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幻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幻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说完了那些****的事情，也说完了不怎么****的事情，现在就让我们说说一些扯淡的事情。
所谓扯淡的事情，就是指围绕着失落的玛雅明，后世“砖家”们作出种种不靠谱猜想。
其，近年来最著名、最热门的玛雅扯谈，自然就是2012年世界毁灭的玛雅预言了——好莱坞为此拍摄了一部热门大片不说，在我国河北省还有个叫刘启元的人，真的建造了一堆球型的“末日方舟”准备出售……当然，2012年如今都已经过去了，而我们还好好地活在世上，这本身就说明了末日预言的破产。
更何况，古代玛雅人当真明确地预言过，我们的世界会在2012年12月21日毁灭吗？
先看看这个“世界末日”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吧！
根据考古发现，玛雅人根据自己独特的20进制数学，同时编订了两套非常复杂的历法。一套历法是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的，每年18个月，每个月20天，多出来的5天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晦气日，通常不对外宣布，而是偷偷地过掉。另一套历法是用来指导宗教活动的，每年只有13个月，每个月也是20天，算下来每年只有260天。这样一来，两套历法同时使用的结果，就是每隔52年这两套年历才会重合一次。于是，玛雅人就认为这个世界每隔52年轮回一次，所以玛雅金字塔也是每隔52年就要加盖一层。
对于超过52年的历史，玛雅人又发明了另一套历法，其基础依然是玛雅人独特的20进制——根据玛雅神话的记录，目前这个世界诞生于公元前3114年9月6日，按照那套历法，每隔5125年左右就要来一次新的“大轮回”，于是，本次“大轮回”就将在2012年12月21日结束……这就是“2012世界末日”这个说法的来源。如果明白了玛雅历法是怎么回事，就不难发现所谓2012年世界末日，在玛雅人看来不过是类似千禧年一样的东西，在历法上代表一个纪元的终结而已。
但由于化和语言上的差异，某些欧洲学者似乎是把“纪元的终结”理解成了“世界的毁灭”，再加上一番穿凿附会和夸张渲染，以及艺术性的修饰，最后就弄出了“2012世界末日”这样吸引眼球的劲爆说法。
事实上，在2012年12月21日前后，央电视台曾经派人到美洲去采访过现代的玛雅族长老，对方在镜头前明确表示，他们的祖先从来没有预言过世界将要在这个时候毁灭。如果玛雅明一直传承到了现代的话，他们在这一天也只是会举办一些庆祝活动，就如同我们在迎接千禧年的时候一样。
另一桩有关玛雅人的著名扯谈，则是那个经常在游戏和电影里出现的“玛雅水晶头骨”——在20世纪20年代，有人在美洲的玛雅遗址发现了一个水晶头骨，切削得精美绝伦，怎么看都不像是能用石器打磨出来的……于是一时间举世轰动，什么“水晶头颅是催眠用的神器，玛雅人靠它做手术”，“玛雅人是外星人的后代，这个头骨蕴藏着宇宙的讯息”之类耸人听闻的论调都跑出来了。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其它的水晶头骨，也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在美洲的雨林里相继冒了出来，最后竟然一口气出现了数十个之多！
然而，让某些神秘学和黑魔法崇拜者感到失望的是，根据科学界调查出来的最终结论，这些水晶头骨恐怕并非出自于那些上古时代的玛雅祭司之手，而是近现代欧洲珠宝匠们的杰作——2005年，大英帝国博物馆用电扫描显微镜对几个传说的玛雅水晶头骨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水晶头骨上并未发现手工磨制时应当留下的不均匀刮痕，反倒是发现了现代机轮留下的干净利落的弧线。由此，考古专家们得出结论：“所有这批水晶头骨都是由使用工业钻石的现代宝石加工机轮雕刻而成，并经过现代机械的抛光处理。”
那么，当时为什么会有人精心伪造这些假的玛雅水晶头骨，炮制出一个“世纪大骗局”呢？
因为，从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初，是一个“博物馆的时代”，到处都有欧洲考古学家在埃及、东和其它存在古明的地方，大肆发掘古代物，尤其是造型别致华丽的艺术品，然后兜售给本国的富豪收藏家。所以这种艺术品的“市场需求量”很高，能够带来高额回报，从而引来很多制造假物的“专业人士”，想要从分一杯羹——类似这样伪造假古董的行当，在国也很常见——另一方面，头骨符号在美洲明十分常见，并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有些比较粗糙的水晶头骨，或许确实是真的古代物没错。
总之，在美洲热带雨林里冒出来的这些水晶头骨，最早的起源已经没法逐一考证了，有些人仍然相信它们源于远古年代，认为水晶头骨是某个远古明的产物。然而，那些最有名的头骨往往表面光滑，细节逼真，明显出自现代雕刻技术……但姑且不论它们来自于何处，这些水晶头骨至少可以算是一种很别致的艺术品，例如在目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有各种款式的水晶头骨可供批发，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最后，还有一桩著名的扯谈，就是玛雅人的“死亡球赛”——根据某种流行的说法，玛雅人喜欢打球，而且球赛制度异常残酷，在一场激烈的比赛之后，会有一方的球员被处死祭神。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被当做活祭品杀掉的竟然不是输球的队伍，而是把赢球的那一方！似乎玛雅球员都争着要去死一样。
关于这桩玛雅怪谈，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事实依据，但同样也经过了一定程度的修饰和夸张。
在这里先介绍一下玛雅人的球赛，玛雅球赛有些类似于现代的篮球，都是一颗橡胶球和两个篮筐，但用的橡胶球是实心的，非常沉重。并且玛雅球员不能用手扔球，必须用肘、腕或者臀去撞击。此外，为了提高球赛的刺激性，双方的球队都会在比赛之前许下赌注，而观众也会下注赌球。不过在大多数的时候，球赛的赌注只是一些衣服和首饰。只有最神圣、最隆重的盛大比赛里，双方球员才会赌上自己的生命。
——只要想一下就能理解，如果每一场比赛都要赌上性命的话，玛雅人的球队还怎么组织和训练啊！
即使是古罗马的角斗士，平均每个人也能活过八场比赛，只有最倒霉的家伙才会一上场就送命。
不管怎么样，一旦双方球员都赌上了性命，那么球赛就变成了一场血腥的生死决斗，双方球员都会像打仗一样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人在场上被球击碎胸骨而死……最后，赢球的队伍会获得丰厚的奖赏和至高无上的荣耀，而输球的队伍则会被押上金字塔，由祭司们逐一处决祭神。
这就是玛雅人的“死亡球赛”，从本质上讲，它跟古罗马帝国的角斗场并没有什么区别：胜利者赢得一切，失败者丢失生命，仅此而已。
诶？不是说玛雅人会把赢球的队伍处死祭神吗？怎么照样还是处死输球的队伍？这也太正常了吧！
……这个……把赢球队伍杀掉祭神的事情，确实也是有的，但那就是另一种安慰性质的球赛了。
——在一些比较“人性化”的玛雅城邦里，当某些囚犯、俘虏之类的倒霉蛋被选定为活人祭品之后，那些身份尊崇的玛雅权贵，比如说著名球员、贵族祭司等等，会“善心大发”地亲自下场陪他们打一场球赛，然后在比赛过程之刻意放水输球给他们，故意被这些菜鸟打得一败涂地。最终让这些预定要被献祭的家伙，能够带着胜利者的荣耀，高高兴兴地走上金字塔受死……这种球赛其实无所谓输赢，基本上就类似于国古代给死刑犯享用的“断头饭”，仅仅是为了让活人祭品们在临死前开心一下罢了。
总之，幻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类在很多时候会有神秘主义的倾向，所以围绕着神秘的玛雅明，有很多事情听起来很悬乎，但是一旦真正说穿了，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大家完全可以一笑置之。
小结、石器时代的摩登原始人
小结、石器时代的摩登原始人
无论我们对玛雅明有着多少浪漫或神秘的遐想，但它毕竟已经在漫长的岁月消逝无踪，只剩下一些残存的巨石遗迹，被严密地掩埋在翠绿的丛林深处，等待后世人们的发掘和探索。
实事求是地说，玛雅明之所以会被神秘化，就是因为过去我们对它知之甚少，给人们留出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从而催生出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玛雅传奇。
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原本笼罩在玛雅明身上的神秘色彩，也开始渐渐淡去了。
总的来说，玛雅明就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石器明，而玛雅人则是一群石器时代的摩登原始人。
数千年之前，玛雅人的祖先来到了炎热泥泞的尤卡坦半岛，在这片盛产蚊蝇和毒蛇的热带丛林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用简陋的石器建立起了一座座辉煌的玛雅城邦。但接下来，他们却陷入了“鬼打墙”，由于自然环境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使得玛雅明长期停滞在原始的石器时代，始终无法更进一步，实现突破。并且，玛雅人还因此保留下了许多蒙昧时代的野蛮陋习，让后世的现代人看着感觉十分****。
——从某些表象上来看，玛雅人似乎挺像是石器时代的韩国人：热衷于各式各样的整容手术，爱好夸夸其谈（编制了能用几万年的历法，被后人附会出一个2012年世界毁灭的恐怖预言，然后自己的明却早早地灭绝了），有事没事就喜欢虐待自己的**（韩国人是切小指头和剃光头来抗议，玛雅人是喝催吐剂虐待肠胃，用鱼刺扎自己的舌头和耳朵放血，以此来祈祷神明保佑）……
但事实上，玛雅明更类似于解放之前政教合一的旧**，属于不折不扣的神权社会。他们的城市其实就是一座座神庙，而玛雅君王则是自称为半神的宗教领袖，整个城邦的核心工作就是举办宗教祭祀……总之，狂热的宗教信仰催生了早熟的玛雅明，但同时也为它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让它难以继续进化。
虽然玛雅人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克服了种种困难，一度将石器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问题是，哪怕给恐龙的脑袋装上了防空导弹，它也依然还是恐龙……由于石器时代的技术门槛一直无法突破，可怜的玛雅人最终造就出了一个上下脱节的瘸腿明——城内的贵族祭司掌握了相当深奥的天学、数学和建筑学知识，能够预测出行星的运转，编订出精确的历法，设计出奇妙的建筑，先进得不可思议；但城外的农夫们却依然进行着最原始的刀耕火种，并且缺乏牛马之类的大牲口，想要改进农业生产也无从着手。
这样一来，随着城市的发展，明的兴旺，落后的玛雅农业就会越来越难以供养超越时代的上层建筑。而增加的人口也会渐渐超过这片土地的承受极限。更要命的是，在神权政治的体制下，一切“衰败之象”都被归结为神的不满。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灾荒，玛雅人只知道修建更多的神庙，举办更隆重的祭祀，期盼能够借助神力扭转乾坤……结果就是陷入不可救药的恶性循环之，进一步浪费了本已十分匮乏的资源。
当一切祈求神明保佑的努力全都宣告失败之后，绝望的玛雅农民就会抛弃城内的贵族祭司，拒绝继续向他们缴纳粮食和服劳役，更不肯流血流汗地修筑笨重无用的金字塔，从而导致这个脆弱明的迅速崩溃——正如同古代的国人要是三番五次地求不到雨，就会气得砸了龙王庙一样。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外星飞船前来把玛雅人接走，仅仅是因为怨气冲天的下层玛雅人抛弃了整个上层建筑，不肯再被一帮奢侈无度的祭司和贵族继续剥削罢了。
此外，跟早期考古学家的猜想完全不同，古代的玛雅人并不爱好和平，反倒是相当的嗜血好战。在整个玛雅明的历史上，各式各样的战争从未间断。但奇怪的是，玛雅军队在攻破了敌人的城市之后，胜利者却并不会长期占领到手的土地，而是举行“终结典礼”，砸烂战败者的王座、神庙和雕像，把城市彻底摧毁，然后裹挟着战俘返回家园，将他们押上金字塔献祭给神明。接下来，要不了多久，疯长的热带草木就会爬上石阶和窗台，让这座失落的城市被茫茫丛林彻底吞噬，直至千百年之后，方才被人们再次发现……
玛雅人之所以不断重复着这种自我毁灭式的战争，而不是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代国一样，逐步兼并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从根本上讲依然还是因为石器明的落后性——由于技术水平不够，玛雅人一直无法克服交通和组织上的障碍，不知道该怎么统治超过一座城市的版图，自然也就不能从城邦明进化到领土国家。于是，玛雅城邦之间的频繁交战，最终只是造就出一个个“失落的城市”而已。
总之，玛雅人既不是愚昧无知的穴居蛮夷，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外星来客，而只是一群石器时代的摩登原始人。所以，我们在赞叹玛雅人的精妙艺术和宏伟遗迹之余，也不必把他们想象得太高明了——无论玛雅明有多么的奇妙和神秘，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石器时代的原始明而已。
场景5、穿越到民国年间
场景5、穿越到民国年间
在读过了前面那些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古代明社会的糟糕生活方式之后，大家恐怕都已经对穿越到古代产生了强烈的畏惧感，觉得古代人的生活真是太可怕了，我们身娇肉贵的现代人实在是吃不消。
所以，与其穿越到难以适应的古代，追寻什么虚无缥缈的，结果一事无成就死在了那边，还不如把穿越的年代选择得靠后一些，距离我们现在的世界更近一些。
嗯，聊qq上网打游戏什么的是不奢望了，但最起码不能那么讲究迷信，观念习俗之类也要与当今世界类似，还要有电灯、自来水、卫生纸和抽水马桶这些现代化基本设施可用。
然而，在国的历史上，想要达成上述这些目标，我们似乎就只能穿越到近代之后了。
按照我们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划分方法，近代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在这之后的170多年历史时间段，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清末、民国和新国三个组成部分。
如果穿越到清末的话，首先是时间稍微嫌早了一点，很多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不是还没有发明，就是尚未传入国；其次是男同胞们就需要剃发留辫，感觉像是多了根猪尾巴，实在是太难看也太屈辱。女同胞们倒是问题不大，要是有办法“抬籍入旗”，更是连裹脚都可以免了（清朝的旗人女不裹脚）。
所以，在当今的网络坛，穿越清朝这一题材的小说虽然很多，却因为作者性别的不同，而在内容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写穿越清朝的女作家，总是落墨于宫斗、宅斗和家族恩怨，沉迷于格格阿哥、公小姐们之间的爱恨情仇，最多宣扬一点进步思想（往往很可笑），很少有描写如何推翻这个王朝的；而绝大多数写穿越清朝的男作家，由于打心眼里厌恶这根辫，总是着眼于天下争霸，征战杀伐，一心要颠覆紫禁城里的那张龙椅。除非是穿越到了清朝最强盛的时间段，或者附身到了八旗贵族，实在是没办法合理地竖起反旗，否则总是琢磨着怎么造反，最起码也要把头上的辫给剪了。
——女作家对清朝那些步步惊心的宫斗宅斗是万分喜爱，而男作家却普遍对这个拖着猪尾巴的朝代恨不得灭之而后快，鉴于上述的缺陷和分歧，穿越到清末的话题在这里暂且先不作考虑。
如果穿越到建国初期，似乎也只能体会到热火朝天的革命激情，精神生活上缺乏自由和多样性，物质生活方面也实在是很贫乏，再加上一次次的运动和批判，恐怕会让好逸恶劳的当代居民们感到有些畏缩。
至于穿越到改革开放之后……那已经不是历史架空类幻想小说，而是现代都市类学作品的范畴了！
如此看来，剩下一项穿越到清朝灭亡之后，新国建立之前的民国年代，似乎就是最轻松的选择了？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穿越百年时空，到民国年间去走上一遭，浮光掠影地看一看那个时代的风貌吧！
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像《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等脍炙人口的革命主流学名著，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
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琼瑶小说，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苍天有泪》等等，在大陆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电视剧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资本家老板……
总之那里的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是勉强还算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明进步的摩登社会嘛！
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
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及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现”。例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6000-9000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国的任何时期”；“新国60年，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民国贫困线”……
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我们就忍不住感到纳闷了：哇！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是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脑残”了？连命都不要，非得闹革命？自己放弃自己的高工资，打碎自己的安定生活，埋葬这个“幸福”的旧社会不可？
——如果这一切才是真实的民国社会，那么整部国近代史恐怕都要倒过来读了。
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会有很多“公共知识分”跳出来，异口同声地叫嚣道：全都是因为不学无术，沐猴而冠的土鳖**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学习邪教大搞宣传鼓动，欺骗这些“无比幸福”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起来造反，硬是捣毁了精英们建立的国民政府，毁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从而让国迎来了漫长的悲惨年月，以及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灾祸，例如“饿死三千万”、“十年浩劫”等等。
——感情在他们的眼里，**就等同于奥姆真理教？
如此这般搞到最后，根据一个微博上流传的段，当代“公共知识分”对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观念，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府：它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了多党制的两院制民主政府，拥有一支堪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创办了很多自由而现代大学，为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依靠自己的实力收复了外蒙，但却被一只外国人出枪出钱出顾问武装起来，实行一党**的野蛮军队所消灭！”
——唉，实在是让人无语了……
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
怎么说呢？这两边的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
——民国时代的旧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
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来说，美国在19世纪期的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运动，是美国历史上堪称浴火重生的里程碑事件。而美国学史上的两部巨著《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飘》（改编为电影之后名为《乱世佳人》），也分别从北方和南方阵营的角度，反映和描述了双方对黑奴制度的观点。
——即使是对于同样的历史，站在不同地位和立场的人，其看法和感触也肯定是完全不同。
与《飘》相比，《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许更能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毕竟，《飘》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作品，感觉更像是现在的国人去写民国时代。
《汤姆叔叔的小屋》由一位主张废奴的美国北方女作家斯托夫人，于南北战争之前写成和出版，主要描写了一位善良、虔诚的黑奴汤姆大叔，充满了不幸和苦难的一生。书深刻揭露了奴隶制度的罪恶和残酷，描述了在这个崇尚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度之，黑奴们承受的各种苦难——女奴们被奴隶主肆意的奸污践踏，男奴们像牲口般暗无天日地劳作，奴隶的孩依然永远是奴隶，他们随时领受着奴隶主暴戾的刑罚，在交易所内像商品一样被人挑三拣四，一次又一次地在奴隶拍卖会落幕后被迫妻离散……
因此，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经出版，就如平地一声炸雷，彻底震撼了整个美国社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人民对奴隶制的抵触情绪，进一步促使了废奴运动的发展和南北战争的爆发。
而在南北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世纪初期，同样以南方种植园生活为背景，另一部驰名世界的经典小说——《飘》，却完全是从南方奴隶主的角度，来讲述那段烽火动荡的历史。
创作这本书的美国南方女作家玛格利特?米歇尔，除了描写斯嘉丽和白瑞德两位男女主人公的曲折恋情之外，也没忘了对美国南方的黑奴制度大唱赞歌。她用充满优越感的笔调，将白人对黑奴的奴役描写得既和谐又浪漫，还臆想了他们和白人奴隶主的和谐共处，却对他们的苦难和反抗视而不见。同时更是对林肯总统发起的解放黑奴运动大加鞭挞，认为是北方军队的入侵破坏了南方人田园牧歌式的平静生活，造成了社会混乱、道德败坏和人民的苦难……
在《飘》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明显充满了对往昔奴隶主生活的怀念。在作者的uu小说，南方的庄园生活是精致而又美妙的，南方上流社会的男人个个都是绅士，对待入侵之敌（北方佬）奋勇斗争，对待女士彬彬有礼，就算是白瑞德这种被赶出家门的浪荡，都会为了维护女士的名誉而开枪杀人。黑奴则显得愚蠢而又快乐，没什么反抗情绪，大多数庄园对待黑奴都很友善，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都有基本保障，在精神上也很惬意。如果真要把这些黑奴从庄园里赶出去，他们还得担心能不能在社会上**生活……
为了显示南方奴隶社会的“和谐安乐”，否认解放黑奴的正义性，米歇尔还借用女主人公斯嘉丽之口，写出了这样一段抹杀奴隶逃亡史实的奇：“……那些北佬女人从前听说南方地主家都养着凶猛的猎犬，以备追逐逃走的黑奴之用，便都信以为真……他们又问到那种给奴隶脸上烫字的烙铁，以及那种虐打奴隶用的个齿儿的铁蒺藜，其实南方地主并没有这些东西，都不过是北方人宣传的资料罢了。”
可事实又究竟如何呢？只要走进档案馆里，翻一翻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南方各州的旧报纸，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载着成版的缉捕逃奴广告。而且，根据广告的特征描述，这些黑人逃奴差不多个个脸上都有烙印，胸口和背部满是鞭痕、伤疤。此外，当时的南方有不少武装打手团伙，专门以替富人缉捕逃奴为生，甚至还有广告在推销经过特殊训练、专为追捕逃奴所用的凶悍猎犬！
很显然，玛格利特?米歇尔在写《飘》之前肯定没看过这些东西，或者就算看了也故意视而不见。
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南北战争失败之后，强烈反对废奴的南方白人顽固派，组建了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三k党。这个三k党乃是一个世界公认的种族恐怖主义组织，曾经犯下过无数罪行，并且到现在还有部分残余组织于美国南部存在，继续对有色人种实施暴力活动。但在《飘》，却把三k党描绘成保卫白人妇女的侠义团体，还长篇累牍地描写了三k党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按照这部小说的鼓吹，当时所有“真正的南方人”，包括女主角斯嘉丽和她的丈夫、朋友在内，几乎都参加了三k党……
——这么看来，按照现代的观点，斯嘉丽这位女主人公的身份标签，似乎就应该是铁杆反动派后裔，**组织成员、极端种族主义者……外加武装恐怖分女头目？是不是有点太劲爆了？
遗憾的是，无论米切尔女士在《飘》一书之如何妙笔生花，颠倒黑白，试图为残酷的黑奴制度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所谓“幸福的奴隶生活、和谐的奴隶社会”，都依旧不过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的伪命题——除非受到暴力和死亡的逼迫，这世上怎么会有人乐意去做奴隶？而奴隶的生活又有何幸福可言？
总之，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则总是被掌握在“有良心的奴隶主”手里……
因此，对于《飘》这本书对昔日南方奴隶社会的过度美化，有一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兰德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并且提笔写了一部同人小说《风吹走了》。该书以一个黑人女奴代替富家白人小姐斯嘉丽作为主角，重新演绎了一遍《飘》所讲述的故事，通过对《飘》大量人物、情节和对话的改编，用辛辣讽刺的笔调，揭露了那些白人绅士在光鲜外衣之下的残忍、虚伪和堕落，从而表现出当年黑人奴隶的悲惨命运，以及黑奴们对这种不公正命运的抗争，故而一经出版就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美国黑奴已经被解放一百多年了，这种陈年旧事不提也罢。那么我就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在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婆罗门种姓的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仆人。前不久，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待在客厅里，观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自己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如果当前的国社会也突然变成这副模样，那么某些节操匮乏的富人和“精英”，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是喜欢，但是放在一般的人民群众身上，却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放到民国时代，恐怕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肯定是水深火热的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倒确实是能够肆意妄为的天堂！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国有新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而且，民国时代的旧国社会，在两极分化、阶级对立、陈规陋习、漠视人权等问题上，恐怕比现在的印度社会还要更加糟糕得多，以至于黑暗到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程度。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国有新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
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仇视知识分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反。共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
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赔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最差的糙米，假如按照米价来算的话，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虽然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32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320元的收入过日？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为当今的96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然，让劳动人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0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自然有很多钱去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
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基本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
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的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之类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
