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 五行旗
对于孙可望、孙征淇父子来说，统治多达数千万人的印度教和回回臣民，最大的问题无疑在于作为统治阶层主体的华人数量过少。
虽然经过在下缅甸的多年经略，以及后来在孟加拉一带的垦荒营田，孙可望带入印度的西营士马部众，已有战兵约十万人、妇孺老弱家眷共计三十余万的规模。
可是不满五十万人口的华人，进入印度以后，瞬间就会被百倍于己的印度教臣民淹没。
这样稠密的人口海洋，随时都可能导致孙可望的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彻底覆灭。
即便孙可望依靠着宗教宽容的博大政策，取得了印度教臣民的忠诚，但这毕竟只是短暂的情况。
与过去长期统治南亚次大陆的中亚回回王公们相比，西营部众同样兼具了异教徒和异民族的身份。
华人和基督徒的组合身份，又使得后西明王朝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异类。
为了巩固呆迷儿帝国的统治秩序，也是为了扩大呆迷儿帝国的统治基础，孙可望、孙征淇两代人都出台过非常多拉拢印度教民众的政策。
呆迷儿帝国的行政官僚体系，大部分都是由印度本土的印度教百姓担任，在这方面，孙可望的表现甚至比过去的德里苏丹国诸君主及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们，都显得更为宽容。
他重点打击的对象是聚居在旁遮普和德里一带的回回王公势力，这些回回王公大多数心怀前朝，又和山北的阿富汗人、波斯人关系密切，商业网络甚至远达撒马尔罕和伊斯坦布尔，对呆迷儿帝国的威胁极大。
在呆迷儿帝国的体系里，华人无疑是第一等的统治集团，作为基督徒人口的补充，葡萄牙、荷兰、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传教士、探险家和殖民者，甚至是他们的海盗，也经常性地可以获得呆迷儿帝国的高官显爵。
白人基督徒，还有生活在山南地区——即孟加拉、阿萨姆和下缅甸一带——的黄种人土著，都是呆迷儿帝国的“老本”之一，可以算作第二等的统治集团。
其次，作为呆迷儿帝国第三等统治集团的，则是渐渐取代了阿富汗部落骑兵位置的锡克骑兵。
锡克教众不同于回回和印度教信徒，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上，与华人更为相似，而且骁勇善战的特点，以及被回回、印度教同时压迫的处境，也有利于让他们依附于呆迷儿帝国。
印度教信众，整体地位上来说和锡克教众是比较接近的，都可以算是帝国的第三等统治集团之列。
只不过由于印度教信众人口极多，民族也不尽相同，所以在不同地区，印度教信众的地位也往往不大一样。
例如在恒河流域，印度教信众多数仅仅能够担任中下层的行政官吏，地位尚不及可以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锡克人和阿富汗人。
但在南方的拉杰普特（漠南）、德干高原（南原）地区，为了羁縻地方，印度教信众的地位就比他们在北方高得多，不仅能够像西瓦吉那样封王出任水师督师，而且许多人还能够出任最高一级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职务。
而以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的旧王公为主的回回封建主势力，则一直受到孙可望父子的打击和排挤，一些普通的回回百姓也因此受到牵连，往往在呆迷儿帝国内受到不合理的迫害与不公平的对待。
北方恒河流域，时不时都有回回王公起兵叛乱，甚至有人试图联合山北的阿富汗部落与波斯的萨菲王朝，以实现莫卧儿帝国的复国事业。
然而萨菲王朝，在晚明时期阿巴斯大帝去世以后，帝国就陷入了长久的衰落之中。
阿巴斯大帝的继承人萨菲为人残暴而内敛，他无情地淘汰任何一个能威胁他权力的人，几乎处决所有的萨非王室的王子，以及功绩显赫的朝臣和将军。他甚少留意政事，又无文化或学术兴趣，甚至有阅读和书写的困难。
在他统治时期，萨非王朝开始衰落。北部的俄罗斯帝国逐渐将势力伸向高加索山脉和中亚；东部新兴的呆迷儿帝国，也和萨菲王朝争夺阿富汗商路和波斯湾商路的贸易红利。
大约与孙可望父子同时期在位的苏莱曼一世以萨非二世的名号即位，因当时年幼，及在后宫长大，对外面的世界并不认识。又因其人好酗酒，身体不佳。即位首年，不单发生地震，更受哥萨克人侵袭里海沿岸。
苏莱曼一世对政事没有兴趣，宁愿留在后宫，政务落于首相及由后宫宦官组成的理事会手上。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宦官的势力日益增大，贪污成风，军备松弛，接连被呆迷儿帝国和乌兹别克人打败，国势日渐衰落，根本无力出兵印度。
为了补充华人人口，到东王沙孙征淇的统治时期，呆迷儿帝国不仅开始从阿萨姆和下缅甸一带的土著中选拔精英，拔擢入华人阶层，而且还屡屡出兵攻打暹罗和干涉安南内战，又同延平公司在南洋争霸，来获取华人移民补充。
早在孙可望初建呆迷儿帝国时期，经历过晚明连年战争的孙可望，就效仿满洲八旗的制度，在印度建立了相似的五行旗制度。
五行旗分为华人五行、山南五行（即阿萨姆和缅甸地区的土著）、山北五行（即来自中亚的部落骑兵）、海外五行（即来自西洋地区的殖民者）、印度五行（即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回回精英）。
每一五行，按照金木水火土分为五旗编制，由孙可望父子身边的亲信，以及较早归附呆迷儿帝国的地方大贵族出任各旗旗主。
五行旗制度扩大了呆迷儿帝国的统治基础，使得本来仅仅靠区区五十万华人统治一亿印度人的帝国统治秩序，扩大为了依靠二百万旗人统治一亿印度人的体制。
但即便如此，华人人口不足，也始终是呆迷儿帝国的一大弱点。
十八世纪末，第六代东王沙正式废除了五行旗制度，实行了普遍的帝国公民制改革，授予了全部国民完整的公民权，使得帝国的印度色彩大大加深，华人因素逐渐减弱。
第八十四章 金山
自从李定国被召回京以后，大顺朝堂上下，对于西营的去向关注度就大幅度下降了。后来准噶尔作乱西北，顺军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北方去，更无人去关心了解孙可望的去向。
就算是李来亨，也完全想不到，十几年的时间过去，孙可望竟然在异国他乡打下了这样一番宏大的事业！
“朕不意秦逆尚有今日，居然篡取天竺，在海外立国，此诚可谓我朝心腹大患。”
呆迷儿帝国远隔异域，与大顺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双方在雪区高原一带虽然已经直接接壤，可由于山势险阻，根本不可能在这一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交战。
直到明军出兵安南，抵抗大顺天兵的时候，李来亨才惊觉到后西明的中兴事业，居然做到了这种地步。
他甚至有几分惭愧，自己占据中原富庶之地，华族亿万人口，经营天下二十年，也不过堪堪和孙可望在异域他乡的成就相当而已。
“孙可望是一个天子，朕也是一个天子，秦逆亦天下一奇丈夫，众史官应搜集其生平事迹，撰集史册，以使后人知国初群雄相斗之事，何等惊奇。”
这些年来，大顺军在四海八荒用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一路摧古拉朽平定四夷。
而且工商发达，经济繁茂，人口滋生至于上亿，许多书院被朝廷被员经营以后，也不断扩大，陆续发展为了综合性的学府。
原来朝廷在各省建立的官校，数量也愈来愈多，其中一部分官校也由原来的乡政、农业、矿政专门性学校，发展为了综合性的大学官校。
文化的繁盛，带来了出版业的高度发展，江南绅商在从海外引进的新型印刷机基础上，改良出了适于印刷汉字书籍的松江印刷机，将出版业推到了又一个全新高峰。
原来只作为官员、士人内部流通参考的邸报，也因为印刷技术的改良，开始被大量复印，流通到民间。
非常多的商人开始养成了阅读邸报的习惯，好了解朝廷政策的变化、边疆战事的发展等等消息。
有识者看出了民间复印邸报的巨大商机，便开始在自家复印的邸报背面，同时印上了票号或其他百货商铺的广告。
再到后来，邸报的背面已经写不下那么多的广告及商业信息。专门的商业报纸，因此就诞生了。
士、商结合的绅商阶层，越来越将经商而非仕途作为自己人生的重心来经营。
大量具有较高智识和文化的高级士人，也开始进入商界发展，这带来了顺朝整个商业文化氛围的改变，也出现了更多大规模、复合型的商帮团体。
票号行业则是因为多年的边疆战事而繁荣起来的，平准战争、安南内战、瀛洲战争……一系列僵持多年的乱战，令朝廷财政压力极大，后勤运输殊为困难。
大量票号商人，开始插手军需生意和后勤运输行业。
这之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山西一带的旅蒙商，明末以来因为通夷而遭到沉重打击的山西商人，靠着经营漠南草原的旅蒙商事业重新发达了起来。
而旅蒙贩货这种动辄花费一年时间，行走万里以上路程的贸易，自然又催生出了如远程汇兑、风险保障一类服务的诞生。
金融行业的发展，是工商业繁荣的基础，也是早期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必要条件。
这些服务又进一步辅助了大顺军的对外军事扩张，不少旅蒙商人主动承担下来了一部分顺军军费，作为回报，朝廷则允许旅蒙商们进入北疆地区经营庄田，并且授予了许多旅蒙商在漠北、北疆、南疆一带的贸易特许权。
在东方，安东大都督府辖区内的吉林、黑龙江、乐浪、熊津一带，经济基础比西域更好。特别是东北的三江流域，土地肥沃又地广人稀，特别适合产业化的庄田经营。
大豆、玉米等适合东北的新作物，也已经从海外引进，长江流域，特别是在湖北和苏松两省，高度发达的棉纺织手工业，这些对东北进行大开发的前提条件，均已备足。
轰轰烈烈的关东垦殖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那些为安东军垫付了大量军费的商人，当然优先获得了在东北垦荒的特许权力。他们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建立了成千上万的农场，专门用来种植大豆、玉米一类经济作物。
在资本雄厚以后，这些绅商又投资了安东军在日本的作战，捞取了大笔政治资本。
以此为基础，关东地区的大农场主们和西北地区的旅蒙商、大票号，共同推动了顺朝国防债券的合法化、正规化。
由户政府背书的国债终于开始发行，这种有朝廷背书的债券，收益率比过去大商人们为顺军垫付军费以期获得各种特权汇报的模式，高得多，也稳定得多。
对朝廷来说，国债限制了大商人们靠垫付军费获得政治特权的途径，将他们的影响力暂时限制在了经济领域之内，保护了一部分官僚的利益，也因此备受好评。
此外，为了监督国债的发行和经营情况，朝廷终于决定了效仿民间票号的形式，在开封、北京、长安、南京、汉城、广州六地，开设了具备远程汇兑、金融保险、国债发行等服务的国营票号钱庄，亦即大顺户政府票号，孝宗朝后改称大顺银行。
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废两改元以后大顺对白银的需求日渐增加，一方面迫使大顺在世祖朝后期逐步开始在债券的基础上实行发行纸币的办法缓解货币紧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商人们纷纷推动顺军的对外扩张，以求在海外取得金银矿产来弥补国内贵金属货币匮乏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来说，顺朝在新大陆早期经营青丘殖民地，其实收益极低，和投入付出相比完全不成正比，可以说每年都是巨亏状态。
