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六十八章 良渚刻符
良渚的兽面神人纹，可以说是良渚古国的精神象征。
这个标记具体是什么意思，目前说法很多。
有说就是蚩尤本尤的画像的，有说是良渚大英雄的，也有说是良渚人崇拜的神，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
这个画像符号，遍布良渚文化区域。
这又印证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良渚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良渚都城控制着整个良渚文化区域内的人口和土地，不管是依靠武力还是软实力产生的向心力，很明显所有人以使用良渚文化为荣。
正因为良渚统治下的区域内，所有人都以良渚为荣，所以才会在良渚各地都发现兽面神人纹。
这玩意的用处，类似于国旗，但是更多其实是神权或者王权的象征。
这就是广域王权的物证，也是铁证，是君权神授最早的表现方式，因此我们断言良渚它不仅仅是一个城邦，而是统治着巨大区域的一个国家。
国家代表的是——文明！
而兽面神人纹，则是这个国家的“神徽”！
而且，这个神徽，在后来的湖北石家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中也出现了。
这代表着，良渚在灭亡之后，后裔还曾经北迁南下，分别逃到了山东与湖北地区，继续生活下去。
只是一个庞大国家的毁灭，终究是很难再复兴了。
不管是毁于天灾还是人祸。
就像古罗马，就像古埃及，一旦被毁灭，也许有部分后人逃生了，但是他们也无法再重建那个曾经辉煌的文明，只能抱着过去的一些光辉苟且偷生。
良渚古国的后人，在逃到山东和湖北之后，也选择融入了当地的部落之中，虽然还保留着自己国家的神徽，但是更多也只是一种精神象征。
刻在自己的所有物上，算是留个纪念。
良渚的文化，却是真真正正的大部分都消亡了。
至于那些被传承下来的良渚文化，比如说玉器，那是良渚在巅峰时期，就已经广为传播到了华夏的其他地域了的。
这也是为什么，良渚有“器物”留下，但是却没有任何历史或者传说留下，因为他们所使用的物品，曾经在巅峰时期传遍华夏。
但是他们的文化和精神，却随着一场大洪水被湮灭。
当然，现在通过考古发掘，现代人可以窥见到良渚文化的一角。
特别是刻符。
良渚刻符现在已经发现五六百个了，除去这个兽面神人纹之外，还有很多类似文字的表意刻符。
这也是学术界怀疑良渚已经发展出初级文字的原因。
有可能是甲骨文前身之一的原始文字。
这些符号出现在陶器的各个部位，没什么规律。
之所以在陶器上遗存下来，是因为陶这个材质比较稳定，如果在木头或者竹子遗存下来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之小了。
良渚的抽象符号特别多，而且很多都是刻在了陶器的底部。
这很难不让人想到，祖辈们在碗底上，刻上自己的姓，来表示器物归属的这个习惯。
刻上了自己的名字，那这个东西就是属于我的了。
这种习惯，甚至可以说是人类从原始部落时期就有了。
当“私人所有物”这个概念被普及后，人类就迫切的需要有一种办法，来证明这些物品是自己的。
在物品上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号，显然是最容易的一个办法。
陈翰还记得，他上大学哪会，大家冬天的时候都需要到热水房取热水。
当时整个学校几千号人，都是用暖水瓶取水，因为学校小卖部的暖水瓶长得都差不多，无非就是颜色不一样，所以经常有同学会拿错别人的暖水瓶。
为了避免互相之间拿错暖水瓶，后来大家就都会在暖水瓶的那个瓶塞上，用记号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班级。
这样就再没出现拿错的情况了。
想来，五千年前的良渚古人们，想法和现代人也不会有太多区别。
对于良渚时期的古人来说，陶器已经是家里为数不多的“日用器”了，并且还不是家家户户都能有全套的。
以前这些东西是经常会互相借来借去的，今天从你家借一个碗，明天从他家借一个壶。
这种事情甚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贫困时期，都还时常有发现呢。
那么，只要刻个字就不会搞错是从哪里借来的了。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匠师留名”。
在自己制作的器物底部刻个符号，代表这个陶器是谁制造的，这也是古人常用的一种手段。
尤其是出名的工匠，做的东西自然更受欢迎一点，就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
目前，卞家山、庙前、庄桥坟等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554件带刻符陶片、石器和玉器，符号总数达656个。
大部分都是发现于器物的底部。
这说明这些符号，首先不可能是随便乱涂的，肯定是有某种规律的，是良渚人主观意识做出的行为。
但是！
它们依旧是刻符，而不是文字！
为什么？
因为单个，或者说一两个刻符，是不够组成“文字”的概念的。
什么是文字？
不管是中文的方块字，还是西方的各种字母，都满足一个概念，那就是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句子，文章。
完整的句子，文章，才能够蕴含或者说承载信息量。
甲骨文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华夏的第一种文字。
就是因为，刻在甲骨上的甲骨文，是完整的句子。
每片甲骨上的句子，记载的都是完整的一件事情，是可以翻译出来的。
比如祭天啊，征战啊，君王去世啊，继位啊之类的。
这才是文字。
而良渚的刻符，不管是在玉器上，还是陶片上，又或者石器上，大部分都是单一的一个刻符，或者两个。
很少有两个以上的刻符。
这样的刻符，是不能形成完整的句子的。
没有完整的句子，说实话，现在的文字学家也根本没办法去翻译这些刻符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文字学家的要求并不高。
不要求你留下几十个文字组成的文章。
但是至少也得四五个字吧？
哪怕是四五个字组成的刻符，那也勉强算的上是能证明文字诞生了。
因为四五个字，按照华夏古人的写意文字传统，已经可以承载很多信息了。
比如我国的成语，大多不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
四个方块字，组成的成语，已经可以承载很多信息了。
可惜，良渚发现的刻符，大多都是单子或者二字，根本不能组成完整的句子。
这让所有考古人，都十分遗憾。
三百六十九章 原始文字？
关于良渚文字的争论，说短有十年，说长，其实已经80多年了。
良渚刻符的发现和良渚遗址的发现是同时的。
尤其是1936年发现的材料，通过科学发掘得来，是良渚文化刻划符号最早一批考古资料。
20世纪90年代前后，良渚遗址群发现了很多中小型墓地和居址，人们在出土陶器上发现了大量带有刻划符号的陶器。
后来，人们在石器上也发现了不少符号，玉器仅占3%。
良渚人的书写载体是多样的，而这些符号能和显贵大墓的墓主人联系起来的很少。
80多年来，良渚文化目前共发现
750多个刻符，340多种类型。
有单个符号，像花、鸟、龙虾、鳄鱼，还有类似咬了一口的苹果那样的符号。
有一些符号，看起来和甲骨文很像，比如“王”“土”“五”。
在卞家山遗址出土的夹砂黑陶上的符号，就和甲骨文的“五”很相似。
这些符号中，有大量重复出现的符号，与器物的结合带有明显规律性的符号。
在几十年的良渚考古中，这已经都不算什么稀奇的了。
让人震惊的事情，是今年的良渚发掘工作。
就在陈翰和孔建文他们挖大坝的时候。
良渚这轮发掘工作，捷报频传。
余杭南湖的良渚人在圈足罐上发了“一句话”，有12个“字”！
这是良渚第一次发现组成词组甚至“连词成句”的符号！
这个发现，似乎只是一个开始。
