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一十八章 优势
除了罐头和饼干这样的新奇小吃食之外，还有糖果产业发展速度也不慢……
别看这些小吃食都很不起眼，但架不住出货量大，给两广官府提供的税收可不在少数。而且随着这些不起眼却有十分新奇的小吃食大肆抢占周围副食品市场，两广的影响力也不知不觉在当地百姓心中升温。
民生建设不外乎‘衣食住行’四字，衣食方面两广的发展势头十分不错，不要说临近两广的闽浙，云贵，两江以及湖广地区，就连河南河南以及京畿一带，都有两广出产的新奇小吃食出现在杂货铺以及各地客栈酒楼之中，在给两广官府制造源源不断制造税收的同时，也将两广的富庶名声慢慢扩散开去。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民众连吃饱饭都难，两广却有精力大肆生产这样的新奇小吃食，要说两广不富庶鬼都不信。
同时，在住和行方面两广地区的发展也极为喜人。
两广总督辖下的工程营，掌握了大量青壮劳力资源，无论是在趁镇基建还是在道路桥梁的修建方面，两广方面都取得了极大进展。
特别是谅山至镇南关铁路线延伸，之前为了向贵州方面清军支援所修建铁路，这段时间也都连接起来，同时广东几大港口地带的小型货运铁路修建，都给两广方面带来极大便利和好处。
又有安南北部地区丰富的矿藏资源相助，两广的经济发展更添几分动力，几呈一片大好景象。
……
“咱们派去安南的人手，最近表现怎么样？”
当然，繁华的背后并不都是平和的景象，起码吴可没被两广欣欣向荣的景象迷惑，还知晓安南有大敌当前不可轻忽，
“回大人的话，据谅山方面传来消息，大半月时间咱们派去的人手，起码干掉了近千法国人！”跟在旁边的幕僚立刻恭敬回答。
“做得好，他们自身伤亡如何？”
吴可满意点头，而后眉头轻皱沉声问道。
“伤亡不大，还没过百！”
说起这个，幕僚忍不住眉飞色舞笑道：“咱们的人只是打游击背地里放冷枪，不与法国人正面相抗损失极小！”
“这就好，让他们继续保持，不要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吴可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满意微笑，点点头最后不忘提醒道。
“放心吧大人，前线将士心中有数！”
跟在旁边的幕僚急忙说道：“没将那帮法国人彻底打残之前，派出去的将士们不会轻举妄动的！”
“那他们有没有反馈后膛枪的效果？”
吴可脸上神色轻松，转移了话题继续问道。
“效果极佳！”
说起这个，幕僚脸上不禁神采飞扬，笑呵呵说道：“根据前线将士反馈回来的消息，他们带去的后膛枪威力不俗，特别是在射速方面，比起前膛枪占了极大优势，在小股人马交手时法国人只有哎打没有还手之力！”
闻言，吴可脸上露出丝丝得意之色。
这是乡勇队的又一桩成果……
自从他坐上总兵之位后，就一直十分看重火药武器的威力和未来。
当初跟随老丈人张亮基四下奔走剿匪平叛时，由于没一处稳固基地他便只好以采购军火为主。等到了安徽稳定下来后，他便要求手下后勤部门利用采购至列强的机器，试着自己制造火药武器。为此拨下大笔银子用做研发之用。
此时的火药武器真的只能用简陋来形容，千万别小瞧中国的工匠手艺，之前乡勇队大量装备的前膛遂发枪，经过两年多是的研究攻关，隶属于乡勇队的军工体系已经能够自主生产，虽然产量一直不怎么样。
到了两广赴任之后，听闻欧洲列强主力军队，开始大规模装备后膛枪械，吴可立刻动了心思不肯甘于人后。
待到隶属于乡勇队的军工厂全部搬迁到广州后，吴可便要求后勤军工部门开始研究后膛枪的构造以及制造工艺。
为了方便军工部门工匠研究，他还特意花高价从欧美采购数十杆最新式后膛枪，交由后勤军工部门人手分解研究。
经过近十年时间研究和发展，目前乡勇队后勤军工部门以及彻底解决了后膛枪的构造和制造问题，已经开办了一家专门制造后膛枪的兵工厂，每月可制造合格后膛枪近三十条，随着工艺成熟工人手艺逐渐熟练，相信产量还会有进一步提升，这一点吴可深信不疑。
虽然乡勇队自制后膛枪在靶场表现不俗，但没有经过战场检验终究算不得成熟产品，所以这次派遣精锐人马进入安南中部丛林打游击之时，吴可便干脆大方了一回将三千游击队全部装备了后膛枪。
现在看来，乡勇队制造的后膛枪效果不错，能得到前线将士的一致好评，证明乡勇队自制后膛枪已达到上战场的标准。
“法国人那边什么反应？”
既然知道后膛枪在战场上表现不错，吴可放心之余忍不住好奇问道。
“法国人的反应十分奇怪，他们竟然后退收缩防守！”
幕僚脸上闪过一丝潮红，显然心情激动到了一定程度。
“这很正常啊，法国人吃了亏，眼下本土又是那个情况没法求援，这时候不收缩防守难道还要跟咱们的人拼命不成？”
吴可不以为然说道，他又不是没跟法国人开过票，自然知晓法国人的德性，他们可不像传言中那般厉害。
……
眼见安南前线情况良好，吴可一时心情大爽，想要找个人好好分享一下心中喜悦，而是还在陕甘地区平叛的左宗棠便被他惦记上了。
知道左宗棠军务繁忙，吴可也不好过分打搅，于是便写了一封长信送了过去，将这些日子两广所发生之事，已经他的打算一一表明，信中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份由乡勇队一干高级将领讨论整理出来的，一份有关普法战争得失的分析报告，期间详细描述了此次战争的详细经过，最重要的便是吴可跟手下一干心腹将领讨论得出的心得体会。
“普军战争计划周密;兵员充足；动员、集结迅速；装备优于法军(在普军用身体检验了法军沙斯波式击针枪的优越性之后，普军就把部队撤到法军步兵射程之外，用优越的钢制克虏伯大炮痛击法军）。
到1870年，一支军队想靠近敌军已经非常不容易，普军步兵袭击法军，法军轻骑兵袭击普军阵地，都是伤亡惨重，普军最后之所以胜利，一方面是它的大炮，另一方面是他的兵力上优势，允许他们使用侧翼包围。
普鲁士的铁路网对于军事具有重要的意义。战后有英**事学家说：“德国铁路系统优越的运输能力，是它在1870年赢得胜利的一个有力因素。”在普法战争的各次战役中，正面进攻很难取胜，需要动员优势兵力从两翼包抄敌军。
而动员大量兵力进行包抄，就需要迅速调动部队，运输能力必须跟得上。普鲁士发达的铁路网不仅能够迅速地把大量部队运往前线，集结到作战地区，而且能够使部队的给养得到及时的补充。
比起普鲁士来，法国的铁路运输能力就有很大的差距。战争爆发后，它未能及时地调集足够的兵力。1870年8月初，当毛奇率领的37万普鲁士军队越过边境时，法国只能以24万多人的兵力相对抗。
据另一资料说，1870年8月2日，法国在边界上只能陈兵26.5万人，而普鲁士在莱茵河已集中了50万人的兵力。关于铁路运输与军事的重要关系。正如参与大战的某位普鲁士高级将领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在组织本国边疆的防御时，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不是把国土用要塞地带围起来，而是使铁路网布满全境，以保证尽可能迅速集中兵力。”
由于充分有效地利用了自己的铁路运输能力，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联军仅就投入战争的兵员数量来说，始终占有2比1的优势。甚至战后有军事专家夸张表示：北德联军投入的总兵力为120万，超过了拿破仑入侵俄国的一倍。
普法战争双方胜败的原因是：法国虽然常备兵上素质优于普军的征召兵，但政治**,战争计划不周，军队编制不合理(除近卫军外，平时无师、军两级编制，临战才编组)；动员、集结缓慢；后勤供应落后,作战指挥混乱。
此战表明全赖职业军人的做法是无用的，国家的军队应交给细心而有谋略的将官统驭，人数优势又再一次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
吴可之所以大费口舌的跟左宗棠说这些，除了跟好友分享心中爽快之余，也是提醒左宗棠欧洲的战争模式，早已与国内剿匪平叛战斗大不相同，完全就是国力和素质的比拼，谁也不能保证以后中国和洋人就没有武装冲突发生，所以在之前全面了解列强军队的作战模式，是十分有必要的事情……
第七百一十九章 烦恼
没多久，左宗棠的回信便到了……
在信中，他表示了对吴可以及两广清军的绝对支持态度。
和吴可一样，左宗棠绝对算得上朝廷的鹰派代表之一。不要说安南本就是中国的藩属国，就算不是只要有机会给欧洲列强找不痛快，左宗棠也绝对会举双手支持，尼玛的火烧圆明园之仇他还记在心里呢。
同时，对于欧洲爆发的普法战争，左宗棠除了表示惊叹之外，信中那股子浓浓的幸灾乐祸之意怎么也掩盖不住。
至于吴可在信中隐晦透露在安南的小动作，左宗棠的回信中也没明确白哦市什么，但是字里行间支持的态度已经显露无遗。
信中除了明确表示对吴可和两广清军的支持态度之外，也简单描述了一下左宗棠平息陕甘回乱的进展。
有老左出马，手下楚军能征善战，虽比不得两广清军精锐却也绝对是国内有数强军，轻松便将陕甘境内的回乱强势镇压下去。
