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兵家孙膑
庞涓是魏国人，孙膑（孙膑原名已失传，是因为受了膑刑，所以世称其为孙膑）是齐国人，传说两人曾一同拜在鬼谷子门下做学生。
鬼谷子是卫国人，是一位隐逸的高人，隐居清溪鬼谷，自号鬼谷先生。他不像孔夫子那样整日为天下乱局忧心，也不像普通人那样为一餐一饮而焦虑。据传有人曾看见他出入云梦山修道采药，说他已经达到了辟谷（即不需吃东西也能长生）的境界，更有人说他早已打破轮回，可以隐形入云，又可以撒豆成兵。这些当然都是好事浮夸者的不实传言，不过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他有高深莫测的本领；第二，他平日深居简出。正是这样，他给人造成神秘的印象，引来众多的猜测和传说。
此外，苏秦和张仪也是鬼谷子的学生。一般而言，学生的思想深受老师的影响，所以以学生反观老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鬼谷子的学问大体应该在纵横术和兵法这两个相通的领域。
言归正传，说回孙膑、庞涓。孙、庞两人一道学兵法，每日吃饭读书都在一处，又时常谈及学习心得和未来梦想，感情日笃。不久，庞涓收到消息，说魏王正在四处纳贤，所以就决定去魏国看看能否得到魏王的赏识，一展所长。临别时，庞涓对孙膑说：“若我在魏国得势，必定请奏魏王，邀师弟下山，一展抱负。”孙膑被庞涓的情谊感动了，洒泪与之话别。
几年过去了，庞涓凭借所学在魏国立稳脚跟，当上了上将军，统领当时战斗力最为强悍的魏武卒。庞涓从来都以吴起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能够建立吴起那样的军功。他也确有为将之才，在他的带领下，魏武卒打得魏国周围的小国全无还手之力。不多时，宋、卫、鲁、郑相继来魏国朝贡。
其实，庞涓比之吴起，稍有逊色。吴起不光是一代战神，还是一位政治改革家，所谓“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吴起每次举兵，都不是着眼于一池一地，或是一时的胜败，他以魏国的发展为大局，从容制定进击退守的战略，故而终能成就魏国霸业。
可是庞涓任将的时候，魏国的国君是魏惠王，即《孟子》中经常提到的梁惠王（战国时，魏国首都是大梁，所以魏通常也被称为梁）。当时魏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奇妙的转折点上。一方面，经过文侯的改革变法，到武侯一代的蓄积壮大，魏国的国力已经达到了鼎盛；可是另一方面，文侯时那种积极进取的心气儿和志向早已被消磨殆尽，所以人才供给也出现了断层。这并非说魏国没有人才，而是对人才的利用不当，比如商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魏惠王不但没有重用商鞅，反倒白白把他送给了世仇秦国，这为日后秦国灭掉魏国、统一天下埋下了隐患。
庞涓没有吴起的深谋远虑，出兵打仗时的意图自然也不一样。吴起取得西河之地对于魏国抵挡秦国是有战略意义的，而庞涓出兵却只为成就个人功名，这就是曹操所痛恶的“慕虚名而处实祸”。
胜利的喜悦很容易叫人头脑发热，所以打了几个胜仗的庞涓在魏国资望飙升，上至国君，下至黎民，没有一个不把他视为魏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庞涓自己也对自己很满意。这时他又想起了还在深山随着师父学艺的师弟孙膑，于是向魏王举荐，又差人把消息告诉孙膑，让他来魏国投奔自己。
接到消息的孙膑一下子踌躇起来，久居深山，整日对着的是山间的日升月落，听的是溪唱虫鸣，数的是花草枯荣，他当然想要下山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可是他与庞涓不同，他对俗世功名并不那么热衷，而且自觉师父鬼谷子的学问手段还未能学全，所以突然要走，竟有些不舍。
经过一番思考，孙膑还是决定出山。怀着对新生活的热望，孙膑来到了师兄庞涓所在的魏国。几年不见的师兄弟两个都显得非常激动，少不了谈及过去几年彼此的生活，更少不了在暗中考校彼此的学问有无长进。双方有问有答，庞涓惊奇地发现，这位孙师弟的学问成就竟然远远地将自己甩在后面了——难道这真是“肉食者鄙”，自己被过于舒适的生活和俗世的享乐腐蚀、禁锢了？越想越害怕，不仅是因为自己学问的停滞不前，更害怕孙膑将凭其才学获得魏王的宠信，取代自己在魏国的地位，那么他庞涓多年以来的奋斗就要化为乌有了。
人的心理真的很奇怪，很难用理性分析，因为很多时候人们所想的不是将蛋糕做大，而是一心只想着自己必须分到那块最大的蛋糕，由此引发出无数的明争暗斗。庞涓并没有吴起、翟璜那样的胸襟，他首先不是忠于自己献身的事业，而是忠于自己的功名。假若孙膑能够与自己一起辅佐魏王，何愁霸业不成？将来即使后人回顾他们这一代的历史时，即使不把庞涓看做是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也必将尊之为一代名臣而彪炳史册。可是庞涓根本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他看到的只是个人的升降荣辱。孙膑的出现，就像是一桶自天而降的冷水，将庞涓从沉浸已久的千秋大梦中浇醒过来，让他发现，他这个“魏国第一将”的位子远非自己想象的那么安稳。
夜凉如水，庞涓在床上辗转反侧，始终未能成眠。月亮升入中天，皎洁无瑕，可是空灵干净的月光却无法照亮庞涓的饱受折磨的内心，也没法舒展他纠结缠绕的双眉。可是不久，庞涓就一脸幸福平静地合上了眼睛，渐渐地还发出了有节奏的鼾声。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不久，还在幻想着拜官封爵、决战沙场的孙膑就给人抓进了大牢。在他被带走的那一刻，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耳朵里嗡嗡直响，只能隐隐约约、断断续续地听到什么“通敌卖国”。“我没有啊，我没有卖国，更没有通敌，我刚刚下山，到哪里去卖国？到哪里去通敌？庞师兄呢？他为什么不出现，为什么不来见我？”所有的疑问都没有答案。回答孙膑的只是绳索、皮鞭、针、烙铁还有一把锋快的小刀。孙膑久居深山、未经世事的白净脸蛋上给黥上了屈辱的字迹，他那双还未在苍茫大地上奔跑飞驰的双腿也给剜去了膝盖骨。不知道在他受刑惨叫的时候，那个曾经的师兄庞涓是站在一旁看着冷笑，还是躲在隔壁失声痛哭？这都是历史的尘埃了。
“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这是《史记·孙吴列传》的说法。太史公没有说明庞涓到底给孙膑安了什么罪名，但一般都认为是通敌之罪。通哪国的敌呢？孙膑是齐国人，所以应该是私通齐国。这本是子虚乌有，凭空杜撰，血口喷人，但最后孙膑真的去了齐国，或者这是天命？
按说，庞涓应该杀了孙膑，以绝后患，为什么只是施之以膑刑，让他成为残废呢？有人说，这是按照魏国法律，孙膑罪不至死。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在那个征伐无度、人人自危的战国时代，通敌是何等重大的罪名？既然已经通了敌，那么魏王的心里一定是想杀孙膑的，他之所以未能如愿，是因为有人替孙膑求情。
可是，孙膑在魏国人生地不熟，谁会为他求情呢？不错，这个人一定就是庞涓！都说“送佛送到西，害人害到底”，庞涓留下孙膑一条命，就不怕遭到日后的报复吗？有人说，庞涓之所以为孙膑求情，是因为想从他的口中套出孙家家传的《孙子兵法》。不过《孙子兵法》并非武侠小说里的武功秘籍，必须“藏之深山以待有缘”，阅读它应该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因为很明显的吴起的《吴子》就受到了《孙子兵法》的影响——既然吴起看得，庞涓又为什么看不得？所以，这种说法并不能叫人满意。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庞涓已经被嫉妒折磨得有些心理变态了。庞涓不想让孙膑风风光光地活，也不能忍受他痛痛快快地死，他要让孙膑像一只狗一样满身污泥地活，看看日前那个侃侃而谈的翩翩佳公子还如何纵论天下大势！庞涓要折辱孙膑，要打掉孙膑看向他时眼睛里流露出来的轻蔑——其实这多半可能只是他自己的想象，要打掉他的希望，让他永远地活在痛苦之中。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假若孙膑就此自杀，那么死去的不过是一个“有罪”之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孙膑当然也曾想过一死了之，可是想通了这一层，他就决定要活下去，不光是要复仇，还要燃烧生命，让世人知道他孙膑曾在人间存在过。孙膑于是在牢里装疯卖傻，在猪圈里翻滚跌爬，甚至故意在庞涓面前吃下猪粪，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受不住打击而彻底疯狂。
以为孙膑真的疯了，所以庞涓渐渐地把孙膑当做是一个死人，放松了警惕，不再管他了。终于让孙膑抓住机会，随着来魏国出使的齐国使节一同逃往齐国。
传说，在孙膑出山之前，宠爱他的师父鬼谷子让孙膑去山中摘一朵花回来，并以此为他卜上一卦。其时秋风萧瑟，百花凋零，孙膑最终只是找来一只插在瓶子里的菊花。鬼谷子手捧此花，沉吟良久后说道：“此花已不新鲜，花瓣、花萼都有折损，不过它能坚持到这一刻，说明它经得起风霜。你此番下山，就如此花一样，虽有苦难，但终能化险为夷，你且将此花插入瓶中，那么你最后也必定返回母国齐国，在那里成就一番事业。”
这当然是后人的附会，不足为信。
来到齐国后，孙膑见到了大将军田忌。几番交谈，田忌对孙膑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拜之为上宾，请孙膑留在自己家里。
换上了干净整洁的衣裳，孙膑颇有再世为人的感觉。以前，这些东西虽好，但他孙膑却好似并不能真正体验到似的，但经过了这次劫难，他更加懂得珍惜。孙膑暗暗发誓，有生之年决不让自己再重蹈覆辙，决不让别人再有机会主宰自己的生死，他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首先，他要见到齐国的当家人——锐意图强的齐威王。
善于观察的孙膑发现，齐国的贵族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赛马。大将军田忌是一个狂热的赛马迷，而与他“马战”的往往就是齐威王。齐威王是齐国的君主，所以他的马厩里养着的宝马是从整个齐国千挑万选出来的。余下的贵族公子、王公大臣所养之马也是千里挑一，但总是捡齐威王的“漏儿”，所以他们的马的素质没法与齐威王的宝驹相提并论。
可以想见，刨去临场发挥等偶发性因素，田忌与齐威王赛马肯定是有败无胜，即使加上这些因素，也不过是败多胜少。每次赛马，田忌都押下大笔的黄金，假如对方是齐威王，那么这些黄金恐怕就要有去无回。不过，虽明知要输，田忌却乐此不疲。
经过仔细观察，孙膑发现，齐国的赛马有着特定的规则，那就是参加比赛的双方要连赛三场，最后胜出场数多的那位为最后的胜者。心里一番筹算，孙膑已经有了计较，于是鼓动田忌再去与齐威王赛一场，并声称自己有办法确保田忌的胜利。田忌对孙膑自然是信心十足，于是摆明车马，邀齐威王再战。
田忌与威王各出上中下三个档次的三匹马一较高下。在以往的较量中，田忌的上等马对阵威王的上等马，中等马对阵对方的中等马，下等马对阵对方的下等马。可以想见，威王的下等马乃是相对于威王的上等马和中等马来说的，若论其素质，则绝对是普天下下等马中的上等马。同理，威王的上等马和中等马也远胜“同侪”。所以上等对上等、中等对中等、下等对下等这样硬拼实力的办法总叫田忌乖乖地将金子送进威王的腰包。
兵法不光可以用之于战场，也可以用之于赛马场。孙膑的办法是先用田忌的下等马来对阵威王的上等马。不用说，这场田忌输定了。不过接下来的情况就是，田忌的上等马对阵威王的中等马，而其中等马则对阵威王的下等马。虽说威王的马其平均素质远高于他人马匹，但中等马始终是中等马，根本难以与上等马争锋，而下等马始终是下等马，也不足以在中等马面前逞威。可以想见，最终田忌连扳两局，以总分二比一取胜。
说白了，孙膑的办法不过是这八个字：“以己之长，对敌之短。”不过，要将这个办法应用自如，第一个考校的却不是主帅的智谋，而是胸襟。若鼠肚鸡肠，则在意的不是大局，而是一时一地的得失成败，那么也就鼓不起壮士断腕的勇气——因为“第一局”注定是要输的，甚至在很多地方都要做出必要的让步与牺牲。赛马场之上，规则已定，局势分明，还比较容易做出决断；战场之上，无所不用其极，时刻风云变幻，怎么能够想清楚，此刻的让步能否换得最终的胜利？到时候如果输了，那么输的将不是金子和面子，而是人的性命，是宗庙的安全，百姓的福祉！所以为将者除了要有过人的胸襟之外，还必须有聪明的“耳目”，要清楚判断敌我之间的军力部署，还是回到孙子那句至理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马儿已经跑完了，一切尘埃落定，看台上原本以为自己会胜利的齐威王没想到竟输了，于是召田忌过来问个清楚，这一问，就把孙膑问了出来。和田忌一样，威王很快就被孙膑的才学所倾倒，将之奉为老师。
虽说输了马，但却得了一个军事奇才，齐威王这次可谓赚个盘满钵满。从头再看，齐威王这一朝将相里，邹忌是通过“鼓瑟弹琴”而得到重用的，淳于髡是通过说笑话而得到威王的赏识的，而孙膑则是通过赛马进入威王的视线……
由此可知，齐威王的私生活是多么丰富！这也难怪，因为齐国确实根基深厚，既富且强，早在齐桓公设置稷下学宫以来，就文武并治，工商发达。不过，“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一个人的成长是这样，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齐威王好玩乐，虽能及时采纳谏臣的正确意见，却少了一股狠劲儿，一个认真的执念，所以终究不能整饬乾坤，做出根本的变革。所以他对于麾下的孙膑等人，也只能做到“能用而不能尽”，使他们纵怀有盖世的才华，也终究未能成就盖世的功业。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而对于此时的孙膑来说，最重要最迫切的事并不是帮着齐国称霸，而是向庞涓复仇，一雪前耻。
他很快就等到了一个机会。
第75章著名的围魏救赵
公元前354年，庞涓率领魏武卒攻打赵国。赵国形势危急，于是向齐国求救。此前，虽未经过会盟，但魏国已隐隐有了霸主的地位，若任由庞涓这么打下去，万一将赵国吞灭，再整顿兵马收服韩国，重复当年三晋合一的盛况，那么齐国也就不用再做统一天下的大梦了，直接向魏国俯首称臣算了。
所以齐国这次必须出兵救赵，问题在于该选谁作为此次出征的主将。齐威王想到了孙膑，以小观大，已知其才，更何况他是兵圣孙武子的嫡脉子孙，家学渊源，相信有他出战，定然能够狠狠地教训魏国人。
不过孙膑却推掉了主将一职，他说：“我是受过刑的废人，如何能做主帅？”言辞淡漠而听来叫人心痛。威王无奈，只好命田忌挂帅出征，而孙膑就做了田忌的军师。看来，“军师”这个词在普通大众的脑海中勾起的形象，除了诸葛武侯，最早其实能够追溯到战国时的孙膑。由于被剜去膝盖骨，孙膑没法像其他将领那样立在战车之上，更不能骑马，只好安坐于辎车之上。可以想见，其他人都是一身甲胄，唯有孙膑是长袍大袖的儒冠儒服，潇洒又自在。苏轼赞叹周瑜的那一句“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用来说孙膑也算合适。
主帅田忌想要驱兵入赵，寻上庞涓率领的魏武卒主力一决雌雄。但是他的想法被孙膑否定了：“丝线缠作一团，想要解开它，就不能不顾起止头尾的胡乱撕扯；两伙人打起架来，想要止戈劝和，就不能跃上战场亲身搏斗，这只会使事情越来越乱。假如能够找到纷繁乱象背后的要旨，再认清和控制形势，自然而然就能将矛盾解除，达到我们的目的。如今庞涓率魏军的精锐苦战在外，那么留在魏国的大梁城戍守的必然都是些老弱病残。我们不如批亢捣虚，迅速挺进大梁，同时派人北上，将大梁被围的消息放给庞涓听，那么他必然放弃攻打赵国而回兵自救，如此岂非解了赵国之围？”
其实，孙膑的做法和象棋中的以攻对攻的路数是十分相似的。只不过下象棋时是“先下手为强”，快上一步就能够取得主动，把对方将死。而齐、魏之间的斗争却是“后发先至”——相较于魏国攻打赵国的国都邯郸，齐军围困魏国的都城大梁明显在行动上落后于魏军——后来者占据主动，因为齐国是博弈双方（赵、魏）之外的第三国！
而且，孙膑的做法不仅是聪明的做法，还是唯一能够取胜的做法。若按着田忌所想，驱兵入赵，那么齐军长途奔袭，到达邯郸城外时必定已是疲惫不堪，而赵军由于困城日久，也不是生力之军。这时候，齐、赵虽能够夹击魏军于城下，但他们要面对的可是吴起一手训练出来，几十年未尝败绩的魏武卒，那时鹿死谁手也就难以知晓了。
进军大梁则不然，“攻守之势易也”，变成了齐军以逸待劳，而魏军则是劳师远征。有心算无心，有准备对没准备或少准备，魏军定然会吃败仗。
果然，这一切全让孙膑给算中了。风风火火赶回来的魏军，在通往大梁城的必经之路桂陵遭遇了齐军的伏击，全军覆没，只有庞涓一个人逃出生天，衣衫不整、落魄如丧家之犬地回了大梁城。
失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上将军庞涓，就算他在战场上取得再多的胜利，人们都只会把他当做孙膑的手下败将。所以，他不断取得的军功不过是为了衬托孙膑，为孙膑的难测的智谋和超卓的指挥添加注脚。
庞涓在等，等着再次与孙膑在战场相遇，然后将他击败，用他的鲜血来洗刷那个刻在他心里的“败”字。只可惜孙膑并不是庞涓，他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个人的私仇而四处征战，让那些年轻的兵士为了他而死在空旷、冰冷的战场。事实上，即使孙膑有这个心思，最终也未必能够举兵伐魏，他在齐国的影响力也远远比不上庞涓在魏国的影响力，因为聪敏有决断的齐威王并非那个糊里糊涂、毫无主见的魏惠王可比。所以庞涓这一等就等了13年。山水有相逢，这对师兄弟的鬓角都是渐染风霜。
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13年前尚为死敌的赵、魏两家现在和好了，而且还汇兵一处，一起进攻韩国。赵、魏联军兵强马壮，他们齐声在韩国都城新郑外面叫骂。
此时，秦国正处于历史关头，商鞅正在秦地主持变法，根本无暇插手三晋内部的争斗；楚国人也无心思来管那些向来视他们为蛮夷的中原人之间的恶斗和杀戮；燕国是一个小国，与三晋和强国齐国各有摩擦，多次被对方攻入都城，就算想劝架也没有人肯听他的。不消说，剩下的只有一个齐国了。果然，韩国人重新走了13年前赵国走过的路：向齐国求救。
关于救还是不救的问题，齐国朝堂分为三种意见。其一以相国邹忌为代表，他们“老成谋国”，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必蹚三晋这浑水。其二以邹忌丞相的政敌、大将军田忌为代表，这一派多是热血蓬勃、渴望立功的军官，他们主张立刻发兵救韩，彰显国威。持第三种意见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军师”孙膑。孙膑既不同意邹忌等人见死不救的短视行为，因为这样做等同于向天下宣告，齐国已经“放弃”了三晋，也不同意让田忌等人立刻发兵的意见，“救是一定要救的，只不过我们不需着急，让他们先互相耗着，最终占得便宜的肯定是我们！”这大概就是孙膑当时心中的想法。
“臣以为，救韩之事势在必行，否则没有了韩国的牵制，魏国将更加骄狂难伏，而赵国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内政不稳，所以根本没有能力抵挡魏国的铁甲雄狮。到时候，13年前那种时刻担心魏国称霸天下的噩梦就要重新上演。不过，若是过早地出兵救韩，那么齐国的子弟兵就要在战争最残酷、最容易牺牲的时候投入战场。”若说孙膑是俞伯牙，那么齐威王就是知音钟子期。所以当苦候宫门外等待消息的韩国使节再次朝见威王的时候，威王只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地看着韩使在那干着急。
就这样，在韩使在新郑和临淄两城往返数次之后，齐国终于答应出兵，因为韩国国君已经做出了决定：击退赵、魏联军后，韩国会做齐国的附属国。
齐国于是出兵，主将仍为田忌，而孙膑仍任军师。这一次，孙膑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他和庞涓之间的恩怨。
孙膑的办法和13年前一样，还是趁着魏国精锐纠缠于韩国之际驱兵“直走大梁”。不过庞涓这次已经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早就盯着这边的情形，所以齐军刚刚越过魏国的边境，他就率着统御多年的魏武卒急行军往回赶。
包括田忌在内，所有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庞涓这次还会上当吗？孙膑却充满信心。
一路追来，庞涓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齐军留在身后的起火的土灶越来越少：第一天还有十万个土灶，到了第二天就只剩下五万个了，而第三天，庞涓只发现了少得可怜的两万个土灶。
