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节 铜钥匙
傍晚时分，被我们击退的德军始终没有再发动新的攻势。
整个战场静了下来。
我带着帕斯图霍夫、萨甫钦科两人在第一道战壕里，查看战士们抢修掩体和交通壕的工作。对于防御工事的修建，我完全是个外行，看着战士们正干得热火朝天，就没有瞎指挥乱发表什么意见。至于萨甫钦科少尉，他从防空部队抽调过来前，对防御工事也没有啥认识，自然也发表不了什么具有指导性的看法和建议，也和我一样一言不发。
帕斯图霍夫似乎在其它地段参加防御战斗，对防御工事的好坏有一定的发言权。在查看完新修的这些工事后，他马上就向我指出了防御工事的不足之处：“中尉同志，你看，”他指着一个新修复的机枪阵地对我说“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个工事是经不起批评的，机枪点的位置造得只能朝一个方向射击。当战斗进行时，躲在里面控制机枪的战士充其量只能躲躲流弹或者弹片。而德国鬼子通常是在攻击前先用炮轰，飞机炸。象这样的火力点，如果给炮弹打中，或者是被炸弹直接命中的话，那会把里面的人打得连痕迹都不留的。”
“那该怎么办呢？”听他这样分析，倒好像对修建防御工事挺有心得的，赶紧向他请教。
虽然他的军衔比我高，但特殊的原因，他目前还归我指挥，所以回答我的问题时，他是用一种下级对待上级的态度，非常耐心地对我进行了讲解：“在开阔地上修筑防御工事，需要用钢板覆盖加固那些临时火力点，这样才能在大炮瞄准轰击时，支持更长的时间。除了修筑临时火力点，永久火力点也是必不可少的......”
他正在滔滔不绝讲个不停的时候，突然我听见旁边的萨甫钦科少尉轻声说了一句：“中尉同志，你看，有指挥员过来了。”
我回头一看，远处一个身材魁梧、戴着大檐帽、蓄着小胡子的军人，带着几个人，正沿着刚刚挖好的掩体，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
随着他越走越近，我看清楚了他肩膀上的上校肩章，赶紧小跑过去，到他面前立正敬礼，“上校同志，奥夏宁娜中尉向你报告，部队正在抢修工事，请您指示。”
上校没有说话，居然一把把我拉了过去，和我拥抱起来，嘴里激动地连声说：“好样的！中尉，你真是好样的！”
虽然说根据俄罗斯的习俗，在握手或者拥抱的时候，用的力量越大，越表示友好和亲热。可他的力量实在太大了，抱得我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痛苦的表情，接续自言自语地说下去：“你真是太了不起了！我是一个老兵，我知道在子弹呼啸和迫击炮弹爆炸之下站起来是多么的艰难；最初几秒钟是决定性的，战士们要么在责任感和他们的指挥员的意志驱使下，鼓起勇气站出来面对死亡，要么继续留在战壕里。......”
他的拥抱触到了我胸前的伤口，我痛得差点叫出声，但还是忍住了，但是眼泪还是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泪流满面地想到，子曾经曰过：冲动是魔鬼。看来他老人家说得真是太对了，当时我铁定被魔鬼附身了，要不然怎么会小脑瓜子发热，噌地一声不假思索地跳了出去，然后英勇无比地带头冲锋呢。如果不是我福大命大，胸前悬挂的那把铜钥匙挡住了弹片，这个时候我就该去陪上帝喝下午茶去了。
他放开我，站在阵地前沿，亲切地叫着我的小名，感慨地对我说：“丽达中尉，你知道吗？今天你们不光挡住了德国鬼子，在其它的地方也挡住了，他们一步也没能前进。据飞机侦察，今天我海军的远程炮火，还消灭了一支企图再次绕过高地的数目庞大的坦克装甲部队......”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应该是白天和我通电话的人，不过他到底是谁，我还是不知道。虽然他说得有些轻描淡写，但从我已知的历史里，我知道身后的城市里，很多重要的设施、建筑里都埋设了炸药，一旦防线被德军突破，那些地方将会变为一片废墟。
“师长同志，”有个通讯兵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向上校敬了个礼，大声地报告道：“报告师长同志，集团军司令员费久宁斯基少将同志让你马上回去，说有重要的任务。”听通讯兵，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第二十一师的师长诺维科夫上校。
等我手上的工作全部忙完，赶回去休息的时候，已经晚上十一点。我走进女兵宿舍，看见里面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一排排上下铺排成有序的队形，月光从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掠过，她们吐着均匀的呼息，脸上带着沉浸梦乡的甜蜜，间或有人含糊不清地发出几句呓语。
我的床位在靠近门的一张木床的下铺。当时选这个位置的时候，我美其名曰地说这里离大门近，方便我随时出去指挥作战。其实是因为我比较怕死，如果遇到德军的炮击或者空袭，离门近的话，逃生也是最方便的。
“丽达，”我走到床边，弯下腰正想上床，忽然听见上面有人在轻声地叫我名字，抬头一看，原来是睡着上铺的战士列娜。我站直身体，凑到她的面前，轻轻地问：“列娜，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
“睡不着，我可以和你聊聊吗？”
“行，行，当然可以了，列娜奇卡。”虽然我有些吃惊，但还是答应了。反正她不清楚我的底细，不怕担心因为她的问长问短而出现穿帮的情况。我和衣躺下去盖上了被子，她穿着仅能遮住关键部位的薄绸内衣，从上铺爬了下来，快速地钻进了我的被窝。
她躺在我的怀里，没有说话，一只手却开始在我的胸前摸来摸去，我的鸡皮疙瘩一下就冒了出来，心想她不会是拉拉吧，要不然怎么一进来就在我身上乱摸。正考虑是否抓住她的手，制止她在我身上乱摸的行为时，她却停了下来，隔着衣服抓住我胸前悬挂着的那把铜钥匙，好奇地问我：“丽达，你胸前挂的是什么钥匙啊？”
我伸手摸摸那把早已变形了的铜钥匙，心里暗自感叹，幸好有这把钥匙挂在胸前，今天才能保证性命。我组织了一下自己脑海中的词汇，仿佛人在身外似地听到了自己说：“这是我的家门钥匙，是我丈夫送给我的礼物。”说到丈夫这个词的时候，我真是格外地尴尬，满脸羞得通红，幸好是在黑暗里，列娜没有发现我异常的神情。
“你的丈夫也在军队里吗？”列娜好奇地轻声追问。
我抚摸着胸前的钥匙，脑海中有关这钥匙来历的破碎记忆碎片，终于在此刻拼凑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开始向列娜讲述丽达和奥夏宁的故事，只不过我用的是第一人称：“我的丈夫叫奥夏宁，是边防哨所的上尉军官。......他身边有条形影不离的军犬，虽然我很怕狗，但是每次和他约会的时候，那条军犬跟在我们的身边，我却一点都不害怕......结婚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把钥匙是他亲自为我挂在脖子上的......战争爆发后他就赶回了前线，在临出发前，我又把这把钥匙挂在了他的脖子上，嘱咐他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哪知道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却发现了他养的那条军犬，正气息奄奄地躺在家门外，脖子上就挂着这把铜光闪闪的钥匙，我刚把钥匙从它脖子上摘下来，它就闭上了眼睛，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把这个钥匙挂在自己的胸前......”
我轻声地讲着故事，揽着列娜身体的那只手，却习惯性地在她的身体上四处游走着，从翘臀到丰满的胸部，上上下下摸了遍。同时心中暗自感叹，这俄罗斯的女孩就是好啊，不光长得漂亮，皮肤白皙光滑，身材也是一级棒，摸着的手感就是好，可惜就是保鲜期短了点，人到中年就变成了水桶腰的喀秋莎大婶了。
我在列娜身上乱摸一气，她不光没有丝毫的反感，好像还蛮享受似的，不一会儿的工夫，居然躺在我的怀里就睡着了。
第十七节 原来如此
上午的会议在我主持下，在高地的营指挥部里召开，地点就是我第一次到高地时，向大尉他们报到的那个房间。记得上次进来的时候，感觉这房间挺狭窄的，没想到现在十来个人坐在这里开会，却一点都不显得拥挤。
参加会议的人里，除了帕斯图霍夫是上尉军衔以外，其余的连排级军官，包括我在内都是中尉或者少尉军衔，如果这时候有个不知情的外人进来的话，一定会把他当成这里的最高指挥官。
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在高地修建防御工事。会议开始前，水兵连的一个中尉试探地问我是否可以抽烟，我不假思索地就点头同意了。没想到他一带头，其他的与会者也不甘落后，纷纷掏出了身上的香烟。没五分钟的工夫，小小掩蔽部便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把我呛得连连咳嗽。在因为开始是抽烟是经过我许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自己想办法克服了。
上尉他们几个有经验的军官，计算在高地上修建新的防御工事，需要多少钢板、丁字梁、管子、水泥和劳动力。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在当前的局势下，很多工厂都停产了，所需要的材料连三分之一都无法保证。而且修建工事，至少需要四五百有经验的人，而目前我高地的总人数还不到三百人。
他们说的话题，我一点都插不上嘴，所以我非常知趣地选择沉默。我是最高指挥官，能做的事情，就是等他们研究出了最后的结果，行使一下我的决定权就行了。
会议开到了一半，突然电话铃响了，整个掩蔽部里顿时安静了下来。上尉随手抓起了电话，用洪亮的声音说：“喂，我是帕斯图霍夫上尉。”
我离电话很近，能清楚地听到听筒里传来的声音：“上尉同志，前沿观察哨的卢日科夫上士向您报告，有一支德军部队打着白旗向我们阵地过来了。”
“什么？！”上尉明显地被这个消息惊呆了，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冲着话筒吼了起来：“上士，你知道在说什么吗？这是不可能的！”
说完这句话，他又坐到座位上，沉默了一刹那，马上用不容反驳的口气说：“胡说！不是你看花了眼，就是奸细分子把这种消息悄悄塞给了你。”
我是听见了对方的话，也感到异常吃惊和纳闷：山下的德军是要干什么啊？虽然说他们的进攻被我们多次打退了，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和我们相比，他们在技术装备和士兵的数量上，还占有绝对的优势，不会有那支部队会主动向比自己弱的对手投降的，这太不合逻辑。要说是劝降我们吧，派两个人来就行了，用不着开一支队伍过来，那样太大张旗鼓了，就算是谁想投降，也被吓得缩了回来。
我打断了上尉接着想说的话，从他手里接过了电话，语气平缓地冲对方说：“我是奥夏宁娜中尉，你重新汇报一下你看到的情况。”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不了解清楚事情的具体情况，我不会随便地发号施令。
“中尉同志，”对方也许是刚才被上尉吓坏了，语气慌张地回答说：“有一支德军部队打着白旗往我们阵地过来了。”
“对方有多少人，什么样的装备，目前在什么位置？”我依旧语气平稳地问。
“有四十个人，没有携带任何的武器，他们走到离前沿阵地五十米的地方，就停了下来，现在没有继续前进了。”
“行了，”我听他这么一说，就肯定这支德军部队一不是来投降，二不是来劝降的，而是带着其它目的来的。“上士同志，继续保持警戒，我马上就过去。”
我放下电话，站起身来，带着调侃的语气对屋里的军官们说：“同志们，前沿出现了点特殊情况，有群打着白旗的德国鬼子到我们阵地来了，现在正停在离前沿五十米的地方，等着我们去检阅呢。我们马上去看看，他们究竟就想干什么？”
屋子里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不约而同地楞了一下，然后轰地一声大笑了起来。我戴上钢盔，又说了一句：“我们出发。”这句话对所有的人就象进攻的号令，刹那间，不管是拥挤地站在屋子里的，还是坐在长凳上的人都向门口涌去。
不一会儿的工夫，就到达了前沿阵地。我马上就看见有一队德国兵停在前方不远处，整齐地排成了四行，每行十个人。旁边有人在小声地说：“站在那里的德国鬼子真是最好的靶子，不用说神枪手，就是普通的战士对着他们开枪，也能打死他们好几个人呢。”
我皱着眉扭头看了看旁边说话的人，心想：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对方虽然说是敌人，可别人是打着白旗过来的，随便向他们开枪，在道义上可是说不过去的。那人见我神情严肃地瞪着他，便乖乖地闭上了嘴。
因为距离很近，不用望远镜也能看清，这些德国兵都是刺手空拳没有携带任何的武器。我正准备爬出齐胸高的战壕，旁边的上尉拉住了我，好心地提醒我：“中尉同志，小心敌人有什么阴谋诡计。”
阴谋诡计？！我看了看对面的那些站立着的德国兵，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算是他们想把我们的指挥员全骗出去，然后用远程火力干掉，用这么多人来做诱饵，也有点太不符合逻辑了吧。
我最后还是爬出了战壕，迎着德军走了过去，走到离他们还有二十来米的地方停住了自己的脚步。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上尉带着刚才开会的那些军官们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对面举白旗是一个德军军官，看见我们走了出来，他也高举着白旗迎了上来，他的身后跟着个戴船形帽的士兵。在和我们相距两三米的时候，他俩停了下来。那个士兵上前一步，向帕斯图霍夫敬了个礼，然后用蹩脚的俄语结结巴巴地说：“上尉先生，向您致敬。”
“我不是什么先生，”上尉冷冷地回答道，然后向我一指，“这位才是我们的指挥员。”
军官听了上尉的话，是一脸的茫然，而那个士兵却面露惊诧之色，不过他还是又向我敬了个礼，恭恭敬敬地说：“中尉姑娘，向您致敬。”
我听得不禁皱起了眉头，德军中就没有俄语好的人吗？怎么找这么个人来，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就是标准的翻译体，让人怎么听怎么觉得别扭。
“你们有什么事情吗？”我面无表情地问道。
“我们奉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冯·莱布元帅的命令，前来和你们接洽。”虽然他说出来的俄语还是不标准，但听起来比刚才习惯多了。“我们想收敛一下阵亡士兵的尸体，不知道你们是否允许。”
哦，原来是想来收敛阵亡士兵的遗体啊，我还以为他们想向我投降呢。昨天的战斗，至少有超过五百的德国兵被我们打死在阵地前。虽然说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但是如果不收敛的话，尸体腐烂很容易引发疾病。我们自己阵亡将士的遗体已经收敛完毕了，我正在头痛德军的尸体该怎么处置，既然他们想来收敛就让他们收敛吧。
