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石登场篇
《宋史》是中国历代史书里最杂乱、最不可信的一部，很多人从情感上把它归罪于第一次使汉民族全面亡国的蒙古人。因蒙古人野蛮粗俗，不尊重战败国的文化，随便乱写。反正他们能打，写错了能把他们怎么着？这样说，就冤枉了他们。其实都是汉人自造孽自身受。就跟北宋亡时，金兵只在撤退前才冲进了皇宫一样，此前所有抢掠，都是在城外开价，由宋朝汉奸们自己在城内搜刮…
《宋史》的错乱也根源于此。
研究宋朝，最好资料是各位皇帝的《实录》，这是官方最权威资料，记载着帝国每一件重大事情，乃至于皇帝、大臣的每天言行。其它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个成于元朝，一个在宋室南渡后，从根本上就没足够准确性，所以宋人各种私人笔记，也成了官方信史的一部分。
那么提问：各位皇帝《实录》都完好无损，是不是宋史就一清二楚了呢？不！从第一本《太祖实录》起，就被一改再改、面目全非了。其中改得最可怕的，就是神宗朝！《神宗实录》前后共被改过三次：
第一次在元佑初年，由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编写时就吵成了一片。黄庭坚说“如公言，盖佞史也”陆佃反驳“如君言，岂非谤书”陆佃曾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不赞同新法。连他都看不过眼黄庭坚等人对王安石事迹的篡改，这本《实录》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次修改在绍圣改元时，当时宋哲宗在祖母高太皇太后去世后亲政，怀念父亲事迹，要为神宗正名。他命国史院把范祖禹、黄庭坚、赵彦等人找回来，问实录的依据都在哪里？这几人的回答超级雷人“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都只是些传闻！哲宗大怒“文字己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于是命蔡卞等人重修！蔡卞版的《实录》取材于王安石私人日记《日录》。他把元佑版《实录》涂改很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这是第二次的《神宗实录》…
宋徽宗时，想第三次改，可惜被金兵入侵给耽误了。直到南宋绍兴4年，才由范冲再改。范冲是谁？范祖禹的儿子…这30多年来，新旧党之争已反反复复折腾了4回，死了近三代人，怒火积怨己上升到不共戴天的程度，还能期望谁能公平公正说话吗？
现在流传下的24正史之一的《宋史》中有关神宗朝的部分。就是根据范冲版的实录而成，前两版《实录》和王安石的《日录》都己散落人间，再也没法搜寻…所以从绝对意义上来讲：没任何人能把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说个清楚明白。那我能做什么呢？就是尽量把现有资料层层剖析，分出真假？
宋神宗出生时，祥和的光芒照耀产房，大群老鼠出现，吐出大片大片彩色的气体，积成了厚厚的云层…只不知赵顼他妈、未来神勇无敌、人称“女中尧舜”的高氏当时有没有被呛死？
1067年1月8日，未满19周岁的赵顼继位。这注定了他执政初期超强的信心：我命由我不由天！
神宗皇帝出生在濮王宫。受的教育很平民化。这是个重点！培养一皇帝，和培养一贵族子弟，用的不是同一本教材。他和前3任皇帝都不一样。勉强算来，只有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与他类似。都没受过帝王之术的系统训练，但那两位是天纵奇才，神宗陛下嘛…
10日，曹太后升格为曹太皇太后、高皇后升格为高太后。
接下来要讨论两国睦邻。赵顼该怎么称呼如今大辽的太后、耶律洪基的母亲萧挞里？按辈份，耶律洪基应该是赵顼的叔叔，那么他的妈…？礼部官员说我们应自称重侄、称对方大母。但被太常寺官员否决。说我们应自称侄孙、称对方叔祖母，才符合辈份。心高气傲的赵顼勉强认可了太常寺官员的说法。但后来的历史可以证明：他是不服气的！
接下来考虑的首要大事是怎样给老爸送葬。为此，赵顼把三司使韩绛叫来：来！查查帐，看看我们有多少钱？
只见韩绛搬来像山一样高的账本：陛下您瞧，这里一笔笔都是进账、都是钱。神宗很高兴，但下面一幕就足以让他吐血：账本里都是钱，库房里却连根毛都没！
以刚过去的1065年为例，年总收入116138405两，非常多吗？很好！但再看支出：却是…120343174两，己入不敷出有赤字了。这还不算完，还有零星支出，史称“非常出”11521278两，几乎是全年收入的又1/10！
总算一下：1065年的财政赤字是15726047两！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至于怎么搞成的这样，以后细聊。现在是年轻的皇帝捧着脑袋在龙书案上卧倒，搅尽脑汁得想出辙来啊。没办法只能节约…
14日神宗下诏：先帝英宗的治丧费和神宗自己登基的恩赏钱都大幅度缩水，只有以前仁宗嘉祐年间的1/3。勉强咬牙把这些钱花出去，剩下的钱被皇帝紧紧捂住，他发布了两条命令：1从现在起请大家勒紧裤带了，国家没那么多钱乱赏乱花。2大家做些你们最爱做、最擅长做的事——进言。
每当有些风吹草动时，进言就会发生。有皇帝提出的、有臣子们自动发言的，内容很广泛，从对外战争、民间暴动、皇帝休老婆、天上流星等等，有事就可争论。这次神宗要求的是“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这是篇大论文，其实也是老生常谈，这种课题太常见了。只是谁也没想到，他提出这议题的背后有什么目的。
这次进言的焦点聚集在几个人身上：张方平、韩维、吴奎、韩琦、司马光。这不是偶然的，因他们每个人都有被关注的实力、根源。
张方平的奏章开篇就提出钱是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没钱就没一切。接着他又提出怎样省钱，具体就是设计了英宗皇帝的葬礼花费，给赵顼大大省了一笔钱。这让神宗很欣赏。
韩维，他是赵顼还是王子时的亲信，亲信说的话永远是神秘的。于是正儿八经的奏章忽略不记，我们即将看到的是他和神宗皇帝背后的悄悄话。
吴奎的奏章里一味强调君子小人，说帝王只要判断正邪之分，让小人滚远点，天下自然就太平富裕了…神宗对此打了个哈欠：爱卿说得有理，下去洗洗睡吧。
韩琦。首相大人的奏章是封辞职信：按惯例，前朝首相负责大行皇帝的山陵事(安葬)，事毕后必须辞职。何况现在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请允许我到地方上养老。不过很显然。他辞职的背后有很深的潜台词。这几年里树敌太多了，再不激流勇退，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又只剩下了老混蛋司马光，这永远是个独特的人。事后来看，他在这件事上和上面的人都不同，他留了个心眼。不过按时间顺序，他的奏章此时还没上，再等一会吧…
2月6日，立前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向氏为皇后。
3月24日。参知政事欧阳修因在英宗朝所犯众怒而被罢免。次日，枢密副使吴奎改任参知政事。
闰3月6日，夏毅宗李谅祚遣使朝见大宋新皇帝，并请谢罪。求恢复两国榷场。
25日，王安石被任命为江宁知府，正式登上神宗朝的历史舞台！王安石，抚州临川人。1021年出生。父亲王益是宋朝中下层官员，终生辗转南北，没做到京官。这样就终定了王安石早年的生活：1飘忽不定。2学业自成。
因飘忽不定。他可大开眼界，从小就看尽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因其幼年流走天下、父亲早亡，他必须自己研读诗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与处世性格。他的心灵从没羁绊，孔圣的儒家学说对他没貌似神圣感的那种约束。甚至于他赴京赶考的目的都不那么“崇高”他后来明白告诉世人：是家里太穷了，得有功名、有工资，才能养活妈妈和众多弟弟妹妹…
这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在1042年考中了进士第四名，之后官场之路走得极其独特，终北宋一朝堪称绝无仅有。他谢绝了所有机会进京，视功名如粪土，在举国争名夺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宁可在乡下偏远小地方当官。这其间他放弃了笔试，这是地方官做过一任之后的正常权力。他可进京参与馆阁人员的筛选。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笔功力，相信唾手可得，不废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他还放弃了举荐。文彦博、欧阳修这样的顶级文官的举荐居然被他白白浪费了！这是为什么呢？先不忙，继续看他的人生之路。1058年，他终于进入京城，成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后进入馆阁，做到两制官中的知制诰。于1063年(宋仁宗去世的同一年)因母亲去世，离开了京城。
这6年期间，他留下了一封畅谈国事的万言书奏章，除此以外可说默默无闻。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游闲逛…
这里面包含着王安石本性到底如何的大问题？他是个百分百纯洁无瑕、不使奸诈、甚至不懂奸诈的伟人吗？这是历代赞扬王安石的人的立论根基。或是个大奸似直、大恶似善、一肚子歪门邪道的伪君子？这是历代打压王安石的最终目的…这两个180度大转弯的评价，都要从他平生一点一滴的作为上去分析。这时就可以开始了。从他是怎么引起神宗皇帝注意的这件事上说起。
话说宋神宗赵顼早就知道王安石，那就是他当王子时的亲信、前面说的那位韩维的功劳。韩维此人严正立身，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至少经常让神宗皇帝肃然。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韩维拒口不谈，从一开始就掐断了谈话“圣人不谈功名，只说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总抱着功名心去做，迟早成奸邪！
某天年轻的赵顼王子穿了双式样新颖的鞋，韩维看见了，冷冷说了句“王安用舞靴”赵顼立即脱掉扔了。
还有赵曙和曹太后较劲期间，韩维提醒赵顼危机到了，“奶奶”要生气，赶紧去解释。赵顼立即照办，替父亲去赔罪。这里稍加一句：赵顼与赵曙截然不同，终神宗一世，对曹太皇太后礼敬有加。
总而言之，韩维对宋神宗影响很大，属于严师益友那种。尤其难得的是：他经常对国事发表些独特见解，每次都让皇帝目瞪口呆、豁然开朗，这时韩维总会说“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时间长了，王安石名字就深深在皇帝心里扎下了根。
还有那篇王安石第一次进京时，唯一留下的万言书，那简直让少年赵顼心潮澎湃。于是，神宗皇帝在百忙的国事中仍不忘对万里之外的江宁府下了条指令：王安石就任江宁知府！
截止到这里就可讨论了：话说以前那么多次任命，王安石都推了，这一次会例外吗？例外偏偏出现了，他接到指令后没半点迟疑，立即走马上任，当官去也！于是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话说：王安石是奸诈的，你看：他先是有意结交王子的亲信，天天吹枕头风一样给年轻的未来皇帝洗脑。再派自己长子、在前一年考中进士的王雱进京城随时和韩维保持联系。这次他答应得这样痛快，第一暴露了他强烈的名利心，第二让他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为得到重用，使尽了手段，不仅早有预谋，还安排周密！他根本不是个纯洁的人！(未完待续。。)
安石进京篇
对不起！功名心和政治手段，并不会与心灵的纯洁相矛盾。最简单的例子：诸葛亮为什么要让刘备冒雪冲锋、三顾茅庐的来请他？王安石这样做，只能证明一点：他是个想做番事业的人，也是个明白现实状况，懂得要达到目的，必须使用些手段的人。
26日，因御史中丞王陶举荐，吕公著、司马光2人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4月19日，又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随后，司马光就上了那份奏章，一共9个字。修身之要3：仁、明、武；治国之要3：官人、信赏、必罚。且他郑重地说，历经仁、英、神三朝，他都用这9个字报效国家。字数虽少，却是他平生所学的全部！
神宗皇帝有点发呆，鉴于司马光的鼎鼎大名和以往种种神奇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小看了这9个字？但要从这区区9个字里找出生钱救国的办法，像还需要个向导？赵顼私下里找到司马光，来点实在的行不？
行！司马光说：国家不是没钱，按年度总收入来算，己是华夏民族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了。之所以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司马光提议要全面核查国家各项支出，定出来节省的具体部门具体数字。
皇帝眼睛亮了，这和他的想法完全一样。司马光准确找到了帝国衰败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兴奋，司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发配合，把现在的财政与仁宗时的1042年相对比，迅速找出了这些年奢靡浪费的地方。
接下来呢？20岁的皇帝摩拳擦掌：司马爱卿，明天朕就下令成立设置裁减局，由你任长官，为朕把国家的局面扭转过来吧！却不料如火的热情迎头就被浇了盆冷水！
司马光安静地说：陛下。我没空！
“啊？为什么”请想像神宗陛下惊愕的表情…
司马光回复以一脸的圣洁光辉：臣有本书要写，先帝曾看过的，还赐名《历代君臣事迹》。它详细记录从古至今所有朝代兴亡之事，用来指导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它是这样神圣、又是那样伟大，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它…所以，找钱的事，您还是另找别人吧。
神宗凝视了司马光很久，终于还是放他走了。这片刻间，这一对君臣对对方都有了些许了解。司马光果然是老滑头，一眼就看出了赵顼要干什么？这太冒险了。很像汉武帝早期时召天下儒生进京议事，结果儒生们一拥而上，大放厥辞，把武帝的奶奶窦太皇太后惹火，把为首的武帝两位老师残酷虐杀。宋朝虽不至于砍头，可活罪也难免。在这种时刻，老混蛋只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站在一超然位置上，可咨询、可交谈，却绝不做第一只飞上枝头的出头鸟！
7月19日。神宗朝名人、日后被称为“护法使者”但实际却尽毁其恩师王安石的变法初衷，使得新党第二轮失败的吕惠卿被王安石举荐给宰相曾公亮，而得以出任集贤殿书籍编校一职，成为宋神宗的近臣。
8月12日。宋夏恢复榷场互市。
9月23日，江宁知府王安石二次进京，任翰林学士。
现在来比较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都以执拗、倔强、不妥协著称，不过一旦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司马光差多了，有三件事可参照：
1在长官面前：王安石第一次进京当官时，曾和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内牡丹花盛开。包拯一时高兴，请全衙员工喝酒。席间两位未来的大佬都声称生平从不喝酒。包拯正在兴头上，哪肯放过？亲自过来劝酒。几番坚持后，司马光投降了，他举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领导怎么说，不喝就是不喝！
2在官司面前：司马光的表现在濮议之争中己很清楚，此人绝不会硬挺到底。王安石不一样，他是个死硬派。第一次进京时，他当知制诰，兼责京城刑狱，当时发生了这样一案子：两个少年是好朋友，一个养了只非常好的鹌鹑，另一个想要，想要的这个仗着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结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时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开封府判凶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宋朝法律明文规定，公然抢夺和偷盗都是贼，凶手的鹌鹑被抢了才去追，才杀人，明显是捕盗，是合法行为，怎能判刑呢？更何况是死刑？这件事被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最后结论是…王安石是错的。按规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给出的只是3个字“我无罪”不管对面是什么大佬、什么势力，我不想低头，谁也别想勉强！
3在皇帝面前：这点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一大臣的风骨。同样一件事，来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什么不同。刚刚说过司马光当翰林学士，这过程很好玩。神宗让他当，他就是不！问为什么？司马光说臣不会写“四六”文。神宗再问：爱卿说梦话吗？你不懂四六文，当年进士是怎么考中的？司马光不答，反正就是不当！神宗只好放他走，出皇宫前，有太监追了上来，把任命诏书强塞在司马光怀里，他也就当了。所以：司马光为人做事必坚持，只是不超过80%力度。
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进京时曾被授予修起居住。别人求之不得的美差，他却推得汗流浃背，一连写了14道奏章，可任命诏书还是送过来了。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诏书的小吏难为得跪下磕头：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没法交差…王安石还是不收，他转身躲进厕所，连求饶的机会都不给那小吏。小吏急了，放下诏书就跑，不要也得要！王安石反应神速，从厕所里狂奔而出，追上小吏，把诏书又塞了回去。
两相对照。可看出司马光的硬度系数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可也不能就此肯定两人高下怎样。因凡事一利必有一弊。
如拗相公之刚强，硬则硬矣，可没法持久。而司马光余下20%的妥协中有种难得的柔韧，让他比王安石更坚忍。他注定了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作主的那一天！
26日，宰相韩琦、参知政事吴奎、枢密副使陈升之一起被罢。枢密副使吕公弼转正、张方平、赵抃任参知政事。韩绛、邵亢任枢密副使。
韩琦临走前，神宗问：你走后，谁能接替你？王安石如何？韩琦摇头：让他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进入宰执就万万不可！
神宗摇摇头。没再问为什么。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这两人有过节！韩琦在庆历新政后被下放到扬州，王安石是他手下。很多次大清早的，韩琦发现王安石上班迟到，衣衫不整，连脸都没洗。出于爱护，他某次和颜乐色地说：年轻人，有空要多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王安石什么都没说，默默退了出来。他清楚韩琦是误会了。以为他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但他不解释，“韩公非知我者”这是他当时留下来的话。
在之后，韩琦当然知道了王安石勤奋好学。想收为门生。按说两人相差近20岁，隔了整一代人，以韩琦当年之名满天下，这是王安石的殊荣。可他拒绝了！非知我者也。怎可朝夕相处？说得高傲自负，其实内里很简单：都是一样的狠人，谁也不服谁！
10月9日。司马光将他和神宗说过的那部8卷本的《通志》(即《历代君臣事迹》)在迩英阁进献皇帝，宋神宗将自己做颖王时的王府藏书2402卷全部赐给司马光，并亲自为其作序，正式赐名《资治通鉴》。
28日，种家军第二代、种世衡之子种谔从西北边疆传来一令神宗皇帝无比兴奋、却令老混蛋司马光无比懊恼的消息：种谔趁夏毅宗李谅祚重病垂危之际，收降西夏将领嵬夷山、嵬名山兄弟、收复绥州！绥州是哪里？当年李继迁以银夏5州为最初的根据地，举起反宋自立的大旗！银夏5州是哪5州？银、夏、绥、宥、静（静州随设随废，所以有的史书中也称西夏最初的根据地为银夏4州）也就是说：绥州是西夏的大老窝！现在被种家军一举收复！这就等于向西夏国插入了一把最利的尖刀！就从1067年10月28日这一天开始，神宗朝吹响了在宋史上难得一见的开边传奇的胜利号角！
12月3日，大辽第二奸臣张孝杰任参知政事。5日，张孝杰同知枢密院事。又掌政权又掌军权，如此高升？原因何在？简单！拍第一奸臣耶律乙辛的马屁！从此开始，大辽第一奸臣与第二奸臣通力合作，将大辽国带入了一万丈深渊…
12月，西夏第二任皇帝夏毅宗李谅祚伤重去世，年仅20岁。7岁的儿子李秉常继位为西夏第3任皇帝。不过别忘了西夏人的传统：儿子与母亲世代不和、西夏从开国皇帝李元昊开始共有10任皇帝，有7任要与自己的老妈（或名义上的老妈）干仗。西夏皇权完成了第3次复制粘贴的过程：这次轮到的是李秉常与他的母亲大梁后、还有他的舅舅梁乙埋…
熙宁元年（1068）2月13日，因言官们此起彼伏的上书弹劾种谔擅兴边事，皇帝不得不将种谔连降四级，随州安置。
4月1日，这一位是个不请自来的。己65岁的富弼由儿子搀扶着走进皇宫，他申请和皇帝面谈。老实讲，对英宗父子来说，富弼是个外人，他是仁宗派、太后派，从不是英宗派、神宗派。他来干什么呢？神宗猜不出，但他很敬重有原则的人。悄悄说，他和他父亲赵曙完全不同，赵顼这一生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把百姓平民也拉到了士大夫同样的关心层面，这不止在宋朝，就算在整个中华五千年历史中都极其少见！
