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六章 连环计
除了合作建造军舰，德国提供的大量技术、设备与人才使得中国迅速吃透了引进自美国的湘潭级驱逐舰和江南级护卫舰的技术，再加上帮德国建造大型军舰过程中的技术积累，举一反三之下，仿制和改进奥马哈级轻巡也变得易如反掌。后来胡卫东考虑到战后军舰的发展潮流，决定在海军之中推行后世的分级标准，将标准排水量15002000吨的作战舰艇称为护卫舰，主要任务是反潜，也具备一定的防空与对海对岸攻击能力，因此对速度要求相对不高，以经济省油的柴油机作为主要动力（驱逐舰以上则都使用重油锅炉驱动的蒸汽轮机）；将标准排水量50008000吨的作战舰艇称为驱逐舰，主要任务是防空，同时具备较强的反潜和对海对岸攻击能力；而那些标准排水量10000吨以上的大家伙则都称为巡洋舰，主要任务是对海对岸攻击，同时具备强大的防空能力和一定的反潜能力，而南昌级重巡洋舰也由此变成了南昌级巡洋舰，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中德合作规模如此之大，想要完全保密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赤色党之前与苏联还有海军方面的合作，所以德国对中国海军的全面援助根本无法避开他们的耳目，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赤色党跟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德国深入合作感到震惊和担忧，另一方面则希望藉此机会从赤色党这里搞到一些德国人的先进技术，特别是他梦想了很久的战列舰建造技术。
此外，苏联太平洋舰队在遭到日军机群空袭时防空能力的低下令老毛子终于意识到近炸引信和“密集阵”近防火炮的价值有多么巨大（之前他们也曾想过引进，但胡卫东开价“太高”，当时并未充分意识到二者价值的苏联人就放弃了。），因此他们也想要向赤色党购买这两项技术。只是开价仍然远不能让中方满意，才区区三千万美元，还都是用物资充抵。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不过更令赤色党上下对苏联人心生不满的，还是苏联不久前很不仗义地撇开赤色党与日本人单独议和，尽管苏联对于日本的强大海军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但很多赤色党人还是对苏联人自私自利的做法感到愤怒。胡卫东等重视国家利益超过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者尤其如此。
但是，中国眼下最急迫的两大任务是赶跑鬼子和消化引进自美国和德国的技术设备，实在不宜在这个时候跟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翻脸。不过苏联那寒碜人的开价胡卫东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最后，早就知道斯大林对战列舰技术志在必得的胡卫东充分利用这一点，为中国尽力争得了最大的利益，以那两项技术和德国俾斯麦级战列舰与沙恩霍斯特级战列巡洋舰应用新材料之前的原设计图（注1）从苏联那里又换到了3亿美元的低息长期贷款，用来从苏联大量进口原油、铁矿石和包括铀矿在内的各种稀有矿产，而且协议中还规定苏联不得对这些产品大幅涨价、也不能设置贸易额度限制，否则中国将有权拒绝履行还款义务。
结果。中国光是在1939年就从苏联进口了至少100万吨原油和500万吨高品位铁矿石，次年更是分别超过了300万吨和800万吨，这很明显已经超过了当时中国工业的消化能力，而胡卫东对此却说“大不了先存着，今年用不完。明年可以再用，明年用不完，后年可以再用嘛！”。
其实，胡卫东真正的用意是以此尽量减小苏联的战略储备，以便让其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困难更大，但此时的世界上连他在内只有10个人知道这一点，其中7个是中国人，3个是德国人。事实上，中国赤色党向苏联提供德国战列舰与战列巡洋舰详细技术资料一事，根本就是中德两国联手给苏联乃至美英法三国设下的一个连环计
胡卫东将中国“养寇自重”的古老计策教给了德国人，小胡子因此明白苏联越是强大，美英法就对德国越是放纵。但是苏联如果太过强大的话，对德国无疑是巨大的威胁，因此胡卫东的建议是让苏联发展海军、尤其是发展战列舰、战列巡洋舰这样的大型水面舰艇，德国畏惧苏联的是其强大的陆地与空中力量，而海军的威胁则相对要小了很多（一来苏联红海军想要超过德国海军并不容易，二来德国的海军相对于同样是假想敌的美英法三国海军都明显落了下风，正所谓虱子多了不痒。），更重要的是，海军方面投资多了，陆军和航空武器方面的投入必然相应减少，这对德国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同时，美英法三国则会对苏联发展大海军恐惧万分，而德国则可以利用这一点和它们讨价还价。
话虽如此，但如果苏联真的将大海军建立起来，对于小胡子日后进攻苏联也绝对是一个极大的妨碍，但胡卫东却告诉德国人无需担心，与德国支援中国海军建设是全方面提供支持不同，苏联人得到的只是技术资料，而且中方还特意隐去了一些虽不起眼但却十分重要的细节，以苏联的造船工业基础，光是将其吃透就得花上一两年时间。而建造的话，以德国在一战之后时隔多年才再次建造的首艘战列舰俾斯麦号作为参考，老毛子至少需要四五年时间，考虑到苏联的工业基础不如德国，实际所需的时间或许更长。因此德国日后进攻苏联的时候，苏联的战列舰肯定还都在船台上呢，苏联人白白耗费了大量国力却没能得到任何实效，这对德国来说不是最有利的吗？
注1：但是最难山寨的材料配方和工艺几乎完全没有，胡卫东的理由是材料都是由德国直接提供，这一说法符合苏联政府对中国工业科技实力的基本认知，因而并未引起他们的怀疑。(未完待续。)
第四百三十七章 东北战局
此外，作为一个资深的bb党，胡卫东zhidào历史上苏联最终还是获得了德国关于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方面的技术援助，结果却反而导致苏联之前以意大利技术为基础研制、在1938年就开始建造的战列舰与战列巡洋舰都不得不推倒重来，结果才没能赶上苏德战争。否则以原路坚持下去的话，当时屡屡创造奇迹的苏联人搞不好真能赶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将其完成，因此这里胡卫东宁可按照历史的安排来做，想来应该更加保险yidiǎn
胡卫东的计策后来果然收到了奇效，苏联人建造的战列舰与战列巡洋舰最终都烂在了船台上，而美英法一shijiān却被吓得不轻，小胡子则利用这个机会再次诈到了几亿美元贷款和国际条约的进一步松绑，由此进一步加强了备战工作，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虽然又阴了老毛子一把，但是苏军的撤离对于东北战局的负面影响却yijing成为定局，少了总数多达数十万、而且武器装备精良的远东苏军协同作战，关东军的60万大军对于东北的赤色党武装来说就显得太多了点，以林总的谨慎，一度打算且先退回锦州再作打算 ”“小说章节更新最快 。但是，太祖在接到沪宁杭顺利光复的消息后却当机立断，命令华北野战军将全部野战部队调入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决战，而机动兵力几乎全被抽空了的华北解放区则暂时由现在yijing腾出手来的中原军区派出部队接管防务。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出关部队的后勤补给，华北解放区完全停止了北宁线、津浦线、平绥线、正太线、陇海线等几条铁路干线上的民品运输，将全部的运力都用来运输补给，而中原边区几大兵工厂的干部职工更是几乎不眠不休地拼命工作，为的只是尽kěnéng多生产出yidiǎn武器弹药送到前线。
在几乎是半个中国的全力支持下，华北野战军义无反顾地向沈阳发起了猛攻。日军虽然超乎预期地顽强，但血肉之躯终究挡不住漫天落下的炮弹，何况即使只比人数。也是华北野战军更多，因此结果自然显而易见。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激战，华北野战军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成功攻克沈阳。全歼城内固守的日伪军20余万（其中日本正规军9万多人，另有四五万日本警察和武装平民。），并立即乘势东进。占领了yijing成为一座空城的抚顺。由此中**队重新夺回了东北战场的主导权，总兵力yijing膨胀到七十余万的华北野战军向东可以与东北野战军会师合攻伪满“国都”长春，南下可以进攻对于日本来说比伪满的意义更加重要的旅大“关东州”，而兵力愈发捉衿见肘的日军却只能一直被动挨打，明眼人都看得出日本在东北长达八年的统治yijing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其间炮击了海参崴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得知中国第十五集团军渡江南下之后，并méiyou千里迢迢地再杀到上海与十五集团军主力作战，而是自认为十分高明地“趁虚而入”。进攻他们自认为守备力量yijing大为减弱了的中国青岛海军基地。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沪宁杭全被中国光复，也就意味着日军失去了在中国江南的所有机场，ruguo硬要进攻上海，就只能靠舰队独自作战。而敌人却可以获得陆基飞机的支援，这样打太亏了，而ruguo是进攻青岛的话，日本在朝鲜和旅大地区新修的大量野战机场却可以帮到大忙。
可是哪怕就为了那两个7万吨级的巨型船坞，胡卫东也不kěnéng轻忽青岛的守备工作，日本海军登时碰了一鼻子灰。由于此前历次战斗当中日本海军yijing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现在很难再承受太大的损失，因而在青岛遇挫之后并méiyou孤注一掷硬拼，而是以防范旅大海军基地被中国华北野战军袭取为由进驻旅大。同时，由于当初旅大遇袭的教训，鬼子的警戒工作做得几近完美，华北航空总队寻觅不到有利的战机，反而折损了不少架飞机，赤色党上下也由此意识到对于空军来说，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进攻作战远比防御作战更加艰难。此外，日本陆航开始大量装备的新型九九式战斗机也显示出其全面超越苏式i16战斗机的出色性能，成为华北航空总队面临的一大wēixié，但这也在客观上加快了歼1和轰1的研发
