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程绍之死2
对于姚宗文不肯给自己帮助这件事情，程绍心里实际上是有充分的估计的。事实是，程绍根本也没打算从姚宗文这里获得什么帮助。
程绍其实早就在从开封到襄阳的路上就已经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了。士兵不可用，军官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程绍觉得自己就真的是诸葛再世，恐怕也没有什么胜算。
是人就必须吃饭才能活下去。人人都得吃饭。这件事情对于军队来说自然是没有例外的。湖广地方不给河南兵提供补给，程绍自己又不能凭空变出粮食来。那么，手里有武器的士兵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出去自己找吃的。也就是说，劫掠地方这种事情不可避免。
从进入湖广境内开始，近四千的河南兵就变成了准土匪。从信阳州到襄阳府这一路，四千河南兵可谓是劫掠了一路。
如果说平息兵变不利被革职是一种选择的话，到了襄阳府的程绍已经认识到，这个选择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自己立即挂冠归隐也已经不可以的了。毕竟，从信阳州到襄阳府这一路上，地方上的士绅都因为军兵过境劫掠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些士绅们和朝中的官员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程绍估计，自己纵兵劫掠的罪名，肯定已经被朝中的官员们弹劾的满天飞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前自己在接受朝廷旨意之初就辞官回乡，那么自己应该还能当上个太平乡绅。如果自己带着河南兵一路上供给充足军纪良好的话，就是自己打了败仗，最多也就是被夺官而已。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自己很可能是在劫掠了地方之后又打了败仗，这种情况，自己的罪过非常有可能会牵连到家人。
封建官僚，不管是古代的封建官僚还是现代的脑袋里灌满了封建权力意识的官僚，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也不是去想着怎么解决问题。他们想的都是怎样去逃避问题。
程绍发现自己是死路一条而且非常有可能牵连家人之后，他很快接受了这个现实。从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去考虑，程绍已经决定不跑到武昌去送死了。他准备死在襄阳，死在湖广巡抚姚宗文的“威逼和迫害”下。
作为一个政客，程绍考虑自己的死亡问题仍然是站在党争的立场上的。程绍知道，自己是作为一个不能辖制士兵导致士兵劫掠，然后打了败仗被处死的巡抚。还是作为一个被阉党陷害，补给全无士兵涣散而自杀的巡抚。这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差距的。
这也是程绍从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失败上吸取的一个教训。在朝中阉党打击东林党的罪名是贪污受贿。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实际是大哥和二哥，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距。阉党和东林党其实都贪污受贿，只不过当时是东林党执政，那么贪污这个罪名，非常轻易的使得执政的东林党人变成了靶子。
自己立身不稳就不得不在政争中偃息旗鼓。这主要是东林党没想到贪污受贿这种潜规则，会被阉党拿到台面上来处理。
程绍觉得，东林党后来的补救方法是很对的。东林党把自己内部为数不多的清官推出来塑典型，喊冤枉。这种做法就很好的在舆论上扭转了自己的不利地位。归根结底，东林党的做法不过还是绑架舆论的老一套而已。
在程绍清楚的认识到自己难逃一死之后，他就已经开始全面的考虑自己怎样才能避免身败名裂的死亡方式了。在他看来，只要把自己的军事失败和党争、阉党的迫害绑在一起，那么即使自己死后，已经变成在野力量，但是仍旧把持着国家舆论的东林党同僚们，就不得不出面为自己转换名声。
所以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阉党迫害的牺牲者，虽然不能改变自己死亡的最终结果，但是却可以全面的扭转自己家人的不利状况。
自己作为一个忠良之辈，作为一个阉党的眼中钉被迫害而死，那么东林党人就一定会给自己一个好名声。有了这样一个好名声，自己的子女就变成了忠良之后，自己的亲人就变成遗孤遗属，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在自己的忠臣光环下，得到保全。
所以说，程绍在姚宗文看来非常反常的跑到他那里求救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的死亡进行铺垫。程绍就是准备从姚宗文的巡抚衙门回去后，在自己的行营中“悲愤”自杀。
大家可以看到，封建官僚这个东西，或者说在封建权力意识影响下的古今官僚，实际上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当官员们的脑袋里是科学社会思想，以马列毛主义为信仰的时候，就是他们做错了事情，犯了错误，他们也会老老实实的接受惩罚。而当官员们的脑袋里充满了封建权力思想，一心想为了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服务，一心想要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的时候。各种坠楼事故就开始层出不穷了。
所以说，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是封建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邪恶的是封建主义，比资本家更罪恶的是封建官僚。马老人家说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进步的道理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官僚资本主义是一定要被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原因。
程绍作为大明王朝的一个利益既得集团东林党的一份子，他考虑问题，全部都是围绕着东林党这个利益集团的。无论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还是从自己的名声出发，还是从自己家人的利益出发，程绍都是从东林党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在认识到只有依靠东林党的力量才能保证自己的财产的安全，才能保证自己家族利益的安全之后，程绍毫不犹豫的就把东林党的政治对手，阉党的一份子姚宗文拖下水来当自己的垫背的。
至于程绍自己的所做作为，比如他对河南百姓搜刮和掠夺，比如他对自己从河南强征而来的民夫百姓的虐待等等。这些问题，程绍这个东林党的“大清官”，可是一点儿也不会去考虑的。
自杀这件事情，也能分成懦夫的自杀方式和勇者的自杀方式。比如说用刀自杀，用火自杀这些，这都是一个非常疼痛的过程。一般来说，没有一定胆气的人还真的不敢用这种方式自杀。而用毒药，用绳子，从高处跳下来这些，或者是一瞬间的过程，或者是半自动的过程。使用这种手段自杀的，基本都是些懦夫。
程绍这个人肯定不是那种有胆气的人物，他选择的自杀方式是悬梁自尽。
听到程绍自杀的消息，姚宗文先是惊讶后是暴怒。
大家都是玩政治的人，仅仅是一瞬间，姚宗文就明白了程绍事先违背常理的前来拜访和恳求自己的原因。明白了这一点，姚宗文对于东林党人的不屑情绪立即就被一种忌惮的情绪所代替了。
哪怕是死，也要在党争上给自己的集团添砖加瓦。就单从这一点上讲，依附魏忠贤的阉党中人恐怕就做不到人家那么决绝。
早就已经投靠了阉党的姚宗文，一时间有些担忧起自己的前途来了。毕竟，如果东林党中有三分之一像程绍这种敢于发动自杀性袭击的家伙的话，阉党的前途可就堪忧了。
第218章 马祥麟的转变1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个道理现代人基本都知道。毕竟这是唯物主义理论最基础的观点。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道理来：不是古代中国人一个个的都非常的根深蒂固的尊崇儒家的意识形态的。古代人尊崇儒家的意识形态，把仁义礼智信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这不是说古代人主动选择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儒家意识形态和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符合。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知道，一旦出现了新的生产力，一旦旧的生产关系不符合新的生产力了，那么只要有符合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和承载这种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出现的话，一切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认识世界的人，都会主动的认同和接受这种承载着新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
现年二十六岁的马祥麟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1621年开始，复兴会就已经对石柱土司地区开始了全面的援助。到1625年，整个石柱地区的农业、养殖业、商业、工业在复兴会的影响下，全面的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
在现代良种的和复兴会化肥工业的推动下，石柱地区不仅在粮食上实现了全面自给，基本能够保证年年都能获得高产丰收，而且整个石柱地区的百姓在复兴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将长毛兔养殖业全面的发展了起来。
因为复兴会在荆州地区的毛纺织厂对石柱地区的兔毛进行定向收购，使得整个石柱地区百姓的在经济上和复兴会形成了一种原材料和生产商相紧密结合的体系。可以这样说，到了1625年，石柱地区的百姓吃不吃得饱肚子，要依靠复兴会每年不断提供的优质良种。而石柱地区的百姓每年的年收入的多少，要依靠复兴会毛纺织厂的收购。
无论是在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农业生产上，还是在关系到贵贱贫富的养殖收入上，石柱地区的近五万百姓全都要依靠复兴会。从客观上讲，复兴会已经把整个石柱地区的百姓都融合到了自己的体系之内了。
秦良玉作为石柱宣抚司目前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这种情况她心里是有一定的警惕的。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基本良知的人，秦良玉又不忍心因为自己的一己之念，就要把复兴会的势力驱逐出石柱地区。
毕竟，别管复兴会是不是通过经济手段绑架了整个石柱土司的民众，但是在客观上，石柱百姓的千百年来都没过上的好日子，确实是在复兴会的帮助下实现的。
其实秦良玉也知道，就是自己真的出面反对。就是自己真的要把复兴会的势力驱逐出石柱地区，即使石柱地区的百姓同意了，石柱土司的上层也不会同意的。
作为石柱宣抚司的正牌子宣抚使，自己的儿子马祥麟是复兴会领袖，枝江郡王的女婿，荆州卫指挥使王书辉的弟子。自己的哥哥和弟弟秦邦屏和秦民屏，还欠着王书辉的救命之情。
更主要的是，目前自己手下的白杆兵的装备、武器、粮食等全部供给，基本上都是王书辉的复兴会提供的。五千白杆兵的所有军饷，全都来自于复兴会帮助创办的工厂的盈利。就是自己的家族忠州秦家，也是在王书辉的复兴会的扶持下开办了好几家纺织厂、缫丝厂和玻璃厂。
秦良玉前两年领着士兵在四川贵州等地作战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可是等到她回到石柱和老家忠州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前后左右都已经被复兴会紧紧的包围了起来。更要命的是，王书辉派遣到白杆兵中作战的五百士兵和近两百名医务兵，已经和白杆兵上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战场上的生死交情。
不过是短短的几年时间，秦良玉就发现，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物质上，复兴会好像一张细密结实的蜘蛛网一样，把整个石柱地区和白杆兵牢牢的网在了网中。
近七百名的王书辉手下的官兵，不仅是白杆兵的战友，更因为他们常年不懈的在白杆兵中教大家文化，为大家排忧解难，甚至就是直接的救助大家的生命，使得秦良玉手下的这支天下强军从偏远之地的土兵，变成了在贵州和四川被百姓和官府交口称赞的秀才兵。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白杆兵从只有十分之一的部队采用火器（马祥麟的部队）到整个部队五千名白杆兵全部使用火器（复兴会专供的闪电枪即复兴会兵工厂仿制的恩菲尔德m1853）。整支部队的作战方式都是在复兴会派遣营士兵和军官们的指导下完成转换的。
