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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师出高     牛郎织女天仙配txt下载     牛郎织女天仙配最新章节 收藏本书

第二百六十三章 红丸案 (求点推收赏评)

    宋徽宗把自己定义成为了太上老君这样一个即使是神仙里面也是帝王一般的存在的神仙,宋徽宗是不是很疯狂?

    在历史上因为帝王追求长生不老结果却是引发了惊天大案的,莫过于红丸案。

    红丸案,为明朝三大案件之一。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病重,李可灼进献红丸,自称仙丹。光宗服后死去。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唆使下毒,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其间,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连坐罪死者众矣。

    红丸案,明末三大案之一。三案分别是移宫案、红丸案还有梃击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就开始腹泻,用今天话来说可能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吧。一昼夜泻好多次,有的说一昼夜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这里稍作解释: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宾客、礼仪等事的一个机构;鸿胪寺的正卿叫鸿胪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鸿胪寺少卿。五品;鸿胪寺丞又低一级。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泰昌帝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泰昌帝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泰昌帝则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都心怀不安,等候在宫门外。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明史?韩爌传》)日晡(bu)(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而在当天,首辅方从哲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这件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新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这些议论围绕着光宗的死因展开,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2]

    由于泰昌是服下红丸后死的,而首辅方从哲却在泰昌死去的当天,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御史王安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御史郭如楚弹劾方从哲不应该赏赐进药的李可灼。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拟太子令旨,罚了可灼一年的奉禄。10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方从哲上奏辩解并请辞,于11月初卸任离京。

    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方从哲离京后,还是无法脱净干系,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不断。一天,天启帝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许多大臣为他开脱,天启帝亦被方从哲的诚恳打动,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时难以决断。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爌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光宗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崇祯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小小红丸惹起的党争,简直是祸国殃民,后世不能不引以为戒。

    关于明光宗朱常洛的死因,一说是过度劳累、病重而亡;一说是郑贵妃有意加害;一说是用药错误;一说(主要是魏忠贤一党)是光宗长期忧心操劳国事和东林党人胡乱议论干预治疗并耽误病情的结果。红丸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三百余年来,尽管史学家见仁见智,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

    相关史料。1. 《明季北略》(卷1):“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进药,明日光宗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参李可灼进红丸罪状。言臣接邸报,奉令旨赏可灼银五十两。夫可灼敢以无方无制之药,驾言金丹,且唱言精知子平五星,夭寿莫逃,此不过借此以塞外廷之议耳。奉令旨李可灼于先帝病革之时,具本进药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爱君之意。姑从轻罚俸一年。”2. 野史上记载的红铅之法:“医家有取红铅之法。择十三四岁童女美丽端庄者,一切患残疾,声雄发粗,及实女无经者俱不用。谨护起居,俟其天癸将至,以罗帛盛之,或以金银为器,入瓷盆内澄如朱砂色,用乌梅水及井水河水搅澄七度,晒干,合乳粉、辰砂、**、秋石等药为末,或用鸡子抱,或用火炼,名‘红铅丸’。专治五劳七伤,虚惫羸弱诸症……”云。3. 《明季北略》(卷1):“杨涟论内官崔文升用药之误,言帝疾法宜清补,文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剂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郑宗周请下文升法司严鞫,言往岁张差之变,祸几不测,张差之后因有文升,致先帝一旦崩逝,当寸斩之。结事惠世扬奏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伤损先帝。科臣台臣论之,辅臣方从哲,又何心而代拟出脱。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请究医药奸党阴谋,谓当与先年梃击青宫,同一奸谋云。南台御史傅宗皋论崔文升用药之误。御史马逢皋、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升用药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采奏请复先帝之仇,论李选侍、郑贵妃、崔文升、李可灼共一线索。礼部尚书孙慎行参方从哲、李可灼进药之罪。吏部尚书张问达会同户部尚书汪应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医官也,一旦以红丸轻进,而龙驭上升,罪胜诛乎?崔文升身历提督,当可灼进红丸之时,何不详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谕李可灼拿解法司究问正罪。崔文升发遣南京三年。戍可灼。御史郭如楚,论李可灼之罪。”(未完待续。。)

第二百六十四章 金丹 (求点推收赏评)

    红丸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

    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按照道家说法,红色丸药当然是道家所炼金丹。

    金丹,.中国古代炼丹术名词。包括外丹和内丹两种。外丹是用丹砂(红色硫化汞)与铅、硫黄等原料烧炼而成的黄色药金(还丹)其成品叫金丹[1]。道教认为服食以后可以使人成仙、长生不老。唐代以前金丹多指外丹。唐宋以后多指修炼内丹即把人体作炉鼎以体内的精、气作药物用神烧炼道教认为使精、气、神凝聚可结成圣胎即可脱胎换骨而成仙。金丹原为外丹术术语。指炼丹家选用某些矿物原料所炼制的丹药,又称“仙丹”,认为服后可以长生不死。内丹术借用金丹一词指内丹。

    有金丹诀。真意发真知,灵知也自应。三家合一家,倏尔身心定。虚室却生光,静中又复阳。采来勤锻炼,化就紫金霜。灵窍慧光生,性现尘情灭。朗朗夜明珠,无处不皎洁。噪性化真性,人心变道心。若非神火锻,矿里怎分金?

    还有有金丹论。金者,坚刚永久不坏之物;丹者,圆满光净无亏之物。古仙借金丹之名,以喻本来圆明真灵之性也。此性在儒则名太极,在释则名圆觉,在道则名金丹。名虽分三,其实一物。儒修之则为圣,释修之则为佛,道修之则为仙。三教圣人皆以本来真性为成道之本也。愚人不知,或用五金八石煅炼成药为金丹者,非也;真性在大造炉中,经火煅炼成熟,与天地同长久,与日月同光明,岂凡世有质之物能成哉?

    晚唐以来,三教合流,成为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儒、道二家,都不能不受已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佛学尤其是禅宗之学的影响。钟离权一系的内丹学,也不能不以与禅宗融合为其发展的基本路线。内丹与禅,在修习的基本原则“无念”上,本来就多有相通,《钟吕传道集》就以佛家术语“真空”为修炼之要,有云:“若以绝念无想,是为真念,真念是为真空,真空一境,乃朝真迁化而出昏衢超脱之渐也。”至钟离权的门人吕洞宾,更以禅、道融合为其内丹说的基本特质。据传吕曾参黄龙晦机禅师,此后对禅宗深为服膺,倡禅、道双融。其《敲爻歌》等总结内丹之纲宗为“性命双修”,修性谓明心见性,了彻禅宗所谓心源性海;修命指炼化精,气为内丹入手路径。单修性或单修命,皆失于偏颇,单修性不修命,“万劫阴灵难入圣”,单修命不修性,“恰如鉴容无宝镜”,只有性命双修,方为稳当。此所谓性命双修,实际上含有禅、内丹双修,或在内丹修炼的基础上参究禅宗的意味。吕洞宾性命双修、禅道双融的思想,成为后世内丹学发展的基本路线。北宋以后的内丹学诸家,几乎无不渊源于吕洞宾。性命双修、禅道双融的内丹学,至北宋神宗朝的张伯端趋于成熟。张伯端先作《悟真篇》丹词,发挥钟吕一系的传统丹法,后又参究禅宗,撰《禅宗诗偈》言明心见性之事,作为《悟真篇》的续篇。《悟真篇》(包括续篇)被公认为《周易参同契》以后影响最大、水平最高的内丹撰述,古今注疏发挥者达数十家之多。吕洞宾后学的内丹思想,总的来说,以进一步深受禅宗、理学的影响为基本特征。虽然皆以“性命”二字为理论纲宗,但多数对修性较修命更为重视。张伯端《悟真篇后序》强调“欲体夫至道者,莫若明乎本心”,以归于禅宗所谓“究竟空寂之本源”为内炼归宿。王嚞《金丹诗》谓“本来真性唤金丹”,强调修行须先识心见性,其识心见性的法要“清净”,颇近禅宗的“无念行”。

    金丹乃是有着长生不老的效果,治病……那个不过是大材小用罢了。(未完待续。。)

第二百六十五章 黄巾起义 (求点推收赏评)

    小小的金丹寄托了帝王长生不老的期望,但是恰恰却是把那些希望长生不老的帝王送上黄泉路的罪魁祸首。

    讽刺吧?

    但是为了实现长生不老的**,帝王也是前仆后继地踏上了这样一条不归路。

    就像是我们这些作者,为了成为大神作家的期望,不愿意工作,仅仅是寄托希望通过写作获得收入,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毕竟就算是在历史上面有着无数的大神作家,但是同一时期的大神作家也不过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罢了。

    因为帝王有着长生不老的期望,而道家恰恰对于长生不老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

    所以道家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很深比较高,不过道家还是没有办法成为帝王的心头肉。

    道家最让帝王蛋疼的地方,就是道家的教义就是师法自然。

    所谓的的师法自然在某种程度就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就是不愿意受到管制。

    但是帝王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管制别人。

    信奉道家的受到管制的人们怎么办?

    造反。

    其实我国许许多多的农民起义的背后都是有着道家的影子。

    比如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又称黄巾之乱,是东汉晚期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组织的暴动之一,开始于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当时朝廷**、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断。国势日趋疲弱,又因全国大旱,颗粒不收而赋税不减,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头扎黄巾,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平息叛乱,各地拥兵自重,虽最终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但军阀割据、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东汉末年政局不稳。外戚专政,宦官专权,对西羌战争持续数十年。花费巨大,徭役兵役繁重。加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民不聊生。加之封建迷信年代,人民皆有宗教信仰,张角趁此机会,用奇书《太平要术》上经典,救助人民,又大力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3]这种迷信思想蛊惑人心,对于当下朝廷,人民早已失去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张角创立太平道,以宗教的方式笼络人心,在贫苦农民中树立了威望,信众多达数十万。张角利用其在民众心中的话语权,将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信众分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为大规模的起义做好了准备,意图推翻汉朝建立以张角为君的新天下。

    公元184年(甲子年),张角相约信众在3月5日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兴兵反汉;“苍天”是指东汉,“黄天”指的就是太平道,而且根据五德始终说的推测,汉为火德,火生土,而土为黄色,所以众信徒都头绑黄巾为记号,象征要取代**的东汉。张角一面派人在政府机关门上写上“甲子”二字为记认,另一方面派马元义到荆州、扬州召集数万人到邺准备,又数次到洛阳勾结宦官封胥、徐奉,想要里应外合。可是在起义前一个月,张角一名叫做唐周的门徒告密,供出京师的内应马元义,马元义被车裂,官兵大力逮杀信奉太平道信徒,株连千余人,并且下令冀州追捕张角。由于事出突然,张角被迫提前一个月在二月发难,史称黄巾起义或黄巾之乱,因为起义者头绑黄巾,所以被称为“黄巾”或“蛾贼”,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在北方冀州一带起事。他们烧毁官府、杀害吏士、四处劫掠,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战事,黄巾军势如破竹,州郡失守、吏士逃亡,震动京都。

    汉灵帝见太平道如此厉害,慌忙于3月戊申日以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于都亭,整点武器,镇守京师;又自函谷关、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各京都关口[9],设置都尉驻防;下诏各地严防,命各州郡准备作战、训练士兵、整点武器、召集义军。

    皇甫嵩上谏要求解除党禁,拿出皇宫钱财及西园良马赠给军士,提升士气,而吕彊又对灵帝上言:“党锢久积,若与黄巾合谋,悔之无救。党锢之祸积怨日久,若果与黄巾合谋,恐怕已经无救了。)”汉灵帝接纳提案,在壬子日大赦党人,发还各徙徒,要求各公卿捐出马、弩,推举众将领的子孙及民间有深明战略的人到公车署接受面试。而另一方面又发精兵镇压各地乱事:卢植领副将宗员率北军五校士负责北方战线,与张角主力周旋;皇甫嵩及朱儁各领一军,控制五校、三河骑士及刚募来的精兵勇士共四万多人,讨伐颍川一带的黄巾军,朱儁又上表招募下邳的孙坚为佐军司马,带同乡里少年及募得各商旅和淮水、泗水精兵,共千多人出发与朱隽军连军。庚子日,张曼成攻杀南阳郡守褚贡,响应张角。汉军在首战并未得利,于4月,朱儁军就被黄巾波才所败而撤退,皇甫嵩唯有与他一起进驻长社防守,被波才率大军围城,汉军人少,士气低落。又汝南黄巾军在邵陵打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军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黄巾军并未因汉室的动作而有败退的迹象。

    5月,京师见皇甫嵩被围,派曹操率军救援。不过援军未到时,皇甫嵩已心生一计,在傍晚时分吹起大风,皇甫嵩命士兵手持火把暗暗出城,利用黄巾军营寨周围的杂草,用火攻大破敌人,大呼进攻,城上亦举出火把响应,皇甫嵩以鼓助战,冲入敌阵,黄巾军大乱,四处奔走。又遇上曹操的援军,被皇甫嵩、朱隽和曹操三面夹击,斩杀数万人,汉军大胜。6月,南阳太守秦颉与张曼成战斗,斩杀了张曼成。黄巾军便改以赵弘为帅,以十多万人占据宛城。而皇甫嵩与朱隽军继续进击汝南、陈国的黄巾,追击波才到阳翟,最后在西华大败彭脱,余军想逃到宛城,但孙坚登城先入,众人蚁附般推进,大破敌军,成功讨平豫州一带的黄巾军。另一方面,卢植数战间大破张角,斩杀万多人。张角唯有撤到广宗,卢植建筑拦挡、挖掘壕沟,制造云梯,将可攻下城池。正值灵帝派左丰视察军情,有人劝卢植贿赂左丰,但卢植不肯,左丰便向灵帝诬告卢植作战不力。灵帝大怒,用囚车徵卢植回京。京师唯有下诏再重新调整:皇甫嵩北上东郡;朱隽则攻南阳的赵弘;而以董卓代替卢植。而同样宗教形式的五斗米道在巴郡叛变,领导人“五斗米师”张修攻打郡县,但未受到汉室重视。

    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共一万八千兵围攻赵弘,但6月至8月也不能攻克[,京师有奏议徵朱隽回师,幸而张温上表说情,灵帝才不行。但朱儁仍急攻赵弘,赵弘被杀,由韩忠代替。朱隽又因兵少不敌,便扩大防围、建筑阵垒,堆砌土山观望城内。朱儁军鸣鼓攻打西南,黄巾军被引开,朱儁则亲率五千精兵掩杀东北,偷袭敌人后方,攻入城池,韩忠唯有退保内城。黄巾军受挫,士气低迷,向汉军乞降。张超、徐璆和秦颉都认为可以接受,但朱儁认为如接受的话,会给百姓有利为贼,无利乞降的错误观念,便不接受并急攻敌军,可是数战也不能攻克,朱儁登上土山观望黄巾军,明白黄巾军没有退路,而尽力一战,所以未能攻克。朱儁便解开围军,韩忠果然出战,被朱儁大破,朱儁向北追击韩忠数十里,斩杀万多人,韩忠投降,秦颉一向与韩忠不和,便将他杀死。这举动反令黄巾军不安,又推孙夏为帅屯兵宛中城。朱隽再次急攻,于11月癸巳日,孙夏败走,汉军追至西鄂精山,又被大破,斩杀孙夏及万多人,黄巾军解散,平定宛城一带。公元185年春天,班师回京。另一方面,皇甫嵩于8月到达东郡仓亭,大破、生擒卜己,斩杀七千多人。而董卓进攻张角不成功,无功而还,便在乙巳日要求皇甫嵩继续北上。不过,张角已经病死,在10月于广宗便和张梁战斗,张梁军犟,于首战不能攻克。在明日,皇甫嵩闭营与士兵休息,另一方面派人观察敌军举动,黄巾军战意稍为松懈,皇甫嵩便乘夜率兵,在黎明时份突袭敌阵,战至下午,成功大破敌军,斩杀张梁及三万多人,于逃走到河堤时溺死的也有五万多人,焚烧车辎三万多辆,虏获人数甚多。而张角则被破棺戮尸,运首级回京师。11月,皇甫嵩与巨鹿太守郭典攻打下曲阳,成功斩杀张宝,俘虏十多万人。黄巾之乱平息。(未完待续。。)

第二百六十六章 五斗米道 (求点推收赏评)

    在黄巾起义的同样宗教形式的五斗米道在巴郡叛变,领导人“五斗米师”张修攻打郡县,但未受到汉室重视。

    那么,“五斗米师”是什么?