东北战局的糜烂，迫使日军提前将还未完全训练完成的三十万朝鲜军送过了鸭绿江，结果理所当然地被久经战阵的中**队打得落花流水，短短一个月内被歼二十多万，其中光是俘虏的棒子就超过十万，军中的日本军官倒是大多颇为悍勇，上万人几乎全都战死，却依然无力回天，遭到重大打击的还有关东军一部，在这个月内合计被歼灭7万多人，其中战俘超过3万。
虽然再次遭到沉重打击，但是日军大本营驱役朝鲜兵作为炮灰的目标却还是基本达到了，华北野战军虽然在这次战役中总共只牺牲了一万余人，但是本就yijing不太充足的弹药补给却因此愈发匮乏，而由于朝鲜军弹药携带量很少、鬼子战败后又有毁坏武器弹药的传统，因此缴获的数量相比华北野战军的需要量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最终，兵力庞大的华北野战军因为补给跟不上而不得不暂时回退到沈阳一带，而由于那十万多朝鲜俘虏带来了额外的后勤压力，以及青岛空战之后同样需要补充弹药和损耗的武器，这也占用了中原解放区的不少军工产能与铁路运力，因此华北野战军弹药储备恢复的速度远比林总的预期慢得多。
而日军大本营则抓紧shijiān将国内新编成的部队送到中国东北，令关东军的总兵力重新恢复到了70万以上，虽然连日本人也zhidào这是涸泽而渔，但至少眼下关东军的确是暂时稳住了局势，尽管同样由于后勤的问题，日军也无力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一shijiān形成了僵持的局面。不过，说是僵持，但高原领导下的东北解放区却tongguo积极向农村渗透的方式不断扩大，而日军却愈来愈龟缩于yijing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实际控制的地盘日益狭小，只要稍有脑子，都能看得出到底哪边占了上风(未完待续。)
第四百三十八章 整肃风气
不过这一切与身在上海的胡卫东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受命主持中原局工作的他已经迅速将工作中心由军事转移到民事上来，由于沈鸿、孙越崎等杰出工业管理人才的飞速成长，对于具体的工业建设项目，胡卫东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事必躬亲，这令他得以将工作的重点放到制度建设上来。 ..在胡卫东乃至赤色党中央的心目中，中原解放区不但是中国工业化的龙头，同时也是未来新中国各项经济制度的试验田，因此胡卫东肩上的责任之重可想而知。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胡卫东也不例外，而他先动刀的却是中原解放区的干部队伍，正如斯大林所言，“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没有合格的干部队伍，上面政策再好也没什么意义，甚至反而会适得其反。由于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的限制，中原解放区的干部素质虽然强过其他解放区一截，但依然不能令来自二十一世纪的胡卫东满意，但毕竟基础摆在那里，他除了加大干部培训的力度并勉励大家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努力自学之外，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可是下面干部弄虚作假的现象，却令胡卫东难以容忍，毕竟有了准确的经济数据作为参考，他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而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干部的胡卫东又并不擅长、也没那个闲工夫根据各种蛛丝马迹去推测挤出水分之后的真实经济数据......
张浩是个十分优秀的领导干部，但他的性子温和，轻易不下重手，对于下面弄虚作假的现象，只要没有造成太大恶果的，一般都是尽量以说服教育为主。而带兵多年的胡卫东却没这么好的肚量，尤其是后世三年困难时期的沉痛教训更令他对此事不敢轻忽。事实上当年上面的决策固然有误，但下面大量虚假的信息对其造成了误导，才是真正要命的地方，现在弄虚作假的风气才刚刚抬头。下点狠手应该不难压住，若是等其泛滥成灾，那时可就难以收拾了，毕竟中国有着“法不责众”的传统......
考虑到干部队伍的觉悟还普遍不高（注1）。胡卫东除了那些摆在台面上的官话之外，还让人在私下散布“弄虚作假会令上级作出错误的决策，实质上是让领导给你背黑锅，还有什么错误的性质比这更严重？”之类的言论。结果被官本位思想浸润了几千年的国人果然更能接受。不过，为了避免以后此事成为自己的小辫子，胡卫东还是第一时间就向中央和太祖汇报了此事。同时还将弄虚作假一旦泛滥成灾之后将会招致的种种恶果向其详细剖析。结果一向厌憎官僚作风的太祖当即对其高度重视起来，告诉胡卫东放手去干，还派了社会部的康部长过来帮忙......
康部长后世恶名昭彰，但由于这个时空的整风运动是由性格温和的张浩总负责，因此康部长一方面没法像历史上那样造成多少冤案，升迁的速度也比历史上慢了许多（王明早早被打倒，令其历史上关键时候选对阵营的功劳没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与胡卫东这位常委之下的第一人根本没法比，所以胡卫东根本不怕他瞒着自己借机乱来，要知道历史上这厮虽然干了不少坏事，却从没树过强敌，绝对是人精中的人精，要不然以他累累的罪行，又怎么可能得以善终、并且死去多年之后才被清算？
而另一方面，康部长人品虽然不好，但在谍报安全和内部整肃方面的确有着卓越的才能，历史上改开初期对康部长重新评价了之后，他所制定的安全保密制度很自然地跟着被推翻了，结果其后短短几年就发生了比之前几十年加起来数量还多的重大机密外泄事件，不得不重新恢复成他当年制定的一些安保制度，其才可见一斑。事实上，也正是有了这个“坏人”的帮忙，胡卫东整肃风气的行动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否则以他骨子里还只是一个科技专家的有限心机，加之行政系统又不能像军队一样令行禁止，胡卫东不被下面那些干部玩得团团转才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康部长还帮中原解放区改革了安全保密制度，自此以后中原解放区、特别是军工系统，再没发生过一次大的泄密事件......
虽然如此，但胡卫东出于对康部长人品的担心，还是将制度定得很死，尽量不给他个人操作的空间。由于历史的教训，胡卫东严查弄虚作假集中在数据统计方面，他规定抽查率一般不得低于十分之一（连续三年没出任何问题的地级行政区或者省级直属部门可以降到二十分之一、连续五年没出问题的可以降到五十分之一。），统计数据与实际值的偏差超过一成就将被记录在案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偏差超过20%、或者偏差超过15%且无有说服力的理由，则将被定为“弄虚作假”，如果又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经济损失），则使其具体情形从重处理，最大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即便没有造成严重损失，第一次“弄虚作假”被发现后，违纪者也将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并且要离岗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期满后重新安排工作，原则上级别不得高于之前的职务（一般都会降个一级两级）。而如果是第二次“弄虚作假”被发现，若是造成损失，则罪加一等，即便没有造成损失，也将被撤职并开除党籍（除非以后能够证明此罪不实，否则以后立功再大，也只能当个党外人士了。）......
注1：其实建国初期的干部觉悟并没有后世以为的那么高，只是中国人从众心理很强，在大气氛的影响下干部们很自然地随大流而已，此外严刑峻法和群众监督也是很大的威慑。但是大的罪行不敢犯，弄虚作假这种可能谋得名利却不被视为重罪的小事，大家却不惮学一学，类似的还有当时十分普遍的“靠山吃山、靠厂吃厂。”......
第四百三十九章 国企分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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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这并不能彻底消除“弄虚作假”的风气，但那本来就是不可能做到的，胡卫东的做法能够将“弄虚作假”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令后世不致出现“亩产万斤”这样的天方夜谭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这已经足够了。
此外，胡卫东考虑到历史上那三年“浮夸风”兴起固然要怪下面的干部为了升官而弄虚作假，但上面定下的过高指标也是重要的诱因。因此胡卫东故意抬高了1939年的“部分”（这两个字很重要）经济指标以“引蛇出洞”，一方面以此找出宁可遭到上面怪罪也坚持实事求是的优秀干部加以重用；另一方面则揪住一些为了完成指标而虚报数字的干部进行了惩处，算是杀鸡儆猴。而胡卫东更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趁热打铁，在中原解放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当中形成了“弄虚作假”的xìng质远比完不成任务指标严重得多的普遍认知，“任务完不成是能力问题（也就是说最多只会降职），糊弄上级是政治问题（这罪就严重了）。”。此外，胡卫东还以部分经济指标定高了为由向zhongyāng自请处分，一来告诉下面的干部，上面的经济指标若真是过高，只要没有弄虚作假欺瞒上级，即便完不成任务，责任也不在他们身上；另一方面则是以此为先例，确定决策失误必须追究主要决策者的领导责任..