如果在现代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还要时常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在北大图书馆里干活时的心情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些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月薪320元人民币的民国年代。
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民们拉开差距才对！
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年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分，也是最擅长玩笔杆的一类人，自然有本事在uu小说“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
——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这个说法，应该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国古代的那种士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国各所大学里，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法艺术的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科，第二是科，第三还是科！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从国外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国就是一个由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官，在很多时候就是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学、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英。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以便于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扩大在贫民之的影响力，却并不怎么愿意为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监”的大学校园之。
——传统上，国人读的是圣贤书，满口的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却是远离实际的社会生产，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却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实际建设。哪怕到了建国之后的时代，这些传统人依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视作极大的迫害，更不用说“气风骨”尚存的民国年间了。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面对着遍地的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的享乐？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另一方面，那些理科大师们既不会舞弄墨地给政府歌功颂德，使当政者心花怒放；也不会以笔墨为匕首揭露社会黑暗，令当政者有所忌惮。因此自然只有坐冷板凳的份了。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一本杂志《翻阅日历》当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能算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写写章上上课，就能跟这些大师们一样每月收入10万以上，还有大笔稿费和版税进账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变得很有“民国范儿”……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书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沦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而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样对社会发展很有意义。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
唉，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十年代那句“不穿裤也要爆原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为了追求优雅，而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在这种背景之下，不管是以什么理由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学家、工程师更重要，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
公平地讲，许多民国人对于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他们用自己的笔为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揭露了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纷纷放下枪杆，拿起铁锹和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很多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不愿意走出书斋、停下笔杆，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说到乡下扫盲、普及基础教育之类。
而当时的国穷困至极，百废待兴，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实在是养不起一帮小资情调的人了。
于是，就发生了让“百岁学者”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对待收入最高的大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产阶级贫穷化！**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产阶级，把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产阶级……”
拜托！这说法是多么的荒唐啊！想要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稳固的产阶级，有哪个国家是靠给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来实现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办法创业，自己赚钱啊！
举个例来说，当今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以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自以为搞成全民产阶级的“完美社会”了。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说它国将不国都是轻的！、
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国又该去傍谁？只能靠我们国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让全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就是发100万的月薪，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的“公共知识分”，发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你的这些章早就另外给过稿费了！
在我看来，假如现代的这些“砖家叫兽”觉得生活不够宽裕，嫌钱少的话，那你就去出书写章，赚稿费和版税啊！如果当真能够写出什么畅销书，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正如同当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
当然，建国初期的人们估计没有出书的渠道，也没有买书的市场。但当时全国人民都是那样的穷困，凭什么要让你们过着人上人的日，而不是与全国老百姓同甘共苦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了超过1700亿美元的政府救助。但aig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立即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失，而是首先拿出一笔巨款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后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下，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在新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那些在公司濒临亏本倒闭的危急关头，依然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的华尔街aig公司高管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国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轻”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大抵相当于古代的“士”，虽然比不上“大夫”（官），但至少必须要比农工商高出半截。
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们欲做隐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
——当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化人们，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现得很有节操和骨气；对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但是到了军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谄媚无比，什么节操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譬如明末的东林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对于这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传统人，我们国老百姓栽的跟头已经够多了。一直要到新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批判之后（确实是有些矫枉过正），90%以上的国人这才知道，那些牛气冲天的化人，其实也只是会放放嘴炮而已，否则还真以为他们是神仙，是菩萨，是曲星，是冒犯不得的呢。
所以，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那段年月里，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是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邓稼先、袁隆平这些科学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学大师”——前者是开拓进取，后者是墨守成规——所谓“**不重视知识分”的说法，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帮在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人墨客，深感内心失落、囊羞涩之余，在uu小说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
当然，在那个疯狂的十年里，理科知识分同样也受到了空前严重的迫害，造成了无数令人落泪的悲剧，这是不容否认的。但问题是，这些化人们在建国初期的各种“反动倾向”，同样也是真的——譬如在朝鲜战争时期，就颇有不少社会名流企图学习汪精卫，积极勾结美帝和台湾当局，出卖志愿军的情报。
再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让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化人知识分，歇斯底里地发泄出了心郁结的怨念，那么对于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来说，往往就意味着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
这在前苏联就有过最惨痛的案例——那位写了《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罗斯的良知”索尔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着要捣毁腐朽冷酷专横的苏联体制，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接下来就必然会迎来一个民主繁荣的新时代。
可这场巨大变革的结果，却是苏联解体，民不聊生，**横行，从超级大国跌落到内战国度的深渊，整个国家被“去工业化”，宏伟的厂房成了废墟，真的快要倒退到“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程度，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了——斯大林同志那么多个“五年计划”统统都白干了……
面对如此惨状，如果索尔仁尼琴还有点良心的话，就真的应该朝北冰洋里一头跳进去，以此向被他忽惨了的两亿多苏联人民谢罪。
——那些整天吹嘘自己有良心的人，实际上往往就是最没良心的。
切记，化人只是知识分的一小部分，从来都没有权力把“知识分”这个团体给“被代表”了！
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主要是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者，简称“国粉”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国范儿”在一般庶民眼的荒诞。
否则，不管我怎样描绘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都总是会有人提出这些“历史发明家”的“新观点”，“证明”我写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责我是在为****粉饰历史。
下面言归正传，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时代，你会穿越到民国时代的什么地方？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沿海到内陆，在全国的不同地域之间，社会面貌差异极大。
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已经亮起了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之际；**拉萨的农奴庄园，还处于世纪的愚昧黑暗之。英国人曾经把一辆小汽车拆卸开来，用驮马背着，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运到拉萨。结果在拉萨把汽车拼装起来之后一看，发现这里首先没有司机，其次没有汽油，最后没有汽车能跑的路……
鉴于上述种种天壤之别般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具体描述民国生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从而以小见大，映射出整个民国年代的社会风貌。
必须要明确一点，那些穿越到民国的现代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想要搞红色革命的人之外，应该都不会愿意去当下贫农或者拉黄包车的。而想要在民国时代过得比较体面，那么在乡下似乎就得当地主老财，在城里则要当小资阔少，或者索性直接当官走仕途……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地主们的生活。
在老一辈的很多人心，最为经典的民国地主形象，恐怕莫过于《白毛女》当的那位黄世仁了——他们通过巧夺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侵吞着农民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与现代那些经营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不同，那些传统的国地主们，似乎根本不用关心选育良种、租用农业机械、采购化肥和农药，也不用关心如何兴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给农民自己打理。
平时，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只管享乐，有事情还可以征发佃农无偿服役。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则逼迫农民卖儿卖女来抵债，或者发一点善心，酌情允许他们减一点租，基本上跟现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不多。
如此说来，地主的生活应该是十分轻松闲的啰？
……这个……怎么说呢？像这样闲宽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还有可能出现。可是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呃……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哇！”
总之，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首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更惨的则是河南地区，正所谓争天下必争原，作为内战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总是不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还有流寇们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义、镇嵩军、巨匪“老洋人”、红枪会、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战争、蒋介石在1930年的原大战……最后全省流窜着40万土匪，几乎被打烂了。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沟壑，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月里，国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捻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水漂。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试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议员之类。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更替得实在太频繁。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了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搞出来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例如在民国初年，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一边大肆摊派“光复款”。于是，乡绅们便领着村民围攻政府，号称“复辫豁款”（我要继续留辫，所以不交钱了）。前清一众遗老遗少闻之，皆以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小地主的日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的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在民国年间的华北地区，由于科技落后，没有现代化农业系统，搞不到化肥和农药，即使是最好的上等土地，拥有最好的浇灌条件，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也只有大概100公斤，约200斤，仅仅相当于现代华北地区平均粮食亩产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所以，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当时的地主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我们现代的农村常常摆设宴席，虽然菜肴不甚精美，但也是鸡鸭鱼肉一应俱全，还有香烟和好酒供应。而民国年代的华北地区，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第三、民国时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连三地爆发着可怕的灾荒。
例如从1920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5000万。
从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疫并发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此次灾情延续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最起码高达1000万。
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但在这三年大荒，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根据某些外国记者的描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
1942年，原爆发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原地区，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人口瞬间削减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贫苦农民固然是死一生。地主们的日也是惨淡无比。纵然家里屯着些粮食和银钱，也得首先拿出来招募家丁，购买武器，加高院墙，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贿赂前来打秋风的军阀部队。能够维持生存就已是极端不易，更别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诞生之前，乡下的农民也是整天抗租闹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这样一来，地主家就不得不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笔开销。
更要命的是，这些打手的忠诚心有时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表现的过于软弱或过于苛刻，有些没良心的打手甚至还会背地里串通土匪，里应外合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财产分了，当个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国地主必须能打，正如当今的很多村干部一样。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像电视剧里那种仿佛《红楼梦》里那座大观园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锦衣玉食的奢华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的华北地区，光靠从田地里收租是很难维持的。
那些能够在乡下过着奢华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厂、商行、矿山、鸦片之类的非农产业额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盘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场。而有了上万亩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通常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别指望还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学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殴，倒是从来不愁缺少对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彼此攻打。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如果你特别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帮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儿”（电视剧《傻师长》的原型）一样晋身军阀大帅，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
电灯和电话自然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此外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就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甚至就连普通的金属制品，在当时也是相当昂贵的东西——直到1949年，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刚刚够造北京奥运村的那个鸟巢。因此，当时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然而，跟之前的清朝相比，普通农民的生活条件非但没有更加的现代化，反而大幅度地恶化了——为了转嫁军阀们的苛捐杂税，地主们普遍把种地的租上涨到了成至七成，若是只收五成租的话，就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惠了。在缴纳了地租之后，佃农的余粮通常已经不够维持生计，为此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从而陷入“借了新债还旧债”的螺旋陷阱，从而负债越来越高，最终家破人亡。
就算是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在承受了沉重的赋税剥削之后，同样也很难避开高利贷的陷阱，从而踏上破产之路。而且，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越是小块的土地，就越是不容易保住——遇到旱灾和蝗灾，军阀们自然会用刀枪逼迫你卖了田地缴税，而地主们则趁机压价强买；遇到大雨天，往往也会冒出几个很有良心的地主，组织狗腿扒开大堤淹了你家田地，让大水冲走界标，然后再花几个小钱到衙门里活动一番，于是你的地就变成他们的祖业了。接下来若是不想被那些狗腿打死，就还是早点收拾包裹跑路吧！
最近总是有人吹嘘说什么民国时代的地主个个乐施好善、济贫济困，一边自己啃窝头一边却给长工送肉送白面，佃农的日比地主老爷还要阔绰……对于这些“历史发明家”的颠倒黑白，我已经真是不知该说啥才好了——如果旧社会的地主当真那么仁慈豪爽，又为何要收七成的地租，把农民活活逼死呢？
总之，民国年间的地主，固然已经是不好当，但民国年间的农民，更是当都不能当了。
六、民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民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在民国时期，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盗匪横行，连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更别提什么生活情趣，实在不是地主们可以安心享受**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五百十余次，军队膨胀到340个团，84万人，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不要说贫苦农民，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了腰，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恶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长江几乎年年决堤。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或者是革命军北伐原，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战场，被吴佩孚、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折腾得够呛，同样不甚适合居住。
总的来说，在民国年代，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战乱最为稀少，阶级矛盾最为缓和，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地区。