先是陕西回乱被左部三下五除二轻松解决，回民叛军只能龟缩于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的甘肃。
此时左宗棠正率部全力追杀，此次回民叛乱最大的头目白彦虎。
1862年，趁朝廷平定地方叛乱地方空虚之机，为在西北地区建立伊斯兰教国家，陕西回民发动武装暴，乱，进行所谓的圣战，屠杀非穆斯林人民。
不是阿訇的白彦虎于1866年被推举为回民十八大营元帅之一，不识字，但骁勇善战，甘肃地区33次大规模战役中，有29次有白的参与。（以后十八大元帅里有七位战死：马正和、杨文治、张四明、王明章、沙学德、赫明堂、冯君幅；其他投降的有九位：禹得彦、崔伟、余彦禄、蓝明泰、阎兴泰、邹保和、陈林、马生彦、华大才）。
1868年3月，十八营再整编为四大营。陕甘总督左宗棠挥军西进，十余万回逆军且战且走。
话说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泾阳县官府纵容地主团练残酷压榨当地回族百姓，激起了泾阳、三原两县回民群众的愤怒，他们揭竿而起围攻两县县城。白彦虎参加了叛军，与清军周旋转战于省城一带，参加了围攻泾阳县城和攻打西安金胜寺等战斗。
同治二年九月，回民叛军在咸阳苏家沟(今属咸阳市渭城区)的据点被清军占领后，白彦虎率领一部分叛军经礼泉、乾州(今乾县)、邠州(今彬县)，到长武县的白吉塬，打败了清军陕西提督雷正绾部。
次年，朝廷派大批清军进行围剿，叛军被迫退至甘肃东部的董志塬，这时各路回民叛军开始联合作战。1866年各路回民叛军按营地整编为十八大营，由于白彦虎作战机智勇敢，善用伏兵，被推举为十八大营元帅之一。
1867年，乘驻陕清军主力东渡黄河追“剿”西捻军之机，白彦虎等率回民叛军杀回陕西。1869年三月叛军首领在董志塬聚会，改十八大营为四大营，白彦虎仍为元帅之一。
不久，清军攻陷董志塬，白彦虎等人率50万回民军北上宁夏金积堡固守，且返回陕西战场发动攻势。1870年冬，白彦虎率部撤至甘肃河州，后转赴西宁与清军激战，并联络当地回族、撒拉族和卡力岗藏族叛军继续奋战。
左宗棠在信中很自信表示，此时陕甘清军已在平叛战斗中占据极大优势，相信用不了几年就能彻底解决陕甘回乱。
当然在信中，他坦言对新疆的局面表示担忧，认为朝廷有必要出兵平叛！
看到这里，吴可也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此时的新疆也闹腾得厉害，而且还有俄国人插手其中，眼下陕甘地区还打成了一片废墟，新疆那头的麻烦可不好处理。
自从满清入关以来，新疆地区就从来没有平静过，朝廷更是在此频繁用兵平叛，新疆也都一直掌握在朝廷的控制之中。
1690年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发动叛乱，大肆劫掠当地百姓，向清朝中央政府发出强烈的挑衅信号。短短一个月，便到达距离北京仅700里的乌兰布通。
1690年7月至1695年2月，康熙皇帝两次御驾亲征，大败噶尔丹的主力，平定了边疆的叛乱，次年噶尔丹暴亡。这个穷兵黩武的准噶尔首领，最终落得个失败惨死的下场。
噶尔丹死后，准噶尔陷入部族恩怨纠葛中。其后代阿睦尔撒纳借助朝廷中央政府的力量成为“大汗”，但是他很快就反叛了。
1756年，乾隆皇帝开始平叛，顺利进入伊犁。阿睦尔撒纳仓皇逃窜至沙皇俄国境内，1757年因天花死于俄国。其追随者大小和卓也于1759年被打败，至此整个天山南北的叛乱终告平定。
1820年8月，大和卓之孙张格尔在英国殖民者的怂恿下潜回南疆掀起叛乱，他们烧杀抢掠，屠杀官兵，自封为统治者。1826年道光皇帝调兵进剿，于次年活捉张格尔，押解北京处死。此次叛乱，新疆地区开始出现内部叛乱者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的局面。
到了1867年，来自中亚的阿古柏在英俄的支持下，建立“七城汗国”，发动叛乱，占领了新疆大部分地区。
这就是眼下朝廷必须面对的情况，新疆大部已控制在叛军手中，彻底与朝廷失去联系。
对于新疆叛军首领阿古柏，作为大清顶级官员，吴可自然通过朝廷了解其出身以及侵占新疆的详细过程。
1820年，阿古柏出生于塔什干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其父伊斯迈特·乌拉，在村中负责替病人诵古兰经祈福。出生后不久，其父母离异，幼小的阿古柏跟随改嫁的母亲，其继父是村中的屠夫。数年之后，其母亲死去，阿古柏成为了孤儿，流落塔什干街头。
少年阿古柏面容姣好，被街头艺人收留，学到了精湛的舞艺。大约10岁的时候，他成为了一名“巴特恰”，也就是男扮女装的舞童。不久一名路过塔什干的浩罕官吏看中了他，将其收为自己的娈童，带回首都浩罕城，并将其转送给穆罕默德·卡里姆·卡希卡，马达里汗的侍从官。
1842年，马达里败于布哈拉汗国，战死沙场。布哈拉进占浩罕城，全国一片混乱。时任浩罕阿奇木伯克的卡希卡也加入对汗位的角逐中。很不幸，他失败了，而且丢掉了性命。
已经长大成人的阿古柏随即回到家乡投奔塔什干伯克纳尔·穆罕默德·库什，并将美丽的同母妹妹献给了库什，这样他获得了成为库什副官的机会。不久以后库什派其出任五百人长，负责镇压塔什干境内的哈萨克人起义。
阿古柏骁勇善战，屡立战功，1860年左右，晋升为阿克麦吉特（今纳罗夫斯基）伯克，成为拥有自己势力的一方诸侯。从此时起，当地百姓尊称阿古柏为“雅霍甫伯克”。
1864年，新疆民乱，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局势混乱。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尔（思的克）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决定派手下金相印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孙，号称“圣裔”的布素鲁克，立为傀儡。
1865年春，浩罕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领50名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
一到喀什，布素鲁克和阿古柏便组织兵变，将司迪尔逐出喀什。3月，司迪尔率7000余柯尔克孜兵回袭喀什。阿古柏此时显露出了超群的军事指挥能力，仅率100名骑兵夜袭敌军，击溃了司迪尔。
接收了司迪尔势力的阿古柏迅速组建了数千名士兵的军队，1864年4月11日攻克了英吉沙，并将司迪尔残部彻底逐出新疆。
在阿古柏扶持下，布素鲁克（布士尔克）于1865年4月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表明一统回部七大城（一般认为是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的野心。
4月下旬，阿古柏约叶尔羌阿奇木伯克尼亚孜为内应，偷袭叶尔羌，在巷战中失利。回军途中又遭遇库车和卓热西丁的军队，在罕南力克战役中复大败逃回喀什。阿古柏于是调整战略重点，转而攻击仍在清军守备下的喀什汉城。
1864年9月1日，清军守备何步云投降献城，清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举家自杀，残部被迫皈依伊斯兰教。
1867年，浩罕被俄国支持的布哈拉汗国再次战败，丢失塔什干，约7000名残部在玉努斯江率领下逃入新疆投奔同族阿古柏。得到这支生力军的阿古柏实力大增，连克叶尔羌、和阗。
就在此时，布素鲁克在喀什发动兵变，希望摆脱阿古柏，坚守41天后失败，阿古柏发动政变，把布素鲁克（布士尔克）逼下宝座，送去阿拉伯半岛麦加朝圣。
之后阿古柏立波罗尼都之子萨木克长子玉素甫的之子，亦是布素鲁克的堂兄买买提明即位，号称“卡塔条勒（卡塔尔勒）”。
第二年，由于卡塔条勒也不安心做傀儡，故当傀儡还不到4个月就被阿古柏暗中毒死。同时经过反复争夺，阿古柏终于击败了热西丁，夺取了阿克苏，统一了除库车之外的南疆。
1867年5月，随着阿古柏的不断胜利，他觉得不再需要傀儡了，于是他宣布取消“哲德沙尔汗国”，建立“洪福汗国”（又称“毕杜勒特汗国”），自封为“巴达吾来特哈孜(badaul-etqazi)”，即汉文史籍上的“毕杜勒特”（英语：badaulat，或译为“毕条勒特”，“毕调勒特”，意即“洪福之王”）。5月，攻占库车、库尔勒，侵占南疆。
“洪福汗国”以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作为最高法律，在各地设立宗教法庭，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其所占各地分为设立伯克作为当地军政长官，该政权对农民采取重税政策。
1868年，英国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次年阿古柏也派亲信米尔扎·沙迪赴印度会见英国总督，争取英国支持。英国决定向其赠送大批军火，并允许其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设立军工厂。