而经过这次风波之后，xìng格老实、不耍滑头的干部也由此越来越受重用，相反那些虽有才具却总想着投机取巧的家伙却遭到了冷落，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下本来就应该是老实人（但不等于是笨蛋）更有价值。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狡猾的家伙更容易混得好有着很大的不同。
不过，胡卫东却也并不想搞苏联那样僵化的纯粹计划经济模式，因为历史已经证明那是根本没有前途的。但他更不想让后世的地沟油、毒nǎi粉、稀土白菜价出口等触目惊心的事件重现（摸着石头过河，付学费是必然的，不能苛责当时的赤sè党，但作为穿越者。更不能明知故犯。），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两种经济体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而其中胡卫东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则是国有企业的定位，他认为“国企主要是为社会服务的，其次才是为国家创造利税。”，举例来说，矿业开发交给私人来干，经济效益肯定比国营矿山高得多，但是私营矿主因为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肯定会只采掘那些较容易开发的矿脉，而那些价值相对较小的则会被其放弃，从而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确实利润更多，但国家和社会却要为此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沉重代价。从全局来看绝对是得不偿失。此外，资本谋利的冲动会令其本能地忽视安全生产和工人权益，例如后世的黑煤窑之类就是明证。而对国企的老总来说，不出事故比企业的效益更加重要，因此情况就相对要好得多，但是因为后世的国企其实也是营利xìng企业，因此也不能完全避免。
而胡卫东将国企、至少是一大半国企定位为“服务xìng单位”之后，问题就顿时迎刃而解，他不需要对国企搞什么政企分开，而直接将国企视为相对dúlì的行政机构，考评国企干部的标准也不再是传统的利税，而是综合考核“产量”（未达标的话会严重影响总评分，但超额完成任务的话只能得到有限的加分，胡卫东希望以此引导国企更加注重质的提升。）、“产品质量”、“单位能耗”、“原料利用率”（单位产品消耗能源的数量）、“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内的人均产量）、“安全生产”（事故频率和严重程度）、科技创新等指标进行评判。
对煤炭、粗钢、电力等基础工业原料和均由国家采购的军工等特殊行业来说，销路是根本不成问题的，只要上面这些指标能够不断提高，就意味着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不断发展进步，而这些原料的销售由zhèngfǔ根据大致计算出来的需求制定计划，则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源浪费和不必要的环境污染，此外这些国企的采购也同样全部由zhèngfǔ代劳，理由完全一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服务xìng”国企的干部职工也是全都由zhèngfǔ直接向其支付工资和奖金（其实这些国企等于是zhèngfǔ的一个个生产车间，只要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就行。），乍看之下这样做似乎是当年深受诟病的大锅饭，但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占他们收入大头的奖金是根据各个单位和下面的各级部门完成那些指标情形的好坏来确定的，只有更加“好省多快”（注1）地完成工作，更多地创新和发明，国企的干部职工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最基本的统计单位下到了车间、甚至班组一级，人数相对不多，内部协调起来便容易了许多，这样大锅饭就很难吃起来，因此大家的工作积极xìng完全不必担心，甚至一些历史上难以改正的痼疾如浪费水电之类也都大为改善了，因为浪费会严重影响评分。而权重极大并且可能获得推广分成（注2）的科技创新则更是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广大国企干部职工钻研技术的热情，头脑也不会因为身在国企而失去活力，而国企的领导因为这是政绩的最重要来源，不全力支持才怪
注1：胡卫东将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口号调整了顺序，目的是希望下面的干部更加注重经济的质量而非数量，当然后者也不是不重要，但那是zhongyāngzhèngfǔ的工作，下面的国企只需要将下达的生产计划完成就行。
注2：其实就是专利权的变种，区别是这钱由国家替引进该技术的其他服务xìng国企代付，这样可以加速新技术的推广，而如果是转让给营利xìng企业，cāo作方法则与专利权一样。(未完待续。)
第四百四十章 国企分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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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服务性国企”来说，因为产量指标达到就行，超额完成的奖励远不如提高产品质量、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而安全事故减分更是厉害，所以只要领导不是脑残，就绝不会为了增大产量或者降低成本而不必要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或者罔顾工人的生命安全。<－》
此外，因为原料的购进与产品的销售都不由企业自己控制，因此客观上也令贪污**的现象从根本上受到了极大限制。举例来说，企业、乃至每个车间所需原料的量是事先算好了的，除非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否则一旦有人贪污就会导致后果颇为严重的“产量不达标”，有哪个领导愿意背这个黑锅？而即便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赚到了一点差额，一般来说也不如直接以生产效率的提升向上级邀功获取表彰和奖励，尤其是因为科技创新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情况。
而且因为“服务性国企”先天性的缺陷，只能适用于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军工、能源等战略性行业和采矿、重化工、冶金、路桥建设等或者污染较大（尤其是重金属等难以治理的污染）、或者工作危险性较大、或者是开发不当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或者留下重大安全隐患的行业。而这些行业的销售也都控制在国家手上，企业领导就算有心私自卖掉，一时间也很难找到市场，要说绝对不可能或许过了，但难度和风险绝对远远大于可能的获益，又不是上进无门，白痴才愿意吃力不讨好地走这条邪路呢。
食品、医药、建筑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行业同样对一个国家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其产品的门类繁多又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全搞“服务性国企”。胡卫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但仍给这些行业各自设定了非营利性国企占比的红线，既发挥了“服务性国企”的社会效益。也没有令相关市场变成一潭死水。举例来说，服务性的国有医药企业主要生产那些经济上无利可图但需要量却最大的老药品，这也使得后世的中国不致再出现价廉物美的青霉素因为利润微薄而无人生产的窘况；而服务性的食品企业则专门生产物美价廉而且安全卫生的婴幼儿食品，至少可以避免后世再出现毒奶粉来坑害下一代。结果后来互联网出现后（之前就算有些食品安全事故，影响也不会太大。），反倒是很多外国人跑到中国购买放心奶粉<
此外。学校、医院在后世因为产业化的缘故，很多也具有营利性质，而这在民国时期也很普遍，但胡卫东对这两大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服务性行业搞产业化却是极为反对的。因此为了杜绝后世医院优先开贵药、进口药之类既增加患者负担又浪费国家外汇、同时还未必对患者有多大好处的做法，胡卫东将“服务性国企”的那一套也用到了医院里面，药费虽然不可能完全免除，但因为收费的不是医院而是政府派驻医院的人员（为了防止形成稳固的利益链。这些人员每隔半年都要在不同医院之间轮调一次。），而医院的开支则全由政府另外拨款，所以医生自然不会再无谓地乱开贵药了，而由于治愈率和患者评价影响医院和医生护士的晋升和奖金，因此必须要用好药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抠门。这无疑比历史上后世的乱相好了许多，而学校、至少是那些公立的学校也都推行了类似的“服务性”政策，而几乎被废止了一切收费的权力（详见后文的教育改革部分）
虽然“服务性国企”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胡卫东也没有完全取消传统的营利性国企，中原解放区的营利性国企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生产销售生活必需品但又不宜完全由“服务性国企”垄断市场的行业，如医药、纺织、食品、汽车、造船、飞机制造等等；二是国家为了推广某些不被市场看好的新技术而创办的高科技企业，这种企业一般规模不大，而且往往会在市场开拓出来之后上市转为国家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以更好地适应市场；三则是纯粹的营利企业，主要是烟酒这两个暴利行业，一方面这些钱太好赚，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发展好了对于国家和社会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反倒对国民的身体有害，因此国企将国内市场（有本事出口的话私企也是可以经营的，但烟酒进入外国市场的难度）垄断、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税、一方面则禁止民营资本进入这两个行业而又产生类似古代“有钱了就买地”的死局
除了这些纯粹的国企，还有国家参股、甚至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不管是否上市，都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太祖对于股份制、尤其是投机性较强的股票市场有着很深的成见，胡卫东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并提出股票市场不允许短期炒作（购买股票后至少要过一年才能出售，这样股民买了股票只能做长线投资而非短期炒作。）、也不允许外国人自由购买之后，上海的股票市场才得以保存下来
由于这两年乃至接下来几年里的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无论是中原解放区还是别的几个解放区，全民所有制经济都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且因为巨额资金的不断注入和国内短缺经济的现状，经济效益普遍十分喜人，以致于党内不少人都生出了一口气实现全面公有化的冲动。但这个时候太祖却亲自表态，指出在一段时间内私有制的存在对于国家经济利大于弊，这令胡卫东十分惊讶，殊不知历史上太祖其实是因为抗美援朝期间黑心资本家出售劣质、甚至是带菌的急救器材给志愿军，结果害死了很多同志，由此极为震怒，对这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也彻底绝望，才决定提前全面公有化的(未完待续。)
第四百四十一章 一夜长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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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时空，因为胡卫东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后勤系统，军需物资全都由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负责生产，这类事情自然不会重演了。同时，更加严格的产品抽检制度和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对那些黑心的奸商也是很大的威慑，因此即使是民品市场，也没有出现历史上建国初期的乱相，这多少改变了一点太祖对于资本家的看法。但真正彻底改变中国民营资本命运的，还是后来胡卫东与太祖进行的一番长谈
“首先，只要保证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主体地位，私人资本的存在根本无关大局。而且就眼下来说，我们中国还很贫穷落后，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面推进工业化；而即使考虑得更加长远一点，民族资本也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胡卫东毫不畏惧地迎向伟人那似乎洞彻一切的目光，认真地阐述着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道路不像资本主义那样有着几百年的经验积累，而即使是苏联的经验，也由于国情的巨大差异，而不能简单照搬到中国来。首先，苏联虽然在短短二十多年内就由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但必须看到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他们就已经是世界前六的工业强国，有着为数众多的识字人口和颇具实力的科技力量，因此工业化的基础要比我们好得多；其次苏联地广人稀、资源极其丰富，他们只需要出口资源就能够获得工业化必需的资金，工农业剪刀差的作用只是稍稍加速这一进程罢了（注1）。”