复兴会的这几百名士兵和军官，不仅教会了白杆兵新的作战方式，更教会了这些士兵基础的文化知识和简单的意识形态。复兴会的这些军官和士兵不仅仅是白杆兵的战友，也是白杆兵上下的老师。
等到秦良玉干净利索的完成了西南平叛任务之后回到石柱的时候，她发现几年前穷困贫瘠的石柱已经大变样了。在复兴会的带领和帮助下，不仅整个石柱地区的平地上的土地变成了连成一片，基础设施完善的良田，而且原本那些不适合耕种的山地，也变成了一片片梯田。
石柱地区的百姓从过去的以半农半猎的方式谋生，变成了以种植土豆，养蚕养兔，进厂做工的方式谋生。更令秦良玉没有想到的是，石柱地区居然建立起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学校和一所口碑极佳的医院。
经历了两年生死鏖战的白杆兵士兵回到家中的时候，他们听到的最多的就是家人对复兴会和对王大老爷的称赞。而回了一趟忠州老家的秦邦屏和秦民屏也对王家侄子赞不绝口。
无论是作为石柱统治者的马家和秦家，还是作为被统治者的石柱百姓，都对复兴会充满了热爱。归根结底，是复兴会用发展生产的方式，全面的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繁荣了当地的经济。毕竟，在过去的日子里，身处荒僻之地的石柱土司，无论是百姓还是统治者过得都非常的艰难。
秦良玉大可讲那些大家要忠于朝廷之类的话。可是无论是石柱地区的上层还是下层，都在复兴会的帮助下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相对比从来没有给过自己任何帮助的高高在上远在天边的朝廷，很明显，复兴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知更值得大家的拥护。
秦良玉自己忠于朝廷，她自然也希望自己治下的子民和自己的家人也忠于朝廷。所以，即使知道可能会引起冲突，秦良玉还是准备和复兴会决裂。
可是，秦良玉没想到的是，仅仅是在自家内部的讨论中，自己的想法就没有获得任何人支持。自己一直忠厚老实的儿子马祥麟，居然第一次和自己闹起了矛盾来了。
第219章 马祥麟的转变2
人类在茹毛饮血的时代里，因为不知道可以通过火来加工食物，所以只能通过茹毛饮血的形式吃东西。可是，在人类学会了利用火来加工食物之后，想要再让人类过回那种茹毛饮血的生活，就没有可能了。
在没有选择的时候，我们接受现实。在可以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那个最有利于我们的选项。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
马祥麟过去不知道天底下还有复兴会这样的组织，他也不知道天底下有王书辉这样的人。他不知道火枪上上了刺刀可以有着这样巨大的威力，他也不知道装了苦味酸火药的炮弹可以烧毁城墙。
不过，在马祥麟知道了苦味酸大炮，在知道了火枪可以有这样大的威力，在知道了天底下有复兴会这样的组织，在知道了天底下有王书辉老师这样的人之后，你想让他在重新回到那种“完全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要那样做，反正母亲大人说了要忠于朝廷那么自己就要忠于朝廷”的生活的话，这就和想让人类过回茹毛饮血的日子的想法一样不靠谱了。
马祥麟从小受的是自己的母亲，出身忠州书香门第的秦良玉的教育。秦良玉知道自己的儿子遗传了自己的丈夫马千乘的武人脑袋，对于背书本考科举这样的事情做不来。所以，家学渊源的秦良玉对马祥麟因材施教。
她没有强迫马祥麟对那些四书五经死记硬背，而是把诗书中的那些关于统治者要仁义爱民的道理全都教给了马祥麟。
马祥麟作为石柱土司的继承者，秦良玉教给马祥麟这种仁爱之道，是从儒家的传统意识形态上出发的。虽然真正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需要那些读书人去自己发现。但是，从孔老夫子本人的角度出发的话，这位两千年前的圣贤，确实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有这样仁义爱民的思想的。
马祥麟虽然没有从四书五经中揣摩出统治阶级的权谋意识，也没有从实践中认识到这种仁义爱民理论其实是统治者对老百姓进行宣传和奴化的画皮欺骗。头脑简单的马祥麟在单纯的环境里，真的就把仁义爱民的思想当成了一个真正的道理去看待了。
我们今天看到科学社会思想，都会认为她是一套科学严密实践性很强的理论体系。这是因为科学社会思想在中国开花结果，在实践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证明。但是，如果抛开科学社会思想的科学性和其极具指导意义的可实践性，科学社会思想和儒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很相像。
具有科学社会思想的政党和个人，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全面的分析社会经济的本质，发掘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他们从阶级立场出发认识社会发展的本质矛盾，得出了先进的政党和组织必须和广大的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结论。
科学社会学理论中对无产阶级的进步意义的认识，使得科学社会理论的认同者都认识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和先进政党和组织必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
如果抛开了科学社会理论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世界的分析和认识的这个前提，单纯的看”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政治理念的话。得出科学社会理论的信奉者的政治理念和孟子提倡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如出一辙的结论，那是非常正常的。
从政治理念上讲，复兴会的“人民当家做主”和“为人民服务”这些政治理念，实际上和儒家的政治理想非常的接近。
马祥麟单纯的把仁义爱民的思想当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为什么要仁义爱民，怎样做才能实现仁义爱民这些问题，马祥麟自然而然的也是进行过专门的思考的。
问题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封建社会里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答案。毕竟封建中国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并不是真的信仰儒家思想。他们需要的是用儒家思想来愚弄民众，他们需要的是披着儒家的画皮来维护自己的正统性。
事实是，即使是那些名声斐然的大儒贤者们，实际上也不能真正的解决马祥麟的疑问。他们大可以说些违背事实的，不可能实现的“统治者要清心寡欲”之类的毫无可行性的废话和蠢话。但现实是，从来没有一个封建统治者真的能够做到那一点的。
其实，从孔老夫子到什么朱熹、程颢、王明阳这些人，他们实际上都没有拿出过一套切实可行的能够实现儒家政治理念的办法来。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儒家的那一套用来唱高调蒙人那是一蒙一个准。但是要是想用他们的办法来实践他们的政治理念话，那是一做一个失败的。
马祥麟学了一脑袋的仁义爱民的思想，但无论他去问谁，谁都没办法给他一套真正的能够实现人民安居乐业，贯彻仁义爱民思想的切实办法来。听那些秀才举人进士，加上书香门第的老妈不停的用些什么“心学”和“理学”之类不靠谱的高调来回答自己，马祥麟真的是非常失望的。
复兴会的到来，给马祥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最初只是对复兴会的产品，复兴会的武器，复兴会的军事技能方面叹为天人。随着他和复兴会的干部战士们接触的越来越深入，他发现人人当圣贤，人人享安乐这种无法想象的事情，居然好像在自己的便宜老师的治下真的能够实现。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近七百名派遣而来复兴会的士兵和干部，居然人人有文化，人人都能说出一套明确清晰的道理来。
最开始的时候，马祥麟还以为这七百人是王书辉精心调教出来的亲兵呢。可是，随着和复兴会派遣营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马祥麟发现，那些明显是派遣营里的最基层的小兵们，一个个也是在军事训练的间隙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和学习。更主要的是，这些士兵和军官们还非常积极的去教导白杆兵的士兵们读书写字。
马祥麟发现了这一点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所以，他又专门的找那些在石柱地区负责帮助当地发展民生的复兴会干部去了解情况。（实际上那些技术人员的文化水平比部队里的一般军官还要高些。）
等到马祥麟确认了复兴会上下，无论是泥腿子（农技干部）、商贩（商业干部），还是枪杆子（士兵和军官），所有的人都能写会算，说起道理来都是头头是道的现实之后。他真的兴奋了起来。
第220章 马祥麟的转变3
知道有一个美好的世界，却不知道怎么实现那个美好的世界。这就是一直困扰着马祥麟的问题。
随着马祥麟和复兴军派遣营的士兵、干部的接触越来越深，随着他和王书辉的通信交流越来越频繁，马祥麟越来越发现，复兴会好像有着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可以实现那个他理想中的美好世界。
在这种认识下，年轻的马祥麟一从西南战场上回来，就去了自己的老师王书辉所在的枝江县。
在枝江县，在复兴会的治下，马祥麟才知道，原来仁义爱民的思想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一种可以具体操作的具体目标。
富饶的土地，安乐的百姓，繁荣的经济，惊人的科技。整个复兴会的治下和马祥麟所熟悉的世界截然不同。带着无比的震惊开始正式的在复兴会总部接受培训教育的马祥麟，急切的想要知道，自己的老师和复兴会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不过是半个月最基础的政治教育，马祥麟就一下子发现了一个一直以来都在他的身边，但是他却从来也没想到过的事情：最理想的大同世界，并不是一种虚妄的幻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切实目标。
马祥麟通过学习发现，即使是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世界，也并不是不能实现。只不过，想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需要接受教化的不是老百姓，反而是那些脑满肠肥，用百姓的血汗花天酒地的同时满口仁义道德的统治者们。
马祥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直没有想到过这个办法，毕竟老子明明在两千年钱就说过这个道理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
接受了基本的政治学习的马祥麟觉得，只要在这世间贯彻天道，灭绝人道。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就完全可以实现了。
在马祥麟看来，复兴会“打土豪分田地”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贯彻天道，在实现着大同世界的理想。更主要的是，王书辉老师已经带领着复兴会在荆州地区证明了复兴会的理念和方法的可行性。
有理论，有实践，有高瞻远瞩的指导方针，有具体细致的落实办法。马祥麟怎能够不认同他的老师王书辉和复兴会的理念以及做法呢。
产生了这样想法的马祥麟因为身份原因不得不回到石柱宣抚司。在此之后，完全为复兴会所倾倒的马祥麟就一方面全面的支持复兴会在石柱地区的一切行动，一方面和复兴会派驻石柱地区的干部们更进一步的学习复兴会的理论知识和政治理念。
大明朝的石柱宣慰使马祥麟，就这样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开始向革命者转变。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已经开始系统的学习了科学社会理论的马祥麟，才会和自己一直以来都顺从着的母亲产生激烈的冲突。因为在马祥麟看来，母亲对于大明王朝的忠诚根本就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
他发现，一直以来教导他要仁义爱民的母亲，在面对人民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的时候，总是会选择朝廷的利益。