他接见富弼。富弼老了，白发萧然、身躯羸弱、腿脚有病，行走坐卧都要人扶持。可他的精神信念和从前一样，没半点改变。他凝视着年轻皇帝，说了这样一番话“陛下，人主之好恶，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可让任何人知道。知道了，就会有人来迎合，在政治上会投机取巧，在物资上会搜刮百姓，国家就会动乱。您所要做的，要像上天对万物生灵一样，让百官由本性做事，谁善谁恶就都会显露出来。那时，赏罚分明，国家自然平和安定”要说明的是：这番话在宋史中没多大分量，它被忽视了。但历史证明，北宋就亡国于此！宋徽宗赵佶喜好花鸟鱼虫，只是这些“零碎小东西”就把有史以来最富足的大宋朝经济、民生彻底搞垮！花石纲、艮岳、九鼎等等，都是蔡京等六贼迎合赵佶的产物！
但神宗没有领悟出这番话的真实质量，他没明白富弼为什么此时会特意进宫，对他讲这番话！
赵顼这次求言是为了一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作准备，富弼站在官场边缘，冷眼旁观就洞查了真相，这是怎样的智慧与经验！但赵顼忽视了，才问出了下面一句话。这句话里凝聚了有宋以来108年的沧桑与苦痛，但凡有点血性和自尊的宋朝人都日思夜想怎样改变它。那就是军事！宋朝自幽燕之役、雍熙北伐以来就一直没能扭转的屈辱外战记录！
赵顼是个有志气的人，祖先的难堪就是他的耻辱！他在百官面前公开承认高祖父赵光义是死于契丹人的箭伤，自己不认可真、仁两朝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要夺回燕云16州，荡平西夏、吐蕃，让宋朝恢复强汉盛唐时的疆界领土！这是一让汉人热血沸腾追求了100余年，近来己冷却了的一伟大梦想…这时突然在一20岁的青年人身上苏醒！(未完待续。。)
朝臣辩论篇
赵顼曾身穿金甲戎装去后宫见曹太皇太后“奶奶，我这样装束可好”出身第一名将世家的曹太后惊喜交集，一时间心里百味俱全，没法说出话来…
这时赵顼向富弼提问：以卿看来，边事当如何处分？
刚刚说出那番至理明言的富弼缓缓回答“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20年口不言兵”
神宗一下愣住了，这…就是答案吗？以富弼之忠良，绝不会口出宦言，可这竟是终极答案？他一下子沉默下去，在富弼离开后很久，脑子里才形成了两个问号：
1为什么大臣们知道了却不做？这是指司马光，相信能看清国家问题的肯定不止这一个人，那为什么就是都不出头来为国分忧？
2布德行惠。这是指真、仁两朝所一直奉行的内外政策。不管是对内部士大夫阶层，还是对外部的大辽、西夏，都要既温和又打赏，无止无休的当老好人。这难道都不能改变吗？
这些问题困扰着赵顼，说到底他是位皇帝，是个定大方针大方向的人，现在他指出了前进方向——改革！可要怎么改，却需要个大掌柜的！
那个人必须得深刻理解现有状态，对每一个问题都明查秋毫。这只是第一步，更要能把扭转乾坤化为每一步实实在在的计划，让每一个平凡的官员、百姓都能理解并实施。绝不能像20多年前庆历新政那样，精确地点出问题，却含糊了解决办法，最后一无所成，唯一亮点就在于快速收手，没后遗症！
这样的人在哪呢？查遍开封帝都，百年所养的官员精英尽在于此了，一个个都让人失望…这个人到底在哪？
综上所述。宋神宗不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外，所有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只能选王安石。但就是这样，王安石仍没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权力。神宗不是个一般人，这20岁青年远不是大家印象里那个凡事急于求成、做事毛毛燥燥的毛头小子，他谨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说：变法之所以后来是那样的结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
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单独对话。4日，史书记载的两人首次谈话(这之前。我认为应该也有谈过，就像刘备不可能只因一篇《隆中对》而将诸葛亮从此顶礼膜拜。当然谈话内容已不可考)皇帝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4个字“择术为先”
皇帝问“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者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皇帝“卿对朕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皇帝问“祖宗天下已太平百年，没有大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回王安石没直接回答，而是回家写了封超长的奏折。将太祖朝、太宗朝、真宗朝、仁宗朝、英宗朝的治国之术一一罗列，再指出如今的问题。最后总结“天下无事已过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但请陛下不要依靠天助。今日正是人事之大有为之日”
这是互相谈理想、谈报负。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传说中最了不起的帝王尧舜那里，让年轻的皇帝惊喜交集。
再接下来发生了那场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起源于7月、8月河北大地的地震、水灾。8月13日，宰相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宰执人员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礼的赏赐。就都省了吧。这意见被送到翰林院，请各学士大人们执笔拟旨。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完全相反。
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
王安石反对，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当年唐朝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真正问题并非国用不足！
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而且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国用不足！
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怎么会国用不足吗？是因国家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神宗皇帝眼睛亮了，可司马光身为不世出的史学大师，所有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就指出“你说的善于理财，不过是按户口、人丁数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但王安石说出了从古至宋、从没人说出过的一句话，实话实说：他之所以是王安石，就是因他的确能做到这句话，他是可让大家见证奇迹的魔术师王安石。当然最后这句话还是落空了“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赋，就让国家收入增加！
大家可以想见神宗皇帝的激动与司马光的愤怒！王安石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天地间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当大家都没读过《史记》吗”
对话到这里达到**，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没有王安石对司马光这番话的回答。只有神宗皇帝的结论：朕同意司马光的看法。但关于两府大臣是否减掉赏赐，则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
但以王安石的性格，和这件事比天还大的重要性，拗相公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不会！但史书的记载就是没了…引发后人无限遐想：王安石究竟有什么魔法？神宗皇帝又为什么没有被魔法吸引呢？
接下来只能是我自己的猜测：讨论王安石，就要和现代经济调控的观点联系起来，抛开“道德”仅以“经济”而论，司马光的理论可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赚大钱！
由此可知：王安石更高明，但他早已超出了时代限制，于是也就不被时代所理解。至少这时的皇帝还没法理解…
24日，宋神宗给中书省下诏：大宋基业创于太祖，不可忘本。你们从太祖子孙中选出一血缘关系近的、品德高尚的。朕要裂土封王、世代勿绝！9月2日，宋太祖重孙、秦王赵德芳之孙、泾州观察使、舒国公赵从式进封安定郡王，还准备让赵从式从祀宗庙，但前宰相韩琦入朝，把从祀宗庙这决定给搅黄了。
10月3日，宋神宗与王安石继续谈话。神宗“李世民有魏征、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可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王安石继续不屑一顾“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契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征和诸葛亮，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万民之众，杰出者所在多有。只看您的真诚到了哪个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
神宗不同意“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正因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如让四凶随意妄为，皋、夔、稷、契他们还能正常工作吗”这是王安石在要求神宗皇帝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契一样的支持他，且除掉所谓的“四凶”才能让他放手工作。大展才华…
7日，神宗皇帝问富民之术。司马光答“富民之术，首在得人。最亲近百姓的自然是各县县令。欲知县令是否称职，最好的办法就是问县令的上级即知州。欲知知州是否称职，最好的办法就是问知州的上级各路转运使。陛下您只要选好贤能的各路转运使、再让转运使们督促知州、让知州督促县令们，何愁百姓不富”
29日，大辽遣使册封李秉常为西夏国王。
12月12日，大宋给李秉常下诏：只要你重新称臣上誓表，我们就会对你进行册封、且把绥州还给你、还有岁赐也照旧。所以：你快把誓表交上来吧！让我们大宋得有面子…
本年，在宋神宗刚刚登基第一时间“求言”、在当时众多顶级大佬们的发言里，有一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也写过篇奏章，从此开启了北宋史上一段最有争议、也最为辉煌的军事传奇！
宋朝军人如要排名的话，第一人毫无争议，自然是岳飞！但具体到北宋，有人说是曹彬、有人说是潘美、有人说是狄青、有人说是郭逵，甚至还有人说是赵匡胤。
但事实上，北宋还有一人，战绩彪炳史册，悲情之处更远在狄青之上。甚至被历代写史的士大夫阶层有选择地忘记！他的名字叫王韶！
王韶出身，走的是条宋朝正统之路。他考中了进士，当上了一小官，他很求上进，接下来参加了制科试，可惜这一次他落榜了。就在这时，他做出了一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堪称官场不着调行为的经典。
他弃官不做、出去旅游了。而看他选择的路线，就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脑筋坏掉了。身为南方人，他居然跑到了陕西去。当时很多人都在猜想：这是不是考试不中、升官不成后心理变态，虐待自己找平衡？n年后，那些人目瞪口呆，他们亲身印证了一句话——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王韶在西北边疆一个人游荡，时刻关注着吐蕃、西夏、羌等异族动态，这是命运的安排，当宋朝换上位年轻气盛、志向远大的皇帝宋神宗时，西北边疆上也恰巧局势动荡，孕育着一场即将重新洗牌、确立谁大谁小的风暴。
在这时，王韶把他观察到的情况写成了封奏章，呈交给宋神宗。这封奏章名叫《平戎策》，在历史中地位相当高，有人说和诸葛亮《隆中对》差不多。三国时诸葛孔明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王韶则当时游离于官场之外，却把国际大事看得清楚明白。两者身份、事情难度都很像。再看意义，《隆中对》确立了蜀汉帝国的发展方向：占荆夺益，分兵北伐取天下。算得非常准，只是最后一环上关羽坏事，让《隆中对》的最终设定无法完成。而王韶《平戎策》规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间的发展方向，其意义也直接影响到后来哲宗、徽宗几十年间，北宋朝每一位皇帝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奉行。不管王韶本人的待遇怎样，他指出的战争方向一直都在进行中，哪怕是在北宋灭亡的前夕…
在这意义上，《平戎策》改变了宋朝乃至全体汉人命运，它的意义又怎能是内战性质的《隆中对》所能比？但说来说去，它就是不被承认的！充其量，人们把它和五代柴荣时期的王朴的《平边策》相提并论…
只是局部一点小分争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问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王韶是新党，在宋史里绝不止他一个人，王安石身边所有人，只要和新党粘边，就都是小人、卑鄙、阴险、生事的代名词…
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下《平戎策》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平戎策》共3篇，它论述的主题根源于一个现状——吐蕃河湟部的分裂。
河湟吐蕃赞普唃斯啰生前和两个儿子失和，磨毡角、瞎毡分别出走宗哥城、龛谷，吐蕃实力大损。唃斯啰本人在1065年病死后，继任的是他的三子董毡。局面乱上加乱。
董毡只拥有黄河以北的河湟之地，是一相当勉强的赞普，他无力收服两个分裂出去的哥哥，要等到大哥磨毡角死后才能把其部属收编。至于二哥瞎毡，他没任何办法，瞎毡死后，其子木征彻底独立，占据河湟部的河州。(未完待续。。)
变法前奏篇
这就造成了一可怕局面。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对于宋朝来说，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而是一祸胎。
王韶《平戎策》里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我方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那时西夏骑兵没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州首当其冲，兰、会2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可如西夏人得到了河湟，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可向西南发展，在四川武胜县位置建立堡垒，之后随时可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内。那时宋朝怎么办？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发兵去救，陕西方面、开封附近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戒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就算死梗了。原因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大宋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
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这也就是后来对王韶《平戎策》的最大争议。反对派们说吐蕃河湟部一直以来都是“不叛无争”的朋友，你放着敌人不打，先对朋友下手，搞得众叛亲离。有什么好处呢？往好里说，打赢了，把河湟抢过来了，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也等于多开辟了一战场。万一打不赢或打得变成温吞水，那宋朝等于平空多出来一大堆敌人，这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
而且很不幸，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但有点必须指出：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那完全是反对派的错！以高太皇太后、老混蛋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们。把神宗皇帝、王安石、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都无偿还了回去，逼得亲政后的宋哲宗、志大才疏的宋徽宗不得己还得发兵去抢！
而历史证明了：河湟部只要去抢，宋朝必胜！得到它后，虽多出了块战场，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在宋朝四川部开战一样。但性质截然不同！在四川，是大宋腹背受敌、应接不暇。在河湟开战，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这点都看不清。旧党们如不是一群蠢猪，就是睁大眼睛说白话！为铲除异己，连国计民生、国家安危都不顾了！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河套平原一小块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说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惜罕！但河湟不一样！
首先，打河湟这概念就不对！应是“收复”因这片土地在以前一直都是汉族人的，安史之乱前。这里还是辉煌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安史之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之后200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现在宋神宗时期，各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竟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自给自足，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其实多简单，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明白：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对抗李元昊，无论如何它都是物产丰富、出产稳定的！
至此，打赢后怎样后续也己清楚，王韶又更进一步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则。他不是好战成性的人，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然后派去大量汉人去移民。那样也不现实，汉人是个特殊种群，他们在必要情况下，的确可四海为家，哪怕飘洋过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但如自己土地有得种，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事就会闹大…
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收编唃氏，再通过他们去收编羌人，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加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西北的渭源等城，让他们习用汉法，变成以前延州的“铁壁相公”李士彬、环州的慕恩那样。虽是异族、却为大宋尽忠的精锐部队！
得其力、不畏其变，这才是利弊权衡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至于河湟本土，则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军队入住，自给自足。具体办法，王韶归纳出《和戎六策》。它会在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
熙宁2年（1069）2月2日，富弼被任命为宰相。3日，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大宋副宰相。
变法前的最后一次谈话。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唐介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如让他当宰相，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王安石答“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一些所谓学者，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变法正式开始！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6个字有什么魔力？