“而我们中国基础要薄弱得多。正常情况下光是达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工业底子，恐怕都得花上两代人的时间，即使现在靠着毛泽民等同志的努力为我们从海外搞来了一大笔资金。也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因为工业化并不仅仅需要有机器设备和技术资料，更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产业工人和科技与现代管理人员，三者都对国民文化素质有着不低的要求。而即使是文化程度要求相对较低的产业工人，也至少得是初中毕业才比较容易培训，那就需要八年（五年制小学）时间。而高级技工、科技人员和有着先进理念的管理人员就更不用说了。自学是个好办法，但是自学能力很强的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对同一个人来说，自学速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比学校里更快，只是能够节省一些师资力量罢了；我们现在开始引进的外国工人可以完成很多目前中国工人很难完成的工作，但他们终究是外国人，而且因为翻译严重不足。目前我们基本只能将他们组成一个个企业单位，通过给他们下达生产任务来获得他们的帮助，却不能指望他们帮我们培训多少技工”，胡卫东讲到这里，眉头紧锁的太祖忍不住点上烟狠狠抽了一口
而这时胡卫东却说出了这一夜长谈中最有分量的一段话。“中外国情迥异，我们即使发展胜过了国外，也不能说就做对了，因为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谁知道我们就不能做得更好呢？发展不如国外，也不能说就一定做错了，因为先天条件不同。就拿澳大利亚来说，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多的资源，却只有几百万人口，随便卖点资源就可以让国民全都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是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比不了的。因此外国的情况并不能作为准确的参照物，而如果国内保留一部分私有制经济，让它们在同等条件下与公有制经济展开竞争，那就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问题。如果我们的公有制企业还不如私有制企业搞得好，就说明我们在管理或者其他方面存在不足，需要作出改进，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国企与集体企业甚至要向那些搞得很好的私有制企业学习。”
太祖微微点了点头，但还是强调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是自然，事实上私企两极分化严重，从整体上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景气的私企都会占到很大一部分，我们就算要学，也只会去学那些最好的。”，胡卫东笑了笑继续说道，“而如果我们的公有制企业搞得比私企好，则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无疑是更大的，有了国内的私企作为反面的对比，广大干部群众就会理所当然地一直相信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否则在内外敌人的恶意引导下，他们就很可能会拿中国的生活水平和西方列强相比，可中国毕竟基础薄弱，而且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外部环境又十分恶劣，就算社会主义制度再怎么优越，短时间内也根本不可能追得上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敌人就有了理由来质疑我们所选道路的正确性，即便这根本就是诡辩，但大部分老百姓却都只能看到眼前，一不小心就会被蛊惑的”
“你这娃娃什么都好，就是精英意识强了点，群众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短视和愚蠢，他们的眼光是雪亮的！要相信群众！”，太祖听到这里怫然不悦，但他心底里其实也知道，至少目前、大多数国内群众确实还存在着胡卫东所说的种种毛病，因此很快就放缓了语气，对胡卫东笑道，“言者无罪，你接着说。”
注1：在二战之前苏联的出口商品一直都以矿产为主（战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增加，而农产品反而开始大量进口。），工农业剪刀差的作用更主要体现在保证国内工业品的销路和国内各阶层的收入分配上，与出口创汇关系不大，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可以这么说，苏联即使不利用工农业剪刀差，工业化也一样可以完成（不考虑外部威胁的话），只不过速度会慢不少，而历史上的新中国如果不靠这个办法，重工业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未完待续。)
第四百四十二章 一夜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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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的训斥给了胡卫东很大的压力，但他却并没有因此藏着掖着，反而愈加直抒胸臆道，“公有制企业不能满足于比私企经营得好就算了，而是要不断拉大这个差距才行。公企的优势增大、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需要进行总结以便推广经验，并从中提拔表现出色的人才；优势减小、则说明我们的工作退步了，同样需要进行总结教训，以免再犯，而那些因为个人原因导致的，则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这个思路很好。”，太祖听到这里立即出言赞许，神色也较之一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
胡卫东心知太祖已被说动，顿时心中一松，又趁热打铁地补充了几点，“私企留着还有几点好处，比如多少可以减小一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敌意，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敌人，缓和战后我国必然不佳的外部环境，利于我们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和杰出人才；国家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可以严打违法经营的私企以转移矛盾，而如果没有私企的话，群众的怨气就难免会集中到党和政府身上，即使我们做得再好，也总会有些习惯于放嘴炮的借题发挥、吹毛求疵”
太祖听后连连点头，而胡卫东关于给公私企业竞争的“同等条件”（详见后文）的详细阐释则更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解放区乃至后来新中国的私企也因此得以长期保留下来，并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工业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比私营经济，太祖对于不存在剥削的个体经济反而更加在意，原来是他认为个体经济和小农经济（其实自耕农就是个体经济）一样是中国人不团结的根源所在，因此一直主张将个体手工业和商业全面合作化，以便将其转化为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培养国民的集体意识。但经过胡卫东的力谏，赤色党最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搞一刀切，至少某些确实适合以家庭或者个人为单位经营的行业也没有强求合作化。这一方面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对于小城镇的餐饮、旅舍、理发等必需服务性行业，即使是连锁形式，大企业的平均运营成本也肯定比一家一户的小饭店大得多。），另一方面则保存了更多的文化遗产。尽管胡卫东个人对于很大一部分所谓的“文物”其实并不待见。
至于集体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历史上就是太祖率先倡导的（当时叫做“社队企业”），一是为了战备、二是为了尽量消除城乡差别。因此很自然地受到了高度重视，胡卫东这下也省得多说了。而在更加敏感的外资问题上，两人的立场更是惊人地一致，尽管出发点有着很大的不同。
太祖其实并不反对引进外资，但前提是必须是有益的、可控的，并且不能损害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是基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西方列强不断加强的经济侵略；而胡卫东相同的看法。则是因为历史上“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失败
虽然客观上当时几乎毫无限制的外资引进解决了中国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并借外资的力量培养了大批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产业工人，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打下了基础；但在这个时空，由于海外支部的杰出贡献，赤色党通过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和德国之间展开的秘密合作。引进了总价值超过50亿美元的无数技术、设备乃至人才，如果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话，这甚至超过了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引进外资的总和，而且还几乎全都是可以大幅度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有效引进，其对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帮助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同时，在巨额资金的推动下，各大解放区蓬勃发展的工业只会令赤色党担心合格劳动力的不足，失业问题至少现在来看还很遥远。
更加重要的是，通过中德之间的全面技术合作（也不能忘了之前的引进工作），中国的绝大部分工业部门都有望在五年之内达到战前、乃至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虽然由于基础薄弱严重影响了中国技术升级的能力，当中德合作结束、那一百多万外国专家和工人也大都离开中国之后，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将会不可避免地再度拉大，但据胡卫东估计，再不济也就会被拉大到十五年（事实上，由于来华外国人战后是在十年之中分批离开中国，并且还有两三成留了下来，加之中国在二战期间也赚到了不小的红利，因此这个差距最大时也就十年左右。），之后差距就将毫无疑问地再次缩小，而即使是十五年的科技差距，也远比历史上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外差距要小得多，而且因为工业化开始更早，这个时空中国的整体工业实力就更非当时可比了。
（ps：历史上解放后初期的苏援虽然也转让了不少当时还算先进的科技，但都不是苏联当时最先进的，至少也差了五年，而且苏联只提供了技术设备和人数与在华时间都远远不足的专家与技工，其中的大部分咱们都得自己慢慢消化，这一耽搁就至少是十几年的差距了，与这个时空中德双方的合作研究根本无法相比。而且历史上的苏援项目门类较窄，基本上只包括军工以及和军工有关的重工业部门，结果导致新中国虽然某些部门迅速接近、甚至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大部分行业却还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至少半个世纪的差距，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远比现在很多人以为的要大得多，而且这种极不平衡的工业化状况对于新中国的技术升级也十分不利。相比而言，这个时空中国的技术引进更加全面，因此基础也就打得更扎实，尽管全面的引进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老美不肯转让太多与军事有关的科技和设备）
正是有了这样的底气，胡卫东才敢于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想来投资可以，但必须对中国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可以是中国尚未掌握的科学技术，也可以是先进的管理或者经营方法，类似后世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外资企业想要进来，那是门都没有。而如果确有中国急需的技术或者其他资源，解放区乃至后来的新中国政府则会给予超规格的优惠条件，这一条同样适用于国内的企业。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福特公司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是可以享受到不少优惠条件的，但这些顶级的工业巨头来华投资的话，技术含量本来就不会低到哪儿去(未完待续。)
第四百四十三章 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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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门槛很高，但由于这个时空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更高，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自然更强，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也就更大（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时空的中国对进出口的管制较严，想要避开这一壁垒就只能到中国投资。），而且门槛抬高无形中减小了竞争，变相地增加了单个外资企业的盈利空间，再加上中方并不要求外资一定必须转让技术，所以依然是趋之若鹜。胡卫东不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他知道西方政府绝对不会允许本国企业无限制地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但只要这些高科技的企业建到中国来，咱们想要搞到技术机密，怎么也比万里迢迢派人到美国去要方便得多。当然，如果高科技什么的只是挂个牌子，或者只将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放到中国，负责审批的胡卫东却是不会批准的，作为方今世界上对工业化认识最为深刻的专家，想要欺瞒于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了单一所有制的企业，股份制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这个比重肯定还会越来越大，对于这些“公”还是“私”相对较难界定的企业，胡卫东确定了只看控股股东的基本原则，但后来大家很快就发现股份制企业有别于单一所有制企业最大的不同只是信息公开，另外募资也相对容易，其他并无大的区别（股份制企业更适应现代企业制度，但往往内耗也多，单一所有制的企业只要经营得好，未必就比股份制企业差，特别是在企业规模还不算大的时候。）。事实上。除了烟酒等几个国家不允许其他所有制经济介入的垄断行业之外，解放区乃至未来新中国的所有营利性企业（注1）全都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绝大部分营利性国企在政策上并不享有任何特别的优惠。而这就是胡卫东在那次长谈中所说的“同等条件”