她老人家这种说法和做法上的完全对立，让马祥麟对开始对自己的母亲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他发现，自己过去一直认为道德高尚的母亲，现在看来完全是一副封建统治者打手的形象了。
听到母亲想要驱逐在石柱地区的复兴会干部，马祥麟想起自己的老师王书辉曾经语重心长的对他说过的一段话：“掌握了真理，能够让你看清这个世界。但是，掌握了真理看清了世界，不见得是个舒服的事情，快乐的事情。一个人一辈子活在黑暗中，他一旦突然的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周围所有的人都被蒙蔽着眼睛，完全不能理解睁开了眼睛重新正确的认识世界的自己。那种孤独感、疏离感和不适感，绝对是个很痛苦的过程。”
马祥麟平常成天和复兴会的干部战士们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能很深刻的认识到王老师说的那段话的意思。突然间看清了母亲的真面目，突然间发现了母亲的那种执着的错误。马祥麟的心里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特别是马祥麟发现，自己的母亲不仅选择无视石柱地区百姓的利益，还在对舅舅们和自己的劝说中用一种“石柱百姓倒底是视马家为主还是视复兴会为主”的暗示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的时候，马祥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母亲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种真心实意的“仁义爱民”的人。
他发现母亲她老人家好像不仅甘当朝廷的打手鹰犬，而且好像把自家的利益看的比一切都重要。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维护百姓的利益之间，在忠于朝廷和忠于人民之间，自己的母亲非常令他失望的选择了忠于自己的利益和朝廷。
这种对自己的母亲，对自己从小到大视为精神偶像的人的全新的认识，确确实实的给马祥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痛苦。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马祥麟并没有立即反驳自己母亲的意见，而是在心中努力的抑制着这种痛苦感。
现在能够决断石柱宣抚司大事的人，无非只有四个。一个自然就是暂代丈夫马千乘职务的秦良玉。一个就是马千乘和秦良玉唯一的继承人马祥麟。另外，作为秦良玉的助手，秦良玉的兄弟马祥麟的舅舅秦邦屏和秦民屏，也是石柱宣抚司的决策者之一。
一般情况下，除了涉及军务的事情以外，秦邦屏出于避嫌的考虑实际上是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努力的避免主动的参与到石柱宣抚司的决策中去的。
在秦邦屏看来，自己是秦良玉的兄长马祥麟的大舅，自己这样的身份如果过多的涉及宣抚司的事务，容易让人产生秦家想要插足和控制石柱宣抚司的误会。
秦良玉的弟弟，马祥麟的小舅舅秦民屏是个粗疏的性子。他没有自己的大哥秦邦平想的那么多。
他之所以参与到白杆兵当中，完全是因为白杆兵缺乏合格的军官而忠州秦氏他们这一代人里，大哥、三姐和自己都是被父亲专门教导过兵法的。秦民屏参与到白杆兵中，完全是抱着想一展胸中所学的念头。至于石柱宣抚司的政务，他是完全不在乎，从来没参合过的。
不过，这次秦良玉突然找他们商议的事情涉及到对自己兄弟有大恩的王家侄子。
涉及到王书辉，秦邦屏和秦民屏兄弟两人就没办法避嫌或者不关心了。毕竟，在辽东战场上接受王书辉的支援，又因为王书辉的提醒保住了一条命，这样的大恩尚未报答的情况下，王书辉又命令复兴会帮助忠州秦家开工厂赚大钱。
所以，无论如何秦氏兄弟都不能对秦良玉的态度不闻不问了。
第221章 马祥麟的转变4
阶级是从人类进入原始社会末期之后就开始产生了的。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阶级、阶级对立、阶级矛盾都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详细和明确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的时候，无论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还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才会越来越明确的产生阶级意识。
毕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彻底的简单化了。在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单纯的社会阶级的情况下，阶级意识的产生和明确就是一种必然。
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在奴隶社会，特别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并不是没有阶级，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对立的。只不过因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使得阶级意识这个概念并没有明确的产生。
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即那些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完全靠租佃为生的贫雇农们，和那些有少量生产资料勉强能够独立生产的自耕农们，他们的脑袋里都没有阶级意识。
社会等级意识他们是有的。利益矛盾他们是能认识到的。但是，为什么当官的，为什么地主老财们，一定的，必须的，要剥削他们，压迫他们，掠夺他们，无论是那些地主老财还是那些贫雇农自耕农，都搞不清楚。
马祥麟学习的复兴会的基础理论之一，就是名字叫做《万物一统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名字叫做《万世归一律》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本书，向马祥麟揭示了一个这样的道理：“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矛盾的。世界是在矛盾的推动中向前发展的。具体到历史的发展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也就是说，马祥麟之所以有种一直闭着眼睛突然睁开，终于用一种清醒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感觉的原因，就是马祥麟开始产生了明确的阶级意识。
马祥麟过去使用的非科学的，经验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现在马祥麟用的是科学的，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了。他从复兴会学习的第一个科学社会理念的成果就是他开始用“阶级分析法”来看待问题。
这就是马祥麟下意识的把自己的母亲看成是统治阶级的打手的原因。
马祥麟听了母亲的话之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抑制自己恼愤的情绪。他希望自己能够克制情绪波动，尽量的使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母亲的举动。所以，他低着头，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在秦良玉看来，自己老实憨厚单纯听话的儿子，心里肯定是不满意不赞同自己的想法的。可是他这样不说话的举动，也是他作为人子的习惯性的行为。所以秦良玉倒是并没怎么在意儿子的举动。
秦邦屏原本想着，如果外甥马祥麟能够站出来为他的老师王书辉说话的话，自己就可以顺着外甥的话头，和马祥麟一起劝说自己的妹妹打消那种想要驱逐复兴会的念头。但是，马祥麟这个一直以来都直头直脑的年轻人，突然一反常态的沉默了起来。这就让秦邦屏不得不亲自出马说话了。
“三妹，你与王家侄子发生什么冲突了么？”秦邦屏问道。
“这个么，倒是没有。”秦良玉有些郁闷的回答道。
“三妹，那你是觉得王家侄子插足宣抚司的政务了么？秦邦屏又问道。
“这个么，还是没有。”秦良玉更加郁闷的回答道。
“三妹，那你是觉得王家侄子插手白杆兵的军务了么？秦邦屏再问道。
“这个么，仍旧没有。”秦良玉非常郁闷的回答道。
秦邦屏收了声，脸上露出一种故意做出来的疑惑表情，凝视着情绪陷入烦躁的自己的三妹秦良玉。
秦良玉说不出任何解释的话来。
是啊，几年下来，被自己的哥哥称为王家侄子的王书辉，到底在石柱宣抚司，在白杆兵里干了些什么呢？
王书辉派人送来良种，帮助石柱百姓改造土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得石柱上下百姓过上了能吃饱饭的好日子。
王书辉派人送来了桑苗和蚕种，帮助石柱百姓种桑养蚕增加了收入。
王书辉派人送来了毛兔（长毛兔）兔种，组织石柱百姓结成生产小组，对毛兔进行规模化养殖，又收购兔毛使得石柱百姓收入大增。
王书辉派遣士兵和军医，帮助白杆兵训练作战，救治在战场上的伤残士兵。
王书辉成船成船的运来了军火、粮食，又帮助和白杆兵建立了好几座利润丰厚的合资工厂，为几年来在西南地区作战平叛的白杆兵战士提供了丰厚的军饷。
王书辉派遣人手，在石柱地区建立了学校医院，出钱雇佣石柱百姓修道路，开梯田，大力发展民生。
在王书辉派来的人手的帮助下，石柱宣抚司的人口从不到三万人发展到了今天四方山民归附，总人口已经接近六万的规模。
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帮助面前，秦良玉实在也没办法说出王书辉对待石柱宣抚司不好，对石柱宣抚司有坏心之类的话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一心帮助石柱地区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的王书辉，都让人说不出什么来。
可是，秦良玉就是觉得王书辉和王书辉的那些复兴会的干部们是别有用心的。
因为，秦良玉从这些人的身上，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行动上，都没发现一丁点儿的要效忠朝廷忠于天家的意思。哪怕就是在官场应酬，哪怕就是在口头寒暄上，无论是王书辉还是王书辉派遣而来的复兴会干部们，都没有流露出一丁点儿的对大明王朝的忠诚来。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那几百个已经变成了白杆兵上下亦师亦友的复兴会派遣营的干部和士兵，在和白杆兵战士们交流平叛问题的时候，丝毫没有提过要忠于朝廷忠于大明之类的话。
他们一直向白杆兵士兵们灌输的理念是：奢安之乱的本质是奢安两家背叛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他们应该被剿灭，应该被镇压的原因，是他们分裂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第222章 马祥麟的转变5
复兴军派遣营代表吕岳就曾经对秦良玉讲过军队的“政治理念”这个问题。
吕岳说：“只要是在华夏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都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只要是使用汉字作为文字，认同中华文化的人，就都是中华民族的同胞。奢崇明和安邦彦集团的罪行在于，他们要背叛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他们否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至始至终，复兴军那几百个士兵都没有承认过他们自己参与的平叛行动是在为大明朝效忠。这样的事情就摆在面前，秦良玉实在是不能放心王书辉和复兴会。
更主要的是，复兴会在白杆兵内部，也在若有若无的对朝廷进行着诋毁和攻击。他们对白杆兵士兵们进行的宣传有：
比如辽东将门对白杆兵的迫害。（白杆兵在辽东战场上死了好几千的同胞。）
比如辽东的文官和西南的文官对白杆兵的鄙视和压迫。（这是大明朝传统，特别对白杆兵这种“土兵”，这种传统更加明显。）
比如朝廷的那些大官们是怎么通过“飘没”的手段贪污白杆兵的军饷和供给的。（这倒是大家都一样的待遇。）
再比如，朝廷里掌权的宦官是怎样因为索贿不成就将他们的老头人马千乘害死的。（这可是血淋淋的事实。）
要是复兴军的那些士兵和干部是在造谣生事。秦良玉自然可以直接的就将他们赶出白杆兵去。可是，复兴军的那些士兵和干部们对白杆兵说的那些事情，都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的事情，都是在现实中正在上演的事情。
更主要的是，复兴军的士兵和干部为自己的亡夫马千乘鸣不平。复兴会的士兵和干部把自己的亡夫马千乘说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是了不起的东汉王朝的开国功臣马援的后人。更把“马革裹尸”，“老当益壮”这些典故教给了所有的白杆兵。
在这种情形下，秦良玉就是知道复兴军这些人的宣传是别有用心的，却也真真正正的没办法反驳复兴军的这些话，反对复兴军做的那些宣传。
