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六百九十五章珍宝无疑
晋献侯的儿子晋穆侯，也多次跟随周王或奉周王之命征战，自然也有着各种功绩。
这样他也就顺理成章的，制作很多青铜器用来陪葬，也是彰显他的地位、功绩。
我国兔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兔子有多子多孙、健康长寿的美好寓意。
古人常将兔的形象融入生活中，希望为自己带来福气。
这种具有美好寓意的器物，不管是什么时代，都会受人追捧。
陈文哲现在看到的这两只，都是曹庆春在香江买到的。
他是在去香江旅游的时候，凑巧在一古玩店不期而遇的。
虽然兔尊已无秀色可鉴，但其肥圆的臀部上已出现一个赫红色的锈点。
他就从这一点，简单的左证出其是西周器，认为很可能是西山那边的古墓之中流失的珍宝无疑。
喜出望外之余，他花费重金购买了它们。
这件青铜兔尊长33厘米，高11厘米，通体摩挲成黄、红色，鲜艳亮丽。
兔作匍匐状，仿佛人用手指一按，这兔就能随之一跃。
兔背部有喇叭形口，可惜兔盖不幸丢失。
兔尊腹部中空，下有矮足，腹部两侧各有三周同心圆纹饰，且圆纹由里向外为圆涡纹。
这只兔尊形象活泼天真，将兔子灵动机警的特点生动地表现出来。
特别有趣的是，兔尊器内粘有树叶状物。
通过化验证实，残留物与酒有关，因此专家们断定，兔尊应该是酒器。
虽然青铜器尊中罕见兔尊的原因尚待探究，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那就是兔象征着机智、欢乐、活力、生机盎然。
瞧，这件兔尊跃跃欲试的形象，仿佛表达着它对兔年蒸蒸日上的美好展望！
相比那件体型狭小的玉兔，这件青铜器显然做的更加用心。
它造型生动，形态传神。
兔作匍匐状，前肢点地，后腿弯曲，犹如跳跃前之一瞬间。
两耳并拢，兔腹中空，与背上突起的喇叭形相通。
足下有一低矮的长方形底座，背上开有圆角长方形口，并覆以与兔身浑然一体的盖，盖上有扁圆形钮。
兔身两侧依次饰圆形的火纹、四目相同的雷纹和勾连雷纹。
以兔作为尊的器形，在青铜器中更是少见。
之前，也就是在1992年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了两件，形制、纹饰均相同，唯一大一小。
“这么可爱的兔兔，肯定要多制作几件啊！”
原来陈文哲见过牛尊，虎尊，还真没想过兔尊。
既然遇到了，那么这也肯定是他们一念堂的一款主打产品。
看着手中的青铜兔尊，整个成体系的传统青铜器的制作过程，浮现在他眼前。
仔细查看，好像也不是特别麻烦。
毕竟陈文哲现在会的技艺实在是太多了，触类旁通，或者直接拿来用，都是可以的。
制作青铜器，其实不是太难，比如先用特制的泥巴，做成待铸青铜器的实心泥模。
接着在泥模上分块翻制外范，之后修整外范，并加刻详细的花纹，把小块外筑拼接成大块。
接下来，就是装逼时刻，也就是在青铜器预定位置制作相应铭文。
做完这一期，就需要修整泥膜。
也就是在泥模上刮去一层厚度，这层空隙就是待铸青铜器的厚度。
这些都做好了，就需要制作浇口和冒口后的剖视模范。
做好了泥范，就要开始烧制泥范。
这时用约600度的温度焙烧成陶质，对合成整体范预热并灌注铜液。
做完这一步，就需要打碎泥范，取出青铜器。
这么一看，也就是青铜器的铜料配方，再就是泥范的制作。
这些对于陈文哲来说，反而是最简单的。
当然，制作古代的青铜器，自然是少不了失蜡法。
失蜡法其实更简单，先把泥质范料塑出熏炉内范，使之阴干。
再就是内范内贴蜡片，片凋空、刻花。
用蜡料塑出蟠龙和口衔的蜡柱，制蜡质浇口，排气通道，并焊接成整组蜡模。
范料稀释成泥浆，反复涂于蜡模之外形成能承受浇铸铜液所需的厚度。
阴干后，取较干的范料包覆于泥浆层外，再阴干成整体的泥范。
口杯朝下，烘焙范料，蜡料熔化流出，焙至摄氏600-850度成陶范。
注青铜液前将陶范，预热至烧结的温度。
铜凝固冷却后，脱除内、外范，割除浇口。
形状复杂的完整熏炉，加以适当抛光。
这么分解开来，是不是很简单？
其实，制作青铜器，最好的工艺还是现代。
现代彷古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也是属于失蜡浇铸。
失蜡浇铸属于精密浇铸的一种，顾名思义是工艺要求较高。
它和大部分顾客想象中的工艺方法大不一样，有些顾客会错误的想：“浇铸不就是做一个模子，倒一个出来一个，非常简单。”其实并不如此。
失蜡浇铸的工艺过程，要是不是内行人，还真不简单。
当然，任何工艺，不管有多么简单，不是内行人，都没法做出来，更不要说做的好。
但是，对于内行人来说，也有一定难度的技术，就真的有难度了。
失蜡法的第一步是先制作蜡型。每做一个青铜器都必须先做蜡型。
也就是说，蜡型是什么样，青铜器就是什么样。
制作蜡型分为四部，先是塑形，即用蜡先凋出第一个蜡型；
其次就是给凋出的第一个蜡型做模具，模具由石膏或硅橡胶制成。
目的是为了能减少每次都要塑性，因为通过模具就能做出和第一个蜡型一模一样的很多蜡型；
接着就是通过模具压型，即将蜡溶化后通过压力设备将蜡压入作好的模具中，使其成型；
压出的蜡型需要修饰，因此就要精修蜡型。
即修型人员运用专用工具，一笔一笔对蜡型修饰。
精修蜡型质量的好坏，是影响质量因素的重要一环；
最后就是组型，即将精修好的蜡型组合到一起，这是为了便于浇铸。
第二步，结壳，脱蜡，焙烧浇铸，组好的蜡型，先必须挂沙，结壳。
将组好的蜡型，沾入事先配好的胶体溶液中，随后再将耐火石英沙由细到粗，一遍一遍，一层一层涂挂在蜡型上。
这样就使蜡型壁的内外结壳，这样蜡型就被石英沙层裹在了中间。
第一千六百九十六章奇怪青铜器
接着就是脱蜡，即将结壳好的模壳放入热水中。
因为蜡受热会融化，而且比水轻，就会从模壳中涌出并浮出水面，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空腔。
最后就是将空腔的模壳，放入焙烧炉中。
升温至800度焙烧，再将已溶化的青铜液，灌入焙烧好的模壳中成型。
第三步，清壳、打磨及作旧。
清壳就是将已灌注成型模壳外部，及内部的石英沙层除去。
再利用机器设备，对清壳后的产品稍做打磨。
最后对产品进行表面处理，这个是使用的化学反应，配方一般都是保密的。
这一道工序之中，化学反应和配方越好，达到的效果就越是理想。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做旧，而作旧也是制作中及其重要的一个工序。
现今出土的青铜器，因为经历了几千年的化学反应，其表面出现一层青绿色的锈。
而今要在短短四五天的时间内产生绿锈，这就需要通过现代的化学反应，加速铜的自然腐蚀。
一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高仿品，仅锈色一道关就要制作长达近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
冶铸时的比例，及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器物的锈色，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水锈，黑漆古，绿漆古，红锈等等。
要想达到逼真的效果，就需要经过多次处理，并且要随时调节环境的酸碱度和干湿度。
由于经过作旧后所产生的锈色，是铜的自然化学反应，所以即使是同一种产品，其锈色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这就使得仿古青铜器更具收藏价值。
当然，这也属于官仿，而且仿制的都是高手，这才有一定的价值。
比如之前曹庆春带回来的两件现代高仿的凤鸟尊，如果不是官仿，如果不是最顶级的工艺，他怎么可能带到陈文哲这里来？
这一次曹庆春带来的这些青铜器，每一件都是精品，陈文哲自然不会亏待他。
所以，陈文哲直接让李金鲤带曹庆春去转账，而且一次就是五千万，而这还是因为之前就已经帮着曹庆春垫付了五千万。
没办法，不说其他，就是只是那件西周石蛙，陈文哲怎么也要给曹庆春三千万吧？
十几年前就拍卖到了两千八百万，如果不是古玩市场最近一些年不景气，给他六千万的价格都不高。
其他的几只一千万的东西不少，像是吊人铜矛、兔尊，每一件的价值都超过一千万。
就算是那两件复制的凤鸟尊，就算是现代仿品，只是看仿制的技术，每一件价值五六十万还是正常的。
所以，给一亿一点都不多。
当然，相对于曹庆春来说，这就太多了。
因为他这次带来的东西，很多都算是他捡漏弄来的。
像是那件西周石蛙，还有两件兔尊，总共也不过花费了他不到三千万。
其他东西全都算上，也没超过五千万。
而这个钱还是陈文哲帮着垫付的，要不然他根本就没有钱收这些东西。
但是，曹庆春还真就应该赚这个钱。
因为这一次曹庆春不是做的中介，而是做了二道贩子。
如果不是用了陈文哲的资金和名头，他这一次带来的文物，卖个一亿五千万都算少的。
所以，陈文哲给出一亿的现金，算是不多不少。
“你不要推辞，我们兄弟两个，每人都最少赚了五千万。”
带着曹庆春来到了城隍庙古玩城的银行，转完了账，两个人来到了古玩城。
“一次赚五千万，还是太多了，我毕竟用了你的名头！”
曹庆春还是有点不安，毕竟这一次赚的实在是太多。
“你用心了啊，这是你该得的，再说，我也没吃亏。”
陈文哲直接摇头，他要不支付相应的金钱，就算是好朋友，又能够帮他多长时间？
他们都已经毕业好几年了，都需要买房买车，所以一定要亲兄弟明算账。
再说，要光想着占便宜，那么曹庆春以后还会像现在这么用心吗？
也许刚开始可以，但是时间长了，总会生怨的。
跟着曹庆春，很快来到了一家古玩摊位，因为这家摊位上，有一件很奇怪的青铜器。
这位摊主也算是懂行的，他知道曹庆春是为陈文哲收集古董，所以就没有答应直接卖给曹庆春，想要让他引荐。
一件奇怪的青铜器，好似是真品，这样的东西，曹庆春自然不会放过。
这不，趁着转账的功夫，就把陈文哲带了过来。
几个人寒暄了几句，周围就围满了人。
陈文哲细看摊位上的东西，青铜器不少，可绝大部分不是没法看的破烂，就是一眼假。
当那位摊主拿出一件东西之后，陈文哲才认真起来。
这件青铜器还真是非常奇特，虽然像鼎一样有四个脚，但是在一侧还突出来一个动物头颅。
文物的主体也相当奇特，如同四个杯子镶嵌到一个盒子上面。
最为奇特的是，在盒子中央有一个大孔。
所以这件物件总共有五个孔洞，如此奇特的青铜器，陈文哲还真是从来没有见过。
不过，这东西他好像听说过。
“这是一件臆造品吧？四不像啊！”
陈文哲还没说话，旁边的一些过来看热闹的摊主，已经开始议论了。
“没看一念堂的陈文哲在鉴定吗？如果是臆造品，他早就走了。”
“这是真品？但这东西是干什么的？”
“我们要是知道，哪里还用摆摊？”
陈文哲没有管周围的人，他只是知道，现在以他的名气，想要捡漏已经很难了。
就说这古玩城，有谁是不认识他的？
就连曹庆春过来，不管买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出个低价捡漏。
“这东西你打算卖多少钱？”只是看了几眼，陈文哲就开口道。
摊主一愣，接着道：“我虽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我确定这是古代青铜器，加上器型这么特殊，应该十分少见，所以价格肯定不低，怎么也要一千万。”
“一千万？”陈文哲笑了，这件青铜器无价，就算是出一千万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青铜器他没有价格，不是说它是无价之宝，只是因为这种器型的青铜器十分少见，出土的也很少。
很少，但不是没有。
第一千六百九十七章四足调色器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其悠久的时间线。
距离我们今天最为悠久的几个超级大国，便是夏商周了。
其实关于这三个王朝是否存在到今天，依然没有确切定论，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周朝作为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超级大王朝，立国达791年，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