紧接着，在庄桥坟遗址，也是目前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刻划符号最多的一处遗址，之前的考古工作中，已经在这个遗址的242件器物上发现了刻符，在符号总数上占了近三分之一。
它们大部分发现于陶器上。
石器上共有7件刻有符号，刻文石钺一件。
最重要的是，这次又在庄桥坟遗址，新发现了一件刻文石钺，并且石钺的A面，也就有6个符号排成一排的“句子”，可以有多重的释读顺序。
A面，6个竖排的符号，呈“卜”和“日”（也像“甘”）的形状，两两重复，成为类似“日卜日卜日卜”的句子，像刻了一句话。
“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们是不是汉字的源头？”
这成为了所有关注良渚考古的专家学者们争议的疑问。
良渚到底有没有文字，每一代考古学家面对这些材料时，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文字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国家的起源相关，这些年我们讨论文明起源，这个问题更绕不开。
有专家在仔细观察实物后，参考原有的摹本，依据拍摄的照片，对两件石钺上的刻符重新做了摹写。
根据刻划痕迹的特征及先后关系，将杂乱叠加的刻划痕迹分层剥离、排除非符号的刻痕或“伤痕”，分辨出原本的符号单元，两件石钺各两面的刻符至少有18个！
而且有些刻符还是良渚常见的“符号”！
比如，其中一件石钺上的“卜”形符号，在庄桥坟遗址有近10例，可能是良渚时期比较常见的符号单体。
而“甘”形符号（也像“日”形），划痕不太规则，从符号本身的辨识来讲，差异也不是很大，应该是同一个符号，而同类者也见于良渚文化的刻符。
这两个“字”非常常见。
恰好，这两个“字”的意思，又太好懂了。
“卜”，这是一个贯穿了甲骨文的字，是当时的先民们，向神灵、祖宗祈祷时的仪式简称。
“日”，这是代表了时间单位的一个文字。
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似乎就是X日占卜的意思！
众所周知，甲骨文之所以会存在，本身就因为这是一种写在龟甲上的占卜的卜词！
实际上商人真正的日常文字使用和纪录的材料，比如类似史书、典籍之类的东西，是一样都没留存下来的。
如果不是甲骨文写在甲骨这种特别的载体上。
如果不是发现了甲骨，那现在学术界甚至都没办法证明商人有成熟的文字系统！
想想看吧，商人用在甲骨上的文字，已经这么成熟了，成熟到学术界一致认为，这种文字绝对不是商人一两百年就研究出来的，绝对是继承了其他原始文字然后才成熟出来的。
就这，还差一点点就在时间长河中消散了，不被任何人知道。
但凡商人没有选择甲骨，而是选择用木头作为载体进行占卜，那在后世将会什么都留不下来。
而良渚文明，就算有成熟的原始文字出现，也大概率可能留不下来的。
毕竟在新石器晚期，想来想去好像也就木头，以及良渚人已经研究出来的丝织品，可以作为写作的载体。
而恰恰这两种载体，都是非常难以保存的东西。
良渚人或许也有在木头上书写原始文字的习惯。
而在石器、玉器、陶器上雕刻这些单个字符，或许真的就是用来表示所有物的行为而已。
个别器物上的文字较多，但是考虑到那些器物的特殊性。
比如“钺”这种东西，向来是带有礼器性质的。
也许这些刻有多字的器物，则是良渚人用于祭祀的礼器。
华夏人，从远古到现在，都不会忘记祭祀祖先。
而这种习惯，是从部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商人也喜欢在器物上雕刻铭文，然后拿去祭祀先祖。
陈翰在得知了发现多字组合的器物后，特别了解了一下。
专家们在石钺B面有几处类似伤痕者，跟符号本身的笔法完全不同，可能不是符号本身的组成部分。
他们认为石器上的符号可能分别使用了刻、琢、划三种不同的技法。
这说明，良渚人在“刻字符”方面，已经很有研究了。
至少研究出了三种技法用来刻字。
这让陈翰更倾向于，良渚人可能已经诞生原始文字了。
文字不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应该是由特殊群体（社会精英）在短时期内创造的。
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可能参考了已有的符号系统或构形经验。
例如商人创造甲骨文，必然参考了更早期的原始文字。
而良渚人创造原始文字，也同样是肯定参考了更早期的刻符。
远比良渚早期的刻符，现在考古学也发现了不少！
三百七十章 颜文字算不算文字？
很可惜，虽然陈翰觉得良渚人应该是发展出原始文字了。
但是，在没有更过硬的证据发现之前，庄桥坟石钺上的刻符，包括良渚文化的其他刻符，是不是文字，还无法得出肯定性的结论。
不过，这并不妨碍这批新出土材料的重要性。
符号本身所具有的考古价值就极其重要，符号本身所隐含的意义弄清楚了，是不是文字的问题可能也就解决了。
为此，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家和研究者，还有亚述学家齐聚平湖，线上线下联动，开了一次“史前符号和早期文字学术报告会”
陈翰也参会了，和孔建文等老师同事们，坐在台下一角。
“我们在讨论或聚焦于早期文字问题的同时，应该更关注于符号和载体的关系、符号和遗迹单位的关系、符号和聚落的关系，符号和跨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浙江所古文字研究专家于宏国说道：“良渚时期，这么复杂的社会行政管理与运行、大型工程的组织与实施、高等级官营手工业体系的建立与贡赋的缴纳等等一系列国家行为的完成，没有文字类的沟通工具是否可行？”
于宏国对有朝一日发现完整的良渚文字仍有所期待。
而zj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朱雪菲，却尝试用一种听起来很脑洞的方式研究良渚的刻符。
“我们说良渚有没有文字，不应该先讨论是和否的问题，而是要先看看我们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我们对文字是怎么界定的，我们讨论的文字的概念是否统一。”
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研究方法基于传统的考古类型学。
她认为，学者专家们，完全可以“用良渚的刻划符号来解释良渚的刻划符号”。
听起来有点绕，但确实避免了一些主观的对符号意义的纯粹猜测。
她提倡，发现刻符本身的规律，根据其中的规律性建构符号的意义。
因为刻符本身的规律性是可以通过观察、分析得到的。
比如大部分符号会以高低不同的频率重复出现，不同等级遗址中的符号相似性高、系统性强。
而符号的分类标准有很多种，不同的研究者对分类标准的把握是不同的。
朱雪菲对刻符的探讨，建立在她所区分的三个层次上。
第一层次是陶器、石器、玉器三种载体的区别，因为不同载体上的符号表现，差异是很大的。
第二层次是在陶器上区分烧前刻和烧后刻。
因为烧前的刻符，大多刻在一些隐蔽的部位，具有标记的性质，而烧后的刻符，大多刻在显眼的部位，更具有传递意义的可能。
到了第三个层次，才是分析具体的符号。
最后，她总结道：“刻划符号尚未进入汉字系统，但不能排除后世汉字的造字法则，对良渚文化刻划符号的构造法则有所传承。”
“如果要在‘文字’这个标准上，谈良渚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即使它没有直接的提供文字，也可能提供了创造文字的一些逻辑法则。”
陈翰在台下频频点头。
不管良渚到底有没有直接为后世成熟的文字，也就是甲骨文做贡献。
可以肯定的是，甲骨文的诞生过程中，良渚绝对是提供了帮助的。
至少那些和甲骨文看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刻符，绝对为后来甲骨文的诞生，提供了逻辑法则的支撑。
还是那句话，甲骨文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创造甲骨文的商人，肯定参考了之前已经诞生了的原始文字。
就和李斯搞篆书，也是参考了钟鼎文，不可能真的从头开始新造文字。