说起来，复兴军在白杆兵里所做的事情，除了教导士兵们读书写字，帮助白杆兵树立民族意识，组织白杆兵进行军事训练之外，对于白杆兵内部的那种兵为将有的封建弊端，复兴军是一点儿也不会涉及的。
在秦邦屏和秦民屏看来，在王家侄子的亲兵们的教导下，自己麾下的士兵战斗力节节上升，军事素质节节上升不说。原本有些蛮横呆滞的士兵们不仅更加的团结而且更加的忠诚了。他们都觉得白杆兵比过去更好指挥，更好掌握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秦良玉说王书辉想要和暗中插手白杆兵和石柱宣抚司的控制权，非常的说不过去。只不过，从秦邦屏这个理论上的外人的角度出发，这种为王书辉喊冤的话，他没有资格说出来而已。
秦邦屏觉得自己是外姓人，不好把给王书辉喊冤的话说出口，可是同样是外姓人作为秦家最小的儿子的秦民屏，却觉得自己该为王家侄子说几句话。
一直没有开口强忍着自己的秦民屏发现，自己的大哥和三姐开始陷入到沉默之中，他终于忍耐不住开口了。
“三姐，你怎么又开始了啊。从三年前王家侄子给咱们送兵甲送粮草开始，你就对王家侄子猜忌不断。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不成人家王家侄子敬仰咱们兄弟为国效力，全心全意的对咱们扶持这么多年，好心全让你当了驴肝肺了不成！”
不会说话的人，你这辈子也别想让他学会说话。秦民屏这个人读书虽然也不少，可是从小到大，他过得都是肆无忌惮的日子。所以，有什么说什么已经成了秦民屏的个人风格了。
作为大哥的秦邦屏照例呵斥了他几句。不过他把大哥的话当成是清风抚耳，毫不在乎的继续说道：“我年纪都已经过了四十岁了，我也是明白事理的人了。其实三姐说的那些我也明白，无非是怕王家侄子在石柱比马家更得人心，害怕外甥大权旁落罢了。”
“要我说啊，别说人家王家侄子是王室宗亲，是正经八百的正牌子仪宾贵人，根本就不可能把一个小小的石柱土司这么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放在眼里。就是人家真有这个心思，又能有什么大不了。要不是朝廷的规制不许的话，这么个破烂的石柱土司，送给人家王家侄子又如何？”
“说真的，这么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好稀罕的。王家侄子帮着外甥和咱们家，在忠州在荆州建的那些产业，那些缫丝厂、纺织厂、玻璃厂、肥皂厂什么的，哪个不是一本万利，吃几辈子也吃不完的。这么个穷山恶水的石柱，要不是王家侄子派人来整治，山民百姓到现在连饭都吃不饱。人家贪图你这石柱什么啊！”
秦邦屏虽然心里头认同自己弟弟的话，但是他不能容许自己的弟弟这么明目张胆的打三妹秦良玉的脸。根本不等秦良玉做出反应，秦邦屏一下子把手边的茶盏摔在了地上，然后大喝一声：“你住嘴！”
看到秦民屏有些不满意的努了努嘴。秦邦屏用一种语重心长的语气对秦民屏说道：“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么？说到底，别管三妹是怎么看待王家侄子的，我们秦家也不是石柱宣抚司之主。三妹才是石柱之主，外甥才是石柱之主。”
“我们兄弟到底还是和王家侄子一样，是为了宣抚司效力的外人而已。石柱的事情到底该如何办理，只能听三妹和外甥的。你一个外姓人，怎么能越俎代庖，说出这种没分寸的话来！”
秦良玉听了自己的弟弟埋汰自己的目光短浅，埋汰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不可能是不生气的。但是她也知道自己的大哥最喜欢读的书是《春秋》。他说起话来的时候，颇有皮里阳秋的味道。所以，她也从大哥训斥自己的四弟的话中明白了大哥的立场。
确实，作为忠州世家，秦氏兄弟并没有把石柱宣抚司太怎么放在眼里。在自己的兄弟眼里，他们为石柱效命全是看在同为兄妹的面子上，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他们把一直以道义为名支持白杆兵的王书辉看成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的。
大哥的话里明显的带着和王书辉同仇敌忾，觉得自己遭到了秦良玉这个石柱之主的猜忌的味道。
秦良玉听明白了自己哥哥的意思，一时间大感头痛。自己的哥哥和弟弟都不能理解自己，她怎么会不感到心力憔悴呢。
正在秦良玉想要解释几句，准备和自己的哥哥弟弟解释嫌疑的时候，自己的儿子马祥麟突然站了起来。
他用一种非常少见的坚定口气对秦良玉说到：“母亲大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对不对呢？”
第223章 马祥麟的转变6
意识形态这种东西，它是要分成科学的和非科学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有效的和无效的，可以实践和无法实践的这几种情况的。
说起意识形态来，儒家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被封建统治者不断的与自身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相结合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任何的科学成分的，错误的，无效的，无法实践的意识形态。
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孔老夫子这个奴隶社会贵族出身的，在社会转型期间的吊丝政客，实际上他的那套政治理念是非常草根，立场是非常模糊的。
他老人家在论述理念的时候，时不时的会表现出一定的精分特征来。有的时候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这是他的贵族出身决定的），有时他会站在被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有教无类和周游列国的实践让他接触了不少底层人民）。
他之后的儒家学说继承人孟子也显现了这种精分特征。不过，不像孔老夫子这个多多少少还能沾上点祖宗贵族荣光的末代贵族。孟子是彻彻底底的从贵族变成了平民的纯草根。所以，孟子的吊丝气质比起孔子要浓厚的多。
而且，不像孔夫子还能够凭着关系混上个一官半职，当上个省级政权的司法首长。孟子一辈子也没混上官儿当。所以，孟子的学说变得对统治阶级的意见非常之大，以至于让他说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彻底的自暴自弃的话来。
不是儒家思想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从现实出发，在充分的实践了法家、道家的意识形态之后，发现了儒家思想经过改造后最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所以，在秦始皇之后，在刘邦之后，在文帝景帝之后，汉武帝慧眼识人的提拔了董仲舒，把整个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之成为了后世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了。
可是呢，吊丝他就是吊丝。草根他就是草根。无论怎么改造，无论怎么掩饰，那些直直白白白纸黑字的落在材料上的话，后世的那些封建文人们也是没办法回避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单单的从改造后的迎合封建制度的儒家思想上讲。在理论上这个意识形态都没办法自洽。
一方面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一方面又大谈“民贵君轻”和“造反有理”（“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以至于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个放牛娃和尚出身的人都觉得儒家的这种精分是要不得的，所以把孟子给清出孔庙了。
所以说，越是尊崇儒家的意识形态，越是用儒家的意识形态为封建统治阶级辩护的人，他们就越怕被封建知识分子们尊成亚圣的孟子的话。用今天的网络词语来形容的话，孟夫子他老人家不太像儒家的粉丝，倒是有点高级黑的味道。
就比如马祥麟问自己的母亲秦良玉，“民贵君轻”这套话说的对不对，是不是真的。书香世家出身，本身又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员的秦良玉就没办法实实在在的告诉自己的儿子说：“呆瓜，那都是拿来蒙那帮老百姓的。你作为我儿子，作为石柱之主，是不能信这一套的。”
即使秦良玉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她也没法直白的把这话说出来。
说实话，那些最开始接触诗书背着四书五经一心科考的书生们，倒不见得真的不相信儒家的那一套。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肯定是相信的。比如要仁义爱民啊。比如要克己复礼啊，比如要敬天法祖啊。
但是，随着他们参加了科举，成为了秀才、举人和进士，开始参与真正的政治生活，开始作为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一份子，开始享受起封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之后，他们就不再会想着怎么贯彻伟大的仁爱思想，怎么落实大同世界，怎么去克己复礼了。
取得代之的是怎样才能让自己升官更快，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土地更多，怎样才能从泥腿子们身上炸出更多的油水来。
统治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真正的意识形态也是从他们自身的实践中逐渐的产生的。到了那个时候，那些读者四书五经圣人之言的封建读书人，就明白了那些四书五经圣人之言是谎话。他们开始讲究变通，强调君子要“相时而动”，“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有人说清王朝的统治，两百多年一直只是在干“维稳”这件事情。实际上，一切封建社会的统治都是在“维稳”。
封建统治者干维稳这件事情，对外，对老百姓必须得有一整套说辞。儒家的那一套，实际上就是这种说辞。
在封建统治者内部，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都是一个“你懂的”的态度。偶尔有一两个打破潜规则的人（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吆喝一阵，但是这些声音不大，影响全无。
说一套做一套，对于这个问题，马祥麟早就已经厌烦腻歪了。在复兴会，马祥麟看到是说什么做什么。复兴会对于社会，对于政治，对于军事，无论是在哪个方面，复兴会都在用自己的理论最清楚最明白的向所有的人解释和宣传。
本来马祥麟还觉得有些不适应，但是，他最终通过学习搞清楚了自己不适营的原因。那是因为自己被假话蒙蔽的时间太久了，以至于自己看不起原本就清清楚楚的事实和道理了。
马祥麟如果是在其他场合突然提起这样的问题，秦良玉可能会推心置腹的对自己的儿子说一说怎么当好一个合格的统治者的真道理。可是，在讨论王书辉，讨论复兴会的这个场合里，马祥麟突然说这种话，秦良玉知道儿子肯定是有他的目的的。
第224章 四省攻鄂1
秦良玉知道，王书辉的人，复兴会的那些人，讲究的是做不是说。一般情况下，不是在必须介绍必须解释的时候，复兴会在石柱地区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就是和普通百姓，也从来都不会说些不着边际的没用的废话。
他们更不可能主动刻意的去宣传什么。
可是，天底下“行不言之教”这种事情只有在复兴会的会员身上才会真的发生。那些帮助石柱百姓改造农田，那些帮助石柱百姓开垦梯田，那些教导石柱百姓饲养毛兔等等的复兴会的会会员们，他们不仅出钱，而且出力。
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在田地里和老百姓一起劳动的。
马祥麟问秦良玉这话，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对秦良玉解释复兴会和王书辉是真正的实践着“民贵君轻”这样道理的人。
看到自己的母亲不说话，马祥麟继续说道：“既然孟子说‘民贵君轻’，天子都在百姓下面，那我这个小小的石柱之主就更应该是在石柱百姓的下面了。几年来，老师从未从我石柱百姓身上取走过一分一毫。他老人家的所做所为，无非是‘爱民’这两个字而已。”
“儿子真心觉得母亲大人过去教给我的圣人之言很有道理。儿子觉得不管石柱百姓认谁为主都不重要。只要是真的爱民抚民的善行，那么儿子觉得就应该承认。这一点母亲不会不认同吧。”
秦良玉当然不认同。
听了儿子的这番话，秦良玉一时间感到非常的后悔。自己当年把儿子教导的太迂腐了，以至于儿子把书本上的那些圣人之言当成是真事儿了。
可是呢，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的秦良玉觉得儿子说的是蠢话，但是作为一个母亲，秦良玉总不能自打自脸的说自己过去教导给儿子的那些圣人之言是蠢话。
怎么才能把儿子的脑筋转过来呢。
我们说关心则乱，就是这种情况了。秦良玉觉得自己的儿子迂阔书呆，这是因为秦良玉是马祥麟的母亲，她总觉得一直在自己身边的马祥麟是那种听话的乖孩子。