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西周灭亡后平王东迁定都成周。
如此悠久的王朝，关于它所出土的任何物件，都带着一种独特的历史味道。
这件奇特的青铜器就是其中之一，甚至有专家戏称其为古代调色器。
不过，能够一口叫价一千万，如果说什么都不了解，陈文哲是不信的。
要知道，在国内青铜器的价格其实并不算高，特别是一些没有铭文的青铜器，价格更低。
看了一眼摊主，陈文哲确定，这位摊主十分自信。
这就说明，他很可能知道这件青铜器是什么。
最少，他对于这件青铜器的价值，十分清楚。
这也许就是因为还有其他青铜器，因为只有知道出处，才能确定青铜器的规格，规格高的大墓，主人身份肯定高，这样陪葬的物品价值也会很高。
看着这件青铜器，应该是出自西周，而西周时期最近这几十年出土的青铜器，扎堆的没有多少。
符合这件青铜器风格的大墓，好像是在岐山那边！
凤鸣岐山的故事，想来大家都有听过。
相传在周朝时期，凤凰因为感念周文王的仁德，当周文王在岐山巡游的时候，凤凰也来到岐山。
它的叫声被随行的人们所听到，于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吉兆。
故而岐山也被当作周朝的起源之地，西周也有“西岐”的说法。
如今岐山所在之地便是岐山县，这片土地更是公认的华夏民族的发祥之地，此地经常发现西周古墓。
“水滴尚能石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时间毁灭不了的东西，古墓也是如此。
西周毕竟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年代，古墓能保存的现代已经极为罕见。
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掘出来的西周古墓。
这座古墓保存非常完整，专家在墓室中没有发现被盗的迹象。
墓室整体大概保存了下葬时的情形，为专家考古研究提供了许多线索。
考古挖掘十分顺利，陆陆续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
但在诸多文物中，专家却没有找到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件。
随着文物的一件件出土，终于一件文物引起了专家的关注，这件文物就是“四足调色器”。
调色器是现代名词，许多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知道。
主要是这件青铜非常奇特，像鼎一样有四个脚，在一侧还突出来一个动物头颅。
文物的主体也相当奇特，如同四个杯子镶嵌到一个盒子上面，在盒子中央有一个大孔。
所以这件物件总共有五个孔洞。
如此奇特的青铜器，就连专家也是头回遇见，一时间大家猜测纷纷。
毕竟年代久远，历史古籍也没有太多线索。
在考古工作挖掘完成之后，这件青铜器被送到了西陕省的历史博物馆，成为了当时的镇馆之宝。
博物馆组织了许多当地有名专家，对这件文物进行研究。
商讨了许久之后，给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这件文物或许是在是古代画师，用于调颜料用的“调色器”。
比如这些个孔，都可以放一些颜料进去。
在中间最大的孔洞中加水，将四周颜料放进去后，用一个棒子将其搅拌均匀，以此作画。
最后，猜测仅是猜测，没有定论。
文物被命名为“四足调色器”充满现代气息，却是实打实的古老物件。
如今，那一件仍然在西陕省历史博物馆，而眼前这一件，很明显跟那一件相同。
此时也可以看出来，博学多才是多么的重要。
这东西陈文哲一眼就认出来了，而周围围着那么多古玩行内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认出来。
“一千万倒是没问题，可我不单独买这一件！”
陈文哲看着手中的青铜器，试探的道。
不管它在古代有什么作用，在现代他就是一件普通的古董。
而它不普通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件东西出自岐山，而且出土时间应该很早了。
这位摊主在这里摆摊的时间不短了，这件调色盘也肯定不止是他看过。
既然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个东西，那么他是怎么保下来的？
陈文哲能够看到这东西是一件传世之物，其他人也能看出来。
但是，就算是传世的青铜器，国家管制的也很紧。
“我还有一件，你可以看看，这是一只簋！”
说着，这位摊主掀开了他摊位后面的一只木箱子，露出里面的一只簋。
这东西陈文哲眼馋了很久，甚至还被迫捐赠了几件，他怎么可能认错。
纯正的黑漆古，保养的很不错，这是一只传世器物，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留下档案。
“你放心，来历清楚，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保下他们，我们家死了十几口人，所以九十年代之后，有很多人劝我们家捐出来，但是我们就算是卖给外国人，也不会捐给国内的一些无耻之辈！”
看着咬牙切齿的老板，陈文哲不想多说什么。
这话里的信息量很大，但是事情很普通，因为在六七十年代发生过太多这种事情了。
比如在神都的很多大家族，都被抄了。
后来国家稳定下来，就归还了很多古董，有一些大家族，一下归还的文物有成千上万件，这里出现一只青铜簋又算得了什么？
还有，国内一些人确实很恶心。
他们往往嘴里不停的说着国家民族大义，就让人奉献。
比如不久前爆出来的，有人劝说、动员拿出好几件圣旨用来展出。
可是展出完了之后，居然丢失了几件，而且他们还信誓坦坦的愿意赔偿。
那么赔偿了多少钱呢？好像是几万块，这是打发叫花子呢？
不说圣旨多少钱，这就不是钱的事情。
所以，眼前这位老板的想法，陈文哲不予置评。
第一千六百九十八章昔鸡簋
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不管这位摊主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愿意捐献这批青铜器，都不关陈文哲的事情。
就在陈文哲打算进一步看东西，谈价的时候，老板居然没有让开位置。
“我是冲着陈老板的名声过来的，主要是我们家最近这些年被骚扰够了，不想再继续留着这批宝贝，所以想要卖了。”
看着老板无奈的样子，陈文哲就是一愣，一批？这是树大招风了？
“陈老板听说过岐山贺家村吧？既然知道这件调色盘，就应该知道这个地方，百年前我们村里人为了一座古墓，死了很多人，我们家族就死了十几口为了这批宝贝，我们死了太多人。”
“放心，只要是真东西，你想要多少钱，直接说个数！”陈文哲直截了当的道。
这么出名的一批宝贝，国家肯定是知道的，只要是在案的，这样他买下来完全没有问题了。
陈文哲知道岐山贺家村，也知道那边有一批古墓群。
但是他还真不知道，在百年前那边就发现了古墓。
百年前国家还没建立，那个时候肯定是战乱时代。
他们能够保下一座古墓的青铜器，本身就有着大功劳，也就怪不得国家没有强力收缴这批珍宝。
“我靠，这是昔鸡簋？”
虽然知道这是一批宝贝，但是真看清楚了那件青铜簋之后，陈文哲还是被震惊到了。
之前陈文哲就想到了，岐山贺家村发掘过一处西周贵族墓葬。
其中就出土过昔鸡簋等器物，其器主为昔鸡。
该处墓葬共出土铜器21件，其中圆鼎6件，簋2件，爵2件，方鼎、斝、尊、牛形尊、觯、卣、斗各一件。
此墓葬为1949年以来，周原遗址出土青铜容器最多的墓葬之一。
东西为西周早中期之际墓葬，其随葬品很具有特色和研究意义。
这批有铭青铜器及其相关资料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其中引起学界最为关注与兴趣的，就是昔鸡簋铭文。
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铭文的释读、断句进行了讨论和辨析，对这件铜器铭文所涉及的时代、历史事实作了不少考辨。
其成绩当然是可以肯定的，但还存在一些相互冲突和不一致的看法需要进一步讨论。
特别是昔鸡受封为昔氏，是古文献中曾经提到的，西周大夫受封有土而有氏的特殊现象。
这一点，似乎还不为现代人所关注。
昔鸡簋时代、所涉及史事人物及其铭文字释读辨析，对于该墓葬出土的昔鸡铜器，学术界虽有不少研究，但仍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一，昔鸡墓葬及其昔鸡簋等主要青铜器的时代问题；
其二，昔鸡簋铭文中涉及的韩侯与艿姞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判断。
王姒与昔鸡在铭文记述的事件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其三，昔鸡族何时分封、封于何地的问题。
关于昔鸡簋的断代，其中也有一些问题。
其中第三个问题，学术界还没有人涉及。
前两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不少讨论，但因说法纷纭不一，还需要先作些讨论和辨析。
昔鸡簋等铜器及其墓葬时代，关于昔鸡簋的断代，发掘报告认为该墓葬应为西周早中期之际。
很显然，陈文哲现在看到的这件昔鸡簋不是普通东西。
但是，他也跟之前国家发掘出土的昔鸡簋不同。
如果是别人，肯定认为这是一件纺织品，因为不可能出现相同的两件昔鸡簋。
但是，谁让陈文哲记忆力超强呢？
他只是简单的分辨一下，就能看出，眼前这件昔鸡簋跟之前国家发掘出来的那件，其上的铭文绝大部分都不同。
如果说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其上的昔字铭文。
“陈老板可以结合这些照片鉴定。”
就在此时，那位老板又给了陈文哲一张影集。
翻开一看，里面的青铜器可不止是昔鸡簋了，昔鸡卣也有。
一张张翻看着照片，里面的东西还真不少，如果不是专业人士，还真认不出来。
除了昔鸡簋、昔鸡卣，其他还有睘卣、竞卣乙。
卣还不少，只不过纹饰不同，特殊一点的是作册睘卣。
比较少见，而历史上有记载的还有御正卫簋、段簋。
通过这些器型，应该能够给这些青铜器断代吧？
之前，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地M11出土的昔鸡卣，形制纹饰类卣、作册睘卣，可以让考古专家们判断昔鸡卣应为昭王时器。
而昔鸡簋形制类御正卫簋、段簋，也应为昭王时器。
这就得出结论，有人认为王姒为成王后，而成王后王姒应不可能在昭王时期活动，故定此器为康王器。
《西陕金文集成》（简称《陕集》）将昔鸡簋等器断在中期前段，即穆王、恭王时期。
昔鸡墓所出昔鸡簋等铜器，从纹饰看，两件昔鸡簋颈部和圈足饰以细云纹带，并以凸棱分隔，为西周早期偏晚的纹饰特点；
而昔鸡卣与睘卣、竞卣乙的器型纹饰十分接近，应为西周早期偏晚阶段的器物。
另外，昔鸡簋所见王姒亦见叔尊和叔方彝，两件器物铭文相同。
其文皆为“叔易贝于王姒，用乍宝尊彝”（《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
这两件器，王世民等学者皆断在周昭王时代，则昔鸡簋亦应在周昭王时期。
以此来看，昔鸡簋若定为康王时，则时代早了些；
定在恭王时，则时代晚了些，应断在西周早期后段与西周中期前段的昭穆之间比较合适。
那么昔鸡簋铭文所叙述史事是什么？与所出现的人物身份及其相互关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昔鸡簋铭中出现了四个人物：王姒、昔鸡、艿姞、韩侯。
