯应援，亦多观望，往往坐失机宜”，造成但求自保而难以自保之局面。
“假令并犯宣府，则大同应援为急，如并犯大同，则宣府应援为急，若先事一有所拘，而临事则有所诿，兵革之际，易相推托，将不免于误事。”
有鉴于此，为统一宣、大二镇兵权，加强二镇间的统一领导和协调行动，需设重臣统驭，故明廷于景泰年间设宣大总督以统二镇。宣大总督设置后，置罢不常，至嘉靖二十一年始定设不变。
宣大总督设立后，除统领镇兵协调二镇行动外，还于嘉靖二十一年获得了兼理粮饷之权。
“壬午，升整饬北直隶山西河南军饷右佥都御史翟鹏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军务，兼理粮饷。”
后来防御形势日趋严峻，遂增重宣大总督之权，除事关机密者不得自专外，其余兵马、钱粮许便宜从事，先发后闻。《世宗实录》载:“户科给事中刘绘奏:‘顷者，北虏南侵，陛下特敕兵部侍郎翟鹏总督军务，臣惟虏遁而总督罢，虏至而总督增设，事出仓卒，机不素定，此非所以专责成，而图茂功也⋯⋯臣请陛下自今专任翟鹏，凡军马、钱粮悉得便宜从事。’⋯⋯上是之，即诏翟鹏除事关机密者不得自专，其兵马、钱粮许便宜从事，先发后闻。”
实际上，从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宣大总督便常设不废，管辖范围及职权扩大，“翟鹏令兼督山东、河南，巡抚以下，俱听节制，事宁之日如故。”
嘉靖二十三年，又令该总督督令一切兵饷。嘉靖二十四年，宣大总督权力进一步增大，巡抚、总兵官事干兵马者，须关白总督，“宜令巡抚等官凡事干兵马者，俱关白总督，遇有便宜，听其先发后闻，不得互生嫌忌。”
到了嘉靖二十九年)，宣大总督定辖宣府、大同、山西三地，自后再不曾变更。
事实证明，宣大总督之设于宣大防务颇有成效。嘉靖二十八年，蒙古入略宣府，时宣府“将庸兵弱，虏素轻其易与”，总督翁万达当即行使职权，调大同总兵官周尚文至宣府御敌，“以大同帅周尚文率领精锐暂代宣府帅以遏虏冲，又移书诸辅臣、本兵，极言虏必深入回测之状，谓宣府主将偏禆无可付托⋯⋯以大同兵付其副帅，而促周尚文以行。于是，尚文昼夜兼行，至曹家庄，而虏已入据险要，不虞尚文之猝至也，大战三月夜，屡围屡解。公(翁万达)躬环甲冑督兵数千人来援⋯⋯虏大惊曰:翁大帅兵至矣。夜解围而遁，公于是督尚文追击出境，保障之功多于斩馘矣”。
宣大总督在设立之后，逐渐获得了兵马调度权，钱粮兼理权，监察、保荐权，后来又获得了开府自辟参佐之权，标志着宣大地区有了一个居中调度和支配应援力量的机构，促成了宣大防务区的建立。
也即是说，宣大加上山西乃是一个防务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现在本来就因为俺答势大难制，宣大压力极大，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谁知赵贞吉不光撤了陈其学，还要拿下赵岢，结果逼得高拱调来王崇古稳定局面不说，还不得不将赵岢与他马芳互换职务。
马芳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二人对调之时，俺答一定不会置若罔闻——最熟悉你的人很多时候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敌人或者对手。
所以，马芳派了人去京里打探朝廷动向。而今天，按照约定，正应该是回来向自己禀告京中情形的日子。
第090章 宣府马芳(下)
嘚嘚，嘚嘚……七八名身着红色战袄的边军骑兵不顾初春的丝丝寒雨策马而来，到了总兵衙门门前，老远就将腰牌一抛，扔给门口的兵丁，大声道：“宣府总兵镇标中营夜不收回镇复命！”
门口卫兵接过腰牌的同时，这几人早已齐刷刷翻身下马，动作娴熟得丝毫不像汉儿——好吧，他们的确不是汉儿，而是正宗的蒙古人，只是早已归化，在马芳军中都干了快十年了。
这情况在一些不了解明朝历史的后人看来或许显得很是荒唐，但在当时来说却是很平常的现象。更何况，马芳领兵一贯很有蒙古人的风范，甚至在很多时候表现得“比蒙古人还像蒙古人”。
马芳的履历说起来那真是满满的正能量：他出生农家，十岁被鞑靼人掠去当奴隶，在草原摸爬滚打了十年。二十岁时，马芳只身一人逃回中原，投到大同总兵周尚文麾下参军，后从一名小队长成长为蒙古克星。
对比嘉、隆、万年间另外两位将领，李成梁的威望与战功虽然也是打出来的，但多多少少有些华而不实，乃是所谓“养贼邀功”而来；戚继光固然战无不胜，但其最根本也最卓越的能力在于军队的建设于操训，从戚家军与后期的长城战法和火器使用来看，这绝对是一支准近代化的队伍，换句话说，别人家的兵换了大帅可能就不能打了，而戚家军则不然，谁带着都好使。
而马芳却是独树一帜，他凭借年少时对蒙古人习性的了解，在大部分明军面对蒙古骑兵只能选择防守的情况下，常常主动出击，“先敌打击”。从宣府到大同，从大同到怀柔，经常动不动就玩个上千里穿插包抄的活儿，俨然是穷苦版的霍去病。
当时大明各边各镇，既有汉儿流落蒙古，也有蒙古健儿流落汉地——算起来，反倒是蒙古人来汉地谋生的要更多一些。
