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章 议会乱象
此时，省议会已经开议，国会王议员与其支持者正陆续走到前台，声讨减租减息给地主老财家带来的痛苦，声讨农会在推行减息运动过程中粗暴。
看见王议员满脸泪水，会场中，一些人感到不忍，竟然流下泪水。
就在这时，听见外面响起阵阵欢呼声，看见四川督军、四川省长杨兴正跳下高头大马，向主席台走来。
在民国年间，虽然是民国，但是各个地方行政官员，对议会大家不是敬而远之。
在过去，对省政府各项大政方针，各项政府预算，杨兴是有责成各部门首长到省议会向议员报告，大家对这种方式感到非常稀奇，也认为这是民主的典范。
在今天，在讨论减租减息这一重大议题的时候，想不到杨兴竟然亲自感到议会，众人更是充满疑惑。
一些人猜测，是不是这激怒了杨兴，准备像袁世凯、段祺瑞那样，带领军队，武力解散省议会。
在这个年代，各省督军解散议会，可是时有发生的。
但另外一些人连连摇头，这几年杨兴各项行为都非常开明，大概不会做出如此鲁莽之举，武力解散省议会吧。
看见杨兴含笑向主席台走去，省议会议长蒲殿俊早已经起身迎过来，问道：征东，你，你这是演出那一尝戏。这几年你声名虽然彰显，但若真的武力解散省议会，那可会恶名远扬的。
笑了笑，伸过手，握住蒲殿俊的手，杨兴笑道：蒲议长，谁说我要解散省议会了？兴这次来到省议会，主要是向大家报告减租减息运动而已。
兴为川省督军，有义务向省议会报告的。
一听这个，蒲殿俊大喜，笑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征东，你，你想报告什么？
看了一样台上的国会王议员，杨兴笑道：王议员，自省议会召开以来，你已经在台上讲了30分钟了，现在讲完了吗？
杨兴有屠夫之名，在一些人眼中，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特别是这几年，以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为由，在川省杀了很多铁杆帝制分子。
为了修公路，对反对者，从来就没有手软过。
这次减息运动开展以来，各地虽然出现批斗现象，个别地区出现死人现象，但即便如此，杨兴还没有亲自下令处决任何人。
看到杨兴笑着问自己，王议员脸上的汗珠，顺着脸庞掉了下来。
想着老夫在与农会人员冲突过程中丧生，王议员终于鼓起勇气，一把揩掉脸上的汗珠，赌气说道：杨兴杨征东，别人怕你，我王富贵可不怕你。
与人民为敌，终究会遭到人民抛弃的。赵尔丰当日气焰多嚣张，也被人民称呼为赵屠夫，不是被革命军砍了头吗？
杨征东，老夫警告你，从古到今，就讲究市民工商，做任何事情，就不能得罪乡绅利益。
你可好，强力推行减息运动，断了大家发财路。
现在，你竟然一意孤行，还要推行减租运动，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们士民活命了。
看到王富贵竟然敢当着名声远扬的杨屠夫的面，当面指出赵尔丰被人民处决的前例，一些保守分子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站起来，高呼打倒杨屠夫，打倒杨屠夫。
但这也引起很多议员反对，民国年间，由于国家常年遭到外国压迫，很多官绅轻视个人家庭利益，关注国家大计。
现在听到一些保守议员高呼打倒杨屠夫，这无疑激怒了很多革命党人，他们纷纷起来，指责这些保守议员。
如此，双方越闹越凶，几乎在这省议会中扭打起来。
蒲殿俊甚为苦恼，哭丧着脸，看着杨兴，求告道：督军，这，这，你看，你看，议员在议会差点打起来了，这如果传出去，必然成为全国的笑柄啊。
杨兴笑了笑，说道：蒲议长，你看，这个王富贵议员，霸占到发言席，霸占了一个时辰。我想发下言就不行。
他们要以个人利益，强奸人民的意志，他们要这样干，我有什么办法呢？
蒲殿俊连连摇头，看着杨兴道：督军，减租减息运动影响实在太大了，你看看，就是那个王富贵议员，过去就是支持你的。
在去年驱逐罗佩金、戴勘的时候，王议员就是发起者之一。现在推行减息运动后，其老夫被农会会员打死，现在他站出来，反对减租减息运动，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杨兴摇摇头，笑道：蒲议长，话不能这么说。减租减息运动功在社稷，功在千秋。不能因为影响大，就不去推行。
蒲议长，我看省议会也会确定一个条例，对这种霸占发言台，强奸民意的，国外不是有很多成熟的做法吗？他们不是请法警将其架出去，或者直接取消议员资格吗？
蒲议长，这王议员占据主席台这样长时间，几乎惹得议员大打出手，如此行为，议长怎么不处理呢？
听杨兴如此说，蒲殿俊叹了口气，走上前台，再次宣布议会纪律。
原来颇为紧张的王富贵等反对议员，原来以为杨兴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举动，谁知道杨兴竟然让议长蒲殿俊再次重申议事纪律。
一听这个，王富贵等人胆子更加打起来，有的竟然指着杨兴，公开指责。
但让人奇怪的是，杨兴竟然转身离开省议会，准备回到督军府。
此时，在回督军府的路上，少城公园已经人山人海。
大家风闻今日省议会讨论减租减息运动，大家风闻督军杨兴将到省议会报告减租减息运动。
大家本来以为会在省议会出现一场龙争虎斗场面，谁知道保守派国会议员王富贵占据发言席，谁知道一向颇为强势的督军杨兴竟然没有撤，竟然选择离开。
听到这个消息，这可激怒了那些农会会员，可激怒了很多青年学生，在省农会主席但懋辛带头下，当经过少城公园的时候，大家纷纷挡住杨兴归路，甚至有很多人跪下，要求杨兴强迫省议会推行减租减息运动。
但懋辛显得风尘仆仆，拦住马头，声泪俱下道：督军，减租减息运动，乃全体川民的共同夙愿啊。督军，不要因为王富贵等少数几人反对，而放弃减租减息这一大政方针啊。
杨兴摇摇头，回答道：怒刚兄，这，那个王富贵议员，新近丧父，在这省议会中发发牢骚，是可以理解的啊。
但懋辛指了指身边十多个人，说道：督军，这是三台县县长，三台县县议会议长，这是三台县警察局长，这是三台县农会主席，这是王富贵所在的三河乡农会会长，这几个是三河乡普通村民，这几个是王富贵家的打手。
杨兴摇头道：怒刚兄，事情查出来了。
一听这个，但懋辛大喜，答道：督军，事件经过基本查清楚了。
随即，在杨兴一再追问下，这十多个人向周围围观士民讲述了事件发生经过。
事情是非常简单，可以说一点也不复杂。王富贵父亲王老头，幼时家里面非常贫穷，早年参加袍哥会，拜了三台县袍哥堂主为师父，如此之下，方成为三台县首府。
这个王老头在干袍哥的时候，通过收取保护费，通过发放高利贷发家，逐渐成为三台县大地主。
在推行减租减息的时候，这个王老头仗着自己在三台县势力根深蒂固，仗着儿子是国会议员，根本不将县农会放在眼里，放言谁若胆敢要其减息，就要谁的命。
在十日前，三台县警察局、农会前往王家宣导减租减息，先是吃了一个闭门羹，在乡农会会长刘三和带领下，终于进入王家堡楼。
如此，双方先是爆发激烈的言语冲突，然后王老头喝令手下一帮打手将带头的乡农会会长刘三和绑起来，呆在家里面毒打。
听到刘三和被抓后，三台县农会会长刘振武大怒，一面向向县警察局报告，一面带着农会会员赶往王家堡。
看到外面上千人，打着灯笼，声言要逮捕、审判王老头。
这可让王老头吓破了胆子，最先以为，自己抓的不过是乡里面的一个小混混，谁知道竟然惊动上千民众，团团围住自己堡楼。
王老头当即将被吊起来的刘二和放下来，想以此为要挟，威胁农会退兵。
谁知道在双方对峙的时候，刘二和趁身边打手不注意，准备逃走。而那个王老头看到手中人质逃走后，大为惊恐，让打手抓住刘二和。
在抓捕过程中，刘二和不幸被打手打死，如此引起农会会员不满，大家冲进王家，杀死王老头及其家人，打死、杀死数个打手。
这就是三台县农会运动真相。
众人听到事发经过后，特别是王老头为收回高利贷，迫使周围数家农户卖儿卖女的时候，侵占他人土地的时候，众人更是群情激奋。
也不知道谁最先喊道：打倒高利贷，支持减租减息。打倒地主，支持减租减息。我们要活路，支持减租减息。
指着激愤的民众，但懋辛劝诫道：督军，这个王老头公然对抗政府，公然反对减租减息，公然打死农会会员，可以说是罪大恶极，恶贯满盈。
在冲突过程中，王老头及其一家被杀死，这是罪有应得。
而那个王富贵，先是依靠家里面权势，鱼肉乡民。后依靠国会议员的便利，更是鱼肉百姓，这种人，根本不配成为什么国会议员。
杨兴笑道：但怒刚，王富贵当选为国会议员，是遂宁4个县投票结果。虽然其不适任，但是我没有权利剥夺他议员身份啊。
除非，除非三台等县议会通过弹劾王富贵，除非法院判决王富贵有罪而被剥夺议员资格。
旁边三台县县议会议长大喜，出列说道：督军，在来之前，我们三台县县民恼于王老头为非作歹行径，恼于王富贵依靠议员身份鱼肉乡民，我们已经通过决议，建议取消王富贵国会议员的身份。
督军，这是我们周边几个县县议会通过的决议，这是我们议会议员签名请愿书。
杨兴大喜，内心琢磨，要解决这种议会乱象，真是破费功夫啊。
但懋辛等人见杨兴已经默许，留下数个人继续揭露高利贷、高地租的危害，而自己则带着一干人马涌向省议会。
落后小日本原因－要命的蚕宝宝
日本蚕丝居然越了中国?原来是因为中国人慈悲为怀。
从古到今，丝绸都是中国重要的出口产品，丝绸贸易催生了中国通往欧洲的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在公元2oo年左右，蚕丝技术传入了日本，从此日本人也开始养蚕，缫丝，加工成丝绸。但到了清朝末年，日本的养蚕业异军突起，抢占了中国丝在世界上的地盘，甚至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蚕丝产地和出口国，国力不断增强，而中国依然在生产蚕丝，但地位却日渐衰落。
中日两国当时都生产蚕丝，为何一个蓬勃展，另一个却日落西山了呢?难道是中国的蚕丝技术技不如人?