从首都远道而来，北大外国语学院的西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亚述学家乔向则说道：“良渚的器物符号错综复杂，反映出早期符号体系一些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的背后可能蕴藏着鲜为人知的文化面貌。”
“简单的刻符可能是陶工的代号，比如名、姓或族，也可能代表器物种类，比如盛麦或稻米，也可能是数字，表示器物的容量。”
“贯耳壶上的四个符号或五个符号似与汉字有一定关联，首都甲骨文研究院的专家释为“方钺会失”，似有道理，但似乎也可以作其他解释。”
“黑皮陶罐上的12个符号大概率是一幅文字画，十分的写意，似乎描绘了一副众人捕猎收获的过程。”
“石钺上的六个字有可能是字母文字，重复率高是字母文字的显着特征。”
“但是，目前已知的字母都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而且中国这片土地上也不曾存在字母文字的传统，所以，这个推测过于大胆。”
“或许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这六个符号代表的文字，如果是文字的话，是音义文字，埃及的文字象形，而这六个良渚符号所代表的文字体系的符号更抽象？这只是印象驱使的不着边际的推测。”
“但不论如何，良渚符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给人一种印象：良渚可能是个多文化的交汇点。”
“或者说，是多种文字正在萌芽诞生的一个早期文字创造碰撞的阶段。”
“良渚人或许当时正在摸索如何创造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并且走出了多条路线，都在进行完善或者碰撞。”
“这是一个十分璀璨的文化进程！”
“可惜，现在的人已经难以探究当时文字创造的狂潮了，可能大部分被创造出来的文字，也都消散于历史之中了，只剩下这少数刻在器物上的刻符，经历了岁月的变迁，留存到了现在。”
良渚有没有文字，不是辩论，对“原始文字”的考古学研究，应该从材料和途径中去思考。
在良渚文化中，我们看到那么多图形符号，到底在广义上能够怎样准确地传递信息？
这样的社会功能，是在怎么样的社会阶层中实现？
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上，在释读之外，应该要先考虑和回答这些问题。
北大文博学院副教授孔沁，在笑了笑之后，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
“我们在网络上用的颜文字，算不算文字？”
三百七十一章 正朔
颜文字到底算不算文字。
这也就是个逗乐的提问而已。
但是这个提问，却给现场的专家们带来了很多思考。
原始的文字，或许也就是和颜文字一样，只能简单的表达一些“情景”，借用其来表达想要说的话。
虽然这种“字符文字”很原始，但是又不能说不是文字，因为其已经具备了文字的部分用处和重要性。
参加了这场有头无尾的讨论会，让陈翰十分感慨。
虽然，到最后也没讨论出来，良渚到底有没有文字，这不是一个一场讨论会就能讨论出结果的话题。
但是在参会的过程中，陈翰却感受到了良渚给所有考古学家们带来的魅力。
正如良渚文明的发现者施昕更先生在那个混乱年代写的《良渚考古报告》卷首语说的那样。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
“可是，我们现在的子孙，眼看到这祖先开辟遗下的国土，一天天的沦亡，我们的文化，也被敌人疯狂的摧残，这正是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头。”
“然而华夏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
随着对良渚文明了解的进一步深入，良渚文明理应回归到她在华夏历史中正常位置并成为全华夏人的骄傲。
从目前考古成果来看，良渚是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唯一的国家！
5000年前，中华大地文化多如繁星，但国家只有一个，就是良渚文明。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一些人认为，中华文明始于距今约3500年殷商时期（国家文明)。
而良渚遗址的陆续揭露，却意味着中华文明起源、国家形成于5000年前一事，正在确凿。
为什么是良渚？
良渚如何印证中华五千年文明？
大量考古发现显示，良渚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可以讨论其形态的成熟条件。
不仅精美的玉器、漆器、丝绸、象牙器、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意味着良渚的社会分工十分发达，农业和手工制造业之间存在确凿的分工。
众多墓葬资料也反映了良渚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已经是阶级社会。
包括良渚古城和水坝在内的一系列新发现，更是大大丰富了对良渚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
良渚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明确的城乡差别，良渚古城与周围广大地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体。
虽然，按照西方所谓的文明三要素，良渚还没有发现青铜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良渚绝对已具备文明的标准——国家的形态。
西方人认为进入青铜时代，才是“文明”的标准。
这只是他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没有见识过没进入青铜时代，就已经有国家形态的文明而已。
文明三要素，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说法了。
按照《全球通史》的说法，文明的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
而良渚文明无疑都符合这些特征的。
最重要的是，良渚古城由莫角山遗址、良渚古城区和外郭区等部分构成，面积达8平方公里。
而著名的苏美尔人乌尔古城面积仅0.6平方公里。
苏美尔都能是文明，城市远比苏美尔庞大十倍还要多的良渚，难道不是文明？
这点任何西方考古学者，都没办法反驳。
我们的良渚实在是太硬了。
良渚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高度。
良渚分布的环太湖地区，聚落等级清晰，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社会基本符合中国考古学对于“文明”社会的定义，形成了比一般“古国”更加成熟、可以称作“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
而且，华夏文明是良渚文明的直接延续。
从现有的证据加上一定的推理，很容易得出良渚文明是目前可追溯的最早的中华文明。
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其实来自于一句话。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出于《左传·成公十三年》，意思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在于祭祀与战争，左传是四书五经之一，是华夏民族的精神内核之一。
这是自提出后就被华夏各朝各代所接受的“公理”。
换句话说，祀与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本质或者说特征，是判断是否是中华文明正朔的主要指标。