    “五斗米师”就是推行五斗米道的传道师。《后汉书?孝灵帝纪》“ 张脩 反” 唐 李贤 注引 刘艾 纪曰:“时 巴郡 巫人 张脩 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

    “五斗米师”就是推行五斗米道的传道师,那样五斗米道又是什么?

    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天师道、正一盟威之道,是道教最早的一个派别。据史书记载,在东汉顺帝时期,由张道陵在蜀郡鹤鸣山(今四川成都市大邑县北)创立。据《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得此名,因又称为“米巫”、“米贼”、“米道”。另外,也有人认为,这个名称也可能和崇拜五方星斗(南斗、北斗等)和斗姆有关,五斗米就是“五斗姆”(另一说法是五斗崇拜和蜀地的弥教结合而成,即“五斗弥”教)。因教徒尊张道陵为天师,又称“天师道”。 此外,在光和年间(178年 - 184年),还有张修在巴蜀、汉中一代传道。其方法和张角有些相近,例如用符水治病。但是总体而言,更接近于张道陵的教派,例如也设有祭酒,学习《道德经》,供奉五斗米等,因此历史上也将他的这一派道法称为“五斗米道”。

    正一道又称正一派。其始祖伪称是汉末张道陵及他开创的“正一盟威”之道,后称天师道。实际上,正一道至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张与材被蒙古人嗣为第三十八代天师,袭掌江南道教,特别是大德八年(1304)授以“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录”。后又授以“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赐一品金印。

    北天师道是由封建史上首位被官方承认的道教天师——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而形成的。寇谦之称太上老君亲临嵩岳授以“天师之位”,赐以《云中音诵新科之戒》20卷,传其服气导引口诀之法;令其“清整道教,除去三张(指张陵、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其主要道场建立在今山西大同(原称平城)。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清整道教,新天师道所传《云中音诵新科之戒》,宣讲《新科》等大道清虚之道,提倡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练,其新天师道的做法有:泰常八年[423]。有道士李谱文所传《录图真经》等醮仪感动太武帝。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三年[442]亲自道坛。受道教符箓,使新天师道与皇权结合,一度成为国教。不断发展壮大。[1]这样,新天师道重视醮仪,提倡礼度,改变了过去以符水疗病及注重炼形的教义,特别是泰常八年(423),有道士李谱文所传《录图真经》等醮仪感动太武帝,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三年(442)亲自道坛,受道教符录,使新天师道与皇权结合,一度成为国教,不断发展壮大,并为后世的“三教合一”奠定了历史基础。寇天师在北方“去除三张伪法”,是影响深远而得到贯彻的。后来北方兴起的全真道,就与龙虎张天师素无瓜葛。然而据载,王重阳所传的钟吕丹法就与茅山上清派本经《上清黄庭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邱祖也曾领受上清法箓,佩上清芙蓉冠,著上清洞真玉罗箫台袍……据考通行全国的《全真正韵》亦源自茅山上清。进入南北朝时期,一些早期道派“太平道”“于君道”等,因受统治者打击而显衰落,而新兴教派“灵宝派”“上清派”等,又正处于开始发展阶段;虽有一些象张忠、王嘉这样的神仙道士,但只是以师徒相受形式成的松散道教集团,而以道教箴纬的名义,各地不同人等托名“李弘”又都转瞬覆没;此时天师道仍不失为道教的一面旗帜,基本上也是道教的代称。 但是,由于政治动乱,天下势力分割,加上信徒总多,又缺乏有威望的张天师传人,僻处江西龙虎山的天师道总部对下属各“治”的祭酒、道官显得鞭长莫及,天师道内部组织陷入严重混乱、《老君音诵诫经》有:“道官祭酒愚暗相传各祭酒”,这使一些素质低下者得以当上祭酒、首领,任意鱼肉信徒;更严重的是有的还“自署治箓符契、攻错经法、浊乱清真”,导致“奸怨非法、诈惑万端”;还有曲解天师道的理论如“房中术”等者,以致“淫风大行,损辱道教”;并且下层道民屡屡利用道教组织,托名李弘(老君化名)、刘举名义发动起义,历代不绝,使道教受各分割统治势力、王朝的严密注意。 有鉴于此,不少高道先贤立志改革、整理道教,北朝时期的寇谦之与南朝的陆修静是当时的佼佼者。寇谦之(365—448在世)利用太上老君降授的《云中音诵新科之戒》(又名《老君音诵诫经》,〈老〉是〈云〉的摘抄本)、老子玄孙李谱文降授的《录图真经》对天师道进行坚决的改革,对早期道教的教义和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吸取儒家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观念,吸融儒释的礼仪规戒,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的道教教理教义和斋戒仪式,并改革道官职位的世袭制度,主张唯贤是授,信守持戒修行。 他重视道教斋醮仪范,为道教增订了诸多斋仪和仪式,亦为后世道教斋仪奠定了基础。经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既得到下层信徒的支持,也适合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一时阴霾尽除,朝野随者无数,后人称经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为“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

    南天师道是由简寂先生陆修静改革发展江南天师道而形成的。主要表现在他对江南天师道组织进行的整顿和改造,并积极收集整理道经,制订道教斋醮科仪,推动了南朝旧道教的改革和士族新道教的形成。特别是陆修静在孝武帝大明五年(461)至宋明帝泰始三年(467)七年间隐居庐山修建太虚观(后人称简寂观)期间,他以太虚观为大本营,在此收徒布道,不断扩展太虚观。曾先后扩建有白云馆、朝真馆、炼丹井、捣药臼、洗药池等。太虚观兴起后。先后又建筑有康王观、崇善观、咏真观、昭德观、白鹤观、广福观、太平观等数十座道观,均规模宏大,雄伟壮观,因而被誉之为道教的“咏真第八洞天”。随着庐山道教的扩大。其地位和声誉不断显赫。逐渐成为名震南北的重要道场。使得四方高道纷至沓来。至唐宋时,先后有许坚、钱朗、孙晟、郗法遵等大批高道云集庐山,庐山高道辈出。名声大震于江南。陆修静制订并完善斋醮科仪。吸收儒家传统的忠孝礼义等伦理道德,并将其作为道徒必需遵守的教规,强调忠孝为先,这样,既保证了道士严格遵守教戒,一心修善立功,又更加完善了宗教仪范。他潜心道教理论研究,并著有《灵宝经目录序》、《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道门科略》、《洞玄灵宝五感文》等,他将这些斋戒仪范著作和收集的道经如药方、符图等计1228卷,已行世有1090卷等,均采用“三洞四辅十二类”的方法,成为道教史无前例的道书分类法,他将这些道书整理集成《三洞经书目录》,于太始七年(471)上献朝廷,深受宋文、明二帝赞赏,使“灵宝之教,大行于世”,特别是他总括“三洞”,改革旧天师道,并提倡以斋仪为主的道教,由此其名望不断壮大,威震江南,成为江南道教的统领,与北魏寇谦之改革的“北天师道”南北并存,并都为后世的“三教合一”奠定了历史与理论基础。

    正一道又称正一派,其始祖伪称是汉末张道陵及他开创的“正一盟威”之道,后称天师道。实际上,正一道正式形成于至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张与材被蒙古人嗣为第三十八代天师,袭掌江南道教,特别是大德八年(1304)授以“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录”。后又授以“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赐一品金印。张氏子孙就在这七千百八余卷的《道藏》经板被元室鞑子毁烧殆尽之时,对其山呼万岁,屈膝求荣,用牺牲道教尊严与正统的待价来换取自己强并三山,支掌江南道教事的权益。道教的教理教义,如道生德育、自然无为、清静寡欲、柔弱不争、长生久视等根本宗义,皆源出于太上《道德真经》。祖天师张道陵建立道教教团之时,即以五千文(《道德真经》)为圣典,并作《老子想尔注》,阐说道要教旨和修行准则,初步建立起道教教义思想体系,以“正一”之名来表明所倡行的教化学说是太上真一不二的正教。而且,道教的经典和许多高道真人的著述也都根据《道德真经》这部圣典加以充分的发挥,或作必要的演绎。道教尊奉的《南华真经》和《冲虚真经》,承扬太上《道德真经》的思想,对道教修身体道、精神逍遥、坐忘养生、神仙变化等思想以丰富和阐扬,使偏重理性的道家学说在后世高道的继承阐扬下,过渡到道教的教义学说,彼此而打成一片。《太平经》以宗教教化而立论,对《道德真经》“道”生化天地万物的创世说和《道德真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教义作了充分阐释。葛洪真人畅玄而讲神仙之术,亦当属于太上道家之系统。《度人经》以“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为主旨,正体现了《道德真经》的根本宗义。总之,道教的教义思想无不根本于《道德真经》,因而道教尊《道德真经》为圣典。(未完待续。。)

第二百六十七章孙恩起义 (求点推收赏评)

    黄巾起义仅仅是道家信民发动的第一次起义罢了。

    孙恩起义就是道家信民发动的一次起义

    孙恩起义即孙恩、卢循起义。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反晋斗争。这次起义是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坚持斗争达十二年之久,转战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对东晋门阀士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在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乱爆发之时,琅玡大族孙泰用五斗米道组织群众发动起义。398年,孙泰被诛,其侄孙恩逃到海上。399年(陵安三年),司马元显下令征发江东八郡“糜喃为客者”,以充兵役,结果引起骚动。孙恩便率领百余人登陆,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遂攻陷会稽,这时,各地应征的奴客和广大破产农民纷纷响应;占有奴客的江东八郡地主因利益受到损害,也乘机“一时俱起”。江东八郡很快为起义军所占有。东晋政府见起义军声势浩大,急忙派北府兵前往镇压。为了避免损失,孙恩率领群众二十多万人退回海岛。以后,孙恩先后三次登陆,大败晋军,曾兵逼建康。402年,孙恩最后一次登陆,攻临海,不幸失利,投水自杀。余众由其妹夫卢循率领。转战各地。404年,卢循率领义军由水路占领广州。402年(元兴元年)春,占据长江中游的桓玄兴兵作乱。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元显父子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等,掌握东晋大权。次年,桓玄称帝,国号楚。又次年,刘裕讨灭桓玄,东晋政权落到了刘裕手中。410年,刘裕率军北进,攻击南燕,后方空虚。卢循乘机从广州出发。分两路北伐。起义军直逼建康。当刘裕率军南下镇压时,卢循接连失败,最后赴水而死。孙恩、卢循起义,坚持斗争达十二年之久。转战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对东晋门阀士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在南北士族支持下建立的东晋王朝始终对士族持宽纵态度。东晋末年。由于地方割据,政府实际控制只限于所谓“东土”的三吴地区。这里南北士族田园别墅最集中,封建剥削最严重。政府又将绝大部分赋役加于此地,农民负担格外沉重。他们有的沦为奴隶、佃客,有的逃亡山海屯聚反抗。这是孙恩起义爆发于该地,并能坚持数年之久的基本原因。起义的导火线是隆安三年(399)朝廷征发“免奴为客”者(指本身或父祖是奴隶,但已放免为佃客的壮丁)当兵,他们不愿应征。征发这部分客,对其主人也是损失,从而引起世家大族对政府的不满。所以一时“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孙恩(?~402),出自琅邪(今山东临沂)孙氏,属于低级士族。孙氏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是大教主。隆安元年兖州刺史王恭起兵反晋,孙泰纠合兵众,准备起事,事泄被杀。孙恩逃至今舟山群岛,聚集逃亡农民。

    隆安三年十月,孙恩带一百多人从海上登陆,攻下上虞,袭破会稽郡(今浙江绍兴),杀内史王凝之。义军得到广大农民和奴客的拥护,也获得部分不满朝廷的地主分子的响应。于是,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等八郡(今浙江大部和江苏东南)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史称“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孙恩自称征东将军,号义军为“长生人”。义军无情打击南北士族,如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惠、黄门侍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先后被杀,他们田园别墅的佃客和奴婢纷纷参加义军。朝廷派卫将军谢琰(谢安子)和北府名将刘牢之率北府兵镇压,孙恩率男女二十万口退入海岛。四年五月,孙恩自浃口(今浙江宁波东北)再次登陆,入余姚,破上虞。邢浦(今浙江绍兴北)一战,又大败官兵,并于山阴阵斩谢琰及其两子。后因朝廷增兵,义军于十一月再次退入海岛。五年二月,孙恩第三次自浃口登陆,五月,攻克沪渎垒(今上海),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义军浮海进至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威胁京师。因建康有备,义军乃北破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和广陵。后因与刘裕交战屡次失利,损失很大,终于被迫退入海岛。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最后一次登陆,不幸战败,投海而死,义军乃推其妹夫卢循为首,继续战斗。

    卢循(?~411)虽出自范阳大族卢氏,但因渡江较晚,未受朝廷重用。元兴二年,卢循与刘裕战于东阳(今浙江金华)、永嘉(今浙江温州)和晋安(今福建福州)一带,不利,乃浮海南下。次年十月,卢循破番禺(今广东广州),自称平南将军,接受朝廷所封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官号。并派姐夫徐道覆和亲党占据始兴(今广东韶关南)及其他各部。卢循、徐道覆虽接受朝廷官号并遣使献贡,但又派人到大庾岭一带伐木,秘密准备北伐船只。义熙六年(410)二月,卢、徐乘刘裕北伐南燕,东晋后方空虚之际,分两路北上。一路由卢循率领越五岭,经长沙、巴陵(今湖南岳阳)直指江陵。一路由徐道覆率领直下庐陵(今江西吉水北)、豫章(今江西南昌),大败官兵,杀江州刺史何无忌。卢、徐即合兵东下,五月,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长江中)大败晋大将刘毅,军抵淮口(秦淮河入长江之口,今南京西北),直逼建康。此时义军战士十余万,舳舻千计,楼船高达十二丈,舟车百里不绝,朝廷一片慌乱,刘裕星夜赶回,仓促应战。徐道覆主张立即登陆与刘裕决战,户循多疑少决,贻误战机,使刘裕得以集中兵力,周密部署。义军小挫,卢循下令退却。十月,义军西攻江陵,不利。十二月,义军与官兵在大雷(今安徽望江)、左里(今鄱阳湖口)相继展开死战,损失惨重,南退番禺。但此时番禺已被官兵抢先占领。次年三月,卢循攻番禺不下,转至交州,四月,兵败自杀。同年二月,徐道覆亦牺牲于始兴。

    孙恩、卢循领导的反晋斗争主流是农民起义性质。这一斗争虽带有宗教色彩,但斗争双方并非按宗教划分,笃信五斗米道的王凝之等人被杀,就是证明。孙、卢是北来失势士族,起义初期也确有不少地主分子参加,但义军的基本成员无疑为会稽三吴地区的贫苦农民和奴客。起义席卷东晋大部分地区,东晋王朝业已名存实亡。起义还沉重打击了南北士族,特别是谢琰被杀后,北府兵为寒人掌握,士族从此失去军权。所以这次起义又是门阀衰落,寒人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次起义迫使刘裕采取一些减轻人民负担和抑制豪强大族的措施,从而为刘宋初期江南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未完待续。。)

第二百六十八章赵广起义 (求点推收赏评)

    孙恩、卢循领导的反晋斗争主流是农民起义性质。这一斗争虽带有宗教色彩,但斗争双方并非按宗教划分,笃信五斗米道的王凝之等人被杀,就是证明。

    这个仅仅是说明孙恩起义既是农民起义,同样也是道家播下的火种。

    难道是孙恩起义杀死的人们里面有农民,那么就不是农民起义了?