但青丘殖民地还是坚持了下来，就是因为本土的大商人们对于新大陆贵金属的强烈需求。
一开始大家只是因为从西班牙殖民者口中获悉新大陆生产金银矿，后来则是因为在青丘殖民地内发现了金山，引发了席卷大顺全国的青丘州淘金热，终于为这个人口稀少、生产落后的偏远殖民地，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发展动力。
第八十五章 纸币
天法二十九年，由于松江府府尹治理失措，激起民变，大批纺织工人再度爆发起义，此事后来还造成了顺朝皇储李玄烨之死，在当时的影响极大。
因为苏松省，特别是松江一府，可说是大顺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大批纺织工人起义以后，又捣毁了数量惊人纺织机器，使得长江下游的棉布供应为之断绝，棉花价格顿时上涨三四倍之多。
于是随州、襄阳、武昌的棉布工场，还有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北疆棉花种植园，无一不卷入疯狂的棉业投机热潮中。可以料到的是，迨松江府织工之乱被平定以后，棉价应声回落，全部参与棉花贸易的商行和西域种植园主都陷入了绝大的困境。
更有甚者，朝廷背书的各家票号，乃至于直接用户政府经营的票号，也都集体参与了汇兑投机。那些大量吸纳棉花的商行既需要充裕的现金，也需要经汇票交易，使得仅仅是金陵一地汇票市场的每天交易额都达到了百万银元之多。
因此市场利率竟盘旋在二毛到三毛之间，利润之恐怖，吸引了无数绅商投入其中。
许多原本经营商铺、农场、工坊、海贸的大商人，纷纷出卖资产，投入棉花投机活动中，转型成为票号经营商。
到织工之乱平定时，棉业和汇兑的双重投机同时崩盘，最严重的还是当时顺朝乃至于亚洲的金融中心开封，大量票号集体倒闭，户政府经营的国营票号也因为亏蚀近两千万银元之多，造成了当时的户政府尚书、两侍郎、四主事、一谏议大夫，全部人头落地。
金陵和苏州于此同时出现了顺朝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风潮，许多老牌商行倒闭，在钱庄方面，半数因欠债而闭歇。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关东和西域垦荒移民活动的成功，还有青丘州发现金山的大好消息，大部分江南资本在受到沉重打击以后，都陆续开始向关外及海外转移，江南地区原本蓬勃发展、极度繁荣的工商业遭遇了空前的萧条，大绅商屡屡破产，连一般市民都因参与棉花投资而受到巨大损失。
经此一役，江南商人和大顺朝廷都痛定思痛地决定回避类似的投机生意，自己既不参与，也不在政策上鼓励此类活动。
为了整顿过度泛滥的金融投机生意，朝廷也终于下定决心，出台了一系列规制政策，还由户政府牵头，从民间选拔大票号出身的掌柜组织银监局，在金陵、苏州、广州、天津、敦煌等地办公，控制汇兑投机的过度发展。
在这一重大危机的影响下，各地票号经营商对于邸报，以及从邸报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各类商业信息报纸的重视度，是大大提高了。
掌柜们开始学会了整合报纸上的信息，开始学会了预判市场风险，一个全新的信息市场正在形成。
下一年，朝廷开放了渤海海运对民间的限制，放弃了海运招商局对于关东贸易运输的垄断权力。
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在收复数十年以后，其人口规模、经济生产，都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实现了远超万历年间的繁荣发展。
带有一定国营性质的海运招商局，如今已经无力完全吃下渤海、黄海和东海一带的海上运输生意了，朝廷遂开始完全开放北洋航线，允许商船商运。北洋航线的北端，由天津上延至营口，同辽河联运。如此，由沙船每年向上海运送的货物，“关东豆麦，不下五百万担”。而由上海运往辽东、京津，主要以松江棉布为主，杂以丝茶糖。
上海在此时逐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发展成为南北航运业的要冲，这主要是由于松江布市的繁荣，上海作为松江府的出海港口，因此获得了城市发展的便利条件。
江南的沙船业逐渐臻于极盛，上海一直聚集有三千六百号，以每号船造价为万两计，其船商所投放的固定资本为天文数字。
正因如此，其在船只投入运营后，资金难免捉襟见肘，因此所需的流动资本一般都由钱庄融资。一般的操作惯例是这样的：沙船在出海前向钱庄借入大宗款子，在上海备齐货物（如棉布、丝茶等），前往南北洋销售。往北地去的沙船，运回大豆、食油，往闽粤去的沙船，则运回木材。此为无抵押信用贷款，若沙船平安归来，则船主和钱庄均获厚利；若遇到风浪沙船倾覆，则钱庄血本无归，很可能就此破产。
到天法朝的三十年代时，上海钱庄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家，大多跟航运业关系密切。这或多或少养成了后来上海滩的金融业性格，那就是以信用贷款为手段，大胆冒险，投机为主。
在大顺的金融行业，除了金陵人、苏州人、松江人以及后来的上海人十分活跃以外，广东人和福建人也先后入场。
福建人是此时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上的绝对霸主，其势力不仅彻底压倒了荷兰人，而且还可以在印度洋上同执掌海上贸易路线的呆迷儿帝国商人争霸。
广东人则主要依靠移民活动，大量钱庄从业者奔赴南洋，如吕宋的一系列新兴钱庄、票号，三分之二以上即由广东人创办——青丘州发现金山以后，多数淘金者也是广东人。
大顺朝廷经过了天法朝三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内外危机以后，虽然对外彻底削平了准噶尔部，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东瀛战争，对内平定了织工之乱，基本上完成了对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但是顺朝却在南洋地区和中亚的河中地区，陷入了同远较准噶尔部强大的呆迷儿帝国的争霸战中，朝廷的财政压力与日俱增，即便顺朝一年的岁入，此时已经达到了二亿银元之多，也难以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巨额支出。
早在十年前，朝廷就强行发行过不兑现纸币“官票”和“宝钞”，但由于缺乏准备金，刚落地就大规模贬值，物价则飞速上涨。没有多长时间，纸币已成废纸，户政府不得不明令废止，天法年间的第一次纸币改革彻底失败。
这场十年前的闹剧还历历在目，因此再怎么缺钱，朝廷也没人敢提再次发行纸币。如此，只能靠向民间票号谋求贷款，以解决燃眉之急。
第八十六章 弊案
刘芳亮西征天山的战事，是顺朝对民间进行型政治借款的开始。据说这项借款的幕后主张者是太子少师顾君恩，也因此后来当西征弊案爆发时，朝廷无法彻底清查追究，只能对此案不了了之。
顾君恩和刘芳亮经手的西征借款，运作十分复杂。
他们向民间票号借钱，作为代表的经手人则插手其中，获取了巨额佣金。当时民间票号索取的利息，大约都是年息一成左右，但顾君恩向朝廷申报时，却报成了一成二。
其后顾君恩又以全日昌票号“包认实银”为辞，将年息加到一成五。
在西征准噶尔部以及后续平定西域、讨伐哈萨克三玉兹的一系列战事中，经顾君恩之手的民间借款约有一千五百万银元左右，朝廷为此要支付多达五百万银元的利息。
而这其中的一半，约有二百多万元的巨额钱财，作为佣金进了顾君恩的一批私人口袋之中。
这种贪墨行为，引发了不少人的注意，据说龙衣卫曾经得到方以仁的授意调查此事，但最后又因为方以仁的意思突然结束调查。
直到后来有民间票号破产，一些报纸爆出了其破产时流出的账册，才牵扯出了一系列西征弊案。
只是这桩弊案的参与者实在太多，甚至涉及到顾君恩、刘芳亮这些开国元勋功臣的身上，结果自然只能不了了之。
顾君恩和刘芳亮都是国家柱石，为朝廷东征西讨，匡复旧土，确实不可取代。因此他们属下的劣行朝廷虽然心知肚明，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天子因此下定决心强力推行国营银行的政策，并决定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以乱刀斩乱麻的气魄，再度强行展开了纸币制的改革。
纸币改革的货币准备金，这一次由于青丘州的金山开发迎刃而解。来自新大陆的大量贵金属流入内地，成为了朝廷重新发行“官票”的有力后盾。
青丘州的贵金属矿产以黄金为主，白银数量则较少，因此朝廷自然决心以金本位为新纸币的底色。为此李来亨在纸币改革以前，便先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白银元宝和银元使用的法令，同时朝廷控制下的邸报也流传出了在吕宋发现巨大银矿的消息，银价在纸币改革之前便已经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快速下跌。
银价下跌过程中，朝廷则分年度先后吸纳了多达数千万两的现银，保障了后续纸币改革时控制市场银价的能力。
纸币的发行机关是户政府票号，其他民间钱庄、票号过去发行的各色名目汇票纸币，则一律由朝廷出资收回，并且在此后彻底禁止发行。
发钞权得以全部集中到了朝廷手中，准备金则依靠青丘州金山的开发所得和前三年趁银价下跌时吸纳的白银支撑。
李来亨没有禁止民间继续使用银两或银元进行交易，朝廷收税时一样继续接受贵金属货币，甚至就连向官员、士兵发放俸禄军饷时，往往也都由其自由选择是接受贵金属货币还是纸币。
所以纸币改革虽然在天法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但为了保障民间物价的稳定，朝廷采取了较为平缓的推进政策，大约花费了七八年左右的时间，才使得百姓开始普遍接受使用纸币进行交易。
就整体效果而言，由于朝廷的准备十分充分，又恰逢青丘州金山开发提供的黄金储备，纸币制改革十分成功，不仅统一了国内的货币，而且通货发行的控制权落在朝廷手中，国内白银等硬货币，亦因此集中到朝廷手上。
自平准战争以来的财政危机被彻底化解，至天法四十年时，大顺的财政岁入已经连年激增，达到了官票三亿元之多。
这之中除了纸币改革带来的铸币税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大顺的海外扩张有利可图。
虽然大顺在西域的大规模扩张，如在朔方建省，如设置安北大都督府管辖漠北地区，如对西域的强力管制和治理，基本上来说都是赔本的，而且财政亏空的额度极为庞大。
但是大顺在关东、朝鲜和日本的扩张都是有利可图的，对关东的扩张自不必说，辽东自万历以后重归版图，黑龙江、吉林等地也由于大规模的移民和垦殖运动，为顺朝带来了每年数百万元官票的收入。
朝鲜被化为乐浪、熊津两都督府后，经过十余年的重建后，也可说是百废俱兴，每年亦为顺朝带来二百余万元岁入。
顺军借着追剿满洲海盗之余，先以长崎为租借地，后来又慢慢靠收买九州岛各地的大名封建主扩张势力，最终发到了和德川幕府全面开战的地步。
为了征服日本，大顺先后投入了约一亿元的巨额军费，占领日本的初期，虽然采取了依靠大名进行委任管理的间接统治方式，可每年顺朝还是会亏空军费一千万元左右。