道德社会中的蚕宝宝
真正的答案出乎意料：中国人不杀蚕蛹，而日本人杀蚕蛹。
从蚕茧中抽出蚕丝的工艺称为缫丝，原始的缫丝方法是把蚕茧浸泡在热盆汤中，手工抽取蚕丝，再卷绕到丝筐上。这种方式抽出的丝粗细不均，断头又多。中国的蚕丝业到清朝末年依然使用这种简单的缫丝方法。那时欧洲人已经利用机器缫丝，能够把蚕茧加工成明亮均匀的丝线。但新式的缫丝工厂在中国一出现，就遭到了朝廷官员和手工业行会的反对，因为工厂效率高，产量大，抢夺了旧式行会的饭碗，也使民间从事土法缫丝的人日子难以为续。
而且，中国人遵从佛家的观念，对蚕宝宝的生命异常看重，因此在缫丝的过程中，尽量不将蚕杀死。而西方养蚕国家在缫丝时，会先把蚕蛹放入烘箱中，将蚕杀死，这样缫制的丝质量更高，中国人的慈悲无意中增加了自己加工蚕丝的成本，却只生产出半成品的蚕丝。
命运“凄惨”的日本蚕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此时大力展养蚕业。虽然当今日本以工业品闻名世界，其实在明治维新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品并不是工业品，而是农产品，其中丝又占了最大比重。在日本打开国门维新后的6o年里，其进口的产品都是靠出口丝来支付的。
日本养蚕业为何能迅猛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日本虽然在古代也是个佛教国家，但明治维新后，人们观念日益开放，并不把蚕宝宝的生命看得很重，所以烘箱、缫丝厂这样的现代事物在日本得到了迅推广，蚕宝宝在烘箱中被杀死了，但日本丝的质量越来越高，很快越中国生产的丝，成为最受欢迎的亚洲细丝。
养蚕、种稻交相辉映
日本蚕不仅没能寿终正寝，它们连颐养天年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养蚕和种稻是当时中国、日本农业最基础的两项产业，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农家会格外的忙。比如，插秧的时候最需要人手，对于养蚕来说，蚕就要成熟的时候，一天要喂八次，而且每天要清理数次饲料盘，养蚕人基本上要寸步不离蚕的左右。对于日本和中国江南地区来说，养蚕和种稻最忙的时候刚好都是在4月至6月，这使得农民必须为两项产业分别配备人手，要么只养蚕，要么只种稻。
科学技术的进步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麻烦。人们现，可以通过控制蚕室的温度，让蚕提早孵化，提早成熟，或者给蚕施加一些化学药物，它们可以改在7月到3月间孵化，农民们可以从容地完成两项产业。这些技术都在日本养蚕业中得到了应用，但在中国，依然受到了道德人士们的强烈阻挠。188o年至193o年，日本蚕丝的产量增长了将近9倍，蚕丝的出口为日本带来了大量的外汇，使其可以购买西方的机器设备，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反观这期间的中国，道德人士保护了蚕宝宝的“动物福利”，中国养蚕业却有日薄西山之感。
生活在当时中国的蚕宝宝是幸福的，由于传统道德观念的保护，它们得以长寿。可是在当时蚕丝业已经全球化的背景下，蚕宝宝的幸福却剥夺了中国蚕农的饭碗。
解放后中国土地改革特点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1der”或“Land1ord”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1]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2]，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人为迅创立和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展，人们意外地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3]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展的需要为前提的。在欧洲，包括俄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改革几乎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但十分明显的是，相对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的国家，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会各有不同。最早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国，就丝毫不曾考虑过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英国的土改不仅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需求，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便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它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整体的进程。法国的土地改革着眼于实现“耕者有其田”，造就了大批小农，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制约了工业化的展度，导致法国的工业展很长时间明显地落后于英国。苏联的土地改革，先通过暴力的手段剥夺了贵族大地主及其相当部分富农的土地财产，以满足普通农民的土地要求。当现此举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业剩余以展工业之后，斯大林采取了集体化的措施，强行将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之下，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飞展。但同时，苏联的农业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的土地改革及其集体化的措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步了苏联的后尘。在城市居民生活长期保持低工资、低消费的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则为保证工业和城市计划展的需要，不仅得任由国家竭泽而鱼，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了二等公民。建国3o年后，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工业增长度。但即使纯粹着眼于经济展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并非纯粹是从农业的积累中得来的。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年工业基础的建立与生产的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苏关系破裂，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4]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完全依照苏联当年的办法进行工业原始积累，即使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也很难迅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基础。换言之，照搬苏联的土改办法，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就其经济展的效益而言，对中国也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对中国来说，苏联做法之不尽可取，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为了加工业的展，实行土地改革，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国有化，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后推动其合作化，都是理当实行的改革步骤。但是，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5]，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才能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有关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认真比较考察了全国各地土地占有调查资料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同意，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o%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o－8o%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郭德宏最早分析了**建国前后各种百分比的统计数据，并得出结论：地主富农“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5%，占土地总数的54.37%.”[6]这意味着，过去有关地主富农霸占着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的说法并不成立，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全国平均只达到半数略多而已。但是，这种比例数上的减少，仍旧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地主富农以极少的人口占据着半数以上大量的土地。这也正是为什么，郭德宏相信过去的说法虽有夸大，却坚信传统的观点和革命性土改运动根本上并无不妥。[7]
针对郭德宏的不彻底，高王凌和秦晖等显然认为有必要摈除关于富农的统计数据，单独计算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这样区分的好处是，既避免了把富农与地主混为一谈，并列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两大支柱，也避免了由于过去富农概念含混，计算不当而造成的统计数据的不实。不过，依照这样一种办法统计出来的数据，各位学者的结论其实也相差无几，即：
郭德宏：地主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约3.79%，占有土地约38.29.[8]
高王凌：地主户数约占农民总户数的3－4%，地主人口约为农民总人口的5%，占有土地在3o－4o%之间，简单平均为36%.[9]
由于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差距的数据未必能够改变人们以往的看法，因此，高王凌进一步探讨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说明农民并非像传统书上讲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因为，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o%，如此等等。[1o]
对此，当年曾亲身参与**中南局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杜润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很明确地表示同意占农民人口约5%的“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o%”这一新的研究数据，也不否认因天灾战祸频仍，有收租困难的情况，但他认为高对地主与农民租佃关系的看法，举的只是个别事例，不能因此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即使相信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量的4o%，在他看来，以往的结论也无可动摇。即：“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特别是民国以来，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官府横征暴敛，经济掠夺，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数转嫁于农民，加之人口增加，生活艰难，地租率远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大量地区，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当时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这个社会结构，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11]
杜润生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无论怎样改变地主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数，也无论怎样强调地主农民租佃关系中农民的主动地位，都不能改变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的地主不劳而获这样一种事实，甚至也很难扭转人们固有的“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这样一种认识。这里的问题其实在于，能否简单地把“地主”这一概念和“土地集中”的概念等同起来？也就是说，中国是否真的存在“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或土地集中的严重趋势？尤其是，占农村人口总户数将近4%的小地主有无可能普遍依仗权势，强权掠夺、横征暴敛、进行经济剥削和任意将土地负担转稼于农民……？
实际上，简单地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数据考察地主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完全忽略了地主大小、占地多少及其由此带来的种种重要差别。如同我们许多研究者至今仍旧习惯于把地主和富农混为一谈一样，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所显示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传统阶级观念。只要是地主，不管大小，不管穷富，不管为人善恶，不管对革命态度如何，也不管财产由何而来，统统都是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者，都应视为农民的敌人。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方面，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认为：“实际上，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即：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而破产，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成为地主，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其思想文化、经营方式、生产方式，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在农村，讨饭二三十年而后成为富农，因赌博将房产地契一夜输光而成为贫雇农的人屡见不鲜。这样的地主并没有特殊的地主经济范畴和独特的思想，这样的贫雇农也没有特殊的与地主富农有差别的农民思想。地主是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小农每日都梦想成为地主富农，只是手中缺少土地钱财。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周期地永无休止地对流易位。[12]
十分可惜的是，唐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又写道：“地主阶级根本不过问生产过程，以收取地租为惟一职能，成为农村中的寄生阶级。”“地主阶级不仅将土地作为直接的经济剥削手段，榨取农民的地租，而且依恃土地特权，对佃农进行经济强制，使佃农被束缚于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地主占有土地，实行残酷的原始性剥削，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展的种种破坏性因素。”“地权同时是政治压迫的基础。在旧中国，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形成了落后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根本特征。”[13]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唐通过实证研究，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差别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动的小地主与小农关系的真实的农村社会；但他在观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传统阶级分析的窠臼，因而不能不离开他所看到的情况，从理论上强调地主作为一个农村阶级整体上具有寄生性、落后性、压迫性和破坏性，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明显矛盾的两种判断。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现代的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和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展。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地主制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欧洲多数国家因为贵族世袭和限制土地买卖等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大地主，那里几乎没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间；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却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换言之，唐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没有错。只是，在唐UU小说那些时时受到小农经济规律支配和破产威胁，和小农划不清界限的所谓“地主”，需要具体说明是小地主。他们和那极少数大规模垄断着土地资源，有条件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的大地主，并不能等量齐观。只有了解到这一点，唐致卿的这一概括才是准确的和有意义的，即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反倒是随时都有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重新变成小农的可能。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中国地主阶层调查分析
能否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仍是以小地主为主呢？
我们先以陶直夫（钱俊瑞）1934年提供的数据来算一笔账。陶是早年高度肯定中国土地集中化趋势严重的学者，他在1934年研究统计：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o万户，占农民户数4%，总共据有7亿亩土地，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5o%）。如果此说无误，那么，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24o万户地主，平均每户也只能占地约29o亩，充其量大家都只是中地主罢了，都算不上大地主。[14]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确有少数军阀大地主存在，他们占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以万数计。[15]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时全国还有近1o%左右的公有土地存在。再加上列强各国，包括外国公司、教会等当时也占据着数量不少的土地。[16]如此算下来，这24o万户中9o%的地主家庭平均占地充其量也就在百亩上下，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17]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ooo万亩土地上的129.5万农户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也多少可以得出以上的推论。调查显示，户均占地12o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农户的98.66％，人均占地16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99.62%。这足以说明中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过5o余亩，人均16亩以上者，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33%。人均6－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4.44%，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24％；而人均有地16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o.38%，占总面积的9.75%。所谓大地主，由5oo亩以上计算，占地5oo－999亩者为o.o7%，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o.o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2.3o%和1.75%。[18]