1870年，俄国也派人前往喀什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不过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英国仍然是阿古柏的主要支持者，期望能够通过支援阿古柏将俄国的扩张阻止在天山以北。
在得到大批先进装备后，阿古柏于1870年5月攻占了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河西走廊的联系，并收降了以白彦虎为首的陕甘回族叛军残部，实力进一步增强。到1871年底为止，迪化、玛纳斯、鄯善先后被阿古柏攻克，同时俄国为阻止阿古柏进一步扩张，出兵占领伊犁，
这样，清军除塔城、乌苏等少数据点外，已经全部从新疆消失。阿古柏成为了全新疆的主人。
新疆的变故震惊朝野，让吴可哭笑不得的是，因此朝廷还爆发了一次严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基于历史的争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虽然很早就达到了海岸线，但几乎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的开拓。
中国的外患主要在北面（包括东北和西北），而海疆在明代以前都是最太平的边界。所以此前很少有人在战略领域关注过与海洋有关的因素。
而受长期的陆权思想影响，加上晚清政府采取背海向陆的政策，中国的国门终于1840年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所打开。西欧海权和俄罗斯陆权同时进军东亚，遂产生“千古未有之巨变”。
中国近代，是一个复杂、多变，充满苦难的社会转型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古今中外矛盾错综交织。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平复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边疆危机叠生，尤以东南海疆和西北边塞为甚。
解决何者为先，重臣们各抒己见，分歧明显，逐渐形成“片面海防”“片面塞防”和“海塞并重”三种声音。
于是，让吴可感觉有些可笑又可悲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兴起。
而海防与塞防之争源于新疆之变，之前有阿古柏政权进犯北疆，俄国侵占伊犁。英国为防新疆落入俄国之手，不仅在外交上承认阿古柏政权，还向其提供武器，同时土耳其帝国也阴谋插手新疆地区，使得西北边疆危机重重。
与此同时，日军借口牡丹社事件，大有进犯台湾之意，于是东南沿海防务又告危急，由此直接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
作为主张海防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以“海疆备虚”为由，奏请朝廷暂罢西征，放弃塞防，建议“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而作为塞防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则极力反对，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这场大讨论一直持续了数月之久。
另有“片面塞防”以湖南巡抚王文昭为代表，认为“我师退一步，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建议朝廷全力注重西征；而“海塞并重”前有林则徐后有左宗棠，林则徐有广东“硝烟”和新疆“平乱”之体悟，深知“海塞并重”不可轻费。左宗棠师承林则徐，驳斥李鸿章“停撤西塞用兵、饷银挪用海防”的观点，认为新疆不收复，蒙古难保，提出“并重”主张，避免专注偏向。
作为左宗棠的坚定盟友，两广总督吴可自然也是‘两面兼顾’的支持者。
作为守御南疆之重臣，吴可的话还是非常有分量的。
虽然朝廷一直都没有讨论过，但安南的情况朝廷又不是不清楚。让一干朝中重臣哭笑不得的是，堂堂的大清藩属，安南竟然被伪大成国叛逆以及列强法兰西军队霸占，任由两方人马大打出手而无可奈何。
不说叛逆黄鼎凤如何如何，至少其和部下数万人马，是被两广清军赶到安南地界的。可是法国人就不同了，任谁都看得出这帮家伙狼子野心，一力侵占安南国土地显然没安什么好心。
虽然不满，可是朝廷不愿跟法国人产生正面冲突，尤其法国人还有一支实力不俗的远东舰队，这使得两广还有闽浙沿海地带受到极大威胁。
而南方地区又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怎么可能拿之轻易冒险，尽管两广总督对这样的危险并不在乎，可朝廷在乎啊。
尽管吴可隐晦的表示两广清军已做好准备，随时都可听从朝廷调遣，直接加入安南内部战事之中，并有把握将法国人以及叛逆黄鼎凤和其部下全部赶离安南境内，也不需要朝廷出兵相助，单单依靠两广清军便可解决问题。
就连法国远东海军，以两广水师此时的战力，想要解决也不算什么难事，就算互拼消耗也能将法国远东舰队耗死，可惜的是朝廷根本就不相信，以为吴可在说大话……
第七百二十章 水生火热
要说‘海防’与‘塞防’之争，就不不得不说所谓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也是后世公认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得到非凡赞誉，谥号“文忠”是清帝表彰他终身维护朝廷权益辛劳所赐，维新派尊他为“首”，颂他为习洋“技”开先河，当下依旧对他推崇，赞他变革开拓，范文澜评之“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1785年8月30日，林则徐出生在福建福州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人生轨迹按封建仕途前行，20岁中举人，26岁金榜题名中进士，后历任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成为汉臣中受清帝重用之人。
1838年，林则徐受命广东禁烟，改变天朝对外夷的陋见，知觉“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论断之愚昧，接触外部世界，采访夷情，收集外文书刊，招募低出身懂洋文的百姓入钦差行辕，翻译西方著作。其组织翻译的《四洲志》问世，为国人打开世界人文地理之门。
林则徐禁烟深得人心，又兼整顿海防筹备战守，使得洋人在广东灰头土脸，鸦，片贸易就此阻隔。英军不甘受制，悍然发动战争，清军整饬不力，节节败退，割地赔款，林则徐为此削去官职充军伊犁。
其途经扬州，赠送魏源《四洲志》译本，《海国图志》由此出版，“善师制夷”影响至今。1846年，清道光皇帝重新启用林则徐，授陕甘总督、云贵总督要职，1849年林则徐称病告老还乡，途径长沙，接见左宗棠，尊为上宾，两人彻夜畅谈，在国人众议抗英海战之时，林则徐深感西北边防威胁日近，国境守备薄弱松弛，沙俄骑兵驰骋无阻，预见“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其死后十余年，沙俄兵不血刃侵占清国150万平方公里，不详预言终成现实。林则徐对广州十三洋行的担忧，对禁烟失败的不甘，临终不忘“星斗南”，终成历史铭记的民族英雄。
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离粤之时向奕山贡献六策，首要即“海疆长久之计”乃筹办“外海水师”。林则徐担忧“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这一反省，从重陆防转变为重海防，击碎中国千年重陆轻海的陋见，提出“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的思想，坚定认为要保卫陆上城邑，须有水师控制大海。
林则徐“制海权”思想的萌芽早于洋务派二三十年，这是封建王朝军事思想史的重大突破。
后来林则徐被贬新疆，却心系国运，了解边疆史地，其对沙俄“威震邻国，开疆拓土”虎视新疆，对英吉利逼近叶尔羌和戈会哈威胁西藏，分外担忧，寻找边防固达之道。其亲临喀什噶尔，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离去之前，摘抄《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城垦田原案摘略》《巴尔楚克等城垦田案略》《哈密厅卷宗》等手卷，获赠《卡外与图》，从历史地理中寻找“备边之法”。