但是占领日本带来的好处，远比一年亏空的一千万元军费多。
大顺借此完全垄断了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这样从东亚大陆直到新大陆的西海岸，整个太平洋都处在大顺朝的控制中。
仅此一项带来的海关税增加，就超过了八百万元，至于其他委任大名的贡税，以及如长崎一类顺军直辖城市带来的财政收入，与瀛洲地区的海关税相加，总共可以为顺朝带来超过一千五百万元的收入增加。
孝宗继位以后，顺朝结束了世祖时期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政策，版图领土都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财政方面经过整理以后，顺朝的财政总收入是为四亿六千万元。
财政收入的增加，除了因为版图扩张、人民滋生造成的田赋收入增加以外，如在工商税方面，盐税经过改革整理以后，陆续增加了一千万元以上；茶税亦然，而且茶税方面还由于出口的增加，增幅更为巨大。
此外世祖朝后期，由于朝廷开始经营大量国营企业和工厂，官业收入也成为了一大财政支柱。
到孝宗朝初年整理财政时，朝廷便发现，田赋收入已从世祖朝中期的51%，下降到了16%；盐税收入则从世祖朝中期的9%，上升到了11%；关税收入增加最为惊人，由世祖朝的9%，上升到了28%之多。
其余的工商杂税和官业收入增长，也都十分惊人。孝宗朝初年，由于减少了大量军费支出，遂在这一预算方案的基础上实行了连续六年的大规模减税，而在减税以后，商业繁荣，朝廷的年收入依旧维持在四亿元以上，国用充足，亦可称奇。
第八十七章 税改
天法二十九年，朝廷为改变财政困难重重的局面，除百计罗掘增加收入外，还进行了财政体制方面的变革。
李来亨以周培公为相，成立税务院，为使财政清理和整顿工作顺利进行，后来又成立了隶属于户政府的清理财政处，对财务行政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加强财权上的中央集权。
不久，又设立盐政院和专卖院，统一进行盐务体制的改革和国营企业的经营体制改革。
当然最主要的财政改革手段，无疑还是建立在近代银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上。
银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是经营存款、放宽、汇兑、储蓄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的一种特殊企业。
在近代资本主义体制之下，银行主要依靠货币资本的经营，通过存款和放款之间的利息差额赚取利润。
大顺的财政机构，原来是行政管理和钱、物保管与支出不分。如户政府和各省观察使司本是财政管理机构，但自身又掌握货币和物料的保管权力。
中央户政府设有三库，即银库、绸缎库和青丘库（海外黄金金库），三库保管着全国送来的钱物。
地方的省、府、县，亦设有钱物专库，分属观察使和府尹、防御使、县令亲自管理。
这种行政与财物保管合二为一的做法，弊端很多。
周培公主持的中央财政体制改革，首先就奏请在户政府票号的基础上继续试办银行。
原奏中说：“臣等奏明，在天津设厂制造新式纸币，建筑厂房，俟机器运到，即行开印，以为整顿财政之造端，宗旨在整齐币制，广为推行，收回向用生银银元及民间私发钞票，渐次此中关键自以部库之出纳为本源，而尤须设银行为之操纵维持，始能畅行无阻。各省官商所设票号、钱庄大致虽与相类，特公家未设银行，则国用盈虚之大局不足以资辅助。见拟先由户政府设法筹集资本，采取民间银行章程，斟酌损益，迅即试办，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
可见，大顺中央银行的设立是出于整顿币制的直接考虑。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朝廷在户政府票号以外，又成立了官业银行，资本一千一百万元，主要经营存放款、买卖荒金荒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代人收存紧要物件等业务，在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时，还可向户政府请求拨款接济市面，除纸币发行权外，基本具备了近代国家银行的主要职能。
到孝宗朝时，户政府票号和官业银行合并为户政府银行，不久又改称大顺银行。
户政府为此厘定《银行则例》，谓“管理官款出入”为国家银行“应尽之义务”、“其经理国库事务及公家一切款项，并代公家经理公债票及各种证券”，资本为2600万元，主要经营存放款、短期拆息、各种期票的买卖和贴现、买卖生佥生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及货物押汇、代收各种票据、代存紧要物件、发行各种票据以及发行货币等。
而周培公主持的中央财税体制改革中，政事堂会同户政府、户政府票号、官业银行订立的《统一国库章程》中又规定：国库分总库、分库、支库三种，总库设于京师开封，分库设于各省，支库设于地方；凡国库，由库支大臣管理，其保管出纳则由大顺银行任之；国家收支各款，均须汇总于国库。
为实施这一公库制度，大顺银行及其前身还先后在天津、上海、金陵、苏州、广州、长崎、昭南、金山、甘州等20多个地方（主要是商业大都会）设立了分行或分号达五十多处。
公库制度改革期间，朝廷又设立了邮政银行，将轮船邮政存款皆由该行经理。
属于财政特别会计的公库由此初步建立。这一时期公库制度的变化反映出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首先，实物库藏继续缩小；其次，货币尤其是银行信用货币在公库收支中的地位明显增长。
统一公库制度的建立，对当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都具有积极意义，货币符号代表的财富取代了实物形式的财富，从而改变了呆滞、笨拙的贵金属搬运调度财政资金的落后方式，不仅节省了搬运费用和损耗，还方便了财政资金的调度和运用，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在财政紧需时进行透支，并利用存放款进行投资。
通过这种方式，各省的地方官吏也再也无法通过火耗等方式合法贪墨国家财产，基层行政管官吏这一环节上的损耗被完全消灭。
从此以后，各省、各都督府属地，向朝廷上解财税的方式不再是笨拙地用大车、海船运输金银米麦，而只是简单地在公库账户增减货币符号而已。
大顺的财政体系，由此在技术层面上实现了重大突破，迈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数目字管理层级。
税制改革是由税务院执行的，税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货物税和印花税的设立上。
货物税的征收一般是在产地或销场，对象为大宗货物。缴税之后，沿途加强稽查，不再重征，这是它具统税特征的方面。
印花税起源于17世纪的荷兰，之后欧洲各国相继仿行，它是对于一切财产及权利关系的契约、簿据等凭证所征收的一种税目，由荷兰商人介绍至大顺。
此外的税制改革，如：改良旧税，统一田赋；归井旧税，如将地丁、租课、漕粮、漕折、耗羡裁并划一；扩充旧税，如烟税、酒税、印花税通行全国；增加新税，如收益税类（包括营业税、财产税、家屋税）、所得税类（包括特别税、所得税、通常所得税、兵役税）、消费税类（包括饮料税、物品税、使用税）、行为税类（包括承继税、所引税、运输税）。
周培公还提出朝廷应该对官有财产和官办实业的收入以及行政规费和罚金等非赋税收入认真经营，主张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筹措整顿币制的经费。
这是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税制改革方案，孝宗朝以后的税制基本上是循此演进的。
第八十八章 开封
天法四十八年，由于李来亨病情愈来愈严重，他对于实行改革、挽回多年来穷兵黩武造成的财政困难局面，显得越来越急迫，终于在这年三月开始了史称天末改制的官制改革。
朝廷宣布按照此前颁布的“厘定官制章程”，改组各部院，将户政府改为度支部，以税务院、盐政院等机构并入。
度支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下设承政、参议二厅及田赋、海运、税课、笐榷（盐课）、通阜（货币）、库藏、廉俸、军饷、制用（稽核工程、款项及杂支）、会计十司与一个金银库。
各厅、司、库分设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除金银库人员较少，各厅、司一般有十数人。
另有收发稽查处（收发文书与催办），设员外郎、主事三人。此外，尚有部务员一百余人，额外司员（郎中、员外郎、主事）四百余人。
度支部成立后，不仅内部机构做了调整，且作为最高的财政管理机构，着手对全国财政进行清理整顿。
首先以当时的阴历七月为一个会计年度的开始，制订预算决算表，整理财务，派遣人员到各省调查租税及一切行政经费，从而达到“上自皇室，下至地方，巨细无遗”的状态。
财政清理作为天末改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其目标是以度支部为财政中枢，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办成预算决算。
度支部人员花费了大量精力，调查各省岁出入总数，覆查各省岁出入总数、厘订地方税章程、试办各省预算决算，最后编定会计法、会查全国岁出入确数、颁布地方税军程、厘定国家税章程。
完成初步清理以后，天法四十九年度支部又颁布国家税章程，试办全国预算、全国决算，并在李来亨生前确定了皇室经费和设立审计院的任务。
在复查各省财政收支的同时，度支部还着手进行了天法五十年的财政预算制订工作。
省岁出入预算报告册由各省清理财政局编制，编竣后经节度使核准上报度支部，再由度支部汇总各部院上报预算经费，编制全国预算书。
预算名义上成立了，但这个赤字高达九千万元的财政预算案，各省节度仍纷纷奏请修改，以致预算案有被推倒之虞，度支部不得不两次奏请维持原案，由病危的李来亨亲自出面才压制了所有反对意见。
从存在的问题来说，首先在于编制预算的准备条件还不成熟，如会计法、国家税地方税划分等法规尚未完善、公库尚未全部统一，贸然编制预算，自然矛盾百出。
其次，财政预算应根据国家大政方针、施政重点以确定财政收支。
但天法五十年的预算案纷然杂陈，纯粹是因为李来亨自知时日无多而强行推进的，编制计划缺乏重点。
第三，财政预算收支应该平衡，如有赤字，应明确弥补办法。但无论各省还是全国的预算，都是以赤字交议，李来亨坚决不愿意停止同呆迷儿帝国的战争，军费无法减少，预算赤字便极为庞大，只好又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
尽管有人认为这次预算案是“各种杂乱无章之账簿”，但它却确定了顺朝财政预算制度的基础，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全国财政预算编制案，为即将到来的孝宗朝财政整理奠定了极为良好的基础。
财政改革是天末改制一切计划的基础源泉，由于改革步骤过大，军费支出又十分庞大，财政问题因此一时间十分突出。
