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七日星期六，第一百二十二天
早上要和保罗一起去俄国儿科医生诊所，希望和他见面谈谈。我先去，在开诊前二十分钟到达那里，一位西裔妈妈带着四个孩子候诊，候诊区就没多少空地了。
上次的前台接待员好像已经把我忘了，我不得不重复一遍我的问题，她跟上次一样说医生还没有来。
我去门口等着保罗，跟上次一样看着医生器宇轩昂、目不斜视进到里面。保罗姗姗未到，我又进去问接待员，能不能让我见医生。她到里面去了一下出来告诉我：“医生说，因设备器械有限，不接受这样的病人，请你们去找其他医生吧。”
儿科诊所只做常规检查，需要什么特别的设备器械？
就这样被拒之门外。也好！
尼克由推荐的还有一位普莱斯医生，他以前曾是尼克由的主任医生，是富有经验的理想人选，但他的诊所不在附近。冬天我带着孩子推着童车上下地铁去看医生，一旦遇上雪雨风霜，如何应对？叫电召车？——那我得随身带着婴儿车座。
护士艾维塔。
护士说早上贝比只吃了5毫升、10毫升。
两点钟喂奶，吸吮和吞咽都好，中途我想拔出奶嘴让他休息，他咬得紧紧的不松口。还剩15毫升时，“呼啦”一下吐出来，吐得毛巾上、我身上都是。我很懊恼，如果我不坚持要喂剩下的15毫升，说不定不会吐。教训啊教训，每天“悲剧”重演，每天得到不同的教训。
无法确定他吐了多少，实际吃进多少。艾维塔思忖了一下，把瓶子里剩的奶加到30毫升，用喂奶机喂了进去。
“够吗？他会不会饿肚子？”
“宁肯少一点，也不要过量。”艾维塔说，“他吐出来的不全是奶，还有胃液。”
他吐完之后神清气爽，左右顾盼。我把他放在摇摇秋千，按下音乐开关。他随着音乐，两手摇摇摆摆，跳了一个小时舞。
隔壁b4床位新来一位贝比。贝比个头很大，浑身像洗澡时涂了一层香皂沫一样，头上更是满头白色小泡沫。护士用布单擦拭他的身体，是刚生出来的吧？这么大，可能只有轻微症状，很快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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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前一小时离开尼克由，坐车直接去王老先生的老人公寓。
门开着一条缝，一个小方木块顶着门框，防止自动锁撞上。这是护理公司的要求。护理员下班后，如果老人自己在家摔倒或发病，按下挂在脖子上的“一键呼叫”按钮，自会有救护车前来，留着门是方便急救者进门。
屋里一片黑，窗帘没关，街上的灯光洒进来。我在门口喊了几声，才听见里面床上有王老先生的答话。我打开灯，他慢慢扶着助步器走出来。
“王先生，吃饭了吗？”我扶着他坐下，看见旁边餐桌有一碗一盘，上面倒扣着小碗，护理员们都是给他做好晚饭才走，“还没吃呢？”
早上我打电话，是一个香港护理员，不会说普通话，英文也只会最简单的，几乎没法交流，最后好容易弄明白她是临时代工的。
我几次打电话想跟王老先生商谈跟出版社的接洽，他耳朵不好，跟他讲电话，完全是他说他的，我说我的，驴唇对不上马嘴。
“我把饭给您热一热，先吃饭吧？”我凑近他大声说。
“不要忙不要忙。”他不理会我的问话，摸摸索索从桌上找出一张彩色名片，“听小李说你病了，去看这个徐医生吧，她以前是我的家庭医生，医德好、医术好，人又漂亮、又热情……”
“我已经好了，王先生！”我对着他的耳朵说，“我来就是想问您，我找的出版社您满意不满意？上次我让李阿姨把出版社的简介拿给你看的。”
“出版社啊？好，你去找吧，我信得过你。”
“我已经找到了。”我眼睛在桌上扫了一下，看到堆积如山的打印纸上我的大黄信封，拿出来抽出打印件给他，老人家耳朵不行，眼睛还可以，“就是这家公司，800元可以出30本，如果您同意，就可以把稿件发给他们，可能还要签个简单的合同。”
他突然不响了，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我再三问他，他只盯着打印件，“嗯嗯哼哼”没有明确意见。
老人家是叶公好龙，还是只享受过程，不要切实结果？
我望着他这间寒怆的公寓，一张旧三人沙发，两个书架，一台老书桌，一台像恐龙般古老的台式电脑（从来没见开过）……家具、日用品都简陋破旧，刚刚能满足功能性需求，但是书架上那些年代不一的书籍、地上几个纸箱里的旧报纸、这一堆那一堆的打印稿，却昭示了老人家的精神需求。
也许……李阿姨说得对，我不应该把事情落到实处。他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局势，但奥巴马、马英九毕竟离得太远，只有写稿、改稿每天看得见摸得着，能跟人说道说道。他把出书当成最后的事业，心里总有个想头盼头，要是把这件事给他了结了，画个句号，等于抽去他精神上的支柱，他以后的日子不就只剩吃饭睡觉了吗？
也算可爱的老人了，从没说把吃喝玩乐当成最后的享受，却把写书出书当成终极目标。倒不奇怪，他本身就是书香门第，一辈子都是知识分子品格。我一进门感受到的黑暗、冷清、凄凉，对他都不存在，他其实有自己的一番天地，有自己心里的太阳。
现在他让我帮忙找出版社，与六十多年前他在日本为翻译出版《四书五经》找经费，心里揣着的是同一个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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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先生文章之三：《日本银行资助译印<四书五经>分赠各国大学》。
战后初期，王先生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驻日记者，在日本的《产业经济新闻》日报撰文《东南亚华侨的经济》，分析了华侨经济的举足轻重，倡议日本工商业与华侨合作。当时的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读到专论，有所启发，约请王先生见面餐叙。五十六岁的银行家与二十七岁的小记者结下了忘年之谊。
王先生学术界的朋友、东京大学的教授们得知此事后，建议他回请银行家，提请一万田尚登资助译印中国古书。于是几人合作，以王先生名义写信求助：“鉴于日本军国主义时期译印的中国古书错误太多，谬误深远，甚感不安！多年来一直想重新译印改正，可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经费，忧虑良久，特请阁下慷慨解囊为盼。”
一万田尚登接受了邀请，派秘书前来约定了宴请的时间、地点、陪客、谈话要旨等。届时，王先生带足钱款，由当时民国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相当于驻日大使）陪同，参加了以一万田尚登为主的日本十大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出席的餐会。一万田尚登肯定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与影响，感谢专家学者的动议和热情，特别褒扬了王先生作为一个年轻人的看问题眼光的准确与深远。当天，经各位银行家与学者们商谈后，圆满解决《四书五经》重新译印的经费问题。
译印后的《四书五经》免费分送到世界各国的大学，多年后中国人在各国大学读到日本人译印中国经典，大概不会想到其来龙去脉吧。
当年这位被日本银行总裁称赞的年轻人，走过六十多年岁月，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而他对文化的热爱、对书的情感却从来没有随着年龄衰减。
（注，一万田尚登从1954年起，出任过日本四届内阁大藏大臣，相当于财务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