和秦良玉不同，作为马祥麟舅舅的秦邦屏和秦民屏却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看着自己一直以来表现的憨厚爽直的外甥装傻充愣的用圣人之言对秦良玉“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搞的秦良玉直头疼，两人差点没当场笑出来。
诚实的讲，秦邦屏和秦民屏作为忠州最大的地主家庭的主要成员，他们作为封建地主的一份子，本来是不会和王书辉这种大搞土地革命的人站在一个立场上的。可是呢，一方面从个人感情上，两者觉得自己欠了王书辉一条命。另一方面，领导着白杆兵转战大明南北的秦家兄弟，也不是那种成天守着乡下几亩地的没见识的土豪劣绅。他们都是眼界开阔的人。
清朝末年的时候都有张骞那种状元出身的进步地主。怎么就不许明朝末年出现他几个进步地主呢。说实话，清末的那些革命者，大多数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吧。
秦氏兄弟和王书辉的通信并不会比马祥麟少。有了先进快速的专用蒸汽通讯船出现之后，从忠州和石柱地区到荆州之间的距离被极大的缩短了。他们和王书辉的交流是非常的深入的。
在清朝末年，封建地主们面临的是生产力水平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倾销。所以他们支撑不下去了。
在明朝末年的封建地主们虽然没有帝国主义入侵，可是在外部他们要直接面临着大规模的小冰河异常气候的持续不断的打击，在内部他们要面临王书辉领导下的复兴会工商系统和枝江商盟的商品倾销。所以，他们的环境并不会比清末的那些地主们好到哪里去。
忠州秦氏是忠州最大的地主不假，忠州的地理条件要比多山少地缺水的石柱土司好不少也不假。可是，自然灾害这个东西，小冰河气候这个东西，他可是进行无差别打击的。全中国在小冰河气候的影响下，从北到南的大规模爆发自然灾害，忠州地区自然也是要遭受自然灾害的。
地主们说起来也不过是通过自己掌握的土地、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剥削贫雇农以获取利益的。可是在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地主们手里面的生产资料也不可能产生什么价值。贫雇农们因为自然灾害生产不出粮食来，短时间内地主们可以通过放高利贷等方式谋利。可是，一旦自然灾害变成了一种常态，地主们的利益也是要受到巨大损失的。
忠州秦氏掌握着忠州地区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土地，忠州地区的四万多劳动力有三万人上下是为秦家服务的。持续的自然灾害下，别说忠州的老百姓的生活维持不下去，就是作为大地主的秦家也维持不下去。甚至在去年的时候，忠州秦氏的粮仓都见底了。要不是王书辉援助了一把，忠州秦家的破产也是非常可能的。
在把持土地可以获得利润的时候，地主们自然而然的要选择把持土地。在把持土地不仅不会获得利润而且还要倒赔的时候，地主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硬咬着牙挺着。可是，要是和清朝末年的时候一样，明末地主们有了其他的选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把眼睛往后看了。在清末民初时代，中国的民主资本家多么？答案是令人沮丧的。实实在在不多。在外有帝国主义入侵，内部四处爆发革命的情况下，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转化成民族资本家的仍旧非常少见。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作为一个进步的力量，在近代中国非常的弱小。在清朝末年的时候，他们要受到外面的帝国主义（列强），里面的封建主义（满清政府），中间的买办阶级的联合围剿。在著名的，“了不起”的，“伟大”的，被公知们吹上天的民国时代，他们还是要受到外面的帝国主义（仍旧是列强），里面的封建主义（各路军阀和国民党政府），以及中间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积极的围剿。（看看民国中国的钢铁产量就知道国民党政府有多奇葩了。）
摸着良心，看着数据，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过过的最好的日子，还是在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建国初期呢。
清朝末年，那么多的封建地主也只有张骞等渺渺几人从封建地主转化成了民族资本家，其他的人一直死抱着封建主义腐朽落后政权的大腿，从满清，到军阀，再到蒋光头。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他才最终走进了坟墓。
对于王书辉来说，他最大的敌人可不是连影子都没有的资本家们，而是一直祸祸中国到2015年的封建主义。他倒是真心的希望能够通过全面扶持的办法，在明朝末年的中国发展出大批量的民族资本家来，然后自己可以领导无产阶级给他们挖墓。那才值得高兴呢。
不能不说，还没有经过之后满清两百多年的野蛮和愚昧的进一步洗脑的明末地主阶级，还真就比清朝末年的那些地主阶级的表现要好很多。
比如说枝江县和松滋县的一些地主，就用土地置换的手段，从复兴会手中获得了技术支持和资金扶助。现在他们已经是在华中地区影响力巨大的枝江商盟了。再比如，在复兴会全面渗透了的大冶县，当地不少地主也用土地置换了大量的资金和设备，开始从地主向资本家转换。
忠州秦家也是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在土地不能盈利，反倒在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越来越成为累赘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会选择现在看起来利润惊人的工业企业了。
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封建地主都像枝江和松滋的地主那么有眼色。也不是所有的封建地主都像大冶县的那些地主那么绝望。自然也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像忠州秦家那么开明。至于那些没眼色，不绝望，不开明的地主们，比如现在在保民军控制范围内的武昌地主们，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要在复兴会的铁拳下灰飞烟灭了。
毕竟，复兴会的小型合成氨工厂早就已经在一年前全面的开始正式生产了。已经开始使用一体式炮弹，铜壳子弹并且开始列装复兴一式机枪（加特林机枪）的复兴军，现在已经更加的不好说话了。
忠州秦家的资本化，使得秦氏兄弟和复兴会，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利益上变得越发的紧密起来。所以，看到自己那个一味“愚忠”的妹妹被外甥呛的说不出话来。秦氏兄弟心里是非常的快活的。因为其实自从从辽东战场上险而又险的脱险之后，在秦氏兄弟心里，大明王朝就已经不再值得他们效忠了。
对于自家兄弟的变化，秦良玉实际上是已经察觉到了的。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她都不能说兄弟二人对朝廷的这种怨气没有道理。秦良玉能够理解兄弟俩的不满。
可是，看到两个兄弟对自己被儿子弄得哑口无言表现出了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幸灾乐祸的表情，秦良玉真的有些生气了。她伸出右手狠狠的拍了一下手边的几案，生气的说道：“好，好，好，你们都站在那个王仪宾那边好了！我也不理会你们在这里和我胡闹。现在朝廷下了令旨，我们白杆兵又要出征了。这回我倒要看看，那个王书辉到底长了几只眼睛！”
说完了这话，秦良玉扔出一张公文，一转身回了后堂。
秦氏兄弟和马祥麟赶紧把地上的公文捡了起来，只见公文上写着，“四川巡抚朱燮元加兵部尚书衔，赐尚方剑。督川、湖、陕、豫、赣五省军务。克期剿灭武昌兵乱。”
第225章 四省攻鄂2
托尔斯泰老先生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托尔斯泰的这句话，很形象的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化用托老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走向灭亡的封建王朝都是相似的，强大兴盛的帝国各有各的兴盛。事实也确实如。我们看看历史材料就可以发现，所有的封建王朝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的憔悴形象都非常的类似。
其中，武装力量的衰弱就是这种相似性之一。
正常情况下，即使像石柱土司的白杆兵，这种可以随意调派的地方性部队，也没有这么连年调派的道理。
从1616年辽东之战开始到1625年奢安之乱被提前平定（与正常历史上相比较），秦良玉母子和秦氏姐弟，已经带领着白杆兵为了朝廷在东北和西南连续作战十年的时间了。
在这十年中，白杆兵都已经换了五六批。要不是王书辉和复兴会对石柱地区的援助，以石柱土司本地的人口和生产力水平来说，根本就支撑不了这么长的时间。比如在辽东战场上，白杆兵就战死了四千多人。这可是最纯粹的人口消耗。
秦良玉一家率领的白杆兵还是在1625年，也就是今年的年中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的。正常来讲，就是朝廷再怎么看不起土司兵，不把土司兵当人看，也不可能这样无休止的征召。
朝廷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我们得说目前的阉党们还是比较靠谱的。阉党领袖魏忠贤也好，阉党的在政府系统的代言人顾秉谦也好，他们都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大明朝的军队里，能够拉出来打仗的，只有边兵和土司兵两种了。
当初程绍的事情被报到上面的时候，魏忠贤真的有些不敢相信。地方军队的状况居然差到了这种情况。居然根本就不用他们和叛匪交战，仅仅是个远途行军就能把队伍跑散把主帅逼死。
魏忠贤这个政治人物当然也是把党争放在政治生活中的首位的。可是和东林党还不同，甚至和其他的阉党文人不同，魏忠贤是真把大明朝看成是朱家皇帝的家当，把自己看成是大明朝的大当家的。
在魏忠贤看来，党争掌权这些事情固然重要，可是帮助皇爷把家当好，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所以，魏忠贤就不得不把整个事情详细的对大明朝的骨灰级木工爱好者天启皇帝进行了报告。
魏忠贤把这事儿看的挺重。人家天启皇帝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眼里。用他的话说，“世庙老爷（嘉靖帝）在的时候，天下的卫所兵就坏了，所以才有了戚家军。这就是为什么从世庙老爷开始，历代先帝都重内廷的道理。祖宗们是用你们帮天家看着那些文贼武痞呢。”
天启皇帝难得从木匠活中解脱出来谈两句朝政。这一次他超水平发挥，根据魏忠贤的提醒，想起来应该朝各地派遣新的镇守太监的事情来了。之后他就和魏忠贤讨论起各地镇守太监的人选。
这种事情，由不得魏忠贤不上心。这可是直接归他管，可以让他把势力延伸到地方的好机会。所以，湖广兵乱的事情，就这样被天启皇帝本人给打岔过去了。
翻开历史的话，我们要说朱家的皇帝和其他朝代的皇帝有一点不太相同。似乎朱明王朝的皇子皇孙们对于继承权的争夺，除了发生过一场“靖难之役”和一场不靠谱的“宁王之变”以外，朱家皇朝在这方面还算太平。
当然，这种太平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整个大明朝的财政要背负着一笔巨大的宗室开销。
谁也不会喜欢给别人花天酒地的日子埋单。皇帝也不愿意。所以，大明的历代君王是孜孜不倦的挑着各地藩王的毛病，想法设法的想要取消这些人的花天酒地的资格。可是呢，再怎么说，对于皇帝来说这都是他自己家的事情。皇帝可以想方设法的取消藩王们的爵位和俸禄，要是外人帮着动手，那就是触碰了龙之逆鳞了。
天启皇帝原本觉得武昌兵乱不过是另一场普普通通的地方卫所兵的闹饷闹事，可是偶尔有一天，天启皇帝听到身边服侍自己的小太监说起因为武昌兵乱以致于楚藩（楚王府）绝嗣了。
两个小太监都是正在内书堂读书的人，他们两个把这个从内书堂的师傅嘴里听来的消息当谈资来聊，殊不知此事深深的刺激了安全感一直不强的天启木匠的神经。
本来是天启皇帝自己不理朝政，不喜欢听司礼监的汇报，这个时候神经过敏的天启皇帝却因为楚藩绝嗣大为光火，把司礼监的几个大佬叫了过来好一通神骂。质问他们宗室覆灭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汇报给他。
虽然因为此事早就汇报过了皇帝现在才反应过来让大家很奇怪，可是司礼监的人毕竟是内臣，所以挨骂使他们的本职工作之一。不过，挨完了骂，事情也确实变得不一样了。
大家原本还想借着武昌兵变的由头，再弄掉几个东林党的封疆大吏，现在因为皇帝陛下关注起这个事情来了，并且把宗室倾覆这件事情看的很重。所以，迅速的，漂亮的解决武昌兵变已经成了目前执掌大明朝政的阉党中人的任务。
到了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无论是魏忠贤还是魏忠贤的那些手下，他们通过程绍的死亡都已经领悟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道理：如今大明朝的地方部队彻底的烂了，平叛的工作他们实际上承担不了。
那么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大明朝能够打仗并且能打胜仗的，就只有刚刚平地西南土司之乱的石柱宣抚司的土司兵秦家的白杆兵，以及每年要消耗朝廷一半以上收入的九边军队了。