    毕竟,任何起义过程发生内讧也是完完全全可能发生的事情。

    赵广起义是南北朝时期宋元嘉九年(432年)七月至次年九月,蜀人赵广等举兵起义反宋失败的作战。

    在赵广起义里面同样有着道家的影子。

    是年,宋益州刺史刘道济聚敛兴利,伤政害民,立官冶禁私铸,贵卖铁器,民众怨声载道。七月,流民许穆之诈称晋宗室司马飞龙,得氐王杨难当资以兵力,又招募蜀人,共得千余人。遂攻杀巴兴令,驱逐阴平太守,刘道济派兵击斩之。五城(今四川中江东南)人帛氐奴、赵广假称司马飞龙犹在阳泉山中,聚众得数千人,往攻广汉(今四川广汉北)。刘道济遣参军程展会同治中李抗之率500人击之,皆败死。巴西人唐频聚众响应,与赵广等攻陷涪城(今四川绵阳东)。涪陵、江阳、遂宁诸郡守皆弃城逃去,蜀地民众和外地侨民皆反。

    九月,赵广等进攻成都(今属四川),刘道济据城自守。赵广部众屯聚日久,不见司马飞龙,欲散去。赵广遂拥阳泉寺道士程道养冒充司马飞龙,立为蜀王,建元泰始,备置百官。以道养弟道助为骠骑将军,镇涪城;赵广、帛氐奴、梁显及其同党张寻、严遐皆为将军,拥奉程道养还成都,众至十余万,四面围攻该城。刘道济遣中兵参军裴方明,任浪之各率千余人出战,皆败还。

    十二月,裴方明等再次出城,攻破程道养营,焚其积聚。刘道济劝降赵广部将杨孟子,约期内外夹击,为赵广所知,遣将追斩孟子。裴方明复率兵出战,屡获胜,赵广部众大溃。程道养收集散卒得7000人,还广汉,赵广另率5000余人还涪城。成都城内粮尽,裴方明率2000人出城寻找军食,为赵广部所败,单马逃还。于是赵广部军心大振,散而复聚。刘道济悉倾所有家财,令裴方明招募兵员,应募者日有干余人。

    翌年二月,刘道济卒,裴方明等密埋其尸而不使人知,并乘程道养于毁金桥祭天之机,率3000人出城袭之。道养等大败,退保广汉。宋荆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以巴东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诸军事,率2000人援救成都。三月,赵广等自广汉至郫县(今属四川),连营以百数。周籍之与裴方明合兵,攻克郫,继而进击赵广等于广汉,赵广等逃还涪城及五城。五月,裴方明进军涪城,起义军战败,赵广等奔散。九月,程道养率2000余家逃入广汉山谷中。起义终于失败。

    之所以说赵广起义里面同样有着道家的影子,那是因为,九月,赵广等进攻成都(今属四川),刘道济据城自守,赵广部众屯聚日久,不见司马飞龙,欲散去,赵广遂拥阳泉寺道士程道养冒充司马飞龙,立为蜀王,建元泰始,备置百官。

    如果赵广起义里面同样没有道家的影子,那么赵广遂拥阳泉寺道士程道养冒充司马飞龙立为蜀王呢?

    说不定这些就是原来的计划。(未完待续。。)

第二百六十九章陈硕贞起义 (求点推收赏评)

    陈硕贞起义里面同样也是有着道家的影子

    陈硕贞起义即陈硕真农民起义。

    陈硕贞,又名陈硕真,唐代睦州雉山县梓桐源田庄里(今浙江省淳安梓桐镇)人,巾帼女杰。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率众起义,自封为“文佳皇帝”。早年丧夫,是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的起义军的女首领。唐朝高宗时期的陈硕真,自称文佳皇帝,不过她的起兵坚持了一个月就被镇压下去了。

    陈硕贞,又名陈硕真,唐代睦州雉山县梓桐源田庄里(今浙江省淳安梓桐镇)人,巾帼女杰。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率众起义,自封为“文佳皇帝”。早年丧夫,是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的起义军的女首领。唐朝高宗时期的陈硕真,自称文佳皇帝,不过她的起兵坚持了一个月就被镇压下去了。陈硕贞自幼父母双亡,和一个妹妹相依为命。姐妹俩历经世间风霜雨雪,尝遍人间辛酸苦辣,姐妹俩一直熬到妹妹被乡邻收养,陈硕贞到一乡宦人家帮工,这才能吃上一顿饱饭。清溪山高谷深,河道交错,物产十分丰富,正因如此,朝廷在此征收的赋税也很多,搜当地百姓负担十分沉重。 陈硕贞在养伤期间,觉得只有推翻朝廷,才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陈硕贞决定利用道教来发展信众,作为以后起义的力量。她先是散布一些消息,说自己在深山遇到了太上老君。并被收为弟子,并向大家展示她所学到的种种法术,因为乡民希望她成仙后能更多的为民造福,对陈硕贞“升仙山受仙法”的说法深信不疑,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宣称,自己已经得到了太上老君的神谕,马上就要羽化登仙了。但这时,有人向官府告密说:陈硕贞成仙升天是假,图谋不轨是真。于是官府派人四出搜寻。将陈硕贞抓了回来。并以妖言惑众图谋不轨之类的罪名将案件上报上司,幸好众多乡亲积极筹措资金,打通了关节,这才使得陈硕贞无罪释放。经历这次风波后。陈硕贞觉得官府已经注意到了自己的行为。若不尽快起义。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猛虎归山,蛟龙入海,自然就会掀起一场风浪。陈硕贞有一位亲戚叫章叔胤。他积极支持陈硕贞的起义计划并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章叔胤对外宣传说,陈硕贞已从天上返回青溪,她法力无边,变幻莫测,可以召神将役鬼吏。这说法一传十,十传百,愈传愈玄,方圆百里的百姓无不对陈硕贞顶礼膜拜,陈硕贞的每一句话都是神语仙音,足可令信徒赴汤蹈火而不辞。 眼看信徒发展的人数差不多了,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初,陈硕贞正式宣布起义,与官府进行对抗。她仿照唐朝官制建立了政权,任命章叔胤为仆射,总管各项事宜,而她自己则称为“文佳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参加农民起义的妇女不计其数,但做领袖的妇女却寥若晨星,而做领袖且又称皇帝的妇女,则只有陈硕贞一人,从这一点上讲,她作为农民起义领袖,无疑是最具有魅力和魄力的一个。 陈硕贞发动起义后,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拥护,青溪人童文宝首先率众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义军就发展到几千人,为壮大力量,陈硕贞和章叔胤兵分两路,章叔胤领兵攻占桐庐,陈硕贞自己率军两千攻占睦州治所及于潜(今浙江昌化东南)。睦州各地的百姓群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陈硕贞能够以区区两千人马就攻陷睦州首府及所属诸县,顿时朝野震动,为了将义军剿灭,朝廷对起义地区实行封锁,严格控制人口流入义军,所有进入睦州地区的人员一律受到盘查,就连僧侣也不放过。 为了打开局面发展力量,陈硕贞乘胜进攻安徽,攻打歙州(今安徽省歙县)。但由于歙州驻军防守严密、抵抗顽强,陈硕贞手下虽有几万人,但大多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普通百姓,又没有攻城器械,歙州久攻不下。 不得已,陈硕贞从歙州撤出,改变原来集中兵力进攻的方法,制定分路出击,采用运动战与袭击战结合的方针,打击敌人扩大势力范围。唐政府派扬州长史房仁裕发兵征讨。在此方针下,陈硕贞命童文宝统兵四千,掩袭婺州(今浙江省金华)。童文宝率兵进入婺州后,与官军遭遇,变掩袭成强攻。 这时,担任婺州刺史的是崔义玄,此人身经百战,颇有智谋。崔义玄在城中闻报警报,立即召集文官武将,准备发兵抵抗,官员们却慑于义军的声威,纷纷说:“陈硕贞有神灵护卫,敢与其兵对抗者,无不杀身灭门,还是回避为上”。绝大多数人不愿前去。崔义玄闻听此言,大喜过望,立即命崔玄籍为先锋官,他自己统率大兵跟进。 陈硕贞闻知童文宝在婺州受阻,带领主力来到婺州支援,参战的义军达数万人。义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但起义才一个来月,战士未经训练,战斗力有限,过去能克州陷府,凭的是声威和拼劲,如今声威和拼劲虽在,但面对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官兵却有些力不从心。 两军在婺州境内僵持着,陈硕贞为打破僵局,改变客地作战、敌情不熟等不利条件,不断派出间谍刺探敌情,有一次仅被唐兵擒住的间谍就达数十人。而崔义玄这边也没闲着,向四方发出了求援。 就在两军僵持之际,一天晚上,忽然有一颗陨星坠落在陈硕贞的大营中。崔义玄立刻大造舆论,说这就是陈硕贞的将星陨落,陈硕贞必死无疑。崔义玄统帅的军队顿时军心大振,而陈硕贞一方的士气则大大低落。在下淮。两军大战。唐军以大盾牌保护刺史崔义玄,崔义玄说:“刺史避箭,还有谁拼死作战!”命撤去盾牌。唐军士卒受到激励,陈硕真军大败,被斩首数百人。唐军允许陈军投降,追击进入睦州境内时,投降的人达到一万。 公元653年十一月底,扬州长史房仁裕的援军到达婺州,与崔义玄前后夹击义军。战斗情况相当惨烈,参战的数万义军。最后除一万多被俘外。其余大部战死。“文佳皇帝”陈硕贞及仆射章叔胤在战斗中被俘,最后英勇就义。

    陈硕真这个名字也有写作陈硕贞的。她是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原本的职业或许是当地的巫女,道姑一类。据说她在起义前为了扩大影响,曾经自称马上要羽化登仙。与自己的乡邻诀别。准备隐居一段日子后再以“神仙”的面目出现。不过她的运气不太好。刚刚躲起来没多久就被人告发,被官府抓了起来。

    这一年,清溪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灾。朝廷不但不开仓赈粮,还照样征收各种赋税,导致民不聊生,卖儿鬻女,流离失舍,饿殍载道。陈硕贞看到乡亲们的苦难景象,想到自己也曾得到过乡亲们的帮助,于是不顾自己安危,偷偷打开东家的粮仓救济灾民,结果被东家发现,捆绑起来,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众乡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天夜晚,众多乡亲自发组织起来,冲入关押陈硕贞的柴房,将其救出,为逃避官兵的搜捕,陈硕贞逃入深山之中隐迹,装扮成一位道姑,疗养身体。然而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了。本来,陈硕真行这种江湖骗术,又有苦主告发,属于证据确凿一类,免不了要蹲大牢的。可是根据史书记载,官府居然以问不出口供,证据不足将其立即释放了。这就很让人怀疑她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才得以脱逃。一种情况当然是她碰上了一个青天大老爷。可是从不久后她起兵群众纷纷响应来看,当地官员决不会是什么明镜高悬的人物。另一种可能是她的同党贿赂了当官的将她营救了出来。不过从时间上看也不对。因为陈硕真被抓的时间很短,也没有吃什么苦头就被释放了。第三种可能性就是陈硕真是个大美人。大美人对付大男人总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包括使用最原始的“武器”在内。陈硕真有没有用她那最原始的“武器”,史书上没说,我们也不便瞎猜,但是我们在后面要介绍的清朝阿扣的故事中会看到详细应用和效果。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陈硕真被释放后,她的姻亲章叔胤立即到处宣传陈硕真已经从成仙从天界重回人间,法力无边,变化莫测,能够驱使鬼神,并显示种种神迹。这番宣传非常有效,陈硕真周围很快就聚集起了一大批信徒。本来,利用迷信来鼓动群众起事并不是陈硕真的首创。汉末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就利用“太平道”来组织群众。所谓的种种“神迹”,多半是骗术加魔术。但是陈硕真的问题是她行的这种江湖骗术已经被揭穿过一次,而且苦主就在当地。陈硕真要在当地继续传教,这是个一定要克服的困难。我们不知道陈硕真用了什么办法,从后来连官军也认为她的确有神力的情况来看,她用的方法一定非常成功,让敌人都坚信不疑。大概美女的说服力总比臭男人要强得多吧。总之,陈硕真虽然不是第一个以传教起家的农民起义领袖,却是第一个造反的女教主。这一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后世的唐赛儿,王聪儿,王囊仙,林黑儿等都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

    陈硕真的影响传播的很快,不久方圆百里之内的百姓都赶来向她顶礼膜拜。于是陈硕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初,陈硕真正式起兵。她起兵后立即建立政府组织,自称为“文佳皇帝”,任命章叔胤为宰相(仆射),童文宝为大将。我们不知道“文佳”是什么意思。有可能是国号,也有可能是陈硕真所属的道教系统中的一种尊称。

    陈硕真和章叔胤兵分两路,章叔胤领兵攻占桐庐,陈硕真自己率军两千攻占睦州治所及於潜县城。陈硕真能够以区区两千人马就攻陷睦州首府及所属诸县,顿时震动朝野。睦州各地的百姓群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于是陈硕真乘胜进攻安徽,攻打歙州(今安徽歙县)。歙州防守严密,陈硕真虽然聚集了几万人,但大多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又没有攻城器械,歙州久攻不下。

    这时起义的消息终于传到长安,唐高宗李治命令扬州刺史房仁裕率兵围剿。不过这时起义的主战场已经不在安徽而转到了婺州(今浙江金华)。原来陈硕真占领睦州后就命令大将童文宝领兵四千奔袭婺州。不料婺州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当时任婺州刺史的是崔义玄,此人是隋末的英雄人物之一。先投奔李密,未受重用,改投李渊,史书上说李渊多次采纳他的计策,算得是个身经百战的智将。唐朝建立后,积官至婺州刺史。他接到童文宝前来的警报,立刻集合部将准备发兵抵抗。不料手下诸将慑于陈硕真的声威,纷纷劝说他放弃抵抗,说:“陈硕真是真的有神灵护体,敢与之对抗的一定会被灭族。”谁也不敢出兵。这时,崔义玄手下的考勤参谋(司功参军)崔玄籍说:“顺天心合民意的起兵,有时尚且不能成功,陈硕贞不过是个有点法术的女人,一定坚持不了很久。”崔义玄闻言大喜,立刻任命崔玄籍为先锋,自己亲自统帅大军抵抗童文宝。陈硕真听说婺州战局不利,就退出歙州,率领主力增援童文宝。双方主力在下淮戍(桐庐县东二十五公里)相遇,陷入了僵持状态。古代作战最讲究的就是士气。“曹刿论战”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士气高昂的一方往往能够轻易击败士气低落的一方。陈硕真的大多数部队虽然是乌合之众,但是由于大家对陈硕真的“神力”深信不疑,所以虽然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但是士气高昂,打仗不怕死。而政府军中的大多数人也相信陈硕真有“神力”所以装备虽然精良却士气低落。此消彼长之下,自然打成一个平手。

    可是老天好像不太愿意帮陈硕真的忙,相持几天之后,忽然有一颗陨星坠落在陈硕真的大营中。崔义玄不愧是智将,立刻大造舆论说这就是陈硕真的将星陨落,陈硕真必定灭亡。以一种迷信组织起来的群众是很容易被另一种迷信所迷惑的。我们不知道陈硕真就这颗陨星向部下作了何种解释。但是崔义玄统帅的政府军军心大振是肯定的。而起义军方面显然没有把这颗陨星当作吉兆。在随后的决战中,起义军崩溃,数千人被杀,数万人投降。陈硕真撤往睦州。崔义玄乘胜追击。追到睦州时正好房仁裕的大军也赶到了。于是陈硕真被前后夹击,苦战之后,全军覆灭。

    至于陈硕真的死,也有个传说。当起义军最后被围困在一个山头上时,陈硕真立马山头,回顾左右,义军已经所剩无几。她挥舞双剑,准备再冲下山来。房仁裕和崔义玄却指挥官兵万箭齐发,山头上一时箭如雨下,陈硕真舞动双剑,远远看去只见两团白光,护着全身。房仁裕和崔义玄看看乱箭不能射中陈硕真,就命令官兵轮番向那两团白光射去,不要间断。陈硕真胸腹连中数箭,山顶的两团白光,惭渐收敛了。忽然天边一片闪亮,飞来了一只巨大的凤凰,陈硕真就骑上了凤凰,腾空而去。于是,那山就叫“落凤山”。这个传说当然是虚构的成分很大。陈硕真在突围过程中中箭负伤多半有之,但是却没有战死,而是被俘了。陈硕真从起兵到兵败身亡,不过一个多月时间,但是东南震动,影响极大。(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章唐赛儿 (求点推收赏评)

    不管陈硕真的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

    陈硕真起义里面同样有着道家的影子。

    说完了陈硕真起义,在说说陈硕真的跟屁虫们。

    陈硕真虽然不是第一个以传教起家的农民起义领袖,却是第一个造反的女教主。这一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后世的唐赛儿,王聪儿,王囊仙,林黑儿等都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

