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大厅里灯光暗淡下来，随着开场锣鼓声起，沸腾的人群渐渐地安静下来。大厅里黑压压的一片，看不清衣服的颜色，几乎连男人女人也分辨不清楚了，我只知道父亲头上戴着黑色呢绒帽子。
可是，戴帽子的人太多了，看着像到跟前仔细一看却又不是，我觉得我走出的并不太远，大概四五排远近，却怎么也找不着父母了？我知道父亲的座位应该靠边些，离过道之隔了两三个人，却怎么就找不到了呢？
我在那一片来回转了几圈，仍然找不到父母，一位大妈开玩笑说：“小姑娘，怎么找不到爸爸妈妈了？他们可能不要你了，不如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好多好吃的好玩的东西行吗？”
我一听害怕极了！是不是爹娘他们真的不要我了？不由得我放声哭了——
原来，我的爹娘就近在迟尺的坐在我面前的这一排，父亲只是把头上的帽子往下拉了一下遮住脸，稍微把头低了一下，故意扭过脸去不让我看到他的脸。
我便傻了眼，却怎么也找不着，害得我就来回在过道里扭着头寻找了几圈，他们却不吭声逗我玩，直到我“哇——”的一声哭了，逗得过道两旁坐的人都笑了。
父亲见状才把头抬起来，戴好帽子叫我说：“乖乖，快过来，我们在这儿！”他把我拉过来，接住我怀里抱的水果放在前面的架板上，把我抱在怀里哄我，帮我擦眼泪，我委屈极了——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的往下流……。
那一晚，舞台上的事情，我一概不记得，连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就像被人彻底洗脑了似得一片空白。
可是，就是那一夜，我把父亲年轻帅气的相貌，却永远的和这段记忆封存到我的脑海深处，成了我思念父亲年轻时的唯一最清晰的一幕镜头。
我曾经问过父母，我小时候在戏园子看戏不止就这么两次吧？他们笑着告诉我，那几年我们没少看戏；劈山救母、天河配、逼上梁山，火焰驹、黄河阵等等……母亲一口气能说出好多看过的戏名，却在我的记忆里，唯有这两次让我记忆犹新。
记忆这个东西，你简直没法说，那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楼上看戏的那一次是我最早的一次，那一幕实在是太清晰了，真有点儿叫人不可思议？至今，只要我用心去体会，我还能够感受到戏院子里那种光线昏暗，人头攒动的情景犹如在眼前，还有那从上往下看戏时那遥远具有立体感的场景，那位红衣花旦娃出场的场面，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终生记忆犹新的一幕。不知怎么搞的，我对儿时的朦朦胧胧的断断续续的记忆，有时候令我自己也有些半信半疑？可是，只要我想他们，他们随时都能以清晰的画面，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出现在我面前，竟然是那样的清晰难忘。
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村上有一位从河南逃荒过来的刘伯，他每天都挑一副卖豆花的担子，在村子里转悠叫卖。
我成了他的常客，他每天一绕过佛爷殿山门前，就抄着河南话吆喝着：“卖豆花了——”
只要我在院子里玩耍，一听到他的叫卖声，就着了慌，急得两头跑，跑到上院向窑里喊一声：“婆——快一点，刘伯来了，我要喝豆花哩。”大婆是个小脚女人走的慢，我生怕卖豆花的刘伯不等我们走了。又急急忙忙的跑出来，冲着已经放下担子的刘伯说：“刘伯，你等等我婆，她在院里走着哩！”
其实，我那是多此一举，刘伯是个做生意的买卖人，他哪里舍得放弃每一笔生意？我明明的看见人家已经放下了担子，可我还是不放心的要叮咛一遍，让他等一会儿。
那时候，其实我喝豆花从来不给钱，只记账。大婆每天只管领着我喝豆花，婆孙两个只管随便喝，父亲半月结一回帐。
后来，我发现我们家门前的马路上，通往河滩的那个大路口，有一位卖醪糟的叶爷爷，我又天天拉着大婆去马路边喝醪糟。
只要我和大婆在场边一出现，叶老头就开始煽火烧水。
我常常嫌走大路太绕，只要场边的水渠里没有水，我总是拉着大婆抄近路。
可怜大婆一双小脚，被我拉着踉踉跄跄的攀着树枝走小路。记得那次我拉着大婆来到醪糟担子跟前，伸长脖子望铜马勺里一看，见马勺里已经烧好了的醪糟，里面却没有打鸡蛋，我扭头拉着大婆就走，大婆被我一路拉的气喘吁吁，还未等屁股挨着凳子，我二话不说，就要拉着她往回走。
她便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生气的说：“哎呦——这个死女子，你又犯啥毛病了？你不是要喝醪糟吗？怎么又不喝啦？”
叶老头见状笑着说：“哈哈哈，我知道你孙子的毛病在哪里害着，我忘了往醪糟里打鸡蛋！”他急忙拿了两个鸡蛋在碗边磕破，很快用筷子打开，倒在铜马勺里，很快醪糟锅里翻起了鸡蛋花，我这才勉强的坐下了。
二伯家的堂弟比我小三岁，我喝豆花、喝醪糟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在哪了转经，还没有出生哩。我当时是我们家唯一的小公主，别人都下地干活去了，家里只有我和大婆在家看门，大婆什么都听我的。
我的堂兄臭人大哥比我大十岁多，正是调皮捣蛋在无量寺上学的时候。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宝贝，大婆整天围着我转。