当时朝廷已彻底废除了全部科举制度的残余，实行全面的学制改革，责令各省、府、州、县遍设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武备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蒙养学堂等等。
在学制改革的旗号下，创设学堂风靡一时，民政部设有警务学堂，度支部设有计学馆，陆军部设有兵学馆，法部设有法律学堂，商部设有实业学堂，工部亦设有艺学馆。
办学经费问题，因此特别重要。
此外还有振兴工业的问题，到天法朝末期时，工商税收已经成为顺朝国家财政收入最重要的一大支柱，所以实行重商主义、振兴本国实业以称霸世界市场的舆论越来越强烈。
扶持国家工业，要提供财政政策的支持和优惠，其中减税免税政策是最简单的做法。
朝廷针对工商业确实很早就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如以爵赏奖励工商，借贷官款，参入公股，有时也减免部分货税等。
但这些措施大多无明确的法规条文，随意性较大，未能制定出振兴工商业的完整财政政策。至天末改制时，才确立了重商主义的财政政策。
财政改革的目的是统一财权，这势必触动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反弹和阻挠。所以在天末改制的过程中，李来亨又借机生起不少大案，惩治贪官，扩大了龙衣卫的权限，造成了情治强力机关尾大不掉的问题。
直到孝宗上位以后，在大长公主李徽柔母子的支持下整顿龙衣卫，才消除了这一隐患。
财政改革最大的好处，则莫过于使得朝廷对全国的财政规模有了大致的了解，从此能够量入量出，在合理程度上汲取民间财富做国政需要，再不会出现晚明时国家对民间物质资源动员能力完全丧失的情况。
天末改制还为孝宗朝的财政整顿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得到保障。
新时代正在慢慢到来，而大顺国家也日渐从世祖朝末期过度紧绷的穷兵黩武状态中恢复过来，民间氛围愈加宽松，工商业的发展一天繁荣过一天，奢侈自负、尚武骄横的民间风气，与士大夫经世致用、文武兼资的学风融合一气，形成了世祖朝末年十分特殊的顺朝人民底色。
据有一定家资的顺朝市民，往往有大量购入海外商品、穷奢极欲攀比贵族的一面，但又有边疆发生战事时，踊跃捐献家产、跃马从军的尚武经世一面。
穷极夸富与从容捐献，跋扈尚武与就义沙场，成为了大顺百姓的一种矛盾型气质。
第八十九章 体制
常言道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但在世祖朝，一代人无疑完成了许多代人才能办成的伟业。
要知道，大顺的国初时代，可说是这个王朝统治最严密、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呆迷儿帝国尚未崛起的年代里，大顺周边无强敌，李来亨的意志几乎可以完全被贯彻到物质层面。
他肆意挥霍着无数百姓积累出来的国库，使大顺国威远布四海八方，将明末以来日渐衰竭的中华国势，一举扭转和推动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峰。
来自欧洲的西洋传教士们，都在他们的笔记下记载了关于天法皇帝的各种传说。
他的军队，他的国土，他的财富，他的人民，那一切海市蜃楼一样奇幻的事物，却又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李来亨将西洋殖民者的力量拒于马六甲以西，连锁反应甚至于造成了西洋势力连印度洋都不再能够独霸。
世界变得更为多姿多彩起来，新大陆的印第安人活下来的人数要比原来历史上多得多。
而本将饱受战争、饥荒和殖民之苦的印度人民，也在呆迷儿帝国的成功治理下，实现了一种结合形式的多元政权繁荣。
大顺朝后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也都留存在李来亨的遗诏之中。
他给继承人皇太孙李润石留下的一系列遗诏和材料里，以祖训形式，留下了不少对后世大顺历史发展十分重要的指示。
包括孝宗、高宗以后，方颁行的《皇顺帝国钦定宪法》，很多要素也是出自李来亨的设计。
按照《皇顺帝国钦定宪法》的要求，资政院是帝国国会的上议会。帝国国会同时也由下议会——议政院和皇帝组成。
资政院总计有199名议员，其中包括20名来自全国各宗教团体的灵职阁员、89名民选阁员和90名非选举产生的钦选阁员。其中民选议员根据党派更迭而流动，钦定议员为终身任职，灵职议员于其保有神职身份时续任。
在立宪之初《钦定宪法》便指出资政院有权驳回议政院的所有法令，但是这一权力在随后很快就缩水，并且受到了院章的严格限制。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权力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有效的，议政院的法令并不能不经过资政院直接呈请御批，资政院仍然能够通过延宕性否决（可将议政院通过之法令在资政院搁置三到十二个月不等）来迫使议政院撤回部分法令。
在建院之初，资政院也曾经试图从大理寺处争取过司法职能，但是在“寺院之争”失败之后资政院最终只能行使有限（实际上是全部）的立法权。
资政院的议员来源正如上文所述，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被称为：民选阁员、钦选阁员、灵职阁员。
起初，民选阁员由各省地方选出两倍于定额人数者（即要求5人，则选举10人），交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指派前往开封任职，其中多为各地有名望的乡绅或者是实业家。
而在后来政党政治逐渐成型之后，民选阁员的选举则采用了多数制的办法，即获得大选的党派能够获得资政院民选议员的全部席位。获胜的党派将可以由其全权指派89名议员进入资政院而不受谕令干涉；联合获选党派则根据各党派登记在案之党员数量来分配席位。
这一办法最初因为监管不力而发生了非常恶劣的丑闻，皇帝也经常借用这一渠道干涉资政院的组成。
钦选阁员一共有90名，略多于民选阁员，这也是大顺二元君主立宪的本质所在。
钦选阁员全部由君主提名。其中宗室王公为10人；各大都督府辖区所属的王公世爵共15人；国朝勋臣20人，帝京大学、帝国大学、进士馆大学等高等院校中退休的各类教育界人士10人，从非内阁部门中退休的常务公务人员20人，以及商界纳税多额者15人。
世爵阁员除非犯下重罪被褫夺了爵位的，一般阁员的位置是世袭的，如果继承人在继承爵位时未成年，其监护人可以代替其参加资政院讨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若世爵人丁稀少，无法继承爵位，以至于出现议席流产的情况，那么流产议席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民间人士出任。
由于大顺对于世爵的继承有各种严格的考核要求，即便人丁旺盛，王公贵族们的爵位世袭也未必顺利——所以这一点也就成为皇帝干涉国会的体制漏洞之一。
中国国内主要活跃的宗教有传统的道教和汉传佛教，在西北一带有势力根深蒂固的回教传统，在东南地区则由于受到国外传教士的影响，存在不弱的基督教势力。
此外来自印度的基督教张孙宗宗派和在雪域有很大影响力的黄教，虽然备受朝廷打压，但也在国内存在一定影响力。
资政院在开院之初，就设置了二十位灵职阁员，以代表在国内的主要宗教。这是一种政教趋于合一并且由政府主导宗教的体系，同时也被后来的宪法学者、政治学家认为是朝廷对其合法性的一种塑造。
根据资政院的院章，由朝廷委任管理各大宗教团体的行政管理组织，如中华回教协会、中华佛教总会、中华正教会、中华自治公教会等组织，可以自行推选指定数量的灵职阁员。
可是由于大顺并未推行过真正的宗教团体自治政策，顺朝境内的一切宗教团体，都要接受朝廷指派的各种公会、总会组织管理，事实上其人员的选拔完全是朝廷行政方面的安排。
因此这一方面的议员，事实上也完全由朝廷和皇帝指定。
这种二元制的国会构成，使得大顺国政始终维持着高度稳定性，促成了高宗以后的历代繁荣局面，可也为后世的改革造成很大阻碍。
特别是皇帝手握过大的权力，其肆意干涉国会、指定议员的权力，在后世必然遭到各界的群起攻击，并最终成为仇恨的集火点。
也是因此，后来大顺的全部反体制活动，都被集结到了共和派的旗帜之下。
无论左还是右，所有反体制分子都以共和之名对朝廷和皇室发起攻击。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一点是，对大顺来说，君主制在后来的确成为了其国家体制的最大缺陷。
第九十章 首都
天法四十八年开始的天末改制运动，是李来亨在位期间的最后一次改革，也是顺朝第一个百年中，最重要的一次官制改革运动。
天法四十八年朝廷颁布《官制改易筹备大纲》，终结了从隋代开始的六曹（部）制度，中枢部下的六政府机构由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工部（后改名农工商部）、邮传部，这九个部门取代并成为了后来内阁的雏形。
后来又查漏补缺地顺应组建大海军的需求，成立海军部。
参军院则被改制为军谘府，起初这一机构也是由陆军部管制，后来则因为军事需要而被独立出来。
此时的内阁并不像后来那样由平章军国重事领导，而仍然由政事堂的多位平章政事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管理。
这一时期，为了平息日本地区的持续性暴动，朝廷的官员职位，不再对出身地有任何要求。
不要说是出身于瀛洲各都督府辖区的百姓，就算是一直出生国外，且一直在海外受教育的人，也能够毫无阻碍地担任朝廷的全部公职。
一大批来自乐浪、瀛洲、昭南和青丘的海外属地士人，因此在天末改制以后，粉墨登场，挤进来了冠盖如云的开封朝堂。
他们各自在本地富商的大力捐献支持下，于开封采买土地，修建了风格各异的会馆，供海外士人聚会之用。
两鲜会馆（即指乐浪和熊津两个朝鲜辖区）、瀛洲会馆、南洋会馆、青丘会馆……
这些建筑风格迥异于内地的堂皇会馆，作为新文化的载体和宣传中心，也为开封的市井文化注入了一股全新的活力。
开封是一座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但实际上到顺初的时候，经过几百年的衰退和明末以来多年战争的破坏，它的人口已经不能算作大都会之列，城市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也已经明显落后于江南地区的诸多都会城市。
开封虽然位在中原的中心，但至少就顺初的情况来看，开封城市在当时已经显露明显的衰退之象。
它后来冠盖盛于世界的种种梦华，大部分都建立在其作为大顺这样一个世界帝国首都的行政地位之上。
所以顺朝的开封，与宋代的开封在城市文化上已经有了很大差别。
它依旧是一座市民城市，可又更多是一座世界的帝都；它的市民文化依旧发达，但又增添了更多权威的色彩。
开封在中原，但它的市民却来自大顺这个世界帝国的每一块属地，所以人口的构成可谓空前复杂。
开封人认为自己是得天独厚的、绅士的、殷勤的、应该被赞颂，但是他们自己却跋扈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所幸顺朝的汉字通识教育十分成功，虽然一些海外属地的国民来到开封以后，不能流利地进行对话，但是笔谈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汉族的比例，即便是在顺朝版图最大的时期，也占到了差不多88%的样子。