    可以说,后世的唐赛儿,王聪儿,王囊仙,林黑儿就是陈硕真的跟屁虫里面比较著名的人物。

    唐赛儿(1399~?),是明朝初年起兵反朝廷的著名白莲教女首领,山东滨州蒲台县人,林三之妻。

    唐赛儿(1399~?),明初农民起义军女领袖,山东滨州蒲台县人。1420年(永乐十八年)在益都(今青州)卸石棚寨率众起义,震动京师,给明王朝以沉重打击。 明初,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大修宫殿,又组织人力,南粮北调,还开挖运河,先后在山东征调数十万民夫,农民徭役负担沉重。唐赛儿是明朝初年起兵反朝廷的著名白莲教女首领。唐赛儿是山东蒲台县人(今山东滨州市蒲城乡),林三之妻。林死后据说唐偶得一石匣,内有宝剑兵书,唐研习后通晓法术兵法,以传白莲教为名,集合民众数千,于永乐十八年二月(1420年)在益都卸石棚寨(今青州市境内)起事。唐赛儿起事后全歼了前来围攻的军队,杀了青州都指挥使高风。各地民众纷纷响应。朝廷派出京师精兵,由安远候总兵柳升与都指挥刘忠统领,前来征讨。明军仗人多势众,包围了唐赛儿山寨。唐赛儿假作投降,乘机夜袭官军。明军大乱,刘忠战死。唐赛儿突围而出。唐的部众攻下莒州、即墨等地,包围安邱。唐赛儿部最后被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击溃消灭。

    唐赛儿家境贫苦,自幼从父习武,不到15岁已武艺超群。明初,山东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明太祖朱元璋死后。朱棣又发动“靖难之役”,山东是主要战场。朱棣做皇帝后把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大修宫殿。为了供养京师官员及军队,又组织南粮北调。修浚运河。开凿会通河。大量征调民夫,山东人民首当其冲。永乐年间,山东又连续发生水旱灾害。百姓吃树皮、草根、苟延生存。但仍然“徭役不休,征敛不息”,广大人民陷入绝境。唐赛儿的父亲被抓服劳役,她和丈夫林三冲进官府讨粮,林三被杀害。她父亲悲愤而死,母亲也重病身亡。她忍无可忍,决心率众起义,她按地形把卸石棚寨分为4寨,她驻地势最高的南寨,以利观敌指挥作战。她还在南北两大悬崖上筑起寨墙,并在寨内修建水池,屯积粮草。起义军首先一举攻克军事重镇青州,夺取武器,开仓赈民,然后胜利返回山寨。青州卫指挥使高凤闻报大惊,疾带兵尾追,被埋伏在山峪中的起义军团团包围。夜间,唐赛儿突然发动袭击,高凤丧命,千余名官兵被歼。农民军初战告捷,鼓舞了青州以东各地人民。他们纷纷起兵响应,计有宾鸿、董彦皋、丁谷刚、刘信、刘俊、王宣、郝允中、白拜儿、高羊儿、王住儿、杨三等大小数十支起义军。以卸石棚寨为中心的农民革命风暴,席卷青州、莱州、莒州、胶州以及安丘、寿光、诸城、即墨等9个州县,队伍迅速扩大到数万人。董彦皋率众2000余人,在莒州、日照、诸城一带惩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寿光、安丘、胶州等地,农民军“毁官府、烧仓库”,打击明军。起义军军威大振,山东地方官吏惶恐不安,三司联名报警。明成祖朱棣闻报后大为震动,立即派遣官员,星夜赶往卸石棚寨招安;但遭到唐赛儿的坚决拒绝。朱棣又疾派安远侯柳升为总兵官、都指挥使刘忠为副总兵官,带领5000人马前来镇压,把卸石棚寨团团围住。柳升曾南平交趾,东破倭寇,北御蒙古,因功封侯。他狂妄自大,根本不把农民军放在眼里。唐赛儿抓住他骄傲轻敌这一弱点,派人到敌营诈降,诳说寨内缺水,陷入绝境,已决定从东寨门突围取水。柳升信以为真,下令集中兵力,扼守东门,妄图断水把起义军困死。起义军趁机于3月16日夜,突然向防御薄弱的敌营发起猛攻,打得敌军晕头转向,仓皇逃窜,都指挥刘忠中箭毙命。天亮后,柳升得知中计,疾带大队人马前来镇压,但起义军早巳不知去向。同时,在安丘城厢地区,战斗也在激烈进行。宾鸿率领义军猛攻县城,城池即将攻克,因敌人援军赶到,义军作战失利,撤走。明王朝虽然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但主要起义领袖唐赛儿、宾鸿、董彦皋等都安全转移。朱棣大为震怒,将柳升下狱,并以“纵贼为乱不言”的罪名,把山东布政使、参议、按察使、按察副使、佥事和出现起义的郡县官吏,统统处死。为追查唐赛儿下落,又于同年3月至5月,两次下令逮捕京师、山东境内的女尼和女道士,后又逮捕全国数万名女尼和女道士,押解京师审查,但终未发现其踪迹。青州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有关唐赛儿的传说。当地人民为了纪念她,把卸石棚寨改名为“唐赛儿寨”、“唐三寨”。山顶至今还保留有当年起义军用过的石臼、石磨以及寨墙等遗迹。她利用白莲教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组织群众。自号“佛母”,声称能预知未来。她不辞劳苦,往来于益都、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先在滨州起义,被官府发现。后来到小营一带秘密活动。1420年(永乐十八年)1月,她率领起义群众来到益都西南山区的卸石棚寨,于2月11日发动了震撼明王朝的农民起义。

    唐赛儿知名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永乐年间,她利用白莲教为掩护,组织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取得了两次大捷,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起义女领袖。

    唐赛儿,女,又名唐三姐,蒲台县西关(今山东滨州)人。(1399~?)。自幼练习武术。明初洪武末年,朱元璋的四子为了争夺皇位,发动了“靖难之役”,山东成了主要战场。战争令百姓流离失所。朱棣登基后。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大修宫殿,又组织人力,南粮北调。还开挖运河,先后在山东征调数十万民夫,农民徭役负担沉重。加上水、旱灾害,瘟疫流行,群众生活十分艰难。山东、河南等地的群众到了吃树皮、草根维持生活的地步。“民食草实为食。”永乐十七年,“山东、河南、山陕诸处饥荒水旱相仍,至剥树皮,掘草根……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国榷》卷17)在民间传说中,唐赛儿18岁结婚,时逢乱世。婚后不久,恩爱的丈夫林三被官府逼死(一说染疫病亡),唐赛儿痛不欲生,唤起了她的反抗之心,决意为丈夫和受苦的乡亲报仇。当时,滨州民间白莲教盛行。饱受战乱和盘剥之苦的农民群众广泛信奉白莲教,从中寻找精神寄托和相互帮助。唐赛儿自幼好佛诵经,为了令自己师出有名,流传出一个传说。林三死后,唐赛儿经常去坟地祭奠。一次祭完林三回村时,在山脚下的石缝里,唐赛儿发现了白莲教的书典和宝剑。此后,乡里、衙间就盛传她“通晓诸术”,并认为“剑亦神物,惟赛儿能用之”。唐赛儿于是自号“佛母”,称能预知将来事情的成败,并以能剪纸为兵马相号召,组织民众。她不辞劳苦,不避艰险,秘密往来于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

    唐赛儿组织的起义军,名为“白莲军”,聚众数千人。由于蒲台县地处平原,无高山密林之险,唐赛儿在青州时发现,在蒲台县城以南二百多里的益都县境内(杨集、朱崖两乡镇的交界处),有一个古代的卸石棚寨,峰高七八百米,四面是绝壁,易守难攻,又处于诸城、安丘、莒州、寿光等地的中心,于是唐赛儿便选中卸石棚寨作为起义的地点,永乐十八年二月十一日正式起义。唐赛儿起义后,明政府急令青州卫都指挥使高凤包围卸石棚寨,企图消灭起义军。明军一到卸石棚寨立足末稳,唐赛儿夜间便突然发动袭击,将高凤等人当场击毙,并把处于混乱状态的明军全部歼灭。初战告捷,唐赛儿起义军声威大振。她以卸石棚寨为根据地,不久又占领了莒州、即墨等县城,打击官府和豪富地主。青州以东的各地民众纷纷响应起义,“毁官衙,烧仓库”,开仓济贫,队伍迅速发展至2万多人,震动了京师。青州以东各地的群众纷纷响应,益都、诸城、安丘、莒州、胶州等州县先后出现了十几支义军。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宾鸿、董彦杲的两支队伍。这样以卸石棚寨为中心的农民起义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唐赛儿在初战取胜后,以卸石棚寨为根据地,不断打击附近州府的官府污吏和恶霸、地主。唐赛儿所到之处,各官吏纷纷逃命,其他各路起义军也纷纷响应。据地方志记载,寿光、安丘、胶州等地都有“毁官衙、烧仓库”等打击明军的活动,一份份告急文书飞一样传到京师。为了控制局面,永乐皇帝便派出了一名大臣前往卸石棚寨进行招安,唐赛儿怒斩了来使。

    在招安不成的情况下,明成祖朱棣恼怒异常,派“京营”的提督总兵官、安远侯柳升和都指挥使刘忠率五千精兵前往镇压。面对唐赛儿领导的起义军,柳升认为“小小贼寇,不日即可平定”。二月二十八日,柳升、刘忠兵至益都后,再次包围了卸石棚寨。唐赛儿利用敌军骄横轻敌的弱点,以“寨中食尽,并且无水”为由诈降,将柳升主力调往警戒城东有水的地方,自己却集中兵力,向防御薄弱的敌营发起突袭。夜二更时,攻破敌营,杀死都指挥使刘忠。当敌主力赶到时,唐赛儿已指挥起义军从容转移。同时,其他起义军也与明军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其中以安丘城的战斗最为激烈。当时,安丘、莒州、即墨三地起义军一万余人围攻安丘城,眼看就要攻下时,在山东沿海负责防备倭寇的都指挥卫青率兵赶到,使起义军腹背受敌,最后失败。地方首领赵琬被俘就义,义军死伤两千多人,被俘者四千余人,皆被明军所杀,妻小被官府没收为奴。

    唐赛儿领导的这次农民起义,虽然只有60多天的时间,但是击毙了明朝两员大将,取得了两次大捷。在唐赛儿起义失败后,明朝统治者派柳升指挥军队追击从卸石棚寨突围的起义军,把俘获的起义军将领全部处死。但是起义军首领唐赛儿却已逃走,这使永乐皇帝震怒,下令将柳升下狱,将参议、按察使、布政使以及出现起义各县的官吏全部处死。为了防止唐赛儿出家为尼,混入道姑行列,永乐皇帝在同年三月和五月下令:“凡北京和山东境内尼及道士悉捕至京师诘问之。”“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者,悉关京师。”于是先后有一万多名尼姑、道姑被逮往京师诘问,但是唐赛儿还是“不知所终”。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明王朝的统治,更震撼了通过农民起义夺得政权的明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明王朝不得不对农民的压榨和剥削作了一些让步。据明史记载:“是月,赈青、莱饥。”第二年( 1421年)成祖“诏罢不便于民及不急诸务;蠲十七年前逋赋,免去年被灾田粮。”这种当月就赈灾青州、莱州,随即罢免徭赋及受灾田粮的举措,与唐赛儿的抗争密不可分。自唐赛儿起义以来,她的事迹便成了山东滨州、青州一带群众茶余饭后的话题。有的说唐赛儿在牢狱里被戴上了手铐脚镣,可她轻轻一抖,手铐脚镣便全掉下来了,从此她便升到天上;还有的说唐赛儿跑到大草原成了一个部落的首领……如今唐赛儿当年起义的地方——卸石棚寨被称唐三寨。寨顶现有清同治二年( 1863年)所立石碑:“唐三寨由来久矣,自大明永乐十八年,蒲台民林三之妻唐赛儿者创修此寨,而山因以名焉。”直到现在,卸石棚寨仍存留寨墙、舂米石臼等遗物。滨州人民为了纪念唐赛儿,在滨州城南、滨州黄河大桥以北修建了唐赛儿雕像,在原蒲台县西关原址修建了唐赛儿祠,以纪念这位杰出的农民起义女领袖。

    唐赛儿的下落有两种说法: 唐赛儿兵败后官军搜埔无果,怀疑她隐藏在尼姑或女道士中,于是逮捕了北京、山东等地尼姑女道士多人,送京都审问,但终未能抓唐赛儿。唐赛儿曾被生擒,九朝野记所载:“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恬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己,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不知所终。”(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一章白莲教 (求点推收赏评)

    唐赛儿发动起义的时候,是利用了“白莲教”为组织,那么所谓的“白莲教”是什么?

    白莲教,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神秘的宗教,源于南宋佛教的一个支系,崇奉弥勒佛,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传说宋高宗绍兴三年由茅子元创立佛教分支白莲宗,因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故又名白莲菜,后逐渐演化为民间社群组织白莲教。

    我国旧时伪托弥勒教,并混合摩尼教、道教、白莲宗及民间信仰之秘密教会,属净土教系统中之教匪结社,流行于元、明、清三代。其中之弥勒教为崇奉弥勒佛之在家宗教团体,自隋唐之后,野心分子屡藉名弥勒转世,图谋造反。摩尼教于唐武后时传入我国,因唐武宗排佛,摩尼教亦遭禁,而转入地下,以该教崇尚光明,所崇奉之神称为明王,故改称明教。此二教教义中皆含不满现状、憧憬未来之思想,烧香、吃斋等仪规亦多相似之处,二教接触后,自然趋于融合。每逢现实政治令百姓失望时,弥勒、明王出世之谣传自然涌现。此外,道教为我国固有信仰,流传于民间之弥勒教、明教,自不免受其影响。故其后于元代兴起之白莲教,亦融合弥勒教、明教、道教三种信仰。除此之外,白莲教之另一渊源,即为白莲社。

    东晋高僧慧远于庐山创建白莲社,精修念佛三昧,祈愿往生西方净土。南宋初年,慈照子元(茅子元)崇慕慧远建白莲社之遗风。故倡导一庶民念佛宗团,即白莲宗(信徒被称为白莲菜),但由于其门人小茅阇梨之歪曲教理,致宋代末年时被认为是一种邪宗门,盛行于江南一带。

    至于白莲会之名,系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由江南都邑县之杜万一结社集会而来。此时与子元系统之白莲宗徒是否有连系则不明,但行白莲佛事则有之。此白莲会于元代时被视为乱贼,故受弹压,并敕禁白莲会之名目及一切左道乱世之术。此时。江西庐山东林寺之白莲宗僧优昙普度。撰“庐山莲宗宝鉴”十卷,阐明子元所倡之白莲宗真义,并以之破斥当时白莲会之邪说邪行。至武宗至大元年(1308),因福建省建宁路后山白莲堂白莲道人之非行。复被禁压。然由于优昙普度亲自上大都。努力于复教运动。于仁宗即位之顷(1312),又被允许复教。之后,英宗至治二年(1322)复三度被禁止活动。

    顺宗时。栾城韩山童父子,诡言白莲花开,弥勒降世,正式创设白莲会,依托佛教,造作经卷符箓,传布民间,于至正十一年(1351)率愚民为乱,未久俱被处死,此即为“红巾贼。”明太祖时,曾加以禁抑。

    明正德以后, 白莲会受罗教(明代罗清所创,宗旨近于禅宗南派) 之影响,吸取“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之思想,奉无生老母为创世主,宣称无生老母派弥勒等神佛下凡,将迷失红尘中之皇胎儿女收回真空家乡。此后教派林立,名目繁多,各派之间互不相属,教主独揽大权,父死子继;等级森严,教徒入教时举行一定仪式,交纳钱财,定期集会,烧香礼拜,宣讲经卷,教习拳棒。迄神宗万历年间,徐鸿儒、王森又起,提倡白莲教,此为白莲教立名之始。然若论白莲教中弥勒转世之思想渊源,应始自隋唐;若就其混合诸信仰之型态而言,则应形成于南宋或元代。王森以得妖狐之异香,自称闻香教主,率众谋叛,波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各省,寻亦败亡。