林则徐深知疆民之苦，坦言“回子至愚极懦，且极可怜。自汉官以至兵丁，使唤之甚于犬马，其贸易放债之汉民，欺骗之、盘剥之，视若豕羊而已”，规劝清廷重视善待。其提出治边方略：其一，要防外夷入侵，必须屯田守边，尤其巴尔楚克，要广为开垦，使之成为边疆重镇；其二，要安定回民，改变民族偏见。
林则徐从安边富国的大局出发，驳斥回族会因“富强而生反侧”的谬说，主张减轻粮税，招回分田，使贫穷回民得以安定，其塞防思想互为表里因果，“屯垦、屯边、固边”层层递进。
林则徐海塞并重，有预见，为后续事变证实。“海塞并重”思想也在左宗棠和沈葆桢手中开枝散叶，影响深远。
而李鸿章对海防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他的万言《筹议海防折》上。李鸿章深谙中国政经中心俱在东方，天然海洋屏障拱卫了财富，而鸦，片战争不仅震惊国人也震动国基。
其深知清廷国库空虚，提议在新疆采取守势，静观其变，运用以夷制夷，使英俄相互牵制，以待日后收复国土。如此清廷就可拨西北军饷用作东南海防，壮大海军。
李鸿章强调新疆界于俄英印及波斯之间是敏感地带，清廷“饷力、人才实有不逮”，应集力海防，暂缓塞防。针对国内形势，李鸿章开出药方：变革奋起，其呼吁遵循实事求是，务实求真，兴办洋务。对外惧战以求自强发展的和平环境，切不可逞意气孤注一掷，视国事为儿戏，内政不修，则“战守皆不足以恃，而可亦不可久也”。
他说列强凭借海船火炮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中国仍“犹欲以成法制之”，如患者不论何种疾病皆以古方治之，肯定不能见效。因此他认为“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其倡导“变”是指军事制度变革，建立新型陆海军；改革旧式科考八股，培养新式科技人才，这点倒是很受吴可等有识封疆的赞同。
对李鸿章“暂缓西征、全力海防”的观点，左宗棠竭力反对。他认为新疆、蒙古和京师连为一体，新疆失守，连锁反应，危机京城。因此他主张水陆并重，一边收复新疆，一边加强海防。
左宗棠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认定是进军新疆的好时机。回民叛乱已然平息，新疆叛乱势力尚处萌芽，非根深蒂固，英俄皆对新疆虎视眈眈，沙俄已占伊犁，以夷制夷的策略失效。
此时，沿海地带海防形势较塞防缓和，列强多忙欧洲战争和财富争夺，中国趁时出兵新疆，收复失地，如若不然，日趋严重，尾大不掉，愈加棘手。
其清醒认识到“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攘我伊犁，必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军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同时他表示东南海防局势没看起来那般困难，朝廷难道忘了东南沿海还有一位实力强劲的两广总督吴可。
以他对吴可的了解，除非远东英法联军再次联合出兵，而且还只能海军配合，才有可能于两广沿海地带成功登陆，否则列强军队绝对讨不到好去。
而此时新疆局势已经糜烂，朝廷再不动手平乱，等到乱军彻底稳定局势，朝廷再想有所动作，所需付出代价可不是眼下能比，就不知朝廷到时有没有那个财力跟魄力？
左宗棠原本只是一番实言，谁料却给吴可惹来不小麻烦……
而应左宗棠之请，吴可虽严密监视安南局势难以抽身北上，但还是发来奏折参与此次‘海防’与‘塞防’之争。他自然站在左宗棠一边，历史证明左宗棠的“海防”与‘塞防’联合才是正理，他自然不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在奏折之中他几乎是拍着胸口保证，有他吴某人和手下部队存在，起码两广地区海疆不用担心，列强想从两广占便宜绝不可能。
……
朝廷反复斟酌，最后决计采用海塞并重的方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速筹进兵，节节扫荡”；同时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吴可从旁协助，两广水师作为南洋水师主力办理。
得，搞来搞去结果最受伤的，却是两广方面。幸好两广实力强劲吴可并不在乎朝廷的支持，否则还不得被气炸了肺？
……
话说清廷发迹于东北，叩关南下，建立帝国，据历史经验，重视陆疆，轻视海疆。康熙晚年曾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而沙俄在北方入侵暂时让清廷放松了海疆。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津，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大清王朝渡过了覆灭危机。清廷常年作战，割地赔款，也已疲惫不堪，面临崩溃。
此时，西洋列强，沙俄日本，俱穷凶极恶。1865年后，清廷边境狼烟再起，沙俄以“代管”名义，进占伊犁，英吉利从中作梗，支持南疆叛乱，承认叛军阿古柏政权，试图分一杯羹。
陕甘总督左宗棠，七年一剑平定西北。到了1873年，左宗棠终于腾出手来，一边派军进驻河西走廊，一边向朝廷报告，准备进军新疆收复失地。
同时东海硝烟弥漫，1874年新兴日本为转移因改革维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入侵。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舰“安澜”和“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
清军到来，给予日军强大震慑。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到北京谈判，清廷因西北阿古柏叛乱，中法关系日趋紧张，两广总督吴可指挥手下亲自参与安南内战抽不得身，加上英美法三国调停，决定妥协。
经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日本的突然举动，震动清廷，朝野哗然，再次引发了举世瞩目的海防、塞防之争。
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递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强调海防，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措施，请求饬令有关大臣讨论。
11月19日，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请人代递上《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海军分区设防并统一指挥，要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分辖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
清廷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条陈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及将军讨论，限一月内复奏。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本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因其“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别咨请其参加筹议。
此次争论，海塞防三种观点，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个实权派之争最为引人注目，两方派系各逞手段在朝堂展开激烈争论。
海防与塞防之争“复奏”期矛盾焦点在于防俄还是防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直隶总督李鸿章、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浙江巡抚杨昌睿、两江总督李宗羲等共同认定日本“阴柔而有远志”，甚于沙俄，沙俄“志在蚕食，不在鲸吞”，日本却是“志在鲸吞，不在蚕食”。