祭天祭地从常识来说是最重要的祀，重要性应该至少不弱于其他祀加在一起。以琮璧祭天地是周礼所定的，而琮璧目前公认是良渚发明。因此，从祀的角度来说，良渚对中华文明有最大的贡献，是中华文明的正朔。
在周礼中，玉钺是军权的主要代表，而玉钺也是良渚最发达。因此，从戎的角度来说，良渚对中华文明也是有最大的贡献，是中华文明的正朔。
综上两点，几乎不可能存在另一个文化从祀与戎或者说国家的角度来说，对中华文明有更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最迟到周代良渚就已经被确立了正朔的地位，尽管周人很可能并不知道良渚文化。
严格来说，良渚文明肯定不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也不是华夏文明后来的主体文明。
或许学术界还在争议，崧泽文化是否是华夏文明的起源，还是贾湖文化，又或者是红山文化，总之肯定不会是良渚文明。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良渚文明承担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他们下承华夏早期的原始部落文明，下接“炎-黄”体系的华夏主体文明，是华夏文明发源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而“祀与戎”在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体现，就在于祭坛。
陈翰接下来，便要去良渚文明的祭坛，一探究竟。
三百七十二章 良渚和夏
社祀，或曰社祭，是夏、商、周三代相承的最主要的原始宗教礼仪之一。
举凡天子践位、分封诸侯、出征凯旋、祈年攘灾，三代王朝都要举行社祀，向土地神顶礼膜拜，祈祷献祭。
据历史文献记载，社祭作为一种礼制开始于夏代，是夏人宗教信仰的外化。
据先秦两汉文献的综合分析，夏、商、周三代的社祭，主要有以下几项特征。
一是封土筑坛以祭祀社神（土地神），如《风俗通义·祀典》：“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
《孝经纬》也说：“社者，土地之神。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
社坛一般呈方形，以五色土筑成。
《白虎通义·社稷》：“天子有大社焉，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黄土。”
社坛的规模，据《白虎通义》引古代文献说：“天子之社坛广五丈，诸侯半之“
其次是社坛露天而筑，所谓“社无屋，……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
筑坛的地点，一般选择在高处且四周有大树丛的地方，《墨子·明鬼下》：“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
《战国策·秦策三》：“应侯谓昭王曰：恒思有神丛与？“汉高诱注曰：“盖木之茂者神所凭，故古之社稷，恒依树木。”
《白虎通义·社稷》解释社坛形制特点时说：“社稷所以有树何？尊而识之，使民望见即敬之。”
其目的在于制造出一种阴森可怖、神秘威严的宗教氛围，使人对土地神产生一种肃敬、畏惧的心理，从而强化人们对社神的敬仰崇拜。
归纳一下夏王朝创制而为殷周王朝继承的三代祭祀土地神的“社“，至少必须具备如下几项特征。
封土为社，即祭坛是由泥土垒筑起来的。
社坛一般呈方形，体现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
垒筑社坛的泥土是多种颜色的。
社坛是露天的。
社坛一般筑在高地上。
社的周围有大树丛。
而在良渚文化中，自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发现多处这一时期的祭祀遗迹，都与“社祭”的概念相符。
1982年至1984年，SH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考古家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发掘出一处良渚文化晚期的大土坑中间筑有方形土台的祭祀遗迹。
1987年夏，ZJ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家在浙江余杭安溪瑶山发现了一处良渚文化时期的祭坛遗迹和12座良渚文化大墓。
而瑶山祭坛遗址的发现，是本世纪以来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
三年之后，ZJ省的考古家们又在余杭县瓶窑镇汇观山遗址发掘出一处与瑶山祭坛相类似的良渚文化祭坛和四座打破祭坛的良渚文化大墓！
这说明，良渚人的“祭祀”不但规模宏大，而且还已经制度化，专业化了，祭礼已趋规范化、程序化。
有趣的是，夏后氏“社祀＂的祭坛遗迹在传统认为是夏文化发祥地的黄河流域却不见踪影。
至今仍然没有丝毫类似“祭坛遗迹”的东西，在黄河流域发现。
而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又恰恰与三代文献记载的“夏社”形制及其文化内涵颇为相似。
良渚文化祭坛呈方形，不仅与三代社坛形制相合，而且与传统的“地方说“一致。
良渚文化祭坛用三色土精心垒筑而成、红土台、灰土围沟和黄褐土台里外三层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台面。
这与文献所载夏商周三代“封土为社“，以红色、青色、黑色、黄色土筑成的社坛大致相同。
良渚文化祭坛露天而筑，四周至今树木繁茂、绿绿葱葱，当年这一带树丛参天之景可以想见。
这与文献所说“夏社”无屋、社坛露天、周围林木丛生、百姓望而肃敬的情景相符。
瑶山祭坛筑于小山顶上，南面为广阔的平原田野，正是当年良渚文化先民种植水稻等农作物的土地。
因此，祭坛显然与先民中盛行的土地崇拜有关，是先夏时代祭祀土地神的场所。
凡此种种，表明良渚文化祭坛与三代之“社”的密切关系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一考古学上的可靠证据充分证明，夏、商、周三代“封土为社”的社祀礼典，其实就是从良渚文化祭坛发展而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有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良渚古国，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夏朝。
而大禹治水，可能是传说传来传去后的误解，大禹可能治的不是黄河，而是长江。
毕竟“黄河”这个词，诞生的年代其实并不久远，在一千年以前，黄河其实没有固定的名称，就叫河，或者大河。
而长江的名字但是就更要往后靠了，实际上长江一直都没有个整体的名称，只是各段在不同的省，有不同的叫法。
比如上游的金沙江，下游的扬子江，以及通天河、岷江、荆江，甚至黄浦江都算是长江的一部分。
那么，在五千年前的远古时期，长江更不可能有一个整体的称呼。
或许当时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一条江，也是将其称之为河。
大禹治水的远古传说，也只是说大禹治了洪水，没有特定的说是哪条河。
只是黄河一直以来都“桀骜不驯”，历朝历代都要治水，所以后来传说传着传着，就成大禹治黄河了。
当然，这只是部分学者的论调，他们认为良渚就是夏，而大禹治水治的其实是长江，所以后来夏启，就在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立国统治。
并且还修建了非常多的水利设施，这正是“大禹”一脉擅长的事情。
对于这个说法，国内很多学者也持不认同的意见，反驳声层出不穷。
最为被认可的一种说法，还是认为良渚文明要比夏更早，是良渚文明灭亡之后，良渚的后人，将“社祭”传播到了中原地区。