但这对公有制企业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坏事，举例来说，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离退休工资都是公有制企业特有的福利，并且这钱都是由企业负担，而外资乃至民营企业却没有这个负担。加之改开初期直到九十年代全国有大批了老工人进入退休年龄，这就导致公有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不得不背着一个大包袱跟外资和新建的国内企业竞争，先天上就吃了大亏，此外改开之前国家出于战备等方面的考虑，很多国企都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等附属机构，而福利分房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进一步增大了国企的负担。加之改开初期国家为了大力引进外资。在税收方面给了外资企业极大的优惠，而国内的企业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这么多因素加起来，东北老工业区这样的国企集中地不衰败才是怪事
工人为国家奉献了青春，国家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回报。反而让他们在家庭负担最大的年龄黯然下岗失业，结果工人群众受尽了生活的磨难，而党和政府的威望也由此受到重创，这实在是双输的结果，但在当时痼疾丛生的体制下，却并不容易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过胡卫东既然穿越了，就不会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而且与后世问题重重的时候再改革不同，对于现在工业化才起步的中国，只要一开始就在制度上规避这种风险，防范起来其实不难。
根据胡卫东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解放区内的任何营利性企业，不论所有制如何，税率标准都将完全一致（不过也并非绝对相同，国内相对薄弱的某些行业与科技创新型企业还是可以享受到一定优惠的，另外企业的规模也有一定影响。）；退休金、子女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福利则都由政府而非企业负担，企业自建学校医院之类也不再会被允许，这样就保证了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在负担方面全都一碗水端平，而政府财政因此增加的巨大负担则通过提高整体税率来进行平衡，而烟酒等暴利行业也为此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至于企业，因为最低工资标准也相应地降低了，所以还不至于普遍被税负压垮；无论是哪种所有制性质，企业自建福利房或者其他建筑（如公园之类）只要不违反城市规划布局，都是允许的，但是扣税在此之前而非在此之后，以免有企业利用这些投资来逃税
仔细分析的话，这些政策后来能够推行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胡卫东务实地放低了福利标准（详见后文），但中国远比历史同期更强的国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注1：服务性国企自然不在其内，事实上这些企业根本就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所需由政府统一发放，产品也由政府统筹后作为一个整体投入市场。举例来说，某年国内铁矿石总产量为五千万吨，这五千万吨铁矿石不会由各个矿企自行出售，而是由政府视市场供需状况整体投入市场，价格高就多卖一些，价格低就少卖一些，多余的就存着，来年的铁矿石生产计划则根据市场变化趋势和现有库存进行调整，这样既能获得更高的总和利润，也可以稳定市场价格
而这一做法在对外贸易时就更是有利，因为全国一盘棋的缘故，中国在进口大宗商品时可以“客大欺店”，在出口大宗商品时则又可以“店大欺客”，从而获得超额的利润（当然咱们是很厚道的，不会赚亚非拉兄弟的血汗钱，真正吃亏的是原本操纵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的西方财团，尤其是那些犹太佬），以致于后来美国政府一直攻击中国违反自由竞争原则、破坏国际贸易秩序，但这个时空的战后格局与历史上大不相同，美国政府终究也只能打打嘴炮，却不敢真的跟中国撕破脸皮，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未完待续。)
第四百四十四章 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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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解放区的工业建设成果斐然，城市化的速度也因此快得令人惊讶，其中尤以洛阳为最，几年前洛阳起义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常住人口才不过十几万人，那时谁都没想到在不到五年时间里这座城市的人口竟然不可思议地猛增到150万以上，而在她的周围，巩义、新安等原来的小县城也随着工矿业的蓬勃发展而迅速扩张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整个豫西工业区范围内的人口加起来已经不下500万（包括其中的农村人口），甚至依稀可以看到一点后世城市带的模样
城市化的速度如此之快，肯定会带来很多问题，无论是交通还是居住条件，现在的洛阳都根本无法令人满意，若非中原解放区人民政府这几年里一直在拼命地修筑铁路和公路，胡卫东更是利用后世的活动板房来救急，洛阳会不会变成后世墨西哥城那副模样还真不好说。<－》
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境内山川纵横，西依秦岭，东临嵩岳，北靠太行山又有黄河之险，南望伏牛山，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夭下”之说，这里更是十三朝古都和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如今又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工业中心，因此赤色党上下普遍已经将这里视为将来定都的首选。这样一来洛阳的城市建设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后世的中国因为政府普遍缺乏整体规划的意识，也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因此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举不胜数，拆了建、建了拆造成的巨大浪费就不说了，就拿毫不起眼的城市排水系统来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城市这方面甚至还不如一百多年前德国人在青岛修建的下水道系统，足见在城市规划方面中国与西方列强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距。不过现在既然已经与德国展开全面合作，胡卫东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良机，他特地从德国聘请了多位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咱们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总裁深度爱http:://
本来按照胡卫东的想法。洛阳作为未来的国都，人口迟早都能增加到一两千万，为了避免将来遇到麻烦，他希望洛阳城的扩建要按照2000万人口来设计。但是德国专家们却普遍认为以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几十年内都不可能出现500万人口以上的超级大都市，要知道就连这时的德国都没有这么大的城市呢。可是胡卫东却知道后世的北京有多少人口，因此还是坚持让德国专家尽可能将城区规模设计得更大一些。但是德国专家们却告诉他，因为伊洛平原（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还不到现在上海市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的特殊地势，加之洛阳城内及其周边地带到处都是重要文化遗产，洛阳城区的人口增加到500万就已经是极限了，若要生活得舒适一些。200万人口更加合适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首都来说，200万人口显然太少了，不过胡卫东考虑到德国专家是以目前洛阳的平均楼层高度进行计算的，另外将来洛阳城区的工厂也迟早会迁往郊区乃至更远的地方，因此其中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但即便根据胡卫东的这些意见进行了修正。德国专家依然认为洛阳城区的适宜人口在500万左右，最多也不能超过1千万。这与北京相比无疑差了很多。但是德国专家考虑的不只是洛阳一地，他们同时指出距其不远的郑州与开封两城都具有发展成超大城市的潜力，胡卫东顿时眼前一亮，只要郑州和开封都能容纳一千多万人口，那么洛阳城区小一点就完全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中心小一点反而更符合后世的潮流。
后来洛阳的发展方向也正像他们所设计的那样，最终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世界级的文化中心，而其原来的工业中心职能则由先后发展成千万人口级大城市的郑州与开封分担，而且做得比当初的洛阳更好。而有了这“三驾马车”的带动，河南省也得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稳居全国经济、工业与人口这三项第一
除了工业城市的分布、各城市内的基本布局等较为宏观的方面，德国专家还对交通网线、排水系统、人防工程等细节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城市规划方面的合格人才，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热情帮助和德国人民的珍贵友谊
城市固然重要，但作为赤色党控制下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中原解放区的农村工作同样受到了胡卫东的高度重视。身为一个工业党，胡卫东之前一直都提倡大量建立国营农场，但当他自己主政之后却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营农场要有较高的单产，要么机械化程度得高，要么农场工人的觉悟得高，或者说农场干部的素质要高。
随着中原解放区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和部队的不断扩编，人才越来越往城市和军队集中，农村缺乏优秀干部的问题由此日益显露了出来，加之这两年里中原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飞速增加，摊子越来越大，国营农场在中原解放区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因此日渐减小。此外，由于城市和军队肯定优先获得资源，燃油和电力的不足也极大地妨碍了国营农场的扩张和推广。
由此，胡卫东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一次工业化热潮结束和抗战获得胜利之前，长远前景更好的农场化路线不得不暂时搁置，而必须先找一条更加适应目前中国国情的农村经济制度。
胡卫东首先想到的是后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虽然也有不少缺点，但是对农村干部的素质要求极低，只要不太混账，靠着农民自己的努力就能获得不算太差的产量，看起来正好符合眼下中原解放区的现状，但胡卫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考虑不周，而将这个想法放弃。(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阅读。)
第四百四十五章 农村问题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挺好用，但是一旦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其不利于集中群众力量防灾抗灾的缺陷就会完全暴露出来（注1），偏偏三年之后就有一次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在那里
后世被冯小刚拍摄成影片《1942》的1942年大旱灾在历史上影响到了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山西五省之地，其中河南更是全省受灾，加之大旱之后又起蝗灾，令河南的农田几乎全部绝收，造成了解放前最严重的一次大饥荒，光是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以上。<－》虽然后世有气象专家认为那次大旱的爆发主要是因为花园口决堤制造了大片的黄泛区、影响了中原地区的气候生态，但是胡卫东依然不敢有半点大意。对抗旱灾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大量兴建中小型水库（大型水库耗时太长，而且需要大量的水泥等工业产品，在抗战胜利之前基本搞不了。）和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些工作都需要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农民，如果简单将地一分，才解放一两年、甚至更晚的老农民肯定就只顾着自己家的那块地了