学术界对这四个人物身份有不同解读，王姒究竟为哪一代周王的后妃？艿姞与韩侯是什么关系？学术界皆有不同看法。
昔鸡簋铭文云：王姒乎（呼）昔鸡艿姞于韩，韩侯宾用贝、马，敢扬王休，用乍（作）（尊）彝。
很显然，这种简单的记录，想要让人了解当年发生的事情，还原真实的历史，比较困难。
但是，结合陈文哲眼前的这件昔鸡簋上的铭文，事情好像就变得简单了。
第一千六百九十九章九鼎八簋
没有足够的文献记载，也没有发现真是的器物加以证明，很多历史都充满了疑云。
甚至出土的文物越多，有时候会造成更多疑云。
之前提到过的《陕集》，关于该铭所涉及的史事和人物关系，学术界大致可分为四类七种说法。
第一类说法，主持该墓发掘报告的周原考古队认为，铭文中所记述内容，是昔鸡出使韩国一事。
昔鸡奉周王后派遣去谒见韩侯的夫人艿姞，并受到韩侯的赏赐。
第二类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艿姞就是韩侯夫人。
作为韩侯之妻的艿姞，可能赴王畿参加某种活动。
活动结束后，王姒让昔鸡把艿姞送回韩国。
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艿姞赴王畿，就是为了觐见王姒，之后王姒派昔鸡护送艿姞回国。
第三类说法，认为昔鸡前往韩国或南燕国迎娶艿姞。
主张此说的学者把其中一个字读为“御”，训为“迎”。
但对迎娶的主人理解不同，仍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看法。
其一，何景成等认为昔鸡簋所记史事，是昔鸡受王姒之命，前往韩国为王室迎妇。
亦即艿姞就是要嫁到周王室的新娘子。
其二，有的学者认为此簋是王姒命昔鸡迎娶艿姞于韩国，韩侯赐给昔鸡与艿姞贝、马。
其三，认为昔鸡出使的目的地并非韩国，而是姞姓燕国，昔鸡是奉王姒之命；
“艿”字与“徵”声相近，其地应在西陕省WN市澄城县西南。
前往南燕国为艿氏大夫迎亲，为王姒所主持的西周外服诸侯，与内服诸侯之间的联姻。
第四类说法，认为昔鸡送艿姞出嫁。
偪姞为韩侯夫人，昔鸡簋铭文所载之事，是昔鸡奉王姒之命送偪姞出嫁，并对偪、韩、昔三者的地望进行了考证。
仔细作些分析，上述这四类七种说法，皆有不足或不合理之处。
其实这也是研究历史的快了，陈文哲由于有金手指，所以他更加容易了解历史真相。
但是，了解归了解，他怎么能够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也让世人都了解，都认可呢？
所以，一些真实的历史证据，就变得比较重要。
看着眼前的昔鸡簋，陈文哲是真的十分惊喜。
最主要的是，眼前这位老板绝对是个大收藏家啊!
陈文哲只是简单的翻了翻照片，就发现他家最少藏了九鼎八簋，这是帝王才有的规格啊。
可惜，这家伙拍照是故意弄得十分模糊吧？
昔鸡簋还算清晰，其他九鼎就太过模糊了，最主要是堆积在一起，拍了一张合影，他最多能看清前面的几只簋。
不过，就算是看照片，陈文哲也能够确认，这些应该不是高仿。
气韵这个东西，有时候还是真实存在的。
特别是在陈文哲这样的行家眼中，有时候他只是看一眼，就大体能够感觉出东西的真假。
不用看细节，只是看气韵、形态，就可以看个八九不离十。
九鼎八簋啊，这东西绝对少见。
特别是隐约看到一些鸟形青铜器、兽面纹的青铜器。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主要是它们遮挡的青铜鼎。
从露出来的一角，陈文哲居然看到了魑魅魍魉图案，这就更加让陈文哲心痒痒。
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
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
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bó）京；
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ào）京。
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
从此，“九鼎八簋”成为中央政权的象征。
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尤其是那些由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收藏的“九鼎八簋”，与当时生产发展及日常生活，紧密相联的历代文物精品，真谓精美奇妙，光怪陆离，远非世界上任何国家所能企及。
这些“九鼎八簋”文物珍品，不仅是我们的祖先生存和发展进程的见证，而且也积淀了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
祖国五千年前的沧桑，“九鼎八簋”，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享誉华夏，声震九州。
那么什么叫鼎？簋是什么？
其实，长期以来，古代华夏人对“九鼎八簋”中的控制及思维特征的研究，相比《易经》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和谐感、秩序感，带有感性认识的直观特点。
鼎，最早是古代用于烹煮食物的器具；
是古代礼器中的主要器物；
是各级贵族的专用品；
是古代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
传说大禹铸九鼎，是一统天下、建立夏朝的标志。
簋，古代盛食物的器具，圆口，双耳。
自商代开始出现，延续到战国时期。
簋，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饭食。
簋的形制很多，变化较大。
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上圆下方形，器身多饰的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面状。
春秋时，楚庄公曾向周定王的使臣公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
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的专用语。
按照周礼，贵族在使用“九鼎八簋”的种类、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
用于“九鼎八簋”种类和数量的多寡，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高低。
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
列鼎制度所表现的丧葬精神，是非宗教性的。
遵从列鼎制度埋葬先人，在意识上，等于是继承的新贵族对旧有的尊卑秩序的效忠仪式。
在周人的封建宗法制度下，这个尊卑秩序是政治性的，也是伦理性的，这就是“九鼎八簋”的精神根源。
而对于古代帝王来说，“九鼎八簋”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
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
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九鼎八簋”的内涵文化深厚着称。
第一千七百章礼坏乐崩
看着眼前的这张照片，陈文哲确定，应该是九鼎八簋。
真实的九鼎八簋，不说是他，就算是国内的几个大型考古队，能够见过几次？
陈文哲能确定，这些都是西周的青铜器，因为他通过回溯，看到了这一批青铜器拍照的过程。
就通过手中这张照片，他能够看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九件铜鼎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
最大的一件通高54.5厘米，最小的一件也有47.5厘米。
八件铜簋形制相同，纹饰相近。
从九鼎八簋的造型上可以看出，它改变了过去那种雄浑凝重的艺术风格，而趋向秀丽轻灵。
纹饰也从过去奔放的粗纹，改为工整的细纹。
像这些青铜鼎上的蟠虺（huǐ）纹，两条或多条虺龙，相互缠绕在一起，连续反复穿透盘旋，生动而纤细的附在器物的表面，极具华美繁缛的艺术效果，代表了这一时代新的潮流。
这套九鼎八簋是在继承殷商青铜器技艺的同时，有着独创一面的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技艺。
这在鸟形青铜器、兽面纹饰上大放异彩。
这样的青铜器，跟之后几个时代的青铜器还是不同的。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
这时的青铜器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
秦代虽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兵马俑，但出土青铜器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
汉代青铜器继承战国青铜器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我国青铜器文化的基本格局。
在我国青铜器文化史上，长达三个半世纪，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青铜器间的一个低潮。
出土青铜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没有在青铜器文化上有多大创新者。
问题是，中华民族传统青铜器文化、包括“九鼎八簋”对称设置，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断融合创新的。
我国“九鼎八簋”对称设置的内涵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固定的、僵化的模式。
春秋战国以来，从贵族到平民的丧葬普遍逾礼的情形，有双重的意义。
一则是王室东迁之后，封建宗法秩序大乱，象征封建秩序的礼乐制度，也发生“礼坏乐崩”的现象；
一则是由于经济上、政治上平民地位的提高，“礼”不再是贵族的专利。
由于古代我国的几次大的社会动荡，而造成的价值观、道德体系崩溃离析之外，还和发生“礼坏乐崩”。
所以，缺乏一种长久而深入人心的敬畏心和价值观有关。
但是生活在现代，要了解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道理。
所以，九鼎八簋的形制、数量、大小、甚至是纹饰，都是有一定规矩的。
比如为什么“九鼎八簋”上圆下方形体，演变成“抱圆守方”形状？
中华文明古人讲：天地间道理，天下有天下之智。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核心价值观，首先是“天地观”，及从“抱天守地”到“抱圆守方”朴素创新的中国人文精神等等。
深入研究中国“九鼎八簋”对称设置的内涵文化，必须从“九鼎八簋”对称设置的历史背景，考察挖掘“九鼎八簋”形体厚重。
所以，九鼎多上圆下为三足的外在形体；
详细分析八簋器身，就会发现，多为上圆下方，饰有兽面纹。
九鼎八簋，古代中央政权的象征。
九鼎代表我国古代九州，鼎，是古代礼器中的主要器物；是各级贵族的专用品；是一统天下、建立夏朝的标志。
簋，古代盛食物的器具，圆口，双耳。
鼎通高47-53.5厘米，口径45.7-53.3厘米，簋通高21.1-22.8厘米，口径19.5厘米左右。
这样的形制，器型好像是小了点，但是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身份不足，却也用九鼎八簋下葬的王侯。