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对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产出，所以表现得比较“开明”，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地主也捏着鼻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阶级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国来说，乡村秩序尚算不错，而这也是蒋介石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来有些“砖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区相对“和谐”的乡村阶级状况，硬是放大到了全国，以此来证明我党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理取闹——这就有些过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农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邻近上海，想要购买热水瓶、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
……这个……只能说，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
江南地区素来是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和瓷器，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
但是到了民国年代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他们没良种，没化肥，没水利，没农药，没机械。亩产远比现在低得多，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精耕细作，来勉强提高一点产量。而且，他们非但没有农业补贴，还要承受沉重赋税，在全球化竞争不破产倒是怪事了。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类似的情况，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抗战期间，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上千保安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蒋委员长为了集力量勘乱，宣布不再禁烟、铲烟，不收烟税。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价格暴跌，贩毒无利可图，毒贩从此大减。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户户绕烟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之，就讲述了旧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形象地揭示了旧国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荒年绝望，丰年更绝望！
为了在这种绝境之求生，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
很显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地主的日也不会好过。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因为米价低廉，等于是缩水了许多，而若是收银钱的话，农民又缴纳不出来；其次，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最后，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声称要同归于尽。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
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政府军、日军、伪军、新四军反复打拉锯，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被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
所以，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
实际上，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哪怕是风调雨顺，“二地主”也比较有良心，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来过日，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
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胡适教授在1919年的每月收入是240个银元，30年代涨到500银元，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在工资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概念，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几十条枪的微型军阀等级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诸位“砖家叫兽”们，实在是货真价实的“无冕贵族”啊！
事实上，就连毛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
因此，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所以，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
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荡、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明，但在西方人的眼，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
而其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又是怎样的一副面貌呢？
当年的旧上海，素有“东方不夜城”之称，又被唤作“东方的巴黎”，以及“冒险家的乐园”。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闪耀着霓虹灯光的十里洋场，浑身咖喱味的印度阿三，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身穿旗袍、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黝黑干瘦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饶舌小贩，满脸菜色的码头苦力，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用“标准石油”铁皮桶搭建的闸北棚户屋，衣衫褴褛、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面黄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烟鬼……
当民国时代的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发展到20世纪的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国年代，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以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例如《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只不过当时在国人的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之外，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基本都能搞得到，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远不如后世，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在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城市却畸形繁荣。于是，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全都一窝蜂地涌进大上海找饭吃。但这些人既无化又无技能，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无一。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卖香烟，拉黄包车，当佣人，或者进工厂当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所以买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难。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所以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金领族”技术骨干，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大家可以自行百度，总之在发行了不到一年之后，就有很多人都喜欢拿金圆券代替卫生纸来擦屁股，因为它比卫生纸还便宜。
更要命的是，那些公司在明面上规定的工资，实际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因为间扒皮的恶棍极多，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
例如在二十年代初，上海飞星人力车公司实行定额薪水，每位车夫每日四角钱，月薪12元。但车夫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连喝稀饭都不够，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帮派背景的工头克扣。如果硬顶着不肯孝敬的话，被打断手脚都还是轻的，装麻袋丢进黄浦江的也不少。
而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招工市场，都被帮派（主要是青帮）包揽，企业必须给这些帮派大笔孝敬才能招工，想要绕开都不行。有时候还得容忍这些帮派往企业里塞进去一帮吃闲饭的人，否则就会被砸（日本纱厂之类背景深厚的硬骨头例外）。所以这些不劳而获的工头，不但残酷剥削工人，还能倒过来勒索敲诈自家老板——在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狠人面前，没背景的资本家其实跟被剥削的工人没啥两样。
在这种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纵然企业家有心善待工人，也因为被黑道压榨胁迫，而做不成事。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心就会穿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
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号称脏乱差的“城村”，简直就像是天堂啊！
不过，比起如今印度城市里那些连贫民窟都没得住，只能睡在马路上打地铺，然后在睡梦之半夜被汽车轧死的穷人而言，民国时期上海的贫民窟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虽然当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这座貌似很繁华的大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大批倒闭、停产和减产，居民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印度人习惯于水葬）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黑帮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人写的生活散，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章，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举个例来说，沈从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由于地段比较好，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投资家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十年代。
所以，与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的悲惨富人相比，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企业家的日尚属滋润。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名义上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的急速萎缩，又没有保护性关税，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王国，沿江到处设卡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更是会让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时期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此外还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治安极其混乱，基本上就真的跟港台黑道电影一样，甚至还要更加恐怖。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
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枪支管理泛滥，所以在上海的很多银行，酒店，舞厅和富人别墅区，都有持枪警卫把守，出入还需要搜身，甚至连学生都有带枪上学的，类似于现代阿富汗的喀布尔或伊拉克的巴格达。
当时旧上海的富豪们出行聚会，经常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可不是讲行头摆排场，而是有过无数血淋淋的绑票、刺杀和爆炸惨案作为教训的。
至于街头的那些警察和巡捕，只是在理论上起到一点威慑作用，找借口敲诈勒索什么的非常在行，遇到街头枪响往往跑得比你还快——有责任心的探长永远只是极少数……
对于当时上海的治安状况，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在美国舆论以“能够把浣熊拷打到承认自己是兔”而闻名，素来手段横暴的洛杉矶警察局，曾经选拔了一队镇压过罢工游行、平息过黑人暴动的“精兵强将”，漂洋过海到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去实习考察，准备好好显示一番美国牛仔的威风……结果才干了短短两个月，这帮自诩为精英的洛杉矶警察，就吓得痛哭流涕地逃了回去。
——根据他们的描述，那年头的上海滩简直就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大战场，不仅各大黑帮毒贩之间三天两头地激烈火并，还有国共两党和日本特工们之间“准战争”级的对抗厮杀，什么路边炸弹、汽车炸弹、人肉炸弹都是小儿科，连迫击炮都能在混战之被拖出来……幸好那时国应该还没有rpg火箭筒……
总之，在电影院里欣赏各种爆炸连天的犯罪枪战片，固然感觉很刺激，但若是当真让我们生活在那种港台黑道片的世界里，天天在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之煎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恐怕都是要精神崩溃的。
然而，即便如此，民国时代的旧上海十里洋场，也已经是当时全国最适合老百姓生存的地方之一了，吸引得全国各地破产农民和逃亡溃兵趋之若鹜……由此可见，旧国的社会秩序究竟悲哀到了什么程度。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选票这玩意儿说成是金丹妙药，只要有了选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荣，人民可以用选票逼迫政府发福利给大家，从而人人都过上好日。而在转型期间，最好把军队和国家资源都交给犹如上帝一般无私伟大的美国人代管……
上述这些谬论已经流传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但问题是，他们又进一步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有人格尊严的时代，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国人民自由的买，自由的卖，自由的游行，自由的批评政府，特立独行，牛气冲天……而到了新国，民主、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人民在******之下变得了无生趣，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针对上述赞歌，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是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并在1949年初达到历史的高峰。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圆券当手纸……
——这些“砖家”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大陆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才会群魔乱舞、谣言纷飞。按照党国的标准，很多人早就应该被抓起来关号了。
最起码，当前的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然后朝鼻灌辣椒水活活弄死，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甚至于连夹着弹的恐吓信都没有收到（国民党时期的军统、统，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这个，从来没人敢说他们违法），你还要怎么自由？
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全都没有想过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也不是没有做过高压管制（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行，没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击，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狱），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管不过来罢了。
先说说北洋政府，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自从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间还复辟了一次大清国。至于内阁，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没弄清楚大总统是个什么人，台上就已经换人了。
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诸位总统、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夺权的反对派，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时，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还没开工呢，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台了，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而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的。
到了统治相对稳固的蒋委员长治下，自由、民主和人权什么的就更是扯谈了。他当年清党杀得人头滚滚，又何尝讲过什么法制？这家伙可是以黑帮理念治国的先驱，公然喊着“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独裁者（虽然因为本事太差，很多时候会被人阳奉阴违，做不到真正的独裁）。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论自由，鲁迅就不会挥泪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闻一多和史量才也不会挨枪儿了。
——民国之言论自由？民国只有把伟大领袖，人民的父亲蒋委员长敬之爱之的自由！同时坐视无辜之人被抓进监狱，名人被特务暗杀，民众被军警打死之自由！
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民国年代还是有那么多抨击政府的“雄”诞生见报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许多敢于大放厥词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们，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广阔的神通广大之辈。不仅自己手里有钱，在政府里也是有人有关系，不光结交政府要员，还认识不少颇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这交涉引渡就得费上老鼻的劲儿（类比我国当今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有多艰难），对蒋委员长来说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触犯到一定底线，纵然是军统和统这样凶名卓著的机关，也不愿意随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现得比较“客气”。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不知多少不走运的富商士绅、显贵名流，也都先后蹲过党国的监狱，只能等着人拿钱托关系保释出来。
而在没背景的基层平民这里，国民党对那些抗议闹事的穷人们，难道曾经少抓了么？少杀了么？
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之所以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彻底的舆论封锁和压制。一是因为国民党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力度几乎为零，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带和农村）还是清代的宗族体制在“代替”政府进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也有许多行业内都是黑帮、财阀跟高级官僚的亲属族人在掌握。这样一来，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彻底的舆论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虽然一般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倒向****，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搞字狱。
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状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央，当地人自然只知“xx大帅”而不知蒋委员长，甚至还在阎锡山、龙云、冯玉祥这些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而国民党央政府的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打个比方，在抗战前，汪精卫、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为什么不能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崩了，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
道理很简单，要是这么两枪下去，只怕是不光没了反对派，连党也没了。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合体，光是压制军阀，对抗****，就已经异常吃力。蒋委员长的位置，可从来都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这么稳固，国民党内的反蒋集团从来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如果蒋委员长对这些竞争者没有丝毫容人之量，非要置于死地的话，整个政府只怕是顷刻间就要散架。
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又岂是“党国”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
事实上，像共这样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力度，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也没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想要维护言论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杀不过来，手也伸不了那么长。而对上层富人，又受到亲属关系、人情关系、与“洋大人”关系的种种羁绊，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
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哪怕那些“砖家们”吹得再怎么天花乱坠，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最后再提一提人权。基本上，只要是看过《红岩》的人，在了解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恐怖故事之后，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至于****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病死在半路上……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
当今的西方媒体，总是指责我党“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奇怪的是，国内很多人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那么当年的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在这里举两个实例：
——海南黎族世袭峒长，大总管之王国兴，论阶级成分属于奴隶主，本应是****死敌。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学上学的时候，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竟然被以“通共”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嫌疑”的罪名下狱，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这一步，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是别无出路，就是不想当****也已经“被****”了，从此，他只得横下一条心，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比较搞笑的是，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的帽，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做红军来剿灭。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这支“被红军”的黎族起义军，才真正地跟共琼崖特委建立了联系，算是找到了组织，而之前都是属于“黑户”性质——用如今最时髦的网络词汇，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党”……
——由此可见，每一个****都是被逼出来的。
如果说王国兴的“被****”，还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为。那么南京的央政府，似乎在民族关系上，也没有想过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权和感情——1930年，南京研院搞了一次“国落后族群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本身就已经够羞辱人的了），当时有一位在南京上学的年轻瑶王，也奉命参加了这次展览。谁知在这次展览，他竟然被强迫穿上民族服装，像猴一样关在铁笼里任人参观，还有人兜售门票和往笼里丢瓜……之后，这位瑶王愤而回乡，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把班禅大师关进北京动物园，跟熊猫和老虎一起展览，那又会是个什么情形？
总之，民国年代是一个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时代，大家千万不要去萌它。
九、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共产党还...