“胆小的齐军终于开始溃逃了吗？吃不得苦的齐国人啊。孙膑，你这次就要毁在你的这帮老乡手里！”于是舍弃步履缓慢的重甲步兵，只带着数量有限——当然高于齐军的“两万人”——的轻装精锐继续穷追。不过黄昏时候，当他们走到马陵道，庞涓突然意识到事情有所不妙。马陵道是一个狭窄的山谷，两旁是危岩险隘，“难道齐军会在此处埋伏？”正踌躇间，有兵士报告在前面道上发现一段巨木，好像还给剥了树皮，非常奇怪。
庞涓举起火把，一步步走到那段巨木之前，隐隐约约感觉剥下树皮的那一块地方好像刻有字迹，移近火把一照：“庞涓死于此树……”还未读完，耳朵里一下灌满了箭矢破弦之声，那些跟着他南征北战的兵士一个个倒下去了。眼见败局已定的庞涓，最后愤愧自杀，一代枭雄就此身亡。
马陵之战流传下来孙膑一句著名的兵学格言：
“兵法，百里而趣（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看来做什么事都急不得。未知身在地下的庞涓能否摆脱那种紧张和“兴奋”而获得一种真正的平静呢？过去的一切都随着他那一剑结束了，孙膑也不再是过去的孙膑，对这一切都感觉厌倦，后来终于因为不想再参与田忌与邹忌的内斗，而退居世外，著写兵书。
庞涓战死，随他而来的魏武卒精锐也所剩无几，魏国这个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大国就此衰颓下去，而战胜魏国的齐国也并未能长久地保持住霸主的地位，魏、齐的光芒黯淡下去。
公元前370年，魏惠王继位。为了争夺国君之位，魏惠王与他的兄弟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角逐。
战国纷乱的一个原因是，各个国家总是趁别国出现内乱时横加干预，妄图彻底摧毁他国争雄天下的实力。在魏惠王争夺国君之位期间，韩、赵等国曾试图分裂魏国，终因意见不合，计划破灭。
还没当上国君，国家就遭遇内忧外患，魏惠王在争夺大战中得到历练，继位后他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险中求安，败中取胜，与此不无关系。
掌握国家大权后，魏惠王依仗国家实力和军中大将，多次打败秦国。而秦献公为了祖上基业坚持抗击魏国，尽管败多胜少，还是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秦献公死后，接替他掌管秦国大政的是秦孝公。
秦国的北方和西方是少数民族部落，南方是蜀、巴等小国，东方是强大的魏国。当时对秦国威胁最大的国家是魏，在与魏的战争中，秦国败亡的次数最多。为了打败魏国，掌握大权后的秦孝公颁布求贤令，不惜以重金高位寻觅能人辅助，以增强国家的实力。这时，商鞅来到了秦国，秦国经商鞅变法后，日益民富国强，并且多次将魏国打败，秦孝公很欣慰。
接连被秦国打败几次后，魏惠王知道魏国的国力已经逐渐衰弱，其他国家在魏国衰弱的时候却越来越强，形势不容乐观。既然秦国变法后国力越来越强，魏国也不妨照此方法，于是魏惠王积极发布求贤令，以卑辞厚礼招纳贤才。
魏国招纳贤才之时，秦孝公已经死了。失去了秦孝公的保护，变法中一再触犯贵族利益的商鞅顿时成为众矢之的。新任国君乃当时被商鞅羞辱的太子，其对商鞅早已恨之入骨，因此他即位后立马要将商鞅治罪，以报昔日羞辱之仇。失去靠山的商鞅只好逃到魏国，魏人却因恼恨商鞅奸诈，不肯收留。
曾经的魏惠王有眼无珠，致使商鞅这样一个也许会改变魏国命运的人才流失。若干年后，魏惠王仍然不能破除常规，又一次与商鞅失之交臂。上天抛给魏国两次机会，魏惠王都没有把握住，实在令人惋惜。
因为不敢破除常规，魏惠王招纳的都是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人才，例如邹衍、淳于髡和孟轲等。孟轲是儒学大师，儒学强调的是仁政，缺乏攻击力，其在治世可以稳定人心，乱世却无法成就大业。
战国时期，各国兼并战争不断，这时最能发挥作用的思想是法家思想。秦孝公重用法家人物商鞅，短短十多年就使疲弱的秦国一跃而成强横的大国，令诸国国君心生艳羡。
召见孟轲时，魏惠王先诉说一通屈辱的历史，接着回想昔日的魏国与现在的差距。魏惠王的意思是，他无德无能，到了晚年军队屡次受挫，结果太子被俘，主将战死，国家一蹶不振。
惠王接着问道：“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不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
孟轲听魏惠王如此说，便答道：“大王您为何张口就要利益，有足够的仁义不就够了吗？如果一国的君主只说为国家谋求利益，士大夫只说为自己家谋利益，而士民百姓所说的也只是怎样让自己获得利益，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这个国家就会面临危险。懂得仁爱之人就不会抛弃亲人，忠义之人自然会将国君放在心里。”
魏惠王点头称是。
孟轲重视仁德，讲求正义，如果不是处在纷乱的战国，凭借他的才气一定会获得明主的赏识，一展胸中韬略。然而，此时的战国却不需要这样的人才，孟轲生不逢时，才大难为用，真是可悲！
战国是讲求实力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抵抗外来威胁，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将儒学做得多好，也不会获得长久的发展。遭遇多位国君拒绝后的孟轲说话不再咄咄逼人，而是给国君留一点点情面。孟轲说，身为国君，不应该一味追求利益，而要讲求仁义道德。因为国君是国民的表率，如果国君是追名逐利之辈，士大夫必然是；如果士大夫只管追求利益，百姓学习士大夫，也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如果人人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只为自己，不管他人死活，社会秩序一定会失调，国家必然大乱。如果国家发生暴乱，国君之位就无法保存。
孟轲的话并不合魏惠王心意，所以魏惠王没有接受孟轲的建议。
魏惠王早年英明神武，为国家开疆辟土，何等风光；到晚年，他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被后进商鞅赶超，与其说是性格使然，不如说是历史使然。
第76章秦献公的改革
公子连的返乡记，公子连就是著名的秦献公。
就在东方各诸侯国争相变法，不断强大时。历史似乎将秦国遗忘了，这个蜗居在西北苦寒之地的民族，一直受着魏国和匈奴部落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在魏文侯之时，李悝变法、吴起练兵、西门豹治国，魏国的中央集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秦军在吴起的打击下，不断丧师失地。秦国只剩下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土地狭小。而另一方的魏国，则一直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眼看着秦国就有了被灭亡的危险。
秦国的出路在哪里？公子连如是问道。
面对魏国的蓬勃发展和秦国的困顿低迷，公子连并没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遥望西北，多少年前还是公子连的乐土。小时候，其父亲秦灵公给公子连取名为师隰，对其十分爱护。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正当公子连以为自己即将名正言顺的继承国君之位时，秦灵公竟然突然死去了。那一年是公元前424年。
公子连还来不及反应，其叔叔秦简公便将君主大位抢了过去。此时的公子连，只有区区十岁，但却是秦简公心中的大敌。为了免于遭受不测，公子连在一批忠臣的帮助下逃到了魏国避难。这一去，便是长达29年的亡命天涯，期间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
之所以能够在魏国和秦国秦简公的双重压迫中生存下来，是因为在公子连一直有夺回君主大位的决心。
另一方面，于魏国而言，公子连是秦国曾经的储君，只是因为叔叔篡位而被废，因而在政治上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所以魏国在物质条件上，给予公子连优厚的待遇。
公子连趁着被困的时间，努力学习魏国的强国之道，同时还密切关注着秦国和国际的局势变化，只等有朝一日时机成熟，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
公元前385年，秦简公去世，把一片江山交给了自己儿子秦惠公，不久之后，秦惠公也去世，秦简公才两岁的孙子秦出子坐上了秦国国君的位子。此时的秦国，把持朝政的不是别人，正是秦出子的母亲。只是这个人并不善于治理国家，在她当政之时，大肆重用宦官和外戚。秦国老贵族与之爆发了激烈的矛盾，由此使得整个秦国的内政极其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的局势，秦出子的母亲只能用赏赐去麻痹他们，这样一来，矛盾虽然有所缓和，秦国的国库却就此一贫如洗。
秦出子之母又想出了依靠加重地主和自耕农的税收来维持国库支出的办法。她没有料到，这样一来，秦国的矛盾更加扩大，眼看着她的统治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前文中提到，魏文侯逝世，其子魏武侯即位，在魏武侯的雄才大略下，魏国的发展到了另外一个高度。甚至齐国田和也是依靠魏武侯，才得到了周天子名义上的认可。这样一来，魏国和齐国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缓和，三晋之地内部却爆发了一系列的矛盾。赵国将都城迁到了邯郸，因为此前的中牟特别容易受到魏国的攻击，到了邯郸，赵国的防守便上了一个台阶。
有人不禁疑问，此前三晋不是团结一致，到处征伐，甚至一度让天下群雄为之束手吗？何以现在会相互防范、兵戎相见呢？原来，在三晋联军多次打败齐国、楚国、郑国、宋国等国家之时，由于赵国在北方，被秦国、韩国和魏国包围，好处都让韩国和魏国给占了，赵国只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这让赵国的心理出现了很大的不平衡。
更让赵国气愤的是，魏国对赵国南进中原的进程，处处设置障碍。无奈之下，赵敬侯遂决定迁都。赵国将都城迁到邯郸后，魏国便开始担忧。因为这时赵敬侯第一个要打击的对象，就是和魏国亲厚的卫国。
此时的吴起由于公叔的陷害，已经逃到了楚国，做了楚国的丞相。
赵国抓住这个机会，加紧和吴起的联系，并且实现了赵国和楚国的联合，对魏国占领的大梁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为了彻底让魏国陷入被动，赵国与楚国还一起加紧了和西方秦国的联系，霎时间，魏国陷入了三面受敌的境地，这种局面几乎是魏国魏文侯以来最不利的。
为了打破这种被动挨打的局势，魏国魏武侯决意颠覆秦国政权。魏武侯明白，依靠自己手中的那一张底牌，加上魏国的国力，要颠覆秦国政权，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要想彻底的灭掉秦国，绝不是一件易事。
于是，魏武侯决定运用手中的那一张王牌——公子连。其实运用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将公子连送回秦国，在沿途给予他必要的保护。按照魏武侯的计划，只要公子连在魏国的帮助下能够夺取秦国政府大权，一个亲厚魏国的政府便会就此建立。退一万步说，即使夺权不成功，秦国也必定会大乱一场，失去东进的精力。对于魏国而言，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此之前，魏武侯还和公子连进行了沟通，他要公子连心甘情愿地回去，要他对自己怀有感激之情；要和公子连做好计划，以便能够顺利夺取秦国的君主大位。只是公子连并不像魏武侯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并没有脑袋发热，就答应了下来。因为他深知，魏武侯之所以让他回去，决然不是为了什么打抱不平，而是完全为了魏国的利益。
此刻如果公子连毫不犹豫便答应回国，则自己就会被魏国利用。如果借着魏国的威势回国，秦国和魏国连连战争，自己必定会受到秦国人的排挤。即使自己在魏国的支持下，能够顺利取得国君之位，在今后的执政过程中，也必然处处受到魏国的制约，自己就会失去一个国君应该有的自由和尊严。而秦国一旦被魏国所制，必然会面临很多的困境。
对自己和国家都不利的事情，公子连需要认真的思考。
思考过后，公子连最终决定给魏武侯来一个缓兵之计。他首先感谢魏武侯及上代魏国国君的悉心照顾，然后说明基于魏国国际局势比较紧张，魏武侯应接不暇，所以不愿意让魏国劳师。这就是说，他要利用自己独立的力量，回到自己的国家。魏武侯见公子连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帮助，也没有多做思考，只要达到了让公子连回国的目的，自己的预想就很可能实现，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当然，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魏武侯送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和车马给公子连，同时还问他什么时候能够启程回国，自己也好准备给他践行的事情。
公子连当然不会答应立马就走，而推脱说一年之后。公子连其实想利用这一年的时间，细细观察各方局势，同时还准备积极打点好各方势力。也亏了魏武侯的阴谋，让公子连回国夺权的计划被迫提前。
当时的秦国，已经有很多人和秦出子母亲不和，其中最有实力的当属朝中大臣。公子连首先要拉拢的就是这些个掌握秦国政权的人物。其次，则是联系那些新兴的地主阶级和自耕农，他们的实力虽然不足以颠覆秦国政权，但却是和秦出子利益冲突最大的群体。再次，公子连派遣了一大批能言善辩之人前去秦国，在街头巷尾发布将要施行新政的消息，其中主要涉及打击秦出子所重视的外戚和宦官，维护宫室人员、地主阶级及其他反抗秦出子母亲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当时，最可靠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名气，而是实力。而军队则是实力的最重要的体现。没有军队的支持，一切都只不过是空谈。所以公子连将自己此次拉拢的重点，放到了秦国军队的军事将领身上，同时还对那些豪杰义士给予优待，尽量用金钱让他们为自己服务。事实证明，公子连的做法是很正确的，在他的努力下，获取了秦国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么多人站在了公子连的一方，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公子连才是名正言顺的秦国君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秦国自秦简公开始，多少年以来，秦国不但没有实现雄霸天下的宏图伟愿，反而在黑暗的统治下，朝政日益腐败，国力日渐衰弱，整个河西之地都被魏国占领了，秦国上下一片怨声载道。
秦出子时期，秦国的政治更加的黑暗，如此下去，秦国很可能被魏国吞并。内忧外患之下，秦国每个国人都希望，能够出现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改秦国政治上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以及军事上的被动，带领秦国重新走向辉煌。秦国的大臣、地主阶级以及自耕农等都明白，秦国唯一的出路，便是着力推翻秦出子的统治，迎接公子连早日归来，在秦国推行新政。
一年之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公子连只需要回到秦国，便很有可能夺回他失去的政权。于是，公子连走到了魏国的王宫，向魏武侯辞行。30年来，魏国对公子连还算不错，尽管是出于政治目的。无论如何，公子连都需要感谢魏国的盛情款待。为了表示这种感谢，公子连向魏武侯发誓，如果自己能够成功夺回失去的权力，在他的有生之年，只要魏国不主动出击，秦国必然不会与魏国为敌。
这种说法看似真情实意，实际上则表现了公子连的一腔豪情和虎视天下的霸气。这让一向眼高于顶的魏武侯心中一震，或许自己放公子连回国等于放虎归山。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魏武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搁浅在浅滩的龙，慢慢地回到属于他的大海。
恰如公子连所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公元前385年，公子连终于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秦国故土。在河西地区，秦庶长菌改早就在那里等待，公子连归国采取的是大张旗鼓的方式。这样能够号召更多的人，名正言顺地回去夺权。
但公子连归国的消息很快就被秦出子之母知晓，于是，秦出子之母紧急调拨了大量的军队前去河西，准备在公子连尚未归来之时，便将之消灭。但是公子连早就预料到了秦出子之母会有此一招，所以在此之前，他就收买了这支军队的将领。整个军队，其实都已经投向了公子连，除此之外，秦国上下许多人听说公子连归来的消息后，皆前来迎接公子连。就这样，公子连兵不血刃便回到了秦国都城雍城，在军队和人民的簇拥下，公子连很快便将少数忠于秦出子母子之人一网打尽。公子连正式坐上了秦国国君之位，是为秦献公。
公子连终于实现了坐上国君大位的愿望，但是他富国强民、雄霸天下的最终政治理想，还远远没有实现。在具备了充足的实力之后，秦献公便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废黜人殉制度。秦国的人殉制度最先出现在300年前的秦武公时期。那时，人们以人殉的数量来显示死去者的身份和地位。为此，秦国每年都有大批的青壮年奴隶被杀。此制度十分残忍，许多劳动力被杀严重阻碍了秦国人口的增加，对秦国的农业生产十分不利。
正是基于人殉制度的这些弊端，秦献公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废除了这种制度。自此之后，秦国大量的劳动力得以存活，投入了秦国百废待兴的大业当中，秦国的工商业和农业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外来人员的流入，让秦国大批荒山得以开垦，田亩面积大大增加。秦国人殉制度的废除，代之以陶俑来殉葬，标志着秦国的封建制度建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改革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在秦国都城雍城聚集的那些奴隶主阶级，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对秦献公的改革处处掣肘。秦献公大位初立，尚未立下尺寸之功，如果直接和奴隶主阶级爆发冲突，无异于自寻死路。秦献公之所以能够登上君主大位，全靠奴隶主贵族的支持，如果贸然和他们翻脸，必然会落人口实，认为他以怨报德。思量之下，秦献公决定将都城迁到秦国的东部，也就是接近河西之地的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区之武屯乡）。秦孝公此举一方面可以摆脱奴隶主阶级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他收回河西之地的决心。
秦献公没有选择直接削弱奴隶主贵族权力的办法，而是加强了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实力。其方法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出租禾。在秦献公的统治下，政府征收赋税的标准，不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土地占有人的实际耕地面积。这样不仅使得国家的税收有所增加，促进了秦国的生产，也在法律上承认了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利。这一措施在秦国的西部地区受到了很大的抵制，而此时秦国的政治中心，早已经不是西边雍城，而是东部的栎阳，栎阳的新兴地主阶级则大力支持改革。
很快，秦国奴隶主贵族手下的很多奴隶，迫于经济上无法忍受的压迫和剥削，不断地逃到了地主阶级这边。无可避免，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必将越来越大。但是与占据国家政权、高官显位的奴隶主相比，地主阶级的实力明显处于弱势，所以在矛盾斗争中，地主阶级经常处于下风。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地主阶级必将采取极端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权益。