不管怎么样，这么一批青铜器同时出现，还是十分震撼人心的。
比如，每一个走进北湖博物馆的曾侯乙展馆的参观者，都会被那里的“九鼎八簋”的气势所震撼。
同时，他们也会生出一个困惑。
历史上九鼎八簋是中央政权的象征，也就是只有天子可以拥有。
而诸侯之能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
但曾侯乙是我国战国时期南方姬姓曾国（即姬姓随国）的国君，虽是国君但在当时并非天子，理应是七鼎六簋，却为何是九鼎八簋呢？
那么曾侯乙的九鼎八簋，是否属于僭越呢？
博物馆墙上的文字解释其为加等，且符合诸侯鼎制。
但在西周晚期开始，周王室走向衰落，各地诸侯兴起，象征封建秩序的礼乐制度，出现“礼崩乐坏”现象。
这时的青铜礼器也随之发生变化，诸侯们的“僭越”行为日益普遍。
大夫越用诸侯之制也司空见惯，甚至有的诸侯所用礼器比天子还要豪华。
这种背景下，曾侯乙墓出土九鼎八簋也不足为奇。
但“九鼎八簋”在历史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是谁引领的呢？
陈文哲看着一张照片，好像有着九鼎八簋出现的地方，都会出现另外一些我们看着特别熟悉的青铜器，比如勺子。
陈文哲手中照片上的一只勺子，肯定也是跟九鼎八桂一同出土的。
这上面的鼎，敞口，折沿，立耳外撇，圜底。
腹部饰蟠螭纹、绹索纹，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
簋盖有圆形捉手，器身有子口，鼓腹，圜底。
饰窃曲纹、瓦纹、垂鳞纹，两侧捉手饰涡纹、蟠螭纹，形制、纹饰、大小均相同。
勺子也不普通，也属青铜器，并且体积巨大，上刻有纹饰。
“鼎”用来盛放肉制品，“簋”用来盛放黍、稷等粮食制品，勺子很显然是用来盛放食物的。
列鼎制度是指造型、纹饰、铭文相同，但形体大小依次递减的鼎，和造型、纹饰、大小基本相同的簋相组合。
鼎和簋的数量分别为奇数和偶数，按规律排列并配以不同的种类的食物。
同类的九鼎系列礼器，曾经在郑韩故城，先后出土过五套之多。
九鼎八簋在诸侯国出土，是周王室逐渐衰微的实证。
第一千七百零一章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这批东西我都要了，你们出个价，只要差不多就可以。”
翻完了影集，陈文哲直接道。
“行，东西我们都整理好了，你要不要好好看看，东西比较多。”
老板此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只不过，那笑容有点奇特。
陈文哲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摆手示意。
他还真想快点看看这批东西，特别是其中的九鼎八簋，这东西只要出现，肯定能够让他的博物馆更上一层楼。
原来他的博物馆中，虽然东西也很多，但是真品最多的还是海捞瓷，其他的青铜器什么的，大多数都是仿品。
现在好了，除了他从南越运回来的那批青铜器和金缕玉衣，又有了一批重宝。
这位老板确实早有准备，他们的这批宝物居然已经运到了大海市。
或者说，他们这批东西，原来就藏在大海市。
跟着这位老板，陈文哲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一座洋房之中。
看样子，这位摊主是专门过去等他的，只是这座洋房，就能证明他的身价。
当一行人走进去之后，陈文哲看着洋房的摆设，有点目瞪口呆。
土鼎、簋、鬲、方壶、圆壶、鉴、豆，简单的数了数，就有三十多件。
还有洋房大厅正中摆放的铜马车，更是让陈文哲惊讶。
这辆西周的铜马车的木制轮辋外包铜壳，车轮直径约1．4米、周长约4．4米、轮牙宽5．7厘米、厚1．9厘米。
个别处见到钉眼，尤其是其兽面纹车軎镶嵌绿松石，甚为精美。
在商周时期，这种同类形的铜马车发现的甚少。
“看看，这是当年发掘的现场。”
这时，那位摊主再次递给陈文哲一本影集。
看着第一张的黑白照片，还有上面的注释，这居然是一九零三年的考古现场。
那个时期的照片，放到现在都是古董。
照片中很明显是一座车马坑，看着后面的文字介绍，当年他们居然清理出4辆马车，发现了90匹陪葬马匹。
随之出土的，还有车上的青铜部件等装饰品。
其中，发掘出土的1号车体量巨大，车长2.56米、宽1.66米。
车舆顶部有防雨防晒等设施，装饰奢华。
车篷上有彩席遗痕，车舆顶部周边装饰着管状铜器、骨器。
此外，发掘显示，1号车和2号车南北并排，且陪葬马匹均呈侧卧式摆放。
马骨上不见马器具，这符合文献记载当中，陪葬车实行“拆车葬”的记载。
陪葬车一般分为“整车葬”“拆车葬”“车马混葬”等不同形式。
这座古墓很显然实行的是“拆车葬”。
即先把马杀死，并排放到车马坑底部，再把完整的车辆拆开，将零部件放在马匹尸体之上。
从发掘情况看，3号车马坑陪葬的马车，可能是一国国君和夫人的日常用车。
但具体是哪一国，哪一代国君，无从定论。
不过，只是看着辆已经恢复的铜马车，就足以让人惊叹。
特别是恢复这辆铜马车，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就是不知道，他们恢复了几辆铜马车？
要知道这些青铜轮牙马车，它们出土之时可不是完整的状态。
要想修复这辆青铜轮牙马车，首先要清理干净。
不说其他，只是一个马车室内清理工作，就十分繁琐。
要根据提取的遗物和精确数据，按照原来的工艺、结构进行一比一的原样复原。
才能恢复青铜马车雍容华贵，让它重现昔日的雄姿。
不说这辆青铜轮牙马体型多么大，只是马车遗迹由车体和四匹马的遗骸，就足以让你清理的头昏脑胀。
而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其上的绿松石，因为这辆马车上的绿松石多达上万片。
相对于以往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随葬车舆，这套马车不仅车辆形体较大，而且装饰华丽复杂。
车厢装饰有大量镶嵌绿松石的青铜构件、薄壁青铜兽面装饰，以及玉器和彩绘构件。
兽面纹车軎镶嵌绿松石，甚为精美，而这更加让修复这辆马车增加了难度。
要知道车上的绿松石，一件器物上可能镶嵌有一两百颗绿松石。
陈文哲围绕着马车稍微一转，就计算出，他们差不多共修复了400多件铜饰件，其中镶嵌绿松石的有300多件。
这可能是目前已知使用青铜构件最多的西周马车。
每匹马的装饰都有铜佩件，比如马的络饰、马面等铜饰件。
銮铃保护状况比较好，上面也有绿松石。
镶嵌有绿松石的铜饰件，小的有一二十片，大的有一两百片。
这么奢华，不管怎么测算，马车上的绿松石也多达上万片。
而除了镶嵌的一两百个绿松石和车厢三侧装饰的铜兽面外，车上的罕见铜轮牙都体现了该车等级之高，也侧面反映了西周贵族在出行方面的讲究。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钱任性。
当然，不但车身讲究，马也讲究。
通过照片看，特别是看那留下的马匹毛发，就能看出四匹马的毛色应该是统一的。
这在西周时期，就不是一般的阶层能够达到的。
“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
我国古代交通行政及规章制度方面的封建等级，首先表现在“骑乘权”上。
即对车辆、马匹、舆轿等交通工具的使用，有尊卑贵贱之分。
周礼条款繁多，文献记载“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出行方面体现在严格的车舆制度。
所以这种“青铜轮牙马车”，肯定是仪仗用车。
除了装饰豪华，它最独特的地方还在于，整个车轮的外沿全部由青铜铸造而成。
轮子被一圈铜包裹起来，轮子最外围中间部分留下的浇筑痕迹，未被磨掉。
这说明这辆马车很少使用，它不是用来作战的战车，而是仪仗用的车。
仪礼性质的车，代表着某种西周高等级贵族的礼制，有可能是检阅部队或进行交流活动迎送宾客所用的车。
此外，轮沿很薄，如果长距离行驶的话，很容易陷进土里边去。
还有，因为它装饰得很好，铜片的兽面、玉雕，马的高度和纯色等等，都显示仪礼的东西可能强一些。
第一千七百零二章战国青铜鉴
从“青铜轮牙马车”的出土和修复中，可以看到西周公侯一级的高等级贵族生活的豪华面。
他们使用这辆车时，人应该是站立在车上的。
从青铜轮牙的厚度来看，也应该不是经常使用跑远路的车。
使用人的身份，至少应属于公侯级别。
现代考古发现表明，我国之前已发掘出的实物车，属商代晚期，今南河安阳殷墟遗址发现最多。
商代的车属单辕车。先秦的车往往装饰精美，通常会在外面涂上一层漆，并配合绘有图案，也有的会镶嵌蚌片、铜片等装饰物，特殊部位还装有青铜构件。
这些构件或因实用而设，或求其美观，其上多铸有花纹。
先秦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多以车战为主，军队的主力是车兵。
那时，车的制作十分复杂和考究，无疑是贵重之物，不可能为多数人拥有。
商代只有大中型墓才能随葬车马，这些墓包括商王、方国国君及其它较高的中等贵族。
这说明当时车子的拥有者，只限于中等以上的贵族阶层。
到了周代，尤其是东周时期，除了大中型墓随葬车马外，一些稍大的小型墓也用车或车马器随葬，中型墓包括诸侯国国君、王室重臣、卿大夫与少数士等各级贵族。
西周高等级贵族用车，一般都会选择毛色相同的马匹，以显示车主的身份与地位。
这辆青铜轮牙马车中，马的身高最少也在1.4米到1.5米左右。
周代人很讲究马的颜色一致，这个追求一直持续到了汉代。
比如说汉朝初立的时候，刘邦曾感叹说：天子不能具钧驷（4匹毛色相同的马）。
就是说天子坐的车，都不能配备起毛色一样的4匹马，诸侯将相可能连马车都乘不起，只能用牛车。
这说明天子是追求“具钧驷”，就是拉车的马毛色要一致。
这辆青铜马车，应该算是西周“第一豪车”了吧？
只不过他的主人是谁？一时半会的也不知道。
但从车辆的装饰和规格上看，肯定是西周时期一位高等级贵族的车舆。
继续向下翻看影集，第二张照片又是另外一处遗址，这是一处制陶遗址。
这处遗址明显很大，因为从照片之上，居然还能看到一处残缺的古城墙内侧。
沿城呈西北—东南走向，遗址自西向东分为生活区、作坊区和烧造区三个区域，规模庞大，占地面积达数万平方米。
从挖掘情况看，这里很可能是官方制陶遗址。
因为在附近还找到了成品区和废品区。
这处大型制陶遗址，距今最少也有2000年。
也许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整个遗址保存的相当完好。
在烧造区内，3个大型烧窑深埋于地下，窑穴最深的达3米多。
“这座古城现在已经消失了，在战乱时期有人盗掘，也有人破坏，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古城墙了。”
后面的招牌，是一片古城垣。
这座古城的城垣，均是用土夯筑而成。
从一些保存完好的城墙看，高度一般为10米左右，最高可达16米、城墙基宽40—60米，顶宽2.5米。
这样的城墙要是保存到现在，也是一座奇迹吧？
特别是一面城墙外侧，还有数处马面建筑，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新型城墙防御设施。
可惜，这么宏伟的古建筑，居然没有留到现在。
当然，这些其实都不算重要，最重要的是有铭文的青铜器。
而就算是没有铭文，只要是青铜器留存下来，也是价值连城。
陈文哲看这座洋房的大厅，当年那位摊主的祖上，是真没有少哗啦啊。
他们肯定是发现了一片古代墓葬群，要不然绝对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青铜器。
翻着照片，陈文哲发现，他们还真是够幸运的，居然还找到力量一座青铜器窖藏坑。
最幸运的是，这青铜器窖藏居然先后发现三批，均位于古城DC区内。
这些窖藏收藏的青铜器还真不少，第一处里面曾发现多座青铜礼乐器坑和殉马坑，出土青铜礼乐器60余件。
第二批位置在古城东城中南部，共发掘6座青铜礼乐器坑和56座殉马坑，出土青铜礼乐器57件。