“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你们可以先收敛阵地前面的尸体，不过你们的人不能越过我们现在的位置。至于在我军阵地上士兵尸体，我会安排人手送到这里来的，然后你们再全部拉走。”
“谢谢。”德国翻译向我道了一声谢，转身向举白旗的军官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话。两人向我再次敬礼后，转身向站在对面的队伍走了过去。
“中尉同志，”旁边的上尉拉了拉我的衣袖，小声地问：“这个事情是否应该先向上级请示，得到他们的许可后再答复他们。”
“不用，”我对老毛子办事拖拉的习惯太了解了，按照他们的办事效率，等到各种请示汇报的反馈信息回来的时候，估计德军尸体都已经腐烂了。我现在是无名高地的最高指挥员，一切都是我说了算。
虽说德军是来收敛尸体，再度爆发战斗的可能行很小，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必要的防备措施还是要安排好，我接着对上尉说：“你马上调一个排的水兵战士过来，在这里拉一道警戒线，如果有德国鬼子越线的话，不用等命令，可以直接开枪。”
“好。我马上去安排”上尉听了我的话，兴奋地答应了一声，转身就往后跑。
两个德国人回到队伍后，军官高举着白旗左右摇晃起来。不一会儿的工夫，我就看见有一长串的卡车从德军阵地的方向缓缓开了出来。
第十八节 重返莫斯科
没等对面的德军卡车开过来，帕斯图霍夫已经带着战士们出来了。
先是一个战士提着桶白石灰，手脚麻利地在我们所站的位置前面撒了一条白线，接着是一队水兵闪亮登场，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随着帕斯图霍夫走出战壕，按照警戒位置一字排开。
我在队伍前面踱着步子，大声地给他们布置着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守在这里，不准德国人跨过这条白线，到战壕这边来。”
“要是跨过来呢？”说这话的是一个佩戴着上士军衔的战士。
“卢日科夫！”跟在我身后的帕斯图霍夫不满地制止他。
“不让跨就是不让跨，如果他们想强行通过的话，你手上的步枪是干什么的？”我板着面孔，厉声训斥他。
随即我大声地命令道：“听我口令，全体都有，上刺刀！”
战士们立即身手利落地打开了折叠式刺刀。
“举枪！”
一把把上好了刺刀的步枪在战士们的手里举起来，寒光闪闪的刺刀指向前方不远处的德军士兵。如果此时正好有摄影记者待在战壕里拍照的话，没准明天的战地报刊上又会多一幅振奋人心的照片，名字就叫做《在我军刺刀下干苦役的德军战俘》。
这时，卡车已经开到了德军列队的地方，头一辆车正在慢慢地掉头。我忽然发现都是些带篷的卡车，心里一下就紧张起来了。记得在一部老片子里看过，游击队员们趁夜出动企图去炸毁停放在广场上的带篷卡车，结果刚靠近，篷布就被掀开了，德军在里面早就架设好了机枪，一阵扫射后，游击队员们全部壮烈牺牲。
想到这里，我不禁一阵慌乱，赶紧招呼着帕斯图霍夫他们几个军官一起回到了战壕。刚进战壕，我就吩咐帕斯图霍夫：“上尉，马上命令大家做好战斗准备。”说完话，我就钻进了最近的一个机枪掩体。
里面的机枪手看见我进去，赶紧站起来向我敬礼。我顾不上回礼，急忙催促他：“把机枪对准德军的卡车，准备开火。”机枪手虽然一脸茫然，但还是坚决执行了我的命令，把重机枪的枪口对准了前方的德军卡车。
一长溜的卡车整整齐齐地停放在那里，然后随着一声口令，所有卡车的篷布同时掀开。没有我想象中的架设好的机枪，只有许多同样徒手的士兵从车厢里跳了出来，协助列队的那些士兵把尸体搬上卡车。
我暗松了一口气，偷偷地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命令机枪手：“行了，没事了，关上保险吧，注意警戒。”
“帕斯图霍夫，”我大声地叫着上尉的名字，见没人马上答复我，左右张望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还窝在狭小的机枪掩体里，不由地暗自好笑。离开掩体，我看见上尉在前方不远处站着，正在向手下的军官们交代任务，便走了过去。
走到他的身边，我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然后指着外面对他说：“现在解除战斗警报，外面执勤的战士，每个小时轮换一次。这里的工作交给你了，有时给打电话过来。”
“是”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我刚走了几步，又听见他在后面追问了一句：“您是回掩蔽部吗？”
“不是，”我边走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回女兵宿舍，顺便抽空洗衣服。”
因为没有战斗任务，所以女兵们的日子过得很清闲。木屋前的空地上拉起了一条条长绳，上面晾满了花花绿绿的内衣内裤。有些晾晒完衣服的女兵，甚至脱光了衣服站在那里用冷水擦洗身体。
我端着一盆自己的脏衣服来到了水池边，边洗边暗自感慨：当女兵就是要麻烦，身上穿的内衣裤隔一两天就得洗一次，不然就感觉特别难受。上次带的那箱肥皂分发给女兵后，都差不多用完了，等有机会的时候，找上级再要几箱。
刚把衣服洗完，正在晾晒的时候，萨甫钦科少尉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到我身边立正敬礼后向我报告：“中尉同志，刚才接到师部电话，师长让你到主峰阵地上去报到，说有重要的任务安排。”
他和我说着话，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瞥向了那些光着身子的女兵们。我故意咳嗽了一声，他慌忙收回了目光，重新挺直了身子摆出立正的姿势。
“你在前面带路吧，我可不认识路。”
“是。”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我感觉我们走了很久，穿过了许多的交通壕和堑壕，又绕过了许多的炮兵阵地，终于到达了构筑在普耳科沃高地东坡山洞里的师指挥部。师长诺维科夫上校看见我进去，就兴高采烈地说：“你来得可真够快的，我原本估计你怎么也得半个小时以后才能到达呢。”
我有些疑惑不解地问：“您招我过来，有什么任务吗？”
虽然我这样的问法有点唐突，也不太礼貌，但是上校一点都不在意，问我：“你目前在无名高地上还有什么工作在进行吗？”
我马上把德军正在收敛尸体的事情，向他简略地做了一个汇报。他听了以后，点点头说：“你做得很对，派一群端着上了刺刀的战士们去担任警戒，这样做既可以提高士气，又可以压制德军的嚣张气焰。”
他接着又说：“集团军司令员费久宁斯基同志打电话过来，指名要你过去报道，接你的人过一会儿就到，你抓紧时间把工作向你的副手移交一下吧。”
上级为我指定的副手就是萨甫钦科少尉，于是我把他拉到一旁，简单地向他交代了一下近期的工作安排。等交接完毕后，他就被上校打发回去了。看着他的背影，我不禁为帕斯图霍夫上尉感到遗憾，从他到阵地开始，就一直被军衔比他低的人指挥，先是我这个新提拔的中尉，如今居然还要接受一个少尉的领导，也不知道他心里是否会产生抵触情绪。
少尉走了以后，上校又对我说：“丽达同志，你马上要离开高地了，我带你去看看我们身后的列宁格勒。”
我们穿过一片被炮弹或者炸弹毁坏严重的建筑物，来到朝北的一个墙窟窿跟前。上校递给我一个望远镜，让我看看下面的城市。这里的地形和无名高地大同小异，山的北面不是象南面那样的斜坡，而是一片悬崖绝壁。下面是被好些防坦克桩和街垒所隔断的基辅公路，从这片悬崖脚下通向市区。上校指点着说：“你看，从这儿高处俯瞰，市内的整个莫斯科区都能了如指掌。左边，可以清楚地看到纳尔瓦区的一部分。那边是以日丹诺夫同志命名的造船厂。......”
他正在向我介绍地形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上校同志，别依雷夫少尉向你报告，我是奉集团军司令员费久宁斯基少将同志的命令，来接奥夏宁娜中尉的。”
我听着这声音有点耳熟，回头一看，原来这个少尉我认识，就是当初把我从医院接出来并送到防空司令部的那位。上校点点头，向我一指说：“这就是奥夏宁娜中尉。”
“中尉同志，您好！”少尉好像没有认出我，又向我敬了个礼。
“您好！”我主动地向他伸出了手，他犹豫了一下，也伸手出来和我握了一握。我看他还没有认出我来，主动地提示他说：“怎么，少尉同志，您不认识我了。当初可是您把我从医院接出来，并送到防空司令部的啊！”
“防空司令部？！”他听我这么一提示，猛地间便恍然大悟：“我想起来了。怪不得我觉得您挺脸熟的，原来是您啊。”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有些羡慕地说：“当时您还是中士军衔，如今已经是中尉了。恭喜你获得了更高的军衔。”
“好了，”旁边的上校插了进来，“别在这里叙旧了，赶快带中尉同志走吧，别让司令员同志等急了。”
我坐到车上以后，趁少尉发动车辆的时候，问了一句：“我们去哪里啊？”
“机场。”
“机场？！”我记得集团军司令部好像就在这高地附近吧，怎么会送我去机场呢？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又追问了一句：“去机场做什么？”
“去了，您就知道啦。”少尉冲我笑笑，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
车一直开进了机场的跑道，然后停了下来。少尉指着不远处一架有战士警戒的飞机，对我说：“中尉同志，您到那边去吧，那里有人等你。”
我从车里出来，向少尉道了谢，急急忙忙地向飞机走过去。离飞机还有几十步的时候，被一个执勤的战士拦住。正当我考虑如何解释的时候，一个佩戴着上校军衔的人走过来为我解了围：“战士同志，放她过来，我们正等着她呢。”
那个战士闪到了一边，并向我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上校迎上来，和我握了手，说：“奥夏宁娜中尉，我是科罗廖夫上校，是司令部的作战处副处长，奉司令员的命令在这里等你。”
“是费久宁斯基司令员吗？”我觉得有点好奇，一个集团军的司令员也能指挥动司令部的人吗？所以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
“不是。是朱可夫司令员，他今天回莫斯科，让我也一起把你带上。”
朱可夫大将？！没想到他还记得我这个小人物，连回莫斯科都要把我带上。想到这里，我的心跳不禁加快了，暗自猜想他带我回莫斯科做什么呢？
“丽达，”上校突然叫起了我的小名。“你认识薇拉吗？”
“是的，上校同志。”我觉得挺纳闷的，他怎么会突然提起薇拉呢？
“薇拉是我的女儿。我叫巴维尔·马克西莫维奇·科罗廖夫，今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现在我们先上飞机吧。”
“好的，巴维尔叔叔。”
第十九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一）
我们乘坐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了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于傍晚时分飞抵莫斯科，平安地在一座军用机场里着陆。
飞机稳稳地停下来，发动机的轰鸣声终止后，机舱内顿时一片寂静。我看见驾驶员打开驾驶舱的门走了出来，来到坐在前排窗口的朱可夫旁边，说：“我们到了，将军同志！”然后他猛然拉开门鼻，用脚踢开门，哐的一声放下短短的铁梯，然后挺直身子，向旁边跨了一步，请朱可夫下飞机。
虽然没有人喊口令，但是随着朱可夫的起身，舱里所有的人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垂手肃立，眼睛都盯着他。朱可夫走到敞开的机门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下了舷梯。他的副官一只手提着皮包，另一只手拿着一件野战领章上缀看绿色将星的灰色大衣，也跟着走了下去。
朱可夫离开后，大家立即忙碌起来，收拾好自己的随身行李，鱼贯着往舱外走。我压根没带任何行李，所以也没有啥可收拾的，也跟着大家向外走。
我刚走到机舱门口，一阵迎面吹来的潮湿寒冷的秋风便让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下舷梯的时候，我不由地摇头苦笑，在莫斯科待了五六年，也清楚这个城市十月里的温度早晚都很低，而现在我穿的是夏季作战服，下身穿着的居然还是那种仅仅长过盖过膝盖的裙装，不感到冷才怪了。再看看其他人，人人身上都穿着厚实的军大衣，看来都是有备而来。
朱可夫站在二十几米外的一辆黑色长轿车前，正和一个穿军装的人握手。他的身上穿的是一件皮夹克，而他的军大衣正被站在身后的副官拿着，我心里暗想，要是他能把大衣借给我穿穿就好啦。当然这也只能想想，要知道别人是大人物，未来的副统帅，怎么可能关注到我这样的小人物呢。
就在我冷得打哆嗦的时候，一件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被遮盖住的肩膀马上感觉暖和起来了。回头一看，原来是科罗廖夫上校，他身上也穿着单薄的夏季军服，估计是看我冻得够呛，便把他的军大衣给我披上啦。我裹紧了身上的大衣，感激地对他说了句：“谢谢你，巴维尔叔叔。”
在我所知的历史里，在战争期间，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司令员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相反军区内部的各级指挥人员却很少发生变动。我要想在这个时代找到一个稳定的靠山，科罗廖夫无疑是最佳的人选。何况我和他的女儿还是好朋友呢。
我环视了一下空荡荡的机场，只有远处停着两架战斗机，应该就是护送我们到莫斯科来的飞机吧。从飞机上下来的两个飞行员站在“Ｔ”字形着陆标志旁，在和一个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和一面红旗的执勤军官说话，除此以外，机场上什么人也没有。
朱可夫坐上加长轿车离开后，一辆客车开到了我们身边。车门打开后，从车上下来一个上尉，他没有敬礼而是冲着大家直接说：“都上车吧，指挥员同志们。”虽然在场的人除了我以外，每个人的军衔都比他高，但对于他这种近似于无理的态度，却没有人说一句话。既然军衔高的人都不说话，我这个小小的中尉还是乖乖闭嘴吧。
客车上拉着厚厚的窗帘，车上的照明灯一关，顿时是漆黑一片。我找了个靠后的座位，坐下便开始闭目养神，反正也看不到外面的街景，还不如趁早睡觉。不过睡着以前，我还在想，今天离开高地前，我洗的那些内衣才晾了一半，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帮我接着晾，晾干以后有没有人帮我收。如果有人帮忙的话，这个人会是谁，是副排长卡列尼娜、一班长让娜还是那个可爱的列娜。
车被科罗廖夫上校叫醒的时候，车已经停在了旅馆前。这个旅馆应该是归军方直接直辖的，除了门口有站岗值勤的哨兵，连里面的服务员也都是穿着军装的。