魔力超级大！这是古代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历史书，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治者们深深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一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他在还是颖王的1065年时，手抄了一整本法家经典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人生语录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
9日，司马光当面向皇帝请求罢官，去外地。皇帝不许。
1069年2月27日，一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全新部门成立。顾名思义，它是以国家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这部门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份，一边呆着去！
熙宁变法正式开始！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及遇到的困难。但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
从1068年4月4日、史书记载的君臣两人首次谈话到1069年2月27日变法正式开始，这期间有10个多月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相信他们的讨论也一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大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
1那是个大秘密，就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举措如不建立在这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史书，不论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2变法的速度。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立意有关，更与它做法有关。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前提，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己最终选择了急燥的做法，王安石要让国家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为最终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打下了伏笔…
3变法的涉及层面及具体法令。变法牵动的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
这三点讨论过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心里，变法己有了一完整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副宰相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将富弼提升为宰相，以他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而“制置三司条例司”也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即将提升的另一个宰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新党”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此时的王安石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的朋友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第一个人便是吕惠卿。这人在后来骂名满天下、举世皆知、遗臭万年，让新党、旧党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也加在王安石头上…(未完待续。。)
新党成员篇
吕惠卿出身官吏世家。宋史里说他在京城里和王安石偶然见面，两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变法集团。以此证明：王安石简直就是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的失明了。只因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有篇《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欧阳修在里面说吕惠卿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当时王安石是常州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普通属吏，欧阳修信里极力称赞吕惠卿，要王安石特别对待，这才有了两人的初步接触。
但公平的说，吕惠卿的受重用的确还是要归罪于王安石自己。人家欧阳修只是写信推荐了一下，而你呢？“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你还这样对皇帝说“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是你把吕惠卿提拔到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的位置上。那么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只能怪你自己！
不过还是要感慨一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要认清一个人，是多么的难啊！再举一例：王安石从江宁府进京路上，曾回临川老家一次，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章惇、程颢、薛向、吕嘉问等…
苏辙是苏轼弟弟，嘉祐中举没多久，母亲在老家去世，父子三人回乡奔丧。守孝3年后。举族进京。就从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老苏成为一小小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制科不同于进士科。不常设。宋代制科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吴育)、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这时变法开始前，老苏己去世，所以大小苏如今在京城守孝服丧，苏轼任职于史馆。
说小苏，实话实说：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远不如他的父兄。但要论政治才能，小苏是最强的！最高官位当到了副宰相。比他哥哥苏轼强的太多。而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这时，成为王安石亲信手下开始起步…
章惇，哲宗朝大人物。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后，他是官场第一人、大宋独相。只是这时他还是一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只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在历史上的骂名，有很大程度也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人家是苏东坡呢？大宋第一大才子怎会有错？错的自然而然就是章惇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两人曾结伴游玩凤翔府仙游潭。潭下万仞绝壁，只有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请苏轼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到对岸后，他攀山藤、上绝壁，以漆墨大书——章惇、苏轼来游。再转身返回。面不改色。而苏轼拍了拍他肩膀说“你日后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苏轼说“你连自己的命都可不要，别人的命又怎会放在心上”章惇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两人游玩，在一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真遇到老虎了，苏轼拨马就逃，章惇则叫从人敲起铜锣。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也许你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真是一胆气豪壮的爷们！但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东坡居士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且他们还有理论，就是苏轼说的，现代社会也不断的会有人说——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会去爱别人？
所以，章惇什么都好，但是你最好别去惹他。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时，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说到宋朝的学术思想，就必定要说到理学。而说理学，就必定要说到他和他的弟弟程颐。随着时光流逝，二程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说起——周敦颐。
这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清丽高雅的小品文《爱莲说》的作者。在当时就流传着些说法，说他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如王安石少年时曾带着自己名片，到周敦颐家去拜访。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于是才有了后来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教育啊！其实哪跟哪，无论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学术界也没把周、程等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1017年，原名敦实。因宋英宗赵曙原名赵宗实，所以改名“敦颐”幼年丧父，5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龙图阁直学士郑向。在舅舅推荐下，他走上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架子，简直不知所谓。
那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那就是在后世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可称道学，虽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吸取营养时从不挑食。他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宋初的华山著名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陈抟传穆修、穆修传周敦颐)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从何而来的？
话说几十年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知道在合州府有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老去，直到有位有心人悄悄发现了他的秘密：南安通判程太中。
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周敦颐上司，可对他非常客气，把自己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第四位圣人的开端。
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轻时。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经他们不断努力，终于有了些成果。他们被上层领导们知道了，如文彦博。领导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由此大大改善。其中最重要一点就非常痛苦：他们当官了。
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而此时正是熙宁变法刚刚开始的时段…
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说实话：在此时，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他在变法竞选中，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官员们都可保持现有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魔力的脑子变出来。这是多么诱人，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2月，派刘航出使西夏，册封李秉常。
3月16日，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但他的上疏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立场“现在不是要求财，而是要将那些害财的给去了。害财者有三：冗官、冗兵、冗费”
21日，李秉常奉上誓表，愿以塞门、安远2寨交换绥州。获准。
本月，辽国阻卜部叛乱，辽道宗这才又想起了耶律仁先。将他召回朝廷，任命他为西北路招讨使，前往平叛。
4月11日，参知政事唐介去世。当时的中书省里，宰相曾公亮、富弼均已年迈，参知政事赵抃独立难抗。自唐介一死，中书省内基本就成了参知政事王安石的一言堂。神宗皇帝给了王安石绝对的信任与绝大的权力。但没有制约的权力，尤其又是用在变法这一大事上，是否合适，实在值得玩味。当时有谚语“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生是王安石、老是曾公亮、病是富弼、死是唐介、苦是赵抃（曾有一次，王安石怒斥他的这些同僚“公辈坐不读书耳”赵抃当即反驳“君言差矣。皋、夔、稷、契之时，难道有什么书可读吗”）如此的强势，王安石在一开始就为这场轰轰烈烈变法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之后，王安石的强势再次体现。他力排众议，任命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罢免开封知府滕甫。
12日，宰相富弼、曾公亮因旱灾上表待罪请罢，诏不许。
5月18日，翰林学士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谏院钱公辅3人同时被罢。郑獬做为两制官之一的翰林学士，要罢免他，必须得有宰相起草的诏书。当时富弼称病在家、曾公亮出使洛阳，王安石便在未与皇帝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写了罢免3人的诏书。此事一出，舆论大哗。御史中丞吕诲当即上书弹劾王安石。
21日，王安石乞辞，宋神宗不许，封还其奏。
本月，王安石就推出他变法的第一项举措！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政务、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最先要求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及考生们的学习课本。具体做法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写了，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讨论文，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
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明其妙的文字。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进洪范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最显著目的——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未完待续。。)
变法起始篇
直史馆苏轼上书反对，并当面指责宋神宗“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赵顼悚然惊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轰轰烈烈的改革第一炮就被苏轼打成了哑弹，大家可想见王安石的愤怒！于是当神宗皇帝提出要用苏轼为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坚决反对，将苏轼任命为开封府推官。
6月22日，御史台老大吕诲也被王安石拉下马来。吕诲事件具体说来跟变法其实没多大关系，它的起因和母爱的神圣博大有关。话说未来强大无比的“女中尧舜”英宗老婆、神宗老妈高太后最爱的儿子并不是长子宋神宗赵顼，而是次子、岐王赵颢，爱到了必须每天见面，形影不离的程度。具体做法就是把已成年的赵颢一直留在皇宫里，不赶到外面去住。
她犯天条了！真是公公(仁宗)死得早、丈夫(英宗)死得早、婆婆兼姨妈(曹氏)脾气好，惯得她无法无天。历代皇朝用血的教训总结出一准则：皇宫里只能有一个皇帝、外加一个皇太子，这两个与皇位有关的男人存在。其他皇子一律赶到外面、甚至赶到外地去住，越远越好！不然小心政变随时发生！
可高太后就是不在乎，她的喜好、她的意志，比国家安危都重要！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以此类推，留个心爱儿子就近居住有什么大不了！
于是一叫章辟光的大臣上书提醒，她却勃然大怒，命神宗从重从严处理这个姓章的！神宗没办法，孝子是要听话的，只好命令把章辟光外放。这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只有王安石站了出来：章辟光没任何错误，不必处理！
吕诲就在这时借高太后的势力，用这件事弹劾王安石！平心而论：王安石错了吗？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和之前英宗朝吕诲他反对濮议时不是同一性质吗？那为什么吕诲会反对王安石呢？答案就在他写的弹劾奏章里。里面总结了王安石十大罪状“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铄同列、朋比为奸、动摇天下”大得吓死人的罪名，更说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
但神宗皇帝这次顶住了老妈的压力，保住了王安石、罢免了吕诲。任命开封知府吕公著为御史中丞。而任命吕公著的原因则是因吕公著的兄长、枢密使吕公弼反对王安石，王安石要借吕公著来逼枢密院倾向自己。
以上就是王安石气死唐介、赶走吕诲，pk掉此前最著名的两位吵架王的经历。按说这种战绩换在神宗朝前，足以让他睥睨天下，咳嗽一声都压倒大宋官场了。但这时不行，没人服他。
本月，大辽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加封太师。四方军旅之事，由乙辛便宜从事。契丹谚语“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
7月17日，新法第一项法令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均输法出台！迅速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甚至皇帝看到了新法的效果，又巧妙躲开了古代中国最大的根基命脉——农业。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属于商业，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及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它再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叫发运司的部门，它的长官发运使负责淮、浙、江、湖等6路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东西。而决定运什么东西的。却是京城里三司省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看着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行！大笔一挥，把发运使派到那儿去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当地不要。浪费吧？别急！还有更浪费的！
