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五三节 住院期间的收获（上）
不记得自己在地上傻坐了多久后，被一个人拉了起来。机械地跟着对方走出地铁站，又被塞进了一辆黑色的轿车里。这才发现拉我上车的是别济科夫上校，我还傻乎乎地问坐在我身边的他，站台上的那些乘客里怎样了，还有幸存者吗？他有些不耐烦地说，都被打成碎肉了，怎么可能还有人幸存下来？
我当时好像是哭着问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为什么啊？几十个人，几十个人啊！里面还有老人妇女和孩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乱枪打得血肉模糊，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别济科夫不高兴地说：“都是那个该死的司机惹得祸，他在言语中侮辱了斯大林同志，本来就激怒了战士们。刚巧那个时候又出现了刺眼的白光，几乎所有的人在瞬间都眼前一片白茫茫地，本能地就扣动了扳机。……”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警报声。警报声起先又轻微，又遥远，随后很快地越来越响，压倒了别济科夫说话的声音。他气急败坏地冲着前排的司机喊道：“怎么回事？空袭警报不是解除了吗？怎么又响起来了？”
司机向窗外瞥了一眼，然后继续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开车，愤愤不平地回答说：“上校同志，德国佬现在学得特别狡猾，他们把空袭的机群分成两拨，分批起飞。当头批飞机离开一段时间，第二波轰炸机才赶到，对从防空洞里出来的人狂轰滥炸，导致平民死伤惨重。”
说着话，我瞥见从车窗外掠过的普希金铜像，知道已经离克里姆林宫不远了，再向前开几分钟就能到达安全的地方。然而德军的炸弹已经呼啸着落了下来，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了，传来一阵轰隆隆的房屋倒塌声。没等我扭头去看被炸毁的建筑，接着又有一颗炸弹在左前方的路边突然爆炸，震得我们的车身弹了一弹。别济科夫着急了，拼命地催促着司机：“快点，快点，再把车开快点！……”
话音未落，又一枚从天而降的炸弹落在我们的车旁爆炸，巨大的冲击将我们所乘坐的轿车掀翻了。在车翻滚的过程中，身旁的别济科夫重重地砸在了我的身上，砸得我眼冒金星两眼发黑，接着头部又狠狠地撞上了车顶，直接导致了我在轿车完成第一圈转体运动之前，就彻底失去了知觉。……
睁开眼睛，首先看见的是一片刺眼的白光。在一刹那，我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尸横遍野的站台上。我拼命地眨着眼，努力地适应着周围的一切。随着视线的恢复，我才发现这是一间雪白的病房。左右看了看，右边有个床头柜，窗户下面有一排黄色的暖气片，屋子里就我这一张病床，看来还是个单人病房。
我看了看自己的身体，不禁苦笑，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脱掉，左半身、胸部横七竖八地缠满了绷带。我想坐起来看看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可刚一动体，一阵剧痛便从左半身传来，疼得我忍不住哼了出来。
头皮有点发痒，唯一能活动的只有右手，我抬手想去挠一下，却摸到了额头上缠着的绷带。我暗叹自己的命不好，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都已经记不清楚自己这是第几次负伤、第几回进医院了。
这是房门打开，走进来一位穿着白大褂的护士，见到我已经苏醒过来，关上门后，急忙跑到我的身边蹲了下来，高兴地问：“您醒了，感觉怎么样？”
“我很好！”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和我一起的别济科夫上校的情况又怎样了，便接着问：“别济科夫上校怎么样了？”
“您放心，上校同志他很好！”护士安慰我说：“救护队把你们从车里救出来的时候，司机牺牲了，您负了点轻伤。至于上校嘛，他伤了一条腿，只要借助拐杖就能走路。”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37军医院，您入院时，我们得到了上级的指示，要给您提供最好的病房，提供最好的治疗，所以就给你安排到这个特别病房来了。……”
我正和护士一问一答的时候，外面传来了敲门的声音，护士起身过去开了门。随即我听见了护士的声音：“您好！上校同志！”
“奥夏宁娜中校醒过来了吗？”问话的人声音很熟悉，我一听就知道是别济科夫。
我连忙把盖在身上的被单往上拉了拉，遮住自己裸露的身体，然后对外面说了声：“门口是别济科夫上校吗？请进来坐吧，别站在门口了。”
护士侧着身体让开了路，别济科夫柱住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冲着我大声地说：“谢天谢地，你总算醒过来了！”
我把右手从被单下伸出去，冲他摆了摆，说：“上校同志，我的耳朵没受伤，您用不着说那么大声。”
护士走到床的另一侧，轻声地对我说：“上校同志的耳朵被爆炸声震聋了，说话声音太小的话，他听不见。”
既然护士这么说，我只能提高嗓门和他说话，同时示意护士出去并把房门关上，我可不想我和上校之间的谈话弄得路人皆知。我问坐在床边椅子上的别济科夫：“上校同志，情况怎么样了？”
我的本意是想问问外面的空袭结束没有，哪知道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使劲一拍大腿，说道：“简直是糟透了。没想到德国佬今天会连续发起两次空袭，本来按照最初的时间表，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克里姆林宫里收到斯大林同志的接见。没想到你又负了伤还昏迷不醒，这次接见已被临时取消了。”
“什么？”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斯大林要接见我，真是难以想象。我用手指指着自己的鼻子，不敢置信地反问了一句：“斯大林同志要见我？”
“是的。”别济科夫用肯定的口吻说：“让你回莫斯科，就是斯大林同志下的命令。”
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心里暗想这个时候招我回来，是不是又要加官进爵了，先授两枚勋章，然后再给个将军当当，那就不虚此行了。
我正在做黄粱美梦的时候，但别济科夫接下来说的话，一下就让我如同掉进了冰窖。“我还有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你，”他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的车队在从地铁站出来不久，就被敌机发现了。也许是被敌人当成了新到的增援部队，所以敌机对车队进行了轮番攻击，除了少数负伤的战士侥幸逃生外，其余的人都遇难了。”
我难以置信地问：“是运载地铁列车上乘客的车队吗？”
“是的！”别济科夫淡淡地说：“不光是他们的这支车队，就连我们警卫团护送那些机械技术人员和工人的车队也遭受了轰炸，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空袭中牺牲了。”
我愣了许久，忽然想起他用到了“几乎”这个词，于是心怀侥幸地问：“那弗洛宁高级工程师呢？还有叫……叫谢列金，好像是叫这个名字的工程师呢？他们也都遇难了吗？”说完就目不转睛地盯住别济科夫，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看到如我所期盼的那样摇摇头，我暗松了一口气，心里的大石头算是落了地。哪知道，他接着又说：“虽然他俩坐的轿车没有和车队一起走，但是也遭到了轰炸。”
我的心骤然提到了嗓子眼，呼吸也不由自主地急促起来，右手不自觉地握紧了床单，良久，我才弱弱地问道：“他俩没事吧。”
“谢列金工程师的头部被弹片削去了一半，当场就死了。而弗洛宁高级工程师的命大，被爆炸的气浪震晕了，头部负了上，手脚也有不同程度的骨折。经抢救，医生说他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暂时还处于昏迷中。我们已经把他安置在隔壁的病房里了，你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他。”
第一五四节 住院期间的收获（中）
我躺在医院特意安排的单身病房里，足足睡了一天。这一觉睡得却很香甜，自离开莫斯科以后，先是跟着罗科索夫斯基像消防队一样到处跑去救火，随即又到潘菲洛夫师协助工作，直至接任近卫第八师的师长职务，我已经很久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而基于对莫斯科医院建筑物结实程度的深刻了解，我根本就不担心还会遇到什么危险。
睡醒以后，我尝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虽然还是觉得腰酸背疼，但感觉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我坐在床上，把放在床头柜上的病号服拿了过来，试着自己穿衣。肩膀上的伤口大体已经愈合，左手也能多少用上点劲，所以很快就把衣服穿好了。
我下了床站稳后，试着活动一下左手，感觉手臂弯曲时情况还好，如果完全伸直的话，就会觉得特别疼，因此我非常识趣地把左手弯曲着紧贴着腰部放。在屋子里慢慢地走了几个来回，觉得自己已经可以正常行走了，才拉开房门，慢慢地走了出去。
刚走出门，一眼就看见了照顾我的护士，她正端着装着药物的托盘，从对面一个病房里出来，我连忙叫住了她：“护士同志！”
她回头看见是我，脸上露出微笑，说道：“指挥员同志，您起来了？我正打算待会儿去帮您换药呢，您怎么就出来了？”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反问道：“护士同志，您知道昨天在空袭中受伤的那位弗洛宁高级工程师在哪个病房？”
她随手推开她身后的病房门，指着里面说道：“就在这个病房，他的伤势已经稳定，您可以进去探望他。”
我也不客气，点点头，就经过她的身边走进了房间。弗洛宁老人躺在病床上，头上还缠着绷带。我轻轻地走到了他床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默默地看在躺在床上的老人。
说实话，昨天听到那些乘客的死讯时，我心里虽然挺难过的，但是也大松了一口气。要知道那么多来自未来的人，一旦谁多嘴，将未来的历史进程告诉了内务部的人，没准第二天的《真理报》上就会登出《党内最大的阴谋集团被揪出》之类的大标题。一旦那位我还未谋面的赫鲁晓夫被莫名其妙除掉了，将来的历史就会彻底乱套。看来历史还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一旦出现了大的偏差，它就会自行启动强大的纠错系统，让历史回到本来的发展轨道上去。这**百名穿越的乘客，本来会对这个时代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德军的一场空袭，就让他们全部灰飞烟灭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想到一个困扰俄罗斯人数十年的地铁乘客失踪之谜，居然会让我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发现了谜底，但是这个谜底我只能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而不能告诉其他人。况且就算对别人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没准还会把我当成一个疯子。最可怜的还是这些乘客后世的亲人们，还几十年如一日地盼着他们的归去，然而却想不到他们永远也回不去了。
我在床前坐了许久，也不见老人醒来，反而等来了主治医生。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进门后向我点点头，然后径直到床边检查老人的身体状态。他只是听了听老人的心跳，就打算离开，却被我叫住了。“医生同志，请您等一下。”
他停住了脚步，有些疑惑地问：“您有什么事吗？指挥员同志！”
“弗洛宁老人的病情怎么样了？”
医生很轻松地回答说：“已经没大碍了，他手脚骨折的部位已经复位，休养个把月就能正常行走了。昨晚他曾经清醒过一段时间，我还和他聊过天，不过……”说到这里，医生有些吞吞吐吐起来。
“不过什么？”我好奇地追问道，要知道老人来自未来这事，医院里除了我和别济科夫上校外，应该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听到医生欲言又止，我还以为他发现了什么真相，不禁有些担心起来。要知道，在这个国度里，知道了不该自己知道的秘密，就有丢掉性命的危险，所以想问个究竟。
“他的头部在空袭过程中受了震荡，导致部分记忆丧失……”
“记忆丧失？！”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猛地想起了“健忘症”这个词，但仓促间想不起俄语怎么说，只能继续追问：“这是什么病？”
“健忘症！”听到医生说出了这个单词的俄语发音，我心里不禁担心起来，如果他的重要记忆全部丧失了，留下来还有啥意思啊？于是好奇地问：“您知道，他丧失了什么样的记忆啊？”
“他连自己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都不知道。只是一个劲地念叨什么AK47，以及一个奇怪的人名……”
“什么人名？”
医生皱眉想了半天，才犹豫地说：“好像叫什么米哈伊尔之类的吧，他说的含含糊糊，我也没有听太清楚。”
“哦，我明白了。”听他这么说，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老人虽然丧失了部分的记忆，但是他的头脑中还是牢记着他所掌握的那些军事技术。这样一来，既可以向军工企业提供先进的技术，也不会将未来的一切泄漏出去，影响到历史的发展。
我在老人的床前又坐了一会儿，见他还是没有丝毫醒来的迹象，才叹了口气，缓缓地站起身慢吞吞地往外走。走到门口，我再次回头看了他一眼，才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这么早就回自己的病房，便沿着长长地走廊向前走。走了没多远，听见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怕后面来的人撞上我，急忙把身体贴着右边的墙边，想等后面的人走过去后再走。
走过去的是一名军官，他在经过我身边时，还侧着头看了我一眼。他越过我往前走了五六步，突然大叫了一声，猛地倒退了后来，退到我的身边，扭转身子，兴奋地问：“奥夏宁娜中校同志，是您吗？”
“是的，是我。”我诧异地看着面前的这名军官，上下打量着，心里觉得奇怪，这是谁啊？怎么会认识我呢？
“您不认识我了？”军官猛地摘掉了自己的帽子，脸上挂在掩饰不住的喜悦，连声说：“您仔细瞧瞧，仔细瞧瞧，一定能认出我的。”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再度把这位军官上下打量了一番，这次除了看清他领章上的少校军衔，确实觉得他有些面熟，不过真的想不起他是谁。
看着我一个劲地摇头，对方有些失望地说：“中校同志，难道您真的把我忘记了吗？我是雷斯达耶夫，独立营的三连连长啊！”
独立营的三连连长，他一提起这支我从敌后侦察回来时，收容掉队的战士所临时组建的部队番号，顿时让我的记忆复苏，立马就想起他是谁了。当时在攻打车站前，我让他带领三连，押送俘虏和辎重绕道去了第316师，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的面，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他。我高兴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哦，我想起来了，原来是你啊！”随即调侃他说：“看来你混得不错啊，已经当上少校了。”
雷斯达耶夫摸着后脑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说：“能担任这个职位，还是沾了您的光，否则的话，到现在没准我还只是一名普通的上士或者中士呢。”
沾我的光？这话又有点让我糊涂了，我只是个中校，好像还没有把他晋升为少校的权利。幸好他的及时解释，才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他押送俘虏和辎重到了316师的防地后，潘菲洛夫师长收下了辎重，又命令他押送俘虏回莫斯科。在俘虏营里，遇见了卫戍司令部来视察工作的一名将军，将军觉得他这个人还挺能干的，便直接把他调到了司令部。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如果我当初不是派他带部队押送俘虏和辎重，而是让他和我一起去攻打车站，估计他现在早就像费尔斯托夫、巴甫洛夫他们一样牺牲了。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地说：“唉！当初和我一起到敌后侦察的小分队成员，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真是可惜。”
听了我的话，他有些不解地说：“不会啊！卢金和萨波丘克不也活着吗？”
“什么？”他带给我的惊喜真是太大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大声地问：“你刚才说什么？一连长卢金和二连长萨波丘克也都活着？？？”
“是的，”他用肯定的口吻说：“他们现在待在尤日那亚的军医院里，我昨天才去探望过他们。其中卢金的伤势比较轻，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而萨波丘克腰部的伤还没有痊愈，只能每天躺在床上骂人。”
卢金、萨波丘克，我默念着这两个熟悉的名字，心中百感交集，鼻子一酸，不争气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
第一五五节 住院期间的收获（下）
看到我流泪，雷斯达耶夫有些慌了神，他手足无措地站在我面前，着急地问：“中校同志，您怎么了？怎么突然哭起来了？”