可开封客观上来讲，还是一座相当多元的城市，因为许多少数民族的王公和精英阶层都移居这座城市，构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市民文化。
这座城市在高宗朝时拆毁了全部的古城墙，使得城市范围扩大了数倍以上。
黄河的治理工程是世祖李来亨的遗训，大顺对于淮河、黄河、海河三条河流的治理工作持之以恒，坚持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算基本上完成根治。
在三河中，无疑黄河的治理工程花费人力物力最多。
毕竟黄河的存亡关系开封的危亡，一条河流、一座城市，命运相互缠绕，好在顺朝的执行力比两宋强得多，国家有足够的毅力彻底根治黄河水患。
哪怕要花费一百多年的时间。
考虑到开封的人口里，至少有五分之四是世祖朝以后，才从大顺分布全世界的无数属地里迁徙来京的；
考虑开封的城区面积里，十分之九的部分也是在世祖朝以后才建设起来的。
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座城市并不是两宋以来开封城的衍生，它虽然诞生在宋朝开封府的基础上，可确实是一个崭新的城市。
而且在城市的气质上，也更接近于长安那样世界之都的气质，而非是宋代开封的市民文化气质。
其实李来亨本人，因为开封城无险可守，又有黄河水患的危险，一直是心之念念迁都想法的。
他一直以来，迁都的考虑，就是三个选择：迁都长安，迁都北京，或者再建一座新都。
开封之成为大顺，甚至是全世界的都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很偶然的原因。
如果当年李自成的北伐打下了北京城，而没有止步山西，那毫无疑问北京才会成为大顺的都城。
或者后年多尔衮的南下，如果冲进了河南，说不定顺朝就会迁都到后方的襄阳或武昌去了。
长安是大顺元勋们最青睐的地方，而且经过周祚鼎的治理，关中经济也实现了简直堪称跨越式的复苏发展，已有了作为首都的潜质。
世祖朝又有很多年着力西北，和准噶尔进行多年的战争，迁都长安也有利于控制这场战争的烈度。
但可能也是因为西北敌人的危险，朝廷要考虑到迁都长安以后，敌人进攻京师和延安祖坟时，朝廷该怎么办的事情。
而北京，其实对朝鲜和日本的成功征服与开发，也给北京重新成为首都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毕竟一个繁荣不亚于南海的东海经济圈已经形成了，北京作为这中间最重要的城市，在经济上来说是很值得考虑的。
只不过北京与大顺没有太多历史关系，本朝的元勋大臣们也都并不支持这点。
李来亨本人最坚持的建形城的方案，大致上是考虑在沿海地区，如天津甚或松江一带，建立一座宏伟的城市作为新都城。
可经过计算以后，其花费简直是天文数字，自然完全不被群臣所接受。
开封的首都地位就这样慢慢确认了下来，到李来亨去世以后，更再无争议。
第九十一章 一线城市
荆州这个地方，在宋元之际的战乱中，毁损严重，元朝把这个城毁了。但是到了明初，还特意重建了荆州城，说明在明初，还是很看重荆州的重要性。明初的首都是长江下游的南京，位于长江上游的宜昌、荆州、汉口等都是沿江这一线上的物流据点，基本是平等地位的。
但是，随着永乐迁都北京，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汉口地位开始缓慢的上升。
北京是个物产不丰富的政治城市，单一强调首都功能，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一起迁过去的政、商势力聚居在北京，每年需要从南方调运过去物资，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成了国家物流的大动脉。
这点在元朝本来就如此了，到了明朝，这个功能不仅强化了，而且管束力还超过了元朝——按照明朝的漕运管理体制，对于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管理范畴，不限于运河，而是一直到重要的粮食产地江汉、两湖。
也就是说，汉口所处的江汉平原与两湖地区，是大运河漕运的.asxs.。汉口成了重要的粮食物资集散地。能运粮食，也可以运其他物资。从这里征收上来的粮米物资，先延长江水路到下游，然后转入大运河，北上北京。
这样一来，汉口就不仅是长江这条东西向水运物流渠道上的一个站点，还拐弯向北，成为纵横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长江”水系漕运系统上的.asxs.了。
而同时期，荆州没有发挥过这个功能。由此导致，就从明朝永乐时期开始，汉口的重要性超过荆州了。
顺初时，更准确说是李来亨经略楚闯时，虽然闯军早期只占领了荆襄地区，而没有占领汉口地区。
可是由于荆州的城市区位又受到襄阳的替代，而且闯军在荆襄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城市又是随州而非荆州，所以荆州在湖广的地位便不再能追赶汉口了。
明朝隆庆、万历时期，漠南蒙古土默特的首领俺达汗与明朝和解，明朝加封他王爵，同时开边市，蒙汉边贸兴起；
同时李成梁经略辽东，把原先当地混乱的、朝廷对建州、海西女真的羁縻、安抚工作整理的很不错，同时，又强力征讨辽西一带的察哈尔图门汗，辽东马市大兴。
那么，这两件事在经济上，导致什么结果呢？
一个塞外河套地区、一个辽东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局势比较安稳的市场。这可是巨大的商机啊！
与这两个边贸市场挨着的，是山西、陕北、北直隶和山东，胡汉互市一开，交易量剧增，这四个省份的物资，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特别是在蒙古牧民中消费量巨大的紧压茶，这四个北方省份都不出产，只能从南方运。
这就刺激了商人要从更远的、也是物产更丰富的南方，把更多的内地物资，茶叶、糖料、铁器、布匹与丝织品等等，运到北方边塞市场去；同时，边塞市场蒙古、女真的大量土特产，皮毛、畜牧业产品、河套地区出产的甘草、枸杞，辽东的人参貂皮鹿茸等等，也要运到南方去。
南北之间，互通有无。然而，在这个让人大赚特赚的好机会面前，却出现了一个矛盾——物资运输量出现了惊人的剧增，但京杭大运河的运量有限的，而且还要有限保证官府物流运输。要运送的东西成倍增加，路就这一条，还这么窄。
瓶颈问题出现了。
怎么解决呢？很简单，也容易——再开辟一条路呗。
于是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和他们运用频率最高的一条商路，出现了。
这就是山西晋商的茶马道。
“南茶北马”在明朝隆庆万历之前，其实就有了，但是规模有限，声势还不大。随着“俺达封贡、经略辽东”的实现，这条路迅速繁荣起来。
由此导致，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汉口，成了另一条重要性仅此于大运河的南北大路，中继点、货物集散地、批发零售中心。
从南方福建来的茶，一直走水路，到了汉口，就要准备舍舟上路，改走旱路了；从北方南下的牲畜与各种畜牧业产品、山货土特产，以大宗批发形式到了汉口，就不在继续南下，而是在这里改大批发为小批发或零售。这样一样，汉口就成了东西方向（长江水运）、南北方向（河南旱路转鄱阳湖水运）这个大十字架物流渠道的中心。同时，又是商品的集散经销中心、转运中心。
所以到明末的时候，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著作《广阳杂记》中，曾提到天下的繁华景象，总结有“四聚之地”——北京师、南佛山、西汉口、东苏州。
而湖广是世祖李来亨的龙兴之地，汉口是楚闯早期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地位更胜于随州、襄阳。
世祖朝后，汉口城市得到朝廷的政策倾斜，商埠通衢要地的优势地位，又一次次大大加强了。
明朝的俺达互市，仅限于漠南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喇沁等少数部族。
到了大顺，随着大顺军对漠南、漠北、漠西蒙古的全面征服，把整个西域、蒙古，甚至一部分中亚河中地区都纳入版图，北方草原市场对茶叶等南货的需求量继续剧增。
而且这个时候在北方还出现了一个新邻居，那就是在贝加尔湖以西和大顺已经直接接壤的俄罗斯帝国。
俄国人喝茶的嗜好，一点不比中国人差。他们和蒙古人相同，也是喝发酵的红茶、紧压茶。所以大顺和俄国签署了贸易条约，建立了一系列边境贸易城镇，开辟俄国市场。
只要内陆贸易存在，汉口作为大顺内地运河、长江、汉水的一个交汇点，它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就不会削弱。
三镇在世祖朝中期合并为武汉府，经济政治的地位就又上升了。
虽然湖北士人一直谋求推动武汉建京，使其成为东京开封、兴京长安、北京北平以外又一个陪都。
但这可是延安、金陵、上海、苏州、广州、江户和昭南，都没有谋求到的地位。
武汉最终没能设京，也不足为怪，但它作为顺朝内陆交通网的一大中心，经济繁荣，规模是不下于开封的。
所以在当时，也就是世祖朝，大顺的一线城市应该说是“东金北汉”，兴京长安都要稍逊一筹的。
第九十二章 钦定
《钦定宪法》对选举权的限制，最初是要求选民与候选人均需拥有5000元不动产或中学以上教育，并在选区居住超过十年，而年龄方面选民需达到25岁，候选人则需达到30岁。
这遭致了极大反对，直到动摇了大顺朝的第一次共和革命爆发之前，《钦定宪法》才修改了选举权相关的发条。
改为仅要求在以下三项中满足一项：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拥有500元以上不动产、小学毕业或同等学力，居住年限从十年下降为两年，选民和候选人的年龄要求相应下降为21岁和25岁。
由于选举权条件的下降，得以参与选举的人数大为扩张。
从第一版宪法符合选民条件的仅340万人状况，一跃为接近8600万人，两年间增长了25倍以上。从全国人数的0.39%上涨到10.5%。
诚然，以今日之标准来看，10%的选人人数仍然不足，尤其本次选举并未赋予妇女选举权，不得不说是一大缺陷。
但就历史的进程来看，无疑是一巨大进步。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国会选举的条件在财产要求之外另设教育背景，在达到教育条件下即使不满足财产要求亦可拥有选举权，而教育资格设为小学毕业几乎可视为最低限度的门槛。
最终，第二版宪法的国会选举成果十分惊人。
在此仅列举两个最为震撼的数据：第一，新宪法国会859名议员的平均年龄为36.45岁，年龄超过60岁的仅有6人，而此前旧宪法国会的平均年龄即为43岁，与之直接相关的是议员的教育背景，在499名背景可靠的议员中，只有旧学教育背景的议员仅有94人，不到五分之一，而新旧兼有的有163人，接受纯新式教育的共242人，反而为人数最多情形。
考察他们的职业背景，新宪法国会的议员中，真正的资产阶级仅有12人，此外控制舆论权力的律师、记者仅有22人，除了新旧政府官员以外，国会中人数最多的是教育工作者，共100人，其中中小学的校长占到了五成以上。
这些全新的新生力量，投注到大顺政权，为朝廷增添了全新的生命力。