然而汉人去蒙古，多半是去做些垦荒、筑城、修路铺桥之类的工作，而蒙古人来汉地，能做的工作就更小，十有八九都会直接去参军——他们除了善骑能打，其他方面的才能在大明这边实在乏善可陈。
后世有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大明后期真正能战的边军主力，其实早已不是汉人，而是所谓“蒙古雇佣兵”——因为北边将帅们的家丁中就以这些人为主。
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蒙古健儿在大明军队中所占比例之高，所贡献的力量之大。
高务实之所以坚持认为蒙古问题“几乎”不用靠打仗就可以摆平，北边各镇的这种情形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汉人有句话叫“皇帝不差饿兵”，这个道理在蒙古也同样管用——不是说你黄金家族的后人喊一嗓子，我就要自备干粮、千里迢迢赶来为你卖命的。因为反正都是卖命，就算我除了卖命其他啥也不会，至少我可以选择把这条命卖给出价最高的那个人。
大明边军虽然穷，但克扣那些不能打仗的卫所并军饷来收买、供养起一支听话、能打、夹杂了不少蒙古人的部队，却也不是什么难事。
那守门士兵快速查验了一下腰牌，连忙挥手示意让开大门，顺手客客气气地将腰牌递还过去。
本来几名夜不收打算直接去白虎堂，谁料旁边内书房那边传来一声：“别乱窜了，老夫在这边，你们几个小崽子过来。”
被称作“小崽子”的几名蒙古健儿出身的夜不收不怒反喜，脸上都露出得意的笑容来——不是他们有受虐倾向，而是他们知道自家大帅的习惯，大帅只有对军中晚辈中的佼佼者，才会将之唤作“小崽子”。
这是昵称，而不是怒骂。
几名夜不收上前见过自家大帅，马芳虽然心中焦急，面上却仍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笑骂道：“怎么着，带着老子给的钱去了趟京师，今儿回来都他妈迟了一个时辰！是不是去那花街柳巷，一个个爽得都走不动路、骑不稳马了？”
众人哄笑，领头的那夜不收也笑着回答：“哪能啊大帅，小的们知道分寸，花街柳巷能去当然是要去的，可要是玩到骑不稳马，不用您老发话，咱们自个把脑袋拧下来给大帅当夜壶！咱们马家军什么规矩，弟兄们谁还不清楚？”
马家军的规矩就是：你能打仗，别的小毛病老子可以忍一忍，你他妈要是打仗缩了卵Z，老子就干脆割了这副卵Z送你们进宫侍候万岁爷爷去。
这……很土匪，但很管用。
如果有人认为马芳这副脾性实在是作死范十足，这般为官迟早出事，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马芳是典型的粗中有细。
论为官，马芳有时候看起来的确是一个“很不上路子”的人。宣大总兵仇鸾在任时，虽打仗草包，搂钱却精明，山西当地将官每逢过年都要按惯例送礼，美其名曰“冬礼”。而马芳非但不参与，更常借口“过年加班”远避之。后来仇鸾获罪，朝廷“秋后算账”，马芳成了山西当地军官里少有的“清白人”。
继任仇鸾的宣大总督杨顺更是混账，每逢蒙古骑兵侵扰时，他只会闭关求太平，只在敌人退走后才假摸三刀的出来追一气。更让人发指的则是，他竟命部下时常屠戮逃难的汉族百姓，割头后剃发冒充蒙古兵以充边功。对此禽兽行为，马芳愤然抵制，严令属下“敢有随之杀良冒功者立斩”。
因他“不上路子”，仇鸾在时，曾夺他奇袭俺答之功；杨顺在时，也曾害他因“坐连战败”而罚俸。
虽然“小鞋”被穿了不少，但看似“不上路子”的马芳，其实是个官场上“很上路子”的人，坎坷的军旅生涯不但造就了他沙场上铮铮的铁骨，更成就了他生活中乖巧的性情。
不“孝敬”仇鸾，因他深知仇鸾“性桀骜贪暴，势难长久也”；抵制杨顺“杀良”，更因他明白此举“必招怨怒，从之亦难免罪”。
事实上都御史方逢时，几任兵部尚书王邦瑞、赵锦等皆于他交好，近来担任宣大总督的文臣名将王崇古更将马芳“引以为知交”。
马芳每镇守一地，除悉心练兵防御外，更留心搜集当地珍奇土特产，用以馈赠各位“上级领导”，苦心总算有回报，马芳此后选将练兵，整饬军备，从经费到武器都皆得各位大佬的支持，每次都“精兵良械优给之”。昔年严嵩的大公子严世蕃同样对马芳看得极准，曾告诫杨顺道：“(马芳)虽表面憨鲁，实心细如发，更兼胸怀韬略，不可引之为仇也。”
此时马芳见了几个夜不收对自己的态度，心里知道这几句无伤大雅的荤话又将自己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少，这才问道：“好了，闲话少叙，老夫让你们进京了解朝廷近来的动向，尤其是高阁老那边的情况，你们可有打探到什么？”
那夜不收头子收敛了笑容，但回答的话却让马芳一脸错愕，因为他说：“朝廷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大事发生，但说到高阁老……有件事不知道算不算事关高阁老——他的侄儿被选中成了太子伴读——这还是昨儿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