想来想去，胡卫东最后只能暂时采取折中的办法，一方面将所有粮田（注2）全都按户（自留地则被取消），以保证工分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磨洋工至少不会影响到至关重要的农业产量；另一方面，每年收获的粮食当中农户只能自留三分之一到一半。剩下的则都要交给村集体通过工分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另外公粮上交和化肥农药（未来还有种子）的领取也都由村集体出面。这样一来农户就不敢只顾着自己家的收成而不参加集体劳动。
另外，胡卫东还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民国时期的村子大小差别很大，人多的可以有几百户乃至上千户人，少的只有几十户甚至十几户人，可这些大小不一的村子各自的村委会编制却相差无几，这些村干部基本都是脱产的，这样一来。那些较小的村子毫无疑问负担要比较大的村子重得多，而那些过大的村子又因为干部偏少而常常管理不善。除了有正式编制的村干部，农村里的文员（文书、会计、保管、农技员之类）、民兵、军烈属、干属（注3）、五保户大多也不参加劳动，年末村委会统计工分的时候，会计把全村实际干活挣的工分加在一块，按劳力人数去除求出平均分，然后按平均工分偏高的分数再补给上述人员。称为“补助工分”，有些村子吃补助工分的人甚至比实际干活的人数还要多
对此胡卫东十分不满，缺乏劳动能力的五保户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干部和文员也就罢了，民兵和军烈属政府已经给了相应的优待，除了脱产程度相对较高的基干民兵和某些没有劳动能力的军烈属，其他的人有什么理由可以在集体劳动中偷懒呢？至于所谓的“干属”不参加劳动就更是混账。家人在城里当干部与他们留在农村的家属有什么关系？无非是村干部为了巴结讨好那些城里的干部、而对他们家属的偷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灵域
这些基本都调查清楚之后，胡卫东专门主持制定了新的监督制度，规定农村一切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都必须参加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如果村干部舞弊纵容。不但村干部会被降职甚至免职，他们的包庇对象也讨不了好。民兵和军烈属享受的待遇会被削减甚至取消，家人遭到包庇的干部更会受到牵连而遭到纪律处分，考虑到目前绝大多数农民都没本事写“人民来信”，胡卫东还多次派人下去暗访，甚至一度还让康部长负责此事，来个以毒攻毒，果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而考虑到各村大小悬殊的现状，胡卫东一方面在现实允许的前提下，将那些过大的自然村拆分，将那些过小的自然村合并，另一方面则捡起了后来的生产队概念，每个生产队一百多人，一个村可以下辖一个或多个生产队，这样较大的村子干部与文员不够用的情况就得到了缓解。同时考虑到农村工作的特殊性，胡卫东特别培养了一批适用于生产队的“万能型”文员，他们普遍只有小学或者初中的文化程度，却能够胜任生产队专业要求不高的记账、书面总结和汇报等基本工作，也能看得懂化肥农药的说明书，并配合上面派来的专业农技员推广各种农业科技成果，这样一个生产队就只有生产队长、基干民兵和文员各一个，有时其中还有一人身兼两职甚至三职的情况，从而大大精简了农村的干部队伍，相应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此外，随着中原解放区工业建设的飞速发展，取消农业税这件开中国两千年先河的大事，也被胡卫东提上了议事日程
注1：历史上76年直到96年大洪灾的这二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灾害最少的时期，其间没有任何后人铭记的大灾，而96年之后中国的国力已经起来了，即使遇到大灾，光靠国家力量也足以应付。要是运气差一点，早在80年代就又遇到类似唐山大地震、河南大洪水这样的大灾或者是这几年来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再想想“911”恰到好处地及时出现，即使连笔者这个无神论者也不禁隐隐有种“天佑中华”的感觉
注2：对于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村子，各项制度要相对灵活得多，尤其蔬菜生产基地都在城郊，胡卫东随时能够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自由度更是明显比真正的“乡下”大得多。
注3：指在外有正式工作的干部的家属，历史上新中国前二十年因为工人地位较高，就连有家人在城里做工的也能获得优待，但在这个时空，因为中原解放区乃至将来新中国的工人数量相对较多，就没那么值钱了(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阅读。)
第四百四十六章 货币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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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卫东预计，1939年中原解放区超过八成的税收都将来自于城镇而不是农村（只要税收制度不像明朝那样犯二，即使在工业革命之前，工商业的收入都肯定在农业之上，更别说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工业底子的中原解放区了。<－》），而同时因为国有企业占据了解放区工业总产能的八成以上（而且因为中德合作带来了大量投资的关系，至少在未来的几年内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上升。），使得工农业剪刀差的效果越发强力，因此胡卫东大胆地向中央提议取消农业税，以刺激解放区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以此争取全国民心，为解放全国扫平障碍。
但赤色党中央却认为目前战争还在进行，工业建设更是如火如荼，就连农村也在大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处都要用钱，再说除了豫西工业区和经济基础较好的上海苏南等地，农业税暂时还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全面推行的条件。不过中央最终还是同意胡卫东先在条件具备的地区试行，测试一下免税对财政收支带来的实际影响，同时也给解放区乃至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农民群众一个盼头
但测试的结果却令中央的领导们很受鼓舞，虽然农业税是取消了。但却完全可以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进行平衡，由于随着产量的激增。化肥农药生产的规模效应开始显现，成本在未来几年中还会有不小的下降空间，因此政府甚至都不需要提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而这种做法比起继续收农业税的同时降低化肥农药等工业品的售价，要更受农民的拥戴，尽管本质上两者并无太大的区别（但仔细分析的话，因为从源头上杜绝了地方加派的现象，农民的实际负担还是有所减轻的。），解放区政府只要坚持统购统销的政策不变。全面免除农业税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不过，反过来理解的话，也就是说只有完成了农村合作化的地区才能免除农业税，因此最终全国农业税的免除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推行，但是这样反而增大了示范效应，同时也激发了新解放区农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的热情。可谓是一举两得。
与工业和农业相比，由于目前解放区的经济制度还是以计划经济模式为主，因而商业显然不可能受到太大的重视，但是胡卫东还是在宏观上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引导，其重点是减小物流和仓储花费、尽量降低成本、避免浪费，此外对于生活必需品。解放区政府更是严禁囤积居奇，由于政府手中拥有数量惊人的物资储备，因此在与投机商人之间展开的“粮食之战”、“棉花之战”等多次商战当中都大获全胜，几个月内破产跳楼的投机商人不胜枚举，而解放区的物价则由此更加稳定。人民币也越来越被解放区乃至解放区外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尽管人民币只是纯粹的法币。持有再多也不能拿到银行去兑换金银和外汇
其实严格来说，解放区也存在着通货膨胀，只是因为有着国统区的法币和鬼子在沦陷区强迫百姓接受的军票作为反面参照，所以物价显得十分稳定罢了。而解放区的这种通货膨胀并不是自然出现，却是胡卫东有意为之，他虽然是个经济外行，但毕竟来自于信息爆炸的二十一世纪，深知通货膨胀只要幅度还在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就反而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反而是物价普遍下跌的通货紧缩，对国民经济的危害更大。
历史上国府一度就遇到过这种危机，当时国内市场通行的主要货币是银元，由于国际银价暴涨，导致国内物价普遍大跌，结果工厂生产的产品卖出去还收不回成本，商人也是不断赔本，可是借银行的贷款却还得要拿银元来还，一时间国内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倒是银行家们从中获利不少，可是实体经济一垮，银行也难免要受池鱼之殃，一时间国内经济形势岌岌可危。为了渡过危机，当时的南京政府发行了法币并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其实没能完全禁止），由于法币可以通过多印钞票来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因此问题就迎刃而解，只是抗战爆发后国府财政吃紧，不得不拼命开动印钞机来弥补亏空，结果陷入了恶性循环
而有了国府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个教训，历史上的新中国政府不免矫枉过正，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二三十年间物价几乎就没变过，老百姓的安全感是上升了，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胡卫东身为穿越者，自然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他不但向中央和地方的同志阐释了其中的道理，更在中原解放区进行了实际验证，结果在每年5%-10%的通货膨胀刺激下，中原解放区的经济日益繁荣。
其实这样的通货膨胀率如果放到后世，肯定会引起政府的警惕，但在如今的中国，相比国统区和沦陷区飞涨的物价（注1），中原解放区的物价已经是非常稳定了，而只要人民能够接受，通货膨胀就算大点也完全没有问题。除此之外，现在中原解放区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的比例奇高，政府一句话就能令大部分城市人口涨工资，因此物价涨点也就无所谓了，至于农村，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分仍然很大，所以同样没有问题，这可比后世的政府要方便多了
注1：历史上抗战前期国统区物价上涨的幅度还不能与后来解放战争时相比，但是一年至少翻一番还是有的，而鬼子在日占区更是无耻地强逼中国百姓接受毫无价值而且疯狂滥发的军票，通货膨胀就更恐怖了。而且在这个时空，由于海外资金被抗战中表现更好的赤色党分流，国府的财政状况比历史上更差，而连战连败的鬼子更是只能愈发残酷地剥削日占区的百姓，而解放区“对外贸易”中采取的“经济封锁”策略，则更是令其雪上加霜，因而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沦陷区，通货膨胀都远比历史同期更加厉害。(未完待续。
第四百四十七章 两大法系
由于战争仍未结束，国内仍很贫弱，胡卫东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用在见效更快的工农业建设以及货币税收等方面，但既然中央将中原解放区作为全国的试点，因此胡卫东自然也不会太过忽视法律、教育与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构建。
胡卫东当年就一直十分奇怪，明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人情社会，讲究“法理不外乎人情”，即使是建国后也常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说法，这样做固然没错，但严格来说同样是情大于法，可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却偏偏是灵活性较差的成文法，新中国也不例外，可是即便有成文法摆在那里，民意依然必须照顾，结果法律的威严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动摇，可如果真按某些法律“砖家”的意见将法律条文凌驾到普遍民意之上，那就等于是以死的律法钳制民意，不但有违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更会令党和政府失去人民的支持，无疑更不可取。
此外，赤色党毕竟此前没有过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初期制定的法律法规难免问题多多，而成文法的修改一是步骤繁冗，二来成文法对权威性的要求较高，最忌讳频繁更改。这无疑又是一个矛盾，
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胡卫东认为一来可能是因为中国自古就采用了成文法的体系，而周边又没有发达的文明可供交流，因此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还有别的法系可以选择，结果当西方的判例法传来时。成文法的传统已经是根深蒂固，除非社会出现彻底的变革。否则法律体系很难作出大的改变。而解放后本来具备了改变的条件，却由于“老大哥”苏联采用了成文法体系而跟着照做，结果错失了这一良机......