我对大哥臭人小时候的事情，没有一点影响。我只知道他爱学习，他写过字的本子纸张非常好，是过去那种双刀林纸，钢笔写字不印的那种，不像我们上学的时候，买的本子用钢笔写字几乎都会印透。他用过的本子和书籍，都捆成捆放在楼上有长长的好几捆，我很佩服大哥的细心和爱好，我偶尔上楼找他没有写完的本子，撕下来几本合钉一本用，有字的反过来当做算术演抄本；我从三年级就开始看小说，也是从大哥的手里借的。
那时候大哥在BJ市一中上学，他们市一中有图书馆，他借回来的书都放在柜子盖，我随便逮着什么看什么，四大名著，封神演义、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粱红了的时候、破晓记等等。我今天能迈进入这个文学殿堂，我从心里感谢我的臭人大哥！
还有一次，大概可能是一九五四年土地改革成功后的庆祝大会，那是初夏的一天，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庆祝大会，比任何一年的麦客会场都要大得多，我们家场边插了一排五颜六色的彩旗很漂亮。
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公交车，是最早的那种前面带鼻子的红色公共车，来了两辆公共车停到古戏楼场，上面下来了很多穿白衣服和红衣服的男男女女，男人们头上勒有白毛巾，他们都是化妆打扮的很漂亮演员，他们有的腰里系一条鲜艳红色和绿色彩绸，有的腰里斜挎一个红腰鼓，他们来到我们的打麦场，打腰鼓，扭秧歌，彩绸缤纷，锣鼓声震天响。比我们那里每年正月装社火，耍竹马还要激烈热闹的多，等到陕北腰鼓队和扭秧歌的表演完撤走后；却是各种稀奇古怪的游戏杂耍又占领了场地。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热闹的场面。我家大场和隔壁邻居白家的两个大场都摆不下各种杂耍游戏，延伸到皂角树坡坡的台台上和通往老爷楼的街道里，到处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而至的人群，简直多的是人山人海，叫你盼顾不暇，可惜我当时只觉得人多好玩，别的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在我家大门口的荫槐树旁边，用一根绳子围了一个套圈的地方，我看着父亲在会场给我套了一个带金边的细瓷花碗，母亲却舍不得用，把它放在柜子的格柜里盛糖，怕拿出来被我打碎了。
记得那年夏天，土地归公了，牲口也归在一起集体圈养了。
其实，那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个夏季的收成好像还是自己的，我记得我家打麦场上晒了满满的一场麦子，我大伯让我坐在大门口的大树下面，给我跟前放一根竹棍，给我半小搪瓷碗麻咕嘟，是芝麻和面粉拌了炒熟的麻咕嘟黄灿灿很好吃，哄我看麦子。
皂角树坡坡上面的台台上，有一位我叫三伯的人，他在佛爷殿后面的饲养室喂牲口，路过我家门口时，他每次看见我都要问我说：“乖乖，你吃的是啥呀？给我吃点行不行？”
“乖乖，你告诉三伯，什么时候土地回家呀？”他每次看见我都要这么问。
“我不知道！”我每次都是这么回答他，令他失望。
那时候，我压根就不知道土地回家是什么意思啊？几十年后的今天，才知道他问这句话的意思了。
原来我们两家的家境一样，都是有牲口有土地的富裕中农成分，他是惋惜那些被合作化，互助组没收了的土地和牲口。
我们那里的人，都有一个说法，小孩子没有掉牙的时候，说的话很准，他便这样问我。
我是父亲娇生惯养长大的，记得父亲犁地的时候，父亲一把手扶犁把，一只手抱着我；耱地的时候，我抱着父亲的腿，蹲在耱上边；父亲用独轮车推土填堑牲口圈的时候，我也是空车蹲在里边，实车就趴在土上面，也不怕弄脏了衣服；父亲在从打麦场往家里担麦子的时候，我都会追着钻进空麦拌笼里，让他挑着走，他也很乐意，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的非礼要求。
记得有一年夏天，父亲在打麦场里戴着草帽扬麦子，那是要凑风向，赶时间的，风向一改变，就得另外重新改变角度。
我这个眉眼不睁小东西，和几个小朋友在一旁玩耍，不停的要喝水，父亲让我回家喝去，我不听，学着大人的样子，也尽力用手托起陶瓷水罐，嘴对着罐子口上喝水，罐子里的水太少了，小孩子家手上没劲把握不住分寸，用力过大，把罐子扣在了头上。茶水给我浇了一头一身，罐子戴在头上取不下来，急得我哇哇直哭。
父亲却仍然不理我，只管扬自己的麦子。
父亲平时对我那么好，今天怎么变心了？我都成了落汤鸡，他还不理我？我百思不解的胡乱瞎想。当别人帮我从头上取下罐子时，我看见父亲黑着脸，连我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我才知道父亲是真的生我的气了。那是父亲第一次对我生气！
我七岁上学，父亲就给我买了高筒雨鞋，上三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就给我买了金星牌包尖钢笔，是天蓝色非常漂亮，老师也常常借用我的钢笔，这不光是家底好，而且，主要是父亲能干，舍得力气肯吃苦的结果，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贤妻良母，从小过惯了穷日子，特别会勤俭持家。
唯一的遗憾，父亲就是还没有来得及给我们另置办一院庄基地就解放了。害的我们始终和大伯二伯挤在一个院子里，成了大伯母和母亲吵架时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