为了缓和这种局势，秦献公苦思冥想，最后决定大肆任用有才能的地主阶级代表来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同时，秦献公还颁布法令，允许自耕农和地主阶级在战争中斩获军功，以此来获取爵位。很多经济地位很高但政治地位低下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得以真正地走向社会的上层。一时之间，整个秦国上下充满了勃勃生机，秦军也通过这种方式，得以不断强大。
在提高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地位的同时，秦献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住奴隶主阶级。其中最有效果的，便是和贵族势力中权力最大的家族结为姻亲关系。秦国的变法阻力逐渐减小，秦人也看到了富国强兵的希望。
在完成了稳定地主阶级和贵族阶级两大任务的同时，秦献公也着手进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秦国经济，控制秦国人口的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大多数几乎照搬照抄自魏国，但是其在秦国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
秦献公六年（公元前379年），蓝田、善、蒲、明氏等边境地区被秦献公改造成了县，县令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这就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了中央。秦献公得以控制更多的土地和人口。第二年，秦国建立起了市，用来发展和管理工商业，通过抽取营业税，秦国获取了更多的收入来源，国库一改往日的匮乏，变得充实起来。又过了三年，秦献公开始改革户籍制度，五户人家为一个单位，农忙时必须互相帮助，以保证农业的旱涝保收，农闲时则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在战争来临时，可以全民皆兵。一人犯法，五家与之同罪，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人自危，极大地改善了秦国的社会治安状况。
秦国在秦献公的改革之下，国力大大增强。但是在一开始时，秦献公并没有急于和东方六国争夺霸权。反而是励精图治、厉兵秣马，任凭东方六国打得如何火热，秦国就是岿然不动。在这种情况下，秦国人对于收复河西之地，重现秦穆公之时的辉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不断地凸显出来。
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缓解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秦献公在其晚年时，终于打破了当初对魏武侯的盟约之言，用战争的方式展示秦国的改革成果。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韩、魏两国兵临周天子封地，威胁周显王，秦献公抓住时机，找准这个借口，起兵勤王。韩魏联军与秦军在洛阳一线交战，韩、魏两军大败，被秦军斩杀了数万人马。这使得秦国在国际地位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秦国很成功地将矛盾从人民内部转移到了国际之上。尝到了甜头的秦国，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他们在西北的高地上虎视眈眈，一旦有机会，便会东出函谷关，参与中原的争霸大业。
当然，秦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夺取魏国的河西之地。当初迁都，就是为了表示这个决心。秦献公贵为秦国国君，必然会兑现当初的承诺，他一直等待的是成熟的时机。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军大举攻击魏国，在失去了吴起的情况下，魏国一败涂地，吴起所攻占的河西之地，全部重新落入了秦国的手中。秦军甚至一度达到了魏国的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杀了6万魏国军队，经此一战，秦国以前所未有的胜利者姿态重新站在历史舞台。秦献公将战争中所收获的领土，都封赏给了地主和旧贵族势力，双方的矛盾得到了缓和。只是秦献公没有料到，数年之后，一个名叫商鞅的人，彻底改变了这种现状。而今日为了缓和矛盾而分封的土地，也成了多年之后改革运动中的最大障碍之一。
当然，此时秦献公所获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秦献公获取了对魏战争的胜利之后，周显王赐予了秦献公“伯”（是霸主的意思）的称号，可谓名利双收。两年之后，秦国和魏国再次交战，这一次的战场在少梁。此次战争，魏国再次遭遇了惨败，甚至连魏国的相国公叔痤也被俘虏。不久，秦献公去世，即位的是秦孝公，轰轰烈烈的秦国变法就要开始了。
而远在东方的魏国似乎感觉到了危机的到来，在秦献公逝世的第二年，便将都城从山西的夏县迁到了河南的大梁。
少梁之战的胜利为秦国赢得了20多年的稳定，毫无疑问，秦孝公获得了充足的时间去发展壮大秦国。于是，有人论道：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方之心。
第77章商鞅变法
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人才辈出，其中法家的崛起速度发人深省。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通过改革，使弱小的秦国一跃成为能与齐、楚抗衡，争雄于天下的大国，可谓劳苦功高。
乱世有一个优点，即可以不拘一格任用人才，这为贫寒子弟向上流动提供了道路。在战国时期，一个人只要有才华且有雄心壮志，就不会被埋没。商鞅早年由于没有遇上明主，所以郁郁不得志，差一点枉死在魏国。商鞅渴望使尽平生所学，立名于当世，立功于后世。所以，当他听说秦孝公为重振秦穆公的霸业而下令遍寻天下贤才时，商鞅毅然离开让他彻底绝望的魏国，只身前赴当时还是弱小的秦国。
商鞅本姓公孙，名叫鞅，他是卫国国君某姬妾所生之子，后来之所以被称为商鞅是因其在秦国封地的缘故。
秦国虽然弱小，地处偏远，但像商鞅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想见秦孝公一面也是很难。为了理想抱负，商鞅俯身低就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见自己。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言辞恳恳，孝公却昏昏欲睡，没听进商鞅的一言半语。事后，秦孝公责备景监，说他推荐之人乃迂腐呆滞之徒。
景监也很无奈，这时商鞅再次求景监引见，景监对商鞅还抱有一线希望，所以再次答应了商鞅的请求。第二次召见，秦孝公懵懵懂懂，觉得商鞅说得有理，但不合他的心意。景监被秦孝公责备后，将商鞅当做出气筒。商鞅说，他用称王之道开导秦孝公，但是秦孝公急于求成。事不过三，经过两次交谈，商鞅已经完全探知秦孝公的心愿，请求景监第三次引见。秦孝公第三次召见商鞅，果如商鞅所料，他很信服商鞅的话。
原来秦孝公复业心急，复仇的心更加殷切，渴望在有生之年称霸中原，重振秦穆公的雄风。古语云，欲速则不达。欲成大事，而又想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办成，唯有施行霸道。
后来，秦孝公召见商鞅几次，商鞅都用称霸之道开导秦孝公。秦孝公对霸道很痴迷，所以与商鞅交谈时，他会不知不觉移席靠近商鞅，不厌其烦地听其讲解。
法家注重的是刑罚之学，商鞅知道法家的弱点，即威严过重，缺少恩德。但诸侯国争战不断，商鞅久不得志，加之秦孝公诚心重用，他只能赌上一把，利用严刑峻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强秦国国力。
面对疲弱的秦国，商鞅要辅助秦孝公称霸，力图一改旧貌只能施行变法。但商鞅变革遭到了保守派甘龙和杜挚的反对。
商鞅告诉秦孝公，心思犹豫不决则必然拖累行动，如果行动不果敢，则必然劳而无功。见解高远的人不会拘泥于俗见，而见解独到的人也未必会得到众人的认可。愚昧的人不会事先谋划，即使事情成功了，他们也不明所以；相反，聪明人谋事于未萌，料事于未发，对前因后果清楚明了。
这一席话的意思是，拘泥于俗见的人并不值得与他们商议变革大事，因为他们只会遵循过去的礼法，不懂创造。
甘龙等老臣过于尊崇过去的礼法，认为流传下来的老规矩才是治理国家的良策。甘龙说，“圣人不会通过改变民俗来教育百姓，有智慧的人不会胡乱更改祖上礼法。顺应过去的民俗以教育百姓，不用劳神费心就能成功，沿袭祖上礼法治理国家，百姓的生活才会有序，行为才会有依据，天下才会安定。如果擅自变法，天下必然大乱。”甘龙是保守派，不仅不主张变法，还认为变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变法的确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但如果一贯安于现状，唯祖上之命是从，则只会守成，无法壮大国力。甘龙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
为反驳甘龙的观点，商鞅朗声说道：“聪明人负责制定礼法，愚蠢的人不知变通，天生注定是被聪明人的礼法约束的命。贤能的人懂得因势变更法度，无能的人蠢笨如石，只会傻傻坚守，全然不知因时而变。”
这几句话，字字如利箭射中甘龙的要害，甘龙无言以对。商鞅话锋逼人，霸气凛然，老臣杜挚起身反驳。
杜挚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最好不要贸然变更礼法；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最好不要更换国家旧器。坚守祖上礼法不会有过错，让百姓安于俗见不会出现偏漏。如果当冒失鬼，肆意妄为，难免扰乱天下。
杜挚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只因惧怕变法会带来不利影响而一味排斥，势必会丧失变法的最佳时期。
面对这两个顽固派，商鞅越战越勇，他说道：“治世不一道，便（变）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这话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并没有亘古不变的礼法，只要有利于国家，旧的礼法是可以被超越的。
春秋五霸都是先经历国内变革才先后称霸，秦穆公称霸就得益于五羊大夫的辅助，最终成为一方霸主。秦孝公立志图强，苦无善策，商鞅才高志大，秦孝公自然极力支持。
两千年前的“真人秀”
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诸侯国以利相交，彼此毫无信誉可言。百姓遭受接连不断的战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有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他们渴求安定的生活。
百姓只求温饱，不能与商鞅等人谋划变革大事，但社会的变革最终要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才是变革的最终承担者。如果国家脱离百姓，只有上层变革，那无论这个国家的上层如何先进，它都只是一只纸老虎。
商鞅意识到颁布新法如果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贯彻执行起来势必困难重重。在农耕社会，百姓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商鞅虽不相信人民的智慧，却相信人民的力量。为了保证新法在百姓中顺利地进行，商鞅认为必须取信于民。
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在秦国国都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只要有人搬木头到北门，国家赏赐十金作为报酬。
搬动一根三尺长的木头，赏赐十金，做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却付如此高的酬劳，百姓初时并不相信。很多百姓站在城门外观望，不知商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观望者越来越多，却仍无人向前搬动木头，商鞅增加赏金到五十金。
作为智识超凡的大才，商鞅不仅对刑罚深有钻研，对人性更有一套独特的见解。大概而论，儒家信奉人性本善，要求朝廷不要肆意干预百姓，相信百姓会朝善的一面发展。与儒家不同，法家觉得人性本恶，认为百姓需要朝廷严加管理，否则人必趋向坏的一面。
当时，人皆趋利避害，很少有孟子所谓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首先，经过春秋、战国之乱，作为人们行为准则的周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上层将周礼当做实现目的的幌子，社会下层直接视周礼如无物。为了生存，很多人都是苟且偷生，内在的道德观已经崩溃。
商鞅将赏金从十金增加到五十金，就是想以重利诱导百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金加到五十金后，百姓人头攒动，三三五五，交头低声商议。人人跃跃欲试，但仍无人敢出来搬木头。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里终于走出一个人，他说：“让我来试试。”说着他就把木头扛起来，将其搬到了北门。商鞅果真派人赏给那个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金。
这件事传开后，在秦国引起了轰动。老百姓都相信左庶长商鞅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城门立木，只为取信于民。商鞅通过此事就是想告诉百姓，让他们相信朝廷。凡是朝廷颁发的诏令，一定言而有信，不问身份尊卑，对有功者必赏，对违法者必罚。
自古以来，“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是堂而皇之的谎言。百姓见商鞅做了一件很真实的事，更希望看到商鞅兑现诺言。
经过城门立木一事，百姓记住五十金，记住改革家商鞅，更记住朝廷一定言而有信。在信誉沦丧的战国，取信于民是众诸侯国最想做却最难做的事。商鞅在城门立木，一举赢得百姓的信任，破除百姓对朝廷的猜疑，为变法赢得了民众信任的基础。
宋朝的大变法家兼文人王安石，写了一首七绝，直接以“商鞅”为名，就是赞颂商鞅能够取信于民：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既表达王安石对商鞅取信于民的敬服，也表示王安石自己渴望取信于民的殷切心情。王安石与商鞅这两位大改革家，仿佛超越历史时空的限制，使两颗改革的心灵相遇。
得到民众的支持后，商鞅开始正式主持变法。
商鞅一共主持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整理户籍，命令百姓十家编为一什，五家编为一伍，各家互相监视检举；如果有一家人犯法，十家连带治罪。
在农耕社会，百姓的多寡影响土地的开发程度。商鞅整理户籍，有助于管理秦国的人口。商鞅施行连坐法，让百姓互相监督，大大减少了犯罪行为。
第二，如果发现奸恶之人，隐瞒不报的人将被腰斩，告发之人受到的赏赐与上阵斩杀敌首同等，窝藏奸恶之人受到的惩处与投降敌人的人受到的同等。通过第二条法令，秦国就彻底灭除奸恶之人生长的土壤。如果国家没有奸恶之人，百姓自然相安无事，努力发展生产。
第三，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壮丁不分家，他们家的赋税将要翻倍。商鞅强迫成年男子分家，目的就要他们自食其力，共同为发展秦国的生产奋斗。
经济实力是战争的支柱，战斗装备和战时后勤的补给全取决于经济实力。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的发展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国家自然无法扩张。
法令还规定，凡是致力于农业生产，增收粮食和增加布帛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者赋税；如果因从事工商业或者自身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他们的妻子都要被收为官奴。这条法令，将百姓的努力方向引向农耕，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
第四，有军功的各按标准升爵受赏，没有军功的王族不能列入家族名册。如果私下斗殴，将按性质的恶劣程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这条规定，将百姓的暴力引向战争，同时解除了王族的一部分特权，为百姓开辟了一条向上层社会升迁的道路。商鞅强调按军功授爵，激发了下层有才之人的斗志，为秦孝公招揽了大量人才。
第五，明确爵位尊卑。官吏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甚至家奴的衣裳和服饰也要按爵位尊卑穿戴。军功是百姓获得爵位的主要途径，为了鼓励百姓积极参军奋勇杀敌，商鞅仍然强调爵位的尊贵，这有利于提升有军功者的社会身份。
法令还特别规定，只有立下军功的人才能够享受社会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即使极富也不能享受社会荣耀。
第一次变法有三大作用，第一强调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这体现在鼓励农耕政策上；第二强调建立军功，提升军人的社会地位，这是战争方略；第三强调维持社会稳定，杜绝犯罪，这是以严刑峻法的方式稳定社会秩序。
从变法的内容来看，变法很单调，处罚严苛，过于冒进，容易引起百姓不满。百姓懒散惯了，突然实施整理户籍和连坐法，他们深感不适应，虽然如此，但威慑于商鞅的严刑峻法，不敢多言议论，只能将不满往肚子里吞。
新法实施了一年多，百姓怨声载道，仅是国都就有1000多人非议新法。商鞅声威凛然，但也不敢轻易触动众怒，正当商鞅为新法的推行而焦虑时，太子触犯了新法。
变法缺乏威信，正需要树立威信，正想杀鸡儆猴，有人偏偏在这个时候撞到刀口上，真是天助商鞅。商鞅告诉秦孝公，新法难以推行，因为上层随意冒犯，下层接连效仿，致使新法丧失威信。
城门立木树立了改革的信誉，商鞅需要再次惩罚高官，树立新法的威信。
触犯新法的是太子，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轻易施加刑罚。但是，如果不惩罚太子，就不能树立新法的威信。两难之际，商鞅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处罚太子的监督官和老师，于是太子的老师公孙贾被处以墨刑。
墨刑就是用刀刺刻脸部，然后涂上墨汁。太子的老师遭到商鞅如此羞辱，太子自然痛恨商鞅，同时下层也因此事见识了商鞅的威严。
《史记》记载，“明日，秦人皆趋令”（《史记·商君列传》）。意思是惩罚太子的监督者和老师后，秦国百姓都按新法令行事，可见商鞅这个改革家既坚决又果敢。
处罚太子的监督官和老师后，再没人敢非议和敢阻碍新法。反对的言论被压制后，新法顺利地推行开来。新法推行7年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户户家给人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占山为王或者拦路抢劫的现象变得少之又少。
变法之后的秦国经济发展迅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战争的消耗。更为重要的是百姓勇敢作战，以私斗为耻。全国的暴力都藏在军队里，指向其他诸侯国，秦国国内则社会秩序安定，没有违法乱纪的事。
经过第一次变法，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国家虽然富强，但社会仍处在高压政策之下，百姓很忌惮连坐法。生活在秦国，百姓必须事事小心，处处留神，不能说错话更不能做错事，仿佛头顶悬有一柄利剑。