    清乾隆年间,其教又起,教主安徽刘松,被捕充军甘肃,又谋反,事败被杀。其后刘之协、宋之清、王三槐、冷添禄等人再起,号召教众,谋起兵覆清,事发,先后被杀。而官吏大肆搜索,株连甚多无辜。于是荆州、襄阳、四川、陕西、甘肃等处之余众,以官逼民反为词,纷纷揭竿而起,蔓延达五行省,时称川楚教徒之役。清军与之战,无功,乃行坚壁清野之策,由额勒登保、杨遇春、杨芳等次第平定之。然白莲教之根株,仍未净绝。

    综观白莲教,其于发展过程中,名称迭经变迁,支庶繁衍,名目百出,而各派之教义、组织、仪规、活动方式仍多相似,故可统称为白莲教。明、清至民国,派数估计在百种以上。如明代有红阳、净空、无为、西大乘,清代至民国有弘阳、混元、收元、老官斋、龙华、八卦、天理、一贯道、义和团、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天门会、无极会、快道、扇子会、妙道会、红灯会、九仙会、天皇会、无极老母会(黄道会)、天神会、六离会、方道会、大道门、报德门、十祖门、金丹道、老师道、坐功道、老佛门、学好教、贤圣教、大佛教等。[大元通制条格二十八、元典章卷三十三礼部五、庐山莲宗宝鉴、庐山复教集]p2103from:【《佛光大辞典》(第三版)】

    白莲教的教主和首领们利用白莲教经文中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光明最终必将战胜黑暗的教义,宣传“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无光”,“黄天将死.苍天将生”,“世界必一大变”。他们还号召信徒以四海为家,把教友关系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号召同教互通财物,互相帮助,男女平等。这些口号直接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对贫苦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发展非常迅速,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

    白莲教是北宋至近代流传的民间宗教。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慧远(334~416)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主持者既有僧侣,也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农民军往往借白莲教的名义起义。假借“弥勒下生”的民间秘密宗教团体。盛行于元、明、清。教派名目繁多,教内等级森严。常被用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工具,如元末红巾起义,清嘉庆白莲教大起义等

    白莲教。一个民间宗教组织。据传说,公元1133年,由茅子元创立佛教分支白莲宗,因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故又名白莲菜。后逐渐演化为民间社群组织白莲教。白莲教,最早就是“净土宗”,创立时间是南北朝时期。最早名为“白莲社”,据《佛祖通载卷第七》记载:后秦改白雀(二)太元九年,法师慧远以秦乱来归于晋。远出雁门贾氏。……既而丛力致之舟,舟辄没,遂失其像。时谣曰,侃唯剑雄,像以神标,可以诚致,难以力招,及远创寺,心祈之。于是像冷然自至。时晋室微,而天下奇才多隐居不仕。若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士民、李硕等,从远游,并“沙门千余人”结白莲社。于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期生净土。及闻(鸠摩罗什)罗什法师入关,远(慧远)望风钦敬,遗书通好。词曰:去岁得姚右军书,且承德闻,仁者曩日殊域,越自外境。于时音译未交,闻风而悦,顷承怀宝来游,则一日九驰。《寄清源寺僧》唐朝温庭筠。石路无尘竹径开,昔年曾伴戴颙来。窗间半偈闻钟后,松下残棋送客回。帘向玉峰藏夜雪,砌因蓝水长秋苔。白莲社里如相问,为说游人是姓雷。白莲教名联:淤泥源自混沌启,白莲一现盛世举。印于白莲教圣物圣莲令上

    “白莲社”一名,实际来自“修炼净土”,先有白莲社,后有白莲池、白莲亭,据北宋陈舜俞著《庐山记卷第一》记载:少所推重,一见远公,肃然心服。乃即寺翻涅盘经,因凿池为后,植白莲池中。名其台曰翻经台,今白莲亭即其故地。远公与慧永、慧持、昙顺、昙恒、竺道生、慧睿、道敬、道昺、昙诜、白衣、张野、宗炳、刘遗民、张诠、周续之、雷次宗、梵僧佛驮耶舍,十八人者,同修净土之法,因号白莲社。因“白莲社”的创建者,就是慧远,又名“远公”,所以直到宋朝时期,又名“远公白莲社”。例如:北宋《茅亭客话卷三》(黄休复)记载:伪蜀大东门外有妙圆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张氏。……张道者,不聚徒,甚脱洒,不结远公白莲社。心似秋潭月一轮,何用声名播天下。因“白莲社”是慧远创建于“东林寺(北宋初年曾赐名太平兴国寺)”,又名“东林白莲社”。例如《升庵诗话 卷十》(杨慎):远公池上种何物,碧罗扇底红鳞鱼。……何时得与刘遗民,同入东林白莲社。

    “白莲”名字由来东晋时,净土宗始祖慧远在江西庐山邀集十八高贤,于东林寺结社念佛,立誓死后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还凿池种植白莲花。将念佛之地取名为白莲社。名士陶渊明、谢灵运亦时来游玩酬唱,东林寺遂成为僧俗雅集之地。清道光十八年(1838),宝光寺方丈妙胜禅师仿效慧远这段故事,在寺后紫霞山西侧凿池种白莲花,建白莲社。诗僧含澈有诗纪之:“白云一坞屋之间,拜佛逃禅傍紫山;又在远公莲社外,招他陶谢喜欢颜”。 清同治二年(1863),妙胜禅师的弟子自信禅师见白莲社地方太小,便改建白莲社于极乐堂后。这是一座环境清幽的四合庭院,正中为念佛堂,堂前有一莲花状的水池,池中长满白色的子午莲。此花淡雅馨香,惹人喜爱。在莲池栏杆外,经常围满游人,他们将金属币一枚一枚地投在池中,沉底了唉声叹息,浮起了兴高采烈,那是因为“浮起”和“福气”谐音的关系。

    天台宗四土信仰。白莲教继承了佛教弥陀净土宗、天台宗的主要思想,以四土理论作为其宗教教理的核心。四土即然净国、有余国、果报国和常寂光四种果报土,也叫四种净土国。以念佛得西方净土(弥陀信仰)为根本信仰。在元代以后,很多白莲教徒则把弥勒下生作为最基本的信仰。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谨葱乳:中土佛教讲究戒辛荤,其中的辛指葱、姜、蒜等味道刺激的佐料,荤,指肉类乳类等出自动物的食料。白莲佛教的“谨葱乳”等同佛教的“戒辛荤”。)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它的教义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接受,所以常被利用做组织人民反抗压迫的工具。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大起义已发展成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二章王聪儿 (求点推收赏评)

    后世的唐赛儿,王聪儿,王囊仙,林黑儿都是陈硕真的跟屁虫里面比较著名的人物。

    因而说完了唐赛儿,接下来说说王聪儿。

    王聪儿(公元1777年-1798年):湖北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江湖艺人出身,参加白莲教起义后,她曾任义军总指挥,也就是八路义军统帅,是一个貌美如花,德行高尚,武艺高强,有勇有谋的女英雄。

    清朝乾隆年间,官僚地主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农民无法谋生,只得流落江湖,卖艺糊口。王聪儿幼年丧父,跟着母亲学习杂技,跑马走绳,舞刀使棒,样样都行。母女俩凭着一身技艺走南闯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天,母女俩来到襄阳,在一场事故中得到一位名叫齐林的帮助而加入白莲教。齐林是襄阳白莲教的首领。王聪儿入教后,经常利用卖艺的身份在江湖上宣传白莲教的教义。由于他们俩志同道合,感情也越来越深,不久后便结为夫妻。结婚后,齐林与王聪儿便一同领导白莲教徒筹划反对清朝的武装起义。和珅掌权的时候,清王朝十分**,地方官吏贪污横行,百姓怨声载道。当时,在湖北、河南一带,白莲教又盛行起来。有个安徽人刘松,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流放到甘肃去。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将来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土地。当地的贫苦农民受够地主剥削的苦,渴望得到土地,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教的人越来越多的消息,惊动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各省宫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穷人就被抓到监狱里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罗织罪状,受到株连的有几千人。不论教徒或没入教的。都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对官府更加切齿痛恨。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到了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大家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不如索性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参加白莲教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齐林与王聪儿见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就决定在襄阳起义。不料起义的风声走漏了,齐林和另外一百多教徒被捕,他们都被杀害了。齐林死后,王聪儿被大家推选为首领,暗中继续筹备新的武装起义。

    1796年,王聪儿得知消息,说其他地方的白莲教都已发动了武装起义。大伙一致推选她为“总教师”。于是,她便带领义军杀了贪官污吏,并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穷苦的老百姓。这时王聪儿的军队已发展至四、五万人之多了。后来,她带领义军从湖北到四川,和四川的义军会师,组成了一只拥有十四、五万的起义大军。为了方便指挥,起义军以黄、青、蓝、白四色为号,分成八路大军。王聪儿被推选为八军的路统师。一个年轻女子可成为这样大规模起义的首领,由此可见王聪儿能力之强!1798年,王聪儿率领义军一路打到西安。嘉庆帝一看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慌了手脚,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可是那些大官、将军们只知道贪污军饷,不懂得怎样打仗。王聪儿分兵三路,从湖北打到河南。起义军打起仗来不但勇敢,而且机动灵活。他们在行军的时候,不整队,见了官军不正面迎战,不走平坦大道,专拣山间小路走,找机会袭击官军。他们又把兵士分成许多小队,几百人一队,有分有合,忽南忽北,把围剿他们的官军弄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击官军。第二年,在四川跟那里的起义军会师。嘉庆帝见官军围剿失败,气得眼都红了,大骂王聪儿是罪魁祸首,又下了一道诏书把一些带兵的将军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撤职的撤职,办罪的办罪,并且严厉督促各地将军集中兵力,围剿王聪儿起义军。清军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恶毒的计策,要各地地主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找不到群众帮助,得不到粮草供应。这种做法,叫做“坚壁清野”。嘉庆帝下令各地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活动果然越来越困难。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亲自带领二万人马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遭到官军阻击,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面有官军,前面又有地主武装民团的拦截,终于在郧西(在今湖北省,郧音yun)的三岔河地方,陷进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临危不惧,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官军发现了,又围住茅山,从山前山后,密密麻麻地拥上来。起义军经过顽强抵抗,终于失败。王聪儿眼看突围不成,且她与她的部下都不愿当俘虏,便退到山顶,与其部下纵身从陡峭的悬崖上跳下来,英勇牺牲,女英雄王聪儿时年仅二十二岁。

    王聪儿(公元1777年——1798年),湖北襄阳(现在的襄阳市人),江湖艺人出身,原白莲教首领齐林之妻,故又称齐王氏。在嘉庆元年(1796)与以白莲教总教师的身份领导了清末著名的农民起义——白莲教大起义,率众十余万纵横驰骋于鄂、川、陕、豫四省。英勇战斗了两年多,虽然最终因起义失败而自杀,但其所领导的起义军给予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是清王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王聪儿为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说。

    湖北十堰市郧西县悬鼓旅游公园,王聪儿曾在此屯兵血战。清朝乾隆末年嘉庆初年,政治腐朽,民不聊生,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是巾帼英雄王聪儿。王聪儿的丈夫齐林因反清被杀,因此王聪儿也被广大群众称为齐寡妇。她统率下的起义军曾在栾川一带与清军和地方豪强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因此。在栾川县境内。到处流传着齐寡妇王聪儿造反的事迹。还有许多地名,如陶湾乡的朋良店,狮子庙乡的车庄、长亭河、秦王寨和城关镇的壶瓶沟,石庙乡的齐姑沟等地名。也都与齐寡妇王聪儿造反的事迹有关。

    清朝乾隆末年。从湖北襄阳来了一班卖艺的江湖人。掌班的名叫齐林。他的妻子王聪儿是有名的蹬缸艺人,技艺超群。她的表演很受群众欢迎。这一天,他们的杂技班来到陶湾南沟的一个地方卖艺。当地有个奸商叫张朋良。开了一座山货行。他经常以大秤人小秤出的手法坑骗人,不几年便发了大财,成为这一带的巨商富户。他仗着自己财大气粗,经常欺压穷人,他一见齐林的杂技班到这里卖艺,又和穷人们打得火热,便生了个歹心,决心要收拾一下齐林。他听说齐林的妻子王聪儿是个蹬缸能手,便暗暗叫佣人在她蹬的缸里灌满了沙子,又灌上了胶水。王聪儿一上场,才知道有人暗算自己,但在众多观众面前,也只好免强地蹬下去。缸倒是蹬转了,但是在演出结束后,王聪儿却得了个腰疼病,长期不愈。转眼过去了几年,从湖北襄阳来了一杆子农民起义军,他们专门打富济贫,要推翻大清王朝。张朋良一打听,统领这支农民起义军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寡妇,号称齐寡妇。这个齐寡妇就是去年在这里蹬缸的齐林之妻王聪儿。原来齐林是个白莲教的首领,他以传教和卖艺作掩护,到处秘密串连教徒和穷人,举行反清起义。嘉庆元年,他们趁阴历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机会,准备聚集白莲教徒起事。不料,机密泄露,齐林于起义前被捕牺牲,同时死难者有一百多人。但是,这股烈火并没有被压下去,事后,教徒们仍推举齐林之妻王聪儿为首领,举起了农民起义的大旗。大家都称王聪儿为齐寡妇,称她领导的军队为齐家军。齐家军很快发展到四、五万人,转战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打得清兵落花流水。 当张朋良正在狐疑地打听这个齐寡妇是不是蹬缸的王聪儿的时候,王聪儿突然带领人马,出现在张朋良的面前,张朋良当即吓得瘫痪在地。王聪儿历数了张朋良大秤人小秤出坑害欺压群众的罪恶事实,之后,便挥刀结束了张朋良的性命。后来,齐寡妇王聪儿的农民起义军失败了,因此,有人便把张朋良开店的地方,世就是他被杀的地方,起名叫“朋良店”,一直沿用到现在。

    传说,王聪儿统领的义军,消灭张朋良后,又在狮子庙遭遇到一个占山为王的土豪李通。人们传说当年秦王李世民曾在这里屯兵扎寨,因此李通也自称秦王。他占据南山,建立山寨,人称秦王寨,并在山后建立了王府,也就是现在的王府沟。李通据此山头,打家劫舍,抢掠民女,无恶不作,勾结官府,称霸一方。追在王聪儿大军后面的清军将领杨将军,早派人和李通进行了勾结,命他在这里阻挡义军的去路。看到前有李通的匪兵拦路,后有杨将军的清兵追剿。王聪儿决定速战速决,先拔除秦王寨,然后,再凭借天险,来对付杨将军。起义军当天中午,就逼近了距李通的匪巢秦王寨仅八里地的一个小山庄。这个山庄,是秦王寨的门户,拥有重兵把守。王聪儿的义军赶到这里后,便虚张声势,把车马都集中在前沿阵地摇旗呐喊,摆出一付进攻的架势,暗中却分兵从两边的山谷中向秦王寨急进。秦王李通闻听义军集结在车庄一带,便也把兵力往那里集中,秦王寨的兵力反而空虚了。这时,只听一声炮响,王聪儿的人马从两边山上冲出,包围了秦王寨。秦王李通知道上当,便亲自出马,迎战王聪儿。这秦王李通,曾在华山上学过艺,特别学了一套“断头自合”的法术,更是拿手本领。秦王见战王聪儿不过,便使出“断头自合”的法术来,只见他拔出腰刀,将自己脑袋割掉往空中一撂,那颗人头便在空中越变越大,发出凄厉的怪叫声,而他的身子,却依然端坐在马上和王聪儿迎战。这一招能把人惊吓得心惊肉跳,然后死在他的刀下。谁知这王聪儿也曾在武当山上学过艺,早听师傅说过“断头自合”的妖法,说这不过是一套法术而已,只能坚持一刻时间,便不攻自破。王聪儿一看这阵势,立刻镇定起来,沉着应战。看看一刻时间即到,秦王的法术就要露馅了。这时,王聪儿突然从腰中掏出了一个白色手帕来。这手帕,名叫“阴阳帕”。把它往空中一撂,若阴的一面朝下,能把大地罩得暗无天日;若是阳的一面朝下,能把大地照得金光锃亮。她把这阴阳帕往空中一撂,一忽明亮,一忽黑暗,倒把个秦王李通弄得眼花缭乱,身子找不着头,头也找不着身子,这时只见王聪儿把刀横空一挥,秦王的头和身子,都突突地冒起血来,一齐滚到地上。秦王落马,群匪无首,义军很快攻破了秦王寨。车庄前哨见秦王寨失守,也就很快乱了阵脚。王聪儿攻破秦王寨后,救出了许多苦难百姓,特别是被掳上山的妇女,又开仓放粮,群众欢声载道。义军撤走时,群众扶老携幼,热情欢送。欢送的人群一直从狮子庙街排到小河口,长约十里。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还仍叫“长亭河”,即取“长亭送别”之意。