、国民党杀自己人比杀**还狠！
当我们阅读党史的时候，在感叹前辈党员们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余，对那一场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政治运动、整风，以及冗长的无辜受害者名单，恐怕也会不由得心有余悸。
总之，现代的很多人都觉得，在那年头投身红色革命真是太危险了，不仅要应付反动派的残酷剿杀，还要提防背后那些“红色整人专家”（例如康生）上查八代，穿凿附会，随意构陷。只要一丁点儿莫名其妙的小纰漏，甚至根本没有错误，就会被毫无道理地逮捕、批斗和处决。
例如电视剧《长征》和《刘志丹》里面，就有过肃反委员会审判刘志丹的一幕经典场面：“……先把这个反革命抓起来再说，证据以后会有的……要什么证据？白纸黑字就是证据！”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的话，似乎还是投靠国民党比较稳当——虽然这个党在最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在失败之前，好歹也能享受一段舒服日不是？
但事实上，如果你在投靠国民党之后，不能很快混到一定地位，而是在基层党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的话。那么在蒋委员长的屠刀举起之时，恐怕还会死得更快！
——共党史一般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一五”清党行动，给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事实上，在这次国共分裂的悲剧之，死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屠刀之下的国民党员，最起码也是**的好几倍！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党员或铁杆支持者），但到了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
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事实上只是被杀了1万多，还有一部分人脱党了），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尤其是在广西，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8万人，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还不足之前的一个零头，可见其杀戮之惨。
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
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除少数共要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而把这么多有着隐秘**嫌疑的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又实在是太麻烦。如果拖延日久，还难保不会生变（譬如南昌起义）。
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就立即将当地县、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这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疑似**员”统统杀光！
除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位带头人之外，后来才加入国民党阵营，只换了面旗就成为“革命军”的各地新军阀，在清党过程更是异常卖力地推波助澜。
例如白崇禧就一边向蒋介石进谏说，清党工作不能再搞下去了，不然整个党组织都要被弄没了，一边又让桂系的人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抓清党工作，杀国民党杀得比谁都厉害——因为这些新军阀都很清楚，趁着这个机会把国民党糟蹋得越厉害，蒋介石接手的摊就越烂，而日后要反蒋倒蒋也就会越容易。
而且，在此次清党过程，某些貌似温尔雅的人和“公共知识分”，也露出了狰狞残忍的真面目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时，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幕后主谋之一，他还与当时的著名人吴稚晖，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党的决定，领衔发出了清党通电，之后又亲自主持江浙地区的清党工作，把浙江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一扫而空，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颇有当年曾剃头（曾国藩）屠杀太平军的风采，可见这些读书人的心肠之凶狠。
而吴稚晖更是公然说过：“……（**员）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监狱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
由此可见，幸好如今我国那帮悲天悯人的“公知”手上没枪，否则杀起人来绝对不会比蔡校长手软的。
虽然蔡元培的学生们在日后为校长辩护，说他是一个书气生十足的人，只是被骗上了贼船。虽然他确实对**不满，但按照西方欧美政坛的观点，总以为清党只是在法律和政治上进行一个两党分割，从此分道扬镳而已，只可惜忘了蒋委员长是青帮出来的，人家清理门户习惯于用刀……
但实事求是地说，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在蒋介石的上海龙华司令部，积极策划清党方案，连日商讨罗列需要抓捕的人选名单，之后又一次次地公开宣言，要对****和左倾分斩草除根，坚决不肯停止清党，一直到蒋介石失势下野为止，怎么看都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冷血屠夫，而不是什么上当受骗的老好人。最极端的时候，蔡元培甚至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柳亚（同样是国民党监委），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缉的黑名单。
鲁迅在他的杂，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一时之间，各地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发现自己全被视为共产嫌疑犯，随时有被抓枪毙的危险。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索性投了**拼死一搏……
这也是**人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间，发动上百次武装起义，迅速建立起许多根据地的原因——跟前面所说的那位黎族世袭峒长王国兴一样，很多原本不是**的家伙，随着清党的扩大化，也纷纷“被****”了，害得他们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总之，如此这般地一通清理下来，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高层领袖们杀戮一空，剩下的也纷纷脱党溜走，或是直接投了****，等于是把孩和脏水一起泼了……说实话，像这种比黑帮还要恐怖的党组织，也实在是没法呆了，哪有连个罪名都不找，就随随便便杀光自己一大半基层党员的道理啊！
——有人说，共之后的整风、肃反之所以如此残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蒋委员长学习的。
而且，共肃反虽然同样冤案颇多，但也从来没有哪次会一下杀掉全国过半党员的……
因此，在一场血腥清党之后，**固然是损失惨重，但国民党更是被自己人铲除了整个根基。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国民党县乡基层组织，在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直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的清党工作不是一次了结，而是反复闹腾了许多次，对象也不仅仅是针对**——别看蒋介石对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大佬们似乎很客气，但对待下面的小卒，可就是一律砍头枪毙没商量了。光是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的国民党内反对派元老骨干，就多达百余人，被害时全都高呼三民主义万岁，孙山万岁，********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
偏偏蒋介石也同样也有失势下野的时候，这时候就轮到蒋介石派系的国民党员被清理了——所以民国期的国民党员，无论投靠哪一个派系，同样都有沦为清党对象的危险。
哪怕是在蒋介石打赢了原大战，已经初步建立了稳固统治之后，“思想恶化”（国民党关于左倾的代名词）仍然是挂在每一位国民党员头上的达摩斯克利剑，就犹如革时期的“敌特”和“反革命”一样，乃是可以随便乱扣的大帽。
只要有人被扣上了这顶大帽，接下来又没有大人物肯出来担保的话，恐怕什么证据都不用找，就能随意枪毙——在三十年代的湖南和江西，甚至有学教师因为写简体字，而被当局以****嫌疑抓捕的荒唐事。闹到后来，连吴稚晖这个铁杆****屠夫都看不下去了，对此向蒋委员长发出强烈抗议。
总之，1927年以后，国虽然是蒋介石的天下，却不是国民党的天下。
相反，基层国民党员在很多时候，都是被迫害和提防的对象。
蒋介石虽然是国民党总裁，但由于党内资历比他高的元老太多，难以完全掌握党务，所以他实际上真正信任的只有黄埔军校的嫡系，普通国民党员并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执政而获得多少好处——另一方面，那些被收编的兵痞****，倒是很容易就能披上一层国民党员的外皮，甚至连入党考核都可以省略。
既然国民党员的身份这么容易就能弄到，那么在社会上自然也就不太值钱了。
如此一来，由于既受排挤又不被信任，在巨大的失落感驱动之下，国民党内部对蒋委员长的忠诚心自然高不到哪里去。从而给了****以极大的渗透空间，一直搞到“哪儿有国民党，哪儿就有**”的程度。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甚至被渗透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局面：蒋委员长下令剿共--∓g;共谍郭汝瑰制定剿共计划--∓g;共谍刘斐审阅剿共计划之后上报--∓g;共谍沈安娜记录一些临时的修改并整理上报--∓g;共谍韩练成负责保管已确定的剿共计划--∓g;剿共计划经由几乎全是共谍的南京军话总站下达--∓g;出兵剿共……
更神奇的是，哪怕后来知道了这些人是共谍，党国的诸位将领依然表示不信，认为这是****的离间计。因为按这些共谍搞出来的原始版本作战计划，就算打不了胜仗，至少也不会输得太惨——因为做地下工作的人心至少还有一个度，不敢搞得太出格，生怕露出马脚——而被蒋委员长亲自下手令修改过，又用电话直接打到每个团里遥控指挥的作战计划，才是导致党国诸军屡屡惨败，一溃千里的不二法门……
由此可见，蒋公这位“千古伟人”、“当代岳武穆”的战术水平，究竟有多臭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黄埔生的话，在蒋公手下当国民党员，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十、连满人都要揭竿而起的满洲国
十、连满人都要揭竿而起的满洲国
如果要比较全面地描述民国时代的旧国社会，就不能不提到日本人对国的殖民统治历史。
——整个民国时代的38年历史里，光是全面抗战就占了八年，而在东北三省，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更是维持了足足十四年，与北洋军阀在那里的统治时间几乎相当。至于台湾和辽东半岛（当时是日本的“关东州”），更是从民国时代的开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始终都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在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对伪满洲国的落墨并不太多，但上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满州国，不过是日本人用刺刀和大炮在国土地上创建的一个傀儡政权，以及推出了一个末代皇帝当幌的殖民地而已。当时实际统治着这片土地的日本关东军，在十四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对东北三省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孽，除了横征暴敛和残酷镇压之外，还有以人体实验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而各式各样的万人坑更是不下几十个。虽然这些惨事似乎不如南京大屠杀那么振聋发聩，但也足以让国人悲愤不已。
无奈近年来国内史学界的“真相党”和“翻案风”愈演愈烈，诸位公共知识分先是一窝蜂地崇拜欧美，羡慕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和印度，鼓吹“国也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才能强大”的奇谈怪论。再接下来，他们似乎还犹嫌不足，居然对国近现代历史上穷凶极恶、血债滔天的日本入侵者，也开始大唱赞歌，把日本占领区描述成了繁荣富庶的宜居乐土，以至于弄出了下面这样的叙述：
——曾经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的公路是国的3倍，发电量是国的9倍，工业产值是国的13倍，它最大的城市（沈阳）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它的国民享受着大大优于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服务，在它国门前等着移民的国人排成长龙，它的电影流行于远东各地，它英勇的军队正同友军（日军）一起解放南京（然后是大屠杀？），它的名字是满洲国……
而作为当代国“公共知识分”著名代表之一的茅于轼，更是公开发表言论说：“……一块土地在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是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
嗯，鉴于上述的这些数据和描述，莫非原本被我们认为是在“日寇铁蹄下惨遭****”的伪满洲国，其实却是当真如同日本侵略军的宣传一样，是一个“五族协和，共存共荣”的皇道乐土吗？
实事求是地说，与原、江南战场上遍地的焦土废墟相比，在统治秩序较为稳固的伪满洲国，日本人确实并不是一味地破坏和洗劫，而是花了不少心思去经营的。当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把满洲当成了铁板钉钉的本土，故而对于各种基础设施的开发都投入了巨资，在满洲建设起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复合体，譬如“亚洲水电之母”丰满水电站、当时钢铁产量国第一的鞍山制铁所、东北亚规模最大的满铁大连医院，还有号称未来“新干线鼻祖”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等等——所谓的“满蒙生命线”，可不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
至于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即长春），更是由外国专家设计规划，号称建设得比日本东京还要先进。
但是，这其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享受这一切的“国民”到底是在指谁？国人还是日本人？
为了让我们被上述言论给弄混乱的头脑清醒过来，在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
试想一下，当那艘缔造美利坚合众国历史的五月花号，载着英国清教徒的和希望出现在北美海岸，而当地的印第安人则提着火鸡和玉米站在海滩上，懵懵懂懂地看着五月花号靠岸之际，有一个穿越者突然现身，并且将未来五百年将要发生的北美历史，原原本本地向他们尽数相告，那么这些印第安人会怎么做？
根据当代那些国内公知们的说法，北美大陆的近代历史大概可以形容成这样，“……这块富饶的土地在你们印第安部落的版图内，是如此的愚昧荒凉，不仅连个像样的城市都没有，居然还保留着活人祭祀这么落后的习俗，真是野蛮得让人耻笑啊！未来这块土地虽然归了外国，但是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并且从未开化的国度一举变成了最强盛的世界霸主！对于这一事实，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所以，你们应该很高兴地欢迎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这是一个肩负着人类希望的伟大国度，是明、民主和自由的象征……”
但问题是，根据我的推测，那些印第安人在得知这一切未来命运之后，在第一时间内做出的反应，肯定不会是高高兴兴地给白人们送上火鸡和玉米，自觉自愿地给他们腾出生存空间，逆来顺受地让白人们用弹和瘟疫把自己消灭大半，或者驱逐到荒山野岭间的印第安保留区，同时欣喜地看到这片土地上诞生出一个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还会有一个感恩节来纪念他们这些愚蠢的土著人……而是嗷嗷叫着摸出弓箭和长矛，宁可拼了命也要把这帮白人给统统宰掉吧！
道理也很简单：船上那些欧洲白人的与希望，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灾难和绝望。
而在当年的伪满洲国，日本人和国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跟白人移民和印第安土著一样相差仿佛。
——正如在印第安人眼，伟大的美国只是他们的噩梦一样，“满洲国”也绝对不是国人的乐土……
首先，在具体讲述伪满洲国的社会面貌之前，请让我们先对民国初期的东北三省状况进行一番追溯。
自从入关定鼎以来，满清皇室就一直把起家的东北地区，视为王朝最后的自留地，预备在时局不利的时候“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故而设立了“柳条边”阻碍人口迁移，禁止原汉民开垦东北的“龙兴之地”，大大妨碍了东北地区的开发——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整个东北三省依然只有300万人口，跟明末相差无几。而且就连这么一点人口，也主要集在东北三省最南端的辽宁，当时吉林将军辖下的总人口居然只有区区七万，平均每十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人，人口密度比之今天的**还要不如，其蛮荒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清朝皇帝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东北地区长期处于未开发状态，缺乏最起码的人口和资源，导致东北地方官府根本无力抵御从欧洲远道而来的俄罗斯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通过《俄瑷珲条约》和《俄北京条约》，俄国人仅仅依靠威逼和恐吓，就一口气割占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沃土！
痛定思痛之下，清朝从1860年开始逐步松弛了“柳条封边”之策，允许汉民开发满洲。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为了抵御日俄两国的蚕食，清廷终于完全放开了禁令，竭力鼓励汉民出关开垦荒地。截止到民国初期，东北三省已经有了两千万人口。而之后统治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父，也延续了这一“移民实边”的政策，最终在日本发动“一八”事变的前夕，让东北人口增长到了三千万左右。