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三司的大佬们都是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他们怎会去下市场调查呢？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
针对于此，王安石的办法是给发运使增加权力。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这样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就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解决了以往供需脱节的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间赚到了钱。
而同时，王安石也完全没违背自己竞争宣言，没动官员、百姓们的半分税收，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在实际运作中为做到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合适人选——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把好手。
薛向上任后，以皇帝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国有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攻击波在8月，就由刘琦、钱顗等御史发起。结果一个被贬监处州盐酒务、一个被贬监衢州盐税。
之后出场的是苏轼、苏辙兄弟。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均输法出台前，京城的供需早已脱节，可为什么开封城还能保持住封建社会有史以来最巅峰的繁华呢？为什么？
那就是大宋朝最为后人所向往的、截止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上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在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的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另一方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大宋国库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均输法要做的就是和商人们争利润，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而商人们不敢动，就是均输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在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硬生生地扼杀！也对也不对。因自由竞争、垄断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商业税。在宋朝，不管商业怎样发达，只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的。在主体上它仍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那些大商人赚取的利润相匹配吗？
两苏之后，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波。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人，一生总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而10多年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这时他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的奏章再次重复君子小人论。在他看来，新党无事生非。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孟等圣人教诲…
12日。范纯仁被罢知谏院，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16日，苏辙被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出任河南府推官。
还有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不知所谓“秩序”是哪一条大宋律例所规定的？也不知正确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皇帝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还只是些小打小闹，均输法实行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都还没登场。也许他们还在观望、在思考…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他们在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一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议，慢慢来”
新法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因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这场“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
说青苗法，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唐代的“常平仓法”这法令可说是项百分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半点害处。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改变它，去实行青苗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条真理——世上没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有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官员们给败坏了：这帮人里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的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又怎会剩下？于是开春后只能去借贷。(未完待续。。)
青苗新法篇
向谁借、怎么贷呢？向富户借、借高利贷！高利贷是个可怕名词，从古至今从没消失过，如今我们身边仍有，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
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沦为佃户，成了奴隶…
针对这问题，9月，王安石重拳推出青苗法！
首先，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就是全国各地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你们这帮贪官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具体作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3路，分夏秋两季，夏指每年1月3日前、秋指5月30日前，把钱贷给青黄不接的农民…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后，加两成利钱，即120%归还。考虑到是分两季操作，实际每年收回的是240%（其中200%是本金，40%是利息）其它还有很多细节规定，如城乡居民除游手好闲、没不动产的人外都可以贷。为防止借了不还、甚至逃跑躲债，规定得有保人等等…不必一一了解。只有一点需注意：明文规定不许硬摊派！
现在把青苗法和常平仓法作一比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农民，因40%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话说利过三分就是贼，四分是什么就不说了。可只有比较才会出真相，当时宋朝民间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不要震惊！那是月息6分，即年息720%！这是什么概念？我实在没法形容…
于是，青苗法的本质出现。它不是救农民，而是杀富户！向豪强地主们夺利是当前最重要的！广大农民的利益暂时的确无法考虑…利率的对比、国库的空虚。都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主意，排除万难，不顾一切要实行这法令！
但别忙，农业对当时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不小心，就会弄出没法收拾的大乱子！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虚心请教，谁有不同意见都可提出来。史书记载：青苗法是王安石和吕惠卿2人议定的，议定后，给苏辙看。苏辙当时还没罢官。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变法派当时的内部人员。青苗法刚一出炉，他立即提出反对意见。
他说这法本意是救民没错吧？可是有2分利，这就有了大麻烦。要知跟老百姓是不能讲信用的，见钱谁都眼开，都会借，那到还时就难了，就算绳捆索绑拿鞭子抽，都很难抠得出来。那时天下大乱，怎么收场？何况常平仓法尽善尽美。根本没必要改动，只是下边的办事人混蛋，我们只要加强吏治，就一切ok。何必兴师动众。没事找事？
可说他根本就不懂当时国情。现在还提常平仓？国家都没钱给先帝送葬了，哪还有钱能白白拿出钱送给农民救急度命？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抓钱！在抓钱的同时，把从宋朝初年就开始的兼并之风刹住、把富户财主们的不义之财掐死、都变成国家收入！
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不敢轻举妄动。他对苏辙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会从长考虑。之后将近1个月时间，再没过“青苗法”三个字。只是改革车轮相当于历史的车轮，一旦转动起来。连最初推动它的人都没法控制。就在王安石还在犹豫不决时，一偶然的事突然发生了…
京东转运司王广渊上了封奏章，建议在河北路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为本钱，在河北路试行青苗法。
这提议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内幕：1青苗法己广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内部存在着怎样争议、王安石本人意向怎样，这条法令和它的内容己走漏出去了。说实话，这有点失职。用富弼的话讲，就是当权者的好恶让下边人知道了，难免会有迎合。2“度僧牒”这办法想得妙。这三个字代表着巨大的瞬间收入和无穷的超级后患。先看怎样巨大的收入？几千个这种度牒，就能聚敛到50万贯钱。基本是宋朝每年给大辽和西夏岁币的总和了。说后患，那可真是后患无穷。度僧牒就是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说来奇妙，自古以来，无论盛世还是乱世，佛教总能遍地开花、繁荣昌盛、一点都不受时局影响。为什么呢？求来世、求心安、求解脱等等都较虚幻，重要的是有实利，和尚们经营免税。一旦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从前是什么人，从此就日进斗金，两袖金风了。长此以往，请想像国家的税收是什么局面。所以在这里不得不说：王安石实在太急功近利了！
未来的圣人程颢批评：这不是王道之正，没持久性。对此王安石却不屑一顾，他说所谓王道有正也有“权”也就是变化。几千道度僧牒，能买45万石米，在荒年时能救活15万人。这样的事还要反对，根本就是拘泥不化！
对此，很想问问伟大的王相公：现在是荒年吗？是在谈救人吗？
再说王广渊又是怎么知道有青苗法这回事的，且迎合得这样及时？处身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冒出疑问——这两个姓王的什么关系？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层建筑里吃不开，而发动下面的群众造势，把法令推上去？
所以：青苗法的实施本身应该说没错，而且必要。但王安石最初推行的做法就有不对。这在未来更造成了“王安石变法”里所有法令几乎都犯下的最严重、也是最一贯的错误——言行不一致！
不过我从来没想过要否认这场变法。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这概念，就和战争同级别。请问：这世上有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有没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所以王广渊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动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就算用的是卖度僧牒的钱，也没什么不对，至少没动用常平仓里的粮食储备…
而在真正实施时，新党就犯了言行不一致的错误。说是只在河北试行，结果扩大到了河北、京东、淮南3路。说是用度僧牒的钱。结果动用了1500万石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说是“青苗法”立足于农业，结果城镇居民也可借贷。说是不许硬摊派，结果为了政绩、升官、发财、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两方面原因，摊派的硬度比金刚石差不了太多…
在留存至今的史料里，已没法分得清这是王安石的主张，还是神宗皇帝本人的决定。但它既以大宋皇帝的名义发布了，这两个人就都脱不开干系！
为何这样急于求成？在青苗法到底有没有漏洞、官场上理念还没理清的情况下，就这样大张旗鼓干了起来？这实在让人没法理解，毕竟王安石此前不久才刚说过“变法易缓不易急”的话。他到底是充满了自信，只要青苗法实行就可迅速见利。堵住保守党的嘴？还是预先判断到和司马光等人永远水火不相融，根本就不存在理顺理念的机会，才强行通过，让青苗法成为现实，让变法大面积铺开？
不得而知…我们能看到的是：随着青苗法的出台，王安石变法的本身、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对抗，都骤然上升到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程度…
王安石也很清楚青苗法出台后，那些顶级大佬们会做什么。为迎接挑战，他做了一至关重要的决定——给一个人升官！
29日。吕惠卿被提拔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职位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加老师，可定期和皇帝面对面的讨论学问，要控制舆论、控制皇帝的思想，没比这职位更恰当的了！很快就会证明。这决定有多么的英明及时。
10月3日，富弼辞职。公开理由是年老多病，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反对新法。反对归反对，富弼的作法让人很感慨。
富弼有事说事、就事论事。从不乱扣帽子，动不动就骂别人是小人。意见不被接受时，也不会恼羞成怒。找机会报复。现在，他在不能阻止、更不想参与的情况下，选择的是飘然身退，不掺和了！
富弼临走，神宗皇帝召见，问“你走后，谁来当宰相”富弼答“文彦博”神宗默然好久。问“王安石如何”接着轮到富弼默然良久…
富弼离开了开封，这之后，他再没回到帝都，基本退出了纷繁杂乱、失去基本规范的官场。回顾他的一生，尤其是他的离去，能体验到种真正的君子作风。什么是风度和涵养？看富弼，君子不出恶语，君子不强人所难，这样的修养就算放到现代，也是位标准绅士！
历史学家们都感叹北宋从熙宁变法开始直到北宋亡国，政治家们都是些心灵变态扭曲的报复者、迫害者，连起码的平心静气讨论事情的素质都失去了。是的！真的失去了！富弼是最后一个濒临绝种的古老物种，他之后，再没谁能做到“克己复礼”这4个字！
王安石却没兴趣感叹这些，不是他不认同这种美德，而是看到了这件事背后的危机。富弼的离开，在官场上代表着一信息、一立场。富弼当初上台，就是皇帝为变法派竖起的一块挡箭牌，想用富弼的威望延缓消弱反对意见。现在走了，是再明显不过的信号：不陪你们玩了，好自为之吧！
同时，陈升之被任命为宰相，是皇帝想在富弼走后，为变法派再竖一块挡箭牌。但是陈哪有富的威望？
果然，反对派突然间群起而攻之，规模之大，是北宋此前百余年间前所未有的，之前的大事如庆历新政、濮议之争…都相形见绌。
司马光这时处在暴跳如雷的边缘，不过谁也没法看得出来。他的修养早己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的程度。有件小事在官场里流传：
一天司马光在办公，出了件急事，一小吏冲进来报告。却见司马大人正襟危坐、不动如山，当时就吓了一跳，急忙收住脚。结果又犯了个错，收得太急把蜡烛晃倒了，差点就烧到司马光的袍袖，小吏吓上加吓，脚都软了，可司马光从始至终纹丝没动。只是目光如炬，一直紧紧盯着他。
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一政治家的起码素质…可这时他真的忍不住了！危机来得太快，直接威胁到了他。王安石把吕惠卿提升到了崇政殿说书，而之前，司马光本人一直在迩英阁给皇帝讲学…
好你个王安石！第一，威胁我位置。第二，不自己出面，派一手下和我打对台，当我是什么？这绝不能容忍！
于是几天后，神宗皇帝问司马光“爱卿，你对现任宰相有什么看法啊”司马光回答“闽人狡险、楚人轻易。如今中书省内一共4人，两位宰相曾公亮、陈升之皆闽人、两位参政王安石、赵抃皆楚人。南方人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年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曾说过南方人不许当宰相，他们当了就要坏事”接下来司马光就在皇帝面前力赞两位北方人：富弼、韩琦…以地域之别来定人之贤愚，真的不知司马大师是从哪一段历史上得到的如此经验教训？
不过接下来这一段对话，司马大师还真的有点真知灼见。皇帝“王安石这人如何”司马光“王安石确实是贤者，现在有人说他是奸邪，那太过了。可他不懂事又太倔”皇帝“那吕惠卿呢”司马光一语中的“吕惠卿逢迎谄媚，绝不是好人！王安石现在在朝廷内外受到诽谤，都是因他”皇帝想了想说“吕惠卿说事时思路很清晰，像是个人才”司马光冷笑“吕惠卿确实文学辨慧，但心术不正！江充、李训如没才能，怎能感动人主”神宗默然…
这默然一般来说是指皇帝对他说的不感冒，要结束谈话。可仔细查下司马光学术体系，再加上他平时对神宗的讲学，就会明白此默然不同凡响，吕惠卿的麻烦大了！
司马光不同于欧阳修等前一代君子，不会看谁不顺眼，逮住件小事就把“小人”的大帽子甩过去，大师纵览各代历史，把天下人归为4类：圣人、愚人、君子、小人…以才、德两方面来划分。才德俱全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司马光着重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区别君子和小人。那就是一个人才能不够、可品德够高，只会很有限的造福于人类，不会作恶。可一个人满肚子坏心眼，才能又特别大的话，就会四处害人，没事找事搅乱世界，尤其是对没什么能力、又特别忠厚老实的君子们，杀伤力实在太大了！
所以小人，有才能的小人，才最危险、最要不得！根据这理论，具体到吕惠卿身上，小人头衔就成了给吕惠卿量身定做的衣服。
当天谈话结果是神宗默然了，他在思考，这就达到了司马光目的。
作为一超级官场斗士，老混蛋非常清楚，只用这样的谈话是绝没法让吕惠卿失宠倒台的，要的是在皇帝心中埋下粒种子，从这时起，一直隐隐约约笼罩住吕惠卿，让他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和“小人”这终极罪名暗合…(未完待续。。)
韩琦上书篇
历史证明司马光得逞了。直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前，吕惠卿从没任何污点，可他“奸邪”之名却早早就盖棺定论了…
本来，韩缜与西夏议定：以绥州交换安远、塞门2寨。但圣旨下到边境，命郭逵将绥州焚弃。郭逵抗旨不从“此即张仪所谓商於之600里地也！一州既失，二寨又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我还守什么边防”此时，梁太后的使者也已入宋交涉此事，并提出西夏要先得绥州，再还2寨。郭逵则派出赵禼交涉“二寨本是宋土，为李元昊所侵。当年二寨之北有36堡，以长城岭为界。你们的西平王李德明在大中祥符年间的文书上写的清楚明白。事实俱在。本是尔等渝盟，如今还想要绥州吗”最终，以安远、塞门2寨换绥州的方案没有达成。绥州从此永属北宋疆土，在此筑成绥德城。