在大厅里，负责接待那位的女少尉，按照我们的军衔和职位来安排房间。将军是一人一个单间，上校是两人一个房间，中校、少校则是四个人一个房间。轮到我的时候，她明显感到有些为难，毕竟只有我一个是女的，分单间吧，我不够级别；分到其它的房间，又都是男人。她考虑了半天，还是决定把我安排到旅馆的女职工宿舍里去。
宿舍里有四张床，她领我进去的时候，屋子里有个女兵。她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正坐在床上看书，看见我们进门，她马上站了起来，上下地打量着我，估计是在犹豫是否该向我敬礼。少尉招呼对方说：“阿克莎拉，我带了个指挥员过来，她要临时在这里住几天，你要负责好好地接待她。”
叫阿克莎拉的女兵慌乱地应了一声，走了过来，想帮拿我行李，发现我两手空空，稍稍地楞了一下，便招呼我说：“指挥员同志，请把大衣脱下来吧，这屋子里有暖气。”然后她接过我脱下的大衣，挂在了墙上的衣帽钩上。
少尉又对我说：“我叫柳达，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随即向我敬礼后便转身离开，并随手关上了门。
我看见阿克莎拉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我的面前，便笑了笑，问她：“我睡哪张床啊？”她左右瞧了一下，然后指着靠近暖气片的那张床说：“您就睡那里吧，晚上睡着暖和。”
我坐在床上，一点睡意也没有，但是却觉得肚子饿得难受，除了早晨吃了点东西外，就一直饿到了现在。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问阿克莎拉：“亲爱的，这个时间能找到吃的吗？”
“没问题。”她非常爽快地回答我：“我们这里是军事机构，餐厅里24小时都有食物供应，不过现在是战争期间，所以供应品种比较少。您想吃点什么？我到餐厅里帮您端过来。”
“来一盒方便面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什么？！什么东西？”阿克莎拉诧异地问：“请您再说一遍。”
“方便面啊。”我觉得自己说得很清楚，不过还是重复了一遍。
“啊？！”她一脸茫然地望着我。
难道是我的发育不准，于是我又重复地读了一遍：“贝斯特了拉布萨。”这次读得很慢，努力把每个音都发得很标准。
但是我在阿克莎拉的脸上，看到的还是茫然的表情。我有些无语了，难道她不是俄罗斯人，不懂俄语么？我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她还听不明白？！但我耐着性子，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把方便面这个词拼读给她听了。
“方便面，”她非常吃力地重复读了一遍这个单词，还是满脸奇怪而茫然的表情：“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这里的餐厅里肯定没有。”
我猛地回过神来，我这在说什么啊，要知道方便面是58年才问世的，我怎么老是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啊。于是赶紧向她解释道：“我忘了，这只是我们家乡的一种小吃，莫斯科应该没有。你还是给我弄点面包和汤来吧。”
“好的。”她答应一声，穿上军上衣后打开门跑了出去。
第二十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二）
一夜无梦。
清晨时分，虽然没人打扰，但我还是习惯性地早早醒了过来。我坐起身来，环顾四周，另外三张床铺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阿克莎拉也不在，整个房间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掀开盖在身上的薄被，我翻身下了床，径自往卫生间去。心里暗自感慨，到底是接待重要人物的旅馆啊，屋子里的暖气得开得真足，我虽然只穿着内衣裤，却丝毫感觉不到莫斯科清晨刺骨的寒冷。
洗漱完毕，我从卫生间里出来，看见屋子里还是没有人，随手取过了搁在床头上的军装穿戴起来，准备穿好后先到餐厅吃早餐，然后再找科罗廖夫上校问问，我们到莫斯科的目的是什么？要知道现在是战争期间，列宁格勒的局势还非常严峻，还一下抽调了这么多军官到莫斯科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
正穿衣服的时候，阿克莎拉用背把门撞开，双手端着一个盘子，倒退着走进了房间，看见我正在穿衣服，有些惊奇地说：“指挥员同志，您已经起来了，我还正准备叫您呢。”
“是啊，阿克莎拉。”我叫着她的名字，脸上带着微笑礼貌地回应她：“我也是刚起来，准备到外面的餐厅去吃早餐呢。”
“不用麻烦了，指挥员同志。我已经把早餐给您端过来了。”她把手中端着的盘子放到了桌上，我看清托盘里摆着两盘土豆泥、四片黑面包、一壶茶和两个小小的水晶玻璃杯、一小碟方糖，已经进餐用的刀叉、餐巾布等等。
“谢谢，亲爱的。”
早餐的分量实在是太少了，我几口就把盘子里的土豆泥吃得干干净净，随即拿起一片面包啃了起来。黑面包已经不新鲜了，吃起来感觉酸酸的、硬硬的，实在是有些难以下咽。我拿起茶壶，往两个玻璃杯里倒进了茶水，客套地问她：“你放几块糖，一块还是两颗？”
“两块吧，我喜欢甜一点。”她正吃着土豆泥，听我问她，赶紧把口中的食物咽了下来，有点紧张地回答了我。
我给她的杯子里放了两块方糖，用小勺子轻轻地搅拌均匀，看到糖完全融化后，才把杯子递到了她的面前。
“谢谢您。”她端起杯子，仰头喝了一大口，然后又埋头消灭她面前的食物。
我从碟子里拿起一块方糖，没有放进茶杯，而是含在了嘴里，然后抿一口茶水，悠闲自得地享受着糖块在嘴里缓缓融化的那种甜蜜的感觉。
“指挥员同志。”阿克莎拉开口叫了我一句。“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我看着她，微笑地点点头，说：“可以啊，你问吧。”
“您的丈夫，就是叫奥夏宁的那个男人，他如今在什么地方啊？”她的话让我再度提醒自己如今是个已婚妇女的身份，那个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叫奥夏宁的丈夫，始终会是大我身边认识的人所关注的焦点。我犹豫再三，觉得这件事情始终是无法完全回避的，于是便叹了一口气，说道：“他是边防哨所的一个上尉军官，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失踪了。”
听了我的话，阿克莎拉满怀歉意地看了我一眼，说：“指挥员同志，不好意思，我不该提起您的伤心事。”
我拢了拢鬓边的几缕发丝，苦笑了一下：“没关系，如今是战争时期嘛。”顿了顿，我又说：“阿克莎拉，以后能不能别老叫我指挥员同志了？虽然我的军衔比你高，但是在私下的场合里，听你这么叫还是感觉挺别扭的。你还是和其他朋友一样，叫我的小名丽达吧。还有我们之间也别那么生分，彼此间就用‘你’来称呼吧。”
“好的，丽达！”她非常干脆地答应了。
我抬头突然看见墙上挂着那件军大衣，上面的那个上校领章显得格外醒目。我这才想起来，我是两手空空地来莫斯科的，连件御寒的衣服都没有。科罗廖夫的这件军大衣，晚上的时候临时穿穿还无所谓，可要是白天我还穿着这军装招摇过市的话，未免有点太嚣张了。于是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阿克莎拉，你这里有军大衣吗？”
“军大衣？！”她楞了一下，随即回答说：“有啊，当然有啊，我这里就有两件。”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她：“能借一件给我吗？”听了我的话，她非常惊奇地说：“你不是有一件军大衣吗？”
我满脸修得通红，喃喃地向她解释：“昨天到莫斯科来，因为走得太匆忙了，什么行李都没带。十月的莫斯科虽然还没有下雪，不过已经算是冬天，而我身上穿的还是夏季制服，根本不保暖，如果昨晚不是好心的上校叔叔把他的衣服借给我穿的话，估计我早被冻僵了。”
听了我的话，她马上跑到墙壁的一个壁柜前，拉开了柜门，从里面取出一件灰色的军大衣，扭头对我说：“这是依娜的军大衣，你可以拿去穿。”
我接过她手中的军大衣，随口地问了一句：“你把依娜的衣服借给我，她不会反对吧。”
“不会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突然红了，“依娜已经牺牲了。”
“啊？！”我大吃了一惊，感觉追问道：“她是怎么牺牲的？”我感觉在这个防范严密的旅馆里工作，应该是很安全的，怎么也会出现伤亡事故呢？
她哽咽地说道：“一周前，依娜的妈妈病了。依娜向旅馆的政委请了假，回去看她的妈妈，结果路过冈察莫尼斯嘎亚的时候，遇到空袭而牺牲了。”
冈察莫尼斯嘎亚，听到这个熟悉的地名，我立刻想到了在列宁格勒医院里，遇到的那个重伤不治的伤员卡佳，我曾答应把她的信息带给她的家人。也许她牺牲的消息，早有民政局的人通知了她的家人，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答应过她的承诺。既然有机会来到莫斯科，有空闲的话，我一定会到冈察莫尼斯嘎亚去，找找她的家人，把她的一切告诉她的家人。
“哎呀！”她突然尖叫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她指着墙上的挂钟接着说：“刚才我端早餐上来的时候，遇到一位上校，他让我转告你，在三十分钟后到旅馆门口集合。而现在已经过去二十五分钟，你再不去就该迟到了。”
这个上校不用说，十之**是科罗廖夫上校，他在外面等我，我可不能迟到啦。于是我把两件军大衣搭在左手上，和阿克莎拉道了个别，拉开房门快步走了出去。
在外面走廊上的行人不少，不时有军官迎面走过来。按照条例，军衔低的要向军衔高的指挥员敬礼。我暗自感叹，真是到了首都才知道自己官小啊，这些人的军衔个个都比我高，害得我每看见一个人就要抬手向他敬礼。就这样，在通往旅馆大门的路上，我的右手在不停地抬起又放下，机械地重复着敬礼的动作。
好容易来到了旅馆门口，看见科罗廖夫上校熟悉的身影站在一辆客车旁边，顿时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感觉，向前小跑几步喊道：“早上好，巴维尔叔叔。”
科罗廖夫听见我的喊声，转过身来冲着我微笑着挥挥手：“丽达，早上好！快点上车，我们马上出发了。”
第二十一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三）
我把科罗廖夫的军大衣还给了他，然后跟在他的后面上了车。
原以为因为我的迟到，而害得大家久等，一定会有人发几句牢骚甚至责备我。没想到当我忐忑不安地进了车厢后，看到的却是友善的目光，对于迟到的女兵，大家似乎表现得异常宽容，坐在前排的一位面熟的将军，甚至还冲我笑了笑。
我和科罗廖夫坐到了车厢的后排，刚坐稳，车便缓缓开动了。
我凑近科罗廖夫的耳边，悄悄地问：“巴维尔叔叔，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去克里姆林宫啊！”他有些诧异地反问我：“你来之前，费久宁斯基同志没告诉过你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吗？”
“告诉我什么？”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十几个小时前，我还在阵地上洗衣服，衣服没晾完，被紧急招到了师部；到师部没待多长时间，又被集团军派来的人送到机场；再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就来到了莫斯科。整个过程中，我连费久宁斯基的面都没见到，送我去机场的那个少尉，嘴巴也紧得很，一点口风都没露，我怎么可能知道到莫斯科的目的呢？
听了我的小声说明后，科罗廖夫才恍然大悟，赶紧给我讲解起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我们这次来莫斯科，一是莫斯科目前的局势很困难，统帅部把朱可夫大将从列宁格勒调过来，即将有新的任命；二是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一个战术研讨会，针对我军前一阶段的作战状况，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总结，参加的人员，除了统帅部的那些巨头外，其余的都是目前正在和德军作战的几个方面军的指挥员。
听了他的解释，我又好奇地问了一句：“朱可夫同志离开了列宁格勒，谁接替他的方面军司令员职务呢？”
“你猜猜？”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卖起了关子。“你应该猜得出来，是你认识的人。”
“是费久宁斯基少将吧。”我不假思索地答了出来。因为我知道费久宁斯基是朱可夫的副手，一直担任着方面军副司令员，是因为原四十二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作战不力而被撤职后，他才去接管了这个集团军的指挥权。虽然他只是一个少将，但是根据他的工作能力和朱可夫对他的信任，接替方面军司令员职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厉害，你真是太厉害了，一下就猜到啦。”他对我翘起了大拇指，正准备再说什么的时候，客车嘎地停了下来，坐在前排的那位上尉向导站了起来，转身向大家干巴巴地说道：“指挥员同志们，我们到地方了，请下车吧。”
我起身穿上军大衣，跟着大家走下了车，意外地发现外面居然是自己熟悉的红场，而车门此时正面对着列宁墓。虽然战争爆发后不久，列宁的水晶棺就转移到大后方去了，但是门口的岗哨依旧没有撤掉，两名高个子帅哥身穿崭新的呢子军大衣，手持钢枪目不斜视，如同钉子一样站在那里。
我们列队走上列宁墓北侧的观礼台，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我忍不住多地瞧了他们几眼，心里暗自嫉妒这两个士兵长得帅，如果后世的我能有他们那么英俊，不知道会迷倒多少年轻美貌的少女！
在红色花岗石和黑色长石建成的列宁墓，和高大的克里姆林宫红色宫墙之间，有片铺着大理石的空地。我们穿过观礼台后，就停在那里等待。
我们站的位置视野很开阔，我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熟悉的这块地方。北面的历史博物馆，是一座19世纪时用红砖建成的三层建筑，具有典型俄罗斯风格。东面则是著名的古姆超级大商场，虽然里面的物价高得令人咂舌，但是其设计之独特、装修之豪华，完全可以与欧美最现代化的商场相媲美。南面是那座由大小九个塔楼组成的圣瓦西里教堂，极富特色，被戏称为洋葱头式圆顶，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中独具一格，是红场的标志性建筑。教堂旁边是瓦西里斜坡，一直延伸到莫斯科河畔。
我正在东瞧西看的时候，后面有人拍了拍我肩膀，急忙扭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在车上冲我笑的那位将军。他用调侃的语气说道：“亲爱的奥夏宁娜同志，得到两枚勋章后，就不认识我乔洛霍夫了？”