本来已经渐渐步入暮年的大顺朝廷，也在那以后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然而民众们本来对于压迫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反而是在改革推行过程中，当各种各样的压迫被减弱的时候，人们才渐渐对身上受到的压迫更为敏锐了起来。
一部分压迫和特权被改革废除了，但是剩下来的那些压迫和特权，比起从前，就显得更加刺眼和无法忍耐了起来。
朝廷本来是为了维护皇室政权而推行的改革，其结果反而是引爆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第一次共和革命，就是在大顺改革相当顺利的背景下爆发的，这无疑是令人感到十分感慨的。
第一次共和革命的领导者是广西的小学校长洪秀全和湖南煤炭工人联合纠察队的委员杨秀清，他们拉开了大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内战序幕。
而共和军的迅猛进展，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只经过了一年短促激烈的内战，共和军就占领了金陵和开封，皇室政权完全崩溃。
共和派所创造的传统已经成为政治统治甚至社会关系的新基础，顺从让位于劝服、传统让位与革新、狂热让位于理性的共和主义、世袭让位于选举和动员，他们是第二共和的先驱。
虽然也曾被海内外的保皇派打垮，然而们为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希望，他们一时的失败掩盖不了长远的胜利。
第一共和失败以后，李氏复辟，百姓的共和国瓦解，这也意味着代表传统的保皇派势力依旧雄厚，甚至预示着哪怕到了第二共和时代，皇族的影响力依旧像一个幽灵般，随时威胁着共和国的存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欧洲和印度的新文化史研究中，人们发现革命者经常将律师的职业训练带到议会之中，从而影响了革命的修辞，比如“公民”一词，本是律师需要接受的古罗马修辞训练的产物，结果却伴随着革命者们的演讲传遍世界。
就此而言，主导大顺革命的却是像洪秀全这样的教育工作者。
由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缔造的现代中文里，恐怕蕴含了不少本来专属于教育工作者的修辞方式。
例如导师、教员一类的词汇，经常被运用到政治领域，或许就是发轫于此。
选举法的改变造成了政治文化的重大变迁，一大批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成为了当时顺朝政治舞台的参与者。
这可说是大顺中后期政局的一种特殊情况，在一般国家，主导政治者往往以大学教授、律师、记者、企业家和科学家为主，甚至于工人组织首领、群众性运动领袖，主导地位也都在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之上。
只是由于第二版新宪法的选举法，加之当时大顺国情的特殊性，造就了一段时间内政局主导者的特殊性。
而竟然由这种偶然性的因素，影响到了整个共和革命的发展，影响到了理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又是可谓奇迹。
小而弥坚的领导者们积极前进，世祖李来亨绝想不到他为后世精心设计一系列政治架构，最终会将历史导向这样一种奇特的结构里。
李来亨倒在开封皇宫的寝殿里，骤然升起日暮途穷之感。他的精力是日渐衰退的，而膝下诸子的斗争却越来越激烈。
罗颜清和刘幼辞，都相继去世，走在了李来亨的面前，只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无奈的老人。
他能说话的人有大长公主李徽柔，但近来李徽柔介入政局也越来越深，使得李来亨不愿意再向她开口了。
方以仁多年前就回到了桐城老家隐居养老，方党在朝堂上势力渐渐自动消解了。
李来亨是很想下诏请方以仁回到京城，让他们两个人再好好聊聊的。
可是方以仁年迈的身体，恐怕支撑不了这样的长途跋涉。
李来亨自己呢？更没有办法去桐城见一见这位老友了。
他的时间越来越少，好像死亡已经清晰可见，可李来亨又总觉得自己留下的遗产尚不够丰厚。
人就是这样的贪得无厌。
第九十三章 青丘故事
在十八世纪初的大顺，一封名为《青丘来信》的正在广为流传。这封信最初是日本航海家寄给其赞助者延平公司的一封信。
信中，作者提出他在新大陆看到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丛林之中，过着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却普遍拥有健壮完美的体型。航海家由此对印第安人产生了错误的印象，认为他们寿命极长（“许多人超过百岁”），无需衣着，又可以随时从新大陆的丛林里获取食物。
从此诞生了一种可以称为高贵的蛮夷的论调。
作者看到了和睦的起居生活，却没看到血腥的部族战争；看到了身材健美的男人和女人，却不知道印第安人会在出生时就杀死身体有缺陷的幼童。
可在当时，新大陆的各种情况却震撼和冲击在了沐浴在盛世风华中而渐渐萎靡不振的顺朝士人。
在殖民地社会，一种本土意识在征服后的几十年里就已经在悄然孕育。
这种“青丘精神”的内涵在于，新世界的居民，无论其种族和血统如何，都是地道的青丘人，同那些“外国人”有着共同的重大区别。这种意识也是同内地顺朝百姓显露出的优越感相生相伴的，许多顺朝内地各省的百姓往往将大顺海外属地的居民人——无论是土生华人，混血华人，还是日本人、朝鲜人、满洲人或当地的土著——统一地当作夷狄看待，他们倨傲地认为青丘州是一块有着野蛮气质的大陆，在上面生长的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带有不可抹除的野性。
“我蛮夷也”。
这种以身为蛮夷而感到自豪和高贵的思想，就是在内地百姓的歧视下被动产生的。
印第安人作为青丘的原住民，而且被认为是同中国古老相传的各种神话传说相关的原住民。
有不少人认为印第安人是殷商或东夷人的后裔，也有人坚信印第安人都是为了逃避秦政而出逃海外的六国难民。
他们的公民权在殖民地内得到维护，并且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还能够出任几乎所有的公职。
当然这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大顺深陷在和呆迷儿帝国无意义的争霸战争里，渐渐放松了对新大陆等海外属地的管控。
在当时，只要青丘州能够每年准时准额地上交赋税，那么朝廷对他们就没有太多要求，往往任其自由发展。
早期的青丘社会，可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当地几乎全部采取城镇自治的制度，自治的力度有时候贯彻到一个村子甚或一个社区的地步，几乎不存在什么有力的政府，也没有除了顺朝驻军以外的任何地方政权军队。
甚至就连那些顺朝驻军，也由于青丘州几乎有一百年时间没有遭到外敌入侵，所以被削减到了差不多可有可无的地步。
很难想象，在当时青丘的一个都督府辖区内，往往大顺驻军只有三百人左右。
说到青丘人的日常生活，由于当地烟草种植业的繁荣，所以烟草和雪茄几乎永远伴随着青丘人。
他们抽烟的激烈程度早就到了内地百姓无法想象的地步，这也导致各种慢性病的流行。但好的方面来说，也是促成了近现代医学在新大陆的蓬勃发展。
由于新大陆的普遍收入低于内地，所以在十八世纪经常会有许多相当优秀的青丘医生前往内地工作，哪怕要忍受内地人的歧视以及比当地人更低的收入。
城市，特别是流动人口很多的矿区城市，是骈居和嫖娼的圣地。城市里混血很多，这里几乎没有多少人相信儒家的一套理论。
就算是叶方实学和功利学那种比较开明的思想，在青丘也不受到欢迎。
在内地备受打压的阳明学，则在青丘有重新崛起的迹象。青丘本土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虽然晚至十八世纪末才建立起来。
但在一百年前，就陆续开始有在内地失势的阳明学学者前往新大陆建立书院。
王阳明的心学在青丘被保存了下来，以后更成为青丘共和国的立国思想。
关于海盗问题，由于大顺海军的强势地位，太平洋上的匪患并不严重。早期青丘由于只据有新大陆的西海岸一带，与匪患严重的加勒比海区域并不接壤，所以海盗问题几乎不成为问题。
只是在后续的扩张过程中，大顺几次向西班牙收购了一系列殖民地，使得青丘大都督府的辖区，兼并了西班牙帝国在拉丁美洲三分之一的领土，才能加勒比海接壤，逐渐开始受到当地海盗的侵扰。
一部分青丘殖民地的居民，也携带船只进入加勒比海域干起了海盗营生。
毕竟之前是没有像样的职业军队和官僚机构的，海盗威胁大起来以后，地方上基本全靠组织民兵防守，损失就非常大。
这样的情况下，青丘大都督府才开始建立起了殖民地自己所有的本土常备军。
这支常备军后来成为了青丘独立建国的源头，这又是后话了。
在青丘扩大土地的过程中，它沿袭了一种基于农业垦荒的土地逻辑，所以社区的重要性非常高，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和内地居民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到十八世纪末时，青丘大都督府的辖区已经占据了新世界北陆的全部西海岸，并向东扩展抵达到几乎和五大湖接壤的地方。
在南方，青丘大都督府完整接收了西班牙帝国的新西班牙总督区和新格拉纳达总督区，两个面积极为巨大的殖民地，使得其国土面积在全世界都堪称为庞大。
顺朝朝廷曾经多次考虑过拆分大都督府辖区的问题，并且曾经酝酿过将其划分为四个或三个大都督府辖区的计划。
就连区划的草图，据说当时都已经完成。
但这一消息被报纸传播到新大陆以后，反而被青丘的土生华人们认为是朝廷打压青丘的阴谋前奏，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音。
这项计划不了了之以后，没过几十年的时间，青丘就走向了完全的独立，并且依靠庞大的版图、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在大都督府时期建立起来的心学思想、自治传统，很快便发展为了一个能够在世界舞台有所表现的一等强国。
第九十四章 最后一天
宫门紧闭。
李来亨漫长的人生，经历过许多挫折、辉煌、苦难、失败与胜利。
他缔造了一个注定将要名留史册的世界帝国，改变了上亿人的生命轨迹，使得这片大地，甚至于脚下的整颗星球，都拥有了一种焕然不同的全新面貌。
他以天法皇帝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晓，威名远及于四海，西域的所有回寺，雪区的所有喇嘛，中原大地上的一切道观、寺庙、教堂，还有儒者们教书的书院。
甚至是海外的婆罗门寺庙，印第安人的图腾柱下，成千上万，成万上亿的顺朝臣民，都在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为天法皇帝祈求健康。
人们希望他能继续活下去，哪怕是当成一座雕像那样活着，便可以给予亿万臣民最强烈的安定感。
“陛下说了什么吗？”
方以仁是专门从桐城远道而来的，他的身体佝偻着，老态毕露，哪怕好几个孙辈搀扶着太师，也总给人一种将要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感觉。
顾君恩已经去世了，他死的那一年，李来亨难得又召开了一次朝会，讨论应该授予顾君恩什么样的追封爵位和谥号。