5日，折继世被任命为忠州刺史。嵬名山被赐名赵怀顺、任命为供备库使。
11月2日，新党的重要成员、日后被称为“传法沙门”的枢密副使韩绛被任命为同制置三司条例。
中旬，紧接青苗法之后，王安石又推出了第3项新法——农田水利法。
农田水利法很简单，它允许任何人，不管官还是民，都可去开荒、修堤、挖渠、蓄水等等对农业有利的事。民间办不到的可提请官方去做。官方除配合外，更主要的是要把本辖区内的荒废土地调查清楚，让朝廷知道该地的农业还有多大潜力可挖。
组织人力开荒种田、扩大收入有什么不好吗？更何况王安石只是在原地方、让原住民去开垦因历史各种原因造成的荒地，这有什么错吗？呵呵！不管是什么，只要你是王安石、只要你是新法，在老混蛋司马光眼中，就是有错、而且错大了！
在雪片般的弹劾反对奏章里，王安石保持着镇静。冷眼旁观等待着最重要那个人的出现。那个人的才学和威望，才是他深深忌惮的。几乎处处与他相反，是生来的死对头！
17日，迩英阁，司马光给皇帝讲授他的《资治通鉴》那天他讲的是西汉初年的事，大家都知道的那句成语“萧规曹随”就是西汉开国宰相萧何死后，曹参接任。可这人上任后吃喝玩乐、万事不管。当时的皇帝汉惠帝急了，派曹参的儿子去问。结果曹参把这儿子一顿海扁。几天后，汉惠帝亲自召见曹参。曹参问皇帝：我与萧何比怎样？皇帝答：你不如他。曹参再问：您与开国之祖、您的父皇刘邦比怎样？皇帝脸红：差远了…于是曹参说：我比不上萧何、您也比不了高祖，那还变什么法、做什么事？一切照老规矩来不就得了？
赵顼立即就听出了话外之音。问“汉朝一直守着萧何定下的汉律不变，能行吗”
司马大师的回答超级雷人“何止汉朝！如让夏商周三代君主始终恪守夏禹、商汤、周文、周武王的法度，那么直到现在，仍还是夏商周，绝不会改朝换代！我们大宋根本不会出现”
针对司马光这番高论，新党选择反击。由刚上任的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负责实施，方法也是给皇帝上课。只是同样是上课，待遇不一样。司马光讲课时可不被打扰，吕惠卿讲课时。台下坐满了大臣，其中也包括了司马光…这是讲课吗？这是公开辩论会！
19日，吕惠卿上台说：根据《周礼》，先王之法是每年正月的布法象魏(在宫庭外的大门上公布法律)。有不合适的当场就要改！有数年一变的，如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有一世一变的，如刑法的轻重缓急。有数十世而变的，如各地的贡赋、学校。还有百年不变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人伦秩序。
接下来请看司马光的答辩“布法象魏，那是公布旧法(都是吗？)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为的正是检查诸侯们谁变更了礼乐、改动旧法的。发现了一律处死。刑法，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这只是轻重不同，并非法律本身的变！改革就像修房子，定得有良工美材才能动工。可现在变法的这些人，两者都谈不到，臣担心朝廷会露雨”接着开始发动群众“陛下，现在大家都在这，您可问问他们，国家秩序己败坏到了什么程度！本朝规定由三司管理天下财赋，不称职可罢免，但宰相不可过问它的运作。现在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怎么回事？宰相要用道德来铺佐人主，怎可用“例”？如用“例”宰相岂不成了胥吏？听说最近又要成立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又是为了什么”
底下众大臣欢声雷动，异口同声：顶司马光，顶司马光…
吕惠卿对此准备不足，百忙中回了句“司马光讥笑朝廷，讥笑臣是条例司官员”
截止到这，抛开各自道理到底谁对谁错，先看交流的诚意。吕惠卿不管以后什么名声，他开讲以来一直都在说道理。司马光呢？先是攻击国家职能部门的合法性，进而否定同僚们的工作能力。
请问一政府公务员，有什么权力说别的同志是废物？大家都是人，你凭什么高高在上，认定别人不是“良工美材”注定了办不成事？回到大家都是人类这基本衡量点上，这是人身攻击！
说到人身攻击就有趣了，宋史里记载是下面轮到吕惠卿发言，未来的“无耻奸邪”变得恼羞成怒，他气急败坏用别的言语来诋毁司马光，其恶劣程度让皇帝都看不过去了“相互辩论是非而已，何必如此”
想必吕惠卿真的说了特别不要脸的话了？但为什么史书里半点都没记录他到底说了什么呢？以后来所有人对吕惠卿打压鞭笞的程度，这都是最重要、最生动、最切实的证据啊！怎能忽略呢？
唯一解释只有一个——吕惠卿根本就什么都没说，或说出的话是司马光等旧党们没法面对、无法解释的难题，他们“为尊者讳，为贤者隐”都给隐去了…
接下来，司马光与吕惠卿又针对青苗法的利弊，在皇帝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熙宁3年（1070）1月，范镇上疏。以历史为证，要想从根本上否定青苗法。他说常平仓法起源于西汉鼎盛时期，于农于商都有利。青苗法起源于唐朝衰落时段，急征暴敛，制造不安，本身就是个邪法！
2月1日，河北安抚使、前首相韩琦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这位3年前还独领朝纲的大宰相从大名府寄来了份奏章，这份文件力量是天翻地覆级别的，一举把宋朝当时的政局搅乱。
韩琦在奏章中说青苗法的执行走样了，和发布时原文件严重不符、有严重硬摊派行为！且韩琦强调之所以有硬摊派。毛病就在法令本身里！如城乡居民里的上等户，本身就是所谓兼并之家，人家有的是钱，根本就用不着借贷。管你青苗黄苗，与人家无关。于是问题出现：他们不借，国家利息就会少得，为增加利润，只有硬摊派给他们。可这公平吗？
接着，强硬凶狠了一辈子的韩相公突然间毫无征兆的慈悲了起来。他说小民们借钱。借时容易还时难，到时肯定要皮鞭子蘸水死劲地抽，那会出人命的！皇上，那都是您的子民产业。不能这样凶残啊！
这两点把年轻的神宗皇帝给震住了。他信心开始动摇，开始怀疑起王安石各种法令的妥善性。手捧这份奏章，他一连串感叹“韩琦，真是忠臣。身在外地。不忘王室。我本以为青苗法是利民的，谁成想害民到这种地步”接着他自动顺着韩琦的思路滑了下去，成了韩琦的代言人——朕想起来了。青苗法还有个大毛病。青苗法只针对农业，关城市什么事？为何在城市里也放青苗钱？
应该说：韩琦说的是对的。本来嘛，上等户有钱，为何硬摊派？城市不种田，你搞什么青苗钱？还有动用国家机关去追债，那注定了要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
可恨的是王安石居然还不服，他面对一脸忧愁悔恨的皇帝，还怒了“如能满足借钱者的需要，就算城市居民又怎样”一脑门子的钱！
但请大家注意韩琦是什么阶级？他家世代为官，至他达到顶点，各种明暗收入多到不可思议，曾有篇文章计算过，以包拯为例，他一年的官方工资就折合现在人民币数千万元！请想像韩琦的收入…吴晗先生曾计算过宋朝和明朝官员的收入。据他的计算，宋朝宰执大员的年收入相当于他当时的人民币3000万(明朝七品县令的收入折合吴晗当时的人民币14000元)再参照韩琦在家乡买田置地，庄园大到无边无沿，韩家的府邸叫“昼锦堂”取“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之意。连未来的武穆王岳飞的第一份工作都是昼锦堂的保镖。知道为什么反对了吧？青苗法在砍他和他这类人的树根！
再说追债。这真能让人气乐了，国家以一年4分的利来追债，就能达到家破人亡、民不聊生的惨状，那么请问民间一年72分利的高利贷能追到什么程度？为什么那时不见你韩琦出来说话，这时面对4分利就闹得不共戴天？
一句话！不是国家追4分利的债有多狠，而是断送了他们每年追72分利的大油水！这帮凶残成性的大官僚，根本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摇旗呐喊！
可怜年轻的神宗皇帝还是太年轻了，他每天坐在金銮宝殿上遥控全国，根本就不知底下有这么多鬼花样，也根本不知韩琦的真面目是什么！他只知道韩琦是他父亲的大恩人。没韩琦，就没他父亲、也没他现在的皇位。于是天下如还有一个人可相信的话，那就只有韩琦…
面对皇帝的犹豫摇摆，王安石又不顾一切展示了他的强势：立即请病假回家，不再上班！
王安石告病，就让宋神宗彻底倒向了保守派。他随即作出2个决定：1任司马光为枢密副使；2罢青苗法。
第一个决定在司马光连上9封辞章和21日，王安石‘病愈复出’后无果而终。
而老混蛋在这件事上的反应是很好玩的。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为了完美的形象，他像每一位大佬上任前那样上表请辞。另一方面，更珍惜马上就要失去的翰林学士的身份，那是能拟旨的啊！
于是王安石请病假不上班，神宗下旨劝他回来。写这份圣旨的差使就落在了司马光手里，司马光是这样写的“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一看就懂：司马光在用皇帝的身份这样教训王安石——现在士大夫们沸反盈天、怒不可遏。老百姓们骚动不安、想入非非，这种局面下你王安石还要辞职回家，抽身走人，躲清静。以你自己来说，这是非常合适了，多幸福。可朕的国事，己形成的烂摊子，由谁去收拾！
这弄得神宗皇帝也得替他擦屁股，请王安石‘病愈复出’时得亲自道歉“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堂堂一国之君，以官方文件向臣子道歉，这是两制官的奇耻大辱，换谁都得自动辞职！
可司马光不，他写得非常来劲，还要继续。神宗实在没法了，派人通知他：你现在是枢密副使了，主管军事，这些民政条例与你无关，赶快闭嘴！司马光仍不：臣现在还没去上任，还是翰林学士，这是份内的事…
皇帝的第二个决定则令反对派们欢声雷动。新法被打败、秩序恢复了！截止到此时，新法只出台了3项：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而青苗法是重中之重。只要它倒台，其余的不攻自破…(未完待续。。)
皇帝反复篇
一般来说，这事就定局了。圣旨都下了，还能有什么变动？可关系到国家政治法令，仍要有一法定程序要走，即得由宰相们下令，由两制官拟旨，才能在全国颁布实行。就在所有反对派弹冠相庆之时，有一人有了个小想法，就是他这点小想法，改变了整个历史进程！
和王安石同为参知政事的赵抃，他认为马上就公布废除青苗法的法令不大合适，因面子问题。这些新法都是王安石一手促成的，现在王安石注定了要在近期离职出京。等到他走，我们再颁布废除法令，这才是一有修养、有品味的士大夫的做事方式…
两个宰相曾公亮、陈升之看着他，实在哭笑不得：兄弟，都什么时候了，政坛即战场，你死我活，你怎能突然间变态呢？
可不管两位宰相大人怎样劝解、命令，赵抃就是不同意。
时间就在宰相们的争论中一天天过去，共过去了多少天呢？居然是整整10天！或许是赵抃真的很有底气吧。圣旨都有了，这可是最高指示啊！于是就尽管放心大胆地吵、无所顾忌地拖吧…
直到10天后…这10天在宋史里地位独一无二，它决定了整个北宋王朝的命运！10天后，神宗皇帝突然间180度大转弯，又转而支持王安石，不再说新法的任何不是了。同时王安石‘病愈复出’命三司条例司批驳韩琦的奏章。
反对派们惊呆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宋史里给出的答案有两个：1吕惠卿捣鬼。他明白自己一切前途都和王安石、和新法挂钩，于是想方设法指使很多人在皇帝面前说王安石的好话。那些人是太监。其中最重要的是2个亲信太监：张若水、蓝元震。话说皇帝从没出过开封城，青苗法的好坏只能从文件里分析、从奏章里调查。这时他终于坐不住了，悄悄派出这两个太监出京，秘密调查。这两个太监回来说新法一切都好，尤其是没有摊派、一切自愿。神宗心里有底了，决定把青苗法推广全国。
2有一人恰好在这时来到了开封。这人在历代史书里一致认定“奸邪”他的奸邪之路就从这次进京开始。他叫李定。
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考中进士后。在秀州做判官。这时由审官院长官孙觉推荐入京。进京后接触的第一个人是谏官李常。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百姓对青苗法有什么看法”李定答“他们都很喜欢”李常立即摇头，警告他“现在这是京城里热门话题，你要看住嘴，别胡说八道”
李定没说什么，转身出来就找老师王安石说“我只知道据实说话，不晓得京城里动不动就让人闭嘴”王安石大喜，这时他正愁没人支持，突然间从南方来了第一手资料，简直喜从天降！他立即带李定进皇宫见神宗。把南方推广青苗法的情况介绍了一遍。之后神宗也大喜，从此再也没怀疑过…
而李定的奸邪之名就这样产生了，是他附合王安石、迷惑神宗皇帝，让新法这毒瘤从此施虐天下，没法收管！现在暂且不说青苗法在南方推广效果到底怎样，就说李定进京后见李常。李常是知谏院的谏官，那是为防止出现权臣，出现一言堂，保持住言论自由的政治风气！那么身为谏官。你有什么权力要别人闭嘴？
而且关于李定进京的时间一直都有争议。有说他是在事发一年前即1069年时进的开封，而青苗法出台是1069年9月，就算李定是在1069年末进的京城，考虑到古代法令的推行速度。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就能遍行江南了？然后李定还要从江南到京城，现在1070年2月参与吵架过程，这样的速度。一般来说需京广线，京沪线这样的现代快车设备才能完成…
所以李定顶多只是加重神宗皇帝重启青苗法、100%支持新法的砝码。
至于派两个太监秘密外出打探消息，这是千真万确的。说来这是神宗朝的一大绝症。北宋帝国在最接近完美复兴时，就是一太监败坏了千载难逢的时机。让宋帝国从进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万丈悬崖的一线天突然掉了下来。而本来，宋朝己把胜利抓在了手里…
这时派出的这两个太监，第一有名有姓、第二神宗也亲口承认了。文彦博出面替反对派说话，皇帝则亲口说出派了两位内侍出京，回报说没扰民的事。才引出了文彦博那句貌似悲愤填膺、大义凛然的反驳“韩琦，三朝宰相而不信，却信两内侍”
但我认为：真正让赵顼回心转意的，应还是那个梦——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辉煌！那是王安石和他密谋确定下的大宋国运走向、也是这场变法的秘密大宗旨！如否定了青苗法、中止新法进程，那些就都谈不上了…国家又会回到仁宗晚年时的颓废糜烂局面，甚至连那时也不如。因至少那时还没现在这样大臣分成两派、彼此水火不容的状态。
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年轻时代的宋神宗在坚定中一直存在的犹豫不决，这其实是心高志大的人通常都会得的病——追求完美。具体体现在赵顼身上，就是边企盼着变法图强的美好结果、边又想着尽量安稳，别出大矛盾，别让国家伤筋动骨。
可年轻的他没意识到什么叫改革。那是要让国家刮毛洗髓、脱胎换骨，远比伤筋动骨强烈一百倍！不这样，怎能改变100多年来的继定习俗，抢回被各种特权阶级垄断霸占的国有资产…这件事他始终都是不懂的，因他永远都在追求着完美…
3月，怒火万丈忍无可忍的司马光决定发起总攻。这次他绕过吕惠卿等爪牙，直接给王安石写封信。信是这样开头的“…窃见介甫(王安石的字)独负天下大名30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己，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这段话大大有名，几乎被每本写王安石的书所引用。司马光意思是说：王安石30多年来名满天下，品德能力都太高了，谁都相信，他除非不当宰相，当了宰相，幸福太平的和谐社会立即就能实现…
这封信非常长，非常有名，收录在司马光的个人文集中，名叫《与王介甫第一书》。字数超过4千字，里边有三个论点，可说非常明确、非常重要。可换来的只是王安石一张不超过百字的小回条。于是保守派们义愤填膺、大声疾呼，我们首领被轻视了，王安石竟这样傲慢！
于是司马光再接再厉，不达目的不罢休，又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这回焦点集中在青苗法上。警告王安石：你要再这么搞下去，不出几年，就会出现“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的可悲局面。国将不国了。
提到青苗法，王安石不能再沉默了。有历史学家说王安石辩才无碍。很可惜，不是的！顶级的人，能通过谈话让反对派成为赞成派、把敌人变成朋友变成下属。而王安石只能把对手说没词了。说得气死(如唐介)，这样造成的后果更恶劣，对手们只是一时没话，可事后越想越怒。变本加厉的找茬。何况有些人是王安石永远都说不服的，如司马光。
现在王安石明知没法沟通，还是回了封3百多字的信。它在历史中也非常有名。就是那封《答司马谏议书》。针对司马光信里所说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致天下怨谤”这5条，王安石逐一答辩：
——受命于皇帝，在中央确定法令，交给有关职能部门实行。这不是侵官。
——各条法令都有据可查，是先王先圣做过的，用来兴利除弊，不是生事。
——为天下理财，皇帝没奢侈滥用，大臣没中报私囊，不是征利。
——辟邪说，难士人，不为拒谏。
王安石的回信发出后，立即就收到了司马光第三封来信。这封信可说是第一封信的复制品，外加上对王安石未来人生走向的建议。司马光以老朋友身份劝王安石：介甫，你还是就此退休吧。人生很美好、江南很美丽，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那这第三封信要王安石怎样回复呢？是同样复制粘贴第一封百十来字的短信？还是告诉司马光：工作永远比休闲有意义，开封是我第二故乡，我决不辞职？无论哪一样，都会引起新一轮争吵和无穷无尽的书信往来。王安石这次选择沉默，不再写信。
但在司马光心里，这就是王安石诚意不够了。作为他己仁至义尽，无论私人方面还是官方角度，都对王安石完成了“教育”你怎能不听我的呢？现在我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努力，可你始终不听，那么我终于要放心大胆、心安理得地为正义而奋斗了！
8日，机会来了。三年一度的进士科，按照王安石的要求，诗、赋、论三题都被罢考。改考策论。21日，集英殿，皇帝召见状元叶祖洽等进士、明经、诸科等及第者829人。
司马光身为历史大宗师、当时学院派的领袖，得到了一差使，主持这一届的馆阁人员考试。这是全国各地所有才子，考中了进士，在地方官职上干过1年后的法定权力。他们可进京来再次考试，向两制、两府等顶级高官迈进的途径。这次司马光出的考题是——论“三不足”的对错。
所谓“三不足”即史书里总会提到的王安石的三不名言，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老实说，这三句话放在古代儒家学说统治的年代里，是百分百的大逆不道、泯灭人伦、反人类反社会的重罪。一般来说，只要说出口了，这人就是从根子上坏透了，没救了！
天变？这是上天神灵的最高指示！干旱几个月、或雨下多了、天上闪个流星…皇帝都要深刻反省最近是不是人品有问题？在王安石这儿居然可忽视？不理会、不惧怕？
祖宗？这在现代社会里都是中国人不可触犯的敏感神经，何况在中国古代家庭。祖宗是什么？祖宗就是神！不敬祖宗是什么？猪狗不如…
人言？这是王安石最让反对派痛恨的地方。就算太祖陛下随时手提一只大斧，动不动就敲断某人大门牙，也没让士大夫们闭嘴“言论自由、言者无罪”是宋朝最让后世向往的地方…王安石居然？嗯，对不起！王安石也没说不让你们说，只是不听罢了…可这就是罪无可赦的死罪！
面对这样的指控，王安石必须对皇帝作出一番交代“陛下日理万机，不留连声色，不贪图享乐，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百姓安危，这不是害怕天变吗？陛下广泛听取臣子意见，只要有理，就不会拒之门外，怎能说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陛下自己想，仁宗先帝在位40余年，多次修订法律，怎能说祖宗之法代代相传，一成不变”
王安石答辩后，司马光沉默了。因他已找不到新的发力点。仔细找啊！王安石身上还有什么能放大的东西呢？
默默搜寻…这注定了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所有人都知道：王安石不管政绩怎样、人缘如何，但他身上的污点几乎可归零。这足以让司马光找白了头也一事无成…
青苗法的成败是变法派与反对派势力消涨的一大分界点。从这时起，司马光暂时隐忍、韩琦躲在大宋北京大名府之内、富弼退休回家。开封城内能叫得响的仁英两朝名臣，只剩下了一个人：枢密使文彦博。
这人在仁宗朝显示了足够的强硬、在英宗朝隐忍得非常成功，刚柔两方面都修炼到一定程度后，他在神宗朝的表现非常微妙…(未完待续。。)
旧党罢免篇
4月8日，御史中丞吕公着罢。19日，参知政事赵拚罢。枢密副使、新党骨干成员韩绛任参知政事。22日，知谏院李常罢。随着吕公着、李常被罢的是一连串的谏官：孙觉、程颢、张戬、王子韶、陈襄…这一批台谏官是英宗死后重新提拔上来的，非常符合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审美观点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拥有同一个奋斗目标。宋史称“数月之间，台谏一空”
24日，司马光给皇帝讲课《资治通鉴》讲的是贾山上疏这一段。针对当下这一密集的罢免言官之举，司马光极论从谏之美、拒谏之祸。而且还直接抛给皇帝一个问题：现在天下汹汹，只有王安石、吕惠卿、韩绛3个人认为变法是对的，难道我们大家都是错的？陛下您就只靠这3个人来治理天下吗？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后来人也来深思一番：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就都变成坏的了？像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突然间全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
这问题对没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他，后来千百年间历史学者们也同样困惑：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从宏观上看，这根本不可能嘛！
我的回答是：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参照物。韩琦他们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吕夷简那些“奸邪”来说的。到了神宗朝新时代，他们不合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又是什么？