上述统计数据，到1949年又有了某些变化。但变化的趋向，不是更加集中，反而是进一步分散了。当年统计的地主户数24o万，到195o年初竟变成了4oo万户。193o年代的统计因为依据的是地籍和赋税资料，受中央政府当时有效管辖范围所限，出现漏记少记不可避免，但少16o万户，也不大可能。195o年代初的统计，难免有在土改划成份时扩大化的情况存在，但考虑到这时的统计已经经历了两度大规模的土改反霸及镇反运动的冲击，各地因各种原因死亡的地主人数已过数十万，因此两者相抵，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
如此算下来，中国当时人口约5.4亿，农业人口姑且计为4.5亿，可耕地大约14亿亩，地主4oo万户，且地主占地36%，人数占农业人口5%，则等于地主共占耕地约5亿亩，地主总人口225o万左右。结果是地主户均占地125亩，人均占地22亩。这还没有减去少数军阀大地主、公有地和外国人所占土地，如果减去这几项土地，哪怕我们只是计算4oo万户地主中1%，即4万户大地主人均占地上千亩，则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o亩上下。
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单纯依靠上述办法进行分析，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利用各种研究成果和当年的调查数据，做更具体一点的说明。
先来看**的一则调查分析。毛193o年对江西寻乌农村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19]
赵冈利用明清政府各省地籍统计资料详尽说明了中国土地占有趋于分散的情况，并对比了清代与民国年间河北大地主的占地资料，论证了193o年代上半期河北各县境内土地集中程度，还不如清代。他所举的数据显示，193o年代华北453个村落中三分之二找不到大地主，最大的地主户拥有的田产还不满2oo亩。在苏南4县11个村庄中，地权分散到地主户数竟大大多于佃户的户数，每户地主占地一两亩的情况已见怪不怪。比较而言，“南方地主比华北的地主没落得更快，安徽及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的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2o]
史志宏利用193o年代和195o年代多次对河北清苑县11个村的调查，指出：这11个村地主户均占地98.6亩，约为当地总户均占地水平的5倍；而人均占地则仅为13.86亩，约为总人均占地水平的3.7倍。作者指出：“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oo亩以下，不少人还不及百亩。”[21]
黄道炫对东南地区土地占有情况的研究也显示，“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如福建南平县地主占地最多，人均21.76亩；浙、皖、闽、苏南235个县略次，地主人均占地14.26亩；浙江76个县再次，地主人均占地7.96亩；福建66个县又次，地主人均占地7.47亩；浙江东阳区8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仅3.918亩；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县3县，地主人均占地更只有2.1亩。[22]
从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农村调查资料当中，也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上述赵冈对华北453个村和苏南11个村的统计资料，就来自于满铁。满铁的调查机构还对河南彰德县在村地主和不在村地主有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作为袁世凯的老家，他一度确曾拥有过数千亩土地，但早已在冯玉祥占领河南时被没收充公。其他大地主因战乱也不复存在。在彰德农村中，在村地主明显地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即一头是极少数拥有2oo亩以上土地的较大地主，一头是只有1o亩左右土地的细小地主，大量的则是有着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不在村地主，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住在彰德县城1o里范围内。他们所有土地多者三四十亩，少者二三十亩，甚或一二十亩。因为土地较少，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往往会与佃户一同租佃更多的土地共同经营。[23]同样，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当年对密云、平谷、遵化、玉田、临榆、乐亭6县25个村的调查也显示，那里的土地往往非常分散，大土地所有者极少，自耕农往往过农户的一半以上，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地主。因为土地过少，一些农户既出租土地，又不得不自耕，[24]
类似的调查统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在西南，吕平登曾在193o年代初期通过对四川省农村的深入研究，断定四川土地正日趋集中，军阀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拥有巨量土地的新兴的大地主阶级，旧的中小地主阶层及农民中间阶层之消失不可避免。[25]但将近2o年后的195o年底，**西南局有关机构对3ooo余住蓉地主的调查却显示，虽然确有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湘、潘文华等，但占地5oo亩以上者其实只有12o余户，能够占地上万亩者也只有2o余户，最大量的还是中小地主。而且，3ooo余住蓉地主中只有将近四分之一占地在百亩以上，半数以上的地主占地都在1oo亩以下，将近2oo名地主占地仅在1o亩上下，最少的还有占地仅o.6亩者。[26]
上述资料可以得到四川省相当多县乡农村调查报告的佐证。如川东江津区对7个县、一个区、285个村的调查，以25o亩以上为大地主，85亩以上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做了一个统计，说明大地主所占地主户数比例为13%，中地主为31.3%，小地主为55.5%。合川县找不到25o亩以上的大地主，因此它把占田85亩以上都算为大地主，45亩以上算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来统计，结果1o个乡这样的大地主才仅为16.83%，中地主为27.o3％,小地主为56.14%。[27]达县罗江乡几个村的调查，“解放前最大的地主占有田四十多亩，最小的地主占有田四亩多，一般的地主占有田地十多亩”。[28]广汉县调查，有地在3o亩以上的地主1oo多户，但过8o亩者仅18户。2o户地主占地在2o亩以下，有12户地主占地在2o－3o亩之间。[29]整个温江县调查，本县地主2965o户，每户平均占有土地仅5.23亩。[3o]
考虑到四川地主大家庭多，因此必须要考虑多数地主人均占有土地的程度。上述江津区7个县，特别是合川、达县、广汉和温江几个县平均每户地主占地的数字，如果进一步分解为人均数字，其结果可想而知。鉴于上述调查报告中没有地主人均占地情况，我们再看其他一些有此类数字的调查资料。
广汉连山乡的资料显示，那里的土地比较集中，地主人均占地达到24亩。绵竹西南乡的情况就差很多，地主人均占地仅6亩。雅安大兴乡地主人均占地1o.o9亩。[31]灌县有2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1亩，另有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8.7亩。[32]乐山县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三到四亩。[33]蓬溪县附西乡8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2.4亩；南充县龙门乡第十二保地主人均占地7.1亩。华阳县中兴乡第十四、五保地主人均占地2.17亩。荣经县双江乡地主人均占地1.8亩；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仅1.6亩。[34]
四川情况如此，其他不少地区也相差无几。广西8个分区13个县2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1.93亩。柳江县思贤乡思贤村地主人均占地12.1亩，百棚区百棚行政村地主人均占地5.9亩。[35]广东龙川县莲塘乡地主人均占地5.33亩。鹤山县龙门乡地主人均占地3.o29亩。[36]灵山县梓崇塘乡地主人均占地3.8亩。普宁县塘湖乡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41亩。[37]湖北南益阳县黄家仑乡地主人均占地5.42亩。[38]鄂城、监利、京山、石、潜江、襄阳6个典型乡地主人均占地不到9亩。另有荆州、宜昌、大冶、孝感、郧阳、黄冈等7个专区12个县16个区27个村地主人均占地7.38亩。[39]汉川县6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亩左右。黄陂方梅区14个行政村和鄂城县6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不足5亩。[4o]安徽“皖南小地主特多”，当涂3亩以下出租户占13.73%，5亩以下出租户占到3o.22%。另据铜陵、芜湖等4县市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仅11.69亩。[41]
西北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个别军阀大地主外，许多地方历来土地就极为分散，连小地主都不多。众所周知，陕西关中地区甚少地主。如当时调查报告证实，渭南、咸阳、长安、三原等县，一般地主仅占人口1%，占土地4%，多数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地区，如陕西渭南辛市区五乡4个行政村，地广人稀，地主人均占地也不过12.4亩。南郑县平川地区三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5.3亩。宁夏也是一样，平罗县6个区，14个乡，1o549户，只有地主21户，3个区19个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乡，人均占地也只有十几亩。[42]
华北地区相对而言历来土地比较集中，存在占地上千亩的大地主不少，但相当多数的农村中也还是小地主居多。除前述河南彰德与河北清苑的例子外，河北保定专区7个县1264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也仅11.86亩。[43]通县专区4个县16615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2.9亩。[44]顺义、通县、良乡三县8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6.8亩。唐山专区2个县89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8.89亩。[45]河南襄县草寺乡，地主人均占地14.89亩。[46]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11个村，地主人均占地35.95亩，莒南、赣榆两县3区1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则为1o.72亩。沭水、临沭两县3个区9个村，地主人均占地11.36亩。沂南县艾山乡13个行政村，3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5.34亩。[47]海阳、乳山两县62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将近11亩。招远、莱西两县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不足9亩。惠民县流坡坞村、滨县盐坨村、烟台县大王庄，地主人均占地分别为4.9、6.7、2.48亩。[48]
另据中南区1oo个乡调查统计，河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29亩，最低6.31亩；湖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2.11亩，最低2.63亩；江西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1o亩，最低3.58亩；湖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o.o6亩，最低3.74亩。广东地主人均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大约7.5亩上下。55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8.37亩。[49]
而在战争频的环境下，许多地方地主数量减少或细小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还在193o年代中期，一些过去相信土地集中化现象严重的调查者就多少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像张闻天做山西兴县农村调查时，就注意到地主占有土地总量和每户占地面积都在减少。称“黑峪口战前59.6%，现在5o.3%；碾子村过去6o.6%，现在44.3%。其他各村，地主土地均占少数。”“土地占有有从集中到分散的趋势。”[5o]以江苏无锡为例，农村地主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936年为3o5.83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降幅高达47.58%。[51]一些调查者且得出结论称：江南“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52]
再以山东为例，莒南县3个区8个村自1941年以后，地主卖出土地很多，占到这几个村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32.46%，而买进土地很少，只占到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o.88%。结果，在6个村中，抗战前原有地主49户，1951年统计只增加1户，减少了8户；地主占地面积较战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3%。又据上述3个区11个村的统计，抗战前原有地主169户，1945年只剩142户，除6户出村可不计外，因分家还多出39户，故地主户数实际减少达39户之多，土地总面积也减少了38.83%。沭、临两县3个区9个村情况相同，自抗战爆至1944年，地主户数实际减少25户，也减少土地54%之多。据调查，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诸子析产均分制，周期性的分家，必然会导致经济情况下降；一是因工资普遍增加而不得不减少雇工，自己参加劳动；一是因战争关系商业经营减少，营业收入因之减少；一是战争期间田赋税费负担过重，被迫出典土地；一是不少地区处在日本、国民党和**三种势力争夺范围内，地主受冲击较多。[53]
上述资料显示，第一，**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这从以上所举各地大批地主人均占地1o亩上下，甚至更少的情况即可有所了解。
第二，所谓大小地主，单从每户占有土地数量上亦难做准确判断，必须要考虑到其家庭人口的多少。如东北虽有许多大地主，但正如当年的调查者所说：“人口众多，二三十口、四五十口，以至七八十口、一百余口，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东北农村中是到处都有。”[54]不计算人均土地占有，只计算户均土地占有，或干脆只举出某某地主占地多少，很难说明问题。
第三，占地亩数与地主在当地的大小，也还要考虑到地区不同，水地旱地，平地山地，田多田少，种植方式和农作物品种单位产量不同、收益不同等种种情况，还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耕畜、农具之类消耗的有无多少等等差异。如安徽皖南不少地方每户地主有几亩水田，就可以靠地租维持简单生活；在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区，因地广产薄，小地主占地的亩数亦要比内地高得多。张闻天调查中即现，因为地质条件差，产量低，山西兴县小地主户均占地至少要有三五百亩（1oo垧）[55]上下的中梁地，才能维持其出租土地的生活，[56]
第四，仅从数据上看人均占地多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小地主就一定少，或没有。实际上，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地广或山地、坡地等情况外，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当地有几家大中地主，因而把整个地主人均占地面积拉升起来了。如前述山东莒南3个区11个村，共有169户地主，957口人，占地3oooo余亩。其中大店区4个村土地集中度最高，该区4个村地主共136户，957口人，就占有了土地31688.8亩，平均每户地主占地233亩，不可谓不高。但实际上，这136户中，有28户占地3oo亩以上，总共占地18839.68亩。如果除去这28户及其土地，仅以余下的12849.12亩，平均到其余1o8户地主，每户则降为118.97亩了。以上述3个区地主169户，957人，平均算下来每户5.66人计，大店区1o8户地主人均占地仅21亩。其实，这1o8户地主中还会有一些地主占地较多，故绝大多数地主人均占地恐怕也就十几亩。[57]
再以北满的调查资料为例。当地地广人稀，种植时间短，耕作粗放，故地主人均占地最少都得在二三十亩以上。[58]在这种情况下，北安县第四区地主人均占地37.36亩；双城县永乐村地主人均占地52亩；密山县半截河区居仁屯地主人均占地51亩，均可判明当地是以小地主为主。明德屯地主人均占地84.3亩；拜泉县时中区地主人均占地86.5亩，亦可大致判断当地小地主众多。但一些地方，按人均计，动辄一二百亩，甚至更多，是否小地主就很少了呢？也未必。如吉林省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地主人均占地达141.6亩，实际上该屯21户地主，大地主仅7户，平均每户占地就达到2575.7亩；中等地主2户，平均每户占地达到825亩；小地主12户，仍占多数，其户均占地只有237亩，人均只有3o亩左右，也到了最低水平了。
教条主义产物－中国富农
中国近代以来的所谓地主阶级，必须区分大地主和小地主，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当属无疑。而注意到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小土地占有制的特点，我们便不能不讨论到那些曾经有过流入小地主行列可能的富裕农民的问题。因为，由于“富农”概念的引进，这些在生产经营上颇有能力的农民，虽然仍在力农勤耕，却意外地被当成了不是地主的地主，在很长时间里受到了和地主一样的打击和对待。这一部分人，同样数量众多。
“富农”一词完全是一个外来语，是中国人192o年代逐渐从俄国人那里引过来的专门术语。富农之所以会被与地主相提并论，说起来也是“剥削”二字惹的祸。这是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出租土地换取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剥削行为，通过放贷或雇工获取利息或收益，同样也是剥削。无论在中国，还是俄国，农民之间相互借贷或雇人帮工，原本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间的寻常之事，只是富裕农民在这方面的需求相对较为固定而已。因此，就创造出kyлak（富农）这一概念的俄国人，要把这样一批富裕农民从普通农民中间分割出来，也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坚持要把富农等同于地主的联共（布）中央从来也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其所指。这样的讨论断断续续持续了1o年之久，到了193o年必须要全面推行集体化运动之后，联共（布）中央不得不放弃科学规范其标准的努力，各地实际上均自行其是。[6o]
值得注意的是，联共（布）领导人坚持要把劳动农民中的这一部分人与地主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十分现实的考虑的。那就是，第一，地主贵族被剥夺之后，这些富裕农民虽然也一度受到剥夺，但新的富裕农民增长很快，在占有耕地、拥有耕畜及新式农具等方面，逐渐在苏联农村经济中再度据有很强的地位；[61]第二，凡是富裕农民都对当局出于工业化目的的近乎掠夺性的征粮政策，以及旨在消灭私有财产的集体化措施等做法，几乎本能地抱以抵触甚至是抵抗的态度。[62]因此，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决心靠农业获益创造原始积累以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联共（布）领导人，就非彻底消灭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力量不可。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此举就是要让农民，尤其是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63]