民国年代的前期，在连年内战、灾荒频繁，民不聊生的华北地区老百姓眼，山海关外那一块地广人稀的肥沃黑土地，就如同十八、十世纪欧洲人眼的美洲新大陆一样，是一片“希望的原野”。从山东、河北等地出发去“闯关东”的人潮，也仿佛上个世纪渡过大西洋移民美国的欧洲人一样络绎不绝。
虽然当时的东北遍地土匪横行，犹如美国西部片里的西部荒野一样缺乏秩序，但那片“棒打狍瓢舀鱼”黑土地，还有丰饶的煤矿、铁矿和金矿，对祖祖辈辈都渴望着一块田产的国人来说，还是充满了诱惑力。而这片黑土地也没有辜负国农民的辛勤耕耘，很快就给了他们难以想象的富饶收成。
例如，在电视剧《闯关东》里，就有这样的情节：主角朱开山一家在山东逃荒的时候，都已经快要饿死了，但当他们在东北落户之后的第一年，过年时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白面饺，此外还有满满一桌鸡鱼鸭肉，这些情况都是基本属实的。还有一集的内容，是朱家在东北成了地主之后，长工耍赖不干活，理由居然是“都两天没吃肉了！”可见当时东北人的饮食水平不仅胜过了华北，或许比日后的韩国都要高一些。
此外，由于东北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故而与关内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不同，东北的粮食生产在近代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商品率，不但粮食自给不是问题，东北的商品粮还大量的输出到关内和国外，而东北大豆更是享誉世界，让迁移至此的关内百姓迅速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
接下来，东北的工商业也依托着商品化农业逐步建立了起来，虽然早期只是搞了一些磨面粉和榨油的小作坊，不如内地的洋务运动那么气魄宏大，但由于资金充裕和环境相对稳定的缘故，东北的民族工商业在民国前期发展得相当迅速。截止到“一八”事变的前夕，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钢铁、煤炭为心的重工业体系，以及一个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心的轻工业体系，建立起了全国最大的面粉、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不仅能够与长江流域的工业城市相抗衡，甚至还对日本的商品倾销构成了严重威胁。
从张作霖在1918年接任东北三省巡阅使之后，东北三省内部一直保持着相对和平的环境。虽然有过郭松龄叛乱、东路事件等几次短暂的战乱，但持续时间不长，造成的破坏也不算很大。至于比较激烈的两次直奉战争，基本上都是在山海关内作战。跟战火连天的原地区相比，东北这边已经称得上是很太平了。
所以，在民国前期的东北地区，虽然同样有着官府的压榨，土匪的肆虐，但那些闯关东的原移民们，还是一头扎进了这个充满了希望的新天地。他们淘金、种田、经营饭馆、搞货栈、跑马帮、开煤矿，为了过上富裕生活而不懈地努力，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家致富，但至少混上一碗饭吃还是比较容易的。
当时的东北三省，是全国最富饶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甚至略微高于同期的日本（当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老百姓之，日本人绝对是过得最惨的）。而沈阳和哈尔滨的繁华程度，也不亚于上海和天津。
然而，这一切欣欣向荣的景象，都随着“一八”事变的枪声，而被彻底地改变了。
——因为，日本人也早已盯上了这片富饶而又广袤的黑土地。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幕末时代，日本人就把东北地区视为了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之一。当时的著名思想先驱吉田松阴，在阐述强国之道的时候就曾经公开说过：“……为今之计……开垦虾夷（北海道），夺取满洲（国东北）、朝鲜，吞并南方，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
然后，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成功夺得辽东半岛，并且在东北地区获得了不少经济特权。再接下来，胃口越来越大的激进派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在石原莞尔的策划之下，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一八”事变，一举吞并了国的东北三省，并且在次年宣布成立“满洲国”，实现了对这片土地的殖民统治。
至此，东北三千万国人的生活，就从原本的有苦有乐，一下跌入了地狱的深渊。
那么，这个所谓“”的“满洲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呢？
表面上，从国名上看，这应该是一个以满人为主导的国家。而粗看上去，日本人也确实是抬出了前清的末代皇帝溥仪作为傀儡，还有一帮满清的遗老遗少作为陪衬……
但问题是，首先，这个“国家”的内政外交和国防事业，统统都在日本殖民者的全权操纵之下，溥仪皇帝不要说掌握国家大政，甚至就连自己的婚姻家庭都做不得主。其次，被日本人抬出来妆点门面，在生活地位上享受特殊待遇的满人，满打满算也就是这么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昔日满清贵胄而已。至于占到大多数的底层满人，非但没能因为伪满洲国的成立而获得好处，反而因此受到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北三省的满族人在所谓的“满洲国”内，并没有享受到像清朝一样的特殊待遇——既没有恢复八旗制度，更没有旗人的“铁杆庄稼”，甚至没有剃发留辫，怎么看都找不出什么跟前清的共同之处……在伪满洲国的土地上，真正能够享受到“超国民待遇”的，只有日本侵略者和一部分朝鲜奸细而已，而原本生活在东北三省的满人、汉人和蒙古人，同样都是被压榨和歧视的对象，基本没有差别。
对于当时一心要吞并满蒙的日本人来说，这个满洲国不过是在把东北三省正式划入领土之前，临时性设置的一个过渡时期统治工具而已，抬出傀儡皇帝溥仪和几个满清皇族成员妆点一下门面，迷惑一下国际舆论，感觉上就已经很足够了，实在是没必要继续画蛇添足。至于要日本人花费巨资重新恢复八旗制度，无偿供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整天吃白饭提笼架鸟喝茶溜达的八旗弟……拜托，大日本帝国来满洲是为了扩张土地和掠夺资源，而不是来搞慈善救济事业的！大和民族自己都没有这么闲的日可过呢！
同样的道理，伪满洲国的军队也不是满清八旗的翻版，而是一支以汉人士兵为主体，日本或朝鲜官佐掌握实权的殖民地军队——话说回来，就凭晚清八旗弟的那副衰样，也实在是没法指望他们打仗的本事。
总之，伪满洲国绝对不是满清王朝的延续，而只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日本殖民地傀儡政权。
——事实上，在伪满洲国“五族协和”的社会体系里，日本人自然是第一等，被日本统治了半个世纪的朝鲜人算是第二等，而本地的满人、蒙古人、汉人这些原住民统统都是第三等，即“满洲人”。就如同在昔日的北美殖民地，来自宗主国的英国人自然是第一等，其它欧洲国家的白人是第二等，而印第安人原住民无论属于哪个部落，都是最低贱的下等人一样。
因此，除了极少数享受特殊待遇的满清贵胄之外，没能从得到什么好处的底层满人，从来没有像看待清朝一样，把这个“满洲国”当成是自己的祖国。相反，虽然当时东北的绝大多数满族同胞，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同样承受了无数的欺压和侮辱。但由于废帝傅仪和少数前清贵胄的无耻卖国行径，以及当时的信息流通不畅，使得内地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依然把“勾结日寇出卖祖国”的满人当成了迁怒对象。
——由于晚清朝廷的积贫积弱、腐朽卖国，所以从辛亥革命开始，整个国社会原本就一直普遍洋溢着强烈的排满情绪。随着东北三省的失陷，伪满洲国的成立，针对“卖国满人”的民族排斥情绪，更是随着抗日救亡思潮一起再次爆发出来，到处都出现了针对满族人和满清遗老的歧视攻讦。
在此期间，华北地区的许多满人不得不隐瞒民族成分，改成汉姓汉名，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对此，日本侵略者基本上没有给底层满人撑腰的意思，更没有真正地把他们看得比汉人高出一等。
与此同时，在日后十四年内主宰着伪满洲国的真正主人，正如同三百多年前那艘“五月花号”上的英国清教徒一样，带着发财致富的，仿佛蝗虫一般，兴高采烈地从日本列岛渡海而来。
——这就是让东北三省国人恨得咬牙切齿的“满洲开拓团”。
早在“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人就制定了夺取资源丰富的国东北地区，在那里建立“新日本”的计划，并且对国民进行了长期的煽动性宣传。当时在日本有一首很流行的《马贼之歌》，就公然如此唱道：“……你也去，我也去，我们都到满洲去；狭小日本无生计，隔海相望是满洲。壮阔土地期待我……”
为了侵吞东北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沃土，日本当局几乎是毫不掩饰地鼓励浪人和退役军官到东北当开路先锋。至于这些日本浪人在国究竟干了什么……基本上就跟西班牙人对美洲原住民做的事情差不多。
而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日本移民东北的行动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从1932年开始，日本就对东北地区进行了几次实验性移民。移民从日本在籍军人招募，按军队形式编组，发给武器，实行边耕边战。到了1936年，日本当局更是把向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准备从1937年起，利用十年时间，向国东北实施移送一百万户、五百万人的武装移民侵略计划。
虽然由于战争的影响，这一计划并未完全落实，但截止到日本投降为止，移民东北的日本人也已达到接近两百万之多（并不是所有移民都属于满洲开拓团，还有很多日本人是移居到了东北的城市里）。
随着这两百万日本移民的到来，一场可怕的噩梦顿时降临到了三千万东北人的头上。
这些日本移民几乎是两手空空地来到东北，接下来想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一切的土地、房屋、耕牛自然都要从国人手里强行掠夺——他们这些来当上等人的日本大爷，可不会像闯关东的国人一样自己辛辛苦苦地开垦荒地，而是强行掠夺国人的现成熟地，无论旱田还是水田，每亩一般只给五毛钱，几乎等于白拿（当时的东北，每亩地的价格在60银元到150银元之间波动）。到了后期，日本人干脆连五毛钱都不给了，直接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将日本移民目的地宣布为“危险区”，将当地农民赶走了事。
例如在伪满康德年（1940年），伪满洲国当局就突然对爱珲县法别拉屯的村民下令：“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却完全没有补偿方案。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在日军和伪满洲**的枪口之下，全屯三百多口人被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人人受尽冻饿，搬到新的“安置点”之后，眼前只有一片荒野，房屋、耕地皆无，很多人因此冻饿而死。
然而，正所谓来得太容易的东西，就不会很珍惜。很多好逸恶劳的日本移民，在轻松掠夺大片现成田地之后，并没有亲自耕作的打算，而是一心想要闲享乐当地主。于是，他们又把原先被赶走的国农民抓了回来，给自己种地当长工。很多东北人先是在一夜之间从地主变成了佃农甚至农奴，接下来还要为日本侵略者耕种原本属于自己的田地，做牛做马终日劳苦仍不得一饱，心的酸楚愤恨，实在是难以形容。
像这样的惨事，在伪满洲国绝对不是个案，而是多得数不胜数。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为止，日本政府从伪满洲国掠夺的土地已经高达3。9亿亩，占到“满洲国”总面积的18。8%，以及总可耕地面积的65%，是日本国内耕地面积（600万町步）的3。7倍！众多祖祖辈辈生活在东北大地上的国农民，硬是被暴力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给日本侵略者出卖廉价劳动力。
众所周知，土地就是国农民的根，日本移民如此倒行逆施的暴虐举动，自然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广泛反抗，从而在这片林海雪原诞生了“东北抗日联军”，也就是抗联。接下来，日本关东军为镇压抗联，悍然在东北实施了残酷的“集团部落”政策，强迫人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把他们集在围墙高耸的“人圈”内，并将原来的村庄一律烧光，制造出许多凄凉的无人区。目标是隔绝东北人民与抗日联军的联系，切断群众在物质上对抗日联军的支援，防止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
而在这些“集团部落”内部，也跟纳粹德国的集营相差无几——日本看守在“部落”里不准居民关门，白天黑夜可以随意出入任何家庭，使得无数的妇女被他们强暴、凌辱，居民的随身财物更是被抢夺一空。这些“部落”里人口拥挤，肮脏贫穷，房屋、农具都不够用，连饮水都困难，随处可见光膀的妇女抱着面黄肌瘦的婴儿。居民生了病也只能等死，但围墙上却写着“王道乐土”，实在是讽刺到了极点。
此外，这些“部落”内的劳役十分繁重，所有男人都要被征发去修公路、修飞机场，在讨伐游击队的时候，日军还会强迫国青年去挑弹药、背米，却没有任何补偿，连伙食都不管。再加上耕地不足，粮食缺乏，日本看守又极端残暴，导致在“集团部落”里被冻死、饿死和杀害的居民多得恐怖。以抚顺县为例，仅仅在1937年，全县就有30%的人口，因为“集团部落”而被冻死、饿死、病死或遭到关东军杀害。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一个都城赫图阿拉，就在抚顺县境内……看看吧，就连爱新觉罗家的“龙脉潜藏之地”，居然都能被这个所谓的“满洲国”糟蹋得如此天怒人怨，满人在这个国家的实际地位究竟如何，自然是可想而知。
总之，足足五百万东北农民，就这样搬进了暗无天日的集营，无限屈辱地沦为了日本人的农奴，稍有不慎就会被打杀。在每一个“集团部落”，都有一部被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的血泪史。
至于那些没有被并入“集团部落”的东北农民，同样也饱受横征暴敛之苦——早在“满洲国”刚刚成立的1932年，伪满政府摊派给农民的赋税，就比张学良大帅的治下一口气翻了四倍。接下来，日本人为了支撑战争的消耗，在东北地区出台“粮谷出荷”政策，以极低的价格向东北农民征购粮食，名为收购、实为抢劫，每年掠走粮食近千万吨，把侵略战争的灾难强加在广大东北农民身上。
而伪满洲国政府为了向日本主邀功请赏，竟然公开表示：“当亲邦进行大东亚圣战的时候，满洲国的主要国策就是竭尽全力增加农产物的生产来支援圣战，这是央和地方官吏应尽的责任，也是满洲人民应负的义务”，要求“在战时体制下，人民必须忍受一切痛苦，多出一粒粮谷就是增加一粒弹”。这样一来，原本相对富足的东北农村，迅速被搜刮得家徒四壁，年年冬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
在伪满洲国时代，东北三省的国农民基本等同于世纪农奴。而国矿工的待遇更是惨不忍睹——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人就在东北地区开辟了不少矿山，雇佣国劳动力进行开采，虽然工作环境恶劣，经常受到压榨，但好歹还是得要给矿工发薪水。可是，自从伪满洲国成立以来，就颁布了《劳动统制法》，从此不再付钱雇佣劳工，而是直接以“奉公”或“奉仕”为名，驱使东北人民到矿山和工地上无偿服徭役。这类强征的劳工一般按户籍摊派，不仅仅限于汉族平民，满族聚居地区也并无丝毫优待。
在伪满洲国时代的东北三省，每一座矿山都是一个恐怖的集营，挤满了国劳工的冤魂。日本和朝鲜监工的手段极为残酷，将国劳工像牲口一样驱使对待。大量在矿山上病死、累死或工伤的劳工，根本得不到日本老板付费医治，就被推进万人坑埋葬，甚至往往是活埋！根据现代国记者的调查，光在辽宁境内，有据可查的伪满洲国大规模万人坑就有34个，遇害的国人至少在60万以上。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为在黑龙江省修建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东宁要塞，关东军在东北地区先后征用了十七万工人。等到工程完毕之后，日本关东军竟然将所有工人就地秘密杀死，以掩盖军事机密。
——如果说伪满洲国的国农民像是欧洲世纪的农奴，那么被强征到矿山和工地上的国劳工，简直就是任凭打杀的古罗马帝国奴隶了！而且还是不用付钱购买的免费货色！
对于劳工的罢工抗议，日本当局的镇压策略也是残酷得令人齿冷——1940年，哈尔滨铁路工人因为不堪忍受苛待而罢工，在此次罢工平息下来之后，聚居着数千名朝鲜、国和白俄铁路工人的傅家甸地区，却突然爆发伤寒病，很多人全家死绝……过了很久之后，人们才惊骇地得知，这次伤寒病大流行居然是日军人工制造的！起因是日本的731部队在傅家甸地区的自来水里掺入了烈性伤寒菌，企图用病魔来惩戒罢工群众，但由于731部队投放病菌的技术不过关，导致此次瘟疫蔓延到了全城，让聚居在哈尔滨的十万日本人也深受其害，病死者甚多。一位日本记者气愤地要把这事给捅出去，竟然遭到关东军的暗杀。
至于所谓“在满洲国的国门前等着移民的国人排成长龙”，那大多是日本关东军和国派遣军为了弥补东北三省的劳动力不足，而从华北、山东等地强行抓到伪满洲国矿山里服役的劳工。如果这也能算移民的话，那么我们似乎也能说：“……在南北战争之前，等着从非洲移民美国的黑人排成长龙……虽然他们是坐在贩奴船里戴着手铐脚镣过来的，并且一下船就要被烫上烙印……”
然后，在伪满洲国的城市里，国人也不得不过着异常屈辱的生活，在此仅列举以下几项——首先，学校和公开场合都要求说日语，或者现在已经废弃的“协和语”（汉语和日语杂糅起来的一种诡异语言），不会说的人就要挨揍；其次，在政府和教育机构里，日本官员不仅掌握着实际权力，薪水也是同级国官员的三倍到十倍；最后，也是最让人诟病的一条：国人禁止吃大米和白面，否则就是经济犯！
——为了最大限度地从伪满洲国掠夺粮食，日本人一直在尽量压缩伪满洲国本地的粮食消费量，以便于从国人的嘴边夺食。为此，伪满洲国法律明确规定：大米、白面等细粮，均只供给优秀的大和民族；朝鲜族算是日本籍的半岛人，可以吃混入大米的小米饭；而满人、蒙古人、汉人这些劣等民族则严禁食用大米和白面。只有极少数位高权重的大汉奸和伪满皇室，才能享受特殊待遇，每月分到几公斤的大米……
但问题是，按照伪满洲国制订的配给标准，能够合法分到大米的“劣等民族”实在是少之又少，居然连伪满的警察局长都不够资格，普通富人更不用说。至于种植这些大米的东北农民，按照法律更是连一粒米饭都吃不上。而满洲开拓团的日本移民不仅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还能按月领取口粮。
（为了给伪满洲国歌功颂德，有些“公知”胡说什么东北原本不产大米，都是日本人带来了稻种，才让东北开始出现了水稻种植，所以东北大米特供日本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早在唐朝的时候，渤海国靺鞨人就已经开始在东北种植水稻。虽然之后由于气候变迁等原因，东北的水稻一度消失，但最迟到清朝后期，辽东地区就已经再次恢复了水稻种植，譬如著名的盘锦大米，在20世纪初期就享誉海内了。）
面粉对国人来说也成了奢侈品，只有在象春节和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才能每人配给一斤而已。
这样一来，日本从东北农村强征来的大米、面粉，除了大批运往日本的本土之外，就是供应关东军和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食用。而国人一旦被发现食用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处罚异常严厉——有位东北的乡下老人曾回忆说：“……日本鬼在东北时，日过得苦呀！我们最多只能吃苞米、高粱米。逢年过节，家里弄点好吃的，也都是半夜里偷偷吃。有亲戚吃了点大米，回家时坐火车晕了车，吐了出来，被日本人看见，硬说国人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当时就被抓了起来。后来好像被拉去做了劳工，再也没回家。”
还有另一位大城市里的东北老人则回忆说：“……那时日寇把国人列为三等国民，处处都受压迫受欺辱。我们国人种的大米不许国人吃，只许日本人吃。国人只能吃日本人配给的发霉的苞米面、橡面，不许吃大米。谁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就要抓起来送到警察署给灌凉水，过电上刑罚。国人吃大米了，就把国人抓来，脸朝天的，脑袋搭拉着绑在一个长条木头板凳上，用洋铁壶嘴往嘴和鼻里倒水，呛的人都喘不上气来。要有不服气的反抗的，就给绑在椅上，用110伏的电线接触在国人身上，让你酸痛麻木，全身突突被电打得昏厥过去。”