经过几年的改革，原先非议新法的人获得利益后，开始鼓吹新法。商鞅听闻后，认为那些人会扰乱教化，于是将他们迁移到周边小城。
商鞅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因此他能够大刀阔斧地改革。作为改革家，商鞅十分刚毅，敢想敢做，所以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树敌太多注定了商鞅的悲剧结局。
第78章商鞅变法的利弊
秦孝公三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施行变法。秦孝公十年，商鞅又被提拔为大良造。大良造是秦国二十个等级爵位中的第十六级，可以说是朝廷中实打实的高官大吏了，可见秦孝公很倚重商鞅。
秦孝公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战胜魏国。商鞅被提升为大良造后，在秦孝公的授意下亲自领兵攻打魏国，抢占其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地区。此次战役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它向历史宣告：魏国已不再是秦国的对手。
秦孝公十二年，秦国迁都咸阳。咸阳在旧国都雍地的东面，此地占据山川之险的同时更加接近魏国。
此时的魏国仍然以强国自居，还未把秦国放在眼里。但变法后的秦国早已不是当年时常败于魏国的秦国了，秦国用十年的功夫积蓄力量，已经能够和魏国匹敌。
迁都咸阳后，为了火速超越并战胜魏国，商鞅开始施行第二次变法。
第二次变法是第一次变法的补充。变法仍然围绕国家利益，以打击落后王族，提升新兴势力为主。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男子都要自食其力。商鞅在第一次变法中规定，凡是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可以通过缴纳双倍赋税的方式弥补。在第二次变法中，秦国百姓的天伦之乐已经被彻底践踏了，商鞅彻底断绝了秦国百姓不分家的后路。至此，商鞅将百姓当做实现秦国富强的工具已经是不言而喻。商鞅禁止言论，百姓敢怒不敢言。怒气被压抑，一旦爆发，商鞅必然难以善后。
第二，合并乡镇，统一以县为单位编制全国的行政制度。编制后的秦国共有31个县，每个县都有县令和县丞，县令是主要责任人，县丞是县令的副手。第一次变法时，商鞅统一编制户籍，便于管理百姓；而在第二次变法中商鞅编制县制，以地域为单位管理全国。
经过两次变法，秦国百姓受到户籍和地域的双重限制，个人自由被约束。商鞅屡次约束百姓，目的只有一个，让百姓以“耕、战”为本，杜绝经商、学习、游说和私斗等不利于中央集权的活动。中国的大统一和中央集权是由秦国开创的，商鞅改革的贡献很大。
第三，整治全国土地，以统一尺度划分土地，鼓励开垦。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力求实现一套标准尺度。如果以全国统一的尺度划分土地，国家的赋税征收就有严格且统一的标准。赋税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一旦赋税有保证，秦国作战就有经济实力保障。
第四，统一度量衡，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商鞅改革前，秦国的测量尺度有斗、桶、权衡和尺等，名目繁多，不利于市场交易和国家税收。经过改革，全国都用一套标准，更便于交易。
第一次改革，秦国走向富强的道路；第二次改革，秦国走向中央集权的道路。秦国由弱国变成强国，商鞅功不可没。经过两次改革，秦国已经像一匹能征善战的千里马。商鞅希望自己的千里马能够踏平其他诸侯国，实现全国的统一就像实现秦国度量衡的统一。
新法刚刚使秦国走向称霸的大道，又有人居心不良触犯新法。商鞅有改革家的大无畏精神，不为太子留情面，更不会为其他人留情面。
上次太子触犯新法，他的监督官公子虔被罚，公子虔恨商鞅入骨。第二次变法施行四年后，公子虔再度犯法。商鞅操起大刀阔斧，毅然决然地处公子虔劓刑。劓刑，就是削割掉鼻子。为了变法，商鞅整得公子虔面目全非，这更加深公子虔的怨毒之心。
公子虔是太子的监督官，负责太子的道德品行，如果太子行为不合道德要求，他有权责指正。商鞅削公子虔的鼻子，在太子的道德监督官上动刀，就是削道德监督官的脸面。
商鞅两度惩治太子的人，毫不顾忌太子的颜面，使太子对商鞅心存忌恨，这也为商鞅埋下了祸根。
改革法令颁布后，商鞅宣布：以法为教。按新法行事的温顺百姓，商鞅大赏特赏。被赏赐的人多是耕田种地优秀，出军作战勇敢者。
在商鞅变法的时期，如果想获得升迁，必须有实际的功劳，比如耕田种地优秀，又比如作战勇猛。有赏便有罚，遵循新法可以获得赏赐，触犯新法便要遭受处罚。
面对触犯新法的人，商鞅决不姑息。有一次，700多个囚徒触犯新法，商鞅手起，700多颗人头马上落地，血溅闹市。
秦国一天天强大，魏国却一天天削弱，秦国需要抓住机会对付魏国。秦孝公十七年，即商鞅第二次变法施行5年后，魏国大败于马陵，将军庞涓被斩，国力大衰。
第二年，商鞅献计献策，建议秦孝公趁魏国元气大伤出征魏国。魏国紧挨周国，是众诸侯争夺的焦点，一旦国力衰微，许多诸侯国便对其虎视眈眈。
商鞅对秦孝公说，魏国地理位置关键，对秦国而言，它就像心腹之患，如果秦国不吞并魏国，魏国就要灭亡秦国。
从地理环境看，魏国占据安邑，西有山川的险要作为护国屏障，东有肥沃的土地。魏国如果强盛，可以向西入侵秦国，如果疲弱，可以退守东边。
此时魏国刚刚败给齐国，实力大削，现在正是对付魏国的最佳时机，所以商鞅建议秦孝公出军，驱赶魏国到东边，抢占黄河和崤山的险要地势，以作为保护国家的屏障。
秦国在西部，土地没有中原的肥沃，还不时受到西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如果秦国想称霸中原，必然向东发展。在东方，魏国实力不小，首当秦国进军中原的要冲。无论如何，只要秦国向东发展，就必须搬开魏国这块大顽石。
前些年，秦国屡受魏国侵扰，因为魏国害怕秦国向东发展。经过改革，秦国实力大增，必然会对正在衰弱的魏国垂涎不已。
秦孝公很倚重商鞅，所以再次命商鞅领军征战。商鞅是文官而非武将，秦孝公两次都让商鞅带军出征，可见秦国缺乏大将。商鞅不是将军，不擅打仗，让他领兵征战，他只能凭智谋取胜。
魏国曾经败给商鞅，听说此次又是商鞅领大军入侵，于是派公子卬领军迎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魏国是昔日的大国，大军开动，仍然军威严整，气势骇人。
两军相遇，魏军布阵严谨，法度大开大阖，很有大国风范。秦军将士勇猛异常，人人精神抖擞，渴望擎旗斩将，杀敌立功。然而，秦军布置松散，没有使士气扭成一股绳，几乎是各自为战。
放眼秦军，只见兵将的个人勇猛，不见整体的军威。商鞅看见魏军威武严整，如同一片千年古林，立刻寻思用计。
利用曾经在魏国待过一段时间的经历，商鞅写了一封信给魏军主将公子卬。商鞅说，他和公子卬交好，两人都是主将，不忍心互相攻杀，希望见公子卬一面，杯酒言和，尽兴而欢，兴尽而散。
刚刚败给齐国，又得罪其他诸侯国，魏国如果同秦国开火，相当于引火自焚。如果其他诸侯国利用魏、秦大战之机，趁火打劫，相续出兵攻打魏国，魏国就会灭亡。
挑衅者主动言和，公子卬求之不得，便一口答应。
此次秦国大军出动，耗费不小，商鞅当然不会仅凭感情因素就轻易撤军，何况他一向讲究的是法和理性。再说，当年公叔痤举荐商鞅，魏惠王有眼无珠，罢而不用，这点伤已经清除了他对魏国的怀恋。
公子卬爽爽快快地前来赴宴，连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面对敌人，应该时刻警惕着，如果稍稍放松，必然犯下不可补救的错误。商鞅与公子卬在座上饮酒叙旧，暗地里却已经布置大将冲击魏军。公子卬相信商鞅，遭遇的却是商鞅的扣留。
主将被扣留，生死未卜，面对秦军的突然攻击，魏军大乱。如果单个作战，魏军士气不如秦军，只会输，不会赢。魏军威武骇人的军阵被冲乱后，秦军大举杀入，如虎狼扑入羊群，横行无阻，所向无敌。商鞅的法令强调，斩杀敌首者能被封功拜爵。为了功名爵位，秦兵作战个个勇猛无比。
魏惠王见魏军大势已去，于是请求割地议和。主将无谋，国君懦弱，这是国家败亡的征兆。
秦孝公要求收回河西之地，魏国同意归还。
占据河西之地，一切如商鞅所料，秦国争霸中原的大门被叩开了。河西之地指黄河以西地区，秦国占有后，离魏国更近了，魏国的首都安邑就非常危险。
如果秦军渡过黄河，安邑必然一鼓而破。一旦都城被破，魏国必然彻底消失。秦国就如一只虎视眈眈的猛虎，占据高岗，随时都可能扑向安邑。
面对强敌，魏惠王无能，只会隐忍退让。割让河西之地后，魏惠王又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向东迁都。魏国这次将都城迁到了边远的大梁。因为迁都一事，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
魏国先败给齐国，接着再败给秦国，原本就与魏国有恩怨的其他诸侯国很想趁火打劫，恨不能生吞魏国。势力衰弱后，原本处于中原宝地的魏国感到背腹受敌，西有如狼的秦国，东有如虎的齐国。衰弱的魏国，已经陷入生存的困境，向西要挨打，向东也要挨打。
生存在激烈竞争的战国，如果错失人才，就等于丢弃了自己的未来。魏国抛弃商鞅，一个大国立刻衰落；商鞅辅助秦孝公，一个大国迅速崛起。商鞅的生存证明了一个道理，人才强国。
面对秦国的崛起，魏惠王说了一句伤感的话：“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史记·商君列传》）
秦孝公收回河西之地，万分高兴，封商鞅於、商之地。古人爱以地名称呼人，商鞅中的“商”就来源于商地的“商”。
第79章商陨法在
商鞅大刀阔斧地改革，收效甚大，但也得罪了不少人。变法严重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商鞅辅助秦孝公这些年，皇亲国戚十分痛恶，恨不能生食其肉，活剥其皮。
作为改革家的商鞅得罪社会上层，作为刑罚家的商鞅惹怒社会下层。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商鞅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如果秦孝公撒手西归，商鞅就会失去靠山。
商鞅掌权后，有很多人向商鞅推荐人才，孟兰皋曾向商鞅推荐赵良。商鞅见过赵良后，认为赵良是个可造之才，表示希望结交。然而，赵良很谦虚地拒绝了，理由是孔子说过，只有推荐贤良，受到百姓拥戴的人才会入世为官；如果辅助国君的不是贤良之人，即使国君成就霸业，受到人民拥戴的圣人也会引退。
这一席话，分明秉承儒家思想，叫商鞅怎么听得进去？赵良还说，占有不属于自己的职位就是贪位，占有不属于自己的名誉就是贪名；如果领受商鞅的盛情，他就是贪名、贪位之人。
商鞅愿意结交赵良，意思是希望赵良入朝为官，赵良不但一口拒绝，还说出隐射商鞅不贤的话，商鞅自然能够听出其中的言外之意。
听出赵良的言外之意后，商鞅开门见山，问赵良是否不喜欢他对秦国的治理方式。赵良是儒生，说话含蓄委婉。他说，能够听从他人意见的叫聪，能够自我省察的叫明，能够克制自我的叫做强。
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行，商鞅大刀阔斧、一意孤行，因此得罪不少权贵。赵良这么说，是希望商鞅反省自我，克制内心的冲动，听取他人的意见。赵良还引用虞舜的话，希望商鞅做一个谦虚的人。赵良一番劝谏，用心很好，却完全不符商鞅的脾性。
如果商鞅是一位谦谦君子，他就不可能在短短十多年内使秦国富强。作为改革家，商鞅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不可能放缓改革的步子。
事实最具有说服力，一系列事实皆能证明商鞅的功绩。改革前，秦国的习俗与戎狄相仿，父子一家，男女老幼同居一室。经过改革，百姓知道男女有别，分室而居，勤于耕种，习于战争，民富国强，国家实力能与齐国和魏国等大国相抗衡。
在秦国历史上，五羖大夫百里奚辅佐秦穆公称霸，百姓交口赞颂。商鞅使疲弱的秦国一跃而为强国，自认为功绩能与百里奚相媲美，因而问赵良他与百里奚相比，谁的功劳更高。
儒家重视仁德教化，商鞅拿自己与百里奚相比，正合赵良的心意。赵良说，一千张羊皮比不上一领狐腋，千万人的随声附和比不上一位正直之士的正义直言。周武王广开言路，吸取不同的声音，国家昌盛；商纣堵塞忠臣之言，偏听偏信，致使亡国。如果商鞅想听真话，应该先免除正直之人因敢言直谏而遭受的刑罚。
当时的秦国，有一条法令，禁止百姓私下议论变法。赵良害怕受罚，在说真话之前事先言明。
商鞅说，好听的话都是虚假的，真实的话就如良药，虽然苦口但有助于治病。如果赵良能够整天正义直言，这有助于他的发展，他更应该结交这样的朋友。
既然可以免除直言后遭遇的处罚，赵良开始义正词严地说道，百里奚起于贫寒，听说秦穆公招纳贤士，不惜卖身为奴，给人喂了一年牛。秦穆公听闻后，用五张羊皮为他赎身，提拔他位居万人之上。百里奚辅佐秦穆公期间，讨伐过郑国，出征过楚国，三次拥立晋国国君，这都是他的功绩。百里奚以德服人，施行教化，巴国前来纳贡，诸侯和四方少数民族都来朝见，前来投奔的贤人更多。
更令商鞅望尘莫及的是，百里奚在位期间，行不坐车，迎寒风，冒酷暑，只身走遍全国，与百姓同甘共苦，因而百姓爱戴。百里奚有恩于秦人，他死后男女老少痛哭流涕，全国哀悼。守丧期间，小孩不唱歌嬉闹，正在舂米的人悲哀得发不出相应的呼声。
赵良善言称颂百里奚的仁德，目的是与商鞅的酷刑相比。首先，商鞅靠阉人景监推荐，名声不好；其次，他不为百姓谋福利，而是大兴土木，建造宫室，算不上为国家建功立业；最后，刑罚过于严苛，视百姓如草芥，大胆惩治太子的监督官和老师，既激犯众怒，又得罪权贵。
儒家深信百姓是可造之材，应该教化百姓而不是命令百姓。在儒家看来，教化能深入人心，百姓模仿上级的行为比接受命令办事更为有效。商鞅以严刑峻法推行变法，违情背理，积累的诋毁过多。
商鞅被封於、商之地后，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淫威日甚，权贵已经被商鞅逼上绝路，此举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公子虔鼻子被削后8年闭门不出，公孙贾满脸墨汁，变得面目狰狞。商鞅一味严刑痛罚，大失人心。
为了改革，商鞅得罪权贵，招致的怨恨很深。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商鞅出门身后会有十多辆坚车跟随，伴有无数全副武装的武士保护。如果保护措施缺失，商鞅绝不敢出门。商鞅的出行与百里奚的出行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见商鞅已经陷入“积毁销骨”的困境。
赵良的意思是，商鞅已经命如朝露，劝他急流勇退，归还秦国的封地，辞官归隐。如果商鞅不及早引退，一旦秦孝公撒手西归，失去保护的商鞅一定会遭人报复。
人生有很多悲剧，其中一个就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赵良分析有理，细致入微，将整个秦国的局势都说清楚了。然而，商鞅的目的是辅助秦孝公称霸中原，不会适可而止，更不会激流而退。
在商鞅心里，他的事业刚刚开始，变法仅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让他跨完第一步就停止，绝不可能。
商鞅用锐利的眼光盯住远方，却不知道他身居柴薪之上。一旦柴薪起火，他必然魂归西方，身飞天外。
赵良与商鞅谈话5个月后，秦孝公便辞世了。秦孝公惜别日渐强大的秦国，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仿佛看到了商鞅的黄昏。秦孝公需要商鞅，商鞅更需要秦孝公。没有商鞅，秦国不会迅速崛起；而没有秦孝公，商鞅的变法必然无法推行。
秦孝公死后，太子惠文君顺利登基，人称秦惠王。商鞅曾经处罚太子的监督官公子虔和老师公孙贾。公子虔记仇心重，他依仗新国君，纠集了一帮党羽诬告商鞅造反。商鞅改革得罪了很多权贵，甚至差点问太子的罪，所以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
在人治国家，君王的好恶能决定一切。曾经被触犯利益的权贵对商鞅深恶痛疾，秦惠王对商鞅也无好感。既然公子虔等人状告商鞅，秦惠王便顺水推舟还公子虔和公孙贾代他受罚的情，下令逮捕商鞅。
靠山倒了，商鞅四面楚歌。秦惠王与公子虔等是站在一条船上的，如果束手就擒，必然等于自寻死路，所以商鞅决定逃亡。
逃到边境时，已经是傍晚。疲惫不堪的商鞅打算在旅店住一夜，明日再行。商鞅虽然在秦国的名气很大，但百姓都只知其名不识其人，边境的百姓甚至只知道变法而不知何为“商鞅”。
店主人问商鞅有户籍等相关证件没有，商鞅傻眼了。他第一次变法时严格管理户籍，以“伍”和“什”为单位编制户籍，目的是让人民落地生根地在本地勤耕苦种，练习战斗。经过变法，秦国人口的流动性很小，百姓不得不安分守己。逃亡匆忙，商鞅没带相关证件。店主人说，商鞅严格规定，如果接收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家要被惩处。
法令十分严苛，就算店主胆子极大，敢让商鞅住店，他的邻居也不敢不告发，因为不告发将被惩处。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百姓人人自危，不敢犯法，也不敢容许与自己同“什”的人犯法，因为要受牵连。
面对严格遵守法令的店主人，商鞅没感受到改革成功的欣喜，而是举目视天，慨然长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史记·商君列传》）
面对拒绝，商鞅终于知道他的变法过于严苛，完全剔除人性和人情。面对一次拒绝，商鞅就发出如此痛心的慨叹。变法实施十多年，这期间受到变法的刚硬锐利所伤害的人更不少，他们的感悟更深，怨恨更浓。
商鞅见事已至此后悔无用，知道最关键的是逃命。只要他能够争取留下青山，就一定可以重新再来。西边是秦国的地盘，如果往西逃，还没逃出秦国就被抓捕了。
天地茫茫，何其广阔，然而没有商鞅的立锥之地。作为志向远大的改革家，改革的成果却背叛了他自己，商鞅内心百感交集，急切间说不出所以然。
秦国背恩忘义，商鞅又气又急，慌不择路，竟然逃向魏国。就地理位置而言，魏国离秦国很近，逃入魏国最方便。然而，为了秦孝公的帝王大业，商鞅屡次领兵攻打魏国，甚至用奸诈的手段骗捕公子卬，害得魏国割河西之地求和。
魏人厌恶商鞅奸诈，闭门不纳。看着紧闭的城门，商鞅仿佛看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已经腐朽了。
后有追兵，前路被断，商鞅转头逃向其他小国。商鞅前脚刚走，魏国突发奇想，认为商鞅是秦国的逃犯，不遣回会得罪强秦，于是强行遣送商鞅回秦国。
魏国这么做，首先是怕秦国借此生事，再次挑起战争。经过商鞅变法，魏国远非强秦的对手，不敢招惹，只求极力讨好。其次，商鞅不是普通人，他逃往其他国家后，倘若受到重用再次推行新变法，魏国的强敌就又多一个。
魏惠王曾经不听从公叔痤之言被秦军大败，后悔莫及，恨不能杀了商鞅。现在有弥补的机会，魏国决定借强秦的手诛杀商鞅以泄心头之恨。
秦孝公死后，当时的天下没有一位君王知道善用商鞅，这是商鞅的悲哀，也是君王的悲哀。
被强行遣送回秦国后，商鞅知道逃亡行不通。他当机立断跑回商邑，起兵造反。秦国的军队是商鞅训练的，战斗力很强，商鞅不敢贸然攻击，而是率领商邑的部属北上攻击郑国。郑国是一个小国，朝中无人，军中无将，很容易攻取。
然而，秦国死死紧追商鞅不放。商鞅攻打郑国，秦军赶上后攻击商军。商邑的部属本就不多，面对秦军的狂攻猛打，队伍难以抵敌，被碾压为齑粉，商鞅战死。
郑国黾池一役，商鞅真正体悟到秦国军队的勇猛。前几次领兵作战，商鞅与秦军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只看到奖励军功对士兵的激励作用，没能亲身体悟。直到战死，商鞅才亲身体悟到奖励军功对士兵的激励作用。
为了泄恨，权贵车裂商鞅的尸体示众。车裂之刑，就是将受刑者的头颅和四肢分别拴缚在一辆马车上，时刻一到，行刑官一声令下，马车夫同时扬鞭策马，五辆马车朝五个不同的方向飞奔，人的身体当即被撕裂。
连坐法害苦了秦国百姓，商鞅也深受其害。秦惠王依照商鞅的逻辑行事，诛灭商鞅全家。司马迁说：“商鞅天性薄情寡恩，刻薄残忍，行事凶狠，不留余地，最终被恶名害死。”
改革家死了，但改革的成果仍在，秦国在改革成果中继续向前发展着。
第80章柳下惠前世的弟弟
自春秋时期起，地处四战之地的郑国，屡屡被晋国、楚国等攻打。由于势力弱小，为了求得生存，郑国被迫不断向其他大国纳贡，而同时，郑国统治者生活也非常奢侈腐化。为了满足大国的索求和自身腐化生活的需要，郑国统治者肆意盘剥人民，后来不堪忍受重负的郑国奴隶终于起来反抗了。周景王二十三年，郑国奴隶在萑苻泽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当时，数千奴隶集中在河南中牟的一个大湖中央，与郑国统治者对峙，后来，郑国派出了子大叔率兵前往镇压。由于实力相差太过悬殊，奴隶们虽顽强坚持，却最终未能取得胜利。这场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人民反抗战争。后来虽然中国由奴隶制逐步发展为封建制，但是存在于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所以，起义之火还在继续燃烧。