    王聪儿所领导的义军,破了秦王寨后,便在栾川一带迂回作战,与追在后边的杨将军所率领的清兵周旋,这一天,义军在栾川石庙的一带集结,石庙距栾川只有二十华里,杨将军的追兵,便在栾川街后面的山旁扎下营寨。他问当地群众:“这地方叫什么名字?”群众回答:“壶瓶沟”,谁知这杨将军很迷信,又加上他害怕齐家军,他一听到壶瓶沟的“壶”字,便联想到它的谐音“虎”字,又从虎联想到羊,自己姓“杨”也与“羊”字谐音,羊遇虎岂能得生?便立即命令士兵拔寨起营,向石庙进发。当他们来到石庙街后的一个山沟准备扎营时,杨将军又问当地的群众:“叫什么名字?”当地群众答道:“这地方叫‘七胡沟’。他一听到“七胡沟”的“胡”字,又想到了“胡”字的谐音“虎”字,一夜行军,连遇两虎还了得?当他正在心惊胆战急忙后退的时候,王聪儿的大军,从四面八方包剿过来,一鼓作气,把杨将军所领的清兵,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没。由于王聪儿在这里打了大胜仗,群众便把七胡沟改名为“齐姑沟”。 王聪儿的农民起义军,继续向陕西西安一带进发。攻打西安未克,反被清兵包围在陕西茅山的谢花坡上,她坚持战斗,英勇不屈跳崖而死。群众说:“她也是犯了地名的忌讳。”她这枝英雄之花凋谢在“谢花坡”上。(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三章 王囊仙 (求点推收赏评)

    后世的唐赛儿,王聪儿,王囊仙,林黑儿都是陈硕真的跟屁虫里面比较著名的人物。

    因而说完了王聪儿,接下来说说王囊仙了。

    王囊仙 (1777—1797),女,布依族,本名王阿崇(又作阿从),自幼习武,能以巫术为人治病,以宗教形式组织布依族人民起义,民间称为囊仙(布依语,意为仙姑);嘉庆二年正月初五(1797年)起事,号称皇仙娘娘,其军最多时达数十万众,义军先后攻下普坪、贞丰、兴仁、兴义,直扑紫云、长顺、织金等地,各地的布依族、苗族、彝族人民纷纷揭竿而起,直指省城贵阳;清廷派大军镇压,使布依军渐陷困境,逐步退守;攻陷布依军根据地,生擒王囊仙等;用囚车押送北京,于农历十一月初七(1797年12月24日)将王囊仙凌迟处死,时年仅二十岁。

    王囊仙(1777—1797),原名王阿从,生于南笼府(今贵州省兴义市安龙县)城南乡洞洒寨,其平时用草药治病,深受百姓尊重,人称为“囊仙”,意即“仙姑”。清朝统治者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加剧了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清代官吏、地主、高利贷者纷纷进入布依族居住地区,与当地农村中的土目、亭目、把事勾结起来共同剥削、压迫农民,霸占了大量土地的土司,不仅强迫农民种靠“印田”,而且平时要强迫农民为其服各种劳役。以供其婚丧、宴客、住、行及一切吃喝玩乐使用。封建地主、官吏、甚至差役兵士也利用一切机会敲榨勒索人民,连穿民族服装也被指为“违制”而受罚。在残酷剥削之下,清嘉庆二年(1797),暴发了以布依族为主体,有苗、汉各族人民参加的反清起义——南笼布依族起义——起义斗争历时8个月,震惊清廷,是清朝黔西南一次震动面大,影响深远的农民革命斗争。乾隆六十年(1795),南笼镇总兵花连布率镇军前往镇压石柳邓在松桃发动的起义,南笼防守空虚。王囊仙、韦朝元便伺机策划起义;次年(1796)冬。以木刻为信号辗转通知各地群众到洞洒、当丈集中,布依族农民“翕然从之”,苗、汉、彝族贫苦农民也纷纷赶来响应,两寨陆续聚集了数千人。公推王囊仙、韦朝元为首领。同时建立组织。按军、政、巫三类给予封号和职衔,接着在洞洒、当丈两寨修木栅、石城,又聚集粮草、器械。由府城合家投入义军的汉人桑鸿升任主谋军师并起草文告,部署起义。嘉庆二年(1797)正月初,韦朝元命府属北乡马房寨的黄抱良(大王公)领先起事,黄在北乡杀塘兵,点燃了起义的烽火,起义爆发的当夜攻下普坪,切断了南笼官兵北逃的去路,翌日,义军迫近南笼城郊,包围府城,知府曹廷奎惊惶失措,触楹柱而死;因守城官兵人数不多,府经历(官名,知府的助手之一)金淳、把总杨文海急调乡勇入城据守,由于城池坚固,官军器械精良,加之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并用大炮轰击,义军虽勇猛攻坚,用火把城门上的铁皮都烧红了,仍攻不下。在围城战斗中,大王公头部中弹阵亡。南笼起义后,府属之永丰州、普安、册亨、新城、黄草坝、捧鲊城皆被起义军包围,安顺府之永宁州(今花江)、归化厅(今紫云)及贵阳府之广顺州、长寨厅(今长顺)、定番(今惠水)、大定府之威宁州(今威宁)、黔西州(今黔西)、平远州(今织金)等地的布依、苗、彝各族农民也揭竿而起,响应起义。义军各围其城,“储城告警”,清朝驻军一片慌乱,义军一时风起云涌发展到数万之众。义军声威震惊了清廷,嘉庆皇帝恐贵州巡抚冯光熊“一人照料难周”,特命正在铜仁镇压农民起义的云贵总督勒保“轻骑减从,驰赴南笼”,又命珠隆阿、张玉龙等将领带兵“前赴南笼,星速剿捕”。各处义军与勒保等带领的官军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浴血奋战,纷纷失利。嘉庆二年8月15日,勒保调齐各处镇军围剿洞洒、当丈两寨。义军奋起抵抗,挥舞大刀、长矛与敌展开肉搏。两寨皆被攻破,义军点燃冲天烈火,纷纷投入火海。王囊仙、韦朝元精疲力竭,在烈焰中被俘,后与王化明、韦抱堵共四名义军首领被押解到京城凌迟处死,桑鸿升等大小首领及义军被勒保就地“全行斩决”。义军村寨成片成片变成废墟,白骨随处可见,百业凋蔽;此后,嘉庆清廷将南笼改名为兴义府,把义军的各式武器运往贵阳,铸成一根大铁柱,树立于贵阳甲秀楼旁。

    王囊仙是否习武与临阵作战,有两种不同说法;在勒保奏折和王囊仙自己供词中均未提到她习武及上阵杀敌,但民间传说均说王囊仙武艺高强,杀敌无数。在《兴义府志》中记述见到她在女将环侍下指挥攻城;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称她自幼习武,近年国内研究文章也说她临阵作战,奋勇当先;以一个青年女子行走江湖,又能组织武装起事,会武艺应是可能的。但她的主要作用应是用宗教发动群众,鼓舞士气与坚定信心,在此点上上法国青年女英雄贞德有相似之处。王囊仙的容貌在民间传说中一致认为是年轻美貌,在民间叙事长诗《王仙姑》中对她的容貌有生动的描写:“阿从(王囊仙小名)长大象花样……长得更比山茶花漂亮。 后园竹叶好看,没有阿从眉毛弯。盘江河水清又清,抵不上阿从眼睛明。”

    王囊仙被擒经过有多种不同说法,在勒保奏折中称在清军攻陷洞洒时,王囊仙见大势已去,在内城举火**,被都司王宏信等从火中将她(己烧伤)拖出生擒。在《兴府县志》内则称王囊仙是被郡人马韬与张定邦,刘紫玉等共擒,近年周春元在《贵州古代史》中有关南笼布依族起义的的专著中则有不同说法:称当勒保围攻洞洒时,王囊仙奋勇当先,指挥义军,包围勒保军。在王囊仙痛击下,清军大败,勒保几乎被擒,仓皇撤退。但义军放松了警惕,以致当夜被勒保偷袭得手,“王,韦梦中惊醒,衣不及衣,赤身接战”,结果王囊仙被土司龙跃之妹所擒(原文引自《兴仁县志》。民间传说《南笼兵反歌》中说在洞洒大战时,王囊仙披甲率军迎战,首战告捷。以后清军用火攻击溃义军,王囊仙改装男子脱走,被地主武装识破,乘其不防将她生擒活捉,捆送大营。另一布依族民间长诗《王仙姑》则说是清军逮捕了王囊仙父母,将她诱入城内,王囊仙杀伤多名清军后负伤被擒(此说似不可信);总之,王囊仙应是在洞洒之战中兵败被擒的。

    王囊仙被擒后槛送北京,清廷将她镣铐加身,紧锁囚车中,用重兵押送,还下令她经过各州县的知府,知县连同当地武官必需“亲身接替受解,以贴慎重”。她每进出一省,总督,布政使还必需专折奏明她进出的日期及交接地点,可见对她的重视(见河南布政使吴璥十一月初四日《王囊仙过境日期专折》与直隶总督梁肯堂的《王囊仙入境日期专折》。

    王囊仙之死无疑是以极刑凌迟处死的,按清朝刑律,对她这样“谋反大逆”的重犯,凌迟是唯一的处死方法。史书上也说她与其他几名布依军领袖,“入都献俘,尽磔之”(磔即指凌迟),可见这位青年女英雄之死必定是被凌迟处死。民间传说《南笼兵反歌》中说她是在京城用五马分尸的酷刑处死,此说法似不可信,因清朝己无此刑,即或在边远地区会有法外施刑,在京城必不可能。(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四章林黑儿 (求点推收赏评)

    后世的唐赛儿,王聪儿,王囊仙,林黑儿都是陈硕真的跟屁虫里面比较著名的人物。

    因而说完了王囊仙,接下来自然就是说说林黑儿了。

    林黑儿(?-1900) 清末天津义和团首领之一,“红灯照”的组织者。自称“黄莲圣母”。生于天津南运河上船户人家,一说天津土娼。

    幼时学过拳棒,曾随父亲在上海等地卖艺。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日益横行之时,她的丈夫李有因触犯洋教被捕遭毒打,后病发而死。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展至天津地区,号称“天下第一团”的义和团首领之一张德成,由静海北上天津设总坛,她起而响应,在天津侯家后南运河船上设坛。领导青年妇女约二三千人组织“红灯照”,自做“大师姐”,打击在华洋人。六七月间,八国联军进逼天津,她率众与张德成等联合作战,在老龙头车站及紫竹林等地攻击侵略者。后因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乘机夹击义和团,使义军伤亡惨重,张德成负伤。天津沦陷后,她亦负伤被俘后杀害。

    林黑儿(?-1900) 清末天津义和团首领之一,“红灯照”的组织者,那么“红灯照”又是什么?

    红灯照,一作红灯罩,是义和团运动中的女性组织之一。一般说法是她们全身穿著红色装束,手提红灯笼,故称作红灯照。

    红灯照义和团的组织,是以坛为基层单位。分属于八卦八个团(总坛),各团有老师为首领,而坛有大师兄、二师兄、…等为其领导。义和团中妇女组织亦类似男性组织,但其独立于男性各团之外,而有自己的坛口,然而经常附属于某个总坛而与之配合,例如黄莲圣母所领导的天津红灯照及张德成的坎字团就是这种关系。团员一般彼此以姐、师妹称呼,其首领称作大师姐、二师姐…等,在天津的红灯照,则称其首领为黄莲圣母、二仙姑。妇女组织的发展以天津城最发达。并以其为中心在四周地区发展。

    义和团在天津独有一种专收妇女的拳会。叫红灯照。入会妇女统统穿了红衣红裤,右手提红灯,左手持红折扇,年长的头梳高髻。年轻的绾成双丫髻。红灯照的大师姐林黑儿被称做“黄连圣母”。传说功法也了不得。入了红灯照的妇女。跟着这位大师姐在静室习拳,用不了几天,就能得道术成。一旦术成。持了红折扇徐徐扇动,自身就能升高登天,在空中自由飞翔。这时右手的红灯投掷到哪,哪就是一片烈焰火海,其威力宛如现在的轰炸机了。

    林黑儿,南运河下游十里一船户之女,是义和团青年妇女组织红灯照首领,

    1900年春,林黑儿之父被洋人无故逮捕入狱,增加了她对侵略者的仇恨。5月,在静海独流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的支持下,准备在杨柳青设立红灯照坛口,因遭地主石元士反对,未遂。6月初,在天津城沿侯家后运河边设立红灯照坛口,自称“黄莲圣母”。曾参加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并带领红灯照救治在反侵略战斗中负伤的义和团团民。天津陷落时被八国联军所俘,不知所终。

    义和团中妇女的出身类似于男性,多来自于社会的中下阶层。例如天津红灯照的领袖黄莲圣母林黑儿,即本出自船家,而且曾为妓女,她在天津地区就多召集下层的女子加入红灯照。 又如在义和团中地位不低的女性翠云娘,早年是与父亲卖艺江湖为生的。下层的妇女们较感受到生活的困苦及外人和教民的压迫,且较易相信迷信的法术信仰,因此加入者较多。

    义和团为一具民间信仰色彩的武术团体,因此红灯照亦有种种的武术和法术训练,平时在她们师父的领导之下,会练习如挥刀、煽扇子等的功夫,训练常十分严格而辛苦。而据说红灯照女性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练习之后,可步行水上而不湿,并可腾空而飞,又手中扇子一挥,则敌人大炮会不响,或者船舰房屋会自然起火等等。这些法术虽多半为迷信和宣传的幌子,但也因此吸引了更多女性的加入。

    在义和团运动中,妇女的主要参与包括医疗救护、情报的搜集、实际作战、以及在宣传和团员心理上的支持等。在医疗方面,红灯照的黄莲圣母自称能医治各种病伤,因此向她求医之人甚多,而且据一些参与义和团运动的老年人的口述,她们真的医治好了不少受伤之人,并且称赞黄莲圣母的医术。在实际作战上。一方面红灯照经常四处出动,凭借她们的“法术”焚烧西人房屋教堂及船只等,她们因被认为不怕“秽物”,不怕枪炮,因此常与义和团男性组织联合作战,由天津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常和黄莲圣母联系,商讨作战计划,可看出二者在战场上的紧密关系,红灯照成员们虽为女性,但在史料中记述许多人在战场上作战英勇,视死如归。 此外,在东北也有红灯照组织对抗俄军的记载。在宣传和心理上。如黄莲圣母到铁铺买缧丝钉,却自称盗自洋人大炮,又宣称能用香灰治枪伤,又用各种神迹的宣传,使人们相信红灯照都具有神力,一方面使人们敬服,一方面能提振团众的信心及士气. 而另外有所谓“踩城”的制度,每隔七到十日出户绕村子跑,边耍刀边喊口号;又有“出风”,即在公共场合綀功夫。借著这些方式,达到对大众宣传的效果。当时下层百姓受到外人及教民欺侮而生活困苦,正需要如圣母或红灯照仙姑们这种一方面“法力高强”能对抗外人保护大家,另一方面又具有温柔女性形象的“神”来作为心灵上的慰借,这和中国传统女姓神祇如观音、妈祖等广受到大众欢迎的情形颇为类似,而义和团也正利用这种群众心理,刻意地以宗教宣传等手法塑造出了红灯照及圣母们“女神”的形象。

    红灯照女子虽努力于爱国反帝的运动,但毕竟其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所倚仗的也是迷信的法术,同义和团运动中很多民间组织一样,在其后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天津城破,黄连圣母及城内的红灯照女性,或被抓被杀,或自缢而死,不少女子被抓时态度多十分从容,亦有不少人求自杀殉死以保名节,其他地区的红灯照组织也随者义和团和清军的失败而瓦解(在义和团运动中,清军的无耻绞杀也起了相当的作用)。(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五章方腊起义 (求点推收赏评)

    终于把陈硕真的跟屁虫里面比较着名的人物介绍了一下。

    可是,好像唐赛儿,王聪儿,林黑儿,她们都是白莲教的人。

    那么,白莲教和道家有什么样的关系?