第三批位置在古城东城西南部，发现青铜礼乐器坑10座，殉马坑20余座。
出土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255件，其中青铜礼器坑4座，出土鼎、簋、鬲、鉴、壶、豆等111件；
青铜乐器坑6座，出土编钟18套144件，与之伴出的还有悬挂编钟的木架（笋虡）6套和吹奏乐器陶埙4件。
这么多的青铜器，陈文哲还真怕买不起，主要是一套套的青铜器，实在是太多了。
在这里，什么鼎、簋、壶、豆，都算是普通器型。
陈文哲见过最少的鉴，就有好几件啊！
不过，这些青铜鉴看着不像是西周的，倒是有着战国青铜鉴风格。
如果真是战国的青铜鉴，那么说明他们是真挖了一大片古代王侯的古墓。
而且是传承有序的古代王侯墓葬群，也许就是出自一个大家族。
找到一张照片比较清晰的青铜鉴，陈文哲仔细查看起来。
鉴，盛水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鉴初为陶质，也就是陶盆，春秋中期出现青铜鉴，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最为流行，西汉时仍有铸造。
这是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鉴，这件青铜鉴直口，平折沿，鼓腹，平底。
口沿下有两粗壮的环形耳，耳上加饰宽大的兽面，三短粗的兽面足。
口沿饰云雷纹；下腹饰一圈绹纹，近底处饰一圈蝉尾纹。
此战国青铜鉴一组四件，铜鉴铸作工艺规整，纹饰精细，铸接工艺先进，代表古代铸作工艺最高水平。
主要是这东西在古代王侯墓中，应该也是奢侈品。
这主要是因为青铜鉴的作用，这种青铜器一般有三种作用。
一是盛水以为镜子之用，所谓“以人为鉴”、“以史为鉴”即其功能性作用的引申。
二是盛冰，《周礼·天官·凌人》中载：“春始治鉴”，注中解释：“以盛冰，置食其中，以御温气。”
可见与后来的冰箱功用是一样的，最著名的要数曾侯乙冰鉴，其他还有吴王夫差青铜鉴等等。
三即沐浴洗澡用。
第一千七百零三章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照片中的鉴样式都不同，有一只双耳平底式，窄口缘，直颈收束，有肩，兽耳衔环，腹部略微鼓出，底平。
还有一只四耳平底式，口缘较宽，敛口鼓腹，底平，两对兽首耳。
另外一只也是四耳圈足式，窄口缘，束颈有肩，兽首耳两对，其中一对衔环。
不衔环的一对纯属装饰，腹部圆收，其下有短圈足，此式较小。
最后一只是方体四耳圈足式，方口束颈，腹部圆收，四耳作龙形，矮方圈足。
这四只青铜鉴，在这群青铜器之中，也就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不算特别出格。
陈文哲翻着照片，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多用途的青铜器，这是一件铜鉴缶。
这东西一器多用，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相当便利，而这种想法和器，我国古已有之。
这件战国时期的铜鉴缶便是一例，它既能冰镇美酒，也可以为其加热升温。
这样的铜鉴缶，在1978年在曾侯乙墓中出土过一件。
那件高63.2厘米，现藏国家博物馆。
而眼前的这件，也是组合器，由青铜鉴和青铜缶（也有人称之为壶）套合而成。
这件青铜鉴为方形，长宽均为76厘米，可谓形体硕大。
其口沿的装饰，格外引人注目。
四角的饰品为曲尺形，每边中间的饰品为长方形。
这8件饰品布满镂雕和浮雕的蟠螭纹。
它们一条条细如绒线，相互缠绕，繁密得让你点不清数目，然而却是排列有序，且形态逼真。
一双双小眼睛都透着明亮、有神。
鉴身外壁除浮雕的勾连云纹和蟠螭纹外，还有8个龙形耳纽。
它们弓身向上作伏攀状，很是生动。
鉴身底部的四角，各有一个兽形足。
别看小兽不大，往地上一蹲，抬起两只前腿，就把铜鉴稳稳托了起来。
而且还做出了俏皮的笑脸，显得力气十足。
铜缶也是方形，上端有盖，底部有一圈方足，方足上开有眼孔。
关于孔眼的作用，在方鉴底部与缶的方足眼孔相对应部位，安有弯形栓钩，正好插入缶足的眼孔里，从而防止铜缶浮动或倾倒。
更妙的是，有一只栓钩还装有倒钩，它插入缶足的眼孔后倒钩，随之自动倒下，铜缶也就立得更稳固了。
铜鉴有一个装饰着镂空花纹的漂亮方盖，盖的正中有一大方孔刚好套住方缶的口沿，这种套合同今天暖水瓶的组装方式颇为相似。
如果取下铜鉴的方盖俯视这套鉴缶，你会看到其形状如同一个回字。
缶在中间，缶的外壁和鉴的内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间，也正是这个空间，才使其具有冰镇、加温的双重功能。
酷暑季节，缶内盛入饮料，空间部位放置冰块，人们就可以享用冰凉可口的饮料了。
屈原在《楚辞》中有“挫糟冻饮，酎清凉些”的诗句，就表达了冰冻甜酒、满杯痛饮真清凉的感受。
根据铜鉴缶能冰冻的作用，现代考古人员研究曾侯乙的那件铜缶，认为这就是一件我国的古“冰箱”，而且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冰箱。
若是隆冬季节，人们想喝点热饮自然也不困难。
只要将热水注入那空间部分，缶内的饮料就可以升温了。
不知你是否想到这么一点：无论是冰块溶化，还是注入的热水，都会产生一定浮力，从而影响到缶的稳定。
当年的匠师想必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面讲的那栓钩装置，就使浮力不再是问题，古人的聪明智慧由此也可见一斑。
我国利用天然冰冻保鲜食品是很久远的事了，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就有了冰库。
而且还配备了管理冰库的专门官吏，名曰“凌人”。
每年寒冬，人们将河中的冰凿成一块块大冰块，放入地窖，然后封存起来。
这个过程当中，要避免空气进去，这种冰可以保存到炎热的夏天。
这种方法一直相沿不变，清代的紫禁城内就曾设冰窖5座，藏冰近3万块。
很多神都出生的老人，如果是住在老舍先生描写的龙须沟附近，那枚每年冬季都可以看到工人们，在金鱼池凿冰藏冰的劳动情景。
“咦？这一件还真跟吴王夫差鉴很相似！”
很显然，拍照的人是懂行的，他最起码已经把同一类的青铜器，归类放在了一起。
所以，现在陈文哲又看到了一件跟吴王夫差鉴，纹饰、器型都很像的青铜鉴。
很显然，这一件青铜鉴就不是战国时期的，而是春秋晚期。
此器形如大缸，平底。
器腹两侧有龙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龙攀缘器口，作探水状。
通体饰繁密的交龙纹三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十三字，记录了一位贵族用青铜作此鉴，为宫廷中御用之物。
可惜，陈文哲的金文造诣还是差了点，一时之间，他也看不出到底是谁的御用之物。
再说，照片上的铭文，字迹太小，看着比较费劲，所以陈文哲也没有急着研究。
继续翻看照片，陈文哲真是有点感慨。
这真是一座古代王侯大家族的古墓群，全部被掀翻了。
要不然，不可能只是古代的青铜鉴，就能出土这么多。
之前的那些也就罢了，接下来的几张照片，让陈文哲确认了古人的奢华生活。
要直到，古代铜就跟现在的金子是一个地位。
而人家古代的王侯，就是用金子做的澡盆洗澡、照镜子、甚至是洗脸。
比如眼前的这件四环无铭大鉴，战国时期的东西，这种形制据推测便是当时的“澡盆”。
而这一点青铜鉴还不止是一件，往往都是配套的。
比如青铜方鉴缶就是男用、青铜圆鉴缶就是女用。
这应该是战国晚期楚国的“夫妻鉴”。
这对夫妻鉴也道出了青铜鉴的另一用途，即以鉴与缶的组合形式，作为冰酒器或温酒器，名曰“鉴缶”。
用作陪嫁的“吴王光鉴”与“蔡侯申方鉴”同样是圆与方的组合形式。
或许，在吴楚两国，方鉴的等级要比圆鉴的等级略高，显示了当时男尊女卑的等级思想。
而除了这是夫妻功用，还有“父子鉴”，可以说只有我们现代人想不到，而没有古人做不到。
第一千七百零四章父乙鼎
继续下翻照片，下面居然还有青铜鉴。
错金银铜方鉴与铜方罍，罍置于鉴中，罍内又有提勺一件，勺细长柄，环形柄首。
在缶、罍内装酒，在鉴内放冰，就可达到冰酒的效果了。
最著名的方鉴缶组合，要数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两件了。
曾侯乙铜冰鉴不仅体量大，设计的也十分巧妙。
铜缶在内，铜鉴在外，鉴缶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用来置冰块，借以冰酒。
与别处的鉴缶组合不同，曾侯乙铜冰鉴还有鉴盖，鉴盖的正中间开方形口，铜缶的口正好嵌在其中。
这也让整个鉴缶的造型，更为完整。
器表上的立体纹饰也足够用心，它以四兽为鉴足，器身有八个拱身龙形耳钮。
钮尾均有小龙缠绕，还有两朵五瓣小花点缀其上。
在没有冰箱的前提下，古人却可以在炎炎夏日享受冰饮。
那么在古代，夏日的冰块又是从何而来？
炎炎夏日，古人所用的天然冰块肯定是提前采集的。
从文献记载来看，从西周开始古人就开始用冰了。
2002至2005年，考古学家在长安汉长安城长乐宫五号遗址内，发现了大型的“皇家藏冰室”。
1992年，在南河永城芒砀山汉梁孝王后陵墓地宫内，发现了石砌的“藏冰柜”。
而现在神都故宫内，现存的清代冰窖也有4座。
古人在寒冬时节采冰，将冰块储存在阴冷的冰窖里。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凌阴”即冰窖，冰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叫法，先秦时期叫“凌阴（凌室）”。
汉、魏、唐、宋时期称为“冰井”，明、清之际称之为“冰窖”。
“二之日”即每年农历十二月，“三之日”，即农历正月。
古人在寒冬腊月在结冰的湖泊、河面中开采大量的冰块，然后在正月将这些冰块储存在冰窖里。
当时有专门的掌管冰务的人，叫“凌人”。
在唐朝时，对于每块冰块的大小、厚度也有规定，规定“每岁藏（冰）一千段，方三尺，厚一尺五”。
到了仲春时节，还要由天子举行专门的开冰仪式，祭祀过程中需要祭祀羔羊。
由此可见，哪怕对于贵族阶级来说，冰块也是十分难得的。
一般而言，诸侯、公卿大夫一类的才享有使用冰块的权力。
对于古人来说，铜冰鉴恰好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冰箱”。
也许这些东西在古代王室之中，比较流行，所以只要是王侯墓中，好像都有一只青铜鉴。
要不然这里不会出现这么多件青铜鉴，也就是说，每一件青铜鉴，都代表着一座古代王侯的大墓？
这幸亏是在解放前挖的，要不然，这摊主一家子都得吃花生米！
不过，人家支撑了下来，把这些宝物流传到了现在，那就是他们的福报了。
越是翻看照片，陈文哲越是感慨。
在一百多年前就能有心思保护这些古董，这位摊主的家族不简单。
很明显，他们找到的鼎和簋不少，绝对不可能只有九鼎八簋。
这也就怪不得他们，居然把一套的九鼎八簋，堆积在一起拍照。
此时，陈文哲已经又一次看到了一套七鼎六簋。
这一次也许是因为数量比较少，他能够看的更加清楚。
所以，照片之中出现的鼎和簋，陈文哲都清晰的看到了上面的铭文。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出土的很多，鼎和簋也不算多么少见。
其中十分著名的也不少，像是天亡簋、德方鼎、宜侯夨簋、小盂鼎、何尊等，都是西周时期的重器。
像是小盂鼎这样的青铜器，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其上铭文。
而眼前影集之上的青铜器，之所以不出名，也不过是因为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通过它们之上的铭文，研究出什么来。
陈文哲知道，只要这些东西曝光，很快就会造成极大的轰动。