盗跖，原名柳展雄，又名柳下跖，相传是春秋战国时期名臣柳下惠的弟弟，盗跖是后来的统治者给他的骂名。约公元前475年，他领导一支9000人的队伍发动了起义。
柳下跖领导的起义声势非常浩大。他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社会，期望达到的是人人“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生活。而此时的统治阶层却不耕而得食，不织而得衣，利用盘剥百姓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代表被盘剥的劳动人民痛骂统治者。孔子劝他模仿圣人的做法，解散他的武装力量。柳下跖听完孔子的一番劝告之后，痛斥孔子，说孔子所说的那些，都是他所鄙视和厌弃的，并让孔子赶紧走，不愿再与孔子多说话。他率领的起义军非常勇猛，所到之处“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他攻城池，救奴隶，杀贵族并没收贵族的财物，各诸侯胆战心惊，闻风丧胆。《吕氏春秋》中有一段描写柳下跖的，说他夺取富人财物的时候，总是能确切地知道库藏的财物；行动的时候，总是冲在前面，非常勇敢；撤退的时候，总是留在后面，非常义气；有判断时机的能力，非常聪明；胜利之后能平均分配胜利果实，非常仁义。他的义军活动范围很广，从泰山以南的鲁国到西面的齐国、晋国，都曾经留下过他以及他领导的义军的身影。但是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这场起义最终没有取得胜利，柳下跖也在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中英勇牺牲。荀子赞扬柳下跖为“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公元前301年，齐将匡章率领秦、齐、韩、魏四国联合攻打楚国，在垂沙联军大败楚军，楚国主将唐昧被杀害。垂沙之战时，庄蹻率领手下军队举起义旗开始带领人民起义。他的起义队伍非常勇猛，在天下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甚至曾一度攻下楚国国都郢。面对他的进攻，统治阶级毫无办法，《韩非子》中说：“庄蹻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可见当时他所带领的义军给楚国统治阶层带来了多么沉重的打击。他将楚国的统治区域分割成了好几块。后来，可能是考虑到当时楚国的形势实在禁不起内忧外患，所以庄蹻选择了撤军，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使楚国结束了一场内乱，获得了片刻的喘息机会，开始集中精力对付外部势力的威胁。庄蹻被招抚并不是被个人利益所迷惑，而是在国家危急存亡时刻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古书中虽然将庄蹻称为“大盗”，但是在追随他的义士心中他却无疑是一位非常英明仁义的领袖。
很多时候，“盗贼”只是统治阶级对敢于反抗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污蔑。据史书记载，战国时“盗贼横行”，“聚群多之徒”，可见当时人民反对统治者的斗争有多激烈。人数众多的队伍常常隐蔽起来，趁统治阶级不备，跳出来给他们致命一击。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这种深得无法化解的矛盾，其实也是由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引起的。
据《管子·大匡》记载，战国时魏国的农民在收成一般的年份要向国家交高达十分之二的田税，即使在收成不好的年份也要交十分之一的田税。而如果收成好，税收的比例就高达十分之三了。田税只是名目繁多的税收中的一项，除了它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名目的税。据记载，商鞅变法规定所收的“口赋”在成年人中间征收，而且是按人头征收的，税额非常重。另外，还有各种关税、市税，甚至连宅园、牲畜都要收税。有人说，这一时期的赋税有古代的二十倍之多，农民收入的一半都作为税款被统治者搜刮了。
除了重得令人不堪忍受的赋税以外，由于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兵役徭役也非常重。战国时期，征发徭役不仅限于男子，女子和老人小孩儿有时候也会被征发。据《战国策》记载，楚国大将昭常誓与他驻守的防齐阵地共存亡，他征调了30多万人修筑防御工事，从刚成年到60岁的男男女女都被征调到了楚国东部地区，除了构筑防御工事之外，很多女子和老人甚至也加入到了守城的行列中。由于战争的需要，男、女、老、幼都被征发参军，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战争除了造成大量的伤亡以外，田地无人耕种所造成的粮食短缺也是很大的问题。军队不可一日无粮饷，而粮饷从何而来？只能是加重赋税，从人民身上去搜刮。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仍然可以“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但是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却是一个可怕的深渊，他们“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处境十分悲惨。统治阶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生活状态差别太远了，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自然无法避免，一触即发。
尽管各国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都制订了很残暴的惩罚制度，但是依然无济于事。百姓怨声载道，各地起义之声自然也就此起彼伏了。
第81章庄子齐物的思想
庄子，名周，字子休，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主张“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留下了许多启迪后人智慧的著作，例如《齐物论》《大宗师》《逍遥游》等。庄子一生坚持自我，率性而为，用艺术审美的眼光审视着这个世界，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庄子》中有一篇叫“黄帝索玄珠”的寓言：黄帝游赤水，爬上昆仑山往南看的时候不小心遗失了自己的玄珠。他分别派有智慧的“知”，眼力好的“离朱”和擅长辩论的“吃诟”去寻找，结果这三个人均没找到。最后他只好派无心做任何事情的“象罔”去找，没想到却找到了。为什么有智慧、有才能的人找不到，无心做任何事情的人却最终找到了？黄帝对此感到非常不解。其实这个故事正体现了庄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率性世界观。
玄珠是“道”的象征，黄帝君临天下，治理国家，希望教化民众，有所作为。但这种“有为”却与庄子“无为而治”的“道”相背。由此，庄子认为黄帝失了道。而对寻找道的过程的描述更体现出了庄子的个性的率真。黄帝让有智慧、眼力好、擅长辩论的三个人分别去寻找，这三个人却都没有找到。后来让无心、无欲、无求的“象罔”去找，却找到了。
庄子认为自然无为是宇宙万物的存在形式，提倡遵循自然规律，无为不作。并且他相信一切礼乐、教化之于人们都如枷锁，痛苦而且无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认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才会像天地间一切生物一样，具有本真的美，而一切违背自然本性的东西最终都会导致天下失道。
庄子提倡的“无为而治”与老子的政治观点非常相似。后世将老子和庄子并称为“老庄”，可见他们的关系有多密切。很多人觉得他们都主张“无为”，所以他们的“道”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庄子的“无为”与老子的“无为”有着很大的区别。相对于积极入世的政治家老子，庄子更像一个天马行空的诗人。
很多人都知道伯乐相马的故事，并且都觉得伯乐让千里马从普通马群中脱颖而出，是对千里马的恩惠。但庄子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伯乐相马其实是害马，他的行为给千里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对于一匹马来说，饿了吃草，渴了喝水，高兴地撒开蹄子奔跑，不高兴了尥蹶子，这都是它的天性。而自从有了擅长管马的伯乐之后，马却不能再依据它们的天性生活了。伯乐的管马方法其实不过就是剪毛、用火烧、削马蹄、在马身上烙印……他的养马、驯马过程简直就像最残酷的刑罚，充满了血腥。经过这些“摧残”，马的确成了对人类有才能、有用的马，这么做的后果对于马的主人来说当然是好的，但是对于马本身来说却是一场灾难。为了对于自身毫无意义的所谓才能，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庄子认为治国也和驯马相似，而那些治理国家的人也经常犯与驯马人相似的错误。人的自然状态就像没有被驯服的野马，很多君主认为自己是擅长治国的人，而他们治国的方法却不过是对人本性的改变。本来人们耕田织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这时的人们没有欲望，只有本性中最淳朴、最原始的部分。后来君主和圣人出现了，他们提出一堆要人们遵守的规矩和道德，提倡各种行为准则，希望将自己的意念推及到天下苍生身上，用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是非观给人们一个评判是非对错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抛弃原有的本性，渐渐对世间的一切对错、好坏产生疑惑并开始思考，之后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擅长费尽心机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自己谋利益。
庄子厌恶这种违背人本性的治国方法，在他的政治观中是没有“治”的，他主张依据自然规律，顺从人的本性。所以无论是驯马还是治国，都与他率性的世界观相违背。而改造人和改造世界是所有统治者和圣人们最热衷的事情，所以他的观点不被采纳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在庄子看来，统治者和圣人都是抱着善良的目的，希望把这个世界改造得更加美好。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由这种作为所引发的结果却是恶的。庄子遁世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也无力改变这种现实。
老子心中有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并且为这个理想中的“乌托邦”画好了蓝图。所以他虽然处处失意，却依然心怀天下，随时准备为了救世而大干一场。但庄子的率性决定了他无法融入当时的社会，也无力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当时的社会。所以他只好缩回自己的世界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关注天下，而开始只注重自身内在的修养和自己的本性，开始追求一种游心天地的自在。他的隐退和不争其实并不是因为对现实不在乎和不关心，而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力拯救一切的绝望感。
我们都听过庄周梦蝶的故事，它说的是从前有一天，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在梦里他忘记了自己是庄周，翩翩起舞，觉得非常快乐。忽然梦醒了，庄周睁开眼，迷茫地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仍躺在自家又冷又硬的床上，哪儿还有什么蝴蝶？困惑的庄周，不明白是梦外的庄周梦到了梦里的蝴蝶，还是梦里的蝴蝶梦到了梦外的庄周。
这个故事体现了庄子齐物的思想。庄周和蝴蝶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大道却是时时存在的。无论它是化作庄周，还是化作蝴蝶，是由逍遥走入喧嚣，还是由喧嚣走入逍遥，都只是它不同的存在形式。翩跹起舞的蝴蝶是逍遥和美象征，而庄周本身则是喧嚣的象征。这个故事要说明的是世间万物看起来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其本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齐物”。也是因为这种齐物的思想，使庄周觉得他能梦蝶，同样，蝶也能梦他。
这种齐物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他认为如果能打破生死、物我两忘，我们就能获得轻灵快活的人生。自古以来，人类对于死亡都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因为从常理来看，“生”是一种对世界、对万物有感知、有回应的状态，这种感知和回应其实就是对我们生命存在的一种肯定。而“死”则意味着离开这个世界，并且与这个世界不再有交流，对万事万物不再有感知，这种无知无觉当然是生命不复存在的一个标志。但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这种说法却是非常幼稚和错误的。他的齐物思想影响了他的生死观，并让他看透了生命的本质。他觉得生命本就是一个尘归尘，土归土的过程，死不是生的对立，而只是它必不可缺的一个部分。人类的形体和精神均非自己所有，而是自然赋予的，死亡之后，形体和精神又重新回归自然，所以生和死只是人类元气的两种不同存在状态。而由生到死的过程就像昼夜流转，四季变更，落叶化作春泥一样，自然而然。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永存的，只是存在形式一直在变化。
这种通达的生死观建立在庄子对生命、对万事万物的体察和思考之上，是他智慧的体现。在与自己相扶相伴一生的妻子死了以后，庄子并没有表现出伤心，而是坐在地上“鼓盆而歌”，他的好友惠子甚至觉得他违背世情人理。然而，他并非无情。他的解释是妻子本来没有生命，甚至没有气息，没有形状，混杂在大道之中，后来因为大道的变化而逐渐有气，然后又有形，有生命。现在，又因大道的变化而失去生命，失去形体，重新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她现在躺在坟墓里，这不是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人类由生到死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所以不应该感到悲伤。惠子认为他这种行为在道理上虽然说得通，但是在感情上却是说不通的。这正体现了庄子和惠子生死观的冲突，惠子的生死观停留在以常人情理作为依据的阶段，而庄子对待关于生死的问题，则一直从他诗人式的艺术审美角度去看待。
庄子和惠子除了在生死观上有很大不同之外，在思考方式上也差别甚大。他们俩在濠梁上关于“知鱼之乐”的论辩到如今还依然广为流传。这个故事说的是，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游玩，庄子说：“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这是它的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它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这个故事正体现了庄子物我合一的思想，他将自己的情感意识赋予了鱼，于是鱼便有了悲喜，有了表达自己情感，与人交流的能力。在这个故事里，惠子和庄子一个理性，一个感性，当然无法达成共识。如果说作为当时名辩学派代表人物的惠子的智慧体现在了他理智的逻辑思维上，那么庄子的智慧则主要体现在他丰富美好的直觉取向上。
另外，从庄子的处世哲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智慧。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与君王的相处中很多人虽然抱着美好的愿望，但由于方法不当，却最终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庄子认为，驯君之术重在顺其自然，顺应他的本性去施予影响。对于天性残暴的君王，庄子觉得要在表面上亲近、迁就他，但是在内心里却不能过分地妥协于他。因为如果表面上不亲近、迁就他，那么他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以一个臣子的角度去干预君王的行为无异于螳臂当车，虽然螳臂是螳螂全身最有力量的部分，但是对于一辆大车来说，这种力量却还是微乎其微。以自己的前臂去抵挡向前飞奔的大车，这种行为无异于自寻死路。所以虽然精神可嘉，但是，作为臣子来说，强制干预君王的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虽然“螳臂当车”的行为不可取，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味地去妥协，因为过于妥协同样会为我们招致灾祸。过于妥协的结果只有两种，被他同化或者被他视为妖孽。这两种结果都与我们的初衷南辕北辙。
伴君之道的困难之处，正在于对坚持与妥协的分寸的拿捏。战国中期，社会危机四伏，凭庄子的智慧，若想出世做官，显然轻而易举。事实上，也确实有人曾向庄子伸出过橄榄枝，这个人就是楚威王。但是面对楚威王高官厚禄的诱惑，庄子却平静地说出了“不”字。将“螳螂捕蝉，异雀在后”的故事延伸到现实世界之后，庄子看到为了自身的利益，人们互相之间所表现出的狡诈和残酷无情。也许正是由于对人们之间这种复杂利益关系的畏惧和对自我的过分坚持，庄子才拒绝了楚威王，选择了清静无为的淡泊生活，也正是这种选择，让他在狭小的自我世界悟出了生命的真谛，创造出了一个更为宽广自由的国度。
东晋时，以捕鱼为生的武陵人误入桃花源。那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既有良田美池，又有桑竹鸡犬，男女老少均怡然自乐，生活十分逍遥惬意。“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向我们描述了他心中的“乌托邦”。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对这样的世外桃源充满向往。隐居，自古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古今文人最向往的莫过于“进可入朝堂，退可远江湖”的生活状态了。所以，武侠大师金庸有很多高人隐居世外。例如，黄老邪隐居在山清水秀的桃花岛上；小龙女隐居在风景秀丽的绝情谷底；无崖子隐居在风光旖旎的无量山中……个中原因除了江湖险恶，不如归去的无奈之外，应该还有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这些隐居世外的武林高人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或练成绝世神功，或留住绝美容颜，在逍遥的状态下体会到了人生最美妙的部分。但是他们跟庄子退隐的成就相比，就显然逊色了许多。庄子可谓将隐居生活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在庄子看来，相濡以沫的情谊固然令人感动，但是却还不如忘记彼此，各自在江湖之中畅游。这正是庄子追求自由的精神体现，也正是这种对自由的追求让他远离市井，独守一方心灵净土。
《逍遥游》中有一段，说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于是对许由说：“太阳和月亮都出来了，蜡烛却还亮着，要和日月比光，这不是很难吗？及时雨都降落了，人们却还在挑水灌溉，这不是徒劳吗？先生如果可以居于国君之位，那么一定天下太平，而我却还空居其位，觉得非常惭愧，请允许我让位于先生。”