    白莲教,我国旧时伪托弥勒教,并混合摩尼教、道教、白莲宗及民间信仰之秘密教会,属净土教系统中之教匪结社,流行于元、明、清三代。

    说明白莲教也可以算得上是道家一个分支,与道家其他的分支相比,白莲教就是合资公司罢了。

    至于,王囊仙,虽然王囊仙乃是布依族,乃是少数民族。

    正是因为王囊仙乃是布依族,乃是少数民族,所以与道家同样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的宗教几乎都是那些少数民族的先辈吸收了道家的思想然后建立的。

    毕竟道家乃是宗教之源。

    因为,道家的历史最长,起源最早。

    所以,其他人依着葫芦画瓢,其实也是正常。

    在许许多多的起义背后同样有着道家的影子。

    比如方腊起义。

    方腊起义是北宋末的一次农民起义。宋徽宗赵佶时,歙州(今安徽歙县)贫苦农民方腊(方十三)到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万年乡帮源峒保正方有常家当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当时宋徽宗、蔡京、童贯一伙贪得无厌地压榨人民,赋役繁重。“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

    方腊之乱,北宋末年的一次民变。宋徽宗时,睦州青溪人方腊,原本是漆园主。相传其性情豪爽,深得人心,能号召很多生活困苦的农民。宣和二年十月初九(1120年10月)方腊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假托“得天符牒”,宣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青溪的农民闻风响应,人数到达万人,贼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

    和二年。宋徽宗下令停运花石纲,又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谭稹任两浙路制置使。宣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方腊贼军在青溪县息坑(今浙江淳安西)全歼两浙路常驻官军五千人,兵马都监察颜坦被杀,继续攻陷青溪,俘获县尉翁开,十二月初﹐克睦州,又下歙州,直趋当时花石纲指挥中心的杭州。处州霍成富、陈箍桶等人皆加入战局,衢州摩尼教的组织亦起兵响应。方腊军在极盛之时建立了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六州52县在内的政权,在当时对宋朝威胁极大。宣和二年(1120)十月初九,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死方有常一家,以帮源峒为据点,聚集贫苦农民,号召起义。在誓师时,他悲愤交集地控诉:“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他估计当时形势,指出:“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我但划江而守,轻徭薄赋”,“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在方腊的号召下,青溪远近的农民闻风响应,很快发展到上万人。十一月初,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分为六等,头扎红巾等各色头巾作为标志,建立农民政权。二十二日,起义军在青溪县息坑(今浙江淳安西)全歼两浙路常驻宋军五千人,击杀该路兵马都监蔡遵、颜坦。随后,乘胜进取青溪县,俘获县尉翁开。十二月初,攻克睦州,占据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不久,向西攻下歙州,全歼宋东南第三将“病关索”郭师中部,东进攻克富阳、新城,直趋杭州,以“杀朱”相号召。杭州是两浙路的首府,又是造作局所在地,花石纲指挥中心之一,聚集着大批官吏和富商、地主。

    二十九日,起义军攻入杭州,杀死两浙路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知州赵霆逃走。积怨已久的群众,在杭州捕捉官吏,发掘蔡京父祖坟墓,暴露其骸骨。起义军获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苏州石生,湖州归安县(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县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永康县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处州缙云县(今属浙江)霍成富、陈箍桶等,纷纷领导当地农民,参加起义。台州仙居县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西)裘日新(仇道人),衢州郑魔王等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湖、常、秀等州农民,也“结集徒众”,准备攻打州县。各地农民望见义军的旗帜,听见鼓声,就跑来迎接。参加义军的更是“项背相望”。义军骤然兴起,切断了宋王朝的经济命脉,宋徽宗等惊恐万状。他们一面急忙撤销苏、杭造作局和停运花石纲,罢黜朱勔父子兄弟的官职,妄图松懈义军的斗志;一面派童贯任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任两浙路制置使,调集京畿的禁军和陕西六路蕃、汉兵十五万,南下镇压起义。宣和三年正月,童贯、谭稹分兵两路,由王禀、刘镇等分别率领。向杭州和歙州进发,企图在睦州会合。

    同年正月,方腊派遣方七佛领兵北伐,一举攻下崇德县,进围杭州东北的秀州(今浙江嘉兴),并分兵进入湖州(今浙江吴兴)境内。正值王禀率领东路宋军从北而来,方七佛义军迎战,不胜,退守杭州。同时,方腊率领主力南征。相继攻下婺(今浙江金华)、衢(今属浙江)两州。义军别部北上攻克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西南)。进围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史称义军先后攻下六州五十多县,包括今浙江省全境和安徽、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义军秀州之战失利,杭州失去屏障。二月,宋军包围杭州。义军经过苦战。因粮尽援绝。被迫退出杭州。杭州失守,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三月初,义军再次进军杭州。不胜。宋军杨可世、刘镇部攻陷歙州,王禀部攻陷睦州。四月初二,衢州失守,义军将领郑魔王被俘。十七日,婺州失陷。十九日,王禀部攻陷青溪县。方腊带领义军退守帮源峒。王禀、刘镇等各路宋军会合,层层包围帮源。二十四日,宋军发动总攻。义军腹背受敌,奋起抵抗,七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及其妻邵氏、子方亳(二太子)、丞相方肥等三十多人力竭被俘,解往汴京,八月二十四日英勇就义。

    方腊被俘后,义军各部继续转战浙东各地。童贯派郭仲荀、刘光世、姚平仲等领兵分路镇压。五月,台州仙居县义军由俞道安带领,从温州永嘉县楠溪攻占乐清县,义乌县义军据天仙峒,寿昌县义军据月溪峒,与宋军激战,天仙峒、月溪峒相继陷落。兰溪县灵山峒义军胡姓、祝姓二将与宋军刘光世部奋战,胡、祝等一千六百多人战死。越州剡县裘日新与宋军姚平仲部作殊死战,裘日新在桃源(今浙江嵊县南)战败牺牲。闰五月,宋军姚平仲部攻陷台州仙居境义军据点招贤(今浙江临海西)等四十多峒。方五相公、方七佛部义军接连失利。六月,仙居义军吕师囊转移至黄岩,宋军折可存部自三界镇追击。义军扼守断头山。宋军以轻兵从山后偷袭,义军战败,吕师囊等三十多名首领牺牲。七月,俞道安部义军从乐清攻打温州,战斗三十多天,不下,转入处州境。十月,俞道安在永康县山区被宋军包围,英勇战死。此后,义军余众在各地继续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才完全被宋军镇压下去。这场战乱给两浙路人口带来重大损失(“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洞逃出,裸而缢于林中者,相望百馀里。”(《续资治通鉴》))。

    方腊起义并不是什么传说,而是有着文献记载的。

    宋宣和二年(1120),古威坪(当时称永平镇,也称万年镇)北隅渴村佣工出身的方腊在帮源又揭竿而起,不旬日,聚众数万,从者如云,攻城夺池,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威震东南,攻占六州五十二县,动摇了大宋王朝。《宋史》卷四六八页“童贯附方腊传”载:“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喝村。”淳安历代古志都记方腊是喝村人。《续纂淳安县志》载:“方腊世居县西喝村,托左道以惑众,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此凭借以自信,县境梓桐、帮源、青溪诸洞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黔,有漆褚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是时关中困于朱酌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十月起为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方腊起义似乎是陈硕真起义的延续,两地皆在威坪周边,相距10余公里,这恰恰说明淳西威坪人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人文精神。关于起义始末,很多书籍都有记载,怒不赘述。这里只据古淳安县志和其他志书上及淳安西乡方姓宗谱上记载的有关资料,说些方腊起义鲜为人知的史实。关于喝村(今威坪新镇所在地),《宋史》及淳安和周边县如开化县志都清楚记述方腊世居揭村。而且,历代县志都将“喝村”作为全县最重要的村落记载,明《嘉靖淳安县志》在“坊乡”篇中专门单独记述了渴村而且仙翁马上一指。遂成石竭,以名喝村,复立庙以祀仙翁。并在“古迹篇”中记下,揭村有方储兄弟济、俨二人为奸相**谗害而自划形成的血湖。这些记载,说明喝村地位之重要,原是最早南迁淳安的方储及兄弟活动的地方,方储是东汉名臣,也是淳安第一位顶礼膜拜的人物,喝村又是方腊的世居地,所以竭村之名。古县志重点记载。至1960年沦湮新安江水库。竭村方家弄还有个方氏祠堂—和睦堂。《方氏宗谱》也载有方储子孙在这一地方繁衍生息。对于这样一个彪炳史册的英雄地,水库可以沦湮,但历史不应湮没。再说说方腊怒杀方有常的史实细节。淳安威坪地区有各种方姓宗谱,都记述方腊起事是“首屠公(指有常。或指方庚)家而起”。“方氏会宋统谱”卷十二记:“有常。字奋发。邑人方腊向佣于家,宣和初,腊得妖书。借以倡乱,因令次子世熊首于县太尹,陈公光不察,反坐诬系世熊于狱,腊党即杀其家人四十余口,惟第三子及其孙文忠、文毅(世熊子,当时年仅六岁)并在狱之世熊得免。方腊怒杀方有常家42口,还不解恨,可能当时人多势众,有一种狂热的野蛮劲,还将方有常祖墓挖掘毁尸,《方氏族谱》中的“迁来太祖坟墓地于后”详尽记述了这件事之始末:“讳桂墓在富仓山脚”祖墓共十三穴。俱被方腊因铲人事理今被掘尽,有刻名镂字为记者,毁没无存,可证诸墓在帮源溪东溪西两岸。将一十三穴内骨殖掘起人于粪池中浸一日一夜,用粪构泼于地上,用白炭火将骨殖尽数炼化,而灰烬将竹筒盛之,于山上撒去,风散无踪,仅存骆安人(方有常妻)家堆无结砌陷于古墓,并居士讳世隆(有常长子)家堆亦无碑石题名,现在子孙可照今具来历查照无差。”方腊此举,也可谓是很有“革命彻底性”吧。从此举可以知道方腊和方有常决不是本家,方腊也决不会和方有常同村居住,他只不过是一个外来的佣工。如果方腊和有常同祖,敢挖自己五代祖坟吗?这个“桂”是淳安威坪桂林方氏鼻祖(《桂林方氏宗谱》卷一称:“鼻祖桂公……”),所以方腊决不是桂林方氏,而是距方有常家有30多里地的渴村方姓人,是方姓另一支派。“方在东南为一大族,居睦欺间尤盛……枝分派别蔓延天下……”(方氏族谱序)但方腊是犯上作乱的寇盗,是方姓的异类,起义失败后四处逃亡,很难找到方腊家谱。倒是有幸看到一部手抄的《山郭谱》,其序文中隐隐约约讲到:“传至储公,镇守河南,位在开封,生钦阁老,段赐仙翁,夫人王氏,三子位尊,真应祖庙(供奉方储的仙翁庙;明县志载方储在竭村马上一指遂为喝,后建仙翁庙以祀),族表大功……至应细公,时衰命赛,有始无终。因出方赖,无德无功,大逆犯上,遂矢彝伦,无辜连累,避难逃生,移寓昌溪,未迁正龙,安居陋巷,天不灭根,流芳拾世,传至兴宗,迁于红飞,不得兴隆,单传七代,至庆老公,数奇落魄,负载为生,明末清初,迁居山峰。”方腊后代四处逃亡,颠沛流离之情状,可见一斑。谱中提到的“方赖”,应该就是方腊。据《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记,“方腊又名方十三”(有国家一级文物方腊起义刻石为证),传说是癫痢头,腊、瘌、赖三字同音。这里说“大逆犯上,遂矢彝伦”,无疑是指方腊,由于方腊造反,使其近亲“无辜连累,避难逃生”。所以方腊世居地竭村虽有个方家弄,但很少有方腊后人了。谱a中说的“至庆老公”也无从查找。村中侥幸逃出的,如果有方腊后代,也很难认祖归宗上正谱,所以至今没有发现方腊这支派的后人。

    关于方腊,也是有着传说一般的故事。

    据说。当初,方腊出生时就多次出现怪诞反常的现象。有一天,方腊对着小溪自照身影,竟看到自己穿戴着象帝王一样的衣冠,从此自以为很了不起,就假托邪道来蛊惑人们。青溪县境内的梓桐洞、帮源洞等都坐落在山谷幽深险要的地方,人口密集。物产繁多,有漆树、楮树、松树、杉捌的丰富出产,商人很多,象车的辐条凑集在车毂上一样聚集在这一带。方腊家有漆园,朝廷设立的造作局经常残酷地榨取漆园的出产,方腊心中怨恨却不敢发泄。正遇上朝廷搜刮奇花异石的侵扰,方腊就乘着百姓忍受不了这种侵扰的机会,秘密吸收贫穷而又无正当职业的人,救济并结交他们。众人的心已经归附之后,方腊就宰牛滤酒。召集一百多个特别恶劣的年轻人聚会宴饮。依次斟了几遍酒后。方腊起身说:“普天下国家内部关系和家庭内部关系,本来同是一个道理。现在儿子、弟弟耕田织布,一年到头劳累辛苦,略微有点粮食布帛。父亲、哥哥全拿去挥霍浪费了;稍不如意。还要拿鞭子竹板抽打。残酷虐待,折磨到死也毫不怜悯,对于你们来说。能甘心忍受吗?”大家都说:“不能!”方腊说:“挥霍浪费剩下的,又全部把它拿去奉献给仇人。仇人依靠我们的物资变得越来越富足,反而侵夺欺侮我们,父兄就让子弟去对付他们。子弟的力量支持不了,那么谴责惩罚无所不至。然而每年奉献给仇人的东西从来不会因为受了仇人的侵侮而免去,对此你们能安心忍受吗?”大家都说:“哪有这种道理?”方腊流着眼泪说:“现在赋税和劳役这样繁重,官吏掠夺勒索,农业和养蚕业所得不够满足需要,我们这些人所赖以活命的只是漆楮竹木罢了,又被官府用各种名目的赋税科条全部征取去了,不留一点儿。上天生下百姓,给他们设置官吏,本是用来养育百姓的,官府竟凶恶残暴到这种地步!天意和人心,能不怨怒吗?而且歌舞女色、狗马游猎、营造宫囿、祭祀鬼神、扩充军备,搜罗奇花异石等挥霍之外,每年贿赂西边北边两大仇敌的银绢要用百万数字来计算,这些都是我们东南百姓的脂膏和血汗啊。两大仇敌得到这些财宝,更加轻视我们,年年侵扰不止。朝廷给仇敌的奉献从不敢废除,执政者们还认为这是安定边疆的长远策略呢。唯独我们百姓一年到头辛苦劳累,妻子儿女受冻挨饿,想吃一天饱饭也不能够,大家看应该怎么办呢?”大家都愤愤不平地说:“听从您的吩咐!”方腊说:“三十年来,元老旧臣降职的降职,死的死,几乎没剩下的,现在当权的都是些卑劣龌龊、奸邪谄媚的家伙,只知道用歌舞女色、营造宫室花园来迷乱蛊惑皇上罢了,国家大事完全不关心。京城以外的地方官吏,也都贪污奢侈成风,不把地方上的政事当作重要问题来考虑。东南百姓被剥削所苦已经很久了!近年来花石纲的侵扰,特别不能令人忍受。各位如果能主持正义发动起义,全国各地必定闻风响应;十来天的工夫,就可聚众万人。地方官吏听到这一情况,一定会进行招抚,和我们商谈,不便于马上向朝廷申报上奏。我们用计策牵制他们,拖上一两个月,江南各郡可以一举攻下来。朝廷接到申奏后,也不能即刻决策发兵,预计拖拖拉拉,会集商议,也需要一个多月时间;调集训练军队和调拔粮饷,没有半年不可,这样我们起兵前后已经一年了。这时局势应已基本确定,不用担心了。况且对西边北边的外敌的钱币进贡每年有上百万,朝廷军政费用每年达十万,这些钱财大多出自东南地区;我们已经占有了江南地区,朝廷必将残酷地向中原地区榨取。中原百姓忍受不了,必定会起来反抗。西边北边的外敌知道了,也将会乘机进攻。朝廷受到内外夹击,即使有伊尹和吕尚这样的谋臣,也不能为他们想出什么办法来的。我们只要以长江为界,守住江南,减轻劳役,减免赋税,使百姓人力物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天下四方哪个不会恭恭敬敬地来朝拜我们?十年之内,终将统一天下了。如果不这样,就只有白白地死在贪官的手里罢了。请诸位好好谋划这件事吧!”大家都说:“好!”于是方腊部署他的部众一千余人,以讨伐朱勔为号召,见到官吏及其爪牙全都杀掉。百姓正苦于官吏掠夺勒索,果然到处响应。几天之内,就聚集了十万人,很快接连攻陷几十座州县,部众发展到近百万,全国大为震动。(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六章元末农民起义 (求点推收赏评)