根据伪满洲国的统计资料，仅在该法案执行的第一年，就有31万东北人因为违法吃大米白面而被捕，占到总人口的1%。而这些“经济犯”的下场，多半都是被押送到各处矿山当劳工，最后进了万人坑……
最开始的时候，伪满洲国给国人规定的口粮配给，是城市里每人每月供给高粱米或玉米面24斤和若干杂豆，乡下农民每人每月可留粗粮30斤（各地稍有不同），虽然伙食粗粝，但尚可勉强果腹。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配给标准下降得非常迅速。据1943年的伪满《经济情报》所载，从1942年起，伪满境内国人的粮食配给量几乎是每月都在递减，1943年2月份的配给已减到18斤，4月份又减为10斤，5月份在10斤粗粮的配给掺进7斤发霉的玉米面。小孩的配给更是仅有每月4斤。
到了最后几年，随着战局的日益不利，日军不断加大搜刮粮食的力度。伪满洲国的粮食供应日益恶化，在东北的日本人都开始吃起了高粱米。至于国人，更是只能吃由玉米、小米、榆树籽和锯末做出来的“混合面”，以及由橡实制成的“橡面”，这种橡面吃多了就会大便硬结，让人拉不出屎、痛苦难耐。
然而，就连如此粗劣的食物，也还得半夜三更就去排队才能买到——当时的各个粮谷配售点，经常会没有粮食可以出售。有时市民们排了很长的队，站了很长时间，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块“今日无粮”的牌。
伪满政府配给的粮食是如此的匮乏，而且还有很多丧失劳动力的人，根本没办法得到配给，因此一些家庭常常断粮，只好以树、树皮、米糠和野菜充饥。由于营养匮乏，东北人民的健康状况严重下降，各类疾病泛滥成灾。连伪满官员都普遍是一副营养不良，面带菜色的模样……对比起当年张大帅的治下，连长工都能偶尔吃顿肉的景象，实在是不能不让东北人对日本鬼恨得咬牙切齿。
除了粮食之外，在伪满时期，肉、油、糖、肥皂、纸烟、布、棉、线、盐、火柴、火油（煤油）等生活必需品，也全部都要实行配给。而且这些配给物资总是时有时无，布料和燃料尤其短缺，小孩光屁股的不在少数，不少人甚至只能披麻袋片。更要命的是，由于煤炭的消费量被日军严格管制，冬天里有很多家庭生不起火坑，只能在饥寒交迫之瑟瑟发抖、度日如年，各地冻死饿死的惨事屡见不鲜。
确实，正如某些“专家”们描述的那样，本土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资源丰富的东北三省之后，为支持其进一步侵略战争的需要，在两代张大帅建设的工业基础上，对东北地区强制推行“产业开发”政策，客观上使东北工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也使“满洲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1943年，东北的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占87%左右，钢材占93%，电力占78%；全区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左右，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外，日本人还在伪满洲国兴办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企业——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当时东北亚最大最先进的综合研究所——满铁央实验所等等。而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城市建设，确实也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但问题是，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搞的这一切建设成就，难道会是为国人准备的吗？
在这里，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当时日本在伪满洲国兴办了很多高等学校，貌似是在发展伪满洲国的教育事业，每年还有很多优秀学生被送到日本东京去留学……但你知道读这些大学的都是什么人呢？
——当时的满洲各所大学，教师90%以上为日本人，用日语授课，学生通常有一半左右是日本侨民，剩下的也以朝鲜人居多，国人的数量总是最少。如在奉天农业大学，日本学生占40%；在奉天工业大学，国学生比例仅为10%。而在专门培养高层官吏和殖民统治骨干的大同学院，招收学生都以日本人为主，国人、朝鲜人加起来只占一个零头……由此可见，这些学院根本就不是针对国人开办的。正如同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从来都不是印第安人的学院一样。
而且，日本在很早就有迁都东北的计划，到了战争末期又被再一次提起，甚至准备把天皇、政府和军队全都从本土迁移到东北，进行最后的顽抗……现在你们知道这座“新京”是为谁修筑的了吧！
事实上，日本对东北地区的计划一直很明确，就是大量移民、抢占土地，改变东北的民族成分，最后把这里变成一个“新日本”。而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东北人，要么被活活折磨到死，要么驱逐进荒山野岭，或者赶到山海关内去……基本上就跟西班牙人、美国人对待美洲印第安人的策略如出一辙。
——如今的美利坚合众国，早已是响当当的世界霸主，华尔街的金融家更是掌控着全球的经济，但蜷缩在保留区内的那些美国印第安人，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吗？犹太人也将他们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建设得很好，各种经济数值都相当漂亮，但巴勒斯坦人因此拿到任何好处了吗？
正如同华尔街的辉煌与印第安人无关，以色列的强盛也不会让巴勒斯坦人自豪一样，伪满洲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同样和国人的利益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只要看一看抚顺煤矿万人坑的累累尸骨，就知道伪满洲国的这些工业，都是在日本人的刺刀和大棒之下，用无数国劳工的血泪建造而成。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伪满洲国工业的发展，都仅仅是一种掠夺式的的战时畸形经济，其过程凝结着千百万东北人民的苦难；而其结果也只是给日本的侵略提供了物质支持而已。与其讨论日本人建设伪满洲国给国人做出了多少贡献，倒不如说是完全相反——伪满洲国的工业越发展，********的灾难越深重！
所以，作为一个国人，大可不必对伪满洲国的这些工业成就，感到什么兴奋和骄傲。
有人说，日本人的各种****，只是因为统治尚未确立的缘故，只要时间长了，手段自然会缓和下来。
但问题是，美国人统治北美这么多年，对待印第安人手软过吗？西进运动搞了整整一百年，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也整整持续了一百年。而加拿大更是不得了，到现在还不承认境内很多印第安人的公民权，并且对当地原住民滥用暴力，逼得卑诗省的印第安酋长向万里之外的国政府哭诉求助。接下来，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加拿大政府更是摆出一副无赖嘴脸，说什么“众所周知，我国是民主国家，联合国不可以用人权问题指责民主国家，而是只能去指责伊朗和叙利亚之类的独裁国家。故而对此指责，我国深表不解……”
——按照这样的道理来说，“民主国家”还真是一张万能的护身符啊，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只要高喊几声“大日本帝国是民主国家”，那些万人坑、大屠杀和人体实验，就统统都不受指责了。而希特勒也只要声明德国是民主国家（希特勒还真是民主选举上台的），接下来对待犹太人就可以爱怎么杀就怎么杀了……
总之，把希望都寄托在凶残侵略者的仁慈之上，原本就是自欺欺人的汉奸思想。
另外，就像汉奸汪精卫等人建立的伪政权，即使冠以“国”字样，也并不代表国人民一样。伪满洲国虽然有个满清的末代皇帝当幌，实质上也并非满族人自己的**国家，更代表不了满族人的利益。
在这个实为傀儡政权的“满洲国”内，东北的满族同胞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和同盟军，而是同样承受着惨无人道的迫害。以著名的抚顺平顶山惨案为例，三千名遇害的国人就有80％是满族。在日本入侵国的十四年战争史上，满族同胞也前赴后继地揭竿而起，投身抗日救亡大业，与凶残的日寇展开殊死较量——例如“七七事变”之战死北平的佟麟阁将军，抗战时期知名空军飞行员高志航，以及东北抗日联军的第八军军长谢东和相当一部分骨干成员，就都是满族人。
一八事变之后，出身镶红旗的满族将领邓铁梅，带着上万名满汉各族同胞投身沙场，在东北跟日寇血战到了最后一刻。1935年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就称赞他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甚至就连川岛芳的弟弟，末代肃亲王善耆的小儿，“红色贝勒”爱新觉罗。宪东，也毅然加入了东北抗日地下组织，并且在满清贵胄之发展出一个规模惊人的情报网。
——在清王朝诞生和起源的伪满洲国版图上，当地的满族民众竟然会殊死反抗他们过去的皇帝，而不是衷心拥护爱新觉罗。溥仪陛下重新复辟登基，这在满清王朝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这个连满族人都要拼死造反的“满洲国”，不仅是国的叛逆，也代表不了满族人的利益。
就连溥仪皇帝本人，到最后也已是对日本人满腔悲愤，甚至暗支持满清贵胄去联络抗日武装。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我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在转型发展上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并且随之出现了失业、萧条等社会问题，让东北人对党和国家有些不满和怨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发展到要给伪满洲国翻案，给日本侵略者张目的地步，硬是把这个犹如人间地狱一般的殖民政权，说成是什么经济繁荣、政治廉洁、人民幸福、明进步的“发达国家”……那可就实在太过分了——实事求是地说，一个热爱伪满洲国的东北人，简直就如同崇拜希特勒的犹太人一样不可思议，只能说是受虐狂之的受虐狂了。
我一直感到很费解的是，如今有些人，包括某些自诩“理性”、“客观”的学者教授，他们总是口口声声地说着“大爱”、“宽恕”，他们不断地要求人们宽恕那些曾经给我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侵略者，甚至对他们百般赞美和歌颂、不顾一切地把他们吹捧成天使，而把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贬低为罪人。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又竭力反对民族团结，制造谣言，挑拨国内各个民族、省份之间的关系，看不到他们有一丝一毫的爱和宽恕！同时，他们还对自己的同胞大扣帽，凡是不赞同他们的人，就栽赃诬陷，统统污蔑成“愤青”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这样的人，究竟还有什么“大爱”、“宽恕”可言呢？
古人有云：“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由此可见，只有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朋友，才是应该排在第一位的！可这些人却狂热地仇视着自己的同胞，并且更加狂热地歌颂着凶残的侵略者！这样的人还自称什么“理性”，实在让人费解。
当然，我也不是不能明白，在他们的眼里，自从有了**之后，国社会就愚昧落后了，国化就毁灭了，国经济就崩溃了，国老百姓就不自由了。这些人的根本观念就是：凡是国大陆的东西都是不对的，凡是国**做过事情的都是邪恶的，凡是国取得的成绩都是耻辱！
相反，只要是国**的敌人，无论是美国、国民党甚至日本人，就统统是明和正义的！至于二战时期的美国和日本这一对死敌，究竟该如何同时代表着明与正义，就天晓得他们是怎么理解的了。
譬如，有位台湾人就曾经大言不惭地说道：“……对于统一的国来说，满洲国是一个分裂出去的怪物。但对于满洲国的人民来讲，在日本的科学指导之下，保持分裂状态肯定比现在繁荣上不止五倍，至少不会遭受1949年以后某个愚昧政权的一系列迫害和屠杀，内地的汉人还会拼命往满洲国偷渡……”
对于这样的荒谬言辞，我已经是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了。不知当这位仁兄穿越到伪满洲国，被逼着说不伦不类的“协和语”，住着地狱般的“集团部落”，用橡面充饥，然后因为偷吃大米而沦为经济犯，最终在某个矿山上负了工伤干不动活，被日本老板下令活埋的时候，会不会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总之，如果说某人歌颂国民党的统治，我们还可以理解为阶级立场和小资情调的问题的话，那么假如有人居然去歌颂日寇铁蹄之下的伪满洲国，我们就只能怀疑他究竟有没有把自己当成国人了。
十一、可悲而又可叹的台湾“皇民...
十一、可悲而又可叹的台湾“皇民”
如果说，在如今的东北三省境内，基本不会有谁去热爱伪满洲国的“王道乐土”，更不会希望再看到几十万日本关东军和五百万日本开拓团从天而降的话。那么，在另一块曾经被日本人长期统治的殖民地——台湾岛上，则确实是有很多台湾人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变成了日本皇民，不再把自己当成是国人来看待了。
关于日据时期的台湾，究竟能不能算是民国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我看来是很让人纠结的。
因为，早在民国时代开始之前，满清朝廷就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而在国进入民国时代的1912年，日本已经对台湾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从法律上来说，直至1945年为止，台湾岛都不是国的一部分，而是日本帝国的领土。当台湾岛挂上********的旗帜之时，教科书上的民国时代已经基本进入了尾声。
相反，当国大陆已经进入新国时代之后，台湾岛上却继续在沿用民国年号，直至今天依然未改……总之，台湾人民既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的诞生，也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的结束。我们既可以说台湾人如今仍然生活在民国时代，也可以说台湾基本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
但是，鉴于最近这些年来，随着****思想在宝岛喧嚣尘上，一些政治势力为了鼓吹****，开始不断夸大和美化台湾的日据时代，而且愈说愈荒诞——当大陆这边孜孜不倦地回忆着民国历史的“美好之处”时，依然使用民国年号的台湾人，却同样在发掘和赞美着日据时代的各种“闪光点”。
很多在台湾颇有影响力的媒体，抛开白纸黑字的一大堆史料与当时严重歧视台湾人的社会制度不谈，尽扯一些日据时代的风花雪月和稗官野史来误导民众，把那个殖民统治的时代描述得浪漫无限。好像几个在日据时代活得还不错的台湾人，就能代表当时台湾殖民地的全部面貌——例如前******秘书长林佳龙，就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语出惊人：“绝大多数台湾人觉得，让日本人统治会比国民党执政感觉要舒服。”
那么民国时代，或者说日据时代的台湾，究竟是明幸福的天堂，还是水深火热的地狱？而日本人又有没有把台湾人，至少是“皇民化”了的岩里政男（******的日名字）之流，真正地视为同胞呢？
在我们开始探讨民国时代的台湾风貌之前，需要预先指出的是，台湾“皇民”们********思想的产生和泛滥，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成员和台湾“绿营”的数典忘祖。
——事实上，若是仔细追究台湾地区这一分离主义思潮逆流的起源，之前执政的国民党需要承担的罪责，只怕是比跳梁小丑般的******还要更加沉重。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国大陆进入民国时代之际，当时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风貌。
当********的历史车轮，滚动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者统治了十余年之久。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宝岛台湾的割让，对于整个华民族来说，都是莫大的耻辱。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征服与统治，台湾人民曾经进行过可歌可泣的悲壮抵抗，在1895年的台湾保卫战之，让日军付出死伤32000余人的沉重代价。正面战场失败之后，残余的台湾义士们又转入地下，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很多年的游击战争。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一直得不到祖国大陆的有力支援，再加上双方的实力相差悬殊，台湾人民的自发抵抗运动虽然一度声势高涨，但最终还是日渐式微，趋于败亡。
到了1912年的时候，岛内各地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大规模武装反抗，已经基本宣告平息，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规模冲突——论涉及人数和社会影响力，恐怕还不如日本国内的抢米暴动。
总之，迫于严酷的现实，台湾人民最终还是从激烈反抗到无奈顺从，毫无选择地接受了日本人的统治。
另一方面，在台湾殖民统治秩序建立的年代里，日本的最高权力还是由官政府主导。虽然日本的官政府也并非善类，但至少在残忍暴虐的程度上，还不如日后挑起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者那么可怕。
所以，日本帝国当时对台湾的统治艺术，基本达到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水平，让台湾人民感到又爱又恨——虽然高压统治和奴役剥削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二等人的歧视待遇更是让台湾人深感屈辱，但日据时代的各种基础建设，同样也与台湾的现代化密不可分，其残痕一直绵延在现今台湾人的生活之。
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就曾经如此说道：“……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鲜、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还有了不贪污的法院。这些事情，让台湾老百姓从心里也投降了。”
确实，在日本占领的时代，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对台湾民众实施苛酷的鞭挞，但在另一方面又施以怀柔政策，在台湾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建设。例如上所说的后藤新平，在其担任台湾民政长官期间，就大力推动台湾的铁路、海港和公路建设，为台湾打造了现代化的交通系统，几条重要的铁路干线被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在台湾建设了最早的一批发电站，铺设了电网，奠定了日后台湾工业发展的基础。
另一位献身台湾水利事业，主持修筑了嘉南大圳水利工程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在很多台湾人的眼，更是犹如白求恩医生一样可敬——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前，位于台湾西南部的嘉南平原由于缺乏雨水，曾经长期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而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则决心改变这一现状，将这片荒野变成良田。