得知了卢金和萨波丘克的消息，我的心情突然好了起来。自打穿越到这个世界，虽然我结识了不少的人，可这些人最后不是和我分开，就是牺牲了。就连我竭力为自己培养的班底，在经过几场战斗后也损失殆尽。以卢金他俩的能力和资历，出院后多少能混上一官半职，将来我就能多两个得力助手。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不由地一阵轻松，抹了一把眼泪，笑了起来。
“没啥，我这是高兴的。”我高兴地在雷斯达耶夫的肩膀上擂了一拳，“谢谢你，雷斯达耶夫。我一直以为卢金和萨波丘克牺牲了，没想到他们还活着，这个消息真是太令人开心啦。”
“没事就好，”雷斯达耶夫呵呵地傻笑着说：“我看见您突然落泪了，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白担心了半天。”
“你吃过饭没有？”我不知道现在几点，还是习惯性地客套了一下：“没吃的话，我请你到医院的餐厅去吃。”
“午饭还没有吃，听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饿，现在就去吧。”雷斯达耶夫摇了摇头，也没和我客气，身体往旁边一侧，做了个请的姿势：“估计您还不知道餐厅在什么地方吧，我给您带路。”
医院的餐厅不大，里面只有十来张摆放整齐的方桌，这个时候应该不是吃饭的时间，餐厅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俩刚一走进去，门边的角落里站起一位包着头巾、穿着围裙的胖老太太，她冲着雷斯达耶夫说：“指挥员同志，对不起，餐厅现在停止营业，请您两个小时以后再来吧。”
虽然老太太对我们下了逐客令，可是雷斯达耶夫还是有些不甘心地问：“可我从早晨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呢，能不能为我准备点吃的？哪怕几片面包也行。”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老太太冷冷地回答说：“指挥员同志，餐厅现在不是营业时间，所有吃的都卖光了。”
听老太太这么说，我苦笑一下，歉意地对雷斯达耶夫说：“雷斯达耶夫，对不起，本来想请你吃东西，没想到餐厅不工作。我真是很抱歉。”
雷斯达耶夫失望地叹了口气，说：“唉！算了，我还是回卫戍司令部去吃吧。中校同志，我们走吧。”
“中校同志！”老太太听到雷斯达耶夫这样叫我，不禁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嘴里把我的军衔重复了一遍。(手机阅读本章节请登陆 wap)我们刚转身刚走出没几步，老太太突然在后面叫了一声：“请等一下。”
我们停住了脚步，回头看着追过来的老太太。老太太站在我的面前，试探地问我：“请问您是奥夏宁娜中校吗？”
“是的。”我有些诧异地看着她，猜测她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
“很抱歉，中校同志！”老太太向我道歉说，“您穿着病号服，我没有认出您。”
“没关系，病号服上本来就没有军衔标志，认不出来很正常。”我友好地对老太太说：“我们只是想来吃点东西，没想到餐厅停止营业了，唉，真是有点可惜。我们先走了，晚点再来。再见！”
说完我又准备走，老太太已经一把抓住了我的右臂，拉着我往餐厅里走，边走边说：“跟我来吧，姑娘。您好不容易来一次，哪能让您饿着肚子回去。”走了几步，又冲着还傻站在那里的雷斯达耶夫喊了一句：“我说，指挥员同志，您还站在那里做什么?难道您想像资本主义老爷一样站在那里，等仆人用盘子把吃的东西端到您的面前吗？”
在我和老太太善意的笑声中，雷斯达耶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抬脚就追了上来。
老太太把我们安置在一张餐桌旁，然后便到厨房里去为我们取食物去了。雷斯达耶夫看着老太太离去的背影，感慨地说：“看来还是您的面子大啊，连停止营业的餐厅，都可以破例为您提供服务。”
我也一头雾水，不明白老太太为啥听见我的军衔后，态度会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只是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雷斯达耶夫突然问了一句：“您这段时间一直待在第316步兵师吗？”
“是的，我率独立营收复车站后，就一直负责该地区的防御。十月革命节前晚，我接到师部的命令，和克罗希科夫指导员一起，率领一支从师属各部队抽调人员组成的混成营，去红场参加阅兵。……”
“等一等，”刚说到这里，雷斯达耶夫打断了我的话，插嘴说：“您是说您也率领部队参加了红场阅兵？”
“是的。”我感觉他好像想表达什么意思，特别是刚才说到了一个“也”字，难道他所在的部队也参加了那场著名的阅兵仪式？想到这里，好奇地追问道：“你为什么会说‘也’啊，难道你当时也在受阅部队里？”
他沮丧地摇摇头说：“那天我所在的部队，在红场附近的街道担任戒严，错过了亲眼见到斯大林同志的机会，真是可惜啊。”
“没关系！”我安慰他说：“这次没见到，下次还有机会的。况且你在卫戍司令部工作，见到斯大林同志的机会，比我们野战部队多得多。”
“对了，”他换了个话题，问：“费尔斯托夫、巴甫洛夫他们最近怎么样了，还在车站吗？老没见，还挺想他们的。”
我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脑海中立刻回想起悬挂在旗杆上、随风摆动着的费尔斯托夫的遗体，鼻子一阵阵发酸眼泪差点又落下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勉强稳定住自己的情形，眼睛看着天花板，说：“他们都牺牲了！在保卫车站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除了费尔斯托夫、巴甫洛夫，阿古明特、阿吉他们也牺牲了。我军在收复车站后，听被俘的德军官兵说，费尔斯托夫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还只身炸毁了一辆德国坦克。德军指挥官愤怒之下，命人将他吊死在了车站的旗杆上。……”
听到德军如此对待自己的战友，雷斯达耶夫气得眼冒怒火，猛地一掌拍在了桌子上，咬牙切齿地骂道：“这帮该死的法西斯强盗，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出了什么事？”原本在厨房里忙碌的老太太听见餐厅的巨响，连忙跑出来看个究竟。
“没事没事！”我急忙扭头朝着老太太连连摆手，说：“我们在聊天，少校同志有点激动，拍了一下桌子，惊动了您，真不好意思。”
“再过一分钟就能吃了。”老太太说完这话，又闪进了厨房。
我看着面前情绪激动的雷斯达耶夫，缓缓地说道：“这就是战争，要想不再失去我们的朋友、亲人，就必须要先打败这些侵略者。……”
“指挥员同志，让你们久等了。”老太太洪亮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随即看见她端着一个托盘走了出来。来到我们的餐桌前，她用左手托住托盘，右手把盘子里的东西一样样放到了桌上。
除了两盘烤土豆、一盘面包、一碗红菜汤外，居然还有一份冒着热气、浇了番茄汁、撒着新鲜的洋葱丝的烤肉。老太太摆好饭菜后，把托盘往旁边的桌上一放，然后做了请的姿势说：“请吃吧，指挥员同志。你们一定饿坏了吧。”
雷斯达耶夫也不客气，左手先拿起一片面包狠狠地咬了一口，没等放下，又用叉子叉起盘子里的土豆，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我一天没吃饭，真是饿坏了。”
我非常想了解老太太是如何知道我身份的，所以没马上吃东西，而是招呼她在旁边的位置坐下，然后好奇地问：“老太太，您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老太太先把另外一盘土豆推到了我的面前，才不紧不慢地说：“医院里昨天已经通知过我们了，说有位女中校同志在这里治伤，让我们大家要随时为她提供帮助。而我刚才听见这位指挥员叫您中校同志，我就猜到是您了。而且我还听别人说过不少您的事迹呢……”
“什么事迹？”听老太太这么说，我越发地好奇起来，没想到我现在也是小有名气了，居然已经有人开始传诵我的事件了。
“说您曾经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去执行危险的侦察任务。回来的途中，还收容了大批被打散的战士，组成了一支部队。和进攻城市的德国佬打仗的时候，还亲临第一线和敌人面对面地作战，并逼得一支敌人的部队向你们投降了。……”
老太太说的虽然简略，但都确有其事，不过这些事报纸上不可能报道，她又是如何知道的呢？我不解地看着老太太，问道：“您所说的事，是听谁说的？”
“我儿子！”
“您的儿子？！”
“是的！”老太太自豪地说：“他曾经在独立营待过，是您手下的连长。”
“我手下的连长？”我忍不住看了对面的雷斯达耶夫一眼，只见他嘴里叼着半块土豆，目瞪口呆地瞧着老太太。从老太太刚才对他的态度来看，两人肯定不是母子关系，那么谁会是她的儿子呢？
我把当时独立营的几个连长的名字默念了一遍，然后试探地问：“请问您的儿子是哪位？卢金还是萨波丘克？”
老太太摇摇头说：“都不是，我的儿子叫伊沙耶夫，是您手下的炮兵连长。”
“伊沙耶夫！”雷斯达耶夫嘴里的土豆吧嗒一声掉进了盘子里，他和我一起站了起来，异口同声地问老太太：“伊沙耶夫是您的儿子？他现在哪里，还活着吗？”
第一五六节 真实的梦境
11月22日这天，真是我的幸运日。
先是遇到了久未谋面的雷斯达耶夫，并从他的口中得知了卢金和萨波丘克尚在人间的喜讯。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医院的餐厅里，居然遇到了昔日的炮兵连长伊沙耶夫的母亲，知道伊沙耶夫也幸运地活了下来，正在莫斯科城里的某个军医院里养伤。
老太太又从厨房里给我们端了一壶茶，给我们两人都倒上后，她才毫不客气地坐在我的身边。由于有了伊沙耶夫这个共同的话题，大家之间就没有那么拘谨，聊起天也随意了许多。
“妈妈契卡，”雷斯达耶夫的嘴挺甜，马上就用爱称称呼老太太，逗得老人家喜笑颜开，才接着问：“快点给我们说说伊沙耶夫的情况吧。”
“嗯，给我们说说吧，他是怎么回莫斯科的，伤势重吗？”我也附和道，自打收复车站后，我就几乎没见过伊沙耶夫，至于连他啥时候作为伤员被运回莫斯科，我居然都一点不知情，可见我这样的指挥员是多么不称职。
“那天，正好赶上我休息，为响应区苏维埃业务劳动的号召，我也就没闲着，和居民楼剩下的妇女们在小区里挖战壕。突然有个陌生的声音在大声地问：‘请问，这里有谁是伊沙耶夫同志的亲属吗？’
我们愣住，齐齐朝说话人看去，原来是个政府工作人员打扮的女人站在战壕上方。‘是区苏维埃的民政助理。’听到这话，我感到心脏陡然一沉，心说难道是我的儿子伊沙耶夫牺牲了，只觉得浑身的力气被一下抽走了似的，一屁股就坐到了战壕里。
‘谁是伊沙耶夫同志的亲属？’那个工作人员又问了一遍，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
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只是把目光都看向了我。
我扶着壕壁，努力想站起来，只站起一半又跌坐到了地上，还是旁边过来一个邻居扶了一把，我才艰难地站了起来，蹒跚着向那个人走了过去，来到了她的面前，用有些变了调的嗓音回答她说：‘我是伊沙耶夫的母亲。’
工作人员从她提着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蹲下身体递给了我。我把信封接过来，怎么也没有勇气打开，便又还给了工作人员，恳求她为我念一遍内容。
原本以为是儿子伊沙耶夫的阵亡通知，没想到却是儿子负了伤，正在XX军医院养伤，通知我去探望。通知里还说，由于伊沙耶夫同志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上级部门特授予他一枚勇敢奖章，并晋升为中尉军衔。……”
听到这里，雷斯达耶夫兴奋地冲着我说：“听见了吗？中校同志，伊沙耶夫也获得了中尉军衔。”我看着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心里说在战争期间，升职永远是最快的，你不也当上少校了么。
老太太又接着说：“我按照通知上的地址，去找那家儿子养伤的军医院。刚见到儿子时，他身上、头上都缠着染血的绷带，看起来像重伤不治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不过一说话，却发现他精神挺好的。后来找医生一打听，才知道他只是皮外伤，伤势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严重。
我在儿子的病床前陪伴着他，听他讲述他的战斗经历。他告诉我说，他所在的部队在波罗金诺被德军打散，他只身一人逃出来时。在森林里遇到了费尔斯托夫排长，跟着他们一起向后方转移。
转移途中，遇到了您率领的侦察部队。由于您是最高军衔的指挥员，所以顺理成章地接管整支部队的指挥权，您刚接受部队时，他还挺瞧不起您的，认为一个女人会打啥仗，没准很快就会让大家当俘虏。
但是在攻打车站的战斗中，看到您身先士卒，挥舞着冲锋枪带着战士们冲锋；在坚守阵地时，丝毫不害怕头顶嗖嗖飞过的子弹，始终待在最前沿，像一个普通战士一样，端起枪和德国佬面对面地战斗，他才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太太真是健谈，几乎整个下午都是她在讲，我和雷斯达耶夫根本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不是餐厅的服务员回来上班，要准备伤员们的晚餐，还不知她会说到啥时候。
我送走了雷斯达耶夫，回到了自己的病房。一推门，看见那位漂亮的护士正在屋子里转圈，我随手关上门，调侃地问：“护士同志，您怎么了？怎么像一头笼子里的狮子老转圈啊？”
护士听见我的声音，停住了脚步，有些生气地问：“指挥员同志，您到哪里去了？我几乎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见到您的人，还以为您出什么事情了呢。”
我笑笑说：“我能出啥事情啊，您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该换药了，”然后给我下命令说：“快躺到床上去，我给您换药。”
我在护士的帮助下，脱掉身上的病号服，光着上身躺到了床上。她小心翼翼地拆掉绷带为我换药，用酒精清理伤口时，我感到了一片清凉，没有半点疼痛的感觉，看来伤口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
换完药打了针，她为我盖好了被子，说了句：“指挥员同志，您好好休息吧，别再到处乱跑了。”然后端着装着瓶瓶罐罐的托盘就出了房间。
她给我打的针剂里，估计还有镇静剂的成分，不一会儿的功夫，我就觉得眼皮越来越沉，渐渐地睁不开眼，很快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在半睡半醒中，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飘了起来，飘出了房间，飘出了城市，飘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从高空俯视下去，在一望无边的森林中间的开阔地上，到处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数不清的炮弹在双方阵地上爆炸，一团又一团腾起的烟雾随即被风吹散，在战场上形成了一片烟雾区。
我继续向苏军的纵深飘去，很快来到了一个村子的上方。村西口停着一辆T—34坦克，几个坦克手正坐在坦克上抽烟聊天，一番悠然自得的样子。除了他们，周围就再也看不到我军的战士。村口竖着块大木牌，上面有黑笔写的地名：“佩什基村”。
坦克旁边的木屋子里貌似有不少人，我好奇地飘过去想看个究竟。房间里一片嘈杂声，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分析形势。我看了一下在场的人，高级指挥员我几乎都认识，除了第16集团军的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参谋长马利宁，还有来自方面军司令部的卡梅拉将军和库尔金将军，从他们的对话中，我知道这些人原来是被朱可夫派来调查情况的。
这时，卡梅拉将军站起来，对在场的人大声说道：“方面军司令部的同志们，不用再讨论下去了，负责防御这个区域的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已经到了，我们不要再妨碍他指挥作战，都走吧！”说完走过去和罗帅哥握了握手，带着方面军司令部的调查小组离开了。
我跟着他们穿过村子，来到了村南面，发现这里的建筑物中间，停着大大小小二十几辆汽车，一群司机本来围在一起闲聊，见到指挥员来了，赶紧散开立正敬礼。来自方面军司令部的司机们敬完礼，连忙跑去打开车门，请自己的指挥员上车。
看着方面军司令部的调查小组的车队远去，我又回到了罗科索夫斯基所在的木房子里。此时司令员、参谋长，正和司令部里的参谋们分析着战局。根据种种迹象显示，近卫第八师有部队到达了村子北面五六公里外的森林里，而其他的部队还在边打边撤，暂时没有进入指定的防御区域。
大家正在研究敌我态势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把大家吓了一跳，集体回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才发现原来是一枚德军的坦克炮弹打穿了墙体，落到了房间里，不过令人庆幸的是炮弹没有爆炸。
罗科索夫斯基脸扭向一名指挥员，着急地问他：“指挥员同志，您的坦克布置在什么地方？您的坦克兵又都在干什么？怎么让德军轻易地摸到了村子外面，也没人发出战斗警报。”
坦克兵指挥员的回答，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了一惊：“对不起，司令员同志！我在村子的北面阵地上给步兵留了两辆坦克，其余的坦克开到杜雷金诺加油去了。”
“什么？”马利宁一拍桌子，气得破口大骂道：“胡闹！简直是胡闹！”
罗科索夫斯基还在努力保持镇定，淡淡地问坦克指挥员：“您确定这两辆留给步兵的坦克还在阵地上，没有开去加油啊？”
坦克指挥员显得盲然，他辩解说：“根据条令，在战争中一般是从后方给坦克运送油料的，而不是从前方给坦克运送油料。我从接到把所有的坦克都调到佩什基的命令后，就开始派坦克去加油了。”