勋章！听他这么一说，我猛地想到面前的这位将军是谁了，他就是当初陪伏罗希洛夫元帅到医院来我为授勋的乔洛霍夫少将，怪不得看起来这么面熟。我挺直身子准备给他敬礼，他制止了我的举动，说：“都是老熟人了，不用这么客气。”
他瞅了瞅我军大衣上的军衔标志，关切地问：“听说你后来又参加了几次战斗，表现得非常勇敢，怎么还是中士军衔啊？”
我刚想解释自己穿的是别人的军大衣，旁边又传来科罗廖夫熟悉的声音：“将军同志，奥夏宁娜同志已经是中尉了。因为这次来莫斯科走得匆忙，还没来得及到军需官那里为她领取军大衣，所以她目前只能暂时穿着借来的军大衣。”
两人说话的时候，我眼睛看着大理石地面，心想若干年后，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地方，将是斯大林、勃烈日列夫、安德烈波夫、契尔年可等十二位苏联的著名领导人的安息之地，他们的墓碑就是自己的大理石半身雕像。
当向导的上尉又跑了过来，面无表情地对乔洛霍夫少将说：“将军同志，请带你们的人到里面登记吧。”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发放通行证的地方，这里的人真多，怪不得刚才要让我们在外面等待。轮到我的时候，里面的军官看了看我的军官证，在本子上登记后，又在一张小卡片上写下了我的名字，然后连同军官证一起递还给我。
继续往前走，来到一个安检入口，负责检查的中尉接过我的临时通行证，干巴巴地问：“有枪吗？”
“有的。”我自从当上中尉开始，便每天都随身佩戴着武器。
“请交出来。”中尉用公式化的口吻对我说，可以感觉得出，这几句话他今天已经说了不知多少遍了。
我刚才看见前面的指挥员都把武器交了出来，所以毫不犹豫地解开枪套掏出手枪，把它递给值班的中尉。
那个中尉把手枪放在桌上，接着撕了一张小票，连同临时通行证一起递给我，说：“出去时在警卫处领枪。”
不一会儿的工夫，我随着队伍来到了一个大厅外，这里可谓是将星闪烁，中将、少将比比皆是，上将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我们列宁格勒来的队伍级别就显得异常低调，十五个人里，只有五名少将和同等数目的上校，三名中校和一名少校，还有就是军衔最低的我。
过了一会儿，大厅里响起了电铃声。铃声对所有的人就象是进攻的号令，刹那间，不管是什么军衔的人都向大厅门口涌去。我稍稍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让军衔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先进去，然后我是最后走进去的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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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四）
门里站着一位军官，只听他在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请把大衣脱掉，指挥员同志们，请把大衣脱掉……”
我看见前面的军官们都纷纷脱掉了身上的大衣，在衣帽间前排队等待寄存衣服。我也脱掉身上的士兵的军大衣，跟着走了过去。
寄存处的那位女中士，接过大衣的时候，好奇地看看我，有些迟疑地问我：“中尉同志，这是您的大衣吗？”
“没错！”我觉得她问得挺多余的，我亲自递到她手上的，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这是我穿的军大衣。”
“可是这是件战士穿的普通军大衣啊，您是中尉，大衣上的军衔才是中士。我怕您搞错了，所以问一下。您确认没错吗？”她态度非常友好，毕竟现在是特殊的时期，能进克里姆林宫的都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赶紧向她解释：“亲爱的，我来的莫斯科的时候比较匆忙，没有带任何冬装，这是临时向旅馆的同志借的。”
“明白了。”她递了个号牌给我，“请保管好，这是出来取衣服时用的。祝您好运！”
“谢谢！”我接过号牌后，快步地走入了会议大厅，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
主席台上摆着几排长长的铺着红呢子桌布的长桌。我刚坐下不久，主席团的成员们就闪亮登场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件扣上了全部扣子的灰制服的人，他脚上穿着一双上过油的擦得闪闪发亮的靴子，半举在腰间的右手上握着一个烟斗，迈着轻快的步子，从容不迫地走在主席台上，在他身后两三步远跟着的是一群元帅和高级别的将军。
他的照片我看过不下千遍，后世的红场上，也经常看见他老人家的模仿者，他那经典的大胡子，更让我印象深刻，所以他一出场，我便一点不迟疑地认了出来：他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出场后，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顿时雷鸣般的鼓掌声和椅子向后翻转的碰撞声混成了一片。
没有过多的寒暄，主席团成员就坐后，就有人宣布会议开始。可是，主持会议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红军总参谋长沙波斯尼科夫元帅。我认识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也在台上，不过却没有见到朱可夫的影子。
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斯大林，只见他坐在主席团旁边最远的一排上。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点燃了烟斗，开始在主席团的背后慢吞吞地走来走去。他静悄悄地前前后后来回走动，有时在自己那只遥远的座位上坐一会儿，然后又站起身来，以便继续他那缓慢的、安详的走动。
斯大林不时地打断发言人的话，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或着作一些简短的插话。
大厅里一片寂静，可是，当斯大林放慢他那本来已很慢的寂静无声的脚步，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发言人，或者稍微抬—抬紧烟斗的手的时候，台下的一片寂静就变得更加显著，因为大家都明白：他要说些什么了。那时侯，站在讲台上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沉默下来，向斯大林的那一边转过身去。
会议延续了好几个小时。各方面军的军事首长们一个接一个登上讲台发言，他们的姓名大多数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毕竟我所熟知的，只有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二战名将，以及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布琼尼之类的老一辈元帅。
所有发言的人几乎都千篇一律地指出，虽然我军战士的装备和素质与德军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战士们都表现得很顽强，面对敌人的立体式进攻，还是象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一步也不后退，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从德军合围中突围出来的西南方面军的将军们，也是这样的论调。
对于这种陈词滥调，我没有听下去的兴趣。作为后世来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战争爆发前，苏联对于德国的进攻准备很不充分的。虽然认为苏德之战不可避免，但还在一相情愿地幻想尽量推迟战争爆发时间。全国上上下下麻痹大意，在战前还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德国大量出口粮食、煤炭和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正是斯大林的判断失误，使苏军虽有物质上的准备，却没有精神上的准备。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许多官兵茫然无措，上至方面军司令部，下至各级部队都陷入了混乱之中。精神上的无备加上德军的迅猛进攻导致了苏军的全线溃败。原先准备充分的物质储备被德军缴获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资敌的物资。
德军的将领们在欧洲作战多年，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懂得如何在兵力上形成对苏军的局部优势。苏军的兵器数量虽多但其质量远逊于德军，加上德军是突然袭击，苏军数量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使兵器整体实力处于劣势，这也是战争失利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大批有经验的军事首长在几年前的大清洗中，都被清洗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级别低且年轻的军官，造成苏军从军到营的指挥员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低下、缺乏经验，战术思想的陈旧与僵化，导致部队整体战斗力不高。这种情况在苏芬战争中可见一斑：多达百万的苏军去进攻只有二十万人的芬军，却因指挥拙劣，被芬军全线击退。虽然苏联最后取胜，但却付出了伤亡惨痛的代价。苏军对于实力远逊于自己的芬军尚且如此，对于远比芬军强大的德军就更逊一筹。
我虽然非常了解苏军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但要是谁我登台发言，那么，我会把这种建议当做好象有人要我不用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去一样。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在这种场合有些事情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打死也不能说。贸然说出来，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还算轻的，如果惹恼了某人，直接让你人间蒸发都是有可能的。
原本我就打算住在下面混到会议结束的，然而随即发生的科涅夫上将和沙波斯尼科夫的争执，改变了我的主意。
来自西方方面军的前司令员科涅夫上将讲道：“……德军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完全是靠他们的优势力量，特别是靠坦克和空军。为了说明敌军突击的威力，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敌人以20个师对我们30集团军的4个步兵师，而敌人投入了400余辆坦克，第30集团军的战士们表现非常顽强，是不得已才退却的。退却，您是知道的，是最复杂的战斗形式，它需要较高的战斗素质。……”
“得了吧。”沙波斯尼科夫打断了他话，“你这种复杂的战斗形式，什么时间可以结束，我们的部队要退却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顽强地战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战略问题。把红军搞垮了，你还说战士们没有退却的经验。”
“是的，战前我们没有研究过这种战斗形式，我们是准备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我不想争论，但是就这一点，我们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科涅夫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和他展开了辩论。
“哦，原来是这样，你所犯的是一切错误都是我的罪过，……我认为，西方方面军的领导人完全缺乏战略的预见性和不善于随机应变的指挥作战部队，……”
我觉得科涅夫将军的话，说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至于沙波斯尼科夫，我非常瞧不起他。他虽然在苏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但始终固守着一战时期的观念：用大炮机枪组织坚强防御阵地，等着敌人来碰个头破血流，而对当时先进的装甲战理论嗤之以鼻。事实是面对古德里安的坦克进攻，缺乏反坦克战经验的苏军，虽然武装到了牙齿，却依然表现得一筹莫展，只能节节败退。
我接过旁边指挥员的笔和本子，毫不迟疑地在上面写下了：“我请求发言”几个字，又写了自己的军衔和名字，写自己所在部队时，我考虑了一下，该写“列宁格勒方面军”还是“列宁格勒”？最后还是写下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然后把这张纸撕裂下来，用一种纯粹机械式的手势碰了碰坐在前排的一位上校的肩膀。
那人把身体半转过来，用眼角瞟了一下我，然后从肩膀上伸过一只张开五指的手。接着，我就把那张折成四叠的纸条塞到将军的手掌里。
过了一分钟，我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又头脑发热，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蠢事：跟大多数发言人不同的是，我是了解苏军失利的真实原因的，在没有预先准备好发言稿的情况下，就贸贸然要求在这样的会议上发言，很容易出现言多必失的情况。
紧接下来的念头是：赶快收回那张纸条，别让它传到主席团去。我甚至微微抬起身子，谛视着坐在他前面的人们的背影，想从他们的动作上来判断这—瞬间人们把这张例霉的纸条递给了谁。可是，这一切都白费！看来，前排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或者在聚精会神地做着笔记。
这时候，我开始用幻想来安慰自己，也许这张纸条在一排排指挥员中间经过长途旅行之后消失了，或者是某一个人正忙着做笔记，因此把纸条搁在了一旁，忘记传送到前面去。
当我看到一个束紧皮带、带着训练有素的姿势的高个子军人，从旁边什么地方冒出来，从前排收集到了一大堆的纸条，准备把这些纸条交到主席团去的时候，我差不多完全放心了：这么多要求发言的纸条，一定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那张纸条的。