而醇亲王奕环、盛京将军都兴阿、漕运总督署山东巡抚文彬等认为“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沙俄是最大敌手，当务之急是“严备俄夷”。
海防与塞防之争焦点在于传统与现实交锋。传统派和洋务派，争论如何救国，是固守封建礼教典章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以大理寺少卿王家壁、通政使于凌辰为代表的传统派，寄希望“天朝上国”文物制度抗衡西方工业文明，以“天朝礼治文化”应对西方强权政治，指责李鸿章“以夷变夏”是卖国。
而以李鸿章、沈葆桢为代表的洋务派直面惨淡，主张“舍变法用人”。传统与现实之争，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深化，是对政权顶层设计的新思维和新主张。
海防与塞防之争，反映清廷已成“亲贤夹相辅助，主国三公，事权无不下移”的行政体制，军**政大事，集思广益，广泛咨询，由疆臣复奏，海防之议参与者涉及淮系、楚系、南方三督系，守旧派、清流派等不同利益集团。
左宗棠感叹：“臣曾督海疆，重参枢密，窃见内外政事，每因事权不一，办理辄行棘手。盖内臣之权，重在承旨会议，事无大小，多借疆臣所请，以为设施。外臣之权，各有疆界，虽南北洋大臣于隔省事，究难越俎。”
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微妙，集权衰落，权力下移，决策迟缓，处处受制，诸强时常“空言搪塞”，大员不能“内外一心”，谋私利轻国利之风甚重，清廷只能折中“海塞并重”。
晚清边疆危机是海权和陆权地缘政治争夺结果，从阿基里德到亚里士多德都从海军强弱中看到国家兴衰。原本历史上的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了系统的“海权论”，指出海权即是利用和控制海洋视为世界历史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海上军事力量和和平商贸航行，前者是海权基础，后者是海权目的，二者相辅相成。海权是国家获得世界霸权的基本途径，是国家竞争、敌对和战争暴力的记录，控制世界必须控制海权。
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了系统的“陆权论”，倡导联系地理、历史与政治的新地理学，指出“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
心脏地带指欧亚大陆的中心和北部，大约900万平方英里的范围，包括东欧和中亚一带。心脏地带没有可通往海洋的水路，是一块联成一体的陆地，除了一些亚北极区的森林，适合陆地力量的机动。
而世界岛指亚欧大陆，是世界政治的地理枢纽地区。海权论和陆权论是西方地缘政治学中最基本的两个理论流派，它们各自强调单一地缘因素的重要性。
不论海权论与陆权论是否客观地解释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形态，但至少在主观上影响了国家的对外行为。海权论和陆权论都强调强对抗，国家间把海权与陆权的争夺和战争看作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和基本主线。
……
中华民族是大陆性的民族，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却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开拓。明代以前中国外患集中在东西北，海疆除小股骚扰外较为太平。
清廷晚期被西欧海权和沙俄陆权攻击得毫无还手之力，产生千古未有之巨变，过去的故事现在依旧演绎。
传统中国塞防是西北边防，左宗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竭力反对牺牲“塞防”保全“海防”，那时“塞防”主要是新疆，现今又多西藏。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地理位置重要，既是中国石油蕴量较大之地，又是中亚方向陆路进口油气之主道，聚集了“三股恶势力”。
作为历来是民族迁移交融和多民族杂居以及多种宗教广泛传播的地区，新疆从不是一块太平之地，历史上没完没了的分离、分立和分化现象重复上演，隐患重生。
西藏，作为一块天然屏障，地势险要环境恶劣，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朝廷重臣魏源曾曰“卫藏安，而西北之境安”。
第七百二十一章 风云激荡
清末中国国防威胁海上居多，迫使中国由背对海洋转为面向海洋。中国之败，非兵员疲船体破，而是观念、技术和体制的全面落后。
黄海、东海、南海以及台湾海峡，连接西太平洋，链接八个国家，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和生存发展的重要空间。
中国疆土之大，邻国之多，面临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海防塞防之争，曾经有，现在有，以后还会有。需要的是力量，依靠的是团结，凭借的是果敢。
光绪元年（1875）4月，朝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吴可与沈葆桢督办南洋与东洋海防事宜。
至此，“塞防”与“海防”之争大体说得上尘埃落定。
……
一场突如其来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不仅在朝堂上引起轩然大波，同时也将大半个中国的政治力量牵涉其中。
吴可和两广清军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海防’与‘塞防’之争刚起之时，便有风声传出朝廷准备调换两广总督人选。
他没有跟朝廷直接反目，而是策动发起两广清军大部，从陆地以及海洋两方面，借口安南国求援之请向安南境内杀去。
无论是朝廷还是安南方面的安南军以及法军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安南国一直都有向朝廷和两广方面求援，没想到两广清军不声不响的答应了并还出兵数万！
与此同时，一直被安南军和法国联军压着打的黄鼎凤突然奋起，近四万大军倾巢而出，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将跟前法军击败，一连追杀近百里才收住攻势。
随后两广清军主力从谅山杀到，黄部不敌连连丢城失地，清军一鼓作气拿下战火连绵的安南中部大半地区，会通黄部溃军一前一后冲入安南南部地带，一场延绵近半年的混战过去，将好不容易保有最后一点地盘的安南军队，以及士气低落无心作战的法国人赶出了安南。
等朝廷得到消息，慌慌张张下令两广清军停手之时，一切都晚了两广清军一般主力涌入安南参战，不是想撤就能撤退回来的。
朝廷好不慌乱，甚至一度传出要治两广总督吴可的罪，结果都被朝堂上的部分中立大臣，以及大半洋务派重臣阻止。
期间法国驻中国公使向朝廷发出严重抗议，要求两广清军立刻撤出安南国境，与身处安南地区的法军脱离接触，否则后果自负云云。
英国佬也跟着凑了个热闹，英国驻中国公使也跟着喊了一嗓子，当然只是口头威胁并没有其它动作。
可就是如此，朝廷也被吓得不轻，所幸安南战事不过小半年便有了结果，战斗力低下的安南军队以及士气低落的法国部队，在混战中根本就不是黄部以及两广清军主力对手。
特别是两广清军主力一部，清一色后膛步枪以及便于携带火炮助阵，火力猛烈之极无论安南部队还是法军部队都吃不太消，根本就顶不住清军将士的凶猛攻势，不是一触即溃也差不了多少。
法军被赶出安南地界后自然不甘失败，法国驻远东海军悍然出动，不顾朝廷警告对两广沿海进行骚扰破坏。同时法国公使还恶狠狠扬言要清廷好看，一副列强跋扈嘴脸嚣张之极。
谁料两广水师甲乙丙三支舰队清朝而出，于北部湾海域与法国远东舰队相遇，双方当即展开激烈炮战。一时间北部湾海域[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商船渔船绝迹喊杀声惊天动地。
海战持续了足足小半天时间，数十艘以风帆蒸汽动力为主的战舰在海面上往来追击，数百炮口不顾危险直直对轰损失惨重，最后以法国远东舰队最先承受不住，率先撤出战斗才告终止。
两广水师损失惨重舰队伤亡近半，无力追击只能眼睁睁看着法国舰队跑路，旁边还有观战的英国舰队虎视耽耽，两广水师将领可不敢冒险。
此次北部湾海战震惊中外，两广水师依靠优势兵力取得最后胜利，可惜伤亡年太大战船损毁或者重创者达到半数以上，几乎失去战斗力。
而法国远东舰队情况更惨，在海战中直接损失了三份之二的兵力，只有区区三艘遭遇重创受伤不轻的战舰见机得快，在英国远东舰队的帮助下成果逃脱，不过它们已彻底失去战斗力几乎没了威胁。