或者中原地区的“炎-黄部落”，吸收了良渚的部分文化，其中包括社祭文化，并且将其衍生成了“社稷”这个词的来源。
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目前还缺乏关键性，直接性的证据来证明。
不过陈翰是比较认同第二种说法的。
因为按照殷墟的发现，来反推夏存在的时间点，绝对是和良渚无法对上的，良渚灭亡的时候，夏都还没诞生。
而且史书上记载的夏，确实一直都认为是在中原地区，不可能在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
而且打败了夏的商，也确实在中原。
只能说夏可能是继承了良渚的部分文化，并且延续到了后面的商周，但是绝对不能说良渚就是夏！
三百七十三章 祭坛分节气
“这里就是瑶山祭坛？”
登上山丘，一片红色的正方形填土区域，就映入了陈翰和孔建文他们的眼前。
瑶山祭坛位于古城的东北方向，为了修筑祭坛，良渚人将山顶削平，并用垒石修出包边，搭筑出了一处长方形覆斗状土台，整体上呈正南北向。土台以下的山体也因势修出石坎，以加固边坡或修整活动平面。
土台四边分别朝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台面以红褐色土筑成，东侧挖出一条回字形沟槽，然后用灰色土将沟槽填平，使台面形成三重土色的结构。
后来，祭坛废弃后用作墓地，埋有13座高等级墓葬。
除了瑶山祭坛之外，良渚古城附近还有一个汇观山祭坛。
汇观山祭坛也与瑶山祭坛颇为相似，它位于良渚古城西北，其顶部的祭坛平面亦是利用自然山体修筑。而在祭坛顶面偏西处，也同样有一个“回”字形的灰土框。
这两个祭坛，可不一般。
不只是良渚人从事祭祀活动的祭坛，同时也是他们观测天象的观象台。
良渚所在的北半球中纬度地区一年分为四季，每到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是一年四季的分界点，对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了确认这几个时间的具体日期，良渚的人们便利用日出日落的方位，结合祭坛，分辨日期。
通过太阳日出日落的阳光照射在祭坛的不同区域，是可以分辨出二十四节气的。
当然，在良渚时代应该是没有24节气。
但是！
华夏人的24节气，制定的用处，其实就是指导农业。
而良渚的瑶山祭坛，可以通过日出日落的光线恰好分辨四季，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而是良渚人确实利用祭坛来分辨日期，指导农业耕作。
具体来说，比如冬至日的日出方向正好与两座祭坛的东南角所指方位一致，而夏至日的日出方向正好与东北角所指方位一致。
而春分、秋分日的太阳则恰好从祭坛的正东方向升起，又从祭坛的正西方向落下。
这样准确的规律显然不会是一种巧合。
通过正方形的四个角，以及中间的一条中轴线，可以通过日出日落辨别出夏至、秋分、冬至这三个关键日期。
如果想要细分的话，只要将祭坛周长平均分成24份，那就刚好可以对应24节气。
具体的使用方法，有些类似于“火星搜救”电影里男主角想要和地球交流时，通过手写字母方法沟通差不多。
火星车就是太阳，而男主角摆在地上的各种字母则是瑶山祭坛。
当太阳指到哪个方位，就代表现在是哪个节气。
简单又好用。
整个祭坛的形状，就是正方形回字结构的，看起来有点像个“回”字，整体是红色的，与旁边黄色的土差异非常明显。
祭坛中央是方形红土台，四周为灰色土围沟，最外部为砾石面，外围边长约20米。祭坛废弃后用作墓地，埋有南7座、北5座两排墓葬。
这些墓，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墓中随葬品丰富，有玉器、陶器、漆器等1050余件(组)。
石器组合，瑶山遗址出土的石器种类有钺、带盖柱形器、束腰石饰和柱形器。
玉器种类包括冠形器、带盖柱形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钺、琮、璜、圆牌、镯形器、牌饰、带钩、纺轮、鸟等，但是其中小型管、珠、锥形器等成组的饰件占很大比例。
陶器组合，在瑶山的12座墓都有陶器出土。
整个墓地共出土陶器55件。
其中，夹砂陶鼎13件。
从出土物数量，就可以看的出来，埋在瑶山的都是很高级的墓葬，陶器这种平民使用的器物较少，玉器最多，而且还有高级的冠形器。
之前就说过了，冠形器在良渚，一般是掌握神权或者王权的大贵族才能佩戴使用的。
最起码也得是个大祭司级别的人。
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更是和冠形器配套的冠冕，很有印第安人风格。
只是印第安人是在头上插羽毛，而良渚人是用高级的玉做的玉锥。
从这墓葬规格，以及葬在瑶山祭坛的贵族身份，可以判断的出来，良渚社会虽然王权、军权和神权并重但仍以神权为主。
属于“神权高于一切”的统治模式。
无所节制地将社会财富大量挥霍于非生产性的宗教祭祀设施的建设和活动上，掏空了社会机体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使社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同时掌握神权的巫师，不是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行政才能管理国家，而是靠向神致祭、同神对话秉承神的意志和个人想象来实现领导。
这算是推翻了之前学术界广泛认为的，华夏早期文明重王权和军权而排斥神权的印象。
良渚整合过的萨满宗教传统的传播力尤其引人注目。
良渚最重要的玉器琮和璧在各地广泛流行，源自良渚宗教的獠牙神面、龙形动物、神鸟和代表昆虫蜕变和羽化法力的蝉的形象在龙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被突出表现，玉器成为这些文化表达权力和等级的重要载体。
这些现象让人联想起中美洲地区在特奥提瓦坎文明衰落后，玛雅文明各城邦对这一圣地的争相模仿；以及玛雅文明衰落后新的羽蛇神信仰的广泛流行。
这些萨满式宗教元素其实也被华夏后来的文化继承，并一直沿袭到商代晚期。
华夏文明实际上和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原生文明都一样重视宗教神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信“神”，只信祖宗的说法。
当然，良渚文化的影响应该不仅限于宗教传统，石峁遗址和龙山文化尧王城遗址同样具有两重城墙环护高台的都邑布局，尧王城遗址发现与良渚类似的底部铺垫石块的筑城技术。
这些都是明显受到良渚文化影响才会出现的技术和布局。
说一句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早期国家的出现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重要实证，是“最初的华夏”，丝毫不为过。
三百七十四章 戎与钺
“哟，这斧头真不错诶。”
“什么斧头，这叫钺。”
庄云鹏搭着陈翰的肩膀，挤眉弄眼的说道。
他俩此时正站在反山王陵12号墓发掘出来的文物面前。
反山王陵，既然能被认为是王陵，当然是因为在反山的墓里，发现了很多代表王权的东西。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已经了解到了。
那戎呢？
如果说祀代表的是神权，或者说宗教信仰，那戎代表的就是王权无疑了。
戎具体来说就是钺，戊也是指钺。
钺作为王权的象征、王朝统治者军事统率权的权杖。
《司马法》曰：“夏执玄戊，殷执白戚，周左杖黄戊，右把白髦。”
殷人所执之白戚，乃戊之一种，《说文解字·戊部》：戚，戊也。