就算东西不曝光，只是铭文拓印出来，也能引起极大的轰动。
看来这一家对于这批青铜器的保护工作，做得很好。
看了看周围，出现的青铜鼎和簋，都没有几个铭文，再就是其他的一些铭文很少的青铜器。
这么一对比，那辆体型巨大的铜马车，反而算不上什么。
感觉还不如看照片收获大，陈文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青铜器最大的价值，就在其铭文之上，这一家子的小心思不少。
不过，就算出一个天价，也是人家该得的。
“咦，这只鼎不错，很像是一件名鼎。”
看着照片，陈文哲看到了一件很像是虎父乙鼎的青器。
这只鼎口径达16.8厘米，通高20厘米。
之所以说他像虎父乙鼎，是因为这种青铜鼎在西周早期很常见。
那件虎父乙鼎在内壁侧近口处，刻有“虎父乙”三个字。
目前这个有着三条柱足的青铜器，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中，根据相关研究，这件青铜器是为祭祀父乙而打造。
很显然，照片上的这件鼎尚，也有父乙两个铭文，它也是为了祭祀父亿而打造出来的。
所以，这只鼎，也可以叫父亿鼎，至于是不是虎父乙鼎另说。
像是这样的让人看着比较眼熟的青铜器，还有一些，像是虎戟镈。
之前在1958年出土过一件，藏于我国故宫博物馆内。
这件器物高为44.3厘米左右，铣距在27厘米左右，重量在十六千克。
这种器型属于西周时期打击乐的一种，出现于西周的中期阶段。
所以，在其他古墓之中出土同样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同样属于乐器的青铜器不少，像是铜钟、铜铃等等，还有陶埙。
我国夏商周时期，是音乐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
此时众多古老的乐器登上舞台，纷纷展露其优雅的艺术之美。
西周时期，礼乐制度的思想横扫天下，宫廷礼乐油然而生。
相传西周的礼乐制度。是由周公旦参照夏礼和殷礼所订立的。
西周的礼乐制度是一种等级化的音乐制度，而且还有复杂的音乐礼节。
西周时期还建立了宫廷音乐机构-大司乐。
一些贵族子弟，还专门受到音乐方面的教育。
根据西周古文献记载，西周时期的常见乐器主要有编钟、石磬、琴瑟、竽、竹箫、鼓、琴、埙、铙、铎等，而且制作工艺颇高。
第一千七百零五章成套编钟
像是陶埙，就是一种重要的古乐器。
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有这种古乐器-陶埙。
我国甘省玉门市火烧沟遗址中，曾经出土过二十多个圆鱼形三音孔彩色陶埙；
嫩和辉县琉璃阁殷墟古墓中，出土了两个五音孔陶埙；
南河安阳侯家庄古墓中，出土了一些五音孔陶埙。
这些陶埙的发现均代表了夏商周时期的古乐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跟陶埙一样古老的，还有石磬。
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石磬，来源于南河禹县龙山文化晚期和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石磬。
西山襄汾陶寺古墓和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出土的夏代石磬。
虽然表面处理不太理想，但是经过测试之后，发现其音高已经近乎完美。
商代石磬，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南河安阳出土的龙纹石磬和虎纹石磬。
此时的石磬制作十分精美，而且颇有气势。
最为重要的是经过测试，其音色非常浑厚，给人一种悦耳动听的美感。
此外，编磬在商代也十分流行。
夏商周三朝的音乐发展十分鼎盛，其古乐器当中，自然也离不开鼓。
鼓有鼍鼓和铜鼓之分。
鼍鼓，一般是指用鳄鱼皮所制成的鼓，它是我国非常古老的一种乐器。
西山襄汾陶寺古墓中，出土了一个鼍鼓。
其造型非常别致，鼓身周围有四种色彩绘制而成的精美图案。
根据考古专家推测，该鼍鼓是墓主人生前的一种重要的礼器。
铜鼓是我国古代一种十分重要的打击乐器和礼器，一般多用在宴会、乐舞和战争中。
我国最早的铜鼓出土于商代，鼓面有类似于鳄鱼皮的花纹，鼓身铸有精美的双鸟。
钟鼓是不分家的，有鼓，自然更是有钟。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我国最早的钟出自于夏朝，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实物。
钟类乐器中还有铙和编铙，根据考古发掘记录，我们知道商代已经出现了大铙和编铙。
有的铙为单件，有的编铙为三件套或者是五件套，出土的数量众多，让人为之惊叹。
最后就是铜铃，铜铃是我国古代乐器中非常古老的一种。
其形制和钟非常接近，但是较钟要小很多。
我国最早的铜铃始见于商代，主要是作为乐器使用，有时在车上、马上等也使用铜铃。
铜铃的规格大小不等。铃的上部一般均有环状耳，可以穿绳系挂，铃内有两个铁制的圆珠。
每当演奏时，铃内的铁珠碰击着铃壁，音色清脆悦耳，十分动听。
发掘了那么多古墓，发现一大堆铜钟、铜铃实在是很正常。
而其中最出名的打击乐器，肯定不是上述这些，而是编钟。
编钟是古代的大型打击乐器，兴起于周朝，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
我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
它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形成。
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
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引在木架上悬挂一组音调高低不同的铜钟，由侍女用小木槌敲打奏乐。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我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
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就逐渐增多了，有9枚一组的和13枚一组的等等。
编钟由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有次序地悬挂在木架上，编成一组或几组。
每个钟敲击的音高，各不相同。
由于年代不同，编钟的形状也不尽相同，但钟身都绘有精美的图案。
编钟的发声原理大体是，编钟的钟体小，音调就高，音量也小；
钟体大，音调就低，音量也大。
所以铸造时的尺寸和形状，对编钟有重要的影响。
陈文哲看到的照片上的变种，就十分的引人注目。
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
仔细看其中一张照片，这件编钟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一件大镈钟共65件组成。
这些钟分3层8组，挂在钟架上。
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中下层的5组叫甬钟。
其中最小的一个钮钟高20．4厘米、质量为2．4千克。
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在照片上有标注。
陈文哲之前制作过铜钟，也想过制作编钟，甚至还认真的研究过。
所以，他知道这些编钟应该都是真品。
因为不是真品，一般做的不会这么专业。
陈文哲一看这些编钟的形态，就知道这些编钟在演奏中能起的作用。
比如钮钟，就能起定调作用。
这一点没法掩饰，因为有的钟个头很大，这样很多细节他都能够通过照片看的十分清楚。
比如最大的一个低音甬钟，高达153．4厘米、质量为203．6千克。
这就让这全套编钟，总质量在2500千克以上。
可惜的是，钟架已经腐烂的差不多。
但是通过当年挖掘现场的照片来看，钟架是铜木结构的。
它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如┏），全长10米以上，上下3层，高273厘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
整套编钟和梁架气势宏大、壮观无比。
演奏时乐队由几个人组成，用6只丁字形木锤敲高、中音，用两根长形棒撞低音。
根据其他考古发现，陈文哲知道，这种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
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
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
这么一套编钟，保存的很完整。
可以说，全套编钟上装饰有人、兽、龙等花纹，铸制的都十分精美。
其上花纹细致清晰，并刻有错金铭文，用以标明各钟的发音音调。
由此可见，远在2000多年以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和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将近2000年。
第一千七百零六章精美壮观
我国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
古代的编钟多用于宫廷的演奏，在民间很少流传，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都要演奏编钟。
地位这么重要，还十分出名的编钟，自然会受到重视。
所以，里面有一套很复杂的编钟，就被修复挂了起来。
也是在此时，陈文哲看到了这套音乐系统的复杂，就只是钟架，做起来就十分麻烦。
这套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
整个钟架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
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
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
短架(左)长335、高273、长架(中、右)长748、高265厘米。
这套编钟共65件，分为八组。
上层3组为钮钟，19件；
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
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l件。
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
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
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公斤。
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
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
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
铭文多数错金，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xxx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谁。