“报告！”一名作战参谋推开门急匆匆地闯了进来，向罗科索夫斯基大声地报告说：“报告司令员同志！德军坦克沿公路冲进了村子，冲锋枪手沿村子的各个方向推进，对一幢幢房子扫射。最多再过三分钟，德军的坦克就会到我们这里。”
罗科索夫斯基吃了一惊，冲着在场的指挥员们大声地问：“我们封锁公路的部队究竟在什么地方？还有，我们的汽车在什么地方，还完好无损吗？”
“司令员同志，”开口说话的是参谋长马利宁，他忧郁地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只能赌赌运气了。”
“我们走！”罗科索夫斯基喊了一声，然后带着大家走出木房子，四处察看。在村子的上空不时有炮弹飞来飞去，时而落在他们的前方，时而落在他们的两边。一些炮弹呼啸而过，却轻轻落地；有的炮弹掉在建筑物或围墙上，但没有爆炸。我定睛一看，原来这些都是德军坦克发射的假弹。
那辆T—34坦克还停在房子旁边。坦克指挥员建议罗科索夫斯基坐到坦克里头去。但罗科索夫斯基却命令他马上坐这辆坦克去找自己的部队，指挥坦克兵掩护公路，不让敌人继续沿铁路前进，要知道铁路在佩什基以南6～8公里处横穿过列宁格勒公路。
他们一行12人疏散开来，保持在相互能看见对方的距离上，悄悄地走向村子的南面。而那辆T－34坦克则开足马力飞快地向西前进，吸引着敌人的注意。坦克驾驶员的技术非常棒，他驾驶的坦克在敌人的猛烈射击下，迅速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而罗科索夫斯基他们则小心翼翼地沿着街道向村南头靠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汽车。那些在这里焦急等待的司机们，看见指挥员们的到来，立刻纷纷奔向自己的汽车，打开车门招呼着他们上车逃命。
由于村子北面的阵地上，根本没有我军防守，所以德军得以长驱直入，迅速地突入了村子。德军的坦克更是一马当先，冲在整个部队的最前面，看见罗科索夫斯基他们的车队，立即加足马力追了上去。
看见罗科索夫斯基他们形势危险，我不禁担心地叫出了声。
第一五七节 接见
( )这一喊，让我猛地睁开了眼，四周一看，发现原来自己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不过是我做的一个梦。
我瞪大眼睛盯着天花板，努力地回想着梦中所见到的情景。说是梦，一切又显得那么真实；说是真实的，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在开阔地上，罗科索夫斯基的车队要想从德军坦克的包围中冲出去，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在我对苏联的有限记忆中，罗科索夫斯基可是顺顺利利第活到了战后，不光当上了苏联元帅，而且还担任了二战胜利后红场首次阅兵的总指挥。也许我刚才见到的一切，就只是一个梦，完全用不着我来杞人忧天。
我闭上眼睛想继续睡觉。但是人半夜清醒以后，再想睡着就不太容易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良久，始终没有半点睡意。睁眼瞅了瞅天色，应该还是半夜。这时候起床太早了点，就算起来也无事可做，于是又闭上眼睛继续睡觉。
闭上眼睛还是半点睡意都无，脑海中又不由地把刚才的梦像播电影似的回放了一遍。梦里出现的佩什基村以及坦克指挥员提到杜雷金诺的地名，我既没有去过也从未曾听过，可是梦里的一切为什么看起来是那么真实呢？
天蒙蒙亮时，胡思乱想了整整半宿的我，终于盼来了久违的睡意。“也许就只是一个梦。”我心里默念着，慢慢进入梦乡。刚睡了没多一会儿，隐约听见有人推门的声音，我努力睁开如同灌了铅的眼皮，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屋里没有开灯，但我打眼一看，便知道是护理我的那名护士，她正轻手轻脚的朝我床头走过来。
“有什么事吗？护士同志！”看着这位护士是打算来叫醒我的，于是我暗叹了一口气，然后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
也许没想到我已经醒了，听到我突然出声，她被吓得啊了一声，双手捂住胸口，向后连退了几步。稍稍定了定神，她用手轻轻地拍着胸部，剧烈地喘息了几下，打开屋里的灯，才重新走过来，弯下身子，说：“指挥员同志，您醒了！”
“是啊！有什么事？”我边问边尝试着坐起来。
“别济科夫上校在外面等您，说有重要的事情！”她连忙上前一步扶我坐起来穿衣服。
我暗叹了一口气，看来今天连个踏实觉都睡不成了，于是边穿衣服边问她：“你知道上校同志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她为我系着病号服的扣子，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上校只是让我尽快把您叫起来，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穿好衣服，我向后移动了一下身体，背靠着床头，对护士说：“好了，你去请上校同志进来。”
护士答应一声，过去打开了房门，对外面说了句：“上校同志，请进来！”说完身子往旁边一侧，好让别济科夫进门。
看到一瘸一拐走进来的别济科夫，手里居然没有拄拐杖，不禁让我有些意外：他的恢复能力太强了，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独立行走了。等他在我的床前坐下，我抢先问道：“上校同志，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他先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刚接到电话通知，再过半小时，克里姆林宫会派车来接我们。斯大林同志要接见你，你先做好准备。”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此话一出，我顿时惊呆了：什么？斯大林要接见我，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我根本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战绩，能吸引到最高统帅的注意，怎么会这么突兀的召见我呢？
没等我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又看着我，用不容反驳的口吻说：“你穿这身去见斯大林同志可不行，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新军装，很快就给你送过来。”
话音未落，门口便传来了敲门声。站在门口的护士把门拉开了一条缝，把头探了出去。我只听见她和门外的人小声地说了几句，随即把门大打开。我瞥见门外还站着一名穿制服的军人，手里好像还捧着什么东西。别济科夫回头看见了这人，马上站起身来大声地说：“把衣服交给护士，你就可以离开了。”外面的战士答应一声，把手里的衣服交给了护士，敬了个军礼，转身走开了。
护士捧着衣服来到别济科夫的身边，眼看着他等着他下命令。别济科夫冲我摆了一下头，说：“还愣着干嘛？赶紧给中校同志换上啊。”
护士答应一声，便又抱着衣服来到了我的身边，然后扭头看了看别济科夫，没有说话。我明白了护士的这个为难表情的含义，赶紧招呼别济科夫：“上校同志，我要换衣服了，您能否先回避一下？”
“哦，”别济科夫听我这么说，明显地愣了一下，随即连连点头：“没问题，我马上出去，我在外面等你。”说着便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出门，并顺手带上了房门。
别济科夫给我准备的，是一套崭新的军装，深灰色的军大衣，白色的制式衬衣、灰色的制服裙、衣领上佩戴着军衔的标准军装以及一顶灰色圆筒毛皮帽。护士帮我脱掉病号服，然后在帮着我一件件地穿上了新军服。
我穿好衣服从病床上下来，正准备穿裙子，却发现护士直愣愣地瞧着我。我好奇地问她：“护士同志，您看什么呢？”
“您真漂亮！都把我看呆了！”护士毫不吝啬她的赞誉之词，反而让我脸红了，我赶紧边穿裙子边岔开话题：“我穿好了，你去请上校同志进来。”
别济科夫进来时，我已经戴好了军帽，正在穿军大衣。一看到我，他也和护士刚才相同的表情，眼都不眨地盯着我，看得我格外尴尬。我赶紧咳嗽了一声，问他：“上校同志，我穿好衣服了，什么时候可以出发啊？”
他猛地回过神来，慌乱地答应着：“现在就能走，我们可以到外面去等车。”
我们经过下大厅往外走的时候，正好有名装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推着餐车经过。别济科夫把他拦住，从车上抓了一把面包片递给了我，关切地说：“你还没有吃早饭，先吃点东西，别饿坏了。”
我向他道了谢，接过了面包片。
正准备开吃的时候，从外面匆匆跑进一名战士，到别济科夫的面前立正敬礼，报告说：“上校同志！我是奉命来接您和奥夏宁娜中校的。车就在外面，请跟我来！”
“明白了。”别济科夫冲战士还了个礼，然后扭头对我说：“车来了，我们走！”说完抬脚就走，我赶紧把还没来得及吃的面包片放进了口袋，跟着他往外走。
汽车驶向了克里姆林宫，在进拱门前，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别济科夫摇下车窗玻璃，伸出手去向站在门边一名军官做了个手势。那个军官举手敬了个礼，同时退到一边去了。两个持枪站在褐色岗棚旁边的战土，向我们的汽车行了一个持枪礼。
“把车开到老地方去。”上校轻声命令司机。
汽车几乎没有降低速度，便从大克里姆林宫旁边驶过，绕过空旷的伊凡诺夫广场，在盖着雕花金属檐板的大门台阶前刹住了。车一停稳，上校便打开车门跳了出去，走到后面来帮我拉开了车门。
我从车里出来，好奇地四周张望，上次来的比较匆忙，没看那么仔细，现在才发现旁边那座有五个鎏金大圆顶的教堂，原来就是圣母大教堂，据说里面摆放着装有历代教皇和沙皇遗体的铜棺。
“跟我来！”别济科夫面无表情地对我说道，然后转身走上台阶在前面为我领路。在我的印象中，克里姆林宫是以神秘和门卫森严著称，这一路之上，不知道会遇到多少盘查。但跟在别济科夫的后面，所以的手续都省略了，一路畅通无阻。
到了二，来到一条地上铺着红色的长条地毯的宽阔大走廊内。走廊的两侧每隔相当距离就有一扇高大的浸染柞木色的门，门上都有一块很大的黑色正方形牌子。我根本顾不上去看牌子上写着什么，只是埋着头跟在别济科夫的后面往前走，越走我的心情越紧张。
走廊走到尽头，向右转的地方有一张小桌子，铺着绿色的呢子，上面放着一架电话机。桌子后面坐着一名没戴军帽的军人。看到我们的到来，他连忙站起身来，对别济科夫轻声地说：“上校同志，您来了！斯大林同志在里面，有命令，只让奥夏宁娜中校一个人进去。”随后他又转向我，说道：“奥夏宁娜中校，斯大林同志在里面等您。请进！”一边说，一边小心而轻捷地握住门把手，把门拉开。
门开了以后，我还站在门口发呆，别济科夫上校在后面推了我一把，轻轻地说：“快点进去！别让斯大林同志久等。”
我原以为进门就能见到斯大林，没想到只看见门左侧的桌子旁坐着一个剃着光头的人。我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是我认识的波斯克列贝舍夫。虽然上次我差点死在他的手上，但是他是斯大林最信任的人，我还不能得罪他，于是脸上挤出笑容，和他打招呼：“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您好！我们又见面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站起身，面无表情地伸出手，和我礼貌地握了握手，然后转身打开身后的门，对我冷冷地说了句：“请进，斯大林同志在里面等您！”
我一跨进房间，立刻就看见了斯大林。
第一五八节 化解险情
( )斯大林背对着门站在一张长条桌前，身体向前倾，正在查看摊放在桌上的地图。
我快步地走到了离他两三米的地方，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抬起右手，举到帽檐的位置，向他敬礼同时报告自己的到来。因为紧张，不光声音打颤，说出的话也结结巴巴：“报……报告！斯……斯……斯大林同……同志！中校奥夏宁娜奉命前来，听……听候您……您的指示！”
听到我的声音，斯大林转过身来。他穿着灰色制服上衣，上宽下窄的马裤，裤腿塞在长统靴里，拳头虚握着一只烟斗。上下打量我一番后，学着我的口吻说：“报……报告！斯……斯……斯大林同……同志！……”
他脸上虽然是一副一本正经的表情，但却把我的口吻学得惟妙惟肖，让我不禁莞尔，室内的气氛也因此变得轻松。他把烟斗换到了左手，然后向我伸出了手，亲切地说道：“丽达同志，欢迎你回到莫斯科。”
和斯大林握完手，我原本应该保持立正姿势，双手自然下垂指尖贴着裤缝。但因左肩的伤势未愈，左手无法完全伸直，只好弯曲着放在腰间。
斯大林再度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关切地问被他瞧得忐忑不安的我：“丽达，听说你在前线受了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赶紧用右手托住了左臂，向上微微抬了一下，大声地回答：“报告斯大林同志，恢复得很好，要不了多长的时间，就能和从前一样，拿起武器和敌人战斗。”
“丽达，到这里来坐！”斯大林把桌边的一把椅子拉出来，招呼我坐下。
看到斯大林对我这么客气，我不禁有些受宠若惊。虽然他连说了两次，但我还是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没动。直到他先在铺着绿呢子的长桌另一端坐下，我才迈步走了过去，坐在了他指定的位置。
他把烟斗衔在嘴上，又从桌上拿起火柴盒，划着了一根火柴，细心地把火柴在烟丝上来回移动，直到所有的烟丝全发红为止。点着烟斗，他吸了一口，吐出了烟圈，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丽达！前段时间，我们从自愿者中抽调人手，组建了一个妇女团。最高苏维埃在讨论让谁来担任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时，伏罗希洛夫同志向大家推荐了你。由于你当初在克里姆林宫讲台上的杰出表现，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所以这个提议得到了一致通过。当把这个任命向朱可夫传达时，才知道你已经被任命为了第八近卫师的代理师长，同时还得到了你在战斗中负伤的消息。是我亲自下令，让朱可夫安排人手送你回城养伤。……”
听他这么说，我才明白，让我回莫斯科养伤的通知为啥来得这么突然，以及回城路上，经过路上检查站时，那些战士对我的态度的恭敬态度，原来都与面前的这位最高统帅有关。
我刚想对他说了一句感谢的话，他已经换了个话题：“你在前线待了这么久，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从目前的局势来分析，你觉得我们能战胜德国人吗？”
这个突兀的问题，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斯大林为什么会这样问我，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看着他发呆。
他站了起来，把烟斗从嘴上取下来，握在手中，在桌边来回慢慢地走着。看到我迟迟没有说话，便停下脚步，奇怪地问道：“丽达同志，你怎么不说话，难道对我有什么顾忌吗？”
听到他这话，我心说不顾忌你才怪，万一说错了话，您老人家一怒之下把我拖出去枪毙，那我多冤啊！心里虽然这样想，但嘴上却不敢这么说，脸上还得挤出笑脸，说：“我正在考虑该怎样向您汇报。”
“那就随便，”斯大林把烟斗叼在了嘴上，继续在桌前走来走去，“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聊聊天。”
他话虽这样说，但是我却不敢掉以轻心，在脑子里重新组织了一下词语，才谨慎地说道：“斯大林同志，虽然目前的局势对我们很不利，面对德军越来越凶猛的攻势，我军的防线依旧在不断地向后退缩着。但根据各种情况分析，再过半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我们不光能挡住德军的进攻，而且能将他们击退到离城市相当远的地方去。”
听到这样回答他，斯大林不由自主地停止了脚步，眼看着我，大胡子微微翘了起来。他抬手取下烟斗，用烟嘴那面朝我点了点，说：“谈谈你的理由！”
“法西斯匪徒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我们伟大苏维埃祖国进行的却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是一场几乎全民兼兵抗击法西斯匪徒的战争。……”
“停！停！停！”斯大林打断我的话，有些不悦地说：“我想听的是你的心里话，而不是这种人人会说的套话！”
看到他这个态度，我知道不能再用套话空话来敷衍他，斟酌了一下，才接着说：“……遭受我军顽强抵抗的法西斯匪徒，在经过长达几个月的战斗，都已经变得疲劳了，他们原本疯狂的攻势正在逐渐开始减弱。他们远离本土，深入我国腹地作战，对后勤补给的依赖很强。但由于他们的部队推进太快，没有留下足够的兵力巩固已占领地区，在这条长达一千多公路的补给线上，一直有我方的游击队和破坏小组在活动，敌人要想把物质从后方运到前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等一等。”斯大林再度打断了我的话，他走到桌前，俯下身子看着面前的地图，用手指点了点莫斯科的位置，然后向西画了一条虚线，若有所思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法西斯匪徒的这条补给线，实际上是控制在我们手中的？”
“是的，斯大林同志！”我信心十足地回答说：“法西斯匪徒因战线过长，补给不足，战役中消耗过大，没有既设防御阵地和战役预备队，又无在冬季条件下作战的准备。一旦严寒来临，他们的士兵将会因为缺少冬装，而出现大量的非战斗减员。他们坦克和其它车辆都因为低温而不能动弹。……”
“分析得很有道理！”听完我分析了将近半个小时，斯大林如释重负地站直身体，把早已熄灭的烟斗在烟灰缸上磕了磕，然后用握烟斗的手指指我，提示说：“还有什么补充没有？比如说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加剧法西斯匪徒目前的这种窘境，加速他们的灭亡？”
我思索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了四个字：“坚壁清野！”