他在台湾花费了十年的光阴，与当地民众齐心协力，建成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也是世界第三大的乌头山水库。同时修筑了总长度一万公里的灌溉水道，足以灌溉嘉南平原十五万公顷的农田，占全岛耕地的百分之十四。有了灌溉水渠，再加上彻底的土地改良，当嘉南大圳于1934年最终完工的时候，之前困扰嘉南平原的洪水、干旱和盐碱化等三大开垦障碍，全部都被基本扫除，农业产量从此遽增，十万农民受惠，也让八田与一至今仍受台湾人的感激和怀念——嘉南人民为了感念他的贡献，在乌头山水库旁边铸造了一座身着工作服、穿工作靴、席地于堤堰上沉思模样的八田与一铜像，迄今依旧巍然矗立。
在公共卫生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对台湾普及了现代的公共医疗体系，大幅度降低了各类传染病的发生率，同时又在台湾禁绝鸦片、废止缠足，推广卫生常识，让台湾人初步具备了现代卫生观念。
此外，日本还在台湾强制推行了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到1944年，台湾本地学童就学率已有71。17％，不仅远远胜过遍地盲的国大陆，也高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虽然高等教育依然优先为日本侨民服务——例如在日据台湾仅有的一所最高学府台北帝国大学，始终以日本侨民为学员主体，台湾当地学生很难考入就读。1945年，台北帝大的1666位学生之，台藉者仅为322人——但至少是普及了初等教育。
当然，日本殖民者并非慈善家，他们建设台湾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从这里榨取资源，以及移民拓殖——没有一个“好日本人”或很多“好日本人”的影响力，可以超越坏的国家机器，以及坏的制度政策。
首先，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即以台湾的自然资源与人力，来培植宗主国日本的整体发展，依靠从台湾掠夺的资源，来养肥日本本土的经济与工业。
为了有效实现控制台湾经济命脉和掠夺台湾资源的目标，日本殖民当局从1910年开始就在台湾设立专卖局，对台湾最主要的盈利产业，如石油、烟草、食盐、樟脑、鸦片、酒类等由官方垄断性专卖管理，从牟取暴利，其收入占殖民当局财政总收入的50%。但同时也严重挤压了私人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凡是最赚钱的行当，基本都被在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或日本商社把持垄断，台湾本地人根本不准插手，还要在出口原材料和进口日用品的过程之，承受各种沉重的盘剥，故而台湾人一向对专卖制度最为诟病。
其次，日本也一直在迁移本国侨民定居台湾。只是由于台湾的面积有限，人口稠密，故而移居台湾的日本人，在数量上不如东北三省的“满洲开拓团”，但也多达三十万之众，并且在台湾享受超国民待遇。
不过，虽然日据时代对台湾人来说有着上述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毕竟没有残酷的万人坑（作为预定的农业和木材基地，日本在台湾也没有建设多少重工业），也没有“满洲开拓团”那么过分的跑马圈地（日本商社和侨民占地还是有的，但至少比东北温和一些），只是用不平等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来掠取台湾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外加法律上的若干歧视而已，其程度并没有超过同期国大陆人民头上压着的“三座大山”。而日本殖民当局的办事效率和廉洁程度，甚至还要比腐朽黑暗的晚清地方官府更好一些。
实事求是地说，在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各个地区之，台湾是治理得最为成功的一块殖民地，甚至要胜过朝鲜。当时台湾人对日本殖民政府的认同程度，可能略逊于英属香港，但至少达到了英属印度的水平。
而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的国大陆上，却是一片军阀混战、遍地饿殍、愚昧落后、民不聊生的空前惨状。与之相比，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虽然屈辱却相对安稳的日，居然让民国时代的不少大陆同胞感到羡慕，同时也让一些台湾人对祖国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再抵触日本的统治，而是真正地想要融入日本人之，开始努力学习日语，适应日本的化风俗，试图让自己“归化”成日本人。
结果，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相对于国大陆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台湾百姓的心情却是五味杂陈，其既有渡海参与抗战的爱国义士，也有充当苦力追随日军行动的“志愿者”，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对着这动荡的时势无可奈何，只能从心里叹息着战争带来的悲哀。
（日本人认为台湾人和国人是同同种，难免担心台湾人在战争对日本人倒戈相向，袒护国。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台湾人并没有当兵的义务，最多只是“志愿”被招募为随军苦力和挑夫罢了。）
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殖民当局为加强对台湾社会的控制，把台湾打造成“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基地，在台湾掀起了皇民化运动——具体来说，就是在台湾实施一整套强制推行日本化的教育活动，隔绝台湾与国之间的化联系，把台湾民众培养成为天皇臣民，简称“皇民”，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效力。
在1937年之前，日本在台湾已经断断续续地实施了一些皇民化政策，例如在台湾学校把日语定为国语，在政府部门按照日本节日放假，出版日语报纸等等，但有关当局推行不甚得力，效果也不够显著。
到了1937年之后，这场皇民化运动的进度骤然加速。其主要内容包括大力推行日语、进行奴化教育、倡导生活习俗日本化、强制改变宗教信仰等等。在此期间，汉语的报纸刊物在台湾完全消失了，学校里也不再上汉语课程，凡是不懂日语的人还要罚钱，逼迫台湾人花大力气学习日语。根据台湾总督府的统计，台湾本地人在1937年日语普及率为38％，1940年为51％，1944年则达到了71％。
此外，台湾人还被迫集体改用日式姓名，穿日本和服，住日本式榻榻米，行日式90度弯腰礼。在学校里强制学生学习花道、茶道、弓道等课程（现在得去缴费上死贵死贵的培训班才行），同时命令台湾民众义务劳动，在各地赶建了一大堆神社（天晓得里面的巫女到底是由什么人来客串的），并且按时进行参拜。
再接下来，就是宣传“大东亚圣战”和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思想，鼓吹侵略战争的正义性——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分强弱，弱小国家理该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化分先后，落后化理该接受先进化的同化；人种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而日本人作为优秀种族，自然应该征服世界……
虽然皇民化运动看似搞得热火朝天，但总的来说，截止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这场轰轰烈烈的皇民化运动，除了大幅度提高了台湾人的日语水平之外，并不是非常的成功——至少是没能让台湾人真正日本化。
第一，这场皇民化运动虽然酝酿了很久，但真正的大规模推行也就持续了八年左右，这点时间显然是不够的——通过这场运动，确实是造就出了一批以当“皇民”为荣的台湾人。他们把日本当作祖国，将国贬低为“支那”，生活方式全面日本化，穿和服，睡榻榻米，说话必用日语，形成一种崇日疏汉的媚日意识，甚至以家族长辈不会说日本话为耻。其一部分人（如岩里政男之流）还在太平洋战争参加了日本军队，把为天皇效死视为“最高的荣誉”……但这批人的数量毕竟有限，大多数台湾人无论是从生活方式，还是在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日本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国人。
第二，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是在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的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对于那些成为“皇民”的台湾人，殖民当局除了稍稍提高配给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糖果”进行奖励，还要时常组织他们去“奉公”，即无偿义务劳动——眼看着努力成为“皇民”并不能明显改善实际生活，显然很让他们的积极性受挫。
而且，在肚都填不饱的情况下，那些花道、茶道之类的日本传统艺术，也实在是难以对人产生吸引力——事实上，直到未来日本动漫作品大行其道的年代，这些玩意儿才真正在东亚各国的民间广为人知。
第三，虽然皇民化运动的目标是让台湾人变成日本人，但实际上，尽管他们受日本的教育、懂得日语，可是仍然被日本人视为二等公民，遭受各种歧视政策，让很多“皇民”深感失望。
第四，在皇民化运动之被鼓吹得战无不胜的大日本帝国，最终却是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以无条件投降的方式沦为了美军占领区，按照日本人过去那套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理论，此时的日本人自己也应该算是劣等民族了，而国倒是成了战胜国——这世上一向只有崇拜强者的事情，哪有崇拜失败者的道理？
更别提当时还有很多日本人在鼓吹“应该把日本并入美国，成为美利坚的第五十一个州”……面对这等状况，你让台湾“皇民”们到底该怎么去“归化”为日本人呢？连日本人自己都不想当日本人了啊！
那时候就算有谁一定不想当国人的话，也应该削尖脑袋移民美国才对！
所以，在日本投降的第二个月，全体台湾人就十分迅速地抛弃了自己的日式名字，改回了汉语旧名。
更绝的是，当时有很多身在日本境内的台湾“皇民”，明明已经日语说得比汉语都流利了，可是一听到日本投降的广播，就立即摇身一变恢复为国人，并且以“战胜国公民”的身份，傲慢地看待身边的日本人……真不知是应该称赞他们心怀故国，还是应该感叹他们的阿q精神？
总之，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个时间点上，绝大多数台湾人都是毫不留恋地抛弃了昔日的宗主国，同时欢欣鼓舞地期待着祖国的大军重返台湾——“岛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儿等待着温暖的母亲般的心情等待着祖**队的来临”。即使是那些已经高度日本化的铁杆“皇民”，也大多忙着从头学习汉语，准备跟日本撇清关系（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日本的再次复兴），没有谁愿意陪着日本军国主义殉葬。
（******虽然看似很****，但在日本投降的时候，他也没有像很多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切腹自尽啊！）
在那个时候，如果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能够表现出一番积极向上的风貌，耐心消弭两岸同胞长期分离造成的隔阂，给台湾人民带来更美好的新生活，那么残留在台湾岛上的“日本皇民”，也就像满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一样，很快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问题是，如果国民党政权当真能有这样的本事，也就不会在短短四年之后，便被解放军从大陆上驱赶到台湾了！
——不管怎么说，从1945年开始，终于回归祖国的台湾人民，从此真正进入了民国时代。
然而，重回祖国怀抱的喜悦尚未散去，台湾同胞们却很快就愕然发现，自己迎来的居然并非什么抗日英雄和民族解放者，而是一批极尽贪污**之能事的贪官污吏！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台湾同胞刚刚回归祖国，就见识了民国时代最黑暗、最腐朽的一面。
首先，国民党政府在接管台湾之后，普遍采取歧视台湾人的政策，几乎是刚一登陆，就以台湾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又不懂普通话为借口，一口气刷掉了很大一部分曾在日本殖民政府任职的台湾人。即使有些台湾人侥幸保住了工作，可虽然是同样的职位，大陆人的工资却要比台籍人高出许多，并能够享受到一些特殊福利。这种完全不公正的待遇，自然让台湾人民深感不平，觉得过去日本人是一等人，现在大陆人是一等人，而台湾人什么时候都是二等公民……对祖国各种的美好期盼，一时间迅速破灭。
接下来，跟在其它沦陷区的作风一样，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同样把接收工作搞成了“劫收”，诸位接收大员们打着“清理敌产”的旗号，肆意搜刮民脂民膏，一口气侵吞了价值110亿元旧台币的财产、各县市30%的房屋和占全省耕作面积20%以上的土地。对于这些接收大员们的“劫收”丑态，记者唐贤龙在《台湾事件内幕》是这样描写的：“自从国内很多人员接管台湾后，便抢的抢、偷的偷、卖的卖、转移的转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国内劫收的那一套戏码统统都搬到了台湾”。而台湾作家吴浊流也在小说《波茨坦科长》之如此描绘：“台湾真是好地方，从重庆只穿一套西装过来，不久就可以做百万富翁。”
很显然，这些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贪婪、丑恶的嘴脸，彻底伤透了台湾同胞的心。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接收台湾后，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共内战，立即马不停蹄地对台湾人民横征暴敛、大肆搜刮，造成岛内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党到台后，不仅没有废除日据时代最让人诟病的专卖制度，反而进一步扩大专卖货物的范围，甚至连毛笔、具、纸张都要由专卖局承揽。通过这些垄断贸易，国民党当局和一帮贪官污吏从牟取了暴利，广大老百姓却遭到了沉重的剥削，被飞涨的物价压得喘不过起来，从而极大地激化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而且，国民党在接管台湾之后，同样也把滥发纸币的毛病带到了这里，结果就是触目惊心的通货膨胀——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之间，台湾物价暴涨了1200倍！台湾居民的积蓄很快荡然无存。
尤其是为了给内战征集军粮，国民党在接管台湾之后，就竭力征收大米输往大陆，再加上奸商的囤积倒卖，结果就是台湾明明在1946年稻米丰收，却闹起了米荒——截止到“二二八”事件前夕，国民党接收台湾仅仅16个月，大米价格却上涨了250倍，台湾人民因无米可炊而全家自杀之事常有发生。被饥饿所迫的人们，男人成为小偷强盗，女人当了娼妓，光是盗窃犯就使牢狱爆满，收容人数超过平常的三四倍。
再加上国民党官吏的昏聩无能、贪污舞弊，致使台湾全岛百业萧条、失业率飙升。到1946年底，台湾的官营、民营工厂已有90%停工，80万工人失业，占全岛人口的10%以上。此外，在1946年以后，又有数十万留日学生、退伍军人、军属家眷陆续从日本返台，使得岛内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而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怨愤，更是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各地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军民冲突、抢米暴动、示威游行接连不断。
于是，台湾回归祖国才一年多的时间，岛上同胞的心情就已从光复之初的期待与喜悦，变成了难以言喻的失落和绝望——即使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治下，他们的生活也不曾如此惨淡过。战时的物资配给虽然匮乏，但番薯土豆还是能混个半饱的。可是等到国民党政府一来，台湾人民却是彻底没了活路……很多大失所望的台湾人纷纷抱怨，早知道回归祖国就是这么个下场，还不如继续给日本人当二等公民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愤情绪日积月累，却无处发泄，最后终于迎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总爆发——这就是至今仍然时常被台湾媒体提起的“二二八”事件。
从表面上看，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跟前些年的“阿拉伯之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专卖局的稽查员（有点类似于武装城管）在台北街头殴打一名卖烟小贩，引起了围观市民的公愤和斥骂。国民党稽查员为了恐吓市民，竟然当场开枪打死一人，顿时让台北市民更加群情激奋。第二天，即2月28日，数万市民上街示威游行，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惩办凶手，但反动的国民党当局竟然用机枪扫射游行民众，造成一场血腥惨案……
至此，示威游行真正变成了武装暴动，台北的起义市民于当日下午占领了广播电台，号召全岛人民一起反抗，进而让这场大暴动犹如二十一世纪的“阿拉伯之春”一样，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席卷全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前后，虽然有一些**人和台籍退役日军参与其，但总的来说，这并不是一场**组织策划的武装暴动，更不是什么****汉奸组织在死灰复燃（那年头的日本还是美军占领区，究竟是怎样的傻瓜才会去投靠日本啊），而只是一场自发性的民变，同时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次事件之，由于对祖国大陆的现状缺乏了解，愤怒的台湾民众没能把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和普通的大陆同胞区分开来，而是一见外省人就群起而攻之，一时间满街都是追打外省人的景象——这不仅让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遭到池鱼之殃，也让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从此划下了深深的鸿沟。
在事件发生之后，台湾各界名流纷纷向南京发出电，恳求央政府和平解决此事，而蒋介石的回答却是********——数万国民党军队火速出动，拿出当年制造“四一二”****惨案的劲头，在台湾大肆烧杀。
这支军队刚刚在基隆港上岸，就立即屠杀了两千名码头工人，随后进驻台北，展开了四天四夜的残酷镇压。根据当时台湾人的描述，全城每一条街道都有军队在开枪。马路上、小巷内，铁路边，到处是死尸。残暴的国民党军队甚至在工人聚居的棚屋纵火，把老弱妇孺活活烧成灰烬。接下来，台、嘉义、高雄等地，全都遭到了极为残酷的屠杀和扫荡，其手段之令人发指，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是在对待本国同胞。一位台湾人悲愤地把国民党军队的行径比作南京大屠杀，并且声称“我的人生观与国观一下颠倒过来了”！
虽然类似这样血流成河的残酷场面，在烽火连天、尸横遍野的国大陆早已是屡见不鲜，但在基本平静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岛上，却实在是几十年来的头一遭，不能不让台湾百姓痛恨得刻骨铭心。
总之，“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是国民党的残酷腐朽统治在台湾的写照，也是国民党日后在台湾失去政权的一大历史根源——通过蒋委员长的“杀伐果断”，暴动确实是被平息了下来，但国民党在台湾的形象也被破坏殆尽，从此在台湾同胞心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种，直至十年代的全面爆发。
（现在大家可以理解，******这个铁杆的“台湾皇民”，为什么会一边当着国民党的领头人，一边却要从内部挖墙脚搞垮国民党吧——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深仇大恨啊！）