因此现在自己既然有了这个权利，胡卫东自然是要在中原解放区试试判例法体系的，由于手下的法律人才有限，他暂时只选择了十个县作为第一期试点，这十个县中有穷有富、有小有大、有山地有平原，甚至也有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杂居的县份。一年试验下来，大多数问题都能反映出来，其中那些可以适用于所有县份的判决结果便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而成为了制定正式法律条文的依据。
此外，类似古代汉高祖“约法三章”那样的一些被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基本社会准则，本身就是天然的法律条文，因此中原解放区的正式法律条文没过多久便已经较为完备。信心大增的胡卫东很快又在洛阳等大中城市进行了尝试，结果令他更加满意。
中央的领导们对于西洋的法系虽然多少有些不太习惯，但既然实践的效果不错，他们也就默许胡卫东在中原解放区进一步推广。不过，真要在更大的范围推广，专业人士的严重不足就成为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此后来胡卫东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县级以上法院的判决结果才有作为案例被制定成正式法案的机会，而下级的法院一般来说只能照着已有的律法来进行判决，如果基层的法官认定律法有问题。则可以要求将案子提到上级法案重新审判。
此外，太祖还要求人民陪审员当中必须有一半是最基层的工农兵。党员也不能少于三分之一，以免法律被那些掌握着社会舆论的官僚、资本家与为他们代言的知识分子操纵。对此胡卫东也是赞成的，但他又对基层群众随大流的习性与很多时候唯上是从的缺点有些担心，因此特别规定人民陪审员必须是先进分子（比如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等。）才能担任，而且必须在开庭前在至少三倍的人选基数内现场随机抽选而出，以防暗箱操作......
不得不说，判例法系对于立法者而言，确实要比成文法系轻松得多，胡卫东也因此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福利和教育制度的制定上去。其中福利制度因为目前中国还很贫弱，大多只能应用当年太祖创立的那一套穷办法，但必须承认，在要求不太高的前提下，这些办法还真是挺好用的，但对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却意味着更低的收入和更艰苦的工作。就拿医疗卫生系统来说，太祖训斥卫生部说“现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解放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就连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之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才得到了贯彻推行，无数医生护士下到农村为广大农民提供服务，并培训了大量具有初级医疗卫生知识的“赤脚医生”，虽然他们限于水平难免有些误诊，但若没有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中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短短几年里由三十多岁猛增到五十岁以上，可是并不是每个医生都像施今墨一样充满奉献精神，因此这项制度即使在这个时空也没坚持太久，好在中国的国力也远比历史同期更强，因此情况比起历史上还是要好了很多......
由于中原解放区这些年下来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识字人口也大幅增加，因此得以在各大解放区当中率先推行了小学五年制义务教育，而城镇人口更是可以享受包括初中在内的八年制义务教育（二战结束后，除了少数交通不便的穷乡僻壤，全国城乡基本都实现了八年制义务教育。），这些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更重要的是，胡卫东还对中国教育制度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尝试，其中一部分是为了眼前需要而采取的应急性措施，比如积极鼓励自学、发展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等等，此外对于基本的教育制度，胡卫东也作出了不少颠覆性的改变.......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m..阅读。)
第四百四十八章 教育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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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有很多人说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扼杀天才，甚至认为新中国还不如民国时期大师出得多，这个说法未免偏颇，毕竟民国时期中国科技文化的水平太低，因此稍微有点本事的人就能够冒出头来成为所谓的“大师”，加之当时又没有互联网，那些“大师”到底是真材实料还纯粹是炒作起来的，基本上很难甄别，因此显得大师奇多，殊不知如果真有那么多大师，民国时期中国怎么会被列强欺负成那个样子？
有人或许会反驳说“至少钱老他们这些科技专家也是民国时期培养的吧？他们难道也不是真材实料？”，但问题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到外国留学深造之后才成为杰出科学家的，与其说是民国教育的成功，还不如感谢国外高等教育的帮助。<－》而且如果硬要比较的话，在新中国接受基础教育、然后到国外留学获得成功的优秀科学家与民国时期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非民国时期可比，尤其是在应用科技方面，比如二十一世纪初期世界上的十大材料专家当中就有一半是中国人（不算在国外出生长大的），论学术地位哪个都不比钱老这种级别的低多少，只是这些人才最后都留在了国外，这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政府不愿宣传。因而在国内没什么名气罢了（ps：人才严重外流除了国内科学家待遇与科研条件不行之外，国内科研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也难辞其咎。但这与教育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外，自己就是顶尖科技专家的胡卫东很清楚，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本身的天赋与教育打下的基础固然重要，但相应的工作实践更是关键。历史上跟着老蒋逃到台湾去的科学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比留在大陆的逊色，但后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却远不能与那些留在大陆的同行相提并论，这与其说是因为留在大陆的科技专家充满爱国热情而拼命工作，不如说是因为大陆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重大科研课题。一方面他们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这样的重大课题最能促进水平的提高。
这里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后世中国人才外流最严重的时候，留在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在上大学时大都只是二流的成绩，但正是靠着他们的努力钻研和工作，中国成功地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与西方科技的巨大差距也不断缩小。而那些出国的顶端人才当中固然有不少人取得了成功，但此后籍籍无名的则更比比皆是，因为外国政府永远都不可能像咱们自己的政府一样信任他们，最尖端的课题、尤其是与国防有关的战略性课题几乎不可能交给他们，这一点甚至连解放前都不如（因为当时的中国太弱，对西方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吴健雄、钱老等人才可能参与曼哈顿、喷气式飞机等关键的科技课题。），那些因为没有好的研究课题而没落了的昔日骄子若是回到国内，看到那些原本不及自己的同窗如今已经望尘莫及，心中不知会否后悔
不过胡卫东也知道，新中国的教育制度虽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差。但也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而民国大学、乃至很多中学鼓励的思想自由也确实有利于那些天才的成长。因此胡卫东一直没有对包括他一手创建的中原大学在内的中原解放区各大院校进行严格的思想管制。对此他在向中央汇报时这么说“当年这些大学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时候，大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是心向我党的，何况是现在呢？”，而且胡卫东还认为年轻人的思想多少有些叛逆，你越是严令他们不得如何如何，他们往往却偏要如何如何，因此不如放松直接的思想管制，而主要通过赤色党一直以来都很擅长的宣传手段进行引导。
此时太祖正因为心理学家黄翼给自己治好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失眠症而心情舒畅，对心理学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何况他自己当年就很叛逆，因此完全能够认同胡卫东的说法，当即就同意了胡卫东的提议。如此一来，宽松的学术氛围化解了很大一部分学者的敌意，而那些敌对立场坚定的反动分子则纷纷暴露了出来（不过只要没有实质性的动作，胡卫东一般还是会让他们继续在大学任教的，只是各方面受到孤立却是难免的，个别人想不开自杀也是有的。），同时赤色党的宣传机构也在大学这个很好的战场上得到了反复的锻炼，而不致像历史上那样变成后来人称“战五渣”的废物
胡卫东当年曾在日本留学，同时又是一个资深的苏粉，当初访苏期间更是跟苏联的大教育家马卡连柯进行过深入的交流，因此他进行的教育改革当中不可避免地有着日本教育与苏联教育的影子，其中后者尤为明显。
对于日本学校中长幼有序的现象，当年出国留学时年纪还小的胡卫东十分反感，但日本学校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却很受其推崇，而且日本的学校社团门槛不高，哪怕是家里没钱的穷人子弟也能参与，这无疑远比西方的教育模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比起漫画、音乐等艺术类的兴趣社团，胡卫东对能够帮助学生强身健体的体育类社团更加重视，尤其是当中的三大球等团队项目，而作为一个喜欢看球、也喜欢踢球的足球迷，胡卫东很自然地将其作为了推广的重点。当然这也不全是出于个人爱好，足球运动每场比赛有整整22人参加，一队就有11人，可以说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主流运动，同时身体对抗十分激烈，一旦能够推广开来，十分有利于提高中国人相对较差的团队意识和身体对抗（“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文化传统影响太根深蒂固了）。至于足球场，的确是个问题，但现在的中国孩子可没有后世的独生子女那样娇贵，哪怕是不长草的土场，他们一样可以踢得很开心(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阅读。)