5月15日，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部门取消，并入中书省。
5月，西夏在边境筑闹讹堡。庆州知州李复圭命偏将李信等率3千蕃汉联军出战。面对10万西夏军，李信辞以众寡不敌。李复圭文人不知兵。强令李信出战，还学皇帝亲画阵图、授方略。结果临敌百无一用，大败。这时，卑鄙的李复圭又想到了推卸责任。让属下李昭用弹劾李信、刘甫、种咏3人违其节制，将3人杀害。又出兵邛州堡，掠老幼数百；袭击金汤，杀老幼一二百人，以此向朝廷报捷。宋史接下来有四字评论“边衅大起”
6月，司马光向朝廷请求派范镇从孙范祖禹一起编修《资治通鉴》获准。
7月4日，枢密使吕公弼被罢。御史中丞冯京接任。不过吕公弼被罢一事。王安石做的有些欠磊落：当时吕公弼数劝王安石罢免新法，王不听。于是吕公弼决定上疏，却被其从孙吕嘉问将底稿偷给了王安石。王得以在皇帝面前‘先下手为强’。事后，吕氏一族都骂吕嘉问是‘家贼’
8月22日，西夏为报复李复圭，大举入侵大宋环庆路。大顺城、柔远寨、荔原堡、怀安镇、业落镇、东谷寨、西谷寨，各处兵多者号称20万，少者不下一二万。最后屯兵在距庆州40里的榆林，整整9天后撤退。环庆路衿辖郭庆、都监高敏、魏庆宗、秦勃等纷纷战死…
消息传进开封。王安石和韩绛2人都自请守边。韩绛说“如今变法，朝廷正依靠王相公。就由我去陕西吧”9月8日，韩绛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
韩绛外出、吕惠卿因父亲去世服丧在家。转眼间，王安石又成了孤军奋战。为摆脱不利局面。王安石又重用起了一新党的重要成员、当时资历尚浅的曾布，让他接替吕惠卿做崇政殿说书。
13日，曾公亮罢相。14日，枢密副使冯京任参知政事、三司使吴充任枢密副使。而司马光也在本月离开京城。去永兴军路任地方官。
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种下了。请问：在双方对立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个理智的做法吗？
要知道，不管你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官员去实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
当然，被贬下去的官员最多也就十多位，宋朝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官官相护懂吗？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许这些王安石不是不懂，但迫于宋朝国情，除贬职外，根本别无办法！
更何况王安石的识人用人也真是有问题。新党内部的确有不少投机钻营的小人。如吕惠卿、如曾布…
再如前面说过的李定。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是因他不给生母服丧。听来可真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但为什么不细打听下内幕呢？李定生母姓仇，在嫁给李定父亲前己生过一儿子，就是大名鼎鼎、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再嫁李家，生了李定。三嫁郜氏，生蔡奴。这样仇氏死时己是三嫁之人。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都很正常。再嫁之妇，论尊贵有‘北宋武则天’刘娥。论贤淑有范仲淹的妈妈。从没人有半点歧视。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因儒家的有关规定：话说儒家所有规定都以孔夫子当年行为准则有关。那么《礼记》中有明文记载“孔子不丧出母”以此看来，李定有什么错？
所以李定算是个冒牌“小人”但这一位就不好说了：邓绾。邓绾相当有才，是状元出身，此时在宁州当通判。为求升官，他向朝廷上书，极力赞美新法。王安石一见大喜，立即向神宗推荐。神宗也很重视，在10月上旬，派专车把他接到开封。
金殿见面，君臣相谈甚欢，神宗一高兴，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邓卿，知道王安石吗”邓绾的回答很诚实“不，臣未曾相识”
神宗面露向往之色“那是当今的古人啊”古人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被推荐、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相当于道教始祖太上老君、佛教始祖释迦摩尼的级别。
神宗又问“卿识得吕惠卿吗”“也未曾相识”
“那是当今的贤人啊”神宗又爽快给出了评价。
年轻的小皇帝没察觉到下面邓绾的真面目。他给出的答案太早太快了，违背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为帝总原则——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
摸到实底的邓绾立即就有了前进方向：王安石都是古人了。那还等什么？他走出皇宫后第一时间拜会了王安石。这时真的感觉到命运对他微笑了。步入官场，要有多大的幸运，才能直接找到位皇帝无私依赖的大臣做靠山啊。
在这种激动下，他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般亲切热烈地对待王安石，一点都不认生。而王安石被他蒙蔽了。我们将心比心，当一个人要做全国性改革、正面对满朝文武反对时，突然间有人充满了热情，激情地从远方来支持你，你是什么感觉？
看看邓绾是怎么说的“…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多好的同志啊！王安石被感动了，告诉邓绾下去听信。邓绾满怀希望回到了驿馆，就等着任职诏书下达。结果等来的是官升一级，原路返回…
也就说他从宁州的通判，晋升为宁州知州了。这个气啊！邓绾心灵深处对官职富贵的渴望**裸爆发了出来。他到处宣扬“如此急促地要我来，怎就这样打发我回去”
于是有人问“想留京啊？估计能给你个什么官”“当个馆阁人员总可以吧”
“能当谏官吗”“那正是我的愿望”
史书记载的对话就是上面这些。大家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可笑？也许吧，邓绾此人也太简单粗暴了，身在宋朝。哪有这样明目张胆要官当的？其实就算在现代，这都是官场大忌！
但如深挖这件事的内幕，就会知道邓绾实在太聪明、太胆大了！此人正中要害，逼着各方各面不得不答应他要求！
内幕就是王安石在接见邓绾的那一天是他的假日。而邓绾晋升宁州知州的决定是由当时宰相陈升之、参知政事冯京做出的。明摆着打击王安石，警告全国官员：不许向新法靠拢！不然就发回原籍，邓绾就是例子！
邓绾如忍了，就会被当成个皮球踢回大西北。不但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成了个反面典型。而他直接把这件事挑大、到处宣扬，让王安石没法躲起来不管！只要你不管，就会承认你没法庇护向往你的人。就没法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结果邓绾得逞了，第二天圣旨就传出：邓绾被任命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这是怎么回事呢？所有人都知道，能驳回宰相的任命、让皇帝重新诏书的，只有王安石一人能做到。从此之后，天下都明白邓绾是谁的人了…
此事传出，大家都对邓绾摇头笑骂，而邓绾也就此说出了他那句千古名言“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从这件事里，可看出邓绾对官位富贵的渴望程度、还有他做事时的突发性。这些让他极快的登上官场顶峰，可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连未来的王安石也身受其害…
10月19日，庆州知州李复圭兴兵败绩、还诬杀大将，受到御史弹劾，被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
21日，宰相陈升之因母亲去世、又被王安石排挤，于是丁忧罢相。
月底，翰林学士范镇被罢。范先生一生都在与帝国的顶级大佬作对。文彦博时期因立太子的事、韩琦时期因濮议、到王安石时期，他又和新法不共戴天…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一生中都在无时无刻地反对，也不知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更不知道如按他的办法去做了，国家能变成个什么样子？
11月17日，西夏军攻打大顺城，被宋将燕达击败。
28日，命陕西宣抚使韩绛兼河东宣抚使，并给以军事便宜行事的特权，并赐空名告敕，让韩绛得以在前线独自任命官吏。
本月，朝廷下诏：命诸路改议更戍法。梓州路转运使韩寿首倡并纲减役之制，依此施行，可减128纲、283衙前，从而可省役人500。王安石大喜，下诏褒奖韩寿，将他召入京城，任盐铁副使。
12月9日，王安石推出第四项新法，这次矛头直接指向大宋最需改革的军事领域——保甲法！
简单说，保甲法就是全国居民，每10家结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10大保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保长、大保长、正副都保正)主客户每2丁中选出1人为保丁，然后以大保为单位，大保长率保丁巡行乡里、捕捉盗贼，用民间力量来维持当地治安。之后是一些有关连坐、连保的规定。
要巡逻、要抓人，就得有装备、有功夫，这就要定期给保丁们培训。他们的武装由国家配备，定时定期聚到一起训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必然结果——战斗力大增。这才是王安石设立保甲法的最终目的！同时也是反对派们群起而攻之的目的！
裁掉偷走宋朝空前丰厚国库数值的最大盗贼——军队的数量，这才是最根本办法！
而为裁军作准备、为裁军后的国防、国内治安作准备的，唯有保甲法！
反对派们则会说：这纯粹是疯头了。让世代扛锄头的农民当兵打仗，是脑子进水了才会想出的蠢办法！这是不让正经农民干农活、浪费他们宝贵时间！除让庄稼荒芜、减少收成外，还让一贯老实听话的乖乖宝农民们变得凶狠暴戾、没法控制了！
这就是反对派抨击保甲法的主要论调。(未完待续。。)
免役新法篇
但他们都对保甲法实行后一立竿见影的好处视而不见。那就是大宋朝的治安状况：之前大叛乱、小造反每年都有，自从有了保甲法，州县之间因禁军太远、厢兵太烂造成的管制空白立即被填补，终神宗一朝，再没任何叛乱发生！
11日，王安石、韩绛2人正式升任大宋宰相。王珪任参知政事。
14日，西夏侵略大宋泾原路镇戎军，三川寨巡检赵普以伏兵击败之。
22日，在上个月诸路改议更戍法的基础上，宰相王安石推出第五项新法，这项新法可说与青苗法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免役法(或称募役法)出台！要了解这法令，得先清楚宋朝之前一直在用什么法令？那就是“差役法”
“差”顾名思义就是当差。宋朝把所有国民按家产多少，分为9等。这里先不说家产多少随时都会变动，如家里着火烧光了或突然间买卖兴隆赚大了，只说这九等人家分别都要为国家做些什么：
九等里，后五等有福了，他们基本上与这件事无关。而上四等的人家较惨，他们要为国出力，谁让你们有钱呢？而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你们聪明能干，国家正需你们这样的人才。那让你们当什么差呢？说来也简单，通常来说叫“衙前”这词非常形象明确，就是在各级国家衙门前打杂。具体如国家收税，收上的各种物资、粮米绢缎之类。注意不是钱，宋朝货币虽与之前朝代相比空前发达，可也没到能用货币转换物资收税的程度（除现代社会，没任何朝代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物资都堆在衙门里，国家哪有那么多公务员来管？就由各城乡的上四等户出人来看守。而且看好了不给钱、看丢了你还得赔！
这是看守，收齐了还得运。各位衙前同志们，你们得押运这些物资，架着船、赶着驴。给京城里的皇帝送东西。送的路程远近就看各位的幸运程度了，要是投胎到长江以北，那或许个把月就回来了。要很不巧，您是位江南人、岭南人或四川人，想想来回得多远的路，多大的苦…且还是那个总原则：运到了没奖，运丢了你得赔…
话说1年多前，就是1069年时，宋神宗偶然间翻看内藏库奏章时，就发现了这么个事：一外地到京的衙前。任务是“纳金7钱”连1两银子都没到，可这哥们居然过了一年都没能交差回家。其原因就是在他本地的衙前得到了任务，风雨无阻地送来，却被这边衙门给忽悠了——各种敲诈勒索、各种巧立名目，让这位兄台晕头转向、应接不瑕，直到回家路费都没了。且还不敢逃，小心逃回去全家都有罪受罚！
想想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衙前的任务一到，小弟我就得从此没日没夜地忙，根本就没摸电脑的机会。你让我怎么写完这部书？怎么赚钱？怎么养家糊口？
截止到这，问题还没激化。因理论上是由四个等级的家庭来分担这些任务。人多力量大嘛，灾难均摊，问题也就小点。可实际和理论永远是脱节的。因在宋朝，富豪级家族、中举的人家、出家人、女户(没男丁)、单丁户…等等都有豁免权。这些人刨除在外，剩下的基本就是第三四等户了。
这样多的任务、这样密集的中奖律，只能造成一个结果——破产！家破人亡级别的破产！且这还是次要的。更让人发指的是他们破产后的社会现象：谁也不敢发财了…
除非您能大展神威，一下子从下五等户一跃而起，升为第一二等户。不然只要是稍微勤劳点，赚了一头牛、几只猪、多种了几棵桑树什么的，邻居们、官府们立即就会来向您祝贺——您是有钱人了，至少是个三四级，呵呵！今年的衙前就由您多费心了…
而大宋立国近111年，普通黎民百姓就这样生活着…
觉得很绝望吗？不！这只是众多差役中的一种而已，其它还有里正、户长、乡书手等“头衔”来帮助下乡到户收税。有耆长、弓手、壮丁等“职务”去负责抓贼。有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名目给正牌子的官员们服务。其它的再如县级衙门里的县曹司、押录。州级衙门里的州曹司、孔目，连同各级配备的杂职、虞候、拣掏等等，简直数也数不过来，都要由普通百姓去承担…
长此以往，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所以差役法定要废除！
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当然知道：取代差役法的最好方案就是邮局、邮政，但古代的驿站都是由统治阶级垄断的，运送他们想要运的物品，比如杨贵妃要吃的荔枝。在不能动用官方驿站的前提下，王安石新法集团才不得已想出了“免役法”
简单说：免役法总原则就是“交钱免役”让从前需当差的百姓，通过交与自身等级相符的钱，买回自由身，去干他想做的那些事。而国家则用这些钱去召募想当差的人。
这办法好不好？它形成了一循环——百姓们通过交一定数额的钱，得到了从前想像不到的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可去生财养家。国家得钱，去召募人员当差，可扩大就业人数，减少社会上闲散人员，不仅使国家正常运转，还把各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另外，王安石的“免役法”还有两大特色：1他把上等户加进来了。管你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从此别想高人一等！想逍遥？拿钱来——
2以前没负担的下五等户及单丁户、女户、僧道户、官户、坊郭户也要交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级别家庭的交税量减半。这叫做“助役钱”
除这两大特色外，还有一最具争议的规定：就是每年的免役钱、助役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交纳外，还要多收20%，用来防备水旱灾荒及突发性战争。这叫“免役宽剩钱”
这两大特色让王安石瞬间变成了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尤其是以前上四等户不管实际由谁来当差，都能隔年喘口气，可轮换下由别人接替。这回可好！每年两次没完没了，这实在让他们没法适应…
更别说从前不管国家情况如何。都一直逍遥自在享受的高门大阀们。这把他们美梦彻底击碎，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我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凭什么让泥腿子、下九流一样的人和我们一样待遇！我们就是要逍遥法外！
好玩的是，最先提出反对免役法、成为反对派经典言论的，居然是刚刚进入特权阶级的两个四川人——苏轼、苏辙兄弟。
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先看小苏“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以他这话，看来人生来就是有种族高下的，可惜他是生活在宋朝，而不是在隋唐以前。那时倒的确是不管个人能力怎样。一切皆以出身论。你是侯门大家，那么生来就是官。想要说什么读书科考，鱼跃龙门？根本是白日做梦！可再回头一想，如苏辙真的是生在隋唐以前，现在会是个什么人生？
再看大苏。第一大才子说得声情并茂——自古以来，役人必须得用乡户，就像吃饭定得要五谷，穿衣定要用丝麻，过河定要用船只。走路定要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我们士大夫阶层，离开亲友。拜别祖坟，到四处当官，工作之余是定要娱乐的。这是人之常情，自古一样。如不用乡户人家来当差。我们怎乐得起来？那肯定要弄到厨傅萧然，满眼所见，凌乱苍桑。和别的下等国家的劣等习俗一样，不是俺们中央华贵大国的太平盛况…
让人不禁要问他哥俩一声：请问您才脱贫致富几年，农转非后就忘本了是不是？一时得意的小人嘴脸！
原谅苏轼兄弟吧！因他们这时还只是两个小毛孩子，对士大夫一族是什么还一知半解，对下面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也知之甚少。最重要一点是他们还没吃过苦。
十几年后，神宗死了，他们也颠沛流离过了，甚至苏轼本人还被关在牢里胖揍过，用他那四川口音浓郁的官调嚎叫过，那时他们才会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种什么滋味。而那时苏轼说出的话，就和这时截然相反了。因那时他己叫苏东坡…
现在抛开这两个缺斤少两、成色不足的士大夫，去看看正牌资深的人物是怎么说的？京城里那位硕果仅存的庆历名臣终于走上前台——文彦博。
也许是比他还要强硬独裁的韩相公的官场走势给了他以教训，纵然强绝一时，可也时光短暂…由此，文彦博变得温和了起来。
文彦博非常温馨家常的聊天，以一年近古稀的老人形象，对23岁的皇帝劝说“祖宗法令具在，各项完善，擅自改变，小心失去民心”
神宗很警觉，并瞬间抓住了重点，问出他和王安石一直愤愤不平的疑问焦点“更改法制，的确让士大夫阶层不高兴，可对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这时的宋神宗定以为自己戳中了反对派要害，等待他的是胜利！满朝皆是孔孟之徒，那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都懂吧？在百姓和江山社稷面前，连皇帝我都得退居三线，你们这些士大夫算什么？
却不料真正吃惊的是宋神宗自己，听完皇帝的话后，文彦博根本就没像他想像中那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甚至羞惭满面重新做人。文彦博的感受是极度郁闷：您是皇帝耶！怎能说出这样幼稚的话呢？看来真是初期教育不好，王府里散养的，就是和真宗、仁宗那样从小受皇家训练的明君不一样…
文彦博终于说出了官场真谛“陛下，您得清楚：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国家”
千真万确，这才是统治阶级万年不变的本质！
听完这句话，神宗皇帝沉默了。这是和王安石一直告诉他的那些管理国家、均富济弱等理论截然相反的东西！到底哪个才对？
千百年间，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里有无数人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我同意：他们有理由这样骂，因他们是士大夫！
至于您，亲爱的读者，您是不是有理由也这样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先请您说明自己的立场后再做出判断吧…(未完待续。。)
东明事件篇
免役法的推行非常谨慎，它最初只在京城附近试行，要一年后看效果成绩如何，才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想想500多年后李自成为何能揭竿而起，你就该知道这个“免役法”推行困难有多大了）这就给了反对派一线生机。著名的东明县事件随即发生。
话说年底的某个早晨，开封城城门在清晨时打开了，突然间涌进来数百人。这些人直奔市长办公室——开封府大衙。可惜这时包拯己死很多年了，工作习惯早己恢复成原样，这些人被两扇厚重冰冷的大门挡在外面，只能小心翼翼把来的原因报告给门房：他们是开封府辖区内的东明县居民，因免役法让他们活不下去了，才来告状！
事发到这，应说一切都在控制范围之内。国家政策法令在实行中出现问题了，老百姓有些不理解，他们不管是来告状还是来请教，用的办法、找的部门都非常正确——开封府尹，这就是他的职责！就算他是反对派，不想也不能对免役法的对错做出合理解释，他至少有责任把局势稳定住，让这数百人在开封府或别的什么地方老实呆着，然后请示上级怎样处理…
可他不！他的作法真的很牛。开封府那天大门紧闭，放出话去，三个字“不受理”你们去找负责新法的人吧！
这是东明县事件第一个大转折点。事隔一千多年，我们不好胡乱猜测，是不是有什么人在里边推波助澜，出了些高明点子？结果使得这些老百姓离开开封府后，第一时间冲进了王安石私宅！
写匿名检举信的见过、到政府办公楼前静坐示威的见过…可你见过在太平年月里，数百老百姓聚合冲进总理家里去的吗？这事就发生在1070年末的大宋朝…
那天王安石还没上朝，出了这样的事，他选择的不是逃跑。而是亲自站了出来，向这些人提出了两个问题：1这么闹是为什么？乡民们回答“免役法实行到他们县里，他们户口等级变了。本是第五等的穷苦农民，全都变成了第三等的富户。这样他们要交的钱，就变成了一天文数字。根本就交不起，要逼死人了”