斯大林点点头，说：“你说的这个办法，最高统帅部早就考虑到了，并下达了第0428号命令。命令中提到：摧毁和焚烧前沿纵深40－60公里的所有居民区……立即投入所有飞机，集中使用火炮和迫击炮，使用侦察兵、滑雪兵和游击队……必须摧毁所有居民区，毫无保留……。同时要求接受任务的部队，在11月21日至12月1日10天内完成。……”
他说的很慢，但说出的每个单词，都如同一枚重磅炸弹般砸在我的心上。虽然屋子里很暖和，我又穿着厚厚的军大衣，但听他轻描淡写地提起这些，我还是忍不住打起了冷战。这道简短的命令，就意味着数以万计的群众将会无家可归。虽然我也明白这在战争中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但心中却始终有些不忍。莫斯科周围的居民点林立，是德军赖以藏身和御寒的天然依托，也只有这种不近人情的命令，才能达到把德军从温暖的房子里赶到冰天雪地中的目的。
“丽达！丽达！”斯大林的喊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刚才我居然在不知不觉中走了神，连他后面说了些什么都没有听见。我赶紧把目光重新投向了他，等待说他后面的话。
“你在想什么？”他没有提高语调，关切地问我：“我叫了你那么多声都没有听见。”
“没什么，斯大林同志！”我有些尴尬地回答说：“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就走了一会儿神。”
斯大林盯着我的眼睛，有些好奇地问道：“想到什么事情了，居然能让你走神？”
虽然他的眼神中并没有流露出什么特殊的表情，可是我却觉得这个眼神在警告我：千万不要说谎，你骗不了我的。我犹豫了一下，猛地站起身来，清咳了一声，掩饰自己的慌乱情绪：“我想起早晨做的一个梦，在梦里，我见到了罗科索夫斯基将军遇到了危险，他和集团军其他指挥员乘坐的汽车被德军的坦克困住了。”
斯大林听完我的话，居然哈哈大笑起来。我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反应，不禁愣住了。他的笑声很大，甚至连屋外的波斯克列贝舍夫都听见了，打开房门探头进来想看个究竟。斯大林发现了他站在门口，挥了挥手让他出去。
等波斯克列贝舍夫出去关上门后，斯大林才停止了笑声，有点严肃地对我说：“丽达同志，只是一个梦，别为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分神。”
“可是，斯大林同志！”我竭力为自己辩解说：“我在梦里见到的情景非常真实，而且指挥部所待的地方，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虽然只是个梦，但也不能掉以轻心。”随即我把自己梦境中所见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讲述给他听。
斯大林的脸色沉了下来，可能是由于我这种不知好歹的态度惹他变了脸。他把空烟斗叼在嘴上，背着手在原地转着圈，似乎在思考我讲述的这个梦境是否可信。良久，他才停住脚步，眼睛望向我，用异常认真的口吻问我：“你确定你梦境中所见到的地方，是从来不曾去过，甚至连听说也没有过的地方吗？”
“是的。”我肯定地回答他。
“那么你再重复一下你在梦中听到的地名，和见到的那些军官的名字。”
“那个村子的名字叫‘佩什基’，方面军司令部调查小组的负责人，是卡梅拉将军和库尔金将军。”
斯大林听完地名和人名，轻轻地点点头，然后迈着沉着而自信的步子，轻轻走到这个大房间的另一端。他走到写字桌边的圈手椅旁，坐下来，取下一架电话机的耳机，轻声说：“我是斯大林。”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稍微提高了点声调，对话筒里说道：“沙波什尼科夫同志，您马上给西方面军的朱可夫同志打个电话，询问一下他今天是否派了调查小组到前线去，小组负责的军官是谁？同时，您再了解一下位于列宁格勒公路以北的佩什基村，是否有我们的部队在那里？我等着您的答复。”
放下话筒，斯大林坐在位子上没有起来，往烟斗里搁了烟丝，再次点燃，坐在那里抽起烟来。而我站在原地，忐忑不安地瞧着他，心里后悔自己有点太冒失了，不过是一个梦，却一本正经地讲给斯大林听，还讲得好像和真事一样。
虽然只过几分钟，但对于我来说，却如同几个小时一样漫长。听到桌上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的心跳骤然加速，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打来的电话，就能确认我刚才所说的是真实的，还是纯属一个梦。
斯大林拿起话筒，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放下话筒，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走到了我的面前，慢吞吞地说：“丽达！就在半个小时前，朱可夫派了卡梅拉将军和库尔金将军，带着方面军司令部的临时调查小组，到前线去了解第16集团军擅自撤出现有防区的事情，他们的目的地就是佩什基村。参谋总长还汇报，说村里有我们的部队，还有一定数量的坦克。看来，你所说的梦境是真的。”
我没有说话，而是紧张地盯着斯大林，看他会做出什么决定。他把烟斗从嘴边拿开，皱着眉头想了一下，然后说：“如果真如你梦见的那样，罗科索夫斯基同志就会有危险。应该从附近调可靠的部队去帮助他脱离危险。”
第一五九节 举贤（上）
( )斯大林重新走回到写字桌前，拿起了话筒。他把话筒贴在耳边，却没有说话。这个姿势保持了一阵，他索性放下了话筒，背着手在大房间的另一头走来走去。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却不敢随便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目光随着他四处移动。心里有些奇怪地猜测他打算做什么？明明刚才电话已经拿起来了，可他为什么又迟迟不向下面发布命令。如果我的梦境是真的，又没有援军，那么罗科索夫斯基即将面临的就是凶多吉少的命运。
很快我就释然了，他的这种犹豫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他是最高统帅，也不能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就随便去越级调动下面的部队。我有些后悔刚才不该把自己的梦告诉他，以至于害得他陷入了选择障碍之中。
不过我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就在我考虑是否为自己的冒失向斯大林道歉时，他果断地走到了桌前，拿起桌上一部电话的话筒，拨了一个号，说：“我是斯大林。”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沙波什尼科夫同志，请您马上从预备队里调一个团，给他们配备十辆坦克，迅速地赶往佩什基村，在这里建立一个防御阵地。记住，他们必须在今天下午四点以前进入防御阵地。”
对方好像说了句什么，但我隔得太远听不见，斯大林有些不高兴地说：“这件事情您亲自去布置，不用通知朱可夫。该部队归您直接指挥，什么时候撤出阵地由我说了算。”说完，不由分说地挂上了电话。
他重新点燃了烟斗，吸了一口后，朝我走了过来，在离我还有两三步的地方停止，说：“罗科索夫斯基的事情你不用担心了，接下来我想和你谈另外一件事。”
刚才听见他下令调部队去佩什基村，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可听到他最后这句话，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还会有什么事？哎呀！不会是追究我擅自把部队从沃洛科拉姆斯克撤出来的事。如果真的追究起来，没准可以直接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在我的印象中，苏联的军事法庭和死亡判决书是划等号的，原西方面军的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就是因为战争爆发后的接连指挥失误，断送了数十万将士的性命，而被斯大林下令处决了。那么高地位的人，都是说枪毙就枪毙了，更何况我这个小小的中校。想到这里，我虽然表面上竭力保持着镇定，但是双脚已经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听别济科夫上校说，你是前天中午到的莫斯科？”
听到斯大林问的是这个问题，我虽然感到很奇怪，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
“听说你在红色布莱斯诺站躲避空袭时，遇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吗？”
“是的。”
“说说当时的情况，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斯大林说着从我身边走过，重新坐回到长桌旁，并招呼我坐下。
我坐下后，老老实实地回答他说：“我在红色布莱斯诺站里躲避空袭时，有颗德军的炸弹穿透了深深土层，落到了地铁站里的铁轨上。我和几名歼击营的指挥员正在研究炸弹时，突然有列地铁列车从白俄罗斯站的方向开了过来。由于炸弹在铁轨中间，我怕出危险，派人及时地让列车停了下来。车停稳后，从车里走下来许多乘客，有战士发现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几乎人人都穿着夏天的衣服……”
“是只有一个人穿夏天的衣服，还是所有的人都夏天打扮。”斯大林打断我的话，追问了其中的一个细节。
“是所有人。斯大林同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并补充说：“当所有人从列车上下来后，我专门到车厢里去查看过，结果我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什么事？”他再次好奇地打断了我的话。
“是一份报纸。准确地说，是一份1975年7月23日的报纸。”
“你还记得上面的内容吗？”
“我当时瞥了一眼，上面有条新闻好像介绍了我国驻军在柏林的事情。……”
“什么？柏林？？？”他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追问道：“你确定你没有看错。报纸上说的是苏联在柏林的驻军？”
“是的，我一点没看错。”我用肯定的口吻回答他说：“本来我想细看一下，结果这时候歼击营的指挥员过来找我，我就把报纸放下离开了。”
“那份报纸现在哪里？”斯大林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摇了摇头，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后来的情况很乱，内务部的战士开枪时，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列车就消失。那份报纸，也许落在了列车里，随着消失的列车一起消失了；也有可能在准备押送劳改营的某个乘客身上，不过他们在路上遭遇空袭，都死了，那份报纸也许已经化为了灰。”
“唉！”他叹了口气，脸上满是遗憾。
“不过，斯大林同志！列车上的乘客里还有一位幸存者，他是不属于我们时代的人，也许他知道很多我们想知道的东西。”
“他是什么人？”
“是一家军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他对我们现在的卫国战争应该是有帮助的。”
“他在什么地方？”
听到斯大林这样问，我不禁微微皱了下眉，心想难道这么重要的事情，别济科夫上校居然没有向他汇报吗？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又听见斯大林问：“丽达！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第一六?节 举贤（下）
( )看到斯大林有发怒的趋势，吓得我连忙站了起来，慌乱地回答道：“报告斯大林同志，那名叫弗洛宁的高级工程师，他在空袭中受了伤，目前正在我住的那家医院里养伤。”
斯大林抬头瞥了我一眼，把烟斗侧过来，在烟灰缸边缘轻轻地磕了几下，把烟灰倒进了缸内，若有所思地问：“那天你找别济科夫亲自出马，就是为了这名来历不明的工程师吗？”
既然他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只能实话实说了，我低着头盯着面前的地图，说：“弗洛宁高级工程师和那些乘客一样，都不是我们时代的人，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来到了我们这里。当时我刚发现真相时，感到非常地震惊，这简直太不可思议、太匪夷所思了。”说到这里，我偷偷瞥了一眼斯大林，他也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盯着面前的地图，然后继续说：“作为一名来自后世的军工专家，他掌握着许多我们目前还不知晓的尖端军事技术，这对我们改善部队的现有装备很有帮助。”
“你发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找别济科夫去帮助你的！”斯大林说这话时抬起了头，眼睛盯着我问：“我这样的说法，对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您分析得很对。就是弗洛宁这样难得的技术人才，却被内务部的下级军官说成是德国间谍，要枪毙他。您知道，内务部的部队是有特权的，虽然我的军衔比那名军官高很多，我却无权改变他做出的决定，只好找别济科夫上校来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你和他单独交谈过吗？”斯大林说道这里，犹豫了一下，才小心翼翼地问：“他有没有说我们能守住莫斯科吗？”
“能的！”虽然我不清楚莫斯科保卫战的很多具体细节，但却清楚地知道，这场战役是以苏军的胜利德军的败退而告终的，所以我才能给斯大林一个肯定的回答。“我听弗洛宁说，”我知道老人失忆了，即使他和斯大林见面，很多事情也想不起来，所以我毫无顾忌地把自己所知道的历史，以弗洛宁的名义说出来，“虽然法西斯匪徒的攻势凶猛，但他们在我军的顽强抵抗下，只是接近了莫斯科，却没能踏进城市一步。而且在您的英明领导下，红军在12月初开始了伟大地反攻，将入侵之敌远远地驱离了我们的城市。……”
听到我这样说，他的大胡子再度微微上翘，脸上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我心里暗松一口气，看来自己的马屁还是让他挺受用的。他站了起来，背着手在我的面前走来走去，用征询的口吻问道：“你觉得我该如何安置这位了不起的工程师呢？”
“当然是去兵器制造局，在那里为他安排一个位置。只要有了他提供的技术资料，我们的军事装备很快就可以上一个档次，缩短我们和敌人之间的装备技术的差距。假以时日，我们甚至还可以超过他们。……”
“丽达，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斯大林摆手打断了我的话，让我不由地一愣，“就算这位工程师向我们提供完整的技术资料，但是像飞机、坦克、大炮这样的技术装备，不是简单地按照图纸组装完毕就能使用的，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有没有配套的生产线、目前国内生产的钢材等原料是否符合标准，以及一系列的武器测试等等工作要做，就算要完成部队的列装，也是一两年以后的事情了。……”
他的话让我沉默了，看来我真的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过这样一位难得的技术人才就这样被雪藏，真是太可惜。我低头想了一下，觉得虽然短期内无法改善大型的技术装备，但可以试试步兵武器的改进。于是我抬头看着他说：“斯大林同志，我还听工程师说过，我军在后世列装的是一种叫AK47的突击步枪，您可以考虑让他先为我们提供这种武器的技术资料，让这种武器提前列装部队，这样我们的步兵在战场上就不会因为轻武器的差异而吃亏。”
“AK47突击步枪？”斯大林把这个名词重复了一遍，饶有兴趣地问：“这种步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有的，”我努力回想着自己对这种武器所了解的内容，“听弗洛宁工程师说，这种枪是后世的世界名枪，是一位叫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的战士设计并亲手制造出来的。和同期各国装备的步枪相比，枪身短小、射程较短，射击距离保持在近战300米，适合较近距离的突击作战的战斗。由于АК－47和后期的各种改进枪型令人惊诧的可靠性，结构简单，坚实耐用，物美价廉，威力巨大，使用灵活方便，以至于很多和我们友好的国家甚至西方国家的军队都广泛使用的АК－47系列步枪。……”
“等一等，”斯大林回到桌边，放下烟斗，拿起本子和铅笔，又问了我一遍：“你说那个战士的全名是什么？”
“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我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提问，并补充说：“我曾经在去前线的路上，和他同乘过一辆卡车，知道他是一名坦克兵上士，在一辆T―34坦克上担任着车长的职务。”
斯大林边记录边问：“关于他的情况，你还知道多少？”
“听弗洛宁工程师说，卡拉什尼科夫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被送进后方的陆军医院里治伤。生命虽然被挽救过来，但是从此却成了残疾人，特别是右手，后来一直都不能活动自如。”我对这位传奇的武器大师的生平略知一二，不过向斯大林讲述时，必须加上“听弗洛宁工程师说”这个前缀，这样才不会穿帮。
斯大林摁了一下桌上的一个铃，随即我刚才进来的那道门打开了，光头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无声地出现在了门口，保持着立正的姿势。斯大林把写了字的字条从本子上撕下来，走过去递给波斯克列贝舍夫，说了一句：“马上安排人手到陆军医院里去，找到这个人，并给予他最好的治疗。记住，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确保他活下来。”