第四百四十九章 教育改革（中）
说出来很多人可能很难理解，与日本教育相比，苏联教育最被胡卫东称许的地方却是中国教育自认为很牛逼的应试教育，当然，如果准确来说地说，字面意义上的应试教育只有中国才有，因为只有中国的老师和学生有所谓的“答题技巧”这个概念，而苏联教育最强的地方应该称为知识学习才对
在考到的知识均已学过的前提下，世界上可能没哪个国家的学生能够考得过中国人，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苏联、包括后来的俄罗斯以及很多东欧国家的初中生就基本学完了咱们高中生才开始学习的知识，而高中阶段更要开始很多中国大学生才能学到的课程。至于大学生，可以这么说，一个合格的苏联理工科大学生或许考试分数永远也比不上中国人，但他们却普遍都有展开独立科研的能力，而绝大部分中国的大学生都需要进行额外的专门培训或是成为了研究生之后才能具备
可以想象，苏联的学生即便不用像中国学生一样疯狂地啃“题山题海”，但学习的压力丝毫都不比中国学生小。和中国的题海战术一样，苏联教育如此填鸭式地往学生脑子里疯狂灌输知识，副作用自然是免不了的，历史上苏联世界顶尖科学家的人数一直远不及西方（但比起中国来，还是强了太多。），与过早接受了大量知识而导致思维模式僵化不无关系，但是苏联却培养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师与应用科学家队伍。在一切科学的基础数学方面苏联与东欧也一直相当厉害，因此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对于中国这个还在进行初级工业化的后进国家来说尤其如此，理论科学家咱们暂时用不上，应用科学家与工程师才是至少这二三十年里急需的
而如果与中国教育相比，苏联教育的优越性就更加明显，虽然同样是学业负担沉重，但苏联学生至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知识，而中国学生额外获得的却只是离开学校就毫无用处的答题技巧，浪费的时间和精力何其之多！此外。苏联教育模式下。学生的认真刻苦远比“头脑灵活”更加重要，这恰恰更符合大学阶段和未来实际工作的要求，而一个只靠小聪明而擅于做题的优秀中学生在进入大学乃至后来参加实际工作之后，却远没有一个脑子或许没那么灵活、但做事更认真努力的同龄人做得好。这或许就是“高分低能”只在中国较为多见的主要原因。
胡卫东对于为何独独中国的老师喜欢将题目出得奇难、甚至还习惯于故意设下一道道实际工作中根本不可能遇到的陷阱恶心学生。曾与同样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十分反感的太祖进行过深入交流。后者认为很可能与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与古代科举制度的残余影响有关。简单来说，就是古代中国的教育归根到底是为了培养当官的人才，因此头脑灵活比什么都更重要。否则政治斗争中不被敌人玩死才怪，而钻研精神则相对次要得多（话说儒家经典那种似是而非的东西本来也不能钻研，类似孔乙己那样的腐儒就是钻牛角尖的结果。）。但问题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能够满足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合格劳动者的数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如果你国力不行，那么官吏再有本事也很难扭转乾坤，因此现代教育必须是全民教育（至少必须以全民教育为主），以培养合格的劳动者作为最主要的目的，而中国的教育模式却仍带有大量古代儒学教育的残余，这问题可就大了
此外，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还可以缩短教育周期，只要读八年书初中毕业了就可以进行小中专接受专业技术培训，出来后至少也是个技术工人，学得好的话当个出色的工程师也不是不可能，这一方面可以尽快缓解国家对于技术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学生父母的经济负担，毕竟现在的中国还实在太穷，现在的中国家庭又往往有五六个甚至更多的小孩，就算学费全免，如果小孩太晚工作的话，家里也很难坚持得下去
只是教师的出题习惯很难一下子转变过来，而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量却较前暴增，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他们本就不轻的学业负担，一时间怨声载道，甚至有学生以“反对压迫”等种种很有时代特色的理由表示不满、甚至直接还有人直接将状告到了太祖那里，而太祖又是最反对填鸭式教学的，因此很自然地站在了学生一边，导致胡卫东与其爆发了少有的激烈争执。身为穿越者的胡卫东深知十年动乱时期学校马放南山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将太祖思想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提前遏止住，客观地说，完全放任自流的学习也未必就出不了人才，比如当年交了白卷的张铁生后来也成为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但问题在于类似管理之类的工作社会性很强，比起专业学习，社会实践其实更加重要，但国家现在最急需的人才却是理工科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不下苦功将根基打扎实了就进工作岗位，那是绝对不能胜任的，须知即使是沈鸿那样的天才，也经过了异常艰苦的自学。
事实上至少对科技人才、尤其是应用型科技人才来说，想要不劳而获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拿后世被人嘲笑说学生都是学习疯子的中科大来说，目前国际上最顶尖的十几位中国科学家（包括在中国上大学、但后来入了外国国籍的。）当中，大学生涯在中科大度过的比其他所有学校加起来还多，这已经足以说明勤奋用功有多么重要。甚至就连被国内舆论认为是素质教育的西方国家，那些优秀的学生也并不像传言中是到了大学才开始用功，而是早在中学、甚至小学阶段就开始刻苦学习了(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到阅读。)
第四百五十章 教育改革(下)
其中的奥妙在于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是上的贵族学校，这些学校的功课是很重的，学习成绩也很受重视，而普通的中小学要求则很低，因此给人以西方教育不重成绩的假象。<－》可是最后当他们要进入大学的时候，其中的差距就完全显现出来了，不是美国人到了大学才用功，而是只有用功的美国人才能考上像样的大学
要说与中国教育的区别，美国教育主要是多了一些社会实践和业余兴趣之类的考评内容，这对有钱人家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穷人子弟却很难负担得起锻炼这些能力所需的高昂费用，因此他们需要在学习成绩上明显比家里有钱的同学更加出色，才能勉强抵消掉其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国的穷学生在学习上需要比中国的穷学生更加勤奋刻苦才能有机会出人头地，谁能说学习不需要刻苦？考试成绩不重要？
不过，在听取了更多的反馈意见之后，胡卫东还是对原定的教改方案进行了一些修正，例如小学、尤其是三年级之前要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良好习惯为主，不能施加太大的学习压力，并且还对习题数量和考试次数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以免心智还远未成熟的小学生因为过重的学习压力而厌学。此外，胡卫东还规定统考出题组的老师们不准出与考察学生知识储备与运用能力无关的偏题怪题，违者将被剔除出去。
但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生的课业压力就开始明显增大了，他们必须在两年时间里学完几乎相当于后世小学三个学年的课程，而进入初中之后的学业压力则更加沉重，同时因为义务教育的结束，学生们还将开始面临残酷的升学考试。
由于中国在至少二三十年内中高级教师的短缺将长期存在，因此虽然远比历史上更早地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以降低教学质量为代价的，但基于当时的国情，这样做是值得的。），但从高中/小中专一级开始。学校数量与招生人数较之小学初中大幅减少。平均每5个初中生里面才有一个能够考上高中或者小中专（注1），而在高中生里面更是每10个才有一个能够考上大专院校，其中考上本科的不超过5%，因此这个时空中考与高考的残酷可想而知。
而且与历史上的后世不同。这个时空的中国学生就算考进了大学也轻松不下来。考虑到这个年代的研究生已经堪称是专家级的高级人才。因此考研难度大一点倒也可以理解，可是只有不到一半学生能够顺利毕业（注2）就实在有些夸张了，中国也因此成为了后来世界上唯一一个大学是“严进严出”的国家。甚至即使在几十年后，由于高中入学率的飞速增加和小中专这种特殊学校的消失，大学生中不能毕业的依然十分普遍
不过，有付出就有回报，且不说大学生毕业之后前途一片光明，甚至在上大学期间，也可以领到国家发放的补贴，虽然数额不算很多，但节俭一点的话足以维持大学生的日常开支还绰绰有余，如果再做些勤工俭学的工作，大学期间就可以养家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胡卫东虽然来自于后世，但却是坚定支持大学毕业后国家包分配的，因为只有国家能够不在乎大学生工作经验的匮乏、并有足够的耐心等其历练成长。而后世的那些外企、私企乃至乡镇企业却更在乎眼前利益（不在乎也不行，国家不包分配的一个结果就是跳槽也容易了，大家都不想为别人做嫁衣，因此就普遍都更喜欢现成的人才了，因此大学毕业生、尤其是理工科毕业包分配制度的取消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两个错误。），招人时动辄要求工作经验，结果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都为了就业而被迫转行，尤其是公务员这种浪费专业才能的位置更是引得大家趋之若鹜（其实这与当初的包分配相比，只是以前是国家将大学生拉进体制，现在是大学生自己要赶着进来，当初为了能去外企工作而鼓噪废止包分配制度的那些人现在不知作何感想，当然他们是不会后悔的，因为苦的只是后来人），很多本来可以成为科技专家的好苗子因此荒废，这种情况若在这个时空再现，绝对是当年就有过切肤之痛的胡卫东所无法容忍的
不过胡卫东也并没有搞一刀切，包分配一事学生是可以拒绝的，前提是入学时提出申请，代价是必须放弃补贴和学费免除等一切的福利条件。此外，接受国家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只要不是进了关键部门，工作三年期满后就可以自由跳槽，因此除了那些家庭条件极好的学生，很少有人愿意为了短短三年的自由而放弃就读大学期间的各种待遇
注1：在这个时空的1957年政策调整、将原有的小中专撤并升级之前，中国大部分的优秀中学生都普遍选择报考小中专而不是高中，因为可以更早地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同时因为工龄工资制度的存在，后期的收入也不比大学生差太多，而且本书之中高考是对社会人员开放的，不仅仅只有高中生才能参加（当然，因为社会人员往往难以全心备考，又大多没有受过针对性更强的高中教育，因此高考中难免吃亏一些，但考虑到他们先参加工作这一优势，付出一点代价是应该的。），因此高中的吸引力与小中专相比就差远了
注2：不及格的课程可以补考，但是标准不得降低，而且每门课程最多只能补考两次，两次都考不过就会被大学开除。理论上被开除了还能再次参加高考，但损失还是很大的，而且大部分人经此挫折之后，都很难再有那个心气了(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