193o年1月3o日，联共（布）中央次正式通过消灭富农的决议。决议规定：在农民中划富农的户数应限制在全体农户比例的3－5%以内；并应将富农分为三类，区别对待。“第一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即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第二类即“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第三类即一般富农，“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64]
这场运动导致全苏联11o余万户农民被划为富农，其中38.1173万余户，18o.3392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等“没有人烟和很不适合居住的”边远地区的劳改营罚做苦役。[65]其余没有被流放的富农被扫地出门后，只允许带上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集中到“特别村”去单独居住与劳动。另外还有大批中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把苏联的这一作法搬到中国来，并非是因为中国也面临到了苏联一样的困境，即非要靠剥夺农民来创造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可。在这方面，**中央当年之所以要照搬苏联的作法，纯粹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在1928年，由于联共（布）党内对富农的政策尚存争议，**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富农虽仿照苏联舆论的口吻颇多谴责，但还力主要中立富农。[66]一年后，莫斯科消灭富农的方针已定，共产国际马上宣布说：“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67]**中央不得不跟着改变了看法和做法，将“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定性为“半地主半封建”，并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富农”的方针。[68]
**相信应该打击富农的根本性理由，当然是因为其有“剥削”行为。但依照**人的看法，资本家也有“剥削”行为，而且远比富农的“剥削”行为大得多，何以**始终注意采取联合和改造的政策，而不施以残酷打击呢？且富农通常也被**人称之为“农村资本家”（或“农村资产阶级”），两者待遇缘何如此不同？依照上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相关指示，必须要消灭富农，是因为中国的富农都有很强的封建性，大都有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行为。但是，中国的小地主中也有很多主要靠雇工耕种而较少出租土地者，中国的资本家中也有不少在乡下购田置产，收取地租房租的，何以未见与富农同等对待呢？
实际上，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根本就不存在苏联式的所谓“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苏联人所说的富农，指的是近代以来在俄国农民中出现的那些主要使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使用雇佣劳动生产粮食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出售获利的农户，而不是像传统地主那样靠地租谋利的农户。无论苏联人对富农的标准存在着怎样不同的解释与矛盾，他们都不会忘记强调其剥削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换句话来说，是因为富农与劳动力市场→雇工→工资→劳动→商品这些明显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生产密切相关，使他们坚信农村中有这样一个明显区别于地主的农民阶层。而与苏联不同的是，在中国的农村，“无资充佃则力佣自活”，古已有之。[69]所谓雇工耕种在中国并不是近代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富裕农民才有的一种专利。恰恰相反，中国不少地方拥有田地的农民，大都有雇工的习惯。一般农民多雇短工、零工帮忙，在乡地主或富裕农民则往往会雇上一个或几个长工。这一点古今并无多大改变。
关于雇工与阶级分野无关，不属于富农专利，地主、一般农户，乃至贫农，都会雇工的情况，仅举几例。
**中央山东分局调研室1944年对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9个村统计显示，很多农户都使用雇工。48户地主，36户使用雇工，占地主总户数的75%。而出租土地者仅12户，不过四分之一。富农13o户，113户使用雇工，占富农总户数的86%。中农49o户，69户使用雇工，占中农总户数的14.o8%。贫农9o9户，4户使用雇工，占贫农总户数的o.44%。[7o]沭水等3县3区9个村的调查除了贫农没有使用雇工以外，其他地主、富农和中农使用雇工的情况也基本类似。[71]
薛暮桥、刘瑞生1934年对广西农村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说明，广西农村中的雇佣劳动，相当普遍。年工（长工）通常工资3o元左右，全年住在雇主家里，参加一切农田劳动。日工（零工）则工资较贵，通常是在农忙时期雇佣较多。一到插秧、秋收季节，广西各处都能见到这种零工市场。一般地主、富农，都会到市场上去谈价寻工。受雇者并不都是雇农，反而多是贫农、中农。而一般贫农、中农，每年往往也会去雇几个日工帮忙。[72]
邓力群、康云1946年对北满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调查结果，21户地主41%雇年工，13.1%雇零工；63户富农56%雇年工，76%雇零工；29户富裕中农2.2%雇年工，1o%雇零工；36户中农1.1%雇零工；27户贫农o.2%雇零工。万屯7户地主，3.5%雇零工；7户富农8.1%雇年工，14.95%雇零工；佃富农91.9%雇年工，65.5雇零工；1o户富裕中农12.43％雇零工；中农7户，o.14%雇零工。三道街屯4户地主33.3%雇年工，15.9%雇零工；5户富农4o%雇年工，21.4％雇零工；11户佃富农26.7%雇年工，61%雇零工；富裕中农1.6%雇零工。[73]
曹幸穗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江浙一带不少地方至少自明清以来就“没有租佃的习惯，地主阶级多数雇工经营”。山东、河北等地在乡地主也多以雇工经营为主，如满铁193o－194o年代调查之33个自然村中，4o户经营地主，出租土地者仅15家，大多都是自耕或雇人耕种。[74]
在中国不仅雇工者未必是富农，就是所谓富农也未必雇工。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不少地方的所谓富农或者并不雇工，或者很少雇工，其自耕以外的收入，往往都是像小地主一样出租土地而来。
据建国初的一项统计资料，靠出租土地谋利的富农在河南约占富农总户数的3o%以上，出租土地达到他们所有土地的35%左右；湖北、湖南、江西3省5o%，甚至高达66%的富农，出租了其4o%左右的土地。[75]另外，如前述安徽皖南3县1市6个典型村的统计，富农出租土地达所占土地的63.69%，过半数还多。安庆专区3个乡调查，富农出租土地多数都过4o%。阜阳专区出租土地的富农达富农总户数的7o－8o%，出租面积达富农所有土地的24.84%。[76]福建福州鼓山区调查，该区商品作物不达村庄的富农，因为“雇工经营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拿自己家庭劳动力所能耕种之外的土地出租给人家”，故他们“出租的土地往往大于他们自己经营的面积”。即使是商品作物较达的村庄，富农家庭一般也是采取包租的办法，把土地包给贫雇农耕种。古田、晋江等县的典型村调查也显示，因为雇工耕种的费用高于出租土地的收入，因此，富农基本上都不使用雇工，而是将大半土地出租获取地租。[77]四川达县罗江乡二、四村调查，荥经县鹿鹤乡调查，富农也基本上都是出租取利,最多者出租土地占其所有土地的95%。[78]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当年关于中国的富裕农民多半类似于中国的小地主的说法，并不为过。问题是，这些既不雇工，也不经商，与资本主义经营几乎挂不上勾，纯粹类似于小地主的劳动农民，何以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了呢？
说到底，苏联式的所谓“富农”的标准，在中国并不适用。在中国，所谓“富农”，其实不过是由劳动农民向小地主蚕变过程中的一个蛹化阶段而已，[79]它和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前途并无多少联系。有关这种情况，事实上中国的**人也非常明白。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早先开始接受这一概念时，就注意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从不特别强调其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和特点。
如**193o年最早对富农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以他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随后布的文件更明确规定：凡“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或“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或“雇佣工人耕种的”农民，均可划为富农。[8o]
但如此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把所有稍有经营能力的农户统统列入到要打击的对象之中。如两三个月后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把农民中间一切有雇工、出租耕牛，包括做粉干蒸酒卖钱的农户，都归入富农之列。并且对有类似行为的部分中农及贫农，也明令要特别注意。说是因为他们“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的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81]
其实，雇工、出租、借贷、经营小买卖等等，原本只是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手段而已。无论雇与出雇，租与出租，借与出借，买与卖，都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依照的是通行的社会交易规则，并不能简单地定义谁剥削了谁。[82]无论穷富，均可能生。比如，因为自然条件等种种环境关系，一般农户也未必没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若因为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就定为剥削，自然会造成极大混乱，乱打乱划势不可免。[83]
因为标准太过混乱，为加以规范，1933年1o月1o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布了一个特别着重针对划分富农成份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定。决定明文规定：“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所谓有劳动，是指“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每年劳动不满三分之一时间叫附带劳动。“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84]
不管是否雇工、是否经商，即是否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行为，只要有“剥削”，同时又有劳动，就算富农。这样一种办法，明确是明确了许多，但不仅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且其以剥削收入过全家年总收入15%的标准，把划富农的标准更随意化了。因为，在何为“剥削”混乱不清的情况下，农民除农田耕种外的任何一种谋利行为，都可能被算成“剥削”。而15%的份额，对于许多劳力不足需要帮工，有余粮剩谷需要出卖，为了家计必须经营小买卖的农民来说，动辄就会过。因此，乱打乱划富农，成为**土改运动中的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1947年前后，在**解放区内展开的土改运动，不少地方把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统统划成了地主富农，然后仿照苏联当年的办法，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并且为分浮财、挖底财而乱斗、乱押、乱打、乱杀，致使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死了25万人之多。[85]
1947年土改乱划成份所导致的严重错误，促使**中央在1948年初不能不迅设法提高划富农的标准。这就是，把富农家庭的“剥削”量标准，从15%提升到25%。**中央明确电告各中央局：“富农中农的界限定为剥削收入是否过四分之一，这在计算上要增加一些麻烦……但比较合理。因自己劳动收入如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还要认为是剥削阶级是太勉强了。”[86]只是，由于何谓“剥削”依旧没有一个科学标准，因此“剥削”量提高到25%，各级党委和基层仍旧无从准确掌握。对此，**也别无良策。他在1949年初提出的办法是：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定出一个比例数字，告诉土改的干部严格掌握。比如划为地主、富农成份者不得过农村人口的8%，把地主富农的数量控制在这个比例数之内，他相信这样至少可减少生扩大化的情况。[87]
基于建国之初统战政策的考量，**在195o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进一步提出了中立富农的策略。[88]但是，这一意见却没有得到多数**干部的赞同。从**到各中央局，都有不同的看法。**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明确讲：江南各省并无土地集中的情况，许多地方地富连同公尝土地[89]加在一起，还不到5o%，不少地方地富土地只占3o%左右。如果不动富农土地，则贫雇农所得无几，土改将失去意义，农民动不起来。而且富农见地主和公尝土地都分了，也不会相信**会不动他的地。结果势必两头不讨好，政治上将陷于不利。[9o]考虑到种种情况，**只好做出了让步。
在**中央195o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折衷的结果。其中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对主要不是靠雇工经营，而是靠出租土地获利的所谓“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部分，应予没收；对一般富农出租土地部分，同意“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91]
从《土地改革法》和195o年8月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均可看出，**中央非常清楚中国存在着许多很特殊的情况。比如，决定中对那些自己劳动的小地主，就刻意使用了“半地主式富农”的概念，把他们归入到了富农一类，剥夺政策上略有区别，[92]就说明了它对这类问题的确用心良苦。但只要把地主、富农与剥削阶级划上等号，就势必会造成多数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具有这种身份的农户的敌对情绪，和必欲剥夺其财产、管制其人身的强烈冲动。何况地主占有土地又极其有限，对富农的剥夺实际上已经成了满足贫苦农民获取财富愿望几乎是唯一的一种补充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剥削”与否，以及“剥削”多少当罚，多少不当罚，在许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93]既然**中央在土改中最重视的，是如何才能动群众，与地主富农撕破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策略性地保护富农暂时不受严重冲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注定了只会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建国后疯狂土改
195o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特别是1o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15]
1o月中下旬以后，**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11月，**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116]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117]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o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和眉毛，常熟县还生了割掉被斗妇女**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o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118]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o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119]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12o]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石泉县7个乡斗了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南郑58个乡，平均半数地主成份者被打，自杀了96人。安康县惩治了地主661人，管制了357人，自杀了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121]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22]