王安石很震惊，相信他刚刚听到这回答的一瞬间，定是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怕得浑身冰冷！很简单，东明县就在开封城边，在真正的“天子脚下”新法实施都有人敢做手脚。想想大宋朝的地域之广，离开了皇帝和他本人的视线，他的新法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那天他稳住神，告诉乡民们：这件事“相府不知”但很快就会着手调查。接着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来，东明县知县知道吗？这是个原则问题，东明县里出了这么大事，是谁改了户级先不说，这么多人上访，县官至少得先期通报上级！
可回答是县官不知道！这就较郁闷了。这让身为首长的王安石怎么处置呢？数百民众自发行为，就算有什么罪名，法不责众，更何况这些还都是老百姓！
王安石清楚他必须得离开家去上朝了。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件事肯定己轰动整个开封都城。消息瞬间就会传进皇宫里。而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
他告诉这些乡民：上访还是要走法律程序，请去找开封府上一级单位御史台，让那里受理追查…而这件事就从这里形成了两个版本：王安石版及御史台版。
当时御史中丞名叫杨绘。他做法比开封府尹还要帅，面对捧着状纸的乡民，他直接声明本衙门只受理官员纠纷。你们这些平头百姓根本不够资格让我们操心。立即散了！这回乡民们很听话，都走了。可人走了之后，杨绘才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立即派出大批手下，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是因王安石的手下不根据官府原有户籍帐本去划分等级，私自先划分好了，直接分配到下面县里去执行。才造成了东明县里下五等变成上三等的闹剧。所以结论得出：新法集团完全是瞎胡闹，且存心恶毒，变着法的剥削小民。必须及早废除，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
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说法。东明县县官名叫贾藩，查履历是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等级。他现在己逃离职守，从东明县逃进了开封城。可在哪里？就是搜不到！那么请问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人指使，如德高望重的文大人？可没谁敢这么说…
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
熙宁4年（1071）1月3日，韩绛命种谔偷袭西夏。两人密谋出兵取横山。郭逵上奏“种谔狂生，今朝廷因种氏世家而用之，必误大事”韩绛为使种谔领兵不受掣肘，于是上奏朝廷，召回郭逵。而种谔也不负韩绛所托，大败西夏军，夺得罗兀城，以2万兵士守之。
2月1日，王安石终于重提旧事，再度向大宋朝的祖宗家法挑战！第6项新法——科举改革出台！规定从此以后，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这项新法一经实施，就标志着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大宋官场绝裂！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人才、新考试考出新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的官员们。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如司马光《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在自古至今所有官场，这都是不敢想像、也从没任何人敢做的事！为的，是创造一个思想统一、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8日，曾布被任命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曾布作为王安石的死党，史称“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当白冯京、王珪两参政。布曰‘丞相已议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3月2日，西夏得大辽声援，举兵反攻，攻陷抚宁城及种谔新修筑的诸寨堡。3日，庆州守军兵变。种谔奉命平叛，罗兀城就此被西夏收复。21、22日，种谔、韩绛2人分别因此受罚。
4月18日，司马光在京城见了吕诲临终一面，接受了吕诲的临终遗言后。开始给皇帝写辞职信。请求赵顼允许他从永兴军离开，到更远的西京洛阳去完成一生的宿愿——写书！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与汉代不世出史学大师司马迁《史记》同样辉映后代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神宗同意了。从这时起，司马光就彻底退出了神宗朝的官场。他远远停留在西京洛阳，冷冷盯着新党集团的一举一动，绝口不提国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静静等待着翻身复辟的时机…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他绝不是放弃，而是审时度世。明白这时的王安石己不可撼动，那么就绝不再恋战！有时后退更是一种策略！
开封府推官苏轼也被贬出京城，出任杭州通判。
从职务上说，开封府推官时只能算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文笔好一切都好。苏轼哪里都可以去，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于是苏轼出现在任何场合，就算己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过。特地跑到文正公故居去临风洒泪。高歌凭吊。
如宰相曾公亮被贬，他跑去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让王安石无法无天。曾公亮叹了口气说“上与安石为一人”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有什么办法？
这次对话后，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升。好青年，说出了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非常勇敢嘛！但请问，你是以什么身份、奉了谁的命令，去质问前首相大人的工作业绩？且如你真有胆子、有责任心，你怎不在曾公亮还是首相时跑去问呢？那时曾首相有权，才能按你说的办嘛！
曾公亮之后是范镇。在范镇辞职回乡前，苏轼出现了。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团体一样，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位壮士”范镇深沉叹息“自己做得很不够”
如没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单就他说的话来说，的确没什么错，甚至年轻人很有激情，值得赞赏。但有前面的分析后，就会知道苏轼立场已越滑越远，彻底抛弃了自己原来的出身，变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
王安石终于忍无可忍了：小苏同学，就算你文章再好、声誉再高，你也不好对政府决策这样名目张胆的抵触吧？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
于是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在大宋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
5月10日，前御史中丞吕诲去世。
回忆一下：他在王安石新政还没实际公开，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面世时，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那次著名的弹劾后，他主动要求外放，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
皇帝满足了他，让他到邓州当知州。接着吕诲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铺开后，他的愤怒真正达到了不共戴天！生生地气病了…
神宗知他病了后，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但心病还需心药治，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这种局面一天没改变，吕诲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终于，吕诲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变了一个人命运。吕诲重病时，司马光在陕西的永兴军，知道吕诲病危后，火速赶往京城，去见最后一面。
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吕诲己闭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马光放声大哭，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可突然间吕诲强睁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不管看没看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可想见司马光当时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往事历历在目，从仁宗立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此时的王安石变法，两人政见惊人地一致。可说一直为着同一目标在奋斗。而现在的局面，可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王安石则是胜利者。可临死前的吕诲还这样重托他。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他得怎样做，才对得起一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
吕诲用自己斗争到死、绝不妥协的活生生例子告诉司马光：定要和王安石斗到底！天下事还没绝望！君实，你要努力啊！
18日，诏许富弼在西京洛阳颐养。在司马光、富弼等人的号召下，西京洛阳渐渐成了与东京开封相抗衡的保守派的大本营…
22日，因当年辽圣宗亲征、不得不服从于契丹兵威之下，且因陆路被阻隔，43年不通中国的高丽国王王徽终于通过福建商人黄真，向福建转运使罗拯表达了自己心向天朝上国之心。这让念念不忘收复燕云的皇帝很是兴奋。之后王徽遣使走海路，在山东登州登陆后辗转进到开封城朝见宋神宗。大宋与高丽的关系在断绝了整整43年后又重新恢复。
本月，王安石将一位最不应得罪的好友给得罪了。事情起于他的保甲法在推行过程中的一些意外。竟出现了截指断腕以避丁者。开封知府韩维将此事上奏，却因此引起王安石的反感。韩维是赵顼还是颖王时的亲信，又是将王安石介绍给皇帝的大恩人。于公于私，王安石都不应做的如此决绝。当宋神宗要任命韩维担任言官之首的御史中丞时，韩维以其兄韩绛现在是大宋宰相、兄弟不宜并立为由力辞，王安石也力促其辞。后来皇帝又想提拔韩维进枢密院，也不果。终于韩维被赶出京城，出任襄州知州。(未完待续。。)
熙河前奏篇
8月21日，洮河安抚司成立，以王韶总领其事。
终于，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之前所有法令的核心内容，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为什么变法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都有了答案——战争！与吐蕃、西夏、辽国的战争！
这问题表面上可用另一个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细想一下：富国与强兵有统一性吗？根本没有，甚至正好相反！
历史无数次证明了一非常有趣的现象：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旦国家富裕、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例子非常多，如罗马帝国毁于蛮族、西晋时五胡乱华、还有宋、辽、金的灭亡记…
所以这“富国强兵”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筹集军费！只此一个目的，别无其它…
仔细研究变法前因后果，会发现一事实：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炙烈地热爱着自己国家，以振兴华夏为己任。尤其宋神宗，他朝思暮想让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的辉煌。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
只是实现步骤的过程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是一速成之法。而这就是把可怕的双刃剑，从始至终，如想成功的话，每一环节都不能出错！
这时，西夏的大梁后、梁乙埋姐弟已开始对河湟部吐蕃下手了。这就是王韶在《平戎策》里所列举出的周边国情，以西夏这时的统一与仍处在建国之初的强盛，去攻击分裂成散沙的河湟吐蕃部落。吞并是迟早的事！宋朝哪怕是出于安全，都要迅速采取行动，不然等待的就是超级难看的死法！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改革步子那么快的原因…
河湟随时会被攻破，战争迫在眉睫！宋朝当时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还要再说什么按部就班、理顺关系、搞好吏治后再改革，那就完全是痴人说梦！
为此，在王韶刚刚提交《平戎策》后，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毫无保留支持了他。要职位有职位，把他扶上了西北洮河安抚司的主管，其间所有和他有矛盾的原领导全都撤走！
熙河开边即将开打！王韶要在真正开战前先树立起一形象。宋军是吐蕃人、羌人最好的朋友，虽我们骑着马、举着刀、一路杀人。可我们非常可爱…
以这理念，王韶选中了第一个目标：在青唐势力最大的吐蕃人俞龙珂。他部众有近20万人，另外在他领地里还有数字不详的羌人…
面对这样的异族人，以当时宋朝在当地的势力真空，王韶居然敢做出这样的事：某天，他只带了几名骑兵，像游山玩水一样越过了国境，进入了吐蕃人势力的青唐，直接找到了俞龙珂。和他谈天说地，剖析吐蕃人未来，两人说得很融洽，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王韶当晚居然就留在了俞龙珂的营帐里，坦然高卧，直到第二天天亮…
天亮后，一切都解决了。他的口才。尤其是他的胆量让吐蕃人折服，俞龙珂答应举族归宋，从此做大宋的臣子！
纵观这件事。有人或许会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前就有宋朝人这样做过——青涧城的种世衡。老种相公当年能让青涧城变成西夏人的噩梦，就是迅速收服了附近羌人，用的手法和王韶这次的很像。
可那有区别，一来青涧城虽是初建，但终究在宋朝西北边疆内部，宋朝势力始终笼罩在那一片。第二，羌人不同于吐蕃和西夏，他们自从五胡乱华后就再也没建立过自己的政权，所以是墙头草。但俞龙珂是吐蕃人，他是河湟部吐蕃的贵族…
但后面发生的一件小事可看出王韶的本质。这人根本就不做没把握的事。俞龙珂去开封城面见宋神宗，在官职待遇都有了之后，提了一额外要求：听说包中丞是朝廷忠臣，请赐姓包氏…
包中丞是包拯。这位在正史里一般、野史里神仙的人物，是吐蕃人俞龙珂的偶像。神宗答应了他，赐了一名字，从此他叫包顺…
这说明王韶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之所以敢单骑去见俞龙珂，是看准了这人有大宋情结，可招降的可能性…
27日，王安石之子王雱被任命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雱是标准的法家信徒，比其父走的更远。13岁时听别人讲论陕西军事，就力主收复，此时更是让父亲极力支持王韶。曾著策20余篇极论天下事，并将这些策论全都镂板印刷、在市场上售卖，这样的举动自然很容易引起皇帝的注意，又有邓绾、曾布等新党骨干的力荐，虽有执政之子不可参与政事的严规，但王雱仍被任命成经筵官，以讲书的方式来影响皇帝…但王雱实在是一法家的忠实信徒，据说曾对父亲王安石说过这样的话“但将韩琦、富弼二人枭首市曹，何患新法不行”公然挑战大宋‘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也更激化了新旧党之间的矛盾…
本月，黄河再次在澶州的曹村大决口。州帅刘涣紧急将此灾情告知百里之外的程颢。程颢一夜飞驰，到达现场后对刘涣道“此次大决口，京城都将有危险。事急从权，请将本州厢兵尽数调发，随我抢险救灾！公可亲率禁军做我后备”刘涣亦当即以印符授之“君自用之”程颢一得到印符，马上召集全体厢军“朝廷养尔等，正为此事！曹村决则京城危！今我与你等同甘共苦，不堵住这黄河誓不罢休”日以继夜的奋战下，终于‘暂时’堵住了缺口。当然对于宋朝年间的黄河而言，‘堵住’肯定是暂时的，而‘决口’永远都是不停的…
9月19日，夏惠宗李秉常再次遣使入贡，请求归还绥州。遭拒。
10月17日，第7项新法——关于教育的太学生三舍法推出：增加国子监中太学生的名额。并将学生分成外舍700人、内舍200人、上舍100人3等。品学兼优的上舍生经考察，可免科举考试，直接任命官职。
21日，王安石之弟王安国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王安国反对变法，经常力谏其兄说天下汹汹，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
熙宁5年（1072）1月，夏惠宗李秉常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吐蕃赞普董毡之子蔺溥比。
3月14日，交趾李朝圣宗李日尊去世。其子仁宗李乾德年幼嗣位。即将挑战大宋，之后被郭逵迎头痛击！
26日，第8项新法——市易法推出！这也是王安石新法里倍受争议的一条法令！而它是专门为王韶量身定作的。
打仗要钱！“市易法”其实就是“均输法”的加深加细，更上层楼的抓钱。在京城设置“市易务”这专门部门，第一任主持是三司判官‘吕氏家贼’吕嘉问。从内库里提100万贯钱作本钱，由政府接管京城内外各种物资买卖。具体作法是由市易务召募牙人(商人行会代表)，由他们与各地来京做生意的商人商定货物价格。京城本地的商人，没本钱也可参与，用产业、金帛做抵押。向国家贷货经商，到期后归还货款，加上一二分不等的利息。
公平的说：这条新法是王安石新法里最失败的一条。因它走了回头路，不仅打击了之前操纵京城市场、哄抬物价的大商人。同时也把全国各地的商人赶尽杀绝…国家垄断天下一切买卖，这还有平民百姓的活路吗？之前一直活跃的大宋朝商市，在市易法实行后被沉重打击了。到后来，市易务召募的牙人主动辞职：为国家服务。我都破产了！您开恩允许我辞职好吗？
说来这真是残酷，但放在军费筹措上就是条再好也没有的政策！
王韶需要军费、需要钱，那是军队种田卖粮。自给自足所达不到的！为此他需要经商，需全国各地的买卖人到边疆上活动。那么就只能由国家之力去开拓。由国家拿出本钱，出专人负责，鼓励商人保护商人，去变出钱来。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就会形成条有机的运作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
这才是王安石变法真正目的和手段，不然以大宋朝空前发达的商业系统、及比前代先进得多的农业生产，只要像司马光说的那样节省花费，就定能让国库充实，根本就犯不上这样折腾！
可要保卫国家安全、赢得战争呢？那样慢悠悠的一条一条节省，和士大夫、大商人商量着办事，要猴年马月才能积攒到庞大无比的军费？何况战争只要开打，钱就会像流水一样哗啦啦流走，是座金山都撑不起几场大战！那时后续资金要怎样向各位士大夫要呢？只有抄家才能来得及！更何况只要提到战争，各位君子们就会搬出孔夫子的圣诫——那是凶器，不到万不得己绝不能用，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先用。要仁义、要道德、要教化。太宗皇帝都说了“在德不在险”嘛…
5月3日，晋王耶律仁先去世。至此，大辽国失去了最后一顶保护伞。等待它的是最后半个多世纪的苟延残喘…
而本月在大宋，王韶正式发动了熙河之役！熙河之役是《宋史纪事本末》里独占一章的重要史事。它很独特，从狭义上说，熙河开边是指1072年5月此时开始的、由王韶主领，征服河湟部吐蕃的战斗。历时3年到1075年，王韶升任枢密副使时告一段落。而从广义上讲，熙河开边时断时续，要纠缠到北宋灭亡前、宋徽宗崇宁年间，由王韶之子王厚主领、大太监童贯监军，再次征服河湟，此时距离神宗拓土时己过去了整整30年…当大祸临头时，之前每一个举动都被认为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前无数根稻草中的一根。熙河之战更是这样。它功罪难言，在史书里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评价…
在这之前，需要先知道战争都发生在哪？各地点、各势力的分布。查资料，很容易就会有些答案。熙是熙州、河是河州、湟是湟州。貌似清楚，但不够，它们的精确位置关系到王韶怎样制定征服的先后顺序。得先清楚这点，才能理解熙河之役是怎么打的及这件事的难易…