君临天下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但是许由却拒绝了尧让位于他的请求，理由是不愿追逐名利，不愿越俎代庖。庄子借许由之口说出了自己对于名利的看法——“名者，实之宾也”。名利皆是人生的虚浮之事，但是很多人却把它们当做了生命的根本，坠入名利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一时的虚名也许能给人带来短暂的快乐，但是因为贪恋这种短暂的快乐而过分沉溺于追逐虚名之中就得不偿失了。庄子对楚威王的拒绝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不愿意为虚名所累，只想闲云野鹤般地真正生活。他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饿了就吃，累了就睡，高兴了就写字、画画、会好友，不高兴了就发点小牢骚，超然物外，进退自如，忘却宠辱，有闲情，有闲趣，在庄子看来逍遥至此，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在庄子的寓言里，不仅许由拒绝了国君之位，还有许多有才能的贤者：子州支父、子州支伯、善卷等也拒绝了君主禅让给他们的王位。寓言中，尧和舜四处寻找贤能的人，希望禅让王位，但是他们找到的所有人都不愿意接受。因为在这些贤者看来，南面称王，坐拥天下带给他们的除了荣华富贵之外，更多了为维持浮名所要付出的辛苦劳累。在他们眼里，逍遥自在是比拥有天下更有吸引力的一种选择，这正是典型的道家隐士观。
瞿鹊子与长梧子说梦，长梧子说：“梦中喝酒作乐的人，醒来之后或许悲伤哭泣；梦中伤心哭泣的人，醒来后却可能兴致勃勃地去打猎。人在梦中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有时还有梦中梦，醒来之后，才明白不过是一场梦而已。而当一个人大彻大悟之后，他会发现，人生也不过是一场大梦。愚蠢的世人自以为清醒，觉得自己看透了一切，明白了一切。整天都在谈论君子、臣子、礼乐、道德，简直浅陋至极。”
庄子认为梦和现实没什么区别，沉浸于梦，感受梦中的喜怒哀乐，那么梦就和生活一样，是真实的。人生如梦，梦也如人生。任何现实都终将消失，无论一个人是伟大还是渺小，高贵还是卑贱，他最终都将消逝在滚滚的时间长流中，即便曾经激起过几朵浪花，也必将归于平静。一切辉煌或者落魄都会随时间灰飞烟灭。所以当我们费心费力地去追求无用的浮名的时候，我们只是沉浸在一个虚幻的梦中罢了。沉浸在梦中，为虚名所累，何如放下所谓的名利，享受能够感知到世间万物的每一天，逍遥地度过一生？
庄子生活在逍遥的状态里，一生不为浮名所累，不为世事牵绊。浮生一梦，庄子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愿意顺天而不是顺人。他居于山泽，隐于旷野，希望能忘记俗世的一切，在这个自由自在，可以游心天地的梦里一睡不醒。
庄子将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打算厚葬他，但是庄子却不愿意，他说：“我以天地作为棺椁，以日月作为双璧，以星辰作为珠玑，天地万物都是我的陪葬，这还不够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弟子说：“我担心乌鸦老鹰会啄食先生您的尸体。”庄子说：“将尸体弃于地面会被乌鸦老鹰啄食，但是埋于地下也会被蚂蚁吃掉。夺过乌鸦嘴里的食物给蚂蚁，怎么这么偏心呢！”
在庄子看来，死亡本来就是极其自然的一件事情，人通过死亡回归自然。而死后，在对于遗体的处理上，庄子也反对厚葬。他也许觉得厚葬是愚者所为，这种浮华的形式，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逍遥如他，当然觉得顺应自然，不违背天意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以世间万物作为陪葬，高高兴兴地安息寝卧，随物而化，才应该是人们对待死亡、对待遗体的正确态度。
庄子坚持人性的本真，他的一生是一个诗人，一个隐士浪漫的一生。他对待生活的逍遥态度，至今仍对迷失在钢铁森林里，沉浸在追逐虚名里的现代人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82章著名辩论家惠子
辩论家惠子
历史偏爱轰轰烈烈的故事，然而尘埃落定后，昭然于世者，往往屈指可数。纷乱的战国孕育了争鸣的诸子百家，但是历经几千年时间的淘洗，为世人所铭记的却只有孔孟、老庄，非儒即道，那些曾经争鸣一时者大都淹没在儒道的光环之下。名家就是众多被湮没者之一。
惠子名惠施，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庄子的同时代人。惠施本是战国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主张合纵抗秦，主要活动于魏、宋等国。他是个优秀的政治家，也拥有精深的哲学思想。不过，惠施的著作没能流传下来，后人只能从庄子等人的转述中窥见他思想的一小部分。而在《庄子》一书的相关记载中，惠施在与庄子交往和辩论的过程中，常处于失败和被贬损的地位。
《秋水》篇中有惠子相梁的一段记载。据说，惠子在梁国做宰相时，庄子跑去看望他。有人说庄子到梁国来是想代替惠子的相位，这让惠子甚为恐慌，派人在都城内搜了三天三夜。庄子见到惠子后，讥刺惠子道：“南方有鸟，其名为鹓，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吓我邪？”将惠子说成了一个醉心于功名利禄而心胸狭窄的小人。
实际上，惠施并不是一个不堪的禄蠹，纵观关于惠施的各种文字记录，将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惠施。
作为一个主张合纵抗秦的政治家，惠子有着敏锐的头脑和非凡的辩才。公元前342年，魏国于马陵惨败于齐国，魏军十万人死伤大半，太子也在这次战争中被杀。败亡消息传来，魏王大怒，即刻召见惠施，将“欲悉起兵而攻”齐的计划告知惠施。而此刻魏军刚刚大败，损兵折将严重，全军上下疲惫不堪，已无防守之力，更无再战之力。惠子深明此理，极力谏阻魏王，并提出了报齐仇的办法。他建议魏王臣服于齐，以此激怒楚国，借楚国之手攻打疲于战争的齐国。魏王接受了惠子的建议，成功地使齐国溃败在楚国和赵国手里。之后，惠子还为魏国制定了法律，得到了惠王和魏国百姓的一致认可。
在魏国的时间是惠子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惠王对他十分信任，使他得以参与魏国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重要决策。据《吕氏春秋》记载，惠子每次出行“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其实，惠子在魏国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有人对他发出诘难，只是都被惠子的巧辩顶回去了。魏王有一臣子名白圭，他在魏王面前诋毁惠施，说惠施之“言”好比一只大鼎，用它“烹鸡”，水加多了就“淡而不可食”，加少了又“焦而不熟”，看起来好而实在“无所可用”。对此，惠子答道，“不然，使三军饥而居鼎旁，适为之甑，则莫宜之此鼎矣”，言下之意，自己的言论不拘于小用而有大用。
另有一事也可以显示出惠子的雄辩之才。《韩非子·说林上》中有这么一件事，田驷因欺骗邹君而遭到邹君的追杀，惊恐之下田驷向惠子求救。惠子见到邹君，开口便说：“如果有人朝见君主，却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您会怎么办？”邹君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一定会把他杀掉。”惠子不慌不忙接着说：“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何不杀了他呢？”邹君说：“因为瞎子没办法不闭眼。”惠施便说：“田驷东欺齐侯，南欺荆王。他对人的欺骗，已经无异于瞎子闭着眼睛了，您还怨恨他有什么意义呢？”在惠子的劝说下，邹君最后果然放过了田驷。
惠子善于辩论，但也不是狡诈之徒，他其实是个具有真性情的人。据说，有一年，魏国死了宰相，魏王急召惠施回魏国都城大梁接替宰相之位。接到诏令后，惠施立刻动身，独自一人赶往大梁。不想途中一条大河横挡住去路，惠施水性不好，但他一心想着魏国的事情，心急如焚，竟然不顾危险跳入了河中。正当惠施在水里苦苦挣扎时，一个船家赶来救起了惠施。船家好奇为什么此人会不游泳却不肯等船来，惠子告诉他，自己要马上去魏国做宰相，来不及等船。船家听如此说，顿觉好笑，鄙夷地瞅着浑身湿透的惠施，嘲笑说：“看你刚才落水就只会使劲儿喊救命，若不是我来得及时，你连命都没了。像你这样连凫水都不懂的人，居然还能做宰相？太可笑了！”惠施一听，非常恼怒，反驳说：“若论乘船、凫水，我自然不如你；但是要说治国，你跟我相比，只是个未睁眼的小狗罢了，凫水岂能与治国相提并论？”一席话说得船家无言以对。
为了早日赶到大梁处理魏国国事，惠子竟可以做出如此举动，实在是性情所至，让人觉得十分可爱、可敬。
惠子还有一个可爱之处，就是能够替朋友着想。惠子有个叫田需的朋友在魏国做官，一度受到魏王的宠用。惠子从政多年，洞悉为官之理，于是告诫田需，要想长久地保持在魏王身边的地位，就一定要善待魏王左右之人，防止这些人在魏王面前进谗言，破坏魏王对田需的信任。惠子说：“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以“十人树杨，一人拔杨”的事例教以田需处世之理。惠子的这种观念也许值得商榷，但其对友人的关心值得人感动。
晚年的惠子回到了宋国，与庄子成为了辩友，也是挚友，惠子死后，庄子十分伤心，对人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抛去庄子的光环，历史呈现给我们一个个性鲜明的惠子。他也许没有庄子的逍遥和豁达，但一定不是庄子的手下败将，惠子之于庄子，未必是输。
第83章义行天下的墨子
历史是属于成功者的，然而成功者永远都只是少数人，碾压在历史车轮下的绝大多数人是苦不堪言的平民百姓。元代张养浩在一首《潼关怀古》里感叹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一声叹息有千钧之力，道出了几千年来贫苦大众在历史中的悲惨命运。中国自古以来仁人志士无数，豪言壮语无数，然而真正为贫苦百姓计者寥寥无几。而墨子恰是无数人中真正关心平民命运的少数人。
墨子名翟，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火纷飞的年代，墨子不畏艰险，游历于各国之间，宣扬墨家思想。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在众多优秀的学说面前，墨家何以与儒家一起成为“显学”呢？原因就在于，墨家学说代表了万千贫苦百姓的利益。
人们都知道墨子“兼爱”、“非攻”的主张，但也许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统治策略。必须承认，它确实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但在墨子，这远不止是手段，它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哲人的社会理想。
一个人的出身和成长经历对他的人生选择往往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墨子祖上虽为宗族，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墨氏子孙早已成为躬耕田亩的平民百姓。墨子本人就是一个善造器械的工匠，年少的墨子放过牧，做过木工，尝尽了下层百姓的艰辛。孔子、老子的出身并不高贵，但至少不是寻常百姓。而墨子却实实在在出生在贫苦农民之家，他目睹了劳苦大众凄惨的生活，深知平民的所思所想。他了解平民，更以平民自居，他毫不顾忌地自称“鄙人”，有人称他为“布衣之士”，他也欣然接受。他是站在高处的哲人，但不是普通百姓遥不可及的圣人，而是天下无数平民中的一员。
同样出身贫苦，许多人一朝飞黄腾达便全然忘记下层社会的苦痛，甚至极力避免提到自己的身世。可贵的是，墨子从来没有产生过脱离下层，进入上层社会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一生致力于解救困境中的下层民众。
滚滚黄河和巍巍黛眉山限制了墨子的视野，墨子深知，要想为千千万万平民谋福，必须走出高山大河，广学知识于天下。数年后，游遍中华大地的墨子回到了故乡，开始了黛眉山上多年的隐修生活。这期间，墨子遍览各国文献典籍，熟读各家兵法，苦练剑术和格斗。
墨子将自己看做天下贫苦小生产者的代表，他的言行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平民情结。墨子的生活从来俭朴，一身短衣草鞋，与农民无异。据记载，墨子及其弟子几百人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状如苦行僧。墨家子弟生活清苦，并非因为他们没有丰衣足食的条件。越王曾经以五百里土地为赏赐请墨子到越国为官，被墨子拒绝。
当然，墨子的平民情结更主要地体现在他的思想主张上。兼爱、非攻的主张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有多少人悉心体悟过这些口号之下的一颗赤诚之心呢？“爱民如子”之说其实早就为历代有识之士所提倡，但那只是为巩固统治所做的打算，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利民。而墨子的兼爱思想却独独以百姓的利益为根本。儒家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博爱，包含了一种区别对待的思想；而墨子的兼爱倡导的是不分等级远近、亲疏高下地爱天下所有人，“爱人若爱其身”。墨子执著于兼爱思想，甚至认为，现实社会之所以会有恃强凌弱之事发生，正是因为人们互不相爱。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时期，墨子目睹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兼爱思想的影响下，他很自然地提出了“非攻”的主张。
墨子思想的重要内容还包括“尚同尚贤”、“节葬节用”。尚同尚贤要求天子与百姓上下一心，共同归于天志，实行义政。天子应为国中贤者，而且能够不拘出身，任用贤能之人为官吏，“官无常贵，民无常贱”。上层统治者的生活向来铺张奢侈，其挥霍的资本却是劳苦大众的税赋，对此，墨子十分强调节用节葬。他极力抨击王侯将相之家的奢侈浪费，他认为君主、贵族应效仿古时的三代圣王，保持俭朴清廉的生活。墨子不仅要求平等的生存条件，也要求平等的死亡待遇。他反对儒家的久丧厚葬之礼，提出“衣三领”、“棺三寸”、“生者毋久丧用哀”的丧葬之法。
墨子的主张里有一条十分特别，即“非乐”，反对音乐等一切艺术。之所以有这样奇怪的想法，是因为墨子认为艺术虽好，但是会使人沉溺其中，百姓耽之则影响耕种纺织，君臣耽之则妨碍处理政务，既不合圣王行事原则，也不合人民的利益。这个主张可以说将墨子骨子里的平民性格暴露无遗。
古代百姓长期处于无力反抗的卑下地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总是寄托于鬼神，墨子作为一个平民同样有着这种天真朴素的信念。他在主张理性的同时坚信鬼神的存在，因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而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在墨子的观念中，鬼神能够辨别善恶，具有赏善罚暴的威慑作用。
墨子一生都在宣扬他的平民理想，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太过乌托邦，没有哪一个追求霸主地位的诸侯国给他提供施行这些主张的空间，墨子的理想以悲壮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失败不是可耻，在众人皆争夺利益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不求私利，唯求为天下之人谋利的墨子，多少使一个刀光剑影、横尸遍野的时代有了一点暖意。墨子心系天下最苦之人，虽败犹荣。
侠之大者，义行天下
中国有一种精神叫做“侠”，侠者，以己之力锄强扶弱也。通常，在人们的印象里，侠总是身背一剑飘荡于江湖，以高超的武艺救人于危难之中而不图名利。侠的出现意味着希望的到来。乱世之中，往往有侠，墨子便是战国时期的一位大侠。
如金庸在《神雕侠侣》中所说，“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墨子一生所为乃是天下所有劳苦百姓，“大侠”二字他当之无愧。纵观墨家思想，无论是兼爱非攻、尚同尚贤，还是节用节葬、天志明鬼，最终指向都是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
行侠之人最看重的莫过于一个“义”字，对于“义”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在墨子那里，义乃天下万民之大利，为天下百姓谋利就是义。《贵义》篇一开始，墨子就指出“万事莫贵于义”，他的一生就是游侠行义的一生。
《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史记集解》中说：“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墨子行侠，依靠的不是神奇的武功，而是巧妙的智慧。墨子反对不义之战，向来主张以防守为主，止楚攻宋之事深刻反映了墨子的侠义风范。
宋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弱国，北有晋，南临楚，夹在两国之间的宋国常常面临战事的威胁，生产不断遭到破坏。楚惠王时，公输班为楚国制造了攻打宋国的云梯，此时，墨子身在齐国，听闻此消息便立刻赶去解救宋国。从齐到楚，路途遥远，墨子用了十天十夜才到达楚国都城郢，以至于磨破了鞋、磨烂了脚。墨子刚到郢便不顾舟车劳顿，径直找到公输班，劝说他放弃攻打宋国。
在公输班处，墨子说道：“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一番精彩的辩论使得公输班无言以对，只有暗自叹服。然而，当时楚王已经在做攻宋的准备了，要想阻止攻城只能说服楚王。在公输班的引荐下，墨子见到了楚王。墨子指出强楚攻打弱宋犹如“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形象地揭示了楚攻宋的毫无意义。
公输班和楚王虽然觉得墨子的话很有道理，但仍坚持攻宋。墨子明白，只凭空言阻止不了楚国，只有让楚王明白这场战争楚国无胜算，才能彻底打消楚王的计划。当着楚王的面，墨子和公输班展开了一场攻防的演习，“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距（拒）之”，公输班的进攻器械已用尽，墨子的防守器械还绰绰有余。为让楚王彻底死心，墨子亮出了撒手锏，告知楚王墨家弟子禽滑厘等300人早已准备好守城之器等待楚军，楚军此行必无胜算。事实面前，楚王攻打宋国的计划只好作罢。
除此之外，墨子还先后全力劝阻过鲁阳文君对郑国的攻伐和齐国对鲁国的攻打，他以无畏的勇气，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技术使无数平民百姓免于战争的戕害。
墨子周游列国，为实现心目中的“义”四处奔走，然而他提倡的“义”在当时其实只能是美好的空想，根本不符合各国称霸的要求，天下更看重的是利而非义。因此，墨子推行义的活动很多时候是受挫的。《贵义》篇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墨子在由鲁国到齐国的途中遇到了一位旧友，墨子的满面尘土和枯槁的形容让这位朋友十分伤感，他说天下已经没有几个讲义之人了，劝墨子就此停止这种操劳的行义活动。墨子却说：“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反叛精神正是墨子侠之精神的体现。
在墨子心中，义是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东西。他认为人可以因为一言之争而杀身，因为这种争论是为了捍卫“义”，为义而死是伟大的。墨子重义轻利，这种品格也颇有侠者之风。在墨子看来，就算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也绝不可以义换利。墨子有一弟子叫高石子，是卫国卿大夫，享受着卫王赐予的丰厚利禄，然而因为卫王始终不采纳高石子的主张，高石子毅然抛弃卫国的高官厚禄，到了齐国为官。墨子得知自己的弟子能够做到“背禄向义”，十分赞赏，并告诉他，只要合乎道义，就算被人诟骂也无所谓。