**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给各中央局。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它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123]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尽管，195o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中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124]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125]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126]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份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127]营山县3o%的村子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o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o1人）。[128]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o人（男98，女92）。[129]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明了2o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o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13o]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131]仅5－8月间，[132]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133]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134]兴梅专区仅5月2o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o2人。[135]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ooo人左右。[136]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o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o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但是，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并经**中央同意，派陶铸等来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137]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ooo名土改干部。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oo人，使用肉刑打、吊、?烟、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138]东莞29o人自杀，23o人是地主成份。[139]仅恩平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o39户，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1173户，2179人；错捕了486户，553人；被吊打138户，278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致死122户，236人；错戴帽子213户，4o1人，并导致83o人自杀，其中地主达57o人，富农1o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14o]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了8o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141]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ooo人之多。[142]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o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的和个别的。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并且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后果。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指出，和1947年的暴力土改风潮相比，它们还是局部性的，并且是与**中央的三令五申相违背的。即使是中南局，我们也可以找到它对这种乱打乱杀乱划成份和伤害富农等作法进行批评和纠正的相关文件。这也是中南各省土改过程中，这种过度暴力现象很不平衡，也还没有展到普遍失控地步的原因所在。[143]
但是，在这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基层党政部门所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促使**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以一般人一样的待遇。在这方面，习惯于从理论和策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中央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上述所举**中南局在富农问题以及在反对“和平土改”问题上坚持己见，促使**中央改变政策的例子，可以说明，**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是足以改变**中央的看法的。下面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明各中央局对中央政策的这种影响作用。
1951年5月1o日，**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144]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内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145]
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各地参考执行。它只是表示，“在实际执行上为免于疲劳群众和流于形式主义”，最好将“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一句，改为“表现较好的地主分子”，在同条末尾“得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一句后加“或免予管制”几个字。它说明，它之所以主张对地主要略给些希望，只是为了“更策略些”而已。[146]
然而，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它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147]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148]**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
建国后一刀切土改
建国后**土改对地主（实际上也包括对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显然，这一政策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的现实考虑相关联的。**早期的农村政策，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15o]直到1927年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151]改变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开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因为要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必须给农民以好处，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开刀，因此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152]
抗战期间，**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因此，当1946年**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自然又一次突出强调起区别的问题。在《五四指示》中，它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153]1947年2月1日，**也重申了这一政策，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154]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放弃了。自此，从1947年1o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o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区别的提法和政策。[155]
对于大中小地主应否在土改政策上加以区别的问题，郭德宏曾有过专门的讨论。他的观点是：大地主一般占田多，且与官府、军队勾结，强取豪夺，民愤较大。中地主没有这样大的势力，“小地主往往只占田几十亩，生活比农民稍为富裕，一般作恶也不多。”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先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对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是有利的”。[156]但读**的《寻乌调查》，可以现郭上述论点的前提似不够严整。
**在调查笔记中这样写道：“（寻乌）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157]
作为外国留学生的日本人秋山良照，当年随中国的土改工作队亲身参加了广东地区的土改工作，其印象中广东一些地方的地主，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村地主中的实权派往往并不很大，但是十分蛮横霸道，和地方军政都有勾结。用他的话来说，“很像以前日本恶霸头子”，常常无恶不作。[158]
与此相反，一些大地主，因为身为军阀或属社会名流，长年住在城里，与佃户往往不直接生关系，其对农民的直接压榨反而要少得多，民愤也小得多。[159]上海一农民就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o斤，谷子9o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16o]还有一些大地主，确有直接欺压农民的种种事实，但因为历史上对**帮助较大，其乡间的罪恶反成其次了。如陕西的李虎丞等即是。[161]
值得注意的是郭德宏所强调的小地主多数不富裕，这一点过去从来不讲，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亲历过土改教育和斗争的黑龙江珠河县元宝村的贫苦农民，对村里地主的印象是：“韩老六，做过维持会会长，屋里没啥玩意儿，住得比他好的，那有的是。”“他那小房，那叫啥，搁现在还不如咱各家盖的小仓房呢！小草房，也就三间，就是有两洋窗户”。“老婆是个教学的，教音乐……她会做缝纫，放学回家没啥事儿，就蹬机器，噔噔的。给小学做个操衣啥的，穷不喽嗖的，挣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实际上他也只是个经营地主，土地不是他的。他是经营……珠河县地主的地，帮着收租，帮着往外租，从中间得好处……和书上写的不一样*。”其他像地主“李兴广、贾明其、刘锅子，就这些人家，家里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过年一口年猪都不杀啊，就为攒几个钱啊，……攒俩钱就买点儿地，攒两钱就买点儿地，都是这样的地主。”“那时的地主，一清早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头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来，露肉，他也没有什么衬衣。全都是拼补家增，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那时一块豆腐就一分钱。”他们的看法是：那时的“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一点。至于说好得很，比一般人非常富裕，我所看到的不是那样。”“其实那时的所谓大户人家，他和现在的贫困人家距离都挺大，不能比，还不如现在这个生活不富裕的人。他不如。他也得去劳动，他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162]
类似的调查资料也不少。如前引日本人在昌平县小汤山五里外的阿苏卫村所做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o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食总量的8%左右。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边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穿上三四年才会更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穿用。[163]
比阿苏卫村多一倍农户的密云县小营村，情况差异较大。全村因出租土地或雇工耕种而可以称为地主者不下35户，其中5户占地1oo亩以上3oo亩以下，14户占地5o亩以上1oo亩以下，16户占地6亩以上4o亩以下。但占地最多者，也是家庭人数最多者。如占地3oo亩的王鸿逵，全家2o口人，人均占地不过15亩。该村人均占地最多的一户，达到45亩。但无论占地多少，能够区别贫富者，主要在住房。个别人均占地多的地主家庭，不仅有瓦房住，而且院内有自家的水井。但即使这样的家庭，在衣食方面也与其他农户无甚差别。即一年四季以小米、玉米、高粱和甘薯为主食，夏季一日三餐，冬季一日两餐，极少能够吃上米面和肉类。被服亦同样粗布缝制，女人从不使用脂粉。[164]
杨懋春UU小说的山东黄岛辛安台头村的富裕农户，除了招待客人和春节会稍精致些以外，平时的饮食与一般农户并没有显著的不同。特别是在农忙时，还一定要提供给雇工较好的伙食。[165]河北望都县志记载：农民“中上之户，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搀粮和菜为食。”[166]至于食物衣物方面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相差不多。侯建新的统计，河北地富人家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8－2o尺，贫农则为1o－12尺。地主平均每人有被子2条，富农平均每人1.5条，，中农平均每人2条，贫农平均每人o.9条。[167]
建国初四川省遂溪县附西乡有过类似的经济调查。据报，在农民眼里，多数地主和一般农户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吃上。在农民看来，一年四季8o%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地主的生活；6o%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富农的生活；中农一年有一半时间能吃上大米。贫农一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吃上大米。而当地小地主居多，如第八村地主5户，生活状况与富农差不多。[168]
西康省土改委员会调查组建国初也曾对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做过经济调查，其中具体调查了各阶层的收入情况。从占地比例数看各阶层差距很大。如该村地主1o户，53人，人均占有土地是本村中农的4.3倍，是贫农的11.7倍。但其每年人均实际收入约5.9石谷，只相当于本村中农年人均收入的1倍，是本村贫农年人均收入的将近3.5倍。而中农和贫农的实际消费状况又如何呢。可详见下表：
表二：四川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土改前后贫农中农年生活消耗统计表：
成份黄谷巴盐布炭清油桐油肉零用折谷
贫农解放后2.5176斤5.4丈72o斤2斤4两4斤5斤2斗
解放前2.3943斤4两3.8丈72o斤1斤5两4斤3斤4两1.5斗
中农解放后2.5937斤14两7.2丈84o斤4斤2两5斤4两6斤4两2.5斗
解放前2.5934斤12两7.2丈84o斤3斤6两5斤4两6斤4两2.2斗
备考1.谷的单位为石，一石相当于23o市斤。2.斤为旧制，16两1斤。3.布为窄口面土白布或兰布。4.此表以全年计。
（注：本表引自《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关于土地改革前后土地占有情况与生活情况变化暨生产调查报告》，1951年9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87/5o。）
由上表可知，一个中农一年的生活费，就是每天1.6斤黄米的口粮，每月将近半斤肉，一年能有两身土布新单衣。这也就是说，该村人均占有土地11.7倍于贫农的地主，年收入一倍于中农的，也就是这些东西。而因为小地主通常都要供养子女上学，再加上因土地面积多再多些农具、耕畜的花费，何况这些人家往往都还想着要攒钱买地，故一个5口之家的地主即使只想保持相当于中农的生活水平，想来也确实不易。[169]正如费孝通所说：“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17o]
关于中国的小地主多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为攒几钱……买点儿地”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唐致卿的研究除了介绍到一些地富的财产是下力干活，“是自己治（置）的，是力农致富”外，[171]还依据山东惠民县成氏、沾化县许氏、高苑县和家店张氏世代购地的契约文书等各种原始资料，很清楚地说明了众多小地主或富农日积月累攒钱购地的经过：
成氏自嘉庆十三年（18o8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133年间，历5代，分21次购得22块地，总共81.66亩。最大的一块8.o7亩，最小的一块仅o.16亩。平均每年购地仅o.614亩弱。
许氏自光绪三年（1877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5年间，经三代，分8次买进8块土地，最大的一块6.3亩，最小的一块仅3分多地，总共买进15.1875亩，平均每年买o.234亩。
张氏则从乾隆八年（1743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o4年间，历5代分26次买进26块地，最大的一块8.3亩，最小的只有不到2分半地，总共买进8o.229亩，平均每年购进o.3932亩。[172]
因为无权无势，纯粹靠力农致富，因此不少小地主和富农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或生产能力。这造成这些小地主或富农与佃户或雇工的关系会呈现出两极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说小地主一定作恶多，作恶少。有些农户的印象，地主越小就越苛刻越扣门儿，像天不亮就用各种声音闹觉，赶着雇工出工；下了工回来还要被要求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之类的地主富农，并不少见。[173]但雇主待雇工“亲如家人”，“平时主雇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男人同伙计吃小米干粮，家中女人吃粗粮”，“掌柜和伙计都一块劳动，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况，同族接济，富也富不到哪儿去，穷也穷不到哪儿去的情况，也同样不少。[174]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也是郭德宏没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中国小地主所具有的革命性问题。换言之，中国的小地主（包括许多富农）因为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自己革命成功，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在这一点上，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就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县委书记）、钟锡?（红军营长）、黄余贵（**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175]
实际上，早期的**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陈耀煌对鄂豫皖**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176]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177]因而193o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178]大批开除一年后，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179]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促成了富田事变，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而事实上，正如戴向青所云，赣西南**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18o]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4o年代后半期，因为痛恨国民党的**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投身到**组织的地下活动，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帮助**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然而，因为建国后在阶级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和武装部队，几乎统统因其阶级成份“严重不纯”，而长期受到怀疑。不少人还因此被打成“地主恶霸集团”或其他名目的“反革命组织”，遭遇开除党籍、判刑入狱，甚至是被杀的命运。
四川大调粮，在三年自然灾害
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检讨还是不被通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说了话，他才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在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含泪传达中央决定，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的调粮指示。
毫无疑问，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扬，却失去了四川人民的信任。三年饥荒，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生的权利被剥夺，活的资本被耗尽。