可是目前的情况是，因为东虏北鞑一直不消停，所以九边军队根本就不敢乱动。而石柱的土司兵呢，也是今年年中的时候刚刚平定了西南动乱，回家才不到半年的时间。
魏忠贤和他的手下们寻摸了一溜十三招实在是找不到别的什么正经的能打的部队了。所以，白杆兵在家歇了半年不到的时间，就又要上战场了。
魏忠贤做正经事的时候还是比较靠谱的。他知道自己的手下们老本行都是“整人”，对于行军打仗他们都玩不转。正是因为有着这样清醒的认识，魏忠贤才决定任命平定了西南之乱的四川巡抚朱燮元出马挂帅。
兵部尚书，总督四川、陕西、湖广、河南、江西五省军务这样重要的职衔，魏忠贤都给了派系倾向模糊的朱燮元，可见魏忠贤把这件事情看得有多重要了。
第226章 四省攻鄂3
不管是现代战争还是古代战争，只要是打仗那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魏忠贤一心想要帮助天启皇帝当好大明朝这个家。所以，他站在国家这个高度上，就必须把所有的问题进行统筹考虑。
武昌兵乱这个事情，因为楚王府的覆灭，发生了楚藩灭绝这样的严重事件的原因变得重要了起来。可是，这件事情放在国家这个高度上，仍旧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公元1625年整整一年内，对于大明王朝最重要的事情仍旧是东虏的进攻，辽东的战事。
所以，无论是正在执政的阉党也好，还是那些没彻底清除干净的东林党也好，他们这一整年都是在忙活着党争和辽东的事情。
1626年正月，著名的，被后世史学家称之为“宁远大捷”的大明王朝和后金女真的宁远之战正式的落下了帷幕。
这场让袁崇焕在后世被塑造成英雄人物的，著名的，被称之为大明和女真之间首次胜利的伟大战争中，作为胜利方的大明朝储存在右屯的三十万石（两万吨左右）储粮给后金当了见面礼。宁远以东，全部屯、堡的“房谷”都成了一片灰烬。河东堡、笔架山、龙宫寺、觉华岛的粮食全部被焚毁一空。觉华岛上的上万军民被杀戮。
作为战败方的后金方面，除了不到五百人的战损之外，仅仅死掉了游击二人、备御两位。
从此整个辽东地区，实实在在的把握在大明朝手中的，只剩下宁远锦州等几座孤城。周边其他的地方都成了后金女真的地盘了。
封建王朝这个东西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绵延两千多年，并且在原本的历史上，还继续往后延续了三百年左右的时间。这就说明，封建制度这套东西就像《赤色黎明》里的“陈主席”说的那样，它背后是有一套合理性的东西在支撑着它的。
今天的人看封建制度，或者说今天的持科学社会学理念的人来看待封建制度，大家会觉得封建制度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套谎言体系。
封建统治者用一套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封建伦理，加上妖魔鬼怪佛祖神仙等封建迷信向被统治阶级灌输谎言。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互相之间用礼义廉耻等经过充分篡改的儒家学说互相忽悠。
低级别的封建统治者向高等级的封建统治者撒谎，高等级的封建统治者对低级别的封建统治者忽悠。总之，整个封建社会，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套谎言基础之上的。
对于封建社会的那群统治者来说，他们做了什么不重要（这一点也确实不重要，在长期停滞的生产力水平下，怎么折腾也就那么回事儿），重要的是怎么撒谎，怎么把谎言说的比较真实，怎样能够让这个谎言在整个封建社会的谎言体系里面能够自圆其说。
袁崇焕明显就是此间高手。他在撒谎问题上已经达到专门化、专业化、艺术化的层次。以至于在你死我活的封建权力斗争中，他居然可以左右逢源，在阉党和东林党之间同样的如鱼得水。
（袁崇焕一边给魏忠贤修生祠，一边又可以冒充东林清流，两边得利。确实是高手中的高手。）
魏忠贤这个人不是个糊涂人，他虽然没有在成团成团成坨成坨的全面谎言中看到真相，但是他看待事物的眼光是现实角度的。
在魏忠贤看来，这次所谓的“宁远大捷”，肯定又是辽东军事门阀和辽东文官集团一起忽悠朝廷的产物。对于魏忠贤来说，他不需要费力气去了解战争的细节。他只需要了解辽东那边的开销就足够他进行判断的了。
打仗前，朝廷给辽东拨了不少的粮食和物资。打仗中，朝廷仍旧给辽东拨了不少的粮食和物资。打完仗了，辽东反而向朝廷要更多的粮食和物资。
魏忠贤又不是没有处理过打仗的事情。1625年朝廷平定了奢安之乱。朝廷当年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支出就出现了大比例的下降。那可是动不动就剿灭成千上万叛贼的大战。现如今呢，辽东那边说是打了打胜仗。可是打完了这场歼敌实际上还没有五百人的大胜仗之后，辽东方面却像疯了似的向朝廷要求调拨军粮。
这几年朝廷往辽东调了多少粮食，魏忠贤心里可是有数。就是所有的，加上有的没的，各种空额空饷的账面部队，不超过十五万人的辽东军队就是打上十场这种规模的大仗，都不应该出现军粮紧缺的情况。
而且，如果真的打的是大胜仗的话，现在辽东方面向朝廷要的应该是银子和封赏，而不是疾驰火燎的向朝廷要粮食。很明显，这帮混账东西打的这场“大胜仗”，把朝廷几年来拨给辽东的几十万石的粮食给打没了。
封建制度这套谎言体系的特征就是，所有处于这套体系的人，都必须为体系内所有的谎言负责。魏忠贤就是知道真相，心里为了大明朝，为了木匠天子的家当遭受损失而感到实实在在的心疼，他也没办法揭露这个谎言。
更让人郁闷的是，魏忠贤不仅不能揭露这个谎言，作为目前明帝国的掌舵人，他还不得不帮着这群混账东西圆谎，帮着他们擦屁股，和他们一起忽悠不是那么缺心眼儿的至少有六级工水平的木工，大明朝的法人代表天启皇帝朱由校。
朱由校在本职工作（木匠）之余，也是比较关系国家大事的。他听了打胜仗这样的消息，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他兴奋的颁下旨意说：“朕览塘报，贼攻宁远甚急。当被城中道将诸臣协心设法炮打火攻，贼营少退，危而得安，且运焚寺中粮米，不为贼虏之资，遍凿近岸坚冰，潜消过河之患。”
“袁崇焕血书誓众将士协心运筹师中，调度有法，满桂等捍御孤城，矢心奋勇，虽未尽歼逆虏，然已首挫凶锋。似此忠劳，朕心嘉悦。今特赐奖谕，仍著该部从优升叙，照旧供职。户、兵二部发银十万两为犒赏之资，用鼓战气。”
“其经督镇道诸臣还要大家倍加细心料理，相机接应，以为宁远声援，以固山海保障，务在万全，期奏肤功，切不可以小胜自满，仍锐意灭贼，全复疆土，庶仰雪三朝之耻，慰朕宵旰之怀。兵部马上差人前去，银随后解到。钦哉！特谕。”
第227章 四省攻鄂4
同样的词汇在古代的环境里和在现代的环境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比如说叛乱平定这件事情吧。在现代的环境里，叛乱平定一般指叛乱被平定了。也就是说，一场叛乱被彻底的解决了，不再会死灰复燃了之后，我们才会说叛乱平定了。不然的话，我们会说平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古代这个环境下的这个叛乱平定，指的可不是说叛乱真的就被平定了。它是指叛兵或者叛匪被打得没有进行大规模行动的能力了。
历史上，奢安之乱在1621年天启元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629年崇祯二年才结束，整整持续了十年的时间。
1622年下半年的时候，秦良玉率领的白杆兵就已经基本上将四川境内的奢崇明势力清剿干净了。不过，奢崇明的命很大，他领着一部分狗腿子，跑到了贵州境内安邦彦的地头上。
从1622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625年中，整个四川、贵州、广西、云南四省的能够作战的兵力，都被总督朱燮元动员了出来，配合真正的平叛主力秦良玉的白杆兵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在文官掣肘和大量猪队友包围的状态下，秦良玉一家在复兴会的物资支持下，拼尽全力的率领着白杆兵，终于在1625年年中的时候，将盘踞在贵州几个重要城市的奢崇明和安邦彦叛军击溃了。
大家可是要看清楚了，秦良玉和白杆兵是击溃了奢安联军，可不是消灭了奢安联军。可是在五省总督朱燮元和西南几省的文官们看来，叛乱就是被平定了。所以，这才有了一大批人加官进爵和秦良玉带着白杆兵回到老家修整的事情出现。
实际上呢，本来一直就在深山老林里生活着的奢崇明和安邦彦以及他们手下的叛兵们，在这次和秦良玉的作战中虽然损失不算小，但是也并没有伤筋动骨。毕竟秦良玉手下的白杆兵才五六千人，人家的人数有五六万呢。
人家虽然看着似乎是打了败仗，跑散了。实际上，那些溃散了的土司兵，从贵州的十万大山的小路上又都陆陆续续的回到了自家的大本营。奢安联军的总量虽然减少了，可是在本地人口的补充下，又迅速的得到了充实。
奢崇明和安邦彦和朝廷打了这么多年，他们当然遭受了很大损失。可是呢，在西南的那一大群土司当中，他们也因为能够和朝廷大军打了个平手（实际上那些土司叛兵是追着朝廷的军队打的。胜仗全是人家白杆兵打的。），而且他们打输的仗也都是和西南土司中第一强军的马家军打输的。马家又是大家自己人。
所以，在整个西南地区的那群土司们的眼里，奢崇明和安邦彦还真就有几分天命所归的味道。
毕竟，能和朝廷打个平手，这已经是几百年里罕见的事情了。
西南的这群土司，说起来是受朝廷册封的土官，实际上都是些在穷山恶水里统领着一帮半耕半猎的穷光蛋们混生活的穷棍。生活比较宽绰的时候，他们就老实点儿。生活不宽绰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也是要打草谷的。也就是要抢劫周边的汉民。要不是这样的话，明初的时候朝廷怎么会在西南地区设立那么多的卫所呢。
小冰河气候这件事情，他可不问你是什么民族，生活在什么地方。西南土司们的统治区域自然也要受到小冰河气候的影响。粮食减产，野兽变少，宽绰的日子越来越少。自然而然的，打草谷抢劫汉民这种事情就多了起来。
以前，大家慑于朝廷的强大，抢劫之类的事情也是做得遮遮掩掩小心翼翼的。在奢崇明和安邦彦的叛乱中，朝廷军队表现出了的各种无能，可是实实在在的落在了各个土司的眼中。所以，虽然还不太敢直接参与，但是出于有财一起发的想法，各种支援，各种帮助纷纷从各个土司朝着奢崇明和安邦彦集团汇聚。
就这样，不过是半年不到的时间，也就是白杆兵班师回家不到半年的时间，打了败仗逃回老家的奢崇明和安邦彦的实力不仅迅速的恢复，而且更加的强大了起来。到了公元1625年年末的时候，新的奢安联军的总兵力已经超过十万了。
兵强马壮的奢安集团立即就在1626年年初重新出山，开始在贵州地区肆无忌惮攻城掠地起来。
魏忠贤原本想的挺好。他是准备让在平叛方面比较有办法朱燮元领着大明朝唯二能打的白杆兵快速漂亮的把武昌兵乱解决掉。可是这边朱燮元刚刚到了襄阳府，那边贵州的土司之乱就复发了，而且声势比上回还要严重。
魏忠贤接到奏报之后的想法，是准备让贵州巡抚王瑊在那边先领着贵州兵和云南兵顶一段时间之后，等到朱燮元这边和秦良玉一起平了武昌兵乱，再让他们回去平定西南。但问题是，贵州方面的文武官员已经知道了秦良玉家的白杆兵准备出川，这回他们是独立作战的消息了。
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贵州四川和云南的文武官员当场就吓尿了。过去这些年在西南地区谁是正经八百的打仗，谁是在旁边打瞌睡助威，这些事情在朝廷面前抢功劳的时候他们假装不知道。可是事实是怎么回事，这帮文贼武痞心里可是都是一清二楚的。
他们心里头都知道，要不是秦良玉那五千火枪秀才兵，别说是平叛得功劳了，自己的脑袋能不能保住都是两说。要知道，单是一个贵州巡抚，就被乱兵打死在任上一任，打败仗被朝廷夺官两任。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封疆大吏，三个人都是树大根深有背景的文官大佬。
所以说，一听说厂公大人居然产生了让大家先顶一顶的想法，大家也立即变得实事求是起来。新任贵州巡抚王瑊直接告诉魏忠贤：你要是不把秦良玉调回来，那这仗就不用打了，以后你就等着西南大乱不可收拾吧。过去那几年，就是秦良玉在前面打，这边这帮完蛋玩意在后面抢功劳。实际上这边的正规军当民夫都不太合格。
第228章 四省攻鄂5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官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李鸿章就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他说一个人如果连做官都做不好的话，那他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种地种不好，做工也做不好。
当然了，李鸿章的话要放到他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中去看。在具有殖民性质的半奴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满清王朝末期，当一个昏官，当一个劫民自肥的贪官，当一个无所事事的庸官，在大清朝那个环境中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过呢，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哪个王朝中，想要做一个清廉的官，负责任的官，办事情的官，解决问题的官，那都不可能是个简单容易的事情。别说在封建社会里了，就是在现代社会，想要找几个清廉的，负责任的，办事情的，解决问题的官，无论中国外国，你看看能找到几个。
