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宅沉重的大门紧紧地关闭着，瑟瑟飘落的枯叶扫拂着暗红色门扇上那两行双钩镌刻的大字：随珠和壁，明月清风。数月前的一场暴雨中，门前那棵老态龙钟的槐树遭了雷殛，繁茂的树冠被劈掉了一半，断枝裸露着惨白的皮肉。门楼角上的鸥吻也被打落了一只。
阴霾笼罩着“博雅”宅，院中的海棠、石榴在朔风中摇晃着光秃秃的枝干，黑幽幽的房顶上空，星月无光。五年前那颗从天而降的星星，已经在东厢房里睡着了，而他的母亲还在经受着长夜的煎熬。自从丈夫离家出走，韩太太几乎总是彻夜难眠。她后悔当年没有能够阻止丈夫的西行，由于各执己见而造成的争吵，使他们谁也没有最终说服对方，一个好端端的家分成了两半，天各一方。为了免遭战火的劫难，韩子奇带走了他视若性命的全部收藏，却忍心丢下了无依无*的妻子和当时不到两岁的儿子，一个男子汉怎么能这样无情？他走了，把这个家和奇珍斋玉器店都交给了韩太太，从此他卸掉了本应压在他肩上的责任，却不想一想：一个女人的肩膀将怎样承担这一切？丈夫留给她的是怨恨：做夫妻十几年，细细想来却记不起多少夫妻间的温存和情爱，他没日没夜地奔忙，撑起了日益发达的奇珍斋，充实了藏珍集粹的“博雅”宅，这就是一切，临到分手时，夫妻情分竟像一张薄纸没占多少分量。不然，他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十几年间，韩子奇为这个家创造了财富，改变了“玉器梁”世世代代穷艺人的地位，夫荣妻贵使韩太太陶醉。但是，这就是一个女人要求于她的丈夫的全部吗？她没有料到韩子奇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音信。1937年春天从天的尽头寄出的那封长信，漂洋过海送到中国国土上的时候，卢沟桥已经响起了枪声，“家书抵万金”，却没等到送进家门就不翼而飞了。韩太太只在丈夫走后的第三天见到了一张纸条，是姑妈为天星换衣服时发现的，两个不识字的妇女谁也不知道这张浸着奶渍和尿迹的纸是账单还是药方，让奇珍斋的账房先生老侯一看，才知道是玉儿小姐的临别留言：“姐姐，别生气，我没听你的话，跟奇哥哥走了！”韩大大气得两眼发黑，她在这个家说话太不占地方了，连亲手拉扯大的玉儿都没能管住！一个姑娘家，跑到外国去干什么呢？真是的！老侯直纳闷儿：“我一直把先生送到火车站，怎么没瞅见小姐呢？唉，我太粗心了！”韩太太哭了骂，骂了又哭，姑妈却劝她说：“已经走了，说什么也没用了。依我说，她跟她哥就伴儿走，也好，省得天星他爸在外头吃饭啦换洗个衣裳啦作难。”这么一说，韩太太倒也觉得心里闪开了点儿缝儿。走吧，走吧，托*主，让他们平平安安地到达那个远得没影儿的英国，路上别出什么岔子发！丈夫留给她的是思念：她日日夜夜坐卧不宁，猜想韩子奇今儿到哪儿了，明儿到哪儿了，尽管她全然不知英国的地理方位，全凭她做梦似地让心儿跟着游荡。她担心那个姓什么“亨特”的洋人把韩子奇骗了，把他的宝物吞了，弄得他穷困潦倒、有家难回，这可怎么好？她让老侯按照亨特的地址写了封信，问候夫君平安，嘱他好自珍重，诸事留神，鱼雁早回，以释挂怀，等等等等。这封信寄走了就石沉大海，她越盼就心里越慌。北平沦陷之后，这种恐惧感就更增强了，她害怕韩子奇会不会在路上让日本人给截住？要是落到了鬼子手里，那还不是和姑妈的丈夫海连义一样的命运？她不敢把这种猜测跟姑妈明说，仅仅心里闪过了这个念头就已经觉得不吉利了。而姑妈却一直坚信她的丈夫和孩子还活着，只要自己一天不死，就一天等着他们回来。人无权改变命运，而命运却在无情地改变人，这两个本来贫富悬殊、家境各异的女人，如今处于同样的境地，眼巴巴地度日如年，盼望着亲人早日归来！日军进城的时候，姑妈几乎要疯了，她没命地跑上大街，要找日本人算账，讨还她的丈夫和儿子，讨还她那被烧毁的茶水店。老侯拦腰把她抱住，拼了命地拖了回来，告诉她：早晨起来一开城门，日本人的队伍就如狼似虎地涌进来了，一个挑担卖菜的小贩在街上被“试刀”，肚肠子流了一地！跟他们能讲理吗？连清真寺都被日本兵占了，在院于里架起锅，煮大肉！真主啊……
为防不测，韩太太让老侯搬进了“博雅”宅，连同他的媳妇侯嫂和五个台阶儿似的孩子，都住在倒座南房里。孩子们成了天星的玩伴儿，侯嫂帮姑妈洗衣做饭、料理家务，老侯白天去照应奇珍斋的生意，晚上看家守宅，正应了他在韩子奇临走时所许诺的：“放心吧，我是您的看家狗。”
岁月并不因时局的艰难而停步不前，三年过去了。这三年中，奇珍斋的生意惨淡得像个三期肺结核的病人，“博雅”宅却乱乎得像个几家人合住的大杂院。