他就是李井泉。
李井泉，江西临川人，一生追随革命，戎马半生：17岁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积极响应南昌起义；长征途中，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中，开赴内蒙古大青山，书写抗战奇迹；解放战争中，领导晋绥军民积极建设根据地，作出巨大贡献。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的解放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ZD提出要李井泉协同贺龙参加解放西南的作战。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率第十八兵团与刘、邓大军相配合，顺利解放了四川，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解放。从此，李井泉便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缘分，悲喜交加，多了几分无奈，多了几分历史沉重。
四川初定，省委书记李井泉加强领导班子搞建设，兴修水利、狠抓农业促展，关注少数民族保稳定，各项工作很得民心。四川人民看在眼中，明在心里，坚信这样一位从革命中一路走来的风云人物是有全心全意为四川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念的。可是，人总是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单独存活，四川的工作也一样，不能脱离全国的大环境而天马行空。
粮食告急四川成为“救命稻草”
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中国人民还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前辈，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绞尽脑汁，恨不得能马上英赶美，带领全国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一个“大跃进”，铺天盖地席卷了举国上下，全国人民沸腾了，劲头十足，信心冲天。然而，人们却没有料到，那一棵棵被砍倒的树木正在哭泣，那一缕缕大炼钢铁的青烟已经开始控诉，那一抹抹流下的汗水也正在抽泣，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呼唤着人们停下这疾风暴雨的脚步，好让头脑冷却下来。
大自然愤怒了。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使得全国人民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线上。那些浮夸与虚假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连年丰收，每年都外调粮食支援全国。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井泉同意了**中央的调粮决定，即1959下半年至196o年上半年，中央要从四川调出55亿斤到6o亿斤粮食。仅1959这一年，四川的粮食库存被外调三分之二以上。“大跃进”浮夸的程度已经出李井泉的想象，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犯下了对浮夸形势估计不足的错误。
形势急剧恶化。1959年，四川8o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严重的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粮食骤减6o亿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196o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多调一亿斤粮食必然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调粮任务太重，要求中央相应核减外调任务。
然而，全国粮食告危，四川岂能只顾自保。
几个月过去了，负责粮棉调运的**一筹莫展，中央的调粮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几乎是“乞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计划，无奈一直无人表态。**只好请周总理出面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
196o年5月28日，**中央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粮食部也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中央催调粮心急如焚，四川粮库空虚难外调。李井泉亲自致信**，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况：前几年增加的外调主要是抽调库存来保障的，现在库存少了，如果过度外调省内就无法安排，将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确有给四川缓和一下的必要。
李井泉等待中央答复的心情必然是焦急难耐的。京、津、沪一旦断粮，其影响不仅是全国性的，还会招致国际的声讨，必然会给新中国带来致命的冲击。经过反复权衡，非常时期**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周eL、邓xP、**都亲自打电话来川催粮，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面对着中央一道又一道的调粮命令，面对着中央领导人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李井泉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肩上的担子明显地重了，李井泉无力再做任何思想斗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李井泉流泪了。好几位书记在文件上签字时也落泪了。要不是无力抗拒，这些经历过腥风血雨的七尺男儿何以能够亲手签下这布满血迹的文件。省委会议上，李井泉怀着沉痛的心情，严肃地说道：“虽然我们的困难也很大，但要顾全大局，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调粮任务。”
有老同志回忆，196o年夏，邓xP来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讲：“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邓xP握着的哪里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稻草”。
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顾全大局为保全国翻老底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增长。196o年初，四川14o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可想而知，到1961年，灾害仍在继续，四川缺粮已经相当严重，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已经压得省委领导们喘不过气来了。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外调啊？四川省委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只能再调“死角粮”，即从四川东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往外调粮。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
声泪俱下公道自在他人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为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扭转局面。四川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oo余人参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出了大事，关于李井泉的谣言也风生水起，有说他是为了向中央表功，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来京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中，有一些干部因对整个四川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就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他还得进行第二次检讨。
检讨要怎么做？有苦难言的李井泉彻夜难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第二次检讨，李井泉声泪俱下，却只检讨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要负主要责任。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落泪了，但有些同志还是不满意。
周eL、邓xP、朱D等都参加过四川组会议。这样的局面，中央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才能让李井泉过关。周eL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xP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D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听到这些话，四川的同志们如梦初醒，情绪也就缓和好多。
3月底，周eL通知东北三省和四川的同志到北京研究粮食问题。会议期间，周eL称赞四川和黑龙江两省能从大局出，不讲价钱，外调粮食支援全国。第二天，四川同志李大章向周eL如实汇报了四川粮食仍有很大缺口，粮食供应仍然很紧张的情况。周eL听后，当即决定，原计划调出4亿斤粮食现在不调了，今天四川有困难了，全国要大力支援四川，中央再补给四川一亿斤粮食，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几省也都要拿出一些粮食帮助四川。这一举措，无疑给饥饿了三年的四川人民带来了福音，带来了生的希望。此时，压在李井泉心里的石头是否变得轻了些？那紧蹙的眉峰是否有几分舒展？
1962年，毛ZD听李井泉说四川今年可能增产5o亿斤粮食，不无友善地说：“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1965年，毛ZD在听取李井泉汇报粮食问题时，评价道：“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功有私。”这也许是最高领袖对一位无比忠诚的**战士最高的评价。
李井泉－人民眼中恶棍，领袖心中党员
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检讨还是不被通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说了话，他才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在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含泪传达中央决定，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的调粮指示。
毫无疑问，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扬，却失去了四川人民的信任。三年饥荒，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生的权利被剥夺，活的资本被耗尽。
他就是李井泉。
李井泉，江西临川人，一生追随革命，戎马半生：17岁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积极响应南昌起义；长征途中，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中，开赴内蒙古大青山，书写抗战奇迹；解放战争中，领导晋绥军民积极建设根据地，作出巨大贡献。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的解放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ZD提出要李井泉协同贺龙参加解放西南的作战。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率第十八兵团与刘、邓大军相配合，顺利解放了四川，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解放。从此，李井泉便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缘分，悲喜交加，多了几分无奈，多了几分历史沉重。
四川初定，省委书记李井泉加强领导班子搞建设，兴修水利、狠抓农业促展，关注少数民族保稳定，各项工作很得民心。四川人民看在眼中，明在心里，坚信这样一位从革命中一路走来的风云人物是有全心全意为四川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念的。可是，人总是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单独存活，四川的工作也一样，不能脱离全国的大环境而天马行空。
粮食告急四川成为“救命稻草”
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中国人民还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前辈，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绞尽脑汁，恨不得能马上英赶美，带领全国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一个“大跃进”，铺天盖地席卷了举国上下，全国人民沸腾了，劲头十足，信心冲天。然而，人们却没有料到，那一棵棵被砍倒的树木正在哭泣，那一缕缕大炼钢铁的青烟已经开始控诉，那一抹抹流下的汗水也正在抽泣，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呼唤着人们停下这疾风暴雨的脚步，好让头脑冷却下来。
大自然愤怒了。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使得全国人民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线上。那些浮夸与虚假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连年丰收，每年都外调粮食支援全国。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井泉同意了**中央的调粮决定，即1959下半年至196o年上半年，中央要从四川调出55亿斤到6o亿斤粮食。仅1959这一年，四川的粮食库存被外调三分之二以上。“大跃进”浮夸的程度已经出李井泉的想象，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犯下了对浮夸形势估计不足的错误。
形势急剧恶化。1959年，四川8o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严重的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粮食骤减6o亿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196o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多调一亿斤粮食必然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调粮任务太重，要求中央相应核减外调任务。
然而，全国粮食告危，四川岂能只顾自保。
几个月过去了，负责粮棉调运的**一筹莫展，中央的调粮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几乎是“乞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计划，无奈一直无人表态。**只好请周总理出面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
196o年5月28日，**中央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粮食部也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中央催调粮心急如焚，四川粮库空虚难外调。李井泉亲自致信**，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况：前几年增加的外调主要是抽调库存来保障的，现在库存少了，如果过度外调省内就无法安排，将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确有给四川缓和一下的必要。
李井泉等待中央答复的心情必然是焦急难耐的。京、津、沪一旦断粮，其影响不仅是全国性的，还会招致国际的声讨，必然会给新中国带来致命的冲击。经过反复权衡，非常时期**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周eL、邓xP、**都亲自打电话来川催粮，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面对着中央一道又一道的调粮命令，面对着中央领导人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李井泉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肩上的担子明显地重了，李井泉无力再做任何思想斗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李井泉流泪了。好几位书记在文件上签字时也落泪了。要不是无力抗拒，这些经历过腥风血雨的七尺男儿何以能够亲手签下这布满血迹的文件。省委会议上，李井泉怀着沉痛的心情，严肃地说道：“虽然我们的困难也很大，但要顾全大局，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调粮任务。”
有老同志回忆，196o年夏，邓xP来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讲：“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邓xP握着的哪里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稻草”。
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顾全大局为保全国翻老底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增长。196o年初，四川14o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可想而知，到1961年，灾害仍在继续，四川缺粮已经相当严重，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已经压得省委领导们喘不过气来了。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外调啊？四川省委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只能再调“死角粮”，即从四川东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往外调粮。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
声泪俱下公道自在他人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为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扭转局面。四川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oo余人参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出了大事，关于李井泉的谣言也风生水起，有说他是为了向中央表功，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来京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中，有一些干部因对整个四川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就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他还得进行第二次检讨。
检讨要怎么做？有苦难言的李井泉彻夜难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第二次检讨，李井泉声泪俱下，却只检讨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要负主要责任。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落泪了，但有些同志还是不满意。
周eL、邓xP、朱D等都参加过四川组会议。这样的局面，中央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才能让李井泉过关。周eL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xP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D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听到这些话，四川的同志们如梦初醒，情绪也就缓和好多。