两广清军在水陆两面同时大胜法国部队，一时风头大盛国内官民无不振奋，这是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在正面战场上完胜列强军队的战斗。
接下来两广清军上下自然获赏无数，两广总督吴可更是破天荒的受封三等公爵之位，可谓有清一代汉臣之魁首。
朝廷高兴之余自然又想收权，京师再一次传出朝廷欲调两广总督风声，而且这次传得有鼻子有眼说趟在病榻上的慈禧太后已经下定决心。
可惜的是法国人不甘失败，被赶出安南地域后剩余五千残兵柏将盘踞老挝以及柬埔寨等地，不时发动越境偷袭杀入安南境内。
与此同时，法国公使也气急败坏一再与朝廷交涉，各种威胁之语给兴奋不已的朝廷狠狠泼了几盆冷水，让朝中上下知晓事情绝对没完。
这时某些想摘桃子的朝中重臣以及八旗勋贵打了推堂鼓，别看两广的桃子诱惑之极，但有本事并有胆量去摘的却连一位都无。谁都知晓一旦接任两广总督之职，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法国部队的挑衅。
此时整个大清国内，除了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左宗棠的楚军之外，没哪位封疆大吏有底气承受法国部队的怒火。
可李鸿章与左宗棠根本抽不得身，于是吴可担任两广总督十来年后，因法国人的不断挑衅，竟奇迹般继续担任两广总督一职。
战后两广清军占据了安南中部精华地带，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安南南部边缘地带。而黄鼎凤部则占据安南南部地区，还有部分老挝和柬埔寨地域，势力范围与法国人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一手当然是吴可与黄鼎凤暗中分配好的，为了这一天两广清军可是足足做了近十年准备！
待到安南战事逐渐稳定下来，两广总督衙门立刻开启对安南控制区的开发行动。无数物资与人员第一时间调派过来，镇南关至谅山铁路延伸而出，迅速向安南中部精华地带蔓延而去。
与此同时，大皮隶属于乡勇队后勤产业以及外围势力，有组织的纷纷向安南中北部地区转移，短短大半年时间便轻松转移了五十来万百姓定居于安南控制区。
等到移民安置事务步入正轨，时间也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朝廷又一次风传两广总督吴可即将调任之时，小日本突然对台湾动手并引发朝廷‘海防’与‘塞防’之争。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相结合,日本逐渐走上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直接将侵略矛头指向了琉球、朝，鲜和中国。
日本向外扩张,将主要目标指向了中国，其第一步便是想仿照西方列强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1870年10月,日本派使臣柳原前光前来中国要求订约,中国最初的态度是可以通商而不必订约,既而在柳原前光的劝诱和恫吓之下,竟答应订约。1871年7月,日本派议约专使大藏卿伊达宗城和副使柳原前光来中国,清政府派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双方在天津进行谈判。
1871年9月13日,中日签订《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条约没有列入“一体均沾”的最惠国条款,也没有给予日本内地通商、长江航行的特权,而且规定各项权利是相互的。
日本政府对条约不满意,1872年5月再度派柳原前光来华要求改约,被李鸿章拒绝。日本当时正积极准备对台湾、琉球、朝，鲜进行侵略,急于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便决定批准条约。
1873年4月日本派外交大臣副岛种臣来华换约,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借此窥探清政府对台湾、琉球和朝，鲜的态度,寻找借口,以便实施侵略活动。
而日本对台湾进行侵略活动,借口便是所谓的琉球漂民事件。
1871年11月30日,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进贡船,离开琉球那霸港驶往中国。不幸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幸还,另一艘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该船共有船员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陆。
登陆的琉球人和岸上的高山族人发生冲突,54名被高山族杀死,12名逃出,在凤山县受到清政府的保护。同年12月11日,又有琉球八重山岛民的两艘进贡船离开那霸港开往中国,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下落不明,另一艘于12月28日漂到台湾,45名船员同样受到凤山县政府保护。
1872年2月,前后两批琉球难民57人,由当局送到福州的琉球馆,7月平安回到那霸。
琉球人被台湾高山族杀害的消息传到日本,朝野大哗。鹿儿岛县厅参事大山纲良上书内阁,要求政府出兵“讨伐”。这本是中国台湾人和属国琉球人之间的刑事案件,和日本毫不相干,用不着日本出头,日本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台湾的武装侵略。
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琉球,是中国的属国。1372年琉球开始向明朝朝贡。明亡后,1651年,琉球开始向清朝朝贡,每二年一贡,同清朝建立新的、稳定的宗藩关系。
而历史上琉球同日本是对等的关系，到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日本藩侯萨摩以武力入侵琉球,强迫琉球向萨摩“进贡”,“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琉球王国的独自体制”。日本企图占有琉球的行动,从开始便受到琉球王国的抵，制。
1874年5月,就在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时,琉球国王照样向中国派出了进贡使节。
为发动侵略作准备,1873年3月,日本利用同中国互换条约之机,派副岛种臣到中国,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琉球的态度。行前日本天皇训示副岛种臣,以清政府是否以台湾全岛为所属之地,采取三种不同的策略。
4月30日,副岛种臣在天津与李鸿章会晤,互换中日条约。5月,日本使团前往北京。6月21日日本副使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会晤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等。
柳原前光询问三件事:“一询澳门是否中国管辖,抑由大西洋主张;一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该国自主,中国向不过问;一即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之事,拟遣人赴生番处说话等语。”日本翻译官郑永宁进一步解释说:“若台湾生番地方,只以遣人告之,嗣后倘有日本人前往,好为相待,其意皆非为用兵等语。”
可是,柳原前光又以“日本即将讨伐台湾生番”为挟要求在觐见同治皇帝的礼节上获得特殊待遇。从以上言语可见日本人抱藏野心,朝，鲜、台湾都在日本觊觎之中,又可见日本人在出兵问题上之狡猾。
针对日本人的探问,清政府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毛昶熙、董恂答道:“??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
柳原前光争辩说琉球属于日本版图,并说“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番??者何?”毛、董两人答道:“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柳原前光又说:“??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是以我邦将查办岛人,为盟好故,特先告知。”总署大臣“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句话应对失措,给日本人留下了把柄。