虽说如此，我还是始终机械地瞧着那个军人。那人踩着轻松的脚步，把拿着纸条的直挺挺的手伸在胸前，登上了通向主席团的小梯子。他走了几步，绕过几排座位，看来是想挤到这次主持会议的沙波斯尼科夫身边去，可是看见斯大林笔直地向他走过来，就慌忙转过身去，然后往后跑了几步，把纸条放在一个坐在桌子末端的将军前面，沿着小梯子跑到台下去，消失不见了。那将军把纸条整理了一下，齐齐整整叠成一叠，传递给邻座的人，就这样一个传一个，这些纸条很快就传到了正在争吵的沙波斯尼科夫手中。
斯大林来到两个辩论人中间以后，这场争论便嘎然而止了。科涅夫离开讲台后，沙波斯尼科夫埋头翻看了一下面前的那堆纸条，然后皱着眉头站了起来，把其中的一张递给了站在他面前的斯大林。斯大林用没有握烟斗的左手接过去看了看，没有说话，然后把纸条递还给了沙波斯尼科夫，默默地点了点头。
随后全场都听见沙波斯尼科夫宣布：“下面请奥夏宁娜同志发言，列宁格勒方面军的！”
第二十三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五）
在沙波斯尼科夫宣布我的姓名的最初一刻，我是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直到大厅里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人们开始扭转身来，不时看看两旁要寻找那个被提到名字的发言人的时候，我才深吸了一口气，猛地站了起来。
我拉了拉军装的下摆，整理了一下风纪扣，又正了正军帽，才从座位上走出来，沿着通道摆动着双手，目不斜视地向可以登上主席台那个小梯子齐步走去。
我走的速度不快，以至于可以清楚地听到旁边传来的各种议论声。
“快看啊，居然是个女兵！”
“还是个中尉呢。我军目前女兵的最高军衔，好像就是中尉吧？”
“长得真漂亮啊，你看这身材前凸后翘的，真迷人啊！可惜就是稍微矮了点……”
我在大家的议论声中，昂首阔步地沿着小梯子，走上了主席台。上去后我先是一个立正，然后向主席团的成员们敬了个礼后，才大步地向讲台走去。而此时，斯大林又叼着烟斗转悠到成员们的后面去了。
我站在讲台前，向台下坐着的将领们再敬了个礼，然后略微紧张地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各级指挥员同志们，您们好！”
台下先是响起了零星的掌声，随即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听得出来，这掌声是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毕竟不是谁都能站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的，更何况是个年轻的女性。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有些不知该怎么办。直到掌声完全停止后，我才接着往下说。我没有预先写好发言稿，甚至也没有发言提纲，我只是大声地说出了对前面那些军事指挥员讲话时触动我的那些感受。
“……面对凶狠的敌人，光有勇气是不够的，我们首先要懂得如何保存自己。只有保存好了自己，才有可能最终把敌人消灭掉。……当敌我力量悬殊的时候，合理地放弃一些地方，把防御的包袱扔给敌人，对我们也是有利的……”
“够了！”我正讲得投入的时候，突然主席团里有人打断了我的话，扭头一看，原来是坐着前排的布琼尼元帅，他怒不可遏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俄罗斯土地辽阔，但是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我们绝对不能让敌人占领我们的土地。你这个胆小鬼，住嘴吧!别在这里发表这种动摇人心的言论啦……”
“行啦行啦！老伙计，”他附近坐着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也说话了：“奥夏宁娜同志可不是胆小鬼，你没看见她胸前有两枚勋章吗？那可是她亲手击落了两架德国飞机和消灭了十几个武装到牙齿的德国鬼子以后，我亲自授予她的红旗勋章和勇敢奖章。”
伏罗希洛夫元帅对我直接的支持，而且还赞许地提起我过去的功绩，这一切起了作用。我在主席团的其他成员的脸上看见了好奇和赞许，甚至布琼尼的表情也缓和了下来，甚至在他的眼神里也闪过了一丝情不自禁的笑意。
“允许我继续讲下去吗？”我瞧着帮我解围的元帅，有些犹豫地问道。
“继续说吧，把你真实感受都说出来。”旁边突然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再扭头一看，原来斯大林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边。
“我该说点什么呢？”我看着他有些慌乱地想到，“要说什么才能既获得他的好感，又不触到他的逆鳞呢？”
“奥夏宁娜同志，”斯大林用平静的、缺乏任何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那么请您说说，奥夏宁娜同志，您认为我军的高级军事首长在战争初期，有什么地方表现得不尽人意呢？”
“首先这些军事首长对祖国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我咬了咬牙，先给在座的人戴顶高帽，然后再背诵点后世历史书上的总结给他们听听：“但是因为在战争中的经验不足，他们普遍犯了三个错误，就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等一下。”斯大林把烟头从嘴边拿开，用手指了指我，饶有兴趣地说：“您说的这几点倒是很有意思，请再说详细一点。”
“是！”我答应一声，接着往下说：“首先德军进攻得非常突然，导致我军的指挥系统和侦察系统都发生了混乱，在敌我态势不明的情况下，个别的部队就贸然地向敌人发动了反攻。要知道在不清楚敌人兵力和技术装备配置的情况下，这种仓促组织的进攻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我字斟句酌的用合适的词汇翻译着自己想说的内容，力求做到辞能达意。“在防御中，我军指挥员又过多地强调了阵地防御，一味地守在阵地里，为防御而防御。不懂得利用有利的时机，进行适当的反击，把一些丢失的阵地夺回来……”
我说到这里，又偷偷地瞧了瞧斯大林的表情，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妥的话，我马上闭嘴不说。他把烟斗重新叼到嘴上，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烟斗里的烟丝，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无声地点点头。看到他没有丝毫反感的意思，我才壮着胆子继续往下说：“至于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嘛，是指在突出合围圈时，因为很多建制都被打乱了，各级部队彼此之间都失去了联系，军事首长没有积极地恢复对下级地指挥，组织有效地突围行动，而是各自为战，导致撤退变成了溃退。正象科涅夫将军说过的那样：退却，是最复杂的战斗形式，它需要较高的战斗素质。在整个撤退过程中，应该及时地建立防御阵地，组织部队进行梯次抵抗，交替掩护着撤退，这样最大限度地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
我说完这些，大厅里一片鸦雀无声地肃静，甚至连窃窃私语的没有，看来这些石破天惊的言论，还是把大家镇住了。
“那您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做呢？”停了一下，斯大林又开口问道。
“以空间换时间，在组织现有的部队进行节节抗击的同时，从其它地方抽调部队，来组建战略预备队。等我们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就可以和德国鬼子在莫斯科城下进行一场最后的决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您的意思是：德军还是会打到莫斯科城下来，我的理解正确吗？”他的语气非常客气，顿了一顿，然后又问了我：“你觉得我们能挡住他们的进攻吗？”
“那是毫无疑问的。斯大林同志！”我这个知道标准答案的后世穿越者，回答这个问题自然表现得信心十足：“我们不光能在莫斯科城下挡住他们的疯狂进攻，而且还将彻底地粉碎他们。”
“我想起来了，”他突然把话题一转：“您就是和朱可夫同志一起到莫斯科来的那个高射炮中尉奥夏宁娜吧？”
“是的，斯大林同志。”朱可夫居然向斯大林提起过我，看来我将来的前途无量啊。
“听说你发明了用高射炮平射打坦克，有力地保卫了普耳科沃高地，真是了不起。”他用握着烟斗的右手向我一指：“你应该可以获得更高的军衔。”说完他把烟斗又叼回嘴边，神定气闲的转身向主席团后排走去。
第二十四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六）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讲完的，怎样沿着过道走到自己遥远的最后一排上来的。直等到已经坐在自己的应位上，我才神志清醒过来，有些机械地和左右座位上伸手过来的那些军官们一一握手。
讲台上，已经站着另外一个发言人，看军衔又是个上将，应该是在某个方面军身居要职的将军，但我没有听懂他说的内容，说真的，他嘴里所说的一切，在我听来都是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外语单词，我整个人还沉浸在对刚才所经过的一切的回忆之中，还没有感觉到那种过了几分钟之后才感觉到的极大的轻松之感。
我坐在位子上，逐渐地回想起自己后来所说的内容。我首先就“以空间换时间”这个提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德军占领的地方越多，他的后勤补给线就拉得越长，为了预防我方游击队无休止的骚扰，确保弹药补给能送到前线、伤员能安全返回后方，他们势必要从前线的进攻部队里抽调兵力去保障自己的后勤补给线。这样一来他们在前方的兵力就减少了，进攻势头也随之减弱。等进攻部队到达莫斯科城下时，已经没有再发动强大的攻势的力量啦。
接着我又重点提了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提议把被打散的部队改编成游击队，就地开展遍地开花的不易引人注目的小部队的游击战，牵制了德军，配合我军的正面战场作战，攻击德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让敌人顾此失彼防不胜防，今天伏击一支运输队，明天打掉一支巡逻队，让敌人没有一日的安宁，惶惶不可终日，积小胜为大胜，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把正在回忆的我惊醒过来，往台上一看，发现斯大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讲台前，正在对今天的会议进行一个总结。我无法听懂他说了些什么，我的思想还停留在刚才在台上背诵的这一段把在场所有人都震得目瞪口呆的历史结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完全丧失了俄语的理解能力，传入我耳中的只是一连串带格鲁吉亚口音的俄语语句而已。
会议一结束，离门最近的我率先出了大门，跑进衣帽间取衣服。没等我把号牌掏出来，女中士就已经把我的军大衣取了下来。她把衣服递给我的时候，小声说道：“您真是了不起，居然有勇气上台去讲话，甚至连斯大林同志都和你讲了话……”没等她说完，一大群军官涌了过来，我趁机抱着自己的衣服离开了这里。
虽然外面的气温很低，但我才从温暖的大厅里出来，似乎感不到寒冷，只是把大衣抱在怀里，穿过广场往克里姆林宫出口的警备室走去。
警备室门口摆着一张大桌子，桌上摆满了各种型号的手枪，为我们保管枪支的那名中尉就坐在桌边，身披还站着十余个卫兵。我走到桌前，掏出取枪的凭证，交给了中尉。他接过去看了看，然后从桌上的枪支中快速地找出了属于我的那支。
我接过手枪放进了枪套，并扣好了枪套扣，然后拿出那张临时通行证，问中尉：“那么，这种临时通行证怎么办？还给您吗？”
“不用，临时通行证的有效期只有一天，明天就自动作废了。您扔掉也行，留下来做个纪念也行。”
“丽达。”后面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乔洛霍夫少将和科罗廖夫他们正朝我走过来，叫我的是科罗廖夫。他一边办理领枪的手续，一边高兴地说：“你今天在台上的表现真是太好了，没想到你看问题居然那么透彻。这次，算是让我们列宁格勒方面军大出了一次风头，呵呵。”
周围其他方面军的军官们在领完武器后，也纷纷过来和我打招呼，握个手然后说上几句。正当我在应接不暇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严厉的声音：“谁是奥夏宁娜中尉啊？”
周围一下安静了下来，我回头一看，问话的是名穿着崭新军大衣的上校，他身后还跟着两名胸前挂着冲锋枪的战士，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向我走过来。
“你们找奥夏宁娜中尉有什么事情吗？”我身边一直没有说话的乔洛霍夫少将突然开口问道：“你们是谁？”
“中央警卫团第一营营长别济科夫上校。”那位上校干巴巴地回答说：“奉上级的命令，让奥夏宁娜中尉跟我们走一趟。”
也许是前几年的大清洗把大家吓坏了，听上校这么一说，少将马上闭上了嘴，周围的人，包括那些佩戴着中将，乃至上将军衔的人也噤若寒蝉一声不吭，只有科罗廖夫面露忧色，用焦急地目光看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别济科夫对我做了一个请的姿势，然后自己率先向警备室走去，我把军大衣搭在右手的手臂上跟了上去，两名挎枪的战士紧跟在我的后面。边走我还边在盘算，不知道上级会怎样对付我，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挖煤，还是直接拖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去枪毙？我不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几句真话，犯得着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对付我吗？不过我不是傻子，我不会束手待毙，就算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这么想着，我的手在军大衣的遮挡掩护下，偷偷地解开了枪套扣，抓住了冰冷的枪柄，以确保随时可以拔枪射击。
别济科夫一言不发地在前面沿着长长的走廊向前走着，我看着他肩膀上的军衔，心想：这警卫团的级别可真高啊，营长都是上校，那团长起码就是个将军了。待会如果发现情形不对，我先回身把身后两个战士打倒，再向别济科夫开枪。打倒他们后，再抢过冲锋枪往外冲，就算被乱枪打死，也比任人宰割强啊。