墨子是侠，但不是独行之侠。墨子心怀“兴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的崇高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几乎长年在外游说。几年的奔走呼喊使他深深感受到一己之力的渺小，所以在30岁之前，墨子就开始广受弟子，培养为墨家之义而献身的志士。在墨子的教导下，墨家弟子以自苦为乐，以救世为己任，成为“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墨侠。
墨家在墨子之后逐渐衰落，墨家学说几乎无人问津。然而时隔千年，如今，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再次走近墨子的世界时，我们仍能感受到一个侠骨铮铮的墨子。
第84章哲学家公孙龙
相传一天，一位善辩的赵国人骑着白马准备入关，但在城门口却被关吏拦下。原来，这一时期，赵国一带的马得了一种很厉害的瘟疫，很多战马都因为感染了这种瘟疫而死了。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对秦国的战马造成影响，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一律不准入关。这对当时坐在马背上的赵国人来说实在是很不人性化的一个规定，当时的马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车，离了它行动可不是很方便。所以如果人入关，把马留下，这位能言善辩的赵国人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与关吏之间就有了关于白马到底是不是马的辩论。善辩的赵国人指着胯下的坐骑对关吏说：“白马不是马，你应该让我入关。”关吏说：“白马是马，而且无论白马黑马，只要是赵国的马就一律不准入关。”赵国人“据理力争”：“‘白’是就颜色来讲的；‘马’是就名字来讲的，而颜色和名字本来就是不同的概念。如果一个人要马，那么给他黄马、黑马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要白马，那么给他黄马和黑马就显然不行了。这就证明了‘马’和‘白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白马非马。”听到这里，关吏已经懵了，他被这位赵国人的一番诡辩弄得晕头转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作答，最后只好让他连同他的马一起入了关。
这个能言善辩的赵国人就是战国时著名的哲学家——公孙龙。
公孙龙，字子秉，相传为战国时期赵国人，为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名家是战国时诸子百家之一，它注重对“名”和“实”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以正名辨义为主的一个思想流派。名家强调名称和事实之间的相符，“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我们都听过“三教九流”这个词。名家就被《汉书》列为“九流”之一。而名家的这位代表人物公孙龙为人非常能言善辩，除了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之外，还有许多对后世影响非常深的诡辩，例如“鸡三足”、“狗非犬”、“坚白石”等至今仍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命题。公孙龙的辩论只强调概念的逻辑分析而且经常故意混淆一些概念，他的论证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特点，常常被人称为“诡辩”。而且因为他的论证经常挑战人们的常识，且与现实不符，所以常常为人所不能接受。但在逻辑学和概念分析上，他的贡献却值得重视。
其实在关于“白马非马”的论证里，他首先分析了马与白马这两个词在概念上的差别：在“白马”这个词里，既有包含描绘颜色的“白”又有描述形态的“马”；具有马的形态的动物都可以成为马，但是只有白色的马才能成为白马。“马”这个词包含了所有的马，所以黄马、黑马也是马。而白马，则特指白颜色的马，黄马和黑马是不能包含在内的。他据此提出了“马”与“白马”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论证。然后就是论证个别与一般的差别：“白马”的“白”描述的是一切白色物体的共性，与马无关。而“白马”的“马”描述的则是一切马的共性，与白无关。所以“白马”就是白色的共性和马的共性的叠加，所以，白马不是马。
这种论证，其实是非常站不住脚的，马和白马这两个概念固然有差别，但这这只是个体与总体概念之间的差别，而且个体是包含在总体之内的。所以他的诡辩其实是夸大了个体与总体间的差别，而且故意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作为单独的两个部分来看待。
除了“白马非马”的论辩以外，他还有许多辩论也是割裂了物体本身特征之间的一些联系之后所做的论证。他的整套理论都建立在一种关于共相独立存在的唯心主义哲学之上，例如他的另一个著名论证——“坚白石”就认为一块白石头的白色和它的坚硬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在这个论证里，他首先从对坚白石的感觉入手开始分析：他认为当我们用眼睛去看坚白石的时候，就只能感知它的白色而不能感知它的坚硬；当我们用手去摸坚白石时，就只能感知它的坚硬而不能感知它的白色。由此他得出结论：坚白石的白色和它的坚硬是可以割裂开单独存在的。他又说，白色是靠眼睛和光才能感知到的，但是光没有看物体的能力，所以光和眼睛合在一起也不能看到物体，由此只能是意识看到的，但是意识本身也不能看见物体，所以视觉和白色也是单独存在的。
这段论证漏洞百出。首先，当我们看坚白石的时候，虽然感知不到它的坚硬，但是它坚硬的这种性质还是存在的，并不因我们无法感知而消失。同理，当我们抚摸坚白石的时候，虽然感知不到它的白色，但是它白色的这种性质也还是存在的。所以白色和坚硬性单独存在就明显地不能成立。而后面，关于视觉和白色单独存在的论证中有些方面显然是不成立的。例如白色是靠眼睛和光看到的，但是光没有看物体的能力，由此他就得出了光和眼睛合在一起也不能看到物体的结论。这种论证非常不严密，所以他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能使人信服。
公孙龙的论辩将个别与一般以及物体的一些共相以分离的观点予以绝对化，而忽视它们之间固有的一些联系，这是非常不符合现实规律的。他的论断本身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他的论断方法却是反传统的，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逻辑领域，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维方式，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一些论证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后来，他用与“白马非马”同样的原理所提出的“鸡三足”、“火不热”、“狗非犬”等命题的荒谬和离谱让世人觉得他已经完全陷入“诡辩”的深渊之中不能自拔。
第85章《战国策》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庄子·内篇·大宗师》里的一句话。世间的感情不过两种，相濡以沫或者相忘于江湖。我们都被鱼相濡以沫的情谊所感动，但是在庄子看来，鱼在绝境中的相濡以沫，远远不如各自在水中自由自在地畅泳，两两相忘于江湖。
战国时代的散文如一朵艳丽的奇葩，开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一时期由于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很多，而且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所以文化思想异常活跃，“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战国散文，虽然注重理论性，有很多论辩，但是由于表达方式生动形象，充满生活和时代的气息，所以读起来却并不枯燥。
战国时代的散文主要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这两大类。诸子散文一般以论述为主，这一时期成书的主要有《孟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等；而历史散文则主要是以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就是《战国策》。
《庄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也是诸子散文的代表。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庄子著书10万余言。但是现今流行的《庄子》仅有33篇，6.5万多字，可能是后来散佚了一部分。现存的《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以前普遍认为整本书都是庄子所著，从宋代起，人们开始怀疑这个问题，并且普遍开始认为仅内篇是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和杂篇都是后人写的。但外篇和杂篇在思想和文风上与内篇基本一致，除了《杂篇·说剑》有点像纵横家写的以外，其余篇目均与庄子思想统一。庄子为人想象力丰富，文笔优美，具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他的著作《艺概·文概》中形容庄子为“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中的大部分文章都采用了寓言的形式，庄子利用手中的生花妙笔写出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他把自己的观点、想法融入到这些故事之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尧希望让位于许由，但是许由却拒绝了他。坐拥天下，名利双收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但是许由却觉得名是实的宾位，不愿意为了追逐虚名而入仕。这正与庄子“清静无为”的思想不谋而合。庄子借许由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人生不过大梦一场，再伟大的功名也不可能永垂不朽，无论伟大还是渺小，高贵还是卑贱，都最终只能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所以追求浮名还不如好好地享受当下。
在庄子的，世间万物，无论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有形的、无形的都能成为他思想和精神的载体。《秋水》中，河伯一开始以为天下之美都在自己这里，后来，看到大海之后望洋兴叹，明白了自己的狭隘和无知。由此引申到人身上，庄子认为孔子的知识也有限，伯夷的仁义也不足。在这个故事中，庄子将神话寓言结合在一起，既充满了趣味，又非常有教育意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庄子卓越的语言能力。他的寓言深深影响了后世很多的诗人、作家。
谈到历史散文，人们马上会想到《战国策》。《战国策》是战国时期历史散文的代表，属国别体史书，又名《国策》。《战国策》主要记载了发生战国时期各国擅长游说的谋士身上的故事。
作为一本史书，《战国策》可谓文采斐然。即便与以文采而著称的《左传》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无论在叙事上还是在说理上，《战国策》经常运用夸张、排比的手法，呈现出一派酣畅淋漓的气势。而且这本书里，语言不仅用来说理，也用来以情来打动人。例如里面的名篇《苏秦始将连横说秦》，记载了合纵派的代表人物苏秦游说秦惠王的故事。整个故事非常简单，但是在语言上却辞藻华丽，感情真挚，大气磅礴。
除了文采上极具特点外，《战国策》在对人物的刻画上也非常有特点。它对人物的刻画比一般史书更加具体细致。《左传》中对人物的描写，大都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简单的形态。而《战国策》会通过很多的侧面去描写一个人。例如在《冯谖客孟尝君》中描写冯谖的时候，一开始描绘他倚柱弹剑，初步刻画出他故弄玄虚的一面，明明有意索求更高的报酬，却又不愿直说。接着讲述了“焚毁债券”、“复命”、“为孟尝君谋相位”、“请求孟尝君建立宗庙”等一系列情节，将这位恃才自傲但是又确实非常有胆识、善谋略的策士的风采描绘得淋漓尽致。
另外，《战国策》里面的谋士在游说各君主的时候，也经常引用一些非常生动的寓言故事来说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寓言都能在里面找到，例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狡兔三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亡羊补牢”，等等。
《战国策》除了体现出了战国时代思想的活跃之外，在语言艺术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后来很多史书都受到它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在描述人物形象的方面就借鉴了它的很多描述方法。
战国时代的散文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之所以这一的时期文学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实很大一方面是得益于当时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无论哪个时代，只有社会风气开化，人们的思想才能活跃，文化才能获得快速、长足的发展。
第86章合纵策略
在纷乱的战国，实力很重要，谋略也不可少。无论秦国如何强大，如果不善用谋略，最终也不能称霸天下。因为诸侯国过多，倘若他们联合起来围攻秦国，秦国肯定敌不过。实力为政治斗争搭建舞台，权术手腕则是舞台上的精彩演出，苏秦就是杰出的“演员”。
苏秦是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为了学业，苏秦变卖家产，离开洛阳前往鬼谷子处学习。生活在一个安分守己的环境，苏秦的行为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父母、兄弟、嫂子甚至妻子都不赞成他的做法。
鬼谷子已经教育出庞涓和孙膑这两位驰骋天下的军事大家，苏秦深信，只要在鬼谷子处学得一技之长，也必定会有所成就，名留青史。
从鬼谷子处学成归来的苏秦决定一展自己的才华，他将目光盯向国力日盛的秦国。
曾经的秦孝公很难拜见，现在的秦惠王更难拜见，因为秦国强大了。为了拜见秦孝公，商鞅求助于阉人；为了拜见更难见的秦惠王，苏秦花了不少人事。
第一次与秦王相见，苏秦急切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他说，秦国占据巴、蜀、汉中等地，土壤肥沃，物产富饶；战马来自北方外族，日行千里，能征善战；南方有巫山、黔中作为防御外敌的屏障，东边有崤山、函谷关等险要关塞——这些都是秦国称霸天下的大好条件。
苏秦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其实只想表达一个意思，凭秦国的实力，争霸天下绰绰有余，只要秦惠王允诺，采纳他的谋略，必能一统天下。
商鞅刚刚受车裂之刑，苏秦思想与商鞅无异，自然不会获得惠王的认可。
秦惠王摆出老资格说，羽毛不丰满不能高飞，法令不完备不能实施赏罚，德行不高的君王不能统治万民。政治教化应该上顺天意，下合民心。他很感激苏秦不远万里前来指教，然而考虑到目前局势，征战天下的事最好暂时搁置。
为了拜见秦惠王，苏秦费尽心思，也花费不少人事，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时苏秦说，还没见秦惠王之前，他就想到秦惠王也许不会采纳他的建议。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国家想要称霸天下，不打仗行不通。神农攻打补遂，黄帝攻打蚩尤，唐尧放逐欢兜，虞舜攻打三苗，夏禹攻打共工，商汤灭亡夏桀，这些都是为称霸天下而战的活生生的例子。
商鞅弄得民怨沸腾，苏秦紧接着鼓吹战争，这不是破坏社会安宁吗？秦惠王思前想后，脸色越来越难看。但苏秦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仍是滔滔不绝地说：“如果国君想要称霸天下，必须招纳敢死队，组建一支无坚不摧的队伍。在称霸的道路上，遇上强国打强国，撞上弱国灭弱国，不能容情，更不能手软。”苏秦的结论是，只有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百姓才会臣服，其他国家才会归顺，君王才有权威。
苏秦的霸道之术火药味更重，秦惠王容不下商鞅，自然更容不下苏秦。
由于苏秦是当时名士鬼谷子的弟子，所以他能够任意待在秦国国都。苏秦不仅有才学也有毅力。第一次游说失败后，他并没有放弃，接着写了10多篇言辞恳切的奏疏，希望能够获得秦惠王的赏识。
在秦国国都没待多久，苏秦就花光了所有的盘缠，连吃住的费用都没了。
为了游说秦惠王，苏秦将自己的后半生都给押上了，最终结果却是两手空空，好不心痛。在秦国的这些时间，为了写奏疏上呈，苏秦连珍贵的黑貂皮大衣都给磨破了。看着破碎的衣服，苏秦就想到自己那一颗充满激情，却被无能的秦惠王冰冻，最终被砸碎的心。
人生失意，身无分文，苏秦不得不离开秦国国都。
《战国策》记载，苏秦游说秦惠王失败，“羸滕履跷，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黎黑，状有归色”（《战国策·秦策一》）。就是说，苏秦用破布绑住小腿，穿着草鞋，背上背着书籍，肩上挑着担子，形容憔悴，面目焦黑，囊中空空如矣，愧疚万分，一步一个脚印地归家。
苏秦从秦国走路回家，少说也走了几个月，疲乏不堪。事业上失利的他本想获得家庭的温暖，谁承想家人看他如此狼狈地归来，竟都看不起他。妻子见苏秦回来，仍旧织布，视苏秦如无物；嫂子做饭，人人有份，唯独没有苏秦的；苏秦转眼看父母，父母吃自己的饭，不看苏秦一眼。亲人的态度极大地刺激了苏秦，他立志要做出一番大事业。
痛定思痛的苏秦决定发奋读书。经过千挑万选，苏秦选中姜太公的著作《阴符》作为他的必读书本。姜太公用直钩垂钓，行为在钓鱼，目的却是钓周王。周王重用姜太公，最终成就霸业。苏秦选择这本书，除了书里的知识实用外，他更崇尚姜太公的事业。
《阴符》是古书，言语简单，意思却很深。看这类书，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看书之人的考验极大。苏秦钻研《阴符》，细心揣摩，夜以继日，丝毫不松懈。
他常常读书到深夜，为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他时常准备一把锥子，一打瞌睡，就用锥子在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他利用疼痛让自己清醒，坚持读书。
经过一年多大锥刺腿、流血至足的痛苦磨炼，苏秦学成《阴符》，决定再度入世。《战国策》记载，苏秦学成后说：“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意思是，苏秦已经有真本事了，能够在天下畅行无阻。
学成后的苏秦决定再度出世，施展自己的抱负，但苦于没有路费，他只好费尽千辛万苦从邻居处借来一百钱。别人都视苏秦为无业游民，借钱之艰难，可想而知。
苏秦从此踏上了艰难的游说之路。
苏秦学成时，魏国已经沦丧为二流国家，不是秦国的对手。考虑到只有赵国最方便、最有实力抗衡秦国，苏秦前往游说。
可惜，赵国外强中干，是一个看似强大，实际很腐败的国家。赵国国君赵肃侯任人唯亲，让他那无能的弟弟出任国相，人称奉阳君。奉阳君不懂军国大事，只喜欢华美的言辞，对苏秦的那一套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趣。