所以说，在大明王朝这个环境里，不论能力的大小，真心的想要做事情解决问题，在整体昏庸腐朽的这个大环境里有多费劲，那是可想而知的。
偏偏的，被差不多所有的文官看成是绝对的坏人的魏忠贤先生，确确实实的想要为天启皇帝陛下管好国家，做一个大明王朝里做事情解决问题的掌舵人。他的这种理想，必然的要和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
魏忠贤的治国之道，说起来还是从天启皇帝那里学来的。天启帝这个当了多年皇太孙的年轻人，他接受的君主教育相对的比较全面。你别看此君天天沉迷于木匠工作，可是对于治国这件事情呢，他倒是有着传承自祖宗们的绝招的。
天启皇帝曾经明明白白的告诉过魏忠贤，大明朝的事情，只要把两个重点抓住了，其他的事情就都好办了。这两个重点工作，一个叫钱袋子，一个叫枪杆子。国库里得有充足的银子，手底下得有能打仗的部队。只要有了银子和部队，天底下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从他的祖父万历皇帝那里学来的经验。）
当然了，无论是天启皇帝从他的祖父和父亲那里学这些道理的时候，还是天启皇帝向魏忠贤解释这些道理的时候，在语言表达上这些话肯定都要非常的文雅。只不过在魏忠贤这个半文盲看来，那些听着文绉绉的话，理解起来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当过流氓混混，在街面上混过很长时间的魏忠贤，特别的能够理解钱袋子和枪杆子的道理。他从自身的实践出发也知道，当年在他的老家沧州肃宁县的街面上，地位最高实力最强的大混混，就是那种家里头有产业，手里头有人手的人。比他们能拼能砍的人有的是，可是真的能成气候的，还是那种有产业有人手的大混混。
魏忠贤知道这样的道理，在治国的时候贯彻的也是这样的道理。在对国家税收的保障上，在对军队的控制上，魏忠贤从来没有放松过。收税他用的是太监，军队他用的是拉拢。一边是各地的税监，一边是对边军中的袁崇焕和毛文龙等人的大力拉拢，魏忠贤总算依托着投靠他的和东林党党争失败的原浙党楚党的文官，把大明朝这个庞然大物大体上掌控住了。
对于魏忠贤来说，整个西南和一个武昌相比较，自然而然的是整个西南的安定更重要。
武昌府说起来是湖广的省会，可是有他没他，整个湖广的税收情况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毕竟，武昌附近的土地，几乎都被楚王府把持着，朝廷从武昌收不到多少税收。
姚宗文坐镇襄阳府，虽然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建树，可是在税收工作上他完成的比较到位。魏忠贤可是知道，为了保证湖广各地赋税安全按时抵达，姚宗文可是把整个湖广为数不多的兵力都用来保证税银押解的安全了。
从这个角度上看，武昌府虽然暂时被乱兵控制，但是这并没有对大明朝的整体状况产生什么太大的危害。而从相同的角度出发，西南地区的四五个省份虽然每年的税收并不是很高，可是四五省相加的总数还是非常庞大的。一旦整个西南地区再次动乱起来，那么，四五个省份的税收都有可能无法保证了。这样的风险，魏忠贤并不想冒。
只不过，改变既定的平叛计划的最大障碍不在朝廷方面，而在于对于楚藩灭绝耿耿于怀的皇帝陛下。做皇帝陛下的工作，就成了魏忠贤的工作重点了。
好在专业木工天启陛下对于朝政也好，对于宗室也好，他的兴趣都没法和他的木匠工作相比较。对于这些问题，他都是三分钟的热度。所以，做他的工作也不会很难做。
魏忠贤专门挑了个皇帝陛下做木工兴头最足的时候前去禀报计划变更的事情。果然，天启皇帝不耐烦的摆着手告诉魏忠贤说：“朝政一切都由大伴承担，别来烦朕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魏忠贤解决了皇帝的问题，立即就下达了新的命令。他命令秦良玉带兵重入贵州，协助贵州巡抚处理奢安叛乱。同时，他又命令五省军务总督朱燮元统合五省兵力，即日解决武昌兵乱。
魏忠贤的看法是，朱燮元和秦良玉，这两个人都有打仗的能力。把他们两个安排在一起，不是因为武昌兵乱有多么难以解决，而是在当时有快速漂亮的解决武昌兵乱的需要。
现在，西南地方特别需要秦良玉的白杆兵去解决问题，那么只用一个朱燮元来平定武昌兵乱，这个效率和速度肯定会相应的降低。可是魏忠贤觉得，以朱燮元的能力，他还是能够解决武昌兵乱的。
朱燮元在襄阳府五省总督驻地接到朝廷旨意的时候，心里面是一片苦涩的。
朱燮元这个人，在历史上是留下名字的人物。在《明史》中，明末西南地区的安定，完全是在他的手下实现的。可是，满清编的那本《明史》就是那么经不住推敲。
实际上，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用心的想一想就能知道事实是什么情况了。
历史上，朱燮元掌控了西南西北几个省份的军事力量，头顶上顶着总督和尚书的头衔，手里头握着生杀予夺的尚方宝剑，下面又有大明朝唯一可以对东虏女真以少胜多的天下第一强兵的白杆兵。在这么多优势的情况下，此公居然前前后后折腾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把两个山里面的叛乱村长给镇压住。
就是这样，他还在西南留下不少的尾巴。到了明朝灭亡之后，西南地区又弄出一个土司造反的沙普之乱来。
就单从这角度来说，就能看出这个被《明史》吹上天的朱燮元到底是个啥水平了吧。
第229章 四省攻鄂6
朱燮元这个人打仗的本事没有，只会胡乱指挥瞎参合，之后再跟在秦良玉的白杆兵屁股后面捡功劳。可是这好几年的时间参合下来，他也是积累出了相应的经验的。
比如，朱燮元就清楚的知道，想要平定叛乱，想要打仗，自己手里就必须有这么几样东西。第一是银子，第二是粮食，第三是兵器，第四是士兵。
大明朝的军事制度早就已经从义务兵转变成雇佣兵了。卫所制度崩坏之后，手里面想要有几个能打仗的兵，就必须自己花钱去招募，然后自己下力气去训练。
原本朱燮元之所以敢于接下魏忠贤这个平定兵乱的任务，原因是他知道负责打仗的是秦良玉和白杆兵。可是接到朝廷最新的旨意之后，朱燮元就得认真的想一想这个武昌兵乱到底要怎么解决才行了。
从1621年到1625年，朱燮元好说赖说的也参合了五六年的军务了。和程绍、姚宗文这些一丁点儿军事经验都没有的纯文官相比较，朱燮元的军事修养肯定比他们都要高很多。比如他就知道别看自己头上挂着兵部尚书、五省总督的牌子，手里面还有尚方宝剑，可是各省的文武官员还真就不一定会全心全意的配合他的工作。
朱燮元知道，就是各省官员真的全心全意的配合他的工作，以各省那破破烂烂的军队状况也没办法向他提供合格的兵员。所以，想要打仗，他还得自己去招兵练兵。
朱燮元在西南多年，和程绍、姚宗文不同，他在军队当中的人脉不错。不像程绍和姚宗文那样无人可用，朱燮元到襄阳的时候，手底下已经有了两员武将，也有一支总人数两千人左右的，上过战场相对比较靠谱的总督亲兵营。
带领部队的两员武将都是有着战功的人物。一个是曾经随贵州巡抚王三善平叛的先锋大将，游击将军刘泽清。一个是曾经被人弹劾下狱，但是却被朱燮元救了一命的原贵州都司黄运清。
在朱燮元眼里，这两个大将一个善于打仗，一个善于练兵。只要自己手里有了这样两个人，那么想要组建出一支能打仗的部队，就比较简单了。
朱燮元接到朝廷的旨意之后就立即向魏忠贤要粮要饷。
魏忠贤这几年把大明朝的家当的还算不错，北边得给九边的军队提供粮饷，各地的灾荒不断经常收不上来税，可是因为紧紧的盯着江南地区的赋税，所以目前大明朝的资金还算充足。
魏忠贤也知道皇帝不差饿兵的道理，所以他还是按照一万人的规模给朱燮元拨发了相应的粮食和军饷。
除了粮食和军饷，招兵练兵还需要军械。魏忠贤在这方面一点儿也不小气。他直接命令南京镇守太监给朱燮元拨发兵甲器械。
本来，朱燮元是想就地使用襄阳地区的卫所储存的军械的。可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因为湖广巡抚姚宗文组建自身部队的需要，襄阳地区的军械早就被搜刮一空了。不得以，朱燮元才向魏忠贤请发军械的。
说起来，他不愿意使用南京军械的原因也很简单。
使用本地军械，质量差点是差点，可是却不用花钱。南京那边的军械，离得远运送困难不说，而且还得花费很多额外的钱。毕竟南京那边一大堆的各级太监和文官也都讲究个“水过地皮湿”。不给他们好处，军械你是见不着的。
朱燮元看到姚宗文第二次组建的巡抚标营士兵用的武器比较齐整，原本他是想着能不能先用人家的武器的。可是朱燮元也知道，自己这个五省总督在魏忠贤面前并没有人家湖广巡抚姚宗文的面子大。虽然自己有权力这么做，可是从官场规则和自我保护的角度出发，他还是没有那么做。
等到把朝廷拨发的，已经缩水百分之四十的粮食和军饷拿到手中之后，朱燮元这次难得的清廉了一回，没有对这笔钱进行提留，而是从中拿出一大笔钱来，与最近在襄阳城中赫赫有名的汉水航运公司和长江航运公司签订了合同，雇佣汉水航运公司和长江航运公司帮助新军从南京运送军械到襄阳。
朱燮元不知道的是，因为成功的帮助新的湖广巡抚衙门安全的完成了运送全省的税银工作而在襄阳打出了名声的汉水和长江航运公司，实际上是复兴会下属的企业。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仅位于襄阳的整个湖广巡抚衙门，就连刚刚成立不久的五省总督衙门，也已经被复兴会情报机构全面的渗透了。
说起来，汉水航运公司进驻襄阳，可谓是帮了湖广巡抚姚宗文一个大忙。自己抹脖子上吊的程绍，可是给姚宗文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程绍一闭眼一蹬腿死犊子了，可是那四千多河南乞丐兵就那么直接的扔在了襄阳府。
程绍死后，河南兵的各级文武官员就全部逃散了。彻底的失去了组织的四千多河南兵在襄阳地区真是好一通肆虐。把襄阳府和周边的百姓可是坑苦了。
最后，还是突然出现的汉水航运公司出面收拢了四千多个河南兵，把这四千多人组织成了劳工队伍，在襄阳府外的汉江边上修建码头和仓库。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由头，非常懂事儿，给姚宗文大人送了不少佛郎机银币的“南洋商人”，才能够顺利的在襄阳府成立航运公司，并且承揽了整个湖广地区的税银运输业务。
封建时代的官员也不是缺心眼儿。姚宗文虽然不是现代那些有着招商引资任务的地方官员，可是他也知道，像汉水航运公司这样能够促进本地就业，增加本地税收，给湖广巡抚衙门上下的官员增加灰色和黑色收入的大企业，自己必须是要进行扶持的。
所以，汉水航运公司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襄阳府城外汉江边上的大片土地。除了修建了规模庞大（在古代人眼中）的水运码头之后，相应的纺织厂、水泥厂、砖瓦厂、玻璃厂和粮食加工企业也纷纷在码头附近成立。
一时间整个襄阳府地区的就业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仅原本肆虐地方的河南兵转化成了码头工人和工厂工人，汉水航运工业还从襄阳周边地区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这样的情况，使得整个襄阳地区的经济环境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以至于最近一段时间，新任湖广巡抚姚宗文在朝野中很是获得了一番能臣干臣的称赞。
姚宗文固然因为治理地方有办法而得意了起来，可是需要招纳士兵的朱燮元却高兴不起来了。
第230章 四省攻鄂7
后世人说起古代来，总觉得古代人会普遍的有“好男不当兵”的概念。似乎古人对于当兵这件事情非常的抵触。实际上呢，就像老百姓常常戏谑的说“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一样，这种话，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反应，而不是说大家真的就会觉得皇帝这个位子自己也有机会坐。
诚实的讲，在封建社会这种阶层全面固化的环境中，除了一部分富裕的自耕农、富农的家庭，可能会有机会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的形式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地位转变之外。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国人想要实现自身社会地位的转变，实实在在的办法，还真的就只有当兵打仗这一条路可走。
当然了，就是抛开这个微弱的社会地位转变的可能，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当兵也是一个不算最差的选择。特别是在封建王朝末期，对于最底层的百姓们来说，当兵固然极有可能会死在战场上，可是可能死在战场上和一定会饿死相比较，当兵自然不算是个最差的选择。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这样一个道理来，除了活活饿死之外，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当兵是除了饿死之外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土匪那种选择其实和当兵是一样的）。在老百姓生计无靠，两手空空的情况下，他们一般只能选择去当兵。而且当兵这种事情还不是总能遇到的。
明末农民起义中，无论是作为镇压起义的一方的明王朝还是作为起义者方面的农民军，动不动的就有十几二十几万人的规模。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双方军队对地方民众的裹挟导致的，可是从另一个方面考虑，百姓能够被裹挟，默认自己被裹挟的这种状况，未尝不是那种无奈中的被迫选择的表现。
在人员方面，朱燮元手下有两员武将和一营两千多人的总督标营。在资金方面，朱燮元有朝廷拨发来的，可以实打实的支撑五千人规模部队的粮食和饷银。