波斯克列贝舍夫点了点头，答应一声：“明白了，斯大林同志。”然后转身走出去，并顺手带上了房门。
斯大林重新走回到我的身边，说：“丽达，你还知道这位卡拉什尼科夫的什么情况？都说给我听听，我对他好奇，我非常想知道他作为一名坦克手，使用步枪的机会几乎没有，又怎么会想到设计步兵用的步枪呢？”
“据说在医院里，他和战友们谈起战争，谈起武器。期间一名病友闲聊时问他，‘为何只有德军才有自动步枪，而我们就连老式步枪都供应不足？’这一席话激发了他设计一种全新自动步枪的奇想。在住院期间，他还让护士把医院图书馆所有关于轻武器书籍找来阅读，其中一本叫《轻武器的演进》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作用。”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把武器制造出来的？要知道只靠他一个人，即使能完成武器的设计，也无法完成制造工作。”
“在住院期间，他被授予了红星勋章。42年的春季，他要求出院归队参加战斗，但医院未准，让他回家养伤半年。于是他回到了以前工作过的铁道机车修理站，一边工作一边摸索枪械设计。他找到了在铁路技术科工作时的挚友克拉琴科――一位熟识机械加工技术的火车司机。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简陋的小工棚里手工打磨了一支自动步枪。”
“哦，原来是这样。”斯大林又问：“他设计并制造的步枪，又是怎样得到有关部门认可的呢？”
“自动步枪做好以后，卡拉什尼科夫亲自将枪送到了捷尔任斯基炮兵学院进行试验和评审。经过试验，评审委员会认为该步枪的机构过于复杂，整体性能上没有超过当时我军装备PPS－43步枪，所以设计不予采用。”我看到斯大林正在认真地聆听着，便索性一口气将自己所知道的内容全讲出来：“但就是这个不成功的自动步枪，引起了苏联装备规划委员会的勃拉贡拉沃夫同志的注意。作为苏联步兵武器权威、捷尔任斯基炮兵学院院长，将军对该步枪的独特设计赞赏有加。43年时，他亲自推荐卡拉什尼科夫到高级步兵枪械学校接受专业深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昂斯克军用武器试验场担任技术员工作。
1944年，在经历无数次试验失败以后，25岁的卡拉什尼科夫设计出一种7.62毫米的半自动卡宾枪。1946年，他在这种半自动卡宾枪的基础上设计出一种全自动步枪AK46，并送去参加国家靶场选型试验。当时，和他一同竞争的还有多位著名步枪设计师的作品。
经过初选，包括AK46在内的三种型号的步枪被指定参加最后一次评审。为更好地检验步枪的真实作战能力，进行了一系列的严酷的试验。在极限射击评审中，AK46的出色表现让在场的众多评委刮目相看：AK46连续射击了1.5万发子弹，虽然枪管打红了，可射击精度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竞争对手的样枪打几发后就不能正常工作甚至完全打不响。
评审委员会经过非常仔细地计算、统计试验结果，对每一组射击数据进行对比，将全部数据整理成综合报告，上报苏联国防部。评委们一致认为：‘推荐卡拉什尼科夫上士设计的7.62毫米突击步枪列入正式装备。’
不久，评审委员会决定生产第一批AK46步枪，同时进行一次比选型更重要的试验，将武器交给部队试用。结果，部队对这种简单易用、火力强大的AK46自动步枪赞口不绝。于是苏联国防部决定内定AK46为陆军的制式步枪，并将该步枪正式定名为AK47。”
斯大林听完我的讲述，一言未发地走到了桌边，拿起烟斗叼在嘴上，从桌上放着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用手指捻碎后把烟丝放进了烟头。我默默地看着他做的这一切，也不再说话，等待他提出新的问题。
他划火柴点燃烟斗，吸了一口，才悠悠地问道：“丽达，你有没有听弗洛宁工程师说，我在听说听说这种武器问世后，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弗洛宁工程师说了，您派一名叫德明的上校去通知卡拉什尼科夫，AK47步枪被定为苏军制式装备。然后把他招到了克里姆林宫里，亲自向他颁发了15万卢布的奖金。”
听完我的话，他眼望着天花板，只是在默默地抽烟，没有说话。我站在原地看着他，忽然觉得嘴里有些发干，心里暗暗后悔是否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毕竟我说的事情太匪夷所思了，要想他完全相信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他把烟斗放在桌上，然后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看也不看站在原地的我，后来又在写字桌旁站住了，好像是下定决心地说：“虽然这件事情难以让人置信，但我还是决定相信你。如果能找到你说的这位卡拉什尼科夫，我会安排他去兵器制造局，当那位来自另外一个时空的弗洛宁高级工程师的助手。”
第一六一节 幸存者
( )看到我从斯大林的办公室出来，在走廊和值班军官聊天的别济科夫连忙迎了上来，低声地问我：“丽达，你还好吧？”
我点了点头，轻轻地说了句：“我很好，谢谢。”说完话，不禁长松一口气，发现自己居然两脚发酸，背心处也湿了一片。和斯大林会面，始终还是件令我紧张的事情，即使明知道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我也是战战兢兢的。
别济科夫陪着我往外走，路上我左右瞧了瞧没有人，悄悄地告诉他：“上校同志，在刚才的谈话中，斯大林问起了那位神秘的工程师。”
别济科夫大吃了一惊，也像我一样四周看了看，压低嗓门问我：“你把那个弗洛宁工程师的来历告诉他了？”
“是啊！”我有些不解地反问道：“难道这件事情您没有向斯大林同志汇报过吗？”
“没有！”他有些急了，如果不是怕不相干的人听见我们的对话，他估计早就大声嚷嚷起来了，“丽达！”他叫着我的名字，语气诚恳地说：“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太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吗？一个来自未来的人，而且是我们现在最急需的军工技术人才。如果不是我亲自见到了这群乘客和那列在白光中神秘消失的列车，我根本不会相信这是事实。所以作为一名近卫军官，我是不会随便把这样的事情报告给斯大林同志的。他知道弗洛宁工程师的存在，完全是来自其它的消息渠道。”
听他这么说，我马上觉得心里发毛，原以为别济科夫向斯大林汇报过神秘地铁列车的事，所以刚才在办公室里，才说了那么多话，甚至还把目前?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武器制造大师推荐给了斯大林。天啊，我这样做真是太草率了，也不知道会给我带来什么恶果。那一瞬间，我甚至产生了回斯大林办公室向他做解释的念头。
不过略为思索，有些话已经说了，不管对与不对，都无法收回，索性听天由命吧。反正刚才在办公室里，斯大林也没有生气，就不肯定等我回医院后再来秋后算账。
别济科夫把我送到了楼外，站在台阶上挥了挥手，送我来的那辆轿车立刻从不远处开了过来。车停稳以后，司机下来从车后绕过来，拉开了后面的车门，然后保持立正的姿势站在门边。别济科夫对我做了个请的姿势，说：“丽达，请上车吧！司机送你回医院。”
我低头钻进了车内，坐好后回头问还站在车外的别济科夫：“上校同志，您不送我一起去医院吗？”
“不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别济科夫把着车门，弯腰对我说：“司机会把你送回医院的，祝你好运！”说着，为我关上了车门。关门后，他没有站直身体，而是冲着已坐在驾驶位上的司机说了句：“开车吧，一路小心，要保证奥夏宁娜中校的安全。”
“明白！上校同志。”司机说着发动了车辆。
轿车出了克里姆林宫，沿着莫斯科河边向南开。我从车窗望去，根本不是早晨来的那条路，于是我好奇地问司机：“司机同志，这条路好像不是我们早晨走的那条？”
“是的，”司机头也不回地说：“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虽然要远一些，但是路上遇到的街垒和检查站少得多，可以比那条路更快到达医院。”
听司机的口吻，他对莫斯科的道路是非常熟悉的，我也听任他安排路线，自己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也许是因为昨晚没睡好的缘故，不一会儿，我就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正睡得迷迷糊糊，轿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措不及防的我猛地撞到了前排位置，剧烈的疼痛把我的睡意驱赶得无影无踪。我揉着火辣辣疼痛的额头，不满地问司机：“怎么了？为什么突然停车。”
司机侧身看着我，用无辜的口吻回答说：“本来开得好好的，但前面那辆带篷的卡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我也只能停下来了。”
正说着话，前面那辆卡车后面的篷布帘子掀开，两名押车的战士探出身来向外张望。七八名衣衫褴褛的小孩子从车前跑了过来，来到两名战士的下方，把手里拿着的茶缸或者饭盒高高举起，叽叽喳喳地闹着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眼前的这一幕把我搞糊涂了，这些孩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又在干什么。
“唉！”司机看着前面的那群孩子，叹了口气说：“战争爆发后，出现了很多父母双亡的孤儿。他们无人照管，为了生存，除了偷盗，就只能到处拦运送军需的车辆，希望好心的司机能给他们一块面包或者其它吃的东西。”
“难道就没人管这些孤儿吗？”看到外面那些可怜的孩子，我眼角有些湿润了。
司机摇摇头说：“没有人管他们，由于他们都是父母双亡，根本不具备疏散的条件，所以只能留在这个城市里自生自灭了。”
站在车厢里两名战士冲着下面的孩子喊了几句，孩子们马上就安静了下来。这样我就清晰地听见年老点的战士在高声地说：“孩子们，都别闹了，要守秩序，都拍好队，每人一个土豆。”说着端起了一个小箱子。
孩子们听了他的话以后，在车厢挡板下面拍成了一个不算整齐的队伍，但还是高举着手中的茶缸和饭盒。
年老的战士刚拿起一个土豆想递给第一个孩子，旁边年轻点的战士马上制止他，说：“……不行，这是军用物质，不能随便给他们。我们会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并伸手抓住了老战士的手，把他手中的土豆抢了回来，并扭头冲后面的驾驶台喊了句：“喂，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开车啊！”
听到喊声，前车的司机一轰油门，卡车猛地向前冲了出去，发觉上当受骗的孩子们也叫骂着追了上去。但是两条腿哪里追得上汽车，没跑多远，卡车就已经开出一两百米开外。孩子们追了一段路，看见没有希望追上，他们骂骂咧咧地就散开了，消失在道路两侧的建筑群里。
“开车吧。”看到这一幕，我虽然心如刀绞，但却无计可施，只能吩咐司机开车。
车向前开了十几米，突然从路边冲出个孩子来，一下拦在了我们的车前。司机又是一个急刹，这次幸好我有准备，才没有再次撞到前排的位置。
“这个孩子怎么搞的？”司机怒不可遏地骂道：“难道没有看见车窗上贴着的特别通行证吗？居然刚冲出来拦车，也不怕我把当成破坏分子当场枪毙掉。”
看见车停下，挡在车前的孩子没有移动脚步，只是把手里的破饭盒伸向我们。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车前站着的孩子，原来是个五六岁的男孩，他戴着一顶破旧的棉军帽，身穿一件不合身的黑色棉袄，腰间系着一根黑色的军用皮带，棉袄上沾满了血迹和泥土，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来的。
我无意中摸了一下大衣口袋，发现里面还放着我离开医院时的面包片，便推开车门，走下车去。我讨出口袋里的面包片，朝他走过去，嘴里说着：“孩子，到这里来，我这儿有吃的。”孩子还是站在原地没动，也许他害怕他离开车前后，司机又会把车突然开走，也许他上这种当上得太多了。
我走到他的身边，半蹲下身体，把面包片放进了他的饭盒。他没有看我，而是用右手抓起面包片，直接塞进嘴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因为吃得太猛，被呛得剧烈地咳嗽起来。我轻轻地为他拍着后背，怜惜地说：“没人和你抢，慢慢吃。”
男孩停止了咳嗽，感激地看着我，放慢了吃的速度，眼泪止不住从眼睛里冒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流。
他原本看不清本来面目的脸，立刻被泪水冲刷出两条白色的痕迹。我抬起衣袖，小心地为他擦去脸上的污垢，很快一张白皙英俊的面孔便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刚在心里说了句，老毛子的男性就是帅哥多，连小孩子也不例外。却意外地发现这个孩子看起来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皱起眉头，问男孩：“孩子，你的家在哪里？”
男孩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低下头继续吃面包片。
他连吃了三块面包片后，拉开棉袄的衣襟，把剩下的面包片放进怀里。当他拉开衣襟时，我看见他里面穿的是件白衬衣。我猛地想起了点什么，但又不明朗，连忙一把抓住他的衣襟，往旁边一扯，把衣服拉得更开，这下我清楚地看见他穿的是件短袖的白衬衣，而不是这个季节穿的长袖衬衣。
我已经猜到了他的真实身份，连忙为他掩上衣襟，轻轻地说：“孩子，你还记得我吗？在地铁的车厢里，捡你那本小人书的女指挥员？”
听到我这话，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惊恐地看着我，嘴里喃喃地说：“不要抓我，不要抓我！”
“中校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司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下车来，看见孩子这种惊慌的表情，便好奇地问了一句。
我正在考虑该如何回答的时候，响起了警报声。
警报声起先又轻微，又遥远，随后很快地越来越响，仿佛在用力冲击房子的墙壁，压倒街上其他一切喧哗声。
“快上车！”司机焦急地催促我，“德国佬该死的飞机又来轰炸了，我们要找个地方隐蔽。”
我牵着孩子的手，把他拉上了车，没等坐稳，司机一踩油门，我们的车就猛地向前狂冲出去。
开出了两条街区，突然不远处传来轰地一声巨响，漫天的水泥灰瞬间弥漫开来，遮断着了我们车子的视线。紧接着，有时一声接一声的巨响从周围传来。
“快点！再开快点！”看到形势危急，我忍不住冲着司机大声地吼叫着。男孩吓得浑身发抖，直往我的怀里钻。我紧紧地搂住男孩，紧张地向车窗外张望着，深怕不长眼的炸弹会名中我们所乘坐的这辆轿车。
在剧烈的爆炸声中，又有一栋路边的建筑物轰然倒塌。司机猛地刹出了车子，扭头对我大声地喊道：“中校同志，不能再这样开下去了，我们随时又被炸弹命中的可能，应该找个防空洞先隐蔽起来，等空袭结束后再走。”
“那还愣着做什么？立刻下车。”
我推开车门，抱着男孩从车里出来，刺鼻的水泥灰混合着其它呛人的味道，呛得我剧烈地咳嗽起来，感到眼前一阵眩晕。司机从车的另一端绕过来，双手不停地在眼前挥舞着，水泥灰慢慢散开。他冲着我大声地说：“跟我来！”然后接过我手中的孩子，扭头就跑。我紧紧地跟着他的后面，用袖子捂住口鼻，跌跌撞撞地向前跑着。
支离破碎的建筑物，还在不停地向下掉着砖石瓦块，我在奔跑过程中，虽然一再小心，但还是被砸中了一两次。
街上来不及隐蔽的人们都在四散奔逃，惊慌失措地大呼小叫着。在经过的路上，不时可以看到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人。不用上前查看，凭现有的经验，我也知道他们没救了。
高射炮隆隆地响了起来，高炮的射击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响成了一片。
在前面带路的司机朝一栋居民楼跑了过去，门口站着两名穿着棉上衣，戴着红袖套的中年妇女，见到狂奔的我们，连忙大声地喊：“军人同志，快点到这里来！”
跑进楼里，在一名中年妇女的引导下，我们走下了十几级台阶，进入了一个黑黢黢的地下室里。由于才从光线充足的室外进入，即使地下室里有一盏照亮的油灯，我还是感觉什么都看不清楚。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勉强看清室内的一切。
司机坐在我对面的一根长凳上，抱着孩子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冲他笑了笑，感激地对他说：“谢谢您，司机同志，如果没有您的话，我还留在街上挨德国人的炸弹呢。”
他摆了摆手，继续喘着粗气，等呼吸稍微均匀点后才说：“中校同志，别这么客气，保护您是我的责任。”
我看了看他怀里抱着的孩子，孩子也正好在偷偷地瞧我。我冲他招招手，语气温柔地说：“孩子，到我这里来！”
男孩犹犹豫豫地站起身来，慢吞吞地向我走了过来。我一把将他揽入怀中，把下巴枕在他的头顶，低声地问他：“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瓦洛佳，”他怯生生地回答说：“妈妈都叫我洛娃。”
“洛娃，你能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吗？”说这话时，我有意瞥一眼对面坐着的司机，只见他双眼禁闭，头靠在后面的墙上，胸部剧烈地起伏着，喘着粗气。“我想知道你们离开地铁站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怀里的瓦洛佳突然抽泣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我和妈妈坐的卡车刚开出去没有多远，就遇到了飞机的轰炸，车就停了下来。当时我好害怕，就紧紧地抱住妈妈。车里其他的叔叔阿姨们尖叫着想往外跑，但是被看守我们的两个战士叔叔挡住了。他们大声地喊：‘没有命令，谁也不准下车！没有命令，谁也不准下车！’……”