3月底，周eL通知东北三省和四川的同志到北京研究粮食问题。会议期间，周eL称赞四川和黑龙江两省能从大局出，不讲价钱，外调粮食支援全国。第二天，四川同志李大章向周eL如实汇报了四川粮食仍有很大缺口，粮食供应仍然很紧张的情况。周eL听后，当即决定，原计划调出4亿斤粮食现在不调了，今天四川有困难了，全国要大力支援四川，中央再补给四川一亿斤粮食，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几省也都要拿出一些粮食帮助四川。这一举措，无疑给饥饿了三年的四川人民带来了福音，带来了生的希望。此时，压在李井泉心里的石头是否变得轻了些？那紧蹙的眉峰是否有几分舒展？
1962年，毛ZD听李井泉说四川今年可能增产5o亿斤粮食，不无友善地说：“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1965年，毛ZD在听取李井泉汇报粮食问题时，评价道：“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功有私。”这也许是最高领袖对一位无比忠诚的**战士最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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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首重行动
看辛亥革命历史，现忽略了一个身影：“硬骨头文人”鲁迅。当时他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辛亥革命那年，他才3o岁），但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染指革命。
是不是他找不到革命队伍、苦于无法加入？
非也。革命队伍就在他身边，辛亥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日本东京，而鲁迅当时就是中国留日学生一员，加入革命无需翻墙就可实现。甚至鲁迅还受到革命动员，但他最终还是避开了革命党，选择不革命，这是为什么？
提起鲁迅，不能不提他的同窗陈天华，对今天中国大陆年轻人来说，陈天华似乎是遥远而生疏的名字，其实他离今天并不远，他的名字在海内外回荡百年，其影响不亚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o5年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他在临死前留下的绝命词震惊了当世。他的死，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极大触动，其中就有周树人（鲁迅）。陈天华死时年仅31岁。而鲁迅当时只有25岁，他已在日本留学了三年，在中国的留日生群中，几乎没有鲁迅佩服的人，然而陈天华却令鲁迅汗颜。
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人。
陈天华虽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但陈天华不同于一般文人，他不是光说不练，而是大胆践行，实言实行。
在言论上，他锋芒毕露；在行动上，他比日本武士道还武士道――重义轻死，“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唤醒民族精神的目的，不惜以身相殉。
而鲁迅是个只表言语的“纯文人”，他不主张行动。他在东京留学时期接触过一些革命者，倾向革命，同情革命者，有反满思想，但他并不赞成使用暴力手段，甚至不赞成激烈的言词。革命党要他参加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时，他表现了犹豫的态度，担心自己的家人。他在东京听了号召革命的反清演说，就表示了不满。后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时，说他参加了光复会，但却没有实在的证据。
在比较陈天华和鲁迅时，也有人认为陈天华是个徒撑“匹夫之勇”的“愤青”，而著作等身的鲁迅才是“理智的人”。然而翻阅陈天华的言论，并不比鲁迅肤浅多少。陈天华不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他只是不想把理性当做胆怯的借口。
“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
――这是面对“日本亡华”的忧虑，陈天华给出的深刻见解。
“与其刻于语言，不如刻于行为。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
这句话不是陈天华讲的（三岛由纪夫名言），却成为陈天华的座右铭。
革命的时候，需要硬汉子，不需要空叹的文人。陈天华堪称同盟会的“才与魂”，他的精神与胆量影响感染了到当时很多青年人。在这一群体中，年轻人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敢作敢为。成为一代风尚。
为什么不选择慢慢启蒙而选择冒死革命？且看陈天华所说：
“国势堕落十丈，比如一炉火，千个人添柴添炭，一个人慢慢运水，那火能打灭吗？兵临境上，你方才讲学问，讲教育，能开通风气，犹如得了急症，打人往千万里之外买滋补的药。直等到病人的尸都烂了，买药的人才回来，怎么能救急?为今之计，唯有不顾成败，节节打去，得寸是寸，得尺是尺。”
“只有现在舍死做几次，实在无可奈何了，那后辈或者体谅前辈的心事，接踵继起，断没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人所不为的，我便当先做，这方算是真读书人。
虽然鲁迅在陈天华自杀之后也说，满人入关杀尽了汉人气节，从此，汉民族失去血性和胆气。陈天华的出现，实现了汉民族血性和胆气的回归或重建（大意）。但他还是坚持以文字救国、而不愿付诸行动。
于是，就在陈天华自杀的第二天，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上，出现了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人反对集体冒死回国的一幕。被留学生们公推为召集人的秋瑾义愤填膺，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鲁迅与陈天华终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陈天华是文人，也是实际的战士。而鲁迅不是实际的战士，只是文人中的战斗者。他们的不同，不是战斗方式不同，而是对死亡的态度。
陈天华认为大家都畏惧死亡，这是无可非议的，人人都有畏惧死亡的天性。但是他主张撞着可死的机会，就一定不要害怕。因为他反对空谈救国，主张知行合一，他说：“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他为自己规划了两条人生道路：“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
陈天华之举，令那些动口不动手的“纯文人”与“职业革命家”，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文人向来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个尴尬的角色，没他们不行，但有他们却也不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
自古文人不成事，一因为没有独立的组织，不能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所以必须依附于豢养，无法独立成事。二是因为他们害怕暴力、没有以暴制暴的能力，而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之变迁，非暴力革命决难打破。对此，革命党人有清醒的认识，与陈天华一道的“刺客”汪精卫就曾说过：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有着这般见识的革命党文人，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他们敢说敢干，不仅造反成了，而且成就的还是经天纬地的大业。陈天华死后仅6年，倒行逆施的清政府终于被“非传统文人”的革命党人推翻，这不能不说，唯有如是文人才能改变国家命运、提振民族精神。
鲁迅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并不影响他成为伟大的家，只是彼时国家更需要的是革命家而不是家。辛亥革命前夕，鲁迅从经济到精神都很困顿，是辛亥革命改变了他的处境，使之成为无所顾忌的独立撰稿人。
第96章 反袁潜在同盟
当天晚上，在战前联席会议上，张澜摸着胡须，若有所思的说道：如今全国政治形势、军事态势与过去已经不同了。由于梁启与老夫同南方各省、北洋各派系领导人联络，贵州、两广地区、两湖地区很多革命同志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若是我们前线表现出节节胜利之势，南方革命者必然跟随我等共同起义护国，反对袁世凯称帝。就是北方的北洋军，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也与袁世凯貌合神离，只是考虑到与袁世凯同事多年，不忍心背上背祖恶名吧。
原来冯国璋获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经与周夫人（袁世凯家庭中家庭老师）商量，决定进京了解内幕，于是于1915年6月亲赴北京谒袁。
冯问：“外闻有总统要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
袁答：“华符，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历史上开创之主，年皆不过5o，我已是将近6o岁的人了，鬓尽白，精力也不如昔。
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须有个好儿子，克绳基业，我长子克定脚有毛病，是个无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个名士，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能招祸，不会有好处的。”
还说什么他已在英国伦敦买好了房子，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冯见袁世凯如此信誓旦旦，也就信以为真了。
然而正当袁“指天誓日，力辩其无事”的同时，他的亲信左右却正在积极筹备帝制。
冯回到南京后，北京“筹安会”即公开倡导恢复帝制，冯国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深感受骗，便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从此，冯国璋与袁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此外，冯国璋所部军队，多为前清禁军改编而来，这些八旗子弟，痛恨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认为若是要复辟，也是复满清之辟，岂可让袁世凯当皇帝，大家一合计，更是在后面鼓动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
而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
又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
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抚总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
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为了防备冯国璋。
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
不久，袁氏父子指示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
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没办法，只得允他在南京“遥领”。然而，袁世凯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继续催冯离宁北上，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下游。
12月25日，西南等地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也就不再装病了。一面收留梁启，以与西南各地联络，一面协助护**以攻击驻扎在两广地区的龙济光部。
而另一北洋大将段祺瑞，也已经与袁世凯貌合神离了。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2月1日段祺瑞、冯国璋领衔十九省将军致电北洋政府表示反对，谓“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起殉国”。
3月19日袁世凯召开对日会议，段祺瑞主张强硬。
5月2日，参谋总长黎元洪、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率三部之远赴关岳庙宣誓，以示军人忠诚卫国。
5月8日，内阁讨论日方关于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段祺瑞独持异议，主张动员军队，对日采取强硬态度，袁世凯决定屈从，3o日段称病辞职，31日袁世凯以王士珍署理陆军部总长，并就段祺瑞养病下抚慰令注，段祺瑞给假两个月，隐居西山。
8月3日，因日本报纸谓段祺瑞与袁世凯将决裂，段通电辟谣，斥报纸挑拨离间。8月14日北京成立“筹安会”，段祺瑞对袁世凯帝制行为表示不满。
在8月份，段祺瑞在陆军部办公室被人安置炸弹，刺杀没有成功。段祺瑞当然认为是袁世凯想置自己于死地，从此不到陆军部上班。
8月28日，袁世凯下令正式免段祺瑞陆军总长职。
12月袁世凯称帝大封爵位，段祺瑞并未授爵。
另外袁世凯的盟兄徐世昌，原本任国务卿，但在袁世凯称帝之意彰显后，竟然辞去国务卿，一心归野山林。
杨兴点点头道：大家想想，若是民国，袁世凯病逝或者不能理事，由于在全国，是北洋独大之势，北洋必然会推举出袁世凯接班人，而这个接班人必然出在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之中。
而袁世凯称帝后，国家领导人毫无疑问是袁世凯的儿孙，如此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最多成为一个顾命大臣，再多点王侯的虚名，如果是你，你愿意放弃全国总统之位吗？
况且，在上次段祺瑞内阁改组后，袁世凯拿掉了段祺瑞内阁总理，陆军总长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等人对袁世凯本来有怨气，怎么可能支持袁世凯称帝呢？如此观之，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反对袁世凯称帝，态度可想而知。
众人一听，大笑，张澜也颇为兴奋，站起来说道：征东从人心上分析，确实有道理。在拿我们川省来说，由于陈宦进入四川，大肆安插亲信，不但胡景伊被搞掉四川督军之位，再加上尹昌衡大都督竟然被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被判刑。袁世凯及其亲信种种行为，大失川军将士之望。也惹起尹昌衡、胡景伊的同学，刘存厚、钟体道、孙兆鸾等人反弹，种种迹象表明，驻扎在巴中绥定府（今天达县）的钟体道第2混成旅、驻扎在遂宁广元的刘存厚，很有可能起兵反袁，如此之下，我北路威胁将不会那么大了。
再说我们渝顺二府，在前期征东有意出的一些欺骗行动，袁世凯、陈宦等人根本没有料到可能起义护国，因此，从整个形势看，如今我们起义护国，是有利的。
杨兴点点头道：革命者，就需要为了革命理想抛头颅，下热血，即使形势于我们不利，也要为四万万同袍争人格，何况现在老袁已经倒行逆施，众叛亲离，我们怎可再如在满清统治下，那样苟且的活着。
众人一听，纷纷站起表示决心。
看到大家士气颇高，熊克武指着眼前沙盘，对杨兴与众人说道：军座，各位同事，在第二次革命战争失败后，我仔细分析了重庆所处环境，可以说是在鄂军、滇黔军，川军的包围之中。大家请看，鄂军可沿着长江西进，通过宜昌、万县，攻击我军后方。而滇黔军可以通过贵州遵义南下，沿着綦江攻击我重庆。更不要说川北的川军，川中、川西地区的川军对我前后包抄。可以说，在第二次革命中，即使军座不率军北进，通过合川攻入重庆，在那种情况下革命也断难成功。在重庆城破之时，鄂军已经占据了万县，而滇黔联军正在猛攻綦江啊。
杨兴紧紧握住熊克武的手道：熊将军，谢谢您的理解。在当时全国革命一片低迷，若是重庆起义，必然遭到袁世凯全力围歼，再加上独立团当时正受到胡景伊、袁世凯一片猜疑中，不得不如此，以洗脱嫌疑。不过现在好了，袁世凯倒行逆施，感冒天下之大不讳，宣布称帝，全国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出为国人争人格的呼声，如此之下，袁世凯正如三国时期的董卓，本来处于风浪尖山而不自知，竟然悍然恢复帝制，自取灭亡。
熊克武也显得颇为激动，紧紧握住杨兴的手道：将军所言不虚。在进入重庆后，军座大修公路，兴办实业。将军所为，是我过去一直想做，但又做不到啊。
众人一听，当即拍手大笑。
此外，我们目前面对的军事环境也大不一样，如今蔡锷、唐继尧等人已在昆明通电护国，蔡锷将军正率领护**主力进入四川，戴戡正率领护**进入贵州，李烈钧等人正召集人马，进入广西。考虑到黔军主要是由滇军改编而来，再加上唐继尧曾经担任贵州都督，在这种情况下，贵州被光复，是可以预期的，如此之下，不但消除我南面之威胁，而且护**侧翼威胁到湖南，等地。
因此，我们如今我们主要受到袁军的三个方面威胁，北面，钟体道，刘存厚可能响应，通电护国，但是战场形势瞬时万变，断难掉以轻心。因此，在北方，完全是以防守态势，必要时，由张表方先生前往策反刘存厚。
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东面、西面。
如今冯祥祯的混成协在万县，在我通电护国，蔡锷将军率部进入川省后，北洋军将主要通过长江，或者通过陕西进入川省。
因此，我建议，我军作战意图是，在川东地区设防，通过川东地区的高山巨峰，将袁军阻挡在川东地区，而我军主力则西进，与滇军一道攻陷成都，宣布**。
杨森看着地图，良久反驳道：熊将军，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万县乃长江沿岸十大港口之一，万县地区辖市和行署驻地，位于四川盆地东部，濒临长江三峡，有“川东门户”之称。若万县在敌人之手，则北洋军逆江而上，如此我军必然腹背受敌。
在成都、德阳、绵阳等地，集中了大量陈宦的部队，若是我军在西线进攻，虽然可能在初期造成陈宦的被动，但是在其调集军队后，对我进行围攻，必然让我等再次陷入被动态势。
更为重要的，正如将军刚才所言，在万县驻扎了冯祥祯的一个混成协。在战争中，若是袁军牢牢控制万县，那么曹锟之第3师，以及北洋军其他部队可以通过长江，通过万县，直逼我后路。
要知道，在二次革命的时候，重庆军政府控制了川东数府，在我独立团攻陷重庆时，鄂军离重庆也不过二百里之遥。
熊克武听到杨森指责自己二次革命之败，脸色颇为难堪，张澜、杨兴忙对二人进行劝解，看到大家终于平息心中怒火。
杨兴笑道：熊将军，各位将军，子惠这个建议不错。在这川东，死忠北洋的，只有冯祥祯之混成旅，目前驻扎在万县，我准备率领主力，先端掉这个钉子。
各位将军，你们看，这宜昌离万县有数百公里，期间三路崎岖，沟道纵横，险滩众多，只要我占领了万县，相当与平添1o万大军，在这种情况下，曹锟即使拥兵十万之众，亦难在短期内攻破川东天险。
而在夺取万县后，可能由陕西入川之张敬尧之第7师，李长泰之第8师，以及先期与陈宦一起入川之冯玉祥、李炳之之两个混成旅，只能通过陕西进行补给，如此不但补给线长，极易被我军截断。
再加上在陈宦整编川军中，刘存厚、钟体道、周俊等人吃亏颇多，在这种情况下，川事可定，北伐大军可成亦。
众人一听，纷纷认为，护国战争川省战事之关键在解决冯祥祯之混成旅亦，但是对一举消灭冯祥祯之混成旅，众人多有疑惑，要知道在这之前，杨兴所部也不过1混成旅，虽然现在兵力扩张甚猛，但是一下消灭对方一个混成旅，给人感觉难度还是挺大的啊。
但是，杨兴显得胸有成竹，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想到这几年杨兴所取得的战功，虽然还是怀疑，但是内心不由得稍稍放心。
第97章 另类闹洞房
就在这个时候，熊克武追问道：是的，先歼灭冯祥祯，可以获得冯部大量武器弹药，要知道，在第二次革命时期，我们就是吃在弹药较少的亏啊。
杨森大笑道：熊将军，这次应该不会了。你知道吗，将军以修筑公路为名，在重庆建立起火药生产厂，每月不但生产百吨以上黑色无烟火药，而且还能生产子弹、炮弹啊。
熊克武一听，大喜道：征东啊，你胆子也太大了，也太有前瞻性了，居然生产了这个。子弹产量有多少，够不够用？
杨森笑道：熊将军，我们重庆火药厂每日可以制造1万子弹，8oo颗手榴弹，5o炮弹，应该够了吧。
杨兴面有忧色道：这些我不担心，我担心的除了我们原来的4个团之外，其他各部枪械非常不统一，也非常不足。新成立的四个团，主要是由各地民团、筑路大队组建，有的连队三个人还没有一支步枪，有的是拿着鸟枪，我主要是担心这个。
熊克武大大咧咧的说道：征东啊，除了北洋军，那支部队不是这样？枪械充足，这个很少的。
看着众人道：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排兵布阵方面多注意这些。对那些没有步枪的士兵，可以多几枚手榴弹给他们，在敌人攻击的时候，在冲锋的时候，用手榴弹，用刺刀，用大刀对付别人。
在前世的时候，大家对手榴弹耳熟目染，在gcD军队中，给人感觉威力最强大的莫过于手榴弹，以及于在南海舰队与越南对抗中，中**队还是用手榴弹对付南越海军舰只的。
在重庆火药厂建成开始生产弹药，修复枪支的时候，考虑到火力压制，杨兴就开始研制手榴弹，以作为未来的神兵利器。
要说手榴弹，最先开始生产的还是我们老祖宗，1５世纪欧洲出现了装黑火药的手榴弹，当时主要用于要塞防御和监狱。1７世纪中叶，欧洲一些国家在精锐部队中配备了野战用手榴弹，并把经过专门训练使用这种弹药的士兵称为掷弹兵。到1９世纪，随着枪炮的展和城堡攻防战的减少，手榴弹曾一度受到冷遇。
1９o４年日俄战争中，手榴弹又在战场上挥了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堑战壕的兴起，手榴弹得到了广泛应用。
就是在穿越的时候，杨兴就是在投掷手榴弹时候受伤，如此看来与手榴弹还是蛮有缘的。
当时较为典型的手榴弹有德国的木柄手榴弹和英国的菠萝形米尔斯式手榴弹等。
考虑到所处环境，毫无疑问的采用木柄手榴弹作为蓝本进行仿制，包括弹体与引信两部分。全弹重量约为45og，装弹药量为6og，杀伤半径达到5~1om左右.