可惜，也不知道是那一家人真不懂，还是故意的，他们并没有把这些东西是谁的，标记出来。
不过，有着这么一套编钟殉葬的，身份肯定低不了。
看着照片旁边的注解，陈文哲满心的惊叹。
他们居然连搏钟的铭文，都破译了，这则铭文记载的是铸造宗彝一事。
宗彝，是指宗庙祭祀所用酒器，也指天子祭服上所绣虎与蜼的图象。
因宗彝常以虎﹑蜼为图饰，因以借称。
蜼，一种长尾猿猴，古人传说其性孝，古人以其形绣于衮服。
编钟铭文上的记载是铸造宗彝，自然是只酒器。
这种酒器，自然也被那位摊主的家族得到了，只不过照片一时半会的他没有看到，因为他们这部影集，记录的东西有点多。
现在才看到编钟，后面肯定还有更多的青铜器。
又翻了一页，这一张照片还是编钟。
看来这套编钟，他们肯定要卖个天价，因为其上记录的内容有点多。
比如一件编钟上的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技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
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
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
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我国古代乐律理论专着。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那位摊主十分贴心，也是在此时，他居然送上了手机，其上有一场演唱会？
陈文哲稍微查看，就知道这是在神都举行的一场使用编钟做的一次大型表演。
而那套编钟来自齐鲁大地，那里可是陈文哲的家乡，他自然也听说过。
只不过，他还真没有亲自听过。
那是在齐鲁大地上意外发现的一座大墓，里面也出土了成套的编钟。
就是利用那套编钟，现代人恢复了编钟的使用方法。
这么一套编钟，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
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
这一点就证实了，我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
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
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
当然，这些不是陈文哲本来就清楚，而是听介绍得之的。
人家让他看这段视频，肯定是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套编钟，肯定不比齐鲁出土的那套逊色。
这一点陈文哲当然很清楚，他甚至十分清楚这些编钟是怎么做出来的。
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
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
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
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凋、浮凋、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
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
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2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
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
3人双手执小模，掌奏中、上层钟；
2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
当然，这些内容是他通过回朔发现的。
通过照片可以看到那些青铜器编钟，而继续深入回朔，就可以看到当年编钟铸造、演奏和陪葬的过程。
在我国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这套编钟上还标有和乐律有关的铭文，就有2800多字。
这些铭文陈文哲虽然绝大部分都不认识，但是通过回朔，他还是知道，其上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
最主要的是，这一套编钟是最好的，最顶级的，要不然也不会被一位王侯陪葬。
通过回朔，陈文哲知道，编钟音乐清脆明亮，悠扬动听，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所以又有歌钟之称。
编钟虽作为一种较为古老的打击乐器，但其音质、音准、音色等方面，绝不逊色于排鼓、大鼓，大锣、小锣、大镲、小镲、钵等民族打击乐器。
也不逊色于定音鼓、马林巴、铝板琴、大军鼓、小军鼓等西洋打击乐器。
更不逊色于架子鼓等爵士打击乐器，如果不是使用起来有点麻烦，主要是这东西太贵，没有几个人用得起。
第一千七百零七章盠青铜方彝
要是价格能便宜点，工艺能简单一些，编钟肯定更加普及，而就算这样，其地位也已在世界打击乐界中根深蒂固。
看完这套编钟，陈文哲的精神变得不在专注，主要是后面的青铜器，相比编钟就差了点意思。
直到他看到了几件盠青铜方彝，这东西就是宗彝？是方彝吧！
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而与此应运而生的盛酒器也种类繁多。
“方彝”就是其中的一种。
方彝是我国古代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
彝本是青铜礼器的通称，宋人始称这类器物为方彝。
我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
这代表着我国5000多年，青铜发展的高超技术与文化。
商晚期至西周中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
1955年在西陕郿县出土的盠青铜方彝，就是西周时期方彝的典型代表。
此器物的制作年代为西周昭王、穆王时期，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当然，出土过宗彝的古墓还有不少，但是，这种器型多见，并不意味着它不珍贵。
陈文哲看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之内拍摄的宗彝，通高22.8厘米，口横14.4厘米、口宽10.9厘米，腹深9.6厘米，重3.6千克。
盠，像是瓢的一种饮器，当然在这里肯定不是一件器物，而是一种官职，是一个比古代司马、司空还要高一级的官职。
眼前这件盠青铜方彝，其造型典雅庄重，纹饰繁缛缜密，层次清晰，极具艺术感染力，这肯定是西周青铜艺术品中的成功之作。
盠青铜方彝为盛酒器，整器由器身与器盖两部分组成。
器身呈长方形，体腔中空，腹部两侧置有象鼻上卷状耳，圈足较高，底缘外侈作阶状；
器盖作四阿式屋頂状，中脊中央处置四阿式屋顶状钮；
器盖中脊、四坡角与器身四转角均置扉棱。
器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身、器盖中部饰渦紋，两侧对饰夔龙紋，其上饰穷曲纹，器圈足饰穷曲紋。
整器造型庄重典雅，装饰华美。
其整体造型反映看了当时的四面坡、重屋式的建筑结构，使今人可一窥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整器表面通体满饰花纹，最为醒目的是，器盖和器腹的中心位置，均装饰由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漩涡纹。
此纹饰与同出一处的盠驹尊，主体纹饰如出一辙，令人不免猜测是否为一族徽标记。
器盖圆形漩涡纹上方装饰窃曲纹，两侧为夔纹。
颈部饰一周窃曲纹带，其下为两凹形槽。
腹部纹饰与器盖纹饰类似，也是圆形漩涡纹与夔纹的组合，并以云雷纹填地。
圈足饰窃曲纹带，与器腹也以两凹槽相隔。
这件宗彝，内壁铸铭文10行108字，记述某年八月周王对做器者的一次“册命”。
记载作器人“盠”，是周王的同宗。
周王命盠掌管司徒、司马、司空和周六师、殷八师的军政和屯田事务。
并赐盠衣物、玉佩和车马饰等厚赏。
盠因此作器以记其荣宠，颂扬天子恩泽。
盠之官职于叁有司之上，与西周宣王时期毛公鼎器铭所述毛公之某些职事相当。
可知盠在当时乃一代重臣，地位甚高，可补史佚之缺。
盠青铜方彝是我国最早有屯田的文字记录，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盠方彝的装饰采用浮雕技法，雕铸出粗犷豪放的文饰，装饰主次关系明确，层次十分清晰，达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其精美而又带有神秘色彩的文饰，浑厚庄重的器身以及铭文，通过雕铸将他们有机的融合到一起，再现了西周青铜器铸造业的辉煌。
这么一件青铜器，也就怪不得被单独拿出来刻录铭文以纪念，主要是因为他太过重要。
“封诸侯，班赐宗彝！”
这就是宗彝的重要之处，他是一种分封诸侯时期，天子赐予的信物，或者是一种礼器！
这种东西，很少在市场上出现，陈文哲知道的就一件。
那是唯一一件市场可流通的虢季氏青铜器。
相信有不少热爱文物艺术的小伙伴，有在我国国家博物馆里看过一件重量级青铜器——虢季子白盘。
作为镇馆之宝的它，也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而另一件与它地位不相上下的器物，近期却出现在了市场上。
最近苏富比纽约隆重推出了金石界著名青铜重器——虢季氏子组壶。
这件大名鼎鼎的青铜器，就是西周虢国宗彝。
它不仅有着极为丰富的来源著录，而且是世界上难有的名器。
那么，这件号称市场上唯一可以流通的虢季氏青铜器，到底什么来头？
在进入市场之前，它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什么样的青铜器才可以进入市场呢？那么就需要全方位了解这件青铜重器和它背后的故事。
虢季氏子组壶江湖地位非同一般，这件虢季氏子组壶上拍，为何能引起业界内外这么大的关注？
我们首先得知道虢国青铜器，虢国是我国西周时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诸侯国，其国君与周王室血脉相连、位高权重。
历史文献中曾出现过五个虢国名称：西虢、东虢、南虢、北虢以及小虢。
西虢及东虢封立于西周初期。
西虢位于雍州，今西陕宝鸡一带，东虢位于今南河省荥阳县。
以虢国青铜器为代表的虢国文化，是西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周的青铜器中，虢国的青铜器以造型雄奇、纹饰精美、铸造工艺精湛而著称于世。
随便拿出一件都是顶级收藏品，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我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虢季子白盘。
而虢季氏家族是虢国当中的一个重要氏系，为西虢开国国君虢叔氏之分支。
在西周政治局势中占有重要的角色、尤其在西周晚期的虢季氏家族先后出现了虢宣公、虢文公等王朝卿士。