正想着，前面的别济科夫停了下来，我刹不住脚，一头撞在了他的身上。他揽住我的肩膀，语气温和地笑着说：“亲爱的，小心点。”没等我说话，他推开旁边一道门，又说：“到了，就是这里，进去吧。”
我从打开的门小心翼翼地望进去，只见屋子正中摆放着一台架设在三脚架上的照相机，靠墙的地方拉着一块白布，布下面是一条长凳。我左瞧右看了半天，这里怎么看，都好像是个照相的房间吧？
“请进去吧！”别济科夫又招呼着我：“给您拍了照，您就可以离开了。”然后对身后的两名战士说：“你们就守在门口。”
原来是照相啊，我还以为我刚才在讲台上讲的话激怒了某人，准备给我来个秋后算账呢。我抹了一下头上冒出来的细汗，踏进了房间。门的背后坐着一名佩上等兵军衔的摄影师，看见我们进去，起身向我们敬了个礼。
照完相，别济科夫又带着两个战士把我送了出来。重新回到警务室门口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身上的内衣已经被汗水打湿了。看见科罗廖夫一个人还等在那里，我心里一热，赶紧加快脚步跑了过去，激动地喊道：“巴维尔叔叔。”
我快步跑到他的身边，停住脚步刚想说话，“呜～～～！”一阵警报声骤然响起来。我诧异地四处张望，怎么回事，难道是有敌人闯进克里姆林宫了吗？
别济科夫的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注意！空袭警报！大家赶快到附近的防空洞去隐蔽！”
第二十五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七）
傍晚的天色阴暗，天空上飘浮着缓慢移动着的大片大片的乌云。
我和科罗廖夫抬起头向天空望去，看不见敌机，只能听见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很明显，不是一架而是好几架轰炸机在极高的高空里飞着。
部署在克里姆林宫建筑物屋顶上的高射炮，开始向着天空猛烈地开火。我看着这样漫无目的地射击，不禁苦笑了一下，心想连敌机在哪里都没看见，就对着天上乱打一气，有什么效果啊。
警备室所在大楼里的人员，从空袭警报响起，便纷纷从楼里跑出来，穿过宽阔的广场，前去另外一端的避弹室里防空。别济科夫上校看见楼里的人都疏散得差不多了，便来到了我们的身边，用责备的语气问我们：“你们怎么还不没有去隐蔽啊？”
科罗廖夫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了一句：“莫斯科经常遭受到空袭吗？”
“是的，从七月二十二日开始，德国空军就不间断地对城市进行空袭。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空军的飞机数量太少，无法阻止敌人的飞机侵入我们的城市。”
两人说话的时候，我又开始东张西望，欣赏起风景来。红场我倒是来过无数次，可这克里姆林宫却一直没有机会进来，好不容易进来一次，自然要把握机会好好地看一看，因为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再有机会进来。
我使劲地想着自己站着的这个广场叫什么名字，是叫索皮尔娜雅还是别的什么名字，反正念起来挺绕口，这个地名的发音我好像一直就没有念准过。广场中间那座高大的大伊凡钟楼，是莫斯科目前最高的建筑，同时估计也是德国空军校准克里姆林宫位置的最好坐标。钟楼旁边摆放着一口巨大的沙皇钟，是世界有名的钟王。这口重达两百顿的大钟，头一次敲就被敲破了，脱落下来的那块碎片足足有一人多高。我远远地望过去，钟的内部空间倒是挺大的，待会要是德国轰炸机开始投弹的时候，我躲在里面防空应该是很安全的。
不远处还有一门巨大的旧式火炮，是建于十六世纪的沙皇大炮。长5.35米，口径40厘米，重40吨，摆放在这里的目的，原本是用于守卫莫斯科河渡口与斯帕斯克钟楼大门的，但从来就没发射的机会。大炮的旁边摆放着那几个巨大的圆形炮弹，如果拿去当废铁卖的话，估计也能卖上不少的钱。
“伞兵！德国飞机空投伞兵了！”突然有人大声地叫喊起来。
我抬头向空中看去，还没等看清情况，便感觉有人使劲地抓住了我的肩膀，随即听见科罗廖夫熟悉的声音在紧张地问：“伞兵？！在哪里，你看见没有？”
一顶打开的降落伞从乌云里降落下来了。我瞪大眼睛看着空中，除了这一顶外，暂时没有再看见其它的降落伞。我紧张地观察着慢慢降落的降落伞，伞的下方有一样椭圆形的东西在不停地晃动着，从远处看仿佛象人形。
“不对，这不像是伞兵，德国人只空投一个伞兵有屁用啊？”我疑惑不解地猜测着。“难道这是被打坏的德国飞机上跳伞的飞行员？”不过我好像没有看见有敌机中弹坠落啊。
广场上没去隐蔽，而在继续执勤的卫兵们，纷纷冲到广场的中央，举起手中的步枪、冲锋枪，向着空中那个缓缓落下的降落伞猛烈地射击。
看着越落越低的降落伞，我突然明白了，这不是伞兵，而是德军空投的重磅炸弹！在后世的那些军事纪录片里，经常可以看到空军投放这种挂着降落伞的重磅炸弹，随着炸弹的落地，敌军的阵地便化成了一片火海。
我着急地大声喊叫着：“不要开枪，赶快散开，这是炸弹！”但是我的声音被枪声和高射炮的射击声所掩盖住了，大家依然拼命地向空中开着枪。
要是这炸弹在空中被打中，形成了空爆的话，下面连个安全的死角都没有，在场的人势必死伤惨重。我一把抓住别济科夫的手臂，使劲地摇晃着，大声地对他喊着：“这不是伞兵，赶快叫大家停止射击，不然炸弹被引爆，我们就全完蛋了。”
别济科夫跳上警备室门口的桌子，拔出手枪，朝天放了几枪，用尽气力叫喊：“听我的命令！停止射击，这是炸弹！全体卧倒！”
我一把抓着科罗廖夫，拖着他卧倒在地上。
“轰！”猛烈的爆炸就在不远处炸响，大地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便又恢复了平静。我趴在地面上，捂住双耳，拼命地忍受着地面震颤撞击内脏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痛苦，相比之下，那些在爆炸时飞溅起来砸在我身上的物体所带来的疼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看见人们都纷纷从地上站了起来，也企图站起来身来。但刚站起来，我就感觉天旋地转，恶心想吐，便又慢慢蹲了下去。我低头看见面前的地面上，除了有碎石外，居然还有一个破碎带血的木头枪柄，看来刚才炸弹爆炸时，在场卫兵的伤亡一定不小。
旁边的科罗廖夫走过来搀扶我，在他的帮助下，我好不容易才再次站起身来。我对他说，我们是不是该会旅馆去了？他也对我说了几句什么话，可我的耳朵因为刚才的爆炸而临时失聪了，什么都听不见，既听不见他的声音，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直到他凑到我的耳边大叫，我才明白，他说的是：“空袭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回旅馆去啦。”
我看见别济科夫上校正站在冒着硝烟的弹坑旁边查看情况，而那些受伤或者牺牲的战士，正被紧急赶来的医护人员用担架抬走。我对科罗廖夫说：“巴维尔叔叔，我们也过去看看吧。”他点点头，搀扶着我摇摇晃晃地往弹坑走过去。
别济科夫站在弹坑旁边，盯着黑洞洞的泥坑底部发呆，连我们走到他的身边都没有发现。有战士来向他请示工作，他也没有什么反应，好像整个人都傻了似的。
“巴维尔叔叔，”我凑近科罗廖夫的耳边，悄悄地问他：“他怎么了？”
“嘘！小声点。”科罗廖夫也小声地说：“你不知道，德军的飞机今天窜到克里姆林宫上空，并投下了一枚炸弹，这里负责防空和保卫工作的指挥人员都会受到处分的。”
“什么样的处分啊？”我觉得这个制度也有点太不近人情了，敌人目前的力量那么强大，我家暂时难以阻挡住他们。只是偶尔一次窜到克里姆林宫的上空来，就要处分相关的保卫人员，以后谁还敢到这里来工作啊？
“一般是送到劳改营或者枪毙。”科罗廖夫神情严肃地回答我。
“啊？！”我吓了一跳，这个处罚也太重了吧，难怪别济科夫上校现在像个白痴似的站在还冒着呛人硝烟的弹坑前发呆呢。
“别济科夫！”弹孔对面突然响起一个带很重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我循声看去，没想到居然看到了斯大林。他正站在我们的对面，也在查看这个新形成的弹坑，几个穿便衣的保卫人员站在他身后两三步的地方。
“斯大林同志。”别济科夫从发呆状态中回过神来，赶紧挺直身体来了个立正。
“怎么样？”斯大林皱着眉头问：“有伤亡吗？”
“没有，斯大林同志。”别济科夫的谎话说得简直一点破绽也没有：“一个也没有。”
斯大林点点头，转身向不远处的建筑物快步走去，几个保卫人员随即紧跟了上去。
第二十六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八）
回到旅馆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了。
当我和科罗廖夫经过旅馆的大厅，准备到餐厅里去看看是否还有晚餐的时候，在前台值班的柳达少尉把我叫住了。
“奥夏宁娜同志。”她一路小跑到了我的面前，说：“旅馆已经为您安排了新的房间，在二楼十六号，是个单间。您没有行李，可以直接到新房间去看看我们的安排是否让您满意。”
“您是对我讲吗？”我有些摸不清头脑地问：“单间可是为将军们准备的，我不过是个中尉，不会是您搞错了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旅馆政委作出的决定。”她把钥匙递给了我，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好象要让我知道，她如道的事情还远不止现在所说的这一些。
科罗廖夫揽住我的肩膀，微笑了一下说：“事情安排得再好没有了！好啦，丽达，咱们走吧，领我去看看你的新居。”
“旅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和科罗廖夫一起走到了我的新房间，他接过我手中的钥匙打开了房门。这是一个小房间，但房间里却放着许多家具：靠墙有一张写字桌，桌上摆着一部黑色的拨号电话，桌前有两把圈手椅，一只铺着深蓝色印花床单的床，屋子中央还有一张小圆桌，正对着一盏从天花扳垂挂下来、罩着天蓝色布灯罩的电灯。浴室的门半开着，从门口看进去，里面的装潢比职工宿舍里的强多了。
“为什么会突然给我安排个单间啊？”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屋子里的一切，有些忐忑不安地问科罗廖夫，“巴维尔叔叔，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不会的，”他呵呵一笑说：“你放心，这点旅馆政委是铁定不会搞错了。我们边吃边聊吧。”说着他走到了写字桌旁，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对着话筒说：“喂，餐厅吗？我这里是二楼十六号，给我……”
不一会儿的功夫，阿克莎拉用大托盘把科罗廖夫叫的晚饭送来了，这顿晚餐对老毛子来说，算是很丰盛的：盛在金属盆子里的土豆烧牛肉，衬着尖头红葱的鲱鱼，放了洋葱丝浇了西红柿酱的烤肉，一瓶格鲁吉亚红葡萄酒，两只高脚玻璃酒杯。阿克莎拉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又递给我一顶和军大衣配套的棉军帽后，拒绝了我们请她一起留下就餐的请求，转身走掉了。
“现在我们就座吧，亲爱的。”科罗廖夫把两张圈手椅搬到小圆桌前，然后向我做了个请的姿势。“好，来吧，来吧！我们开始吃饭吧。”
他用开瓶器打开了葡萄酒的瓶塞，斟满了我们面前的两只高脚杯，端起一杯递给我，说：“毫无疑问，旅馆政委这样安排，是因为知道了你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的表现，才会给你这样的特殊照顾。说说吧，你是怎么有勇气走上讲台的？我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一切，都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
我接过酒杯，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就是听见沙波斯尼科夫元帅和科涅夫上将的争执，觉得将军同志讲得很有道理，应该支持他一下，便递了张条子到主席台上去。甚至不相信条子能递上去……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他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地摇摇头，微笑了一下。“亲爱的，你说，你递了一张条子。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就是这么一回事？”看见我没吱声，他还是不停嘴地问下去。“不管你是什么身分，你还是写了张条子吗？也许，人家把你当做一位将军了吧？对了，军衔，你说出自己的军衔没有？”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军衔。”说到这里，我赶紧把话题岔开，“咱们喝酒吧，怎么样，巴维尔叔叔？”说着端起了面前的高脚玻璃酒杯。
“不行，等一等！”科罗廖夫激动地大声说，迅速把手伸过来，用他宽大的手掌遮住我手中的高脚玻璃酒杯。“我只是想弄弄清楚。如果有什么人对我说，丽达·穆施达可娃·奥夏宁娜带着战士们去打冲锋，我是深信不疑的。亲手又打下了德国鬼子的飞机，击毁了坦克……我想这也是完全可能的。可是现在是……真奇怪！要知道当时的大厅里有斯大林！人民委员！元帅们！我的周围也全是一些将军。忽然听见元帅同志宣布：奥夏宁娜同志发言，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我起初简直就被搞糊涂：方面军所有的首长我好象都认识，怎么又冒出了一个什么奥夏宁娜？，而且还是个女的。我抬头一看，顿时把我吓了一跳，我的妈呀！原来是丽达你正在过道上迈步走着呢。听我说，我向你保证，如果我当时是站着而不是坐在那儿，我准至为你的事吓得两条腿都发软了！”
我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科罗廖夫又把两手一雄，然后使劲地摆动一下他的那颗脑袋，说：“得啦。咱们喝酒吧。我祝贺你！不，等一等！”他忽然想起来了，又用手掌遮住了我的高脚玻璃酒杯。“先要讲一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斯大林同志最后对你说了句什么话？”
“你不是听见了吗？他说，我可以获得更高的军衔。”我有些疑惑不解地问，当时我和斯大林在话筒前，所说的每一句话，台下都应该听得清清楚楚才对啊。
“听见了，听见了！不过，正是因为亲耳听见了，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要知道我军的建制里，女兵的最高军衔也就只是中尉，而你，早已获得了这个军衔，再往上升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这是最高统帅考虑的事情，轮不到我们来操心，我们还是喝酒吧，巴维尔叔叔。”