    甚至于元末农民起义同样有着道家的影子。

    元末农民起义是指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七年(1351—1367年)九月,中国元朝农民进行的反抗并推翻元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朱元璋趁元军疲于对付北方红巾军,无暇南顾之机,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采取先西后东,先强后弱的战略,在具体作战中,稳步推进,集中优势兵力,先剪枝叶,然后动摇其根本,从而削平群雄统一了江南,为北上灭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文宗时的“天历之变”等。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 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说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 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起。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 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 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8]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元丞相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到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各地。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此外,以红军为号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红巾军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农民。元末文人叶子奇说当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明太祖朱元璋也说濠州地区,“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农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元末社会的贫富不均,阶级矛盾激化。但蒙古统治者的残酷的民族压迫也是重要原因。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听信奸臣谗言,把脱脱解职,脱脱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日盛。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史称“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 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柳林、枣庄,离大都不过百余里。在大都(今中国北京)的蒙古贵族都纷纷建议北逃。但红巾军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军的阻击,又撤回山东。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绛州,入保定路,折经大同,直趋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 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烧毁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宫阙,旋即转战辽东各地,并两度攻入高丽(今朝鲜)。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领, 由荆州、樊城出武关,进攻长安(今陕西西安)。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 与三路进军同时。刘福通也攻占汴梁,并以汴梁为都,于是“造宫阙,易正朔。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连结”。正如红巾军檄文所说:“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已达到**。以毛贵为首的红巾军在山东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粮分与贫民,凡无罪而被掠者一律放还。“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又立“宾兴院”罗致人才。为了解除红巾军的威胁,元朝政府曾下令要把汉人一概捕杀,并把“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后来看到汉族地主也敌视红巾军,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镇压红巾军的人都给以万户、千户、百户的爵赏。元朝政府还赐方国珍、张士诚龙衣、御酒,给以官号,收买他们为蒙古统治者效力。方国珍、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官号,转而与红巾军为敌。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起兵进攻红巾军,“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同年,答失八都鲁也“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袭击毫州。答失八都鲁的军队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刘福通歼灭,但察罕帖木儿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军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山, 成为红巾军最凶恶的敌人。汉族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始终对蒙元效忠,坚决与农民为敌。他们要“竭忠以报国家”。另一部分人则不愿做蒙古人的奴才,结寨自保,观变待机。也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农民军,这是由于汉族地主与蒙古统治者之间还存在着尖锐民族矛盾,有的人则是迫于农民军的威力。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逐渐处于不利的形势。北伐的三路大军在事前并无精密的布置,军令既不统一,彼此间也缺乏联系。关先生、破头潘和李喜喜的军队始终在各地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前方胜利,后方又遭到敌人的攻击。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儿攻占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兵走安丰。这时,驻守山东的毛贵被部属赵君用所杀,察罕帖木儿乘机进迫山东,山东各城亦被察罕帖木儿占领。山东一失,安丰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围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牺牲。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红巾军虽然失败,但是在反元斗争中,前后十三年,大小数百战,给予蒙古贵族和官僚地主致命的打击,已从根本上摧毁了蒙元王朝的统治。

    与红巾军起义同时,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方国珍出身佃农,传说他因杀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卖盐于富家,“富家不给值”,遂率众起兵。他们所领导的反元斗争,都牵制了元朝的军力,壮大了红巾军的声势。当红巾军以燎原之势向四方八面发展之时,蒙元政府派遣御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镇压。也先不花率蒙古军三十万进驻沙河,企图一举扑灭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但慑于红巾军的声威,元军夜惊,尽弃军资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脱脱率军攻徐州芝麻李,元军会集徐州。这就使红巾军的两支主力得到发展的机会。

    至正十二年(1352 年),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红巾军攻占了杭州。他们在杭州等地,纪律严明,不淫不杀,只把归附的人登名于户籍,得到人民的拥护,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 徐寿辉领导的红中军经过多次血战,许多地区得而复失,彭莹玉也在战斗中牺牲[21]。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控制。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大汉。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不久也在四川重庆自立,国号大夏。徐寿辉本人能力一般。但是所部诸将实力很强。其中傅友德更是传奇将领。后跟随朱元璋大将冯胜伐元,以五千部众横扫大漠,连胜七战。堪称传奇。另一员将领丁普初更是在鄱阳湖水战中捐躯死战,壮烈牺牲。还有一员大将双刀无敌赵德胜,在洪都保卫战中牺牲。徐本人最大的业绩就是发现并提拔了陈友谅,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这些统帅与将领,或与朱元璋为敌,励其志,或与朱元璋为君臣,扩充其实力,均为明朝的建立立下功勋。

    当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朱元璋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原名朱重八,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羊,做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两万, 随即进占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进兵和阳,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这时,韩林儿在亳州称帝,他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军队皆以红巾裹头,亦称香军]。朱元璋军纪严明,又知人善任,文士如冯国胜、李善长等都为他出谋划策,勇猛善战的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来投奔他。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应天,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从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间(1356—1359年),朱元璋以金陵为根据地, 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时,在他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西面是徐寿辉,东面是张士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等地,第二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继续攻占衢州、处州,皖南以及浙东的东南部地区,此后这些地区都为朱元璋所控制。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罗致了浙东的地主文人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特别是刘基、宋濂在朱元璋的开创事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从此朱元璋进一步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朱元璋也注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在各地兴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经营农田。 又设管理民兵万户府,仿古代寓兵于农之意,选拔强壮农民,使其“农时则耕,闲则练习”,还屡次蠲免田赋。他还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这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他统治的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安定,军粮也有充足的供应。在朱元璋占领浙东等地时,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正遭遇到察罕帖木儿等元军及地主武装的袭击,徐寿辉又为部将陈友谅杀死。陈友谅力量虽强, 但“将士离心”“政令不一”,明玉珍也只是割据四川,偏安一隅。占据苏州的张土诚和浙东庆元的方国珍,早已归附了元朝。他们在所辖地区之内只知霸占田产,奴役佃户,腐化享乐,不关心人民疾苦,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朱元璋的发展。至正二十年(1360 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直入金陵,在江东桥为朱元璋所败。朱元璋复率军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会战于鄱阳湖,经过三十六天的血战,陈友谅中箭死,全军大败。第二年,其子陈理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胁。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把兵锋转向苏州张士诚。他采取了“煎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久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一面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军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土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据守庆元、温州、台州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同年,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朱元璋已据有东南半壁。 进攻张士诚时,朱元璋在檄文中已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说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杀了韩林儿,这时的朱元璋显然已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新封建政权的统治者。朱元璋既打败江南的各个割据势力,更积极准备北上伐元。此时,蒙古统治者更加腐化堕落,元顺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乐,宫廷的政变不断发生,军力也一蹶不振,只有倚靠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等人的地主武装支持残局。扩廓帖木儿守河南,李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彼此连年交兵,到处掠夺屠杀,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朱元璋决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拟的一篇声讨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的口号。檄文中责备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假元号以济私,持有众以要君”,指出这些人相互吞并是人民的巨害。同时更指出蒙古、色目虽不是汉族,只要“愿为臣民者”,皆与汉人同等对待。表现出朱元璋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由徐达、常遇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的军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洪武元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这一年,朱元璋已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之后朱元璋用了近20年的时间,消灭其他农民军,击溃元朝残余势力(北元),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起义结束。(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七章 摩尼教 (求点推收赏评)

    缘由在于无论方腊起义还是元末农民起义,显然都是离不开摩尼教。

    那么,摩尼教是什么?

    在摩尼教里面有没有道家的背景。

    明教,又称作牟尼教或摩尼教,发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为西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立,受基督教与伊朗祆教马兹达教义所影响,摩尼声称自己是神的先知,也是最后一位先知。摩尼教对粟特影响很大,并传入了中国。以此衍生创作的还有金庸UU小说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的门派:金庸UU小说的明教中人行事乖张诡秘,分为波斯明教和中土明教,小说主角张无忌便是中土明教第三十四代教主。由于在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末,有关朱元璋篡夺明教,建立大明王朝,而在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出现的“日月神教”并非由明教剩余教众组建,金庸先生曾指出“日月神教”是他个人虚构,历史上并未真实存在

    摩尼教的创教者摩尼生于公元216年,242年在巴比伦传教,277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超越一切的宗教传统。摩尼声称自己是佛祖、琐罗亚斯德和耶稣的继承者,是真主的先知,也是最后一位先知。摩尼说:“智慧和神迹不断的被神的使者传给人类。因此曾经使者是来自印度的佛祖,在另一个时代则是来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再一个时代则是以色列拿撒勒的耶稣。启示再次降临,在这个最后时代的预言则通过我。摩尼,来自巴比伦的真主的使者。”摩尼教受到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佛教的影响,其教义在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下主张灵魂从**上彻底解脱,因而强调禁欲、食素。同时也包括了佛教的转世说和叙利亚的天使说。另外则反对犹太教,把犹太教视为黑暗神的创造物。摩尼教起初在巴比伦传教,在波斯萨珊王朝信任下在波斯传教,但在巴赫兰一世以后,因与祆教矛盾,被迫出亡。有些抵达罗马帝国,但罗马人有古老的国教。崇拜太阳。因此在罗马也是不合法宗教。皇帝戴克里先在296年下令烧死出家修士与烧毁书籍,在家信徒也被斩首,只有到达河中后摩尼教才可以立足。神学思想上认为光与暗,善与恶。永远是敌对与竞争。譬如说:上帝是良善的。那么缺乏良善的就是罪恶;正如黑暗是因为缺乏光明。它讲心灵与物质的关系。还有得救方面的论述,有些与诺斯底主义很接近。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最初也加入这教派,前后长达九年的“摩尼教徒”。后来奥古斯丁争脱而反驳摩尼教。

    英语manicheism。德语 manichäismus,法语 manichéisme。又作末尼教、牟尼教、明教、明尊教。为三世纪时波斯人摩尼(mani, manes, manichaeus)揉合古代波斯之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称为祆教),及基督教、佛教思想而成立之宗教。其教义以琐罗亚斯德教之善、恶二元论为基础,将一切现象归纳为善与恶,善为光明,恶为黑暗,而光明必会战胜黑暗,人类若依宗教之真理与神之志向,终必走向光明、极乐之世界;而无始以来明暗相交,恶魔恒于暗界,纷扰不息,致今之世界依然善恶混淆,故人当努力向善,以造成光明世界。此教因之又有明教之称。摩尼教之神具有爱、信、诚、敬、智、顺、识、觉、秘、察等十德。信徒之修养功夫以禁欲守默为主,素食、斋戒、祈祷(一天四次)为日常功课。其简明直接性,颇受当时人欢迎,故能传播于中亚、罗马帝国(四世纪顷)、印度、中国等地,至十三世纪仍极为兴盛。摩尼教约于六至七世纪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复由新疆传入漠北之回纥,而盛行于该地。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应回纥之请,于江淮等地建立摩尼寺。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时,摩尼教亦遭严重打击,转而成为秘密宗教,并吸收道教及民间信仰,从而改称明教。明教因相信黑暗就要过去,光明即将来临,故敢于造反,屡有**之举。自北宋末年起,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皆曾发生明教造反之事。其后明教又与弥勒教、白莲社相结合,而演变成明代末年之白莲教。明教一词至清代虽已不复见于文献,但“明王”出世之说,犹流传于民间。[佛祖统纪卷三十九、柳子厚集卷二十八]。

    在古代中国,摩尼教的发展混合有道教、佛教、白莲教、伊斯兰教等成分。五代十国、宋、元、明农民起义常利用为组织的工具。往往尊张角为教祖,敬摩尼(或译作“牟尼”)为光明之神,并崇拜日月。教徒服色尚白,提倡素食、戒酒、裸葬;讲究团结互助,称为一家,认为世上光明力量终必战胜黑暗力量。五代梁贞明六年(920)母乙以此发动起义。两宋时流行于淮南、两浙、江东、江西、福建等地,不断组织农民起义,最著名的有方腊起义、王念经起义。历史上的摩尼教即明教,也叫未尼教、明尊教,在公元3世纪所创立,当时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时期。唐代摩尼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发展起来。摩尼教教义的核心,是说在世界的一开始,就有光明和黑暗两个王国并存着,光明占据北、东、西三方,黑暗占据南方。在光明王国里,光明、善美、和平、秩序、洁净,摩尼教经典《下部赞》“叹明界文”说:光明普遍皆清净,常乐寂灭无动诅。彼受欢乐无烦恼,若言有苦无是处。常受快乐光明中,若言有病无是处。如有得住彼国者,究竟普会无忧愁。处所庄严皆清净,诸恶不净彼元无;快乐充遍常宽泰,言有相陵无是处。光明王国的统治者,波斯称为察宛(意为永恒),东土称为明父、大明尊。黑暗王国到处充满烟火、闷气、飓风、污泥、毒水,由黑暗魔王统治,住着五类魔,整天沉溺在**、争吵之中。光明与黑暗数次大战,黑暗魔王让恶魔生下了人类的祖先。因为人类是黑暗之魔的子孙,大明尊便派遣光明使者,用光明分子来拯救人类的灵魂。到了宋代,摩尼教被意译为“明教”,教义被简明地归纳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教众中有农民、秀才、吏员、兵卒、绿林好汉、江洋大盗、武林俊彦等。教徒白衣乌帽,秘密结社,共同尊奉明使为教内尊神。当时因为处于秘密结社状态,为了避人耳目,免遭官府的查禁,于是教名也有了多种别称——除浙江称摩尼教、福建称明教外,据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淮南称“二桧子”,江东称“四果”,江西称“金刚禅”,福建又称“揭谛斋”等。明教在宋元时期进一步和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下层人民和江湖人士对抗朝廷的斗争形式,由于明教长期受到朝廷压抑,行事极为诡秘,有时也为江湖“白道”所误解,比起一般的江湖人士,明教徒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因此反抗朝廷也更坚决,在历史上几次掀起大的波澜。第一次是北宋末年,方腊利用摩尼教组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东南半壁河山。第二次是南宋以后,明教和白莲教相联结,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的红巾军,多白莲教徒,首领韩林儿又称“小明王”,这个“明”又与明教有关。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当时也是白莲教和明教中人。只是他取得大权以后,因为深知秘密教派的厉害,逐渐与两教不大和睦。等到他当上皇帝,便采纳李善长的建议,下诏严禁白莲社、明教,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十一《礼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其后,白莲教以各种支派的形式变换名目继续得到发展,如永乐年间有唐赛儿起义,清朝中后期的白莲教起义等;明教却逐渐衰落了。在武侠小说中,由于金庸的武侠名著《倚天屠龙记》写到明教,使明教蜚声一时,成为侠的文化形式中秘密教派的一个典型。浙西明教总舵(搁船尖风景区)的形成经过1000年的历史。最早以秘密宗教的形式出现,历史上第一个女人称帝的陈硕真起义就在浙西发生,留下神秘遗址“天子基”(十门九不锁)和“万年楼”(万年楼),后被明教教主方腊利用,又在同一地方掀起更为浩大的农民起义。《水浒》上记载说:方腊在六甲灵山设置了完整的“五府六部”明教社会。明教教徒朱元璋在搁船尖下的千亩田屯兵时也是利用这里的明教组织进行活动,所以这里民间传说有:朱元璋藏宝处。 2009年4月cctv-4 就在大明山寻宝做了一期节目。2008年12月,福建省霞浦县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大量的明教文物和资料。从摩尼教转换到明教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是混合了瑜伽教、佛教、道教等,宋代林瞪这个人物起了很大作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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