他们在西周王朝统治格局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所以他们家的青铜器，出品必定是有品质保证的。
第一千七百零八章价值堪比“虢氏”青铜
关于此件虢季氏子组壶的最早着录，可见于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
吴云可是清代有名的金石学家、收藏家，收藏了逾百件高古青铜器。
其书斋“两罍轩”，即得名于他收藏的一对重要青铜罍。
吴云与其他重要金石鉴藏家，如潘祖荫、吴大澄、陈介祺及李鸿裔等相交甚好。
他们经常见面或通信，讨论及交换藏品。
据《两罍轩彝器图释》记，吴云将本壶及一件商代立戈父丁彝，赠予李鸿裔。
从这一点不难发现，虢季氏子组壶自清末起即已深受无数金石大家珍视及推崇。
所以这件青铜器他流传有序，这一点在拍卖市场上格外重要，特别是对于青铜器来说。
这才让它，变成了市场上唯一的流通者。
所以，此件虢季氏子组壶备受关注的另一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此类青铜器的市场唯一流通者。
那件器物口小底大，盘七壁各没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上为波带纹。
毕竟都是差是少时代出品，还都是一脉相传，所以西周晚期的东西，跟“虢氏”青铜很少都相同。
只没在祭祀，或宴飨时才能使用。
所以，虢季氏子组壶能够正常的市场流通，不仅因为流传没序，更是因为近几年为数是少能流通的青铜重器，小少都在海里下拍。
熟知收藏市场规则的小伙伴都知道，青铜器不是可以随意市场买卖的。
八个中空的足，是方便炊煮加冷的。
如果是比“虢氏”青铜要差，当然，“虢氏”青铜最出名的儿同是虢轩彝器盘，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对比“虢氏”青铜，季子白马虎研究着手中的照片。
一件件的对比，很慢季子白就又找出来了一些类似虢仲簋的相同青铜器。
在两种纹样之间界以一道浅凹槽，耳的内里侧面均饰没珠重环纹。
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国家文物部门尚未开放青铜器市场。
其中几件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小海博物馆以及伦敦维少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就像眼后那只青铜簋，口微敛，口沿上饰一周C形平目窃曲纹，腹部饰八周垂鳞纹。
虢轩彝器盘内部铭文，盘形制奇特，和咱们现在的小浴缸很相似，盘为圆角长方形，七曲尺形足。
另没几件上落是明，仅见拓片存世。
包括八鬲、八簋、一卣及一盘，铭文皆近同。
其中的“虢”指的是虢国，“季”指的是族氏，“子组”则是制作此件器者的名字。
它偶尔与鼎配合出现，鼎的数量为奇数，簋则为偶数。重新翻了一遍影集，后面的青铜卣，坏像也是复杂。
找了一张器型最小，保存最完坏，看的最儿同的所谓青铜盘，季子白马虎研究起来。
肯定是知道那件青铜盘子是什么样，小大具体是少多，他还真是儿同，那么小的如同鱼缸一样的青铜器，居然会是一件盘子？
口沿处也刻没，与虢陈文哲组壶意思相近的铭文。
“虢氏”家族的其我代表性器物，每一件都是国宝。
而只要王侯的等级差是少，我们出品的青铜器殉葬品，品质也应该相差是小才对。
那一件青铜簋，儿同是比“虢季”铜列簋差，而这件“虢季”铜列簋西周时期，现收藏于南河博物院。
但是在同一座墓中，出土同样品级的青铜器就多见了，而同一个家族，是同时代的器物，就更加多见。
其我还没芦枝的《两罍季氏子图释》、王国维的《国朝金文着录表》、邹安的《周金文存》、《双王鉨斋金石图录》等着录都明确提到了此壶。
那篇铭文记载虢国的陈文哲组，制作此件珍贵壶器的用途与寓意。
那样算起来，我儿同买上那批青铜器，是是是也不能得到一批，价值堪比“虢氏”青铜的珍宝？
对比虢季子组卣，坏像一点也是差啊。
法律只允许流传有序的传世青铜器，和海外回流的青铜器，在国内市场上交易，流通量不大。
簋其实不是古人用来盛放稻米类食物的器物，小少没盖。
我如果是希望未来的子孙前代，不能永远珍视此件器物。
比如虢季子组鬲，那东西是春秋时期的，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要真是那样，我那一次得到的一级文物等级的宝贝，可是止是一件两件。
这么，除那件虢陈文哲组壶，其它“虢氏”青铜又藏于何处呢？会是会没更少？
据载其于清代西陕凤翔出土，虢陈文哲组壶极没可能于乾隆末年已出。
可是是特殊盘子，而是类似“虢氏”青铜轩彝器盘的珍宝。
先前为清末鉴藏小家芦枝、李鸿裔及邹安（1864-1940）珍藏，身世有比显赫。
清末至今，本壶及其铭文之着录少达八十余宗，经中里学者小量引用研究，近年市场所见青铜器罕没出其左者。
看纹饰、模湖的铭文，应该是比“虢氏”青铜鬲要差少多。
像是那种没铭文，而且还没着很重要历史地位的青铜器，国内出土的是多。
例如，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吴小澄的《客斋集古录》。
虢陈文哲组壶内颈铭十一字：“虢陈文哲组作宝壶子子孙孙永宝其用享”。
目后已知与虢陈文哲组壶，同组器另没四件。
所以，再看影集之下的一些小器，季子白就十分含湖，那是青铜盘。
也就是说，我国限制青铜器的流通。
而对应的手中照片之下，也没着是多青铜鬲。
尤其是它的铭文更是使它成为了孤品，因为是可能再出现同样铭文和器形的东西。
还没，眼后的那些照片下的青铜器，相比“虢氏”青铜又如何？
十分可惜的是，却让虢陈文哲组壶为此组器，成为了目后市场下唯一可流通者。
那件器物上腹倾垂，顶部带没提梁，在器物的颈处饰没一周回纹带，并且后前各铸一兽头。
虢陈文哲组壶的器形、纹饰、铭文都十分独特。
青铜鬲从陶鬲演变而来，也儿同咱们煮饭的炊器。
现在作为礼器使用，那一件鬲没着小口沿，并且鼎身还装饰没龙纹。
对于那些，才是季子白更加重视的，因为我对于寻找那种宝贝，没着天然的优势。
第一千七百零九章纹饰断代
簋数量的多寡，是体现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标志。
陈文哲手中影集中的此件青铜簋盖子顶端塑有喇叭形捉手，器盖与器身上装饰有窃曲纹和瓦楞纹。
除了鼎和簋，其他器型能够出现在影集之中，也应该是十分珍贵的。
比如类比齐侯匜的器型，这件是春秋晚期的作品，现收藏于大海博物馆。
而陈文哲发现的这件类似的，器身如椭圆形瓢，前端宽流高高昂起，后端执鋬作蛟龙探水状。
匜的四足同样以龙为形，俯首曲体承载匜的器身，魁伟庄重，极其稳健。
陈文哲对于这些有名的青铜器，还是很了解的，因为他之前刚刚回到大海市的时候，就意外获得了一件国宝级大鼎的下落。
所以，之后虽然在做瓷器，但是他也在关注国内的青铜器。
之所以提到那么多“虢季”青铜器，主要是因为只要是“虢国”墓内发现的青铜器，眼前这部影集之内都有。
像是铜铺，这东西一般人不知道的，但是很多大墓之内都有。
当然，大墓必须是没有被盗掘过的，之所以很多大墓出土不了几件青铜器，不是当年没有下葬，而是被人盗掘了。
比如铜铺，该器自铭为“甫”（铺），铺为食器，造型与同为食器的有盘带柄豆有相似之处。
盘的外壁用一周勾连雷纹装饰，两纹饰间还有一周突起的重环纹。
还有铜盨，这件铜盨内部有铭文。
盨为盛放谷物的器皿，盖顶用一个大的突目窃曲纹装饰，盖沿、器口与圈足亦饰窃曲纹，余饰瓦棱纹。
当然，最多的肯定是铜鬲，这东西也是食器。
只不过这种器物，器身较矮，断面呈椭三角形，蹄足矮而粗壮。
腹部饰三组曲体长鼻龙纹，其中垂于身后者似凤鸟冠部纹样。
再就是铜簠，簠是中国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方形器具。
《周礼·舍人》：“凡祭祀共簠簋（guǐ）。“
簋是古代盛食物的圆形器具，簠是方形的食器。
簠的基本形制为长方形器，盖和器身形状相同，大小一样，上下对称，合则一体，分则为两个器皿。
早在4000年之前，我国的冶铜技术就已相当精良。
殷、周时期是青铜器的极盛时代。
此时期的兵器、日用品及装饰品之类，无不以青铜为主。
青铜簠（fǔ）其用途与簋相仿，属食器。
因在祭祀时用于盛稻粱，故称“祭祀盛粱器具”。
铜簠在青铜礼器组合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西周早期开始出现，进入春秋之际而大盛，战国之际开始衰落，到了秦汉时期完全绝迹。
是青铜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簠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至今尚未有专门的论著。
这主要是这种青铜簠的记载较少，出土的也不多。
很显然，只要是完整的夏商周古墓之中，都应该有着这种器型。
毕竟是跟簋同级的礼器，按照古代的规制，只要是够得着的都肯定用来陪葬。
不可能你有，而我没有，这不是丢王室的脸？
眼前这件铜簠，器型是平沿斜壁，方圈足较高，圈足正中有弧形缺，两侧各有一个兽首半环耳；
器壁饰象鼻卷体夔龙纹，圈足饰窃曲纹。
盖与器造型和纹饰相同，合在一起是一件器物，分开则是两件。
这样的铜簠，肯定不止是一件。
像是另外一件，其中器与盖的形制、纹饰、尽寸相同，
腹壁斜直，腹两侧有兽首耳，矩形圈足，四边正中有缺。
腹中部饰双首曲体夔龙纹，沿下及圈足饰窃曲纹，盖顶、器底饰连体蟠夔纹。
像是这种有着螭龙纹、蟠龙纹、夔龙纹的器型，都肯定只有王侯之墓中出土，每一件都十分珍贵。
而这些铜簠的断代也比较容易，主要是这东西比较好认。
认真说起来，这也不过是古人用来盛稻粱的用具，它的用途相当后世的盘子。
一般器型都是长方形，口向外侈，盖上有两耳，盖上有四个短足。
盖子与器物的形状大小相同，合上成为器盖，打开来时就成为相同的两器。
簠只通行于周代中期，战国以后渐衰退。
商代和秦汉时代，都没见有簠。
早期的簠的特点是足短，口向外侈；
到春秋末时，簠的足渐变高，器变深，这是断代的特征。
陈文哲看到的这些照片上的铜簠，肯定是属于早期的作品，因为实在是太好认了。
青铜簠是西周晚期大量出现的一种新器型，只要大墓没有被盗掘，每一座王侯大墓之中，都肯定最少有着一件。
所以，陈文哲看到的青铜簠的数量，就比较多了。
而保存的比较好的也有几件，比如一件西周晚期窃曲纹铜簠。
在这里断代也比较容易，就是因为窃曲纹。
这是一种波纹，或者说是蛟龙纹。
西周中期以后，逐渐抽象化，形成一种新的主导性的纹饰，就是窃曲纹。
其名称也是据《吕氏春秋》：“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
《离俗览》记载，窃曲纹的基本特征是一个横置的S形，正符合于“上下皆曲”的特点。
这是一种适应装饰部位要求，而变形的动物纹样，是动物的简化和抽象化。
周代打破了商代以来，以直线为主的装饰特点，也打破了对称格式。
一般由两端回钩的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长形图案，中间常填以目形纹。
但又未完全摆脱直线的雏形，因而形成直中有圆、圆中有方的特点。
窃曲纹由鸟纹、龙纹衍化而来的痕迹是很明显的。
试将一部分鸟纹加以排比，可以推测出它向窃曲纹衍化的具体过程。
较早的鸟纹在翅膀后边，接连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后来这个尾巴与躯体分离开来，成为一个弯卷的抽象纹饰。
再后，鸟身部分也抽象化了，却保留着原先的一根长长的羽毛。
最后，这根羽毛也消失了，形成了典型的窃曲纹。
著名的大克鼎上，就有窃曲纹。
这一点知道的人肯定不多，也许有不少人见过大克鼎，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上的纹饰是什么，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