我们碰了碰杯，然后一饮而尽。科罗廖夫又给酒杯里斟满了葡萄酒，然后用餐叉叉起一小块烤肉，蘸了蘸盘中里的西红柿酱，嚼了一口洋葱，继续说道：“当然，如果他在讲台上这样说了，那你明天就可以被提拔为上尉了。虽然以前的最高军衔是中尉，没准这次会因为你的缘故，他亲自下令取消掉对女兵的军衔限制。总的说来，你真是鸿运高照了！在这样的会议上让你发言，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加强语气强调了一下“他的”这个词来，“你瞧，效果有多么的明显，旅馆的政委安排得真是好极啦！”他端起酒杯把房间四周打量了一下。“上校们还两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哩。可是你目前倒有享受单间的特权了。来吧，为了你的好运，我们再喝一杯！”
于是我们又是一饮而尽。
科罗廖夫倒光了瓶子里的酒，正好可以第三次斟满两个酒杯。我看着他这样倒酒的方式，暗自感到惋惜，像这样佐餐的好葡萄酒，用这样牛饮的方式来喝，简直太浪费了。按照后世小资的喝法，应该是倒上小半杯，然后轻轻摇动酒杯，鼻子凑近杯口闻闻酒香，轻轻吸入一口酒，细细品尝，而不是像我们这样一饮而尽，让酒在嘴里停留的时间都没有，就经过喉咙直接到达了胃部。
我叉起一块牛肉，问正在俯身吃鲱鱼的科罗廖夫：“巴维尔叔叔，我们什么时候回列宁格勒啊？”
“明天晚上。”他嘴里正吃着东西，有些口齿不清地回答我。
“是坐火车回去吗？”莫斯科的火车站，在冈察莫尼斯嘎亚那里，如果要坐火车的话，我正好可以去找找卡佳的家人，把她牺牲的消息通知她的家人。
“不，我们不坐火车。”他把鱼肉咽了下去，拿去餐布擦了擦嘴，神情严肃地说：“眼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列宁格勒正被德寇围困着，和其它地方的陆地交通已经全部中断，和莫斯科的铁路交通也被切断了。我们只能坐飞机回去了。”
第二十七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九）
睁开眼睛的时候，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早晨七点。也许是昨晚酒喝多了的缘故，头还是感觉昏沉沉的。看来我不会喝酒，以后还是尽量别喝酒。昨晚喝的那些葡萄酒的分量，对好酒的俄罗斯人来说，只能算解解渴；而对我来说，足以让我醉得不醒人事。所以这一觉睡了八个小时，非但没有感觉到轻松反而越发觉得疲劳。
我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坐了起来，掀开被子准备下床。突然觉得身上有些凉，低头一看，顿时吓了一跳，自己居然赤身**一丝不挂。环顾四周，除了军大衣挂在墙上以外，我的军装、衬衣、胸罩、内裤等等衣物，都散乱地扔在地上。
看到这一切，我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难道科罗廖夫也是属于怪蜀黍一类的人，趁我昨夜醉得不醒人事的时候，把我圈圈叉叉了？！虽然自己目前是女性的身体，但我可从来把自己当成一个女人啊。一想到自己被一个男人那个了，便无法控制住自己强烈的反胃感觉，马上跳下床冲进浴室，趴在马桶边上大吐特吐起来。
吐了一会儿，看见马桶里自己吐出来的那些垢物，随即又更加恶心地吐了个天昏地暗。直吐到吐无可吐，才算是告一段落。
我坐在浴室冰冷的地面上，发了好一阵子的呆，然后才开始检查自己的下身。当了那么久的女人，对自己的新身体的生理结构还是比较了解，检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被侵犯过的痕迹。我心中暗想：也许是我错怪巴维尔叔叔了，那些扔在地上的衣服，十之**是我喝醉了以后，自己脱下来扔在地上的。只不过当时醉得太厉害，所以醒来后完全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而已。
我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把衣物从地上一一地捡起来，对着镜子穿戴整齐，然后取下挂在墙上的军大衣和棉帽，拿在手上打开门走了出去。我们晚上就要回列宁格勒了，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来，趁现在还有时间，我要去一趟冈察莫尼斯嘎亚，去找找卡佳的亲人，完成她临终前的嘱托。
二楼是高级军官集中的地方，从出门开始，我在走廊里所见到的人，差不多都是一些将军，我边走边按照条例向他们敬着礼。也许是我昨天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的风头太盛，所以那些将军都认识我了，都一边还礼一边冲我礼貌地笑笑，甚至还有几位停下来，拉住我和我说上几句。
走到一楼的时候，看见科罗廖夫和乔洛霍夫正在大厅里聊天。一看见科罗廖夫，我的脸马上就红了，倒不是因为我刚才错怪了他，而是担心自己昨晚酒醉后的丑态被他看见，有点不好意思。正在踌躇不前的时候，乔洛霍夫瞧见了我，向我招了招手。见躲不过去，我只好快走几步，上前向两人敬礼。
“我们漂亮的女军官，您这是准备上哪里去啊？”他看见我手上拿着军大衣，便调侃地问道。
“报告将军同志。”我又是一个立正，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我打算去冈察莫尼斯嘎亚。”
“冈察莫尼斯嘎亚？！”听到这个地名，将军有些疑惑不解地问：“您去哪里做什么？要知道到列宁格勒的火车早就不通了，我们晚上是坐飞机走。”
“将军同志，情况是这样的……”于是我把当初在医院遇到卡佳，并接受她临终嘱托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向两个人讲了一遍。
“那就快去快回吧。”科罗廖夫接过了话题，关切地问：“你认识去那里的路吗？需不需要我让旅馆的政委为你安排一辆车，专门送你到那里去一趟。”
“不用，不用，巴维尔叔叔。”面对着科罗廖夫，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慌忙摆着双手，婉转地回绝了他的好意：“我认识去哪里的路，知道该坐什么车去。”
“那好吧，你就快去快回。”这次是将军说的话，也就是变相地同意了我外出的请求。
我赶紧又向两人敬了个礼，转身一路小跑地出了旅馆。出了旅馆的大门，穿上军大衣戴好帽子，向守门的战士问明白车站的位置，便朝那个位置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
去冈察莫尼斯嘎亚有直达的有轨电车，也许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吧，电车的班次很少，等了半天，才搭上了驶往冈察莫尼斯嘎亚的电车。
我在后世的时候，也经常乘坐有轨电车，能在这个时候坐上这熟悉的交通工具，感觉还是非常兴奋地，所以一上车，就找了个空位一屁股坐下，兴致勃勃地看窗外的景色。
有人碰了一下我的肩膀，我马上掉转身去，看见了身边站着一个穿橙色马甲的女售票员。
“您买了车票没有？”
“车票？”我先是疑惑地反问了一句，随即马上回过神来。“哎呀，对不起，请原谅，我刚才忘记了，我马上买。”我连忙解开军大衣，去摸里面的军装口袋。
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我好像就从来没有用过钱，日常所需都是军队配给的，所以用钱的概念就逐渐淡漠，根本忘记了钱的用处，已经不觉得钱是有用处的了，以至于连上车要买票这种小事都忘记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面值五卢布的纸币递给了售票员。她接过以后，反问了我一句：“您有零钱吗？只需要五戈比，您的钞票面值太大，我找不开。”
天啊，四十年代的车票真便宜啊，居然才五戈比。要知道后世最便宜的车票，都是二十五卢布一张，五个卢布连上个厕所都不够，在这个时代居然是巨款，真是想不到。
我看着身边还站着好几个人，一个穿着崭新军大衣的上士，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对不起。”我又翻了半天的口袋，没能再找出哪怕是一个戈比来，只好接过女售票员手里的纸币，涨红了脸，有点难为情地低声说：“可我身上没有零钱了！我马上就下车……对不起！”
“用不着，战士同志！”旁边的上士愉快地说，一边伸手到裤袋里，掏出一个钱币递给女售票员。“亲爱的，请！我帮这位女战士买票。”
“不用，不用，哪能要您帮我付车费！”我不觉地提高了嗓门，同时觉得更加难为情了。
“怎么‘哪能要您帮我付车费’？”中士那对漂亮的淡黄眉毛往上一掀。“在战斗中就应该互相帮助嘛！”他从女售票员手中接过了票，递给了我，半打趣半正经地说：“女战士同志，咱们战后再算帐吧！”
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我还是生平第一遭在电车上由一个陌生人替我付车费。“我很感谢您。”我非常有诚意地对他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不用客气，女战士同志。……”他刚笑着说了一句话，猛地从我敞开的大衣里瞥见了我的军衔，感觉挺直了身体，对我说道：“对不起，指挥员同志，您穿的是中士的军大衣，我刚才没看清您的军衔……”
“得了吧，不用在意这些。”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拉着他在我的身边坐了下来。为了打消他的紧张情绪，我有意找话题问他：“您这是去哪里啊？上士同志。”
“去冈察莫尼斯嘎亚，指挥员同志。”随即他又向我解释说：“我刚从前线回来，有一天的休假，回那里去看看未婚妻。”
“那真是太巧了。我也要去那里，待会麻烦您帮我当个向导哦。”
“没问题，指挥员同志，我乐意为您效劳。”
第二十八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十）
电车停了下来。女售票员走到门边摁了一个钮，打开所有的车门，然后大声地对我们说：“电车到站了，同志们。都下车去吧！”
我和那位上士跟着大家下了车。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我有些疑惑地问身边的上士：“这里就是冈察莫尼斯嘎亚吗？”
“当然不是，这里离冈察莫尼斯嘎亚还有两站地，不过前面修筑了街垒，电车是开不过去的。剩下的路嘛……”他弯腰用双手拍了拍自己的膝盖，对我接着说：“只能靠我们的两条腿走过去了。”
我跟在上士的后面，沿着街边往前走。我一面走，一面打量着路上行色匆匆的路人的脸，打量着房屋上交叉贴着狭长黑纸条的窗户，打量着堆着沙袋的商店橱窗，打量着墙上贴着各式宣传画。
越往前走我们走得越慢，因为要不时地绕过一个个用沙包、圆木和木板堆成的街垒。把守这些街垒的人都穿着便衣、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看就是临时组建的民兵部队。他们不时地把路过的行人拦住检查证件，而我俩通过街垒的过程中，却是一路畅通无阻，对那些执勤的民兵来说，也许我们身上的军装就是最好的通行证。
又过了一会儿，我们停在一栋条石修建的房子前面。“我到地方了，指挥员同志。”然后上士又指着前方说：“顺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路右侧的第四栋房子，就是您要找的地方。”
“好的，”我向他伸出手说：“谢谢您，我们后会有期了。”和他握过手以后，我又独自沿着道路向前走去。
在一个与房屋相毗连的小树林里，我看见一群人正在那里挖掩体。共有二十来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站在已经齐胸深的土坑里，劲头十足地用铁铲挖着泥土，把泥土装满桶，然后挨个儿传到上面。在上面的人接过桶，到不远的地方倒掉泥土，又把空桶传到了下面土坑里。
“军人同志，”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位年轻的民警，也许是他看见我在这里停留很久了，所以过来询问一下。“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他这么一问，让我有些慌乱，我对警察的恐惧还是根深蒂固的，暂时无法改变的。稍微定了定神我才问：“我想找47号楼，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47号楼？”他反问道。“这里就是啊，军人同志。”
“您是管理这个区域的片警吗？”我试探地问道。
“那是自然。我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
“我有个朋友叫卡佳，我是来这里找她的家人的。”
“可能要让您失望了。”他脸上带着遗憾地说：“前不久区民政局来过了，通知说卡佳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
“那她的家人呢？”虽然来之前，我就猜到卡佳的家人十之**已经知道她牺牲的消息，但受她临终的嘱托，我还是应该走这一趟的。
“她的父亲参加民兵去了前线，她的母亲和姐姐都已经疏散到后方去了。”民警向我敬个礼，然后走开了。
没能找到卡佳的家人，冈察莫尼斯嘎亚之行就这样遗憾地结束了。我在路边拦了辆顺路的军车，让司机把我送到了离旅馆不远的地方，然后下车往回走。
快到旅馆的时候，我远远地看见科罗廖夫正在门口来回踱着步。他看见我出现，立刻拼命地打着手势，示意我动作快点。“难道我们出发的时间提前了？”想到这里，我赶紧朝他小跑过去。
“快点，大将同志等你半天了，我正考虑到什么地方去找你呢。”科罗廖夫抓住我的胳膊，扯着我的身体快步向里面走着。
“大将同志？！”我有些诧异地问：“哪位大将同志啊？”
“还能有谁？当然是我们方面军的前任司令员朱可夫大将啊。他都等你半天了。”
下一分钟，我就老老实实地站在了穿黑色皮军装的朱可夫面前。他没有更多的废话，开门见山地说：“奥夏宁娜同志，介于你在普耳科沃高地战斗中的勇敢，和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的杰出表现，斯大林同志亲自决定提升你为少校军衔。祝贺你！”
“为苏联服务！”我已经有过授勋和晋衔的经验，知道在这种场合该说什么。虽然我早知道自己会获得更高的军衔，但猜测最多就是个上尉军衔，没想到会连生三级，直接授予了我少校的军衔。
“接下来。”朱可夫等着随行的军官为我更换完肩章后，又接着说：“目前上级对你的任命有两个，你可以选择一下。”
“我可以问问是什么样的任命吗？”我鼓足勇气大胆地问了一句。
“克里姆林宫里某个高炮营的指挥员，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今天已经调离了，这支部队的指挥员位置上出现了一个空缺，你可以去担任这个职务。”
啊！我大吃了一惊，看来昨天科罗廖夫说的还真不是假话，因为让敌机侵入了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并投下了炸弹，负责防空的指挥员果然是受到了处分。不知道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挖煤还是被直接枪毙了？别济科夫的命运又如何呢？如果我答应出任这个职务，会不会步他们的后尘呢？