按照朱燮元对行省都司部队状况的了解，他大体上推断，武昌叛兵的人数最多也就在两千到三千人之间。所以，他觉得自己手里已经有两千多人了，自己再招纳三千人左右组成一支五千人上下的队伍，那么镇压这场兵乱就完全可以了。
朱燮元总体上的想法不错，他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准备就地在襄阳地区征召士兵，以本地兵平本地匪。原本他觉得在当前这种环境下，征召士兵的工作不会很难做。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复兴会对襄阳地方上的建设吸纳了襄阳地区大量的劳动力，以至于他派出的招兵人员在襄阳周边地区折腾了很长时间，才招到了不到两百个质量还算凑合的兵员。
为什么我们要说朱燮元这个五省总督算是个比较知兵能够打仗的人物呢。这就是因为朱燮元这个人懂得在军事行动里进行成本方面的考量。
就以招兵为例，大部分人都知道南方兵以川折两地的兵员为最佳。朱燮元当然也知道这样的道理。可是呢，身处湖广襄阳的朱燮元更知道，想要在四川和浙江征兵，那是需要更多的经济支出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考虑，朱燮元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湖广省内招兵，以减少自己的支出。
问题是，不仅襄阳地方相对剩余的劳动力已经被复兴会所吸纳。就整个湖广地区的长江以北地方来说，西部从荆州府到襄阳府之间的广大地区，已经全部成为复兴会的势力范围。
除了两府之间的一些呈点状分布的县城之外，两府之地的广大农村，不是复兴会的农场就是复兴会的基地村。
对于复兴会来说，承担着大明王朝最基层的行政职能的县城，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意义。
在复兴会的眼中，中国最强大的力量不在那些据点一样的县城里，而在于广大的农村地区。无论是人口还是资源，这些东西都在农村分布着。所以，一直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政策的复兴会，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向荆州和荆州周边地区的广大农村进行了全面的渗透。
因为有枝江县的例子摆在那里，所以复兴会这几年对荆州府以及周边土地的渗透非常的顺利。除了个别地主们负隅顽抗被复兴会以土地革命的形式所消灭并在该村建立基都村以外，在荆州府和荆州府周边的土地上，复兴会通过土地置换的手段，大批量的兼并土地。
复兴会对这些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并组织这些土地上原来的农户和安排从外地吸纳来的人力，建立了一大批国有农场。
也就是说，朱燮元想要在湖广行省的长江以北地区，特别是在襄阳府周边地区招纳士兵，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知道，专业化、专门化、现代化的工业化农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仍旧是非常的庞大的。
复兴会在明朝末年这种落后的社会环境下建设工业化，他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真的是海量的。毕竟，复兴会在广大农村进行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并不是全都可以使用机械化手段的。
特别是因为复兴会工业体系的机械加工能力方面的限制，让复兴会拖拉机厂的产量一直上不去，而且复兴会生产出来的那种傻大黑粗的蒸汽拖拉机，也完全没法和王书辉从现代定制的那些精巧精细的产品相比较。
在这种情况下，复兴会不仅对本地劳动力进行全方面无死角，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的吸纳，而且复兴会仍旧在大量的从全国各地区吸纳灾民流民补充自己的劳动力缺口。
如果说复兴会这个违背历史规律的组织的存在对原本的时空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的话，那么首当其中的，就应该是因为复兴会发展工业和工业化农业而吸纳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消解了很多原本可能发生的动乱和起义。
最直接的证明就是，从1621年复兴会工业建设开始全面展开以来，不仅湖广行省内部，湖广行省的周边的陕西、河南和江西等省份，因为小冰河气候而产生的大量流民灾民，大部分也都被复兴会所吸纳。
到1625年底，根据复兴会政务厅的统计，复兴会已经吸纳了各种流民和灾民四十多万人。
第231章 四省攻鄂8
相对于明朝末年这个历史时空，甚至可以说，相对于从明朝末年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来说，即使是在现代人的眼中，王书辉对中国进行社会改造的态度也是相当粗暴的。
王书辉非常直白的，反复的，对复兴会的那些能够理解和不能够理解他的意思的党员们说过：“复兴会作为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织，对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必须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不遗余力的推动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发展，建立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另一个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全面的消灭小农经济，彻底的把中国从农业社会的落后泥潭中拖出来。”
事实上，从复兴会成立到现在的五年中，王书辉领导的复兴会一直在实践贯彻着他的这个理念。出于这种理念，复兴会在这五年中的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断的消灭着复兴会势力范围内的小农经济。
在复兴会土地扩张的过程中，大约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复兴会通过“土地换资金”，“土地换技术”，“土地换设备”的手段，使得地主们“自愿”的将手中的土地置换给复兴会的。
在这些土地上，复兴会直接就会统合、训练当地原来的农民，将其转化为生产建设兵，并把他们和复兴会从各地吸纳并训练后的生产建设兵相结合，就地建立近现代化的国营农场。
在先进的体系、强大的力量和王书辉这种可以穿越时空为本时空提供各种资源哆啦a梦的帮助下，国营农场的建设、经营、管理除了在复兴会实践的初期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麻烦之外，在复兴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之后，这项工作已经开始变得非常的专业和迅速了。
大量的国营农场的建立，不仅改变了农民的身份，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原本分散居住在广大地区的农民在成为复兴会农场的农业工人后，开始集中居住和生活。从社会改造的角度来说，复兴会推广专业化、专门化和现代化的农业的过程，在客观上也同时的推动着整个复兴会势力范围内的城镇化进程。
农业工人们生活着的农场，正在快速的转化成为新的城镇。这些土地上的农民们在变成了农业工人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量的农田水利建设，大量的施工机械和农业机械的使用，化肥的使用，科学种植的要求，使得农场中的农业工作开始对这些传统的农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操作施工和农业机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用化肥，科学种植，这些工作那些没有接受过复兴会的生产建设兵训练的普通大明农民，根本就承担不了。
在这些农场中，食堂、幼儿园、小学、供销社、储蓄所、卫生所、派出所等涉及医疗卫生，教育，行政管理，金融、军事防御，社会秩序等各方各面的机构被复兴会派驻农场的农场党委会和农场分部全面的建立和管理了起来。复兴会五年来培养的五千多名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的干部，充实了这些机构。
复兴会势力范围内的行政中心，从原本的那些有着县衙的传统县城，变成了如今的各个农场。复兴会在整个长江以北的湖广行省的西部，已经彻底的架空了大明王朝的统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复兴会在消灭小农经济，改造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复兴会在不断的把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的过程中，他们使用的办法和手段确实比地主豪绅们的土地兼并的手段更温和，他们的立场也确实是站在广大农民的利益上的。
可是，对于那些通过复兴会土地改革之后重新掌握了土地的农民们来说，复兴会转化他们的手段实际上更加的令他们无法拒绝。
复兴会对于那些拒绝通过土地置换手段转化为工业资本家的地主们，采用的是土地改革的手段。
土地改革的本质实际上并不是复兴会宣传的口号上说的那样是一个“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打土豪、分田地”的根本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复兴会其实是在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剥夺地主们对于土地的所有权。
地主们的土地虽然在后面被复兴会分给了农民耕种，但是，农民们本身对于土地并没有所有权。他们对复兴会分给他们的土地，只拥有使用权经营权。
土地国有是复兴会核心的政治理念之一。被复兴会分配了土地的农民，他们的什么实际上并没有从贫雇农变成自耕农。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看的话，没有土地所有权，每年要向复兴会缴纳三层地租的农民们，他们仍旧是没有生产资料的被雇佣的农民。
但是从现实意义上说，因为复兴会帮助他们承担了大明朝的皇粮国税，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建设，农民的生活确实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顾君恩就曾经一针见血的表达过他对土地改革的看法。他当时对牛金星说道：“小民百姓确实在土改中受益了。不过在我看来，这些百姓仍旧不过是给人扛活。只不过过去他们给小乡绅们扛活，如今他们给复兴会扛活而已。说到底，他们不过是运气好，遇到了心善的主家。其实他们也不过是换了个扛活的对象罢了。”
实际上，我们还真的不能说顾君恩说的是假话。对于复兴会来说，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化，也就是说，把土地从地主的手中转化到了复兴会的手中。
复兴会掌握土地和地主们掌握土地的形似而神不似。无论是地主还是复兴会，都是对土地这个生产资料进行经营以谋取利益。复兴会和地主最大的不同在于，复兴会通过经营土地获取的利益，除了大部分投入到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还会把相当一部分的收益作为福利返还给农民。
当然了，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复兴会和在复兴会土地上进行耕种的农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不平等的。毕竟，复兴会仅仅通过付出土地的使用权，就彻底的控制了所有的复兴会土地上的农民。
复兴会剥夺了这些农民对自己子女的抚养权，使得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子女交给复兴会进行教育。
复兴会剥夺了农民对粮食的买卖权，他们只能把粮食卖给复兴会（复兴会的粮食收购价高于市场价格）。
复兴会控制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使得农民们必须把存款存入复兴会银行（复兴会给利息啊）。
复兴会控制了农民们的消费自由，使得农民们只能购买复兴会的产品（这也是隐性的手段，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复兴会能够大量生产工业产品）。
更重要的是，复兴会对于这些进行家庭经营的小农户们，也是在不断的进行隐形的消灭的。
土地使用权和户籍的结合，使得农民家庭中每出现一个非农业人口，该农民家庭所耕种的土地就要相应的减少。
随着越来越多的基地村农民子弟上学、参军、进工厂、进农场（复兴会在这方面制定了倾斜性的政策），一旦那些已经四五十岁的农民们过世之后，那么复兴会势力范围内本身就处于少数状态的基地村，就会逐渐的被复兴会改造成国有农场。
毕竟，王书辉的理想是把中国社会彻底的改造成工业城市和工业化农场的二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