“《墨子·非攻下》也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殆之，日妖宵出，．．．…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震）。高阳乃命玄官，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有神人而鸟身，奉瑾以侍，槛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墨子》所谓“天之瑞令“，据董楚平先生考证，乃是《六韬》中所谓“天钺“，大禹征伐三苗时所握的玉质信物钺，文献明言乃天赐，
而在商、周二代，作为王权象征物的钺均是从前代王朝所承继，并由商王、周王赐给方国诸侯以为授予征伐军权的信物。
然而，大量的考古证据表明，东南史前文化圈，即长江下游的江、浙、皖、沪等地，是华夏新石器时代石钺最为流行的地区。
这里的石钺不仅在发现的数量上居全国之首，石钺的器形最为丰富，而且各种类型石钺的萌生、发展和演变序列也甚为清楚。
作为夏、商、周三代王权之象征和军事统率权之仪杖的礼仪重器玉钺和青铜钺。
从器形及其涵摄的文化、社会、政治和宗教功能上说，玉钺直接流行于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而为华夏新石器时代其他区域文化所不见。
青铜钺则是东南地区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玉、石钺的延续。
而在陈翰和庄云鹏两人眼前的这枚，来自良渚反山12号墓的玉钺王，颜色青带黄，未有使用过痕迹。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这不是一件实用器。
也说明了，在良渚文明中，钺已经不是石钺诞生时单纯的武器，而是已经成为了礼器的一部分了，专门用玉制作出来的玉钺，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
甚至可能做出来之后，一次都不会使用，只是作为王权的象征而已。
很多不太懂考古，不太懂历史的人，在去殷墟参观妇好墓的时候，对于商朝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铜钺非常不解，想着妇好一娇滴滴美女，怎么使一把大板斧？
实际上，妇好墓出土铜钺才是正确的情况，如果没有在妇好墓中发现铜钺，反而会让人对甲骨文中关于妇好征战的记载，打上一个问号。
因为，青铜钺是军权的象征，是一种身份，是传承于上古的礼器文化。
只要是出征大将，那都会收到帝王赐予的礼钺，做为统治军队的权利象征。
这种情况，一直到汉代都是如此。
不过到了汉代之后，斧钺就开始被玩坏了。
西汉末年，汉平帝给王莽加九锡。
东汉末年，汉献帝赐予曹操九锡。
所谓的“九锡”，其实就是天子等级的车马、衣服、乐器、朱户、纳陛、虎贲、弓矢、斧钺、秬鬯。
这每一种物品的背后都代表一种特权。
“斧钺”，就是象征着军权，权力。
一直到南北朝，乃至唐朝的时候，“加九锡”都是一种很高规格的君王赏赐。
但是，因为王莽开的好头，基本上“加九锡”的人，十有八九都是乱臣贼子，和“篡位”挂钩，不是在称帝，就是在称帝的路上。
所以到了李渊最后一个享受了“加九锡”待遇后，“九锡”基本上就烂了，属于是迎风臭三里。
任何一个权臣都不敢再要“加九锡”了，不然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别人我要篡位了。
所以唐代之后，斧钺基本上就消失于大众或者说史书的视线当中了。
但是实际上后代天子，在进行一些隆重的祭祀时，还是会用到斧钺的，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礼制，祖宗之法很难改。
而追根溯底，钺最早就是出现于华夏的东南地区，也是良渚第一个将其作为礼器。
当然，并不是说史前时代除了东南地区，其他地区就不用斧子了。
说白了，钺这玩意长得和斧子差不多，用法和斧子也差不多。
实际上全球各地的新石器时期，都有出土石斧这种东西。
但是，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文字魅力”了。
单纯用来当做工具的，被频繁使用的，只能叫做斧，这是普通百姓伐树砍人用的。
带有特别含义，不只是当做工具，同时还有象征意义的斧子，就被叫做钺了。
两者的区别，一是材质上的区别，二就是看磨损度。
一个被高强度使用，充满了磨损痕迹的斧头，那绝对不会是钺，只是工具斧。
只有没有磨损痕迹，或者说磨损痕迹很少，并且做工精良特别的斧头，才是钺。
比如反山12号墓的这个玉钺王，完全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显然就是专门用来当象征的物品。
这就和铜鼎和陶鼎之间的区别一样。
陶鼎是平民用的东西，随处可见，平民甚至奴隶陪葬坑里都能够出土，只是一件没有丝毫特别意义的实用器。
而铜鼎，材质一换，做工一精美起来，立马意义就不一样了，成为了只有诸侯和卿大夫才可以使用的专属用器，既兼顾实用性，同时也带有礼器性质。
家庭情况比较拮据的贵族，可能铸造了铜鼎之后，平常也日用，死后就当做陪葬礼器。
而家庭情况比较良好，简单的说就是矿多的土豪，比较注重这方面，平常日常用一套鼎簋，等死了之后，会专门铸造一套全新的，未使用过的铜簋陪葬。
所以在东西周考古中，经常会出现有的墓里出土的礼器是全新的，有的墓里出土的礼器却是器低漆黑，明显使用过。
内里并没有啥深层次的含义，单纯就是墓主人有的有钱，有的穷了点而已。
新的一月，休息一天
休息一天，爱你们
三百七十五章 中初鸣遗址群
半个月后，炎炎夏日之下。
在良渚开了好几场会，又听了不少报告会，参观了瑶山祭坛后，社科院考古所这支考古队，很快就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发掘一处疑似是良渚文化制玉作坊的遗址。
中初鸣遗址群。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发现的遗址。
中初鸣遗址群位于浙江湖州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
西南距良渚遗址群约18公里。该地区地势较低，水网发达，毗邻现在的东苕溪和京杭大运河，水路交通十分便利。
据1932年《德清县新志》卷二记载：“中初鸣、下初鸣、桑育、高桥，地中时掘有杂角古玉及圈环步坠等物，质坚，色多红黄，时人谓之西土汉玉，佳者极珍贵”。
20世纪90年代，当地开挖鱼塘出土了大量玉料，并不时有盗掘现象。
这早就引发了当地文保部门的注意，很早就已经将这片遗址群，定位重要考古遗址了。
只是，整个浙江，需要长期考古的各种遗址太多了，多到其实根本没工夫去一个遗址一个遗址的及时发掘。
直到2010年，遗址群南部的杨墩遗址被公布为德清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浙江考古所，才准备要对这片中初鸣遗址进行考古，将其纳入了远景考古计划之中。
然后，又是十来年过去了，直到社科院考古所的人都来了，中初鸣遗址这才终于等到了发掘的机会。
孔建文带着手下的考古人们，来到这中初鸣遗址群的位置，对这一区域进行了调查、勘探。
既然是遗址群，那当然指的不是单个遗址了。
整片遗址群，包括了木鱼桥、保安桥、王家里、田板埭、鲁家坝等等多处遗址。
不过中初鸣遗址群因当地开挖池塘、建设农庄，大部分区域遭到破坏，保存较差。
仅北部保安桥、王家里遗址，中部田板埭遗址及南部鲁家坝遗址等保存较好。
带着所有人，大家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勘探工作。
而经过一段时间考古调查、勘探后，社科院考古所在本遗址群，共发现和确认良渚文化时期的人工营建土台23处。
基本可以明确，该区域存在一处良渚文化时期的大规模制玉作坊遗址群，可统称为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根据现存情况自北向南将遗址群分为A、B、C、D四区。
其中A区包括保安桥、王家里、小桥头等遗址，共发现人工营建土台11处，面积为200～1200平方米。
B区包括田板埭等遗址，共发现人工营建土台10处，面积为100～1000平方米。
C区包括木鱼桥遗址等，因开挖池塘等原因破坏严重，仅发现人工营建土台1处，其余仅见零星文化层。