翻开地图，大宋朝的最西北是泾原路的会州和秦凤路的秦、凤、成、阶4州，再往西就是洮州。再以洮州为中心点，它西方是河湟部之外的藏地吐蕃。南方是宋朝的四川。北方是熙州、河州、兰州、湟州…
也许在大家心里会得出这样一答案——河湟吐蕃不过如此，宋朝大片土地隔断着它，无论如何也威胁不到宋朝腹地？对不起，这不对！明白了位置，更要清楚河湟吐蕃此时的势力范围！河州此时由唃斯罗次子瞎毡的儿子木征占据。湟州是他们大本营，由唃斯罗嫡系传人、三子董毡继承。在这两块区域外，他们触角伸得非常远，最远地方已达到了岷州、巩州…
在成、阶2州的上方就是岷州，岷州的上方就是巩州，而它们的右边就是大宋秦凤路的腹地秦州！而在河、湟与岷、巩州之间的大片土地里，汉人势力微乎其微，连生存都成问题，根本谈不到什么管理。因这片区域内除吐蕃人，还布满了像墙头草一样随时四面倒的羌人。事后证明这些羌人比吐蕃人还要难缠，他们几乎一点原则都没，随时反叛…
这样的形势才能养出当年吐蕃赞普唃斯罗的脾气。我们都知道：当年曹玮在三都谷痛扁了他的宰相李立遵，给他造成了日后独立的条件，所以他每次提起曹玮名字都双手加额，向东南方伏首…(未完待续。。)
熙河开战篇
但他怎样面对大宋皇帝呢？每年宋朝使者过来，他一不拜旨、二不施礼，最多只是作一个揖，然后微笑着问“南朝阿舅天子近来还好吗”
这就是王韶所面临的局面！于是就清楚了一件事：他所要做的根本就不是把河、湟2州收回本土的问题，而是要到达河湟前，得先把吐蕃人伸到面前的那些触角一个个斩断，把前进道路先清扫干净…
在真正战斗开打前，他己用了两三年时光来做这件事…
现在，王韶的根据地仍远在秦凤路的通远军，他将从这里出征，孤军杀入千里茫茫异域！没友军、更没援军！每前进一步，都是吉凶莫测，无法反悔的…
他选的第一个敌人非常讲究，不是吐蕃人而是羌人。这就颠覆了一传统概念。不都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吗？为什么你放着正牌的吐蕃人不打，却去打跟班的羌人？
这就是王韶的特殊智慧！请问战局初开，就先直奔要害，和吐蕃人你死我活，局势会变成怎样？回答：吐蕃人会纠集起羌人，抱成一团来对抗宋军！
可要是先动羌人呢？吐蕃人心理就会有微妙变化。为了奴才，主子不会轻易拼命，甚至还会坐壁上观，看一下敌人的真正实力…
而战局发展也完全印证了王韶的智慧。12日，王安石就向神宗皇帝上奏：王韶已拓地1200里，招附30余万人口。将王韶此功比作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霍去病千里征战匈奴之功…
月底。第9项新法借着王韶大捷顺势推出——保马法！这是针对宋军长期以来的最大弊病——缺马！保马法允许在国家设立的专门养马机构之外，由民间养马。先在开封和陕西试行。保甲们愿意养马的，每户1匹、富户可养2匹。养马户免交折变缘纳钱。但每年朝廷将检查养马的情况。如马死了。三等以上的人家要全额赔偿、四五等户要赔偿一半。这些马平时允许民用，用于保甲们抓捕盗贼。战时则抽调军用。这样既可减少政府开支，又增加了战马数量，可装备更多的骑兵。但保马法一经推出，就与先前的保甲法受到了共同的责难：马本来应该是国家垄断的重要战略物资。老百姓本都是好好的良民，就该耕地种田，为国家和我们这些士大夫们上缴更多的赋税。你现在搞‘全民皆兵’这一套。究竟想干什么？
6月27日，宋神宗下诏成立武学，用来培养合格的大宋军官士兵。
此时的大宋朝。要用兵的绝非王韶这一路。闰7月3日，章惇出京，察访荆湖北路，平定当地蛮族叛乱。
8月。王韶挥兵直入。迅速杀入秦州以北、洮水附近的抹邦山、竹牛岭一带，那里有人数众多的蒙角罗、抹耳水巴等羌人。
到地头了，宋军士兵按习惯，就要在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列阵，等着山上边的敌人冲下来。列阵…等待…王韶觉得很头晕，看来宋军真是被李元昊打出心理障碍了，无论什么时候想的都是防守…
可这时局势是宋军主动进攻、来入侵了！尤其是要趁着吐蕃人不明虚实、不愿甚至来不及出兵时，先把这里的羌人打垮！这就必须得争分夺秒。如在山下列阵。不说到底能不能打败羌人，对方只需不下山。坐在山上看你摆阵玩，宋军都耗不起！
摆在王韶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强攻上山！为此王韶下令“兵置死地，敢言退者斩”
于是，生长在中原平缓地带的宋兵身披全副铠甲、举着兵器、冒着箭雨擂石向上仰攻。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要命的是攻到一定坡度时发生的事：羌人很狡猾，生长在这片山地里，他们知道什么情况下宋军才会最狼狈。等宋军攻到一定位置时，前进很累、后退则有点远，这时他们突然冲下去…
没办法，宋军立即就支持不住，开始败退。这时，王韶开始换衣服，脱下了文官袍子，穿上一身铠甲。古今中外无数战役都证明了一真理：不管军队装备怎样、战况如何，最重要的是士气！指挥官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弟兄们，给我冲”一个是“弟兄们，跟我上”哪个大兵都知道：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命令里，哪个才是真把他们当“弟兄”的人…
王韶就是这样，他穿上铠甲，挤进冲锋队伍里。在整个战场上，他是最清醒的一个。此战不胜，则多年来的准备瞬间会化成乌有，甚至京城里的王相公都会被他连累，变得一无所成！
殊死的搏斗开始了！没什么计谋、没半点侥幸，王韶反攻得手，冲上了山顶。由此乘胜追击“获首领器甲，焚其族帐”“洮西大震”
可没时间高兴，大震的结果就是真正的敌人杀过来了！吐蕃人己明白了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河州的吐蕃之王木征火速派来了援军。王韶刚刚强攻得手，就面临着一问题——防守！当然也可以不防，在敌军到来前迅速退回秦州，那样就毫发无损。但打了这一仗、爬了这么高的山、还死了那么多人，为的是什么呢？
这时王韶给出的答案与之前宋朝所有战例都不同，他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入侵一片土地，不管燕云十六州还是河湟之地，最重要的都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注重一城一池的得失，就会像宋太宗那样围城不下，被敌军集结后一战溃败！相反看辽国入侵，总是想法寻找宋军主力对决！杀倒一片，当地就会出现真空状态，辽军可为所欲为…城？当城里只剩下老百姓时，就只是敌人的金库。再没什么抵抗力！
王韶看透了这种军事理念，他选择了条看似惊险的光明大道——为什么要防守？为什么要撤退？我是来入侵的！
他命自己部下、名将景泰之子景思立率西军中的精锐泾原兵在竹牛岭虚张声势，而他本人则率主力悄悄转向西方。向武胜的方位前进…茫茫大漠，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武胜？前面《平戎策》里说了：这里是大宋与西夏势力消涨的契机所在。同样的，在宋朝与吐蕃的河湟之战里，它也一样的敏感…木征派来的人名叫瞎药，显然他也明白这一点，瞎药率援军就从武胜远远兜了过来，想打王韶个措手不及。可王韶偏偏迎了上去。这是他和前代宋朝将领们截然不同的地方——你要战，便决战！我求之不得！在王韶的军事生涯里，从没错过和敌人主力对决的机会…
武胜之战。来偷袭的瞎药却被王韶反偷袭！他怎也没想到在自己地盘上，会突然间和宋军遭遇！
瞎药大败，率军逃跑。3个多月后会来投降大宋…有一事实还得注意，即王韶的此行风险有多高！不是说吐蕃人有地利、骑兵有多强悍。而是瞎药有个决定性优势——武胜堡。它当时己是个堡垒。而它在吐蕃人手里！
由此，王韶不仅要大面积迂回，寻找敌人主力对决，更要防止瞎药和武胜堡联合起来。实战结果是他不仅把瞎药打得落荒而逃，更趁势直逼武胜堡，把吐蕃人从这据点赶了出去！
16日，武胜堡从此有了个新名字。王韶立即开始了建城，它叫镇洮军！
27日。知谏院唐坰被贬。唐坰是个很奇妙的人，进入官场靠的不是文凭。而是接了父亲的班。升官则不是靠政绩，而是两句话。他先对皇帝上书“秦二世胡亥被太监赵高控制，导致亡国，错误不在于强硬，而是他太软弱了”这句话无论怎样看，都只是句很普通的读书心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就此得到了宋神宗的欢心。也许是当时朝臣一片声的要求皇帝忍住脾气，使外邦、使国内都如沐春风，惹得神宗大怒，才觉得唐坰这句话特别顺心吧？第二句话是针对怎样迅速推行新法的。唐坰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杀了韩琦、司马光等反对派大臣，新法立即风行天下”
唐坰就此平步青云，成了馆阁人员。只是再想更进一步时却出事了。几个月时间里，他就让王安石非常的不安。这人太自私，做事目的性太强，且毫不掩饰，比邓绾更不顾一切。
王安石只能轻轻地对他，不贬官、也不调走，让他慢慢冷却。这应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了，试问一国首相，只是把提拔一个人的速度放缓下来，有什么错吗？要知道之前王安石曾不遗余力的提拔这个人的！
可事情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唐坰觉察出王安石的冷淡后，第一时间反目成仇，写了20多道弹劾奏章，定要把王安石告倒搞臭！都被皇帝给扣下了，留中不发！
一般来说，换成另外任何一人，事情到此就算结束了。第一，再有怨气，但王安石是他直系靠山，如这都要造反的话，小心成为官场公敌！面对这样一忘恩负义的人，大家都会心冷，躲得远远的；第二，发火有时就像自杀。别管气多大，如跳过一次楼不死的，基本不会再跳第二次。可这些都不适用于唐坰；第三，20多道弹劾奏章都被皇帝压下来了，很明显是皇帝不想事情闹大。就算不把王安石放在眼里，皇帝面子你总得给几分吧？不！在唐坰心里，根本就没第二种利害观念！只有他个人的心情、前程才最重要！
话说每隔5天，官员们都会在宰相率领下进宫面见皇帝请安。这叫“起居日”事情就在本月的某个起居日发生。
那一天正常程序在进行，突然间唐坰站了出来，他跪在大殿中心，要求皇帝正式升座，他要奏事。神宗一下就明白了他要做什么，20多道弹劾，这不是一般力度。神宗摇头说换个日子，他仍想大事化小。可唐坰跪着不起来，定要今天立即处理！没法，神宗只好升座，再纠缠下去，别的大臣们会往别处想的…
神宗升座，唐坰机会来了。开篇第一句话就暴露了本性“臣要说的，都是大臣们不法的事，请让臣在陛下面前一一陈述”好，所有大臣，包括王安石、文彦博…谁也别想走！
接下来他把笏板插好，展开了奏章，却没读，突然间转脸瞪向了王安石，说了句北宋百余年间最牛的话“王安石到御座前听取札子”
王安石愣了，他搞不懂的不是唐坰怎会突然间翻脸，而是宋朝从没这规矩，你要念什么就念好了，哪有让当朝首相出列恭听的？你当你读的是罢相制啊？可沉默是不管用的，在一彻底翻脸、成心找茬的人面前，只会让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就在王安石稍微迟疑中，唐坰己变命令为呵斥，吼出这样一句话“在陛下面前尚且这样，到外边可想而知”这句话威力无比巨大，天不怕地不怕祖宗不怕的王安石立即听话，乖乖站了出来，到御座前躬身听命。因唐坰说得很明白，他再犯倔就是蔑视皇帝了！
唐坰展开奏章开始读，请大家耐心要好一些，回忆下前面吕诲的弹劾，罪名一共也才10条，而唐坰先生居然总结出了…60条！挑其中重点介绍。第一点直指中心：王安石专作威福，和曾布、吕惠卿等人表里为奸，窃国大权！天下人只知有王安石而不知有皇帝！第二点：王安石很讨厌。可文彦博、冯京等两府高官胆小怕事，别说对抗，连说句话都不敢！尤其王珪，他对王安石恭敬得就像家里的奴仆一样（无敌的目光瞪向了王珪。王珪当即承认真没唐兄你的魄力，俺认输，他低下了羞愧的头颅）第三点：元绛、薛向、陈绎这3人是王安石的家奴，根本不是朝廷命官，由着他颐指气使！张琥、李定是王安石爪牙，四处无事生非，陷害忠良！台谏官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随时咬人，入骨三分！他们紧紧团结在王安石周围，己是朝中之朝，一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团了，宋朝就要坏在他们手里…(未完待续。。)
南北开战篇
一封奏章60个要点，到此终于结束。唐垧先生旁若无人地读完，之后谁也没理，潇洒异常地下殿走人。他走后，满殿侍卫们相顾失色，目瞪口呆。值班这么多年，头一次见这样的猛人…
其实不止侍卫，当天大殿上的所有人都非常郁闷。王安石就不说了，没任何心理准备，突然间破了100多年的官场纪录，在皇帝面前被人呼来喝去，骂了个狗血淋头…
反对派也不好过，按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可唐垧这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骂王安石连带着文彦博，谁的面子也不给，哪边的队伍也不站…
最愤怒的还是皇帝。神宗真是搞不懂了：他和唐垧到底谁是皇帝？理论上应是他？可被人强迫升座，又被人借用去砸王安石“在陛下面前尚且这样，到外边可想而知”这句话听着像是维护皇权，可就这样就把首相喊立正了？我是皇帝也从没这么牛过！之后更衰，唐垧长篇大论滔滔不绝，期间皇帝好多次喝停，可人家理都没理，直到读完都没理，直接就走出大殿！一直当本皇帝是空气…
以上三方的怒火，决定了唐垧的政治生命。他先被贬到潮州当别驾，罪名是渎乱朝仪。接着一贬再贬，到广州军资库去看仓库，到吉州酒税去当科员，最后彻底贬成平民…
为了不该发火的事，向所有大佬开火，一点退路都不留。唐垧做出这样的事。除精神病外，像没第二个名词可解释？
28日，王韶再次大破木征于巩令城。招降2万余人。
首战大捷后，王韶没乘胜追击，他停了下来，因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办——给朝廷写奏章。报功是必须的，但却是次要的。在奏章里，王韶貌似非常欠扁地写了句额外的话“皇帝及各位宰相注意了，俺得说明下：这次打仗。没用朝廷一文钱，都是俺开荒经商，自己赚的”参照宋朝以往历史。就会知王韶这是在没事找事。如曹彬，只是自己掏腰包给边关士兵打赏，就被贬官处理。再如张亢、滕宗谅，在边关打了那么多胜仗。可就因一点点财务账面不清。也得丢官罢职！前车之鉴不远，那为什么王韶要顶风作案，哪壶不开提哪壶？答案分前因后果两部分。
先看前因：3年前王韶要修建渭、泾上下两城，提出在渭原和秦州间有上万顷一直荒废没开垦的良田。国家应派人开荒，同时招商，农商两手抓，把当地经济搞起来。看着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吧？可…
首先当时西北主帅李师中反对：王韶所指的土地根本不是什么良田，只是当地弓箭手们的土地罢了。不信可来查！
下边既有人要求了。那还等什么？皇帝马上派人去查，查出的结果超级有才：土地是有的。但只有1顷！且所有权还有争议，几个地主正在打官司呢…这结果让人无话可说！茫茫大地、偌大的陕西四路，居然只有1顷土地？难道李元昊当年是只蚂蚁，在1顷地里敌我双方十几万人厮杀玩命？
没别的，连李师中带派去调查的人都贬职撤走！给王韶腾出手脚来！
但问题马上又出现了——关于市易法。
市易法和均输法都得由国家出本钱的！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绫罗绸缎往边疆上运，朝里大佬们一律表示想不通！明摆着的嘛，吐蕃人、西夏人没事都要去打劫，你运这么多钱过去，根本就是拿肉包子去引狗！
王安石怒了，回了句“西北那边的地主老财都敢屯积家产，堂堂国家居然害怕被抢？这还有天理吗？国家大臣不去想法强国，居然每天想着装穷躲贼，这还有王法吗”等等…之后就是一通乱吵，市易法才在西北实行…
所以现在王韶在赚了钱、打了胜仗后，就要强调下效果、写了这份奏章。可他还是太幼稚了，不要以为赚到了钱就是好事！更不要以为打了胜仗就是硬道理！在一有经验有能力的政客面前，什么都会变味！
军方大领导、枢密使文彦博“大家明白怎么盖房子吗？建筑商在开工前总会把预算说得很低，引诱房主动工。等盖到中途时，各种要求就都提出来了，那时不得不盖、不得不被宰。现在王韶所谓的胜利，不外如是”
几十年间没有的外战大胜，就换来部门领导这样的评语，换你能气死不？还好神宗皇帝发话了，把文彦博打哑“请问爱卿，房子坏了你不修吗”
宋朝大臣，具体到神宗年间的文彦博这一批，对于皇帝发怒的反应是——沉默！俺有话，但不说！只要家里不缺工资、不少补贴，才犯不着跟你惹气！
看着很平和、很文雅，可问题一点都没解决！像文彦博这样的心术超深，不可测度。于是这就形成了大宋官场的普遍风气——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可办起来你做我做各一套。反正宋朝大臣没死罪，不合作不会杀头的。在这种风气里，要做振兴国家的大事，难度可想而知！
由此也可反证：当初王安石所说的“易风俗，立法度”必要性可想而知…
月底，第10项新法——方田均税法推出。国家大量土地都被大官僚地主控制，他们隐瞒土地、逃避税收。宋真宗1021年，全国耕地已达524万余顷，到仁宗1053年竟只有228万余顷。虽经整顿，到英宗1066年，也只达440万余顷。土地隐漏十分严重。王安石力图解决这一难题。规定每年9月至次年3月，不误农时的农闲季节中，各县县官主持在全县丈量土地。按照肥瘠将土地分为5等。根据土地数量和等级确定赋税。在京东路试行，之后推广全国各路…
但这一法令受到了官僚大地主的重重阻挠。从此时开始。进行了近13年，到1085年宋神宗驾崩，才丈量了250万余顷的土地。约占全国纳税土地总数的一半。而随着神宗驾崩、高太皇太后掌权，方田均税法也随着王安石的其他所有新法一起，在极短时间内全部废除…
10月23日，宋神宗下旨：置熙河路。下辖熙、河、洮、岷4州及清远军（当然：河、洮、岷，还有未来的湟、廓、西宁等州，都还未能收入此时的大宋版图）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
11月8日，瞎药投降大宋。赐姓名包约。
27日，分陕西为永兴、秦凤2路(这指的是经济意义上的漕司路。而军事意义上的帅司路，整个陕西则共分6路：永兴下辖永兴军、鄜延、环庆3路。秦凤下辖秦凤、泾原、熙河3路)
王韶打得很好，可我们却不能再把目光抛向西北。第一，王韶的战斗暂停了，他必须消化掉刚吞并、或说是刚收复的土地。第二。宋朝的战场并不止这一处。甚至不是只两处、三处。神宗朝就像时光倒流。回到了宋初赵匡胤时代。争战不断、恢复国土，为中华大国正名！1072年是改革派气运的分水岭！如他们打不出好成绩，之前各种新法就真正成了100%的横征暴敛！短期见效、长期有害的本质都会暴露！如仗打赢了，一切都好说！可谈何容易呢？不说河湟地区汉人己失去了200余年，早成了塞外异域，也暂时忽略掉荆湖南蛮的崇山峻岭，这些都是可克服的困难。当时大宋朝的真正危险其实不在西北与西南，甚至也不是西夏。而在北方！
按新党们的灭敌步骤，是河湟——西夏——大辽国。从简单容易的下手。直到最后收复燕云、降服契丹！计划蛮好，可也要看人家辽国人愿不愿意不是？就在这段时间，辽国在边境蠢蠢欲动，巡境兵都过了拒马河！这是宋辽的传统边界，只要辽军敢于强攻，宋朝四面受敌、转眼就会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宋军开始主动出击！艰险危难，自然首推王韶主攻的河湟之战。除了他，章惇也在南方努力…
荆湖北路的西南夷叛乱。宋朝年间的长江之南，一直都有各少数民族生存在深山老林里。前面的侬智高叛乱只是其中一例，乱的级别很大而已。除他以外，长江边上一些少数民族乱得小些，可乱得很有传统，经久不衰。
具体讲，就是在长沙以西、邵阳北面，以梅山为首的一大片区域。那里交通不便、人种不同，五代十国天下大乱，这片地方就被蛮族给占了。到宋朝，赵光义、赵恒、赵祯都被被辽国、西夏拖得一辈子劳碌，对这小片地方自然扔到一边，索性就把它划为禁区，名叫“禁梅山”周边汉人禁止与其中蛮族有任何往来。这是片特区，虽在宋朝版图内，却不受宋朝管辖。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长此以往，早晚出事！但只要事不关己，大宋朝所有官儿对它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的结果，就是让蛮族人看到了便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为什么不出去抢呢？何况有侬智高的光辉战绩为榜样，为什么不造反呢？
形势逼着宋朝发兵平叛，在这次之前，最近一次是由潘美的从孙潘夙率兵进剿，击破邵州蛮族团峒90处。九十处团峒，其实也就是90个小村子，平均每个村不会超过100人。而那地方深山老林、沟壑纵横。官军到了不是怎么打架的问题，而是先得能找到人打架的问题。官兵来了，蛮族人就钻进山里。官兵走了，出去继续捣乱。抗日战争伟大领袖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略，人家早就都懂了…
而此时梅山一带，包括辰州附近的蛮族有内乱，他们的酋长太残暴，拿自己的子民不当人。众多蛮人都向往大宋朝的仁慈生活，要求内附。这机会，到底要不要抓住呢？从本质上讲，这是块烂膏药，总贴在宋朝身上，早晚会化脓！可现在是揭它的时候吗？这时正是王韶转战西北、攻克武胜的时段，同时在西北、西南两方面开战，是理智的吗？种种疑问都盘旋在王安石的脑海里。一国宰相，每一个举动都牵扯到帝国安危兴亡。
他终于决定了，尽快打赢战争！为此，他派去了自己亲信、新党骨干章惇！在这之前，章惇一直在制置三司条例司里工作，是个搞经济的人才，他走马上任去平叛，无论从哪点来看，都是王安石在以权谋私。
刚开始时，谁也不知章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老实说，连王安石和宋神宗也没看准，都被他吓了一跳。他去了，头一招非常正规，情报不是说蛮族人想内附投降吗？很好！派人去招抚！一来了解实情、二来顺势就把人拉回来！
结果回来的不是内附的蛮人，而是他派去的两个特使的人头。这两人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到了蛮族地面，先没去找受苦受难的群众代表，而是首先安抚了下当地的妇女代表…这不是找死嘛！人家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了两个官派流氓！
于是蛮族人一怒之下，替宋朝砍了这两个混帐东西！接着形势就急转直下，没法收拾了！本是带穷苦受难的异族兄弟进城的，结果成了杀官造反…而消息传进京城，宋神宗和王安石也傻了。章惇，虽让你带兵去了，可没说让你打！那是防着蛮族酋长恼羞成怒的！现在事大了，你千万别再乱来！
宋神宗说“我在怀疑章惇是不是认真执行了命令”王安石摇头“章惇还是可信的，但定要稳住，别轻举妄动”事实证明他们真是不了解章惇。这人有多强硬，多敢干，放在整个宋史300多年里，都首屈一指！
章惇兵分三路就杀了过去！哪有那么多罗嗦！历史会证明：当章惇发火时，不管对方是谁，苏轼也好、司马光也好、甚至宋神宗、神宗的妈、神宗的老婆，都算上，谁也别想好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