不少已经回到老家过上致仕生活的元老重臣们，也纷纷来信，就像他们过去讨论袁宗第、讨论刘汝魁、讨论刘芳亮等许多人身后事的情况一样。
方以仁也升起悲凉之感。
他的左右是自己的儿孙，身后是年轻一代的朝臣，可从前闯营的旧人呢？
跟随闯王打下江山的英雄豪杰们呢？
所有人都已凋零在风中，自己或许也亦然。
“林尚宫。”
方以仁看到了郭君镇的遗孀林猫猫，这位曾经在内廷握有大权的女官，也曾经和执掌外朝的方以仁交手过许多次。
他们常常因为朝廷政事发生冲突，有时候又因为党争，简直能把事情闹到没法收场的地步。
但私底下，方以仁和郭家关系当然不错。
郭君镇在日本病死的时候，还是方以仁的儿子专程去瀛洲将他的灵柩接回了开封。
那又是几年前的事情？
方以仁毕竟年迈，很多曾经记忆犹新的事情，他也忘得差不多了。
“陛下想见见您，太师……”
说话的人是大长公主李徽柔，自从李来亨人到晚年以后，他就特别亲近身边的亲戚们，李徽柔因此极为受宠，早可说是权倾朝野。
好在她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没有靠着这份地位去谋取什么过分的利益，也没有硬把自家儿子会宁王李淳和推到不合适的位置上面。
方以仁的儿子搀扶着他走上御殿前长长的阶梯，汉白玉的阶梯有多少级？方以仁只觉得它长到了无边无际的地步。
走在上面，似乎就能看到许多年前的夷陵州。
“陛下……”
“太师。”
皇长孙李润石把方以仁扶了起来，带着他进了寝宫中。为了防风，寝宫里现在挂满了明黄色的丝绢，空气不大流通，方以仁觉得胸口都有些沉闷了起来。
“南洋的战事怎么样了？”
皇帝靠在御床上，手握一杆残箭，对着眼前的巨幅地图指指点点。
他已有七十多岁了，相貌却日渐和不曾有过血缘关系的太祖太宗越来越像。
方以仁甚至错以为，自己回到了五十年前，重新见到了太宗皇帝的御容。
皇长孙回答道：“皇爷爷，南洋战事又告捷了。呆迷儿国围攻昭南府失利以后，又在印度洋上被王师海军捕捉到了主力，一场激战以后被王师俘获了一百多条战船。”
皇长孙没有将所有战况都告诉李来亨，他没有说南洋各州府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重大损失，也没有说大顺远征军一万五千骑兵在阿富汗山地里全军覆没的事情，更没有说顺军在锡兰的据点被明军全部拔除的事情。
只是专门挑选了顺军打赢的几场大捷，大长公主也在一旁渲染了这几次大战的胜利是如何宏伟，好像漫长的南方战争终于快要结束了。
李来亨听了这些话，自顾自摇了摇头：“待朕死后，就停战罢——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天不绝明，使其在海外又立一国，朕何苦绝人社稷呢？”
李来亨又让众人将方以仁带到御床前，他紧握住方以仁的手，两个人说了一阵话，但其他人都听得不大清楚。
后世关于世祖最后和方太师究竟说了什么话，有很多猜测。
但因为方以仁在这以后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也跟着离开了人世，所以这个问题终归成为了顺朝历史上的不解之谜。
皇长孙最后又上来询问，大顺的国政还有哪些需要改革的要点？
他那些势力强大的叔叔们，又该要怎么处理？
“皇爷爷，皇爷爷一生最佩服的人是谁？”
李来亨想了想，回答说：“朕这一生，遇到的最厉害的人物只有一个人，他叫皇太极，是满洲人以前的一个汗王。”
皇长孙很疑惑：“不过是满洲一部的汗王而已，如此人物，在王师席卷天下时，系颈俯首的何至于千百个？皇爷爷为何佩服他？”
“哈哈，不是，朕并不佩服皇太极。他的确是朕那个时代最高明的人物，但朕最佩服的人只有太祖爷。”
太祖李自成，在顺朝历史上有开创之功，但很多人并不认为他的历史地位会在天法皇帝之上。
李来亨只是喃喃地说：“明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方天下鼎沸之时，唯有太祖顺天应人，起仁义之兵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前不负忠孝，后无亏仁义，于百姓无愧，于天下有功，朕不佩服太祖，又能佩服谁呢？”
天法皇帝的眼神突然又变得明亮了起来，好像充满了睿智的洞察力。
他叫来皇长孙和大长公主，说：“朕德薄，不比太祖宽仁，润石，今后不要效仿朕，要效仿太祖。”
皇长孙又问及大顺的立国之本是什么。
李来亨的脑海中迅速飞过了各种各样的画面，包括他在随州是怎么分裂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他在北上时又是如何在楚地保存实力，还有后来是如何解决田见秀和李双喜的事情。
最后李来亨告诉他的孙子：
“太祖起仁义之兵，救民水火。太祖、太宗与朕，三代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方才有今日事业。
仁义二字，即大顺立国之本。朕至晚年，穷兵黩武，一意播皇威于四海，切勿效仿。朕去以后，汝当修文德，与民更始休息，这才能开大顺万世国基。”
只有一旁的方以仁，知道李来亨这一生的底细，但他什么话也没有什么，只是站在一旁微笑着。
最后方以仁也对皇长孙说：“陛下顺天应人，以布衣之身辅佐太祖太宗，以至于有今日天下。此李氏有德，天命于此，后世子孙承其福泽，必有成就，无须忧虑了。”
皇长孙好像没听进去这些话，他走到床前，还想再问问李来亨有没有治国理政的方略可说，但李来亨这次却毫无反应了。
众人对视一眼，赶紧让太医上前。
“陛下……陛下，驾崩了。”
天法五十年，顺世祖李来亨去世，葬于天保府延安帝陵。
世祖以后，大顺又经十一帝共二百一十年，爆发第一次共和革命；后中宗复辟，恢复皇室，又经历五帝共六十三年，爆发第二次共和革命，共和国遂至于今。
第三章 林猫猫
第三章
钱谦益对顾炎武只是一阵搪塞，绝口不和他再提起为先明中兴复国的事情。柳如是更加辞色严厉，对顾炎武的语气越发是不友好起来。
钱谦益归诚大顺以后，李来亨出于招揽江南士人的目的，授予了他一个礼政府的官职做，好起到千金市马骨的作用。所以钱府门上，陆续还有其他想要投效顺朝的江南士子，前来拜见钱谦益。
想请这位先明的大宗伯提携一二，为自己稍作引见，好迈过大顺朝的门槛，继续入朝做官。
钱府大宅之外，门庭若市，车水马龙，顾炎武看那副人来人往的样子，自知劝说钱谦益夫妇参与复明之事，暂时是无甚希望了。
他苦笑道：“闯主岂真仁义圣主乎？可是先明养士三百年，皇恩浩荡，先朝皇帝便是再有什么过失，我们做臣子的又怎么能不顾忠义名节，屈膝于闯呢？”
柳如是大觉好笑，摇头反驳说：“大顺军舟船兵临金陵城下的时候，我听说郑森原本还指挥着操江水师与顺军搏斗，可是弘光天子却专程派人乘坐小艇，将大批金银、酒食送入顺军水营中乞降。
郑森便是因此才愤而弃城，东渡钱塘。天子无心肝至此，何以要臣子为其戴孝？道路传闻弘光天子被送去开封以后，已被封为凤阳公，顺朝并不吝啬高官显爵，宁人先生这般为凤阳公发愤，实在很无道理。”
顾炎武在柳如是的连连诘责之下，无言以对。他心中对于陆王心学末流泛滥，以至于士绅恬不知耻，轻而易举屈膝于闯的作风，深恶痛绝。
可顺军在江南的势如破竹，还有他们严格的军纪、整然的行政效率，都让对明季以来纪纲松弛痛感失望的顾炎武，又心生仰慕钦佩之情。
只是顾炎武不少好友，已经奔赴福建，投效郑家的复明小朝廷，他身为东南士林之望，感到责任在肩，绝不能像钱谦益一样做出有辱声名的事情来。
顾炎武向钱谦益抱拳叹憾：“今日一别，不知何年尚能再见。从此相隔五岭，不复为中原之人……牧斋，好自为之。新朝建国开基之始，王道为显、王治为确，正待江南的鸿博名儒为之导路。
若能使盗贼之政，一变为王道之治，牧斋令名，将不下于管夷吾。”
钱谦益仓惶捂住顾炎武的嘴巴，说：
“盗贼在何处？吾不曾见矣！”
柳如是顿首轻笑，将二人拉开，又取来几封书信交予顾炎武，道：
“此牧斋一份心意，宁人先生且受之。我家在杭州、广州尚有几处产业，已变卖于市，换为千金，都交予宁人先生了。
朝代更替易姓，古而有之，其实不过寻常事等。大顺之君既然是贤明仁义之君，令人先生也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顾炎武默然一阵，回答说：“不过为心安而已。”
钱谦益闻之神色惭愧，他并非不想和顾炎武一样奔赴福建扶保复明小朝廷。可是钱谦益有家有室，他有太多朋友故交，也有太多金石美人，让他暗中资助顾炎武是没有问题的，但要钱谦益抛弃一切远赴海上，就太为难大宗伯了。
更何况，大顺在江南的统治——即便在姜瓖治下有所收紧，也并非不可接受的。
顾炎武最后向钱谦益告别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将来牧斋若上梁廷，请以此言劝谏闯主，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一君不能独治天下。”
说完以后，顾炎武便欲离开。还是柳如是想了想，又决定留下他再吃一顿午饭。柳如是性格果敢敏锐，钱府宅中大小事务都由她一意裁决，钱谦益也没有什么多言抱怨。
午宴比之钱府从前简陋了十几倍之多，菜肴不过七八件而已。顾炎武向来淡薄酒食，但他知道钱谦益喜好花马酒色，因此还是略感小小吃惊。
钱谦益看着他的神情，解释说：“此刘希尧将军之令也。去年刘希尧将军渡江以后，南都高官显贵们都设宴招待他与顺军将佐，宴席上刘将军大斥群绅，说我们一席所费，已足够顺军一营军需耗费。
王觉斯、徐魏公，都因之战战。以后刘将军驻兵进石头城，便发下数道军令，严格规定了官员之家饮宴酒席的规格。
虽然将军没有限制寻常搢绅人家的排场，但不少人都以为此新朝之制，若冒然违制，将来必影响仕途上进。所以南都宴席奢靡之风，就这样一扫而空了。”
顾炎武颔首道：“此又刘将军善政。”
午宴中，柳如是突然间又提到：“牧斋，龙衣卫近日来到金陵及苏州，募、买少女，声言将送入梁廷宫中为女官，这件事你知道吗？”
钱谦益愕然：“天下还未大定，圣上、监国怎么便忙于充实后宫？我应上奏一本，劝谏此事。”
柳如是笑道：“非也。我听说宫中女官，与后妃不同，是专为内廷处置杂务，与从前先明时的秉笔太监类似。”
顾炎武皱起眉头，不悦道：“此前我曾听过道路传闻，先闯主李自成曾尽驱阉宦出城，不许复入，群呼打逐老公。寺人贵贱老少，皆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一钱不得随身，人人闻而大快。
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后杀之。此举差强人意，怎知现又欲以女官充秉笔官？
牡鸡司晨，尚不如阉宦！”
一旁的柳如是就是女子，听了顾炎武这话，脸色马上就不好看了。
钱谦益赶忙说：“不过充内廷女官而已，先明亦有女官，此有何碍？宁人兄，大可不必如此。”
柳如是暗自心下一笑，即向钱谦益说：
“江南士绅之家，如今多有送良家女子入梁廷的。听说龙衣卫在苏州到处张贴榜单，举办什么甄选考试，要文笔秀丽、才思敏捷，或有其它医术、绘画、书法技艺的，才能被选为女官，带回开封。
咱们家是否也该送一二少女参加甄选？”
钱谦益大惊：“我们不过一女，岂可让她远走大梁？”
柳如是说道：“牧斋忘了？江阴知县林之骥被刘良佐的溃兵杀害。他是福建莆田人，家已在郑氏境内，其女不能回乡。我想林之骥也算你的门生，就将他女儿林猫猫养在府中。
我本想为林猫猫做主，使她嫁去钱家。可猫猫自己不甚乐意，倒是在看过龙衣卫张贴的榜文后很想去参加甄选。
便干脆送她去开封怎样？”
钱谦益想了想说：“河东君安排这件事就好，不要让外人觉得我们苛待故人遗孤。”
第四章 女官
刚到金陵府履任龙衣卫江南镇抚司主事的李远，静静听着手下人的汇报。
他喝了口茶水——一如既往，顺军将佐喝的茶水，全是用最普通一档的碎茶叶泡成——李远放下茶碗，眯起了眼睛，淡淡地说：