D区包括鲁家坝等遗址，共发现人工营建土台2处，不过因为时间有限，该区域勘探工作尚未完成。
为什么尚未完成？
因为在勘探到一半后，就已经基本确定这是一片大型制玉作坊了，那必然是要选择几个遗址进行试挖掘的。
之前说过。
良渚遗址出土了各种精美的玉质器物，代表了同时代玉器文化的巅峰。
所有参与过良渚考古工作的考古学者们，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良渚的玉文化非常优秀，更不会有人认为这些玉器是外来物品，必然是良渚人自己制作的。
但是在坚定无疑的同时，因为一直没有发现大型的制玉作坊，也终究是缺乏了那么一点点的关键证据，证明这些玉器是良渚人自己做的。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中初鸣遗址群的确定，同时还确定了良渚玉文化，玉器制作工艺是来自自己的。
既然如此，那必然是要进行正式发掘的。
孔建文和李教授简单讨论了一下后，就决定率先发掘保存情况较好的A区保安桥遗址。
因为这里有很多营建的土台，而且保存情况是四区里最好的一个区。
保安桥遗址位于中初鸣遗址群的北部。
根据前期勘探出来的遗址规模，孔建文打算在这里布设5米×10米的探方22个！
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团队，一共也才来了12个人，靠自己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还好，浙江作为江南大省，说一句遍地是人毫不为过。
只是稍微借助了一下当地县的文保部门力量，第二天就召集来了一百多位乡下的乡亲们，帮忙进行发掘工作。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按照用白线画出来的5米×10米的坑，将里面的填土一米一米的往下挖出来。
就是干挖坑的活而已。
一百多位四五十岁的大爷大妈，干劲十足的拿着一天100的薪资，活干的那叫一个漂亮。
又是一两个月过去，近11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很快就发现和清理出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土台、红烧土堆积、灰坑、灰沟、水井、墓葬等，并发现有商周、宋、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
从地层堆积来看，保安桥遗址的底层，比良渚古城大坝那边的底层丰富的多，能够分出12层来。
第1、2层为近现代层，第3层是明清层，第4A、B以及第5层、第6层A、B层都为宋代土层，只是具体活动时期不同。
光是一个宋代层，可以分出五层来，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在宋代的时候，保安桥遗址所在的位置，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人流量密集，且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
并且出土了大量宋代早期陶片、瓷片、砖块，少量晚期瓷片、瓦片、砖块。
想来也是，还是那句话，良渚遗址群分布的区域，实在是离着南宋都城太近了。
完全可以预见的到，这片地方的土层底下，宋代土层是最丰富，也最厚的。
毕竟南宋的杭州地区，是最最重要的华夏中心，堪比古之长安，人口稠密，且汇聚了来自天南地北的货物。
宋代虽然一直被网友们说是弱宋，是软膝盖。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宋代虽然在对外战争方面很拉，但是内部承平多年，经济发展的非常好，民生也做的很不错，算的上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富庶时期了。
不管是对百官还是对百姓来说，都是一段日子过的比较舒服的时代。
三百七十六章 这不符合制度啊！
丰富的宋代地质层再往下，就直接来到了商周时期的地层了。
商周时期的地层呈西高东低趋势分布于探方东部，出土少量陶片，其中有硬纹陶片，可辨器形有碗、钵，较为寒酸了一点点。
可以看得出来，商周时期，中初鸣遗址群应该是曾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但是并没有成为什么人烟稠密的地区。
想一想，当时这里是吴越之地，在商周人的印象中，是一块蛮夷之地，生活的都是一群覆面纹身的野蛮人，没啥人烟才是正常的情况。
直到最下层，也就是现在停留的土层，便是良渚文化时期的地层，不但同样呈西高东低趋势分布于探方东部。
而且出土较多陶片，以泥质灰陶、夹砂红陶为主，可辨器形有鱼鳍形鼎足、“T”形鼎足、圈足盘、豆、鬶、器盖等，物品十分的丰富。
甚至在本层之下，还叠压了遗迹H1、H2，也就是还压了两个灰坑。
灰坑是考古发掘中常见的遗迹。因坑中填满灰色土壤，故称灰坑。
灰坑是由于古代人们利用废弃的窖穴、水井或建筑取土后的凹坑倾倒垃圾，垃圾中土壤变成灰色而形成的。灰坑中的土一般较文化层的土松软、色深，包含物更为丰富。
根据坑的形状、特征和遗物可以判定灰坑的性质和时代，是研究古代人们经济生活的重要资料。
而在这层之下，再往下的土层就是生土了，没有任何考古意义了。
也不能说没有意义，可能再往下挖能挖到百万年前的土层，也许会有化石，但是显然这不是这次考古项目要找的东西。
所以22个探方，最终都停留在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地层。
而在挖到良渚文化层之后，1100平方的发掘面积里，揭露出了良渚文化时期土台1处，土台顶部发现墓葬4座、灰坑1个、红烧土堆积1处，土台外围发现和清理水井2座、灰坑18个、灰沟3条。
是的，还发现了墓葬！
废弃堆积中出土了大量与制玉有关的边角玉料、玉器半成品、残件以及砺石、磨石、钻具和刻划工具等，基本是可以确定，这是一处玉器制作工坊。
但是在工坊附近，还发现了墓葬，这就为考古工作带来了不少困惑。
怎么会有人埋在这附近呢？
用现代来打个比方，就像是有人专门死后把自己埋在了工厂里，或者说工厂旁边，这是啥情况啊？
对这个玉作坊爱得深沉？死也要陪在一起？
这几座墓大多都为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直壁，平底。
其中，M1号墓长2.07、宽在0.64～0.71米左右、深度只有0.06米。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良渚时期，这个墓是浅浅的挖了一层，大概可能十来厘米深吧，最深不可能超过20厘米，然后就将人埋进去了。
随着时间过去，地质变化，才显得深度只剩下6厘米了。
这倒是解除了孔建文等人的一些疑惑。
至少从M1号墓来看，被埋在玉作坊附近的人，估计是几个倒霉蛋，因为啥事情死在了玉作坊，并且地位很低，也许就是很普通的平民，甚至奴隶阶级，所以就被直接就地掩埋了。
属于是死在那里，就直接埋在哪里，不多停留。
看起来良渚人对防疫方面还是有点经验的，知道不能让死人在身边待太久，免得被尸体上的某些传染性的东西给感染咯。
当然，这么浅的“墓坑”，肯定也是没有葬具痕迹的，几厘米深也很难放个棺材。
实际上别说葬具了，在坑里连遗骨都找不到了，一点骨骼残留都没有。
能够留下来的，只有一些随葬品。
是的，当随葬品被发现后，又不免让陈翰疑惑了起来！
因为随葬品还挺丰富的。
在长两米，宽才70厘米的墓坑里，出土了13件随葬品。
其中玉器10件，分别为镯1件、锥形器5件、半圆形饰1件、管2件、玉料1件，其中3件玉锥形器成组出于头部。
陶器3件，分别为罐、圈足盘、鼎，陶器保存较差。
3件玉锥形器成组出于头部，这是什么概念？
这说明，这位葬在这里的良渚人，至少是能够戴“冠”的级别啊！
虽然没有发现玉冠，但是也许他曾经是戴着竹子或者木头又或者丝织品制作的冠下葬的。
后来因为时间的流逝，有机物都腐烂到与泥土完全混合在一起了，只剩下无法分解的玉锥形器还在头部。
这才出现了这么个情况，有玉锥形器出现，却没有玉冠。
按照目前的良渚墓葬发掘情况来看。
玉冠不是人人都能戴的。