“外面的警报好像解除了！”司机突然站起来说了一句，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外走，“我先出去看看。”
等司机走出地下室后，我才接着问：“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战士叔叔不准大家下车，大家就拼命地和他们吵架。这个时候，有个炸弹砸中不远处的一辆车，看到腾起的火光和硝烟，大家都吓坏了，也停止了争吵。是妈妈抱着我挤到了车厢后面，从两个战士叔叔的中间探出身，把我放到了车下。……”
“那你妈妈呢？”
“她本来也想从车上跳下来，结果被战士叔叔抓住，又推进车厢去了。我只听见妈妈在喊：‘洛娃，快跑！快点跑回家去找爸爸！’我当时吓坏了，拔腿就跑。结果跑了一会儿，发现找不到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又跑回去找妈妈，却发现她做的那辆卡车正在燃烧……”说到这里，瓦洛佳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他的哭声把刚才离开的中年妇女引了进来，她好奇地问：“指挥员同志，孩子怎么了？”
我抹了一把眼泪，努力挤出笑脸说：“孩子想到他死去的父母，正在伤心地哭。没事了，您去忙吧！”
女管理员摇着头，嘟囔着走开了。
我轻轻地拍着孩子的后背，安慰他说：“好了，孩子，别哭了，你能活下来，你妈妈的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安慰的。”我仰了一下头，把从眼睛里冒出液体也倒了回去，才接着说：“你先跟我走，我会帮你找个地方安置你的。”
听到我这样说，孩子的哭声渐渐地小了下来，低声地应了我一下。
不知道过了多久，孩子渐渐地平静了下来，没有了声响。我低头一看，原来他已经躺在我的怀里睡着了。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门口传来，随即我就听见了司机熟悉的声音：“中校同志，空袭警报已经解除了。车就停在门口，您赶快出来上车吧！”
第一六二节 亲人
( )我抱着瓦洛佳走上台阶，就看见司机正等在居民的门洞里。ｎｉｕｂｂ.ＮＥＴ 牛bｂ小说网见我出来，连忙迎上来接过孩子，抱着往外走。
出了居民，看见乘坐的轿车已经变了样，车窗全碎掉不说，车身上也铺了厚厚一层土，压根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我拉开车门，看见座位上也全是土，犹豫了一下，还是钻进了车里。
司机在把瓦洛佳递进来时，苦笑了一下，歉意地说：“中校同志，我刚才找到车，发现就是这样了。”
我接过瓦洛佳，把他抱在了怀里，对司机挤出一丝笑容，连声说：“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不是您当机立断，带着我们去找地下室隐蔽，没准我们就和这车一样了。”
司机从车尾绕了一圈坐到了驾驶台，扭头问我：“中校同志，我们去哪里？”
“还是回医院，快点开车。”
司机瞥了一眼我怀里的瓦洛佳，随即爽快地答应了一声，启动了车辆。
车一开动，刺骨的寒风便从四面没有玻璃的车窗灌了进来。我怕瓦洛佳冻着，低头刚想问问，却发现他早已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
车开了十几分钟，终于来到了医院。看到医院那高大结实的建筑物时，我心里暗松了一口气，总算到了，再不到的话，我就该冻成冰棍了。
我向司机道谢后，推开车门，抱着瓦洛佳下了车。刚下车，瓦洛佳就醒了。他挣扎着从我的怀里下来，揉着眼睛，好奇地问：“这是哪里？”
我一边活动早已冻得麻木的手脚，一边说：“这是军医院。”说完，牵上他的手就往里走。虽然肩上的伤已无大碍，但是要让我长时间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来的路上，我就想好了，不能再听任瓦洛佳流落街头，像他这么小的孩子，在这寒冷的冬季，要不了多久就会因为缺衣少食而倒毙街头。虽然我也知道，在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但瓦洛佳与其他人不同，他不属于这个年代，压根不懂得如何在战争的年代里生存下去，我要帮他找个能照顾他的人。
我牵着他经过医院大厅时，不时有迎面而来的战士或者军官向我立正敬礼，因为右手牵着瓦洛佳，所以我没有还礼，只是冲他们点点头。
来到了餐厅外，从大敞开的门望进去，厅里空无一人。我冲着里面大声地喊：“妈妈契卡，您在吗？妈妈契卡！在不在啊？”
“谁啊？”里面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餐厅已经停止营业，等晚饭时间再来。”
我听出这正是想找的伊沙耶夫妈妈的声音，连忙拉着瓦洛佳进了餐厅，同时大声地说：“妈妈契卡，是我啊！我是丽达！”
“啊？！是丽达啊！”随着声音，胖胖的老太太从厨房里冲了出来，把湿漉漉的双手在腰间来回擦了擦，然后给我来了个熊抱。
我被她勒得紧紧地，但还是没撒开瓦洛佳的小手，嘴巴凑到她的耳边说：“妈妈契卡，我带了个孩子来见您。”
“孩子？！”老太太松开我，后退了一步，疑惑地看看我，又把目光投向了我牵着的瓦洛佳，好奇地问：“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街上捡的。”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孩子的来历，只能敷衍说：“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这个孩子在街上乞讨，我看他可怜，便把他带回来了。”
“可怜的孩子！”老太太说着蹲下身体，向瓦洛佳伸出了双手，柔声说道：“孩子，到我这里来。”
瓦洛佳仿佛没有听见老太太话似的，站在原地发呆，我也蹲下身子，轻轻地推了他一把，说：“洛娃，去，老奶奶在叫你，到她那里去。”瓦洛佳还是站在原地，脸上的肌肉剧烈抽搐着，突然他的嘴角一瞥，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猛地扑到了老太太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断断续续地说：“窝尼娅……曾……曾祖母，您……您不认识我了，我……我是洛娃啊！……您的曾孙子洛娃啊！……”
瓦洛佳的话，如同一个晴天霹雳劈在了我的头上，吓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天啊？不会这么巧？两人居然有这样的亲戚关系。
老太太听到瓦洛佳的称呼，也吃惊地一把推开了他，难以置信地问：“孩子，你刚才叫我什么？”
瓦洛佳抹着眼泪，泣不成声地说：“曾祖母，您……您是我的曾祖母啊！”
老太太吓得连连摆手，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孩子，你一定搞错了，我只有一个儿子，他还没有结婚呢，怎么可能有孩子呢？！”
“没错！没错！”孩子哭着辩解道：“我的爷爷叫伊沙耶夫，他是您唯一的儿子。……”说完又扑进了老太太的怀里。
我原本用手撑地想站起来，结果听到孩子这句话，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又跌坐在地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救的这个孩子，居然是伊沙耶夫的孙子。我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心中默算着现在是1941年，孩子是来自1975年，中间相隔34年。如果伊沙耶夫在卫国战争结束后就结婚，那么到46年的时候，他就会有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到75年的时候，差不多也有将近三十岁，再给他添个五六岁的孙子也很正常。况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当孩子一见到老太太，就准确地叫出了她的名字，而老太太没有纠正他，这至少证明孩子没有叫错。要知道我虽然知道老太太是伊沙耶夫的妈妈，但根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老太太的名字，当然也无法提前告诉孩子要带他去见什么人。所以我估计孩子口里说的这种亲属关系，十之**是真的。
想明白这一点，我再次双手撑地站了起来，轻轻地拍了拍老太太的肩膀，等她回头茫然地看我时，我提醒她说：“妈妈契卡，厨房里有吃的吗？孩子这几天没有好好吃过东西，可能饿坏了。”
“对对对！”她一迭声地回答说：“您看我真是老糊涂了，我这就去给他准备吃的。”说着松开抱着孩子的手，站起身来抹了一把脸，转身进了厨房。
看着老太太的背影从厨房的门口消失，我上前牵住瓦洛佳的手，把他领到一张桌前坐下，安抚他说：“洛娃，你先在这里坐着，我去看看吃的东西准备还没有？”
“嗯嗯。”他带着哭腔应了我一声。
我走到厨房门口时，扭头看了一眼，见他老老实实地坐在桌边没有动弹，才放心地进了厨房。厨房的桌子上摆着一盘面包片，老太太正在切灌肠，看到我走过去，便低声地问我：“这孩子怎么了，为什么会叫我曾祖母啊？”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支支吾吾地敷衍道：“也许是他看见自己的父母死在自己的面前，被吓坏了，再加上长时间处于惊恐状态，神经有些不正常了。”我不善于说话，说完这话，我只觉得自己脸上发烧。
好在老太太没有发现我的异常，嘴里唠叨说：“真是个可怜的孩子，”把切成片的灌肠放进了空盘子里，便一手端着一个盘子往外走。见到她要出去，我也赶紧跟了上去。
老太太走了几步，突然停住脚步，悄声地对我说：“丽达，这孩子也挺可怜的，就让我收留他，让他给我当孙子。”
听她这么一说，我真是有些哭笑不得，这算什么事啊，曾孙就这样变成了孙子，整个辈分都乱套了。但我又不能反驳老太太，只好顺着她说：“好啊，这倒是个好主意。”
第一六三节 年轻的人民委员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虽然护士还是按时把三餐送到我的病房。但一有空，我就会到餐厅去看望老太太和瓦洛佳。由于要在餐厅值班，所以老太太平时很少回家，就住在餐厅角落的值班室里，瓦洛佳也顺理成章地和她住在了一起。
这天吃完饭睡了个把小时的午觉，我穿衣下床，准备再到餐厅去看看老太太和瓦洛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听见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我侧耳停了一下，能跑出这样的动静，至少有四五十个人。
随着一声口令，整齐的脚步声在我的门外停止了。听着突然消失的脚步声，让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在这一瞬间，我甚至以为是内务部派来抓我的，毕竟那天在地铁里我阻止了他们枪杀“德国间谍”的行动，就凭这点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抓我。
我先走到窗口看看，这里是三楼，离地面大概是十来米，如果跳下去的话，不摔死也得摔成残废。跳窗逃跑是不可能的，从门口冲出去，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别说我现在手无寸铁，就算那支波波沙冲锋枪还在身边，面对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内务部战士，我还是一点胜算都没有。
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束手就擒。只要不是被他们当场击毙的话，那么我还有一线生机。只要别济科夫上校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十之八九能在斯大林面前帮我求求情，那样我就有机会脱罪了。
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床沿上，等待着外面的人破门而入。因为紧张，放在床上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然而等待良久，也没有发生我预想的那种破门而入的场面，只听见外面有人压低了嗓门在说话。
我忍不住好奇地站起来，走到门边，轻轻地拉开房门向外望去。只见走廊上每隔几米就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他们戴着清一色的蓝色帽顶的大檐帽。特别是对面的门口，还有一名肩挎公文包和手枪的军官，正背着手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我开门时动作虽然很轻，但还是惊动了对面站岗的一名战士，他大踏步地走了过来，一把把门大推开，低声喝道：“您在做什么？”
他的举动把我吓了一跳，幸好闪得及时，才没有被门碰到头。面对他的质问，我支吾着回答说：“我听见外面有动静，看看是怎么回事。”
没等战士再问，刚才我看到的那名军官也走进了病房，瞅了一眼战士，然后看着我，严肃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名战士连忙回答说：“报告少校同志，我发现这位伤员同志打开房门在偷窥，便过来制止她。”
那名内务部的少校从公文包里抽一个本子和一支铅笔，翻到一页空白的地方，看着我冷冷地问：“您的名字、职务、军衔，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这间病房里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发现自己穿的是病号服，而不是军服，怪不得少校对我的态度这么强硬。我一指挂在门边衣帽架上的军大衣，没好气地回答说：“少校同志，请您看看那件军大衣，上面佩戴着和我级别相符合的军衔。”见少校回头认真地查看了军大衣上的军衔后，我用嘲讽的语气说：“少校同志，看清楚了吗？我是中校，您是少校，根据条例，您应该向我敬礼，而不是用这么恶劣的态度对我说话。”
我的话让年轻的少校有些尴尬，正在时候，一个插入的声音为他解了围：“这是奥夏宁娜中校，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们几人一起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别济科夫和另外一名内务部的少校站在门口。那么少校看起来有些面熟，我多瞧了两眼，立即便认出是在地铁站里见过的祖耶夫少校，不知道他跑到医院来做什么，难道真的是来抓我的？不过看到他身边的别济科夫，我的心又放回了肚皮里，凭我和上校的关系，估计内务部的人没有那么容易把我带走。
祖耶夫少校没有和我说话，而是狠狠地瞪了一眼屋内的少校，低声地呵斥他：“我说少校同志，您今天的任务是保护领导人的安全，而不是跑到奥夏宁娜中校的病房里，来查询她的身份。”他的这话虽然是对少校说的，但我听到耳里，始终觉得有点指桑骂槐的感觉。
屋里的少校和战士向我敬了个礼，一声不吭地出了病房，回到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去了。
看到两人离开，祖耶夫少校也向我敬了个礼，语气冷漠地说：“中校同志，我们正在执行任务，没什么重要事情的话，请您不要离开病房，否则发生了什么误会，对大家都不好。”
“知道了，我的少校同志！”别济科夫接过话头，把祖耶夫向外推了一步，然后迈进门口，随手关上了房门。
房门没有完全关严，从门缝里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走廊的情况。我悄悄地问别济科夫：“上校同志，您怎么来了？”
“我是来向你传达命令的。”别济科夫说着，从背着的文件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了我：“有命令，让你立即回到部队里去。”
我接过文件，随便地瞥了一眼，问道：“要求我什么时候出发？”
“随时可以出发。近卫第八师派来的车和警卫人员就在下面等你。”说到这里，别济科夫努力地回想着护送人员的名字，“那个来接你的中尉，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刚才还告诉过我呢，……”
“叫拉米斯吧？”我试探地提醒了他一句。
“对对对，就是叫这个名字。”
听到是拉米斯，我暗松了一口气，怪不得从地铁站出来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原来他是回前线去了。
“外面的内务部队是怎么回事？”我透过门缝看着外面站着的两名少校，好奇地问别济科夫：“来了什么大人物，居然有两名少校带队。”
别济科夫也从门缝往外瞧了瞧，低声地回答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今天乌斯季诺夫同志在得到斯大林同志的许可后，到医院来探望弗洛宁工程师。”
“乌斯季诺夫？”这个名字对我异常陌生，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是什么人啊？”
听了我的话，别济科夫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不会吧，你连他都不知道？”
“嗯，可能听说过，不过一时想不起他是谁而已。”我赶紧敷衍着。
“那你这回可记住了，”别济科夫向我介绍起这个神秘领导人的简历：“他的全名叫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他目前担任武器装备人民委员的职位，负责领导了生产枪炮和研制新式武器的工作。”
听别济科夫这么解释，我才对这个神秘人物有了点印象，猜测他可能就是电影《莫斯科保卫战》里，被斯大林称为最年轻的人民委员的人。
正说着话，外面突然传来了口令声：“全体都有，立正！”
我从门缝望出去，只看见一群战士的背影，他们把才从对面病房里走出来的乌斯季诺夫遮断得严严实实，让我无法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一群人簇拥着年轻的人民委员刚离开，一副由四名战士抬着的担架，又从对面的病房里出来，虽然我看不到担架上病人的脸，但我马上猜出躺着的就是弗洛宁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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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四节 救援（上）