“钱谦益还算自知，没有参与谋乱之事。给那个林猫猫的甄选，就算通过吧，不用再继续审查了。”
李远麾下的龙衣卫小旗有些吃惊：“李大人，不需要下令拘捕顾炎武吗？”
“监国有令，对江南谋乱文人，先纵其行……”李远嘿嘿一笑，“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想说什么便说什么，这叫引蛇出洞。之后如何应对，监国殿下自然还有方略。”
龙衣卫小旗单膝跪地，顿首道：“标下明白！”
顺朝出于先帝李自成时期定下的基调，大力打击了明朝的厂卫系统，为了博取士林舆论的好感，彻底废除了太监制度。但李来亨掌握政权以后，便将原本楚闯系统的红队，改编为龙衣卫。
由这些熟悉军情侦查的红队人员，事实上取代了先明时锦衣卫的任务。
除了军事方面的需要以外，龙衣卫也负责监视朝政、地方，担负起了在江南、华北等新占领区中，执行侦查、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大顺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
龙衣卫被李来亨赋予了一定特殊全力，对于反顺案件和涉案人员，具有侦察、逮捕、预审之权。但是作为限制，龙衣卫在有充分证据需要拘捕地方或中央官员时，必须先在行动以前与该官员所处部司的主事者进行沟通，以便物色替代案犯的人选。
但是该部司主事者即使有不同意见，亦不得阻挠龙衣卫的行动，只能向上级抗议。
龙衣卫的作风雷厉风行，在大同、宣府、天保府和北京一带，早已因其酷烈的行事手腕引发了搢绅群体的震怖。
只是在江南一带，李来亨考虑到当地绅权强大。龙衣卫过早显露存在，会引发本地搢绅阶层的强烈反弹，才下令各地镇抚司尽量采取怀柔方式处置谋乱案件，以免造成地方喧哗。
李远最后在募买女官的名录上，用红色的毛笔在林猫猫三个字上勾了一个圈。
他想了想说：“既然此人懂得医术，甄选中笔试又获得第一名，就直接安排车马送她去开封吧……不，直接送去天保府。
如今二圣车驾都准备前往陕北，林猫猫这些女官从金陵出发，脚步快些，应当可以和殿下同时抵达天保府。”
除了林猫猫以外，通过甄选考试与龙衣卫审查的备选女官，大概还有十几人。
根据李来亨的授意，龙衣卫挑选女官所看的标准，除了年龄较小、能通文字笔墨以外，便是以身家关系简单——最好是孤儿——为主。
“我看监国的意思，这些女官将来是要取代阉宦内臣的。若能做到首席秉笔女官的位置，权位煊赫，说不定还不低于各部尚书、平章政事。
你们都小心呵护着，不要惹恼了这些小女子。”
北方民风较保守一些，对李来亨募买女官一事，多是认为这和前朝选秀女没有多大区别。即便是江南这边，像顾炎武最初也是做同样考虑，都觉得所谓募买女官，只是为充实后宫取一个好听些的名义罢了。
所以大部分来参加甄选的年轻女子，都只是一些外貌姣好的人罢了。通经史、善笔墨的，少之又少，像林猫猫这样又懂经史策论，又懂医术六爻的，就更少了。
上个月在开封，李远听说监国殿下亲自去视察了一回甄选考试，雷霆大怒，直接将相貌高于常人以上的女子，全部赶回家去，只留下了一批形貌不甚好看的人。
李远不知道监国殿下是真的重才不重色还是在装模作样，但既然殿下如此大怒，他在金陵挑选女官的时候，自然也奉行这条准则，太好看的人全部淘汰掉。
林猫猫脸上长了好大一片雀斑，颇符合此项要求。
“甄选女官，只论才，不论色。监国用意是借此区分后宫和内廷的差别，免得造成后宫干政的不良局面。
但是女官真的能彻底代替太监吗？先明时天启皇帝重用阉党，被朝野士人骂的狗血淋头。今后我朝若重用女官，说不定还是一样被骂。”
镇抚司小旗摊手说：“起码这女官咱们甄选时，挑的都是良家出身，又通文墨、读经史的女文曲星。怎么都比前朝那种大字不识几个，入宫后才开始读书认字的太监强吧？
何况天下女人那样多，不比男人少几个。天下太监却才有几个？这女子中的贤才，总要比满天下才几千几万个的太监多吧。”
李远看着那名小旗含笑不语，过了一会儿才挥手让他退下去：“监国的布置设施，必有其意图所在，咱们干龙衣卫的可不要深究太多。”
龙衣卫下辖的江南镇抚司，办公场所坐落在原来南都皇宫附近的一位勋臣府邸里。刘希尧带兵进入金陵城后，就将先明南都勋贵二百七十多人，一并送去开封。
这些“与国同休”的勋臣们，留下的房屋宅邸，大多数都被顺军征用，成为了江南二省各级官署的办公地方。
光中二年暑热把地面一块块巨大的方砖晒得滚烫，一丝儿风都没有。上个月新落成的乡政学堂学舍，就坐落在镇抚司大院的左面，来来往往，陆续又有些新入学的江南搢绅子弟带着书册笔管围观过来。
他们都听说了女官甄选考试的事情，即便以江南民风，也同样对这种事情特为好奇。一大群人甚至堵到了镇抚司的门口来，直到一位小旗将甄选结果的名单，张贴到乡政学舍门外立柱上以后，士子们的注意力才转移了地方。
“林猫猫？此女是谁？兄台听闻过吗？竟然排在第一位，定然是一位秀美绝伦无双的女子。”
“呸！这是甄选入宫女官，你怎敢在此放浪大言！我要上姜制帅府上告发你，议论大顺后妃，该杀！”
“你们糊涂……课上不是已有推官老师讲过了？甄选女官是为了充实内廷，不是充实后宫！此女名列榜首，亦可称得上是一女状元了。此事大开风气之先，将来必载在国史之中。”
“哼……什么内廷、什么女状元……我看是闯主好色成性……天下未定便巧立名目，强征民间女子……贼性未改，看来我大明中兴有望。”
“谁！？哪个奸细在此倡乱？如此大胆！刚刚是谁说的，查出来以前，所有人都不许走！”
外间乱做一团，人来人往，车马喧哗，林猫猫则在考场里静静收好了自己的行囊。她岁数很小，看起来至多不过十五六岁的模样。
去年才因刘良佐兵乱丧了父，一个人远在异乡，孤苦无依，若非父亲的师母柳如是相助，早就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刘良佐此前带着溃兵欲渡钱塘江，在渡塘时被顺军将领郝摇旗追上，击斩于乱军之中。所以大顺军对于林猫猫来说，有报杀父之仇的恩。
她用力捏了自己脸颊一把，此去大梁，终于能见识一下那传闻中的李来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天神了。
第五章 拳碎大明
林猫猫是在镇江上的船，江北一带驻军不多，她渡江以后就到扬州准备沿运河北上。去年郝摇旗带兵占领扬州的时候，由于有阎尔梅等人先行出发至城中劝降，再加上刘泽清弃城而逃，扬州军民在考虑半天以后，就做出了开城迎接顺军进城的选择。
当时郝摇旗只携带了十多名亲卫入城，大军都驻扎在城外过夜休息。郝摇旗的豪气胆略和顺军的鸡犬无犯，给扬州绅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因为护卫备选女官的士卒们，要先到城内向威武将军朱由柀和扬州府府尹刘钟泰汇报名录，所以林猫猫和其他备选女官，先到扬州城里休息。
烟花扬州，繁华不减从前。大军从此过，市井却不肄，江水滔滔，岸石依旧，游人如织，北去的商旅士人在盛夏暑热里也没有慢下脚步。
护送女官的顺军护卫，专门给林猫猫她们每个人都送来了湿毛巾和消暑的茶水。护卫还很年轻，眼里扑闪着淳朴且带有希望的光芒，与林猫猫从前在江南时见到的明军溃兵气质截然不同。
他带备选女官们到安顿住所处后，便指着运河的方向说：
“前此大兵便从这处南下过江，我听上峰说过将来国家大定以后，还要再重新治理这条大长河。咱们大顺朝立国以后，新政花样还多的是嘞。”
林猫猫过去在杭州学医的时候，也和不少江湖人物打过交道。其中不乏走南闯北的行商和大运河上的漕帮头目，对漕运所致的种种弊政，也都有所耳闻。
她听顺军的护卫毫不在意地提到顺朝以后将要整治漕运的事情，心想连一个普通卫兵都这样大言惭惭，看来新朝治理运河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
女官们都是一些出身良家的大户闺秀，少有人出过远门。从金陵到扬州路途还不算远，但今后大家还要接着从扬州沿运河到徐州去，再从徐州折向开封，行程千百里，一路又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
很多人都心下湍湍不安，一到住处里面就往床上跑，好像只要睡着休息了，就能忘记所有烦恼。
只有林猫猫没觉得一路车马有何辛劳，她跟随父亲离开故乡都有好几年光景了。从前父亲在杭州为官时，她便很不安分，跟着郎中学医，总不安心待在闺宇中，也常让人讲过些闲话。
后来父亲转到江阴为县令，林猫猫就也跟着从杭州到了江阴县。本地县人精明多艺，又常有南北商旅带来天下间种种新闻趣事。
那时候林猫猫一听说有北方回来的商队旅人，就会立刻找借口粘过去，死命打听中原发生的各种剧变。
她最爱听的就是关于李公子李来亨的故事。
虽然江南有不少人诽谤李来亨是“小李贼”、“小虎贼”，可是林猫猫听那些亲身去过襄阳和开封的商人说，李来亨为人肃穆从容、高洁淡然，是一位出淤泥而不染的洁白之士。
很多北来绅民，前两年的时候，虽然都对闯军深怀怨言，总是辱骂闯军是什么“流寇”、“响马”。但这些人对李公子却也常常有不错的评价，有人说李公子是贼中的蒲山公，说他其实不是李自成的儿子（本来就不是！是孙子！），而是天启朝尚书李精白之子。
江南都传闻，李公子是因为父亲被奸臣陷害冤枉，才被下进牢狱。但他乐善好施，与河南百姓结以恩义。很多当地的平民百姓，听说李来亨被下狱的消息后，都大为愤慨。
当时有一位名叫刀马旦的女侠，本来是福王府中的歌姬，曾被福王欺辱，是李公子为她赎身。
先明的福王因此嫉恨李公子，便使了诡计，篡改了朝廷法令，硬要立刻将李来亨押送刑场斩立决。
行刑当日，刀马旦便骑一匹红马冲入开封城中。她一人一剑杀到刑场，福王手下的五虎八龙都不是女侠对手，只好请求开封总兵官陈永福带兵镇压。
但李公子曾给陈永福的儿子教书，陈永福不忍忠良为福王陷害至死，坚决不肯出兵。福王大怒之下祭出了当年万历皇帝赐下的尚方宝剑，要将陈永福和李来亨一起处斩。
开封城的军民百姓，闻之都愤慨到了极点。大家不管福王府官兵的阻拦，全部冲入刑场，将李公子、刀马旦和陈永福等人救出，而后又一起冲去烧毁了福王府，将福王捉了起来点了天灯。
李来亨见河南百姓为自己如此受累，他生怕朝廷怪罪下来，将连累许多无辜人，就想要孤身赴京，一人承担杀死福王的罪责。
可是刀马旦与陈永福都劝他不要自投罗网，当时崇祯皇帝为朝中奸臣所惑，封满洲萨满皇太极为东海国师，盲目信用，朝纲紊乱，李公子一人入京，不是自投罗网吗？
这时前朝尚书李精白在京师被极刑处斩的消息，传到了开封。当地百姓又从福王府中搜出了福王写给崇祯皇帝的书信，这才知道李来亨原来是天启皇帝的遗孤。
当年天启皇帝被崇祯毒杀以后，辅命托孤大臣魏忠贤冒死将李来亨救下，送到河南李精白家中偷偷养了起来。不料后来魏忠贤被崇祯杀害，此事也被魏忠贤的手下透露出来，崇祯帝因此才让锦衣卫缇骑四出，搜捕李来亨。
这下河南百姓们便要劝李来亨在开封登基为帝，拨乱反正，重扫天下。但李来亨为人谦和，只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而已。
再后来便是李公子与闯军联营，纵横天下，伐明抗虏，直到今天一统海内的事情了。
林猫猫将她看得最欢喜的那本《剿明小史》收了起来，书页都已被翻得半烂，只能从封面上勉强看出作者叫做柳敬亭而已。
那名顺军的护卫看备选女官众人里面，只有林猫猫一个人到了扬州以后，还是泰然自若，一点没有忧虑的模样，颇感惊奇。
又看林猫猫手上拿着一本恳德记出版的演义话本，看得翻来覆去，更觉好笑。
“林尚宫，林尚宫，咱们很快还要远去千里，到开封，甚至是到天保府去呢，快好生休息吧！别看啦，将来到了开封去，这种书不要太多，您要看什么版本的都有。我还看过一本讲破军星下凡，附体咱们晋王爷身上，拳碎大明、掌劈东虏十万军的话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