失落之余，苏秦离开赵国，冒着狂风大雪一路北上，来到小小的燕国。苏秦苦等了一年多，才见到养尊处优的燕王。
燕王难见，因为燕国偏处北方，受到强秦的威胁很小。国家没有外患，国君对人才的需求就不那么热切。此时的燕王是燕文侯，苏秦抓住这个要害，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
从地理位置看，燕国的东方有辽东，北方有林胡、楼烦，西方有云中、九原，南方有滹沱、易水。易水，就是因侠士荆轲渡过而成名的地方。这些都是小国和部族，对燕国构不成威胁。
就军事力量而言，燕国的军队有几十万，战车600多辆，战马6000多匹，粮食储备够吃几年。燕国地狭兵多，粮食储备充足，国君根本不用担心亡国之祸。
再说，燕国南部的碣石、雁门一带很肥沃；北部土壤不好，但盛产红枣和板栗。苏秦开玩笑，说即使燕国庄稼歉收，光吃红枣和板栗，百姓也不会饿死。
燕国能够偏安一隅，免除兵战之祸，全因强大的赵国无意地充当了屏障。苏秦说，秦国和赵国打了五次战争，秦国只胜了两次，赵国胜了三次，双方互有死伤。秦、赵交战，两败俱伤，燕国默然静观，可以说是坐收渔利，因为秦、赵力量被削，无力也无暇攻打燕国。
如果秦国攻打燕国，军队必须穿越云中和九原，翻越代郡和上谷，远途跋涉几千里，不划算。即使秦军占据燕国，也不一定能够守住，因为燕、秦之间有强大的赵国。秦国想称霸天下，赵国也有这样的想法，秦军劳师远征，赵国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一定会趁机削弱秦国。因此，秦国不是燕国的外患，燕国不应该将忧虑的重点放在秦国。
秦国崛起后，对别国虎视眈眈。燕文侯怕遭到秦国的攻打，所以有心结交秦国，让秦国保护燕国。
连横的要旨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如果燕国侍奉强秦，无意中就促成了强秦的霸业。为了击毁强秦，苏秦采取合纵策略，即“合众弱以攻一强”，这里的“强”就指秦国，“众弱”指强秦以外的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山国。
成功转移燕文侯的视线后，苏秦将其注意力集中在赵国身上。苏秦说，赵国与燕国接壤，一旦发生战争，赵国几十万大军立刻齐集边疆东桓（今河北石家庄市东），陆续渡过滹沱和易水，不出半个月，燕国都城必然被困。
苏秦的话语给燕王成功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燕国夹在秦、赵这两个强大的国家之间。秦国是燕国的手足之患，不足为惧；赵国则是燕国的心腹之患，令人担忧。苏秦的迷雾散布成功，燕文侯突然发现在他的卧榻之侧，竟然躺着一只虎视眈眈的猛虎，不能不害怕。
这时苏秦告诉燕王，如果燕国参与合纵计划，合纵诸国连为一体，实力必将大增，一定能够与强秦抗衡。
燕文侯听到合纵策略，喜笑颜开，说赵国、齐国、楚国都是大国，对燕国的威胁极大，如果这些国家都参与合纵，燕国定能安然无忧。
成功说服燕国参与合纵之策后，苏秦的人生开始有了转变。燕文侯将相印交给苏秦，并大赠其车马、钱财、宝物，命苏秦游说赵国，力求实现合纵。
第87章苏秦的用心
燕国国小力弱又偏处一隅，无法成为合纵国的轴心。在苏秦心里，赵国最适合充任这一角色，所以他离开燕国后游说的第一个国家是赵国。
受到燕文侯赏识的苏秦此次入赵与前番大不相同，他坐香车、策宝马，堂而皇之地来到赵国。苏秦已经成为燕国的重臣，所以此次入赵得到了赵肃侯的亲自接见。
上次被奉阳君阻挠，苏秦心里多少还存有芥蒂。此次故地重游，奉阳君虽然已死，但留在苏秦心里的阴影还未完全散去。
于是苏秦对赵肃侯说道：“您十分贤明，上起卿相臣子下到布衣粗人，无不仰慕您的仁德恩义，渴望聆听您的教诲。然而，奉阳君却没有如此胸怀，他不仅无才无德还妒贤嫉能，阻挡天下贤士拜见您，真是无耻之尤。”
“作为国君，最重要的莫过于让百姓安居乐业，免除战祸的威胁。在纷乱的战国，如果想远离战火，邦交非常重要。邦交工作做得好，没有外患；如果做得不好，国家必然卷入战祸。”
“天下诸国，数秦、赵、齐、楚最强。如果赵国与齐、秦开战，赵国百姓就会受苦；如果赵国联合秦国攻打齐国，赵国百姓还是受苦；如果赵国联合齐国攻打秦国，受苦的还是百姓。”
分析完战争会给赵国带来的灾难后，苏秦保证，只要赵国听从他的安排，与诸国广泛建立邦交关系，一切灾祸都能够消解。各国为了表达对赵国合纵的谢意，燕国一定会贡献盛产毡裘狗马的土地，齐国会贡献盛产鱼盐的海湾，楚国会贡献盛产橘柚的园林，韩、卫、中山会贡献土地作为赵国的汤沐地。
战国时期各国争战不断，无非为了抢占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以此为自己国家牟利，赵肃侯听苏秦说得如此动听，自然会心动，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从当时的局势看，如果赵国依附秦国，以秦国的狡诈一定会利用赵、秦关系，趁机削弱韩国和魏国；如果赵国只与齐国交好，齐国野心不小，一定会利用这种关系削弱楚国和魏国。如果赵国周边的国家都被削弱了，“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赵国最终必然深受其害。
这时的秦国已经十分强大，魏国不堪一击，强秦之所以不敢彻底灭亡魏国，因为担心其他国家借此发难。如果秦国做事过于蛮横无理，其他小国被逼急了，就会万众一心、死力抗衡，秦国的吞并政策必然会失败。
赵国国土面积广阔，物阜民丰，军队力量更是强大，秦国对此既忌惮又忌恨。如果赵国不与周边的魏国和韩国等小国相交建立攻守同盟，秦国一定会趁机侵犯魏国和韩国。一旦魏国和韩国被削弱，秦国接下来的兵锋所指一定是赵国。
将诸侯国的面积相加起来，秦国的面积还占不到全部的五分之一。秦国能够想打谁就打谁，想侵犯谁就侵犯谁，都是因为诸侯国各自为战，使力量分散的缘故。如果诸侯国参与合纵，集中力量对付秦国，秦国必然会俯首称臣。
参与合纵则能为君，加入连横的队伍就要称臣，赵肃侯自然不愿连横。
分析完国家大势，苏秦又分析个人。他认为凡是主张连横的人，目的只有一个，即让诸国割让土地给秦国，他们可以借此位居显贵。苏秦的意思是，连横者的真实意图是为谋取自身利益，他们的行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事情进展到最后，苏秦干脆地说道：“赵、韩、魏、齐、楚、燕应该连为一体，建立攻守同盟，荣辱与共，齐心抗击强秦。”
“如果秦国攻击楚国，齐、魏就派军支持楚国，韩国应立刻断绝秦国的粮道，赵军则南渡漳河要挟秦军，燕军固守常山以北，震慑秦国；如果秦国攻打韩、魏，齐国就可以派军支援，楚军能够切断秦军后援，燕军固守云中一带；如果秦国攻打齐国，赵、燕会派兵支援，韩国固守成皋，魏国阻塞秦军要道，楚军切断秦军后援；如果秦国攻打燕国，则韩、魏派军支援，赵国固守常山，楚国驻扎武关，齐军渡过渤海相助；如果秦国攻打赵国，燕国派军支持，韩国驻扎宜阳，楚国驻扎武关，魏国驻扎河外，齐国渡过清河相助。”
“在合纵的计划里，合纵国能够连为一体，就如人的整个身体一样。如果秦国攻击任何一国，其他国家就会全力抵抗秦国，作战时如脑使体，如体使臂，如臂使手，如手使指。”
苏秦想象的合纵计划十分完美，然而事实却并不会按照苏秦的设想去发展，因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其实参与合纵的国家也如苏秦所说的倡导连横的人的想法一样，目的是为了借助别人的力量抵御自己的灾难，一旦他人有难，他们就会袖手旁观甚至企图趁火打劫。
诸国加入合纵之初，都听信苏秦曼妙的言辞，只知其利，不知其弊，赵肃侯的行为就是典型代表。苏秦的话就如美妙的鸦片，赵肃侯听得十分上瘾，且深信自己能从合纵政策中获得如苏秦所说的好处，所以他也像燕文侯一样，将相印交给苏秦，并赠送香车宝马供苏秦游说其他国家。
当时的局势是，周天子畏惧强秦，连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肉都赐给秦惠王。秦国大驱军马，以公孙衍为主将攻打魏国。魏国被打败，主将龙贾被擒，雕阴被攻陷。秦军锐气当头，聚集大军准备继续向东挺进。秦军势大，如果在诸国未参与合纵前发起进攻，诸国无力抗击，必然向强秦臣服。
仅有两个国家同意联盟，合纵事业刚刚开始。只要秦国知道此事，一定会横加干预，比如秦国若趁合纵计划还没形成时派军攻打其中一个国家，诸国不能互相救援，合纵计划就会立刻失败。
为了拖住秦国的后腿，苏秦略施一计，激怒他的同窗张仪入秦。
秦国所重用的很多人才都不是在秦国土生土长的，而是被其他国家抛弃后退而求其次，委身低就秦国，商鞅是这样的人才，张仪也是。
中原诸国没有慧眼识珠，让人才流入秦国的土地，秦国的实力因此日增。秦国能够一天天壮大，除了秦国自身的原因外，诸国无能的外部因素也是一大原因。
张仪是魏国人，家境贫寒，像苏秦一样，以学习为业，不甘心被人瞧不起，终日渴望出人头地。鬼谷子的学生孙膑和庞涓在战国名噪一时，于是张仪慕名前往拜师。在鬼谷子处，张仪遇上另一位游说大师即后来的合纵家苏秦。苏秦心地仁厚，不似张仪一味争强好胜，见张仪才高，深深折服甘拜下风。
学业完成后，张仪和苏秦为了前途，各奔东西。楚国是实力很强的国家之一，张仪选择了楚国，渴望为楚王的帝王大业添砖加瓦。由于家境贫寒，张仪铺不起通往宫廷的黄金大道，只能暂时栖身在楚相令尹府上。
楚国社会阶层很固化，上层与下层之间有着很大的鸿沟，身处上层之人往往瞧不起下层人士。张仪虽然能说会道，能够分析时事，却得不到楚相府中人士的认可，就在于他卑微的社会地位。
一天宴饮的时候，轻浮的楚相向众人炫耀一块温润珍美的璧玉。这块玉实在太美了，宴饮诸人互相传看，啧啧称奇，十分渴慕。人多手杂，传来传去，美玉竟然不见了。
所有出席的人中，张仪最为贫寒，结果人人都怀疑他私下隐藏。其实宴饮诸人早就对张仪的不切实际怀有厌恶，他们想借此机会惩治张仪，出一口心中的恶气。
结果张仪被施以杖刑，在施刑的过程中他始终不承认偷拿璧玉，即使被打得血肉模糊，张仪仍然不承认，众人亦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偷拿者，只得放了他。
见张仪遭受如此羞辱，其妻很是愤懑。在她看来，既然家贫，张仪就该一心一意地种地耕田，而不是不切实际地妄想靠舌头吃饭，夫婿被人打成这样，她自然又气又恨。
见妻如此，张仪却笑嘻嘻地问，他的舌头还在不在。其妻一听不禁失笑，心想张仪一定被打傻了，屁股挨打与舌头无关，舌头自然还在。
听到妻子说舌头还在，张仪心下大慰，说这就足够了。张仪勤学苦练，目的只有一个，靠舌头吃饭。只要它还在，无论受多么严重的伤，他都相信自己的明天。
张仪被施以杖刑的时候，苏秦已经受到赵国的重用，正全力游说强秦以外的各诸侯国，劝他们盟誓，联合共同对付强秦。
战国是乱世，诸国彼此间的信誉很低，光是联合两国就能使人焦头烂额，何况联盟六国。再说，秦国突然崛起，弱小的国家都想依附强秦，不愿意与小国联盟，更不敢得罪强秦。
合纵的计划正在实施之中，苏秦害怕秦国突然发兵东进，破坏合纵，急需一个人前往秦国，劝秦国暂不发兵。
这个时候，有人开导张仪，说张仪与苏秦是同窗，两个人的关系很好。既然张仪在楚国碰壁，而苏秦在赵国掌权，张仪应该前往投奔苏秦，借助苏秦的关系向上发展。张仪素知苏秦为人厚道，于是听其建议前往赵国投奔苏秦。然而张仪拜上名帖，却迟迟见不到苏秦。
原来，苏秦知道张仪恃才自负，心高气傲，性子刚硬，决不甘心去秦国低就，只好以侮辱的方式激怒张仪去秦国。苏秦嘱咐门人不能为张仪通报，同时必须拖住张仪不能让他离开赵国。
拜上名帖后，张仪就如同被限制了行动，想见苏秦不行，欲去不能。如此被拖几天后，才终于与苏秦相见。
接见张仪的苏秦摆出了一份高姿态，故意坐在高处，却让张仪坐在堂下。更令张仪心怀不满的是，苏秦赐给他的食物竟是奴仆、侍妾吃的饭食。不仅如此，苏秦还高声大气地数落张仪，说张仪才高志大竟然沦落到向人乞食的地步。苏秦还说他本想举荐张仪，但是张仪不配委以重任。
千里迢迢前往投奔，张仪被苏秦劈头盖面地羞辱一番，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将被折辱的仇恨算在赵国头上。诸侯国中，魏国、齐国、中山和秦国与赵国相邻，出兵攻打赵国最方便。然而魏国和齐国与赵国无仇，国力又弱小，不能为张仪报仇；中山国是小国，自然敌不过赵国。
放眼天下，只有秦国这个后起之秀能为张仪报仇。为了一雪前耻，张仪决定入秦。
计谋成功了，苏秦对左右亲近的人说，张仪的才华天下之人无人可与之比肩，即使他苏秦也对他甘拜下风。天下之人只有张仪有能力掌握秦国权力，只是张仪家境贫寒且心高气傲，既没有金钱作为进身之阶又不肯低三下四求人。苏秦正是害怕张仪因贪爱小利而忘记千秋大业，因而设计招他入赵国，以羞辱的方式激发他的志向。
苏秦帮助张仪的方式是送他钱财。如果张仪缺乏钱财也会像商鞅一样去求阉人相助，这才是对张仪真正的羞辱。于是苏秦奏请赵王命人带上金钱、财物和车马等跟随张仪，使心腹接近张仪，供给张仪求见秦惠王所需要的金钱、财物和车马。
张仪受到资助后很容易就见到秦惠王，但他并不知道苏秦是幕后策划者。张仪凭借自己的才华很快便得到秦惠王倚重，拜为客卿。秦惠王开始和张仪商议攻打诸侯国的策略。
想当初，秦惠王之所以会忽视苏秦，是因为当时的合纵还没威胁到秦国。现在，秦国重用张仪，却是因为害怕苏秦的合纵策略。张仪既然是苏秦的同学，应该有能力对付合纵。
张仪掌权后，苏秦的门客向张仪告辞。张仪很是奇怪，自己刚刚得到秦惠王的信任，正待好好报答对他又帮助之人，没想到这人竟要告辞离去。这时门客将苏秦的良苦用心全部说出。张仪听后很羞愧，没想到他自己竟坠入苏秦的彀中而不自知，一味感情用事，甚至想报复赵国，真有点不自量力。
为报答苏秦，张仪让门客转告苏秦，只要苏秦当权，他绝不会攻打赵国。
张仪许诺不攻打赵国，于是拨转马头先算楚国的旧账。张仪写信给楚国国相，说他没有偷拿璧玉，却被诬陷，遭受鞭笞之辱。他警告楚国国相，好好守护楚国，因为他不偷璧玉，专偷城池。
第88章强秦的进一步壮大
秦国收回河西之地后，楚国完全暴露在秦国的南方，中间只隔一条汉水，很容易攻击。楚王无能不足为惧，但是楚国的实力却不可小觑，秦国不能贸然前去攻打。正当张仪为灭楚之计忧虑时，秦国西南方的蜀国为他提供了机会。
在秦国的西南方，蜀国是一方霸主。蜀王曾经封他的一个弟弟为苴侯，苴侯治下的汉中与巴国邻近，所以苴侯与巴王交好，然而，蜀王与巴王之间却有仇。蜀王担心苴侯与巴王会联合起来攻打他，为了防患于未然，蜀王当机立断决定先派军攻打苴侯。
苴侯力量弱小不堪一击，战败后逃往巴国。巴、蜀两军相遇，战斗异常残酷，打得难解难分，彼此却都没有战胜对方的实力。蜀、巴两个小国家缠在一起发展成了一场耗费国力的战争。
放眼天下，新近崛起的秦国无论什么事都敢横加干预，不像其他诸侯国缩手缩脚，因此蜀王和巴王都向秦国求救。
好事自动登门拜访，秦惠王很高兴，渴望吞下这块肥肉。蜀国是一方霸主，只要踏平蜀国，巴国等其他小国必然望风披靡，秦国就没有西南方的忧虑。然而，从秦国出军到蜀国，山地崎岖，道路险要，大多是连鸟兽都害怕行走的栈道，甚至几百年后的唐朝依然如此，李白的《蜀道难》道出其中艰难。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秦惠王忧虑万分之时，东边的韩国趁机侵犯。都说战国纷乱，而且是越打越乱，因为诸侯国太多，各以自己为中心，唯利是图，见别国有难，总要出兵干扰，横加搅局，分一杯羹。
东边是痈溃之患，西南方是珍馐之诱。秦惠王如热锅上的蚂蚁，看看东边的韩国，又看看西南方的蜀国。如果出兵反击韩国，又担心两国势均力敌，劳而无功，白白浪费西南方的珍馐美味；如果出兵西南，又担心韩国趁机偷袭，杀个措手不及，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
这时张仪认为，面对两难抉择应先讨伐韩国，因为韩国接近周王朝的国都。
国都不仅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更代表国家的权力中心。张仪使尽胸中韬略，为秦惠王谋划了一个称霸中原的蓝图。
第一，秦国应该先与魏国和楚国做好邦交工作，拉好关系后，魏国和楚国就不会趁秦国出军韩国的时候横加干预。
第二，与魏国和楚国交好后，秦国火速出军黄河、洛水和伊水这三条大河，占据太行山的羊肠坂道，如此韩国就在秦国的控制之内。
第三，控制韩国后，利用魏国和楚国，让魏国出兵断绝南阳的通道，让楚国出兵辖制郑国。韩、魏、楚、郑等周朝周边的小国家都被制住后，秦国径直攻取新城（今河南伊川县西南）和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北韩城镇）。这两座城市被攻取后，秦军就兵临周朝国都。大军压境，周朝无力抵抗，天下就是秦国的。
如果第一步、第二步和第三步都走好，第四步就水到渠成。随便找一个借口，出动大军讨伐周王朝的“罪恶”，以此恐吓周天子。如果周天子识相，他还能够当几年的傀儡天子；如果周天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杀一个没有军队的天子容易得很。占领周朝后，秦国再集中优势兵力，连魏国和楚国都吞下肚。
当然，周天子对百姓有象征意义，不能随便就杀。为了名正言顺，秦国应该先辖制诸侯国，最后才打周天子的主意。一旦天下诸侯都被秦国玩弄于股掌，周天子自知无能，必然献出象征国家权柄的九只大鼎。秦国拥有大鼎后，挟天子以令诸侯，按照地图和户籍分封，诸侯莫敢不从，天下同样是秦国的。
蜀国地处穷乡僻壤，尚未开化。即使攻取蜀国，第一士兵疲惫，第二百姓劳苦，第三国家耗费经济，代价极大不合算。况且，趁别国大乱就出军攻击，在外的名声也不好。
张仪的观点是，如果想要追求名声，就到朝廷；如果追求名利，就到市场。三川和周朝国都就如市场和朝廷，秦惠王的军队应该开向这个地方，而不是到不毛之地的蜀国。
如果进军蜀国以追求帝王大业，无异于缘木求鱼。张仪将天下大势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他的观点遭到了司马错的反对。
司马错认为，如果想要国家富强，一定要开疆拓土；如果要使军队强大，一定要使百姓富足；如果想称霸天下，一定要广施仁德。只要具备上述三大条件，帝王大业就水到渠成。
有人认为，秦国疆土褊狭，百姓不够富足，应该先办容易办的小事。蜀国虽是小国却是西南方霸主，其发生内乱正是秦国进军的良机。如果秦国大军开进西南方，定会有所收获。
如果能够占领西南方，秦国的疆界就会扩大，国家实力就会随之增强。司马错深受礼法影响，做事谨小慎微。他觉得攻打韩国和劫持周天子犯天下忌讳，不仅没有必胜的把握还会影响秦国的名声。
尽管周室已经衰微，可是其仍受到一些诸侯国的拥护，例如韩国和齐国。周天子与韩、齐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周朝的地位受到威胁，周朝一定会联合韩国、齐国和赵国进行自我保护。一旦周朝借助三国的力量，一定可以化解魏国和楚国的威胁。诸国犬牙交错地分布在一起，是能够互相制衡的。
再退一步说，如果周天子被逼无奈，他一怒之下将象征权力的九只大鼎送给楚国，又割土地酬谢魏国，那张仪的连横策略就会被败坏。要是真的出现这么坏的结果，秦国到头来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掌权的秦惠王做事也是小心谨慎，所以一切听从司马错的建议。
正如司马错所说，秦国出兵蜀国，在当年十月彻底占领蜀地。秦惠王贬蜀王为侯，又派陈庄出任蜀国国相。
占领了西南方最强大的蜀国之后，整个西南方就都是秦国的地域。秦惠王十年，公子华和张仪领军攻打魏国的蒲阳（今山西隰县西北）。秦军的战鼓刚刚敲响一通，蒲阳就被攻陷。
张仪认为，对付诸侯国，应该像商鞅对付百姓一样软硬兼施。如果施行右手打压、左手拉拢的策略，诸侯国即使不俯首称臣，也摸不清张仪的意图。
基于此，攻占魏国的蒲阳后，张仪又将其奉还。魏国人一时弄不明白张仪的真实意图。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张仪竟然让秦国公子繇前往魏国当人质。在战国，让国君的公子到其他国家去当人质，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很弱小，送质子以讨好强国；一种是两国结盟，送质子以示诚心。
秦国比魏国强大，完全没有必要讨好魏国。而且，秦国与魏国是一对生死冤家，彼此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第二种情况也并不存在。
面对行事怪异的张仪，魏王顿时摸不着头脑，却又不敢拒绝。
见魏惠王犹豫不决，张仪随即抓住机会说，秦国对魏国很好，魏国应该以礼还礼。
按照惯例，一国接受另一国礼物后，所还之礼应当更贵重一点。秦国先送魏国城池，就是为了将这个“礼”进行下去，魏国必须还一份相当的礼。魏王就这样将上郡和少梁之地割给秦国。
秦国改少梁为夏阳。秦惠王对张仪的谋略很欣赏，于是将其封为国相。转眼又过四年，这四年里，秦国实力大增，张仪正式拥立秦惠王为王，使用秦国自己的年号。
眼看秦国自封为王，其他诸侯国并没有哪个国家敢跳出来阻止。秦惠王自立为王，身份名誉高于没有称王的诸国国君，野心昭然若揭。
强秦任意妄为，周天子已无力阻止，因为实力不及。但与魏国相比，周天子还是幸运的，因为秦国毕竟没对他造成切身的伤害，而魏国遭受的却是“肌肤之痛”。秦惠王称王一年后，张仪出任秦国将军，攻陷魏国的陕邑（今河南陕县），修筑上郡的要塞。秦国扩张的脚步已经难以抵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