虽然没有见到年轻的人民委员长什么模样，但看到他们把还在养伤的弗洛宁抬走，我心中就明白是那天和斯大林的谈话起了作用。既然他派负责领导负责军工生产的乌斯季诺夫出面，那么意味着他会在掌握了弗洛宁提供的高科技技术后，全面开展新式武器的生产，毕竟在战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了军官的指挥能力、士兵的勇气和决心，技术装备的性能优劣也至关重要。
等内务部的人走远，我把别济科夫打发到楼下去等我，独自一人在病房里换衣服。换完衣服，我特意跑到餐厅里去向老太太和瓦洛佳告别。
对于我的即将离去，祖孙俩颇为不舍，这段时间和两人的相处，彼此间已经有了感情。老太太显示吃了一惊，然后抹着眼泪反复叮嘱我，在战场上要多注意安全。瓦洛佳也舍不得我离开，他索性抱住我的腿不放，最后还是老太太把他拉开，我才得以脱身。
出了医院大楼，看见楼前的台阶下停着辆吉普车。我以为是拉米斯他们的车，便兴匆匆地跑了过去，结果走到车前一看，司机是个陌生的面孔。我弯下腰，试探地问那名司机：“战士同志，请问，这辆车是到前线去的吗？”
“前线？什么前线？”陌生的司机一副搞不清状态地反问了一句，但瞥见我领章上的军衔后，马上挺直了身体，恭敬地回答说：“报告指挥员同志，我是我团的一名指挥员来看望伤员的，待会儿他出来后，我要送他到共青团车站去。”
“原来您不是来接我的啊！”听到他这么说，我心中有些失望。说好在外面等我，等我出来不光没看见拉米斯和格里萨，甚至连别济科夫也不见了踪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有些迟疑起来，猜想他们也许去了病房，没准我正好和他们错过了。我这样想着，也没再和司机说话，直接掉头就往大楼里走。
刚上了几级台阶，忽然听见有喊我的声音远远传来，扭头一看，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从医院大门冲了进来，然后稳稳地停在了台阶前。
车刚一停稳，车里的人便打开车门跳了出来。出来的几个人我都认识，除了别济科夫，另外两个，一个是我的警卫连长拉米斯中尉，另一个是司机格里萨。于是，我转过身来，笑着迎了下去。
格里萨站在原地没动，拉米斯紧走了两步，来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有些激动地向我报告说：“报告师长同志，警卫连连长拉米斯中尉奉命来接您出院，现在听候您的指示。”
我没有还礼，而是抬手把他举在额边的手拉了下来，使劲地握了握，随即关切地问道：“师里的情况怎么样？列维亚金将军和政委同志，都还好吧？”
他呵呵地傻笑着回答说：“都挺好的，大家盼着您能早点回部队。这不，接到上级的命令，政委和将军同志就派我来医院接您回师里。”说着，他的身体向旁边一侧，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师长同志，请上车吧！”
到了车旁，我和站在那里的格里萨握了手，才钻进了吉普车，坐到了后排。别济科夫走过来，弯下身对我说：“前方的战斗残酷，你要多保重！”
“谢谢！”对于他的关心，我异常感激，连忙把手从窗口伸了出去和他握了握。
车启动时，他又大声地说了句：“祝你好运！”说完，他后退一步，在原地立正，向我们的车子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也许是别济科夫和沿途的检查站打过招呼，几乎没有执勤战士把我们的车拦下来检查证件，都是还隔着十几米，哨兵就把拦路的栏杆抬了起来，我们得以畅通无阻地离开了市区。
到了郊外，路况变得差起来，除了雨季时被各种车辆碾压损毁的地段，还有遭到德军飞机轰炸时炸出的大小不一的弹坑。凹凸不平、被积雪覆盖的道路，让我们的车速在不知不觉中慢了下来。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拉米斯催促格里萨：“开快点，照这个速度开下去，等到师部，天都黑完了。”
我看了看外面越来越暗的天色，问拉米斯：“离师部还有多远？”
“十公里左右。”
开出不远，我隐约看见前面有两条岔道，便好奇地问拉米斯：“中尉同志，前面有两条路，我们该走哪条啊？”
“走右边的，”拉米斯用手一指，说道：“左边的那条是去佩什基村的。”
佩什基村，听到这个名字，我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冷战，虽然前两天我亲耳听见斯大林派部队到了这里布防，保护罗科索夫斯基的安全。但一直没有听到下文，此刻我不知道部队是否还驻扎在村子里，罗科索夫斯基是否安全？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同时东张西望地从两侧的车窗向外望去，特别留意路边的森林，深怕会突然冒出几个德国人来偷袭我们。
没想到还真让我发现了异常的情况，右侧的树林里的积雪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而这些地方积雪的地平面明显要高于其它位置，就好像隐藏着千军万马似的。德国人！我脑海里猛地冒出了这个念头，连忙大叫：“停车，赶紧停车！”
听到我的叫声，格里萨猛地踩下了刹车，把车停在了原地，然后回头看着我。拉米斯也扭头看着，一脸不解地问：“师长同志，怎么了？”
我向右边的树林一指，说道：“你看那边的树林里，好像埋伏有人！”
拉米斯从座位下面提起冲锋枪，推开车门就跳了出去。我刚才上车时，就看见后排的座位上也放着把冲锋枪，应该是司机格里萨的，我连忙抓了过来，直接架在窗口上，准备一发现有危险，就马上开枪射击。
拉米斯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接近着树林。再过十几米就进入树林时，林子里传出了喊声。因为隔得太远，我没听清楚对方喊的是什么。但拉米斯听见这个喊声，马上就停了下来，挺直了身体站在原地，把刚才握着的冲锋枪挎在了身上。
看到他的这个表现，我猜测在林子里埋伏的人铁定是我军，便把冲锋枪隔在座位上，放心大胆地跳下来，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
就在我往树林走的过程中，从林中雪地里爬起三个人来，他们都穿着白色的伪装服，手里提着威力大的转盘机枪，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积雪向我们走过来。
我走到拉米斯身边停下来，面无表情地看着向我们接近的三名战士。
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停下，其中一名战士上前，把罩在头上的伪装服帽子掀开，大声地问：“你们是什么人？”帽子一掀开，我就瞧见他的领章，原来是名上尉。
“我们是近卫第八师的，”拉米斯抢先回答说：“这是师长奥夏宁娜中校，我今天到医院接师长出院回部队。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上尉走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报告说：“报告指挥员同志，我们是空降兵第214旅的，我是第六营营长斯塔尔恰上尉，我们正在执行敌后破坏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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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五节 救援（中）
对方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放低了枪口，但是手指没有离开扳机，一旦发现对方有什么不对劲，我马上可以扣动扳机，抬手将枪膛里子弹扫出去。我将这个身材中等的年轻军官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不紧不慢地问道：“破坏任务，什么样的破坏任务？”
“报告中校同志，”斯塔尔恰上尉用下级回答上级那种干巴巴的口吻说道：“我营接到的命令是：在克林伞降着陆后，切断了由克林至沃洛科拉姆斯克、沃洛科拉姆斯克至洛托希洛、克林至新彼得罗夫斯科耶的公路，和沙霍斯卡亚至新彼得罗夫斯科耶的铁路。”
我一听他们的作战范围这么大，能有足够的兵力么？我把手指从扳机上移开，饶有兴趣地问道：“你营有多少人，能同时完成好上述地区的作战任务吗？”
“全营共有415人，共三个连。副营长带一连去破坏沙霍斯卡亚至新彼得罗夫斯科耶的铁路，我率二连在这里伏击可能路过的德军部队。在这几天的战斗中，我营先后击毁了十辆德军的卡车，有上百名敌人被我们击毙……”
“拉米斯，我们走吧！”我没有兴趣听上尉讲述他们的战斗经历，便叫了拉米斯一声，提着枪转身走开。
“那么还有三连的战士又在什么地方？”跟着我后面的拉米斯好奇地问了一句。
“根据旅部的命令，我已经把他们部署在佩什基村。”
“什么？！佩什基村？！”我原本已经朝车的位置走了好几步，突然听见上尉提到的这个地名，不由地停了下来，几步窜回到上尉的身边，眼睛望向上尉，用不确定地口吻问道：“上尉同志，您说的是什么地方？佩什基村吗？”
“是的，指挥员同志。”上尉被我这个异常的举动吓了一跳，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这样问，但还是恭恭敬敬地给了肯定的答案。
“村子里的情况怎么样，是在我们的手里还是德国人的手里？”我上前一把抓住了上尉的衣领，着急地追问着。
上尉向后退了一步，轻轻地把衣领从我紧紧抓住的手里挣脱出来，有些尴尬地回答说：“指挥员同志，我暂时没法回答您的问题，很抱歉。”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把自己的手放下，讪讪地笑了两声，有些不好意思地向上尉道了声歉，随即又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这个我也不清楚，也许在我军的手上，也有可能被德国佬夺去了。”上尉摇摇头，给了我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看到我脸上流露出的失望神情，赶紧补充说：“请您别着急，我马上问问三连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怎么问？”
“掩蔽部里有电话可以和他们直接联系，您请吧！”说完，他向旁边把身子一侧，向我作了个请的姿势，紧接着他先迈开步子在前面为我们引路。
跟在这名营长的后面，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森林里，我这才发现原来在林子中间有一条长长的战壕，战壕的中间还有一个用雪堆砌起来的重机枪阵地，执勤的战士们见到我们进战壕，纷纷站起身来向我们敬礼。
沿着交通壕向森林深处走去，大概走了七八十米，拐过一个弯，便看见了一个用木头搭建成的掩蔽部。上尉停下脚步转身说了句：“这是我的营指挥部，请进吧！”说完撩开帘子先走了进去。
刚走进掩蔽部，我觉得室内的光线异常昏暗，过了好一会儿才适应了过来。屋子的正中简陋的木桌上摊放着一张地图，还要一盏汽灯，晃得人眼花。墙角也有张桌子，上面摆着台四四方方的机器，旁边坐着名待着耳机的战士。
上尉指着那台通讯器材向我介绍说：“这是美国盟友援助给我们的步话机，一种便于携带的小功率无线电话收发机，即使在行军中也可以进行联络。”说完，他从通讯兵的头上摘下耳机，戴到了自己的头上，然后拿起话筒开始喊话：“降落伞，降落伞！我是滑翔机，我是滑翔机！听到请回答！”
他重复了几遍后，耳机里传来了对方的回答：“我是降落伞，我是降落伞。”
上尉扭头看了我一眼，然后问道：“你连现在什么位置？”
“我连目前在佩什基村南一公里处。”
“村子在我们的手上，还是被德国佬占领了？”
也许是这个问题问得太突兀了，对方明显停顿了一下，才回答说：“在我军的手上.两天前，有差不多一个团的兵力进驻了村子，并在村北构筑了许多防御工事。”
“最近有战斗发生吗？”
“没有，没有发生过战斗，附近连德国佬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一个。”
听完对方的汇报，上尉移开话筒摘下耳机，扭头对我说：“指挥员同志，我刚问过了，佩什基村目前还在我军的手中。”
我把冲锋枪挎在肩上，背着手在掩蔽部里踱着步，心中苦笑：真是太荒唐了，只是一个普通的梦而已，我居然就信以为真，还窜梭着斯大林从预备队调了一个团的兵力，去保卫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要是德国人进攻倒也罢了，如果不进攻的话，将来我哪有什么脸面去见斯大林啊。
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抬头看见上尉还把耳机话筒攥在手上，便随口说了句：“上尉同志，麻烦您再问问他，近期有没有西方面军的指挥员到过村子？”
上尉把耳机重新戴上，又冲着话筒问道：“这两天有西方面军的指挥员进过村子吗？”
“有的，前两天有一个西方面军的调查小组进了村子，带队的是两名将军。”
一听到调查小组这个词，我的眼前不觉一亮，连忙跑到上尉的身边，催促他：“快问问，调查小组离开没有？”
“没有，”对方没等上尉问话，便斩钉截铁地说：“绝对没有！他们进了村子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
“你确定吗？”我再度抢在上尉的前面询问对方。
“完全可以确定，指挥员同志！”对方回答说：“我在村子的四周都安排了人手，不管他们从哪个方向离开，我都能及时地发现。……”刚说到这里，他突然咦了一声，有些诧异地说：“他们离开了，调查小组的汽车正朝着我们的公路开过来。”
“你确定吗？”这次问这话的是上尉本人。
“是的，营长同志，”对方干巴巴地回答道：“共有四辆黑色的轿车从村子里开出来，沿着公路向东北开去，看样子他们是打算去近卫第八师的防区。”
上尉再次摘掉了耳麦，连同话筒一起递给了通讯兵，问我：“中校同志，我还要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吗？”
“有的，”落实了方面军的调查小组在村子里，并刚刚离开的情报，我的底气一下就足了，至少我梦境中的一部分是真实，剩下的事情是否会发生，就拭目以待了。不过不能消极地等待，还是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我接着说：“上尉同志，您能否给我几名战士，让我带着他们到佩什基村去查看一下？”
斯塔尔恰上尉有些为难地皱了皱眉头，然后毅然点头说道：“中校同志，这个没问题，我亲自带人去。”
我满意地点点头，说：“谢谢您，上尉同志，不过您最好先把指挥权移交给您的副职。我先出去在外面等你。”说着我拍拍一直站在旁边没说话的拉米斯，“走，我们回车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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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六节 救援（下）
原本停在路中间的吉普车，不知道啥时已经停到了森林的边缘。微微颤抖着的车身，表明发动机一直没有熄火，随时就可以出发。
离吉普车还有几步远，格里萨推开副驾驶室这边的车门，从里面探出头来，有些着急地问我：“师长同志，我们什么时候回师部啊？再不走的话，天就该黑了。”
我拉开车门钻进了车里，在位置上坐好，扭头对格里萨说：“我们还有其它的事情，暂时不回师部了。”然后又冲还在雪地上慢吞吞行走的拉米斯喊了一嗓子：“中尉同志，快点上车，我们在车上等斯塔尔恰上尉他们。”
拉米斯摆摆手，说：“不了，我就在外面等他们。”说完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用火柴点燃，背靠着引擎盖开始吞云吐雾。
没等拉米斯的烟抽完，斯塔尔恰上尉已经带着小分队从战壕里走出来了。看到他们走过来，我连忙推开车门，跳到了雪地上，大声地问上尉：“上尉同志，我们怎么去佩什基村？”
“中校同志，”上尉回答我说，“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只能步行过去。”
我“哦”了一声，接着问：“从这里到村子有多远？”
听到我的问题，上尉扭头和旁边的一名战士低声说了两句，然后回答我说：“如果走公路的话，大概有四公里左右。我们可以从森林中穿过去，这样差不多可以节约一半的路程。”
听完他的话，我瞅了瞅小分队的规模，虽然人不多，但也有二十来个人，再回头看了看车，心想这辆车可没法装这么多人，于是吩咐司机：“格里萨，我暂时不回师部，你先把车开回去吧。”
“这……这……”格里萨有些为难地说：“师长同志，我奉命把您安全地带回师部。您要是不和我一起回去的话，见到政委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交代。”
“不用担心，”我看到他忐忑不安的样子，连忙安慰他说：“你回去告诉政委，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办完了就回去，让他不用担心。”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指着身边的拉米斯继续说道：“至于安全嘛，有拉米斯中尉在身边保护我，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你让政委放心就是了。”
“可是……”格里萨还想说什么，但拉米斯打断了他的话，“可是什么，你还是听师长的命令，马上把车开回师部去。师长的安全，由我负责。”说这话时，他似乎还向格里萨使了个眼色。
看到拉米斯的这个小动作，我刚想问个究竟，站在旁边的斯塔尔恰上尉说话了：“中校同志，您大衣上的领章太显眼了，还是把这件衣服套在外面吧。”说着将一件白色伪装服递了过来。
我低头一看，可不，自己身上还穿着去见斯大林的那身衣服，不光衣服新，红色的领章也格外刺眼，到了战场上就当仁不让地会成为德军狙击手的目标，于是我忙不迭地接过了衣服，手忙脚乱地套在了大衣的外面。
正在扣衣服扣子的时候，格里萨对我说了声：“师长同志，我先回师部去了，您多注意安全。”向我敬礼后关上了车门，随即发动了吉普车沿着右边的公路向师部的方向开去。
等扣好全部的扣子，吉普车已经从我的视线里消失，我这才猛地想起冲锋枪丢在车里忘拿下来了，不禁哎呀了一声。斯塔尔恰上尉好奇地问我：“中校同志，怎么了？是不是什么东西忘在车上了？”