至少也得是王族，以及掌握了神权的重要祭司才可以戴。
一般出土于良渚古城最内城的反山王陵，或者紧挨着内层的姜家山墓地，以及在良渚重要祭坛附近埋葬的疑似神权代表。
只有这些人，才能佩戴疑似玉冠的东西。
但是！
这不代表良渚人的“冠”，只有玉这一种材质。
等级、阶级。
这是人类社会萌芽阶段，最早诞生出来的事物。
具体到后世的各种官职，以及各种官职对应的官服、官印，就是一种等级的区分。
低级官用铜、石做印，中级官用银，高级诸侯用金，皇帝用玉。
在良渚古国体系中，“冠冕”应该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器物，并且有等级区分的。
高级的统治阶级，可以戴玉做的冠，在冠上面在插一大堆的玉锥形器当做配饰。
嗯，看起来就和印第安人在头上插羽毛的样子，总之就是搞得和刺猬一样，展现权利。
而低级一点的贵族，或许是不能用玉，但是能用其他更低一级的东西做冠。
而这种更低一级的东西，可能很难保存下来，就算不是丝织品，也有可能是竹子或者木头做的冠。
当然，能够佩戴这种等级的“冠冕”，肯定也不是普通人，最起码也得是个贵族的。
但是，在这个玉器作坊里，随便匆匆掩埋，连葬具都没有，几乎和平民一个待遇的M1号墓主人，怎么就能拥有这么多玉质的陪葬品，再加上疑似“冠冕”的东西呢？
这不符合制度啊！
三百七十七章 大结局
又经过了大半年的良渚新一阶段发掘工作，来自天南海北多达十多家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再次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研究。
根据考古遗址分子人类学研究，终于检测确定，良渚y染色体单倍群均为o1类型。
什么是o1类型？
简单的说，在整个汉族中，大约有6.91%的人都拥有这种基因，南方汉人中o1占比更是达到了15.34%，按照绝对人数来计算，至少有9000多万汉人属于o1类型。
当然，有人会说了，华夏十几亿人口，只有九千多万人携带o1类型，似乎这点人并不算是“大多数”啊！
但是实际上“华夏”或者说华夏人，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民族。
哪怕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乃至更早的夏商周时期，华夏先民们也一直在征服、融入外来基因。
远的羌人、鬼方，更近一点的戎狄、中山、淮夷、楚越人，更近一点的胡人、匈奴人……
哪怕到了明清时期，西南方也一直都有少数民族的土司融入华夏这个大集体。
“华夏人”的定义从来都不是以基因、血脉、人种来算的。
只是后来出了个秦始皇，再次将华夏一统了，不然如此延续到现代，那大家也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互相之间都不承认是一个民族。
一个拥有都城、水利设施、祭坛、外城、农耕文化、漕运系统的古代方国，怎么能说不是文明呢？
就因为暂时没有发现成系统的文字？
而且“没有文字”这个说法，也暂时不能下定论，只能说是现在还没发现而已！
良渚太大了！
良渚，这是一个华夏文明伟大历史上最重要的遗址，也是华夏文明溯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在很久之前浙江上海地区的o1与南方o1就不是一个人群！
或者说，在良渚故地这一片，六千年前有那么一群o1基因型的古人，建立了一个叫做良渚的王国。
良渚故地的o1型基因人群，在秦汉时期浙江上海地区的人群被打包融入了汉人。
比如现在尚在的如高山族、布衣族、壮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上也一直抗拒着融入汉族文明，最终延续到了现代，也并非华夏的主体文明。
这就和西班牙与葡萄牙，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而南方人群则向南逃向东南亚、太平洋，或者形成了自己的民族。
虽然良渚还没有发现文字，但是没有人会怀疑良渚不是一个早期的文明、方国！
因为，良渚综合的文明层次，真的一点都不低！
所以良渚人确实是汉人，这点几乎毋庸置疑。
陈翰，也只是前后数代投身良渚遗址考古研究中的其中一个考古人而已。
良渚时期的先民们，他们虽然国家、文明可能因为某个大灾难毁灭了，但是他们的后代并没有就此断绝，反而在华夏东南地区一直繁衍生息着，成为了“江南地区”的主体人民。
…
在这片占地几万平方公里，甚至可能更大，更广袤的土地上，华夏考古工作者们哪怕是研究了几十年，但是也仅仅只是起了个头而已。
只是，这些民族现在已不存在，所有后人全部融入了汉族之中，可以说他们已经完全成为了汉人的一部分。
当然，并不是基因里带有o1型的，那就全都是良渚人了。
哪怕占据华夏基因最多的o3类型，目前也只有大约6亿人，但是难道说华夏剩下的6亿人，就被开除华夏国籍了吗？
而且，华夏南方的苗瑶o3占比达到51.41%，独龙族更是100%，南岛人o3有26.31%，难道这些少数民族，血脉就比汉族更加正统，他们才是最纯正的华夏人？
当然不是。
这些人根据上面的结论基本上可以确定为良渚人的直系后人。
这个研究一出来，可以说是让国内乃至亚洲学术界都一片哗然！
良渚文明从文化到基因上，都被确认了，是华夏主体文明的源头之一，是毋庸置疑的华夏祖脉！
这个发现无疑是十分鼓舞华夏人的！
因为华夏人的文明史，将会被确凿的延伸到了六千年前！
实际上基因这玩意很复杂，并且人类几万年前进行过大规模的迁移。
良渚的o1型人群，是现代华夏人的祖脉之一，是文化源头，但是其他南方o1型人群，却不是华夏文明、文化的源头，甚至不能算是主体文化。
基因上，或许大家是亲戚，但是在文化上，在对族群的认同上，大家是没有丝毫相同的。
良渚遗址的完整性、年代、规模、内涵放在当时都是能排上号的，与苏美尔乌鲁克、乌尔古城、埃利都古城以及古埃及底比斯、孟菲斯相比都不遑多让。
文明、文化、发展互相之间都没有任何联系！
打个比方，在福建、两广地区，乃至更南方的越南、东南亚地区，也有不少现代人基因中带有o1型，但是这能说明他们也是良渚人吗？
事实上，以陈翰为首的研究员们，根据o1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性，已经基本确定浙江、魔都地区的o1人群，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该处人群可能没有被替代过！
也就是说这一地区人群可能就是良渚后人。
毕竟你不能指望五六千年前，赶路全靠走的时代，能够有一个统治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出现吧？
这就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们，他们的基因型也许都是一样的，互相之间也联姻，但是他们却是不同的国家。
这些民族和良渚人并非一个人群。
而生活在其他地方的o1型基因的人，依旧过着各自独立的生活。
关于良渚，还有太多太多可以探究的东西，也还有太多太多秘密，等着一代又一代华夏考古人前仆后继的研究。
良渚还是这些5000年古城中其中规模最大的，拥有最完善水利系统的，最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的。
根据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人群就是曾经百越中的於越与扬越。
也许他比别人多了一点点天赋，也比别人多了一点来自神秘系统的帮助。
但是考古这件事，从来没有捷径可以走，每个考古人都需要一丝不苟，一点一点以筛土一般的过程，一寸又一寸的发掘良渚！
对陈翰来说，他的考古之路，才刚刚开始而已。
在未来，还有太多太多华夏文明的秘密，等着他来发现、研究、探寻！
华夏文明的考古之旅，也将会是一场蔓延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人类文明寻源之旅！
全书完。
顾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