按照国际法,有几点是十分明确的:一、琉球不是日本领土,琉球人不是日本国民。日本以琉球人被害主张权利,于法无据。
二、台湾,包括??番??地,为中国领土,高山族人是中国国民。三、日本将琉球漂民事件作为借口侵略中国台湾是违反中日条约义务的。《修好条规》第一条明确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四、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可惜，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有人便主张出兵先攻取台湾和福州。琉球漂民事件发生后,日本借此谋划出兵侵略台湾。
1874年1月,日本政府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鉴于国内外形势认为对台湾出兵实为必要,于是责成参议、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和参议、大藏卿大隈重信负责此事的调查研究。
2月6日,大臣参议会议同意二人拟订的《台湾??番??地征伐要略》。要略确定把台湾生番视为无主之地,以取得出兵依据,并先赴台湾侦察,然后从熟番之地登陆,而且明确不与中国讨论琉球归属问题的方针。后由陆军大辅西乡从道对攻台问题作具体研究。该要略刻意将台湾生番说成是无主之地,目的在于把侵略台湾说成并非侵略中国,因而并不违反中日《修好条规》。这完全是诡辩。
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事务局局长;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又任命外务省雇用的原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台湾事务局准二等出仕,作为西乡从道的助手。4月9日,西乡从道率舰队赴长崎,准备出兵台湾。
英、俄、西班牙等国驻日公使风闻日本将出兵台湾的消息,纷纷向日本外务省质问。英国害怕中日冲突会影响英国对华贸易,更不愿日本独占台湾,因而反对犹烈。诸国也向背后支持日本的美国政府表示抗议。
美国对台湾也是素怀占领野心,1867年美国曾以失事船员被台湾高山族人所杀为借口,派舰入侵台湾,但遭到失败。此时,日本计划侵略台湾,美国则给予积极支持,妄图利用日本充当在中国扩大侵略的急先锋。
熟悉台湾情况的美国人李仙得为日本侵台献计献策,另有三名美国陆海军军官参加日本侵略军,美船“纽约号”受雇为日本运兵。在各国压力之下,美国不得不要求日本停止李仙得等人参加侵略军,并撤消“纽约号”的雇用，但外国的压力并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
第七百二十二章 风云激荡（二）
1874年，日军3600人共分三批出发,4月27日“有功丸”搭乘日本新任驻厦门领事福岛九成驶往厦门,5春”、“三邦丸”、“明光丸”开往台湾社寮港;
5月18日西乡从道以“高砂丸”为旗舰,率兵开往台湾。￡∝UU小说，www.uu234.com5月21日日军沿四重溪搜索遭到高山族人攻击,22日爆发“石门之役”。当日西乡从道率舰队抵达社寮港,随即展开攻击。
这场战役中,高山族人伤亡者合计达70余名之多,牡丹社酋长父子战死。日军伤亡者有20余名。6月1日日军发动“牡丹社之役”,出兵分三路围剿高山族人。
6月5日,日军攻破牡丹社,并焚毁多社。但高山族进行顽强抵抗,时常从山中出来袭击。日军防不胜防,终不能胜,只得退守龟山,在这里建造都督府,设医院,修桥梁,筑道路,开荒屯田,作长久之计。时日军中疟疾流行,2000多人患病,500多人病死,日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而清政府不但对日本侵台消息得的晚,而且知道情况后反应迟钝,措施不力。中国开始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一无所知,最先告诉中国消息的还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李宗羲均咨报日本兴兵赴台湾各节。
总理衙门采取如下对策,“除由臣衙门照会该国外务省切实诘问外,臣等公同悉心商酌,此时该国动兵与否,尚未明言,固未便操之过急,而事必期于有备,患当杜于方萌,应如何按约据理,相机辩阻,及如何先事筹备,……拟请钦派开望素着、熟悉洋情之大员,带领轮船,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情形,妥筹办理。”
而上谕云:“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
人家已经打上门来了,朝廷还担心“操之过急”,不过“诘问”而已,并拟“按约据理”、“相机辩阻”,“察看情形”、“相机筹办”,明显措施不足。
中国官员对日军的行动进行了有力的批驳。5月3日,福岛九成在厦门会见知府李钟霖,递交了西乡从道致闽浙总督李鹤年的照会。照会一心掩饰侵略,将侵犯刚签订《修好条规》不久的与约国,说成是稍示惩罚生番,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要求中国地方政府将躲藏的生番抓住交给日本兵,日本人之虚伪和狡猾可见一斑。
5月11日,闽浙总督李鹤年复函西乡从道,内称:“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贵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径行命将统兵前往,既与万国公法违背,亦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三两条不合。……琉球岛,即我属国中山国疆土,该国世守外藩,甚为恭顺,本部堂一视同仁,已严檄该地方官,责成生番头人,赶紧勒限交出首凶议抵。总之台湾在中国,应由中国自办,毋庸贵国代谋……应请贵中将撤兵回国,以符条约而固邦交可也。”
应当说,李鹤年的回函对琉球漂民事件如何处理作了正面回答,要求日本撤兵也有理有据,但是西乡从道接到复函后,不仅毫无撤兵之意,反而加紧向高山族进攻。
5月11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外务省进行诘问。照会云:“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立郡县,即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之属。……此次忽闻贵国欲兴师前往台湾,是否的确,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倘贵国真有是举,何以未据先行议及,其寄泊厦港兵船,究欲办理何事,希即见复,是所深盼。”
照会用语软弱,无强烈抗议之词,更无针锋相对之意,对台湾生番所置“向未绳以法律”之词,十分不妥,授人以柄,日本正是借生番是“化外之民”出兵台湾的。
日本外务省对照会要求立即见复置之不理,直到9月才复照,且态度极为横蛮。复照称日本出兵是根据柳原前光和毛董两大臣会谈之意行事的,真是强词夺理。
5月28日,日本派驻中国公使柳原前光抵到上海,福建布政使潘等人与柳原前光会面,进行诘问,要求退兵。
随着事态的扩大,总理衙门也知道徒以口舌不能解决问题,准备用兵。5月29日,总署恭亲王奕欣在奏折中称:“因思日本兵船,既赴台湾,且有登岸情事,必须沈葆桢迅筹办法,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使彼无隙可乘,庶几潜消隐患。”
不久上谕准奏,并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福建布政使潘为帮办。5月31日朝廷接李鹤年奏,报告了西乡从道的照会及复函情况。6月5日朝廷又接李鹤年奏,称已向凤山、澎湖、厦门调兵,并阐述了对日军策略:“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
实际上,这也是朝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当之处在于,一是将台湾和生番分论,二是将日军攻打生番和攻击台湾腹地分开,并采取差别很大的对策,这就给人造成日本攻击台湾生番并不是侵略中国的印象,不利于中国依据国际法对日斗争使得以后对日谈判处于被动境地。
这种政策也显示出清政府恐惧战争的心理。当然清政府也不是束手坐待,开始购船买炮,并请洋教习教授,准备接战6月9日朝廷再接李鹤年奏,报告日军与生番接仗及派人前赴台湾与西乡从道按约理论的情况。