“是啊是啊！”我拼命地点着头，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把冲锋枪忘在车上了。”
上尉呵呵一笑，从旁边的战士手中接过一支冲锋枪，递了过来，说：“您用这支吧。”看到我接过了枪，还特意介绍说：“这是最新装备部队的波波夫冲锋枪，弹容量大射速快火力猛，非常适合近战时使用。”
我一声不吭地把枪挎在肩上，心说：这还用你说，新产品刚面世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用，武器的性能如何，我比你更清楚。当然这些话只是心里想想，不可能说出来，我冲他一摆头，说：“上尉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发吧！”
“出发！”随着上尉的一声令下，小分队出发了。我特意看了看战士们的装备，发现他们几乎都配备着清一色的波波夫冲锋枪，走在队尾的两名战士拖者个雪橇，上面放着几个长长的木箱子，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新式武器。
穿过林间公路，进入另一侧的森林后，上尉开始分配人手，前面安排了两名战士探路，一名中士带着五名战士，跟在小分队后方两百米，担任警戒任务。
小分队在森林中行进着，谁也没有说话，只能听到靴子踩在雪地上嘎吱嘎吱的声音。
正走着，前方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斯塔尔恰上尉把右手高高地举起，示意部队停止前进，然后侧耳聆听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
前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原来一名在前面探路的战士。他气喘吁吁地跑到队伍前面，举手敬了个礼，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指挥员同志，前面有战斗发生。”
“我知道前面正在进行着战斗，”不等斯塔尔恰上尉说话，拉米斯已经抢着问道：“但我想知道的是战斗在什么地方进行？”
“可能是村子方向吧，”侦察兵用不肯定的口吻回答说：“另一名战士已经到枪响的地方侦察去了，我是专门回来报信的。”
斯塔尔恰上尉向后面招了招手，背着步话机的通讯兵立刻跑了过来。上尉从机器上摘下了耳机和话筒，对着里面开始喊话：“降落伞，降落伞，我是滑翔机，我是滑翔机，听到请回答。”
刚喊完话，耳机立即传来回应的声音：“滑翔机，我是降落伞。”
上尉瞥了我一眼，然后问对方：“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枪炮声这么密集？”
“法西斯匪徒已经进入村子了。”
“什么？”听到这里，我一把抢过上尉手中的话筒，大声地问：“村子里的部队呢？我军的坦克呢？”
听到我的声音，对方明显愣了一下，才迟疑地回答：“刚才我看见大部队和十几辆坦克从村东离开了，根据我方战士的报告，村子北面的阵地上只留下了一个班，法西斯匪徒估计是突破了防线，才攻进村子的。”
“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我马上联想到了自己的那个梦，担心罗科索夫斯基真的会遇到危险，所以说话的口吻也格外不客气。
面对我的质问，对方是一片沉默。
上尉从我手中拿过话筒，对自己的部下说：“你马上组织部队进行防御，一定要把敌人的步兵挡住，我马上带人过去支援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对方非常爽快地答应道。
挂好耳机话筒，上尉冲着队伍喊起来：“我们要去阻击敌人的坦克，快点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拉雪橇的战士把手中的绳索一扔，上前就掀开木箱子的盖子，从里面取出一个长筒状的东东。我只看了一眼就知道是什么东西，而拉米斯还格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啊，迫击炮不像迫击炮，烟囱不像烟囱的……”
“这是美国盟友援助我们的新式武器，专门用来打坦克的，叫火箭筒！”上尉给拉米斯简单地解释了一句，然后又开始发号施令：“全体听我的命令：目标，佩什基村，跑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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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七节 搜救
随着命令的下达，小分队立即成散开阵形展开，战士们一个个提着武器，紧跟在斯塔尔恰上尉后面向枪响方向冲去。火箭筒被一名身材魁梧的战士扛在右肩上，左腋下还夹着箱炮弹，虽然负重不轻，但跑得还挺快，几乎一直跑在整个队伍的中间。
我心里正在感叹这个战士的力气大，提着枪一直站在我身边的拉米斯，突然问我：“师长同志，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我不解地瞧了一眼他，用很自然的口吻回答说：“还能怎么办，跟上他们。”说完，我也提着枪追了上去。
这里离森林边缘只有两百多米，但厚厚的积雪大大地影响了我的奔跑速度，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出森林时，战士们已经和在坦克和装甲车掩护下，扑过来的德军步兵交上火了。我二话不说，一头扑倒到雪地上，对准前面的人影就扣动了扳机。
刚打了半梭子，突然听见有异响传来，随即身旁不远处窜出一道耀眼的火光，这道火光后面拖着长长的白色尾烟。我不由自主地停止了射击，目光紧盯着火光的飞行轨迹。只见这道火光拖着长长的白烟，在暮色中划出一道耀眼的美丽弧线，然后径直一头扎进了德军的进攻队列里。就在我的注视下，火光击中了一辆德军的坦克。坦克车身上冒出一股浓烟，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火球升上了天空，跟着听到一声爆炸的巨响。原来是我军发射的火箭弹，准确地命中了德军的坦克。
我抬起身体，想仔细看看德军的坦克被炸成什么样了。没等我看清楚，旁边猛地有人扑过来把我压倒在雪地上。我猝不及防，脸猛地扎进了雪地。幸好积雪比较深，否则的话，那么大的冲击力磕在地上，铁定破相了。
我艰难地抬起头，刚想骂这个鲁莽的家伙几句，猛地听见有“嗤嗤嗤”的奇怪声音传来，好像撕裂布匹的声音一般，接着就见到旁边不远处的火箭筒发射阵地，被密集的子弹打得如同开了锅似的，地上的积雪高高地扬了起来。
等到一切都平静下来，我看见一支已经装填的火箭筒扔在雪地上，两名被子弹打得血肉模糊的战士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看到这一切，我不禁吓得毛骨悚然，这德国人用的是什么武器啊，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师长同志，”压在我背上的人一开口说话，我马上听出是拉米斯，他把身体稍稍移开一些，接着说：“这是德国佬刚装备部队的mg42通用机枪，射速快杀伤力强，如果谁不幸被击中的话，那么他就会在一瞬间中弹数发，活命的可能微乎其微。前几天我师在转移的途中，1075团就和装备这种机枪的德国佬遭遇了，结果有差不多一个营的战士倒在了枪口下。”
“什么？”我不是军迷，搞不清楚这种机枪在二战中有什么骄人的战绩，但听说自己的部下有那么多人丧生在枪口下，不禁怒火中烧。我抬头朝德军的位置看过去，发现机枪是架在一辆装甲车上，射手已经调转了枪口，去扫射我军其它火力猛烈的区域。
我扭头看了看不远处雪地上的火箭筒，把手中的冲锋枪放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向旁边滚去。由于中间的雪地上，没有灌木之类的障碍物，我只滚了几圈，就顺利滚到了火箭筒的旁边。
我把火箭筒往肩膀一架，也没爬起来，就趴在地上，对准装甲车的方向，扣动了扳机。火箭弹拖着长长的白烟向德军的队列飞了过去，我也顾不得查看战果，把火箭筒往旁边一扔，又赶紧打着滚往自己刚才的位置滚去。
刚滚回原位，便传来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我不看也知道，自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准确地命中了那辆装甲车。
“好样的，师长同志。”趴在旁边雪地上拉米斯真诚地称赞了我一句。
没等我谦虚一下，前方又传来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和阵阵的惨叫声。我抬头看去，原来是装甲车里的弹药殉爆，炸得车旁的德国兵鬼哭狼嚎。
“弟兄们，跟我上啊！”随着斯塔尔恰上尉的声音，附近站起十几个穿白色伪装服的战士，端着武器就朝对面的敌人冲了过去。
我原本也想跟着冲上去，不过看了看在燃烧的坦克和装甲车旁边，只有七八个人影在晃动，上尉他们这么些人足以应付，所以跑了几步便停了下来。负责保护我安全的拉米斯奇怪地问：“师长同志，怎么不冲了？”
我一边看着上尉他们和德军的战斗，一边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不用了，这几个德国佬，上尉他们可以很轻松地解决掉。”其实我心里在说，战斗都快结束了，我要是冒冒失失地冲上前，被一颗流弹打死的话，那可够冤枉的，还不如站在这里观战安全些。
战斗没有任何悬念，小分队冲上去后，没有被打倒的德军士兵纷纷举手投降。
我正打算和拉米斯一起过去时，却看见斯塔尔恰上尉带着通讯兵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离我还有好几步，他就着急地喊道：“中校同志，不好了，出事啦！”
听他这样喊，我的心不禁往下一沉，暗说：难道是罗科索夫斯基出事了？连忙上前几步，一把抓住他肩膀上的衣服，紧张地追问：“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情？”
上尉低下头，声音低沉地回答说：“刚接到降落伞的报告，说在路边发现了几辆被击毁的黑色轿车，车里的大部分指挥员都牺牲了。”
我虽然着急，但还保持着一丝清醒，听到只是大部分指挥员牺牲了，而不是全部牺牲了。于是我心存侥幸地问：“那么救出来的指挥员在哪里？”
“降落伞他们正在进行抢救，应该能救活。”
“快带我去看看！”我抓着他的衣服，不由分说地就想要牵着他走。
上尉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手，从他的衣服上移开，然后才说了句：“跟我来！”
跟着上尉他们走了大概几百米，到了村子的边沿，我看见对面有一群人迎了过来，便本能地抬起了枪。上尉看到我这个举动，连忙一把抓住枪口，轻轻地拨到了一边，友善地提醒我说：“中校同志，请不要紧张，是自己人。”
我们和那群战士汇合后，对面走出一名军官，向上尉报告着战况，而我却在四下张望，想看看被击毁的汽车在什么地方。也许是被周围的建筑物挡住的缘故吧，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正东张西望呢，斯塔尔恰上尉把那名指挥员带到我的面前，介绍说：“这位是我手下的连长，他负责佩什基村附近区域。”
那名指挥员听上尉介绍完他的身份，上前一步向我敬礼，正打算按照条例报告自己的职位军衔姓名时，被我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位指挥员同志，我想问问你，村子里不是驻扎着有一个团以及一个分队的坦克吗？战斗发生时，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指挥员的目光移向旁边的上尉，见他点点头，才回答我说：“原本村子里驻扎从预备队调来的部队，但今天一大早，他们就离开了，好像是什么地方的防线吃紧，需要他们过去增援；至于那个坦克分队嘛，刚吃过午饭，除了留下警戒的那辆坦克，其余的都开走了。我后来听一名战士说，这些坦克好像是到别的地方去补充燃料去了。”
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暗叹一口气，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好不容易让斯大林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在这里驻扎，没想到早不调走晚不调走，正好在敌人来进攻前调走了，看来罗科索夫斯基是凶多吉少啦。不过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问道：“听说你们救了几个指挥员，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我已经把他们安置在附近的一间民宅里。”指挥员又瞥我身旁的上尉一眼，然后把身体一侧，礼貌地对我说：“中校同志，请跟我来吧，我带您去见他们。”
安置第16集团军指挥员的民宅没多远，走二三十米就到了。我看见门口有两名站岗的战士，看到我们走过去，战士马上立正敬礼。我没有顾得上回礼，直接推开房门就走了进去。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有张大木桌，木桌的四周坐着七八名垂头丧气的军官。我走进去，没等看清楚人的脸，就着急地大声问：“你们谁是最高军衔的指挥员？”
“丽达！”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是你吗？”
这声音听着耳熟，好像是集团军参谋长马利宁上校的声音。我赶紧问：“马利宁上校吗？”
“是我，丽达。”马利宁从桌边站了起来，扑过来用双手抓住我的肩膀，使劲地摇晃说：“出事了，出大事了!”
我肩上的伤才愈合没多久，可架不住他老人家的这种摇法，于是赶紧把他的手抓住，关切地问：“怎么了？参谋长同志，您不要着急，慢慢说。”
他带着哭腔回答说：“我们转移的时候，遇到了德国佬的坦克袭击，车队被打散了。幸好遇到了空降兵的战士们，他们击毁了敌人的坦克，消灭了步兵，救了我们几个。可是等我去寻找的时候，却发现司令员的坐车已经被击毁了。”
“您的意思是司令员已经遇难了？”我小心翼翼地问出了这个自己关心的问题。要知道罗科索夫斯基可是一个重要人物，如果他在这个时候牺牲了，那么整个卫国战争的历史将发生大的变化。
“我们在车里只发现了警卫员和司机的尸体，没见到司令员。不知道他是被俘还是逃到树林里去了。”
“参谋长同志，”听见没发现罗科索夫斯基的尸体，我心里也踏实了许多，连忙安慰他说：“不用着急，来犯的敌人应该都被消灭了，司令员被俘这种可能可以排除。据我的推测，他应该是看到情况危险，弃车逃到森林里去了。”说完，我转身又问斯塔尔恰上尉：“营长同志，你手下还有多少人？”
上尉哭着脸说：“原本有一百五十多人，但在刚才的战斗中牺牲了六十多名战士，还有十几名伤员，能动用的兵力大概只有七十人左右。”
才七十多人，要搜索村外那么大一片森林，人手确实少了点，不过仓促之间也没法从其他地方调人手过来。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上尉带来的步话机突然响了起来，通讯兵和对方聊了两句，然后又把耳机和话筒递给了上尉。
上尉听了一下，然后告诉我说：“中校同志，村子北面来了一支车队，负责警戒的战士上前查看过，是咱们自己的部队？……”
没等他说话，马利宁就插嘴问道：“是原来守卫村子的部队吗？”
“不是的，上校同志。”上尉给了他一个否定的回答，然后眼睛望向我，说：“他们说是近卫第八师1077团的，是奉命来保护您回师指挥部的。”
近卫第八师的部队，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呢？我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了一旁的拉米斯，看到我已经注意到了他，拉米斯上前一步，低声地向我解释：“我怕您遇到危险，所以刚才格里萨离开时，我示意他回去带人来保护您。”
听到这么说，我才明白格里萨开车离开时，为啥两人会有那样奇怪的表情交流。不过现在正需要人手，这些战士的到来能为我解决大问题。于是我吩咐斯塔尔恰上尉：“上尉同志，让您的战士把车队带到这里来吧。”
功夫不大，我听见有车辆行驶的声音传过来，便说了句：“车来了，我去看看吧。”
刚走出房门，一个车队就缓缓开了过来，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仔细看了一下，除了前面开路的吉普车，后面有七辆带篷的卡车。车停稳后，吉普车上跳下两个人朝我们跑了过来。虽然天色已暗，但我还是看清了其中一个是个把小时前分手的格里萨，另外一个是名少校。
两人来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格里萨抢先开口说：“师长同志，司机格里萨向您报告，我奉列维亚金将军和政委同志的命令，带部队前来接您前往师指挥部。”
“回师指挥部的事情待会儿再说吧，”说着我把目光转向了少校。见我盯着自己，少校有些紧张，赶紧向我报告说：“师长同志，第1077步兵团一营营长少校……”
没等他说完，我便打断了他，严肃地问：“少校同志，您带了多少人来？”
少校没想到我会这么开门见山地问，愣了一下，才回答说：“全营有一百九十三人。”
一个营才这点人？我不禁又暗叹了一口气，减员这么厉害，战斗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但我很快稳定了自己的情绪，向他下达命令：“少校同志，集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失踪了，您马上命令战士们下车，五人一组，到村外的森林里去进行搜索。”
“是！”他答应一声，转身就要跑。
“等一下，”我叫住了他，叮嘱说：“搜仔细点，活要见人，就算司令员牺牲了，也要把他的遗体抬回来。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长同志，请您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说完他行了个军礼，转身朝车队跑过去。
很快他的声音就在车队那边响了起来：“全营都有，听我命令，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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