“你是怎么考虑的？”朱可夫看我没有说话，有些不耐烦地问了一句。“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说出来。”
“将军同志，”第一个任命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然到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还是比较关心第二个任命到底是什么。“我能听听另外一个任命是什么吗？”
“当然可以。”朱可夫点点头接着说：“我已经出任西方方面军的司令员，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陪我到波罗金诺去。不过我事先提醒一下你：那里的形势已经非常困难了。”
在我的印象中，朱可夫在战争中好像从来没有遇到危险的情况出现，所以跟着他走，自身的安全是绝对能得到保障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愿意担任您的副手，陪您去波罗金诺。将军同志！”
第二十九节 新的前线（一）
朱可夫的黑色轿车停在旅馆的内部停车场里，乔洛霍夫、科罗廖夫他们把我们送上了车。临上车前，科罗廖夫拥抱着我，在我的额头轻轻地吻了一下，用父亲的口吻关切地说：“丽达，你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我当时突然觉得鼻子发酸，感觉眼泪马上就要夺眶而出，我脸贴在他的胸前，哽咽地回答说：“巴维尔叔叔，谢谢你，我会想你的。回到列宁格勒，如果你见到薇拉的话，请代我向她问好。”
“动作快点，奥夏宁娜少校。”已经坐在车里的朱可夫有些不耐烦地催促我：“有什么话，等打败了德国鬼子再慢慢说。现在我们要立即出发到前线去。”
我拉开车门，坐进了轿车的后排，紧贴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坐下，然后隔着窗玻璃向外面的科罗廖夫挥手告别。
车缓缓启动，开出停车场后，车速逐渐地快了起来。
我回头一看，除了我们这一辆车，后来就再也没有车了。我有些诧异地问：“大将同志，我们这是去前线吗？”
“是的。”朱可夫不客气地回答我：“难道你以为我们这是去参加婚礼吗？”
“可是这里只有您、我和开车的司机三个人啊。您去前线，连个警卫员都不带吗？”
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上的朱可夫连头也没有回地说：“你身边的那个帆布包里有冲锋枪。据我所知，你对枪械很熟悉，枪法也不错，我们这一路上，你就负责担任我的警卫员。”
我愉快地答应了一声，打开了帆布包，从里面抽出了**夫冲锋枪，拉开枪栓检查了一下弹药，见枪里的子弹充足，心里顿时踏实了。只要手中有这支**夫冲锋枪，对付几个德军的散兵游勇，还是游刃有余的。
前方出现了一个检查站，摆放着路障的路口站着几个背步枪的战士。看见我们的车开过去，其中一个人站在了路中间，把右手举过头顶，示意我们停车。车稳稳地停在了他的面前，战士上来弯腰向车里查看。朱可夫坐直身体，扭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那名战士赶紧站直身体，后退了两步，举手向我们敬礼。看到这种情形，其他的几个战士赶紧把路上的障碍物移到了一旁。司机一踩油门，车又向前看去。
出了检查站，路的两边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劳动大军，里面大多数是妇女，她们正在挖掘环城的战壕。我看见在战壕的后方，除了修筑有碉堡以外，每隔几百米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里面有负责防空的战士在执勤。
“奥夏宁娜同志，”我正抱着冲锋枪向窗外张望的时候，朱可夫又突然说话了：“我有很多疑问，想问你一下。”
听他这么一说，我有些吃惊，朱可夫难道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向我请教的吗？我赶紧坐直身体，有些紧张地说：“将军同志，您请说吧。”
“你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所说的话，我今天已经看过会议记录了。不可否认，你所说的内容里很多论点很精辟、很独到。”说到这里，他扭过头看着我，继续说道：“不过令我吃惊的地方恰恰在这里，要知道能如此清晰地分析目前形势的人，起码都应该是个方面军的参谋长或者更高职位的人。而你，仅仅半个小时前，才获得了少校军衔。有很多的事情，连上将级别的指挥员都没有知道的权限，更何况你一个每天都待在前线的小军官了。面对德军的凶猛进攻，即使最高统帅本人，也没有信心在莫斯科城下能挡住他们。而你，却在讲台上，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我军不光能挡住敌人，并且还能完全地粉粹他们。说到分析我军高级指挥员在前期的失败原因，更加是一针见血。毫无疑问，能得出如此精辟结论的人，绝对是个旷世的军事天才。在目前的这种严峻形势下，我非常想结识一下这样的人，和他谈谈，向他请教一下如何应对眼前这种严峻的局面。所以我格外地想知道，究竟是谁把这些思想灌输到你的头脑里去的？”
对于他这样直接的问话，我顿时哑口无言。不错，在克里姆林宫讲台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从历史书上看来的，至于说到“进攻中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更是直接引用了主席在遵义会议上的总结。可是我该怎么回答他呢？难道我能将实情告诉面前的这位将军，说：“大将同志，其实我是来自未来的人，我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所讲的一切，都是后世书里所学的历史知识。”
那样一来，估计我不是被当成疯子，就会被当成奸细分子。我脑子快速地运转着，琢磨着该怎么圆谎。
“怎么了？”朱可夫有些不解地问：“那个人是不是被逮捕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以行使我的特别权利，把他解放出来，为他在方面军司令部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朱可夫把我的沉默当成了另有苦衷，前几年的大清洗运动中，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指挥员被无情地清洗掉了，其中包括苏军的军事天才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本人。估计他以为我遇到了一个在清洗运动中的幸存者，所以才会这样说。
“不是的，将军同志。”我急忙否认，然后用才编造出的理由来搪塞他：“我一个多月前，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在弥留之际，我感觉自己的灵魂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古堡，在里面见到一位神秘人。”
“什么样的神秘人？”他满脸疑惑地问道。
“我不知道，他脸上戴着一个铁面具，”我继续编着故事，“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他身上穿的是我军的制服。……”
“什么样的制服？直接点说。”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
“是。”继续故事已经开了头，后面编起来就容易多了。“是一套元帅的制服。他虽然戴着面具，但整个人看起来很年轻，也就四十来岁的样子。我所阐述的很多军事观点，都是他给我讲述的。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所说的一切，不过是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而已。”说到这里，我感觉额头上的汗水都下来了，看来说谎还是需要极好的心理素质才行。
听完我的话，朱可夫扭转身重新坐好，一言不发。
轿车颠簸着开上了一座木桥。
“将军同志，”一直沉默着的司机突然开口说话了：“我们快到普尔托瓦了。”
朱可夫扭头看了司机一眼，用平淡地声音说：“是吗？！”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又反问了一句：“普尔托瓦？！”
轿车继续颠簸地在木桥上向前开着，我不知道司机为什么会突然提起这个地名，只能一言不发地透过车窗向外张望着。
“少年时代，我在这里到处都走遍了。”朱可夫突然开口自言自语地说了起来，“我住的那个村子，离这里只有十公里远。在那里，现在还有妈妈、姐姐和她的孩子。”
“将军同志，”我忍不住插嘴说：“要不顺便去看看？”
“不，”朱可夫摇了摇头，非常果断地说：“时间不允许。”
车里又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随即司机的话打破了这种平静。“将军同志，如果敌人到了这里，那你的妈妈和姐姐怎么办？假如敌人知道这是朱可夫大将的亲人，那一定会被枪毙的。去吧，哪怕说一声，让她们离开……”
“不！”朱可夫非常坚决地说道：“我说不行，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要做的，是抓紧时间赶到西方方面军的指挥部去，目前那里的形势非常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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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节 新的前线（二）
轿车继续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上下颠簸着向前行驶。
我虽然从来不会晕车，可今天却被颠得头晕脑胀。在这种情形下，我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怀里抱着的冲锋枪的保险。要是不小心走火，打中了坐着的大人物，那么二战的历史就将因我而改写。
我看了看前排的情形，见司机全神贯注地驾驶着车辆，而朱可夫却低着头在闭目养神，于是也往后一靠，闭上眼睛开始睡觉。
车突然停了下来，随即听见司机的声音：“将军同志，您看！”
有情况！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几乎是在我睁眼的同时，手中的冲锋枪已经打开了保险，枪口指向了窗外，稍有什么不对劲，我就会立即扣动扳机，把枪里的子弹全打出去。
不过我很快发现是自己多虑了，拦车的是几个穿苏军坦克兵制服的人。其中一个上尉走到车前，弯腰凑到车窗前，干巴巴地说：“前面禁止通行！您是谁？将军同志。”
“我是朱可夫大将！”然后他又反问了一句：“你们的部队在哪？”
“大将同志，”上尉向朱可夫敬了个礼，向后一摆头说：“坦克旅的司令部，就在前面的小树林里。”
朱可夫向后扭转头，对我说：“丽达，我们去前面看看。”然后拉开车门跨了出去。
我也急忙拉开车门，把冲锋枪挂在脖子上，钻出轿车踏在了泥泞的道路上，然后跟着一群人的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小树林艰难地走过去。
路上，我看见树林里整齐地停放着许多苏军的T－34坦克。看着我们一行人走过来，坦克旁边站着的战士们纷纷站起来，挺直身体向我们行注目礼。不一会儿的工夫，我们来到了一个木屋外。
屋外连个站岗的战士都没有，上尉上前拉开房门，对朱可夫说：“这里就是坦克旅的司令部，请进吧，大将同志！”
朱可夫也不客气，从打开的门口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我也紧随其后，走进了房间。进去后，我便随手关上了门，手扶冲锋枪站在了门口。
朱可夫走到了屋子中间的长木桌旁，那些原本坐着的指挥员们纷纷站了起来。其中一个穿皮夹克的军官眼看着他，没有敬礼便直接向他报到：“预备队坦克旅旅长郑尼斯基上校向您报告。”
“我的老战友！你好啊！”朱可夫边说边向他伸出手去，接着两人的手就握到了一起。“没想到在这里和你见面了。最近怎么样啊？”
“我也是没想到在这里见到您，大将同志。”上校继续边说边和他继续握手。“我知道您在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
“不说了，”朱可夫打断了他的话，“汇报一下你们的情况。”
上校拿起桌上的一幅地图，指点着上面对朱可夫说：“敌人占领了尤步诺夫，我指挥的坦克旅作为预备队在这里。已经是第二天了，还没有接到过任何命令。”
朱可夫点点头，开始对上校下命令说：“现在这个坦克旅由我来指挥，没有我的指示，一辆坦克都准动。明白吗？”
“明白，大将同志！”
朱可夫回头看了看站在门口的我，向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我不敢怠慢，几步便跨到了屋子的中间。
朱可夫指着我向大家介绍：“认识一下，这是奥夏宁娜少校，她是我的副手。”
“少校？！”坦克旅上校上下打量着我，用疑惑不解地口气问朱可夫：“大将同志，据我所知，在我军的建制里，女兵的最高军衔只是中尉啊？”
“是的，我的老朋友！”朱可夫笑着说：“不过那是以前的旧规定了。斯大林同志今天已经签发了新的命令，取消了女兵的军衔限制，这样一来以后不光会有更多的女少校，甚至连将军、元帅都有可能出现。”然后看着我调侃地说：“你说是吗？未来的奥夏宁娜元帅同志！”
大家哄然大笑，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许多。
上校向我伸出手，面带笑容地说：“我对您表示祝贺，奥夏宁娜少校！”
“谢谢！”我和他握过手以后，又与屋子里的其他几个指挥员逐一握了手。
“我的老朋友，”朱可夫指着桌上的地图，对上校说：“这样，立刻把部队展开，组织防御，掩护麦登方向。”
“是！”上校答应了一声，然后端起了桌上的茶壶，用老朋友的口味对朱可夫说道。“大将同志，坐下来喝杯茶吧！”
“不了，”朱可夫摇摇头，伸出手和上校再次握手。“没时间了，你马上派一名通讯官跟我走。祝你们健康！”
说完他就大步地向外走去，我冲屋子里的人点点头，也急忙跟着跑了出去。
我们刚坐回到车里，坦克旅派出的通讯官就到了。我一看，还是熟人，就是刚才拦我们车，并把我们带到指挥部的那名上尉。
他站在车前，正准备敬礼，朱可夫就不耐烦地催促他：“不要磨蹭了，赶快上车吧。”他答应了一声，也钻进车来，坐到了我的身边。
“我们这就去前线吗？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出于礼貌，我用尊称问朱可夫。
“前线？！”朱可夫诧异地问：“什么样的前线？我们不是一直就在前线吗？”然后吩咐司机：“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