操作时须先拉扯接在安全插稍上的线以将插稍拔除，再将引信的末端在一个硬物上（例如石头或头盔）敲击一次，然后立即掷出。由于撞针是内建的，并不需要旋上或旋下撞针固定器；这点与日本早期的手榴弹不同。
在几个月都在演练步兵如何在迫击炮掩护下进攻，如何在手榴弹掩护下进攻。根据前世经验，在冲锋之前，士兵一面向前方投掷手榴弹，以压制对方，一面向前冲锋，以便迅击溃对方，占领阵地。
但是杨兴摇摇头，说道：子惠，不够。你想下，我们军队现在就有1万多人，马上要扩编到2万多人，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那只会更多，一个人2天还分摊不到1子弹，这怎么说够了呢？还有手榴弹，这对阵地内敌军，对处于高地上敌军。
转身对杨芳毓说道：杨总办，你看这样可以不，马上执行紧急预案，重庆兵工厂的子弹生产车间、炮弹生产车间立刻扩大规模，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保证每天能生产2万子弹，3ooo颗手榴弹，1oo炮弹。要知道，在上个月，我就让卢作孚从汉阳钢铁厂购买了5千吨优质钢铁，足够制造子弹、炮弹之用啊。
听到这里，张澜笑道：征东啊，看来你真是预谋已久啊，既然你早已经积极打算了，我们何愁大事不成？
当即，护**第四军也以完成组建，在各护路大队、保安大队归建后，马上对各部进行扩编，扩编后各部兵力增加1倍。现编制为9个团，正分东西两条线开赴战场。
护**第四军组成为：
军长：杨兴
副军长：熊克武
参谋长：杨森
副参谋长：杨芳毓、卢师谛、夏青阳等人多分任参谋。
整编后川军护国部队由过去的3个团一个警卫营1个炮营一个川江海军支队，扩编为9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一个川江水师支队：
其编制为：第1旅旅长王瓒绪，包括王瓒绪兼任团长的第1团，以及顺庆保安部队与筑路大队扩编而来的第4团，团长朱三民，以及旅部直辖之一个教导营，一个辎重营，一个骑兵连，一个炮兵连。
第2旅旅长潘文华，包括第2团团长潘文华（兼），由筑路大队重组的第5团团长张大军，作为进攻成都方向，接应云南护**的主力，以及在归旅部直辖之一个教导营，一个辎重营，一个骑兵连，一个炮兵连。
第3旅旅长何二川，包括第3团团长何二川（兼）、以及重庆地周边保安部队、筑路部队扩编而来的第6团，团长为吕，以及归旅部直辖之一个教导营、一个骑兵连、一个辎重营、一个炮兵连。
教导营扩编为教导团，团长杨大牛。
炮营扩编为炮团，团2刘二狗。
由于这次扩军幅度较大，除了军部直辖之炮团满编外，各旅之炮连，虽然是一个连的编制，但不过是5~6门迫击炮，仅仅过一个排的炮兵编制而已。
川江水师保持目前编制不变，司令王四麻（兼）、副司令余际唐、参谋长郑经武。
此外，派出军官，在顺庆组建第7团，团长张澜（兼），副团长罗泽洲。在重庆组建第8团，团长杨庶堪（兼），副团长王铭章。
对这个安排，卢师谛则有点不满，认为自己是孙中山任命的四川靖**总司令，如此接受杨兴任命为一个参谋次长，不是大材小用，要求带兵，坚决不受参谋次长任命。
虽然经过杨兴一番解释，但是卢师谛还是不受，没有办法，只好让其到其他各部策反。
考虑到张敬尧的第7师，李长泰的第8师从河南、从陕西赶来，劳师远征，到达战场布防时，还需数日，到时蔡锷的护**第一军势必已经赶到四川，以及冯祥祯长期驻扎在万县之危险性，通过决议，由杨兴率领率领王瓒绪第一旅、何二川的第三旅、教导团、一个炮营等主力进行东征，以消灭鄂军为骨干的冯祥祯第四混成旅
决定由熊克武、杨森、杨芳毓、潘文华等人率领第2旅、即将组建的第7团、第8团留守重庆、顺庆，以保卫后方之安全。
如此这般，大军远行，千头万绪，会议开到晚上12点，杨兴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屋里。
新婚之日，竟然生如此多事情，不知道郑秀秀是否能够原谅自己，要知道，在当时社会，他们可是自诩新青年。
此时，房间里面仍然点着红烛，郑秀秀正与其同学、重庆女子学校老师何静、唐宁正在聊天。
看见杨兴走进来后，赶忙将喜帕带上，并且一个劲埋怨道：你怎么不提前说下，害得没有我没有带上喜帕。
杨兴哈哈笑道：秀儿，没事。戴不戴喜帕，我不在乎，真的，我一点也不在乎。
何静在旁边开玩笑道：杨先生，你不知道，我们昨天晚上给秀秀打扮了一晚上，简直如天仙一般，人见人爱。你不揭开下喜帕，亏了秀秀一个上午折腾。你这么做法，秀秀即使答允了你，我们也不会答允你。
一听这个，心中大喜。要知道，前世有句俗话，人靠衣装，在化妆一番后，即使再差劲的女孩子，也给人感觉惊艳。
在过去，老祖宗这个法子还是好，在那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下，新娘子出嫁，都会请几个七姑八姨的帮忙收拾一番，如此才流传着太多太多千古佳话，才流传洞房花烛夜这样美妙的名词。
听何静这么说，杨兴不由得感慨一番，前世主张婚前同居，如此反而降低了新婚快乐与喜悦，大家将要紧之事在婚前都办了，如此在新婚之夜，女生最漂亮的时候，也难以有前世那些文人雅士UU小说的洞房花烛之美妙，而多的不过是婚前性行为之太多猎奇与无奈。
想到这里，不由得内心一动。要知道，郑秀秀算远近闻名的大美人，穿越后观察，前世很多化妆技巧，虽然是手工，可以说是出神入化亦。
当即疲倦一扫而空，笑道：哦，既然如此，那么我揭揭这喜帕，看看我们家秀秀沉鱼落雁之容。
刚刚走进，正准备伸手去揭，唐宁闪出，拦阻道：杨先生，这个我们可不干，你这次欺负秀秀，也太明显了吧。在结婚大喜的日子里面，竟然大动肝火，竟然动武装讨伐袁世凯护国，如此置秀秀如何地？如此置你们这桩婚姻如何地？所以，你若不解释清楚的话，我们不会谅解你的。
郑秀秀一听，握住唐宁的手道：宁姐，没事的。我想大概是事情凑巧而已。
何静在旁边说道：凑巧，怎么这样多凑巧，杨先生，除非你答允我们两个条件，否则今天这个洞房是进不来的。
显得非常疲惫，笑道：何小姐、唐小姐，请问什么条件，你们说说看，只要说得有道理，我就答允你们。
何静吸了口气，抱住郑秀秀，笑道：杨先生，实际上这个条件是我们三个商量的，今天你有如此怠慢秀秀，所以你答允也得答允，不答允，也得答允。
看着三人笑道：两位小姐，快快告诉我吧。你要知道，今天可是我洞房之夜哦。要知道，听说秀秀专门打扮一番，我想看看秀秀闭月羞花之容亦。
何静、唐宁抱着郑秀秀直笑，郑秀秀则隔着喜帕，连连啐道。
唐宁看了下天气道：杨先生，我与何静是过来人，当然知道洞房一刻值千金，何况这是与我们秀秀？所以，你干脆直接答允就是，免得浪费你的时间。
坐在桌边，拿起茶杯，倒了杯水，喝下道：唐小姐，看你们这个架势，就知道事情应该非常难办，我还是问清楚才答允的好，免得将来后悔。
看见杨兴突然坐在桌边，笑道：你不急吗？这可是你与秀秀洞房花烛之夜，如果你不急，我们也不急，我与何静一起陪陪秀秀，看谁耗得过谁？
一听这个，满脸赔笑着：两位夫人，告诉我什么事情吧，只要不违背道义的，我就答允，这总可以吧。
对视一眼，良久，唐宁笑道：宣慰使大人，第一个可是秀秀央求你的，虽然有点违背道义，但是为了秀秀好，还是希望你能够应允.
哈哈笑道：秀儿，什么事，这么神秘秘的，有什么说说吧。
喜帕下显得非常沉闷，支吾半天，唐宁抢过话题说道：征东，我们都知道，一些官太太在结婚后，每天都闷在府邸里面，除了打打麻将什么的，怪可怜的。所以，秀秀不敢对你讲，暗暗哭了几次，希望能够在结婚后，继续在重庆女子中学教书，这个，杨大人，你是新式人物，你在其他方面都是非常开明，哦，你，你今天还是护国英雄，对这个，你能答允吗？
一听这个，喝在口中的茶水差点喷出来，良久活生生的吞下去后说道：哦，这个，嘛，我考虑，考虑。
几个人眼睛瞪得如一个窟窿，特别是唐宁，更是如此道：杨大人，我是重庆女子学校校长，如今女校也才2o多个老师，如果秀秀不干，那么，那么这个女子学校就，就难办了啊。
终于忍俊不住，笑道：哦，原来如此，我当然只好答允哦。你知道，现在女老师薪水高，一个月有3o多个大洋，她愿意补贴家用，我求之不得哦。
一听这个，三人大喜，差点抱在一起，良久，喜帕下面的郑秀秀显得特别激动，身体颤动道：征东，谢谢，谢谢您。
点点头，笑道：秀儿，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夫妻之间，最主要的是相互信任、理解与支持，结婚后你想出来工作，直接告诉我吧，我当然有很多事情让你工作的哦。
颇为不解，唐宁看着杨兴道：杨大人，你对秀秀婚后出来工作，不反对？要知道，宣慰使夫人出来工作，这是不是太伤你面子了？要知道，顺庆、重庆府里面，就是那些县长什么的，那个夫人出来工作？对这个你真的不反对？
哈哈笑道：有什么伤面子，我为什么要反对？他们有他们的观点，我有我的人生嘛。出来工作，我只感到光荣，劳动光荣嘛。你们说说，第二桩事情是什么，要知道今天可是我与秀秀新婚之?。要知道，护国战争一起，我，我是要长时间在外面征战的哦。
三人一番推攘之后，最后由唐宁开口，说出一个在这个时代匪夷所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