上谕云:“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
6月中旬,沈葆桢和潘到达台湾。一方面同西乡从道交涉,要求退兵;一方面招募兵勇,修筑炮台,加强军备。此时清政府也有了进行战争的决心。
上谕指示:“沈葆桢等务当与之极力理论,断不可任其妄为,倘该国悍然不顾,亦当示以兵威,不得稍涉迁就,致误事机。”
6月22日,潘持沈葆桢致西乡从道的照会和柳原前光的函会见西乡从道,与之反复辩论。由于日军进展并不顺利,中国战争准备越来越充分,西乡从道已有退兵之意,但心有不甘,因此露出索要兵费赔偿之意。
日军在台湾进展不利,而中国备战方殷。7月日日本政府讨论“善后策”,作出《出师之议》,决定扩大战争,并向陆海军两省下达了备战的指令。
日本立即向诸道征兵,购买兵舰,准备大战。中国也积极备战,在澎湖诸岛建造炮台,在台厦间敷设海底电缆,向德国购置毛瑟枪,向丹麦订购铁甲舰。并不断向台增兵,“一时兵勇骤增,声势颇壮。”
但双方并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日本妄图通过谈判获取胜利果实。7月16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四等出仕田边太一来华,向柳原前光传达政府关于对华谈判的要领和须知:“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当以此次机会,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开启朝，鲜自新之门户。”
清政府因“备未实修,未能遽战为虑”,“窃计持之日久,又恐日本兵在番界,乘暇勾结番族,转得固垒深沟,为备我之地”,也想早日解决此事。
7月24日,柳原前光偕郑永宁到天津会见李鸿章。李鸿章严词驳问,柳原前光则一味抵赖。7月30日,柳原前光到达北京,8月7日,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与总署大臣会见,以后又多次会见。柳原前光“先递照会一件,则谓台湾生番,为无主野蛮,本不必问之中国。”
总署大臣“随责以台湾生番,系中国地方。”“琉球之事,应由该国王清理。”“生番隶台湾版图,应如何抚绥归化之处,中国有自主之权,应由中国自行议办。”双方相互辩驳,没有结果。
中日间的谈判没有什么进展,两国政府都有些着急。8月5日,日本天皇发布敕语,任命内阁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办理大臣,来华谈判,企图打开僵局,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
9月6日,大久保利通到达北京。从9月14日至10月23日,中日间举行了八次交涉。大久保利通一要中国承认日本进攻台湾是所谓“义举”,二要中国赔偿兵费,开口要价二百万两。
清政府只求日本退兵,而不论是非曲直,甚至“不责日本此举不是”,可以出钱,但忌讳“赔偿”二字。最后,由于大久保利通用收拾行装,作出破裂姿态,以战争相威胁;英国公使威妥玛又从中串通、哄骗、恫吓;清**害怕,一味求和,不敢开战，中日双方终于定议。
此中情形,10月31日,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的奏折讲得很清楚:“十六十七等日,日本两使臣已悻悻然作登车之计。威妥玛来臣衙门,初示关切,继为恫喝之词,并谓日本所欲二百万两,数并不多,非此不能了局。……臣等权衡利害重轻,揣其情势迫切,若不稍予转机,不独日本铤而走险,事在意中,在我武备未有把握,随在堪虞,且令威妥玛无颜而去,转足坚彼之援,益我之敌。遂告以中国既允抚恤,只能实办抚恤,即使加优,数不能逾十万两。……再允将该国在番社所有修道造房等件,留为中国之用,给银四十万两,总共不得逾五十万两之数,愿否听之。威妥玛旋至该使臣寓所，议论许久,复称抚恤等费数目,日本使臣业经应允。嗣经议立结案办法三条,另立付银凭单一纸。……今则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不能不姑示羁縻。”
1874年10月31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北京专条》,规定:“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消,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会议凭单》详细规定了付银办法。
签约次日,大久保利通离开北京回国。日本天皇遣使赴台湾,诏敕班师。12月,西乡从道率兵回国。
……
闹剧，这一切在吴可看来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闹剧！
就在日本人找茬的时候，他再次调任两江总督，执掌两江军政大权。
以他的功勋，就算调任京城作为领班军机都够了，只可惜刚满四十岁的他，年龄实在太小了一点。
经过十来年经营，整个两广几乎被他建成铁桶一般，换了新任总督没他的暗中支持根本就玩不转。所以朝廷的调令到来后，他也没玩什么花样直接应下，而后收拾收拾便赶到金陵赴任。
再任两江总督，摆在他面前的头号任务，便是给身处西北战场的左宗棠部楚军筹集军资粮饷，目前放眼整个大清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都得靠边站。
日本人狼子野心折腾的时候，作为大清有数耕疆大吏吴可也发表了意见，认为朝廷应该强硬以对。按他的说法就是，面对小小的藩属国朝廷都没底气强硬的话，以后还怎么面对列强压迫？
结果，朝廷再一次让他失望了，竟然面对日本这样的藩属国时，表现得都那般软弱可欺？
日本人出兵台湾时，吴可也提请调派两广清军参战，同时将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的两广水师也推了出来，结果朝廷根本不予理会。
吴可也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不过就是担心让他再次立下大功，到时赏无可赏朝廷就尴尬了，当然遏制吴可手头权力和影响力是最重要的原因。
既然朝廷是这么个态度，他也就蓝度自讨没趣，冷眼旁观朝廷的蹩脚表演，将本就不多饿面子在国际社会掉得干净。
在这期间，曾国藩怪掉了，李鸿章取代曾某人成了湘淮领军人物，左宗棠在西北一边围剿回乱一边积极准备杀入新疆平叛。
总之，汉人督抚已经成了维持大清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石。关键朝堂上慈禧太后的帝后党与恭亲王为首的王公党斗得厉害，也没精力对付各地汉人封疆。
同治十四年发生了三件惊天大事，先是同治皇帝因为玩女人染上天花挂掉，而后慈禧太后旧病复发没撑住也跟着挂了，主持朝政的恭亲王也没讨到好去，虽然没挂但遇刺身受重伤基本上也失去了对朝堂的直接掌控。
朝堂一下子乱了套，李鸿章这个‘裱糊匠’还没原本历史上清末那般牛气，无论实力还是名气都震不住场子，要不是吴可顾忌左宗棠此时正在新疆平乱，说不定他早就趁机揭杆而起推翻满清朝廷了。
和历史上相同，依旧是光绪小皇帝上位，只不过此时垂帘听政的变成了慈安太后，对朝堂的掌控能力一般得很逐渐让汉人大臣以及封疆坐大。
吴可利用强悍的实力，再次于两江总督位置上坐了十年之久，二十来年的经营已将两江，闽浙以及两广地区全部掌控在手，成了名副其实的南方土皇帝。
左宗棠接受了吴可的建议，一直坐镇西北弹压地方，十年时间足够其彻底掌握西北军政大权，成为声势不弱于吴可的汉人地方封疆。
只有李鸿章最为悲催，尽管这厮也一直坐在直奴总督简北洋大臣位置上，可他要面对京城里一干八旗王公贵族的敌视，以及帝后党的不断找茬，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充实’。
光绪小皇帝初登大宝那几年，八旗贵族与汉人重臣与封疆的争斗到了白热化阶段，只是八旗贵族已经失势手头没有足够实力，根本就没法子与汉人官宦集团相争。
就在光绪六年的时候，经过多年争斗在一干汉人封疆的努力下，东北提前开放准许汉民开荒屯田，帝后党的实力被一在压缩。
也就在这段时间，法国本土缓过气来，不茬当初被赶出安南的丢脸事儿，于光绪六年抽调兵力悍然发动再次入侵安南战争。
吴可则利用抗法契机统合南方军政权力，不仅将入侵之法国人打得抱头鼠窜再次可耻失败，又在年老体衰的左宗棠帮助下逐渐渗透掌握了西北军政大权，等到光绪八年时慈安太后挂掉之时，吴可已掌握了大半个中国的军政大权。
到了这时候，就算吴可不想更进一步，手下的弟兄都不安营，于是在统合南方清军与西北清军之后，以吴可为领袖的汉人武装集团悍然发动了推翻满清统治的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