在“二二八”事件平息之后，台湾岛内的经济形势丝毫没有好转，而白色恐怖却是愈演愈烈。随着大陆战局的节节失利，国民党当局为了把台湾打造成可靠的****基地，一再在台湾展开“清乡”，足足十几万人被扣上“******”的帽逮捕，天天都有台湾人在无故被捕之后“下落不明”，一时间闹得人人自危。
接下来，随着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退守台湾，一百多万大陆人，即所谓的“外省人”也随之而来，不可避免地要跟台湾本地人争夺生存空间。而国民党政府跟这些大陆难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台湾人来说却是一个空降的外来政权，故而在很多时候一直偏向于外省人，打压本省人，尤其是政府职位长期被外省人占据，形成了政权垄断（想象一下民国四大家族），从而更加激化了民间的族群撕裂和省籍对立。
虽然蒋介石和蒋经国在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危险，逐步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但由于历史上的累累血债和现实的利益冲突，台湾同胞仇恨国民党、敌视外省人的心态还是没怎么减少。有些台湾社会名流因为极端仇恨国民党的****，连国民党推行的“国语”运动都要抵制，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讲台湾话而从不讲一句普通话，后来还在“立法院”用台湾话大骂国民党官员，让台湾本省人听得拍手称快。
到了政治民主化的十年代，**分更是不断地重翻“二二八”事件，大打悲情牌，刻意激化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以此来挑动台湾同胞对国民党甚至整个大陆的不满情绪。从而为“****”分裂活动营造民意支持——这些**分的宣传主旨是：“国民党从大陆过来压迫台湾人，给台湾增添了无穷的苦难。共也是大陆人，同样不会是好东西，所以台湾必须由台湾人自己来做主！”，
在我们大陆人的眼，彼此激战厮杀了数十年，阶级立场截然相反的国共两党，怎么看都是没办法归为同类的。但问题是，在一些台湾人的特殊视角之，无论国民党还是**，都是一样的“外省人”。
与此同时，一股疯狂****，怀念日本殖民统治的“皇民”逆流，也在批判国民党罪恶的口诛笔伐之，悄然于台湾岛内掀起。其典型代表之一，就是自称“二十岁之前是日本人”的“岩里政男”，******。
综上所述，虽然日本帝国对台湾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并且推行了企图改造台湾人民的“皇民化运动”，但由于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截止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大多数台湾人在习惯和思想上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国人，依然深深眷恋自己的祖国，渴望回归到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
但问题是，当台湾回归之后，台湾人民非但没能扬眉吐气地过几天舒心日，却迎来了触目惊心的**、民不聊生的饥荒和悲情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斑斑劣迹，尤其是敲骨吸髓的横征暴敛、惨无人道的血腥杀戮，更是让这些归来的赤们彻底凉透了心，甚至迁怒到了全体大陆同胞的头上。
而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长期由大陆人占据高位，实质上歧视台湾人的不平等政策，又进一步埋下了日后台湾社会族群撕裂的祸根，并且让一部分台湾人产生出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正所谓“有对比，才知道好坏”，国民党在大陆的滔天罪恶，让灾难深重的民众毅然选择了**。而国民党在接管台湾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则是让不少台湾人怀念起了昔年的日本殖民者。接下来，眼看着日本在战后犹如凤凰涅槃般再次复兴，经济繁荣富裕、社会开放自由。一些台湾人更是羡慕万分，只恨自己没有成为日本人。
——并不是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人的印象有多么好，而是后来的国民党当局实在太烂了……
尤其是那些“皇民化”程度较深的台湾人，譬如******之流，在对腐朽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感到彻底绝望，甚至对整个华民族的前途也失去信心之后，更是反过来激起了他们的强烈****意识——在他们看来，首先，跟**无能、只知搜刮的国民党政府相比，为台湾带来了现代化的日本，才更适合成为台湾的“母国”；其次，既然国民党政府是外省人的政府，不把台湾人当国人看，那么自己又何必继续当国人呢？
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反之也亦然——正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接管台湾之后的各种罪恶和不公，才让本已消沉的台湾“皇民”再一次死灰复燃。虽然他们作为企图分裂国家和民族的跳梁小丑，在我们看来颇有可恨之处，但若是细究这些台湾“皇民”的最初来历，却又是如此的可悲而又可叹。
不过，即使这些台湾“皇民”有其值得怜悯的悲情和无奈，但他们数典忘祖、颠倒黑白、分裂民族的****行径，同样让人感到愤恨和不齿——正所谓“儿不嫌母丑”，即使是在晚清、民国这样最黑暗的时代，我们的祖先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国人的身份，当汉奸也依然是一桩极端可鄙的罪行。
更何况，就算这些台湾“皇民”再怎么想要变成日本人，可日本社会就真的愿意接纳他们吗？
确实，早期的日本曾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不断有原的流亡者从大陆渡海过去投奔，并且在这个国度扎根立业。很多日本古代的名门豪族，例如四国岛的长宗我部家，论家谱最早就是起源于国大陆……但问题在于，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代的大和民族早已变得十分封闭和排外，很难再接纳新鲜血液。
举个例来说，距离台湾很近的琉球岛，早在十七世纪就已被日本（萨摩藩）殖民统治，距离正式并入日本版图也有一百多年了，当地人的语言风俗早已跟日本人同化。但至今依然有很多日本人不把琉球人当做同胞来看待，以至于在近年来闹出了琉球**运动的风波。
此外，目前在日本有很多外籍劳工，他们的收入待遇很差，而且受到歧视，不过这在全球都是普遍现象，倒也罢了。但问题是，有一类外籍劳工很特殊，他们的祖先在二战前后移民到南美的日本人（代表之一是前秘鲁总统藤森），由于近年来拉丁美洲经济不景气，日难过，于是又让他们的女返回祖国找工作——这些来自拉美国家的日裔劳工，在血统和外表上都是纯粹的日本人，日语也很流利，甚至父母都是在日本出生和长大的，可依然不被身边的日本人当成同胞看待，和其他外籍劳工一样饱受歧视，毫无优待。
有个国人见到这种情况，感觉很惊讶，就问日本人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的同胞。那些日本人回答说：“在法律上，他们没有日本国籍，并不是我们日本人。”这位国人又继续追问，既然如此，为何那些拥有日本国籍的国人、韩国人，甚至是琉球人，在日本也得不到真正公平的尊重？有个日本人如此解释说：“我们日本人对‘自己人’的标准很严，必须在血统上、法律上和能力上，全部都是真正的日本人才行。”
——由此，希望那些一心想要“归化”为日本人的台湾“皇民”，能够好好地体会日本人的这段“肺腑之言”。再回想一下国人对待海外华侨、华裔和“绿卡族”的态度，相信应该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小结：民国很黑的，大家不要萌它
小结：民国很黑的，大家不要萌它
在国，任何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都有其盛世和末世，唐宋明清皆不例外。
而民国的悲哀就在于，它始终就没有出现过什么盛世，总是在从一个末世到另一个末世的泥潭挣扎。
现在的化界有一种很荒唐的思潮，就是对民国的疯狂崇拜。许多“砖家叫兽”认为如今的国很不好，而解放前的旧社会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天堂——这些自称喜欢民国的人，既不看民国时期的国民实际生活情况，也不看国民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只关注少数精英们诗情画意的优雅生活。
所以他们总是说，民国好多好多化大师啊，民国知识分待遇多么高啊，民国的言论多么自由啊，民国对地主多么多么人性化啊，总之民国的一切就是好！新国的一切就是坏！
——当屁股决定脑袋的时候，常识就会被丢进马桶。
事实上，如果你想要体会风云激荡的时代狂潮，感受先烈志士们的高尚情操，那么民国的历史虽然黑暗而又屈辱，但也确实是一个社会变革最剧烈，最能激动人心的年代，有着无数令我们后世之人热血沸腾、可歌可泣的精彩传奇——就如同欧洲有很多人爱好世纪的城堡与骑士传说一样。
但问题是，西方的世纪爱好者，从来不曾把世纪吹成天堂，而国的民国粉丝们却偏偏这么做了。
有关具体的民国风貌，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些，基本上，所谓的“民国范儿”可以和大烟、梅毒、溃兵并称民国四大特色，下面再讲一点整体的情况。
一、民国经济啥都好，就是没有工业——解放前夕的旧国，在绝大多数的省份，顶多只能生产一点肥皂火柴之类的小玩意儿，一个用机器磨坊加工面粉的人，当时就算是大企业家，这在今天简直就是笑话！而能够生产点暖水瓶和胶皮鞋的厂家，就已经算是高科技企业，老板都可以跟政府要员们平起平坐了。
由于国民党的买办本质，只顾着把国变成洋货的倾销市场，对于发展民族产业缺乏热情，非但不加以扶持，还大力打压……于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工业区，居然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留下的遗产！
而满清、北洋政府给国留下的一点儿可怜的工业遗产，则几乎都被蒋委员长给败光了。
想想现在国的“世界工厂”头衔，再想想民国年代一大串带“洋”字的词汇：洋枪、洋炮、洋米、洋面、洋油、洋火、洋烟、洋钉、洋布、洋车（单车）、洋灰（水泥）、洋碱（肥皂）、洋奴……唉，到了现在，前面大部分带“洋”字的叫法早已作古，不过最后那个“洋奴”倒是一直后继有人，从未绝种。
二、民国政治啥都好，就是没有主权——各地租界林立，洋人享受治外法权，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英国和日本炮舰横行长江……当然，如果有人还是坚持认为国应当被灭亡并殖民三百年才好，就算我没说。
三、民国生活啥都好，就是没有活路——很多公共知识分总喜欢拿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来给****抹黑（这个数据本身的来源也很不靠谱），殊不知民国年代的此类饥荒更是家常便饭。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曾经统计过，1949年以前，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整个民国时代更是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的人口。遇到灾荒年头，上海街头每天都要用卡车运走几百具的“路倒”尸体，有时候卡车上堆叠的尸体太多，在拐弯的时候把尸体甩了下去，司机也没有发觉。于是，路边店铺的老板早上一开门，就看到门口多了具僵尸……
那时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而到了1979年，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同一年代的印度人均寿命高出14岁。试问那些把民国时代吹上天，把当代国踩下地的公共知识分们，莫非你印象的老家常逃荒？时常要卖儿卖女？乡亲们一辈从不刷牙？既不通电，又无自来水，连热水瓶都没有？一人分不到一床被？
事实上，就算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师和小资们，到了民国末期的时候，很多人也不再有好日过了。例如在1949年的时候，就有北大教授饿死在宿舍里的事，被发现的时候，两颗眼珠已经被老鼠啃了——没办法，那年头用金圆券发的工资根本就只能点烟用，而美国的救济面粉在经历了层层克扣之后，也只会发给胡适这样的顶级大师，其他等级稍微低一点儿的专家教授们，就是哭着喊着也还是吃不上。
四、民**队啥都好，就是没有胜仗——截止到抗美援朝为止，国人连自己的家园都守不住，更别提真正打败过什么强国了。
就算是抗战后期，远征军光复缅甸的那一系列最出彩的战役，也是用15:1的绝对优势兵力压着日军在打，还有美军的空优势，但依然打得险象环生，异常吃力，怎么看都谈不上什么世界强军。
至于远征军先前从缅甸撤退的时候，更是创下了一个战场记录——1942年夏，在完全占领缅甸之后，日军快速部队约3000人越过国国境，以10辆坦克为先导，继续挺进云南。5月2日向驻守畹町的第66军两个师发动进攻，3日继续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再占遮放、芒市，4日下午进入龙陵城，5日就到了金沙江畔的惠通桥边上，在四天内前进了300公里，但是楞没追上****……真不愧是转进如风的伟大军队啊！
唉，能与****相比的，惟有数十年后的国男足球队了。或许，正是出于对历史上近代国各路军队的极端轻视，麦克阿瑟才会在朝鲜战场上对陌生的志愿军掉以轻心，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全盘崩溃吧！
——可能有人会说，这种说法是对烈士们的不尊重，但问题在于败仗就是败仗，纵然底层士兵有着不少可歌可泣的悲壮战绩，但****上层将领的**无能和昏庸无耻，也足以掩盖这支军队的所有闪光点。
五、当代砖家啥都好，就是没有节操——现在网上和社会上还有很多不知是真是假的旧社会大地主后裔，总是自豪地宣称自己家在解放前是多么多么的富有，然后就咬牙切齿咒骂夺走了他们家祖产的邪恶政府……但说实在的，就算如今还是那个旧社会，你就真能保住那份家产吗？
就以我本人的家庭往事来说，我曾祖父原本也算是个有点家产的地主，还曾经当过区长和县教育局长。但是在1947年的时候，竟然坐在自家院里被一发流弹打死——似乎是某个士兵在行军的时候胡乱放枪，最后也没查出来是怎么回事——之后，家里的田产和房，立即被几个坏亲戚巧夺豪取，当时尚未成年的我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顿时成了赤贫户，日过得苦不堪言。
但是等到解放之后，那几个侵吞田地的坏亲戚全都被划成了地主富农，吃够了苦头，而我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倒是清一色的贫下农……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有某位“精英”曾经大放厥词说，民国的乡村肯定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试想都是乡里乡亲，哪有不给人活路的呢？假如一有矛盾就非得要搞流血革命才能解决，那得有多大的仇？所以国革命的原因，并非是因为贫穷，而是苏联在煽动社会矛盾和策划左派造反……
我真的很想对他说，别提什么乡里乡亲的鬼话了，当年那几位真正血脉相连的亲戚，在买通官府谋夺我家田产的时候，又有谁想过要给我爷爷留一条活路？
实际上，我曾经接触过好几位在民国时代出生的老地主、老资本家，他们普遍认为，就算是民国时代的富人，也更希望生活在当今这个和平繁荣的新社会，而不是军阀土匪混战不休，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民国时代——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不仅仅是穷人过的穷苦不堪，大多数富人也仿佛是在炼狱煎熬。
当时，只要你有了一点儿钱，黑白两道三教流土匪流寇就会很快找上门来，用各种精神和**上的折磨来迫使你就范，乖乖把金钱奉上。而各种苛捐杂税也让人疲惫不堪——各路军阀和流寇也是需要生存和壮大的，自然必须搜集资金。那么资金从哪里来？穷人就算是榨干了也榨不出几滴油，当然就只有榨富人了。所以别再想当然地认为旧社会的富人何其潇洒，真正的富人在旧社会一样过着朝不保夕的坏日！
那年头除了极少数留洋回来的大知识分，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富人在内，都不会去关心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时髦玩意儿，而只关心人的生存问题——当时各地土匪恶霸横行，死个人就跟死个蚂蚁一样，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和安全保证都无法得到满足，纵然拿到了选票又有何用？
莫非，在土匪和兵痞的弹朝你飞来的时候，只要把选票贴在额头上，高呼三声“民主纠错机制快快显灵”，就能刀枪不入了么？
在那些从民国过来的老人看来，现在的国人各个丰衣足食，吃饱了还能胡侃乱吹，就已经是极大的幸福了，还要奢求什么权利，实属大逆不道。那时候，就是地主老爷想要天天吃上饱饭，都是很困难的事。
自由和人权固然是个好东西，但前提却是国家主权得以维护。没有了主权，在敌国的军靴与刺刀之下，在可怕的饥饿与瘟疫面前，人们连命都保不住，还奢谈什么自由与人权？
例如，1946年的湖南某位小地主，就给身在陕北的儿写信诉苦说：“……现在捐税比10年前增加百倍，加租既没人种田，家四人日食不过2斗，依旧无法自给，想教旧学，无人请，教新学，十了，学不上，讨米呢，太出丑，寻短见呢，奈何还有几个人，只有寄望你们快快来解放了，否则无生产的人家全要打人字桩(自杀之意)……”
——用天数字的苛捐杂税，把最反动的地主阶层都逼得要破产自杀，居然盼着解放军来搞土改，和泥腿们一起分自己的地（好歹没这么重的税赋了）……这样“民主自由”的“党国”岂有不亡之理？
事实上，正是因为国民党的**无能，不仅逼得农民、工人和士兵统统没了活路，连地主和资本家也都在破产和自杀的边缘挣扎，却只肥了一小撮买办和权贵家族，这才有解放战争的摧枯拉朽、一呼百应。
——从实际表现来看，国民党既不代表地主阶级，也不代表资本家，而是除了它自己之外谁都不代表。
如今这个时代的富人们，虽然失去了对百姓为所欲为的权力（最起码成本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同样也无需年年支付大笔的钱财去应付各路军阀兵马的搜刮劫掠（绝对比任何贪官污吏都要狠），不需要重金豢养许多随时会倒戈的保镖来护卫自己的府邸，也用不着胆战心惊地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对自家保护费问题讨价还价，出门的时候更不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深怕被人绑票……这都是新国才有的好环境！
就算是在城市里搞情调玩玩客厅沙龙，写些小资字的“民国范儿”们，在这个战火动荡的大时代里，除非出避海外，否则也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安乐窝——不知当他们在生了病也没有疫苗的时候，在家族产业被国民政府接收大员敲诈到破产的时候，在出门探亲被土匪绑票百般拷打勒索的时候，在自家小洋楼被日本飞机投弹问候的时候；在躲到租界里眼看着外面的同胞被虐杀的时候；在日军扫荡的炮火和弹雨亡命狂奔的时候；在因为“思想恶化”而下狱，被特务们天天“伺候着”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的时候；在看着熟人、亲戚、老师、同学和朋友，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失踪”的时候……心又是怎样的感受？
说真的，我们在闲暇之余，谈论分析今日社会的不足，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很多人在厌倦或失望于现实的时候，却并不是把希望和理想投放在将来，而是深深地怀念着想象出来的美好过去……这就有些过分了——就算你对我国宣传部门忆苦思甜的老套路有些腻了，也不能当真去怀念那年头的苦难啊！
总之，民国年代是很黑的，大家不要萌它。
最后，再附上一句对某位伟人的评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民国时代的一个定论。
——当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被视作一个美丽而羸弱的女人，只要喜欢谁都可以上她的床，当他离去的时候，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轻言对国开战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